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引驰,韩可胜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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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评品试读：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传承中华文化，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汲取古圣先贤的不朽智慧，激活民族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华经典诗文之美”系列丛书，以期通过出版工程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推陈出新。
丛书由著名学者、语文教育家徐中玉先生领衔主编，共13册，包括《诗经与楚辞》（陶型传编著），《先秦两汉散文》（刘永翔、吕咏梅编著），《汉魏六朝诗文赋》（程怡编著），《唐宋诗》（徐中玉编著），《唐宋词》（高建中编著），《唐宋散文》（侯毓信编著），《元散曲》（谭帆、邵明珍编著），《元明清诗文》（朱惠国编著），《近代诗文》（黄明、黄珅编著），《古代短篇小说》（陈大康编著），《笔记小品》（胡晓明、张炼红编著），《诗文评品》（陈引驰、韩可胜编著）和《神话与故事》（陈勤建、常峻、黄景春编著）。所选篇目兼顾经典性与人文性，注重时代性与现实性，综合思想性与艺术性，引
导读
者从原典入手，使其在立身处世、修身养性、伦理亲情、民生疾苦、治国安邦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有所思考和获益。丛书设置“作者介绍”、“注释”、“说明”、“集评”栏目。“作者介绍”简要介绍作者生平及其著述，并大致勾勒其人生轨迹。“注释”解析疑难，解释重难点字词及部分读音，同时择要阐明历史典故、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知识背景，力求精当、准确、规范、晓畅。“说明”点明写作背景，阐释文章主题，赏析文章审美特色。“集评”一栏列选历代名家评点，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和鉴赏。
丛书选录篇目出处，或于末尾注明所依底本，或于前言中由编选者作统一说明。选文所依底本均为慎重比照各版本后择优确定。原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予以保留，不作改动；异体字在转换为简体字时，则依照现行国家标准予以调整。
丛书所选篇目的编次依据，或以文体之别，或以题材之异，或依作者朝代生平之先后，或依成书先后。成书年代或作者生平有异议者，则暂取一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至今，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艰苦拼搏的成果；中华文明未来的繁荣兴盛，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的担当。“中华经典诗文之美”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引导读者在对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传世诗文的百读不厌、常读常新中，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培养起守护、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世之心，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凝聚起全民的文化力量，和这个时代一同前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导读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而有关文学的反省、品鉴、批评的文字同样可以推溯到很久以前。虽然，人们论定的“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在汉魏之际，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诗经》、《论语》、《
庄子
》、《毛诗序》等周、秦、两汉的古典中包含着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文字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并驾齐驱，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着向前发展的。最初的文学批评，原不是那么纯粹、专门的，只是只言片语，如所谓“诗言志”、所谓“兴观群怨”；或者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如“得鱼忘筌”，一个奇巧的寓言，如“轮扁斫轮”。从它们里边引申衍发的精义，奠定了中国艺术思想的基石，终焉蔚为大国。人们渐渐开始谈到文人，谈到具有文学质素的典籍。司马迁从自身的经验体察古往今来文士发愤创作的心理动机和情感需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围绕着《诗经》、《楚辞》产生了系统的诗学思想（《诗大序》及汉人有关屈原作品的争议）。文学的自觉在文体意识的轨道上引人注目地展示（《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文学发达的重要因素如情感（《兰亭集序》）、声律（《宋书·谢灵运传论》），在文学中也都有体现。终于出现“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和“思深而意远”的《诗品》：前此的文学原理（《文心雕龙》之推究文“道”、包揽文体、贯通创作“神思”直至品鉴“知音”）和历史（《诗品》之梳理诗史脉络渊源、评定诗人高下）都得到了很好的总结。此后的每一次文学思潮的风云消长，每一种文学体式的成熟繁荣，如影之于形，或在前，或在后，在前是鼓吹预告，在后是概括定型，都可以看到文学品评的文字成果。如《修竹篇序》、如《童心说》、如黄庭坚之论诗“点铁成金”、如金圣叹之评点章回小说，都是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而不仅仅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地位而已。从最有限的意义上来说，历史上谈文论艺的篇什，至少可以帮助人们更好更深地理解文学史发展的曲折、文学作品为人传赏的奥秘。
况且，这些文字远不仅是干涩的理论而已。中外文学批评中的许多精品原就是艺术的瑰宝。西方文评中有所谓诗人——批评家的传统，在中国古代也自有这样的圣手在：
曹植
、沈约、陈子昂、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李梦阳、汤显祖、袁宏道、王士祯等等，都堪称一时文坛的翘楚，领引风气的人物。他们的手笔多有着长久的魅力，如《兰亭集序》、《送孟东野序》甚至选入了《古文观止》，为万千学子熟读成诵。就文学论评的形式而言，它们中的不少名作更是一时文学体裁的运用：陆机的《文赋
》就其“翰藻”之佳妙，入选《昭明文选》而无愧；刘勰
文字传世殊少，但《文心雕龙》全书以骈文写就，足显其能文之才华。至于杜甫《戏为六绝句》肇其端始，后来如苏轼、元好问、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赵翼等等操笔题咏，论诗诗在文学史上成为势力不小的一股潮流，比较西方古罗马贺拉斯《诗艺》、法国布瓦罗《诗的艺术》、英国蒲柏《批评论》的诗体论文学的传统，真可说是中西辉映。本书选录先秦至近代论诗谈文的篇章，所取都是在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重要价值的作品，兼顾其学术意义和美学成绩，力图呈现出中国古代诗文评的传统从涓涓细流到近代新文学诞生前夜的大致流程和风貌。这方面的宝贵遗产俯拾皆是，本书限于主客观原因，真正是挂一漏万。比如诗话、词话类作品珠玉满眼，但这里无法穷其枝叶，只能割爱了。书中金元明清部分由韩可胜负责撰写，先秦汉魏六朝唐宋及近代林纾以下部分并全稿通读，由我负责。疏漏之处，必不能免，祈读者指教。陈引驰庄子《庄子》为道家的重要经典，《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分内、外、杂三部分，包括了庄子及后代道家的著作。庄子，名周，宋国蒙人，曾为漆园吏，拒绝过楚王的礼聘。庄子的思想以“自然”为核心，绝弃尘俗拘束，变化万端。
庄子·天道（选录）
[1][2]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3][4][5]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6][7][8]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9]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10]知，而世岂识之哉？[11][12][13]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14][15]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16][17]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说明《庄子》书中的深妙义理既诉诸语言，更善于借寓言形容，此处所选《天道》一节正是名言与故事结合的好例。它的中心观点是言意之间的乖离；《周易·系辞传》也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说法，其“书”、“言”、“意”的连续性关系与《庄子》“书”、“语”、“意”正相契合。“言”、“意”关系论既是语言符号论的关键论题，在文学创作及理论中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话头，后代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都曾涉及。《庄子》此处深刻地揭示了言、意的矛盾关系，是说“不可言诠”；《外物》篇言及“得意忘言”，则是“可以意会”。两相结合，是庄学对古典言意学说的奠基。正是既有“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困境，后代的诗人才努力试图以有限的言辞来传达丰富的意旨，“言有尽而意无穷”，造成“象外之象”、“韵外之致”。
毛诗序
