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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涛、何清湖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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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未病试读：

前言

中医治未病理念源远流长，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独具影响的理论之一。“未雨绸缪”，“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凡事预防在先，是中国人谨遵的古训。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形成，正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后世历代医家对此不断发挥，丰富了中医治未病的内涵，并实践于临床，指导治病和养生，使治未病理念深入民心，在实践中不断推而广之。如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并创“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成为治未病理念灵活运用的经典论述。又有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言：“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怯；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医治未病理念发展到今天，趋于成熟，意寓时刻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具体内容包括未病养生，防病于先；欲病就萌，防微杜渐；已病早治，防其传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毋庸置疑，当今世界，人们对自身健康状态的关注已从“已病图治”转变为“养生保健，未病先防”，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亚健康成为健康医学的主题之一。在中医“治未病”理念指导下，中医药系统的养生保健理论体系和独特的传统疗法，对那些“感觉不舒服而又查不出病”的亚健康人群，无论是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医学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1世纪初，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国家卫生政策的重大调整之一是由治疗为主转为预防为主即卫生政策的“战略前移”。伴随时代的脉搏，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界对治未病理念的研究和应用都十分关注，是近几年来中国中医药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我们相信，中医药养生和防病的理念、方法对世界人口的健康维护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基于此，2008年，立项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合作项目“中医药‘上工治未病’工程项目以及中医药对亚健康防治干预研究”，旨在比较全面地整理、总结中医治未病的具体方法和经验。该项目由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和湖南中医药大学承担实施，《中医治未病》的编纂是整体研究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编写好本书，项目组先后五次组织专家在北京和湖南长沙对编纂方案进行了研讨和论证，历时3年，几易其稿，在2009年底完成了书稿的编纂。本书分为

总论

本书的编纂，得到了国内很多专家的悉心指教，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专家和领导表示衷心感谢！为了编纂好本书，编委会尽心尽力，但因学术水平有限，加之编写《中医治未病》本身是一个创新，未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书中纰谬和疏漏之处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和完善。孙　涛　何清湖2010年4月30日总论第一章概　述第一节　健康与未病的概念

上世纪末，国际上围绕医学目的进行了两年的大讨论，最终认为：“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是关于健康的科学。”“好的医生应是使人不生病的医生，而不仅是把病治好的医生。”健康和疾病预防已成为21世纪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虽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只是关注对疾病的认识、诊断和治疗的进步，忽略了从人的健康出发，研究和判断疾病的预防和发生发展趋势。在健康和疾病的不同状态之间，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因此，对健康状态的研究、对疾病复杂性的认识具有现实意义，对疾病未病防因、欲发除因、已发防变、病愈防复的研究更是疾病各级预防的必备手段。

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指出，一个人只有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良好适应能力和道德健康、生殖健康等五方面都具备才能称得上是健康。也就是说，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好状态。现代医学关于生命曲线的公式是健康-亚健康-疾病，中医学理论认为生命曲线的公式是未病-欲病-已病。虽然两者关于生命曲线的表达方式不同，但其中心思想却是相同的。已病就是已经发生了疾病，积极防治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如果对于什么是未病、什么是欲病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则更有益于民众的身心健康。一、健康的概念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健康被常人理解为是“不生病”的生理概念，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有病就意味着不健康。后来，有人把健康定义为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并具备良好劳动效能的状态。实际上，这个定义也不够全面，没有关注到人精神的、心理的健康。但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不断加深，现代人已经普遍认为，健康不仅是指四肢健全、躯体无病，还要求精神上有一个完好的状态。心理、社会、文化因素同生物生理因素一样，与人的健康、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何谓健康（health）？1948年，WHO在其《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病态（虚弱现象），而且是一种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心理上）和社会上完全安好的状态。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重申：健康不仅是与疾病和体虚的匿迹，而是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总体状态，是基本的人权，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性目标。1982年，WHO对健康的定义又做了修改和补充，在人的心理、生理、社会的三要素中加进了“道德健康”，形成了人的生理、心理、道德和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相适应的整体观念。这可以说是人类对健康的一个较完整、科学的认识。健康新概念中的人，已经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了。1992年，WHO在《维多利亚宣言》中首次提出了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大健康基石。四大健康基石是有史以来人类康寿经验的大总结，可以说，人类从此步入了自觉的健康时代。

