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4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林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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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和区域研究(2017年第2期／总第4期)试读：

·特稿·

全球治理创新的中国公共外交

中国的公共外交，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进入了国际空间。2016年7月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做的非法裁决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在此前后，中国开展了外交斗争、法律斗争、舆论斗争。外交斗争集中表现在外交部就此发表的多次谈话和答记者问，此外还有一个严正的声明；法律斗争表现在中国不承认、不参与、不执行仲裁庭的非法裁决，但是通过舆论来表达，表现为舆论斗争，目的是要向世界人民讲清楚南海主权的道理。所以，这三种斗争大多是以公共外交的形式展开的。这就是公共外交力量的一种表现！

一、蓬勃发展的中国公共外交

中国和平崛起是我们的愿望，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促使外国人民了解中国，对中国友好，信任中国，这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因为国际舆论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对华政策，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环境，关系到国家利益。

自从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一些周边国家猜疑中国，“中国威胁论”又进一步抬头了，这都导致外国对中国的民意变坏，这是要直面的现实。

十年前，中国的公共外交主要是政府的事情，比如外语报纸、外语电视等媒体，中国的大使对所驻国公众演讲等。而地方和民众广泛参与的普遍意义上的公共外交也就是近十年乃至近五年的事情。如今，公共外交已进入党的文件，在中国媒体上成了热词。中国有接近二十个地方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它们在活跃地成长。察哈尔学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多年来积极实践公共外交，还创办了《公共外交季刊》，已经出版六年了，它是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有正式刊号的公共外交杂志，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英文版。中国有十几个大学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浙江省委党校也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党校中的第一个。还要特别提到吉林大学，他们成立了公共外交学院，有五十多个教职工编制，招收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国家层面，外交部也成立了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总之，中国公共外交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和好的开始，正在蓬勃发展，定会大有作为。

目前，中国公共外交的特点是促进友好，以“和”的思想为基础。但是，中国的“和”很难用外国的一个单词来对应，因为“和”有和平、和谐、和顺、和解、和气、和为贵等多种意思，对应到英文单词至少有十几个。

另外，推广公共外交要分工合作，各有侧重。中国的高校要加强公共外交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这是高校力所能及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地方和城市的公共外交，要请各地的公共外交协会合力承担；而企业要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国企业家要发挥公共外交的功底，这不仅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国家；一般民众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也自然地表达着中国，也产生公共外交的效果，人人都可以做13亿页的“中国读本”中美丽的一页。

二、公共外交的意义

公共外交并没有国际统一的权威定义，不仅各国不同，一国之内不同的机构或作者的定义也有所不同，随时代发展，其内涵和实践更有许多发展。

1987年美国国务院的定义：公共外交是由政府发起的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的错误观念，提升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这一定义很直率，要借助公共外交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的错误印象。什么是错误？对它不利的就是错误。因此，美国的对外传播或者说美国的公共外交，往往有一个毛病，就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美国之音”就是其公共外交的典型机构。在日本，名为《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的书里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是：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日本的国际形象”的对外国公众的交流活动。“存在感”就是指国际影响力。也就是说，在重要的国际舞台上如果没有体现他们的主张，没有体现他们的利益，就好像他们在这活动中并不存在，就没有“存在感”。

中国的公共外交则是主动说明中国的国情和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非触犯我们的利益，我们是不会轻易去指责别人的。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就提出开展人民外交，也开展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混合外交。那时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对外友好协会等社会组织。可惜当时中国影响力不够，加之汉语不普及，人民外交就没有传开，如果人民外交的理念传开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也就不用出现了。

那么，更精确地说，公共外交到底是什么呢？（见图1）D图1 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的互补

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谈判、沟通是政府外交，只有国家领导人、外交部，或经过中央政府授权的政府部门或个人才能代表国家去开展政府外交。一国政府对另一国的公众开展的宣传或交流活动就是以上介绍过的美国和日本在早年定义的公共外交。但是，今天公众也走出去了，也可以对外国政府说话，也可以对外国公众说话，这就是公共外交的新发展。比如一些企业家、一些学者，他们对外的各种交流，比如与外国同行会见，召开学术论坛、记者会，与外国政府、议会、社会组织友好交流，等等，就具有公共外交的性质。公共外交是由政府主导的，它和政府外交一样都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一国公众和另一国公众的交流，我们把它叫作“民间外交”，它也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公共外交在台湾地区被翻译成“公众外交”，这也是对的。但是，一国政府与本国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比如借助新闻发布会或新闻网络和社交媒体，以及政府和智库等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等），这不能叫公共外交，因为它不是对外。因此，我们对港澳台的各种交流都不属于公共外交。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华人华侨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有人说“华人华侨在中国政府主导下是做公共外交很好的力量”，有所不妥，华人华侨也有不同的类型，也不能由中国政府去主导。实际上，华人华侨是可贵的、天然的、双向的公共外交桥梁。

