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伦·凯勒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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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试读：
序言
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海伦·凯勒小姐孑然一身。这孑然一身意味着她著名的“老师”安·沙利文·梅西和她的几乎是同样著名的后来的助手波利·汤姆森小姐先后去世，留下她孤身一人。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也许还有随后来的第三个人，又聋又盲的海伦·凯勒怎样能够生存下来。
作为肉体存在的海伦·凯勒，在近年中失去了某些活力。衰老的过程给她的精力造成的损害，和给我们大家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然而，她的意志力，她的精神力量以及她对别人的鼓舞力，仍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地存在着—也许会在她也必然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象征，证明任何人不论出生或运气如何，都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小孩、一个女人、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人—她使人们神往，尽管他们和她不一样，却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对她的认同感。
凯勒小姐肯定不是孤独的。毫不夸张地说，她每年得到成千上万的信件、诗歌、奖励、表彰—一条永不停息地流动着赞扬和爱的小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不是孤独的。她住在位于康涅狄格州西港城的，她称之为阿尔康山脊的舒适的家里，她从1936年开始和汤姆森小姐一起在那里工作，直到后者1960年去世为止。她家里的工作人员和临时护士—出于年老多病的需要—都能够通过将手语字母拼写在手心的方法，或者用她本人帮助发展起来并加以示范的所谓的震动法和她交流。她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在过去两三年里放弃了大部分的写作和所有的公开演讲。她仍旧读很多书，特别喜欢重读年轻时喜爱的作品的盲文版。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她赏花，和宠物狗玩耍，和密友或家人聊天。过去她款待过许多客人，从农夫到王侯，现在为了避免劳累，她不得不放弃这一乐趣。
凯勒小姐是在几乎不曾停歇的写作后停笔的。即使在她完成在拉德克里夫学院本科的学习之前，年纪轻轻的她，在生命的大部分岁月尚未度过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传。本书是这部先在《女性家庭杂志》连载，后来于1902年出版成书的自传的新版。
在自传出版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安·沙利文在私人和职业生活中一直协助海伦·凯勒。凯勒小姐那时经常说，在严重的身体残疾面前，她在生活中可能取得的不论什么成就其实是属于她的“老师”的，后来她也不断重复过这样的话。
在今天有许多志愿者和政府机构从事大量的公共教育工作，我们中大多数人意识到，身体或精神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人的数目之大是惊人的。所有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证实了其实可能是很明显的事情—身体的残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上的贫困。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进行了教育，我们中还是很少有人在情理上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其他的海伦·凯勒们—意思是有些人不仅是全盲或只有部分视力，而且还全聋或听觉很差。
没有人知道在凯勒小姐失去视力和听力的时代，还有多少这样的盲聋人。今天，估计至少有四百个学龄儿童—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受教育—和大约五千个成年人处于盲聋状态。对他们的特殊问题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尽管问题很严重，需要扩大对他们的特殊援助，但是比起19世纪来，盲聋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安·沙利文的学生将她个人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师—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利文小姐为今天对盲聋儿童或成人的关注和特殊服务的发展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1914年的时候，她们两个人的家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波利·汤姆森，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女子。波利接受过的训练使她能够在安·沙利文·梅西—在此期间她结了婚—于1936年去世后接过作为凯勒小姐的伴侣和助手的任务。那种训练极其广泛，深刻严格—特别是当这个助手必须在精力和决心上能够和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一个人匹敌的时候。
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形容自己毕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扩展对残疾人，特别是盲人或盲聋人的理解和服务。然而我本人要提出的是，她的名声主要基于她在其他人们普遍关心的领域中的活动。她和安·沙利文早年时在全国小城镇进行的杂耍式的巡回游说—她们甚至真的做过一阵子巡回杂耍演出—可能是为了向好奇的人显示出一个盲聋的“哑巴”能够思考和说话，而且所思考和所说的、关心的话题是相当尖锐和有挑衅性的。她参加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她的热情和信念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比得上。她因参加反战运动而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对象—卷入了一场大争论，因此可能触发了后来认为她过于“左倾”的恶毒无稽的指控。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她还奋力从事消灭性病的斗争，很可能是在男女都有的场合或在公开讲演中首先说出“梅毒”之类字眼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巡回游说确实包括了提倡盲人教育和康复及培训项目的努力。几十个城市的头面人物听取了她的关于设立或扩大地方志愿组织的援助的请求，州议会议员开会听她有关建立公共支持下的服务的论述。这一切都是作为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个人斗士在进行的，对她的鼓舞做出呼应成了十分紧迫的事情。
