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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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试读：

一九八四

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时间：2015-07-01

ISBN：9787553468358

本书由北京橡树国际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一

九

第一部

一

在四月一个天气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里，钟表敲了

十

门厅里充斥着卷心菜和旧床垫的味道。门厅一端的墙上钉着一张彩色宣传画，它悬挂在屋里显得非常大。宣传画上画着一张巨大的面孔，大概一米多宽：那是一张

四

五

在他住的地方，总能听到一个圆润的嗓音播放一系列和生铁产量相关的数值。声音是从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长方形金属板里传出来的，它是右面墙壁的一部分。温斯顿转动了一下开关，那里发出的声音稍稍小了一点儿，但说的话依然能听清楚。这个装置（通常叫它电子屏幕）可减小音量，不过没办法把声音彻底关掉。他来到窗前。他的身材瘦弱，蓝色的工作服——党员制服让他显得更加单薄了。他的头发颜色很浅，脸色天生红润，但因为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刀片，又加上刚经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的皮肤变得非常粗糙。

现在即使透过紧紧关着的玻璃窗，外面看上去依然显得非常冷。在楼下的街道中，尘土和碎纸被一股股小旋风吹卷起来，外面虽然阳光明媚，天空也蓝得刺眼，但除了四周张贴的宣传画以外，一切好像都是没有颜色的。那张留着黑胡须的脸从你能够看到的街道的每个角落向下凝视着。正对面的房子就张贴着这么一幅，标题写着：老大哥在盯着你。宣传画里那双黑色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温斯顿。下面的街道上还有另外一张一角被撕破的宣传画，撕破的一角被风吹得不停摆动，一会儿把“英社”这唯一的词语盖住，一会儿又舒展开来。远处有一架直升机在屋顶飞过，看上去像一只蓝色的瓶子，它在这儿绕了几圈，然后又划了道弧线就离开了。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侦察大家的窗户。但其实巡逻队也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只有思想警察。

电子屏幕上的声音依然在温斯顿背后絮絮叨叨地说着生铁产量与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的情况。这个电子屏幕可以同时接收和发送。不管温斯顿发出什么声音，只要音量超过极低的私语，它都能接收到；另外，只要他继续在那个金属板的视野范围内，不仅他说的话能被人听到，他也会被人看到。当然，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你根本无法知道你的言行是否正在被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什么时候或是以怎样的方式接入某条电线，你就只有去猜想了。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一直都在监视着每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想，都可以接上与你相关的那条线路。你只能在这种假设下生活——从已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真正地生活——在这种假设中，你所说的每句话都会被听到，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除了在黑暗中之外，都会被人细察。

温斯顿保持背对着电子屏幕，这样要安全一些，但他心里很清楚，哪怕是背部也可能会暴露出问题。一公里以外，就是他工作的真理部，那是一幢伫立在阴沉地段的白色的巨型建筑物。他带着点儿不清楚的厌恶情绪想——这儿是伦敦，是一号机场，这个省份在大洋国人口居于第三位。他非常努力想拼凑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以便可以告诉他伦敦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残垣断壁的十九世纪的屋子，墙头用木头撑着，窗户上安装的是硬纸板，屋顶盖着的是波形板，花园围墙东倒西歪地倒塌；还有满是尘土、破砖烂瓦上长满野草的、被炸弹炸过的地方；还有炸弹炸出的一大片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很多肮脏的小木屋，就像鸡笼一样。但这根本没用，除了那些缺少背景的、模糊的、光亮的画面以外，他记不起任何东西来，他的童年没留下别的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说就是“真部”——和视线中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有让人惊讶的不同。这是一座庞大的像金字塔一样的建筑，白色的水泥闪闪发亮，一层连着一层，越来越高，直升到高空三百米处。温斯顿从现在站着的地方，刚好可以看见党的三句号召，那是用非常好看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有人说，真理部地面上的屋子有三千间，它们和地面下的结构一样。在伦敦的其他地方，还有三座别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真理部一样。它们让周围的建筑显得其貌不扬，所以你可以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轻易看到这四座建筑。这四座建筑分别是整个政府机构的四个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的部门是真理部，负责战争的是和平部，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是友爱部，负责经济事务的是富裕部。用新话来说就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友爱部甚至连一扇窗子都没有。温斯顿一直没有去过友爱部，也从不会走进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方。这种地方，除非是公事，否则是没办法进去的，而且要想到里面去就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和隐蔽的机枪阵地，在通向它的外围屏障的大街上，甚至都有穿着黑色制服、身上带着橡皮棍的冷漠的警卫巡逻。

温斯顿猛地回过身来，这时他已经让自己的脸表达出一种安详且快乐的表情，在有电子屏幕的地方，你最好以这种表情出现。他走过这间屋子，到了小厨房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内，他都会离开真理部，放弃食堂里的午饭，他清楚，厨房里除了一块深色的面包外，再没有其他吃的了，那是他省下来做明天早饭的。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装着透明液体的瓶子，瓶子上有一张简单的白色标签写着“胜利杜松子酒”。这酒有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油味，就像中国的黄酒似的。温斯顿倒了不满一汤匙，硬着头皮像吃药一样一口气咽了下去。

喝完后他的脸立刻变红了，呛得眼角流出了眼泪。这东西简直像硝酸一样，在喝下去的时候，你就感觉脑袋后面好像挨了一下橡皮棍一样。但紧接着，他肚子中火烧般的感觉就消退了，世界看上去好像变得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个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的盒子中拿出一支烟来，没留神地竖起来，烟丝立刻掉在了地上。他又拿了第

二

不知道为什么，起居室内的电子屏幕安装的位置和其他的不一样。一般来说，它应该是安在正墙上的，因为那样它就能看到整个房间的情况，但现在它却出现在侧墙上，正对着窗口。在电子屏幕的一旁，有一座浅浅的壁龛，现在温斯顿就在这儿坐着，在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应该是用来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中，尽可能躲得远远的，这样他就能处于电子屏幕的监视范围以外，但这仅是就它的视线范围来说的。如果他发出任何声音，对方还是接收得到的，不过只要他留在现在的位置，电子屏幕就看不到他。一半的幸运来自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格局，使他想到做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里取出那个本子时就想做的。这是一个特别精致的本子，光滑而洁白的纸因为时间太长显得稍稍发黄，这样的纸至少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已经很久没生产过了。但据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年代比这还要远许多。他是在本市内一个很破旧的居民区的一家旧到快发霉的小杂货铺中看到它陈列在橱窗中的，究竟是哪个区，他已记不清楚了。他对它一见钟情，非常想得到它。按说党员是不允许到普通店铺中去的（去了就会被说成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但大家并不会严格去执行这条规定，因为有很多物品，像鞋带、刀片之类的东西，他们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是无法弄到的，他飞快地回头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小杂货铺里，花了二元五角钱买下了这个本子。当时他并没想到买它来做什么。他不安地把它放进皮包里回家了。哪怕里头并没有写什么内容，有这样一个本子也很容易引起怀疑。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写日记。写日记并非不合法（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不合法，因为早就没有所谓的法律了），但如果被发现，他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他会因此被判死刑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做25年的苦役。温斯顿在笔杆上装上笔尖，用嘴舔了一下，把笔尖上的油去掉。这种蘸水笔现在已经是老古董了，甚至连签名的时候都不用它了，他花费了很大力气才偷偷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洁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去写字，不能随便用墨水铅笔去涂鸦。

其实他已经不习惯写字了。平时除了极其简短的字条之外，他一般都是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现在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用笔尖蘸上墨汁，停顿了一下，但只是一下而已。他的内心感到一阵战栗。在纸上书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小而生疏的字体写下几个字：1984年4月4日

他的身体猛然往后靠了一下，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来。首先，他对今年到底是不是1984年没有一点儿把握，大概是这个年份，因为他明确地知道，自己今年

三

他突然想起来，他的日记是为谁而写的——为将来和后世子孙。他的思维在本子上的那个让人疑惑的日期上停顿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了现在有一个词叫“双重思想”。他第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难度。你怎么才能和未来有联系呢？从本质上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只有两种情况，如果未来和现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就不会有人听他的。如果未来和现在不同，他的处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他呆呆地坐在原地盯着本子。电子屏幕上开始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好像不但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了原本自己想要说什么话了。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他一直在为应付这一刻做准备，他从来没有想过，除了勇气之外他还需要些什么。事实上写作是非常容易的。他要做的仅是把头脑中多年来一直在想的、无穷无尽的想法写出来就可以了。可现在，他甚至连独白都枯竭了。另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起来了，这让人难受。他不敢抓，因为一抓就会发炎。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感受到的只有面前一张空白的纸、脚脖子发痒、聒噪的音乐和杜松子酒引发的一股醉意。

他突然又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仅是因为模糊地意识到他想写的是些什么。他的小而生疏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出现了，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都省略了：1984年4月4日。昨天晚上看了场电影。都是战争片。有一部不错，演的是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个地方被空袭了。人们看到一个很胖的人想要游着逃离追他的直升机的镜头，都感觉非常好玩。你刚开始看到他时，他就像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浮沉沉，后来敌人的直升机的瞄准器发现了他，之后他满身都是枪眼，周围的海水都被他的血染红了，他突然就下沉了，像是枪眼中吸入了海水似的。下沉的时候，人们大笑着叫好。接下来的镜头是一艘载满孩子的救生艇，有一架直升机在救生艇上空盘旋。一个大概是犹太人的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直哭，他把头深深埋在她的怀中，像是要钻到她的胸口里去一样。女人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他，安慰他，虽然她自己的脸色也被吓得发青了。她曾试图用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孩子，好像她觉得自己的胳膊能够挡住炮弹不伤害孩子的身体一样。紧接着，直升机向他们中间扔下一颗二十千克的炸弹，可怕的爆炸发生了，救生艇变得四分五裂，直到成为碎片。接下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把胳膊举起来了，而且举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我想，一定有架飞机装着摄影机跟着这个孩子的胳膊。这时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可在无产座中间有个女人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的跟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那个女人赶出去了。我想她不至于因此遭受什么惩罚，因为无产者说些什么根本没人会放在心上，无产者典型的反应他们绝不会……

温斯顿停下笔来，有一半原因是他感到手指痉挛了。他也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他一发不可收拾地写出这些胡说

八

假如说这样一件不清不楚的事也可算得上是发生了，那么这件事今天早上就发生在他所在的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里，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里拉出来，放在大厅的中间，正对着大电子屏幕，准备开始两分钟的仇恨会。温斯顿刚在中间那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有两个他只是见过却从没有说过话的人意外地走进来了。其中一个是他经常在走廊里遇到的姑娘。他没问过她的名字，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上班。因为他偶尔看到她双手沾着油，拿着钳子，他想她或许是机械工，负责修理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大概有二十七岁的样子，看上去是个大胆的女孩，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有许多雀斑，动作麻利，看上去像运动员一样。她工作服的腰间重重地围了一条大红色的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这条缎带围得松紧适宜，刚好露出她苗条的腰部。温斯顿第一次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她尽可能地在自己身上带出一种总体来说像是思想非常纯洁的味道。大概所有的女人温斯顿都不喜欢，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因为大多数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最容易成为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严格执行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式的思想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让他感到比其他女人更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相遇的时候，她飞快地斜睨了他一眼，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令他瞬间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有一个念头：她或许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但能确定的是，这是极不可能的。只要她离得很近，他就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和恐惧。

除了女孩之外，另外一个是叫奥布兰的男人，他是个内党成员，担任着很重要的职务，因此高高在上。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不是很了解，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椅子边上的人一看到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内党成员走近时，都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奥布兰是个体格强壮的男人，他的脖子又短又粗，一张脸显得粗犷、残忍且略带兴奋。虽然他的相貌让人害怕，但他的态度却有可爱的地方。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让人感到亲切，他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这种感觉很奇怪，但就是会让人感觉他非常文明。要是有人仍旧有那样的想法的话，这个优雅的动作会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拿出鼻烟匣来招待客人。温斯顿在这十多年里大概看到过奥布兰十几次。温斯顿对奥布兰特别感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奥布兰优雅的态度和拳击师一般的身材的截然对比让他产生了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私下认为——或许还不是认为，而仅是一种希望——奥布兰的政治信仰并非完美的。他脸上的某些表情让人无法抗拒地这样认为。另外，在他脸上体现出来的根本不是非正统性，而是一种智慧。不过不管怎样，他的外貌让人感到，要是你能躲过电子屏幕和他单独在一起的话，他会是个与你聊得来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微小的努力来证实这个想法，说真的，也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条件。现在，奥布兰瞅了一眼手表，看到指针快到十一点了，显然，他想留在档案司等两分钟的仇恨会结束。他选择跟温斯顿坐在一排，中间隔着两把椅子。在他们中间坐着的是一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她在温斯顿旁边的小办公室里上班。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坐在他们后面的一排。

接下来，大厅那端的大电子屏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像是大机器没有油的刺耳的说话声，这种噪声会让你咬紧牙关、汗毛直竖。仇恨会开始了。

像平时一样，电子屏幕上出现了民众的公敌伊曼纽尔·戈斯坦因的脸。在座观看的人中间响起了嘘声。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夹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喊声。戈斯坦因是个叛徒，是个变节的败类，他曾经（在很久以前，那究竟有多久，就没人记得了）是党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重要到差不多和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了，后来他开始从事反革命运动，被判处死刑，最后却神秘地失踪，不知下落。两分钟仇恨会每天都不一样，但无不以戈斯坦因为重要的主角。他是最大的叛徒，最早污染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所有的反党的罪行、叛变、破坏和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源于他的挑唆。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并且整日策划阴谋诡计；或许是在海外某个地方，有外国后台老板的庇护；或许甚至在大洋国国内某个隐蔽的地方藏身——这样的谣言偶尔传出。

温斯顿眼角一阵抽搐。他看到戈斯坦因的脸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夹杂着各种感情，这令他痛苦。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头发，一撮小小的山羊胡须——那张脸看上去就很聪明，可是有些天生的可鄙，他的鼻子长长的、尖尖的，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相，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像极了一只绵羊，他的声音也像绵羊似的。戈斯坦因正在对党进行他一直以来的恶毒攻击，这种攻击极其夸张和霸道，连一个孩子都能一眼看穿，但是听起来却又好像有点儿道理，让你觉得要提高警惕，别人如果没有你那么清醒的脑子，就可能会上当受骗。他大张旗鼓地辱骂老大哥，攻击党的专政，要求马上同欧亚国接轨，主张言论、新闻、集会、思想等都要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大叫革命已经被出卖——这所有的话都像演讲一样用的快速音节，可以说，这是对党的演说家一贯的讲话作风的笨拙模仿，甚至还有一些现代话的词语；实际上，比所有党员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使用的现代话词语更多。在戈斯坦因说话的时候，为避免有人会对他的花言巧语所涉及的现实表现出怀疑，电子屏幕上他的身后有许多欧亚国军队列队经过——电子屏幕上一队又一队健壮的军人蜂拥而过，他们亚细亚式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们消失后，出现的是相类似的军队。这些士兵们的军靴有节奏的踩踏声与戈斯坦因的喊声相互辉映。

仇恨会刚进行了三十秒，屋内一半的人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骂声。电子屏幕上是得意扬扬的绵羊脸，这张脸的背后是欧亚国可怕的威力，这一切都令人无法忍受；除此以外，一看到戈斯坦因的脸，或者哪怕只是提到他这个人，人们就会自动产生恐惧和愤怒。无论是与欧亚国或东亚国相比，他成为仇恨对象的次数更多，因为大洋国要是同这两国中的任意一个国家发生战争，同另外一个国家一般总是保持和平的。可奇怪的是，虽然人们都痛恨和蔑视戈斯坦因，虽然每天，更甚者一天有上千次，他的言论在讲台上、电子屏幕上、报纸上、书上都遭到谩骂、抨击和嘲笑，让人们都看到这些言论和理论是多么令人鄙视，虽然这样，他的影响好像从来没有减弱过。总是有蠢人上当受骗。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揪出有间谍、破坏分子遵从他的指示行动。他是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的司令，这是由一群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他们一心想推翻国家政权。据说它的名字叫兄弟团，据传还有一本集异端邪说之大成的可怕的书在全国秘密散发，这本书的作者叫戈斯坦因。这本书没有名字，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只说“那本书”。但这种事情都是从谣传中听到的。每个普通党员，只要有别的话题，都尽量不去提兄弟团或那本书。

仇恨会刚进行到第二分钟，就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人们都跳了起来，高声呼喊，意图压倒电子屏幕上传出来的让人难以忍受的绵羊一般的叫声。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脸色通红，嘴巴一张一合，就像离开水的鱼似的。连奥布兰那张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直地坐在椅子上，宽阔的胸膛起伏着、战栗着，像是被电流击中了一样。温斯顿背后的黑发姑娘开始大喊：“猪！猪！猪！”突然，她拾起一本厚厚的现代词典朝电子屏幕扔去。它打中了戈斯坦因的鼻子，又被弹开了，戈斯坦因的话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短暂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和人们一起在叫喊，用鞋后跟使劲踹着椅子腿。两分钟的仇恨会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你一定要参加表演，而是想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不出三十秒钟，一切的矜持和优雅都没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感，一种想杀人、虐待、用锤子打烂别人头的欲望，像电流一样窜入一群人的神经，你甚至会因此违反本意，变成一个只会大喊大叫的疯子。可是，你所感受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像是喷灯的火焰一样，可以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身上。所以，有一段时间，温斯顿的仇恨并不是针对戈斯坦因的，相反，是针对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的。在这种时候，他打心眼儿里同情电子屏幕上那个孤独的、受到嘲笑的异类分子，一个谎话世界中真理和理智的唯一的护卫。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和周围的人站在一起，觉得攻击戈斯坦因的所有的话都是对的。在这种时刻，他心里对老大哥的憎恨转变为崇拜，老大哥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好像是一个所向无敌、毫不畏惧的保护者，就像一块巨石一样耸立在从亚洲蜂拥而来的乌合之众面前，而戈斯坦因虽然孤立无援，虽然对自己是否存在有所怀疑，但他仍像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妖怪，仅凭他说话的力量就能把他文明的外在破坏殆尽。

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自动自发地转变自己仇恨的对象。温斯顿突然把仇恨从电子屏幕上的脸转到了坐在他背后那个黑发女孩的身上，这种迅速的变化就像是做噩梦醒来时猛然坐起来似的。一些栩栩如生的、生动的幻觉在他的心中划过。他想象着自己正用枷棍把她打死，又把她赤裸的身体绑在一根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被乱箭射死；他把她污辱了，在高潮时割断了她的喉管。现在，他比以前更明白他为什么会恨她了。他恨她虽然年轻漂亮，却不够性感，是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达不到目的，是因为她窈窕的腰身好像在吸引你伸出胳膊搂住她，可那腰间却缠着一条让人厌恶的猩红色的缎带——是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会达到了最高峰。戈斯坦因的声音真的成了羊叫，而且他的脸也在一瞬间变成了羊脸。紧接着，那张脸又变成一个欧亚国的军人，高大吓人，好像在大踏步前进。他的轻机枪叫嚣着，好像整个人要跳出屏幕来，吓得第一排上有些人在椅子上往后退缩。但是就在这一瞬间，电子屏幕上的敌人已经变成老大哥的脸，黑头发、黑胡子，充满力量，而且沉着冷静，这张脸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电子屏幕，他的出现让人们感到安心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没有人听见他正在说什么，他说的只是几句鼓励的话，那些话通常都是在战斗的喧闹声中说的，人们没办法把每个字都听清楚，但是他说了却能让人恢复信心。接下来老大哥的脸退出了，电子屏幕上出现了黑体字母写的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但是老大哥的脸好像又停留在电子屏幕上有几秒钟，像是它在人们的视网膜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能立刻消失一样。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趴在她前面一排的椅背上。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喊了一声类似“我的救星！”一样的话，并向电子屏幕伸出双手，接着又双手捧着脸，她明显是在祷告。

此时，所有在座的人都缓慢而有节奏且深沉地再三高喊：“B—B！……B—B！……B—B！”他们喊得非常慢，在头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长时间。这种深沉的声音会让人奇怪地感到一股子野蛮劲，就好像是听到了光着脚的踩踏和铜鼓的敲打声。人们这样喊了大约三十秒。这种有节奏的喊叫在感情冲动压倒所有东西的时候是经常会听到的。这其中一部分是对老大哥的英明神勇的赞美，但自我催眠的成分更多一点儿，这是有意识地用有节奏的声音来麻痹自己的意识。至此，温斯顿心底一阵冰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中，他没办法不和人们一起胡言乱语，但是这种类似野兽的“B—B！……B—B！”的喊叫总是让他恐惧。当然，他也和人们一起高喊，事实上是，你想不那么做，但你根本办不到。掩饰你真实的感情，控制你的面部表情，人们都在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有那么一两秒钟，他的眼中的神色或许暴露了他的想法。恰好是在这一瞬间，那件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那件事情真发生了的话。

