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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亚瑟·乔拉米卡利,（美）凯瑟琳·柯茜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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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的力量试读：

我不想用欢乐将我心中的忧伤换掉，也不愿让我那发自肺腑怆然而下的泪水变成欢笑。我希望我的生活永远是泪与笑……泪表达出我的痛心与悔恨，笑则流露出我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幸福和欢欣。——哈利勒·纪伯伦（Kahlil Gibran），《泪与笑》（A Tear and a Smile）作者

这是一本关于我的书。我在这本书里讲了很多我生活中的故事，关于我爱的人和失去的人的故事。我也提到了我跟病人、教授、学生和同事之间关系的细节。在这些故事中，我展露了我的欢乐、我的悲伤、我的恐惧、我的希望、我的梦想和经历过的绝望。

我是苦思冥想了好多个礼拜之后才决定要公开这些生活细节的。即使是在做了决定之后，我还是会无数次在夜里醒来，被下面这些问题所折磨。有谁会想知道我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呢？我为什么会觉得需要跟陌生人说出这些个人经历呢？我希望能分享什么心得呢？

这些问题也道出了我的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之间的冲突。我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所受的训练和实际的经验都告诉我要对我的情绪进行严格的控制。多年来，我已经学会了严密注意我的感受，不对外公布我的私人生活，高度尊重病人和治疗师之间必须要明确的边界。然而，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也知道关系中的信任是在我们愿意展露出我们内心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的。只有当我们有勇气对他人打开自己，放弃我们自己的观点以进入他人的世界时，我们才有望建立亲密长久的关系。如果我们都有所保留，只打安全牌，那就减弱了共情能把我们拉得更近的力量。

在我为这个决定而犹豫不决时，我试着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上，想知道如何才能把我通过生活和工作学到的共情讲得最好。最后我决定勇敢一试，讲出我自己的故事。共情让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如果我想要说明它的潜能，就必须承认并感谢它对我的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所以，我决定向读者敞开我的生活。我知道，是我的体验让我明白了共情的力量和承诺。我是一个临床医生，跟那些正在遭受痛苦、奋力想从绝望中找到出路的男女老幼一起工作，但是我来写共情的首要资格在于我也是一个在寻找、在挣扎、在受苦的人——跟每个人都一样。

我跟其他人连接的最有意义的方式就是讲出我的故事。这也是在生活中我们身处一段真诚的关系时要做的事情——我们讲故事，我们听故事，然后我们花时间在这些讲述中寻找意义，希望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线索和主题来给我们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帮助自己找到一个前进的目标，找到能穿透黑暗、指明道路的那束光。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了一个绝对的真理——共情就是那束光，能穿透痛苦和恐惧的漫漫黑暗，找到我们生而为人的共通之处。

一道光芒闪过，我们的现实生活崩塌。这时你才意识到，你和他人实为一体。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第一部分我们为什么需要共情｜第一章认识共情：共情其实有两面性｜

共情是理解他人特有的经历并相应地做出回应的能力。共情的两面性是指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既能用来助人，也能用来害人。

我眼望着大海，心里想到了共情。坐在岸边，看着海浪拍打着海边的岩石，我意识到其实这浩瀚的海水时刻都在进行调整，发生变换。在这潮起潮落之间，所有的事物也都随之发生变化，不停地移动、翻整和重排。海浪不停地扑上来又退下去，侵蚀着高耸的峭壁，也打磨着有三亿五千万年历史的岩石。海面上倒映着天上的白云，炽烈的太阳射出跃动的光线，像绿宝石一样闪耀。入夜后，远看水面就像一面镜子，月光在镜面上划出一条银色的痕迹。

我从岸边凝望着大海，恍惚间仿佛觉得我能知道这大海有多深。而事实却是，每学到一点知识，我就会发现有更多的奥秘有待探索。对人的认识也是一样。我们总以为通过看外在就能了解到一个人的内心。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观察别人，还以为自己可以真正了解他们。但我们也经常因为一些想法或情绪激发出新的思考或感悟而感到惊讶。

就像潮水能决定着大海的起落流向一样，我们的共情也具有汹涌激荡的威力。共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它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并赋予我们生活的能量、方向和目的。共情并不是一种突然涌过、将人笼罩的感觉或感知，而是对世物表象之下的内容所进行的富于智慧又充满敬意的探索。在持续变化的大背景下，共情有助于我们维持平衡和洞察，并教会我们如何做出相应的改变，让我们放下预判，带着开放的心态和头脑进入到关系当中。共情的疗愈力量

我把共情定义为理解他人特有的经历并相应地做出回应的能力。共情的两面性是指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既能用来助人，也能用来害人。共情就像海浪一样，有时温柔轻抚，转瞬间又凶猛恶毒。每次我要介绍共情的疗愈和支持力量的时候，都会想起丽莎的故事。

丽莎是一位身材高挑、很吸引人的女士，大概三十五六岁。第一次面谈时，她很急匆匆的样子。她跟我握了手，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坐下来，把她的大号皮质公文包放在椅子边的地面上。她动作干脆利落，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表。“第一次面谈时，我都要做点记录，”我说，“您不介意吧？”

她眉头微皱。“我不确定您是否需要这样做，”她说，“我知道您是一位心理学家，但是我并不打算做长程心理治疗。我听说您的专长是使用各种替代疗法，我想用一些维生素或中草药之类的东西来让我镇静，改善睡眠。或许等我不太忙的时候，我会考虑去上一个减压的课程，但现在我只想要点什么东西能让我每天好过一些。”

丽莎很想要一个快速见效的解决方案，而且明显不想去探索她这些症状下面的深层原因，这让我觉得应该把节奏慢下来。如果我想要帮她，就需要了解一下是什么事情把她弄成这个样子。“我会很乐意回答您关于维生素和中草药及这些东西减压效果的问题，”我说，“但是首先我要先对您有所了解。我明白您现在就想要点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如果我不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就给出建议的话，是很不负责任的。您介意我问您几个问题吗？”

丽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嘴巴紧闭，做了一个“这可不是我想要的”表情。“好吧，如果您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她回答，眼睛却直直地盯着窗外，身体在椅子里不自在地挪动着。

我对她的耐心表示了感谢，然后开始问她一些标准化的问题。结婚了吗？结了。有孩子吗？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8岁。职业？波士顿一家科技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刚被提升了一大级，经常出差，每天工作10个小时。父母的年纪？“我母亲65岁了，”她说，“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是家里的小宝贝。”“您没提到您的父亲。”我说。“我父亲过世了。”她说。我注意到丽莎的眼眶突然变得柔软湿润了。“很抱歉，”我说，“您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过世的吗？”“3年前，”她咬着嘴唇说，“他是4月份去世的。”“他是3年前的这个月去世的。”我回应道。