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机构、当时和今天人们称作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组织在1921年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个领域里的知识，传播给寻求为盲人居民提供先进的社区服务的人。基金会建立以后不久，凯勒小姐成了这个团体中为数不多的创始领导人小组的一员，此后一直协助发展基金会本身的技术和财务力量。
不管需要什么样的过程来承认某些人是“世界公民”，显然海伦·凯勒是符合标准的。她访问并研究过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可能和别的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个人一样多。她掌握几国语言，学习语言的能力仅仅是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反映了她对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本能和深刻的尊重。
在她的特殊关怀领域—失明—中，凯勒小姐早在1915年就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协助在巴黎建立了一个那时叫作美国盲文出版社的服务性机构，该机构后来并入纽约，成为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是美国盲人基金会的姐妹组织。
海伦·凯勒—有着非凡的丰富经验的演员和在公众场合多次出现的老手—于1961年4月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出现。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在华盛顿召开大规模的地区会议，她被邀请参加接受年度人道主义者奖。顺便提一下，凯勒小姐是这个纯男性组织唯一的荣誉女会员。她按照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接受了这一邀请，目的是再一次得到为了残疾人的利益而对一群重要的人物讲话的机会。
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本人对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邀请凯勒小姐到白宫拜访他。从记者的笔下看，这次接见是肯尼迪在当年早些时候就职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会见之一。正式的会见很快变成了私人聊天，从这个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位杰出人物毫不费劲地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凯勒小姐用自己的声音足够清楚地说话，总统能够容易地听懂她的话，她对第一夫人和肯尼迪的子女的安好表现出了典型的女性的好奇。总统使自己很快适应了需要通过凯勒小姐同伴的手语字母的传达来和她交流的状态，他说他们都很好，他很遗憾他们那天不在华盛顿，不能和她见面。
不管是不是能够引用总统在这样随便的闲谈中说的话，至少报纸欢天喜地地报道了凯勒小姐的下一句话：她请总统把她的吻带给他的女儿卡罗林。总统丝毫没有失去作为个人和总统的泰然神情，向她热情地保证他会这样做的。
就在要乘汽车从旅馆出发到白宫去之前，一个记者问她见过几个总统。可能只有海伦·凯勒才会说出的回答逗得房间里的一小群人大为开怀。“我没有数过”。当记者用另外的方式追问，问她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总统是哪一位时，她想了一下回答说，“格罗夫·克利夫兰”，在场的年纪稍轻的人不免有点肃然起敬。
肯尼迪总统是否把那时八十一岁的海伦·凯勒的吻带给了三岁的卡罗林，这件事从未报道过，但是我们可以怀着一定的信心估计他这样做了。
罗伯特·巴尼特
美国盲人基金会执行董事
谨将此书献给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是他教会了聋者说话
并使有听力的耳朵
能够听到从大西洋到落基山的讲话
第一章
我是带着一种恐惧开始写自己的历史的。可以说，在撩开一层如金色薄雾笼罩在我的童年生活上的幕幔时，我心中怀着因迷信而生的踌躇。撰写自传是个困难的任务。当我想梳理自己最早的印象时，我发现跨越了将往昔和今天连接起来的岁月，事实和幻想看起来十分相像。成年女人以自己的幻想描绘出了孩提时代的经历。有一些童年的印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出来，但是“其余的都处在牢狱的阴影之下”。此外，童年的许多欢乐和悲伤已经失去了强烈的感染，我早期教育中的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也在巨大发现的喜悦之中被忘却了。因此，为了避免单调乏味，我将尽力在一系列的描述中，只把我感到最为有趣和重要的一些经历呈现在此。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作土斯坎比亚的小城中。
父亲的先辈卡斯珀·凯勒是瑞士人，移民到马里兰州。我的一个瑞士先辈是苏黎世第一位教盲人的老师，写了一本关于教育他们的书—真是奇特的巧合；尽管确实贵为王者的家族中会有奴隶，贱为奴者的家族中也会有王侯。
我的祖父是卡斯珀·凯勒的儿子，他对阿拉巴马州大片公地“提出了所有权要求”，最后在那儿定居下来。家人告诉我，他每年一次骑马从土斯坎比亚到费城去购买种植园所需的物品，我的姑姑还保存着他写给家人的许多信，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的这些旅行。
我的祖母的父亲亚历山大·摩尔是拉法耶特侯爵[ 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法国贵族，曾参加美国革命抗击英军，曾在法国政坛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的副官之一，她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是弗吉尼亚早期的殖民总督。她和罗伯特·李[ 罗伯特·李（1807—1870），美国内战时期南军著名统帅。]还是表亲。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是南方联军中的一个上尉，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比他小很多岁。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古德休，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居住了许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后来他搬到了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内战爆发后，他为南方而战，成了准将。他和露西·海伦·艾弗雷特结婚，露西和爱德华·艾弗雷特[ 爱德华·艾弗雷特（1794—1865），美国政治家，曾为众议员、马萨诸塞州州长，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国务卿，1853年进入美国参议院。]及基督教神学家爱德华·艾弗雷特·海尔[ 爱德华·艾弗雷特·海尔（1822—1909），美国牧师、作家，作品大多反映社会改革及世界和平问题。]属于同一个艾弗雷特家族。内战结束后，查尔斯·亚当斯一家迁居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
