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慎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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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修订稿）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又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是否可行？当然，为方便年纪大的阅读的大字本定价可适当高一点。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3年3月28日前言中国决不能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党内教育参考片解说词纳入“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就要正式付梓了，编辑嘱我这个总撰稿人在小册子前面写上几句话。

说什么呢？给各位读者汇报一下此片解说词及片子产生的相关过程、有关反映及我们课题组的一些想法吧。

1998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9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即建议我组织团队，研究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问题。2000年，我们课题组组成，此课题列入院重大课题；2001年，又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

2003年，有机会访问俄罗斯。在伏尔加格勒大学与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教师交谈时，我问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哪， 接她低下头半天不语。我很是纳闷，等她再抬起头时，发现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说：“您问的这个问题平时我们都在回避，这是我们心灵上的疮疤。平时不想，心里还好过一点。你这一问，又把我心上的疮疤揭开了。我的心正在流血。30多岁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和对比。苏联解体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突降了一半， 吃到嘴里的东西整整减少一半；伏尔加格勒州男性人均预期寿命整整减少了10岁，女性减少了5岁。过去我总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这些东西虚无缥缈，与我相距甚远甚至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理想一是有个好工作，二是有个好家庭。但俄罗斯近十几年社会发展实践的惨痛教训告诉我，那些似乎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主义、道路’，实际上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于我们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为研究苏联解体，十多年来，我刻意调整和安排自己有限的出访机会，先后四次到俄罗斯访问。在俄罗斯各地，与各阶层、各群体的人士交谈，一些人常常是热泪涌流并希望中国要认真汲取他们的惨痛教训。他们的切身感受和殷殷话语，极大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苏联亡党亡国，不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悲剧，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我曾与课题组的其他成员相互勉励，都决心克服种种艰难与困难，拿出让实践证明是有点见地并且有说服力的成果，以奉献给我们的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决心为我党我国避免走苏联之路尽微薄之力。

正因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又力不所负，所以我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如陈之骅、吴恩远、张树华等一样，不敢有稍许的懈怠。自己常常是半夜突醒，或依枕捕捉飘忽的“灵感”，或离床写下零碎的思悟。2006年春节，在窗外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我每天都在电话里多次请教课题组其他成员，七天假期里几乎没有下过楼，终于把这一解说词由第27稿改定为第28稿即最终定稿。

2006年4月中旬，经过大家共同艰辛努力，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原中顾委委员兼秘书长李力安、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和中纪委原副书记刘峰岩、中纪委驻中国烟草总公司纪检组组长潘家华等一批我们所十分敬重的老同志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我们课题组与全国党建研究会、中纪委方正出版社等单位终于共同制作完成了八集党内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片子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一开始我们心里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于是决定先拿到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广东深圳特区去内部播放。2006年4月26日上午，在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主持下，请为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部分老同志进行审看，后又进行座谈。大家一致认为，该片发人深省，具有重要教育意义。李灏说：“这个片子很重要，建议全党组织党员和干部好好看看。”深圳市政协原主席周溪舞说：“苏共垮台这么大一件事，这个教训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苏共垮台这么多年了，才搞出这个片子，虽晚了一些，但很重要。”深圳市委原副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秦文俊说：“凡是不希望自己的党步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尘的中共党员，都应该看这部片子，并且都应该从这部片子中得到警醒，受到震撼和教育。”海南省原副省长邹尔康、深圳人大原主任李海东和李广镇等纷纷对此片的诞生表示祝贺，并说该片“是对党的建设作出了一份重要的贡献”。大家一致反映，看完该片在认识上有两大收获：“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没有否定毛泽东，如果丢掉这面光辉旗帜，就必然会步苏共后尘。二是还是邓小平说得对：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该片从八个方面剖析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都是围绕共产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也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中央纪委和中央政法委有关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单位观看该片。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也都对该片作了充分肯定。该片在内部发行后，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应。四川等一些省委中心学习组用一天时间专门观看并座谈讨论，还发专文要求全省所属单位组织观看。不少单位说：在放映中，人们屏息静气，很少有人走动；原打算分两个半天看完，但一放映前几集，观看的同志一致要求中午边吃盒饭边观看，一气看完；五个多小时中，一些烟民也没顾到场外“释怀”；有的还自动组织召开座谈会，畅谈观看体会，撰写体会文章。之后，该解说词甚至在国外也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2007年10月，我带队赴俄参加“第二届中俄社会科学论坛”。10月9日，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涅基别洛夫院士代表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特别地指出：“《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课题组，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得出了不少有勇气和警示性的结论。”时任越南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兼公使阮荣光也告诉我说：“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教育参考片的解说词，越共中央委员全部观看了该片。大家反映强烈，都认为很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我们衷心感谢已观看了此片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与相关专家学者对我们初期成果的鼓励和厚爱；我们也深知，此成果也有令人缺憾的地方。现将该片解说词一字不易地奉献各位读者，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继该片之后的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出版发行了我们课题组撰写的47万多字的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这部专著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好评，并被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会鉴定为优秀研究成果，2012年又被中央组织部评为精品教材。现在，我们正在制作六集党内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之三——俄罗斯人在诉说》，镜头聚焦到了戈尔巴乔夫进行的六年多的所谓“改革”上。