原来，他与奥布兰的眼光突然在那个瞬间相遇了。奥布兰那时已经站了起来。他摘下眼镜，刚想用他一贯的姿态把眼镜放到鼻梁上去，就在这一瞬间，二人的目光相遇了，在这相遇的片刻，温斯顿明白了——对，他明白了！——奥布兰的想法和他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换了信任的信息。好像他们的心门已经打开，各自的思想通过目光到达对方心中。“我和你一样，”奥布兰好像这样对他说，“我完全明白你的想法，你的蔑视、仇恨和厌恶，我全都了解。但别害怕，我和你站在一起！”可领悟的神情一闪即逝，奥布兰的表情又像其他人的表情一样显得高深莫测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他已经开始怀疑，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了，这次事件是从来不会有结果的，唯一结果只是在他的心中有这样一种信念，或者说是希望：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是党的“敌人”。或许，说什么普遍存在着地下阴谋的谣言是真的也说不定，或许真的有兄弟团的存在！虽然不断有人被逮捕、招供和被处决，但也不能有把握地说兄弟团真的存在。温斯顿也是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因为没有一点儿证据，只是一些稍纵即逝的事情，或许有意义，也或许没意义：一星半点偶尔听来的谈话，厕所墙上一些模糊的印迹——甚至还有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相遇时一个手上的小动作，都让人感觉他们像是在打什么暗号。当然这都是猜测：或许这一切都是他瞎猜出来的。他没再看奥布兰一眼就回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去了。他几乎没想过要继续他们刚才短暂的交会。虽然他清楚应该怎么做，这样做的危险也是没办法想象的。他们也不过是在一两秒钟内交换了理解的目光，事情就此结束了。可即便如此，在这种自我隔绝的孤独的生活环境中，这也是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

温斯顿挺起腰板，坐了起来。他打了一个酒嗝，杜松子酒的酒劲从他肚子里扩散开来。他的目光又回到日记本上。他发现他在百无聊赖地坐着胡思乱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写东西，像是无意识的动作一样。而且他写的字也不是原来那种歪歪斜斜幼稚的字体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上龙飞凤舞起来，他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到——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直到写满了半张纸。他为此感到一阵恐惧。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写这几行反动的字并不比开始写日记这种行为更危险，可有那么一会儿，他真想把这些满是字的纸撕下来，就这么算了。不过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么做没用。无论他是写“打倒老大哥”，或是什么都没写，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管他是否接着写日记，结果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思想警察还是会抓到他。他已经犯罪了——哪怕他没有用笔写在纸上，也还是犯罪了——包括所有其他罪行的根本性大罪，这被称为思想罪。思想罪是不可能长期隐藏的。你或许能暂时躲过一阵，甚至躲过几年，可他们早晚都会逮到你。

总是在深夜——逮捕都是在深夜进行的。你会突然在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暴的手捏着你的肩膀，灯光直照着你的眼睛，床边是一群狰狞的面孔。在很多时候根本不用审讯，也不会报道逮捕消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销声匿迹了，而且都是在深夜。你的名字会从登记册上消失，你做过的所有事的记录都会被删除，你曾经的存在也被否定了，接下来就是被遗忘。你被除掉了，被消灭了——?一般用的词是化为乌有。

有一段时间，他猛然像神经病发作了一样，匆忙地乱涂乱画起来：他们会把我枪毙，我不在乎。他们会朝我的后脑勺打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反正他们总会朝着你的后脑勺开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一点点往椅子后面靠，有点为自己感到尴尬，于是放下了笔。紧接着，他又胡乱写了起来。这时，外面有敲门的声音传来。

已经来了！他像只老鼠一样一动不动的，他打心底希望不管是谁敲门，敲一下就会离开。可是敲门声没有停下，那个声音又响了一下。一直不去开门是最坏的事情。他的心怦怦的就像要跳出来一样，可他的脸也许是因为长期习惯了却没有一点儿表情。他不得不站起来，脚步沉重地朝着门走去。二

温斯顿的手刚放到门把手上，他就想起放在桌上的日记本没合上，那上面写的都是“打倒老大哥”，字那么大，大到从房间的另一头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他想不出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蠢。可是即便在慌里慌张之中，他也下意识地想，他不愿在墨迹没干之前就把本子合上，因为那样会弄脏洁白的纸张。

他紧紧咬着牙打开了门，紧张感顿时消失了，全身涌起了一股暖流。门外站着的是一个头发稀疏，面容苍白憔悴，满脸皱纹的女人。“哦，同志，”她的声音带着疲倦和呻吟，“我就说我听见你回家的声音。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看我家厨房里的水池子？它像是堵住了……”

她是和他住在同一层楼的一个邻居的妻子，是帕森斯太太（党是不赞成用“太太”这个称谓的，不管对谁，你都得喊“同志”，不过对于有些女人，你会不自觉地称她们为“太太”）。她大概三十岁，不过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她外表给人的印象就是脸上的皱纹太过沧桑了。温斯顿跟着她向走廊另一端走去。这种业余的修理工作差不多每天都有，这让人厌烦。胜利大厦是座老楼了，它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修建的，现在都快倒塌了。天花板上和墙上不断有泥灰掉落下来，每到霜冻时节，水管总会被冻裂，每逢下雪，屋顶就会漏，如果暖气不是因为要节约完全关着，通常烧得也是半死不活的。想修理它除非你自己动手，不然就一定要得到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而这个委员会很可能拖个一两年不理会你，即使你要修的只是一扇玻璃窗。“托姆刚好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嘟囔着。

帕森斯家比温斯顿家大一点儿，他的家透露出一种阴暗的气氛，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感觉，就像这地方刚才来了一头乱跳乱蹦的大型怪兽似的。整个地板被体育用品占满了——曲棍球棍、拳击手套、破烂的足球，还有一条汗渍斑斑的短裤向外翻着，桌上是一堆没洗的碗碟和折了角的练习册。墙上钉着青年团和少年侦察队的红旗和一张巨大的老大哥的画像。屋内的味道和整座楼一样，都是一股必不可少的煮卷心菜的味道，其间还夹杂着一股更为刺鼻的汗臭味儿。闻一下就知道这个屋里不止一个人有汗臭味儿，虽然你说不清楚为什么一闻就知道。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个人在用梳子和一张草纸吹着，配合着电子屏幕上正在吹奏的军乐的调子做出吹奏的样子。“那是我的孩子，”帕森斯太太有些担忧地向那扇房门看去。“今天他们没出门。当然——”

她有一种话讲到一半就停下来的习惯。厨房的水池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里面都是发绿的污水，那可比煮卷心菜的味儿难闻多了。温斯顿伏下身子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口处。他不想用手，也不想弯下腰，因为那样做会让他咳嗽。帕森斯太太只能在一边看着，她帮不上忙。“嗯，如果托姆在家，他很快就会修好它的，”她说，“托姆就是这样，他爱做这种事。他的手非常灵活。”

帕森斯和温斯顿一样，都在真理部工作。他是个身体发福、没什么头脑但在各方面都表现很活跃的人，充满盲目的热情——他属于那种一点儿不问为什么的忠诚的士兵，党依靠这些人维持稳定甚至超过了依靠思想警察。三十五岁的帕森斯刚脱离了青年团，而且他对此还有些恋恋不舍，在加入青年团之前，他曾不顾超龄而选择多留在少年侦察队一年。他在真理部有一个低级的职务，不需要什么脑力劳动，但同时，他又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所有组织集体远足、自行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领导者之一。

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扬扬得意地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年里，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集体活动中心去，他走到哪儿，都会伴随着一股浓烈的汗味儿——甚至在他走后，汗臭味儿仍然挥散不去，这成了他生活充满激情的证据。“家里有钳子吗？”温斯顿摸着接口处的螺帽问。“钳子？”帕森斯太太反问，她有些拿不定主意了。“我不知道，孩子们或许——”

一阵脚步声和吹梳子的声音传来，是孩子们冲进起居室了。帕森斯太太把钳子递给温斯顿。温斯顿先把污水放掉，他忍着恶心把堵着水管的一团头发取出来，又在水龙头下把手洗干净才来到另外一个房间。“把手举起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喝道。

这时，一个长得漂亮、外表却很残忍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他正拿着一把玩具自动手枪对准温斯顿，他旁边一个看上去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拿着一根木棍对着温斯顿，两个孩子穿的都是蓝短裤和灰衬衫，他们戴着红领巾，这是少年侦察队的统一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变得心慌意乱，因为那个男孩的表情恶狠狠的，完全不像是在玩一场游戏。“你这个叛徒！”那个男孩大叫着，“你这个思想犯！欧亚国的特务！我要打死你，我要枪毙你，我要把你送到盐矿去开矿！”

两个孩子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边跳边喊：“叛徒！思想犯！”小一点儿的女孩模仿着哥哥的每个动作。让人有些害怕的是，他们就像是两只小老虎，眼看就要成为吃人的猛兽了。男孩眼神凶狠，看得出他有要打或踢温斯顿的想法，同时他也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够强壮了，他能这么做了。温斯顿暗自庆幸，幸亏他手里拿的不是真枪。

帕森斯太太不安的眼神从温斯顿身上转到了孩子身上，一会儿又转过来。起居室里阳光充足，他在她的皱纹中发现真的有灰尘，他觉得十分有趣。“孩子们太不听话了，”她说，“因为他们不能去看绞刑，所以很失望，才这么不听话的。我没空带他们去，我太忙了，等到托姆下班时，绞刑已经执行过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男孩怒声问道。“我们就要看绞刑！我们就要看绞刑！”小一点儿的女孩在一边蹦跳着大喊。

温斯顿这才想起来，今天晚上，有几个犯了战争罪行的欧亚国俘虏会在公园里被处以绞刑。类似的事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人们都喜欢看。连孩子都会吵闹着让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告别了帕森斯太太，向门口走去，在他刚到外面还没有走到

六

门关上的那一刻，男孩还大喊着：“戈斯坦因！”令温斯顿感到奇怪的是，他居然在那个女人发白的脸上看到了无奈的恐惧。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飞快地走过电子屏幕，他一边摸着脖子一边在桌边坐下。电子屏幕上不再演奏音乐了。一个听起来很利索的军人嗓音正在津津有味地朗读，那是一篇关于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停泊的新式水上堡垒的武器装备的文章。

他的心思还停留在刚才，那个可怜的女人有这样的孩子，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再过个一两年，他们就会整天监视着她，看她的思想里有没有不纯的内容。现在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这么做。更糟的是，通过类似少年侦察队这种组织，把孩子有计划地变成了无法驾驭的原始人，不过却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一点儿反对党控制的倾向。恰恰相反，这些孩子崇拜党和所有关于党的事。他们爱唱歌、爱游行、爱高举旗帜、爱远足和操练、爱高喊口号，更崇拜老大哥——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感兴趣的事。他们把人类全部残忍的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和思想犯身上。三十岁以上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大概已经成为一件普遍的事了。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每星期的《泰晤士报》总会有一条消息报道有某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他们称他们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说的一些悄悄话，然后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们。

弹弓带来的疼痛已经消失了。他漫无目的地拿起笔，不知道还要在日记中写些什么。他突然又想起奥布兰来了。

几年之前——至于究竟多少年，大约有

七

温斯顿一直无法确定——哪怕是在今天上午两个人目光相遇之后，他仍然无法确定奥布兰和他到底是不是一路人。其实这也没什么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比友情或同志关系更重要。反正他说过，“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温斯顿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只知道无论怎样，它都会实现。

电子屏幕上的声音终于停了。肃穆的气氛中突然响起一声清脆动人的喇叭声。接下来，那刺耳的声音又继续说道：“请注意！注意！我们现在收到马拉巴尔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荣幸地被授权宣布这则消息，因为我们现在所报道的这次战役将促使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下面是急电——”温斯顿想，这真是个坏消息。果不其然，它先是描述了一番如何血淋淋地消灭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报告了大量死、伤和俘虏的人数之后，就宣布从下周起，定量供应的巧克力要从三十克减到二十克。

温斯顿再次打了个酒嗝，杜松子酒的酒力已经没有了，他现在有一种泄气的感觉。电子屏幕或许是想庆祝胜利，也或许是想冲淡人们对巧克力供应减少的记忆，它开始播放《大洋国，这都是为了你》。平时听到这个他应该立正，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别人是看不到他的。《大洋国，这都是为了你》放完之后开始播放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着电子屏幕。天气依然晴朗且寒冷。很远的什么地方传来沉闷震耳的声音，那是一枚火箭弹爆炸的声音，目前这种火箭弹在伦敦每周大约会掉下来二三十枚。

楼下街道中，寒风依然把那张撕破的宣传画吹卷吹展，偶尔会露出“英社”两个字。“英社”是新话，它有神圣的原则。它代表双重思想和变化无常的过往。温斯顿感觉自己像是在海底森林里流浪一样，他迷失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而他就是其中一个魔鬼。他孤孤单单一个人。过去已经不存在了，未来更是没办法想象。他有什么证据能知道某个活着的人是和他站在一边的呢？他不知道党的统治会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真理部白色墙上的三句标语引起了他的注意，像是在给出他答案一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温斯顿从口袋中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这枚硬币上也小而清晰地印着这三句标语，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是在这枚硬币上，他的眼神也是盯着你不放的。不管是在硬币、邮票、书皮、旗帜、宣传画还是在香烟盒上，到处都有老大哥的头像。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也总是在你的耳边响起。无论你是否清醒着，在吃饭还是在工作，在屋里还是在外面，在洗澡还是在床上，你都没有逃避的可能。除了你脑袋中几立方厘米之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的。

太阳慢慢偏斜了，阳光无法照射到真理部的很多窗口，此时的它看上去像一座堡垒上的射击孔似的阴森可怕。在这座庞大的金字塔形建筑面前，他的内心感到一阵畏惧。它太坚固了，没有什么能与它抗衡。连一千枚火箭弹都毁不了它。他又开始琢磨，自己到底是在为谁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还是为一个可能是幻想出来的时代？而现在等待着他的不仅是死亡，而是毁灭。他所写的也会化为乌有，他自己也会蒸发。只有思想警察会看到他写的东西，然后让它彻底消失。当你自己，甚至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匿名的话都没有一丁点儿存在过的痕迹时，你又怎么去告诉未来什么呢？

电子屏幕里的钟敲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要在十四点三十分上班。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钟声仿佛给他注入了勇气。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而已。不过一旦他说出来了，不知为什么，思维就连续上了。不是因为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因为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本能。他又回到桌边蘸了一下笔尖，接着写到：这是个公式化的、找不到自我的孤立年代，它是老大哥的、双重思想的时代，我现在向未来、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有各的活法但并不孤立生活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事都不能被抹杀的时代致敬！

他觉得他已经死了。他觉得到了现在，当他开始把他的思维理出个头绪的时候，他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所有行动的后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里。他接着写到：思想罪不会让人死亡：思想罪本身就代表死亡。

现在他既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那么尽可能活得久一点儿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右手的两个手指有墨水的痕迹。有时或许就是这种小事暴露了你。部里或许有某个爱管闲事的热心人（或许是个女人，就像那个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或者小说部里的黑头发姑娘之类的人）会因此而怀疑，他为什么要在吃午饭的时候写东西？他为什么用老式钢笔？他都写了些什么？之后这个人会对有关部门做出暗示。他来到浴室，用一块粗糙的深棕色肥皂仔细地洗去了墨水，用这种肥皂擦在身上就像用砂纸在身上磨一样，所以这时用它再合适不过了。

他把日记本收进抽屉。想把它藏起来是没用的，可他至少要肯定地知道，它是否被人发现了。夹一根头发的方法太过明显，他用指尖沾了一粒看不出的白色灰尘，轻轻放在日记本皮上，要是谁动了这个日记本，尘土就一定会掉下来。三

温斯顿梦到他妈妈了。

他记得，自己大概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妈妈就离开他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妈妈的身材健美、高壮，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她的动作文雅，有一头浓密的金色头发。温斯顿对爸爸的记忆更少了，只是模糊地记得爸爸是个黑瘦的男人，总是穿一身很整齐的深色的衣服（另外，他对爸爸非常薄的鞋底印象深刻），戴着一副眼镜。他的父母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批大换血的时候被清除的。梦中此时，他的妈妈正坐在离他下面很深的地方，怀里还抱着他的妹妹。他对妹妹几乎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她是个瘦小的婴儿，有一双非常机灵的大眼睛，总是一声不吭。妈妈和妹妹都抬头看着他，她们就在地下的某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虽然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却依然在下沉。他梦到她们正在一艘沉船的船舱中穿过深沉的海水抬头看着他。船舱里还有点儿空气，她们还能看到他，他也还能看到她们，但她们却止不住地往下沉，一直沉入深绿色的海水里，眼看着她们就会被永远地淹没了。他活在光明和空气中，但她们却被迫下沉死掉，她们之所以会出现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头。他知道原因所在，她们也知道原因所在，他能从她们的脸上看到她们是明白的。她们的脸上和心中都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只是明白而已，为了他能够活下去，她们就得死去，这正是事物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

他记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可在梦中，他是清醒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妈妈和妹妹都是为他而牺牲的。这个梦和所有的梦一样，但又有些不同，它成了一个人精神生活的继续，在这个梦里，你见到的一些真相和想法，醒来时依然觉得它是鲜活、有价值的。这时，温斯顿突然想起，三十年前，他妈妈死得那么可怜、悲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死法了。他觉得，悲剧是古代的事情，是依然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特有的事，在那个时代中，亲人们都相互支援，不问原因。他对妈妈的记忆让他感到难过，因为她是为他而牺牲的，因为她爱他，而他当年却非常幼稚、自私，不知怎么用爱来回报她，并且不知为什么——他记不得具体的情况了——她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可改变的忠贞概念而牺牲了。他知道，这种事不会在今天发生了。现在的人们有的只是恐惧、仇恨和痛苦，感情没有了高尚性，不再有深刻或复杂的悲伤。所有这些，他好像都从他妈妈和妹妹的眼里看到了，她们从绿色的深海里抬头望向他，她们已经沉下去几百米了，却依然往下沉着。

他突然又置身于一片松软的草地上，在夏天的黄昏里，夕阳把地上染成一片金黄色。他此时看到的景色是他经常梦到的，所以他一直不敢肯定，是否在真实的世界中见过这些。每当他醒来想起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把它叫作“黄金乡”。那片被兔子啃过的，古老的草地中间有一条人为踩出来的小路，四周都是老鼠洞。在草地那一端的灌木丛中，榆树枝随风轻摆，层层树叶随风颤动，就像女人柔美的头发。离他最近的地方，他虽然没看到，却感到有一条清澈的溪流在缓慢地流淌，有小鲤鱼在柳树下的水潭中欢乐地游来游去。

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从田野的另一端朝他走过来，她好像一下子把衣服扯掉了，并不屑地把它们扔在身旁。她的皮肤又白又滑，却引不起他的欲望；说实在的，他连看都没看她的身体。这时他倒是很佩服她扔掉衣服的态度。她用这种优雅的、近乎无所谓的态度，好像把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都抛弃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都在她一挥胳膊的优美动作下消失了。她的这种姿态也是属于很久以前的。温斯顿嘴里念叨着“莎士比亚”这个词醒了过来。

原来是电子屏幕上发出的一阵刺耳的哨声把他吵醒了，这单调的声音一直持续了约三十秒。现在是7点15分，是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员该起床的时间。温斯顿不情愿地赤裸着身体爬起来，这也是有原因的，像他这种外围党员一年只发三千张布票，而一套睡衣裤就要消耗掉六百张，他从椅子上拿起发黄的汗衫和短裤。体操会在三分钟内开始。他忽然剧烈咳嗽起来，像他每次醒来时一样，他一直咳得伸不直腰，直到把肺腔咳得没有异物，他又在床上躺了一下，深深地喘了几口气之后，才恢复了正常呼吸。因为咳嗽，他此时青筋毕露，静脉曲张使他的皮肤又痒了起来。“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组成一个组！”刺耳的女人声音叫道，“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组成一个组！大家快站好。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一组！”

温斯顿急忙跳到电子屏幕前站好，此时上面出现了一个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的年轻女人，她虽然很瘦弱，但肌肉很发达。“伸展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大家都精神点儿！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由咳嗽引发的肺部剧痛并没有驱散温斯顿对梦中情景的深刻印象，节奏感很强的体操反而让他对梦境的印象更加深刻。他一边机械地把胳膊来回伸展，一边挂着做体操时必须挂着的有朝气的笑容，一边拼命想他小时候模糊的记忆。这非常困难。毕竟是五十年代后期之前的事了，好像都淡薄得没有记忆了。他没有具体的记录以供参考，甚至连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的轮廓都记不清了。你记得很重要的大事件，可这样的事件或许根本没发生过；你记得一些细枝末节，却无法体会当时的氛围。何况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空白时期，你根本想不起发生过什么。当时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就连国家的名字和地图的形状都和现在不一样。比如，一号机场当时就叫别的名字：英格兰或不列颠，但伦敦则一直就是这个名字，对于这一点，他很有把握。

温斯顿不确定过去的时间，他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没有打仗，但显然他小的时候曾经有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因为他有一段很早的记忆是：有一次发生空袭好像让人们都非常吃惊。或许就是科尔彻斯特被扔下原子弹的那次。关于那场空袭，他已经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爸爸抓起他的手，带着他急急忙忙地绕着他脚下那条螺旋形扶梯一直往底下走去，直到他走得双腿酸软，又哭又闹的，他们才停下来休息。妈妈像梦游一样动作缓慢，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她手上抱着他妹妹——也或许只是几条毯子，因为他想不起来那时他妹妹有没有出生。最后他们到了一个人声鼎沸、非常拥挤的地方，那是一个地铁站。