《诗经》的传授，在汉时有申公所传《鲁诗》、辕固生所传《齐诗》、韩婴所传《韩诗》三家今文诗，以及毛亨、毛苌所传古文《毛诗》；三家诗立于学官，《毛诗》未得立；魏晋后今文三家诗失传，《毛诗》独盛。《毛诗序》列于各诗之前，释各篇题意；首篇《关雎》下则释篇意外，有通论《诗》义的文字，是称《诗大序》，其作者有子夏、毛公、卫宏诸说，未有定论。毛诗序[18][19][20][21]《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22]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23][24]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25]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6]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27][28]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29][30]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31][32]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33][34]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35]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
[36]四始，诗之至也。[37]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38]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39][40]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41]《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说明《诗大序》是儒家诗学第一篇纲领性的系统论述，它所涉及的诗学命题既是前此各观念的综合，更是此后主流诗学的源头。
就前一方面而言，《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实际是《尚书·尧典》“诗言志”的发展；“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说法，在《乐记·乐本》中亦可见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诗大序》将“志”与“情”结合起来，就较周全地指出了诗之根本特质。《诗大序》讲“风化”，即诗之感染教化作用，这点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也深”、《乐记》“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等，也曾涉及。
就后者而言，《诗大序》作为儒家诗学的核心文献，对诗与礼义、政教的关系问题的论说定下了此后主流观点的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可称千年来口熟能详的了；“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则表露出儒家理想中文化工具与政治权势间的微妙关联。“正变”说在传统的诗史观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便从现代眼光来看，“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说法，含有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正确认识，也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上边引及的那些语句一再为后人传述，也证明了《诗大序》的经典性，因为经典必然是始终活在思想流程之中的。
王逸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生卒年不详。东汉安帝时曾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楚辞章句》为其重要传世著作，另作诗文，明人辑为《王叔师集》。
楚辞章句序
[42]昔者孔子睿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43]《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44]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45]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46]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47]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48][49]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50][51]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52]，以相教传。[53]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54][55][56]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57]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
[58]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59][60][61]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62]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63]大指之趣略可见矣。[64]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65][66]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67][68]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69][70][71]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
[72]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73][74]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75]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76]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77]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78]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79][80]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81][82]“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83]佩玉琼琚”也。[84][85]“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
[86][87][88]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89][90][91]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92]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93][94]，永不刊灭者矣。说明
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学是与《诗经》为源始的中原诗学传统并进的一股潮流。汉代文学深受南方文化之影响，楚辞作品堪称汉赋之先导，而诗歌中楚风更是悠远不绝，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特列“汉宫之楚声”一篇，确有特识。
但在汉代，随着儒学思想的消长，对屈原的评价颇有分歧：刘安《离骚传》、司马迁《屈原传》推尊屈原其人其文，至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东汉班固《离骚序》一方面承认“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另一方面就屈原“露才扬己”的性行、“多称昆仑冥婚宓妃”的虚诞夸饰表示不满，以为：“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的这篇《楚辞章句序》可说就是针对班固的驳议。
其一，论定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至于其创作“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诗》人耳提面命之语，孔子尚列为“大雅”，则屈原更无从指责了；其二，屈原之文章实在是“依托五经以定义”的，虽然这样寻章摘句多少让人觉得勉强，不过说《离骚》契合经义对于反驳班固倒是合宜的论辩手段。
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是就汉代屈原评论的大分歧发论，侧重于屈原其人其文的个性与儒学主流传统冲突抑或协调的问题；但他对楚辞文学的体会远不仅局限于此，《离骚经序》对其艺术表现方式的总结可能更具有长久的价值：“《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养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恒，曹操次子，公元二二〇年代汉而立，建立魏。他好诗赋，著作颇多，为当时文士集团的领袖之一。《典论》是曹丕希望由它实现不朽的著作，精心结撰，抄写立碑，希冀流传，而今却只剩下《论文》、《自叙》两篇了。
典论·论文