与俄罗斯各界人士交流，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赞成“苏联解体”这一提法，认为应在这一提法的中间加上一个“被”字，变成“苏联被解体”才更为准确。我们认为，从世界“冷战”历史的角度看，俄罗斯朋友们的说法很有道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战略及其实施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苏联解体”这四个字，陈述的是事实，而不是探寻其原因。造成苏联解体这一悲剧的原因有无数个。“苏联被解体”即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仅仅是苏联解体这一悲剧产生的外因，而苏联共产党的逐步直至最终的彻底变质，则是酿成这一悲剧的内因。这一内因，对苏联解体这一悲剧的最终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苏联被解体”这一外因，也是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这些国内外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这一内因而起作用的。

苏联解体后，不少人天真地以为只要苏联走西方的路子，世界两大阵营自然就消除敌意了，世界就和平了，可结果如何呢？结果是世界失衡，一家独霸。其金融霸权导致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急遽分化，闹得西方世界市场萎缩、债台高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且至今仍未见底；其军事霸权导致局部战争接连不断，甚至更大的战争阴云还在集聚；其文化霸权导致所谓的“普世价值”等在世界各国泛滥，各国人民的思想被极大地奴役。西方还金融、军事和文化等多种霸权并用，在俄罗斯与其他相关国家加快推进“颜色革命”的步伐，企图加快实施对广大第三世界的西化分化，其中包括进一步肢解俄罗斯的战略图谋。

他国之鉴，可以力戒。在苏联解体2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真还以为我国只要走西方的路，西方就不会敌视我国了，那可就太天真了。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出访澳大利亚的前夕接受了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专访。奥巴马说：“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2]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国际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背后，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在当今世界，甚至还可以把霸权主义者的根本目的归结为企图独占独享地球上有限并且是日益减少的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的金融、军事和文化霸权等，是为了实现其对地球有限资源的高度垄断。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的成功，使得西方在原苏东地区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已经把正在蓬勃发展中的我国，由潜在的最大对手作为现实的最大对手来对待。我们认为，党中央提出要高度警惕西方世界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十分正确，这一提法把他们企图对我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手段与目的进一步形象化、具体化了。西方世界对我国主要采用西化分化的办法，因为这是最省钱、最省力且最有效的办法。它们企图把我国引诱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决不为使我国“崛起”与世界和平，说到底，是企图巧占或强掠我国的资源，是为了让国际垄断资本永久地统治世界。我们深知，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结果，则必然会进一步导致我国的分化即弱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退一万步讲，即使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着强大的种种条件与机遇，西方也决不会让中国“崛起”，也决不会让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同样的生活。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西方也会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对待我国，进一步分化并最终肢解和弱化我国。在西方一些人的眼里，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发展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人则只会更加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更加设法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块头大，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了世界上的第二位，无论你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美国都会觉得中国对他是个威胁，都会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具体的经贸项目等方面，我们完全可以与西方共赢；但在根本的战略目标上，绝对不可能共赢。