石板地上坐满了人，双层铁铺上也坐满了人，非常拥挤。温斯顿和他的父母在地面上找到容身之地，他们旁边是一个老大爷和一个老太太，他们并肩坐在一张铁铺上。那个老大爷穿着一身料子很好的深色衣服，头戴一顶黑布帽，露出一头白发；他的脸涨得红红的，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他身上散发出一阵强烈的杜松子酒味，酒味就像代替汗水从皮肤中排泄出来一样，这让人感觉他的眼睛里流出来的也是美酒。他虽然有些醉意，但能看出他正在忍受着刻骨的悲痛。温斯顿幼小的心灵里感觉到，他一定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不可原谅，也永远无法挽回的事。好像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他想那个老大爷心爱的人，或许是孙女，在空袭中遇难了。那个老大爷每隔几分钟就会说：“我们真不应该相信他们。我就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对不对？这就是相信他们的下场。我一直就这么说。我们不应该相信那群废物。”

但他们究竟不该相信哪些废物，温斯顿却想不起来了。

从那之后，战争几乎一直持续着，但严格来说，并不都是一场战争。他小时候，伦敦曾发生了长达几个月的混乱的巷战，有些巷战他还印象深刻。不过要让他说清楚整段时间的历史，或说清楚在某一次战争中对立的双方是谁，他却做不到，因为除了现在的同盟之外，没有任何书本的记载，也没有哪些小道消息中曾提到过有其他的同盟。就像现在，1984年（如果现在是1984年的话），大洋国和欧亚国打仗，而与东亚国结盟。但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谈话中，都没有承认过这三大国曾有过不一样的结盟关系。实际上，温斯顿很清楚，早在4年前，大洋国就和东亚国发生过战争，因此它和欧亚国结盟。可这仅是他因为记忆控制不严而偶尔保留下来的一星半点的历史而已。官方的说法是，盟友关系从来没有改变过。既然是大洋国和欧亚国之间的战争，那它就是一直在和欧亚国发生战争。现在的敌人总是代表着绝对的恶势力，所以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会有和它结盟的可能。

他一边尽可能地把肩膀向后挺（手托臀部，从腰部以上转动上身，据说这种练习有利于背部肌肉），一边想——他已经有上千、上万次这么想了——可怕的是，这的确是真的。如果党可以把手伸到过去，否认一个真实事件的发生，那它比仅仅是拷打或死亡更可怕。

党说大洋国和欧亚国从来没有结过盟。可是，他，温斯顿·史密斯清楚地知道，大洋国曾在大约四年前和欧亚国结过盟。可这段历史在哪里呢？只存在于他心中，而他的想法马上就要被消灭掉。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党的谎话，一切记录都是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谎言就会载入史册，成为事实。党有一句口号是：“谁掌控过去就掌控了未来，谁掌控了现在就掌控了过去。”虽然也可以这么说，过去能够改变，可过去却从来不会改变。只要现在是正确的事情，就永远是正确的。这非常简单。需要做的仅是一再地、无休止地克制你自己的记忆。这叫“现实控制”，用新话说就是“双重思想”。“稍息！”女教练口气稍为温和地喊道。

温斯顿放下胳膊，轻轻吸了一口气。他的思想进入双重思想的迷宫中了。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所有真实情况却说着蒙骗所有人的谎话，同时持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明明知道它们相互矛盾却依然相信，用逻辑来反对逻辑，既拥护道德又否定道德，既相信现在做不到民主却又相信党是民主的保卫者，忘了所有一定要忘掉的东西却又在需要的时候把它想起来了，之后又立刻忘记，尤其是，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事情本身上——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有意识地诱导自己变得无意识，之后又并不意识到刚刚对自己实施的催眠。哪怕是想知道“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要用双重思想去了解。

女教练又喊大家“立正”了。“现在看谁能摸到脚趾！”她兴奋地说，“现在请弯腰，大家一起来，开始。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讨厌体操中的这节，因为这会让他从脚到臀部都疼痛不止，最后咳嗽也会因此发作。他本来在沉思中积累的一丁点儿乐趣都毁灭了。他感觉过去不仅被改变了，而且被毁灭了。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之外没有一点其他的记录，那你怎么能肯定，哪怕是十分明显的发生过的事情呢？他想记起是从哪一年开始，他头一次听说老大哥的名字。那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吧，不过他无法确定。当然，党史记载，老大哥从建党开始就一直是革命的领导者和保卫者。他的功绩在时间上被慢慢地往回追溯，一直追溯到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个神话一样的时代，那时的资本家们还戴着他们怪异的高高的礼帽，坐在干净舒适的汽车或者镶着玻璃窗的马车中穿越伦敦的街道。他不知道，这种传说里的真假各有几分。温斯顿都记不起党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他觉得在1960年之前好像没听到过“英社”这个词，不过也有可能，这个词在以前叫作“英国社会主义”，所以或许它在此之前就产生了。所有真相都消失在迷雾中。说实话，有时你可以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些假话。就像党史记载“飞机是由党发明的”，是不对的。他记得他小时候就有飞机。可是你没办法证明什么，因为一点儿证据都没有。他有生之年只有一次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有一个历史是假的。那次——“史密斯！”电子屏幕上发出一声尖叫。“6079号，温斯顿·史密斯！对，说的就是你！你把腰再弯低点儿！你完全能做到。你没有尽力去做。低一点儿！现在好多了，同志们。现在全体稍息，跟着我做。”

温斯顿出了一身的汗。他的面部表情让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但他知道一定不能露出不高兴的表情来，一定不能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即使是一个眼神，也可能会出卖你。他站着看女教练把胳膊抬起来，那种姿态说不上优美，但非常干脆利落——她弯下腰，手指尖轻易地摸到了脚趾。“请大家跟我做，大家都要这样做。我再演示一次。我都三十九岁了，有四个孩子。看着我。”她边弯腰边说，“你们看，我的膝盖可一点儿都没弯。只要你们有决心，也会和我一样，”她边说边直起腰来。“不到四十五岁的人都能碰到脚趾。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到前线作战，但我们至少得保持身体健康。多想想我们在马拉巴战线的同胞和水上堡垒上的士兵们！他们正在承受着怎样艰苦的考验。好了，我们再做一次。现在好多了，好多了。”她看到了温斯顿猛地弯下腰去，膝盖没有弯曲，手指尖终于摸到脚趾，就这样鼓励他。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做到。四

温斯顿不由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把听写器拽过来，把话筒上的尘土吹掉，戴上眼镜。哪怕电子屏幕就在他身边，他也忍不住每天在开始工作的时候叹气。接下来，他把早已从办公桌右面气力输送管里输送出来的四张小纸条打开并夹在一起。

他的小办公室的墙上有三个小洞。听写器右面的一个小洞是送书面指示的气力输送管；左边大一点儿的小洞用来传送报纸；温斯顿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的墙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洞，它被铁丝网蒙着，是用来处理没用的纸的。整栋楼到处都是这样的洞，甚至有成千上万个，每个房间里都有，每条走廊上走几步就有一个。这种洞被称为“忘情吧”。这么叫它是有原因的。只要你想起有什么文件是要销毁的，哪怕是你在某一地方看到一张废纸时，你都会顺手掀起身边忘情吧的盖子，把那些东西或废纸扔进去，它会随着一股暖和的气流被吹卷到大楼底下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大锅炉中，被烧毁，消失。

温斯顿打开四张纸条看了一眼。每张纸条上都有一两行简单的命令，用的是部里内部通用的缩写——不都是新话，但大部分是用新话里的词组成的。分别是：泰晤士报 17.3.84 老大哥语音误报 非洲 修订泰晤士报 19.12.83 预测三年计划四季度八十三处纠错近期修订泰晤士报 14.2.84 富部错误引述巧克力定量更正泰晤士报 3.12.83 报道老大哥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一切另写存档前上交

温斯顿把第四条指令放在一边，心中暗自窃喜。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且要担责任的工作，他最好最后再处理它。另外三条只是例行公事，虽然第二条或许要查阅一些数字，有点儿枯燥、单调。

温斯顿在电子屏幕上拨了“过期”的号码，要了跟纸条相关的那几天的《泰晤士报》，没过一会儿气力输送管就把他要的东西送来了。他接到的指示是一些文章或新闻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要进行修改——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一定要核查的文章、新闻”。比如，《泰晤士报》在3月17日称，老大哥在头一天的讲话中预测南印度前线没有战事，欧亚国过不了多久会在北非发起进攻。但最后却是欧亚国最高指挥部在南印度发起进攻，他们没理会北非。所以有必要改写老大哥所说的某一段话，使他的预测和实际情况一致。又像《泰晤士报》12月19日发表的，1983年第四季度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六季度——所有消费品产量的官方预测数字。《泰晤士报》现在刊登了实际产量，与之前所说的对比，估计是原来的每项预测都错得离谱。温斯顿的工作就是修订以前的数字，让它们和后来的数值相符。至于第三条指令，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修订用不了几分钟就能完成。大概在2月时，富裕部曾承诺（官方称之为“确保”）1984年整年都将不会降低巧克力的定量供应。可实际上，温斯顿很清楚，从本周末开始，巧克力的定量供应会从三十克降到二十克。温斯顿要做的就是，用一句提醒大家或许会在4月降低定量的话来代替原来的承诺。

温斯顿处理完一条指令，就将听写器记下的更正过的内容夹在与之相关的那天的《泰晤士报》上，然后放进气力输送管。之后他要把原始的指令和他所做的笔记揉成一团，扔到忘情吧里烧毁。而且这个动作要做得自然些。

要问这些气力输送管的末端在哪儿，可以说那就是一个看不到的迷宫，究竟内部是怎样的，他了解得不多，但一般情况他是知道一些的。不管是哪天的《泰晤士报》，只要需要修改的材料收齐核对之后，那一天的报纸就得重印，并销毁原来的报纸，把修改之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单用在报纸上，在书本、刊物、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一切具有政治意义、思想意义的文献和书籍都用到了这种方法。每天，甚至每分钟，他们都修改着过去，以使过去和现在相符。这样就能证明党的每一个预测都是正确的，有相关的文献作证。所有与现在需要不相符的新闻、意见，都不会有记录留存。所有的历史就像一张重复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一样。完成这个工作后，谁都无法证明曾经有人伪造过历史。记录司最高处级——比温斯顿工作的处大很多，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内容不符合且需要销毁的所有书籍、报刊和其他文件都收回来。因为政治结构的变化，或是老大哥预测不对，某天的《泰晤士报》或许已经是经过十几次修改的，但它仍以原来的日期存档，并且不留原本的报纸和其他版本，以免留下它不对的证据。书籍也是一再地回收修改，再次发行时也不会说是修改过的。连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令——他照做之后都是马上销毁的——没人明示或暗示让他伪造证据，措辞都是为了保证准确，一定要纠正一些疏漏、错误和印刷错误、引用错误等。

但他一边修订富裕部的数字一边想，实际上这都不能算是伪造。这只不过是用一个谎言代替另一个谎言。你所处理的大部分材料和真实世界中的所有东西没有一点儿联系，甚至连最差劲的谎言中所具备的与真实的关联都没有。真实的统计数字虽然可能很离谱，但改正之后也一样离谱。你要做的更多的是胡编乱造。像富裕部估算的本季度皮鞋的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但实际生产数量只有六千二百万双。但温斯顿在修订预测数字时，就会把数字减少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才能像平时一样高喊“超额完成任务”。总之，六千二百万双也不会比五千七百万双更接近事实，以前报道的一亿四千五百万双一样与事实联系不大。或许一双皮鞋都没生产。更大的可能是，没人知道到底生产了多少双，根本没人关心这事儿。你能知道的只是纸上每个季度生产的鞋子的天文数字，可大洋国中却有差不多一半的人穿不起鞋。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如此。这个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虚构的，甚至连今年究竟是哪一年你都弄不清楚。

温斯顿向大厅那边看过去。那儿有一间与他的办公室对称的小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叫狄洛森的人，他是个看起来很精明，下巴略黑的小个子男人。他一直在忙个不停，他把一卷报纸放在膝盖上，嘴离听写器的话筒很近，看起来他好像不想让别人听到他在说什么，除了电子屏幕。他抬起头，眼镜向温斯顿所在的地方反着光，那光中仿佛带着敌意。

温斯顿对狄洛森一点儿都不了解，他不清楚他是做什么工作的。记录司的人都不太愿意谈论自己所做的事。在这连一扇窗户都没有的空旷大厅中，两边都是一间间小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都充斥着纸张翻动和对着听写器说话的声音。部里有十几个人，温斯顿连他们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虽然他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走廊中忙碌地走来走去，或是在两分钟的仇恨会里捶胸顿足。他倒是知道他隔壁的那间小办公室里的淡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一天到晚在忙着做什么，她做的只是在报纸中查找已经被蒸发，因而认为从没存在过的人的名字，查到后就把这些名字删掉。这件事非常适合她做，因为她的丈夫在两年前就被蒸发了。与他隔着几间的小办公室里，有一个人叫安普福思，他的性格温和，甚至有些窝囊并有点儿神情恍惚，耳朵上有许多毛发，他有玩弄诗词韵律的天赋，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删改一些毒害思想但出于某些原因仍然需要存在于诗集中的诗歌——通常称它们为“定稿本”。这个大厅里总共有五十几个工作人员，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科，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整个庞大而复杂的记录司这个有机体里的一个细胞。整栋楼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做着分工多而杂的你想象不到的工作。在巨大的印刷车间里，有编校、排版、印刷人员和设备，还有伪造照片的暗房。工程师、制片人和各式各样的演员都在电视节目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模仿别人的嗓音。还有很多的资料员，他们做的是列出应被收回的书籍和刊物清单的工作。巨大的存档室里存放着修订后的文件，藏在暗处的锅炉用来销毁真实的文件。在某个地方，还有不知为何匿名的智囊团队，指挥着所有的工作，决定所有政策和方针——过去的哪件事应该存在，哪件事要修改，哪件事要抹杀掉。

但从本质上来说，记录司也只是真理部里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改写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而是提供报纸、电影、教材、电视节目、戏剧、小说等给大洋国的人看，它包括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信息、教育和娱乐，从一尊雕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诗歌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启蒙读物到一本现代话的词典。真理部不但要为党的五花八门的要求服务，还要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供无产阶级专用，所以它另外有一系列不一样的部门，专门负责生产无产阶级小说、戏剧、音乐等大众化娱乐的东西，出版一些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占卜之类的没有其他内容的无聊的报纸，以及廉价且刺激的小说、色情的影视作品和靡靡之音——这种歌曲都是用一种特殊的机器——“谱曲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专门开设了一个科，用新话说就是“色情科”，他们专门负责生产最庸俗的色情文学，密封发出，除了与之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外，所有党员都不能偷看。

温斯顿正工作着，又有三条指令从气力输送管的洞口传输过来，但它们都是些很简单的工作，他完全能在两分钟仇恨会打断他的工作以前处理掉它们。仇恨会终于结束了，他又回到他的小办公室，从书架上把新话词典拿下来，将听写器推到一边，擦了擦眼镜，开始做他这个上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温斯顿感觉上班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虽然他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单调而枯燥的例行公事，但这里面也有一些困难复杂的工作，一旦钻进这些难题里就会忘掉自己，好像在研究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似的——这是一项细腻微妙的伪造任务，除了你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和对党会让你说些什么话的猜测之外，没什么东西能指导你了。温斯顿擅长做这种事情，有一次，他甚至按照指令修改了《泰晤士报》，而且完全是用现代的话写的社论。他打开他早前放在一边的那份指令，上面写着：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哥命令双加不好提到非人一切另写存档前上交。

用以前的话（或正宗英语）可以这么说：1983年12月3日《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对他不利，因为它提到了不存在的人。一切都要重写，在存档前你要把草稿交由上级审查。

温斯顿通读了一遍这篇有问题的文章。原来是老大哥在这篇报道中重点表扬了一个叫FFCC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为水上堡垒上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生活用品。一个名为维瑟斯的人作为核心的高级党员受到了大力赞扬，老大哥授予他一枚二级特殊勋章。

可是在三个月后，FFCC突然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解散了。由此可以确定，现在维瑟斯和他的同事们失势了，可在报纸或电子屏幕上都没有相关的报道。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通常政治犯并不会时常进行公开审理或公开谴责。在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大清洗运动中，公开审判叛国犯和思想犯，让他们主动认罪然后再处决，那是有意做给人看的，几年才会发生一次。经常发生的是，那些让党不满的人消失得没有一点儿痕迹。谁都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会是怎样的下场。或许有些人根本没死。温斯顿所知道的人里，前前后后失踪的就大约有三十几个人，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父母。

温斯顿拿一个纸夹子无意识地轻轻蹭着鼻子。对面的小办公室里，他的同事狄洛森还在神秘地对着听写器说着什么。他一抬头，镜片上又晃出一阵充满敌意的反光。温斯顿琢磨着，狄洛森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和他自己相同。这完全有可能。这种难做的任务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负责，可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工作交给一个组织来做，就等于是在公开承认要伪造消息。现在很可能有多达十几个人在一起修改老大哥说过的却没有成为现实的话，这些话交给党内的一个大领导，他会挑选里面的一个版本重新加以整理，再让人反复审核，经过这一复杂的过程后，最后被选中的谎言就会永远载入史册，成为事实。

温斯顿不清楚维瑟斯因为什么而失势，或许是贪污，或许是失职，也或许是老大哥想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属。也许维瑟斯或者他周围的某个人有向异端靠拢的嫌疑。这或许是最有可能的——只因为清洗和蒸发已经成为维持政府运作必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发生。唯一确定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这句话，可以说维瑟斯已经死了。并不是所有人被逮捕，你都能得出这种假设。有时他们会被释放出来，自由个一两年，之后再被处决。当然也有很特殊的情况，你觉得早就死去的人忽然像鬼魂一样出现在某次公审大会上，他又供出了几百个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那时他将永远不会出现。不过维瑟斯就是个“非人”。他并不存在，他从没存在过。所以温斯顿决定，光靠改变老大哥发言的想法是不行的。如果能把发言的内容改成和原来话题完全不相干的事就最好了。

他想把发言内容改为大家常见的对叛国犯和思想犯的谴责，不过又觉得这有点儿太明显了。他想伪造一场前线的胜利，或是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的喜讯，又会给以后带来过于复杂的修改记录。最好的方法就是胡编乱造。突然一个叫奥吉维的同志掠过他的脑海，这个人像现成的一样，他最近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了。有时老大哥会公开表扬某个职位很低的普通党员，大概是因为他觉得那个人的生和死是值得别人效仿的榜样。那么今天，他应该要表扬奥吉维这个人了。嗯，确实，奥吉维这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可只要印上几行字，弄出几张照片来，他就是存在的。

温斯顿琢磨了一会儿，就把听写器拉过来，开始用人们已经习惯的老大哥的腔调说话了，这种腔调既有军人的气息又像老学究，而且，这种先提问题又立刻加以回答的方法（如“同志们，从这个事实里，我们会得出什么教训呢？教训，也是英社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十分容易模仿。

三岁的时候，奥吉维同志只要一面鼓、一挺轻机枪和一架直升机模型，除此之外，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时，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比同龄的孩子要提前一年，因为对他特殊照顾，党放宽了规定；九岁时，他就开始担任队长了；十一岁时，他无意间听到叔叔说了些他觉得有罪的话之后向思想警察揭发了叔叔；十七岁时，他就做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研制了一种手榴弹，并被和平部选用，第一次试验时，仅扔出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时，他不幸在战争中身亡。当时他正带着重要文件飞行在印度洋的上空，敌人的喷气机对他狂追不舍，他把机枪系在身上，直接跳出直升机，文件和他一起深埋海底——老大哥说，他的结局，不能不令人感到钦佩。老大哥还对奥吉维同志的一生和他的纯洁、忠诚做出了表扬。

奥吉维同志不吸烟，也不喝酒，他每天都会在健身房做一小时的体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娱乐活动。他宣誓要独自一人生活，他觉得结婚、照顾家庭会和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奉献给国家有冲突。除了英社原则之外，他从不谈论其他话题，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打败欧亚国的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除此之外再没其他。

温斯顿琢磨了很长时间，想着要不要向奥吉维授予特殊勋章，最终的决定是不给他，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朝对面的小办公室里的人看了一眼。好像冥冥中有什么对他说，狄洛森和他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他不知道谁的版本才会被最终采纳，可他的直觉认为一定是自己所写的。一个小时之前他还不知道奥吉维同志是谁，现在这个人都已经成为事实将要载入史册了。这很神奇，你可以创造死人，却不可以创造活人。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奥吉维同志，现在却以那样的姿态存在于过去，一旦把伪造的过程忘掉，他会像查理曼大帝或恺撒大帝似的，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因为他和那些伟人的存在同样有据可查。五

在地下不知道多少层、有低低的天花板的食堂中，领午饭的队伍挪动得非常慢。屋里非常拥挤，人声鼎沸。柜台上铁窗中炖菜的热气直往外蹿，夹杂着一股金属的酸味，但它们都不及胜利牌杜松子酒的味道。屋子另一边有一间小酒吧，说是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就能在那儿买到很大一杯杜松子酒。“我就是在找你。”温斯顿身后传来声音。

