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名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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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名著试读：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本書乃錢賨四先生於一九七〇年為臺北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所開「中國史學名著﹂課程之全年講堂實錄。每講舉出歷代有關史學之代表著作一二種，標為講題，詳細講述，凡二十餘講，旨在指引學生研究史學之門徑。

中國史學已有數千年歷史，在全世界中起源最早。先生嘗言治史學須在全部學術大體中求瞭解；須從三千年之史學演變中求知何為史學；更應知如何從汗牛充棟之歷史材料中，尋出中國歷史之靈魂。故課堂宣講，語多誡勸，並於各講中時申讀書為學方法，以啟迪後學。

全書由學生戴景賢隨堂錄音寫出，再由先生删潤而成。一九七三年二月，交臺北三民書局出版。三民書局將該書編入三民文庳，以四十開小字本印行。先生以其閱讀費神，頗不愜意。三民曾允再版時改為二十五開標準本。一九八〇年，其時先生雙目已不能見字，仍以此書之改排為念，特囑夫人胡美琦女士將全書誦讀一過，並作通體之增删修潤，以備改排之用。惟三民遲遲未來取稿。此書至先生逝世時，仍未能改排新版。

今整編全集，即以增修遺稿為底本。各篇皆加以分節，版式與分段皆重新處理。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重點引號，以方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指正。

本書由王仁祥先生負責整理。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謹識

自序

我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這兩年間，曾為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開設「中國史學名著」一課程。第一年由聽講者隨堂筆記，意欲彙集各本成一講義，乃其事甚難。一則所記詳略互異，並有共同所缺，欲為補入，亦復追憶無從。第二年仍開此課，戴生景賢來旁聽，携一錄音機，堂下照收錄寫出，由我删潤，遂成此稿。故此稿乃一年之講堂實錄。每堂必標一講題，然亦有前講未畢，後講補述，此稿皆一仍其舊。亦有前後所講重複，並有一意反覆申明，辭繁不殺，此稿均不删削。亦多題外發揮，語多誡勸，此稿皆保留原語。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謦欬於一堂之上。最先本有「通論讀書為學方法」一堂，戴生未加錄音，今亦不為補入。然各講時申此意，讀者可自參之。

一九七二年孫中山先生誕辰後一日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尚書

今天第一講是尙書。尙書可說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書，而且也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古書。中國還沒有比尙書更古的書留到現在。中國古代，有兩部古書，有韻的稱詩，沒有韻的稱書。「尙」者，遠古、上古之意，尙書就是一部上古的史學文集。孔子以前，

春秋

尙書分虞、夏、商、周四代。後人把夏、商、周稱三代，唐虞屬於五帝，因此尙書也可說是一部五帝三代之書。從唐虞到現在，該已四千多年；從西周以來，也有三千年以上；尙書眞該說是一部中國的遠古書。漢代太學設立五經博士，中有尙書。照現代話來講，尙書是那時一部國立大學規定的教科書。可是經過西漢到東漢四百年，這部尙書實在也並不能字字都講通。漢代去古未遠，但這部尙書已沒有能完全講通，當然以後會更講不通。唐代韓昌黎說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他亦說是難讀了。直到清代，講經學最為有成績，訓詁、考據，工夫下的特別深；但清代兩百幾十年，這部尙耆還是沒有能一字字地講通了。民國初年的王國維，是當時同輩行中對古代經學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說尙書不能盡通。可見我們今天來讀尙書，只求得其大義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講得通。

我有一位朋友顧頡剛，同在大陸的時候，他就想為尙書做一番現代白話文的註解和翻譯。我想這工作會是徒勞無功的。據說此刻他翻譯的尙書已經出版，但我沒有看過。無論如何，他不能把尙書裹難解的問題都解決了，是必然的。古書不易通，並不是說拿白話一翻就可通了。註解已難，拿白話文來翻譯古文，其事更難。並不是幾千年前人說的話，都能用今天的白話就能恰好翻得出。這些都是做學問走錯了路的。暫不講這一問題。二

其次，我們要知尙書是一部多問題的書。文字問題外，便是本子問題，即是尙書的眞偽問題。尚書有兩種本子，一種叫今文尙書，一種叫古文尙書。今天我們只說今文尙書是眞的，而古文尙書則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問題簡單一講。

尙書究有多少篇？舊說有一百篇，此說不可靠。當秦始皇焚書時，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著一部尙書，回到家，裝進壁裹邊，偸偸地保留下來。秦亡漢興，重覓尙書，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時伏生還在，快一百歲，老了。他是山東人，不能叫他從山東到長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學問根柢的晁錯到他家去求此書。但伏生已經不大能講話，他和晁錯雙方口音有講不明白處，由伏生一女兒在旁作翻譯。這樣幾個月，晁錯就帶著這部尙書回到政府。這一部尙書此下稱做「伏生尙書」，因是從伏生家裏得到的。那時中國文字也不斷地在變，古代是寫篆體，秦代漢代普通都寫隸體。篆體寫的叫古文，拿那時通行的隸書寫的叫今文。伏生尙書本是一部篆體古文的，不易認識，伏生就告訴晁錯改寫成隸書，因此伏生尙書同時又稱「今文尙書」。漢廷把來設立博士，傳授學生，所以這部尙書我們也可為它定名稱作「博士官尚書」。此是當時尙書的第一種本子。

後來武帝時有魯共王，為蓋造房子，弄壞了孔子舊居的牆壁，在壁中發現了許多古書。大槪也是因秦代焚書，孔家後人就把很多書藏在壁裏。此刻發現了，當然為孔子後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國，在武帝朝做官。剛才講的晁錯到伏生家中求尙書，那是漢景帝時的事。此刻又出現這一部尙書，則稱作「孔壁尙書」，亦稱孔安國尚書，亦可名為古文尚書，因它都用戰國以前所用的篆體書寫，不像伏生尙書已經改寫成今文，所以這一部則稱做「古文尙書」。此書未立博士，即是當時朝廷博士官不用來教學生。

孔安國尙書和伏生尙書有什麼不同呢？伏生尙書只有二十八篇，而孔安國尙書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二十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漢末，劉歆移書上太常博士，曾請求把好幾部古書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尙書。當時沒有通過。直到東漢，這部尙書始終沒有列為學官的教本，只在學術界私下流行，並未在國立大學内成為一分正式的教科書。

