作者：周慎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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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锜医案精华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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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锜医案精华/周慎,欧阳剑虹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第1辑)
ISBN978-7-117-18613-1
Ⅰ.①欧… Ⅱ.①周…②欧… Ⅲ.①医案-汇编-中国-现代 Ⅳ.①R249.7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在线购书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医学数据库服务,医学教育资源,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第一辑)欧阳锜医案精华
主 编：周慎 欧阳剑虹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邮 编：100021E - mail：ipmph@pmph.com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时间：2018年1月版 本 号：V1.0格 式：epub标准书号：ISBN 978-7-117-18613-1策划编辑：李丽责任编辑：孔烈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
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邵湘宁 何清湖
副总主编 李国忠 易法银 周 慎) 泽禾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献春 万贤明 王超 王贤文 匡继林 朱文芳
朱明芳 乔江 乔玉山 刘百祥 刘朝圣 孙绍卫
孙绍裘 阳春林 李旭 李志 李炜 李点
李东芳 李振光 杨文洲 肖燕 肖文明 吴利龙
沈智理 宋原敏 张健 张潋 张祥福 陈栋材
范伏元 范金茹 罗红云 周青 周利峰 周景灏
胡方林 聂伟 席建元 谈珍瑜 黄立中 彭巍
彭长文 彭筱平 舒兰 谢军 谢文军 雷波
蔡铁如 廖怀章 熊小冬 潘博
学术秘书 刘朝圣 阳春林序
在中医学的发展长河中,湖湘中医秉承湖湘文化之精神底蕴,心忧天下疾,敢为杏林先,治病救人,著书遗说,谱写了湖湘中医的光辉历史篇章。据《湘医源流论》初步统计,除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书外,湖湘医家通计著述达480部之多,内容涉及医经、伤寒、金匮、温病、诊法、本草、方剂、针灸、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医史、医案、医话、养生等诸方面,涉猎之广泛,议论之精辟,见解之独到,令人瞩目。传承至以湖南“五老”而名扬全国的李聪甫、谭日强、欧阳锜、刘炳凡、夏度衡时代,更是开创了湖湘中学的新辉煌。
时至今日,湖湘中医人才辈出,业已形成了新一代医学湘军的强大阵容。尤其是一批优秀的湖湘名老中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正引领着湖湘中医发展的潮流,构建着湖湘中医的新标杆。在国家遴选的第一、二、三、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湖南共有96人次入选。湖南省也分别于1999年、2007年两次评选出“湖南省名中医”78人。这一批湖湘名老中医,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湖湘中医发展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继承,发扬光大。
收集整理当代湖湘名医的医案精华,并将它们编辑出版,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自2011年起,就列出专项经费,委托湖南中医药大学牵头,编印《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系列丛书。
名老中医代表着当前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当代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与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相比,它更加鲜活,更具可视性。而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业已证明,中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主要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医在读书、临证、实践中不断继承、不断创新而发展的,所以历代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形成了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设定准入条件,自愿申报,《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编辑委员会在全省遴选了50位名医立项研究。其中湖湘名医入选标准是：①湖湘中医“五老”；②国家遴选的湘籍第一至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③湖南省第一、二批“省名中医”；④湖南省“农村名中医”。
本次名医医案整理,每册医案由名医传记和医案精选两部分组成。名医传记主要介绍名医的成才之路及学术思想、临证经验。医案精选真实记录名医的临证医案,有比较完整的病历资料,有清晰的辨证思路和理、法、方、药诊疗步骤；系名医的临证精华,体现了名老中医的诊断和治疗特色,每则医案均有名医亲自点评或编者点评。
经过两年多的收集整理,《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第一辑(10本)即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出版。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第一批付梓出版的名医医案中,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各科内容都有涉及,内容广泛；既有国家级名中医,也有省级名中医,还有农村名中医,名医具有代表性；医案内容翔实,理、法、方、药俱备,点评精当,很有启发性,便于读者学习借鉴。我们坚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湖南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湖湘当代名医医案精华》的收集整理、出版发行,得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湖南省财政厅、湖南中医药大学在经费、管理等方面也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对一直关心、关注、支持本套丛书的各位领导、专家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这些医案选粹,更是当代湖湘名医及其弟子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致以崇高的敬意,也希望本套丛书的编印能为推动湖湘中医的更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邵湘宁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何清湖2013年12月前 言
