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蕾切尔·卡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寂静的春天试读：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为《寂静的春天》写文章令我受宠若惊，因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更为强大，它是永恒的。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刚刚出版时，公共政策中还没有设立针对“环境”的专门条款。

以前，只有在一些并不常见的专业科技期刊中，人们才可以阅读到论证不断增长的DDT和其他杀虫剂、化学药物的使用的危害性的文章，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常被忽视。这时，《寂静的春天》就像空谷中的呼喊，它以感受的切实性、观点的坚定性和研究的系统性，正在改变历史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部书，环境运动什么时候能开始，还是个未知数。

作为专门研究野生资源和鱼类的海洋生物学家，从环境污染中获益的人们特别反对蕾切尔·卡森写的这部《寂静的春天》。以生产化学药物为生的很多机构都企图阻止《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因此，它在《纽约人》上一经问世，卡森立即被很多人诘难，反对的人们都说这是太过极端的言论。但是直到现在，从环境污染中获益的人们听到有关书中的言论时，还是会严厉指责卡森。《寂静的春天》广布后，它所激发的抗议是极其强烈的。

卡森所受到的指责和攻击完全不亚于达尔文因为《物种起源》受到的少。又因为性别原因，她甚至受到了更为苛刻的指责。同时，她科学家的身份也遭到了诘难和攻击。但是，她有更为强大的武器来抗衡这些攻击，那便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卓越的勇气。本书中的每个字他都进行了严谨的推敲，书中的语言准确并且严谨；那些从环境污染中获益的人们远远低估了她的勇气。当时，虽然她正经受着切除乳房、放疗痛苦的双重折磨，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她的写作。当本书出版后的两年，她因为乳腺癌而离世。当最新的研究证明癌症和有毒化学物质有必然联系时，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是卡森用生命著成的。

到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卡森多年前的观点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在当时她受到的相关利益集团的攻击有多大，就连美国医学协会和生产化学药物的机构也同时在对抗她。同时，DDT杀虫剂的发明者竟然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时间不可能埋没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虽然很多问题并不可能马上被解决，但它仍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在《寂静的春天》还没问世以前，卡森的另外两部著作，《我们周围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非常畅销，这让卡森获得了经济独立，并且取得了公众的信任。假如《寂静的春天》提前十年问世，那它完全有可能会沉寂。因为美国人在这十年当中，对环境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体会和认识，书中所写的一些事情，人们很可能经历过。

最终，包括这本书的读者、政府以及民众在内的很多人，都牵扯进这场环保运动当中。本书销量超过50万册时，CBS专门制作了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来向公众介绍了这本书。

在国会上，肯尼迪总统曾经为这本书进行过专门讨论，并且组织了一个小组对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最终的结果是，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因此被送上法庭，卡森所提出的杀虫剂存在潜在危险的警告得到承认。不久，美国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应运而生。

环保主义种子因为本书而在民众心中广泛播撒，并生根发芽。在1964年的春天，蕾切尔·卡森去世了，但是她振聋发聩的呼喊永远回荡在人们心中。不仅是美国，整个世界都被她唤醒了。可以说，本书的问世是现代环境运动发起的标志。

于我本人而言，《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同样也是深刻的。我之所以会阅读本书，是受到了母亲的建议。饭桌上，我和姐姐甚至也在讨论这本书，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常常这样做。但是，这些讨论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让我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投身环保运动的原因之一，正是蕾切尔·卡森促使的。她是我的榜样，她激励我写出了《濒临失衡的地球》，并且在哈顿·米夫林公司得到了出版，很多有关环境问题的优秀书籍都出自这个出版社。

当马萨诸塞州的奥尔加·哈金丝女士写信给卡森，说明有关DDT杀死鸟类的信息时，卡森便开始构思这本《寂静的春天》了。在卡森的不懈努力下，DDT现在被禁止使用，像鹰等鸟类不会面临灭绝的危险。也是在她的这部作品的影响下，有更多的人得以生存下来。

不可置否，《寂静的春天》完全能够和《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比肩，它们都使得我们的社会发生改变，它们同样伟大，不过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哈里特·比彻·斯托将大众关心的焦点问题著成小说，她的贡献是让更多的人性关怀注入到国家利益和种族矛盾中，读者深深地被她所塑造出的那些人物形象所打动，同时，民众的良知也被唤起。在南北战争冲突的关键时刻，林肯总统接见斯托夫人，当时便称她是“开启了整个事件的女士”。相反，蕾切尔·卡森的著作是把很多人都不能预料的危险写了出来，她企图在国家的高度警醒人们关注环境问题，并不是为了给已经受到关注的问题提供更有利的佐证。在这个意义上，卡森的呼声就显得弥足珍贵。

另外，两者还有个区别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所揭露的奴隶制问题在数年之内确实是终结了，然而《寂静的春天》所关注的环境问题长时间存在着。虽然禁止使用DDT的行动在美国已经发起，然而环境质量并没有得到治理，相反，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差。《寂静的春天》问世后，农场的农药使用量增加到每年11亿吨，危险化学品的产量也增长了4倍。虽然美国将一些农药已经列入了禁止使用的行列，但这些农药依然在生产着，并被出口到其他国家。即使我们不愿意去承担，但不能否认这种获利是不道德的，不管哪个地方的食物链被破坏，最终都会使所有的食物链受到伤害。

在美国园林俱乐部，卡森进行了她最后的几次演说。她认为，环境问题在变好之前首先会更加糟糕，问题繁多，但却没有迅速的解决方案。她还警告人们，“等待越长，危险只会更多，曝露于化学药物危害的情况将会越严重，它们毒性的剧烈程度已经在动物实验中得到验证，并且很多情况下，毒性会不断累积，这种毒害甚至在动物还没出生就已经开始。我们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结果将会怎样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些言论发表时，人们已经承受了很多悲伤的事情，和农药相关的癌症以及其他种类的疾病呈暴发性增长，即使人们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但却远远不够。

1970年，美国设立环境保护署，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蕾切尔·卡森，是她将人们的环保意识唤起。