由此可见，健康应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几方面。一个健康的人，既要有健康的身体，还应有健康的心理和行为。只有当一个人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都处在一个良好状态时，才是真正的健康。现代健康观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人人为健康，健康为人人”，是一种社会协调发展型的健康观。《维多利亚宣言》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没有提出健康保障。既使人们百分之百地做到了宣言中的四条，人类也无法进入自主的健康时代。预防才是健康的保障，因此，强调预防，重视治未病，使生命达到最高境界，即无疾而终，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中医对健康、无病、未病和疾病有自己的认识，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认识也在进步与更新。中文中健康的健字，最早是指形体健壮、强盛，因此有健身、健壮的习用词，《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为此意；健康的康字，主要指心态坦荡、宁静，因此有康宁、康泰的说法。所以，我国古代的健康观就包含了身心的健康。中医学认为，形与神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形”指形体，包括脏腑、组织、器官等；“神”指生命机能，包括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人的生命是肉体（形）与精神（神）的统一体。所谓健康，就是人体形神的统一，人体的生命活动与社会、自然环境维持在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中，健康是动态的，是可调的。处于平衡状态就是健康，即所谓“阴平阳秘”。健康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心与身、气与血的和谐。

中医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内经》提出一个“和”字，即“血和”、“卫气和”、“志意和”、“寒温和”。此“血和”、“卫气和”可概括为血气运行和畅；“志意和”可理解为精神活动正常；“寒温和”意指机体能适应外界寒温环境。从中可领悟中医关于健康的标准有三条：一是人体机能活动正常，以血气运行和畅为标志；二是人的精神活动正常，即“志意和”；三是机体能适应外界的环境，即“寒温和”。概括地说，中医认为健康的本质是和谐，即人与自然和谐、心与身和谐、气与血和谐。此三条内容与近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躯体无异常；心理活动正常；能适应外界环境）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一个“和”字充分凸显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而且其内涵更加深刻、丰富。二、未病的概念

中医“未病”一词由来已久，源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汉代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则对什么是治未病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上工治未病，何也？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所谓“未病”，是指身体健康，没有疾病。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其范围也有所扩充。

从字义来看，“未病”即“疾病未成”，定义应该是“体内已有病因存在但尚未致病的人体状态”，即疾病前期。但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结合临床实际，未病的概念不断扩展，已经包括了无病期、欲病期、“既病防变”期、愈后防复期，这些都称为“未病”状态。也就是说，“未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未病”，并不全是没有病，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则表明此时人体处于既病防变期，肝已病，而脾尚处于未病状态。

无病期，即人体处于健康状态，此时应防止体内病因发生或（和）外邪入侵的未病先防，身体健康时的养生防护，或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赏而勿罚，予而勿夺，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素问》运气七篇中更有众多，根据当年五运六气盛衰“司岁备物”、防治疾病的论述。

此外，部分人群处于未病状态时，人体脏腑阴阳之盛衰已有偏颇，或已有邪气内存（内生或外来），但尚未致功能活动的失常，如一个人素体体质阴弱阳盛，有湿邪内伏，但只有发展到阴虚阳亢、湿邪阻滞脾胃时，人体才出现功能失常的疾病状态。这种阴弱阳盛、湿邪内伏的体质状态就是典型的未病状态。“欲病”之说，源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书中记载：“古人善为医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欲病之病，正如孙思邈所说：“凡人有不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希望自瘥，须臾之间，以成痼疾”（《千金要方》）。欲病之病，在外表上虽然有不适的症状表现，仅仅是“苦似不如平常”，全身不适，勉强坚持工作，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又都未见异常，医生不足以诊断为某一种疾病。欲病之病，实质是人体处于未病与已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当然，欲病之时，五脏没有虚损，六腑尚未衰败，气血运行还未紊乱，神气犹未涣散，病势处于轻浅阶段，及时服药调理，每能痊愈。

既病防变，指的是机体已出现病变，但是疾病有由浅入深、由轻变重的过程。虽然，机体的某些脏腑已有病变，或机体有气血紊乱，但其他脏器仍然是健康的。因此，针对疾病传变的普遍规律，中医将这个时期称为特殊的“未病”。如当疾病在太阳经时，就要考虑到向其他经发展的可能；当疾病在表时，就要考虑到向里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也是属于“未病”之病的范畴，尽管没有出现或到达其他经，影响到深层，但应采取措施对可能受邪的靶位进行保护。

愈后防复，即病后初愈，体弱易复，愈而或复，也是“未病”之病。这是因病后正气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由初愈达到病前的正常水平，需要有一个时间段，在这个阶段的时差内，初愈者虽然处在病前的正常生活、环境下，但因其适应力较正常水平差，容易导致疾病重新发作，这就是中医常说的“病复”，最早在《素问·热论》中就提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

综上所述，“未病”包含无病状态、病而未发、病而未传、愈后未复等几层含义，包括了从无病到已病，从未形成到已形成。从非器质性病变到转化成器质性病变有一个阶段和过程。中医虽然把病分为“未病”和“已病”两个层次，但谈“未病”并不把它和“已病”截然分开，只是认为“未病”是“已病”的基础，“已病”是“未病”由量变到质变，由隐变到显变的结果，两者密不可分。第二节　中医治未病的源流“治未病”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最具影响的理论之一，它根植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几千年来，“治未病”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四个历史阶段，对人民群众的卫生保健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一、萌芽