值此欧阳锜研究员诞辰9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书悼念导师,感谢导师的教诲。欧阳锜(1923—1997年),字子玉,湖南省衡南县人。7岁在家乡私塾读书,15岁随伯父湖南名医欧阳履钦学习中医,1941年参加政府考试院考选部中医师考试获得中医合格证书,1953年曾任衡南县中医院院长。嗣后历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是第一批全国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欧阳老是一位中医大家,在临床及经典、理论、中药研究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在临床研究方面,总结出三型二十一证、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证病结合用药式,构建症证病三联诊疗体系,提出病证结合一病一结的临床科研方法,同时以肾炎为例介绍其病证结合体会,并且总结出肿瘤的综合治疗模式,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有很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已称誉海内外,成为国外汉方医教材,有的被广为应用,成为医界之圭臬。本书对欧阳老近60年临证经验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荟萃医案170个,同时附方13则,集中反映欧阳老对个病的辨证和遣方用药经验,同时在每一个病的最后对欧阳老的经验进行小结,从理论高度总结其辨治的基本规律,以利于读者从中领悟其辨证思路和学术内涵,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实践。
本书的医案全部来源于欧阳锜自己的著作、论文和早年亲笔书写的住院病历,学生及弟子有关欧阳老临床经验的论述和侍诊笔记,以保证其真实性和原汁原味。但由于这些医案的收集和总结都只是欧阳老广博丰厚临床经验中的很少一部分,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并且时间仓促,有些按语多有牵强,加之我们自身的学术水平有限,肯定存在很多错误和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和不吝指正。名 医 传 记一、医家小传
欧阳锜(1923—1997年),字子玉,男性,汉族。中共党员。1923年9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南县渔头湾村。著名中医学家,曾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学术顾问,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欧阳锜研究员幼年早慧,才思敏捷,7岁(1930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拜当地声望很高的名儒连城公先生为师。启蒙后,在衡阳读中学,15岁(1938年)时正值中日战争,他开始随伯父湖南名医欧阳履钦学习中医。履钦先生藏书甚丰,勤于著述,对从学者要求甚严。欧阳锜在学医期间十分刻苦,治学严谨务实,强调读经,遍览历代名家著述,一有心得,便摘录成笺。除精通中医理论外,在治经、训诂、考据及诗词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履钦先生外出任教期间,乡里患病者就医,经他细心医治,多能获效,且不论贫富,不计远近,有求必应,求医者遂日渐增多。
欧阳锜在18岁(1941年)时学医甫成,即赴武汉参加考试院考选部中医师考试,考试合格后获得中医合格证书,达到中医大学本科毕业的同等学力(1953年中央卫生部颁发中医师证书)。嗣后,在家乡开业行医。22岁(1945 年)将自己的读书临床心得整理为《内科辨证学》,送原中央国医馆审阅,焦易堂馆长为之题词,称“临床必读”。
欧阳锜于1950年在衡南县联合诊所参加工作,1953年调衡南县中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1956年奉调长沙,参加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62年任文献研究室主任。1965年6月—1966年12月任湖南省巡回医疗队第10队队长,下驻缺医少药的新晃县,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1969年2月—1972年4月,在湖南省福田干校学习,兼任医疗小分队副队长,为干校学员和当地群众防病治病。回到研究所后,任临床研究室副主任兼肿瘤防治组组长。1979年3月晋升副研究员,1980年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1年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代所长,1983年3月晋升研究员,11月任研究所学术顾问；1984年担任卫生部中医古籍整理办公室中南片组长,负责主持、协调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的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对下达的古籍整理任务做了具体安排和指导性工作,率先撰写一份古籍校注样稿。华东片组长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炠教授贺诗称赞为“独占鳌头”。1985年任湖南中医杂志主编。1986年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后,任院学术顾问。
欧阳锜自行医以来,医德医风高尚,乐于助人,无论病人有钱无钱他都看,并且处方简廉,擅长用简单的几味平常药治疗大病。在新中国成立前,他曾立下一条规矩,周围八里路以内的民众看病不收钱,八里以外者看病,没有钱也要送点药。他在衡南10年,为贫苦群众免费看病上万人次,还为许多人免费送药。调到长沙后,衡南县每年仍然有许多人从数百里之外来到长沙,找上门请他看病,他每次总是热情接待,尽心诊治。在长沙不论工作多忙,仍坚持门诊。对待病人不论贵贱亲疏,不论是否挂号,都一视同仁,尽心尽意给予诊治。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数十年如一日,减轻了许多患者的痛苦,挽救了不计其数垂危病人的生命,众人有口皆碑,在病患者中享有崇高威望,素为湖南中医药界所称道。
在5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欧阳锜毕生从事中医临床、中医辨证体系、中医病证规范化、病证结合一病一结的中医临床研究方法和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探索与研究,造诣精深,建树颇多。早在随伯父履钦先生学医之际,履钦先生尝谓：“学医必先读经,而后博览群书,对证候的辨别,方药的选择,经反复相互比较,辨其异同,明其主次,自能对一切证候包括疑难杂证了若指掌,此即辨证之要诀。”履钦先生认为,《杂病源流犀烛》虽搜罗甚广,名目备具,但多有方无证,有证无症,欲求烛见疑难病情,方证相应,实不可得,因拟撰写《燃犀录》一书。然其时正研究“象数之学”,欲以改进运气干支推算之法,无暇兼顾,以致搁置。欧阳锜行医后,常谓：“中医学浩如烟海,研究这门学问,只能侧重一个方面,不能面面俱到,还必须选定目标,持之以恒,才能重点深入。”深感辨证的准确性与保证提高疗效关系至密,遂继其志,自小确定研究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及其相关理论方法为奋斗目标,并持之以恒。同时他无论在医疗实践与理论总结中,都充分注重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双重意义,并在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将临床和理论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他经过长期临证读书、读书临证的反复过程,经验与学问与日俱进,终于有成。