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克托·托巴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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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暗试读：
前言
沙漠中的小城[1]圣何塞铜金矿（San José）位于智利阿塔卡马（Atacama）沙[2]漠中一座陡峭、光秃的圆形大山内。大风常年呼啸，蚕食着山体，橘灰色的细粉尘在山脚堆积，逐渐形成连绵起伏的沙丘。矿场上方，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太阳肆无忌惮地炙烤着这片干涸的大地。大概每隔十几年，这里才会下一场叫得上名字的大雨，而每次雨后，灰头土脸的圣何塞都如刚搅拌过的石灰浆一般。
很少有人会造访这处荒凉的沙漠之角，但自然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十九世纪英国皇室派遣的环球考察中，确实在此作过短暂的停留。他听着当地人讲述起那些降雨稀少与频发地震相关联的荒诞无据的故事，特别惊诧于这里的空旷无边和荒无人烟。因此，在日志中，他这样写道：“比最狂暴的洋流更为糟糕的一片隔离带。”直至今日，途经此处的打猎者们都说，这里基本不见任何鸟禽。在沙漠最深处，唯一明显的生命迹象就是采矿的工人，偶有女工，他们坐着卡车或小客车来到这沙漠的荒山中，开采铜金铁等矿物。
荒山底部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吸引着众多工人来此打工。他[3]们大多来自附近的科皮亚波市（Copiapó），还有些人从智利偏僻的角落远道而来。其中，胡安·卡洛斯·安吉拉（Juan Carlos Aguilar）更是跋涉了一千多英里。地图上，智利形如蛇状，而安吉拉从家到矿场的漫长行程则覆盖了蛇身的一半。他每周从智利南部气候温和的雨林地带坐车上班。在矿里，他是三人小组的头儿，主要负责铲车和长臂螳螂状的敦实机器“挖掘机”（jumbo）的维修工作。每周四早上，为期七天的轮班工作就要开始了。但通常情况下，他周二傍晚就得从智利湖大区（Los Lagos）的县城出发。当地的工作远没有沙漠中采矿的报酬高，所以人到中年的安吉拉便拖着疲惫的身躯挤上了紧凑的普尔曼（Pullman）客车，开始他漫长的上班之旅。车窗外，山毛榉斑驳的树影、桉树环绕的农场，还有大大小小的山川河流都忽闪而过。外面的天气沉闷阴暗，雨滴敲打着车窗，正如安吉拉此刻的心情。每次出发上班，天上都会飘起雨点。在他的家乡，南纬四十度，年平均降水量可达一百零二英尺。
安吉拉组里另一名机修工住得离圣何塞稍近一些。劳尔·巴斯塔斯（Raul Bustos）家住港口城市塔尔卡瓦诺（Talcahuano），南纬三十七度左右。五个月前，这里曾遭遇八点八级特大地震，并引发了强海啸。灾难夺走了五百多人的生命，全市各处可见成滩的水洼，数千条鱼在“吧嗒吧嗒”乱跳。这次大海啸也冲毁了巴斯塔斯工作的海军基地。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细心、可靠，也是一位忠诚的丈夫。每周，他都会坐上这趟北上的巴士，沿途经过智利平坦的农业地带，随处可见温室花房、拖拉机以及或闲置或繁忙的田地。车会经过智利镇（Chillian），安吉拉手下的另一名机修工会在这里上车；然后，路过塔尔卡市（Talca），这里同组那个开“大钻机”的大高个儿会搭另一趟巴士，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圣何塞，矿工们分成两班，一班和二班，每次轮流上班七天。刚才提到的那几位都在一班。同一班的工人再夜班和白班两班倒，矿场昼夜不停地开工，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再从晚八点到早八点。