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警示我们，过分使用杀虫剂，这种行为和人类基本价值是相悖的，过分使用杀虫剂和基本价值并不协调。最糟糕的是，它们会造成“死亡之河”，相比而言，长期、缓慢的危害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环保署198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有32个州的地表水已被74种农业化学药物污染，在这些化学药物中，包含了一种公认的潜在致癌物——除草剂“阿特拉津”。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使用7000万吨农药，其中有150万磅流入了供应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市政机构对水进行处理时，“阿特拉津”没有被除掉。每到春天，水中的“阿特拉津”含量通常会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密西西比河有25%的水“阿特拉津”都超标了。

伴随着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国已经被禁用，但是，化学物的近亲——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大量出现，并且使用范围在不断扩大。苏格兰、密歇根州、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都显示，它们会使生育能力下降，还会引发睾丸癌以及生殖器官畸形等。在这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仅在美国的发病率就已经增长了50%。一些相关的研究人员也表示，这些化学药物也会影响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所以，请不要在非必需的情况下使用农药，因为它所产生的效用是暂时或偶然的，而真正好的效用是长期的。

总之，我们的目光需要移向生物产品，也许化学工业界和相关利益团体会抵制，在卡森的著作中，她也明确指出生物制剂是“可以代替化学药物来控制昆虫的物质”。直到今天，虽然大多数官员和化学工业利益团体依然在抵制，这些生物代替品已经被广泛推广使用，我们为什么不能尽量让无毒的生物制剂得到推广呢？

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座桥梁让杀虫剂生产商、农业机构和公众的健康得到有效沟通，他们背景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持有的观点不同，如果不能互相理解，反而充满怀疑，彼此仇视，那么，要想使得这个固有的、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利益获得机制得以改变，将会举步维艰。能够让这种情况结束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彼此进行对话，消除他们之间的偏见。

1992年，《寂静的春天》被一个杰出的组织推选为50年来最具影响的作品。这本书告诫人们，环境问题不只是政府的事，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情。试想，假如民主和地球环保保持一致，那么即使政府不去管理，公众也会自觉去抗议环境污染。所以，政府必须有所行动，民众也必须坚持正确的观点，我相信，民众将不会让政府无作为或者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蕾切尔·卡森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寂静的春天》，是她让我们意识到，在某些地方现代文明退化的程度让人们震惊，她也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寂静的春天》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本书的最后几页，卡森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绘了“另一条路”。这条路上已经有人，不过鲜有人能像卡森一样把这个世界都引领到这条路上。她所做的一切，所揭示的一切，所呼唤的一切，不但推进了对杀虫剂的限制使用，同时又展示了个体的举动究竟可以有多伟大！致 谢

1958年1月，我收到一封来自Olga Owens Huckins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一件令她伤心不已的事情，这件事情也令我想起了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随即我意识到，这本书必须面世了。

1958年元月，我收到一封奥尔加·赫金斯的来信，信中告诉我她生活的小地方已变得毫无生机，她的痛苦经历迫使我把注意力急转到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随即我意识到，必须要写这样一本书。

此外，我要特别感谢那些花费时间阅读本书手稿并基于自身专业知识给出见解和批评的人。虽然，我要对本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负最终责任，但如若没有以下诸多专家们的鼎力相助，我绝不可能完成此书。特此鸣谢：梅约诊所的医学博士L·G·巴塞洛缪，德克萨斯大学的约翰·J·比塞尔，西安大略大学的A·W·A·布朗，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医学博士莫顿·S·比斯金德，荷兰植物保护局的C·J·布列吉，罗布和百西维尔德野生生物基金会的克拉伦斯·科坦，克利夫兰诊所的医学博士小乔治·科瑞尔，康涅狄格州诺福克的弗兰克·艾格乐，梅约诊所的医学博士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W·C·休珀，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的C·J·克斯维尔，荒野学会的奥劳斯·穆立，加拿大农业部的A·D·皮克特，伊利诺伊州自然历史考察委员会的托马斯·G·斯科特，塔夫特公共卫生工程中心的克拉伦斯·塔兹韦尔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乔治·J·华莱士。

任何一本以大量事实为基础的书，作者都需要借助图书馆管理员的技能与帮助。对此我欠了许多人情，但尤其要感谢内政部图书馆的艾达·K·约翰斯顿和国家健康研究所图书馆的希尔马·罗宾逊。

本书编辑保尔·布鲁克斯数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并毫无怨言地因为我的拖延而调整他的计划。对于这一点以及他精湛的编辑判断能力，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在庞大而繁杂的资料查阅工作中，我得到了多萝西·阿尔及，珍妮·戴维斯和贝蒂·哈尼·达夫全力而有效的帮助。同时，在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刻，如果没有我的管家艾达·斯普罗尽心尽力地帮我料理家务，我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最后，我必须对诸多人士的巨大帮助表示感谢，尽管有很多都素未谋面，但正是他们赋予本书的写作以价值。是他们最先挺身而出，为反对那些不计后果且不负责任地毒害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存的世界而发声，目前他们仍在面临成千上万场小型战役，战争终将胜利，而理智与常识将会回归，让我们与身边的世界和谐相处。前 言

1958年，当蕾切尔·卡逊着手书写《寂静的春天》时，她已经五十岁了。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并在鱼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做撰稿人。而现在，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这归功于七年前她出版的著作《我们周围的海洋》的巨大成功。这本书以及姊妹作品《海洋的边缘》的版税使她得以全身心投入写作事业。

对于大部分作家而言这似乎是理想的状态：知名的声望，可以自由选择书写主题，出版社也愿意为你写的任何内容签约。可以预见，她的下一本书会和以前出版的书一样，在当前的研究领域提供同样的机遇和同样的研究喜悦。实际上，她也有这样的项目可以写，但她选择了更难走的路。

为政府工作时，她和科学家同事们已经对农业控制计划中广泛使用DDT以及其他毒性持久的毒药感到无比震惊。二战结束后，当有人认识到毒药的危害后，她曾就此问题向杂志社投稿，试图引起关注，却是徒劳。十年后，当喷洒杀虫剂和除草剂（一些药物的毒性是DDT数倍）大规模摧毁了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并显著危及人类的生命时，她决定必须站出来发声了。她再次发文试图引起杂志的关注，然而，尽管她现在是一位知名作家，杂志社却担心失去广告商赞助而拒绝发表她的文章。例如，一家罐装婴儿食品的制造商声称，此篇文章会导致使用其产品的妈妈们产生“无端的恐慌”（只有《纽约客》杂志在书出版前连载了《寂静的春天》部分章节）。