中医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如阴阳学说、精气学说、五行学说等都源于古代哲学思想，“治未病”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思想也不例外，其形成同样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治未病”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代，《商书·说命》曰：“唯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有备无患”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如《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管子·牧民》亦曰：“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既而影响到医学界，开始有医家意识到疾病应早发现、早治疗。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对齐桓公望色诊病，“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等。故《淮南子·人间训》曰：“人皆轻小害易微之事以多悔，虽至而后忧也，是犹病者已惓（惓，剧也）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国语·楚语下》亦云：“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为之关籥藩篱而远备闲之，犹恐其至也，是之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强调了疾病早期治疗，防止传变的重要性。这些朴素而原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虽未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然观其主旨，实为“治未病”概念之滥觞。

这一时期，对“治未病”概念形成影响较大的，当属《易经》、《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淮南子》等各思想流派。《易经·既济卦》曰：“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既济卦是离（火）下坎（水）上，水在火上象。孔子在《易传·象》中解释此卦说：“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也就是防在于预，预在于思，其目标是“患”，充分反映了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亦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告诫人们事物在萌芽阶段易于被消灭，所以要居安思危，及时发现变化的征兆和苗头，采取相应的措施，形象地论述了“治之于未乱”的道理。应用于医学方面即《道德经》第七十一章提出的“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若时常害怕生病而先作预防，就可以避免疾病为害。《庄子·盗跖》云：“丘，所谓无病自灸也。”可见当时人们已经用灸法来防病保健了。《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军事著作，就其哲学思想的内涵来看，也包含有许多“治未病”的思想，如《孙子兵法·九变》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体现了兵家“有备无患”的战略指导思想。《淮南子》则主张“治无病之病”，指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这些都为治未病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形成“治未病”概念的提出，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有三处直接提及“治未病”。归纳起来大致有四层意思。

1.未病先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告诫医生和患者，应重视未病先防。这包括顺应四时，所谓“顺四时而适寒暑”（《灵枢·本神》），“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形神共养，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2.治病萌芽《素问·刺热》云：“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就是说，疾病初发，苗头初露，就要及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更指出：“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后世张景岳释曰：“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

3.待衰而刺《灵枢·逆顺》说：“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在针刺治病时，对于病势猖獗的病证，要避其猖獗之势，选择适当时机。正如《素问·疟论》所说：“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治也。”

4.既病防变

既病之后，防止疾病传变，亦谓之“治未病”。《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后《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根据这一规律有进一步论证。《难经·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难经》运用五行乘侮的理论，并以肝为例，突出体现了在既病防变中如何防止疾病传变，丰富了《素问·玉机真藏论》中有关疾病传变的论述。三、发展

汉代，张仲景发展了《黄帝内经》、《难经》中“治未病”的思想。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列“上工治未病”于首条，告诫人们平时就应注意“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只有“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均说明如果能内养正气，外慎风邪，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并重视“治病萌芽”，提出“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的有病早治的思想，具体采取的防治措施，如“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张仲景最突出的贡献是实现了对“既病防变”思想的具体应用，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遵《难经》之意，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并创“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所以“防变”还当根据临床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成为既病防变灵活运用的经典论述。书中处处蕴含着既病防变的思想，如《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并治》曰：“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动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太阳病虽在表，有里传之势，为发痉先兆，若不加治疗，将发展成角弓反张、卧不着席的痉病，故选用葛根汤以生津养筋；《伤寒论》第八条云：“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即是根据六经传变规律，预先针刺阳明经穴位以防太阳病邪气内传；又如《伤寒论》第六十五条，由于“发汗后，其人心下悸者”，“欲作奔豚”，予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使奔豚将发而未发；以及治阳明腑实证所创三承气汤急下存阴法，皆是为“治未病”的典范。

张仲景的“治未病”思想还包括“病后防复”，即病后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疾病的复发。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谓：“五脏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脏病各有所恶，各随其所不喜者为病。”强调适其所喜，避其所恶，选用适当的治疗药物和护理方法。并在《伤寒论》中于六经病篇之后，设有《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指出伤寒新愈，若起居作劳，或饮食不节，就会发生劳复、食复之变，从而示人疾病初愈，应慎起居、节饮食、勿作劳，做好疾病后期的善后治疗与调理，方能巩固疗效，防止疾病复发，以收全功。

华佗强调运动健身之法，也是“治未病”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户枢不朽是也。”认为运动有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促进饮食的消化输布，使气血生化充足，气血流通，而健康长寿。《后汉书·方术传》载其创“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同时，还提到“从天地阴阳”、“调神气”、“慎酒色”、“节起居”、“省思虑”、“荣滋味”等，都是未病先防养生保健的重要原则。

晋代，中医治未病思想也有广泛运用。范汪所著的《范东阳杂病方》中即有灸法防霍乱可使人“终无死忧”的记载，并把这种防病的灸法称为“逆灸”。葛洪提倡导引和药物预防保健，“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或伸展，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肘后方》还论述了艾叶重灸住室，可防止传染性疾病蔓延。

