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美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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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圣书：悦读《论语》试读：
“中华经典悦读丛书”序
这是一套献给社会公众、海外读者，也是献给青少年朋友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丛书。
博大久远的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过往的5000余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缤纷灿烂的中华文明；饱经沧桑的中国，遍受误解的中华文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创造了影响世界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制度，也备受关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有前行力量的来源，离不开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支撑中国道路选择的、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决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怀、平凡生活的，是中国古典知识系统中的思想和理念，而承载和表达中国古代思想理念的，是我们必须尊敬和了解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
所谓经典，是先哲创造的，给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和生活方向的思想智慧、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系统演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样态、制度安排、价值选择、日常规范、生活程序、情感气质、文化创造。对于当下的人群而言，则呈现为“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章太炎语）的一些古代思想和文化著作。
所谓经典，它承载着先哲清澈的智慧、广博的经验，并经历了历史的洗炼和时间的考验，对当下和未来有广泛的阐释理解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提供典范。
中国哲学经典，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各种思想形态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天空中不灭的星辰，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的主旋，也是中国先贤圣哲在颠沛造次、兴灭继绝的历史进程中的时代担当和心灵自传。
有鉴于此，我们将201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进行了扩充，仍然以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为基点，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历程为纵向线索，以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作者行谊、主要关切、主体内容、历史贡献、文化影响、当代价值等为横向线索，将《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中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每部经典的概括性介绍扩展为更为详细具体和充分的著作，以便读者能够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需要说明的的是，我们选取的这些著作远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全部，也不一定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代表性，只是猜想这些作品能够以点带面，以作品和作者为中心，折射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体风貌。尤其是《颜氏家训》，虽不一定达到“哲学经典”的严格要求，但我们还是从中国家庭观念、血缘亲情这个角度，介绍这部影响中国家庭生活哲学的作品。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我们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感官文化、同质化平面化的生活裹挟时，东方中国先哲对于世道人心的关切，对于人间温情的呼唤，对于平治天下的预设，对于民胞物与的愿景，或许是解救现代社会和人生种种问题和焦虑的精神资粮和“支援意识”。同时，现今又是各种信息大量充斥、知识碎片化、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快节奏高效率已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疲惫的心灵渴望得到先贤智慧的浸润而又力不从心，甚至浮躁的心灵瞥见那些充满智慧但却生涩的文字即会望而生畏。繁忙的生活、紧张的节奏、沉重的压力、快餐式的知识浏览，已经使人们的心灵与经典的距离渐行渐远。
以此之故，我们结合现代人的实际，试图倡导一种经典的“悦读”方式。所谓“悦读”，旨在通过轻松的阅读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亲近经典，在润物无声的快乐享受中了解经典的内容，进而领会和体验经典的博大智慧。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力求避免过于学术化的艰涩表述，尽量通过通俗易懂浅显活泼的语言和表述方式轻松传达经典的思想和精神，真正做到读中有“悦”，因“悦”而读。
古老的中华文化在历尽沧桑之后又迎来复兴的春天，在价值与文化多元并存的今天，古老的中华文化也再次为世界所瞩目，当我们希冀中华文明继续贡献于人类社会，并寻求与全球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交融时，中国《周易》“变”的思维、《论语》的“仁者爱人”、《老子》的“道法自然”、《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如此等等，足可以让我们抖擞文化自觉和自信，足可以让我们成为人类文明的传灯者，足可以让中国哲学经典的烛光回向这个繁华与迷乱的世界。王月清 暴庆刚
引子
孔子像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公元前479年3月4日（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享年73岁。孔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道德家之一，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创私学，删《诗》《书》，定《礼》《乐》，序《易传》，修《春秋》，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有“天纵之圣”、“天之木铎”之美誉，后世统治者更是充分肯定了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的卓越历史功绩，尊其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宋代儒者朱熹曾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品味现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孔子及其思想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着的极其深远的影响。一孔子其人