很快，一班那些乘车上班的工人们就会抵达圣地亚哥市，这里满是正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和纵横交错的高架桥。那些南部来的人到达这里的时间应该是周三清晨时分。这是一座正在蓬勃发展的拉美首都，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附近安第斯山脉雄伟高耸的轮廓，虽然常隐没消失在臭名昭著的雾霾之中。
圣地亚哥中心的城际客车站离智利总统府不远，更多的工人从这里开始朝圣何塞出发。马里奥·塞普尔维达（Mario Sepulveda）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热情、疯狂。在工友们眼中，他开铲车很是生猛（因此，总得找机修工修理），说话太多太吵，行动莫测，情绪也捉摸不定。周三下午，他从圣地亚哥出发，开始了前往圣何塞的五百英里行程。其实，这个时间出发有点晚，他很有可能无法准时到达矿场。在矿里，他被称呼为“狗仔”（Perri），是“狗”（Perro）的昵称词。你若问马里奥为什么会被叫狗仔，他会告诉你，一是因为他爱狗（家里就收养了两条流浪狗）；二是因为他像狗：像狗一样忠诚，但你若伤他，他便咬你。他跟妻子埃尔韦拉（Elvira）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在一次激情的邂逅中“站着靠在一根柱子上”孕育的。如今，他们在圣地亚哥郊区安家，他最珍贵的财产是一间大大的冷藏室，他最爱的地方是客厅里那个方形小餐桌。他喜欢跟妻子、十来岁的女儿斯嘉丽和小儿子弗朗西斯科在桌边匆匆吃个晚餐，然后再北上出发上班。
离开圣地亚哥中心，穿过北部工薪阶层聚居的郊区，那些载着一班矿工们的巴士便会陆续驶入山谷地带。道路两边满是葡萄园和果树，八月皑皑冬雪覆盖的安第斯山就在右侧的远处。这里属地中海气候，但每过一小时，每北上一个纬度，三十三度、三十二度、三十一度，周围的绿意便越发得少了起来。很快，他们就乘车到达了干旱荒芜的诺特奇柯（Norte Chico）近北区。
智利有史以来不断有采矿人和探险家沿此路线行走。北部是智利的沙漠边界，属于“西大荒”（Wild West）。国家前军人首脑奥古斯[4]托·皮诺切特曾在此囚禁俘虏，一千多名政治异见者被圈禁在一处废弃的硝石矿洞内。在沙漠纯净的天空下，他们观天象、研天文，聊以度日。北部也见证了智利工会运动的诞生：工会二十世纪初由硝石[5]矿工们成立，后在伊基克市遭镇压。在如今民主的智利，很多北部人依然是左翼忠诚的拥护者。皮诺切特还把屠杀的男男女女草草地埋在沙漠浅坟里，就在诺特格兰德（Norte Grande）远北区，四十年后，那些寻觅“失联亲人”的家属们还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残骨遗骸。
工人们到达港口城科金博（Coquimbo）后，距圣何塞矿场仅有250英里远，之后的行程就跟达尔文1835年的航线一样了。当年，智利还很年轻，刚建国二十五年。达尔文跳下“贝格尔”号皇家海军舰艇，驾着四匹马和两头骡子到内陆来考察地质和动植物。科金博和科皮亚波之间的道路穿越智利历史最久的采矿区，这位英国博物学家沿此路线缓慢跋涉，也遇到了很多采矿工人。
在奥尔诺斯镇（Los Hornos），工人们乘坐泛美高速公路五号线，顺海滩而行，沿途可瞥见壮观的太平洋，夕阳的余晖在阔大的洋面温暖地跳跃着。想来，这差点是这些人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海、这样的地平线，还真是有点残酷：因为接下来的七天，他们会在两千英尺的地下过着昏天暗地的生活，他们容身的山洞也仅有一辆巴士大小。南半球的冬季，在工作周里矿工们难得见到阳光，大概只有在轮班开始前清晨的短暂几分钟，以及从矿洞里出来吃午饭的时候，才能感受这温暖的照耀。在离奥尔诺斯海滩不远的地方，达尔文曾看到过一座矿山，经过一系列开采后，“千疮百孔如巨大蚁窝”。他后来得知，当地的矿工们有时也会大发横财，然后“像满载而归的水手一样”，总会设法“挥霍”掉自己的财富。他遇到的那些工人都嗜酒如命、挥霍无度，用不了几天时间就又“身无分文”，再次回到痛苦无比的工作中，继续“牛马不如”的生活。