他22岁(1945 年)将读书临床心得加以整理,撰写成《内科辨证学》一书,并将初稿送与原中央国医馆审阅,当时的国医馆馆长焦易堂为之题词称“临床必读”。该书1951年在上海《新中医药》杂志连载发表,并于1958年经当时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推介,改名为《中医内科证治概要》,在1959年11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在书中详细叙述了每一症状的发病机制,再分别叙述每一证候的主要症状(含舌苔脉象)及与其他类似症状的鉴别,从而指出各证的辨证要点及处方用药。由于此书综合归纳的条理分明,既有助于提高中医理论,也便于临床参考运用。在20世纪60年代西医学习中医高潮时,深受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欢迎。此书经日本东京创医会学术部译成日文,1967年出版,1976年再版,日本几所讲习所将其作为教材使用。同时他认为中医会诊,有时不能得出一致的辨证结论,这不单是诊疗水平存在差异的问题,而且与每一个医者的逻辑思维不同有关。所以,中医辨证必须分清每一证候的主症、次症,主症对次症具有决定和影响作用,主症的变化反映出证候的质量变换关系。只有掌握并运用这些辩证法的观点,才能取得辨证的一致,也才能保证临床疗效。并且提出辨证只有主症才能作为定量依据,才能掌握证与证之间的质量变换关系的观点,以及辨别疑难杂症的三大关键、辨证求衡六法等,对后学者启迪良多。
欧阳锜常说：“立方选药要得心应手,关键在于辨证准确。”通过多年研究,欧阳锜认为,仲景《伤寒杂病论》提出辨“六经”,“脏腑经络”,“血、水、痰、食”,为后世临床辨证树立了楷模。自后,历代医家相继提出“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及《素问玄机原病式》、《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等,都在辨证方法方式上有所充实和发展。历代各家创建的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各有偏重,如“六经”、“三焦”、“卫气营血”侧重在辨五气为病；“脏腑经络”侧重在辨脏腑主病；“血、水、痰、食”侧重在辨邪留发病。三个方面,分之则见其偏,合之则见其全,所以全面掌握三个方面的辨证及各种证候的相互关系,从而提纲挈领,使之纲举目张,就可使辨证方法方式得到集中,更便于临床的综合运用。集中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建立比较完整的辨证新体系,也是保证辨证用药的准确性,提高中医医疗质量的需要。由此,欧阳锜提出了疾病表现的三个类型及其二十一个纲领证。这些研究成果,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之雏形,系统总结于专著《中医内科证治概要》之中,并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一辨证体系经各地不少中医在医疗实践中运用,都反映“真正掌握了辨证要诀,不但对辨析疑难杂症有帮助,并能有规律可循、执简驭繁,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该辨证体系综合集中中医历代各种辨证用药方法之所长,研究其对应关系,充实其用药经验,使之成为结构更为完备、规矩更为严谨,切合中医临床实际的证病结合用药式,对于促进中医辨证理论方法的发展和临床疗效的提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后,欧阳锜有选择地吸收其多年病证结合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对三类证候临床常见之101个证候的概念、证方组合的内在结构、与其他类似证候的鉴别、辨证标准与因病而异的要点及证病结合用药等,进行系统研究,于其七十诞辰之际撰写出版了《证病结合用药式》。该书以“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为理论核心和基本框架,综合集中历代各种辨证用药模式与方法之所长,研究其相应关系,充实其用药经验,使之成为结构更为完备,规矩更为严谨,切合中医临床实际的证病结合用药式,对于促进中医学术与临床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使用意义。因此,《证病结合用药式》的出版,是“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
随着对病证体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欧阳锜创造性地综合集中古今有关病证诊断两种方法,从症、证、病三环的内在联系及病证名称的规范统一、病证方药的对应关系、病证结合的理论方法与逻辑推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汇通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中医症证病三联诊疗体系。提出中医临床、诊断疾病、辨明证候,都需要以症状的特点为线索；从症状着眼,病证相互结合,用病证双重诊断以指导治疗,这就是症证病三联诊疗。从症状着眼,介绍病与证的主症特点和相关兼症为第一环；以证为主,介绍证病结合的诊断与治疗为第二环；以病为主,介绍病证结合的诊断与治疗为第三环。三个环节纵横相联、环环相扣,就构成三联诊疗的框架。这一诊疗体系从纵横关系阐明病证结合三个环节,不仅有其理论基础与逻辑推理方法,而且从三联三个环节的相互关系,规定了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程序,便于医者在诊病、辨证、立法、选药、组方等方面参考应用。同时在书中系统介绍了病与证的主症特点,提出了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用药模式及如何辨证用药与专病专药相结合等,不但有助于提高中医诊疗水平,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而且通过中西医病名对照,大部分病采用双重病名,也为中西医结合与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方便。此书集欧阳锜毕生临床研究、病证研究、辨证体系研究、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研究之大成,影响深远。
同时欧阳锜在临床中发现如果只注意证候之别,忽视疾病之异,疗效也会受到影响,从而精心设计出“病证纵横结合、一病一结的临床实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不仅自己在肿瘤病房中亲历实行,而且指导研究生和相关同道推广应用。纵向结合,以病为主,以病统证,他指导内科研究生洪净、赵志付运用这一方法进行Ⅱ、Ⅲ期高血压和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研究,初步总结出两病的辨证用药经验,分别获得94.47%、96.2%较为理想的近期疗效。横向结合,以证为主,以证统病,湖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运用这一方法,并按主症辨证及主症分级定量记分,研究制定出中医肝病常见证候的统一辨证标准,并标示相同证候见于不同疾病中的差异,先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临床实践中,欧阳锜发现,凡病情单纯,证候典型,运用历代医家各种相应的辨证方法,多易辨治；而病情复杂、隐蔽,或多方面牵涉,或病情变化处于转折关头出现的证候,多不典型。此时如果辨证不清,治疗就难免舍本求末。医者会诊时做出的辨证结论不一致,也多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从历代名医医案中,不难发现前人对诸多疑难复杂病症,应手取效。这究竟是历代名医都独具慧眼,灼见病情,还是有一定规律、标准可循呢?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历时10余年,欧阳锜反复研读历代名医论著、医案,以及现代哲学、方法论名著,结合自身临症体会,并从《矛盾论》中有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论述及其伯父“辨其异同,明其主次”的教诲中受到启发,逐渐认识到：历代名医对于复杂疑难病证,善于明辨主次。一旦掌握其主要病变所在,集中解决主要问题,其他枝节问题也就随之得到解决。