有关孔子的生平记载，可供查阅的历史文献较多，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争议。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出生于贵族后裔，不过因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只能在母亲的教育与引导之下，通过勤奋好学来改变自身命运。令人惋惜的是，孔子一生虽学有所成、博学多能，但终因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在周游列国长达14年之久的历程中未遇良主，无法实现自己立身行道、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在百般无奈之下，晚年回到父母之邦——鲁国，做些整理文献和教书育人的工作，开中国民间教育之先河，终成至圣先师，万古师表。（一）圣人之后孔子先祖微子启
孔子的远祖是商代的王室。其先祖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哥哥，周武王灭殷后，封微子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根据《左传》的记载，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弗父何原本应当做宋之国君，但后来却主动让给了弟弟鲋祀，即宋厉公，弗父何为卿。弗父何便是孔子的十代祖。孔子的祖先开始由王室世家变为诸侯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为孔子七代祖，据钱穆先生的《孔子传》所述，正考父辅佐过宋戴公、武公、宣公，三朝皆为上卿，他还曾校定《诗·商颂》12篇，以谦恭节俭，德高望重著称于世。在其去世后，鼎铭文曰：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
表现出极高的谦卑精神和德性修养。这样，孔子的祖先就由诸侯之家变成了公卿之家。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孔子第十代祖先弗父何
宋穆公在位时，任命孔子六代先祖孔父嘉做大司马。按《周礼》的规制，“五世亲尽，别为公侯”，大夫不得祖诸侯。孔子的六代先祖为孔父嘉，孔父是其字，嘉是其名，他的后代就他的字“孔”为姓，从此都姓了孔。后来，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孔父嘉也在宋国的宫廷政变中遇难。于是，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孔氏便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木金父生祈父睾夷，祈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于是，孔子的先祖便由公卿之家沦落成了士族之家。叔梁纥即是孔子的父亲。所以，《春秋左传·昭公七年》中，鲁国贵族孟僖子称孔子为“圣人之后”，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孔子出生处夫子洞
根据相关典籍的记载，叔梁纥年轻时娶妻施氏，连续生了九个孩子，全是女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儿子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无奈之下，叔梁纥只能娶妾，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不过遗憾的是，孟皮生下来脚就有毛病，是个跛子，不能为嗣。面对这样的打击，已经是60多岁高龄的叔梁纥几近绝望，不过行武出身的他有着未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和勇气。他甚至不顾礼法的约束，毅然决然地求婚于当时的颜氏家族。此时的颜氏家有三个女儿尚未出嫁，面对这门亲事，颜父也不想自作主张，于是主动前去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得到的结论是，两个大女儿都不答应，唯小女颜徵在首肯。此时的叔梁纥已66岁，颜徵在还不到20岁，年龄相差悬殊，按照当时《周礼》的规定，年过64岁结婚，就违礼，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用了“野合”一词来描述孔子的父母这种不合礼仪的婚姻。年迈的叔梁纥终于抓住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婚后，两人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生下了健康的孔子，遂了叔梁纥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据记载，在孔子出生之前，其母曾祷于尼山，而且孔子生而头上圩顶，故名“丘”，孔丘之名便开始出现于中华大地之上。（二）敏而好学
孔子的父母之邦为鲁国，在周王朝建立之后，鲁国为周公之子伯禽封地，因周公父子崇尚礼乐，因此鲁国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以“礼乐之邦”著称于各诸侯国之间。据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赞叹不已。鲁昭公二年（前540）晋大夫韩宣子访鲁，在参观了鲁国的藏书之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孔子就是出生并成长于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浓厚的诸侯国。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但凡能成大事者，人生多半坎坷。孔子也不例外，在他才三岁时，叔梁纥就去世了，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颜徵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自幼在鲁国礼乐文化的熏陶与慈母的谆谆教育之下，幼年的孔子就表现出对礼乐文化极大的兴趣与爱好之情，甚至于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以此作为一种游戏。孔子自幼勤学好思，按照他自己的话说，15岁即“志于学”。他曾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可见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对于未知的世界永远保持一颗好学之心，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在他17岁时，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的母亲离世了，这对饱受家庭破碎之苦的孔子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苦难面前，孔子并没有被压垮，由于自幼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和“士”的精神传承，孔子十分明白“礼”的规矩和精神，深谙为人处世的道理。按照当时的礼制，沉着、稳重地处理好了母亲的治丧之事，将父母合葬于防（今曲阜东防山）。此后的孔子只能独自面对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面对来自生活中各方各面的压力。为了谋生，年幼的孔子只能外出努力工作，先后做过“委吏”（主管仓库）和“乘田”（主管牛羊放牧繁殖）等差事。在工作中，孔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积极进取，卓有成效，在鲁国的国都——曲阜社会中留下了良好口碑，得到了贵族阶层的关注。譬如在孔子19岁那年，他迎娶宋国女子亓（齐）官氏为妻。第二年儿子出生，当时的鲁国国君昭公知道这个消息后，还亲赐一尾鲤鱼给孔子，于是孔子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鲤，字伯鱼。孔府内院