他闻声回头，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准确地说，也不算是“朋友”。现在没有朋友可言，有的只是同志。但和某些同志交往起来，会比其他同志愉快些。塞姆是位语言学家、现代话学家。事实上，他是现在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的词典第十一版的专家中的一个。他个头不高，比温斯顿还矮，一头黑发，眼睛很大，里面藏着悲伤和嘲弄的神色，他和你说话的时候，那双大眼睛好像在仔细地探索着你在想些什么。“请问你有刀片吗？”他问道。“我一片都没有！”温斯顿心虚似的急忙回答，“我四处问过了，大家都没有了。”

所有人都向你借刀片。实际上，温斯顿藏起两个新刀片。这几个月以来，一直没有刀片供应。无论何时，总有一些生活必需品是党经营的商店供应不齐的。有时候是纽扣，有的时候是线或鞋带，现在缺少的是刀片。你只能私下到“自由”市场上去才能淘到一些。“我的刀片都用六个星期了。”他心虚地补充了一句。

队伍向前挪动了一步又停下来，他回过头去看着塞姆。他们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子中各拿了一只油乎乎的盘子。

塞姆问：“昨天你没去看绞死战俘，是吗？”“我刚好有事，”温斯顿淡淡地回答，“我想会从电影上看到的。”“那差得太远了。”塞姆说。

他讥讽的眼神在温斯顿的脸上巡视着。“我看穿你了，”他的眼睛好像在这么说，“我看穿你了，我非常清楚你为什么不去看绞死战俘。”就他知识分子的角色来说，塞姆的思想正宗到了恶毒的地步。他经常会幸灾乐祸地说起直升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与招供，友爱部地下室中的处决等。你如果不喜欢听这些，和他的谈话重点就是设法把他从这些话题引开，尽量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做诱饵，因为他对这个感兴趣，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温斯顿偏了一下头，避开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究。“绞刑干净利落，”塞姆边回忆边说，“但我觉得他们把战俘的脚捆起来了，这有点儿没意思。我爱看他们双脚挣扎。尤其是到最后把舌头伸出来时，发青的颜色——非常青。我爱看这种小细节。”

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正手里拿着把勺子朝他们喊：“下一位！”

温斯顿、塞姆两个人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无产者立刻给他们装满一份午餐：一份深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不加奶的咖啡和一块咖啡糖。“电子屏幕下面有空位，”塞姆说，“我们可以顺道拿杯酒去那儿。”

杜松子酒装在没有把的瓷杯子里，他们穿过拥挤的房间来到空桌旁，把托盘放在铁皮桌面上，桌面上有一摊炖菜的污渍，看上去像呕吐物一样黏糊糊的。温斯顿拿起酒杯，停了一下，才硬着头皮一口气喝下夹杂着油味的酒。他眨了几下眼睛，呛得眼泪直流，他觉得肚子饿了，开始慢慢吃着炖菜，炖烂的菜里除了黏稠的汤水外，还有一块块软软的红色的东西，好像是用肉做的。他们安静地吃着托盘中的炖菜，在吃完之前谁都没说话。温斯顿左边身后不远处，一个沙哑得像是鸭子叫的声音正在喋喋不休，他的声音在一片喧哗中尤其刺耳。“词典进展得如何？”温斯顿提高嗓门，想盖过喧哗声。“非常慢，”塞姆回答，“我正在整理形容词。很有趣。”

一提到现代的话，他立刻来精神了。他把托盘推开，细长的双手一手拿着一块面包，另一只手拿着干酪，为了能说得小声点儿，他把身子尽量趴在桌上。“第十一版就要定稿了，”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决定语言最终成为什么样子——也就是大家都要这么说话。我们的工作完成以后，像你之类的人就要重新开始学习。我敢肯定，你一定觉得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造出新词汇来。你这么想是不对的！我们是在毁灭旧话——成千上万地毁灭，每天都要毁灭。我们把词语精练到只剩下精华。在第十一版里，所有词汇都不会在2050年之前过时。”

他狼吞虎咽地咬了几口面包，又带着学究式的热情接着絮叨。他黑瘦的脸变得神采飞扬，眼里没有讥讽的神情，似乎还变得有些诗意了。“毁灭词语是件很好玩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是极大的浪费，不过也有几百个名词不能要。不单是同义词，还有反义词。说实在的，要是一个词仅是另一个词的反义，那它就没什么存在的理由了。拿‘好’来说，你既然有了一个‘好’字，那还需要‘坏’字干什么？用‘不好’形容就得了，这多么妙啊，因为这正是‘好’字的反义，而另外一字却不能代替它。再举个例子，要是你想要一个比‘好’更‘好’一点儿的词，为什么要用很多‘精彩’‘出色’之类的容易混淆却没一点儿用的词呢？‘加好’就把这层意思说清楚了，要是还想‘好’一些，‘双加好’或是‘倍加好’岂不是更贴切？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可是在‘新话’的最终版本里，就没有其他的了。最后，所有好或坏的概念只用六个词就能概括了——事实上，也只用了一个词。温斯顿，你觉不觉得这很有道理？当然，这本来是老大哥的好点子。”他最后补充道。

提到老大哥，温斯顿脸上瞬间闪过肃然起敬的神色。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塞姆还是立刻察觉到他缺少一定的热情。“温斯顿，你对新话的妙处并没有真正地领会，”他用近乎悲哀的声音说道，“即使你是用‘新话’写作，但你依然用‘旧话’来思索。我看过你偶尔为《泰晤士报》写的几篇文章。文章写得还可以，不过看上去像纯粹的翻译。你内心依然喜欢用‘旧话’，虽然它容易混淆，词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一点儿用处。你不理解毁灭词汇的好处。你难道不清楚‘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逐年精练的语言？”

温斯顿的确不知道。但他不敢这么说，他希望自己脸上露出的是赞同的笑容。塞姆吃了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两下，又接着说：“你难道不知道，新话的所有目标就是想缩小思想的范围吗？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大家实际上不会犯一点儿思想罪，因为以后没有词语可以表达思想。只要是有必要用的概念，都只用一个词来表达，它的意义将有严格的限制，所有附加的意思都要消失。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还得持续很长时间。逐年减少的词汇，会让意识的范围越来越小。当然，哪怕是在今天，都没有理由或借口能犯思想罪。这只是件靠自觉和现实控制的事情。可是到最后，人们甚至连这种需要都没有了。语言完善的时候就是革命成功的时候。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带着一种诡秘而得意的神色补充道：“温斯顿，你想过没有，在2050年后，所有活着的人都听不懂我们现在这种谈话了！”“除了——”温斯顿说了一半，又停下来。

他想说的是“除了无产阶级”，可他没这么说，他不完全肯定这句话是不是有些非正统。可塞姆已经猜出他想说什么了。“无产阶级不算人，”他草率地说道，“2050年，甚至还要更早点儿，一切关于老话的知识都会消失。以前所有的文学都会消失，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会在新话的版本中出现，但却改成了别的东西，甚至是改成了和原来的意义相悖的东西。恐怕连党的书籍都会改变，甚至口号都会改。自由这个词也会被取消，你怎么还能说‘自由就是奴役’那种口号呢？到时候整体的思想氛围和现在不一样。实际上，以后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了。正统的意思就是没想法——也不需要想法，正统就是完全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觉得，有那么一天，塞姆也会消失。因为他太聪明，看得太明白，说得太直接了。党不会留下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这种结果可以从他的脸上清清楚楚地看到。

吃过面包和干酪后，温斯顿坐在椅子上稍微侧着身子去喝他的咖啡。坐在他左手边桌子上的那个刺耳的声音仍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一个年轻的女人也许是他的秘书，正背对着温斯顿坐着听他说话，看起来对他所说的都表示很赞同。温斯顿偶尔会听到一两句类似“你说得太对了，我完全同意你”的话，这个声音显得年轻却有点儿愚蠢。不过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一直都没停过，哪怕是那个女人接话的时候，他依然说个不停。温斯顿见过那个人，也只知道他是小说司里一个有重要职位的人。他大概三十多岁，喉结很大，很能说。他的脑袋朝后仰着，因为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反光让温斯顿只看见两个镜片，而看不到他的眼睛。让人几乎受不了的是，他虽然滔滔不绝，但别人几乎连一个字都听不清。温斯顿只听清了一句“彻底地消灭戈斯坦因主义”——这句话说得飞快，就像是印刷制版的铅字似的，是完整的一块。其他的就完全是听不清的噪声了。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到底说的是什么，你也能猜出他大概说的是什么内容。他应该是在对戈斯坦因进行谴责，提出更加严厉的措施对付思想犯和破坏分子。也或许他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又或许是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上的英雄——这都没什么不一样。无论他在说什么，你都知道，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绝对正统的、绝对英社的。温斯顿盯着他那张没有眼睛，只剩下嘴巴忙着一张一合的脸，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个假人。说话的也不是他的大脑，只是他的嗓子。他说出来的话虽然是用词语组成的，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发出来的机械的声音，就像鸭子呱呱叫一样。

塞姆沉默了一会儿，拿起汤匙在桌上那盘炖菜里划来划去。坐在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一直飞快地说个不停，虽然室内很喧哗，但还是能听到他的声音。“新话中有这么个词，”塞姆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鸭话’，就是像鸭子一样发出呱呱的叫声。这个词很有趣，它包含两种不同的含义。用在敌对方，是贬义的骂人；用在你认可的人身上，就是褒义的称赞。”

温斯顿现在确信某一天塞姆是会消失的。他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感到有些凄凉，虽然他明知塞姆鄙视他或不喜欢他，而且只要塞姆认为有必要，完全有可能揭发他是个思想犯。总之，塞姆有点儿不对劲的地方，但是要问温斯顿他到底哪里不对劲，又说不清楚。塞姆身上有一些他没有的东西：谨慎、潇洒、一种能免于遇害的愚蠢。他是个正统的人，他相信英社，信任老大哥，他为胜利高兴，痛恨异端，这不单是发自内心的想法，而且还发自于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要去了解最新的情况，这是普通党员难以做到的。不过他给人的感觉却总有些不靠谱。他总是说一些公认的不说为妙的话，他看的书多，又经常去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栗树咖啡馆。当然，没有法律或不成文的规定禁止人们去栗树咖啡馆，不过去那儿还是有些危险的。那些被谴责的党的创始人在被清洗之前经常到那儿去。听说戈斯坦因也到那里去过，那是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塞姆的结局很好猜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只要塞姆发现温斯顿那种隐藏的思想，即使只有三秒钟，他都会立刻向思想警察告发。当然别人也会这么做，但塞姆更是会如此。仅有热情是不够的，正统的思想等于没意识。

塞姆抬起头说：“帕森斯来了。”

他的声音好像包含着“那个讨厌的蠢蛋”的意思。帕森斯和温斯顿同住在胜利大厦里，他们是邻居，他正穿过屋子走过来。他中等身材，看上去胖乎乎的，头发是淡黄色的，有一张青蛙似的脸。虽然他才三十五岁，但脖子和腰部已经长出一层肥肉了，不过他的动作倒是很敏捷且有些孩子气。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虽然他穿着制服，但你会不由得觉得他像是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似的。如果你想到他的时候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的准是胖乎乎的腿和卷起袖子露出的又短又粗的胳膊。事实也是如此，一有锻炼的机会，像集体远足或其他体育活动，他都会穿上短裤。他兴奋地喊着“哈喽，哈喽！”朝他们俩打招呼，并在旁边那桌坐下来，他的到来让这里出现一股强烈的汗臭味。他红红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他特别爱出汗。如果在集体活动中心，你看到一个球拍湿了，那么肯定是他刚才打过乒乓球了。塞姆取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很长的字，他拿着一支墨水笔看着那张纸。“你看他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工作，”帕森斯推搡了一下温斯顿。“工作真积极，哎，朋友，你在看什么呢？这对我这样的粗人来说或许太难了。史密斯，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处找你吗？你忘了给我钱了。”“什么钱？”温斯顿一边问，一边自觉地掏钱。大家的工资大概四分之一都要用于各种志愿募捐，募捐的名目之多，让人想记都记不住。“是关于仇恨周的募捐。你知道那是按住房分区的。我是我们这个区的会计。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要做出点儿成绩来。我跟你说，如果胜利大厦不是这条街上挂出来的旗帜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错。你说过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且带着污渍的钱给了帕森斯，帕森斯用幼稚整齐的字体在一本小册子上记账。“另外，朋友，”他说，“听说我家的小破孩昨天用弹弓打你来的。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我告诉他如果他再那样我会把他的弹弓没收。”“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有些不高兴。”温斯顿回答道。“哦，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件事，这说明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对不对？他们两个都是淘气的小破孩，但是要说态度积极，那他们可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少年侦察队或战争。你知道上周六我的小女儿到伯克姆斯坦德去远足时都做了什么？她让其他两个女孩和她一起偷偷地离开大部队，跟踪了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下午！她们跟着他一直走了两个小时，等过了树林到达阿默夏姆后，她们就把那个人交由巡逻队处理了。”“为什么她们要这么做？”温斯顿有些吃惊地问道。帕森斯得意扬扬地回答：“我的孩子确信对方是敌方的特务——他或许是跳伞空降过来的。朋友，重点是，你知道是什么东西让她对他产生怀疑了吗？她觉得他穿的鞋子非常怪异——她说从没见过有人穿这样的鞋。所以他或许是个外国人。她刚七岁，她非常聪明，对不对？”“后来那个人怎么处置的？”温斯顿问道。“嗯，这我不太清楚。但如果是这样了，”帕森斯做了一个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还发出咔嚓的配音，“我是不会觉得奇怪的。”“对。”塞姆毫不关心地边看他那张纸，边头也不抬地说道。“我们当然不能疏忽大意了。”温斯顿按照标准的答案表示同意。“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正打仗呢。”帕森斯说。

像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似的，他们头顶上方的电子屏幕里发出了一阵声音。但这次不是宣布军事胜利，而是说了富裕部的一则告示。“大家好！”一个年轻人用兴奋的声音说道，“大家请注意！现在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生产战线上赢得了圆满的胜利！截止到今天，各种消费品产量的数字说明，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超过20%。今天上午，大洋国举国上下的人们开始自发地游行，工人们离开工厂、办公室，举着大旗在街头游行，他们以此感谢老大哥的英明领导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据统计，部分数字如下：食品……”“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这个词在这段广播中重复了好几遍，这是富裕部最近常用到的话。喇叭声把帕森斯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他脸上因此出现了一种一本正经的愚蠢的样子，像是受到启发时的乏味的表情，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听着。他的思维没有那些具体的数字说得快，但他明白，总之这些数字应该是让大家感到高兴的。他拿出一个装着一半烧黑了的烟草的很脏的大烟斗。因为烟草的定量供应每周只有一百克，想装满烟斗是不可能的。温斯顿小心地把正在抽的胜利牌香烟横着拿在手中。下个定量供应要等到明天才能买，可他只剩下四根烟了。此时他不再关注远处喧闹的声音了，而是专注于电子屏幕中发出来的声音。看来，有些人甚至要用游行来感激老大哥把巧克力的定量供应提高到每周二十克。他想着，昨天才刚宣布的定量要减少到每周二十克。这才过了二十四个小时，难道他们就这么忘了吗？对，他们让自己忘了。帕森斯是典型的容易忘掉的人，因为他跟动物一样蠢。旁边桌子上坐的那个看不见眼睛的人也兴奋地、狂热地忘了这件事，因为他兴奋地想着要把敢说上周的定量供应是三十克的人揭发出来，让他消失。塞姆也不记得，但他较为复杂，他有双重思想。那么只有他一个人会有这个记忆吗？

电子屏幕上一直不断播放着幻想般的数字。和去年比起来，衣食住行、家具、铁锅、燃料、轮船、直升机、刊物、孩子的产量都增长了——可以说除了疾病、犯罪和发疯外，所有东西都增长了。每年每天，无时无刻，无论是什么人，什么东西都在往好的方面增长。就像塞姆原先做的那样，温斯顿用汤匙蘸着桌子上那盘灰色黏稠的不明物体，画出一道长线，组成一个图案。他不悦地思索着所有的物质生活。它们一直都像现在这样吗？饭菜一直是这个味道吗？他打量了一下食堂：天花板很低；屋里也总是挤满了人；因为有无数人的接触，墙变黑了；破旧的铁桌子和铁椅子也那么拥挤；坐下来你就会碰到别人的胳膊肘；汤匙是弯的；铁盘也不平整；粗糙的白杯子；一切东西的表面都油乎乎的，每一条缝隙中都填满了污垢；所有地方都充斥着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涮锅水一样的炖菜和脏衣服散发出来的各种让人不舒服的气味。你的肚皮和肌肤总会发出无声的呐喊，有一种你被骗失去了本来有权享受的东西的感觉。但他确实想不起来还有过什么东西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凡是他能真实地想起来的，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没有足够的东西吃，袜子、内衣裤都有破洞，家具都是破破烂烂的，屋里的暖气烧得不足，地铁一直那么拥挤，房子都是摇摇欲坠的，面包都是褐色的，喝不到茶，咖啡里总是有一股脏水的味道，没有足够的香烟抽——除了人造的杜松子酒之外，没什么既便宜又足够多的。虽然这种情况势必会随着你逐渐衰老而变得越来越差，可如果你因为艰苦的生活、脏乱和缺乏物质而感到不高兴，为了好像过不完的冬天、破旧的袜子、罢工的电梯、冰凉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会自动掉烟丝的香烟、味道怪异得难以忍受的食物而感到不悦，这难道不是说明，这种事情天生如此？为什么非要有很久以前的一些回忆，知道事情曾经并非如此时，你才会觉得这些是不能忍受的呢？

他又看了一下食堂周围。每个人都显得很丑，哪怕他穿的不是蓝色制服，依然很丑。屋子那头，一个长得很矮，怪异得像只小甲壳虫似的人，正独自坐在桌子旁喝咖啡，一双小眼睛充满怀疑地东张西望。温斯顿想，如果你不多看一下周围，你会很容易相信党所说的标准的身材——身材健壮的小伙子和胸脯高耸的金发姑娘，他们肤色红润、生机勃勃、天真无邪，这才是大多数人实际的样子。可事实上，从他知道的一切来看，一号机场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很矮、很难看的。十分难以理解，每个部里大多都是像甲壳虫一样的人：既矮又小，不到发育的年龄就长胖了，四肢短粗，动作迅速，整天忙碌着，胖胖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细小。在党的统治下，这类人似乎繁殖得特别快。

富裕部的通告结束时又有一阵喇叭声响起，紧接着是非常轻的音乐。帕森斯被这一连串的数字刺激得虽然仍感到莫名其妙却有些兴奋，他把烟斗从嘴上拿开。“富裕部今年工作做得不错，”他赞扬地点了点头，“嗨，亲爱的史密斯，你有刀片吗？能不能借我用一下？”“一片都没有了，”温斯顿答道，“我自己的这个刀片用了六个星期了。”“哦，没事了，朋友，我只是这么一问。”“很抱歉。”温斯顿回答。

邻桌那个哇哇直叫的噪声因为富裕部的通告暂时停止了一会儿，现在又恢复原状了，和刚才声音一样大。温斯顿不知为何突然想到帕森斯太太，他想起她稀疏的头发和皱纹里的灰尘。过不了两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再没有帕森斯太太这个人，奥布兰也不存在了。可帕森斯却永远不会消失，那个哇哇直叫的、看不见眼睛的东西也不会消失。在各个部迷宫一样的走廊中忙碌地走来走去的小甲壳虫一样的人也永远不会消失。那个小说司里的黑发女孩，她同样永远不会消失。凭借本能，他想他知道谁会活下去，谁会被消灭，虽然到底靠什么才能活下去却很难说明白。

这时他猛然从思索中清醒过来。原来邻桌的那个女孩转过半个身子正在看着他，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她一直紧紧盯着他，有点儿令人奇怪。他们的眼神刚刚相遇，女孩又看向别处去了。

温斯顿的后背开始冒冷汗了。一阵恐惧掠过他的心底，但马上就消失了，留下一种不安的感觉，长存心底。她为什么看着他？为什么到处跟着他？可惜的是，他没注意他来食堂的时候她是不是早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了，还是在他以后才进来的。可不管怎么说，在昨天举行两分钟仇恨会的时候，她就坐在他的身后，可这根本就是没必要的。或许她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偷听他喊得是否够大声。

他以前的想法又回到脑海中：她或许不是思想警察那边的人，但也正是这种业余的特务最让人害怕。他不知道她观察了他多长时间，或许是五分钟，他所有的表情没有完全控制好。在公共场合或是在电子屏幕的视线范围之内，思想开小差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最容易暴露的通常是你不在意的小细节。像神经抽搐，不自觉地愁眉苦脸，自言自语的习惯——只要是看上去不正常或是想要掩盖什么事情，你都会因此而暴露。不管怎么说，面部表情不对（比如在听到胜利通告时显出疑惑的神情）本来就是一个要被惩罚的罪过。新话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作“表情罪”。