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写一本书了——图书出版商没有广告赞助的压力。卡逊女士曾尝试找别人写，可是最后她决定，如果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事，她就自己做。她的忠实崇拜者中有一些人曾质疑，她能否在如此沉重的话题上写一本畅销书。她了解他们的疑虑，但还是必须坚持做下去，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保持沉默，我的内心将永不安宁。”《寂静的春天》创作周期长达四年。本书与她以前的书相比，涉及的研究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她已经数不清曾经有多少在伍兹霍尔实验室或者退潮时的海边泳池度过的快乐时光。对写这个主题的愉悦感已经被近乎宗教信仰的虔诚感所取代。特别令人赞叹的是她非凡的勇气，在写作的最后几年，她受到自己称为“百病缠身”的疾病困扰。

她也清楚地知道，她会受到化工企业的攻击。不仅由于她反对滥用毒药，更因为她曾明确表示，从根本上工业化的科技社会对待自然界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当攻击来临之时，尖刻和不择手段的程度完全不亚于一个世纪前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时所面临的质疑。化工企业不惜花费数十万美元试图诋毁这本书，并恶意中伤作者，她被描述成一个无知且歇斯底里的女人，妄想把地球变成昆虫生长的温床。

幸运的是，这些攻击事与愿违地创造了连出版社都无法做到的超高曝光率。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试图以卡逊女士在书中污蔑该公司一款产品为由，阻挠该书的出版。最终事实证明她没有这样做，该书如期出版。

面对所有的愤怒，她保持着异常的坚定。同时，阅读过《寂静的春天》中相关观点后，肯尼迪总统在科学顾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的专门小组来研究杀虫剂问题。数月后，小组发布的报告对她的观点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持。

蕾切尔·卡逊对自己的成就保持谦和的态度。当书快完稿时，她给一位好友写信道：“我想挽回现实世界的美好在我心中一直是至高无上的，而我生气它在遭受着无意识且野蛮的伤害……现在我相信至少我为此做了点有益的事。”事实上，她的书帮助了生态学的建立，在当时，生态学还是个陌生的名词，而现在，它已经成为一项伟大且广受欢迎的事业。她的书还引发了各级政府的环境立法。《寂静的春天》出版25年后的今天，它超越了历史价值。这样一本书弥合了C·P·斯诺所说“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蕾切尔·卡逊是一位现实主义且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却拥有洞察力和诗人的敏感度。她对大自然抱有深厚的感情，对此她并不介意。她领悟的越多，就得到越多“奇妙的感觉”。因此，她成功地把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变成了生命的庆典。

现在再读她的书，人们认识到：该书的影响比当时应对的危机要更加深远。书中提醒我们要警惕特定的威胁，即：化学药品对地球的荼毒。她帮助我们认识到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在她的时代还鲜为人知），在降低地球的生活质量。今后，《寂静的春天》也将一直警醒我们：在过度组织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主动性和勇气仍然非常重要。改变是可以实现的，不是通过煽动战争或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第一章明日的寓言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座小镇，镇上的所有生物看来与周围环境相处和谐融洽。小镇坐落在星罗棋布的繁华农场之中，田间谷物繁茂，山坡上果园层叠。春日里，繁花如朵朵白云盛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在一片松树的背景下，橡树、枫树与桦树燃起彩色的光芒。狐狸在山中吠叫，小鹿悄悄飞奔而过，身影在秋日晨雾中若隐若现。

道路的两旁，一年中大多时候，月桂树、荚莲、赤杨木、茂盛的蕨类植物以及各色野花都令游人赏心悦目。即使在冬天，路边也是一副美丽景象，各类鸟儿都来觅食，啄食浆果和雪地上的干草种子穗。事实上，这片郊区正因为丰富多彩的鸟类而远近闻名，当迁徙的候鸟在春秋季蜂拥而至时，人们常常不惧路途遥远而前来观赏。还有些人专程来溪边垂钓，清冽的溪水自山涧流出，在树荫下形成一个个水潭，里面有鳟鱼游来游去。原来它一直这样，直到在许多年前，第一批定居者来到这里，盖造房屋，打井，修筑谷仓。

后来，一种奇怪的疾病悄然袭击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改变了。小镇像被施了咒语一样：神秘的怪病席卷了鸡群，牛羊陆续病死了。到处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农民们纷纷述说着家人的多病，镇上的医生对患者身上出现的各种怪病越来越困惑不解。还出现了多起无法解释的猝死现象，不仅有成人，甚至还有正在玩耍的孩子突然倒下，并在几小时内夭折。

小镇笼罩着一片奇怪的寂静。比如，小鸟们都去哪儿了？人们议论纷纷，感到困惑不安。后院鸟儿喂食的地方已经荒芜。偶尔看到的几只也奄奄一息，浑身剧烈颤抖，再也无法飞翔。那个春天格外寂静。这里的清晨，曾经萦绕着知更鸟、猫鹊、鸽子、松鸡、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配乐，而现在却一片死寂，只有悄无声息的田野、森林和沼泽。

母鸡在农场孵小鸡，却不见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抱怨再也养不了猪了，幼崽个头太小，小猪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开花了，却没有蜜蜂在花丛中采蜜，果树无法授粉，结不出果实来。

道路两旁曾经是引人陶醉的美景，现在却排列着仿佛野火烧过的焦黄，干枯的植被，被生命遗弃的荒芜，四处一片死寂，甚至溪流也了无生机，鱼儿早已死光，再无垂钓者来光顾。

屋檐下的排水沟里和屋顶的瓦片之间，有一种白色颗粒状的粉末形成的斑痕；几周之前，这些粉末像雪花一样落在屋顶、草坪、田野和溪流中。

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入侵导致了这个受灾的世界生命不能再生，而是人类自作自受的结果。

事实上这个小镇并不存在，但是在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很容易找到上千个类似的地方。我知道，目前并没有哪个地方经历了如我描述的所有不幸，但实际上每一种灾难都曾经在某处真实发生过，而且确实有很多社区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不幸。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恐怖的幽灵已经悄然来袭，而这一想象中的悲剧很容易会变成大家将知晓的残酷现实。

到底是什么使美国无数城镇陷入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将试着找到解答。第二章忍受的义务