做了父亲后的孔子并没有在读书、工作中有所懈怠，安于天伦之乐，而是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一贯作风。正是有这样一种好学之心和对知识的渴望，孔子从不放弃向他人请教的机会。据载，在孔子27岁时，鲁国的附庸国郯国的郯子来鲁朝见的时候，鲁大夫问及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做了仔细回答。知道这件事情后，孔子就前去拜见，请教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倒是真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论语·八佾》篇中还记载，孔子因精通礼仪而闻名于鲁国，然而“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有人见此就说：“谁说陬大夫的孩子懂得礼啊？进入太庙，遇事就问这问那。”孔子听到了这样的评论之后说，“这才是礼啊”。在孔子看来，“礼”的精神就是做人要勤学好思、谦虚谨慎。他自己就曾说过：“我并不是生下来就有学问的，我的学问是通过勤奋刻苦学习得到的。”最能代表孔子敏而好学的故事是孔子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学琴，据记载，孔子向师襄学琴，学了十来天的时间，还是在重复演奏着同一首曲子。师襄就对他说：“这个曲子你已经学会了，可以学新的曲子了。”孔子说：“曲调虽学会了，但是奏曲的技巧尚未学好”。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你的技巧也学会了，可以学新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神趣。”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你已经领会了这首曲子的神趣，可以学新的曲子了吧。”孔子说：“我还没有体察到作曲者为谁，并想象到其为人风貌呢。”又过了段时间，孔子仰着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已经体察到作曲者的风貌了，他的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好像一个统治四方侯的王者，除了周文王又有谁能够如此呢？”面对孔子的言语，师襄立马站起来作揖：“对啊，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说此曲名为《文王操》。”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不仅聪明异常，还具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以及勤奋好学的品质。
为了加深对“礼”的认知，孔子还曾经在鲁国大夫及国君的帮助之下，不远千里到周朝的首都雒邑学习考察“礼乐”文化，相关典籍还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聃”。老子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学问精深，声名远播。生活在鲁国的孔子作为晚辈，有勤学之志，尤其是对于礼乐文化情有独钟。在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南宫敬叔说：“我听说老子博古通今，通晓礼乐的起源，明白道德的归属，那么他就是我的老师，现在我要到他那里去。”南宫敬叔回答说：“我遵从您的意愿。”于是南宫敬叔向鲁国国君汇报了孔子的想法，他说：“现在孔子将要到周国去，观看先王遗留的制度，考察礼乐所达到的高度，这是大事业啊！您何不提供车子资助他呢？我请求和他一起去。”鲁君说：“好。”于是，送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派了一个人侍候他、给他驾车。南宫敬叔和孔子一起到了周都，孔子向老子询问“礼”，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之后孔子又向苌弘询问乐，走遍了祭祀天地之所，考察明堂的规则，察看宗庙朝堂的制度。于是感叹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圣明，以及周国称王天下的原因。”离开周都时，孔子向老子辞行。老聃送至馆舍之外，说：“我听说富贵者拿财物送人，仁者用言语送人。我虽然不能富贵，但私下用一下仁者的称号，请让我用言语送你吧！凡是当今士人，因聪明深察而危及生命的，都是喜欢讥讽议论别人的人；因知识广博喜好辩论而危及生命的，都是喜好揭发别人隐私的人。作为人子不要只想着自己，作为人臣要尽职全身。”孔子说：“我一定遵循您的教诲。”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孔子问礼于老聃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以往我们对孔子的关注都集中于他“学文”的方面，忽视了他也有“习武”的一面。在春秋时代，君子、士大夫都是能文能武，既能上马打天下，又能下马治天下。这跟他们从小受到的训练是分不开的，比如“小六艺”就是每一个男子必须学习的最基本技能。此外，通过分析现存史籍，孔子的祖上曾是殷商王朝宋国君主，殷人有尚武的传统，作为殷人的后裔，孔氏家族一直有习武的传统。所以《论语·子罕》篇记载，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地位低贱，所以会许多卑贱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不会多的。”再比如，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了，则对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有人赞美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言外之意是说，只会舞文弄墨，却没有一技之长，孔子对此颇不以为然，所以他干脆就说自己驾车不错。在孔子为政的过程中，尤其在“齐鲁之会”与“堕三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英武果敢，能够发现他有深厚的习武经历。有学者就指出，“‘军旅之事’乃是孔子世传家学，孔子既出身于这样一个‘士’的家庭，必然带有父辈的遗传气质，不能不受其久远的武事家学的熏陶和影响。”再比如在孔门弟子中，像冉有、子路、樊迟等都是能够带兵的军事将领，他也以“射”、“御”等属于武道的科目传授弟子，这些都说明原始儒家具有崇武、尚武的要求。（三）仕途坎坷“学而优则仕”，既是孔子对学生的教诲，也是自己人生的追求。综观孔子的一生，他都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之心。年少之时，他曾做过管理仓廪与管放牧牛羊的差事，所以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不过，这都是些比较低级的管理工作，不能算是真正的为官。之后，孔子曾有一次比较好的机会，那就是在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孔子因为名气较大，对于“礼”较为精通，得到了被召见的机会。两人在一起讨论了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优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命”，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严格地说，孔子仕鲁的时间只有四年时间，约从公元前501—前497。《史记·孔子世家》指出，“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在鲁国做了三次不同的官，一次是中都宰（中都县长），一次是鲁国的小司空，一次是鲁国的大司寇。
