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纳西姆• 尼古拉斯• 塔勒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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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勒布经济学五部曲(套装共5册)试读：
塔勒布经济学五部曲（套装共5册）[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等 著周洛华 等 译中信出版集团非对称风险[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周洛华 译中信出版集团献给两位勇敢的先驱罗恩·保罗拉尔夫·纳德推荐序1风险共担：市场变革中的因应之道对于全球金融界来说，纳西姆·塔勒布并不陌生。有“黑天鹅之父”之称的塔勒布，无疑是位金融市场的特立独行者，从华尔街的期权交易员到“不确定性”理论界的专家，自2001年《随机漫步的傻瓜》一书出版以来，他就成了华尔街一个引人关注的协作者。他先后出版了“不确定性”四部曲：《随机漫步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和这本《非对称风险》。塔勒布更是在这本书中经常对华尔街极尽戏谑和调侃，例如，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对雷曼兄弟的破产表示“开心”，表示这是雷曼兄弟公司罪有应得。当然，在各种争议中，塔勒布让市场更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他对不确定性的深刻思考。在《非对称风险》这本书中，塔勒布十分强调知行合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发表观点，你首先要入局（skin in the game），要使自己成为风险收益对称的风险共担者，空中楼阁式的夸夸其谈或宏篇大论毫无意义。在现实世界中，塔勒布笔下的非对称性，可以说无处不在。在本书中，塔勒布涉及的视野宏大，从安泰俄斯之死到墨丘利的拒食海龟，从罗得岛上的出售粮食到罗伯特·鲁宾所在的华尔街销售金融产品，从3 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的对称性到现代社会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塔勒布在知识的海洋中纵横，掬取合适的材料，勾勒知识的不确定下形态各异的非对称性，以及对称性的风险共担的必要性。或神话，或宗教，或正史，或杂记，透过这些形散神聚的故事集，塔勒布的核心观点聚焦到一点：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真正的理性在于避免系统性毁灭。在资本市场层面，风险共担更为关键，本书中作者对此也批判得最为尖锐。从被作者批评为“对金融风险几乎一无所知的伯南克”，到“罗伯特·鲁宾的勾当”，再到“信口雌黄的宏观政治经济学家”……而被视为现代资本市场代表的华尔街，在作者笔下几乎成了骗子们炫耀骗技的舞台、非对称风险的高发地。在作者看来，无论是什么市场主体，都应充分认识到无处不在的信息非对称性，并在此基础上（就像作者明确指出的）“将灵魂投入‘风险共担’中去”。正如作者那句有点绝对又不无启发的结束语：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当然，就像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在本书书评中所指出的，尽管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有吸引力，但在细节上存在一些瑕疵。比如书中提到的“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国皇室成员安德鲁王子驾驶着直升机在前线作战时，承担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风险”；以及，对英国的清真食品比例的描写等细节，在威廉姆斯看来，都与真相有出入。另外，本书中，作者以嘲讽的口吻批评说，“2010年，对金融风险几乎一无所知的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早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塔勒布就曾直接呼吁：“美国政府‘绝对必须’对银行实施国有化，以阻止其给金融系统带来更多损失。”（2009，路透社）我们不知道如果美国政府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的真实后果，也暂且不论伯南克的政策从长期看，是否恶化了美国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至少从十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纵向上对比，这轮金融危机的结局相比肇始于1929年的那轮大萧条的结局要好得多；横向对比欧洲、日本的银行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银行业发展得也没那么差。至于伯南克任职美联储期间，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一起推出的危机应对政策，虽然在作者看来，“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使得市场的受益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可以脱离‘风险共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攫取利益”，但是伯南克以及保尔森受到的好评绝不只是来自华尔街的那些“利益攫取者”。比如巴菲特就曾在2014年接受CNBC（美国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采访时明确指出：“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金融系统被几个人所拯救，如果不是亨利·保尔森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我们现在将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国家里。”当然，在作者眼中，巴菲特不过是一个随机游走状态下运气特别好的傻瓜（2010，CNBC）。不过，退一步说，哪怕伯南克真的像作者所揭露的，对金融风险一无所知，但无论是伯南克还是保尔森，对紧急救援措施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行动的勇气》一书中，伯南克这样写道：“无论大家是否理解，我们采取救助措施确实可以避免金融体系出现灾难性的崩溃，有利于保护美国经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2008年9月，我绝对相信，在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期间，一味强调道德风险，会产生误导作用，也是非常危险的。”最后，我也想对本书的英文书名Skin in the Game谈点儿个人理解。如果用直白一些的译法，我觉得可以直接翻译为：入局。金融是一门具有很强现实性和操作性的专业，站在旁边看的，终究只是看客。入局，并共担风险，才能更加贴切地理解这个变动不居的市场，实际上这也是塔勒布一直强调的。是为序。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推荐序2中国视角下的“非对称风险”你如果精读过塔勒布前几部著作《随机漫步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会不禁感叹，他不只是一位投资风控大师、全球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位具有巨大思想颠覆与穿透能力的哲学思想家。2015年，我曾邀请他与上海金融界人士做过一场内部交流。当时，他谈到了投资随机性以及产生非对称风险的关联度，其间提到了“skin in the game”的说法。2018年年初，在该书英文版正式出版前，中信出版集团购得版权，希望我能翻译此书。然而，通读书稿，并在译完了几章后，我决定放弃。中国读者，尤其是投资界人士，有权利读到一本更好的塔勒布书的译本，而我的同事周洛华博士显然更完美地实现了我这个心愿。