同时认为中医的这种辨别疑难病证方法实质上是一种临床思维方法,从而提出中医要系统化、标准化,就必须从研究思维方法入手。中医的理论思维既具有逻辑思维形式,也渗透着辩证思维。他说：“中医不但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在进行理论概括时,能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结合起来运用,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思维方法,在逻辑思维上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他意识到研究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故也长期潜心研究中医的思维方法,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复学习,认为中医虽有朴素辩证法思想,但必须以现代哲学思想为指导研究提高。他的观点：“中医的思维方法,就是辩证法、逻辑思维与中医理论原则相结合的产物。”欧阳锜的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医临证思维》一书中得到了具体展示。书中提出：任何一个证候,其中必然有一些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症状,其他症状都是随着这种症状的转变而转变的。前者应属主要症状,后者则为次要症状,辨证分主次,即以此为准。对于疑难复杂证候,要认真观察病情,分析病势的轻重缓急,要了解发病的前后经过,要撇开表面现象抓住疾病的本质,具体应从病势的轻重缓急,发病的先后因果,证象的真假异同三个方面着眼,如此则不难分析出谁是主症,谁是次症。这就是复杂疑难证候辨证分清主次的三大关键。从思维方法学角度提出主、次症及其辨析三大关键的论点,不仅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提供理论核心,而且也是欧阳锜对中医辨证学的一大贡献。
欧阳锜长期从事中医药科研及新产品的研制工作,主持并参与国内及省内多项中医药重大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医长期以来将病、证、症混杂在一起,病名不统一,分类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医学的发展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1984年,他领衔承担卫生部重点课题“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化研究”,他从探讨中医认识疾病过程及其思维方法入手,在理清思路,确定规范原则和范围基础上,统一中医病名、证名诊断原则和具体措施,先提出《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再撰写成《临床必读》一书,公之于世。这是中医药学科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对中医病名的系统化、规范化做了奠基性工作,使中医数千年以来混杂不清的病名、证名初步得以澄清,得到初步规范,达到统一中医病名和诊断标准包括辨证标准的预期目的。为以后中医行业病证诊断与治疗判断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具体方法与借鉴。他确为现代中医病证诊断规范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为配合湖南省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为使中医药成为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1989年欧阳锜主持湖南省内重点课题“湖南省中成药开发远景规划研究”,为湖南的中医药远景规划提出了许多构想和具体方法及措施,并创造性地提出中成药系统产品开发与传统中成药系列配套的思路,这些用以指导中成药剂型改革与新药研制,对湖南省乃至全国中成药的开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病证系列中成药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与指导意义。
一般人认为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他认为中医有数千年历史,不但能治疗疑难病症,也有许多宝贵的治疗急症经验,只要运用得法,中医中药完全能解决急症问题。1990年他主持湖南省内重点课题“中医急症诊疗方案研究”,筛选了治疗急症的诸法、诸方及卓有成效的中成药,并创造性地提出中医急症以症、证、病结合为特点的诊疗体系,现已在全省中医急诊科推广。
欧阳锜精通医道,临床擅长于中医内、妇、儿、外科,对中医急症、风湿病、恶性肿瘤及心脑血管、肝胆肾等多种疑难病症的辨治有独到之处。
20世纪70年代,欧阳锜在负责防治肿瘤研究的工作中,在临床上发现砷偏低与肿瘤发病有一定关系；发现恶性肿瘤患者舌苔变化与病情转变的关系,主张以解毒、养阴之法防止舌苔花剥、光剥引致病情恶化,对部分晚期癌症病人起到了减轻症状、延长生存期的作用。并提出白血病、鼻咽癌、肺癌、胃癌等以舌苔变化为主要指标的统一辨证用药方案；制订中医中药防治肿瘤三期方案等,先后被全国性有关肿瘤专题会议所采用,全国十多个省市肿瘤防治资料均已转载,作为中医防治肿瘤的参考。他临床经验丰富,治病多用成法成方,适当加减化裁,组方很是严谨精当,处方用药强调以药简、价廉、效宏著称。他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在成方不能满足应用需要时,根据中医理论,秉承病证结合的用药原则,总结并自创治疗多种疾病、疗效可靠的经验方(特色药)100余个,并提出每个方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以便于推广运用。如治疗慢性风湿病的搜风活络液、通络熄风汤；治疗骨质增生的补骨息痛丸、骨痹药酊；治疗高血压病的平肝片；治疗冠心病的宽胸片、舒心十珍丸；治疗神经官能症的桑椹养肝汤；治疗脑动脉硬化的脑(络)舒泰胶囊；治疗脑萎缩痴呆症的益智聪明丸；治疗糖尿病的甘露消渴丸、三消康片；治疗慢性乙肝的清肝解毒散；治疗慢性胆囊炎、胆石症的消积二金散；治疗前列腺炎的小蓟分清饮；治疗梅毒的保赤解毒丹；治疗乳腺增生病的疏肝散结汤；治疗小儿四季感冒的小儿退热散；治疗小儿厌食的小儿醒胃液；抗疲强体的朝晖可乐；四季进补精气神的龟鹿驴三胶冲剂；抗皱防裂、防治面部色斑的雅丽健肤膏；防治乳腺癌的漆黄蟾酥丹；防治肺癌的保肺饮；防治鼻咽癌的夷桑合剂；防治食道癌的清咽利膈片,内外兼治各种恶性肿瘤的龙蓟合剂、消瘤丹(散)、抑癌散(膏)、消肿镇痛膏；治疗眼睑炎、胬肉翳障的清凉眼药粉(棒)；治疗咽喉炎、口腔炎的清音利咽片；抗休克的清营醒脑丹；对抗肿瘤病人化、放疗骨髓抑制副作用的益元生血冲剂；戒毒的驱毒二用方等。其中雅丽健肤膏于1989年获全国轻工业优秀产品证书；龟鹿驴三胶冲剂以及疏肝散结汤批准为新药“乳核内消液”；益元生血散批准为新药“生血宝”(并获发明专利权),均已正式生产,深受病患者欢迎,产生了相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85—1986年,他与另四位专家共同研制了驴胶补血冲剂,投放市场后,年销售额连年上升,年产值达亿元,给长沙中药厂带来巨大效益。他除了与二位专家共同研制了古汉养生精外,还负责课题选课、整体设计、审定处方、组织实施、新药申报等项工作,该药成为衡阳中药厂的拳头产品,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药厂一跃成为国家二级企业、集团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使之迄今年产值达5亿元。