鲁定公9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的孔子已经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在孔子的治理期间，不仅让人民富裕起来，而且在教育上下大功夫，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制定了养生送死的制度：
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掉，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孔子家语·相鲁》）
对于孔子这一年的政绩，司马迁曾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也就是说，孔子在中都这个地方，施政才一年的时光，四方都纷纷前来效法。一年之后，孔子因政绩卓著，很快被升为小司空。《孔子家语·相鲁》记载：孔子为司空期间，“根据土地的性质，把它们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地、沼泽五类，各种作物都种植在适宜的环境里，都得到了很好的生长。”不久之后，鲁定公十年初，孔子被任命为与三卿并列的司寇，在此期间，孔子的政绩主要有夹谷之会的胜利。根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十年春天，鲁国同齐国讲和。夏天，鲁定公和齐景公在祝其会见，祝其实际上就是夹谷。孔子担任傧相。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懂得礼仪，但是没有勇气，如果派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能够如愿。”齐景公听从了犁弥的话。孔子带着鲁定公往后退，并说：“士兵们快拿起武器冲上去！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而华夏之地以外的夷人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会合的本意。华夏以外的人不得图谋中原，夷人不得触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样做对神灵是不吉祥的，对德行也是伤害，对人却是丧失礼仪，国君一定不会这样做。”齐景公听了这番话后，急忙叫莱人避开。即将举行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我们，就按此盟誓惩罚。”孔子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却要让我们供给齐国的所需，也要按盟约惩罚。”齐景公准备设享礼款待鲁定公。孔子对梁丘据说：“齐国和鲁国从前的典礼制度，您怎么没听说过呢？盟会的事已经结束了，而又没有设享礼款待，这是让办事人辛苦了。再说牺尊和象尊不出国门，钟磬不能野外合奏设享礼而全部具备牺象钟磬，这是抛弃了礼仪；如果这些东西不备齐，那就像用秕稗来款待，是国君的耻辱；抛弃礼仪则名声不好。您为什么不好好考虑一下呢？享礼是用来发扬光大德行的。不能发扬光大，还不如不举行。”结果齐景公没有举行享礼。冬天，齐国人向鲁国归还了郓邑、瓘邑和龟阴邑的土地。
夹谷之会的胜利给孔子带来了极高的威望，于是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由大司寇而受季桓子的委托，代理季桓子处理国事并参与国事的讨论。入职不久，为改变“陪臣执国命”的鲁国现状，和“忠君尊王”的思想，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不过最终因为三桓的激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的默契被打破，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四）周游列国
公元前497年，孔子离开鲁国，为了寻找机会，实现自己“仁政德治”的理想，历经14年之久，周游于列国之间。根据汉代王充的考证，孔子主要访问了卫国、陈、曹、宋、郑、蔡等国家。孔子周游历国地图
孔子出游的第一站，选择了卫国，居住在卫国国都帝丘，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国最早是周公弟弟卫康叔的封国，孔子曾说：“鲁和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的政事）一样”，对卫国充满好感。总的来看，在孔子拜见的大小国君中，卫灵公对孔子最为优厚，虽然孔子在卫国也没有得到重用，但是每当他在别的诸侯国处境不利时，总是第一时间返回卫国，他在那里几进几出，呆的时间也最长，发生的故事也最多。当时，卫灵公在位，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由此还阐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论语·子路》篇中记载说：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来到帝丘后，卫灵公按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给予他俸禄，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加上卫灵公并不是大有作为之君，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孔子先在卫国住了约十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气愤之下，孔子带领诸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刚到达匡邑，孔子因为和曾经欺压匡人的阳虎长得很像，就被匡人围了起来。误会才消解，从匡邑解围出来的子路一行到了蒲邑，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又被当地群众所围，幸得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只能又返回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就高高兴兴地亲自出城迎接孔子师徒一行。坦率地说，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孔子看到卫灵公不能用他，曾感叹道：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论语·子路》）
无奈，孔子重礼轻刑，卫灵公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卫灵公那妖冶淫荡的南后却招见孔子；最让孔子难受的是灵公与南后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孔子对他也只有失望，于是再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之叹。由此，孔子再次决定离开卫国前往晋国投奔赵简子，可是还没有到达晋国，就在大河边听说赵简子杀害了两位贤人，只能感叹所投非人，又返回卫国，然后去曹。但曹国又不容，遂往宋。颜回