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寒冷地区用灸法预防小儿惊风的民间习俗，“河洛间土地多寒，儿喜病痉，其俗生儿三日，喜逆灸以防之；又灸颊以防噤”。同时，巢氏还反对不分寒热一律给新生儿逆灸的做法，体现了灸法保健也要辨证施灸的思想。四、成熟

唐代，“治未病”理论已经比较成熟。最具代表者当属孙思邈，其在《千金要方》中言：“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将疾病比较科学地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反复告诫人们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并将“治未病”作为评判好医生的标准。因此，孙思邈倡导积极养生，认为治未病主要从养生防病和既病早治着眼，在《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很有实用价值。如提出用针刺预防中风，“唯风宜防，针耳前动脉及风府甚良”；并创“苏酒方”以“辟疫气”，“一人饮之，一家无疫；一家饮之，一里无疫”；在既病防变方面提出有消渴病的防变措施，“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虑有大痈，何者？消渴之人必于大骨节间发痈而卒，所以戒之在大痈也，当预备痈药以防之。”

宋代，治未病思想同样受到了医家的重视。如南宋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提及刺泻风门，可令背不痈疽。又明言脐灸有壮元气之功效，能强壮身体，延年益寿。窦材在《扁鹊心书·住世之法》中则将灸法列为各种养生保健法的首位，主张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防病摄生，而且要求早灸、多灸，“若灸迟，真气已脱，虽灸亦无用矣。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并指出熏灸关元于无病时可预防保健，在既病后可防病传变。《太平圣惠方》载有“将中风之候”，“未中风一两月前或三五个月前，足胫上忽发酸重顽痹”，提出“便须急灸三里穴与绝骨穴”，以预防中风，这对后世运用针灸防治中风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张杲在《医说》中认为“若要安，三里莫要干”的原因，是“三里者，五脏六腑之沟渠也，常欲宣通，即无风疾”，因此，灸足三里亦可预防中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载有：胎儿初生，即“俗以黄连汁压之”以清解胎毒，能防胎中诸疾。认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当摄生防邪侵，用药宜小心谨慎，“或无下证，慎不可下也”，“凉药久则寒不能食”。

元明时期，医家亦主张“摄养于无疾之先”，大都是对《黄帝内经》中“治未病”概念的延伸。如元代邹弦所续宋代陈直的《寿亲养老新书》中提及，按擦涌泉穴可“终不染痒，面色红腻，腰足轻快”。《丹溪心法》云：“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认为治未病始终要重视脾胃的调养，以扶助正气，抵抗邪气。“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其论著反复阐述脾胃与元气的关系，“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以调脾胃”（《脾胃论》）。

明代的张景岳云：“故在圣人则常用意于未病未乱之先，所以灾祸不侵，身命可保。”强调体质强弱在治未病中的关键作用，“脏病唯虚者能受而实者不受，脏邪唯实者能传而虚者不传”。汪绮石著《理虚元鉴》，虽是治疗虚劳病的专书，但也有鲜明的“治未病”特色，提出“虚劳当治其未成”，认为若病已成而后治之则“病虽愈亦是不经风浪”；“令其善为调摄，随用汤液十数剂或丸剂胶剂二三斤，以断其根，方为善策。”万全的《育婴家秘》也体现了预防为先，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其提出“育婴四法”，即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病。实质上加强了小儿先天、后天之本。小儿先天充足，后天强盛则邪不可干，故孕育正常，生长健康，发育良好，疾病免生。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对艾灸神阙防病保健，延年益寿的运用十分广泛，《医学入门》、《类经图翼》、《医学汇言》中分别对于灸此穴的时间、灸量及有关验案都有具体描述。如《类经图翼》载隔盐灸神阙穴“若灸至三五百壮，不唯愈疾，亦且延年”。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还详细记录了应用艾灸预防中风，“但未中风时，一两月前，或三四月前，不时足胫发酸发重，良久方解，此将中风之候也，便宜急灸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