地球上的生命史是一段生物与周围环境互相影响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的。考虑到地球的整个时间跨度内，生命对周围环境的反作用改变是相对较少的。只有在本世纪的这段时间内，只有一个物种——人类才拥有了改变其所处世界的强大力量。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这种力量不仅增长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发生了质的改变。在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活动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危险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土壤、河流和海洋的大肆污染。大部分污染都是无法挽回的，污染引起的恶性循环不仅进入生命赖以生存的环境，还进入了生命组织内部，而且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现在全世界对于环境的污染，拥有致命危害的化学药品和人们往往忽视的辐射共同作用，逐渐改变着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本性。锶90因核爆炸释放到空气中，随着雨水或飘浮的放射性尘埃落到地面，寄居在土壤里，融入地上生长的青草、谷物与麦子中，最终进入人体骨骼内无法排放出来，直到死亡。同样地，喷洒在农田、森林以及果园中的化学药物也会长期停留在土壤里，被生物吃进体内，形成中毒和死亡的链条不断在生物体间传递。药物还会随着地下水秘密地转移，在空气和阳光的相互作用后形成新的形式，将毁灭植物，病倒牲畜，污染纯净的井水，并对饮用井水的人们造成不知不觉的伤害。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人类甚至很难认出自己创造的魔鬼。”

经过数亿年的时间，地球才孕育出栖息其上的生命，经历万古的演进，不断发展、进化、多样化的生命与周围环境达到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严谨构成并支配生命的环境同时包含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一些岩石会释放出危险的辐射，即使对万物提供能量的阳光，也包含会对生命造成伤害的短波辐射。生命需要千年而非几年进行调整方能达到平衡。时间是实现平衡的本质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变化之快已经来不及调整了。

世界变革的快速性和创造新情况的速度是跟随着人类鲁莽而轻率的行为而非大自然从容的节奏。辐射不仅存在于岩石的背景辐射，宇宙射线爆炸以及太阳光的紫外线中，这些辐射远在地球上有任何生命前就已经存在，现在的辐射还存在于人类干预原子时的非正常创造。生命不仅要调整适应钙、硅、铜以及所有从岩石中冲刷出来并随溪流汇入大海的其他矿物质，还要适应人类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中培养出来的合成物质，在自然界甚至没有与之类似的东西。

大自然要适应这些化学物质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它需要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时间。即便期待有奇迹发生达成这种调整也是徒劳的，因为人类的实验室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化学物质，仅美国每年就有近五百种化学物质投入使用。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而且会导致何种结果也难以控制，人类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需要适应500种新型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完全是生物未曾体验过的。

而其中很多化学物质都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对抗战争中。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200多种基础化学物质被发明用于杀虫、除草、灭鼠，以及消灭其他现代俗语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质已经以数千种不同的品牌名称售卖出去。

这些喷雾剂、粉剂、气雾剂现在正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居使用。这些无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可以杀死所有昆虫，无论“益虫”还是“害虫”，它们足以让鸟儿停止歌唱，让鱼儿无法在溪中徜徉，给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滞留在土壤中，然而这一切结果的初衷只是去除一些杂草和昆虫。谁会相信，地球表面覆盖如此大量的毒药却不会对所有生命造成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该称为“杀生剂”。

喷药的整个过程似乎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自从DDT被放开民用后，形势就不断升级，必须不断寻找开发毒性更强的药品。因为无数昆虫们都成功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理，昆虫们都在向更高级进化，对现有杀虫剂具有了抗药性，于是毒性越来越强的药物被不断开发出来。此外还有后面会详述的原因，害虫常常会实施“报复”，或者死灰复燃，在喷洒药物后，害虫数量不减反增。所以，这场化学药物之战永远不会获胜，所有生命都在激烈的交火中倍受煎熬。

与人类因为核战争而灭亡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人类对难以置信的潜在有害物质的使用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污染。这些物质积聚在植物和动物体内，甚至穿透生殖细胞，破坏或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十分讽刺的是，人类通过选择杀虫喷雾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竟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而我们冒如此大的风险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对我们舍本逐末的想法感到震惊。为何如此富有智慧的人类会采用污染整个环境并导致自身疾病和死亡的方式来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种呢？然而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而我们如果重新审视一下这样做的原因，会发现原因简直脆弱如沙。我们听说大规模广泛使用杀虫剂是为了维持农业生产，但是我们目前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生产过剩吗？尽管我们的农场在减少耕地面积，并给农民们提供休耕鼓励金，但农作物产量仍大得惊人。仅1962年一年，美国的纳税人就支付了超过十亿美元作为富余食物储存计划的维护费用。当美国农业部的相关部门想要减产时，其他州却如1958年的声明那样：“我们通常相信，在农业银行的休耕减产规定下，耕地面积的减少会刺激人们使用更多的化学药品，以求在现有的耕地上收获最大的产量。”而这样的行为只会令情况更加严峻。

而这一切并不是说已经不存在害虫的问题，或者不需要对其进行控制。我想要表明的是，我们的控制方式要立足于现实，而非臆想的情况，并且所采用的方法必须得当，不会最终导致人类和昆虫一起毁灭。

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带来的一连串的灾难，这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伴随的状态。早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一群种类非常多样化和适应性强的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出现了。超过50万种的昆虫中一部分与人类的福利发生了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二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

携带疾病的昆虫是否出现在人群拥挤的地方是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卫生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比如在自然灾害或战争时期，或者在极度贫困和匮乏的情况下，那么对昆虫进行某种控制就变得有必要了。然而，我们将看到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大规模的化学药物控制方法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还给原本想要改善的状况带来更大的威胁。

在原始的农业条件下，农民几乎遇不到昆虫的问题，随着农业的集约化发展，盲目在大面积土地上只耕种单一作物，这样的种植方式为特定种类昆虫的爆发性增长提供了条件。单一作物的种植没有遵守大自然的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设想出来的。大自然把多样性引入到自然景观中，但是人类却热衷于简化它。因此，人类瓦解了自然界的调控和平衡，影响大自然保持物种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能力。一个很重要的检验自然平衡的指标就是对每个物种合适的栖息之地有一定的数量限制。很明显，一种以食小麦生存的昆虫就可以在一片专门种植小麦的农场里大量繁殖，比掺杂种植昆虫不适合的其他谷物的农田昆虫种群增加更快。