丽莎点了点头，然后突然弯下腰在她的包里找东西。她这个快速的无意识动作告诉我，我们刚才的话题触及了她强烈的情绪。她继续在她的包里翻找，眼睛一直朝下看，我就看着她，但只能看到她的头顶。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身来，对我浅浅地笑了一下。“不好意思。”她说，手里捏着一叠纸巾。“没事，”我说，“我想我能理解您的感受。”“您能理解？”她问道，并用纸巾轻拭眼角。“您毕竟只有一个。”我说。“一个？一个什么？”“一个父亲。”我说。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她内在的一些东西好像突然间就消退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眼中噙满泪水。“每次说起他，我都会哭，”她充满歉意地说道，“我两个姐姐都说我早应该调整过来了。她们说我的反应像个小孩儿。”“我还不是很了解您的情况，”我说，“但我不觉得您为父亲落泪就像个小孩儿。”

这时她的眼泪索性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她也没有刻意去止住泪水。“您的眼泪告诉我，您对您父亲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继续道。“是的，”她说，“我非常爱他。我特别想念他。”“我完全理解您对他过世的反应。”我说。“即使已经过了3年？”“当然了。”我说。“所以您理解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她说，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睛。“我觉得我能理解，”我说，“但是我肯定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丽莎把身体靠在椅子上，对我露出一个非常伤心疲惫的微笑。她开始给我讲她的丈夫一年前被解雇了，现在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她说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的豪宅还房贷，她很担心她年幼的孩子如何面对她每天长时间的工作和她丈夫的抑郁。“我觉得就像那个大坝终于坍塌了，”这次面谈结束时，她说，“我之前用尽了所有力气来装成一切正常的样子。现在能把糟糕的情况说出来，这对我是巨大的解脱。”

就在我通过共情而理解她的瞬间，丽莎的自我觉察突然间拓宽了，也更深入了。借由共情来引导我们的沟通，这让她的世界逐渐扩展开来，她看到了以前无法看到的东西。她对自己的悲伤和眼泪有了新的认识，也对自己与姐姐、丈夫和孩子之间时常艰难的关系有了更好的了解。视野打开之后，她决定要花时间来探索自己的情绪，并尽力加强自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共情需要坦诚的自我评估，这也给她指出了新的方向和自我蜕变的可能性。

如果当初在访谈的一开始就按照丽莎的要求，讨论一下她生活中的压力，给她一些关于维生素和中草药的使用建议会是非常容易的。她也会吃这些药，可能短时间内也会看到效果。但是，她的痛苦不会被根除。

因为用了共情来指引我的工作方向，我知道给丽莎想要的并不意味着给了她真正需要的。关注表象下的东西让我对她的纠结和痛苦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我们把面谈的进度放慢，这让我们俩都平静了下来，因为我们能够进入到一段有意义的关系当中，可以讨论对她真正重要的事情，能让我们对她本人的经历及与此相关的情感，都有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共情不是好心人的特权

丽莎的故事展示了共情积极、有益的一面，这是一种源于我们内在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去深入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地理解别人。但是共情还有一个阴暗面能被恶意利用。共情可不是好心人特有的权力。我一直都记得， 我开始了解到共情的阴暗面是20年前了。当时，我在家中的书房里阅读一本学术论文合集《自体心理学进展》（Advances in Self Psychology）。我看了一章又一章，对各种理论术语都有点儿烦了，然后正好读到了精神分析学家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撰写的一篇文章。

科胡特在文章中说，共情既可以被用于善意、积极的目的，也能被恶意利用。比如，纳粹分子在他们投放的炸弹上加上响亮的警报声，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从天空中传来的奇怪声音会给地面上的人们造成恐慌。通过共情——就是那种能看透别人的内心和灵魂、知道他们的想法、感受他们的情绪的能力——纳粹分子能够精心算计并掌控受害者的恐惧，以最终摧毁他们。

我读到科胡特的这段分析时，突然间激情澎湃，因为我突然理解到，共情比我之前以为的要强有力得多。科胡特关于共情阴暗面的见解既阐明了共情的两面性，也揭示出了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还有一些尚未被开发的潜能。我突然间意识到，我每天跟那些遭受困扰的人们打交道时的切身体验其实是一种奥秘，而且这种奥秘极具深度和广度，以至于我才领悟到九牛一毛。这就是那个需要被厘清的问题，即共情可以带我们体验到生命中最崇高、最伟大的情感——关心他人、慈悲、自我牺牲和爱，而转瞬间，共情也能让我们看到躲在人类灵魂最阴暗处的欺骗和背叛。

其实，纳粹分子并不是唯一利用共情能力来掌控他人的人。科胡特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推销员时而语调坚定权威，时而温柔地花言巧语，用这种套路来攻破顾客的心理防线，这也是在使用共情。这就像很多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样，一会儿是“你要把这个或那个做好”的命令，一会儿又温柔爱怜地呼应孩子的情感。正如科胡特所分析的，推销员就是在与顾客的“内在小孩”共情，而这个“内在小孩”当初就是被这种命令与劝诱并用的方法所驯服的。

我曾经看过推销员是如何工作的，知道最“狡诈”的那些推销员是如何锁定他们的猎物，悄悄地找出最容易下手的目标，然后快速坚决地使出撒手锏。“夫人，您看，”我有一次听到一个汽车推销员跟一位老妇人说，“您需要一辆车。您不能一直开着原来那辆老古董了，那很不安全。”

一转身，他那坚定的、家长般的语调就换成一种温暖的、花言巧语的渲染。“这难道不是您摸过的最柔软的皮革吗？这车开起来多么平稳啊，都感觉不到路面的起伏颠簸。”然后，再一转身，又盯着手表说：“我15分钟之后约了别人，不过我可以现在跟我的经理说一声，让他给您一个在哪里都拿不到的好价钱，如何？”共情教我看透人心

其实我是在我父亲的指点下长大的。他开了一家家具店，自己就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推销员，知道怎么对付那些骗子。我父亲只卖高端家具，他知道怎么说服顾客选择稍微贵一点的高级正品，而不选那些便宜的赝品。他对他卖的货很有信心，而且又是个很守职业道德的人，所以顾客们渐渐地都很信任他。其实我父亲比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操控别人的感情和想法是多么容易。经年累月下来，他早就学会了怎么识别哪些人是真心为你着想，而哪些人是忽悠你，他们只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父亲教给我的所有技巧当中，他觉得最有用的是评估别人的特质和动机的能力。我父亲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下班回家后他会坐下来喝杯咖啡，抽支烟，再问问我当天的情况。我会告诉他我的事情，他就会给我一些建议，用他那无可比拟的方法来教我怎样看透别人的内心和灵魂，判断对方的真正用意。“一定要记得，亚瑟，”他会抓着我的手腕表示重点强调，“看起来像是朋友的人可能只是在利用你，而貌似敌人的人也可能只是害怕你。要注意看他人的眼神。看他是直视你，还是不敢看你？他手上的动作是什么？他站着的时候是不是两只脚交替着地？他是不是搂着你的肩膀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问自己‘这家伙想跟我推销什么’。”——说到这里，他会把我的手腕抓得更紧——“要想想真正的原因。”