个别金融界人士曾把“skin in the game”译为“风险共担”，我在初译本中曾用“切肤博弈”，塔勒布上一本著作《反脆弱》的中文版译文中用了“切身利害”的译法，而洛华博士的译本用了“实盘游戏”，最终出版方从读者角度考虑定书名为《非对称风险》。我充分理解出版方的最终定名，这是为了让更多中国读者能认识到社会行为与投资进程中的随机性，以及潜藏其中并产生的各种非对称风险。前些年，许多中国人都低估了社会发展的风险概率，对形势走向往往过于乐观，以至出现大量高杠杆的举动，导致全民浮躁与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比如，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经济将保持高增长，房价会一直涨下去，股市将突破10000点。近年来，楼市股市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经贸摩擦无疑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全民教育课。事实上，塔勒布过去十多年的思考，一直在提醒人们更好地认识、防范与共担各种随机性产生的风险。2001年，他出版了《随机漫步的傻瓜》，通过大量的事实说明，所谓的成功者可能是由随机事件造就的。成功很可能是因为幸运，千万别高估自己的能力与智慧。书中最有趣的例子是，只要猴子足够多，时间足够长，总有一只猴子能够碰巧写出与《荷马史诗》一样的叙事诗。2007年的《黑天鹅》一书，使塔勒布获得全球美誉。其实，书中所阐述的不过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无法预测的日常生活现象。那些无法预测的意外事件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极端的、颠覆性的影响。书中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那只天真的火鸡，在前面1 000天中，一直认为它的主人是天下最好的主人，但它却在第1 001天时被杀了。2012年的《反脆弱》则论述了在混乱或意外事件的打击下，有的事物会变得更加坚强，如同感冒病毒有时会杀死人，有时会让我们免疫系统更加健康；风会熄灭蜡烛，也会使火越来越旺。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的冲击中，那些脆弱的一面往往会败下阵来，而脆弱性的对立面即“反脆弱性”则会让人在冲击中壮大与成长。诚如“风险共担”词组的英文直译“暴露在游戏中的皮肤”所描述的，同样一件事所产生的风险，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并不是对称的。政客夸夸其谈、理论家高谈阔论、银行家坐收渔利，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远远不能与另一种人相比，如敢于牺牲的革命者、兢兢业业的实践者、投入成本的创业者。所以，一个人的价值、真正受到尊重的程度，取决于他愿意为他人承受多少损失。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还将他人置于风险之中的人，应该被置于人类金字塔的底部。很显然，塔勒布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希望能寻找到人类社会的基本道理，也即每一个人应该持有的坚定理念。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但不容易被发现与践行。塔勒布追溯3 800年前“比今天法律更先进”的《汉谟拉比法典》，来讲述“风险共担”的重要性，“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该被处死”。在塔勒布看来，“风险共担”的这一理念不仅仅与公平性、互惠性、商业效率和风险管理密切相关，也是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前提。在当今的生活中，对称性和互惠性的背离问题并不少见，一个没有风险共担的系统会慢慢积累不平衡，最终垮掉。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方面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快要破产的大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高管们继续拿着高额奖金，本应该由这些高管承担的风险，都被转移到了普通人身上，这就是书中所称的“罗伯特·鲁宾的勾当”。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利比亚所尝试以及在叙利亚正试图尝试的所谓“政权更迭”，同样是一种没有“风险共担”精神的表现。在全书中，处处能看到塔勒布犀利的批判。塔勒布一如既往地以超高的信息量与鲜为人知的素材，验证了他的观点。比如，在书中关于古希腊神话中安泰俄斯的例子，虽然他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一旦他的身体不再和大地接触，就会失去所有的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就是利用这一点，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力量，然后杀死了他。这个故事说明，任何思想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了实际就会失去生命，如同投资人不了解标的的基本面情况，或其基本面已经变化而没有觉察到，投资很可能因此面临危险。作为一位投资风控大师，塔勒布从投资的角度不断提醒，作为投资人，要时刻有面对风险的意识。只有这样，才会督促自己不断学习。做投资，核心要看对未来的认知能力，看谁更具有前瞻性。而学习恰恰是掌握前瞻性的根本方法。无论是多么高收益的投资大师，都应当持续学习。塔勒布的另一点提醒也很重要。要承担风险的责任，必须有抗压的能力。做投资要时刻面临压力，如何让自己顶住压力，应对各种各样的状况，直接决定了投资的成败。投资需要积累，需要我们及时化解压力。诚如塔勒布所言，“风险共担”涉及的尊严是一种长久的责任。承担风险（一种固定的风险阶层）是人和机器的区别，而这恰恰是投资人的基本意识。在具体实践中，塔勒布区分了研究和投资定位的差异。有些人是很好的分析者，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投资者；而有的人是很好的投资者，但不一定是很好的分析者。当然，这两个工作性质不同，更重要的是二者承担的结果往往不同。人总是有自我肯定或者认同的心理，即使出现错误，也会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解释。就如同《非对称风险》中所说，不要听从以提建议为谋生手段的人的建议，除非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有对应的惩罚措施。从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塔勒布的提醒是相当有针对意义的。塔勒布认为，“风险共担”的缺失会造成伦理和认识论上的影响，没有“风险共担”，就没有进化。中国学术圈、决策层与商业界都应当警惕这类人：他们对事物进程有影响力，却没有切身参与并拒绝“风险共担”，满足于自己设计的“空中楼阁”，而反对那些真正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想法。我强烈推荐大家研读塔勒布的书，它对我们如何理解包括投资在内的人生进程，社会演进中发生的波动、混乱、风险以及责任，都大有裨益。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译序2002年秋天，达特茅斯学院的保罗·沃尔弗森研究员（他也是我的导师玛格丽特·彼得罗芙教授的丈夫）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里面介绍了《纽约客》杂志对本书作者塔勒布的采访。当时塔勒布管理的对冲基金Empirica，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市场大跌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他坦言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任何黑天鹅事件的消息，他只是认为市场对重大系统性风险的估计严重不足，导致深度价外的看跌期权价格被严重低估，因此，他提前布局，在通用汽车股价还在30美元左右交易时，买下了以每股5美元抛出该股的看跌期权，事后证明这次投资极富远见。