漢末大亂，一切書籍多散失，此書也不見了。到了東晉，忽然有人獻上尙書，稱是孔安國本。大家說是古文尙書失而復得。以後便把尙書兩個本子今文、古文合而為一。如唐代初年孔穎達編五經正義中的尙書，就是今文、古文合而為一了。再以後直到南宋朱子，對此尙書發生了疑問。他說：「為何這部尙書中間伏生尙書都難懂，而孔安國尙書卻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講，朱子遂發生了懷疑，不過朱子也沒有深進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學生蔡沈，寫了一部書集傳，和朱子自己寫的詩集傳，到了元代，成為科舉考試所必治之書。蔡沈書集傳裏面在尙書每一篇題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無古文有」字樣。「今文古文皆有」這就是今文尙書。「今文無古文有」的，這就是古文尙書。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尙書重新分別開來，使人知道尙書裏有這古文的問題。於是下到元代吳澄，明代梅鷲，開始出來懷疑古文尚書是假的，靠不住。

這一問題要到淸代初年，閻若璩百詩才開始十足證明了從東晉以後的所謂古文尚書是一部假書，不是眞的孔安國尙書。他寫了一書名古文尙書疏證，「疏證」就是「辨偽」之義，此事才得成為定論。在他稍後有惠楝，也寫了一部古文尙書考，同辨古文尙書之偽。這是在近代學術史上所謂辨偽問題上一個極大的發現。這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驚天動地的大功績。

諸位不要認為自己學歷史，可以不學經學。或說學近代史，可以不學古代。或說學社會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學術史。當知做學問人大家該知道的，我們總該知道。學術上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獨不知，孤陋寡聞，總對自己研究有妨害。我們該知，尙書字句不能全通，此並無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眞偽，已得結論，其大綱節所在，若亦全不理會，此大不可。諸位莫誤認為學問必待創闢，須能承續前人成績，此亦至要。

今天諸位做學問，都知看重材料考據。但一堆材料在這裏，怎樣去考，總該懂得一些艱苦門道的。如像古文尚書，諸位若把閻、惠的書拿來細翻一遍，便知牽涉太多，儘有麻煩。我們把前人已有定論的來潛心研求，自可長自己見識，訓練自己工夫。即如閻百詩寫此一書，同時便有毛奇龄寫了一本古文尙書寃詞來作駁議。毛氏著述極多，博學善辯，那究誰是誰非呢？此須把閻、毛兩家書合來細看。當然我們現在都信閻百詩是對了，但仍有許多話講錯。毛西河的話，當然不為後人所信，但此書至今尙存，仍可一讀。這裏面還有較複雜的問題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學術史，曾對此事講了很多淸儒所未講到的話。可見學問實是無窮，已成定論的大問題之内，仍可有小問題。

現在我們對這問題暫停不論，只要知尚書有兩種本子，古文尙書是假的，便够。諸位若讀尙書，讀蔡沈集傳最容易了。史記上說伏生尙書二十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二十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現在的尙書是五十八篇，這裏又有問題。

以後我每次講一題目，只講一大槪，但諸位不能聽了便算。如此不僅記不得，絕對要忘，而且記得了也沒有用。當知做學問本來是要工夫的，沒有不花工夫的學問。諸位每做學問，好問方法；做學問最大第一個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學者花十年二十年一輩子工夫來解決一問題，本是尋常本分之事。或許諸位現在沒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碩士博士論文，職位解決了，再來讀書，再用工夫。三

現在再回頭來講，尙書有今文、古文，古文尙書是假的，只有二十八篇今文尚書伏生傳下的是眞的。孔安國所傳本也是眞尚書，可是後來掉了。孔安國尙書並不假，只因為不立博士官，流傳不多，就亡失了。到東晉由梅噴所獻本才是假尙書。

但我此刻要講另一問題，那今文尙書二十八篇也不完全是眞的。講到此，就要講到所謂辨古書之眞偽這一問題上去。古書有眞有偽，我們該懂得分辨。這不是今天的新問題，從來學者都注意此一問題。依照我們現在眼光來看，我們該進一步說，今文尙書也未必全是眞，也多假的。可惜當前沒有人能進一步來研究此問題。這因民初以來，一輩講學問的講過了頭。即如辨偽，像顧頡剛的古史辨，他認為夏禹也無此人，這太講過頭去了。

其實也不該專怪顧頡剛，在前淸末年早有講過了頭的，像康有為，著新學僞經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為講法，所謂經學漢學，其實只是新莽之學。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淸儒都講漢學，康有為卻說是「新學」，經則都是「偽經」，由劉歆替王莽偽造。此書出版，經清政府下令禁了，把書銷毁，不准發行。但民國以來，大家喜歡講新，就看重了這部書。顧頡剛古史辨就是承此而來。後來康有為從事復辟，失敗了。但這只是康有為政治上的失敗。他在學術上並未失敗。他跑進北平東交民巷荷蘭公使館，就在裏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學偽經考，果然在北平市上還有很多人買他這書。他在學術思想上還是領導著一個新的方向。然而辨偽過了頭，其實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說孔子所說的以前古史，只是孔子「託古改制」；孔子自要創造一番新制度，而把來假託之於古代。這樣一講，全部中國歷史，第一個是孔子，第二個便是劉歆，卻都是造謠作假的。這樣的講下去，講到夏禹是一條蟲，才引起人家討厭。辨偽之學，便不再講了。

實際上，辨偽不該過分，但有許多眞偽還是該辨。如說尙書，我覺得即在今文二十八篇亵還有很多不可信。如尙書第一篇堯典。近代有人寫文章，辯護堯典裹所講天文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等類，這些二十八宿中的鳥星、火星、虛星、昴星，它們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轉移的。據現在天文學考據堯典所云，卻是中國古代堯舜時代的天文；至戰國時候，則並不然。據此證明堯典不假。大槪這一套學問，在日本比中國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學知識，日本比中國發達。中國學者在此方面還是根據日本人講法。可是在我認為，科學知識比較專門，古人稱之為「疇人之學」。譬如種田，父親種的田兒子繼續種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學曆法，此種學問，大槪都是世襲的專家之學，父親傳給兒子，故又稱為「疇人之學」。疇人之學也許可以是先生傳學生。堯舜時的天文，也可以是從古傳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傳上。我們不能只根據這一點知識便認堯典全篇可信，只能說堯典中這些話有來源；其他的話，並不一定全可信。