我父亲还教会我如何镇定又用心地评估别人的特质，这都是为了让我能跟真心为我好的人为伴，不要受害于想利用我的人。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在我上班的时候来找我，我把他介绍给一位我很敬仰的同事。后来我父亲问我：“亚瑟呀，亚瑟，这就是你敬佩的那个人吗？你糊涂了吗？你们说话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他都不看你的眼睛！你说什么他也没有在听，他只是想等你说完之后好说出他的意见。他说话的时候好像是在布道。”我父亲提高了音量来强调最后一点。“你注意到他的裤子了吗？亚瑟，他的裤子短了整整3英寸。”

我笑了起来，父亲却非常严肃。“他的裤子短了3英寸，亚瑟，”他一字一顿地说，“那是因为他从不往下看。他太高高在上了，他并不在乎你、我或其他人，他只在乎他自己，在乎如何保住他的高位。”

我父亲利用共情来评估他人，就像给人做X射线扫描一样。他把这种智慧传授给我，想让我学会怎样看清他人的头脑和内心，如何明辨他人的用意。跟心理分析学家科胡特一样，我父亲也明白，共情的力量既可以助人，也可以害人。我以前从来没觉得我父亲对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精细分析也算是共情，但读了科胡特关于纳粹分子和推销员利用共情来操控他们的目标的分析之后，我突然觉得他的那些分析和共情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密切。

我渐渐迷上了共情。我很想了解更多东西，想知道它是怎样起作用的，怎样用来影响他人，怎样用它来保护自己。在我看来，如果共情能被恶意利用来操控别人——比如一个预谋强奸犯或许会盯上一个容易下手的年轻姑娘，把她哄骗进他的车里——那这些目标受害者也应该可以通过共情来识破这个阴谋。如果可以用共情来控制他人的情感和行为并加以利用，那应该也可以用共情来自我保护和防卫。共情就是个矛盾统一体。

多年之后我对共情越发地着迷。我不是搞学术研究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本关于共情的学术论著，那这本书估计不是你要看的。我是个临床工作者——我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正遭受困扰需要帮助的人们——所以我的兴趣主要是共情和亲密感之间的关联。我想知道如何利用共情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给绝望的人以希望和安慰，修补因为误会而受损的关系，让失去自我的人重拾自信、信任和信念。我向不同年纪、不同性别的人讲授如何把共情用作一个评估工具，帮助他们识别出别人什么时候是出于好心，什么时候是想利用共情来欺骗、害人。

尽管我自己不做研究，但我还是会介绍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和他们在实验室里对共情所做的一些引人入胜的实验分析。在过去的10年里，共情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科学研究对象。心理学家们研究了男性和女性在关系中表达共情的不同方式、自发和有意共情之间的区别、情绪如何影响行为等。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会去看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如何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某种特别的情绪，比如愤怒、恐惧或喜悦。共情是头脑能做的第二伟大的事情

科学家们都很注意保持客观，但他们也对共情非常着迷。得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是在共情研究领域中最高产和最德高望重的研究者之一，他在自己的《共情的精准度》（Empathic Accuracy）一书中做了如下表述，让人难以置信。

共情推理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读心术……共情可能是头脑能做的第二伟大的事情，而最伟大的就是意识本身。

首先，我们是有意识的——清醒并能觉察到我们自己正在思考和正在感觉着。其次，我们是能共情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在更深层次上相互理解，真实地感觉到他人的感觉，明白他人的想法、主意、动机和判断。共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让我们能在行动之前有所思考，去了解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们，教我们如何利用推理能力来平衡我们的情感，激励我们向人们所能够追求的最崇高理想而努力。如果没有共情，我们就会像一些相互没有关联的物质一样在这个星球上游荡，即使碰巧撞上了彼此，也会在说一句“你好”之后相互弹开。这样的我们虽然清醒但没有感觉，虽然有觉察但漠不关心，虽然有很多情感但无法理解或影响它们。

共情能提高我们对他人想法和感觉的觉察力，让我们知道如何全然又全心地生活。共情最想把自我变得更为广大，其实这也是共情的实质——把你的生活扩展到别人的生活里，把你的耳朵放到别人的灵魂中，用心去聆听那里最急切的喃喃私语。你是谁？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想的？你最看重什么？这些就是共情需要去探索的问题。共情既顽皮又好奇，而且关注于每时每刻的沟通。共情具有诗人一般的灵魂、孩童一般的内心和先知一般的智慧。

至少在出于友善助人的目的时，共情是这个样子的。但共情的阴暗面也是我要讲的故事中同样重要的一部分。其实每天都有人通过共情来影响你。你的老板利用职业操守或你害怕被炒鱿鱼的心理来劝你超时工作；你的爱人花言巧语地恭维你，想让你忘掉一段不走心的话语；孩子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双眼含着泪水，一方面是因为沮丧，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想要你改变主意。“爸爸，您工作太拼命了，我都觉得我再也没有机会单独跟您待一会儿了。”我16岁的女儿阿莱娜这么说的时候言语中充满了情感。然后她对我闪过一个胜利者的微笑，“那么，今天下午您能送我和艾瑞卡去购物中心吗？”

明知道我正在被操控，可我还是觉得女儿的这番煽情蛮招人喜欢的。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只要你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进行配合。共情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表示同意，什么情况下要拒绝。共情知道怎样设定边界，划清界限。共情在教你如何敞开心扉迎接生活的不同经历时，也会保护你免受伤害。

当被善意使用时，共情能修补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长久深存的裂痕。在先后跟几百个病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已经见证了共情能促进相互理解。我曾经见过共情是怎样起作用的，它能奇迹般地抚平紧张的关系，同时也能让人更好地理解自己。我坚信，相比于其他的任何能力，共情能力才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爱关系的关键，也能消除正在影响我们很多人生活的孤独、恐惧、焦虑和绝望。