可以这样表述公共外交的定义：一国的政府和公众（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媒体和个人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有关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国际交流活动。公共外交的目的是传播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形成更为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如A国对B国的民意较友好，则A国政府就有对B国采取比较友好政策的空间，反之亦然。公共外交的形式和称呼多种多样，如二轨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网络外交、城市外交等，这也表明公共外交内涵的丰富多彩。

美国是公共外交开展最久、最有经验的国家，很理解公共外交对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作用。2011年，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写了一篇报告《美国对中国的另一项逆差：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外交》。理查德·卢格是美国议员中年纪最大、政龄最长的一位。他说，这篇文章不只是给中国人看的，更重要的是给美国人看的，是批评美国国务院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不够，力度还得加大，如上海世博会美国政府根本不用心，也不出钱，所以在世博会上美国的影响力很差。他还说，中国在美国发展的孔子学院太多了，美国就没有在中国建立类似的学院，仅仅建立了几所美国文化中心，这也是一项美国的逆差。显然，他对孔子学院的性质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孔子学院都是应美国大学的邀请而建立的，满足了许多美国人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

凡是有机会与外国交往的中国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中国人都应具备某种程度的公共外交意识。

第一，“内知国情，外知世界”，能讲好与自己有关的中国故事。

第二，“不但会说，而且会听”，能从交流中了解他们的国情、民意，也使交流更加有针对性。

第三，“善待记者，善用媒体”，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没有中外记者的传递，就没有对国内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的公共外交效果。

三、公共外交是跨文化交流

公共外交一定是跨文化交流，不善于跨文化交流，就会被文化障碍羁绊，使交流不顺畅。当然，除非你有特别的兴趣，也不用去钻研“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那些专门的学问。但是有这样几方面的跨文化问题要特别留意：跨语言、跨生活习惯、跨宗教信仰和跨意识形态。

（一）跨语言

学了外语，不一定就能较准确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有些词汇在词典上就不准确。如把中国的“龙”和外国的“dragon”完全对应。它们都是想象中的动物，但在一般情况下，龙是善的，而dragon是恶的。如在漫画中和一些关于中国的图书封面所见，西方往往以dragon的符号表达“中国威胁论”。民国初年就有人提出建议，dragon应翻成“獗”，而龙译为“loong”，这可得改进中外词典，又谈何容易！又如，将“韬光养晦”译成“藏起爪子，等待时机”，这岂不成了阴谋！这是把“韬光养晦”和“卧薪尝胆”弄混了。

一个国家在某一时代产生的重要词汇和话语，即国际修辞（national rhetoric）和国家话语（national discourse），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新型大国关系”等，对于表述它们意义的基本语句的翻译是马虎不得的，应有了解中外文化的专门的机构和人才细心研究。

（二）跨生活习惯

中国人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生活习惯的差异比比皆是，我们到人家那去做客，会尊重人家，叫客随主便。周总理说过，人家到我们这来，也不妨“主随客便”，我想这也是礼仪之邦的应有之道。

（三）跨宗教信仰

美国是信仰宗教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据统计，全世界84%的人信仰某种宗教，不是任一宗教教徒的，总共10多亿人，正好与中国人口相当。笔者和美国的一位宗教领袖路易·帕劳博士三个半天的对话，被记录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江边对话》。讨论了“上帝是否存在、圣经的意义、宗教与科学是否对立、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宗教与宗教、宗教的虔诚”等话题，当时的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还写了一篇书评，季羡林先生写了评语。后来贝塔斯曼和美国宗德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拟出日文版。北京外国语大学通过专门的程序，调查出此书被120多个外国大图书馆收藏了，这就算“走出去”了。中国人多数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有自己的传统信仰。《旧约》有一句话“你要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被基督徒奉作黄金律，我们孔夫子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然也是黄金律了！与不同信仰的人相处，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交往中不必有意去触及宗教观，彼此尊重总是没错的。

（四）跨意识形态

在英国人看来，撒切尔夫人有两大功劳：第一个是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提升了他们的经济效益；第二个是马岛战役，把阿根廷打败了。但是，她对冷战是很激进的。她说，中国显然不可阻挡的崛起使我们想到，不管冷战带了什么样的收获，共产主义没有结束。她还说，必须让北京知道，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见撒切尔著作《治国方略》）。其实，西方并没有完全脱离冷战思维，他们冷战时的意识形态随时都会在今天有所表现。中国企业在他们那，可没有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受到那么多的热情欢迎。他们会高度警惕地审查你，有时会硬以“安全”为由拒绝你参加他们的招标，毫不讲理！