因时隔多年，文章披露的有关交易细节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塔勒布对风险有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切肤之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对于我的大多数美国同学来说，风险就是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概率分布。而我从小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长大，风险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在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白天和我一起踢球的小伙伴还能活下来几个人。”这本书就是基于对风险的这种认识而写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作者揭示了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外部压力时，只有身临其境、设身处地亲自承担风险，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决策过程主要是由激素推动的。知识、经验和理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用智慧去寻找证据以便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常伴有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额头发冷和主观忽略部分事实等现象，这些都说明了包括肾上腺素在内的多种激素参与了决策过程。如果决策者本人不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损失，他就不能身临其境地在压力下产生这些激素，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因此呼吁建立一种“做出决定”（权利）和“承担后果”（责任）相互平衡的机制，也特别强调决策者本人的担当精神。这让我想起达特茅斯学院工程学大楼入口处的格言：为最困难的任务准备最负责任的肩膀（并没有提到最聪明的头脑和最复杂的模型）。作者坦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金融机构权利和责任不匹配造成的，金融业的高管们只享受高额报酬而不承担经营的风险和损失，由此埋下了危机的祸根。作者在附录中令人信服地用数学方法论证了在权利和责任不匹配和非对称的委托代理机制下，代理人只会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延长游戏的时间，以便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业绩提成，而不会考虑委托人的总体回报水平。作者在概率密度函数中突出了“矩”的概念，揭示了看似能够产生“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策略其实隐含了本金全损的巨大风险。代理人会用委托人的钱去承担小概率的高风险，以此换取大概率的低风险收益，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整个受托资产隐含着巨大的毁灭性风险，委托人最终会因遭遇爆仓风险而损失全部资产，而与之无关的普通纳税人更是为救助金融机构而付出了额外的代价，从而形成“高管受益，股东受损，民众买单”的结局。距离上次金融危机已经10年了，如此犀利而透彻地论证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的作品仍然凤毛麟角，作者直言不讳且可贵地指出了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就已经酝酿并弥漫着一场“用别人的钱去冒险”和“赚傻子的钱让穷人去买单”的道德危机，这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原作的书名是Skin in the Game，大意是把自己暴露在某种投资、游戏、任务、使命的风险之中，引申的意思是全身心地投入一项事业，享受其成果，担当其风险并承受其损失。作者在政治、历史、宗教和金融领域的讨论中都运用了这个概念，这使得书名很像是一个特征函数，它提炼了所有这些场景的共性，体现出一种简洁精致的数学美感。不过这个书名很难在汉语中找到合适的词来翻译。作者涉猎广泛，文风汪洋恣肆，常把朴素的真理寓于平凡的比喻之中，以至原文有一种“真佛才说家常话”的感觉。由于有些口语化的表述在中文的语境中并无相应的场景，这给我最初的翻译带来了不少困难。是忠于作者，还是取悦读者？最终我意识到这两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克服翻译困难的关键是排除自己企图左右逢源的纠结心态，这样才能彻底解放思想去全面理解作者的意图——理解的背后并不是更高的智慧，而是更大的勇气。考虑到现实的国情和中文的语境，我在翻译过程中将作者对经济学家们的无情鞭挞弱化为嬉笑怒骂，如果由此引发作者的愤怒，我将慨然吞下这颗子弹，因为这是译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经济学中所谓“理性”概念的批判，这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盖斯医院担任志愿者的经历，当时他和格兰特医生一起推翻了“休克”一词的用法。“休克”在医学上的定义很模糊，造成休克的原因又很分散，因此，使用这个词并不能给急救医生提供必要的信息。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根植于它的用法，如果它只是带来了混乱和困惑，那还不如抛弃这个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经济学中，“理性”一词被定义得十分模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被用在背离人性的假设条件中，以便得出一个脱离实际的经济学模型；还有一些人使用这个词的主要目的是攻击对手的“非理性”。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从遍历性的角度指出了经济学家们所仰赖的模型的错误之处。作者坚信交易员应该用生存来检验实践，而不是用模型来比拼理性，因为最大的理性就是生存，那些被经济学家贴上“不理性”标签的行为，恰恰源自人类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他进一步提出，经济学家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脱离实际，没有做到“风险共担”。作者认为，实践应该成为我们获得真理和获悉真相的唯一途径，这种推崇实践的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全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王亚娟和朱经毅分别校译了正文和数学附录，指出了译稿的许多错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很多同志与我通力协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可能按时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对上述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既感惭愧又感安慰，同时也心存感激。倘若中译本仍有瑕疵和错误，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毕竟，这是我应该承担的风险。[1]周洛华2018年8月[1] 周洛华，湖南益阳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历任上海舍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挂职锻炼），国泰君安投资管理公司并购部副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英特尔中国科技有限公司成本会计。著有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金融工程学》和《金融的哲学》等。第一卷绪论本书是我的“不确定性”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这套被我戏这称为“投资协奏曲”的系列丛书包括：（1）有关风险共担的讨论；（2）哲学寓言；（3）对随机现象的科学分析和评论，即如何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吃饭、睡觉、争辩、吵架、交友、享乐并做出决定。