共情是让我们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一座桥梁。在共情的引领下，我们能扩展自己的边界，到未探索的空间，去建立更深入、更真诚的关系。通过自我扩展，我们能赋予我们的内在生命以活跃的能量和意义感。通过理解他人，我们能体验到生命中最具意义的体验——感恩、谦逊、宽容、宽恕、仁慈和爱。

我相信共情能让这个世界更加善良，更加安全。如果失去了彼此间的连接，如果只关注自己的需求，总是去评判而不是去宽恕他人，那么对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会更加艰难。如果通过共情加强了与他人和与自己的关系，生活中的悲伤和痛苦就会更容易接受。共情并不需要任何成本，所以并不是只有有钱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读书人才能拥有。共情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而且共情是可以传播开来的——如果你“共情”别人，别人也会加倍地“共情”你。

我对共情的着迷也源于我成长的经历。我是在一个人与人之间联系密切的环境里长大的。邻居们相互来往， 阿姨叔叔和表兄妹们经常在礼拜六下午顺路来串门。晚饭后一家人经常坐在门廊里或前门的台阶上休息，或是跟过路人攀谈。葬礼司仪认识家具店老板，家具店老板认识银行职员，银行职员还认识高中足球教练家的孩子们。诸如宽容、宽恕、信念、希望等，这些都不仅仅是理想，而是我们每天的切身体验。

在这本书里，我会说到很多我认识的人和我经历的事。我会跟你讲我父亲和我高中辅导员之间的对话，那个辅导员建议我去参军，因为我唯一的特长就是打橄榄球；我会讲在二战期间一个德国间谍出卖我父亲的故事，以及我父亲从中吸取到的关于友谊和欺骗的教训；我还会讲我和母亲在她临终之前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时她已经因乳腺癌住在医院里了；我也会讲到很多我与其他教授、同事和病人打交道的故事。我相信我自己的这些故事能告诉你共情在生活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要先告诉你这本书是如何写就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心理治疗过程和我关于人际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学术著作。像大多数学术书籍一样，看过这本书的人不多。“我觉得这本书挺有意思的，”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我只是不知道我有没有看懂你写的东西。”

我知道这次我应该写一本让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书。我还知道要想让大家真能看得懂的话，我应该写一些我自己的故事。但刚开始我还不确定我是不是想写这些故事。于是我开车去了我最好的朋友理查德·苔希希尼（Richard Tessissini）的家。我和理查德从小在马萨诸塞州米佛镇一起长大。这么多年来，理查德参与了我生活中所有的喜悦和悲伤。他像爱他的父母一样爱我的父母，即使在几年之后，他还对他们的故去感到伤心。“理查德，你怎么看？”我问他，“我应该写写大卫吗？”

理查德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笑了，从他的微笑中我似乎感觉到了我们共享过的所有悲伤和喜悦。“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大卫开始的，”他说，“他就是核心。”

我点点头，心里明白他是对的。大卫是我最伟大的一位老师，他让我知道共情不只是一个哲学框架或心理学理论，共情的力量能引领我们穿越黑暗，重返光明。｜第二章我为什么研究共情：大卫的故事｜

共情深知人们精神之强韧。

大卫是一个健康帅气的年轻人，住在一个以蓝领工人为主的小镇上，这里家家户户世代相熟，邻里之间往来密切。大卫是一个有天赋的运动员，才思敏捷，温和亲切，仅是跟他共处一室都会让人感觉很好。父母宠爱他，老师们尊重他，朋友们佩服他，所以大卫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自我安全感也很好。

1970年大卫离开家乡去上大学时，他梦想着此生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回报这个一直以来都如此善待他的世界。只是，他对学业从来都没有感兴趣过，很快就烦透了上课，几个月之后便离开了学校。他就在老家的街道上闲逛，寻找着谋生之路，人变得很低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很害怕这是在拿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开玩笑。看到父母表情里的担心时，他也为自己感到羞愧。

没有大学文凭的他能做些什么呢？他的父亲虽然没有大学文凭，却也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二战英雄，是特遣队的一员，这个特遣队曾经直接利用降落伞空降到敌人战线的后方，组织游击队，最终对推翻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起到重要作用。大卫希望参军也能拯救自己，所以，他自愿报名去越南参战。他琢磨着，至少这也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是一种可以向家人——可能更重要的是自己——来证明他并不缺少勇气或积极性的生活方式。没人能看见我的真实脆弱

不过大卫并没能获得去越南的机会。因为大学生们抗议战争，国会议员开始把部队召回国，大卫只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港（Fort Dix，美军的军事基地）待了两年，又在马萨诸塞州的军方实验室里待了一年，志愿做一些药理学实验。被遣散之后，大卫回到老家，又跟一些从高中和大学辍学的酗酒嗑药的人混在一起。他开始酗酒，抽大麻，还尝试使用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致幻剂）。最终，他吸上了海洛因。

他的父母手忙脚乱地帮他戒毒。他父亲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还在地下室里搭凑成的健身器械上陪他练重量托举，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他的母亲经常跟他长谈，拉着他的手向他保证说，她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来帮他减轻痛苦。大卫承认自己染上了毒瘾，也同意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他是慢性抑郁症，给他开了安定药和抗抑郁药。大卫也拜访了教区的神父，神父建议他每天去教堂祷告。他还服用超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花时间阅读各种自助书籍。然而，他还是会吸毒。这让那些过于简单化的建议显得那么的可笑。

大卫的家人恳求他去参加一个帮助戒毒的项目，但他坚持说自己能够戒掉这个恶习。有一次他尝试着不用药，因为他停用海洛因会发抖出汗，他妈妈就在家护理了他整整3天。那次的尝试让他坚持了两个月，但后来又吸上了。

1974年10月的一个下午，大卫在附近的酒吧里喝啤酒，而且也刚吸过海洛因。几个熟人过来坐在他旁边，忽悠他负责给当晚抢劫结束后的逃离保驾护航。“这钱来得很容易的，”他们说，“不用武器，也没人会受伤，你需要做的就只是开车而已。”看起来确实很简单，所以大卫就同意了。事情也确实都按计划进行了，只是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遭抢劫之后，商店老板突发心脏病死了。

参与抢劫的一个人当晚就被警察抓住了，关进监狱里不得保释。据说他会被终身监禁。大卫很害怕坐牢，逃出国去，跟其他几个从美国潜逃出去的人一起流落到阿姆斯特丹一个脏乱的小旅馆里。