清代，治未病思想更趋完善。喻嘉言深谙治未病要义，所著《医门法律》以“未病先防，已病早治”之精神贯穿始终。如《中风门》中的人参补气汤便是抵御外入之风的绸缪之计。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提出：“夏月三伏用药贴敷肺俞、膏肓俞、百劳等穴，可预防哮喘冬季发病。”更是发展了“冬病夏治”的防病复发思想。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也体现未病先防的思想，其专篇列有“记未病以前之形状”，载有中风之先兆症状34种，提醒人们“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易于疏忽。”叶天士将治未病思想广泛应用于温热病中，其在《温热论》中指出，对于温热病控制其发展变化的积极措施“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温病属热证，热偏盛而易出汗，极易伤津耗液，故保津护阴属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举，是控制温病发展的积极措施。同时根据病人体质采取不同的原则及方药，以防传变。如对素体阳气不足者，治疗时注意顾护阳气，即《温热论》所述“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盛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恐成功反弃。何以故也？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对于素体阴虚者，则指出“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息，灰中有火也”。这种辨体质、先安防变的用药方法，对后世具有重要意义。其后，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不厌其烦地提出保津液和防伤阴，指出温病易伤阴动风而致痉，所以要“于其未痉之先……以法治之，而痉之源绝矣”，“全在见吐泻时，先防其痉”，若“热邪深入下焦，脉沉数，舌干齿黑，手指但觉蠕动，急防痉厥，二甲复脉汤主之”，用以养阴清热息风防痉厥，与叶氏“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吻合，充实了治未病思想的内涵。吴氏还认为温病瘥后，最易因食而复，强调病后防复的重要性，“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不可即食，食者必复……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为会议题词“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成为我国最早的卫生工作方针，“治未病”的概念不断深入人心。随着国家疾病防控与卫生监督体系逐步完善，科技水平提高，部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得到控制或基本消灭，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明显的改观。麻疹、白喉、百日咳、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结核病、乙肝、艾滋病等防治也取得明显进展；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得到重视和加强，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精神病等，开展了社区综合防治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地方病的防治，如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学发展趋势“由以治病为目标对高科技的无限追求”，转向“预防疾病与损伤，维持和提高健康”，给“治未病”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06年3月，国家16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将“人口和健康”作为重点领域之一，明确提出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相结合的方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2007年1月，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特别提请大家思考和研究一个问题。中医学有一个理念：‘上工治未病’，我理解就是重视预防和保健的医学，也就是防患于未然。如果预防工作做得好，身体强壮，抵抗力增强了，不生病或少生病不是更好吗？”吴仪副总理一语道出了中医学思想的精髓，符合“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治未病”的理念和实践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中医“治未病”的新纪元。2008年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了《“治未病”健康工程实施方案（2008～2010年）》，紧接着，遴选确定了两批共46家“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涉及17个省（区、市）和局直属直管医院。同时确定了上海、广东为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试点省市，开展区域性试点工作。研究制定了“治未病”科研规划，组织实施了一批科技项目并及时转化推广成果。2009年1月，在第二届“治未病”高峰论坛上，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同志说：“中医药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理念，顺应了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顺应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医药市场的新需求，其精髓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下，‘治未病’将开启中医药的新时代。”第三节　中医治未病的原则“治未病”是中医一贯强调的预防思想，代表着中医学的特色和精髓。其创未病先防、将病防发、既病防变和病后防复的独特医学理论，已成为确立和采取各种养生保健措施及防治疾病方法的指导原则。尤其是当今大力弘扬中医学“治未病”的特色和优势，对于预防疾病发生，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具有战略意义。那么，今天我们在“治未病”过程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影响下形成的中医学独特的思想方法，即认为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整个宇宙也是一个大的整体。在中医学中，整体观念是关于人体自身及人与环境、社会之间统一性、联系性的认识，是中医“治未病”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1.形神合一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联系脏腑、体、华、窍等形体组织的有机整体。另外，躯体状况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各系统、各器官之间生理功能上互相联系，病理状态下相互影响。在这一有机整体中，中医特别强调“形神合一”，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与人的形体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如《灵枢·天年》所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说明五脏气血是精神魂魄生成的物质基础，精神和肉体相合生命体才能得以存在。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形神合一”论清楚地认识到形与神在疾病的发生过程中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躯体生理活动的异常（形的异常）可以导致精神心理的疾病（神的疾病）；另一方面，精神心理的异常（神的异常）可能造成躯体生理病变（形的病变）。

现代社会的诱惑、压力、竞争等导致心身功能紊乱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功能紊乱可以说是众多现代常见病的先导，也是形成“未病”状态的主导因素，积极防范，纠治这类心身功能紊乱，在“治未病”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形神合一”的理论基础上，中医主张“治神”与“治形”并用的“心身并治”。《素问·宝命全形论》就曾指出：“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强调了形神并治，方可祛病的重要思想，使“治未病”的手段不仅仅局限于针药等躯体疗法，同时也包含了心理治疗，即通过调节生理机制而达到调节心理，或通过调节心理而达到治身之目的。