尽管这本书是面向普罗大众写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本书读起来可能更像是一本论文集，它将不同于你们平时熟悉的那种无聊的畅销书（不过本书附录部分的数学推导可能真的有点儿无聊）。本书包括四个方面的主题：（1）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可靠性（包括用具体实践和科学分析两种方法获得的知识——我认为通过这两种方法获得的知识是有区别的），通俗地说，就是嗅出哪些所谓的知识其实是“狗屎”；（2）人类事务的对称性原则，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感、互惠性；（3）交易中的信息共享；（4）复杂系统以及现实世界中的理性。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独立，不能混淆，而且，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使[1]得一个人直接暴露在交易的风险共担之中。这并不仅仅是指公平、效率和风险控制，你暴露在交易中的四个方面恰恰是你理解这个现实世界的关键。首先，想象你有一台“狗屎探测仪”，它能帮助你找出理论和实践的差异，伪科学和真正的专业知识的差异，学术象牙塔（我在这里使用学术这个词时带有贬义色彩）和现实世界的[2]差异。尤吉·贝拉曾经说过，在学者眼里，学术界和真实的世界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其次，你得意识到生活中的对称性和互惠性常会遭到扭曲：如果你想获得回报，你就必须承担风险，而不是让别人替你承担损失。如果你把风险强加给别人，你就必须给他们一定的补偿，你对待他们必须像你希望被他们对待的那样。总之，你必须无私且公平地承担整个事情的后果。如果你给出一个观点，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建议，你就或多或少地把你自己暴露在这个建议的后果之中了，因为你的听众会这么想，“别告诉我为什么，你只要告诉我你自己买什么股票就行了”。第三，本书还会涉及你应该把哪些信息与别人共享，当你要在一辆车上花掉你大部分积蓄的时候，你面对的二手车推销员应该告诉你哪些信息？第四，本书还将讨论什么是理性和时间。现实世界中的理性并不是《纽约客》杂志编辑或者某些心理学家使用的一阶函数模型，而是广泛且深入地存在于你的生活中的数据。别误会，本书里讲的投资人暴露在“风险共担”的枪林弹雨中，并不是行为金融学里面的动机与后果问题。不！这是一个关于对称性的讨论，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搞砸了，那么你得承受一部分伤害，付出一部分代价。有鉴于此，本书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观动机分析、二手车买卖、道德伦理、契约理论、学术界以及现实世界的学习、[3]康德法则、政府权力、风险科学、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政府责任、社会正义、期权理论、基本人权、狗屎的供应商、神学……我还是住嘴吧！一个更准确的书名我曾经考虑过给本书起一个不同的名字，更加准确但也因之更无趣的名字，那就是“暴露在游戏中的另一面：被忽略的非对称性及其后果”，我喜欢惊险刺激的体验，不喜欢强加给读者一本从名字开始就平庸、正确却无聊的书，现在，遵循我本人倡导的风险共担中的互惠性原则，我邀请读者和我一起加入一场充满奇趣的思想旅程。只要读完60页左右的正文，读者就会发现“风险共担”中强调的对称性原则的重要性、普遍性和独特性。但是，我建议读者不要过多地纠结于为什么某个概念是重要的，过多地纠结于概念本身将妨碍你在实践中理解这个概念。除了不纠结于概念本身以外，阅读本书还需要直觉的帮助。一旦你在本书的启发下，凭直觉意识到那些平时被你忽略的非对称性，你将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惊奇，这种惊奇将帮助你反思自己平时的思考方式，有时候这种反思是痛苦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受益匪浅，并将更深刻地理解你所处的现实世界。为什么那些旨在保护少数族群的法规最终让大多数人感到不舒服？为什么所谓的普世主义最终害了它本该帮助的那些穷人？为什么当今世界被奴役的人比罗马帝国时代还多？为什么你的外科医生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试图帮助你的人？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更多地强调耶稣基督人性的一面而非其神性，后者不是基督和我们人类最大的区别吗？为什么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书中，总是充满了战争而不是和平，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难道不是和平时期吗？为什么你在经济和宗教方面获取的免费信息对你的帮助几乎为零？为什么有明显缺陷的候选人比毫无瑕疵的候选人看起来更可靠？为什么我们都崇拜那个反叛罗马帝国失败的迦太基英雄汉尼拔？尽管雇用了一批能干的人，为什么一个公司瞬间就倒闭了？为什么那些邪教总能在不同人群中收获一定比例的信众？外交事务是如何推进的？为什么你不该向有组织的慈善机构捐款（除非它们能像优步那样高效运转）？为什么基因和语言的传播方式不同？为什么一个群体的规模很重要（如果一个渔夫群体的规模发生变化，群体内部可能从相互合作转为相互争斗）？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几乎不研究个体的行为，而市场几乎与参与者的偏见无关？为什么只有理性才能在市场上生存，是什么机制让理性的投资人活了下来？什么才是承担风险的实质？对于我个人而言，到市场上去亲历“风险共担”，意味着我将体验到：人类的正义理想、个人的荣誉感、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其他事关人类生存的最宝贵的品质。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风险共担”意味着你必须坚信“实践出真知”，而且“实践是获得真理和获悉真相的唯一途径”。这应该成为读者阅读本书时谨记的法则，这条法则有助于你澄清当今世界上许多分歧所带来的误解。这些分歧包括：采取行动还是坐而论道、发表承担责任还是澄清动机、从事实践还是钻研理论、追求荣誉还是在意名声、发表真知灼见还是夸夸其谈、具体分析还是抽象总结、道德约束还是法律制裁、真材实料还是花哨包装、追逐利润还是循规蹈矩、提倡原创力还是执行力、藏锋敛锐还是招摇过市、为爱坚守还是被钱驱使、考文垂还是布鲁塞尔（欧洲的分裂还是统一）、奥马哈还是华盛顿（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真实的人性还是经济学模型中理性的人、动手创作还是编辑加工、老卡托还是奥巴马（恪守体制还是试图突破）、以学为乐还是以学为生、尊重科学还是唯科学主义、投身政治还是成为政客、为爱而生还是为钱而活、民主分权还是集中治理、依赖崇高的精神还是规范的文本、口碑营销还是广告大战、全身心投入还是口头表态，还有最关键的问题——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让我们从中抽取几对关系来做一下对比研究，由此读者就能理解为什么不同事物之间会有超越自身的广泛联系。[1] 要想知道为什么道德、风俗、技能和责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割裂开来，请考虑以下事实：当你对你的会计说“我相信你”的时候，你的意思是：（1）你相信他的道德（他不会参与远在巴拿马的洗钱活动）；还是（2）你相信他的会计处理能力；或者（3）两者皆是。整本书的意图就是要告诉大家，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很难把道德与知识和能力区分开来。[2] 劳伦斯·彼得·贝拉（Lawrence Peter Berra，1925—2015年），因其盘腿坐姿像在练瑜伽（Yogi），故绰号尤吉·贝拉（Yogi Berra），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捕手、教练和球队经理，球员生涯主要效力于纽约洋基队，常用朴素的语言说出生活的真谛，他也是卡通形象瑜伽熊（Yogi Bear）的生活原型。——译者注[3] 康德有关道德律令的三条法则：第一，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第二，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绝不只是用作手段；第三，作为自己和全部普遍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译者注安泰俄斯之死不要离妈妈太远。