如堯傳天下於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時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職；命棄作后稷，這就是農業大臣；命契掌五教，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業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禮，命夔典樂，命龍叫他做納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這一點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問題。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棄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變成同時的同僚。這且不講。特別重要的，瞬時已有一個宰相，又有管土地、管農業、管教育、管司法、管工業、管畜牧、管樂、管納言的，共九職，此是中國古代一個極像樣、極有組織、有規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堯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已有那麼九部大臣，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於春秋戰國下及秦漢都沒有？這不是歷史上一大退步嗎？舜時大臣分九職，為什麼下面從來沒有？單據這一點，從舜到秦兩千年的歷史，變成無法講，講不通。所以我只能說堯典是戰國人偽造，舜官九職，是戰國末年人一個理想政府。他們懂得政府裏該有管教育、管農業、管司法、管音樂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這正如康有為所說的「託古改制」。

不過康有為不能拿這話來講孔子，說孔子以前，根本沒有堯舜，沒有尚書，沒有周公。但託古改制確是有的，先秦諸子中多有，儒家中間也有，但不能說過了頭。諸位當知，讀史不能辨偽，便會有許多說不通處。但辨偽工夫中寓有甚深義理，不能輕易妄肆疑辨。如康有為、顧頡剛辨偽疑古過了頭，又更多說不通。

上面是說堯舜時代不能有這樣一個政府，像堯典中所說。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說到中國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試再舉一小例，如堯典篇首有「玄德升聞」四字。舜之德被堯所知，但為什麼稱「玄德」呢？「玄德」兩字連用，在古書中極少有，只在老子書裹才說：「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書來講，不能用孔孟書來講。下面魏晉時代講莊老之學的就叫做「玄學」。為何在堯典裏用此「玄德」兩字，這便可疑是戰國末年人看過老子書，來偽撰堯典，才用了此「玄德」二字。我們可憑文字使用來衡定年代，如我們此刻好說「中國文化」字樣，但前清末年人斷不會用此四字。

堯典以外，再講到禹貢。這是講中國古代地理一篇最重要的文章。其實也決不是出於夏禹時代的，而應是出於戰國時代的。如禹貢裹劃分荆州、兗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樣不見於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時代也沒有，到了戰國初期還沒有。什麼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廢掉的呢？為何有此九州而什麼書上從來沒有用這「九州」的字樣呢？那就又講不通。只舉此一例，便見禹貢不是一篇可靠的文章，它是一篇晚出書。我此刻不能詳講。四

在我只認為尙書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書，虞、夏、商書都有問題，只有西周書或許才是尙書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東周也有書，但也恐是後人添進。主要眞可信的是西周書。若使我們把一部尙書，即今文二十八篇，再分析到只剩十幾篇西周書了，那麼我們也須對此十幾篇文章有一個簡單而明晰的瞭解。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名西周書文體辨，便是要把此來看中國最古歷史文體是怎樣寫出的。現在此一問題，我也不想同諸位詳講。但到此另有一重要問題，便是要講到書背後的人。

既然講到西周書，那麼西周書中顯見有一重要人物躍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書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時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當時，周公在此集團中，並傳至此後，有大影響。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們要來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論及其政治設施，當然這十幾篇西周書成了主要材料。

我在上一堂已告訴諸位，做學問當從一項項的材料，進而研究到一部部的書。而在每一部書的背後，必然當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這部書眞有價値，不專是些材料的話，則書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個人。此刻我們說中國第一部最早的史學名著就是西周書，而西周書的重要作者，即發明此體裁來寫出這東西的，就是周公。當然可以有幾個人，不專是周公一人。那諸位試拿此意見去讀西周書，看此許多篇書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著，各有不同的體裁、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言論，抑或可以看作是一套。

讓我姑舉西周書中召誥一段話來說。這顯然是召公說的，不是周公說的。它篇中說：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玆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鳴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是說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個，從前大國殷之命，現在給你成王的手了，商代變成了周代。好的固是沒有完，可憂的也同樣沒有完，你要當心呀。下文又云：

相古先民有夏，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今時旣墜厥命。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玆二國命。

這是說古代中國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歡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著又有毆，現在也不能做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們了。我們獲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話，在西周書裹屢見不已。首先可知中國古時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眞歷史。現在我們雖因地下發掘得了商代的龜甲文，而沒有見到夏代的，卻不該說有沒有夏代成了問題。只能說我們沒見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說沒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講過。我們固然承認龜甲文，但我們也須承認西周書。至於把王朝共主稱為「天子」，認為是上帝命他來作天下共主。這個天命不給一族一人，給了夏，夏不好，又給商；商不好，又給周；周再不好，當又另給別人。故說「無疆惟休」，亦是「無疆惟恤」。

當知我上引一段話，固是召公所說，其實乃是周公所說。在當時，周公可以涵攝召公，召公也有時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當時一位名世的聖人。讀西周書，便該領略到西周精神，同時便該領略到周公精神。一段歷史的背後，必有一番精神。這一番精神，可以表現在一人或某幾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幾人提出而發皇，而又直傳到下代後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應該在此等處認取。若我們只把十幾篇西周書當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書之結集和其背後之時代精神與人物精神，即是失卻了其意義和價値。

周公的「天命論」，周公的「共主論」，影響後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無常」的觀點。從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後來又給周。但天命給周是為不為武王。天命所與，只在「文德」，不在武功。這一層在西周書裏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樣說，定說是上帝為周有了個文王，才給周以大命。可是周公這番思想和理論，其實也並沒有說錯，而且可以說在中國後代歷史上也一向發生了大影響。

因此可知我們研究歷史，更重要的在應懂得歷史裹邊的人。沒有人，不會有歷史。從前歷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為死歷史。今天諸位只看重歷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卻不看重歷史上一個個人，這將只看見了歷史遺骸，卻不見了歷史靈魂。

現在總結說，中國第一部大的史學名著應該是尙書。準確言之，應該是西周書。西周書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著幾千年。