有一天大卫接到他哥哥打来的电话，求他回家去。他哥哥告诉他，他的父母已经聘请了一位刑事律师。律师承诺，因为大卫并没有参与谋划和实施抢劫，他坐牢不会超过五到七年。“我今天会把回来机票的钱打给你。”他哥哥说。“如果我要坐牢的话，我会杀了我自己的。”大卫说。“大卫，求你了，你想想啊，”他哥哥恳求他，“你不能下半辈子都待在欧洲啊。你总要回家的。大卫，妈和爸都很想你，没有你，他们也没法活了。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回来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支持你的。我们都会支持你的。”“让我想一想啊。”大卫说着，轻声地哭了。一阵长长的沉默过后，他说：“我爱你。告诉妈和爸，我也爱他们。”“我们会把事情解决的，”他哥哥跟他保证，“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来把计划定下来。”

接完电话之后，大卫就去了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买了一袋高纯的海洛因。回到旅馆后，他跟朋友们聊了一会儿，道了别，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锁好门，给自己注射了致死剂量的海洛因。几个小时后，他的尸体被发现，针头还留在他的胳膊上。

大卫就是我弟弟，他是我唯一的同胞兄弟。他死的时候，我27岁，当时已经拿到了咨询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正在马萨诸塞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最后课程。

现在回头看那一天和随后的日子时，我仍然很痛苦。那些记忆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跟大卫打电话求他回家后的第二天，父亲和我出去吃晚饭时，先到我奶奶家，我在那儿计划给在阿姆斯特丹的大卫打电话以安排他回家的行程。当我打电话说找他的时候，前台女服务员告诉我等一会儿，然后旅馆经理接了电话。她告诉我大卫死了，死于海洛因过量注射。我看向父亲，他坐在奶奶家的沙发里，用混杂着希望和恐惧的眼神盯着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在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了。那天他并没有哭，就像是放弃了，败下阵来。我们开车回到家，发现母亲在起居室里呆坐在黑暗中。我只说了一声“妈”。她站起身来，从壁炉架上一把抓住大卫高中时的照片抱在胸前，哭着问：“他走了，是吗？”

我也记得我让葬礼司仪在运送大卫遗体的飞机到达后给我打电话。我不想让父母看到大卫的遗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大卫是自杀的，因为我深知他们承受不了这个消息。一天深夜，葬礼司仪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凌晨2点要去波士顿洛根机场领遗体。凌晨4点30分，我悄悄地溜出父母的家，走过8个街区到了葬礼司仪的家，猛敲门，叫醒了这个可怜的人和他老婆。他还半睡半醒着，带我看了楼上房间里的棺木，又下楼到了地下室后面角落里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那里的防腐剂味道让我直反胃。

我看到了遗体，只穿着内衣，脸部严重肿胀，我都没认出来这是我弟弟。“那不是大卫。”我说。

这位了解也深爱着我们家的葬礼司仪轻拍了一下我的胳膊。“亚瑟，你必须要确定，”他说，“你可不能弄错了。你准备好之后再看一下。”然后，我看到了大卫手臂上的刺青图案。我看到他剪到耳朵上方的头发。“爸觉得你回家之前应该理个发，他觉得这样在法庭上会看起来好一些。”这是我在电话里跟大卫说的最后一番话，就在他自杀前的几个小时。

我一直没告诉父母大卫是自杀的。我也没告诉他们我看了阿姆斯特丹警方的报告，报告里详细总结了所有证据；我还看了官方验尸官的总结，里面也清楚地给出了大卫是自杀的结论。我说服了葬礼司仪把死因从海洛因过量改为心脏衰竭。我们当地的报纸编辑对此很怀疑，但最终还是同意按我的说法印刷。

在大卫的葬礼上，我看着父亲茫然地来回走动，向前来致哀的人们空洞地微笑着，在葬礼的花台前久久地站立着，脸上神情专注。我记得我还在想，他是在找什么呢？在下葬的过程中，我一直拉着母亲的手，但突然间她挣脱出来，自己扑倒在棺木上，控制不住地抽泣。我努力去安抚她，但是没用。我不得不把她的手从棺木上掰开，把她搀扶回父亲的身边，而父亲也是双手无力地垂在身边，悲痛扭曲了他的脸。

整个葬礼中我都没有哭。我一直在想这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哭不出来呢？我尝试不进食，以为当我感觉到饿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情绪，但还是哭不出来。我还猜测我所感受到的是不是一种解脱，然后就在想那得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自己弟弟死的时候感觉到解脱。又或者因为知道是他毁了我父母的生活，也明白他们的余生都会在哀伤中度过，我们谁都无法再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了，所以我是在生大卫的气？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

我至今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哭。我经常在想我是不是太害怕了，以至于都不会哭了——太害怕去直面死亡，太害怕看到我那强壮的父亲崩溃，太害怕知道我母亲甚至想跟着大卫去死。

我回到学校去完成我毕业论文需要的实验工作，但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集中精力。我无法思考，无法做出反应，也感觉不到什么。我记得我的朋友们叫我一起出去喝啤酒。我就看着他们，不知所措。出去？喝啤酒？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些啊？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彻底迷失了。我的日日夜夜都被一个问题所纠缠：我当初能做些什么来挽救他呢？我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我跟他的最后对话，我记得其中的每一个字，也仿佛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像在我的脑海里播放录音带一样。“我爱你。”大卫跟我说。大卫很少跟我说他爱我的——这是一个我应该抓住的线索吗？相反，当我弟弟最需要我的时候，当他需要听到这句“我也爱你”的时候，我却僵住了。当时大卫是在向我祈求一线生机，而我却把他晾在一边，没有说出那句很有可能挽救他的话。他想知道他是被爱着的，而我正处于气愤和不信任之中，因为以前听过他太多次不算数的保证，因为大卫的毒瘾已经把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都搅得一团糟，因为我为这种长久的痛心而深感厌倦，所以没能跟他说出他最需要的那句话。我没能让我自己跟他说：“我也爱你。”

当大卫说这句“我要是坐牢的话，我会杀了我自己的”，我记得我当时还在想，他一直都这么自私幼稚。我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我觉得他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他感受到我声音中的怒火了吗？他感觉到连自己唯一的兄弟、最好的朋友都转身站到自己的对立面了吗？他说他会杀了自己的，我却直接把它忽略了，只是告诉他要考虑到父母，告诉他全家都会支持他，向他保证事情都会解决掉的。在他流血将死的时候，我却只给了他一个创可贴。我无视他的情绪，让他自己承受痛苦，只因为我无法处理我自己的情绪冲突。为什么我没能像任何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都会做的那样去处理自杀威胁呢？因为当时我在生他的气。我不想再被他操控了，因为这种恐惧，我没能正确解读他说要自杀的话。如果我当时真正倾听了，真正深入地倾听了他的话，听到了字面以外的意思，能突破自己的气愤和恐惧，直抵他绝望的深处，那又会怎么样呢？那又会发生些什么呢？我能把他救回来吗？