他本人主持研制的御蛇酒,已投放市场,深受患者欢迎,产生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欧阳锜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著述风行海内外,读者交相称赞。在漫长的50余年杏林生涯中,因医疗和教学之需要,他工作之余,勤于著述,以启迪后人。先后在国内中医药期刊及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医药杂志发表学术水平很高的论文,有甘温除热、再论甘温除热、论火与气、论闭与脱、常变论、求衡论、辨别疑难杂症的三大关键、求衡六法以及中医的方法学、有关中医药传统科研方法、中医学未来的发展等200余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撰写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伤寒金匮浅释》、《中医内科证治概要》、《中医病理概说》、《证治概要》、《中医经典温课》、《杂病原旨》、《中医临证思维》、《证病结合用药式》、《症病结合用药指南》、《中医症证病三联诊疗》共10余部,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得广大读者赞誉。其中《伤寒金匮浅释》在1980年由香港宏业书局再版,《证治概要》、《证病结合用药指南》先后在台湾南天书局再版,《证治概要》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3次,《中医内科证治概要》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7次,此书1962年由日本东京创医学会学术部译成日文,先后3次再版,并作为日本汉方医讲习所教材,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他在负责文献研究和古籍整理等工作中,先后主持编纂了《湖南药物志》1～3辑,《湖南省单方验方》1～10辑,《湖南单方验方选》1～2辑,《湖南中草药单方验方选辑修订本》、《中医妇科单方验方选》、《中医临证参考丛书》30多种,《湖南中医经验交流集》、《湖南中医医案》1～2辑,《医论选粹》、《中医临床实习手册》、《临床必读》、《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分卷·诊断分册》、《中医临床捷径丛书》14种。主审《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上、中、下册,《传世藏书·子库·医部》,《历代医学名著全书》共360余部。
欧阳锜作为中医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学验俱丰,讲授有方,桃李可谓满天下。他从1955年开始兼任衡阳地区中医进修班(三期150人)专职教师、班主任,讲授中国医史、中医病理、伤寒金匮；1956年担任湖南省中医进修学校西学中班(二期80人)专职教师、班主任,讲授中医内科；1965年兼任湖南省卫生厅委办中医学徒班(三期40余人)教师,讲授中医基础、病理；1980年遴选为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中医内科和金匮两个专业导师(先后培养13人)；1985年兼任光明中医函大总校顾问及湖南分校顾问(先后毕业1400多人),提名刘炳凡为分校校长,讲授中医临证思维。主持湖南省卫生厅委办的全省万人中医经典讲座,他从教学计划、教材编写、讲授方法亲自设计,并亲自主讲《黄帝内经》。组织并主持中医辩证法、思想史、各科疑难病诊疗、科研设计、新药开发等百余次中医学术活动开展,启发思想、活跃中医界的学术风气,大大提高了中医药工作者的理论和业务水平。
欧阳锜不仅声及国内,也引起海外学者专家的关注和重视,有些国家来信来函请去讲学和交流。1989年9月份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名去泰国参加第三届亚细亚中医药学术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求衡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1989年11月应日本大阪、东京、福冈三地汉方医师研究会邀请,去日本讲学10天,内容为“气的理论研究”。先后两次做专题学术报告,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两国专家及与会的其他国家地区学者的高度评价,泰国和日本有关报刊进行了宣传报道,为我国科技界、中医药学术界争得了荣誉,为弘扬和传播祖国传统医学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1990年被国家中医管理局遴选为全国第一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并携儿子欧阳剑虹作为湖南师徒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拜师大会。在工作中,他还积极扶助后学,使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材,除他的学生外,还有4人受到他的教导,而今成长为湖南省中医药方面的专家。正所谓桃李结硕果,师恩泽杏林。如今绝大部分学生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医药临床、教学、科研等专业技术和行政管理的骨干力量。
欧阳锜先后被推选为衡南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兼政协医卫组副组长,湖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中医年鉴》编委会委员,卫生部《中国医学通史》编审,国家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医组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诊法分册主编,全国中医古籍管理办公室中南片组长,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科技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科技成果评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医学辩证法学会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科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科技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兼医卫组副组长,湖南省卫生系列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新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在建国初期(1951年)出席了中南区第一届中医代表会议,1954年经湘南行署推选为出席全国第一届中医会议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使他更加热爱中医,更加发奋工作。他一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廉洁奉公,安于俭朴,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善于团结同志,在湖南及全国中医药界具有很高的威望。1984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1994年为表彰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优秀成绩,湖南省政府授予他三等功,省人事局颁发了荣誉证书、奖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于1996年被授予湖南省首届科技之星荣誉称号,省科协颁发了证书、奖章,省电视台并做了专题报道。在他有生之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党员。