在那场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的疾病之前，我一直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四方的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仆人睡在小房间里。在南方，人们习惯在家宅附近盖一所附属的小房子，以便偶尔使用。在内战后，我父亲就盖了这样一所房子，和我的母亲结婚后，他们就住了进去。房子爬满了青藤、攀缘蔷薇和忍冬，从花园望去像一个凉亭。黄色蔷薇和南方天门冬如一道屏障遮住了小小的门廊。蜂鸟和蜜蜂最爱流连于此。
凯勒家族居住的家宅离我们的蔷薇小舍只有几步之遥。我们的小舍叫“常春藤园”，因为房子和四周的树木及围栏都爬满了美丽的常春藤。它那老式的花园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即使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沿着方正硬挺的黄杨树篱摸索前进，在嗅觉的引导下找到初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发了一顿脾气之后，我也是到那儿去寻找安慰，将炽热的脸埋在清凉的树叶和青草中。沉湎在那个花园中，在各处漫步，直到突然来到一条美丽的青藤前，她的叶子和花朵使我识别出这是爬满了花园尽头的凉亭的青藤。这是多么快乐啊！这里还有蔓生的铁线莲，垂悬的素馨，以及稀有的叫作蝴蝶百合的香花，她们娇嫩的花瓣形状像蝴蝶的翅膀。但是蔷薇花—她们是最美丽的。我在北方的温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像我南方家中的攀缘蔷薇这样给人以心灵满足的蔷薇花。这些蔷薇花从我们的门廊上像花彩般垂下，使空气中充满了未被任何尘世的气味玷污的清香；在清晨露水浸润后摸上去是这样柔软、这样纯洁，使我禁不住琢磨她们会不会像上帝花园里的长春花。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的，和别的幼小的生命差不多。我来到了世上，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总是这样的。给我取名字时有着惯常的大量讨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不能轻易地取名，大家都强调这一点。父亲建议用他十分尊敬的一个先辈米尔德里德·坎贝尔的名字为我取名，并拒绝参加任何进一步的讨论。母亲说她的愿望是我应该以她母亲的名字命名，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是海伦·艾弗雷特。但是在把我抱到教堂去的兴奋中，父亲在路上把名字给忘了，这很正常，因为名字是在他拒绝参与之下决定的。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只记得决定用外婆的名字给我命名，把她的名字说成了海伦·亚当斯。
我听说在我会走路之前，已经表现出许多迹象，表明我具有热切和有主意的秉性。看见别人做任何事情都坚持要学样。六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尖声说出“你好”，有一天我清楚地说出“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即使在我生病以后，我仍记得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学会的字中的一个，那就是“水”这个字，在丧失了所有其他的说话能力后，我继续发出表示这个字的某种声音。只有在学会了拼写这个字以后我才不再发出“瓦—瓦”[ 英语“水”的发音近似“瓦特尔”。]的声音。
他们告诉我，我是一周岁那天学的步。母亲刚把我从澡盆里抱出来搂坐在她怀里，我突然被在光滑的地面上闪动的、在阳光下舞动着的树叶的影子所吸引，从母亲怀里出溜下来，几乎是向影子跑了过去。冲动过后，我跌倒了，哭着要她把我抱起来搂住。
这幸福的日子没有延续多久：一个充满知更鸟和模仿鸟悦耳歌声的短暂的春季，一个有丰盛的水果和蔷薇的夏季，一个金黄深红的秋季飞速掠过，在一个渴望快乐的孩子的脚旁留下了她们的礼物。然后，在那阴郁的二月，将我的眼睛和耳朵封闭、把我投入到新生儿的无意识状态的那场疾病向我袭来。他们说是急性胃和大脑充血。医生认为我没救了。然而，一天清早，高烧突然莫名其妙地退了，和袭来时同样突然和莫名其妙。那天早上家里一片欢庆，但是连医生在内，没有人知道我将永远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声音了。
我想象自己对那场病仍旧有着混乱的记忆。尤其记得在我痛苦不安的“清醒”时刻，母亲努力抚慰我的那份慈爱温柔；以及当我在半睡眠状态下辗转反侧后醒来，把脸面向墙壁，让干热的眼睛避开我一度如此喜爱的亮光，如今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我也因为视线的昏暗而感到苦痛和困惑。但是除了这些一闪而过的记忆之外—如里它们确实是记忆的话—一切都显得十分虚幻，犹如一场噩梦。逐渐，我习惯了包围着我的死寂和黑暗，忘记了我还有过和常人相同的时候，直到她—我的老师—的到来，她将要放飞我的灵魂。在我生命的头十九个月里，我瞥见过宽阔的绿色田野、光亮的天空、树木和花朵。这些是后来的黑暗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我们一旦看到了，“那胜利的一日就属于我们了，还有那一日所显示出的一切”。
第二章
我回忆不起来那场大病以后头几个月里的事情。我只知道自己坐在母亲的怀里，或者在她做家务的时候紧抓着她的裙子。我的手感知着每一件东西，觉察每一个活动，以这种方式学会了了解许多事情。很快我感到了和别人进行某种交流的需要，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表示“来”，推表示“走”。我想要的是面包吗？那么我就会模仿切片和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要母亲晚餐时做冰激凌，就做出操作冰激凌机的动作然后打哆嗦，表示冷。而且母亲成功地使我懂得了大量的意思。她想要我给她拿东西的时候我总能知道，我会跑上楼或者到她示意的别的地方去拿给她。确实，在我无尽的长夜中，一切光明和美好的东西都是她充满爱心的智慧给予的。
我了解很多在我周围发生着的事情。五岁时我学会了把从洗衣间拿来的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收起来，分得清哪些是自己的。我从母亲和姑姑的穿着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门，总是会请求和她们一起出去。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总会叫我出来，客人告别的时候我向他们挥手，我想我依稀记得这个手势的意思。一天，几位绅士来拜访母亲，我感觉到表示他们到来的关前门和其他的声音。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我在别人能够阻止我之前跑上楼去，去穿我脑子里所想的有客人时穿的衣服。像过去看见别人那样，我站在镜子前，往头上涂油，在脸上搽了厚厚的一层粉。然后我在头上别了一块面纱，让面纱盖住我的脸，并皱折着垂到肩头；又把一个巨大的裙子撑架捆在我细小的腰上，结果撑架悬荡在我身子后面，几乎碰到了我的裙子边。如此装扮好以后，我下楼去帮着招待客人了。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但是在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注意到当母亲和我的朋友想要人家做什么事的时候，不像我这样用动作示意，而是用嘴巴讲。有时我站在两个交谈的人之间摸他们的嘴唇。我弄不明白，很苦恼。我让自己的嘴唇动，发狂般地做着手势，却一点结果也没有。有时这使我气得又踢又叫，折腾到筋疲力尽为止。