我从我看的每一本书、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我的每一次谈话中去寻找，该如何理解我弟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渴望知道是什么摧毁了他的灵魂和活下去的意愿。我退回到书本和文章的世界里，我的小公寓里堆满了各种文档和手写的笔记。我跟我看的书对话，问它们一些我无法向人们提出的问题。大卫为什么会吸上毒？为什么停不下来？为什么他会切断生活中所有有意义的连接？哪些话语可能会安抚到他？哪种建议可能会真正对他有用？我可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才有可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被爱着？共情是通往爱和宽恕的道路

所有关于丧失和悲伤的心理学理论，以及我在研究生期间学到的工具和技术，都无法驱散我的痛苦。我对这些表层的解释深感沮丧，于是强迫自己问出了那些真正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自我破坏呢？大卫本来拥有很多东西的，怎么就全都失去了呢？那样回应他的我是个什么人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呢？是真的有可能帮助他人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向吗？如何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实现心与心的沟通呢？

我的这些问题立刻就有了一个答案——我知道我不想去做传统的精神分析、沟通分析、格式塔治疗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标准的心理治疗方法。我不想去遵照一个固定的行动方案把我对人类本性的理解简化为一个理论模型。因为在大卫死后的几个月里，我意识到我其实一无所知。在课堂上，在和其他教授和同学的互动中，我总是很惊奇地发现，很少会有人谈论关心、理解、聆听的艺术，甚至是最简单的人之善。大多数的教授和研究生一直都在讨论着心理结构、认知类型和抵抗防御之类的概念，然后就是——当今甚至更为严重——给病人的症状分门别类，下个诊断，再贴个标签。而标签（“妄想型”“边缘型”“躁郁型”“强迫型”）又自动决定了要用哪种治疗方法或药物来缓解症状，直至恢复正常。

正常。这个词困扰着我。什么才是正常的呢？ 大卫年轻时不管怎么说都是正常的。他帅气，有魅力，举止得当，他是个有天赋的运动健将，有爱心的儿子、忠诚的兄弟、关心人的朋友，总体来看大卫是一个典型的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在离开学校并开始过量饮酒之后，他变得越来越消沉沮丧。吸上海洛因之后，他就变得抑郁、焦虑和恐惧。跟其他有毒瘾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时，他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在违反了法律逃到另一个国家之后，他失去了希望。哪种标签、哪种诊断分类能够囊括我弟弟的全部情况呢？

我听到过各种说法。根据当时最主流的心理学理论，大卫遭受的是“抑郁症”“人格障碍”“成瘾性人格”“自恋危机”或者是“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他是一个迷路的灵魂。”一位年长的亲戚觉得。“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产物。”另一位亲戚这么说。“一个药物滥用的受害者。”一个朋友这般总结。“一个从大学辍学的人，没地方可去，没事情可做。”一个邻居说。“一个冒险者和追逐快乐的人。”一个研究生宣称。“我觉得是军队毁了他。”大卫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它们中的每一种可能都包含了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把它们都合并在一起，也无法解释是什么摧毁了大卫的灵魂，熄灭了他活下去的意愿。这些想对他做出解释和描述的努力就像昆虫学家把一只死蝴蝶钉在幕布上一样，其实都没有足够重视他这个人的情况。这些理论把他一块儿一块儿地撕扯开来，直到让他只变成一系列互不相连的部分，等着被分析、被研究，然后被装箱、分类，再储存起来。

我当时就发誓，我不会再给他人的行为贴标签，借此把个人都变成一些抽象概念。这些理论和标签可能会让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更容易把人们的行为同质化，但是它们无法阐明是什么让一个人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而另一个人却选择一条不同的路。对于那些正在受苦，并在寻找方法来结束痛苦的独特个体，这些理论根本无法穿透表象，去展露他们的内心和灵魂。当人们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至爱的人之间断了连接时，这些理论也不能跟他们所感受到的绝望进行对话。

是什么让大卫彻底放弃了希望呢？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来挽救他呢？这些是在生活和工作中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想去理解遭受痛苦的感觉，也希望能学会如何减轻痛苦。我去读《圣经》，想从中找到慰藉和智慧；我去读关于印度教、佛教、苏菲派和道教的书籍；我去学习著名学者的教科书、临床医生写的晦涩难懂的文章和畅销书作家出版的自助书籍。我想起了母亲和父亲，想起他们曾经教过我：共情是通往爱和宽恕的道路。“永远不要放弃。”我父亲会说。“永远也不要放弃希望。”我母亲会补充一句。

大卫为什么就放弃了呢？我肯定大卫丧失希望是因为他感觉到跟他所爱的人失去了连接。大卫被毒品孤立在一边，与家人断了连接。他以为他的这些关系都被彻底切断而不可恢复，这对他就像一个人没有了氧气，呼吸不畅。大卫在自杀之前很久就开始慢慢凋亡了。他做的所有尝试都走向死胡同，他所有的求助哭喊都没有被听到、没有被回应。他被毒瘾逼到了一个死角，又深感羞愧、恐惧、内疚和悲痛，他觉得真的没有了出路。我是如何走向共情之路的

很讽刺的是，大卫的死却加深了我对人与人之间需要连接的信念。回顾他的一生，我能看到所有被错过的机会和关键的节点，那时只要有一句温柔的话语或者一个伸手相助就能起到作用。出现在我弟弟生命中最后几年里的那些错误举动却指引着我去理解如何才能帮助他人做出正确决定，如何带着悲悯之心去聆听和回应，如何抵达他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如何说出舒缓和安抚的话语，以及如何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我学会了更关注问题而不是答案，而且我也全心全意地相信了成长、改变和自我蜕变的无尽可能。

这就是共情之路。共情永不放弃。共情深知人们精神之强韧。用在善意助人上时，共情绝不会使用“败局已定”或“没有希望”之类的词语。

当然，我关注到共情，是因为我想挽救我的弟弟。我相信，如果我能在今天跟他通话，或许我能够让他重返生活。当大卫的绝望不断加深，他的毒瘾又切断了他生活中所有重要连接的时候，我们都焦虑不安，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那长长的几个月里，我本应该有所行动的。我应该每天给他打电话，应该穿越几千英里来告诉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我相信他，我爱他，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尽我所能去帮助他。

我关注到共情，还因为我想去指导他人不要再犯我犯过的错误，让其他家庭免受我的家人所承受的痛苦。

最后，我关注到共情，是为了拯救我自己。共情治愈了我，教会了我宽恕，帮助我建立并维系了那些把希望又带进我生活的连接。每一天，共情都提醒我，生活是有意义、有目的、有方向的。