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的时候，列宁说：“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我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3]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本人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也犯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这是“二二得五”的“错误”。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逐渐脱离、背离，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则犯的是“二二得蜡烛”的“错误”。“二二得五”的“错误”，与“二二得蜡烛”的“错误”，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错误”。对斯大林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所犯的错误，我们当然也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但对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脱离、背离特别是背叛，从而导致苏联亡党亡国这一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则更应认真研究，切实从中汲取血的惨痛昭示。

苏联亡党亡国的沉痛教训昭示着我们，中国决不能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苏联的亡党亡国，应是我们党、国家、民族和军队的殷鉴。苏联人口少而资源丰厚，而我国则完全相反，人口多而资源不足。如果我国重蹈苏联最终之覆辙，其后果则一定会比当年的苏联悲惨得多。

在历史的长河中，万千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自在的，不管人们承认与否，高兴与否，它恰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真理则是一定的人们对一定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知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真理。价值则是价值客体对于价值主体的一种关系，是价值客体对于价值主体的意义。而价值观则是对于这种价值关系的认识，是一定的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万千事物的主观感受与评价。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客观真理，同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又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这种普遍的客观真理，并不被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或阶级或群体所承认，因而也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因此，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普世价值”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的人们，则往往有着不同的真理观和价值观。所以我们说，对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的探讨与争锋，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的探讨与争锋，在短时期内决不会终结。此片解说词只算作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思索与考量。[4]

毛泽东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讲的是真理观，如同康德所说的敬畏星空；毛泽东又说：“为什么人的问题，[5]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里讲的是价值观，如同康德所说的敬畏心中的道德律。真理观与价值观有所不同，但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那里，二者则在更高层次上统一起来。因此，“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人民和历史衡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最终结果或对错或功过的天平，也是衡量任何政党、政治家及专家学者对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实所作结论对与错的天平。笔者认为，专家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宋太祖怕史官的道理，不仅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该明白的道理，而且也是专家学者特别是那些有着大名声的专家学者同样应该明白的道理。专家学者不能仅为博得资本对自己的掌声，甚至为获取不应得到的物质利益而刻意去发出损害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耸人听闻”的言论。任何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应该具备这一起码的历史责任心和责任感。这也就是说，都应敬畏历史和人民。

我们深信，随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随着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党的十八大主线的学习与贯彻的深入，对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认识，也必将会在我国特别是党内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中进一步深入。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决不会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的新的信心。李慎明2013年5月1日

[1] 位于莫斯科东南1000公里处，原名察里津。1918年斯大林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察里津战役，击溃了来势汹汹的哥萨克白卫军，对巩固十月革命成果、捍卫初建的苏维埃政权具有重大的意义。为纪念斯大林的卓越贡献，1925年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历时六个半月。德国法西斯先后动用150多万兵力，企图先攻占斯大林格勒，然后再北攻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军民浴血奋战，最后将德军全部歼灭。毛泽东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初见端倪之时的1942年10月12日，就在延安作出这样的预言：“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5、388页）。70多年过去了，重读毛泽东当年的这一预言，不得不感叹掌握唯物辩证法后判断事物的高屋建瓴、观察事物的明察秋毫和分析事物的势如破竹。行笔至此，我生发开来，想套用毛泽东当年的预言，说以下这样的话语：今、明两年也将不是西方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当然，我们深知也切勿忘记，前进道路上极可能还有数不清楚也预料不到的艰辛和苦难。1961年，赫鲁晓夫领导当局将位于伏尔加河畔的该城改名为伏尔加格勒。2013年1月31日，市杜马即市议会决定，在每年中六天特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胜利的纪念日里，这座城市重新更名为斯大林格勒。2003年我在这座英雄城市访问，凭吊卫国战争乃至“二战”时期这一著名战场，缓行在雕像林立的英雄广场，仰望着马马耶夫高地上巍然耸起的高达85米、重达8000吨“祖国母亲在召唤”的雕像，雕像“母亲”右手持剑，左手遥指敌人进犯的方向，仿佛听见她对儿女们奋起保卫祖国、英勇无畏杀敌的疾唤正在蓝天白云间回荡，我心身俱受极大的震撼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洗礼。