在去往宋国的路上，曾与弟子们习礼于檀树之下，宋国权臣司马桓魋因从前孔子批评过他，赶来把树砍倒，欲加害于孔子。孔子只好微服而行，匆匆逃亡，慌乱之际弟子们都逃散了，落得独自一人立于郑国的东门之外。子贡四处打听孔子的下落，有人说：“东门外有个人，两腮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禹，然而更像落魄潦倒的丧家之大。”子贡意识到这就是孔子，师徒才重新相聚。可是，郑国也不待见孔子，他们只能又到陈国去。虽然孔子因其博学多才得到了陈公的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公元前489年，吴伐陈，楚来救，陈国大乱，孔子只好再一次带领弟子向南奔蔡国进发。刚到陈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七日，粮草断绝，随从大多病倒，一个个郁郁寡欢，甚是狼狈。子路等有感于屡遭挫折，对孔子之道也产生了怀疑，只有颜回深信孔子落得如此下场是这个时代国君的悲哀。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楚昭王欲重用孔子，派特使带着重金来聘，欲将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然而，因为令尹子西的反对而没能变成现实，不久楚昭王死。无奈之下，孔子只好又回到卫国，但仍不见用。四处碰壁的遭遇与磨难，让这位垂暮老人，难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在冉有的建议下，鲁国当政者季康子“以币迎孔子”，把孔子迎回鲁国，尊为国老。孔子这才结束了漫长的流浪生涯，谱写了周游列国的悲壮之举。（五）教书育人吴道子《孔子行教图》
孔子一生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上，他打破了教育垄断，成为开创私学的先驱，对中国教育事业影响至深。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关于孔子门下弟子数量的统计有不同说法，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也就是说，孔门弟子有3000人之多，其中学习比较优秀者有72人。而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也就是说，真正得到孔子真传，能得到登堂入室级别的弟子有77人，不过，72人说多为后世所认同和传诵。
从《论语》一书中所出现的有关弟子的记载以及对相关辅助资料的研究后可以发现，从时间上看，孔子教书育人的战线拉得比较长，弟子们入门有先有后，所以在这些弟子中间，又可以分为好几期。我们认为，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早期从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七八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门徒还不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中有比他只小6岁的颜回的父亲颜无繇（字季路），有比他只小9岁的仲由（字子路），还有冉耕（字伯牛）、漆雕启（字子开）、闵损（字子骞）等。中期是自孔子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鲁定公孔子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18年的时间。这18年中，孔子虽然有四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止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随着孔子的名气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当中除了有来自鲁国的学生之外，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冉雍（字仲弓）、冉求（字子有）、宰予（字子我）、颜回（字子渊）、巫马施（字子旗）、高柴（字子羔）、宓不齐（字子贱）、端沐赐（字子贡）等大多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第三期弟子主要是孔子在周游列国之时所招收的弟子，主要有如原宪（字子思）、樊须（字子迟）、詹台灭明（字子羽）、陈亢（字子禽）、公西赤（字子华）、有若（字子有）、卜商（字子夏）、言偃（字子游）、曾参（字子舆）、颛孙师（字子张）、司马耕（字子牛）等。晚期即是从68岁（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五年时间。这时，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并没有任用他。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
孔子门下弟子虽众，但因受教育时间长短不一，以及个人天赋、学习条件等差异，最终被孔子认可成才的也就70多人，孔子按照古时候四科对成才的弟子们进行了划分。指出德行科最优秀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最优秀的有：宰我、子贡；政事科最优秀的有：冉有、季路；文学科最优秀的有：子游，子夏。德行科的弟子们大多是德行很高，如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回家境贫寒，吃的是一箪饭，一瓢水，住的是简陋的小屋，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孔子由此赞叹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此外，他还老实敦厚，寡言少语，做得多，说得少，总是能够做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深受孔子喜爱，可惜他短命，先孔子而去，留给孔子无限哀伤。言语科的特质正好与德行科相反，如子贡等都是些能说会道、巧舌如簧之人，善于从事外交等公共关系事务。政事科则善于治国理政、带兵打仗、人财管理等具体性事务，如以武力见长的仲由、冉耕、冉求等。文学科，则爱好读书，擅长经书与礼乐。孔子最喜欢德行科的弟子，对于其他三科的学生，因为从气质上讲多比较活泼、机灵、能说会道，个人能力又强，所以孔子很担心他们把握不好度，正如孔子曾经说过：“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无所取裁”（《论语·公冶长》）。当然，《论语》当中所出现的孔门弟子当中，也有孔子特别不喜欢、不赞赏的典型。如“宰予昼寝”，大白天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却在课堂上呼呼大睡，孔子曾经大骂过，说他像腐烂的木头一样不可雕刻，像用肮脏的土壤垒砌的墙面一样不堪涂抹，气愤之情由此可见。还有如樊须，其人脾气直爽、刚烈，不太喜欢读书，却很喜欢种田、种花等苗圃之学，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特别不赞赏他的做法。总之，孔门弟子众多，有及门者、有登堂者、有入室者，各有各的特质，各有各的优缺点，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态度，因材施教，成为后世公认的教育家，万古师表，为后人深深敬仰。
为了将孔子的教育思想让更多的人知晓、学习，我们在此将重点探讨一下孔子的教育方法。从孔子培养人的模式来看，他根据每个人德行修为的高低不同而把人分为五仪：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个层次。在此基础上，孔子根据因材施教的指导方针和每个学生的德行的高低提出了“四层次”的具体学习修行方法。
1.苗圃之学——小人之学