其他情况下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里，道路两旁种满成排高大的榆树。而现如今，他们原来希望创造的美景受到全部被破坏的威胁，因为由一种甲虫带来的疾病袭卷整个榆树林，如果种植的树木种类丰富又多样化而榆树只是其中一种的话，甲虫的繁殖和蔓延就会受到限制了。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从地质学和人类演变历史的背景来看待：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的家乡迁徙，涌入新的地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最近出版的《入侵生态学》一书中对这种全球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图表描述。在数亿年前的白垩纪，洪水泛滥淹没了很多土地，也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一些物种被困在埃尔顿所说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中。在那里，它们与世隔绝，形成了许多新物种。大约1500万年前，当一些陆地被重新接通时，这些物种开始进入新的地域环境，这个运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引进是现代物种传播的主要因素，动物几乎都和植物连带在一起，检疫是一个比较新却不绝对有效的措施。仅美国植物引种办公室就已经引进了来自全世界近20万种植物。美国将近90种主要的植物害虫是意外从国外进口带过来的，而其中大多数又是通过植物搭便车引进来的。

在新的地域环境中，由于它们的天敌数量不足，入侵的植物或动物能够迅速大量繁殖，因此，我们感到最麻烦的昆虫是被引进的物种，这不是偶然巧合。

这些入侵，不论是自然发生的还是通过人类的帮助发生的，都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检疫隔离和大规模化学药物使用只是极其昂贵拖延时间的办法。根据埃尔顿博士的说法，我们正面临着“生死攸关，不仅是为了找到新的技术手段来抑制这种动物或植物”，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更全面的动物繁殖及其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基础知识，这将能“促进平衡，抑制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现在有很多必要的知识是可用的，但是我们并未使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了很多生态学家却没有人尽其才，尽管会有政府机构雇用他们，却很少采纳他们的建议。我们眼睁睁看着化学药物的死亡之雨落下好像无可奈何，而事实上有很多办法，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办法。

我们是否陷入了一种迫使我们接受低劣或有害的命运，仿佛失去意志和视野去判断如何是好的迷惘之中？这样的想法，用生态学家保罗·谢坡德的话来说：“只让头露出水面，生活在环境恶化的可忍受限度之上一点点……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带毒的饮食？为什么要忍受一个环境了无生气的家庭？为什么要忍受与不完全是敌人的环境作战？为什么要忍受足以防止精神错乱的马达噪音声？谁想要生活在一个只是不让你致命却并不安全的世界呢？

然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建立一个化学灭菌、无虫害的世界的行动，似乎让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虫害控制机构狂热追求。每一方面都有数据表明，那些化学喷洒药物的工作在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进行。康涅狄格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说过：“制定法规的昆虫学家们同时作为检察官、法官、陪审员、估税员、收款员和州长来实施自己发布的命令。”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最公然的滥用行为都毫无阻拦地进行着。

我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但是我认为，我们把有毒的和有生物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交到人们手中，而人们大多数或完全地不知道药品的潜在危害。在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根本不知情时，我们就已经轻易的让很多人接触到了这些有毒的化学品。即使人权法案没有提到保证公民免受来自个人或公共机关散播的有毒致命化学品危险，那只是因为尽管我们的祖先有着相当大的智慧和远见，却也无法在当时设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此外，我认为，我们已经允许这些化学物质投放，却很少或完全没有调查对土壤、水、野生动物和对人类自身造成影响。我们的后代不太可能宽恕我们对负担着所有生命的自然界的整体性方面缺乏谨慎考虑的态度。

目前，人类对这种威胁的意识仍然非常有限。这是一个遍地都是专家的时代，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或没耐心了解问题之外更大的框架。这也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用任何成本去赚一美元都是可接受的。当公众抗议这种现状时，面对一些明显有害的化学品造成后果的证据，半真半假的小定心丸就能让公众情绪冷却。我们迫切需要结束这些虚假的保证，粉饰太平的糖衣炮弹。公众被要求去承担由除虫者们造成的风险。公众必须主动选择是否要继续现在的做法，还是等充分掌握事实的情况后再去行动。用让·罗斯坦的话来说:“忍耐的前提是给我们知情权。”第三章死神的特效药

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每个人从受孕到死亡的那一刻，都会与危险的化学物质发生接触。在不到二十年的使用中，合成杀虫剂已经遍及整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世界，几乎是无处不在。

这些药物贯穿了大多数的河流系统，甚至存在于地层下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地下水中。早在十几年前施过化学药物的土壤中，仍有毒素残留。它们已经进入并寄宿在鱼类、鸟类、爬行类动物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的体内。以至于科学家们在进行动物实验时，几乎找不到没有被污染的实验对象。从偏远山区湖泊中的鱼体内，在土壤中蠕动的蚯蚓体内，在鸟蛋中和人类自己的身体里都发现了药物。这些化学物质现在被储存在大多数人的身体里，不管年龄长幼。它们还存在于母乳中，而且可能在还未出生的胚胎里。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生产应用于杀虫的人造或合成化学品工业的突然兴起和飞速发展。这个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成长。在化学战研发药剂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实验室里制造的一些化学物质对昆虫有致命伤害。这个发现并非偶然：昆虫被广泛地应用于实验室测试人类对化学物质的反应。

结果就是似乎陷入了无法停止的研究化学杀虫剂的漩涡。在实验室巧妙的操控分子，改变原子排列，研发的各种化学杀虫试剂与二战前的简单的杀虫剂大不相同。以前的药物来自天然矿物质和植物提取物，即砷、铜、锰、锌和其他元素的化合物，除虫菊来自干菊花、尼古丁硫酸盐来自烟草、鱼藤酮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豆科植物。

新型的化学合成杀虫剂拥有非常突出的生物学效能。它们有无法预知的巨大力量，不只是能毒害生物，而且能进入体内最要害的生命过程，并以险恶且致命的方式改变身体机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破坏了能保护人体免受伤害的酶，它们阻碍了人体通过氧化作用得到能量，它们使各种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并且引发缓慢而不可逆转的病变，最终导致恶性肿瘤。

尽管后果是如此严重，但是每年都会被研发出更多更致命的新化学物质，并设计新的用途，使这些物质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从1947年的1亿2425.9万磅迅速增长到1960年的6亿3766.6万磅，同比增加了五倍。这些杀虫剂的批发成本超过2.5亿美元。但是对于这项工业的发展和前景来看，这庞大的生产还只是一个开始。