谁是大军阀？罗伯特·鲁宾和他的勾当。车祸现场般糟糕的系统。——————泰俄斯（Antaeus）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是大地女神盖安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他有个奇怪的爱好，那就是强迫路过他领地（利比亚）的人与他摔跤，而他最擅长的把戏就是将受害者摁倒在地，然后压死他们。这个血腥的爱好居然有一个虔敬的目的：用死者的头骨为他的父亲建造一座神殿。安泰俄斯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不过他也有短板，他那源源不断的力量都来自他的大地母亲，只要他和大地母亲分开，他就失去了他那不竭的力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练就了一项专门攻击安泰俄斯的本领，他把安泰俄斯举过头顶，使之脱离他的大地母亲，然后杀死了他。现在，请把安泰俄斯想象成“知识”，把他的大地母亲想象成“实践”，你怎么能让你的知识脱离实践呢？脱离实践的知识就像被托举到空中的安泰俄斯一样虚弱得不堪一击。不仅如此，你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可以脱离实践的具体事物。不脱离实践就意味着你必须和现实世界密切接触，就像你的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一样。你必须做到风险共担，才能理解这个市场。为此，你必须付出代价，承担后果，无论是赢是输，你都得接受。就像用你的皮肤直接接触粗糙的地面时，你会有擦伤的痛感，这就是你实践的代价。希腊谚语说：“Pathemata mathemata”（直译为：在痛苦中学习），意即学习知识必然是痛苦的，因为你只有在痛苦的实践中才能学到东西。我在另外一本书《反脆弱》中曾经提到过，大多数我们本以为是大学学者发明创造出来的“知识”，其实是能工巧匠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学者们的贡献仅限于记载和署名。那些我们通过摸索、试错和亲历得到的知识，相比那些我们通过推理、记忆和学习得到的知识更宝贵、更可靠，也更高明，因为后面一条道路使我们脱离了大地母亲，脱离了可以获得真知的实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把这个发现应用于制定政策。今天的利比亚让我们假设安泰俄斯的故事是真的。数千年之后，在安泰俄斯曾经统治过的领土上，经过了一场旨在“赶走独裁者”的政权更迭之后，利比亚的土地上出现的是更血腥残忍的一幕：奴隶市场。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抓来的极度贫困的人，在停车场上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家。造成利比亚今天悲剧的人，恰恰也是2003年主张入侵伊拉克的人，正是同一批人主张武装干涉他国。我可以在此列举几个著名的干涉主义者，他们是比尔·克里斯托尔和托马斯·弗[1]里德曼等人。而且他们正在呼吁对另一批国家实施这种所谓的政权更迭。其中就包括叙利亚，因为那里也有一个“独裁者”。那些干涉主义者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们，先是帮助某些组织创建、训练和支持伊斯兰激进派，然后他们又支持伊斯兰“温和派”，但这些所谓的温和派最终演变成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组织——没错，就是那个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炸毁纽约世贸双塔大楼的基地组织。奇怪的是，那些干涉主义者并不记得基地组织前身就是美国为了打击苏联而组建（并支持）的“温和派”。我们很快会看到，那些人的脑子里根本装不下这个推理的结果。所以，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尝试过一次政权更迭了，那里的情况现在糟透了。美国又在利比亚尝试了一次政权更迭，现在那里建立起了奴隶市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对“赶走了独裁者”这个结果感到满意。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医生为了提高患者的胆固醇水平，可以给患者注射“适量的”癌细胞，然后在患者死后骄傲地宣称自己打了一场胜仗，要是尸检报告显示患者体内存在大量胆固醇，那就更值得骄傲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医生是不会用这种致命的方法给病人治疗的。因为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医生们了解人体器官及其生理机能的复杂性。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不仅会对这种复杂性保持足够的敬畏，而且会秉承数千年来形成的医德操守和人类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千万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不要否定逻辑、知识和教育。因为更严谨的逻辑将告诉你，除非推翻所有的实际证据，否则，“政权更迭”就意味着奴隶制度或国家的衰亡（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典型的案例）。所以，那些干涉主义者不仅缺少对实际情况的正确感知，而且忽略了历史教训，更是连简单的推理都没有做好。他们只能在看似精致花哨、十分时髦，但也十分抽象的概念之间进行推演，并最终淹没在这些抽象概念中无法自拔。他们有三个缺陷：（1）他们只考虑静止的状态，而不考虑动态的机制；（2）他们的思考是低维度而非高维度的；（3）他们只想到了采取什么行动，而没有想到行动本身会有反作用。本书中，我们将会更深入地了解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书呆子的推论缺陷。干涉主义者的第一个缺陷，是他们把思维局限在一个步骤上，他们没有意识到事情总有连续性后果。其实，就连蒙古的牧羊人、马德里的侍应生以及旧金山的修车匠，都能够意识到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考虑第二、第三、第四乃至第N个步骤。第二个缺陷，是他们无法区分“统一整体”与“单一表现”之间的关系，就像身体是一个由多个维度构成的统一整体，而胆固醇水平则是衡量身体健康状况的某个单一维度的表征。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系统的运行方式很难用单因素实验来解释，在情况不甚明了之前就去触碰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他们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鲁莽。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急于对复杂问题给出简单方案，而且对问题本身也缺乏了解，他们把某些国家的贪腐独断和挪威或瑞典这些国家的廉洁高效相比，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此根本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个缺陷就是他们没有能力预测，他们无法预知被他们攻击的对象会因为他们的干预而产生怎样的变革，是否会因此而发展壮大。玩人丧德突发事件一定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焦虑和恐慌，有时候人[2]们称之为“黑天鹅”事件。有个固执的老家伙曾经写过一本同名书，里面讲得很透彻，即人们如果对后果不是很有把握，就不应该触碰、干涉或者阻止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行——尤其当你即将面对的不确定性后果主要来自负面损失，而非意外惊喜。其中最关键的非对称性是，那些干涉主义者本人根本不需要去面对、承受或解决这些糟糕的干涉后果。他们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待在恒温空调房间，照料孩子和狗，修剪草坪，整理车库就行了。