现在出国的人与日俱增，其中许多人并不知道公共外交的概念，但他们的言行确有影响国家形象的效果：有时正面的，也有时是负面的。公共外交需要智慧，需要实践，公共外交人人有责。公众的素质是公共外交的基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于人如影随形，人到哪里，文化就到哪里。

十八大以后，两个口号更加明确了。一个叫作“企业走出去”，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和世界更进一步地联系起来；一个叫作“文化走出去”，陈圣来同志说过，“亟待用文化去影响世界”，此言甚是！“企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犹如车辆的两轮，同时转动才能走出去走得好。思维习惯、生活习惯是文化的重要秉性。

四、讲故事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方面

中国的公共外交最近这几年有比较大的发展。早期的公共外交是政府承担的对外国公众的宣传，而今天的公共外交既有政府承担的，又有民间承担的，还有政府和公众一起承担的对外交流活动。交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其中中外参与者层次较高的长期机制化交流效果尤其明显。比如中日之间一年一度的北京—东京论坛，在中日关系问题不断的困难背景下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在每次论坛双方发言中，总会举出事例，即“故事”，旨在佐证自己的观点或提出改善关系的建议，最终，总能在“求同”的部分形成“共识”，在“存异”的部分则留待今后再讨论或再“交锋”。因为是公共外交，所以尽可能少用“外交辞令”，却能更直率地直达主题。

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因主题、主体、对象等的不同，称谓也多种多样，如二轨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网络外交、城市外交等。要认识到这些活动的本质都是公共外交活动。

我国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从而改善外国公众对我国的态度，提升国际影响力，形成更为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我国的政策。中国绝不利用公共外交的活动做干涉别国内政的事。

我国政府公共外交的优势是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拥有强大的现代传播手段和经费保障，但“千人一词”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位外国大使说，在中国，他们访问了一些省长和乡长，他们说的话几乎都一样。那是因为省长和乡长说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点，加之实行的政策原则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会让人难以捕捉到容易记住的鲜活内容；如果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各省各乡就不一样了，去年、今年和明年也会不一样。

因此，在大多数公共外交活动中，就是要讲自己领域的故事，中国故事是由众多故事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倡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要讲故事？因为故事真实、生动，容易感动人，容易被记住。故事往往离真实最近，故事中有哲学。大家都读过《伊索寓言》，狐狸吃不到葡萄，就安慰自己“这葡萄一定是酸的”。如果一定要用哲学语言讲这段意思，恐怕就讲不清楚，讲了也难以让人理解和记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只用政治语言和哲学语言讲给外国人听，讲明白就很难。须知他们是在他们的国家长大的，他们的政治和哲学课是在外国学校学的，不仅常用词汇不同，即使同一词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讲故事较容易避免文化障碍和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讲理”就不如“说事儿”效果好，“说事儿”就是讲故事，中国故事多，大家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身边的故事，天长日久自会见效。这是公共外交的强大力量。

除了以公共外交为目的正式活动外，其他的与外国交往的机构或个人的活动往往也都兼具公共外交的意义，哪怕他们并不熟悉“公共外交”这个词。2015年中国出境人口已经达到1.2亿人，其中到外国的约占1/4，他们的言行就是中国故事，就是活的电影。但是目前，中国人还不太擅长讲自己的故事。现在社会上有三种语言，第一种是大家平常说的话；第二种是公文、报纸社论的语言；第三种是网民的语言。讲故事一定要尽量用生活化的语言，要把中国的国情用平实的话语讲出去才有影响力。中国的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交往讲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从中体现中国青年的勤奋好学和中国教育政策的实践；中国的企业家走出去了，和外国人交往是做生意，但是从中体现中国人的信誉和道德，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故事。外国人会由于喜欢他们所遇到的中国人而喜欢上中国。

中国文化的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是不可分的！不要想象在国内传播不开的，向国外就能传播得开。例如，中国300多种地方戏，有的可能只在很偏僻的地方流传，它们能够仅凭自己就传播到世界吗？鲁迅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把这句话说得完整一些，那就是民族的、地方的，首先它在本国必须是优秀的，国内公众接受了，再经过向外传播的过程才能成为世界的。

上海和纽约两个城市曾共同举办一个音乐活动，其中进行了一项双城调查，选择了具有显著民族色彩的《梁祝》来调查双方对中国音乐的了解程度。中国参与调查的有350人，美国有100人，其中有20个是音乐学院的学生。结果中国的调查对象中有70%的人听过，而美国听过的只有7人。《梁祝》是1959年首演的，在国内外演出了这么多年，电台不知播了多少次，另外，两国调查的人选并不对称，还是这样的结果！可见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国的音乐应该也可算作一种有艺术性的中国故事！

其实，中国故事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力量，而公共外交是软力量的传播渠道和舞台。在高速发展时代，中国好故事本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有善于发觉和讲述，中国的公共外交才会更加充实和富有光彩，外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形象也才会更加充实和富有光彩，如此才能更接近真实的中国。