可是，一班的这些矿工们可不会很快就身无分文。实际上，与大多数智利工人相比，他们的待遇甚是丰厚。挣得最少的每月也有一千二百美元（这大约是智利最低工资水平的三倍），再加上一些私下的额外津贴，他们的实际收入还要高。这些矿工并没有挥霍辛苦钱，而[6]是努力去营建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全套消费者债务、商业和住房贷款，并且赞同付给前妻赡养费以及承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等。班里有几个工人是福音派的禁酒主义者，而机智善变的马里奥·塞普尔维达则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一员，他也是滴酒不沾。但是，在一天劳累的工作结束之后，大多数人还是会舒舒服服地喝上几口，舒缓放松一下。他们比较偏好威士忌、啤酒、红酒等。当然，总会有那么几个贪杯的会喝大了。在科皮亚波，那些南部工人们乘车上班所到的最后一站，他们的北部工友可能正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第二天一早他很有可能没法赶去上班。即使是在现代的智利，地下采矿工作依然非常艰辛，繁重的体力劳作会让人觉得自己“牛马不如”，而且死亡的幽灵时刻威胁着工人的生命。当年达尔文骑马北上之时，曾偶遇一位采矿人的葬礼。遗体由四名工友抬着走向墓地，他们身着怪异的“礼服”：长长的黑羊毛衫子、皮质围裙，腰间系一根明艳的腰带。现在，工人们已不再穿这样的装束，但最近几年，圣何塞的矿工们又开始穿丧服为遇难的工友哀悼。有时候，那些看似牢固坚硬的岩体会突然坍塌，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工友被砸伤致残。矿难是最不可预测的。劳尔·巴斯塔斯，那名来自塔尔卡瓦诺港市的机修工，算是刚来圣何塞的新人，他也见到过工友们在地下为遇难者建的神龛。此刻在巴士上，他正拿着一串念珠，等上班时带到矿井下，为那些亡灵念经祈祷。
巴士之行的最后一段儿，他们会进入阿塔卡马沙漠的南部外缘。这片平地上，达尔文曾费力地给骡子和马找草料。阿塔卡马是地球上最干旱，或许也是最古老的沙漠。那里，有的气象台常年检测不到一滴雨水。从车窗向外望去，你会觉得上帝似乎决意拔除这里所有的绿树，大多数灌木、矮树丛也被撤离，只剩零星几株耐旱植物来点缀这棕褐色、带点儿橄榄黄的荒凉之地。当巴士驶入科皮亚波河谷时，路边的景色又恢复了生机，满眼都是灌溉过的各式各样的绿色。胡椒树，美国沙漠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绿植，原产地便是智利的这片地区。车辆驶入科皮亚波后，这种树便多了起来，细长的叶子低垂着耷拉到地面。行程的最后四五百米，他们会路过该市最古老的公墓，这里安息着好几辈的采矿工人，其中便有一班一名矿工的父亲：也是个退休矿工，喝酒致死，前几天刚安葬在此。之后，巴士很快穿梭过一片铁皮屋顶的棚户区，智利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然后再从短桥上跨过科皮亚波河。
圣何塞的矿工们大多居住在科皮亚波，离矿场最近的城市。他们主要为退休矿工，四五十岁或六十出头，在他们记忆中，这片河床地带是美好的。他们小时候，这条河生机勃勃，在凉爽、没过脚面的河水中，总会有孩子嬉戏打闹的身影。那时，高速五号线过桥的地方，河塘边满是美丽的丁香，当年达尔文来到这里也在日志中记下了这花的芬芳。大约三十年前，这条河开始慢慢消亡，如今已成为一条黄褐色的死河，垃圾遍布、荆棘灌木肆虐、惨不忍睹。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不足半英寸，河道里已经多年未见水流。最近的一次大暴雨也是十三年前的事儿了。
巴士到达终点站，一班的工人们下车取了行李，然后坐出租车穿过科皮亚波市，来到两间出租房里。接下来的一周，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就在此过夜。8月5日，轮班开始前的几个小时，除了一个人，整个一班的工人都已到达科皮亚波或者附近工人聚居的郊区。