试想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像那些干涉主义者一样不了解对称性却还要驾驶飞机，他不仅不能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且对即将面对的风险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还满不在乎。这样的飞行员会要了许多人的命！他最后会葬身于百慕大三角海底的某个地方，不再威胁其他人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干涉主义者还多承担了一些责任，并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我将“知识分子”的称号加在那些充满妄想、精神错乱的人的头上，他们从来都不对自己的行为或者建议的后果承担责任或付出代价，整天说一些非常时髦花哨的抽象概念（比如，他们喜欢谈论“民主”概念，但实际上他们鼓励“斩首”行动；“民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研究生院学到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你听到有人谈论一些深奥且抽象的概念时，你可以肯定他们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但其实他们受的教育不仅方向错误，而且远远不够，关键是你不能指望他们承担责任。如今那些无辜的人，比如雅兹迪人、生活在中东或中东附[3]近地区的基督教少数派、曼德恩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利比亚人，不得不为那些干涉主义者犯下的错误买单，而那些干涉主义者却坐在舒舒服服的办公室里享受空调。这违背了人类早在《圣经》记载之前，自巴比伦时代就开始奉行的“正义”信仰，同时它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结构。干预应该像给病人使用药物一样，其首要原则是“不造成伤害”（拉丁语为primum non nocere）；并且我们会证明，那些不承担风险的人根本不应该参与决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一直都很疯狂，但过去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这个世界，而现在我们有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声称“缔造和平”的干涉主义者，看看他们的和平进程是如何把巴以问题拖入僵局的。古之军阀亦有道矣“风险共担”这个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几乎所有军阀和好战分子本身就是真刀真枪上战场的战士，而且除了某些特例外，古代社会通常是由那些能够承担或者化解风险的人来推动的，而不是由回避和转移风险的人来承担这一重任。伟大的人物总是主动承担风险，他们承受的风险远比普通人大得多。罗马皇帝朱利安战死于波斯边境无休止的战争中——他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别以为只有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才亲自领军参战，那是因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都是由讴歌他们传奇事迹的历史学家堆砌起来的。而朱利安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例证：还有什么证据比穿透他胸膛的波斯长矛（当时他没有穿护甲）更能证明这个皇帝曾亲自在前线作战呢！他的前任之一瓦莱里安也曾经参加对波斯的战争，并在边境被俘，据说瓦莱里安曾被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当作上马的人肉脚凳来羞辱。还有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人们看到他脱去象征罗马皇帝的紫袍，和他的部下一起，高举利剑和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作战，他面对必死的结局保持了豪迈的尊严。虽然有传闻说土耳其人曾经向他开出过诱人的劝降条件，但一位有尊严的皇帝是不会考虑这个选项的。这些都不是历史中孤立的证据。本书作者做过统计并确信：只有不到1/3的罗马皇帝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只有很少几个罗马皇帝因衰老而死，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大多数罗马皇帝之所以没有活得更长，是因为他们要么死于对外征战，要么死于宫廷政变。即使在当今世界，君主的合法性仍然依赖于“皇室和贵族为国家承担风险”的社会契约。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4]国皇室成员安德鲁王子驾驶着直升机在前线作战时，承担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风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源于一个古老的社会契约，即贵族的特殊地位源于他对其领地上平民的保护，他用承担风险的代价换取了自己的优越地位，所幸的是，无论是英国王室还是平民，他们依然记得并奉行着那份社会契约。如果你不能为人民承担风险，那么你无法成为他们的领袖。罗伯特·鲁宾的勾当有人也许觉得推翻我们头上的贵族就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一个由官僚，而不是贵族主导的体系中，一个人的行为和他本来需要为此承担的后果被轻易地分开了。有人会问，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天然会造就不用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官僚，那我们该怎么办？好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分散权力。委婉地说，就是地方化，以减少那些得以从自身错误给别人造成损害的后果中被豁免的决策者。分权基于这样一种朴素的理念，让那些不为自己的决策承担后果的人只能做一些影响较小的决策，而不是让他们做影响巨大的决策。所以，分权的体制能够减少体制内那些后果严重且影响剧烈的非对称性。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即使我们不分散权力和分配责任，分权也会自然发生，但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风险后果”和“责任权力”之间相互不匹配的系统会慢慢积累不平衡，并最终垮掉。它如果垮掉以后能以某种形式重生，就会以分权这种方式实现自我修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系统中隐藏的非对称风险经累积后爆发导致的。那些银行家以及风险转移大师们，用那些只在论文中才能成立的风险模型，把一系列有爆炸性风险的资产包装起来，并从中获利。他们采信的模型离开了稿纸根本不起作用（学者们没有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所以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风险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危机爆发以后，这些既得利益者又援引我曾经在《黑天鹅》一书中提出的不可预见的破坏性事件来为自己辩解，并保留了自己在危机前获得的巨额收入。这就是我所说的“罗伯特·鲁宾的勾当”。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罗伯特·鲁宾的勾当”。罗伯特·鲁宾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你刚刚用来买咖啡的那张钞票上就有他或他同事的签名。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10年里，从花旗银行收获了超过1.2亿美元的报酬。当银行陷入破产危机时，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把银行救了回来，而他根本没有掏过自己的钱，他以随机性为借口，从中赚够了钱。银行没事儿的时候，他大把赚钱；银行出事儿的时候，他说这事儿要怪“黑天鹅”。罗伯特·鲁宾不承认他把风险转嫁给了普通纳税人，比如，西班牙语女教师、公立学校的文员、罐头厂的主管、素食营养顾问和地方助理检察官的秘书，是这些人替罗伯特·鲁宾承担了本应由他承担的风险和损失。