保持战略定力，稳中求进，维护和平发展大势

2017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总要求。外交工作亦不例外，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努力化解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调整处理好大国关系，巩固周边环境向好发展势头，在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带有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优质公共产品。要保持与维护和平发展的历史大势和战略大环境，争取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大，格局—秩序转型提速、深化

2016年以来，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历史时期。地缘政治各大板块的漂移、碰撞、挤压在加剧，其力度、烈度、发展趋向不确定、不明朗，导致一直以来的国际格局转型提速及更趋深刻。后冷战时期二十年间已逐渐定型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正在受到质疑、挑战甚至动摇。全球战略平衡因美国新执政团队发出的一系列不确定信号而被扰乱和打破，预示着国际关系可能进入变化不定的时代，大国关系也将进入重大而深刻的战略调整期。一直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正面临风险。

大国竞争的战略方向发生位移。乌克兰危机催生克里米亚事件，使长期高枕无忧的美国—欧洲，重新面对战略老对手俄罗斯的挑战；“伊斯兰国”以超乎世人预料的残暴和速度席卷大中东伊叙地区，让本拟离开阿富汗、伊拉克战场的美国，不得不仓促应对一场全新的反恐战争，一时之间出现东—中—西首尾难以相顾的局面。俄罗斯高效快速介入叙利亚战场，从根本上扭转了国际反恐战争局面，对冲了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战略困局，实现了俄美、俄欧关系的战略再平衡。最近，美俄领导人有关强化核军备的言论，又带来不祥与忧虑。

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平添诸多不确定性，使中美关系、美俄关系和一系列美国外交关系面临重大战略调整，无疑将牵涉多组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联动。人们有可能看到，21世纪的中美俄大三角战略格局即将成型。若与四十年前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较，在这组主导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战略平衡的战略三角关系中，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已稳居战略主动位置，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提供最强大的正能量。

近来，美国大选的政治丑陋化乱象、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失败、欧盟遭受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大规模恐怖袭击，带来严重的政治不确定性，表明美国和西方体制出现了大的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发展及政治负面效应的累积，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反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呈上升态势。2017年欧洲的一系列选举可能继续上演“黑天鹅”事件，动摇欧洲的政治基础。曾几何时，西方国家把“颜色革命”的祸水竭力推向中东西亚北非东欧国家，而如今这一浪潮却到了自己身上，点燃了西方国家—美国社会深层积蓄已久的民粹主义的社会政治能量。西方自身似乎陷入了一场磅礴的“颜色革命”的政治浪潮（麻烦）之中。

特朗普的当选和欧洲发生的事件，标志着民粹主义政治的抬头。以本土政治、草根政治、排外驱移为标志的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表现出愤怒与恐惧的社会政治情绪的上升，正改变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态，给西方国家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巨大压力，令其难以应对，并助长了当前的反全球化思潮，甚至成为国际社会需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推出的一系列带有强烈孤立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表明美国不愿再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责任，极大地影响了其全球领导力，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执行力也被大大削弱，这让早已习惯于此的西方盟国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从而冲击到国际格局的转型。“美国优先”是特朗普的竞选旗帜，这是否也将成为21世纪美国新孤立主义的标志？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其可能导致长期以来赖以支撑全球（化）体系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赖以支撑世界和平与发展大环境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北约/东亚盟国体系为支点的战后—冷战后地缘政治体系以及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都面临重大考验，动摇、瓦解崩塌，甚或付诸东流。

与此同时，一直以来已成为西方国家“政治正确”观念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趋于坍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正经受挑战；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赖以崇信的新的价值（道德）观念，也因国际秩序失范而面临塌陷。

二、全球化遇到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正集中爆发

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最重要驱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这一大好历史时机，实现了在一个短暂历史区间中的快速和平崛起。

毋庸讳言，最近几年全球化遭遇严重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呈现集中爆发态势，“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成为国际格局转型深化—提速的重要推手。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全球化的本质是巨量跨国资本（从华尔街—法兰克福出发）在全球范围内开发—配置所有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一波又一波新技术革命的助力与推动下，组织生产—销售—分配—再生产，从而实现全产业链、全产业领域、全球产业体系、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统一调配、听命于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羁绊，超越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民族宗教藩篱的资本力量，以跨国财团/企业的形式，统揽几乎一切人类经济活动。资本的趋利性质和对超级利润率的渴望与无限追求的本质，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摊薄了人力资本的成本，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的高利润回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流动，也意味着“税基”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避税，资本的本性使其天然地去追逐低税、免税和避税的空间。产业链、产业体系暨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形成。传统制造业实现了全产业或中低端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大规模、高速率转移，而高新技术行业、IT行业的创研部门、高等级服务产业、金融产业等却集聚于发达国家，从高端掌控着全球产业体系，同时造成传统制造业或其中低端生产环节快速迁离发达国家，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行业已成为“制造财富”的独立的新兴产业部门，居于发达国家和全球产业结构的最高端，几乎掌控人类生产活动的全领域。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资源国家快速发展、脱贫致富。与此同时，快速积聚起来的巨大人类财富，在跨国资本主导下实施分配，必然使财富迅速回流发达国家，快速集聚到全球各国大资产者囊中，未能公平惠及中下层人民，造成了从发达国家到资源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普遍，贫富差距拉大，相对贫困化加剧。