孔子本是圣人之后，因祖上的持续落魄，至孔子之时家境已经贫穷。但他终究是圣人之后，在骨子里流传着贵族的气质和精神。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士大夫的任务和责任就是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养和道德境界，以便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和辖域，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所从事的农作物生产是不清楚的。比如，在《论语·微子》篇中就记载有这样的故事：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路在穿过丛林时掉队了，子路正在着急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农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于是他走上前问道：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农看了一眼子路，没好气地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意思是说，孔子哪里配称什么老师？
事实上，从孔子从小受教育的过程来看，他也的确没有接触农业生产的经历，这也就导致了他甚至有点鄙夷农业生产劳动。譬如，在《论语·子路》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从孔子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孔子本人对于他的弟子们所要求的是“好礼”、“好义”、“好信”，即应该把学业搞好，努力在礼、义、信上修行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从而早日达到仁人君子的境界，而不应该去担心和关注这些下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动问题。他因此教育樊迟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意思是说：君子应该用心于学业之中，而不要用心于衣食之间。对于种田的人也不免常常饿肚子；用心学习的人往往能得到俸禄。可见，作为孔子的弟子，从入学的那一天开始就要明确自己该去学习什么？不该去学习什么？不管学生是何种出身，来自贵族家庭也好，农民家庭也好，既入了孔子的门下，就应该首先让自己关注和学习的重点放在学业的提高和德行修养的加强之上，而不是去关注那些底层劳动人民所从事的活动。对于那些学习苗圃等农业生产活动知识的人，孔子称他们为小人、庸人。在孔子那里，这些知识是不可能学到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在孔子三千弟子之中没有这样的学生，孔子对于樊迟的批评也是要告诉学生们要早点从这种学习中脱离出来，进入到真正的学业和学术的思考当中去。正因为此，后世多对孔子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孔子不尊重广大的劳动人民，甚至对劳动人民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其实不然，孔子并不反对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孔子看来，社会当然需要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没有了广大的劳动人民，统治者也就无衣无食。他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富与足是直接和国家统治者的富与足相联系的。孔子刚进入卫国之时所阐述的“庶、富、教”理论就是最好的证明。
只不过，孔子认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更多的是有知识有德行的人来治理好这个国家。对于一个相对普遍贫穷的时代，有能力和机会接受到教育的人本来就不多，作为孔子弟子的樊迟被孔子寄予厚望，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一个有德行的谦谦君子，对国家和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并在实际的活动中去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
2.六艺之学——士君子之学
作为孔门的弟子，孔子是不赞成也不允许他们去学习“稼蔷”这种“低级”的生产活动的，那么他们该去学习些什么呢？孔子想让自己的每一个弟子在接受过自己的教育后能够很快成为一名“士”，走向上层社会、治理国家、立身行道，那么学习“六艺”就是最基本也是最快捷的。在孔子看来，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学有所长，必须具备现实社会所要求的各种技术，即要能够懂得“六艺”之中的一种或多种。何为“六艺”呢？根据典籍记载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孔子所要求学生去学习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在《论语·子罕》中，孔子就曾发出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感慨，可见在孔子年轻之时，他也曾认真地学习过六艺。
孔子本人对于六艺的修习到底如何？我们知道，孔子在其生活的时代是以“博学”和“礼乐大师”的名号著称于世。对于“礼乐”，孔子学习得非常好，据《礼记·射义》记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囿，盖观者如堵墙。”由此可见孔子有很精湛的射术；在《论语·子罕》中还记载，达巷党人批评孔子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到以后对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由此可知，孔子还打算以“驾战车”作为自己的专长，可见孔子对于“御”也是相当熟练的；在孔子为季氏家臣之时，孔子能够把账目搞得清清楚楚、没有纰漏，可见他对于“数”也是非常在行的；至于“书”对于孔子来说就更是不在话下了，他本人就是一个教书育人的教师、著名的学者。
孔子自己对于“六艺”尚且如此认真地学习，在他的带动和教育下弟子们更是认真地学习“六艺”，尤其是孔子早期的弟子们更是如此，而且要求十分严格。经过学习，在孔门中出现了很多“六艺”学习得非常好的学生。比如冉求和樊迟在齐国进攻鲁国之时曾带领三百勇士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成功击败齐国的入侵者，为鲁国立下赫赫战功；子路好勇，在射、御上修为很高；子游和子夏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颜渊、闵子骞等对于礼乐的把握和认识也相当深刻等等。正是在孔子的教育与要求和弟子们的勤学苦练下，孔子的弟子们很多后来都能学有所成，最终走上社会的前台，尤其是一些出身贫寒的孩子能够在政府部门和官宦之间谋到一官半职，成为一名“士”人，并在德行上努力修行，继而成为一名君子。
3.六经之学——君子贤人之学