1835年，达尔文到达智利时，地质学初步发展。南美航海之旅[7]中他阅读了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书籍之一：查理斯·莱尔爵士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他刚到智利，就经历了安第斯山上的一次火山爆发。他当时观察到，海平面以上几百英尺的地面中，竟然有贝壳的存在。在智利南部瓦尔迪维亚（Valdivia）附近一处森林小憩时，他又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仅持续了两分钟的大地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达尔文推断，他所站立的地面正在被逐渐向上推移，这股推力导致了火山的喷发。而一个世纪之后，板块构造理论才正式面世。当时他就写道：“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慢慢、逐步向上推移地面的力量，跟那些导致火山物质从山口向外持续喷泻的力量，是同一种力。”如今，地质学家们认为，智利正好处于“太[8]平洋火圈”（Ring of Fire）上，此处为地球内部大陆板块间的接缝。纳斯卡板块移动至南美板块下方，就像小孩非要挤到床上，被子就会鼓起大包一般，纳斯卡也推高了南美板块，因此形成了两万英尺高的安第斯山峰。地质学家们称这一过程为“碰撞造山”。
科皮亚波北部山脉内的岩石由地壳深处的岩浆生成，岩体内交织密布大量如斑点般的含矿沉淀物。最初，这些矿脉形成于一点四亿年以前的爬行动物时代，这大概是在开花植物首次出现在地球之后的两千万年。而这之后再两千万年，蜜蜂才飞来地球；四千万年之后，世界最大的恐龙阿根廷龙才开始徜徉漫步于大陆之上。这一富矿基向上推移穿过地壳，挤过阿塔卡马断层的缝隙，过程持续了大概一亿年，从侏罗纪的结束到古近纪的开始。最终，矿基成为二百米高圆柱状的坚硬含矿岩，地质学上称“角砾岩管”；也有的成为矿脉分层交织的“网状脉”。这些富含石英石、黄铜矿以及其他矿物的隐伏矿床从西南到东北横贯整片山脉。在探矿者的地图上，这些矿脉线的走向跟地下好几英里处大陆板块的移动如出一辙。
在科皮亚波，公司派来的两辆微型班车——人称“兔八哥”（liebres）——开始来接一班的矿工们，一辆负责接送出租房里的那些人，另一辆主要从沿途站点接人。8月5日这天早上，市里有很多辆班车穿梭往返，因为最近又是经济繁荣的时期。过去三百年里，科皮亚波市见证了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十八世纪，这里经历了淘金热的兴起与衰退；后来，在达尔文来此之前三年，又有一股淘银热潮，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银矿消耗殆尽才终止。随后，硝酸盐炸药的发明又让人们对硝石趋之若鹜，开采范围更是延伸至阿塔卡马沙漠北部。正是智利矿工们提供的基本原材料，才让欧洲人得以开火开战，展开大规模杀戮。同时这带来财富的矿脉也驱使智利侵略周边硝石储量高的玻利维亚、秘鲁等国，而科皮亚波正是其开展军事行动的基地之一。但是，太平洋战争的胜利造成了科皮亚波的经济衰退，因为投资资金都流入了智利新征的领地中。随后，二十世纪全球铜矿需求不断增长，全新的繁荣期再次到来，1951年当地还筹建了一间炼铜厂。二十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奇迹”进一步催化对矿石的大量需求，越来越多的工人奔赴科皮亚波采矿，尤其是1994年坎德拉里亚（Candelaria）露天铜矿建成之后。而在最近的一次采矿热潮中，科皮亚波河也终于枯竭死去，因为城市的增长和现代的采矿方法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水。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金价增长了四倍，铜价也达历史新高，于是人们越采越深，纷纷前往原本无利可图的圣何塞铜金矿以及科皮亚波河谷的其他矿场。该市人口迅速增长至十五万人，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其中包括该市最高建筑、阿塔卡马街上十五层高的豪华公寓楼。另外，城市还建起了第一个度假胜地，纳特依赌场酒店（Antay Casino and Hotel），这是一座非常现代的建筑，从其深红色土耳其帽状圆筒穹顶便可见一斑。不断攀高的矿石价格也让圣何塞矿工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最近几年，一班的工人们会常常聚会来庆祝自己的好运气。他们通常会置办房产或给儿孙辈举办派对。有时，他们会在埃尔普雷蒂尔（El Pretil）公园举行家庭聚会，那里有绿地草坪、桉树林立，还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有美洲驼、猫头鹰和关在浅紫色笼子里的两头饥饿的狮子。