那个女孩又转头看着他。她或许并不是真的在盯着他，她或许连着两天坐在他周围只是偶然而已。他把早就灭了的香烟小心地放在桌子一边。如果他能保证烟丝不掉出来，他在下班后可以继续抽。邻桌的那个人极有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极有可能因为他，温斯顿会在三天内到友爱部的监狱中走一遭，可烟头却不能浪费。塞姆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中。帕森斯又说了起来。“我没跟你说过，朋友，”他一边咬着烟斗一边说，“有一次，我那两个小破孩把市场上一个老太婆的裙子给点着了，因为他们看见她在用老大哥的画像裹香肠，于是悄悄跟在她身后用一盒火柴点着了她的裙子。我想她可能被烧得不轻呢。那两个小破孩，哎！可真是太积极了。这是他们如今在少年侦察队接受的头等训练，他们甚至做得比我小时候还要好。你知道少年侦察队现在给他们的最新装备是什么吗？是能放在钥匙孔里窃听的耳机！我的小女儿那天晚上带了一个回家，就把它插入我们起居室的门里，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里听到的大一倍。当然，这也就是个玩具而已。但这也是个好点子，是不是？”

这时电子屏幕里传出一阵尖尖的哨声，它在喊大家回去上班。他们三个站了起来跟着人们去挤电梯，温斯顿那根香烟中剩下的烟丝全都洒落了。六

温斯顿在日记中写到：那是三年前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很大的火车站附近有一条狭窄的横街，她就站在一盏光线昏暗的路灯之下，身体倚着墙站着。她很年轻，涂了很厚的粉，让我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些粉，它那么白，像脸上戴了个面具，还有鲜艳的嘴唇。要知道，入党的女人是从来不化妆的。街上没有其他人，也没有电子屏幕。她对我说“两块钱”，于是我……

他有点儿难以继续下去，于是闭上双眼，用手指按摩着眼皮，想把那不断浮现出的画面赶出脑海。他想要拉开嗓门，大声喊叫，骂脏话，或者是用头撞墙，把桌子踢倒，用墨水瓶将玻璃窗打碎，总之，不管做什么大吵大闹或是会让自己感到疼痛的事情，只要能让他忘了不断折磨他的回忆，他都想做。

他心想，你的神经系统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内心的紧张情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由一个明显的症状表露无遗。他想起几周前在大街上遇到的一个人，那个人长相丑陋，是个党员，大概三四十岁的样子，高高瘦瘦的，他当时提着公文包。两个人相距几米远的时候，那个人的左半边脸忽然抖动了一下。擦身而过的瞬间，他的面部又做了这样一个小动作，只是抖了一下、颤了一下，快的像是照相机快门“咔嚓”一下，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有这个习惯。他回忆起自己当时想：这个可怜的人要完了。最可怕的是，他做这个动作或许是不自觉的。然而最危险的要属说梦话了，因为那是完全无法控制和预防的。

他深吸一口气，又接着写到：我和她进门后，穿过后院，来到一个地下室的厨房里。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张床，桌上放着一盏灯，灯光昏暗。她……

他紧咬着牙，心里一阵难受。他真想吐。他在一个地下室的厨房里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又想起了凯瑟琳——他的妻子。温斯顿结过婚，他确实是结过婚的；或许他现在也算是结过婚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妻子还活着。他好像又闻到地下室厨房中那种闷热的味道，像臭虫、脏衣服、难闻的廉价香水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可那依然很诱人，因为党内的女人禁止用香水，你甚至不能想象她们会那么做，只有无产阶级才用香水。在他的心里，香水的味道总是不可避免地和私通联系起来。

他如此乱来是他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德。他们是不允许找妓女的，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会自动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件事虽然危险，但还没到生死攸关的地步。找妓女被抓到可能会判五年强制劳动，如果你没有其他罪过，也就这样了。而且这也相当容易，只要你不会被当场抓住。贫民中有的是想出卖肉体的女人，有些女人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是买不到这种酒的。党甚至在私下鼓励卖淫，把它当成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办法。偶尔的荒唐其实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而且找的只是受鄙视的无产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乱搞男女关系才真正是不可饶恕的。但难以想象现实中会发生这种事——虽然每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供认犯过这种罪。

党的目的不仅是防止男女党员之间结成可能令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它没公开过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人的性行为变得没有乐趣。不管是在婚姻关系之外还是身处婚姻中，与其说党敌视的是爱情，倒不如说是情欲。党员联姻的前提是得到为此目的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他们从没明确地说过到底依据的是什么原则，如果想结婚的双方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申请总是会遭到拒绝。唯一让他们认可的结婚目的是生孩子，为党服务。性交被看作是一种让人恶心的小手术，跟灌肠似的。同样，这也从来没公开明确地说过，却用间接的办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心里。甚至出现了类似少年反性同盟的组织提倡男人和女人单身。孩子的出生都是用人工授精（新话称之为“人授”）的方法，孩子出生后都交由党抚养。温斯顿很清楚，或许这只是一种猜测，不是事实，但总之它和党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党在尽可能地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把人的性本能扼杀掉，就让它变得不正常、肮脏。他不懂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但却觉得这种事是很自然的。就女人而言，党在这方面做的工作算是比较成功的。

他又想起凯瑟琳。他们分手已经有九年了，或许是十年甚至是快十一年了。他很少想到她，所以感觉很奇怪。他大多数时候想不起来自己曾结过婚。他们只是在一起过了大概十五个月左右。党是不许人离婚的，但如果没有孩子却赞成夫妻分居。

凯瑟琳的头发淡黄、身材高挑，动作总是那么干脆利落。她的脸很长，棱角分明，如果你看不出这张脸的背后是空洞的，你或许会说这张脸是高贵的。在婚后不久，他就发现——虽然这或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其他的大部分人更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她无疑是他所遇见的所有人中最愚蠢、庸俗和空虚的人。她的思想里没有一句不是口号，但凡党传达给她的话，她绝对会盲目地相信，没有任何怀疑。他为此偷偷给她起了个外号——“人体录音带”。当然，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他仍然能勉强和她生活在一起，那件事就是性。

他每次要碰她时，她就像是要向后缩，全身肌肉都变得紧张。抱着她就像抱根木头似的。让人奇怪的是，哪怕她在主动抱紧他时，他也感觉她同时像是在用尽力气推开他。她浑身僵硬的肌肉让他产生这种感觉。通常都是她闭上眼睛躺在那儿，既不抗拒，也不配合，对性完全是一种忍受。这让人感到非常尴尬，尤其是过了一阵以后，就更让人吃不消了。可即便如此，他也能勉强和她生活在一起，前提是只要说好不同房。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这个提议。她说，他们只要能做到，他们就要有个孩子。这样，他们每周进行一次，非常频繁，只要不是在不可能怀孕的那段时间，这件事就会重演。她甚至经常在当天早上提醒他，像是把这个当成晚上一定得完成的任务，一定不能忘了似的。她提到这件事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要个孩子”，另一种是“这是对党应尽的义务”（真的，她的确是这么说的）。没过多久，每当快到那个约定的日期，他就有了一种害怕的感觉。真庆幸他们没有孩子，后来她同意放弃一再试验，在那不久之后，他们就分居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息后，提起笔接着写到：她一头倒在床上，没什么预备的动作，马上掀开裙子，这种豪放、丑陋的样子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我……

他又看到了自己站在昏暗的灯光中，鼻子里充斥着臭虫和廉价香水的味道，心里泛起一种失败和不甘的情绪，甚至是在这样的时刻，他的感觉还是和对凯瑟琳白嫩的身体的想念掺和在一起，虽然她的肉体已经被党强大的催眠力量永远封锁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呢？为什么他就不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女人，而非要每隔一两年就去找一次这种下贱的货色呢？但是真正的情投意合几乎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党内的女人都是这副德行。清心寡欲的思想像对党的忠诚一样牢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下了根。通过小时候细致的思想训练，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少年侦察队和中青团一直对她们灌输的荒谬思想，通过上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她们的天性被扼杀得干干净净。他的理智告诉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人出现，可他心中却很难相信会有这样一个人。她们都是无坚不摧的，全部按照党的要求做。他与其说想要女人爱上他，不如说他更想把那道贞节的墙推翻，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也行。情投意合的性交，本来就属于造反。性属于思想罪。哪怕是唤起凯瑟琳的性欲——如果他能做到的话——那也算是诱奸了，虽然她是他的妻子。

但接下来的故事，他得继续写。他写到：我把灯调亮。在灯光下我看清她的容貌时……

在黑暗中待了一阵子，煤油灯微弱的亮光也好像非常亮。他头一回能好好地看一看那个女人。他已经往前迈了一步，此刻又停住了，心中同时充满了欲望和恐惧。他深切地知道他来这儿得承担多大的风险。在他出去的时候，巡逻队完全有可能抓住他，而且或许他们此时已经在门外等着了。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

这要老实地记录下来。他在灯光下忽然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太老了。她脸上抹的粉非常厚，看上去几乎像是一张硬纸板做的面具快要裂开了，头发中间还夹杂着几绺白发。最可怕的是，此时她嘴巴微张，他看到的仅是一个漆黑的洞，因为她没有一颗牙齿。

他急忙潦草地写到：在灯光下我看清了她，她是个非常老的女人，最少也有五十岁了。但我还是凑上去，照做不误。

他又用手指覆盖住眼皮。他终于把它写下来了，但这仍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方法没有效果。他想提高嗓门大骂脏话的冲动比之前更强烈了。七“若是有希望，”温斯顿写到，“它会在无产者身上。”

若是有希望，它会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儿，在这些不被重视的密密麻麻的大众中间，在大洋国85%的人身上，才能产生足以打败党的力量。党是不可能由内部的人推翻的。它的敌人——假如有敌人存在的话，是无法集中到一处的，或者是无法知道对方也有这种思想的。即使传说里的兄弟团是真的——很可能是真的——它的队伍也或许只是三三两两的人凑在一起。造反只是一个眼神中的小异常，一个声音中的小变化，顶多是偶尔地小声说句话。可无产者不一样，只要有办法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就不需要在暗地里活动。他们要做的只是起来挣扎一下，就像马儿抖动一下身子就能把苍蝇赶走一样。只要他们想，在第二天早上就能把党彻底摧毁。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迟早会想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想起他有一次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前面一条横街上突然出现几百个女人的声音，她们在大喊大叫。这是一种不可轻慢的怒气和绝望的叫喊声，声音很大、很深沉，“噢——噢——噢！”就像钟声一样回荡了很长时间。他的心因此怦怦直跳。他想——开始了！爆发骚乱了！无产者终于突破了束缚！当他赶到事发地点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两三百个女人挤在街头市场的卖货摊旁边，面部表情凄惨，像是一条沉船上绝望的没被施救的乘客似的。本来只是一片绝望，此时又变成许许多多的小争吵。原因是一个卖铁锅的货摊，卖的都是些没档次的货色，可炊事用品不管哪种一直都很难买到。卖到最后，货源意外中断。买到手的女人在别人的拥挤之下想要拿着刚买到的铁锅马上离开，但其他很多没买到的女人就围着货摊大声喊叫，骂摊贩走后门，另外还留着铁锅不卖。此时又传来一阵叫喊。有两个面红耳赤的胖女人同时争一只铁锅，其中一个还披头散发的，她们都想从对方的手里夺过铁锅。二人争来抢去，把锅把弄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盯着她们。但就在刚才的一瞬间，上百人的叫声却体现了让人害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遇到真正关键的问题时却不会这样呐喊呢？

他写到：如果他们没有醒悟，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永远不会醒悟。

他觉得这句话简直就像是从党的教科书中抄袭的。当然，党自称正在把无产者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在革命之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他们一直在挨饿、挨打，女人被迫到煤矿里去工作（实际上，现在女人依然在煤矿里工作），孩子六岁时就要被卖到工厂里。党同时又教导说——这真是双重的思想原则，无产者是下等人，一定要用一些简单的规定让他们处于从属位置，就像动物一样。实际上，党内的人很少得知无产者的情况。他们没必要知道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做其他事就没什么重要的意义。因为让他们自生自灭，就像把牛群放养在阿根廷平原上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人类天性的原始生活，一种从远古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他们出生之后就在贫民窟里长大，十二岁做工，经过短暂美丽的情窦初开的年纪，二十岁左右就结了婚，过了三十岁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去世了。超强度的体力活、要照顾家庭和孩子、和邻居争吵、看电影、看球赛、喝啤酒，尤其是赌博，这就是他们所想的一切。想控制他们很容易。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混在他们中间，散播一些谣言，把其中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找出来消灭掉。但没有任何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的意图。无产者不需要有强烈的政治观点。党对他们的所有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而已，因为需要他们加班或是降低定量供应时“爱国”就有了用处。哪怕有时他们会感到不满，可他们的不满通常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整体思维，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对某件事感到不满，而大的罪恶他们往往会漏掉而不去注意。大多数无产者家里甚至连电子屏幕都不装，也没什么警察去干涉他们的生活。伦敦有许多犯罪活动，是盗贼、匪徒、娼妓、毒贩和不同类型的骗子的天地。不过因为这些都发生于无产者的“国度”，所以没什么要紧的。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做事是被允许的。党在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无产者不适用。滥交在此不会被惩罚，离婚也很容易。而且，如果无产者有需要，他们甚至可以信仰宗教。他们没有任何被怀疑的价值。正像党的口号说的：“无产者和动物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出手小心地挠着静脉曲张溃疡的那块皮肤，它又痒起来了。归根结底，问题就是你不知道革命前的生活到底如何。他在抽屉里拿出一本孩子的历史教科书，这是他向帕森斯太太借来的，他要把其中一节抄录在日记本上：以前，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之前，伦敦并非像现在这样是座美丽的城市。那时，伦敦充满了黑暗、肮脏、凄惨，极少有人能吃饱穿暖、居有其屋，多数人都是足无完履，顶无片瓦的。比你们还小的孩子就得出去为残酷的老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如果动作稍微慢点儿就会受到鞭打，他们每天只能吃剩面包屑和水。可在大多数人都处于贫困的同时也有一些有钱人住华丽的豪宅，仅是在大宅里伺候的用人就多达三十人，这些人就是万恶的资本家。他们长得又肥又难看，面相凶残，就跟本页后面的插图一样。你看，他们都是穿着黑色的长长的大礼服，戴着一顶像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他们称这为“高礼帽”。这是资本家们的专用服饰，其他人是不能穿的。资本家占着世界上的所有资源，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着所有土地、房屋、工厂和金钱。如果谁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把他送到监狱里去，或是剥夺他的工作，让他饿死。人民对资本家说话时，要诚惶诚恐、千恩万谢，称他们为“老爷”。资本家的最高领导叫“国王”……

接下来就是他所熟知的，下面该写主教穿着细麻僧人的衣服、法官穿着貂皮长袍、手铐脚镣、踏车鞭刑、市长大人的宴会、跪下去亲吻教皇的脚面等。除此之外，还有拉丁文称为“初夜权”的内容，这或许在儿童教科书中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即法律规定所有的资本家都有权和在他的工厂中工作的未婚女人同床共枕。

这其中有多少是假的，你怎么分辨呢？现在大部分人生活得比革命之前好，这或许是真的。唯一相反的证据就是你发自每个细胞的无声抗议，你感觉现在的生活条件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本能地感觉之前的生活一定是不同的。他忽然发现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特点并不是它多么残酷无情和没有保障，而是过于简单枯燥、没有光明、没有兴趣。环顾四周，你就能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但和电子屏幕中滔滔不绝的谎言一点儿不一样，而且和党想要达到的理想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甚至作为一个党员，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中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每天只是为了完成像嚼蜡般的工作、在地铁中抢占座位、缝一双破洞的袜子、占一片糖精的便宜、把一个烟头省下来。可是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个巨大、可怕、圣洁的东西，所见之处都是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的武器，每个人都是骁勇的战将和狂热的信徒，大家团结一致向前，思想和口号完全一致，大家一直努力不懈地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他人——三亿人拥有着同一张积极向上的面孔。但现实却是破败阴暗的城市，面黄肌瘦的百姓，吃不饱饭、穿着破洞的鞋的人们为了生计奔波，人们还住在十九世纪建造的总散发着一股煮卷心菜味和尿臊味的破房子中。他好像看到了一幅伦敦的景观，空旷、被荒废着，四周都是破破烂烂的，一座城市由一百万个垃圾桶构成，在这中间还有帕森斯太太的形象，那是一个容颜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正无奈地修理着一条她毫无办法的堵塞的水管。他又用手挠了挠脚踝。电子屏幕不分昼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那些统计数据，以证明现在的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畅，玩得高兴——他们比五十年前的人长寿，工作时间却比五十年前少，他们的身材比五十年前的人高大、健壮，日子过得比五十年前快乐，人比五十年前的人聪明，受的教育也要比五十年前的人多，其中没有一句话能被证明或被推翻。比如，党说现在40%的无产者认识字，而在革命之前认识字的只有15%；党说婴儿现在的死亡率只有160‰，而革命之前的死亡率是300‰——诸如此类，这就像是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历史书里的每一句话，甚至人们认为肯定是事实的事情，都极有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天知道，或许很有可能从未曾出现过“初夜权”之类的法律，或许像资本家之类的人，或是像高礼帽那样的服饰都是天方夜谭。

所有都消失于迷雾之中。过去被销毁了，而销毁本身也被遗忘了，因此谎话变成了真理。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明确知道进行伪造的毋庸置疑的具体事实，那是在一件事发生之后：这点很关键。这个事实在他的手指间停留了大约三十秒钟。它大概发生在1973年——总之是大约发生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但真正关键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其实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完全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截至1970年，除老大哥之外的元老一个都不剩了。那时，他们都被当成叛徒和反革命遭人揭发了。戈斯坦因逃跑并藏起来，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至于其他的人，少数几个失踪了，大多数人则在一次场面轰动的公开审判中供认了他们所犯的罪行之后就被处决了。最后一批幸存者是琼斯、艾朗森、鲁瑟福这三个人，他们大约是在1965年被捕的。就像大家经常看到的那样，他们消失了一两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生是死，可后来有一天他们又突然被带了出来，像往常一样招供了。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和现在一样是欧亚国），挪用公款，在革命发起前就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他们的破坏活动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在供认了上述罪行后，党对他们宽大处理，给他们恢复了党籍，并让他们担任一些听起来很重要可实际上是闲职的工作。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上写了长篇的检讨，检讨他们堕落的原因，同时保证洗心革面。

这三人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里见过他们。他至今都记得当时他心惊胆战地偷偷地观察他们。他们比他老很多，算是旧社会的遗老，是建党初期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元老级的领导者。他们身上依然隐约散发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的气息。他有一种感觉，虽然他当时对真相和日期早就没有概念了，但他很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比知道老大哥还要早几年。不过他也能感觉他们是犯罪分子、敌人、不能接触的人，肯定是要在一两年之内消失的。只要是落在思想警察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摆脱这种命运。他们也只是等待被送回坟墓去的行尸走肉罢了。

和他们挨着的桌子都没人坐，在这类人周围出现不是一个聪明人会做的事。他们安静地坐在那儿，面前是散发着丁香味的杜松子酒，这是这家咖啡馆的特色。这三个人里，温斯顿对鲁瑟福的长相印象最深。在这之前，鲁瑟福是位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期和革命时期都曾鼓舞民心。哪怕是现在，他的漫画偶尔还会出现在《泰晤士报》上，但都只是对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机和说服力。这些漫画都是老生常谈：贫民窟、饥饿的孩子、巷战、戴高帽子的资本家——即便是在街垒中，资本家都不会丢弃高帽子——这是一种无望的努力，不停地想退回过去。鲁瑟福身材高大，花白头发油腻腻的，面部肌肉松弛，嘴唇突出。他年轻时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现在有点儿松松垮垮的，腆着肚子，像是要朝四周散开似的。他就像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马上就要在你面前崩溃了。

十五点了，这是个让人感觉寂寞的时间。温斯顿现在早已记不清他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段去咖啡馆了。那个地方几乎空无一人。电子屏幕里传来音乐声。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属于他们的角落里，一言不发。服务员主动端来杜松子酒。他们的邻桌上有个棋盘，棋子是摆好的，但没人下。此时——大约过了半分钟——电子屏幕上忽然有了变化，正播放着的音乐变调了，突然得简直难以形容。这是一种异于常人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语调，温斯顿内心称之为黄色的调子，紧接着电子屏幕中有人唱歌：在栗树的林荫下，你我互相出卖；他们就躺在那儿，我们就躺在这儿，在栗树的林荫下。

三个人听了没有一点儿反应。可温斯顿再看向鲁瑟福的疲惫的面孔时，发现他的眼里饱含泪水。他刚刚才发现，艾朗森和鲁瑟福的鼻梁都被打凹陷下去了，他心中一阵战栗，却不知为何战栗。

不久之后，这三个人又重新被捕了。原来自从他们被放出来后，就又立刻搞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判时，他们供认了新的罪行，除此之外，又把之前的罪行招供一次，新账老账加在一起算。三个人被处决后，他们的下场被记录在党史中，给后人敲响了警钟。过了大概五年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运输到他桌子上的一沓文件打开时，发现其中的一张纸片，很明显那是无意中夹在里面被忘掉的。他一打开就发现它的重要性。它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上半部分，所以上面有日期——上面印有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的照片，占有中间重要位置的是琼斯、艾朗森、鲁瑟福这三个人，不会有错的，就是他们，总之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里有他们的名字。

可关键是，这三个人在两次审判会中都承认他们那天在欧亚国境内。他们从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出发，到了西伯利亚某个秘密的地方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接头，把国家重要的军事机密泄露给他们了。温斯顿对那个日期印象深刻，因为那刚好是仲夏日，而且很多其他地方一定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录。所以他由此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这些供词是鞭打下的产物。