[95][96][97]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98][99][100]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101][102][103]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104]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105][106]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107][108][109][110]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111][112][113][114]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115][116]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117]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118]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119][120][121]，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122][123]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124][125]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126]其所善，扬、班俦也。[127]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128]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129]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30][131][132]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133][134]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135]兄，不能以移子弟。[136]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
[137][138]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139]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140][141]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142]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143]化，斯志士之大痛也。[144]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说明
曹丕与建安七子中大多数人的关系亲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他以太子之尊，爱好文艺，亲近文士，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典论》是一部综合性的论著，曹丕自己对它颇为爱重，是希冀由此书而立言，自致于不朽之域的。可惜今天只能见到《自叙》和《论文》这两篇完整的文字了。《典论·论文》评议并世著名文士之才性，未始没有受到汉末品评风习的影响，而在文学批评历史上更重要的贡献，大概在于他对文学价值的推尊和“文以气为主”的论断。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曹丕所举西伯演《易》、周旦制《礼》的例子，乃至论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文体，都说明他显非仅指现代意义的文学，但至少包含文学在内，且《论文》一篇举及篇名如王粲、徐干的创作确都是辞赋一类。鲁迅曾称曹丕的时代在现代眼光看来堪称“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曹丕将作家内在的气性与其作品的风格用“气”联系、贯通起来，这也是一种深入的见解，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便也论涉此一问题。《论文》中“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的品题，可视作曹丕以气质才性论文的表证。
曹丕的文体意识值得更充分的估价。事实上，文学独立意识的滋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文体区别方面：从《论文》的“诗赋欲丽”到《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可说至为显豁。那一时代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序》等等，没有不在思辨文学时不涉及文体论的，而曹丕的先识无疑应给予重视。
最后提一下《论文》中“文章”一辞。汉代以“文学”与“文章”分指学术性文字和文学性文字，《史记》、《汉书》中往往可见此类分别；到了后来更有明以“儒学”与“文章”对举的（刘劭《人物志·流业》：“能属文著述是为文章”，“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为儒学。”）；曹丕时代以后，“文章”与“文学”渐趋混一，皆与“儒学”对举（《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而范晔《后汉书》分列《儒林传》与《文苑传》也是这一表现，萧子显作《南齐书》时明确标出《文学传》，但文中屡有“文章”之目）。由此说来，曹丕的“文章”概念实延汉代涵义，指“属文著述”的作品。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三子。封陈王，谥“思”，后世称陈思王。曹植年幼聪颖，颇有文采，受到曹操宠爱。后在与曹丕的争位斗争中失利，备受曹丕、曹叡父子的猜忌，饱尝播迁之苦。前后诗风因而有变。他在诗史上地位一度甚高，钟嵘《诗品》以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与杨德祖书
植白：
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145]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146][147]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148]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骞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149]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150]
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151][152][153]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154]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155][156][157]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158]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
[159][160]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161]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162]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163]岂可同哉？[164]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165]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166]
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167][168]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169]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170]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曹植白。说明
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诗赋家，在后代评家眼光中曾据有甚高的地位，钟嵘《诗品》在评说其作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之后，叹道“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便可见一斑。但曹植的论艺文字殊少，主要的也就是这一篇。《与杨德祖书》据考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植将自己的文章写送杨修的同时所作，杨修称赏此文：“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答临淄侯笺》）
书中对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等的文名给予充分的尊重，但对陈琳“不闲于辞赋”则给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这与曹丕《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体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的观点是一致的。此信的主要部分是谈评赏问题，曹植希望有人能时时讥弹自己的文字，俾使改进；同时他也是深感知音之难，所谓“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实在是与莱辛所说“只有天才可以理解天才”的话一样令常人丧气的，不过如曹植那样的才子透出些自傲的口吻也算不得嚣张。
最有意思的是，曹植在信的末尾，一反对文章之事的自负和珍重（如他不敢妄赞陈琳辞赋，“畏后世之嗤余也”），引述了扬雄的话，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他自称“德薄”，但祈望做的是：“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话字面上有些操切，当时杨修就引仲山甫之流作诗的例子，以为扬雄“过言”，反诘曹植：建功立名“岂与文章相妨害哉”？其实曹植的态度用不着过于执着，他不过以建功立业置于文章之上而已，这也符合传统的“三不朽”之次第；还有一层如鲁迅先生所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照曹丕的言论，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心理多少是实际存在的：“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反正曹丕那时已坐稳了太子的位子。（该书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典论·论文》就“融等已逝”看，也差不多在这时候。）