上次轮班结束时，一班大概有二十几人去维克多·塞戈维亚（Victor Sagovia）家参加了一个庆祝完工的聚会。维克多是负责操作“挖掘机”的。他酒瘾很大，很有音乐天分。大伙儿在大锅里煮上牛肉、鸡肉、猪肉和鱼肉等，由主人负责炖烩这道当地称为“肉汤”（cocimiento）的菜肴，这菜本身就是对富足生活的一种庆祝。维克多的堂弟达瑞欧·塞戈维亚（Dario Segovia）还计划在几天后的8月5日给他的小女儿举办一场生日聚会，可有消息说，他那天得去加班（他本该休息的一天）。加班一天的报酬是九万比索，相当于一百八十美元，丰厚到压根儿没法拒绝。于是，他便跟孩子的妈妈、他的爱人杰西卡·奇拉（Jessica Chilla）说推迟几天搞派对。杰西卡很是不满，跟他怄气不说话。于是，加班前的那一晚，他也没能吃上晚饭。
第二天凌晨上班前，这夫妻俩就和好了。大概早上六点半，达瑞欧吻别了爱人，从二楼的卧室起身下楼，准备出门。可突然，他停下身，又折回楼上，深情地抱住了他的爱人。他们拥抱了好几秒钟，此时此刻，这位身板结实、满手硬茧的四十八岁汉子需要这样的柔情。这算是他道歉的方式，但这拥抱也意味着又一次小别离，所以达瑞欧出门后，杰西卡便开始担心起来。
路易斯·乌尔苏亚（Luis Urzua），一班的班长，家住科皮亚波中产阶级聚居的社区。其他的班长都自己开车上下班，可他却跟下属一样坐班车。他从另一个站点上车——二十年前，他跟妻子卡门·贝里奥斯（Carmen Berrios）也是在这里相遇的。出生在矿工家庭的他，十几岁就开始下矿工作。但当年与卡门相遇时，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可能会拿下地形学学位。卡门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生性浪漫，灵感来了还要作诗。这些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改造自己勤劳的丈夫。因为家境贫寒，乌尔苏亚习字不多，说话总是咕咕哝哝、含糊不清，而卡门竭力让他吐字清晰点儿。他晚上八点下班，卡门早早就备好晚饭，等他回家一起用餐。他们的两个孩子已长大成人，现在都在读大学。
外面，浓雾笼罩着昏暗的城市。这里几乎不下雨，可空中却总氤氲着湿气。街灯灯光下，雾气蒙蒙；远处峡谷中，水气缭绕。大雾几乎天天光顾这里，因此得名“浓湿雾”（la camanchaca）。有时，浓雾会严重妨碍通往矿场高速路的交通，一天的工作也会因此推迟，直到大雾散去。可今天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浓雾天。科皮亚波市各个街角处，矿工们正在等待“兔八哥”的喇叭声，等待那即将从雾气中隐现而来的班车。
一班的矿工们来圣何塞上班，似乎都是为了自己的女人：妻子、女友、母亲或是女儿。吉米·桑切斯（Jimmy Sanchez），18岁，还没到下矿打工的法定年龄（21岁）。但他女朋友怀孕了，因此他的亲属恳求矿场经理给他这份工作。在普拉特街区，以太平洋战争时的英雄[9]阿图罗·普拉特（Arturo Prat）命名的街区，小巧英俊的阿莱克斯·维加（Alex Vega）刚跟妻子分别。他妻子杰西卡没有像往常一样跟他吻别，她正在生闷气，虽然她很快就会忘记生气的缘由。离此处半英里，在以已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命名的街区，一名加固矿下通道的工人正从女友家出来。乔尼·博瑞斯（Yonni Barrios）是一个说话柔和、大腹便便的“罗密欧”，脸上有些伤疤。他正跟新女友同居，吵架时就回家找老婆。巧的是，这俩女人住得不远，仅隔一个街区。今天，他从女友家出门赶班车，放眼就能看到自己的家。他从银行贷款办了一间便利店，妻子在家负责经营。要偿还这笔贷款，还要帮着女友还贷，是他这么早起床等坐班车去矿里打工的原因之一。