我今天所講，將到此為止。下面第二部史學名著我將講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從周公與西周書中來。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僅為中國史學主要的創始人，也為中國文化主要的創始人。我不認為中國從唐虞時代就有了歷史書。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尙書中盤庚篇之類，還只能當史料看。若論中國像樣的史書，則應從西周開始，而且又是從周公開始。其餘有關尙書的，尙有些話，來不及講，應在下一堂補講。春秋一

上次講尙書，今天還有些話該補充。我曾吿訴諸位，書須懂得一部一部的讀。譬如書經，若能辨其眞偽，除去虞、夏、特別注重西周書，這樣便易讀，對此書内容更易淸楚。其次，讀一部書，該要進一步了解此書的作者。從事學問，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讀。書不要讀，只須翻便是。若要一部書一部書的讀，便該了解道一作書之人。每一部書應作一全體看，不專是零碎材料的拼湊，不專為得些零碎知識而讀書。我們必須了解到每一書的作者，才懂得這一書中所涵蘊的一種活的精神。

即如我此刻講尚書，或許會和別人講法不同。此因講的人不同，所講内容及其精神便會不同。諸位不要認為學問則必是客觀的，其中也有做學問人之主觀存在。即科學亦復如是，文史之學更然。應知學問背後必然有一個「人」。自然科學背後也要一個人，只是其人之個性較不透現。如做一杯子，只是一杯子，此是兩手或機械所成，人性表現較少。文史之學背後，則每有一種藝術存在，或說精神存在。所以我們讀文史方面每一書，必定要讀到此書背後之人。

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寫，它是零碎許多篇文章之結合。但我們可以說這部西周書背後有一重要人物，就是周公。在孟子書裏有所謂「名世者」。在一個時代出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就可用來代表此一時代，所以稱之為「名世者」。「名世」不是說在這個時代有名，乃是他可以代表這一時代。周公可以代表西周時代，代表此一時代之精神，代表此一時代的種種特殊點，或說是此時代之個性，故周公可說是當時之名世者。也可說從西周直到春秋末年孔子起來，周公就是一代表。孔子以後是新時代了，應稱為孔子時代，已不是周公時代了。因周公在此時代中已成過去。

今試問周公的思想，和其理論，和其對於當時人類社會所有的抱負，即周這一個人和其精神，我們應從那裏去看？我想，也便可在西周書裏去看。我上一堂特別舉出幾句話，所舉並不是周公的話，然而同樣可以代表周公這一人的觀點和理想，也可說在大體上則是受了周公的影響。所以我們讀西周書，就該在書背後讀到周公這個人。

我上一堂講辨眞偽，不僅古文尙書是偽，今文尙書也有偽。但我今天要補充上一堂講法，偽書並不是說就沒有了價値。東晉時人偽造了一部古文尚書，為何直到南宋朱子，下及淸代諸儒，才能判定其偽？他用了什麼方法來欺騙一千年以上的讀書人？因尙書裏本有很多話，為古代人所常說，但後代是遺失了。東晉偽造尙書的人，把此許多遺失的話來做他作偽的材料，他都用來裝進他的偽古文尙書裏去。因此古文尙書雖偽，中間有很多材料並不偽。諸位若把閻百詩、惠定宇的辨偽的話拿來看，便知偽古文尙書裏有許多話見於先秦古籍。在此許多話裹，正有許多重要思想、重要觀念，有不少古代留下來的重要材料保留著。或許這些材料，還比我們現在所見的今文尙書裏的材料更重要。

可見辨眞偽是一件事，甄別使用材料又是一件事。如我們講中國古代天文，儘可使用今文尙書之堯典，但我們並不信堯典是堯時的眞書。我們不細讀古人書，便有很多材料不會用。如胡適之、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就只根據老子、論語以下；但在此前中國還有很多思想理論應該講，都不講了。倘使我們今天再要來編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至少該從周公講起。周公以下很多人的思想，周公就是他們一個代表人。在孔子以前中國古人的一般觀點，學術思想上的一些大綱節目，至少可以從周公身上做一個扼要的敍述。

我在上次已說過，中國人在那時已經有一個世界一統的大觀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個共主，當時稱之為「天子」，即是上帝的兒子。亦稱「王」，王者往也，大家都嚮往他。中國古代有夏，夏王便是上帝的兒子，天下統一於厦王室之下。後來商、周迭起，可知周亦不能永此統治，將來還要有新王朝代之而起。中國古人此種觀念之偉大，實是歷久彌新。

今天我們人類已經可以上月球，世界交通便利，即如一家。然而在我們人的腦子裹，這世界究是支離破碎的，有耶教、有回教、有共產主義、有資本主義，四分五裂。若和中國古代人的世界覲來相比，這裹顯有不同。若使科學再發達，而終於沒有一個「天下一家」的觀念，那豈不更危險？縱使宗教復興，但以往各宗教信仰上對内對外各項鬥爭，也沒有統一過。只有中國，唐、虞、厦、商、周一路下來，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地廣人多，四千年到現在。推溯到我們古人早有此一種政治觀點，確是了不得。說來似平常，但從政治觀可推廣到整個人生覲，乃至整個宇宙觀，中國此下思想學術俱從此發端。今試問為何只有中國人很早便來講這一套？而這一套則正講在尙書裏，我們豈可把它忽略了！

中國人必稱周公、孔子，那是有理由的。我們撇開周公來講中國思想，把戰國先秦來比擬希臘，眞所謂從何說起。我們講中國史，斷不該只從戰國講起。講中國思想，也斷不該只從老子、孔子講起。至少要追溯到西周，從西周書，從周公、召公講起。而這樣講的話，偽古文尙書裏也就有很多材料可用。

諸位不要說我不學思想史，這些和我無關。做學問的先把自己關在一小圈子裏，坐井觀天，所見自小。若說此刻沒有工夫，這卻不要緊，可慢慢來，此事不爭遲早。又如諸位認為我此刻講了題外之言，但題外或許更重要。我的講題是「歷代史學名著」，因此只在歷史系的人來聽，中文系、哲學系的人都不會來聽。在學問大範圍内，重重築關築牆，但關外牆外，自有天地；別要把我們的興趣、理想、抱負，都被關死。或許我這番話可幫諸位另開一條路，通到關牆以外去。二