最糟糕的还不止于此，公众由此对自由市场失去了信心。公众把腐败和任人唯亲归罪于放任自由的市场，而事实恰恰相反，是政府的干预造成了贪污腐败，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风险匹配原则，使得市场的受益者、决策者和参与者可以脱离“风险共担”，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并攫取利益。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奥巴马政府也和前一届政府一样，努[5]力想要保护类似于“鲁宾的勾当”和寻租的银行家们，但是承担“共担风险”的业务开始向小型对冲基金这样的机构转移。这个转变源于原有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过度官僚化，令人不堪重负，监管部门每天处理文件就像洗牌一样（他们的工作就是像洗牌一样洗文件）。尽管他们出台了上千页的银行监管文件，却根本没有体现金融机构经营者的风险和收益应该互相匹配的“风险共担”原则。而现在的对冲基金管理者拿出自己一半的净资产和客户的资产放在一起。这就使得他们或多或少地匹配了风险和收益，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意味着船要是沉了，他们会一块儿完蛋。学会做减法如果你想要找出整本书的重点部分，那它就在这里了。干涉主义的案例是我们故事的核心，因为它展现了缺少风险共担机制会造成伦理方面和认知方面的双重影响。我们发现干涉主义者从不吸取教训，这是因为他们不是自己错误的受害者，并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只有经历过疼痛才能体验并学会真知：那个允许银行家向普通人转嫁风险的体系，就是那个阻止监管者亲历“风险共担”并学会真知的体系，这两者是同一个体系。说得更确切一点：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人他错了，只有现实才能教育他。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现实并不在乎对错和输赢，生存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副作用就像诅咒一样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上有能力把问题解释得头头是道的人越来越多，但凭借亲身经历真正理解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所以，学习并不是我们在学校（其实它戒备森严得像监狱）中教给孩子们的东西。生物学认为，学习是通过代际筛选来实现的，进化筛选出来的幸运儿把他们这一代习得的知识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参与“风险共担”就是参与进化过程，而正如参与进化的物种始终面临着灭绝的风险，参与“风险共担”的人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我认为：没有“风险共担”，就没有进化。最后这一点十分明显，我经常遇到那些从来没有亲身参与过“风险共担”的学者在奢谈什么进化论，与此同时，他们却拒绝真正符合进化论的“风险共担”的原则，即“决策者须亲历风险并承担后果”。他们拒绝接受洞悉一切的造物主早就安排好的进化机制，却想要改用自行设计的一套体系，难道他们能像造物主一样洞悉一切且预知后果吗？一般来说，人们越崇尚所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或者同样神圣的大公司），他们就越讨厌“风险共担”；人们越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力，就越讨厌“风险共担”；越是喜欢西装革履的人，就越讨厌“风险共担”。回到我们的干涉主义案例上，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不从自己或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其结果就是这个系统会自动筛选出那些不容易犯错的人，并淘汰其他容易犯错误的人。整个“风险共担”系统会通过淘汰犯了错误的失败者来实[6]现自我进化，这就是进化过程中筛选的力量。如同前文所提到的，许多不称职的飞行员现在躺在大西洋海底，许多爱冒险的司机现在躺在绿树环绕的安静墓地里。交通变得更安全并不是因为人类从错误中学到了什么，而是因为系统本身淘汰了犯错误的人，并由此得到了改善。系统的进化模式与人类不同，它建立在筛选的基础之上。总结一下：“风险共担”用淘汰傲慢自大者的办法，约束了人类的傲慢自大倾向。现在，让我们对绪论的第二部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考虑一下有关对称性的概念。[1] 真可惜！在支持干涉利比亚的名单中偏偏不包括大力神赫拉克勒斯。[2] 老家伙，应为作者本人的谦称。——译者注[3] 曼德恩人，诺斯替（Gnosti）教派信徒，其后裔在伊拉克。——译者注[4] 安德鲁王子，即约克公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二个儿子。——译者注[5] 寻租就是试图通过保护性条款获得某项特权，使得自己不必参与任何经济活动而直接获益，而且不增加他人的财富。后面内容介绍的胖子托尼是这样定义寻租的：寻租就像被迫向黑手党交保护费，却得不到任何好处。[6] 筛选的力量，相较于什么是对的，我们更清楚什么是错的，并且这种认知会在筛选中累积。同样，知道事情错在哪里，然后再去弥补会比较容易。在检验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方面，减法比加法更有效，因为给一个正在运转的系统做加法可能看不到什么效果，或者反馈回来的信息反而变得更复杂。有关内容在《反脆弱》一书中有更深入的探讨。对称性由超级专家来评判专家。娼妓、良家妇女和业余演员。法国人与汉谟拉比。大仲马永远是个例外。——————从汉谟拉比到康德到最近的知识化浪潮到来之前，以“风险共担”为核心的直对称性始终是有组织社会的主要规则。事实上，早在人类出现以前，这一规则就已经广泛适用于高度进化的自然界。换句话来说，自然界必须有这种对称性法则，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于“向无辜者转移风险”的行动，从而导致自然界的系统崩溃，乃至生物大灭绝。其实，古往今来，我们人类的任何一条法律、任何一项教谕，都是基于“对称性”原则的，我们试图纠正不平衡或弥补非对称性。让我们跟随汉谟拉比和康德的脚步，简明扼要地梳理一下“风险共担”中的对称性规则是如何随着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成熟起来的。巴黎的《汉谟拉比法典》约3 800年前，汉谟拉比将他颁布的法典镌刻在石碑上并放置于古巴比伦中心的公共场所，其目的是让所有识字的人都能读到这部法典，或者经由他们念给不识字的人听，以便共同遵守这部法典。这部法典共包含282条法令，被认为是人类现存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它的核心思想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建立对称关系，以防止有人转嫁隐藏的“尾部风险”或阻止罗伯特·鲁宾那样的勾当。实际上，罗伯特·鲁宾玩的勾当已经约有3 800年历史了，相应地，反制这种非对称风险的规则也约有3 800年了，二者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时出现。什么叫“尾部风险”？它其实是指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从钟形的概率分布图上看，就是靠近两端的极低概率事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一开始就把这种事件称为“尾部”，反正这个名词很早就被这么固定下来了。《汉谟拉比法典》至今广为人知的一条法令是这样的：“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该被处死。”其中的道理其实与金融交易员是一样的。建筑师（或者交易员）隐藏风险的最佳地点就是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他们试图掩盖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罕见事件的脆弱性，并且随时准备在事件崩溃到来时远远地躲开。我快毕业的时候，一位满面红光、爱酗酒的英国银行家曾经主动给我一些职业建议，他告诉我：“我只发放长期贷款，等贷款快要到期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离开。”