陆机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人。陆机出身江东名门，祖陆逊、父陆抗是吴之名相、名将。晋灭吴后，陆机退居故里十年，闭门苦读。太康末年，与弟陆云入洛。后在八王之乱中丧身。陆机为当时诗文名家，辞藻绮丽，为太康文学的代表人物。文赋[171]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172][173][174]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175][176]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177][178]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179][180]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181]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182][183]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184][185]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186][187]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188][189]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190][191]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192]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193][194]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195]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196][197]。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198][199]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200][201]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皆弹。或[202][203]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204][205]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贴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206][207]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208][209]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210][211]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212]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213]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214][215]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
[216][217]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218]乎翰林。[219]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220][221]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员，[222]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223][224][225]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226][227][228][229]，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230][231][232]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233][234]。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235]长。[236]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237][238]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239]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240][241]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鲜。[242]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243][244]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245][246]。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247][248]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249][250]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251]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252][253]
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254][255]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256]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257][258]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259][260]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261][262]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263]《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264]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265][266]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267]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268][269]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270]
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而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271][272]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273]
或奔放以谐合，务嘈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故声高而曲下[274][275]。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276]
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277][278]氾，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279]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280][281]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282]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283][284]。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285]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286][287]淑。虽濬发于巧心，或受于拙目。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288][289]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
[290][291]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292][293]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于叩缶，顾取[294]笑乎鸣玉。[295]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296][297]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298][299]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300][301]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302][303]，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304][305]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306][307]力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308]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309][310]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