我想我什么时候不乖自己是知道的，因为我知道踢我的保姆艾拉她会痛，当我发完脾气以后，有一种类似后悔的感觉。但是在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这种感觉从来也没有使我不去重复做不乖的事情。
在那些日子里，黑人小姑娘、我们厨娘的女儿玛莎·华盛顿和当年骁勇无比的老猎犬贝尔是我忠实的伙伴。玛莎·华盛顿懂得我的示意动作，让她按我的想法去做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对她作威作福使我很高兴，她一般都顺从于我的专横，而不愿冒和我发生交手冲突之险。我强壮、好动、不计后果。我很了解自己要什么，总是随心所欲地行事，即使需要竭尽全力为之斗争也在所不惜。我们的许多时间都是消磨在厨房里的，揉面球，帮着做冰激凌，磨咖啡粉，为糕饼钵争吵，给围着厨房台阶打转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许多鸡非常温驯，会从我的手里吃食，让我摸它们。有一天，一只很大的公火鸡抢了我的一个西红柿后跑掉了。也许是受到了火鸡先生成功抢食的启发，我们把厨娘刚刚撒好糖霜的蛋糕拿到木材堆，吃了个精光。后来我病了一场，心里琢磨不知那只火鸡是不是也遭到了报应。
那只珍珠鸡喜欢把窝藏在荒僻的地方，我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在高高的草丛里摸珍珠鸡蛋。我想去摸蛋的时候无法告诉玛莎·华盛顿，但是我会把手攥在一起放在地上，意思是草里的圆东西，玛莎总是能懂。当我们幸运地找到一个鸡窝的时候，我从来不许她拿着蛋回家，用断然的手势让她明白她可能会跌跤。
储存玉米的棚子，养马的马厩，一早一晚挤牛奶的院子，都是玛莎和我兴趣的无尽源泉。挤牛奶的人在挤奶时会让我把手放在奶牛身上，因为我的好奇，我常常挨牛尾巴的狠抽。
为圣诞节做准备永远是令我十分高兴的事。当然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喜欢那满屋子的好闻的气味，以及为了让玛莎和我安静下来而给我们的好吃的小零食。遗憾的是，我们总是碍手碍脚，但是这也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的快乐。他们允许我们磨香料，挑拣葡萄干，舔搅拌用的勺子。我把长袜挂起来，因为别人都挂；然而我并不记得对仪式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好奇心也没有使我在天亮前醒来寻找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酷爱调皮捣蛋。七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孩子坐在游廊的台阶上，一个黑得像乌木，毛茸茸的头发一小束一小束地用鞋带扎起，像螺旋开瓶塞钻一样满脑袋戳着。另一个是白皮肤，有长长的金色卷发。一个六岁，另一个大两三岁。小的那个孩子是盲人—那就是我，另一个是玛莎·华盛顿。我们正忙着剪纸娃娃，但是我们很快就厌倦了这种娱乐。在剪碎了我们的鞋带，把够得着的忍冬叶子都剪掉了以后，我把注意力转向了玛莎头上的螺旋开瓶塞钻。起初她反对，但是最后屈服了，她觉得轮流行事才算公道，便抓起剪刀剪掉了我的一绺金色卷发，要不是我母亲及时的干预，我的卷发就会被剪光了。
我的另一个伙伴—我们的狗贝尔老了，很懒，喜欢在炉火前睡觉而不愿和我嬉闹。我拼命想教会她我的手语，但是她又笨又不专心。有时候她突然惊起，激动得浑身发颤，然后僵直不动，猎狗在用头指向鸟时都这样。那时我并不知道贝尔为什么会有这种表现，但是我知道她没有按我的愿望去做。这使我很恼火。我们的课总是以单方面的拳击赛结束。贝尔会站起身来，懒懒地伸个懒腰，不屑地用鼻子嗅上一两下，走到壁炉的对面又躺了下来，而又厌烦又失望的我就到处去寻找玛莎。
早年的许多事件都牢牢地固定在了记忆之中，孤立但清晰，使那死寂的、没有目的、没有白昼的生活的感觉更加强烈。
一天我偶然把水洒在了围裙上，我把围裙在客厅壁炉闪烁的炉火前摊开来烤。围裙干得不够快，我不满意。于是就靠得更近，把围裙扔在了炽热的炉灰上。火苗蹿了起来，火焰包围了我，顷刻之间我的衣服就烧了起来，我吓得大叫。我的老保姆温尼听见声音来救我。她把一块毯子往我身上一盖，差点把我闷死，但是她把火扑灭了。除了手和头发，我的烧伤并不严重。
大约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处。一个早上，我把母亲锁在了食品储藏室里，她不得不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因为仆人住的地方和主宅不相连。她不断使劲砸门，而我则坐在外面游廊的台阶上，感觉到砸门而生的震动，开心地大笑。我这个最为淘气的恶作剧使父母相信我必须尽快受到教育。我的老师沙利文小姐来后，我早早找到一个机会把她锁在她的房间里。我拿着母亲要我交给沙利文小姐的东西上了楼；但是我把东西一给她立刻就使劲把门一关，上了锁，把钥匙藏在了过厅的衣柜下面。怎么哄我我也不肯说出钥匙在哪里。父亲不得不搞了个梯子，把沙利文小姐从窗户里接了下来—这让我开心极了。好几个月以后我才拿出了那把钥匙。
在我大约五岁的时候，我们从那所爬满青藤的小屋搬到了一所新的大房子里。我们家有爸爸妈妈，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又有了个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我对父亲最早的清楚的记忆是自己艰难地走过巨大的乱七八糟的报纸堆去到他的身边，发现他独自一人，面前举着一张报纸。我弄不明白，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学他的样，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以为眼镜可能对解开这个谜团有帮助。但是我好多年都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后来才知道那些报纸是怎么回事，知道了父亲是其中一种报纸的编辑。
我的父亲特别慈爱宽容，十分顾家，除了在打猎的季节，平日很少离开我们。我听说他是个好猎手，一个远近驰名的神枪手。仅次于他的家人，他爱的是他的狗和枪。他极其好客，几乎到了过分的程度，回家时很少不带上个客人。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大园子，据说他种出的西瓜和草莓是这个地区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上等的浆果给我。我记得当他领着我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株葡萄到另一株葡萄时给予我的爱抚的触摸，以及对任何让我高兴的东西所表现出的热切的快乐。
他讲故事非常出色，在我学会了语言后，他常常把他最得意的趣闻在我的手心里笨拙地拼写出来，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我在恰当的时刻把它们重复出来。
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北方，享受着1896年夏季最后几个晴美的日子。他病的时间不长，有一段短暂的极度的痛苦，然后就结束了。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巨大的悲痛—我第一次亲身经历死亡。