2.天人合一《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些都说明人体要靠天地之气提供的物质条件而获得生存，同时人体五脏的生理活动，必须适应四时阴阳的变化，才能与外界环境保持协调平衡。正如张景岳所说：“春应肝而养生，夏应心而养长，长夏应脾而养化，秋应肺而养收，冬应肾而养藏。”因此，人体要保持健康无病，必须维持人与自然规律的协调统一。人也应根据这一规律，安排生活作息，调摄精神活动，以适应不同的改变。所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从之则苛疾不起”，健康长寿；“逆之则灾害生”，轻则为病，重则危及生命。另外，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人与社会之间亦相互联系和影响。社会环境可以通过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引起躯体变化，也可以通过影响精神活动进一步影响躯体状况。“未病”状态的发生与不良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社会环境等息息相关。从中医角度理解，这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出现紊乱，而导致自身阴阳、气血、脏腑的失衡状态。从这一认识出发，“治未病”总的指导原则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这种失衡状态。“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早已为“治未病”铺设好了一个宽阔的平台，建立了优势。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样是“治未病”中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原则。“未病”状态缺乏明确诊断为“某病”的理论依据，不能算疾病，是一种还达不到器质性改变的功能性变化。因此，以具体的“形态结构学”为基础，以单纯的“生物性疾病”为研究对象，以数字化的检验资料为诊断依据的西医学很难把握“未病”状态的诊治规律。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想和理论在“治未病”中突显了优势。

中医的证是一种状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病因（如风寒、风热、瘀血、痰饮、情志、饮食等）、病位（如表、里、某脏、某腑、某经、某络等）、病性（如寒、热等）和邪正关系（如虚、实等），反映了疾病发展过程中，该阶段病理变化的全面情况。由于病是指疾病的全过程，而证是反映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实质，所以证比病更具体，更贴切，更具有可操作性。

对于“治未病”而言，不管“未病”状态的西医学诊断能否成立，中医总能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进行辨证，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采取相应的调治方法。因此，中医能动态地研究“未病”状态的各个不同阶段，作出诊断并“对症下药”。

在“治未病”过程中，强调辨人之体质、气质，辨证之部位、属性，辨病之异同，辨病证之异同而实施防治，这一特点应贯穿于“治未病”的整个阶段。具体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同病异治”，在同一“未病”状态中，由于“未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病理变化不同，所属证候不同，则防治方法不同，如同为鼓胀，属肝病传肾，当治肝防其传肾；属脾病传肾，当治脾防其传肾。另一种是“异病同治”，在不同的“未病”状态，有时可能出现相同或相近似的病理变化，因此可采取相同的方法来防治，如多种热性病恢复期，都可能有热灼津液致阴津不足之证，均可滋养阴津，以防病势复发。三、防治结合“防治结合”的“治未病”原则，因“未病”状态的不同，在运用时又各有侧重。未病先防时，当以单纯的预防为主、预防为先，也就是针对疾病发生的生物、物理、化学、心理、社会因素采取综合性预防措施，消除致病因素，防止致病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与正邪两方面相关。邪气是各种致病因素的总称，是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正气是人体的机能活动和对病邪的抵抗力，以及维护健康的能力。正气强弱与否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原因和根据，故《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此，未病先防时当以增强正气，避其邪气为原则。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既病防变时，当防治结合，做到防中有治、治中有防。预防时，不能截然和治疗分开；治疗时，亦不能截然和预防分开。往往是此阶段的治，寓下阶段的防；下阶段的防，又为了此阶段的治。例如，伤寒邪在太阳，有传阳明之势，即治阳明以杜绝传入，同时治太阳以防止病入阳明。治心脏病，心胃相关，故治心之时，每兼治胃，以防两器官同时发病而致症状加重。

疾病愈后，再次重新发作，或因于复感新邪，或因饮食致复，或因过度操劳而作，或病后滥施补剂，药物调理失当而发等。因此，病后防复时，则以防为主，兼夹治疗，强调病后慎避外邪、节饮食、适劳作的重要性。同时，在预防中我们可运用一些治疗手段，如对于脾胃久虚患者可以长服补中益气丸健脾强胃，预防脾胃病变等。四、体质调护

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状态。中医体质学认为，体质决定了患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所患病证种类的倾向性。故分清人群中的体质，针对性预防易感疾病比诊治疾病更为重要，以体质为依据进行防治调护，是“治未病”的重要原则之一。

中医学认为，阴阳、气血、津液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而体质现象即是阴阳、气血、津液盛衰变化的反应状态，因而能从中医体质学角度进行分类，主要有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和特禀质9种体质类型。研究发现，某些疾病，甚至是一类疾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因素、类型有关，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卒中属于痰湿体质较多，成为发生这些疾病的“共同土壤”。人们过去在治疗疾病时，往往被疾病“牵着鼻子走”，而没有注意到这些疾病的共同背景，抓住了体质就抓住了根本，为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指明了方向。

虽然，前面讲体质是“相对稳定的固有状态”，但也是可调的。也就是说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通过干预可以使人的体质偏颇失衡状态得到改善与调整，从而恢复健康。例如，对过敏性疾病的治疗，长期以来是寻找和针对“过敏源”，而不是治疗“过敏人”。有研究证明，过敏反应发生的关键是体质因素，而不是过敏源。所以治疗过敏性疾病要调治过敏人（体质）而不仅是过敏源，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过敏人”的易过敏状态。