此刻接下講第二部書，孔子的春秋。

孔子春秋可說是中國第二部歷史書。實際上說，春秋乃是中國正式第一部歷史書。尙書各自分篇，只如保留著一些文件或檔案。試作一淺譬。如我們眼前有一個少年棒球七虎隊到美國去打了敗仗回來。各方歡迎講話，應有盡有。報紙上連篇累牘，剪報的貼在一起，標題「歡迎七虎隊回國」，卻只有他們打敗仗之詳情，不在這許多文件中。尚書有些處是如此。孔子春秋則不然，它是歷史書中之編年體，前後兩百四十二年，從魯隱公元年開始，照著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順序編下。以後中國便不斷有編年體的史書，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鑑開始，中間有七、八十年時間未編上。這事顧亭林日知錄裏曾說過。此下資治通鑑開始至今，一年也沒有斷。這樣沒有一年中斷的編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國有。至於從春秋到通鑑，中間斷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諸子繋年裹，也逐年來把它審訂了。諸位或許又要認為只學歷史，不學諸子，看我書名便不想看。遇到學諸子學的，也只想在我那書裏找尋些對諸子有關材料。那我對此一方面的貢獻，也就全無可說了。

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編年史，故其書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標舉「春秋」兩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載，無事即闕，亦有一事而連續分載在幾天幾月幾年幾十年的。如是般的歷史記載，實在該當得我們把「偉大」二字來批評它。我們說孔子春秋是中國一部極偉大的歷史書，實也一些不過獎。但春秋實非孔子首創，孔子以前已有。左傳昭公二年載：

韓起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蛊在魯矣。」

可見孔子以前，魯國早有春秋。墨子書裏也說：

吾見百國春秋。

則春秋各國皆有。但為何韓起到魯國始見春秋呢？孟子書裏說：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可見當時各國都有歷史記載，而書名不同。更應是史書的體裁也不同。魯春秋之體裁，或許更接近一王室之所規定，所以韓起見之，要說一禮在魯了。

孟子書裏又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這裏另有問題，該作一交代。上次講過，中國古代有詩書兩種，孔子教人也常詩書並舉。我們此刻講中國第一部古史是尙書，第二部是春秋，如何孟子卻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把詩和春秋合在一塊講，這是什麼意義呢？其實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書裏，而有在詩裏的。古詩三百首，其中歷史事蹟特別多。遠溯周代開始，后稷、公劉一路到文王，在詩經的大雅裏整整十篇十篇地詳細描述，反復歌頌；這些都是歷史。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歷史，或許比西周書裏的更重要。西周書裹僅是幾批檔案與文件，而詩經大雅把西周開國前後歷史，原原本本從頭訴說。今若說，那時更接近歷史記載的是詩不是書，此話也不為過。

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諸侯都得跑到中央來朝貢。而周天子在那時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許多諸侯一同助祭，就在這廟裹舉行祭禮時唱詩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歷史功績。所謂雅、頌，便是如此般的用來作政治表揚。又如周天子有事派軍出征，在臨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時有歌舞。打了勝仗回來，歡迎凱旋，同樣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詞或是策勵，或是慰勞，皆收在詩經裏。那時遇禮必有樂，而禮樂中亦必寓有史。這些都是周公制禮作樂精意所在。所以我們讀詩經，固然可說它是一部文學書，但同時也可說它是一部歷史記載。不僅雅、頌是史，即諷刺亦何嘗不是史。到後來，王者之迹熄了，諸侯不常到朝廷來，朝廷也沒有許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專是些諷刺，那究不可為訓，所以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但究亡在什麼時候呢？照一般說法，這應在宣王以後至於平王東遷的一段時期中。

但是「詩亡而後春秋作」，此語又該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歷史記載。那時四方諸侯來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卻分派很多史官到諸侯各國去。這些證據，在先秦古籍裏尙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記，記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轉到外面的。那時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們雖在各國，而其身份則仍屬王室，不屬諸侯。如春秋載「晉趙盾弑其君」，「齊崔抒弑其君」，那時晉國、齊國的史官，下一個「其」字來稱濟君、晉君，可見趙盾、崔抒所弑，照名義上講，並不是晉史官、齊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來，義不臣於諸侯。崔抒可以把當時齊史官殺了，但不能另派一人來做。於是齊史之弟便接其兄職再來照寫「崔抒弑其君」。崔抒再把他殺了，又有第三弟繼續照樣寫，崔抒沒奈何，只得不殺了。而在齊國南部尙有一位南史氏，聽了齊國史官記載「崔抒弑其君」，兄弟連被殺害，他捧著筆趕來齊國，預備續書此事；及聞_史已定書其事，崔抒不再殺害而止。那眞是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國人重視歷史精神的一項可歌可泣的偉大故事。

我們此刻在談中國史學名著，我想聯帶應該知道些中國歷來的史官制度，以及歷來中國人那一番重視歷史的傳統精神纔是。此下歷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處不提，只講孟子這兩句話。大槪在宣王時，或許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國去。其時周之王政一時中興，尙未到崩潰階段。此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卻大見功效，即是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了。三

其時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發生事變呈報中央王室，並亦分別報之其他各國之史官，此之謂「赴吿」。大槪魯國守此制度未壞，各地史官赴吿材料均尙保持完整，因此韓起見了魯春秋而說周禮在魯。孔子則是根據此項材料來作春秋。當然並不是全部鈔撮，在孔子自有一個編纂的體例，和取捨的標準，及其特殊的寫法。所以說：

筆則筆、削則削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當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則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轉歸了「學術」，遂開此下中國之史學。所以孟子說：

其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是說春秋一書的底材，還是魯史舊文。但從孔子筆削以後，則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魯國史，也不是一部東周王室史，而成為一部諸夏的國際史，亦可稱為乃是那時的一部天下史或稱世界史。用那時的話來說，主要則是一部「諸夏覇政興衰史」。孔子為何要如此般來編寫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道理，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由此一轉手，政府的官史，遂變成了民間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說：