[311][312]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不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313][314]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说明《文赋》是文学创作经验的系统综合，且以赋的美文形式写出，在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在许多方面承续、发展了陆机的观点，清代章学诚便指出：“刘勰氏书，本陆机氏说而倡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文赋》于文学之源头（感物与习学）、创作之构思、谋篇布局、文体风格、作文利病、文章功用，一一论涉，较之曹丕《典论·论文》，对文学的理论探究大大深入了，而这些体会又多是自己创作切身经验的提升，所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即如其论想象“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论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都是新鲜生动且确凿不可易的观照；后代文评家所言“寂然凝虑，思载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文心雕龙·神思
》），“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皎然《诗式》），莫不是其印证。陆机的文学观念既申发前人所有：如“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便是将《易传》、《庄子》释义方面的困惑定位于文学创作领域，又如“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就是将道家“虚静”养心的境界移诠为文构思之心态；并且能体现当代的文学好尚：他之所谓“悲”、“艳”都是美文时代的兴趣，而“诗缘情而绮靡”的“新语”，则“扼要的指明了当时的五言诗的趋向”（朱自清《诗言志辨》）。
陆机《文赋》之精彩，固是他个人天才的呈显，实亦受其所处时代之氛围所赐：曹丕、曹植兄弟今即可见多篇论文手札；陆机弟陆云《与兄平原书》数十通中多有谈艺语，更可视作陆机切磋精研文章之道的背景。集评
陆云曰：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与兄平原书》
刘勰曰：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文心雕龙·总术》
钟嵘曰：陆机《文赋》，通而无贬。——《诗品·序》
李善曰：臧荣绪《晋书》曰：机，字士衡，吴郡人。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少袭领父兵，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誉流京华，声溢四表，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倶入洛。司徒张华，素重其名，旧相识以文。华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文选》注
方廷珪曰：按兹赋前后共十二段，若不将序文细分其段落，读者不免望洋而叹，疑前后多复叠矣。首段是序作赋缘起。“其始也”以下三段，是从读古人文而得其用心变化所在，是以己之属文印合古人处。“体有万殊”一段，即言人之作文，用意虽有不同，然作文必当辨体，世人已有程式，起入下文。“其为物也”五段，发明序中“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意。“普辞条”一段，言近人为文不及古人处，病由不知法前修；诚知法前修，便知文之有妍媸好恶，其利害全由气机之通塞。末段极赞文之功用大，见古往今来，立德立功立言，无不因文以显，亦从己之咏世德，诵先人及游文章之林府见及，应转首段。细针密线，实开韩柳二家论文之先，且已尽学者作文之利害。——《昭明文选大成》
骆鸿凯曰：唐以前论文三篇。自刘彦和《文心》而外，简要精切，未有过于士衡《文赋》者。顾彦和之作，意在益后生；士衡之作，意在述先藻。又彦和以论为体，故略细明钜，辞约旨隐。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于《文赋》，陈文之法式莫备于《文心》，二者固莫能偏废也。往者，李善注《选》，类引事而鲜及意义，独于《文赋》，疏解特详，资来学以津梁，阐艺林之鸿宝，意至善也。——《文选学》
程千帆曰：盖单篇特论，综核文术，简要精确，自古以来，未有及此篇者也。观其辞锋所及，凡命意、遣辞、体式、声律、文术、文病、文德、文用，莫不包罗，可谓内须弥于芥子者已。——《文论要诠》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书法家、文学家。出身世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兰亭集序
[315][316]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317]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318][319]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320][321]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322]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323][324]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325][326]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327]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328][329]不以之兴杯。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330][331]，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332][333]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334]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说明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谢安、孙绰、王羲之等四十余人集于山阴兰亭，各有歌咏，王羲之此文即为诸诗汇集的序文。
文中写到了敏感的心灵在自然中的欢欣和对生死大问题的悲感，很明快地点出了这批诗人创作的背景和心境。人生与自然的对照所产生的诗歌是呈现着普遍性的，同时，王羲之的这篇序文也透露了时代的特定历史性。那时诗人的心底存着一份对生命的玄思，而这种玄思时时刻刻，乃至在自然山水中也总在流泄。生命的忧思与山水的乐感交错，一方面奏出“悲欣交集”的心音，另一方面也凸现玄言、山水诗之更替。刘勰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莒人，世居京口。少时家贫，未婚娶，依定林寺僧佑十余年，钻研佛典。齐末成体大思密的《文心雕龙》五十篇。梁初入仕，曾任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和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晚年皈依佛门，法名慧地。著作另有《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文心雕龙·神思[335]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336]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337][338]；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339][340]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341][342]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343]键将塞，则神有遯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344][345]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词[346][347]；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48][349]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运，万涂竟萌，规矩[350]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351][352]。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353][354]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355]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356]不必劳情也。[357][358]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359][360][361]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沉[362][363][364]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365][366]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367][368][369]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鞌而制书，祢衡[370]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371]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372][373]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