这种情形，即人类财富的分配不均不公，致使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社会阶级/阶层对抗的紧张度加剧的现象，引致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中产阶级遭受冲击，传统“橄榄形”社会结构处于萎缩状态。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之一，即是传统蓝领白人阶层的愤怒，有所谓“美国梦不再”之慨叹，而种族焦虑、经济恶化（失业、工薪长期停滞）和反建制/反精英情绪，促使他们渴望一个强人来改变现状。这恰与欧洲的反全球化和排外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相呼应。在资源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贪污腐败盛行，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在国际社会分工中造成的经济落差，更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落在了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所谓“失败国家”，推动了极端宗教势力的发酵、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生成、难民潮的掀起，造成了麻烦的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反恐战争。

毋庸置疑，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惠国，我们在充分享有全球化带给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必然会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累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诸多负面因素。例如，中国经济长期居于全球产业结构/链环的中下端；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进入了集中偿还期，自然和社会压力巨大；中国从一个均平社会结构，即低冲突/低裂度/低紧张度的社会结构，快速进入中高冲突/中高裂度/中高紧张度的社会结构中，亟须法治、民主、公平、福利、安全保障、良性财富再分配体制的建设与改革，以解决不断积聚的诸多社会矛盾，缓冲、调节社会紧张度；再例如，中国的大国外交关系，周边外交关系，国际责任、领导力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等，均呈现出面临战略性调整的局面。

三、中国向世界提供正能量，坚定不移引领全球经济前行

展望2017年，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美联储加息带来的通胀加速和美元飙升以及特朗普大幅减税，将放大对经济平衡构成的风险。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将依然脆弱。巴西持续的经济衰退尚未触底，亚洲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低于预测值；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德法荷等国的大选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欧元区经济低迷的现状。

时届2017年初，各方面的重要指标显示，2016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给国际社会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并未因经济下行而减速，继续成为格局转型—秩序塑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正向更安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GDP增速虽然放缓，但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却提升了。2008～2015年，中国贡献了全球GDP增长总量的47%。在全球贸易出现两位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贸易份额却上升到13.8%。可以说，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支撑着全球贸易局面，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坚强领导力。

在当前人们对蔓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担忧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振贸易和投资活力。我们不因一时困难停下脚步，要用行动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不会放慢；中国对经济的全球化决心不变、信心不减。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和更优质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并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红利惠及全球。

第一，2016年G20杭州峰会，全方位检验了中国的主场外交，为中国展现全球领导力提供了契机。杭州峰会描绘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世界经济增长蓝图，体现了共迎挑战的伙伴关系精神，展现了谋求共同发展的决心。中国又一次用行动向世界宣示，对经济全球化的决心不变、信心不减。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首先，就世界经济而言，杭州峰会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节点。中国首次把“创新”提到峰会主题当中，把创新增长方式、挖掘增长潜力作为峰会核心任务，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找到全球增长的新动能。其次，对全球治理来说，杭州峰会成为从稳增长到促发展转型的节点。杭州峰会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的突出位置，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制订了行动计划。再次，对G20机制来说，杭州峰会成为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的节点。最后，对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而言，中国为峰会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方案”、中国议程，涉及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展示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领域的政治引领作用。

第二，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同区域伙伴共商、共建、共享，为亚太互联互通事业做贡献。要坚定不移破解区域互联互通瓶颈，采取更多集体和自主行动，促进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人员交流的互联互通。要构建全方位、复合型互联互通网络，让亚太成为携手比邻的家园。“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将为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提供一个典范，表明中国正在承担起其历史责任，展现全球领导力。