因此，在“治未病”过程中，我们应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根据不同人群的体质类型以及人在婴儿、儿童、青少年、成年、中老年等阶段的体质差异，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方法，从而进行“因人制宜”的干预。未病先防者，可针对其体质类型通过导引、养生之术预防疾病的发生；将病未发者，针对其体质类型进行治疗，防止疾病的形成；既病防变者，即结合其体质类型对已发之病及早治疗；病后防复者，视体质类型进行饮食、生活调护，以防疾病再次复发。五、综合疗法“未病”状态的产生与先天不足、劳逸失度、起居失常、饮食不当、情志不遂、居处不适、年老体衰等诸多因素相关，因此在防治上我们不可能拘泥于一方一药，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决途径。有人曾对近年来中医“治未病”的文献进行统计发现，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包括针灸推拿、气功导引、心理等疗法）的文献几乎相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治未病”需要采取综合疗法，如针灸疗法包括针刺、穴位敷贴、火罐、艾灸等多种疗法。中医学认为针灸疗法具有运行气血，濡养周身，抵御外邪，保卫机体的作用。现代医学也证明针灸治疗能双向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等系统，并减轻肌肉的疲倦。针灸治疗对于一些慢性病的防发或防变，具有独特的效果，如灸足三里、曲池可以健胃强身，提高抗病能力，预防高血压。对于中风病人的针灸治疗更是有利于病人的病后康复，防止“病遗”。食疗也是“治未病”的一个重要手段，部分中药“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如人参、鹿茸、阿胶、冬虫夏草、灵芝、枸杞、银杏、大枣等，可根据不同的“未病”状态、不同的体质类型与食物相搭配，有效增强和改善体质状况，调节机体平衡，祛除“未病”状态。此外，中医的导引是通过呼吸吐纳、屈伸俯仰、活动关节以及意念活动等，也能起到积极防病治病的作用。第二章治未病的方法第一节　调养精神

中医养生的方法很多，但不外乎养神与养形两个基本方面，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中医养生尤重视调神养生。

调神养生指在安静环境中，静心养神，调适情志，做到与世无争、心境平和等，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古人称：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五脏皆藏精，精为神之舍，精气“生神、养神”，精气是神的物质基础，所以“积精聚气”，才可会神。而神又能统精驭气，神安则精固气畅，神荡则精失气衰。这体现了中医的形神观，形（肉体）神（精神）统一和谐，则心身健康。神在于养，情在于节，调神是长寿之本。调神养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安心养神《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这段话原意是说善于养生者心情应清静安闲，排除各种杂念，以使真气顺畅，精神守于内，疾病无从生，虽形体劳作但不使疲倦，能随其所欲满足愿望，使体健无病。

这就要求人们应以宽广胸怀对待生活。《寿世青编》有这样的话：“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可过扰，即事不可留住，听其自来，应以自然，信其自去。”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亦人人皆知。二、四时调神

人的神志随四季节气而变。古人据此提出四时调神健身之法。即按照季节特点使精神情志做到春季活泼，夏令畅达，秋天恬静，入冬则藏而不泄。以此方式调养精神，必能适应外界变化，保持精神情志稳定。三、动形怡神

动形，包括散步、传统健身术、体育锻炼等内容。动形，可促进气血流畅，舒筋活络和协调脏腑功能活动，使人精神焕发，心旷神怡。此外，动形还有助于安眠，起到静神的作用。尤其是人到老年期后，脏腑气血虚衰，功能低下，出现神倦乏力而喜坐好卧，睡眠不宁，反应迟钝而且性情不定，通过适当的动形活动来怡神、静神，就显得更为重要。四、以心治神

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心药指的是一种现代心理疗法。心病起于自己，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用药物是治不了心病的。所以“以心治神”是提醒人们随时调节情绪，切勿独思苦想或愤怒不平。否则一旦致病，则会影响健康。五、节制情感

生活中适时节制感情是修养高雅的表现。古语闻过则喜，是说别人批评了自己，不仅不生气反而高兴，即所谓“克己可治怒”。《增广贤文》说：“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这都是忍怒宽容和节制情感的方法，显而易见，若能控制情绪，也是保健之道。六、移情易性

移情，指排遣情思，使思想焦点转移他处，或改变内心焦虑的指向性，使其转移到另外的事物上。易性，指改易心志，包括排除或改变其错误认识、不良情绪或生活习惯，或使不良的情绪感适度宣泄，以恢复愉悦平和的心境。移情易性的具体实施方法很多，如经常欣赏音乐、戏剧、歌舞，或读书吟诗，交友览胜，种花垂钓，琴棋书画等情趣高雅、动静相宜的活动，可以起到培养情趣、热爱生活、陶冶情操、怡养心神的作用。人生际遇遭逢违乐之事在所难免，如能根据自身的素质、爱好、环境与条件，参加上述活动，常可自我解脱，移情易性，从而起到抗衰防老的作用。第二节　合理饮食