[2] 《澳大利亚人》报2010年4月16日。

[3] 《列宁全集》1987年第二版，第43卷，第285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

[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90页。序言

20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苏联，这个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疆域的大国、强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

震惊之余，世界各国及政党、相关国际组织、各类学术团体乃至不少个体，都在纷纷思考“苏联解体”这一前所未见的巨大谜团，力图借鉴这份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1]学得的知识可能是进步的最有效的工具。”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毫无疑问，认真研究、正确认识这一重大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种不同的研究观点都在试图向世人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等。我们看见不同的人得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的[2]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其1992年那个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出问题，还[3]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本片从以下八个方面对苏共内部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展开剖析：（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

[1] 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第1166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0页。第一集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

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

从高高山上我们遥望四方

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

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

克里姆林宫顶红星照耀

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

我们的首都，莫斯科……”

凡是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会熟悉这首令人怀想而又憧憬的旋律，也会熟悉这座曾经深刻影响过中俄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是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乡，也曾经是我们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斗建立新社会的榜样。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中苏两党之间曾经有过严重分歧，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都始终牵埋着对列宁和十月革命故乡深深的情结。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转折时期。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秘密召开。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这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革命宣传的作用。但这次大会没有制定党纲，被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中的两名不[1]久即被逮捕，实际上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为了创建无产阶级的新型革命政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900年创办了《火星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了一份纲领草案。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列宁用多达上百次的发言，阐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列宁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多数。于是拥护列宁主张的人便被称为“多数派”，俄文直译为“布尔什维克”；而反对列宁主张的人则被称为“少数派”，俄文直译为“孟什维克”。

党的二大通过了体现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党纲，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执行革命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领导机构，从而揭开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列宁是这一新型革命政党的主要缔造者。

1917年2月（俄历），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下，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

这，就是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由于这个政府对外坚持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对内继续镇压革命群众，从而很快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列宁对形势做出了准确判断，及时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号召，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

20万工人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参加了起义。

列宁在起义者的欢呼声中走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台，宣告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诞生了。

面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了武装进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英勇的苏俄人民和刚刚组建的红军粉碎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反扑，击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叛乱，击退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武装干涉，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成果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2年底正式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艰苦岁月中，列宁积劳成疾，特别是加上国内反动势力行刺的枪伤，1924年1月21日，这位年仅54岁的伟大领袖，在开始探索如何巩固红色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过早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人民和土地。

斯大林接过了继续探索巩固新生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

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1929～1937年，苏联工业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向前发展，苏联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7倍，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只增长了0.3%。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的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地变成了举世公认、雄视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1939年，希特勒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悍然向苏联发动了进攻。在战争初期，苏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是，苏联人民在苏共和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转入战时体制，调动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同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41年10月14日，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几十公里的地方。在首都面临威胁的最危急、最严峻的时刻，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仍然坚守在莫斯科。1941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日；冒着敌机轮番狂轰的危险，盛大的节日庆典和红场的阅兵式照常在莫斯科举行。这一切，极大地鼓舞了首都居民和苏联人民，他们一致发出了“誓与祖国共存亡”的誓言。

苏联红军的后备师一边整编，一边进行阅兵训练，在通过红场检阅后，这些威武之师以视死如归的英姿和无坚不摧的信念，直接开赴前线！

在整个卫国战争中，先后累计有300多万名苏共党员前仆后继，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在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中献身。

1945年4月，苏军攻入德国，5月2日攻克柏林，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战争中，德军破坏了1700多座城镇和7万多个村庄，摧毁了32000座工厂、650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2700万军民死于战

[2]争。

战争胜利后，苏联共产党立即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946年，苏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到1950年，苏联工业已恢复到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这一年苏[3]联的工农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7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从1932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长达30年。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增加了0.71倍，法国增加了0.54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其对手，以这样敬畏的口吻评价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4]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绝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闭幕的当天深夜，代表们却又被突然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开展了对斯大林的尖锐批判。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全苏各地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不正常情况。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1年中，大反斯大林导致否定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这就必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