当前，正值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高涨之际，却出现严重供给不足的局面，全球治理体制弊端丛生，限制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亟须进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侧改革。美国大选和欧洲政治“黑天鹅事件”迭出，表明美国和西方政治体制面临大的麻烦，极大地影响其全球领导力。作为此前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其继续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显著下降。美国和欧洲减少公共产品供应之际，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增加公共产品供应之时。这一减一增显示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显现出领导力的增减。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展现全球领导力的历史契机。中国通过G20平台，对现有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有效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的长远变革。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似乎已成定局，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面临转折。美国推行了十年之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将因此折其经济之翼。美国新政府退出TPP，甚至退出《巴黎协定》，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在中国主导下，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速构建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而有序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引领构建亚太经济新秩序的历史时机已臻成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留下的区域合作条款、标准甚至经验，将可能有助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国将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构建，坚定不移地提升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地打造改革创新格局，为亚太引领世界经济创造动力。要以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引领全球经济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四、保持战略定力，实现中美关系的向好战略调整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全面、最具战略性的大国关系，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的最重要的战略因素。协调的中美战略关系已成为稳定现有东亚秩序的主轴。长期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特朗普竞选中的政策宣示以及目前逐渐明朗的人事格局，一批长期居于美国政治边缘、带有强烈非建制派特征的人士进入执政团队，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正面临一系列战略性调整，中美关系也将面临重大考验。中美间的“陌生感”会增强，政治磨合期可能延长。中美两国之间相互的政治测试、政策协调有可能并不平顺，甚至会因一些突发事件产生摩擦冲突。我们必须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备足政策“工具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名。

（一）成果

在过去几年里，从“庄园会晤”到“西湖秋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多次进行长时间的小范围会谈，相互进行战略交底。中美对彼此发展目标、战略意图保持经常性深层战略沟通，增信释疑、明确方向，效果良好，这是中美战略关系稳定的重要保障。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始终致力于促进亚太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保持经常性对话，开展更多合作，应对各种挑战，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都做地区繁荣稳定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宽广的太平洋不应该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台。

（二）问题

第一，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肩负全球经济增长，责无旁贷。特朗普竞选中宣布的涉华经济政策，其新执政团队中的经济人事安排，显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出现困难局面。美国新政府必须认识到，贸易战不仅将伤及中美两国，而且将危害世界经济大局。中美应共同合作，协调经济政策，携手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贡献正能量。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衡、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势头，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未来5年，我们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这些将为世界经济，也为美国经济提供更多需求，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开放的，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一部分，也是更大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欢迎美国的加入和参与。如果中美携手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不仅将直接惠及两国经济，而且将为全球治理带来改革的清风。我们有理由期待美国新执政团队就此展示积极的政治意愿。

第二，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敏感问题。美国朝野已深刻认识到并接受台湾问题牵涉中国核心战略利益这一现实，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管控台海危机的机制。最近，台湾地区政权更迭，民进党重新执政，使两岸关系再次面临严峻挑战。“九二共识”成为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大局的基础和唯一政治选项，成为确保两岸和平发展之舟扬帆远行的“定海神针”。面对台湾政党轮替渐趋常态，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外交、安全层面来看，两岸关系发展的时间（历史大势）和空间（国际大视野）的战略主导权操之于我，为我奠定了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厚战略基础。

美国新当选执政团队对于中美关系的某些负面出格言论，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注入了不确定因素，但绝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一个中国”政策这一长期以来铸就的中美关系基石。“一个中国”政策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台海问题上，中国绝不会拿国家核心利益做交易。世界上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势力或行政当局，若企图拿台湾问题做筹码、杠杆，试水中国核心利益，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历史所嘲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的战略意志坚如磐石。

近年来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其表象是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存在某些不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发展存在疑虑；但就深层原因而言，在亚太战略区域事实上出现了因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中国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与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之间，发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因双方力量对比的快速变化而不断加深、加剧。比较而言，美国代表着传统的国际政治范式和世界秩序观念，而中国代表了以经济为国际关系驱动力的新型范式与观念，显示出和平与柔性的特征。从G20杭州峰会系列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到中美共助《巴黎协定》的成功，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破局，到中国高调捍卫全球化的历史成果，上述两者持续10年的战略博弈，至此以后者成功对冲前者，即经济对冲安全、“一带一路”对冲“亚太再平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结果而告一段落。

在近期中国周边外交关系中，中缅关系的最新发展、中菲关系在菲政府换届以来的崭新转变以及中越战略关系的调整与进步，令一段时间以来似乎出现过纠结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得以大幅度改善，也使一度风高浪急、云谲波诡的南海形势趋于平静缓和。随着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其将在平衡该地区大国关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成为弥合分歧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韩国国内政治因所谓“闺蜜门”陷于麻烦之际，日韩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美日韩强化军事合作。美国新政府的东亚政策是否会松动美国与日韩的同盟关系，是否会再次危害东亚—南海区域正在向好的安全局面，值得关注。尽管如此，亚太区域及全球各国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对搭乘中国经济快车的渴望，将发展置于首位，颠覆了安全与发展的传统顺序，经济正在成为强大驱动力，以和平与柔性的方式，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当然，这也在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加快向全球各领域延展。双方认识到，中美虽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任何全球性问题若缺失中美合作都难以解决。迄今为止，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在加强全球核安全、网络安全合作领域，在反恐、伊核、朝核、阿富汗、苏丹等涉及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卓有成效。