他在某国际银行工作，并且每5年就换一个国家，以继续玩他的把戏。据我所知，他每10年换一任妻子，每12年换一家银行。事实上，他大可不必如此惊慌，因为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打算追讨那些表现不好的银行家已经拿到手的巨额报酬。在这方面，瑞典在2008年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著名的“同态复仇法”，也就是“以眼还眼”的规则，同样来自汉谟拉比法典。当然，这里所说的“以眼还眼”是一个比喻，不是字面意思，你不必真的挖掉一个人的眼睛，所以这条法令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呆板。在某次关于犹太法典《塔木[1]德》（Talmud）的讨论中，一位犹太拉比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执行，那么一个独眼的人在弄瞎一个正常人两只眼的情况下，只需接受挖一只眼睛的惩罚，而盲人犯同样的罪行将完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样望文生义地执行法典的做法，反而违背了法典本身依据的对称性原则。再比如，某无名小卒杀死了一个英雄人物的案例也不能按照“以眼还眼”的字面意思去判决。同理，即使鲁莽的医生在手术中弄[2]错了需要截肢的腿，你也不必去砍掉他的腿。拉尔夫·纳德提供了解决此类事件的一条途径，那就是依据侵权法律为受害的一方寻求赔偿，依据法庭审判的结果而不是政府颁布的规章对犯错误的医生进行惩罚，这样可以充分保护消费者和公民免受政府机构滥用权力的侵害。当然，法律体系本身并非尽善尽美，也可能滋生寻租团体，但是我们即使对律师有再多的抱怨，也好过没有律师帮助我们。实际上，一直有经济学家指责我想逆转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银行业破产保护制度，更有甚者指责我想把银行家们送上古老的断头台。其实我的本意并非如此，我只是希望通过施加某种程度的惩罚，使得罗伯特·鲁宾玩的那种勾当因风险过高而失去吸引力，从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要列举只有在法国才能见到的奇珍异宝，那么镌刻着《汉谟拉比法典》的那块灰黑色玄武岩石碑残片绝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它被安放在巴黎的卢浮宫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些通常来说显得比我们更加博学的法国人，似乎对这块儿石碑知之甚少，或许只有那些手持自拍杆的韩国游客听说过它。我参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之前，曾经在同一座博物馆的一间会议室里向法国金融家们讲解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也就是“风险共担”。在我之前发言的是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尽管他的相貌（甚至性格）像极了美索不达米亚雕像上的那些智者，但他的演讲却缺乏“风险共担”的思想。那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我不无讽刺地向现场听众说道：在4 000年前，我们对能够防范金融风险的“风险共担”思想理解得更深刻，也运用得更娴熟，而且那块儿蕴含着深刻智慧的石[3]碑就在距离我演讲台300英尺的地方。然而，令我大失所望的是，尽管那些法国金融家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但他们都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没有人意识到《汉谟拉比法典》的意义不仅远远超越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缘政治，而且蕴含着“风险共担”的思想以及银行家应该被追责的朴素真理。表1展示了从汉谟拉比以来对称性规则的演进过程。表1 对称性规则的演进资料来源：来源于塔勒布和桑迪斯，2016年整理。银律胜于金律我从左向右逐一解释一下表格的内容，《利未记》简直就像是抹了蜂蜜的《汉谟拉比法典》。“金律”的意思是，以你想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他人。而表格中未列出的银律却比金律更[4]牢不可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说银律比金律更牢不可破？首先，它告诫你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替他人决定什么对他有利（即金律没有排除这样一种逻辑可能：你单方面把你误以为对他有利的事情强加给了对方）。事实上，相对于判断什么是有利的，我们更清楚什么是不利的。其次，银律从另一方面提示了金律。我每隔三个星期去理一次头发，我发现让那位操着意大利口音的理发师在我原来头发的基础上剪短一些，远比让他给我尝试新发型更靠谱，而且也不容易出错。现在我们来谈谈如何对待“其他人”。就像这里的“你”可以被视作个体的“你”，也可以被视作集体的“你们”一样，“其他人”可以是一个人、一支篮球队，或者是美国东北部意大利裔理发师协会。“其他人”这个词，泛指个体的“他”和群体的“他们”，当我们把“其他人”当作群体概念使用时，群体内的每个成员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有可能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产生交集并形成新的群体，因此这一概念可用于各种规模的人群、部落、社会、社会群体以及国家等。正如个人应当以“待己之心”去对待他人，且避免虐待对方一样，家庭作为一个“单位”也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其他家庭。这一点同样可以且应该被应用于国家之间的交往。睿智的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曾经告诫过我们，一个国家应当依照银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去对待其他国家（前面讲到的干涉主义者应该为此感到羞愧）。伊索克拉底写道：你认为比你强大的国家应该如何同你打交道，你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和比你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没有人比伊索克拉底更好地阐释了对称性的概念。他活了100多岁，在90多岁的时候还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赋予了金律一个生动的解释：你希望你孩子将来如何对待你，你就用这种方式对待你的父母。以直言不讳而著称的棒球教练尤吉·贝拉提出了对称关系的另一个例证：我去参加别人的葬礼，别人才会来参加我的。当然，这个解释的引申版本也会同样直白有效：你希望你的父母如何对待你，那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自己的孩子。[5]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背后的理念，就是要建立一种类似银律的对称性。你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只要你也允许我拥有；你有权反对我，只要我也有权反对你。实际上，如果在表达己见方面缺乏这种无条件的对称性，那么民主就不能存在：民主制度面对的最大威胁是，以某些言论可能伤害他人为由，试图去限制这些言论。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就会使民主滑向深渊。这些限制并非都来自国家，也有可能来自用媒体引导舆论的“思想警察”所建立的强权文化。摒弃普世主义将对称性应用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之中，我们就能得出美德，现在则称之为“道德伦理”。表1最右一栏中的规则就是[6]伊曼纽尔·康德的“道德律”。我将其简化为：“如果其他人在相同条件下也会做出相同行为，那么你就去做吧！”康德还说：“对待自己一如对待他人，这不应该成为你做人的手段，而应该是你作为人的目的。”康德那些深邃但拗口的教诲总是令事情变得很复杂，而太复杂的事情往往都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大问题。所以我们跳过康德那些极端复杂的方法，因为：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