我该怎样描写我的母亲呢？她和我是如此亲近，谈她几近有失体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小妹妹看作一个硬闯进来的人。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妈妈唯一的宝贝，这个念头使我充满了妒忌。她老是坐在妈妈的怀里，那是我以前坐的地方，而且好像占据了她所有的关爱和时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觉得更是雪上加霜。
那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宠爱却又倍加虐待的洋娃娃，后来我管她叫南希。哎，她是我发脾气和溺爱的无助的受害者，因此她变得破旧不堪。我有会说话、会哭、会睁开和闭上眼睛的娃娃，但是我都没有像爱可怜的南希那样爱她们。她有个摇篮，我常常会花上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摇她。我小心守护着娃娃和摇篮，容不得别人动一下。可是有一次，我发现小妹妹安详地睡在那个摇篮里。对于一个和我尚未有爱的纽带联结起来的人的这种放肆，我十分生气。我冲过去把摇篮掀翻了，若不是母亲接住了她，婴儿可能就摔死了。就这样，当我们行走在双重孤独的山谷中时，我们不懂得由充满爱的话语和行动以及同伴关系所产生的柔情。但是后来，在我恢复了人的权利以后，米尔德里德和我进入了彼此的心灵，因此当我们手拉手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时感到心满意足，尽管她并不能理解我的手语，我也不能理解她稚气的咿呀话语。
第三章
在此期间，我想要表达自己的愿望不断加强。我使用的那几个手势变得越来越不足，而我不能使别人了解自己时总会跟着大发脾气。我感到仿佛有无形的手在约束着我，我发狂地想要使自己得到自由。我斗争—并不是斗争有什么用处，但是我身上的反抗精神非常强；一般来说结果总是大哭一场，彻底累垮。如果母亲碰巧在附近，我会钻进她的怀抱，伤心得连风暴的起因都记不得了。一段时间以后，对某种交流方式的需要变得如此迫切，以致每天都会有这种爆发，有时候每个小时爆发一次。
我的父母非常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住的地方离任何盲聋学校都很远，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人会愿意到像土斯坎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既聋又盲的孩子。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候都怀疑能不能教会我什么。母亲唯一的一线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读到了他关于劳拉·布里奇曼[ 劳拉·布里奇曼（1829—1889），最早受到成功教育的聋哑盲人之一。在波士顿珀金斯盲人学校学习。1842年狄更斯参观该校，著文热情称道该校教育的成功。布里奇曼后来终身在该校工作，在盲哑人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的叙述，隐约记得劳拉是盲聋人，然而受到了教育。但是她也痛苦绝望地记得，发现了教育盲聋人的方法的豪博士已经去世许多年了。他的方法可能也和他一起消亡了。即使还存在，这个方法又怎样能使一个在阿拉巴马州遥远小城里的小姑娘受益呢？
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极有名望的眼科专家，成功地治疗了许多看来无望的病例。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到巴尔的摩去，看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治。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和许多人成了朋友。一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钻了洞，好让我把它们串在一起。它们让我快活和满足了很长时间。列车长也很和蔼。他查票的时候我常常抓着他的衣摆跟着，他则在票上打孔。他允许我玩他的打孔器，那是个好玩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角落里，一连好几个小时自得其乐地在薄纸板上打出有趣的小洞来。
我的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这个临时即兴做出来的娃娃是最滑稽、最不成样子的东西了，没有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没有任何东西，就连孩子的想象力也无法把它变成一张脸。奇怪的是，没有眼睛比所有其他的缺陷给我的印象都更为深刻。我令人恼火地没完没了地向每一个人指出这一点，但是似乎没有人能够胜任给娃娃做上眼睛的任务。然而我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好主意，问题解决了。我从座位上出溜下来，在座位底下翻寻，直到找到了姑姑的斗篷，上面装饰着大珠子。我扯下了两粒珠子，向姑姑示意我要她缝在我的娃娃上。她询问地把我的手举到她的眼睛上，我使劲地点头。珠子被缝在了该缝的地方，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但是马上我就对那个娃娃失去了任何兴趣。在整个旅途中我一次脾气都没有发，有那么多的东西占据了我的头脑和手指。
我们到达了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能够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找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咨询一下，他能告诉父亲有关盲聋儿童的学校和老师的信息。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到华盛顿去找贝尔博士。父亲很难过，而且是疑虑重重，我则全然不知他的痛苦，从不断换地方的兴奋中感到很是快乐。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也立刻感觉到了贝尔博士的慈爱和同情，这使他得到了这样多的人的热爱，正如他无比的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敬慕。他把我抱在膝上，我仔细研究他的怀表，他让表为我敲动报时。他懂得我的手势，我知道他懂，立刻就爱上了他。可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见会是我从黑暗进入光明，从孤独进入友谊、知识和爱的一扇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珀金斯学院的院长阿纳诺斯先生写一封信，那是豪博士为盲人付出巨大努力的地方，问问他是否有能够胜任对我开始进行教育的教师。父亲立刻就这么做了，几个星期后阿纳诺斯先生的回信到了，令人宽慰地保证说已经找到了一个老师。这是1886年的夏天。但是沙利文小姐直到第二年的3月才来到我家。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到了西奈山前[ 此处寓意引自《圣经》中“出埃及记”，摩西率领希伯来人经历千辛万苦，离开埃及，摆脱奴役。西奈山是上帝向摩西显灵之处，为基督教传说中的圣地。]，强有力的神明触摸了我的心灵，给予了它视力，于是我看到了许多神奇的事物。从这座神圣的山上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说：“知识就是爱和光明和眼力。”
第四章
我记得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是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来到我身边的那天。每当我想到这一天所连接的那两种生活的难以衡量的巨大反差时，心中就充满了惊异之情。