[374]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375]临篇辍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376]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377]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378][379]。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380]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
[381][382][383]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384][385][386]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387][388][389]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说明《文心雕龙》是古代“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体大”在于全书包含的论文章原理、文体论、创作论等各方面的综合，“思精”则体现在能将前人观念更推进一步。《神思》便是“思精”的一个表现，比如论心境之“虚静”可溯源于《庄子》，论神思之飞动已见于《文赋》，但以往都没有《神思》说得全面、透彻。此外，刘勰讲到了“神与物游”的“意象”问题，讲到“言”、“意”之间的离合问题，讲到想象与“积学”、“酌理”的辩证关系，都无疑是将文学创作的想象构思问题大大丰富了。
文心雕龙·风骨
[390]《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391][392]。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393]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394]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395][396]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397]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398]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399]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400][401]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勗锡[402]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403]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404]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405]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406]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
[407][408]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409][410]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411]
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412]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
[413]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414][415]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纸谬而成经矣。《周书》云：“辞[416]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417]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418][419]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420][421]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422][423]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说明“风骨”是《文心雕龙》中最引起后人争论的范畴之一，或者虚涵解释，或者落实析辨，如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就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风骨”原即是一个用法多端的概念，可评论人物的形体风神，可概括书画作品的风格。刘勰的概念实际也不是全然严格的，但大致是说文思清劲文辞峻健的美，所谓“风清骨峻”与建安文学的特质有着深层的关联性。虽然不必将“风”“骨”决然判别为与“文意”“文辞”相关，但就文中多将“情”与“风”、“辞”与“骨”相并说，认为“风”多于情思、“骨”多于“文辞”表现出来，还是恰当的。刘勰对“风骨”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也有值得注意的论说，如“风骨”与“气”、“风骨”与“文采”。前者如明代黄叔琳的概括“气是风骨之本”，与其作者才气学习与作品风格关系密切（参见前选《体性》）的观点是契合的；后者则很能见出刘勰的辩证态度。
刘勰论“风骨”，显示出与建安文学精神的联系，其篇中多引曹丕论“气”之语，也可见出文学理论上的汲取，而后来的批评家也多沿袭“风骨”范畴，表彰建安文学的风神，以抨击丰藻肥辞而索莫乏气的文风，比如唐代陈子昂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殷璠则说：“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河岳莫灵集》小序）。其实，刘勰在本篇中所贬“空结奇字”、“习华随侈”，也是有所指的，正针对着当时的文风。集评
黄侃曰：风骨，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或者舍辞意而别求风骨，言之愈高，即之愈渺，彦和本意不如此也。诵斯篇之辞，其曰“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者，明风缘情显，辞缘骨立也。其曰“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者，明体恃骸以立，形恃气以生；辞之于文，必如骨之于身，不然则不成为辞也，意之于文，必若气之于形，不然则不成为意也。其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者，明言外无骨，结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外无风，意气之骏爽者，即文风也。其曰“丰藻克赡，风骨不飞”者，即徒有华辞，不关实义者也。其曰“缀虑裁篇，务盈守气”者，即谓文以命意为主也。其曰“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者，即谓辞精则文骨成，情显则文风生也。其云“瘠义肥辞，无骨之征，思不环周，无气之征”者，明治文气以运思为要，植文骨以修辞为要也。其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者，明气不能自显，情显则气具其中，骨不能独章，辞章则骨在其中也。
综览刘氏之论，风骨与意辞，初非有二。然则察前文者，欲求其风骨，不能舍意与辞也；自为文者，欲健其风骨，不能无注意于命意与修辞也。风骨之名，比也；意辞之实，所比也。今舍其实而求其名，则适令人迷罔而不得所归宿，海气之楼台，可以践历乎？病眼之空花，可以把玩乎？彼舍意与辞而别求风骨者，其亦海气、空花之类也。彦和既明言风骨即辞意，复恐学者失命意修辞之本而以奇巧为务也，故更揭示其术曰：“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明命意修辞，皆有法式，合于法式者，以新为美，不合法式者，以新为病。推此言之，风藉意显，骨缘辞章，意显辞章，皆遵轨辙，非夫弄虚响以为风，结奇辞以为骨者矣。大抵舍人论文，皆以循实反本酌中合古为贵，全书用意，必与此符。《风骨》篇之说易于凌虚，故首则诠释其实质，继则指明其径途，仍令学者不致迷罔，其斯以为文术之圭臬者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
文心雕龙·养气
[424][425]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426][427]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夫三皇辞质，[428][429]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430][431]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432]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433][434]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435]莫遑也。[436][437]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438]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439][440][441]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术；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442][443]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444]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445]也。[446]
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志[447]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448]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449][450][451]理哉！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452][453]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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