苏共党内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正是这其中的一些人，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

1964年10月，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大部分主席团成员密谋推翻了赫鲁晓夫。它标志着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完结和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开始。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苏共调整了某些政策，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一些草率的改革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苏联国情的正确改革举措，使苏联在世界上成了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工业、科技、军事超级大国。

但是，这时的苏共领导人也因袭着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原则错误，并因所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而自满自大起来。他们对内维持现状，对外扩张争霸。这种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这也使得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陷于僵化和停滞。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

此后的苏共两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总共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相继去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此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即正式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其“打开改革阻碍机制的突破口”。

当时，人民希望改革，摆脱停滞，但是还没有弄清楚甚至尚未来得及思考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名义下提出这些口号的真正含义。

1988年6月，苏共举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自白，他说：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不仅是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问题，而是要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问题，是要把国家权力中心从共产党手中向苏维埃转移的问题。

1990年7月，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其他一些决议。

从此，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也正式成为党的指导方针。

各种反共组织乘机大批建立和发展壮大，用各种方式向苏共展开斗争。

据俄共中央副主席库普佐夫在1991年2月28日说，修改宪法仅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有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就有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促使苏共下台和解散的政治力量。

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党制方针的鼓动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狭隘的民族离心倾向日趋严重，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也日益脱离中央。

从1989年开始，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提出脱离或独立于苏共的要求。立陶宛共产党不顾苏共的劝阻和反对，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上通过了《立陶宛共产党宣言》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与苏共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戈尔巴乔夫对此节节退让，苏共出现联邦化倾向。

党内所谓“民主派”利用这一形势，与党外民族分离主义相互呼应，紧密配合，进行分裂苏共、解体苏联的活动。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全苏人民公决。其中赞成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票数占76.4%，反对的占21.7%。但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六个加盟共和国拒绝进行公投。

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绕过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了《“9+1”声明》，提出要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新建的联盟将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更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字眼，但这就从法律上破坏了国家统一，特别是改变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的方向。

此时，联盟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为夺取最高权力，已不惜瓦解苏联了。

8月20日，是苏联新的联盟条约签署的日子。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批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为了保留社会主义苏联，同时阻止所谓的“民主派”上台，于8月19日宣布在国内一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震惊苏联国内外的“8·19”事件。这是苏共内部一些力图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为避免国家走向灾难深渊所做的最后尝试。但他们既没有明确而又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实际斗争中又缺乏坚强的政治意志，这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缘由。在外地休假的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行动采取的先是骑墙、后是背叛的态度，也加快了这一事件的失败进程。“8·19”事件以失败而告终。苏共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苏共的4228座办公大楼、180个社会政治中心、16个社会政治研究所等设施都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俄罗斯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很快被解散，或被禁止活动。

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当然，在饱尝了苏联解体十多年悲剧性的苦果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此开始了反思。

亡党必然亡国。

1991年12月25日，是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也是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天。

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总统府，“精心”准备他将于当晚宣读的辞职书。

19时，戈尔巴乔夫通过架在总统办公室的苏联中央电视台和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的摄像机，同时向苏联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告人民书。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怀着“不安的心情辞职”，并“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职务的活动”。

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那面苏联几代人，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怀有深情的镰刀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在寒风中悄然下落……

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

1991年12月26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主席台上只有共和国院主席阿利姆扎诺夫一人。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从此，苏联共产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两个曾经辉煌了几十年的名字，就这样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强制实行私有化改革。结果，很快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衰退。

国家急剧贫困，社会陷于混乱，犯罪大量涌现。据俄罗斯内务部的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他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

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甚至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5]低了整整10岁。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远不是这些数字和情况所能表达的！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慨叹：“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6]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很多俄罗斯学者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了几十年。

一个由列宁亲手创建的党；一个曾经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推翻沙俄反动统治，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一个抵御了14国武装干涉，胜利地捍卫了革命成果的党；一个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并为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党；一个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并率先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党，为什么在执政74年之后竟丧失了执政地位？

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多万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就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