欧阳锜胸怀豁达,性情直爽,常以中医之盛衰为己任,故能超然脱俗,专心学习,不为名利得失所囿。他在七十寿诞即席诗曰：“济世仁术承家传,潜心攻读探渊源,能减人间病残苦,救死扶伤志益坚”。表达了一代良医一生献身中医事业的冰雪情操。他从事中医医疗、科研、教学、新药研制和行政管理60多个春秋,在杏林中的累累硕果,凝结了他多少心血啊!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做出了不朽的、卓越的贡献,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医理论家和中医临床家,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他的事迹先后被收录于《湖南民主人士》、《湖湘名医传》、《天南海北衡南人》、《湖南名人传》、《中医名医列传》、《中国当代著名医学家》、《当代享受政府津贴专家名册》、《世界名人传》等书籍中,也刊载于《健康报》、《中国中医报》、《湖南日报》、《长沙晚报》、《湖南广播电视报》、《空中之友》、《文汇报》(香港)和《康乐园》、《家庭中医药》、《湖南中医杂志》、《光明中医》、《中医研究》、《中国农村医学》、《中国中医药学报》、《明通医药》(台湾)、《中医临床》(日本)等报刊杂志中。1997年12月5日,他在长沙因病逝世,享年75岁。湖南日报刊登讣告, 300余人参加治丧及悼念活动,全国各省市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发来唁电、唁函300多份,在长沙的省市有关部门及亲友400余人参加了追悼大会,省电视台实况播放了追悼大会场景。二、学术思想精华(一)论中医理论思维
欧阳锜认为：中医的理论思维既具有逻辑思维形式,也渗透着辩证思维。他说：“中医不但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在进行理论概括时,能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结合起来运用,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思维方法,在逻辑思维上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他意识到研究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故长期潜心研究中医的思维方法,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复学习,认为中医虽有朴素辩证法思想,但必须以现代哲学思想为指导加以研究提高。从而提出：“中医的思维方法,就是辩证法、逻辑思维与中医理论原则相结合的产物。”欧阳锜的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医临证思维》一书中得到了具体展示,同时有“论中医的理论思维”、“《伤寒杂病论》理论方法新探”、“论中医平衡理论的产生及实用价值”、“论仲景的求衡思想”、“求衡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从伤寒辨证探讨以症定量问题”等论文正式发表。
马克思早就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既说明理论思维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也说明科学上的一切成就,都是运用正确的理论思维的结果。因此,衡量一个民族某一门科学,就必须考察它的理论思维。科学的发展虽与时代的进展有关,但每门科学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考察每门科学的理论思维,也就是探讨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必要途径。起源于我国的东方医学,虽然来自长期的经验积累,但没有像其他的经验自然科学一样,逐渐被科学的实验方法所淘汰,相反,它的理论实质,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被最新的实验方法所证实。我国医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与它采取正确的理论思维分不开的。
中医的理论思维来源于《黄帝内经》,在该书的成书时期,因为当时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古代哲学已初步形成,《黄帝内经》吸收了当时古代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将阴阳、五行学说这种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融入医学之中,并广泛应用思维科学中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推理等基本方法,形成了中医独特的思维方法。再经过后代诸贤在医疗实践中,运用《黄帝内经》中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结合医学的具体问题进行反复推理、反复补充,最后形成具有医学特点的理论思维,从而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过渡。
中医认识疾病,也和认识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通过临床观察,从现象推论疾病的本质,是以分析为主的；一旦认识、掌握了疾病的本质,并运用这种本质来说明原来现象,从而提出理论,这一过程,则以综合为主。把临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个别经验和教训,进行条理化、系统化整理,用的是归纳法。对条理化、系统化的经验进行推理,形成辨证论治的理论方法,以此指导治疗,用的是演绎法。在进行推理和提出理论的过程中,还结合运用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类比方法。前人认识疾病到产生理论,就是在这种分析—综合—类比,再分析(演绎—再综合<归纳>—再类比)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进展的。中医认识疾病,不但运用了形式逻辑所提供的已经形成的思维方法,特别在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还经过严密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逻辑推理,将辩证思维渗透于其中。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是把本来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环节隔离开来考察,而是在客观运动各层次上、不同广度和深度上揭示客观形式彼此间的辩证关系。中医对待临床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也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内在联系、研究其转化关系,从而不断把认识引向深入,揭示各种疾病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中医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结合起来运用,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思维方法,这在逻辑学上是相当成功的,这正是中医长期立于不败的根本原因。