有一本介绍农药的书对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生活中的吃喝都离不开这些化学物质，它们都会渗透进我们的骨髓，那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它们的性质和威力吧。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将无机化学转变为碳分子的时代到来，但是一些旧元素依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砷，仍然是各种除草剂、杀虫剂的基本成分。砷是一种剧毒无机物，它在各种金属矿物质中含量很高，也有极少数存在于火山、海水和泉水中。砷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史可循。由于砷的化合物大多数无色无味，所以在博尔吉亚家族时代到现代，它经常与谋杀联系在一起。将近两个世纪前，一位英国医生发现烟囱的烟灰和某些芳烃中的砷是致癌的元凶。慢性砷中毒的足迹遍布人类医学史上的流行病记录中。许多马、牛、羊、猪、鹿、鱼和蜜蜂也因为周围的环境受到砷的污染而引发疾病甚至是死亡，尽管如此，含砷的喷雾剂和粉末还是大量使用。在美国南部的一个使用砷喷雾剂的棉花种植园，养蜂业几乎破产。农民们因长期使用含砷的粉尘喷洒作业，患上慢性砷中毒，家畜又因食用残留有含砷杀虫剂的农作物而中毒。蓝莓地里飘来的砷粉剂很快蔓延到邻近的农场，污染了溪水，让蜜蜂和奶牛接触到致命的毒药，进而造成人类染上疾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权威人士W·C· 惠帕博士说：“在处理砷酸盐方面，要想采取比我国近年来的做法，即完全漠视公众的健康状况，更加冷漠的态度，简直是不可能了。任何看到过在工作时喷洒砷杀虫剂的人，都必定对这种草率的喷洒有毒物质印象深刻。”

现代杀虫剂的生物效力更加致命。绝大多数都属于两大类化学品之一。一种是以DDT为代表的氯化烃，另一种是由有机磷杀虫剂组成，我们熟知的有马拉硫磷和对硫磷。如前所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建立在碳原子的基础上，而碳原子也是生物界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归类为“有机”。为了更好的认识它们，我们必须知道它们的结构组成，以及它们是怎样（ 尽管与一切生物的基础化学有关）把自己变成死亡之神的宠儿。

基本元素碳的原子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能力，能以链状、环状和其他各种结构相互结合 ，还会与其他物质的分子相结合。事实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小到细菌，大到蓝鲸，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主要得益于碳的这种能力。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酶和维生素的分子一样，复合蛋白质分子以碳原子作为其基础。碳并不一定是生命的象征，因此，碳也构成数量众多的无机物。

一些有机化合物是碳和氢的组合，其中最简单的就是甲烷或者叫沼气，它是通过有机物的细菌分解而形成。但是在煤矿中，当空气中的甲烷达到一定比例，就会成为可怕的矿井“瓦斯”，甲烷的结构非常简单，由一个碳原子四个氢原子组成。化学家发现可以去掉一个或全部的氢原子用其他元素代替。例如，用一个氯原子代替一个氢原子生产氯代甲烷：拿走三个氢原子用氯替代，就是麻醉剂氯仿（三氯甲烷）：再用氯原子替代所有的氢原子，结果就变成了四氯化碳，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清洁液。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通过这些甲烷分子的变化来说明氯代烃是什么。但是，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碳氢化合物在化学世界的真正复杂性，也无法解释有机化学家创造出各种各样物质的操作方法。化学家用由许多碳原子组成的碳水化合物分子，替代仅有单个碳原子的甲烷。这些化合物排列成环状或链状，带有侧链或分支，用化学键与之结合的不仅是氢原子和氯原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化学基团。通过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化学物质的整体性质却发生了改变。例如不仅附着的是何种物质很关键，而且附着在碳原子的什么位置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巧妙的排列和操作形成了一种真正巨大力量的毒药。

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的简称）是德国化学家首先在1874年通过化学合成得到的，但它能用于杀虫剂的特性直到1939年才被发现。紧接着DDT就被推出为防治虫病的有效手段，一夜之间成为农民对抗作物虫害的手段。DDT的发现者保罗·米勒在瑞士获得诺贝尔奖。

如今DDT被如此广泛地使用，在大多数人心中，这种合成物因为熟悉而好像是安全无害的。也许DDT无害的神话来源于第一次使用是战时的士兵、难民和囚犯，用来对抗虱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们普遍认为，既然这么多人与DDT发生了密切地接触，却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或明显的不良影响，那么这种化学物质肯定是无害的。这个可以理解的误会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不同于其他氯化烃类药物——粉末状的DDT不易被皮肤吸收。通常情况下，溶解在油里的DDT是有毒的。如果误食，它可以慢慢通过消化道吸收，也可以通过肺部吸收。一旦进入人体就会被存放在器官脂肪相对丰富的地方（因为DDT是脂溶性的），例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对一部分沉积在肝脏、肾脏及包裹肠子的硕大保护性的肠系膜脂肪里。

这种DDT的储存从能想到的最小的化学吸收开始（它残留于大多数食品中），直到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储存的脂肪有生物放大器的作用，以至于小到摄入千万分之一，便可以体内存储大概百万分之10到15，增加一百倍甚至更多。这些数据范围对于化学家或药理学家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和想象。一百万分之一听起来像非常小的数量，它的确是很小，但是这种物质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小小药量就会带来身体的巨大改变。在动物实验中，研究者发现百万分之三的药量就会抑制心肌中必须的酶，仅仅百万分之五就会造成肝细胞的坏死和解体；仅百万分之2.5的化学物质狄氏剂和氯丹也会造成同样严重后果。

这并不稀奇，人体在正常的化学过程中就有这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情况。比如，少到两万分之一的碘，就足以成为健康和疾病的分水岭。由于这些微量的农药被累积储存，只能慢慢地排出体内，肝脏和其他器官的慢性中毒和退化病变都是非常真切的现实。

科学家们对人体内可以储存多少DDT看法不一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首席药理学家阿诺德·雷曼博士表示，既没有一个低于它就不再被吸收的最低标准，也没有停止吸收和储存的最高限度。美国公共卫生局的韦兰·海耶斯博士则认为，每个人体内都会有一个平衡点，一旦超过平衡点，多余的DDT就会被人体排泄出来。从实际意义来看，这些人的说法哪个更正确并不十分重要。人类机体的储存状况和极限已经有了详细调查，我们了解到绝大多数人的身体都储存了一定量潜在的有害物质。