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當時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國，隨時報告所在各國之事變。此項制度，自有其意義與作用。但到平王東遷，此項制度作用已失，意義全非。孔子把來脫胎換骨，化臭腐為神奇，他的春秋所載，遂成為整個全中國、整個全天下的歷史。時代儘管雜亂，他所寫出的歷史，則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在此歷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則只是「時代性」的，而孔子春秋則成為「歷史性」的。春秋時代轉瞬即過，而中國歷史則屹然到今。時代的雜亂，一經歷史嚴肅之裁判，試問又那得不懼？孔子以前的亂臣賊子早已死了，那會有懼？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歷史上的亂臣賊子，則自將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懼。

春秋在當時，已嶄然成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諸侯間各自的國別史，而成為一部當時的大通史，亦可說是當時的世界史。有此人類，有此世界，即逃不掉歷史批判。所謂歷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誰也逃不出歷史大自然之批判。

而另一部分則是「道義的」，由自然中產生道義。自然勢力在外，道義覺醒則在内。孔子春秋則建立出此一大道義，明白教人如此則得，如此則失；如此則是，如此則非。此項道義，論其極致，乃與歷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謂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義，應該著眼在此一點上去認識。

但今天我們中國的學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觀點。今天的中國學者們，好像認為中國歷史就無資格放進人類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條貫、大榜樣則只有西洋歷史。只可惜西洋人寫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幾百年來才有。孔子春秋則確然是在他當時的一部世界史。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乃是說在其書中所表現的，乃是其時諸夏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說是人類當時文化一部大整體的大全史了。遠在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見解，正在全世界人類文化史、史學史上有它卓然無比的價値。四

此刻另講一問題。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著魯國史官舊史沒有更動，則試問他又如何般來改動舊史？此刻我們找不到魯國春秋之存本，此問題就無法講。孟子說「其文則史」，只是說大體上孔子春秋是依據魯國舊史的。但如在魯莊公七年公羊春秋說：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

此一條雖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對春秋舊文必有修正無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辭與事本該合一不可分，所以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但若說僅把舊史修改幾個字和幾句辭，如此寫下，此其價値究何在？此問題則成為自來治春秋者一大問題。

上一堂講過，尙書難讀，可是春秋更難讀。尙書難讀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難讀則並不在字句上。後人要在字句上來讀春秋，那是一條大錯的路。春秋須講大義。如孟子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所以孔子春秋誅亂臣，討賊子，這便是大義。又如說孔子春秋是：

内中國而外夷狄。

這在論語裏已有「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之語，夷夏之辨，這亦是大義。但所謂大義，亦不該求之過深，尊之過高。講大義若講過了頭，反會落入小節中去。中國古人尊經過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經，於是有許多不必講的把來講得過了份。亦如今日我們尊洋過甚，西方比中國富了，強了，那都對；但月亮不會比我們的更圓。此雖笑話，卻寓眞理。

又如春秋記：

趙盾弑其君。

孔子本是依舊史原文。但左傳所載事實，則晉靈公非趙盾所殺。又添上一節說孔子惋惜趙盾，說他逃出了晉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據左傳之事，即可見趙盾弑君之罪。左傳作者乃為趙盾求解脫。其稱孔子語，苟非偽造，即是道聽塗說，不足為據。又如春秋記：

許世子止弑其君。

此事左傳、公羊、穀梁三書所記各異。左傳說「飲太子藥」，這當然已很淸楚是兒子弑君了。而公羊左傳記得更明白，說：「止進藥而藥殺其父。」這顯然不成問題了。但榖梁傳卻說：「父病，子當嘗藥。」

許世子沒有懂得這禮，所以孔子責他弑君。「不嘗藥」與「飲太子藥」或說「進藥而殺其父」，這中間顯然有不同。榖梁傳無端加上一個不嘗藥之罪來講孔子春秋，這顯然是大錯。如此之類的問題，不知有多少。大家儘在此等處去講春秋，講得愈詳密，春秋大義便會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難講的便是春秋褒贬。若說孔子春秋沒有褒贬，此決不然。如「崔抒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贬嗎？然而褒贬只在他們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頗於事不詳。於是讀者遂來求孔子春秋之書法，又從書法中定出凡例。杜預注左傳，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這便愈講愈遠了。如春秋書「王正月」共九十一處，春不書「王」一百零八處，試問如何一次一次地來講求？當知春秋大問題，並不在這些上。現在我們脫離了經學窠臼，此等處皆可不理會。尤其如晚淸末年的公羊學派，所謂今文經學家，他們講孔子春秋，眞講得天花亂墜；像是大義微言，幾千年來被埋沒，由他們發現了。其實都是講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來附會夏統、商統、周統，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實很簡單，正月有事，就書王正月。正月沒事，便書王二月。二月沒事，就書王三月。若整個春天全沒事，便只寫「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寫一個王正月，恐人疑是史書有忘脫。故正月無事書二月，二月無事書三月，三月無事空寫一個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這一體例在宋代的理學家已講正了，但清代的考據學家又胡塗再來重講，反講到大錯特錯。五

我們今天只且講一個結論。孔子舂秋只是中國一部編年史的開始，又是在當時是創闢的一部民間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點來寫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這樣講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中國人只為看慣了，把此大義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

或許諸位又會說，講史學又如何只講周公孔子？今天該講一番新史學纔是。但史學有新舊，歷史則只是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過他們的一套歷史著作直傳到今天，那我們不能不講。而且周公孔子都講的是大一統，而中國從秦漢以來便是一統到今天，那亦是千眞萬確的歷史。諸位不要儘想望西洋的新史學，而忽忘了中國的舊歷史。歷史亡了，史學又在何處栽根？

春秋三傳

上一堂講的孔子春秋，今天講春秋的三傳：公羊傳、榖梁傳、左傳。在今天，我們是講中國史學名著。但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中國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班固漢書藝文志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稱之曰「王官學」與「百家言」。可見在西漢末年時，大學者如劉向、劉歆父子，他們便把中國古代學術分成為「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兩大別。何謂「王官學」？因其職掌在政府衙門裏。何謂「百家言」？因其只在民間私家傳述。用今天的話來講，也可說王官學就是一種貴族學，百家言則是一種平民學。