孔子弟子三千，其中贤者72人，此72人为何能比别的学生更优秀？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比如说他们在孔子身边学习时间的长短不同，学生们个人资质的高低差异等等。尤其是，这和弟子们对六经学习程度的高低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孔子晚年定居于鲁国之后曾经删《诗》《书》，定《礼》《乐》，序《易传》，整理《春秋》。而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就被后人称为六经。为何对六经的学习会造成学生的很大不同呢？在《礼记·经解》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只要看看那里的风俗，就可以知道该国的教化如何了。那里的人们如果是温和柔顺、朴实忠厚，那就是《诗》教的结果；如果是通晓远古之事，那就是《书》教的结果；如果是心胸广阔坦荡，那就是《乐》教的结果；如果是清洁沉静、洞察细微，那就是《易》教的结果；如果是端庄恭敬，那就是《礼》教的结果；如果是善于辞令和铺叙，那就是《春秋》教的结果。学者如果学《诗》学过了头，就会愚蠢；如果学《书》学过了头，就会狂妄；如果学《乐》学过了头，就会过分；如果学《易》学过了头，就会迷信；如果学《礼》学过了头，就会烦琐；如果学《春秋》学过了头，就会犯上作乱。作为一个国民，如果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就是真正把《诗》学好了；如果通晓远古之事而不狂妄，那就是真正把《书》学好了；如果心胸广阔坦荡而不过分，那就是真正把《乐》学好了；如果清洁沉静、洞察细微而不迷信，那就是真正把《易》学好了；如果端庄恭敬而不烦琐，那就是真正把《礼》学好了；如果善于辞令和铺叙而不犯上作乱，那就是真正把《春秋》学好了。”
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曾对学生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关于这句话，李泽厚先生指出：
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培育人性，树立人格，取得作为氏族群体成员的资格。诗，启迪性情，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上人性之道。
李零先生则认为：
孔子培养君子，重在三教，始于诗教，立于礼教，成于乐教。在当时社会，尤其是在社交礼仪场合，有赋诗之风，不学诗，就没法在公共场合开口说话，也是一种无礼的行为，所以讲诗用之于礼。礼，侧重仪容和举止，一举一动，要合乎君子风度。乐，古代宫廷，很多仪式都有音乐伴奏，用以烘托氛围，庄严肃穆，令人改容易色。有了音乐，人们立马规矩起来，变得很有君子风度。
在《论语·季氏》篇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陈亢问孔子的儿子伯鱼说：“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呀。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诗》。又有一天，他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回去就学礼。我就听到过这两件事。”陈亢回去高兴地说：“我提一个问题，得到三方面的收获，听了关于《诗》的道理，听了关于礼的道理，又听了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礼》作为先秦时期的文献教材，孔子要弟子们学习的不仅是“礼”的仪式、仪轨，更要掌握“礼”背后的精神，明白“礼”在国家政治、家庭、社会乃至个人行为上的重要作用。为此，经常带着弟子们习礼，注重礼教。《诗》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重要内容，而且还亲自操刀，删《诗》，达到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的境界。孔子通过《诗》的教授，来修养学生的心性，陶冶他们的情操，并由此来掌握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手段。在孔子看来，“学诗经不仅可以鼓舞情绪，观察民俗，可以建立相互的谅解，可以讽喻时政，可以用来侍奉父母，以至从政事君，认识自然界的鸟兽草木”。他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而且，学诗还要活学活用：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这是指学诗，不能只知道死记硬背，而要学会随机应变、灵活变通，才能把握诗背后的精神旨趣，才能在治国理政中灵活运用，在独立地处理外交事务时随机处理。
在孔子心目中，为学需立志，志立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而后才能知乐，才能从音乐中陶冶心性。所以，孔子一直善于以《乐》教学，他在评价《韶》时说：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即便是在极为难之际，孔子也能淡定从容地作乐。在《庄子·让王》篇曾记载有这样的故事：“孔子应聘去楚国从政，带一群学生离开鲁国，向西南旅行，晓行夜宿八九天，经过陈蔡两国交界地，被民兵误认为强盗团伙，困在荒村，陷入绝境，断炊七昼夜，快饿死了。第八日晨，被准许生火，熬一锅野菜汤，不见一颗米，大家分着喝。孔子脸色疲惫，还在屋内弹琴唱歌。颜回蹲在门外拣择野菜，低头不语。子路和子贡在那里闲聊。子路说：‘这些年跟着老师可倒霉啦。在咱们鲁国，受国王冷遇，他不得不辞职，一走了之。到宋国去传授古礼，官方不给课堂，只好在树下演。古礼一演完，官方叫人把树砍了。又到卫国演说，被官方驱逐出境。停过车的地方都被铲了地皮，说那上面有老师的脚印，所谓劣迹。后来又去殷墟，去周都，求职不得，讨乞回家。现今又被围困在陈蔡两国的交界地，喝野菜汤。这些年来，杀老师未遂的刺客，被我擒拿，押送官府，无罪释放，好几起了。还有更气人的，什么混帐东西都有权来抓人，敢把老师捆起！’子贡说：‘听，还在弹唱。所谓君子，脸皮就该这样厚吗？颜回老兄，你也太君子啦！”颜回赌气不理睬，到屋内去告诉孔子。孔子推开琴，叹息说：“这两个小人哟！叫他们来，听我训话。’子路和子贡进屋来。子路说：‘这还不算山穷水尽了吗，老师？’孔子说：‘你这叫什么话！君子有道，坚定地走下去，便是通，便是达。动摇了，不走了，才算穷，才算尽。孔丘我，你们的老师，生逢乱世，抱负仁义理想，横遭迫害，仍不动摇，能说我已山穷水尽了吗？所以，考虑今后该怎样走下去，绝不意味着道路已穷尽。危险逼到面前来，也不要丢脸丧德。严寒来了，打霜下雪万木凋了，我们才发现松柏的健茂。陈蔡绝境，在我看来，算有幸吧。’训话完毕，孔子继续弹琴唱歌，神态潇洒。子路振奋，操起矛杆子，来一段武舞，杀声震耳。子贡拍额头，连声说：‘天啊天，原谅我不知道你的高吧。地啊地，原谅我不知道你的厚吧。’”事实上，从这个故事我们稍微可以理解为什么孔子要讲“成于乐”。“乐”的修养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人们的内在境界和状态。《书》则是政治和历史教材，《论语》一书中也曾三次引用《书》，都是孔子用来讲解如何从政、行道，以史为鉴，提升当下的执政能力。《易》可以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经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相传为文王所做，《传》则被认为是孔子所做。《易》的功能在于贯通三才之道，可以帮助“大人者”实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功效。《春秋》相传为孔子本人亲自编著，在孔子去世前二年完成，根据学术界的推断，孔子教学生时所用的当为《百国春秋》，后来孔子面对材料繁杂的百国春秋，便以《鲁春秋》为蓝本，将各国所发生的大事归于一体，作为教育学生的历史教材。
正是因为六经的这种特别的功效，孔子特别注重要求自己的弟子们去认真学习。在孔子的谆谆教化之下，弟子们很认真地学习了《诗》，比如在《论语》中孔子曾表扬道：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除了对诗的重视和学习外，对于其他五经弟子们也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认真研习。在一次孔门的小型聚会中，孔子曾经问在座弟子们的个人志向：