前人凭借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各种思维方法,无论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判断推理,或者是将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规律性的认识而形成理论,都要看它客观上的实际效应。类比法虽然可以触类旁通,启发思路,但类比的结论是带有或然性的,也要经过实践检验肯定其必然性。因之,中医古籍文献中有大量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也有不少属于推理性结论。不但推理结论要进一步经过实践检验来予以肯定和否定,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具体运用于临床,也有一个实践、再认识的问题。理论思维只是临床实践中的推理方法,而不能具体代替实践反复。只有运用正确的理论思维,经过一次实践,就有可能获得一次提高。
中医观察病人,都从整体出发,对人体内外环境和内在环境的相互关系极为重视。人体能否适应环境各方面的变化,关键就在于能否保持动态平衡。在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内外环境和内在环境的相互关系遭到干扰或破坏,可从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出种种平衡失调现象,因之如何求得平衡,是中医临床必须思考的问题。人体因病变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都有固定的表现形式,都是疾病所处一定阶段的本质反映。但不平衡现象固定是相对的、暂时的,复杂多变则是绝对的、经常的,这就存在着常与变、量变与质变的问题。因之要达到求衡的目的,既要知其常,更要达其变,经常和变掌握质量变换关系,也是中医临床必须思考的问题。求衡与知常达变,既然都是中医临床思考的重点,也就是中医理论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兹分述如下：
1.求衡论
(1)求衡理论的形成
中医学基本理论源于《黄帝内经》。该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古代哲学已处于发展阶段。哲学中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气象学、历学、数学等也有相当的发展,思维方法中的基本方法如分析、综合、演绎、类比推理等已为各门科学所运用。正因为具备这些条件,医学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思维方法,才有可能概括当时已经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奠定其理论基础。医学的发展当然要受哲学的支配和制约,但哲学思想渗透到医学中来,必须通过医学方法本身包括经验总结、理论概括等具体方法才能实现,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本身。医学的发展过程虽然都贯穿着哲学思想,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要吸取和利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要在医疗实践中不断运用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结合医学问题进行反复实践推理,只有形成具有医学特点的理论思维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过渡。
从气温的冷热体验气候,从万物的生长验证物候,从临床表现辨析证候,都着眼于外候,这是东方哲学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方法,也是东方文化所具有的特点。《黄帝内经》所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就是这一方法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正由于东方文化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思考具有以上特点,所以认识疾病,不仅注意人体的内在环境,并注意到人体内外环境(包括人与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思考问题,既运用了形式逻辑所提供的已经形成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等方法,在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还经过严密的由此及彼、去伪存真的逻辑推理,将辩证逻辑渗透于其中。前人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结合起来运用,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思维方法,这在逻辑上是相当成功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不是把本来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环节隔离开来考察,而是在客观运动各层次上,从不同广度和深度中揭示客观形式彼此间的辩证关系。中医临床对待各种错综复杂的病证,也是从其彼此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其内在关系及动态变化,故能把认识不断引向深入,从而揭示各种疾病的特殊本质及其演变规律。
中医观察病人都从整体出发,对人体内在环境和内外环境的相互关系极为重视。人体能否适应环境各方面的变化,关键就在于能否保持动态平衡。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内在环境和内外环境正常的相互关系遭到破坏,可以从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出种种平衡失调的现象,因此,恢复人体的平衡是临床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黄帝内经》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就是说明保持人体动态平衡的重要性。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说明诊断和治疗都应从保持人体的动态平衡出发。阴阳学说阐述人体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及保持平衡的关系；五行学说说明人体内在环境(人体各脏腑组织之间)、内外环境(人与自然)的复杂变化关系,揭示人体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平衡现象。可见前人从认识疾病到产生理论,不仅运用了思维科学中的逻辑方法,也接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指导。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指导它的理论概括,而且两种哲学思想先后渗透到医学中来,结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医学特点的理论方法,本身就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保持人体的相对平衡,就必须明确人体相互对立的两方面。相互对立的两方面要保持平衡,就必然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由于动态平衡,静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在运动过程中,当然会引起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包括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些理论,《黄帝内经》均有所论述。如“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脏者为阴,腑者为阳”等,都是指人体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就是指相互对立的相互依存关系。“夫物之生从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阴阳者,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阴生阳长,阳杀阴藏”,“重阳必阴,重阴必阳”,就是说明事物运动变化是永恒的,人也就是在永恒运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的。