有时候病人会问我：“您真的觉得我会改变吗？我真的还有希望吗？”这种时候，我会确认我所了解到的他们的情况。我会指出他们能够继续成长的特定方向，指出在他们各自的成长史中能够理解和克服的那些方面。我告诉他们我会一直在这里倾听他们，我会尽力怀着对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尊重来回应他们，我永远都不会丧失对他们的希望，而且在他们觉得好像无法迈出下一步时，我会借给他们我的希望和信念，直到他们找回自己的力量。

说完这些话之后，我能看到他们眼神中的转变，看到希望的光亮和重燃的灵魂。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仿佛看到我弟弟在凝望着我。｜第三章共情的产生：为什么看你那么疼，我也觉得疼｜

共情是祖先馈赠的一部分，是大自然所赐予的天赋，用以庇佑万物生息。

经历了弟弟的死亡之后，我知道了共情的力量，哪怕是最深的伤口，它也能治愈。共情给了我所需的领悟，让我开始了自我宽恕的过程。在我父母艰难地应对无尽的悲伤时，共情也为我与他们之间的互动指引着方向。共情让我更深切地明白，不管多么痛苦、多么绝望，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成长和改变的各种可能。

我坚信，如果当初由共情来引导帮他的话，大卫应该现在还活着。我经常会回想我对大卫的绝望所做出的反应。即使是在25年后的今天，我仍希望能回去改变我当初的言行。我希望当时就能知道现在所知道的东西。我真心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来挽救他。

我的病人经常会问我，我是如何学会原谅自己那些后悔不已的行为的。我几乎都会这样回答：“你可以通过当下不要再做出那样的行为来原谅自己。”我告诉他们：“通过与他人的关系，你可以向自己证明，你能扩展和提升对他人的宽容度。在每一次与人互动中，你都要让自己变得更包容、更宽恕、更有爱。”

这就是共情之路，这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种能够把我们从绝望带到希望、从怨恨带到宽恕、从害怕自己的软弱带到相信自己的潜能的途径。人类是一直在进化的生物，共情就是那种让我们能基于自己的经历来做出适应和改变的内驱力。我总把共情想象为一条大河，它用水流一路承载着我们，温柔地把我们带进新的地界，把这个世界本来的奥秘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共情的强大水流，我们就会一直在自己顽固认知的漩涡旁打转，被我们的恐惧所俘虏，被我们的过去所牵制。缺乏共情的生活会是一潭死水，循环打转，以可预测的模式不断自我重复，而鲜有能力打破这种单调的循环。

如果没有共情，我们根本无法建立任何有意义的连接，也不会有彼此关心的渴望或意愿。我们会过着孤单的生活，想法与情绪相隔离，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相互之间没有通过理解而彼此连接的桥梁。单细胞生物竟然也会社交

共情是祖先馈赠的一部分，是大自然所赐予的天赋，用以确保世上万物的生息。如果不能相互连接，我们将无法存活——这就是共情的深层生物学法则，这也是为什么共情不仅蕴含于我们DNA分子的长链和螺旋之中，也存在于大象、大猩猩、毛毛虫、蚂蚁，甚至是那些最不可思议的单细胞生物的遗传物质当中。科学家们在讨论共情的进化历史时，他们并不会追溯到猴子、鸟类，甚至是像跳蚤或蜉蝣之类的小型昆虫，而是从单细胞黏菌的神奇生命周期开始谈起。

当我第一次听说黏菌（一茶匙花土里就会有几百万黏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特别诧异。我更愿意去探讨人际关系，以及共情、亲密关系和自我觉察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我很快就对它产生了兴趣，因为黏菌虽然起源很低等，但它有很多让人惊诧的地方，能体现出共情赋予生命的力量，以及诸如利他主义、自我牺牲这种高尚的“人类”品质。

黏菌最开始时是一种单细胞生物，以细菌为食，只要有食物就可以原地不动。当食物供给减少时，黏菌会意识到自己形势不妙。在这个时候，一种原始的共情形式就发生了。通过响应一种叫作外激素的化学信号——人体中也有一种类似的化学信号，叫环腺苷单磷酸——单个的细胞就聚集在一起，然后“手拉着手”一起出发去寻找晚餐。聚集在一起的黏菌细胞能够一起在土壤中移动，就像一个由活的、可移动的部件组装成的微型坦克。当细胞团找到了安全的栖息地和充足的食物时，处于细胞团前沿的个体就会死去，放弃了自己继续繁衍的机会，这样后排的个体就能食物丰足，繁荣兴盛。

研究黏菌的研究人员——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因为这些单个细胞之间相互沟通和聚集的能力也模拟了人类胎儿在子宫中发育的方式——都相信细胞之间的融合是由一些“沟通”基因或“社交”基因来掌控的。这些基因会鼓励细胞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形成一个能提高整个物种存活机会的社群。每个细胞都能明白其他细胞的需求，并做出相应反应。这种反应不只会让个体自身获益，更是会让整个社群获益。

如果单细胞生物都能以如此高效的方式沟通，那更高等的生物得有何等的相互理解和洞察力啊？沿着进化的阶梯再往上走，我们看到在蚂蚁和一些毛毛虫之间发展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共情式关系。这些毛毛虫有一个专门用来吸引蚂蚁并与之沟通的“蚂蚁器官”。其中一个器官就长在毛毛虫身体的尾部，一旦被蚂蚁触碰到，它们就会分泌一种富含氨基酸的透明液体，蚂蚁们会去舔食这种液体。这样，蚂蚁就能花最少的力气吃到一顿健康又营养的加餐。

因为这种免费的美食随时都有，所以蚂蚁们就会待在附近，这恰恰就是毛毛虫想要的。因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你找不到比蚂蚁更加忠实坚毅的朋友。当毛毛虫受到它的昆虫天敌，如大黄蜂的威胁时，它就会通过启用第二个“蚂蚁器官”来招集蚂蚁的协助。毛毛虫头部后面的一对触角会释放出化学信号，通知蚂蚁们进入防御状态，准备攻击入侵者。如果大黄蜂要来叮毛毛虫，蚂蚁们就会跟敌人决一死战。

毛毛虫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负面”共情的原始模式。毛毛虫让蚂蚁误以为它们的存活有赖于毛毛虫的命运，而事实上，相对于蚂蚁需要毛毛虫来说，毛毛虫更需要蚂蚁。其实，大黄蜂本来并不在意这些小蚂蚁们——它只想靠这个肥美多肉的毛毛虫来饱餐一顿。但是，对蚂蚁来说，因为有全天供应的免费美食，毛毛虫又能用它们能理解的语言进行沟通，蚂蚁们已经完全被毛毛虫征服了。有了这些诱惑，蚂蚁们心甘情愿地誓死来保护毛毛虫。高等动物都擅长读心术