这里流传有很多关于女人和矿场的迷信，也反映了男权文化对女性和地下劳动的矛盾心理。有传大山本身就是女人，所以“每次开山凿洞，都是对她的亵渎”，这也解释了大山不时塌方使人遇难的原因。另有说，在矿下劳作的女人会带来厄运（虽然有一名矿工的妹妹在自家矿场里工作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所以圣何塞里几乎不见女人的踪影。在家、在城市，女性为主导；在沙漠的矿场中，男性是中心。这道分水岭很深，多数矿工的女人们都从未来过圣何塞，甚至都不知它所处何地。
班车到达时，这些半睡半醒的工人便上车入座。车辆在大雾中的科皮亚波缓慢行驶，途经市北阿塔卡马大学芥末黄色的楼群。一班有一名矿工的女儿就在这里读书，是市政工程专业的学生。然后，他们到达泛美高速公路的北向路，逐渐驶出市区，朝着沙漠深处那古老硝石矿附近的残骨遗骼驶去。出了科皮亚波，还得开三十五英里才到圣何塞，此程最后一个地标就是城市边缘区的一座岩石山，人称“呼啸之山”（Cerro Bramador）。当年达尔文也曾见过此山，记录下了它发出的清楚可辨的噪音。如今，山体发出的声响还常被喻作拉美乐器“雨声棒”（rainstick）的声音。当地有传言，这声响是狮子的咆哮，它在守护着山内的黄金宝藏；还有人说，这是一条不为人知的地下河的流水声。其中比较科学的解释是，山体内的磁铁矿沉积物吸引或排斥各种沙尘微粒，致使其在风中震颤，故而发出声响。
达尔文正是沿此路线，途经呼啸之山，去到“HMS贝格尔号”等待他的港口。随后，他便坐船继续往前航行到加拉帕格斯群岛（Galapagos），他对那里的鸟类进行观察，得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但是一班的工人们在过了呼啸之山后，就会向右拐弯，驶下泛美高速，沿着一条狭窄、破旧的柏油路向北开去。开始的几公里道路还算顺直，驶过一片丑陋的灰褐色沙土平地，路边满是碎石和终日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沙漠植物。然后，班车沿一条小路到达“磁力山”（Cerro Iman），山内开有一座铁矿。接下来，车辆会驶入秃山环绕的狭窄山谷，自此道路便开始曲折迂回。大片大片的灰褐色沙海里，山丘宛若红红的岛屿，路边的灌木也如海胆一般。直至今日，这里的风景与地貌跟当年达尔文所见也无二致，一如既往的空旷与冷酷：没有动物跑跳，没有加油站、便利店，人迹罕至；大小山丘都呈栗色或橘色，仿佛火星照片所见到的景象。终于，班车驶进了另一座山谷，迎面可见一块蓝色路标，指示路口通往圣埃斯特万矿业公司（San Esteban [10]Mining Company）以及隶属其下的两座兄弟矿场：圣安东尼奥与圣何塞。从这里，车内的工人们便可以望见矿场里那些饱经风霜、日渐腐旧的木制、锡制或钢制建筑。在这凄寂的环境中，它们显得那么孤独与悲伤。随后，班车缓慢爬坡，很快山坡上熟悉的建筑愈见清晰起来：行政办公平房、更衣室、淋浴间以及餐厅等。但是，工人们都知道，矿场就像“冰山城市”一般，这些地面建筑只是一小部分，地下蔓延着更为广阔的空间。
地底下，圣何塞遍布“之”字形迂回的道路，通往众多炸药与机器开凿出的山洞、地道或峡谷等。地下的圣何塞也有自己独特的天气，每天气温升升降降，风力时强时弱。地下通道也设有交通标志，需要遵守交通规则：好几批测量员规划、绘制并改进着这一庞大的地下布局图。连接各个通道、巷道的主干隧道被称为“斜坡”（La Rampa），按“之”字形螺旋向下延伸，最深处的距离与地球上最高的建筑一样。开车沿斜坡道向下行驶到最底部大约得5英里。
圣何塞铜金矿成立于1889年，位于矿床上部。矿物资源分布在两座平行的软岩石内，呈六十度角嵌在更为坚硬、类似花岗岩的灰色闪长岩石中。山坡上的木头建筑是矿石离地面最近的地方。以前这里有一架绞车，主要负责运送井下的工人和矿石出山，但已经废弃了几十年，如今看来倒像是西方的古老遗迹。圣何塞开矿一百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清晨时分，木屋下两千英尺的地方，夜班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最后的收尾工作。汗涔涔、黑乎乎的矿工开始陆续聚集到地下的某个矿洞，那里就像地下公交站一样，他们等着坐四十分钟的卡车回到地面。