为了阐明人体内在环境及内外环境之间的复杂变化关系,《黄帝内经》运用五行“五位相合”的类比方法,把“在天、在地、在人”的纷纭万象联系起来,并根据五行的“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的理论,推论其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如“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志为怒”,就是指人与自然及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的五位相合。五位相合大体内容,见表1：表1 五位相合表“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随之。”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本能。某一方面有所偏胜,通过这种自身调节相互抵消,就可以恢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关系遭到破坏,“气有余,则制其所胜而侮其所不胜；其不足,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所以,临床上出现各种相克、反侮的病变现象,均可以根据五行克、侮理论分析五脏阴阳的盈虚情况,从而采取有效的平衡协调措施。其原则是：“相火之下,水气乘之；水位之下,土气乘之；土位之下,风气乘之；风位之下,金气乘之；金位之下,火气乘之；君火之下,阴精乘之。”承,即制约的意思,也就是平衡协调的手段。五行虽分为五位,但五行之间出现克侮现象,仍然是两个对立面的偏盛偏衰。平衡协调,也是着眼于两个对立面的补偏救弊,这就是医学上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平衡理论,一直贯穿在中医基础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各个方面。如：
人体各脏腑组织之间是分工合作的,各方面必须保持正常的相互关系,才能维持生理上的正常合作。如脾主运化,包括胃肠的消化排泄功能,一般是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肠胃必须保持其交替虚实的平衡状态,才能维持脏腑“藏精气”、“传化物”的正常关系。
人体阴阳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就会反映出种种阴阳平衡失调的病变状态。这些状态,包括发病部位、病变性质及脏腑、经络、气血等方面,这些方面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临床上观察分析各种发病机理,就必须从这些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着手,才能准确地找到不平衡之所在。
中医的诊法也着眼在两种对立的体征上,目的也是从客观上分析阴阳平衡失调的情况。如“青如草兹者死”、“青如翠羽者生”,就是从色泽的明润、黯晦来判断逆顺的。故任何病,“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色夭不泽,谓之难已”。切诊中的脉诊,实则“搏坚而长”,虚则“其软而散”。切诊中的按诊,“尺肤热盛,脉盛躁者,病温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都是从两个对立面分析阴阳失调究竟是偏于哪一面,哪一面不平衡,从而断定其寒、热、虚、实及其预后。
治疗在“以平为期”的思想指导下,一切措施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都是从调节阴阳平衡出发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也就是利用药物的偏性来补偏救弊,调节阴阳平衡。所以制方用药,不论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都是“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通过诊察,掌握了患者的病情资料,从病的性质、部位等方面研究分析不平衡的所在,从而采用寒、热、抑、举、折、补等治则,根据药物的气味选用适合病情的药物组合成方,这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平衡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具体过程,也就是中医治病时理法方药的运用过程。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平衡理论,在逻辑推理方面多采取演绎、推理方法。《黄帝内经》所谓“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就是一种演绎推理方法。要分析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依存及其动态,根据阴阳理论进行演绎推理,可以得出结论。类比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启发思想,触类旁通。要分析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及病理变化,根据五行的五位相合、生克乘侮等理论进行类比推理,也可得出结论。但要明确的是：演绎、类比得出的结论都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借助于演绎、类比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必须通过实践检验,以客观实际效应为准。如《黄帝内经》提出“肺移热于大肠”,其证即从推理而来。经喻嘉言用泻白散去粳米加黄芩、阿胶、杏仁的医疗实践,获得预期效应。陈修园治此证,因其腹泻而洒淅恶风,“误以参术补之”,结果“奔迫无度”,改用喻氏之法而愈。这就是通过反复实践,检验“肺移热于大肠”的推理是否正确的实例。理论思维只是实践中的推理方法,而不能代替具体实践。所以,历代医家总结出治疗各种病证的方药,虽经过“证方对应”的实践检验,具体运用于不同疾病的不同阶段,仍然要以客观效应来判断其推理的是否正确。只有掌握正确的理论思维,才能保证提高中医医疗质量,并促进中医理论的发展。
(2)求衡理论方法的具体运用
疾病既然是人体平衡失调的结果,因此在治疗上,要恢复人体相对平衡的状态,关键就在于能否准确地找到其不平衡之所在。阴阳五行学说用于分析病机,泛指病变的两个对立面及其彼此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所以人体发生病变,病情单纯,出现的证候比较典型,两个对立面平衡失调的状态比较明显,现象与本质一致,治疗上可以采取正面的、直接的平衡协调方法。若病情复杂,出现的证型不典型,两个对立面平衡失调的状态不明显,现象与本质也不一致,就要考虑采取反面的、间接的平衡协调方法。所以,求衡方法,概括起来,可分为正面求衡、直接求衡、反面求衡、间接求衡四种。具体运用,从六个方面举例如下：
1)正面求衡法
正面求衡法(表2),适用于平衡失调反映出寒热、虚实症状比较单纯的证候。寒证有内寒、外寒两证之分,外寒宜用辛温发散,内寒宜用温补回阳,原则不外是以热治寒。热证也有里热、表热两证不同,虽表热宜辛凉解表,里热宜苦寒清热,原则也不外以寒治热。两者都属于正面求衡的方法。虚实两证五种脉症,不一定同时皆具,只出现二三症或三四症,都显示邪正双方不平衡状态,都应及时采取补虚、泻实的正面求衡方法。如虚实两证五种脉症同时并见,则为正不胜邪,邪无出路的死证,故《黄帝内经》谓“五虚死”、“五实死”。表2 正面求衡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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