[1] 参见〔俄〕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莫斯科，1960，第41页；〔俄〕波斯别洛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39页。

[2] 参见〔苏〕谢拉耶夫主编《苏联通史》第3卷，莫斯科，1983，第361页。

[3] 参见〔苏〕萨姆松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2卷，莫斯科，1972，第541页。

[4] 〔俄〕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92页。

[5] 参见李慎明主编《2005年：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67页。

[6] 俄罗斯总统网站2005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2005年国情咨文》。第二集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

世纪之交，在资本主义的故乡，接连曝出四则震惊世界的新闻：

一是1999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为第一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

二是紧随其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

三是2002年，英国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结果是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作为“千年伟人”的地位。

四是2005年7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第四频道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3万多名听众，结果是：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以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得票率仅为12.6%，远远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入前20名。

这充分表明，在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人坚持认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的理论，就像自然科学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

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人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一位为人类社会和精神的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的历史伟人！

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是工人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1848年，当共产主义还被比喻为是一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当时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后来成为国际工人政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宣言》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每一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精神和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和压迫，就不能再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第一次揭示出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真实条件，并且宣告了如下真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坚定地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国际、国内面临的一系列新形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列宁科学地剖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新论断。他还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与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做了精辟阐述，指明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

他及时总结十月革命前后阶级斗争的经验，继承、捍卫并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国家学说。他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及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工农联盟的基础、必须彻底发展民主和强化人民监督等重大问题。

他明确指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头等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真正革命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

他还指出：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是持久的，它将包括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侵袭的危险，并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实践变成了现实。

列宁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实践和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任务和发展战略。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清醒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1]已由“夺取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继续进行国有化，而是大力发展[2]国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进行的初步探索。

然而，这一计划刚刚开始付诸实施，苏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发动了国内战争。

战争中，国内粮食极为短缺，城市饥荒严重，奸商哄抬粮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严重扰乱了市场，威胁着新生的革命政权。

由于在战争环境下物资奇缺，布尔什维克党适时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比如，强行征集农民粮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粮食，以“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领域试图取消货币，实行实物分配制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保卫十月革命的胜[3]利成果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被列宁称作“是一种功劳”。

但是，这一政策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引发了不少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时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他坦然承认，现实生活说明以前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4]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1921年，俄共（布）开始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这无疑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转变，而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如何利用市场作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探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新经济政策有助于消除国内战争造成的破坏状态时，全国劳动者都感到满意。新经济政策也有力地促进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带来商业和市场的繁荣，农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后来一些人囤积居奇，并恶意抬高粮食收购价格。1927年初，全国粮食收购量为[5]42800万普特，而1928年初则猛降到3亿普特。从1927年后，苏联许多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城镇居民餐桌上经常没有面包；1928年，不得不在城市实行食品凭票供应的“购货本”。这很快导致工人阶级[6]和城镇居民不满情绪的增长。苏联党和人民开始了新的探索。

革命胜利和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的俄国”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西方进行革命才能够挽救俄国革命，应该用尽全力去促进、点燃西方革命。

斯大林认为这种理论的真正本质是鄙视俄国人民，“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他说，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踏步不前，不能坐等胜利和来自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无所作为。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7]年内缩小这个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被人家击溃。”他又说：“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8]“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9]立。”

关于发展工业的方针，斯大林认为：必须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不想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农业合作社等构成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10]质和文化的需求”。

由于这些理论和指导方针紧密结合了当时国内外的发展变化的实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带领党与人民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确立起来，并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胜利和后来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把个人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等诸多原因，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使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偏离了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他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和阶级斗争，过早提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在商品关系理论方面，一方面他首次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却又提出“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不顾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分配方式；他忽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在有的时候和有的问题上，他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一整套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的所谓新的理论。这套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集[11]中体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这个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12]民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13]中的特殊阶级。”任何国家只要存在阶级对立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对势力与阶级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的一些消极后果是，它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在政治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经济上虽然试图进行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调整，但在具体做法上却仍然完全因袭过去的办法，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现实，依然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改革，反而对这一体制进一步强化亦即僵化，结果使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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