面对一系列无法绕开的甚至是重大的分歧，能否共同管控分歧和矛盾，始终是对中美关系的严峻考验。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美双方已摸索出了一整套经验：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与战略关切，清晰认知对方战略意图、利益偏好和政策底线，从而对对方发展保持比较稳定的战略预期。中美两国之间高质量战略沟通机制的运行，一再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不仅已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战略保障，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成熟国际关系机制。从工作层面看，两国官方100多个对话交流机制涵盖中美关系各个领域，累计达成数百项具体成果，这种高频率、多领域、深层次的对话机制网络堪称两国关系史上的创举。

面对此次美国政权轮替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不会因对方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受到颠覆性冲击。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向好的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压舱石，也是世界秩序的稳定器。

·主题研讨：东亚合作·

东亚区域格局分析与趋向前瞻

丑则静，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东亚地域广阔，战略资源丰富，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是麦金德“大陆腹地学说”中“世界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中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目前，中国逐渐成长为地区经贸合作的领导力量，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在俄罗斯、日本等战略力量政策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东亚区域格局发生了何种变化？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大国战略、热点问题、安全经济合作进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区域格局走势产生影响？中美正在积极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能否为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注入新的积极因素？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认识东亚区域格局所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一、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本文所述“东亚”采用大东亚的概念，即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而将作为国际格局子系统的东亚区域格局理解为，由中美日俄等地区大国和域内其他力量综合构成的基本结构及其互动特征。

（一）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演变

在古代，东亚区域格局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中国与地区国家间一种特殊的关系互动模式——朝贡体系缘起于先秦时代的分封制。尽管这一体系的边界与朝贡国的数量不断发生变化，但由于中国在东亚的绝对优势地位，体系内部基本保持着“藩属—宗主国”关系。在这种特殊的区域格局之下，国家间的往来缺乏正式的规则，更多通过“礼法”来维系；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形成一种“平等的双边关系”，体系内国家享有“实质的主权”。

进入近代，东亚格局的发展演变被镶嵌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酝酿与实践中。始于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地区古老的制度模式被摧毁，东亚逐步被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及采取“脱亚入欧”的西化战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家。伴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日本欲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意图昭然若揭。但由于“大东亚共荣圈”等构想包含的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秩序观念，加之日本武力侵略的实现方式，它严重违背了东亚人民的意愿，给地区带来了灾难，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由于全球范围内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东亚格局呈现出了两极对抗的基本特征，美苏主导的双边与多边军事同盟成为地区事务的主导，地区共同体建设进展缓慢。冷战的终结，使东亚格局迎来了一个以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国家彼此尊重主权又超越主权，成立了一系列地区性合作组织并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但是，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多样性，以及地区合作过程中主导国家的缺位，加之被地区国家普遍接受的“东亚观念”尚未形成等原因，目前东亚地区合作水平相对较低，地区格局构建与一体化整合任重而道远。

（二）东亚区域格局现状分析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区域化加速推进的国际大势下，东亚不仅与欧洲、北美一起稳居世界经济中心三甲，更由于地区强劲的发展势头，世界地缘政治面貌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权力中心开始出现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转变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后危机时代中美双方在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上的此消彼长，而这也推动了东亚区域格局的重构。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与地区经济体系，经济保持着1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体量迅速扩大。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并参与建设东亚地区经贸合作机制，改变了过去东亚经济由美国主导的局面，逐渐成为地区分工体系与经贸网络的中心。但是中国经济在地区的影响力却没能有效提升中国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而且由于中国崛起改变地区原有力量对比，反而促使美国加大了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介入力度。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009年7月，宣布调整全球战略部署，“重返亚太”；2011年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即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参与并领导塑造地区多边机制以应对中国崛起。于是，当前东亚地区便形成了一种安全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复合式地区格局：安全问题更多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竞争多于合作；而经济问题则更多依靠中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合作多于竞争。

在目前的东亚区域格局中，美国通过地区性双边同盟体系以及多边伙伴关系为地区许多国家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中国则依托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东亚提供“发展”这一公共产品。不过，美国提供的产品并不具有普惠性，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不能享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其威胁。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地区格局，是中美实力此消彼长、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结构性矛盾在地区的直接反映，也间接揭示出中美未来的战略互动将对东亚区域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此外，在安全层面，除了美国主导的以竞争为主的格局外，还存在着区域大国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及核扩散威胁的亚格局，主要体现在朝核六方会谈上。从这个意义说，在安全上也是复合格局。

二、影响东亚格局走势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态势

（一）域内大国战略

在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主要基于中美俄日等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力量对比。因此，对上述域内大国的国家定位、地区战略利益以及基本地区政策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东亚区域格局的发展态势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动地区稳定繁荣与一体化事业的发展。1.中国