各种研究结果表明，没有任何已知接触（除了不可避免的饮食习惯之外）的人，DDT的平均含量在百万分之5.3到百万分之7.4，农业劳动者们体内含量为百万分之17.1，而杀虫剂厂的工人们含量高达百万分之648！这些数据足以说明DDT的储存范围非常广泛，更令人震惊的一点是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最小值都高于人体肝脏和其他器官组织被称之为受损的程度。

DDT和类似的化学物质有一个凶险的特性就是，它们可以通过食物链的各个环节从一个有机体传到另一个有机体。比如，在种植苜蓿的土地上喷洒含有DDT的粉剂；然后又将这种苜蓿用来喂母鸡；母鸡下的蛋里就含有DDT。又或者，用含有百万分之7到8的DDT的残余干草来喂奶牛。那么牛奶中会含有百万分之3左右的DDT，而用这种牛奶制作黄油的DDT浓度可增至百万分之65。通过这样一个转移的过程，从刚开始只是微量的DDT到最后可能聚集成非常高的浓度。现在奶农们很难找到未经污染过的奶牛草料，即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令禁止含有DDT的牛奶贸易也是徒劳。

这种毒性也可以从母体遗传给子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已经从母乳的测试样本中发现并提取出了杀虫剂的残留物。这表示接受母乳喂养的婴儿从小就开始接收少量多次的有毒化学物质，这些毒素在新生婴儿身体内累积。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绝不是他第一次接触，从他还是一个胚胎在子宫里的时候，毒素的吸收就已经开始了。在诸多动物实验中，母体的氯代烃类有毒物质可以无障碍的进出连接婴儿的胎盘，胎盘向来是母体有害物质与胚胎隔离的防护带。虽然婴儿吸收的非常微量，但是由于婴儿本就比成年人敏感得多，仍会加重他的身体负荷。这也就意味着，如今几乎每一个人生命之初便开始贮存毒剂并与日俱增。

这些结果证明，可能刚开始人体这些物质含量是很少的，而后期出现的肝脏损伤是在日常生活饮食中逐渐积累造成的，因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学家早在1950年就曾宣称，“极有可能潜在的DDT的危险被低估了。”医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因此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氯丹（一种强力杀虫剂）是另一种氯化烃化合物，含有DDT一样致毒的属性以及一些自己独有的特性。其残毒在土壤、食品或者其他物质上可以长期停留。氯丹通过各种渠道和载体进入人体。它可以通过皮肤被吸收，可以通过呼吸道进入，如果一不小心吞食了含氯丹的食物也可以被消化道吸收。像其他氯化烃化合物一样在体内不断堆积。如果饮食含有百万分之2.5的氯丹，最终会导致实验动物的脂肪里氯丹含量达到百万分之75。

因此，1950年，著名的药理学家雷曼博士曾称氯丹为“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任何触摸它的人都会中毒”。郊区居民竟毫无顾忌地将氯丹放进治理草坪的粉剂中，看来这个警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产生症状就不足以使他们关注，因此，毒素可以一直潜伏在他们的身体里，在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后出现问题时，根本无法找到原因。另一方面，可能很快会导致死亡。一名受害者意外的皮肤沾上25%浓度的工业溶液，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并在还没来得及救治时就已经死亡。这种中毒是不可能提前发现并通知医务人员及时抢救的。

七氯，氯丹的成分之一，在市场上作为一个单独的配方，它有很高的储存于脂肪中的能力。即使饮食中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含量，体内也会有微量的残留。它在人体内经过一系列转化就是被称为环氧七氯的物质。它在土壤和动植物的组织里都有这种转化功能。对鸟类的实验表明，转化后的环氧七氯比原来的毒性更大，毒性是原来的四倍。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就发现一组特别的碳氢化合物——氯化萘，它会使在工作中接触到它的人患上肝炎，而且还会带来罕见且几乎致命的肝脏疾病。它们导致电气行业工人的疾病和死亡；最近在农业方面，它们又被普遍认为是造成牛的不治之症的原因。综上所述，和氯化萘相关的三种杀虫剂是所有碳氢化合物中毒性最强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三种杀虫剂分别是狄氏剂、艾氏剂和异狄氏剂。

狄氏剂是为纪念德国化学家狄尔斯而命名，当吞食狄氏剂时，毒性是DDT的5倍，当溶液通过皮肤吸收时，其毒性是DDT的40倍。它以骇人听闻的发病快，严重伤害到人的神经系统，导致受害人发生抽搐而臭名昭著。病患经救治后恢复得很缓慢，由此看出它还有慢性的影响。和其他氯代烃一样，它们一旦进入人体，将严重损害肝脏。狄氏剂残留时间较长且有杀虫效果，因此是今天我们最常用的杀虫剂之一，虽然使用后会对野生动物产生可怕的毁灭。在鹌鹑和野鸡的实验中，已经证明它的毒性是DDT的40到50倍。

我们对狄氏剂在体内的储存、分布、排泄的认知有很大的空白。而化学家们在研发杀虫剂时的聪明才智远超关于这些药物如何伤害生命体的生物学知识。然且，各种征兆表明这些毒素长期储存在人体内，沉积物好像休眠期的火山，等到身体吸收毒素，脂肪堆积到生理压力足够大时突然爆发。我们真正了解的东西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抗疟疾运动的艰辛经验学到的。在预防疟疾时DDT被狄氏剂取代（由于引发疟疾的蚊子体内已经对DDT产生抗体），喷药人员的中毒病例很快就出现。癫痫的症状很严重，有过半的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痉挛（不同的工作流程，病症不同），还有几例死亡。甚至一部分人在中毒之后4个月才发生痉挛。

艾氏剂是一种有些神秘的物质，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存在，但它与狄氏剂却有密友般的关系。把胡萝卜从一块用艾氏剂处理过的苗圃里拔出来以后，发现里面有残留的狄氏剂。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活组织内，也发生在土壤中。这种金蝉脱壳的转变误导了很多报告。如果一个化学家知道艾氏剂被应用了，他会在测试残留时被骗，以为艾氏剂的余毒全消失了。其实留毒还在，只不过变成了狄氏剂，需要不同的测试。