随着动物们进化发展出思考和推理的能力，它们的共情能力（既包括有益的，也包括有害的共情）也突飞猛进。与他人沟通的能力也因为能够“读懂”他人的情绪和想法有所提高。虽然大多数人都觉得“读心术”这一天赋绝对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事，但是更原始的（更准确地说，是进化上不一样的）物种似乎也能参读他者的感受和动机。

在《鸟喙》（The Beak of the Finch）一书中，科普作家乔纳生·威诺（Jonathan Weiner）采访了一位每天都给鸟儿喂食的女士，她讲述了一段自己与一只鸟之间发生的神奇故事。

那一天，我待在家里，坐在床上看书……一只雀鸟飞到我身边的枕头上。我能看到它的鸟喙有些问题，是长了禽痘。禽痘通常长在脚上，但有时也在鸟喙的里面疯长。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只鸟能做到这样——直接飞起来，注视着我的脸。虽然你给它们喂食的时候，它们也会抬起头看着你，但这次很不一样。这次感觉就像——用一种拟人化的说法——一个求救的哭泣。当然你无法知道答案。也很有可能是它没法吃东西了，很饿，而我就是那个食物来源——提供米粒的人。谁知道呢？对我来说，那就像是在说：“救救我。”

我就帮它把禽痘擦掉，在长痘的地方涂了紫药水。我想尽力帮它处理好。

尽管我们无法知道那只鸟当时是怎么想的，但如果我们猜测那只鸟当时知道自己快要饿死了，作为最后的尝试，它向一个善良的人类求助，这好像也不会太过分。不管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还是一个侥幸的事件，那只鸟的非常规举动救了自己的命。

给动物赋以人类的感觉并不是什么伟大的科学。科学家都要求有证据，可又无法准确测定动物的感觉，因为它们并没有可以表达自己想法的语言能力。但很多聪明睿智的人们仍然相信其他物种也能体会到喜悦、悲伤，甚至是像内疚、羞耻、哀伤和嫉妒这类的高级情绪。用共情语言来说就是，动物们能领会到他者（包括人类）的这些情绪并能给予回应。

杰佛瑞·麦森（Jeffrey Masson）最初是学精神分析的。在他的《哭泣的大象》（When Elephants Weep）一书中，他讲述了一个在一对天生的敌人——大象和犀牛——之间产生共情的故事。

一个犀牛妈妈带着它的幼崽来到一片盐沼地，小犀牛陷进了泥潭里。犀牛妈妈用鼻子拱了拱小犀牛，确认它没有受伤，然后就到树林里觅食去了。随后，一群大象也来到这片盐沼地，犀牛妈妈就赶回来攻击那只领头象。象群被赶走了之后，犀牛妈妈又去树林中觅食了。麦森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只象牙很大的成年大象走到小犀牛身边，从小犀牛身上跨过去。然后这只大象跪了下来，把象牙伸到小犀牛的身体下面，开始往上抬。这时，犀牛妈妈从树林里冲了回来，那只大象就离开了，回到了另一片盐沼地中。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每当犀牛妈妈返回树林里的时候，大象都过来想把小犀牛从泥潭里抬出来，但每一次犀牛妈妈都冲回来保护小犀牛，大象也只好撤退。最终，象群继续上路了，小犀牛仍然陷在泥潭里。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准备把小犀牛救出的时候，它自己竟然从变得有些干硬的泥潭中脱离出来，去跟等着它的妈妈会合了。

为什么大象会冒着受到犀牛妈妈攻击的风险帮小犀牛呢？虽然大多数科学家都很谨慎，不会给动物的行为赋以人类的情绪，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不这么考虑就很难给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很明显，那只大象意识到了小犀牛深处困境，一次又一次地想去帮忙——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种善良的无私行为。如果认为共情是能准确地理解另一个个体的体验并能敏感地做出回应，那么说那只大象感受到并且表达出了共情会有什么不对吗？

不久前，一位动物园管理员刚好目睹一只受伤的小麻雀掉进了大猩猩的笼子里。一只大猩猩马上抓起了这只小鸟。但大猩猩并没有像动物园管理员以为的那样，会揪扯这只小鸟，或者把它当下午茶吃了。相反，大猩猩温柔地用手掌托起这只小鸟，盯着它看，好像着了迷一样。其他大猩猩也凑了过来，它们小心翼翼地依次把这只幼鸟传递下去。到了最后一只大猩猩手里时，它走到笼子的栅栏边上，把小鸟递给了在旁边惊呆了的动物园管理员。

是不是大猩猩意识到了小鸟的困境，才有了共情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又激发出想帮忙的愿望呢？没有什么能比看到他人有难更能拨动我们的心弦。一天下来，可能会有几百个人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不会去考虑他们的心情，但只要看到有人——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明显遇到了难处，我们就会强烈地想给出回应。

其实在其他物种中也同样会有这种基本的共情本能。如果那只小麻雀是健康活泼的，那大猩猩可能想都不想就把它给吃了，还可能会为自己能凭空抓到一只鸟而开心，然后用一嘴的鸟毛和鸟肉来炫耀自己的能力。但是，一只受伤的小鸟让大猩猩困惑了一下。然后共情就开始起效了，这使大猩猩的自发反应变成了用心的关照。大猩猩可能在想：这只鸟为什么会待在笼子里的地面上，而不是像其他鸟那样在天上飞？对这个奇怪的小东西，我应该怎么办呢？

琢磨这些问题会让事情慢下来一些，这给了大猩猩一点时间来观察这只幼鸟。或许大猩猩从小鸟的眼神中看出了它的恐惧，或许它感受到了小鸟的心跳过快，或注意到了它慌乱地想要逃跑。尽管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大猩猩当时是怎么想的、感受到了什么，但我们有一点非常明确——在那个由痛苦、恐惧和非寻常状况而营造出来的与正常生活不同的空间里，发生了一个共情的故事。

下面是另一个跨物种的共情故事，这次是发生在大猩猩和人之间。75年前，一个在非洲工作的年轻人因为感染疟疾病倒了。他的名字叫杰瑞·柯通（Cherry Kearton），他家里养了一只叫托托（Toto）的大猩猩。托托从早到晚都陪在这位生病的朋友身边，日复一日。柯通想吃药时，托托就把奎宁的药瓶递给他；他要看书时，托托会一本一本地指着不同的书，直到柯通点头。然后托托就把对应的书拿出来，递给它卧病在床的朋友。在漫长的恢复期间，柯通有时会穿戴整齐地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托托已经帮他把靴子脱掉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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