孔子问：“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表明公西华有立志于好好地学习当时的礼乐，希望自己能做一名小相；孔子接着问：“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可见曾点深受乐的影响并在乐的修为上很高。在弟子们之间还有子木特喜《易》学；漆雕开“习尚书，不乐仕”；子夏学《春秋》等。正是弟子们在对六经的认真学习下德行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君子、贤人，与孔子一起名留青史，为后人所效仿。
4.忠恕之道——圣人之学
弟子们在达到了君子和贤人的境界后是否意味着在修行上已经到了尽头呢？在孔子看来那还是不够的，孔子一生所追求的还不仅是如此。他曾经说道：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他明确告诉我们所追求的是“道”。对于“道”，孔子是怎么理解的呢？子贡曾经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在孔子那里我们是不能得知“天道”的，他也不和弟子们讲述并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在曾子看来，孔子的核心思想和要求弟子们在为人处事当中所应达到的状态是做到“忠”和“恕”。在政治统治上，孔子提出，与道相符合的统治应该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方式。他还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认为只有通过人的努力，道在现实社会中才能够得到彰显，社会中失道的现象才能达到改变，但是要想改变那种现状是件很难办到的事情，甚至说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读书人不可以不具有弘大而刚毅的品质，因为责任重大，路途又很遥远，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责任重大吗？到死的那一刻才能终止，这不是路途遥远吗？所以孔子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只有具备了不屈不饶、坚持不懈的斗志与韧性，才能成就真正高大的人格精神和现实功绩。为此，才能做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本人在修行上已经做到了他所要求的“忠”和“恕”的要求，但是在政治上他却并没有多少机会去付诸实践，所以他寄希望于自己的弟子们能够做到。在孔子的弟子冉求得到为政的机会后，孔子希望冉求能够按照他所教育和要求的那样去做，但是冉求却并没有那样做，对此孔子很生气并责问冉求。面对老师的责问，冉求说：“非不乐子之道也，力不足也。”企图通过“力不足”来为自己找借口，孔子却并不那样认为，他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确能力不够无法实现“道”的目标，那也不能怪你，毕竟你是按照这样的目标去实践了，但是你有机会而不去做就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孔子很生气。
在孔子的弟子中按照孔子所教育的那样去做的也是大有人在的，比如在德行上颜渊和闵子骞就可以做到孔子所要求的“忠”和“恕”，在政治上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韩诗外传·卷二》第二十四章）。成为孔子学说的实践者，为孔子所赞扬，也被后世之人称为圣人。孔子讲学图（六）哲人其萎
公元前484年，在孔子68岁时终于如愿以偿回到鲁国。当时的鲁国，曾经的领导者如鲁定公、季桓子都已离世，继任者为鲁哀公，由季康子辅政。但对于孔子，当权者并没有重用的打算，也不委任以要职，只是尊之为“国老”，偶尔做一些政治上的顾问工作，如“哀公问政”（《论语·为政》）、“季康子问政”（《论语·颜渊》）、“冉有问政”（《论语·季氏》）。只不过，那时候的孔子已经由“六十而耳顺”的状态，进入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从他68岁回鲁到73岁去世，一共在鲁国继续生活了五年多，这五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整理文献典籍等工作上。
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主要是“六艺”和六经的编纂与审定。相传孔子曾删《诗》《书》，定《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这六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匡亚明先生认为：
六经虽然不全由孔子所作，但都经过孔子的整理，只不过整理的程度不同。其中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情况各异。今天看到的《诗》《书》《礼》《易》《春秋》，尽管不是当时的原貌，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孔子修订、编撰、增减的痕迹，其内容都应是研究孔子的重要史料。
周予同先生认为：
论语记载了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而，孔子为了讲授的需要，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加以整理和编撰，形成六经这六种教育课本。
范文澜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中说：
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
除此之外，生活世界里的孔子，其晚年可谓是悲戚异常，哀公十二年冬，孔子的儿子孔鲤先孔子而离世。哀公十四年，颜回也先他而去。孔子悲凉地感慨说：那些跟从我到陈蔡的弟子，现在都不在我的身边了。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一辈子相互扶持的难兄难友子路也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在经历了儿子、弟子颜回和子路的先后去世之后，孔子就病得很厉害。公元前479年的一天，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对子贡说：“赐，你怎么来得这么晚？”还叹息道：“高高的泰山啊，快要崩颓！直直的梁柱啊，快要折断！炯炯的哲人啊，快要枯萎！”说完，流下眼泪。接着他又对子贡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于西阶，殷人殡于两柱间。我昨晚梦到奠于两柱之间。我是殷人。”七天后，孔子逝世，终年73岁。葬礼由弟子们操持完成，最终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鲁哀公也为孔子写悼词说：“苍天不善啊，不给我留下孔子这一老，使得我自己一个人在位。呜乎哀哉！”弟子们除子贡服丧六年之外，其余皆服丧三年，才离开老师的坟墓。弟子们在孔子的墓旁筑了茅舍，有些弟子和鲁国人因为追念孔子，把家搬到了墓旁住下来，于是就把这里叫做“孔里”，后来又把孔子的住房和讲堂以及弟子的宿舍，改为孔庙，用以纪念孔子并收藏孔子生前遗物。孔子墓
孔子在世时虽社会地位和认可度很高，但还不是王公贵族，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圣人，而是一个向圣人学习并以此为终身奋斗目标的有志之士。在孔子心目中，只有如上古的尧舜那样的人才能称为圣人，不仅有高尚的德行，更有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才华和实际行动。孔子活着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并不是“生而知之”，只不过比别人更加勤奋好学，而且能持之以恒，并不是多么聪明，有多么高的天赋。所以当孔子去世以后，鲁哀公在致悼词时称其为“尼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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