像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是毒性极强的。它会导致肝脏、肾脏功能的退化甚至病变。用一片阿司匹林的剂量就足以杀死400多只鹌鹑。有一些人类中毒的记录，其中大多数病例都与工业处理有关。

与大多数这类杀虫剂一样，艾氏剂将给我们的未来生活带来极具威胁性的影响，即不孕不育的阴影。一些体内艾氏剂含量较少的野鸡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影响，却只能产很少的卵，并且孵出的小鸡很快就夭折。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鸟禽类的身上。接触过艾氏剂的鼠类怀孕次数减少，它们的孩子体弱多病、易夭折，寿命也较普通幼鼠短。接触艾氏剂的母狗生出的狗崽三天内就死了。新生的幼崽都会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因其父母中毒而受害。没人可以预知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在人类身上，但是这种化学物质已经通过飞机喷洒到郊区和农场上。

异狄氏剂是所有氯代烃里面毒性最强的。虽然它的化学成分与狄氏剂有一定联系，但是分子结构更加复杂，使得它的毒性是狄氏剂的5倍。它使得此组杀虫剂的鼻祖DDT的毒性相比之下不值一提。对哺乳动物来说，它的毒性是DDT的15倍，对鱼类来说毒性是DDT的30倍，对一些鸟类来说其毒性高达300倍。

在其被应用的十年中，异狄氏剂毒死了很多鱼类，致命的毒素杀死了在喷洒过异狄氏剂的果园里散步的牛，污染了井水，至少有一个州的卫生部门严厉警告，随意地使用异狄氏剂就是人类自取灭亡。

虽然人们认为已经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中毒事件。一名一岁大的小孩随父母从美国搬去委内瑞拉。因为新房子里有蟑螂，所以他们喷洒了含有异狄氏剂的杀虫剂。那天早上九点的时候小孩和小狗出去玩，房子里喷过杀虫剂的地板清洗完毕了。下午，小孩和小狗回到家中休息。一个小时后，小狗突然发生抽搐、呕吐，并迅速死亡。而在同一天晚上十点左右，这个小孩也发生了呕吐、抽搐的症状，并失去知觉。因为那次致命的异狄氏剂接触，这个原本健康的孩子成了聋哑人，而且经常会抽搐、肌肉痉挛，显然他完全无法感知环境。即使随后在纽约的医院里治疗了几个月也未能好转。他的主治医师说，“会恢复到什么程度，是很难预料的事。”

第二种杀虫剂是烷基和有机磷酸盐，这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化学物质之一。使用这种化学物质最主要最明显的危害是，人类一旦接触到喷雾药剂，或随风飘散的药雾，或洒过药的植被，或废弃容器就会引发急性中毒。在佛罗里达州，有两个孩子用一个捡到的空袋子修补秋千。但是没过多久，他们都中毒死亡，他们的三个小伙伴也因此病倒。这个袋子曾经装过含有对硫磷的一种杀虫剂，是有机磷酸盐的一种，尸检报告证实是对硫磷中毒导致的死亡。还有一次威斯康辛洲两个小男孩是堂兄弟，在同一天晚上离奇死亡。其中一个在院子里玩耍，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给土豆喷洒药剂，药雾随风从毗邻的田里飘过来；另一个跟父亲跑进谷仓，用手触摸了喷洒器的喷嘴。

这些杀虫剂的出现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尽管化学家们在多年前就认识了磷酸的有机酯，但是它的杀虫特性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被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拉德发现。几乎是立刻，德国政府就认识到这些物质在战争中作为生化武器的价值，并且宣布他们的工作为机密。其中一些被研制成致命的使人神经错乱的毒气，另外一些类似的物质被制成杀虫剂。

有机磷酸盐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作用于生物体。它们有破坏人体内酶的能力，这些酶在体内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们的目标是神经系统，无论是昆虫还是恒温动物。在正常情况下，神经脉冲通过一种被称为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物”一条条神经地传递过去，乙酰胆碱发生作用以后迅速消失，所以医学研究人员在没有特殊处理办法时，也无法在它消失前取样。这种化学物质的迅速反应是人体功能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如果一次神经脉冲通过后，这种乙酰胆碱不立即被毁掉，脉冲就继续沿神经一根根传过，使它的作用越来越强烈。最后导致整个身体不协调：很快就发生抽搐、肌肉痉挛、惊厥，以至死亡。

这种偶然性已经由身体提供了应付的准备。一旦不再需要传导物质，一种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就随即消灭传导物质。借助这种方法，精确的平衡性被打破，身体也从未积累达到危险剂量的乙酰胆碱。但与有机磷一接触，保护酶就会遭到破坏，随着酶的数量减少，传导物质就累积增加。有机磷化合物类似生物碱——毒蕈碱，存在于有毒蘑菇，即鹅膏菌里。

经常暴露于有机磷酸盐环境，可能会降低胆碱酯酶的水平，直降到一个人濒临急性中毒的边缘，再加上一点轻微的推动力，就能使人体出现急性中毒。因此定期给喷药操作工人和其他经常蒙受中毒危险的人做血液检查是很重要的。

应用最广泛的磷酸盐之一就是对硫磷。它也是毒性最强、最危险的一种磷酸盐。蜜蜂接触它以后变得“激进和好战”进行几近疯狂的清洁劳动，并在半小时左右死亡。一位化学家想通过最直接的方式研究对人类致毒的剂量，吞下0.00424盎司。他迅速发生了瘫痪以致他都没办法拿到事先准备在旁边的解毒药，接着就死了。现在，对硫磷被认为芬兰最受欢迎的自杀药。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平均每年报道对硫磷意外中毒事件就超过两百例。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对硫磷的致死率是令人震惊的：1958年印度有100例死亡病例，叙利亚有67例，日本平均每年有336例死亡。

然而，目前大概有700万磅的对硫磷被应用于美国的农田和果园，通过手动喷雾器，电动鼓风机，撒粉机和飞机喷洒。据一位医学专家说，加利福尼亚农场的药物用量可以“供应全球人口五到十倍的致命剂量”。

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免遭此药物灭绝，其中一个原因是这类化学试剂中的对硫磷和此类药物分解速度相当快。因此，与氯化烃相比，它们被应用于作物后残留时间较短，但是也有足够的时间使人类产生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