当然，这件事本身也算不上是新发现，即便是在当时，温斯顿也从没相信过在清洗里被清除的人一定是犯了被指控的罪行。可这张报纸却是真凭实据，这是被抹去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就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似的，突然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断层里，推翻了地质学的某条理论。如果谁有能力把它公之于世，让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意义，就能够让党灰飞烟灭。

他本来一直在工作。当看到这张照片上的内容和它所具有的意义时，就立刻用另一张纸把它盖起来。幸亏他打开它的时候，从电子屏幕的角度看过来，刚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本放在膝盖上，稍稍把椅子往后推了点儿，尽可能地避开电子屏幕。想让面部没有表情并不难，只要肯下功夫，你甚至连呼吸都能控制，可你没办法控制心跳的速度，而电子屏幕却非常灵敏，它能够听到你的心跳。他等了大概有十分钟之久，担心是否有什么意外会使自己暴露，比如刚才在桌面上突然吹起一阵风。之后他没有揭开盖着的纸，就将那张照片和其他一些废纸统统都丢到忘情吧里去了。它们大约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乌有。

这得有十年了，哦，不，是十一年前发生的事了，如果是在今天，他或许会留下这张照片。让人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和它所记录的事件相同，也只不过是记忆里的事，但照片在手中停留片刻这件事，对他来说仍然好像有什么意义一样。他心中暗自琢磨，这张不存在的证据曾经存在过，那么党对以前的控制是不是不那么坚固了？

但今天，即便是这张照片莫名其妙地死而复生，大概也不会再当作什么证据了。因为在他看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早就不再和欧亚国有战争了，而这三个已经死去的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重要消息的。从那之后，也曾有过几次变化——或者是两次，或者是三次，他也想不起来有多少次了。供词很可能早就被一再重写，直到最终，原来的日期和事实没有任何意义了。过去不仅遭到篡改，而且不断被篡改。最让他觉得这是个噩梦的是，他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较为明显，但最终动机却让人不明所以。他提笔接着写到：我知道方法，却不知道这么做是为什么。

他琢磨着，自己究竟是不是个疯子，关于这个问题他都想过很多遍了。或许所谓的疯子就是少数派。过去的某些时候，相信地球围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可是现在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一样是发疯的表现。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是个疯子。但他并不会因为想到自己是疯子而害怕，他害怕的是他自己或许也是错的。

他拾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了看卷首老大哥的照片。那双极具魅力的眼睛就这样盯着你，那感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压制着你，那是一种能刺穿头颅，能压迫脑子，让人闻风丧胆的力量，它几乎能让你放弃所有的信念，不相信你所感受到的东西。最终党能宣布二加二等于五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相信它。他们迟早会这么宣布的，这是肯定的，他们所处的立场的逻辑让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的哲学不但是不言自明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另外还不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为所有异端中的异端。让人感觉可怕的并不是他们会因为你不那么想而杀掉你，而是或许他们才是正确的。毕竟，你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才是正确的呢？如何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如何确定过去是不能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里，而意识又是能够控制的——那该怎么办？

但不行！突如其来的勇气好像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闪过奥布兰的脸，这并不是由特意的联想所引起的。他知道奥布兰是同他站在一边的，他比之前更加确定。他是在为奥布兰——就是在给奥布兰写日记，这像是一封不完整的信，没有人会读，但它是写给某个人的，所以它就有了生气。

党让你不相信你的真实见闻，这是他们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温斯顿一想起自己所面对的庞大力量，想到党内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易地反驳他，一想到那些精妙的论点，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所以根本谈不上是反驳，他的心一沉。可他是对的！是他们错了，他才是正确的。一定要捍卫那些简单真实的东西。一些浅显真实的道理是正确的，一定得坚持！客观世界是存在的，它的规律不会变。石头是硬的，水能把东西弄得潮湿，有地心引力的存在。他觉得他是在和奥布兰对话，同时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规律，他写到：所谓的自由，就是你能说二加二等于四。当你承认这一点，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八

在某条小巷的尽头，一股烘焙咖啡豆的香味飘向大街——这才是咖啡，而非胜利牌的咖啡。温斯顿不由得停下脚步。过了大约有两秒钟，他又回到了他那被遗忘得差不多的童年世界。接下来门突然砰的一响，这香味立刻消失了，就像它也是声音似的。

他已经在人行道上走了有几千米了，静脉曲张引发溃疡的地方又开始痒了。今天晚上是他三周以来第二次没到集体活动中心去，这么做很冒失，可以肯定的是，你参加中心活动的次数都会被详细地记录在册。一个党员在原则上是没有空闲时间的，除了在床上睡觉之外，都会有人监视你。只要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得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只要有迹象表明有远离集体的行为，即使是出去散步，都是有风险的。新话里有个关于这方面的专用名词——自己生活，这代表此人有个人主义和性格孤僻的倾向。可他今天晚上从部里出来的时候，被四月芬芳的空气所引诱了，他今年以来头一回看到蓝色的天空。他突然觉得在活动中心度过吵闹绵长的夜晚，玩一些让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其实不怎么好的同志关系，都让他无法忍受。他一时冲动，便从公共汽车站步行，漫步走进伦敦迷宫一样的大街小巷，先朝南走，又朝东走，最后又向北走，他在某些不知名的街道上迷路了，最终也不知道自己该去什么方向。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到：“若是有希望，它会在无产者身上。”他经常回想起这句话，它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但显而易见是荒谬的。现在他在圣潘克拉斯车站东北方向的一个褐色贫民窟中，脚下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大街，两边是矮小的两层楼房，破败的大门就在人行道边上，怪异得让人感觉那是老鼠洞。鹅卵石铺成的路面上经常有一洼洼脏水。黝黑门洞的内外和旁边狭隘的小巷子里全都是人，数量之多，让人惊讶——花季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口红；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蹒跚的肥胖的妇女，会让你看到这些少女们十年后会长成什么样儿；弯腰驼背迈着八字步来来往往的老头儿；赤着脚、衣衫褴褛的孩子在脏水池子里玩耍，一听到妈妈的怒斥就赶紧逃跑。街上的玻璃窗大概有四分之一都被砸烂，用木板封了起来。这里的大部分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这个人，少数好奇的人小心翼翼地看他一两眼。有两个健壮的妇女，两条发红的胳膊交叉着环在胸前，她们在一个门口闲聊。温斯顿走近时听到了她们聊天的只言片语。“‘对，’我跟她说，‘这样的确不错，’我说。‘但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和我一样的。说别人非常容易，’我说，‘但我要操心的事情，你却不用操心。’”“哦，的确如此，”另一个女人说，“事情就是这样。”

聒噪的对话突然打住。那两个女人在他经过时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盯着他。准确地说，也算不上敌意，只是引起她们的警觉，暂时出现僵局，就像是在看陌生的野兽路过似的。在这样的街道中，不可能经常出现穿党员蓝制服的人。的确，让别人看见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很不明智的，有公务在身的情况除外。如果遇到巡逻队，他们一定会查问。“让我看一下你的证件。哦，同志？你在这儿做什么？几点钟下班的？这是你平时回家要路过的地方吗？”——诸如此类的话。倒没什么规定说不让人们走另一条路回家，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这件事，你就会是他们注意的对象了。

整条街道突然间骚动起来，到处都有报警的惊呼声。人们都像兔子一样窜到门洞里。一个年轻的少妇在温斯顿前面不远处从一个门洞中跑出来，一把抓起一个在脏水池里玩耍的孩子，用围裙围住他又跑了回去，这个动作一气呵成，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同时，一个穿着一套黑衣服的男人从一条小巷里走出来，他的衣服看上去像是六角手风琴，他边朝温斯顿跑过来，边紧张地指向上方：“蒸汽机！”他大喊，“小心，长官！上面有炸弹，快点卧倒！”

不知为什么无产者给火箭炸弹取了个“蒸汽机”的外号。温斯顿立刻卧倒。在这种事情上，无产者显然更有经验。他们好像对此有一种直觉，能提前几秒钟预知有火箭射过来，虽然火箭飞行的速度比声音还要快。温斯顿双手刚抱到头上，一声轰隆声就响起来了，它像是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一样，有些东西掉落在他的背上，跟下阵雨一样。当他站起来看时，才发现是附近窗口被炸飞的碎玻璃。

他又朝前走去。前方二百米外的一些房子都被那颗炸弹炸掉了。这时空中还有一股黑烟柱，下面一片墙灰直往上蹿，人们已经围着瓦砾站了一圈。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他隐约看到那中间似乎有些暗红色的东西。他走过去，才发现那是一只被齐腕炸断的手。除了挨着手腕的地方有一片污血，那只手完全没有生气和血色，就像是石膏雕像似的。

他把它踢到一边后，避开人群，拐进右手边的一条小巷中，他快步走了三四分钟，离开了被炸的地方。周边街道依然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时快要到20点了，无产者光顾的小酒馆中人头攒动。黝黑的弹簧门不断地开合着，从里面散发出一阵阵尿臊味、锯木屑味和剩啤酒味。有所房子门前有块凸出的地方，那个小地方上有三个人紧紧地凑成一团，中间的那个人手里拿着一份折着的报纸，另外两个人都伸着脖子从他身后一起看报纸。即使温斯顿没有靠近到能看清他们的面部表情，但也知道他们有多么全神贯注。显然他们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消息。他一直走到离他们几步远的时候，这三个人才突然分开了，有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看上去几乎到了要打起来的地步。“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说吗？我跟你说过，在这一年零两个月里，末尾是七的号码从没有中过彩！”“我记得中过！”“不，根本没中过奖！我家里有所有记录，我把两年多中过彩的号码都记在一张纸上了。一次不漏地记下来了，一字不漏，全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根本没中过——”“它中过，七字中过彩！我现在就能把那个该死的号码告诉你，末尾不是四就是七。那是在二月的时候，在二月的第二周。”“去你的二月！我全部记录下来了，白纸黑字，不会出差错。我告诉你——”“哦，不要再争了！”第三个人开口道。

他们正在讨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米之外又回过头来看了看他们。他们依然一脸兴奋认真地争论不休。彩票每周开一次奖，奖金丰厚，这才是无产者真正关注的一件大事。甚至可以说，对上百万的无产者来说，即使彩票不是他们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理由，也算是很重要的理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人生乐趣，一种愚蠢的想法，一种止痛药，是他们的智力刺激剂。凡是关于彩票的事，即便是目不识丁的人都好像能娴熟地运算，并且记忆惊人。有一伙人仅靠提供押注的方法、预测中奖的号码、贩卖吉祥物为生。温斯顿和经营彩票的事没什么关系，那是由富裕部负责的，可是他知道（所有党内人士都清楚）奖金基本上是一个虚构的数字，真正支付的仅是一些小奖，那些得到一、二、三等奖的人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大洋国各地之间不存在相互联系，所以这件事安排起来很容易。

可如果还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必须坚守这个观念。当你把这个观念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它听起来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你看一下人行道上从你身边走过的人，这个观念就成为一种信仰。他拐进那条街，朝下坡的方向走。他感觉之前曾来过这个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大街，前方传来一阵喊叫声。街道有一个转弯，尽头处是台阶，下方是个低洼的小巷子，有几个小摊贩正在卖着打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突然想起他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子是通往大街的，它下面有一个拐角，用不了五分钟就能走到一个地方，就是他曾经买那个空白本子当成日记本的旧杂货铺。他还在不远处的一家文具店里买过笔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停了一下，巷子的那端是一家昏暗的小酒馆，看上去窗户像结了霜一样，事实上这只是尘垢积累的结果。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虽然腰挺不起来了，但他的动作却相当矫健，他白色的像明虾须子一样的胡子向前挺着，他推开弹簧门，走到里面去。温斯顿站在那儿盯着他，忽然想到这位老人至少也有八十岁了，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到中年了。现在像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都已经成了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他们的思想在革命之前都已经定型了，党内已经很少有这样的人存在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辈的人基本上都被消灭了，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就吓破了胆，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活下来的人里，如果谁能把本世纪初期的事情跟你做一番翔实的介绍，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了。突然间，温斯顿的脑海中又出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到日记本里的一段话，他脑门一热，像发疯似的产生一个念头：他要去那间小酒馆，和那位老人搭讪，问他个彻底。他要对他说：“请谈谈你小时候经历的事情。你们那时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是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赶紧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生怕晚了一步，他心里害怕起来。当然，这样做无异于发疯。按理说，党内人士不能和无产者聊天，或是光顾他们的酒馆，这件事太过异常了，必然会有人盯上你。如果巡逻队来了，他会说自己是因为突然感觉头晕才来的，但他们多半是不会相信他的。他伸手推开门，一股酸啤酒的恶臭味扑面而来。他刚走到里面，谈话的嗡嗡声马上减弱了。他能觉察到他身后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制服。屋子那端原本有人在玩投镖的游戏，这时也停了大概三十秒。他跟着进来的那位老人站在柜台前，好像和酒保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身材健壮的年轻人，鹰钩鼻子，胳膊非常粗壮。其他的几个人，都手里拿着啤酒杯围观。“我不是非常客气地在问你吗？”那个老头儿说，他狠狠地挺起肩膀。“你说这个鬼地方居然没有一品脱装的杯子？”“见鬼，品脱是什么玩意儿？”酒保边向前倾着说，边用手指尖撑着柜台。“真是可笑，酒保居然不知道‘一品脱’是什么东西！一品脱等于半夸脱，四夸脱等于一加仑。我是不是还要教你认识一下A、B、C？”“我可从来没听过这些东西，”酒保说道，“升或半升——我们就按这两样卖，杯子就在你跟前。”“我就喜欢说一品脱啤酒，”老头儿固执道，“你别想让我不说品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不按升算。”“在你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大概都还生活在树上。”酒保看了一眼其他人，讽刺道。

其中有一个人闻言大笑，温斯顿进来时的紧张感减弱了一些。老头儿的脸尴尬得由白变红之后又变成粉红色，他转过身去，喃喃自语，还撞到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抓住他的手臂。“我能请您喝杯酒吗？”他说。“你真是位绅士，”他边说边再次挺起肩膀。他好像没看到温斯顿的蓝色工作服一样。“一品脱！”他带着挑衅的意味向酒保说道，“先来一品脱汽酒。”

酒保利索地将玻璃杯放在柜台下的一个桶里冲洗了一下，然后倒入两个半升深棕色的啤酒。啤酒是唯一能在无产者的酒吧中喝到的酒类。按说无产者本来是不能喝杜松子酒的，但如果他们想喝，他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搞到它。飞镖游戏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酒吧里的一群人又开始谈论起彩票。他们好像忘记了温斯顿的存在。他和老头儿坐在窗户下方的一张木桌上，在那儿谈话不用担心被人听到。可无论如何，这种事都是非常危险的，屋子里没有电子屏幕，这点是他刚进来的时候就观察清楚了的。“他们可别想让我不说品脱了，”老头儿在桌子前坐下来时，还喃喃自语，他盯着面前的酒杯，“半升不够，不过瘾，一升酒又太多了，我总是想小便，更别说还有价格这回事了。”“想必从您年轻的时候到现在，肯定经历过很多巨大的变化。”温斯顿以这句提问试探地展开话题。

老头儿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板转到吧台，又从吧台扫过男厕所的门，好像他希望在这间酒吧里找到一些什么变化。“那时候啤酒更好喝，”最后他说，“也更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以前一直叫它汽酒，一品脱仅卖4便士。当然喽，那是在战争以前。”“那是哪场战争？”温斯顿问。“一直在打仗，”老头儿含糊地回答。他端起酒杯，又一次挺起肩膀：“祝你健康无比！”

在他尖尖的喉结在瘦削的喉部怪异地快速上下抖动后，啤酒就消失了。温斯顿又去吧台那儿拿来两个半升啤酒。老头儿此时好像已经忘了他对喝一升啤酒的偏见。“您比我年龄大多了，”温斯顿说，“在我出生以前，您已经是一位成年男子了。您能记得它吗？我指的是旧时代，革命以前。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一点儿都不知道那些东西。我们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可书中的内容或许并不是真实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历史书上说，革命前和现在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存在着最可怕的压迫、不公平和超出想象的贫困。在伦敦，大多数人一生都没有足够的食物填饱肚子；一半的人脚上都没穿过靴子；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九岁就离开学校，那时一个房间要睡十个人。同时，极少数的人，也只有极少数的人，他们被称为资本家，是那些富有和强大的人，他们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切。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三十个仆人伺候着他们，他们出行都坐汽车或是由四匹马拉的车，他们喝的是香槟，戴着高礼帽……”

说到这儿，老头儿眼睛突然一亮。“高礼帽！”他说，“要说也奇怪，你提起了高礼帽。我昨天还想起它了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起它来了，我已经有多少年都没见过高礼帽了。高礼帽早就过时了。我最后一次戴它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都过去多少年了？可惜我也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年了，那最少也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当然，你也知道，我是为了参加葬礼才把它租来戴的。”“高礼帽倒不是十分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关键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一些以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之类的少数人才是能当家做主的人。所有的事都对他们有利。你，一个普通人，工人等于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样的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能把你们当畜生一样卖到加拿大去。如果他们高兴的话，能随意跟你们的女儿上床。他们能让人用九尾鞭抽打你们。你们看到他们需要脱帽鞠躬。每个资本家都带着一群走狗……”

老头儿又听得眼睛一亮。“走狗！”他重复道，“我可好久都没听过这个称呼了。走狗！这让我常常想起以前的旧事来。让我想起了，嗯，不知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会在周末下午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儿讲话。救世主、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中有一个家伙，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的口才实在太好了，他讲话从来不会给他们留一点面子，‘走狗！’他说。‘资产阶级走狗！统治阶级的走狗！’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寄生虫，或者鬣狗，他的确是叫他们鬣狗来着。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是两码事儿。“我想知道的是，”他说，“您是不是感觉您现在比以前更自由了？他们更把您当人看？在以前，有钱人，贵族……”“贵族院。”老头儿用一种缅怀往事的口气说道。“也对，就说贵族院吧。我想问的是，就是因为那些人有钱而您没有，他们就能把您看得低人一等？比如说，当您遇到他们的时候，您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这样吗？”

老头儿好像在冥思苦想。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回答他。“对啊，”他说，“他们喜欢你在遇到他们时脱帽，这代表尊敬。我本人并不赞成那么做，但我还得经常这么做。可以这么说，你不得不这样做。”“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经常将您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些只是我从历史书中看到的。”“倒是有个人曾推了我一回，”老头儿说，“我记得相当清楚，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那是在举办划舟赛的晚上，对，就是在划舟赛的晚上，他们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我那天在夏夫兹伯雷街上遇见一个年轻人。他一看就是上等人，他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穿着一件黑色大衣。他有点儿蹒跚地走在人行道上，我一不小心就撞到他怀里。他说，‘你走路时没长眼睛吗？’我对他说，‘人行道难道是你的吗？’他说，‘再不听话我就宰了你。’我说，‘你醉了，我给你半分钟，你快点儿滚。’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朝我举起手来，推了我的胸膛一把，几乎将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轮下面。那时我还年轻，我正愤怒地想还手，这时……”

温斯顿有些无可奈何了。这位老头儿的记忆中只是一堆零散细碎的垃圾。即使你问上一天，恐怕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依然是属实的，或许甚至全都是真的。他最后一次尝试着问了一句。“或许是我没把话说清楚，”他说，“我想说的是：您年纪非常大了，一半时间是在革命之前经过的。举个例子，在1925年时，您差不多已经是个大人了。在您的记忆中，能不能这么回答，1925年的日子是比现在好过还是更糟？如果您能选择的话，情愿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老头儿不语地沉思着盯着那投镖板。他把啤酒喝完了，但这次他喝得比上一杯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像啤酒让他变得心平气和一样。“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他说，“你想让我说我想回到过去。如果你向大多数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会说想回到过去。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力气又大。哪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本来身体就没有好的时候，再加上我的腿有毛病，膀胱也不太好。每天晚上都要起夜六七次。可是上了年纪有上了年纪的好处。有些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和发愁了。不再和女人有交集，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我都快有三十年没和女人睡过觉了，你信吗？而且，我也不想和女人上床。”

温斯顿朝窗台靠过去，看来再问下去也没什么用了。他刚想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起来，蹒跚地快步走向屋子旁边那间散发着尿臊臭味的厕所。多喝的半公升已经在他的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呆呆地盯着他面前的空杯子，后来，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在无意中走到了外面的大街上。他心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之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幸福”这个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再也不需要回答了。实际上，即便是现在，这个问题都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从那“远古时代”过来的少数几个幸存者没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很多毫无用处的小事，像是和同伴吵架、找寻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已经死去的妹妹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某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等，可所有和重要的事实相关的事却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他们就像蚂蚁似的，能看见小东西，却对大的东西视而不见。在记忆失灵，而书面记录又经篡改伪造的情况之下，党宣布它已经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这么相信它，因为不存在参考的标准，所以永远不会有任何能够测定的比较标准。

此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了。他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下，他发现自己身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星散落着几家光线昏暗的小店。他的头顶上悬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它们以前曾镀过金。他感觉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对了！他现在站的地方是那个买那本日记本的旧杂货铺门口。