在那个重大的日子的下午，我站在门廊上，傻乎乎地期待着。根据母亲的示意和家里匆匆的人来人往，我模糊地猜到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了，因此我走到门口，在台阶上等着。午后的阳光穿过覆盖在门廊上的茂密的忍冬，落在我抬起的面孔上。我的手指几乎是无意识地流连在熟悉的、刚刚绽放开来迎接南方甜美春天的叶子和花朵上。我不知道未来等待着我的会是什么样的奇迹或惊异。一连好几个星期，恼怒和愤懑不断折磨着我，这种激烈的斗争后，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消沉。
你是否曾经在海上遇见过浓雾，似乎有可以触摸得到的白色黑暗将你包围了起来，那条大船焦急而紧张地靠测深锤和测深绳摸索着向海岸行驶，而你心脏狂跳，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在我的教育开始之前，我就像这条船，只不过我没有罗盘或测深绳，无法知道港口有多近。“光明！给我光明！”这是我灵魂的无声的呼唤，而就在那个时刻，爱的光亮照射到了我的身上。
我感觉到脚步走近，我把手伸向我以为的妈妈。有人握住了它，我被那个来为我揭示一切事物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来给我以爱的人—抱了起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老师到后的次日早上，她把我领到她的房间里，给了我一个娃娃，是珀金斯学院的盲童让她带来的。劳拉·布里奇曼亲手给娃娃做了衣服穿上。不过这一点我后来才知道。我和娃娃玩了一会儿以后，沙利文小姐慢慢地在我手心里拼写了“娃娃”这个字。我马上对这种手指游戏发生了兴趣，试图学着做。当我最后成功地把字母正确地写出来以后，稚气的快乐和自豪使我满脸发红。我跑下楼到母亲那里，举着手，写出了娃娃这个字的字母。我不知道自己在拼写一个字，甚至都不知道有字的存在，我只是让手指做着猴子般的模仿。此后的日子里，我并不理解地学会了拼写许多的字，其中有别针、帽子、杯子，以及一些动词，如坐、站、走。但是只有在老师来了几个星期后，我才明白一切东西都有名字。
有一天，我正在和新娃娃玩的时候，沙利文小姐把我的大布娃娃也放到了我的膝上，拼写了“娃娃”，并且力图使我明白“娃娃”对两者都适用。那天早些时候，我们为“大把杯子”和“水”两个字争了半天。沙利文小姐试图让我记住，“大把杯子”就是大把杯子，“水”就是水。但是我总把两者混淆起来。她这种一而再的努力使我烦了，我便抓起新娃娃摔在地上。当我感觉到脚下娃娃的碎片时高兴极了。发脾气之后我既不感到难过也不感到后悔。我并不爱这个娃娃。在我生活的这个寂静、黑暗的世界里，没有强烈的感情或温柔。我感觉到老师把碎片扫到了壁炉的一侧。惹我不高兴的原因被除掉了，我获得了一种满足感。她给我拿来了帽子，我知道要到外面温暖的太阳下面去了。这个想法使我开心得又蹦又跳，如果一种无言的感觉可以被称作想法的话。
我们被爬满水井房的忍冬花的香气吸引，沿小路向水井房走去。有人在打水，老师把我的手放在了出水口下面。当沁凉的水流涌过我的一只手的时候，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水”这个字，先是慢写，然后快写。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手指的动作上。突然我有一种遗忘了什么的模糊的意识—一阵记忆回归的激动；不知怎的，语言的神秘性被揭开了。那时我知道了“水”的意思是流过我手上的那美妙沁凉的东西。这个有生命的字眼唤醒了我的灵魂，给了它光明、希望和快乐，使它自由了！确实，仍然存在着障碍，但是这是到时候能够被消灭的障碍。
我怀着渴望学习的心情离开了水井房。所有的东西都有名字，伴随着第一个名字诞生一个新的思想。在回家的路上，我触摸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充满了活力。那是因为我用获得的新的陌生的眼光在看待一切。进门的时候我想起了被我摔碎的娃娃。我摸索着走到壁炉前，把碎片拾了起来。我徒劳地拼命想把碎片拼起来。这时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我第一次感到悔恨和悲伤。
那天，我学会了许多新字。现在我不记得都是哪些字了，但是还是知道其中有母亲、父亲、妹妹、老师—这些字眼会使世界“如饰有鲜花的亚伦神杖[ 亚伦神杖，传说能够创造奇迹。]”，为我绽放。要找到一个比在那个重要的一天的我更幸福的孩子会是极端困难的；在这一天结束时我躺在儿童床上，回味这天带给我的欢乐，第一次渴望新的一天到来。
第五章
我记得1887年夏天我的灵魂突然被唤醒后的许多事情。我不干别的，只是用手探索，学会摸到的每一样东西的名字。接触的东西越多，知道它们的名字和用途越多，我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快乐自信的亲切感就越强烈。
当雏菊和毛茛开花的时候，沙利文小姐牵着我的手走过人们正在准备播种的田野，来到田纳西河的岸边。在那儿，坐在温暖的草地上，她开始给我上关于大自然的恩惠的课。我懂得了太阳和雨水如何使每一棵悦目又能够当作食物的植物从地里长出来，鸟儿是如何筑巢、在大地上生活繁衍，松鼠、鹿、狮子和其他生物是如何寻找食物和栖身之处的。随着我对事物的知识的增加，我越来越感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快乐。早在我学会算术或形容地球的形状之前，沙利文小姐已经教会了我在芬芳的小树林中、在每一片草叶中以及在我小妹妹手上的曲线和浅窝中寻找到美。她把我最早的思想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使我感到“鸟儿和鲜花和我是快乐的平等伙伴”。
但是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经历了一件事，使我明白大自然并不总是仁慈的。有一天，老师和我长时间漫步后正在回家的路上。早上天气很好，但是当我们最后掉头回家的时候，已经开始闷热起来了。有两三次我们在路边的树下停下来休息，最后一次是停在离家不远的一株野樱桃树下。树荫令人十分惬意，树又很容易爬，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爬到树杈上坐下。树上非常凉快，沙利文小姐建议我们在那儿吃午餐。我答应在她回家去取午餐的时候不乱动。
突然树的上空发生了变化。空气里没有了太阳的温暖。我知道天空变黑了，因为对我来说意味着光明的热度全部从大气中消失了。从地里发出了一股奇怪的气味。我熟悉这种气味，雷雨到来之前总有这种气味。一阵无名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极度孤独，和朋友及牢实的大地分开了。无边的浩瀚和巨大的未知事物包围了我。我盼望老师回来，但是尤其想从树上下来。
在片刻不祥的沉寂后，树叶剧烈地抖动起来。一阵震颤传遍树的全身，刮起一股大风，要不是我拼死抱住树枝，很可能就被刮下树来了。大树摇晃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细枝被折断，在我四周如阵雨般落下。我产生了强烈的往下跳的冲动，但是恐惧牢牢地抓住我。我蜷伏在树杈上，树枝在我四周猛烈抽动。我感到时而传来断断续续的不和谐的响动，好像有什么重东西落下，震动传上来，直传到我坐着的那根树枝上。我担心极了。正当我认为树和我会一起倒下来的时候，老师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扶了下来。我紧抱着她，感到脚又一次踩在了土地上，高兴得发抖。我学到了新的一课—大自然“向她的儿女公开开战，在最温柔的触摸下掩藏着最危险的利爪”。