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说：“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合理的膳食结构，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裨益。世界卫生组织在著名的《维多利亚宣言》中提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即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饮食是健康的重要基石之一。

我国传统的饮食结构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然而，随着快餐文化迅速流行，传统的谷物类食物摄入量在减少，蔬菜水果摄入量偏低，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摄入量大增，导致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几率持续攀升。现在，我们需要回归科学的膳食结构，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合理饮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食物多样、谷类为主

人类的食物是多种多样的，各种食物所含的营养成分不完全相同。除母乳外，任何一种天然食物都不能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全部营养素。平衡膳食，必须由多种食物组成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素的需要，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因而要提倡人们广泛食用多种食物。

食物应包括以下五大类：

1.谷类及薯类

谷类包括米、面、杂粮，薯类包括马铃薯、甘薯、木薯等，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膳食纤维及B族维生素。

2.动物性食物

包括肉、禽、鱼、奶、蛋等，主要提供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A和B族维生素。

3.豆类及其制品

包括大豆及其他干豆类，主要提供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矿物质和B族维生素。

4.蔬菜水果类

包括鲜豆、根茎、叶菜、果实等，主要提供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5.纯热能食物

包括动植物油、淀粉、食用糖和酒类，主要提供能量，植物油还可提供维生素E和必需脂肪酸。

谷类食物是中国传统膳食的主体。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人们倾向于食用更多的动物性食物。根据1992年全国营养调查的结果，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中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已超过了谷类的消费量。这种“西方化”或“富裕型”的膳食提供的能量和脂肪过高，而膳食纤维过低，对一些慢性病的预防不利。提出谷物为主是为了提醒人们保持我国膳食的良好的传统，防止发达国家膳食的弊端。

另外，要注意粗细搭配，经常吃一些粗粮、杂粮等。稻米、小麦不要碾磨太精，否则，谷粒表层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和膳食纤维大部分流失到糠麸之中。二、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

蔬菜与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蔬菜的种类繁多，包括植物的叶、茎、花、果、鲜豆、食用蕈藻等，不同品种所含营养成分不尽相同，甚至相差悬殊。红、黄、绿等深色蔬菜中维生素含量超过浅色蔬菜和一般水果，他们是胡萝卜素、维生素B2、维生素C和叶酸、矿物质（钙、磷、钾、镁、铁）、膳食纤维和天然抗氧化物的主要或重要来源。

有些水果中维生素及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不如新鲜蔬菜，但水果含有的葡萄糖、果糖、柠檬酸、苹果酸、果胶等物质又比蔬菜丰富。红黄色水果，如鲜枣、柑橘、柿子和杏等是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的极好来源。我国近年来开发的野果，如猕猴桃、刺梨、沙棘、黑加仑等也是维生素C、胡萝卜素的丰富来源。

薯类含有丰富的淀粉、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我国居民近十年来吃薯类较少，应当鼓励多吃些薯类。

含有丰富蔬菜、水果和薯类的膳食，对保护心血管健康、增强抗病能力，减少儿童发生干眼病的危险及预防某些癌症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每天进食奶类、豆类或其制品

奶类除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外，含钙量较高，且利用率也很高，是天然钙质的极好来源。我国居民膳食提供的钙普遍偏低，平均只达到推荐供给量的一半左右。我国婴幼儿佝偻病的患者也较多，这和膳食钙不足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大量的研究表明，给儿童、青少年补钙可以提高其骨密度，从而延缓其发生骨质疏松的年龄；给老年人补钙也可能减缓其骨质丢失的速度。因此，应大力发展奶类的生产和消费。豆类是我国的传统食品，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及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酸等。为提高农村人口蛋白质摄入量及防止城市中过多消费肉类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大力提倡豆类，特别是大豆及其制品的生产和消费。四、常吃适量的鱼、禽、蛋、瘦肉，少吃肥肉和荤油

鱼、禽、蛋、瘦肉等动物性食物是优质蛋白质、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动物性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更适合人体需要，且赖氨酸含量较高，有利于补充植物性蛋白质中赖氨酸的不足。肉类中的铁易被身体吸收利用，鱼类特别是海产鱼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有降低血脂和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动物肝脏含维生素A极为丰富，还富含维生素B12、叶酸等。但有些脏器如脑、肾等所含胆固醇相当高，对预防心血管系统疾病不利。我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和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平均摄入动物性食物的量还不够，应适当增加摄入量。但部分大城市居民食用动物性食物过多，吃谷类和蔬菜不足，对健康不利。

肥肉和荤油为高能量和高脂肪食物，摄入过多往往会引起肥胖，并是某些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应当少吃。目前猪肉仍为我国人民的主要肉食，猪肉脂肪含量高，应发展瘦肉型猪。鸡、鱼、兔、牛肉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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