他心里一阵恐慌。以前买那个日记本本来就是件很冒失的事，他曾在心中发誓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了。但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又走到这个地方。他开始写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会做出这种自杀性的冲动行为。他同时还发现，虽然现在已经快到21点了，这家店还开着门。他感觉自己还是到店里转转比较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好多了，能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他就走进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就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用的刀片。

店主刚点上一盏煤油灯，它在空气中散发着一阵不干净的却表达着友好的气味。店主大约六十岁，瘦弱驼背，挺长的鼻子，目光温和，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玻璃眼镜，头发看上去几乎全都变白了，可眉毛却是浓黑的。他的眼镜，他轻手轻脚忙碌的动作，还有他身上那件旧平绒黑衣，都让人轻易感受到他身上有种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像是个文人，或是音乐家。他说话的声音非常轻，他的口音不像一般的无产者那么怪腔怪调。“你走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时，我就认出你来了，”他立刻说，“你就是上次那个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纪念本的先生。那个本真不错，纸张非常好，以前管它叫奶油纸。哦，我敢说，五十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就不再生产了。”他的目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盯着温斯顿。“你想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看看？”“我只是路过，”温斯顿含糊地说，“只是进来随便看看，没想买什么东西。”“这样也好，”他说，“我想我卖的可能也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他柔软的手摆出一个道歉的姿势。“你也知道，铺子都空了。不妨跟你说句老实话，旧东西买卖快玩完了，没人再有这种需要，而且也没货了。家具、瓷器、玻璃制品都慢慢坏了，还有金属的东西也都被回炉烧掉了。我已经有许多年没看到过黄铜的烛台了。”

其实，这家小小的店里四处塞满了东西，可好像没一件东西是有什么价值的。店里能摆放物品的面积有限，四周的墙根上都倚着很多满是尘土的画框，橱窗中放着一盘盘的螺母、螺钉、旧凿子、破锉刀、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已经很久没走动的旧手表，还有许多没用的废旧物品。只有在墙角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些零散的东西，像漆器鼻烟匣、玛瑙饰针等，它们看上去好像还有些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温斯顿朝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他的目光突然被一个圆形的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那个东西在灯光底下散发出淡淡的光泽。他将它捡起来。

那是一块非常厚的玻璃，一面是弧形，另一面很平滑，看上去差不多是个半球形。不管是在颜色还是质地上，这块玻璃都显得十分柔和，它像雨水似的。中间因为是弧形，看上去像放大了似的，有一个奇怪的粉红色的蜷曲的东西，那看上去像朵玫瑰花，又像是海葵。“这是什么？”温斯顿感兴趣地问。“是珊瑚，”老人说道，“这或许是从印度洋带过来的。它们往往被嵌在玻璃中。这东西至少有一百年了。看上去或许更久一点儿。”“非常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的确是非常漂亮的东西，”对方欣赏地附和道，“但现在识货的人越来越少了。”他咳嗽着，“如果你想要，四元钱吧。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在之前能卖到八镑，可是八镑——嗯，我也算不出来，可总的来说是不少钱。但现在谁在乎真正的古董？况且也没留下多少古董了！”

温斯顿马上支付了四元钱，将这个令人垂涎的东西放到口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倒不是那东西有多美丽，而是因为它好像有一种不属于这个时代，而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气息。这种柔和得像雨水一样的玻璃，不像他见过的所有玻璃。这件东西尤其可贵的是它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用处，虽然能猜到，在这之前它一定是当作镇纸来使用的。它放在口袋中非常沉，但幸好它的体积不算大，并不会显得鼓鼓囊囊的。一个党员手里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说是十分古怪的，它甚至很容易招致灾难。所有东西，只要是古老的旧东西，尤其是美丽的东西，都容易引起怀疑。这位老人高兴地接受了四元钱，温斯顿意识到，甚至给他三元钱或是两元钱，他都能接受。“楼上还有个房间，你或许想看看，”他说，“里面没什么东西，只有几件。我们一起上去的话，可以拿一盏灯。”

他又点亮一盏灯，弯着腰缓缓地在前方带路。在陡峭的楼梯后面是一条狭窄的过道，然后进入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没朝向街边，而是对着一个鹅卵石的院子和一片林立的烟囱。温斯顿注意到，这个房间里的家具摆放得仍像有人居住一样。地板上铺了一小块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又破又邋遢的高背扶手椅顶着壁炉放着。一架钟面上标着12个小时的老式玻璃座钟在壁炉架上嘀嗒嘀嗒地走着。窗户下面是一张占了近四分之一房间面积的巨大的床，上面还有张床垫。“我们一直住在这儿，直到我妻子去世，”老人带着歉意说，“我一件件地卖家具。那是一张漂亮的红木的床，或者说至少得把上头的臭虫都清理掉才能算得上吧，但我想你会觉得它过于笨重了。”

他把灯举高，以照亮整个房间，在温暖、昏暗的光线下，整个房间看上去奇怪得令人向往。温斯顿的脑中掠过一个想法，一周花几元钱租下这个房间对他来说或许很容易，如果他敢冒这个风险的话。这是一个狂野的、离谱的想法，他刚想到它，就把它抛之脑后了。可是房间对他来说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像是一种久远年代的记忆。他感觉自己知道坐在那个房间里会有怎样的感觉：坐在温暖炉火前的扶手椅中，脚放在壁炉挡板上，架子上还放着烧水的壶，那是一种绝对独处、绝对安全的感觉，没有人盯着你，没有声音纠缠着你，除了水壶的歌唱和时钟的嘀嗒声之外，再没有其他声音了。“这儿没有电子屏幕！”他不禁低喃道。“哦，”老头儿说，“我这儿可从来没有那种东西。那太贵了，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需要它，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还有张很好的折叠桌放在那个角落。当然了，要是你想用旁边的桌板，得换上新的合页。”

另一个墙角那儿有个小书架把温斯顿吸引过去了，那上面只放着几本垃圾书。在无产者居住的地方，对书本的查抄和销毁做得一样彻底。在整个大洋国，几乎不可能找到一本在1960年之前印刷的书。老头儿依然用手举着灯，站在一幅带蔷薇木画框的画前，它挂在壁炉的一边，正对着床。“嗯，如果你刚好对旧版画感兴趣……”他小心地问道。

温斯顿走上前去仔细瞧了瞧那幅画。那是一幅钢雕版的版画，上面是一座椭圆形的建筑物，建筑物上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还有座小塔。那座建筑物四周还有围栏，在它后面，还有一座好像是雕像之类的东西。温斯顿仔细瞅了它一会儿，他对这幅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他不记得那座雕像的存在。“画框是钉在墙上的，”老头儿说，“但是，我也能为你把它拿下来。”“我记得那座建筑，”温斯顿过了一阵子才说，“它现在是一片废墟了，它就在正义宫外的街道上。”“你说得对，它在法院外头。它是在——嗯，许多年之前被炸毁的。它以前是座教堂，叫作圣克莱门特教堂。”他面带歉意地笑了笑，好像发觉自己说了什么荒谬的事情似的。他接着说道，“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着，‘橘子和柠檬。’”“你说什么？”温斯顿问。“哦，我是说‘橘子和柠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着。’那是我们小时候念的歌谣。接下去的词我记不清了，但我记得结尾是怎么唱的：‘这里有根蜡烛照在你的床上，这里有一把斧子让你死亡。’这是跳舞的时候才唱的。别人将胳膊举高让你穿过去，唱到‘这里有一把斧子让你死亡’时，他们的胳膊向下压时就将你卡在那儿了。只是些教堂的名字，伦敦全部教堂都唱遍了——可以说是所有主要的教堂。”

温斯顿茫然地试图回想教堂是哪个世纪的东西。如果想确定伦敦的建筑物是哪个时代的实在是件难事，只要是让人赞叹的大型建筑物，只要是它的外表看上去大概够新，都会自动被说成是在革命之后建成的，而凡是很久之前建造的东西，全都被归类建于被称为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被认为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从建筑中学到的历史一点儿都不比从书本中学到的多。如雕像、铭文、纪念牌、街道名称等所有能跟过去有点儿联系的都被系统地更改了。“我以前从不知道它是座教堂。”他说。“有许多东西留下来了，我确定。”老头儿说道，“但它们都被用作其他用途了。哦，那首歌谣是怎么唱的？我想起来了!“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着，‘橘子和柠檬。’圣马丁教堂钟声说，‘你欠我三文钱……’“嗯，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一文钱，那是一种小铜钱，看上去和一分钱非常像。”“圣马丁教堂，它在什么地方？”温斯顿问。“你问圣马丁教堂吗？它还在，它就在胜利广场，和画廊在一起。前边有三角形柱廊，台阶非常高的那幢建筑就是它。”

温斯顿对那儿很熟悉。那是个博物馆，用来展览各种各样宣传性物品——火箭弹、水上堡垒等比例微缩模型、展示敌人残暴行为的蜡像等类似的物品。“在这之前，它叫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儿补充着，“但我记不清那个教堂周围有什么田野了。”

温斯顿没有买下那幅画，比起那块玻璃镇纸来，它是更不适合拥有的东西，而且他不可能把它带回家，除非能把它从画框中拿下来。不过他依然多待几分钟和老人聊天，他知道他的名字不叫威克斯——人们或许会从他的小店门面的题字推论他叫那个名字，可实际上他叫查林顿。查林顿先生大概是个鳏夫，他六十三岁，住在那间小店里已经有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他一直想把门面上的题字改过来，却从未动手去做过。他们聊天的时候，温斯顿心中一直想着那首他记不清楚的歌谣。“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着，‘橘子和柠檬。’圣马丁教堂钟声说，‘你欠我三文钱……’”

要说也奇怪，但他对自己念这首歌谣时，会出现一种幻觉，他好像真的听到了钟声，那钟声属于消失的伦敦，可是那个伦敦依然在这儿或那儿存在，只是被改头换面，被人遗忘了。从林立的鬼影一样的尖塔那儿，他好像听到钟声在洪亮地响着。但在他的记忆中，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听见过教堂的钟声。

他和查林顿先生告别后，一个人走下楼梯，这样他才能在这位老人看到他迈步出门前，先观察一下街道。他打定主意了，再过一段合适的时间，例如一个月，他会再次冒险来这家小店看看。这种行为或许比开小差不去集体活动中心更危险，仅是买过日记本之后，在不知道那个店主值不值得信赖的情况下，就再来第二次已经足够愚蠢了，可是——

他又想，是的，他会再回来的。他会再买那些美丽而没有实际用处的小东西。他要把那幅圣克莱门特的版画买下来，他会先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然后再塞到蓝色制服的上衣中带回去。他要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里把那首歌谣全都挖出来。他甚至要把楼上的房间租下来，这个疯狂的念头再度闪过他的脑海。大概五秒钟之久，他为这一想法高兴得忘乎所以，事先他都没从玻璃窗中看一眼外面的街道，就走了出去。他甚至哼起了一首临时编的小调：“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钟声说着，‘橘子和柠檬。’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文钱！’”

他突然心中一沉，顿时吓了一大跳。前方人行道上，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来了一个同样身穿蓝制服的人。是那个小说司的黑发姑娘。路灯非常昏暗，可不难看出那是她。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接下来就装成好像没看见的样子飞快地走开了。

温斯顿一时吓得不能动弹，好像瘫痪了似的。之后他朝右转弯，拖着沉重的步子朝前走去，也不知道自己走错了方向。不管怎么说，其中的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有什么疑问了，那个女孩就是在侦察他，她一定是跟踪他来到这儿的，因为她根本不可能是恰好和他在同一个晚上到同一条不知名的小巷来散步，这条街离党员住的每个地方都有好几千米远。事情不可能这么凑巧。她到底是不是思想警察的间谍，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都没关系。仅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足够了。她应该也看见他走进那家小酒馆了。他的腿像灌了铅一样走路很费力。他口袋中的那块玻璃，每走一步，就会碰到他的大腿，他现在简直想将它掏出来丢掉。最糟的是他的肚子非常痛，有好几分钟他都这么觉得，如果不赶快找个厕所他就要憋不住了。但在这种地方是没有公厕的。好一会儿肚子痛才算过去了，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

他走的这条街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了下来，站了几秒钟，不知如何是好，之后又转身往回走。他转身时想到和那个女孩相遇只有三分钟，他跑过去或许还能追得上她。他能跟踪她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然后用一块石头猛砸向她的头。他口袋中的那块玻璃也足够沉，能胜任这件事。可他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便是这样的念头都让他受不了。他不能跑，也不能动手打人。更何况，她年轻，力气也不小，一定会自卫的。他又想起马上到活动中心去，一直待到关门为止，这样就能有人为他做旁证，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儿待着，但这也不可行。他全身酸软无力，一心只想快点儿回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回到家时已经二十二点了，到二十三点三十分电门总闸就要关上了。他到厨房里喝了满满一杯的杜松子酒，然后就在壁龛前的桌子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不过他没有立刻打开。电子屏幕里一个低沉的女声正在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儿，盯着日记本的大理石花纹封面看，徒劳地要把那歌声从他的意识里赶出去。

他们都是在夜里抓捕你的，都是在夜里。你应该在他们抓捕你之前就自杀。无疑，有人这么做了。很多失踪的人其实都是自杀了，可在一个无法搞到枪械或是随便哪种能让人迅速死亡的毒物的世界中，连自杀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他惊奇地发现，痛苦和恐惧在生物学上毫无作用，人体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它总是在需要它做出特别努力的时候失去活力。他刚开始如果动作迅速，是能把那个黑发女孩杀掉灭口的；可正因为他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却让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果断。他想到遇到危急状态，你要面对的从来都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你自己，即便是现在，他虽然喝了杜松子酒，肚子的隐痛也让他不能十分清晰地思索。他想，在一切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英雄或者悲剧的场合，情况都是如此。无论是在战场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想为之奋斗的原则都经常被忘掉。你没有被吓得瘫痪不动或是痛得大声号叫，但生命也不过是对饥饿、寒冷、失眠、肚子痛或牙痛的一场短暂的战斗。

他打开日记本，觉得有把几句话写出来的必要。电子屏幕里那个女人又开始唱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像是玻璃的碎片一样尖锐地刺入他的脑海。

他努力想着奥布兰，他的日记是为他而写，或者对他而写，可他开始想到的却是思想警察把他带走之后会发生什么难以预见而又神秘的事情。

假如他被他们处死，也没什么关系，这是预料中的事。可在死之前（尽管很多人对此十分了解，也不会有人谈论这些事），肯定会经历坦白时不能避开的一些事：在地板上蜷缩着大喊饶命，骨头被打折，牙齿被打掉，头发被鲜血染成一绺一绺的。结果都是相同的，你何必忍受这一切呢？为什么不能把生命缩短几天或者几周呢？从来没有人避开过侦查，从来没有人不坦白。只要你犯了思想罪，你终究有一天会被处死的。为什么那种无法改变的极度恐惧要一直延续到未来呢？

他又试图回想起奥布兰的模样，这次好了一些。奥布兰曾对他说过：“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碰面。”他清楚这句话的含义，或者说他觉得自己清楚。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幻想中的未来，人们永生永世都无法看到，然而假如能有所预见，就能高深莫测地分享未来。

可是因为电子屏幕中的声音在他的耳旁聒噪个不停，让他无法再接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一半烟丝立刻掉到舌头上，这是一种带有苦味的粉末，非常难吐干净。他的脑海中出现了老大哥的脸，他不再想奥布兰了。正像他几天前做的那样，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块硬币仔细观察。硬币上的脸也盯着他看，硬币上的脸线条粗犷，神色镇静，让人宽心，可隐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怎样的笑容？是像钟声一样沉闷吗？那几句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第二部

一

这天快到中午了，温斯顿离开他的小办公室去厕所。

一个孤单的人影从有明亮灯光的狭长走廊的那头朝他走来。是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四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那家旧杂货铺门口遇到她了。当她走近时，他才看见她右边的胳膊绑着绷带，因为绷带的颜色和她穿的制服一样，所以在远处时看不清楚，她或许是在转动某台搅拌机时压到手了。那是小说司里经常出的事故。

在他们相距四米的时候，那个女孩突然绊了一下，差点就摔倒在地上。她因此发出一声尖叫。她一定又碰到那条受伤的胳膊了。温斯顿立刻停下来。那个女孩已经跪在地上了，脸色的蜡黄衬托出她的嘴唇更加红艳了。她的眼睛紧紧盯着他，无助的表情与其说是出于疼痛，还不如说是出于害怕。

温斯顿心中五味杂陈。他眼前是一个想害死他的敌人，可她同时也是一个受了伤的，或许已经骨折的人。出于本能，他走上前去想帮她一把。他看到她摔到的地方刚好是那条扎着绷带的胳膊，骨折的疼痛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似的。“摔疼了吗？”他问道。“没事。胳膊有点儿疼。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她说话的时候好像心在怦怦直跳。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摔骨折了吗？”“没有，没问题。痛一会儿就会好了。”

她伸出没受伤的手，让他把她搀起来。她的脸色恢复得正常了些，现在看上去顺眼多了。“没事的，”她简练地说道，“只是摔了一下手腕，有点儿疼了。同志，非常感谢！”

说完，她就向原来的方向走去，动作敏捷，看上去像没有受伤似的。整件事不超过半分钟。不让自己的脸上反映出心中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本能，而且刚才发生这一幕的地点刚好在一个电子屏幕的前面。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很难控制住瞬间露出的一丝惊讶，因为就在他把她搀起来的时候，那女孩把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塞到他的手里。她是故意的，绝对是。那是一个扁平的小物件。他走进厕所时，把它放到口袋中，用手指摸了摸它的轮廓，猜出那大概是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

他一边小便，一边想办法用手在口袋中把它打开了。那里面肯定写着她要和他说的话。他有种想马上就到单间的马桶间里把它打开的冲动。可那样就太愚蠢了。这一点他也清楚。与其他地方比较，更有把握的是，厕所里无时无刻不被监视着。

他回到小办公室坐了下来，把那张纸条随意放在桌子上的一堆纸中，又戴上眼镜，把听写器拉过来。他告诉自己：“你最少要等上5分钟！”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声音大得让人吃惊。好在他从事的工作仅是例行公事，他要纠正一长串数字，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不管纸条上的内容是什么，它都是有些政治意义的。他能够猜到只有两种可能性。他猜最大的可能性是那个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就跟他一直想的一样。让他想不通的是，思想警察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传达，但他们或许有自己的理由。纸条的内容或许是威胁，或许是张传票，或许是个让他自杀的指令，也或许是个未知的圈套。可还有一种比较荒谬的可能性一直出现在他的心底，无论如何他都压不下去，那就是——它不是由思想警察送来的消息，而是某个地下组织给他的消息。或许是兄弟团，它是存在的！也或许那个女孩就是其中一个！这种想法无疑是荒谬的，可是那张纸条一碰到他的手，他心里就会立刻这么想。大约过了一两分钟，他才又想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现在他的理智对他说，这条消息或许是死亡。可他依然不信，那个荒谬的希望依然在心头盘旋，他的心脏依然怦怦直跳，他花了很大力气才克制住自己的心跳，在对着听写器轻声说一些数字的时候，他努力不让声音颤抖。

他把做完的工作卷在一起放进气力输送管孔。已经过了八分钟了。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叹息一声，把接下来的工作拉到跟前，上面就是那张纸条，他摊开来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大字：我爱你。

他惊呆了，甚至一时间忘了把这个足以定罪的东西丢到忘情吧去。当他真这么做时，他虽然很清楚表现出太多兴趣有多么危险，但还是忍不住再看一次，即使只是为了弄清楚上面这几个字是不是真的。

他整个上午都无心工作，想集中精力做那些琐细的事情的确很难，但更加困难的是要把激动的情绪隐藏好，不让电子屏幕发现。他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把火在燃烧。在人声鼎沸、又闷又热的食堂中吃饭成了一件苦差事。他本来想在吃中饭的时候清静一下，可那个笨蛋帕森斯又非常巧地一屁股坐在他边上，他身上的汗臭味把仅有的一点儿菜香味都盖住了，他还一直不停地说着他对仇恨周的准备情况。他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女儿的侦察队为仇恨周准备的一个硬纸板做的老大哥的面部模型，模型足足宽两米。让人厌烦的是，在一片杂乱声中，温斯顿根本就听不清帕森斯在说些什么，他还要一直让他把那些蠢话再说一遍。不经意间，他看到那个女孩了，她和其他两个女孩坐在食堂的那端。她像没看到他一样，他也没再朝那边看一眼。

下午过得稍微轻松一些。午饭后送来的工作有一件比较难处理，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定要把其他事都暂时搁置。这份工作是把两年前的一批产量报告篡改一下，这么做的目的是损害核心党内一个主要党员的威信，现在这个人已经蒙上了阴影。这件事是温斯顿最拿手的，他居然在这两个多小时里完全没想那个女孩。接着，他又想起她的相貌，这引起了难以克制的强烈欲望，他得找个清静的地方。如果找不到清静的地方冷静一下，是没办法把这件刚发生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的。今天晚上是他去集体活动中心的日子，他匆忙地在食堂里吃了一顿形同嚼蜡的晚饭就去了活动中心，参与“讨论组”的讨论，这是一本正经的、很傻的事情，然后打两局乒乓球，喝点儿杜松子酒，听半个小时的《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报告。他内心厌恶透了这些东西，但他头一回没产生要逃离活动中心的冲动。看到“我爱你”这三个字之后，他想活下去的欲望突然变得非常强烈，为这些小事冒险可太不值得了。一直到了23点，他在黑暗中躺在家里的床上时，才能连贯地思考今天的事。在黑暗中，只要你保持安静，你是可以躲开电子屏幕的监视而与它和平共处的。