经历了这次事情之后，我很久都没有再爬树。想一想这件事都会使我充满了恐惧。最后使我克服害怕心理的是繁花满枝的金合欢树那醉人的清香的诱惑。一个美丽的春天的早晨，我独自在花园凉亭里读书，逐渐意识到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的香气。我突然跳起身来，本能地伸出了手。春之精灵似乎穿过了凉亭。“是什么东西？”我问道。立刻，我辨出了金合欢花的香气。我摸索着走到了花园的尽头，我知道金合欢树长在篱笆旁边小路拐弯的地方。不错，那棵树就在那儿，在温暖的阳光下微微颤动，开满花朵的树枝几乎垂到了长长的草上。世界上可曾有过如此美轮美奂的东西？它那娇柔的花朵会在任何一点尘世的触摸前退缩，仿佛一棵天堂之树被移植到了人间。我穿过阵雨般落下的花瓣走到巨大的树干前，有一分钟的时间站在那儿拿不定主意。后来我把脚放在叉开的树枝间的空处，攀到树上。抓住不掉下来挺困难的。因为树枝很粗，树皮弄疼了我的手。但是我有种在做某件不寻常和奇妙的事情的愉悦感觉，因此我不断往上爬，直爬到一个小小的坐处，什么人在很久前在这里做了一个坐的地方，时间久得已经和树长成一体了。我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感觉像一个在一片玫瑰云朵上的仙女。从那以后，我在我的天堂树上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进行美丽的遐想，做着璀璨的梦。
第六章
现在我拥有了通向语言的钥匙，我急切地想学会运用它。耳朵听得见的儿童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就能获得语言能力，从别人嘴里出来的字词他们仿佛轻松愉快地就抓住了，而小小的聋儿必须在缓慢且常常是痛苦的过程中捕捉它们。但是无论过程如何，结果是美妙的。逐渐地，从叫出物体的名字开始，我们一步步前进，直到走完从最初的结结巴巴的音节到莎士比亚一行作品中磅礴的思想之间的巨大距离。
起初，当老师告诉我一件新的事物时，我很少问问题。我的想法很模糊，词汇不足；但是随着我对事物的知识的增加，学会了越来越多的词汇，我提问的范围扩大了，会一再回到同一个题目去，迫切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有时一个新词会唤起过去的经历已经印刻在我脑海里的形象。
我记得第一次询问“爱”这个词的意义的那个早晨。这还是我知道的词不多的时候。我在花园里找到了几朵早开的紫罗兰，拿到了老师那儿。她想要亲吻我，但是那时候除了妈妈我不喜欢别的人亲吻我。沙利文小姐用胳臂轻轻地搂着我，在我的手心里拼写了“我爱海伦”。“什么是爱？”我问道。
她把我拉得更近，说道：“爱在这里。”一面指着我的心，我第一次意识到心脏的跳动。她的话使我迷惑不解，因为那时只有触摸得到的东西我才能理解。
我闻到了她手中紫罗兰的香气，便半用字半用手语问了一个意思是“爱是花香吗”的问题。“不是。”老师答道。
我再思考。温暖的太阳照射在我们身上。“这不是爱吗？”我指向热气传来的方向问她，“这不是爱吗？”
对我来说，不可能有比太阳更为美丽的东西了，它的温暖使一切东西生长。但是沙利文小姐摇摇头，我感到十分迷惑而失望。我想，真奇怪，老师不能向我表明爱是什么。
一两天以后，我正在把不同大小的珠子按对称方式串起来—两颗大的，三颗小的，等等。我出了许多错，沙利文小姐温和耐心地一再给我指了出来。最后我注意到了在珠子的序列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有一小会儿，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课程上，努力琢磨应该怎样来排列珠子。沙利文小姐摸了摸我的额头，明白无误地着力拼写了“想”。
刹那间我明白了这个字是当时在我的脑子里进行着的过程的名字。这是我意识到的第一个抽象概念。
很长时间我一动也不动—我没有在想放在膝头上的珠子，而是努力根据这个新概念来找到“爱”的定义。一整天太阳都被阴云遮住，还下了几场阵雨。但是突然，它带着南方骄阳的全部光辉冲出了云层。
我又一次问老师：“这不是爱吗？”“爱就像太阳出来以前天空里的云。”她回答说。这些字当时我还不能理解，然后她又用更简单一些的字眼解释道：“你知道你摸不到云彩，但是你感觉到了雨，因而知道花和干渴的土地在炎热的一天以后是多么高兴得到雨水。你也摸不到爱，但是你感觉到它倾注进一切东西里面去的甜蜜温馨。没有了爱你就不会快活，不会想玩耍。”
这个美丽的真理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感到在我的灵魂和别人的灵魂之间伸展着无形的细线。
从对我教育的一开始，沙利文小姐和我说话时就习惯得像和耳朵听得见的孩子说话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她不是说出来，而是把句子拼写在我的手心里，如果我不会那些表达思想所必需的字和习语，她会提供给我，在我无法继续我这方面的对话的时候，她甚至还对谈话提出建议。这一过程持续了好几年，因为聋儿不是在一个月甚至也不是在两三年里学会那简单日常交流中无数的习语和表达方式的。耳朵能够听得见的小孩是从不断的重复和模仿中学会的。他在家庭里听到的谈话刺激了他的思维，使他想到谈话题目，引发他将自己的思想自然地表现出来。聋儿是被剥夺了这种思想的自然交流的。我的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决心把我所缺乏的这种刺激给予我。她通过尽可能把她所听到的给我逐字重复，并向我表明我怎样参加交谈，从而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敢冒险采取主动，而在恰当的时间找到合适的话语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盲人和聋人发现，获得交谈的愉悦是很困难的事。而对又聋又盲的人来说这个困难又会大多少啊！我们不能区分语气；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不能在给予字词以含义的语气的整个领域中驰骋；也不能观察说话人的脸，而神情往往是人说出的话的灵魂。
第七章
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学会阅读。
我学会拼写一些字以后，老师马上就给我一条条上面印有突起的字母的薄纸板。我很快就得知每一个印出的词代表一件物体，一个动作或一种特性。我有一个框子，可以在里面把这些字排成短短的句子。但是在我往框架里放进句子之前，我总是把字用物体表现出来，例如，有“娃娃”“是”“在上面”“床”这几个词的薄纸板，我把每一个名字放在所指的物体上，然后把娃娃放在床上，把“是”“在上面”和“床”几个词放在娃娃旁边，这样把词组成一个句子，同时用东西本身表述了句子的意思。
有一天，我把“女孩”这个词别在了自己的围涎上，站在了衣柜里面。我在搁板上放了“是”“在里面”“衣柜”这些词。再也没有比这个游戏更让我高兴的了。老师和我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常常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按照物体句子的次序排列起来。
从印有字的薄纸板条到印刷的书籍只不过一步之遥。我拿着我的“启蒙读本”，寻找我认识的字。当我找到的时候，快乐得就像玩捉迷藏的游戏一样。我就这样开始阅读了。关于我能够阅读连续的故事的时候的事情，我在后面再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固定的课程。即使在我最用功的时候，也更像在玩耍而不像在学习。沙利文小姐教我的一切都是用美丽的故事或诗歌来加以说明的。只要有什么愉快的或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她就和我谈论它们，就仿佛她自己也是个小姑娘。许多孩子感到恐惧的东西，比如痛苦而缓慢地学语法，难做的算术题和更加困难的定义，今天对我而言都是最珍贵的记忆。
我无法解释沙利文小姐对我的欢乐和愿望所具有的奇特的感应，也许是和盲人长期相处的结果。此外她还有奇妙的描述能力。乏味的细节她一带而过，从来不唠唠叨叨地问些问题来看我是不是记住了前天的课程。她一点一点地引进枯燥的科学术语，使每一个题目真实得我没法不记住她所教的东西。