孔子以詩書教其弟子，尙書掌於政府中的史官，詩經掌於樂官，這本都是政府衙門裏的學問，所以稱之謂王官之學。中國那時是封建政體，卻和西洋歷史上他們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會，上面沒有一個共同擁戴的最高機構。他們想要來一個神聖羅馬帝國，但亦沒有能做成。他們乃因蠻族入侵，羅馬帝國崩潰，一個統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會之出現。中國古代的封建則是一種政治組織，由一個王室，如西周，來分封魯、齊、晉、衛諸國出去，上面有一個中央政府，有一個_天子。至少這點顒然與西方中古時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形態；中國的封建，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組織。所以稱為「王官」者，王便是一個統一政府，此之謂「一王」。至於平民私人之學則不相統屬，故稱之曰「百家」。

又怎樣說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呢？這是說，古代衙門裏的貴族學流傳到社會，變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變，第一個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漢書藝文志裏第一部分叫做六藝略，那就是王官之學。第二部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個平民學者起來，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說：「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因春秋記載掌於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說春秋是王官之學。那麼作春秋應該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孔子私下採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陳文來寫春秋。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將來有人責備他，就因為他寫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分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豈不僭越可責？但若瞭解他，知道他的，也將在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來寫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交替間。後人推尊這部書，以之和從前周公傳下來的王官之學同等看重，乃有所謂五經，春秋亦列入其内。於是孔子春秋在漢書藝文志裏也被認為是王官之學，也在六藝略之内，成為五經之一，和周公時代的詩書同樣都看成為古代的經籍。經籍是為人看重的，便有人專來發揮它，於是有傳、有記、有說。孔子春秋後人共寫了三部傳，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二

現在我且先講幾句題外的話。如莊子一書是百家言，由莊子自己撰寫。但莊子的學生與後學，也可寫幾篇，加幾句進去，不加分別，共稱莊子。今傳的莊子，已不復是莊子一人著作，儘有其學生乃至後來講莊子學問的人的文章添進去。孟子七篇，不像有別人的添進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幾個學生如萬章、公孫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書中就可有很多他學生寫的文章，也總稱為荀子。如墨子，更見是很多墨學後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稱墨子。此等體裁，與後人著作不同。我們讀古書，對此層不可不知。淸代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言公篇，便是發明此義。

章氏所寫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對古代學術頗多發明。根據漢書藝文志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來講明古人著作多是集眾合成。王官學在同一衙門内，如西周書，並不是一人所成。詩經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個時代所成。平民社會裏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認為立言是公事，不像後來看重私家的著作。這些雖是題外話，但在今天該當作是一種很重要的常識，不可不知。前人所創，後人應奉為常識的，舉不勝舉。如講古代學術史而不看漢書藝文志，不讀文史通義，那總是不對。

我先交代了此幾句，再來講孔子春秋的三傳。

因孔子春秋成了經，所以可以有傳。但一經為何有三傳？三傳異同又在那裏？宋代葉夢得講過：

左氏傳事不傳義，公、榖傳義不傳事。

孔子自己說：

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

春秋既是一部歷史記載，當然有事，左氏傳即是傳它的事，即是把春秋裹的事，更詳備地傳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尙有一番大義，左氏傳不講，而公羊、榖梁則就是講此義，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的義。但公、榖又並沒有詳細講述春秋書中的事。後來朱子又說：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榖經學，理精而事誤。

此與業說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話。可以把它作為三傳異同的一個大槪分別，但古人則並不如此，因古人並無史學、經學之分。如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附在六藝略、春秋略之内，可見其時人觀念，尙只有經學，無史學。故宋代人講的話，並不能代表漢代人的意見。

漢人講經學，如尙書，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講過。今文列為博士，也就是當時的官學。古文不立博士，則是當時的私家學。實際上只是一部尙書，只伏生傳下來的列為博士了，而孔安國傳下來的則未立博士。此刻講春秋三傳，同樣有今、古文之分。漢武初年春秋立為博士，那時就照公羊家一家講法，所以公羊春秋立為博士，即所謂「今文學」。後來到了漢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歡榖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開了幾次學術會議，把榖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穀同為今文。其實講來，此兩書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尙書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漢成帝時，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他要爭立其他幾部古文書也立為博士，中間就有孔安國尙書，有左氏春秋，而這事沒有成。所以下到東漢，只有公羊、榖梁立為博士，而左氏傳則僅是一種民間私學，稱之曰「古文」。

當時人的爭論，便說「左氏不傳春秋」，傳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認只有公羊、榖梁二傳，左氏不得認為傳，因它並不是傳春秋的。這是漢代人的講法，和我剛才所舉兩個宋代人講法大不同。宋代人說「傳事不傳義」、「傳義不傳事」，那即是同傳春秋而所傳不同。

此一問題很複雜，諸位可看淸末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和經學歷史。在我所著秦漢史裏，也詳述此事。我又有一書為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間也講到此問題。做學問，便該求一個通。不能說我學史學，不問經學，那麼古代史學經學不分，只知有史不知有經，不通當時的經學，便不能講那時的史學。現在我們講春秋，就要兼講到三傳，而其間有經學問題，不能說我不歡喜經學，把此問題棄置不講。三

孔子自己說過：「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句話便是說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學，孔子才把它來變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貴族學傳佈到民間，而開創出後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與平民學的。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到了漢代，董仲舒建議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學。罷黜百家，便是罷黜後起的平民學。漢武帝為何聽他話如此做？諸位或許會說，當然因為孔子儒家言便於帝王專制，漢武帝才採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說似乎已成為近代我們的常識，大家都這樣講了。但我要問，此說出在何書？有何根據？如講王官學、百家言，那是根據漢書藝文志，又經章學誠文史通義詳細發揮。我只根據章學誠的話，稍換講法，說王官學就是貴族學，百家言就是平民學。如今漢武帝要復興古代的貴族學，罷黜後代的平民學，是否為便於專制，誰能猜測到漢武帝的内心？又是根據何書？何人所說？總要有一個來歷。我從年輕時即注意到此，幾十年來就沒有找到這句話的來源。問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論。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論。

據我所想，漢武帝十七歲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宮中老師就是一儒生。他對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聽董仲舒說。我對此事的詳細看法，在我的秦漢史中講到很多。當然以前的國學槪論、國史大綱也講到，而秦漢史裏講得比較更多些。我的話都是根據史記、漢書，明白有來歷。時代變了，社會變了，問題也變了，我們學術上的要求也變了。讀書人該可抱些新鮮想法，講些新鮮話。但究竟要有根據，不能廢書不看，信口開河。由我推測，或許「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於專制」，此話乃從日本人那裏傳過來。但我也沒有為此去細找證據。諸位倘使高興學看日本書，便知在我們的近代有許多話都從旧阵人那裏抄來。這也是値得研究的。