他面对的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怎样和那个女孩联络，安排一场约会？他不再认为她或许是在给他设下圈套了。他知道不是那样的，因为她把纸条偷偷地交给他时，她显得很激动。显然她也是害怕的，换作是谁都会吓坏的。他心里也从未想过拒绝她的垂爱。五天前的晚上，他还想拿一块铺路的鹅卵石打烂她的头，但这也没关系。他想起她赤裸年轻的身体，就像在梦里看见的一样。他本来觉得她像其他女人一样都是傻瓜，脑子里都是那些荒谬的谎话和仇恨，心也被冰冻了。一想起他可能会错过她，她年轻白嫩的身躯差点儿从他手中溜走，他感到一阵恐惧。他最害怕的是，如果他不想办法立刻联系上她，她或许就此改变了主意。可是要和她见面，详细说来难度非常大，就像在下棋时，你已经被将死了，却还想走一步，不管你向什么方向走，都有电子屏幕盯着你。事实上，从他看到那张纸条开始的五分钟之内，他就在琢磨着所有能和她联系上的办法。现在有了琢磨的时间，他不妨挨个再回想一次，就像在桌上一字排开的工具似的。

很明显，类似今天上午那样的偶遇是无法再重来一次了。她如果在记录司上班，那就简单多了，可对小说司在大楼里的坐落情况，他的印象很模糊，他也没有什么借口能去那儿。如果他清楚她住在哪儿和几点下班，他就能想办法在她回家的路上见到她。可是要跟在她身后回家并不明智，因为这得在真理部外面转悠，这么做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至于通过邮局给她写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切信件在邮递过程中都会受到检查，这种必需的手续早就不算是秘密了。事实上也极少有人写信。有时情急需要传递信息，就用上面印有一长串现成词句的明信片，你需要做的只是把不适用的话划掉。总之，他也不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更别说地址了。最后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是食堂，如果他可以在她自己一个人坐一张桌子时在那儿接近她，他们所在的位置又是在食堂中间，离电子屏幕不会太近，周围那么多人说话，只要这种条件坚持三十秒，他或许能和她谈上几句。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生活就像在做同一个梦似的。在他第二天要离开食堂的时候，她才来到食堂，那时都吹哨了。她或许是上夜班了。他们两个人擦肩而过时不约而同地没看对方一眼。接下来的一天，她跟往常出现在食堂里的时间差不多，却是和三个女孩在一起，而且她们坐在电子屏幕下面。接下来的三天她都没有现身。这让他整个人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敏感脆弱，就像一碰即碎一样。他的所有举动，无论是接触到的还是听到的声音，无论是他自己说话还是听别人说话，都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即便在睡梦里，他都没办法完全忘了她的样子。这几天里他没有再写日记。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暂时忘记她的话，那就是工作了，他有时能一口气十分钟忘了他自己。她到底怎么了，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能去打听。她或许已经消失了，或许自杀了，也或许被调到大洋国的另外一端去了，最差的，也是最可能的是她或许已经改变主意，决定远离他了。

第二天，她出现了，胳膊上悬吊的绷带已经拿下去了，但手腕上还贴着橡皮膏。他看到她时兴奋得禁不住直直地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又过了一天，他差点儿就真的和她说上话了。那是在他进食堂时，她坐在一张离墙很远的桌子边，她四周没有其他人。吃饭时间还早，所以食堂里人不太多。队伍慢慢挪动，温斯顿就要到柜台边上时，因为前面有人说没有发他一片糖精而又停留了两分钟。温斯顿拿到他的一盘饭菜向那个女孩的桌子走去时，她还一个人坐在那儿。他假装若无其事地朝她走，眼神却留意着她身后面的一张桌子。当时他离她大概有三米左右。再过两秒他就能走到她身边了。这时，他身后忽然有人喊：“史密斯！”他装作没听到，但那个人又喊了一声“史密斯”，这次他提高了一些音量。如果再装作没听到是不可能了。他回头看了一眼，一个头发金黄、面容呆板的年轻人在喊他，这个人叫威舍尔。此人和他并不是很熟，但是年轻人面带微笑地邀请他到桌旁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来。他不能拒绝他，因为这是不安全的。在别人认出他之后，他不能再到一个独坐的女孩的桌边坐下，这么做太引人注目了。于是他也露出笑容坐下来。那张呆板的脸也朝他露出欢迎的微笑，这时温斯顿简直想拿把斧子将他砍成两半。几分钟以后，那个女孩的桌子旁也坐满了人。

但她一定看到了他是朝她走去的，或许她会领悟到这个暗示。第二天，他去得很早。她果然又坐在老地方附近的一张桌子边上，又是她自己。在盛饭的队伍中站在他前面的是个个子矮小、动作敏捷，像只甲壳虫一样的人，他的面部平板，眼睛非常小，目光充满了怀疑。温斯顿端起盘子离开柜台时，他看到那个矮个子朝那个女孩的桌子走去。他的希望再次落空。再隔着一张桌子还有一个空位，可那个矮个子的表情仿佛在说他很会照顾自己，他一定会挑到一张最空的桌子。温斯顿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只好跟在他身后，过去后再说。除非能单独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否则是没用的。此时，忽然传来咣当一声，那个矮个子摔了个四脚朝天，倒在地上，托盘也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汤水和咖啡洒了一地。他爬起来后，恼火地看了一眼温斯顿，显然是在怀疑他是故意绊倒自己的。但这都无关紧要了。五秒钟之后，温斯顿的心怦怦直跳，他终于和女孩坐在一张桌子旁了。

他放好盘子，没有看她，就自顾自地吃起来。他知道要趁还没有人到来之前立刻说话，但他忽然有点儿怀疑和恐惧。距她上次向他表白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她极可能已经改变主意了，她肯定早就改变主意了！想做成这件事是不可能的，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如果他没看到那个长发诗人安普福斯端着一个托盘四处看，想找到个空位坐下的话，他或许根本不会开口的。安普福斯好像对温斯顿有种难以言说的感情，如果他看到温斯顿，一定会跟他坐到一起的。他们大约只剩下一分钟了，要决定就得快。此时温斯顿和那个女孩都在吃饭。他们吃的是菜豆做的炖菜，其实就像汤似的。这时温斯顿开始低声说话。他们都没抬起头看对方一眼，一面把稀汤送进嘴里，一面面不改色地小声沟通了几句关键的话。“你几点下班？”“十八点三十分。”“我们能在什么地方见面？”“胜利广场的纪念碑周围。”“那儿都是电子屏幕。”“人多就没事。”“暗号是什么？”“没暗号。你看到我在人群里的时候才能走过来。不要盯着我看，跟着我就可以了。”“几点？”“十九点。”“好的。”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他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坐下来。那个女孩很快吃完饭就离开了，温斯顿留在那儿点燃了一支烟。他们没说其他话，而且都没互相看一眼，两个人这样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旁是何等不易。

温斯顿到达胜利广场时比约定的时间早很多。他在那个像大笛子似的圆柱底座周围转了几圈，圆柱顶上老大哥的雕像朝南方天际凝望，在那边，他曾经在“一号机场战役”中歼灭了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的信息是东亚国的飞机）。在纪念碑前的一条街上有个骑马人的雕像，听说那个人叫奥立佛·克伦威尔。过了约定时间五分钟了，那个女孩还没有出现。温斯顿心中又泛起疑虑。她怎么没来？她一定是改变主意了！他缓慢地走到广场北边，那是圣马丁教堂，他为自己认出它感到有点儿兴奋，那个教堂的钟声——在它的钟还在的时候，曾经奏出过“你欠我三文钱”的曲子。此时，他突然看见那个女孩站在纪念碑底座前面在看或者说她正装作在看上面贴着的一张宣传画。在没有更多的人围在她身边前走近她不太安全。纪念碑周围都是电子屏幕。可这时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左边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重型车辆经过的响声。突然间人人都跑过广场。那个女孩敏捷地从底座的狮子雕像边上跳过去，混入人群。温斯顿紧跟着她走。他跟去的时候，从叫喊声中判断出来，原来是经过了几辆装着欧亚国俘虏的车。

此时拥挤的人群都堵在广场南面。温斯顿往常遇到这种人头攒动的场面总会往边上靠，但这次却努力向人群中间挤过去。没一会儿他就到了离那个女孩很近的地方，不过中间还有一个健壮的无产者和一个同他一样肥胖的妇女，她或许是那个无产者的妻子，二人形成一堵无法穿越的肉墙。温斯顿侧过身子，用力一挤，用肩膀把他们两个隔开，他们之间终于被他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他的五脏六腑好像被那两具健壮的身体挤成了肉饼。好在他出了一身大汗后，终于挤过去了。现在他就站在女孩的身边。他们肩膀挨着，可眼睛都呆呆地看着前面。

此时，一长队的卡车缓慢地开过大街，手持轻机枪、面无表情的警卫直挺挺地站在车上的每个角落里。车上蹲着很多穿着草绿色破旧军装的人，脸色发黄的他们相互挤成一团。他们悲哀的蒙古人的脸呆呆地望向卡车外面，没露出一丝好奇的模样。有时卡车有点儿颠簸，车上就会传出几声脚镣叮叮当当的响声，俘虏们都得戴脚镣。面容凄惨的俘虏被一车一车地运过去。温斯顿知道他们一直不停地经过，可他只是偶尔看见他们。他碰到了那个女孩的肩膀和胳膊肘上面的胳膊，她的脸离他这么近，几乎能让他轻易感觉到她的体温。这时她立刻主动掌控局面，就像上次在食堂里似的。你看不到她在张嘴，但她却用不露声色的声音开始说了，这种悄悄话在人声嘈杂和卡车的轰鸣声中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可以听到我说什么吗？”“可以。”“你周末下午可以调休吗？”“可以。”“现在听好，你要记清楚，去巴丁顿车站……”

她依次指明了他要走的路线，清楚明确，就像这是军事计划似的，这让他感到诧异。他要坐半个小时的火车，离开车站后左拐，再沿公路走两千米，到一扇屋顶没有横梁的大门前，再从田野中的一条小路穿过去，会看到一条长满野草的路，灌木丛里还有一条小路，上面横放着一根长着青苔的枯木。她的脑子里就好像有一张地图似的。最后她轻声说：“你都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先往左拐，再往右拐，最后再往左拐。记住，大门的顶上没有横梁。”“明白了，几点？”“大约十五点。你或许要多等一会儿。我会从另一条路到那儿。你记清楚了吗？”“是的。”“那么现在你离我远一些吧。”

这当然不需要她提醒，可他们被挤在人群里还一时脱不了身。卡车依然一辆接一辆地经过，人们还在不知足地盯着看。开始时还有几声嘘喊，不过仅是从人群中的党员那儿发出来的，没过一会儿就停止了。现在人们的情绪主要是好奇。不管是从欧亚国还是东亚国来的外国人，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陌生且奇怪的动物。除了俘虏，很少看到外国人，就连俘虏都只是匆忙地看一眼。而且你也不清楚他们的下场会怎样，只知道其中有少数人会作为战犯被吊死。其他人的下场就不清楚了，或许是被送到了强迫劳动营。蒙古人圆圆的脸过去以后，类似欧洲人的脸出现了，他们肮脏憔悴，胡子拉碴。他们毛茸茸的脸上露出的眼睛看着温斯顿，有时是紧紧地盯着，但立刻就一闪而过。终于，车队过完了。他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看见一个年岁大的人，他脸上都是毛茸茸的胡须，双手叉在胸前直直地站在那儿，就像是已经习惯了把双手铐在一起的感觉。到了温斯顿该和女孩说分手的时候了。可就在这最后一瞬间，趁周围人群还是很拥挤的时刻，她突然伸出手飞快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这个过程没超过十秒，可是两只手像是握了很久，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摸她手上的每寸皮肤。他感受到她纤长的手指，椭圆的指甲，因为工作磨出茧子的手掌心和手腕上细致的皮肤。这样一摸，即使不看，他也能认出她来。这时他又想起，他还不知道她眼睛的颜色呢，或许是棕色，可黑头发的人的眼睛大多是蓝色的。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她，就有点儿太愚蠢了。他们两个人的手纠缠在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很难被发现，他们不敢看对方一眼，都直挺挺地朝前看，而看着温斯顿的不是那个女孩，而是那个年老的俘虏，从杂乱的毛发中，温斯顿看到他正用悲哀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二

温斯顿从斑驳的树荫中穿过那条小路，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就有金黄色的阳光透过来。左边的树下长着白茫茫的风信子。这里潮湿的空气像是在轻轻地吻着他的皮肤。现在是五月的第二天，此时从树林深处传来了斑鸠的叫声。

他稍微来早了一点儿。一路上都没发生什么意外，那个女孩显然也很有经验，让他不像通常那么害怕，或许是相信她会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通常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乡村里就一定会比在伦敦更安全。乡村里的确没有电子屏幕，却避免不了遇上窃听器的危险，它们会把你所说的话录下来。除此之外，想一个人出门而不引起注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一百千米以内，倒不用拿你的通行证去申请允许外出，可火车站附近偶尔有巡逻队会检查在那里遇到的党员的身份证，问一些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那天他没有遇到巡逻队，走出车站后，他还不停地回头看，以确定没有人跟踪他。火车上都是无产阶级，他们因为天气暖和，个个都很高兴。他所在的硬座车厢里坐满了一个大家庭，从牙齿松动的老奶奶到刚满月的婴儿，他们要去乡下亲戚家串门，顺便搞一些黑市的黄油，他们就这么坦率地告诉温斯顿。

这条路慢慢变得开阔，没多久他就到了她说的那条小路上，牛群在灌木丛中踩出那条小路来。他身上没有表，却知道还没到15点。他的脚下都是风信子，想不踩到它们是不可能的。他蹲下身摘了一些花，有一半是为消磨时间，但他也朦胧地意识到要在和那个女孩见面时送给她一束花。他采摘了很大一束，当他嗅着一股不怎么明显的淡淡的香味时，背后突然出现踩踏枯树枝的脚步声，他吓得一动不敢动。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他只能维持机械地摘花的动作。或许是那个女孩，但也或许是别人盯上了他。他这时如果回头去看就是做贼心虚。他摘了一朵又一朵。这时，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抬起头来，原来是那个女孩。她冲他摇摇头，显然是提醒他不能出声，她拨开树丛，很快地沿着那条狭窄的小路把他引到树林深处。可以肯定的是她以前就到那里去过，因为她在躲那些坑洼的地方时很熟练，好像她经常这么做。温斯顿跟在她身后，手里仍紧紧地拿着那束鲜花。他头一个感觉是放心了，当他看到前面女孩苗条健康的身材和腰间绑着的那条松紧适当的猩红色腰带，露出了她臀部的曲线时，他深深地感到自卑。即使到了现在，她回头看一眼，或许仍会就此取消这个念头。甜美的空气和翠绿的树叶让他觉得有点儿灰心。在从车站走出来后，五月的阳光已经让他感到了浑身肮脏、脸色苍白了，这完全是过惯室内生活的人的表现，他身上的每个毛孔中都装着伦敦的煤烟和灰尘。他想起至今她或许都从未在阳光下看到过他。他们到达她所说的那根枯木的边上，她跳了过去，在一片密密麻麻的灌木丛里拨开树枝，温斯顿跟着她走到一个天然的空地中，那块空地上有很多草，它周围都是高大的幼树，树木把它密实地遮起来了。那个女孩停下来转身说道：“我们到了。”

他和她面对面，只有几步之遥，可他依然不敢靠近她。“我不想在路上说什么，”她又说，“万一有什么地方藏着话筒。虽然不太可能，但也有点儿可能。那些畜生总会有一个能把你的声音认出来的。这儿很安全。”

他依然没勇气靠近她。“这儿很安全？”他呆板地重复道。“对，你看这些树。”这些树都是小榛树，以前被砍伐过，后来又长出新苗来，都是细长的树干，都没有比手腕粗的。“没有一棵大到能藏话筒。而且我以前来过这儿。”

这种对话只是找话题说，他已经尽量离她近了一些。她挺直腰板站在他跟前，脸上的笑容好像有股嘲笑的意味，像是在问他怎么迟迟不肯动手。风信子掉到地上了，就像是自动掉下来一样。他握起她的手。“你知道吗？”他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他发现它们是棕色的，很浅的棕色，她的睫毛很浓密。“你现在既然都把我看清了，那还能再多看我一眼吗？”“当然，这太容易了。”他接着说，“我三十九岁了，总摆脱不了妻子的阴影，患有静脉曲张，安了五颗假牙。”“我不在乎这些东西。”女孩回答。

接下去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谁主动了，反正她在他的怀里了。他开始除了不可置信的感觉以外，没有其他感觉。那个年轻的身躯刚靠在他的身上时他有点儿紧张，她一头黑发贴着他的脸，不敢相信，她真的抬起头来，他开始亲吻她红润的嘴唇。她的双臂紧紧挂在他的脖子上，轻声喊他“亲爱的”“宝贝”“小心肝儿”。他把她放到地上时，她没有一点儿抗拒的意思，完全任由他摆布，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事实上，肌肤的接触并没有让他感受到肉体上的刺激。他感受到的只是难以置信和骄傲。他非常高兴这件事情终于发生了，但他的肉体没有产生欲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她的年轻、美丽都让他害怕，他已经过惯了没有女人的日子，总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个女孩坐起来，从头发中拣出一朵风信子。她依偎在他身边，伸手搂着他的腰。“亲爱的，没关系，我们不用急。一整个下午都是我们两个人的。这地方谁都找不到，对不对？我是在一次集体远足中迷路后才发现它的。如果有人过来，在一百米之外就能听到。”

温斯顿问：“你叫什么？”“我叫朱莉娅。我早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你向谁打听到的？”“亲爱的，我想打听这件事情我比你在行。说说在那天我递给你那张纸条前，你对我的看法吧。”

他没想过要对她说谎。一开始就把他最差劲的想法说出来，这或许也是一种爱的表现。“见到你我就有恨意，”他说，“我想把你强奸之后再杀掉你。两周之前我还想过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砸烂你的头。如果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我觉得你和思想警察有联系。”

女孩高兴地大笑起来，她显然觉得这是对她巧妙伪装的称赞。“思想警察！你真是那么想的吗？”“唉，或许不全是这么想的。可是，从你的外貌来看，你知道，就因为你年轻又有肉感，又健康，我想，你或许……”“你觉得我是个好党员，举动纯洁、旗帜、游行、口号、比赛、集体远足——总是在做这种事。你觉得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揭发你是个思想犯，把你毁了？”“是的，差不多是那样的。你知道，有很多年轻的女孩都是那样的。”“都是这东西搞的鬼，”她边说边把少年反性同盟的猩红色的腰带扯下来丢到一根树枝上。接下来她想到一件事，她从外衣口袋中拿出一小块巧克力，掰成两半，递给温斯顿一块。他还没吃，仅从香味就知道这是一种极不常见的巧克力，深色的巧克力有点儿发亮，用银纸包着。通常巧克力都是暗棕色的，味道像垃圾堆烧出来的烟味，这是最形象的形容了。可或许，他也曾吃到过像她递给他的那种巧克力。这阵香味勾起了他的模糊记忆，可他想不起来是什么记忆了，虽然这种感觉很强烈，久久未散。“你从哪儿弄到这东西的？”他问。“黑市，”她随意地说道，“你看，我其实是这种女人，擅长装腔作势。我曾在少年侦察队里做过队长，每周有三天晚上都在为少年反性同盟做义务活动。我一直在伦敦四处张贴他们荒谬的宣传品。游行时我总是高举大旗。我常常面带笑容，做起事来从不退缩，总是跟着人们一起大叫，这是我保护自己唯一的方法。”

巧克力已经在温斯顿的舌尖上融化了，第一口的味道相当好。可那个模糊的记忆依然在他意识的边缘游荡，你明显能感觉到它，可又不能确定它是什么具体形态的东西，它好像就在你的眼前。他暂时不去管它，只知道这是让他非常后悔却又无法挽回的一件事情的记忆。

他说：“你非常年轻，比我小十几岁。你为什么会看上我这么个人？”“是你脸上的东西吸引了我，让我决定冒险。我对发现谁与众不同很在行。我刚看到你时，就知道你是反对他们的。”

他们，看起来指的是党，尤其是指核心党。她说“他们”时用的是明目张胆的嘲讽语气，这种仇恨的态度让温斯顿感到不安，虽然他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那就是现在他们待的地方。她身上有一件事让他感到非常吃惊，那就是她粗话连篇。按说党员是不能随便说脏话的，温斯顿极少说骂人的话，至少没高声说过。可朱莉娅却好像提起党来，尤其是核心党，就一定会用小巷的墙上用粉笔涂抹的那种话来说。他倒不是不喜欢这样。这仅是她反对党和党所有做法的一种表现罢了，而且显得自然又健康，就像一匹马闻到烂草会打喷嚏似的。他们早就离开隐蔽的空地，又在斑驳的树荫中走回去，只要小路的宽度够并肩行走，他们就会搂着对方的腰。他觉得她把腰带扯掉后，腰部立刻柔软了许多。他们说话声音很轻。朱莉娅说，离开那块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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