我们在露天阅读和学习，比起室内，我们更喜欢充满阳光的小树林。我早期上的所有的课都有着小树林的气息—和野葡萄的香味混杂在一起的松针的好闻的松脂气。坐在一株野鹅掌楸宜人的阴凉下，我学会了这样去思考：一切东西都有其经验教训和启示。“事物的可爱使我懂得了它们的一切作用。”确实，一切能够发出嘤嘤声或嗡嗡声或会唱歌、会开花的东西在我的教育中都有自己的一份作用—我手里捏着大嗓门的青蛙、螽斯和蟋蟀，直到它们忘记了自己难堪的处境，发出了尖尖的震颤的鸣叫；还有毛茸茸的小鸡、野花、山茱萸花、草地紫罗兰和含苞欲放的果树。我摸着绽开的棉桃，用手指抚弄棉花柔软的纤维和毛茸茸的籽粒；我感觉到风吹过玉米秆时低低的飒飒声，长长的玉米叶丝般的窸窣声，以及当我们在牧场上抓住它、把嚼子放进它嘴里时我的小马愤愤的喷鼻声—啊，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它那带有红花苜蓿芳香的气息呀！
有时候我黎明时起身，偷偷走到花园里去，花草上还沾着浓重的露水。很少有人知道，感觉到轻轻按在手里的玫瑰或是百合花在晨风中美丽地摆动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有时我在正在采摘的花里捉住了一只昆虫，感觉到当这个小东西意识到外来的挤压时，一双翅膀在突然的惊恐中摩擦时微弱的声音。
另外一个我常常喜欢去的地方是果园，在那儿，水果7月初就成熟了。毛茸茸的大桃子自己就会垂到我的手里，当快乐的轻风在果树中飘荡的时候，苹果会滚落到我的脚下。啊，我是怀着怎样的喜悦把果子拾到围裙里，把脸紧挨在苹果光滑的、仍然带着阳光的余温的脸蛋上，然后蹦蹦跳跳地回家去！
我们最喜欢散步到凯勒码头去，那是在田纳西河边的一处破旧的木码头，是内战时期让士兵上岸的。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玩学地理的游戏。我用卵石建堤坝，构筑岛屿和湖泊，挖河床，全为了好玩，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是在学习功课。我越来越惊奇地听着沙利文小姐描述这个有着炽热的山、被埋葬的城市、移动的冰河和许多同样奇怪的东西的巨大的圆形的地球。她用黏土做了立体地图，好让我能够摸到山峰和山谷，用手指沿曲折的河道而行。我也喜欢这个。但是把地球分成气候带和两极却把我搞糊涂了，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帮助说明用的绳子和代表两极的橙木棒显得十分真实，因此即使到了今天，只要提到温带我就会联想起一系列的绳子圈，我相信如果谁决心这样做，他是能够使我相信白熊真的是顺着北极杆[ 英语“北极”一词“pole”也有“杆子”的意思，而且当年沙利文小姐用小棒子代表两极。]往上爬的。
我唯一不喜欢学的似乎就是算术。从一开始我对数字的科学就不感兴趣。沙利文小姐企图通过将珠子一组组串起来的办法教我数数，我通过排列幼稚园玩的草棒学会了加和减。我从来没有耐心一次排五六组以上。完成了这些以后，那一天我的良心就平安了，很快就出去找我的玩伴了。
我以同样轻松的方式学习了动物学和植物学。
有一次，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先生给我送来了一批化石—有美丽斑纹的小壳的软体动物，有鸟爪印痕的小块砂岩，和一棵漂亮的蕨类植物的浅浮雕。这些是为我开启大洪水以前的世界的宝库的钥匙。我手指颤抖着，倾听沙利文小姐描述那些一度行走在远古的原始森林中的可怕的、有着陌生的无法发音的名字的野兽，它们把掉下巨树的枝丫作为食物，消亡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代的凄凉的沼泽中。这些陌生的动物在很长的时间里出没在我的梦境中，这一悲凉的时期构成了快乐的，充满了阳光、玫瑰，并回响着我的小马的轻柔蹄声的现在阴沉的背景。
另外有一次，有人给了我一个美丽的贝壳，怀着孩子的惊异和快乐，我得知了一个小小的软体动物是怎样建造了这个光亮的螺旋体作为自己的住所，以及在寂静的夜晚，当没有一丝风吹皱海波的时候，鹦鹉螺怎样在印度洋蔚蓝的海水上乘自己的“珍珠船”航行[ 亚里士多德曾误认为地中海鹦鹉螺会用腕做帆航行。]。在我知道了海洋的儿女的生活和习性方面的许多有趣的事情以后—在川流不息的波浪中小小的珊瑚虫如何筑起了太平洋美丽的珊瑚岛，以及是有孔虫造成了许多大地上的白垩山—老师给我读了《鹦鹉螺》，给我指出软体动物造壳的过程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象征。正如鹦鹉螺创造奇迹的套膜改变了它从水里吸收的物质，使之成为自身的一个部分，我们积累的点点滴滴的知识也进行了类似的变化，成了思想中的珠宝。
是一株植物的生长又一次提供了上课的教材。我们买了一株百合花，把它放在了阳光充足的窗台上。很快，尖尖的绿色花苞有了绽开的迹象。外层细长的、手指般的花瓣慢慢地、我认为是颇为不情愿地开放了，展示出被它们遮挡住的美；然而一旦开始，绽放的进程就很快了，但是有其顺序和对称性。总有一个花苞比其余的要大，也更为美丽，她更为炫耀地推开包住她的外层，仿佛在丝般柔软的袍衣中的美人知道自己是天神授予的百合女王，而她的胆怯的姐妹们则羞涩地脱去她们绿色的头巾，直到整株百合微微摇动，美丽飘香，花满枝头。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放满植物的窗台上有一个球形玻璃鱼缸，里面有十一只小蝌蚪。我还记得自己对它们进行不断探索时的急切心情。把手伸进鱼缸里感觉到蝌蚪窜来窜去，让它们在我的手指缝里溜进滑出，真是好玩极了。一天，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跳过了鱼缸沿，掉到了地上。我在地上找到它的时候，看上去它简直就不行了，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稍微摆了一下尾巴。但是一回到它生活的环境里，它一头就扎到了鱼缸底部，快乐地一圈又一圈地游着。它做出了一跃，看到了外部世界，现在满足地待在巨大的倒挂金钟树下自己美丽的玻璃屋子里，直到获得做青蛙的尊严的那一天。那时它会在花园尽头树木茂盛的池塘中生活，在那儿，它将用自己奇特的情歌使夏夜充满音乐。
就这样，我从生命本身中学习。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一小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是老师展开并发展了它们。她来了以后，我周围的一切都散发出爱和欢乐，充满了意义。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机会向我指出一切事物中蕴涵的美，也没有停止尽一切努力用思想、行动和范例使我的生活美好、有价值。
是老师的天才敏感的同情、深情周到的应对使我接受教育的最初几年如此美好。因为她抓住了恰当的时刻来传授知识，于是使得我对一切都十分愉快和易于接受。她意识到孩子的思想像一条浅浅的溪流，欢快地潺潺流过教育过程中的多石的河床，在这儿映照出一朵花、那儿一丛灌木、远处一朵薄云；她努力在一路上引导我的思想，她明白和溪流一样，它应该不断有山溪和暗泉的流入，直到它扩展成一条深深的河流，能够在它平静的水面上映照出波浪般起伏的山峦，绚丽的树影和蓝天，以及一朵小花的甜美的面孔。
任何一个老师都能把孩子带到教室里去，但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够使他学习。只有当他感到无论是忙还是闲，他都拥有自由的时候，才会高高兴兴地学习；他必须感受成功的激动和失望的伤心，才能意志坚强地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任务，决心勇敢地按课本中规定的那一套枯燥的舞步跳到底。
老师和我是这样近，我很少在想到自己的时候不和她联系在一起。我对一切美丽的东西所感到的喜悦有多少是天生固有的，又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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