至於董仲舒勸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黜百家的話，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裏說得很詳細。此三策收在漢書裏，儘可一讀。董仲舒勸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勸武帝復古，是要復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當時一般人意見，認為秦不可學，二十幾年就亡了。我們該學周，緜延著八百年。董仲舒同時人抱此意見的也不少。因此他們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來罷黜百家專講五經，但並不說是要便於專制。

但究竟周公距離漢代遠了，漢代人要講五經，其實更側重的是講孔子，講春秋。他們說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個新王來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時，周之王業已經迹近衰亡。我們又要講到孟子的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來一個新王。孔子也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若孔子出來行道於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時的西周了，只得要來一個東周。因此說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記裏有這樣一句話，說：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又說：

有國有家者，不可不知春秋。

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興一王之治，怎麼可以不懂春秋？漢代人再把這話變了，說孔子「為漢制法」，現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專制，大家都能講；漢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為，怎麼又說漢武帝表章五經為要便專制呢？漢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見。

我不是要為漢武帝、董仲舒辯護，只是要講歷史眞相。講歷史則該有根據。大家又駡孔子春秋，認為書中都是誅心之論；但又說漢武帝表章六經為要便專制，豈不亦是一種誅心之論嗎？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我們該要懂得批評現代人。如我所寫秦漢史涉及此事的，中間那一句話講錯了，這儘可批評。不要認為近代人便不値批評，只去批評死了的。四

漢代人要表章六經，就說孔子春秋是「為漢制法」，幫漢代人定了一個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該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那裏知道將來會有一個漢代要他老人家來替它立法呢？但漢代人既都如此講，因此漢代人表章五經，而其中所特別注重的則應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個學春秋的。以後漢代朝廷上逢到大政事，頗多根據春秋來作裁判。如雋不疑，如蕭望之，都是極顯著極有味的例。

他們碰到困難案子，根據春秋來判斷，別人也無法反對。若根據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沒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則是古代聖人傳下大義。漢人不根據王法而來根據春秋，這就見王法不能專制。

如漢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對，漢武帝卻說：公羊春秋裏就有九世復讎之義，可見孔子也贊成我們要復讎。當知漢代人所謂「通經致用」，派最大用場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經便是孔子春秋，講孔子春秋大義的便是公羊傳。諸位這樣一想，就知公羊傳在當時的重大地位。

但我們要問公羊傳裏所講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們要講春秋，便該一路照公羊傳講法？這裹就大有問題。諸位且先看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通論，我又另有一篇文章孔子與春秋講到此問題。此文亦收在我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諸位要讀我此文，便該先知道一些經學史。此問題暫置不講，此刻再來講春秋三傳。

漢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還有榖梁。究竟兩家說法有何異同？這在當時曾成一爭論。這裏便牽涉到齊學與魯學之辨。所謂「齊學」「魯學」，漢代第一個講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齊國人，第一個講縠梁春秋的魯申公是魯國人，所以說公羊是齊學，穀梁是魯學。齊學、魯學之異同，此刻暫不講。總之公羊、榖梁都是傳義不傳事。

後來大家又逐漸看重了左氏傳。劉歆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這因從前沒有人見過左傳。淸末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卻說左傳是劉歆假造，那又錯了。即如太史公作史記，引用許多材料，今亦同見左傳中。但太史公並未正式提及左傳一書名。可見太史公只見了左傳書中的史料，但並未見過左氏傳一部書。這問題不需詳講，太史公以前看見左傳書中材料的人還多，戰國時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傳中的材料。但到劉歆，才始見到左傳這部書。一時經學大師如鄭眾、賈逵，他們都認為「公羊義短，左傳義長」。到了三國時代，鍾繇曾說「左氏為太官家，公羊傳為賣餅家」。賈逵春秋序曾說「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個無冕王；我們已經講過，春秋是一王大法，孔子是為漢制法。從前公羊家如此說，現在是治左傳的也如此說。下到晉代杜預注左傳，乃把左丘明稱為「素臣」，等於是孔子建立這新王朝中一大臣。下到東晉偽古文尙書出現，那時人已不爭漢人所謂的今古文分辨，所以唐初人作五經正義，偽古文尙書也在裹邊。唐太宗貞觀、高宗永徽時，奉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而配享先師的只有兩人，一是顏淵，一是左丘明，可見左傳之被重視。循此以下，諸位就可以想到宋代人意見，認為公羊傳義不傳事，左氏傳事不傳義，一是經學，一是史學，較之漢儒，可說是公平之見了。

下到清代，尤其在晚淸道光以後，今文家獨盛；從龔定菴一路到康有為，遂拚命來捧何休。何休就是東漢人，作公羊傳注的。其實何休所講，並不即是董仲舒所講，其間乃大有區別。但晚清以下大家都講今文家言，都講康有為的這一套，說劉歆偽造古學。這只是最近一百年來的錯講。諸位要知道這事情，我的近三百年學術史和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兩書可以參讀。五

現在要問，這部左傳是不是左丘明所作？這裏也有問題。因為左丘明應該姓左丘，名明，如太史公說「左丘失明，乃著春秋」°_這個「明」字是不是他的名，已不詳曉，可是他不能名「丘明」。則他的書應稱「左丘傳」，不該稱「左氏傳」。今明稱左氏傳，這裏便有了問題。論語上孔子說過：「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左丘明不像是孔子學生，或許是孔子一位朋友。而今這部左傳所記事情，直到孔子死後。左丘明似乎不像比孔子更年輕，這裏便又有了問題。這就是左氏眞偽的問題。從前人只說左氏不傳春秋，並不曾說左傳是一部偽書。但其中實有問題，並已有很多人討論過，也不是到今天才產生的問題。我的先秦諸子繫年中，也曾集合了各家講法來討論這左氏的作者。

漢代人講左氏，有一個源流，由什麼人傳給什麼人，再傳給什麼人；和公羊、縠梁相似，同有源流。而在左氏源流中有個吳起，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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