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东亚格局的塑造能力将不断提升。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亚太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天然地处于东亚的中心，该地区集中汇集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舞台。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对国家利益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正在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地区战略，以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为导向推进地区建设性合作。

首先，落实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推进东亚战略，编织与地区国家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使东亚国家既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也能从地区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与助力。其次，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机制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的作用；加强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最后，大力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2.美国

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霸权国与最大受益者，历届美国政府都将“维护霸权领导地位”、“抑制其他国家试图挑战或谋求霸权的倾向”视为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目标。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一部分的东亚战略，自然要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并与之相互协调。面对以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格局终结后，东亚呈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渐趋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格局，为防止美国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东亚的现实利益与主导权，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启动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推进“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

由于美国霸权是以其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实力以及优势地位为基础的，因此美国巩固与加强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也是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东亚战略构架。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加强与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保持在东亚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巩固既有的“轴辐”式地区安全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扩展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开展多层级军事外交活动等方式，加强与地区非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在经贸问题上，突出表现为美国对“二十一世纪高标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推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并试图重新主导地区经济整合进程。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积极推行“民主价值观外交”，试图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来打压和孤立中国。

可以预见，美国介入亚太安全与发展事务，试图主导区域格局演进方向的努力不会减弱，但是鉴于其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特别是欧洲事务和中东事务的牵制，美国塑造东亚格局的能力正趋于下降。3.俄罗斯

目前，俄罗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但由于受困于乌克兰危机、西方经济制裁以及全球范围内能源价格走低趋势，俄罗斯经济出现较为严重的衰退。在这种形势下，以恢复国家大国地位为目标的俄罗斯外交更加强调务实原则，“双头鹰”外交在实践中越发重视东亚地区，其东亚政策更趋务实，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也更趋紧密。

俄罗斯的东亚外交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领域：第一，将中俄关系作为东亚政策的重心，同时均衡发展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2014年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新阶段，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近年来，日俄关系也发展迅速，日本正成为俄罗斯在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以及萨哈林2号等日俄间的能源合作项目也在平稳推进。同时，俄罗斯还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并将发展与东盟的合作作为东亚战略的又一支撑点。第二，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与一体化进程，力争改变在地区合作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处境。4.日本

进入21世纪，由于地区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日本积极调整其外交走向与地区战略布局。目前，在东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以及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原有的地区政治经济版图被改写，中国和美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反观日本，经济增长缓慢，旨在通过货币政策扭转颓势的“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与之相应，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在经济影响下继续相对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国内保守派势力不断壮大，安保法案的通过使集体自卫权解禁已经成为现实。政治右倾化促使日本外交更具进攻性，并倾向于同中国争夺地区领导权。日本以同中国竞争为主轴的东亚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在密切安保领域合作的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TPP；二是积极推广“价值观外交”，通过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外交战略来孤立中国；三是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加强同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的关系。

（二）域内次要角色

探讨东亚地区形成的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格局的发展态势，除了关注区域主要大国的地区战略与关系互动外，在东亚经济与安全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国家以及长期主导东亚地区合作的东盟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变量。1.朝鲜与韩国

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特殊，按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论断，“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与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朝鲜半岛两国按照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经济军事实力都只能在地区扮演次要角色，但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及其与大国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其在区域格局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觑。

朝鲜方面，作为冷战的“活化石”，在2009年4～5月和2013年2月进行了第二、第三次核试验，已将“核拥有国”写入宪法。金正日病逝至今，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种种猜测，金正恩政权仍已平稳运行近五年时间。由于朝鲜政局、政策取向以及军事动向发展的扑朔迷离，朝鲜仍将长期作为影响地区和平的不稳定因素。韩国方面，2013年2月朴槿惠宣誓就职成为韩国第十八届总统后，以创新型经济、国民幸福与文化昌盛为其施政的三大目标。为配合上述目标的实现，韩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务实，在继续以美韩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同时，积极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构建朝鲜半岛南北信任程序，努力改善朝鲜半岛关系，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朝鲜半岛两国的战略走向会直接影响东亚地区四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同时，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如果能够带动中日韩三边经济合作的深化并制度化，将会对地区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的优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难发现，东亚区域合作并非由地区大国主导，而是由小国组成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主导，即所谓“小马拉大车”模式。

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东亚大国博弈与东盟积极追求的结果，同时东盟的独特运行方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开放式地区主义以及机制化发展为核心的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不仅符合东亚地区大国关系复杂、国家间互信缺失的地区性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东亚区域化制度体系的面貌。在东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因其战略位置重要、经济体量较大，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外政策也颇为引人关注。

印尼方面，首位直选总统苏西洛2004年入住独立宫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仍在2008年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对外政策上，印尼奉行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同东盟其他9个成员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均衡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试图使印尼成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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