在刚结束的十二小时工作中，他们大都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类似哀号的隆隆声。矿山深处某些废弃矿洞内，大吨位的岩石正在脱落，崩塌带来的声响与振动透过岩体传播开来，就像闪电穿射大气层与地表层一样。他们都说，矿山“哭”得很凶（La mina esta llorando mucho）。其实，这如雷般的哀号并不罕见，但这么频繁地出现却也少有。矿里的工人们仿佛听到了愈来愈大的隆隆声，有一种强风暴即将来袭的感觉。幸运的是，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有几个人会通知白班，也就是一班的工人们进入矿下。“矿山哭得很凶，”可是，圣何塞不会因此停工。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风暴来袭前的声响，隆隆声总会减弱，大山终会恢复平静。
一班工人们来到矿山，先经过一处警卫棚，再通过“斜坡”进入矿下。这个斜坡是十几年前在闪长岩内爆破打凿出的一条通道。圣何塞矿山的出入口有五米宽、五米高。从外面看，洞口边缘类似许多大石牙。载满矿工与矿石的卡车陆续出来，上一班工人已经收工。他们开采了成百吨的含矿岩石，内含指甲盖大小的硫化铜，散发出淡淡的大理石光泽，就像新艺术派的画作一般：呈暗红色、森林绿、栗褐色以及铜黄色（四方晶系的黄铜矿）。每公吨（一千公斤）矿石可加工出至多四十磅的铜（价值一百五十美元）以及不到一盎司的黄金（价值几百美元）。矿石中的黄金肉眼不可见，但一班的老矿工们都听父辈说过，这种矿石中的黄金咬一口就能尝出来。
矿工们陆续进入更衣室，这里特别狭窄，还散发着浓重的霉味儿，就像老航船上的更衣间一样。他们换上工作服，腰带绑上刚充满电的电池，给自己蓝色、黄色或红色的安全帽上安好矿灯。乌尔苏亚戴的是白色帽，这是经理级别的象征。另外，他还在腰间别了一个手掌大小的自救氧气罐。其实作为班长，乌尔苏亚还相对比较随和。他算是圣何塞的新人，对自己手下的工人们还不太了解，这也是因为人员总是变动中。比如今天，就有一个新人加入，第一次下矿工作。进矿的时候，乌尔苏亚注意到，还有一个人今天没赶来上班。
塞普尔维达从圣地亚哥出发赶到科皮亚波时已经太晚了，没能赶上班车。他站在科市的街角，心想或许这是个好事儿。上次他跟管理另一个矿场的朋友聊天，那朋友说，圣何塞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营状况岌岌可危，并提出要让他去别处工作。现在已经上午九点钟，矿友们都开工一个多小时了。塞普尔维达想，或许自己够幸运，矿场会因为这次旷工开除自己，那他就可以轻松地接受朋友的邀请，去他的矿上工作了。他正这么想着，圣何塞的另一趟班车正好路过，有人瞅见了他。“狗仔！”班车司机从车窗里喊道，“没赶上班车么？我正好要过去，捎上你吧。快上车！”
忠诚如狗的他在九点半到达了圣何塞，晚了半个多小时。那会儿，浓雾已经散去，塞普尔维达就站在沙漠炽热的阳光里，停留了片刻，然后坐卡车下到了井中，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1]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中一个小矿场。——译者
[2]智利北部的干旱地区。南北长1000～1100公里，绝大部分在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和阿塔卡马两省境内，泛美高速公路南北纵贯该地区。从亚马孙盆地吹来的潮湿气团，被安第斯山脉挡住，使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干旱地区之一。
[3]智利北部城市，阿塔卡马区和科皮亚波省首府，位于首都圣地亚哥以北800公里处，以丰富的金银铜矿资源出名。圣何塞铜金矿在该市的西北部45公里处。
[4]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73年至1990年任智利军事独裁首脑。1973年在美国支持下他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左翼总统阿连德，建立右翼军政府。
[5]伊基克（Iquique）：位于智利北部，塔拉帕卡（Tarapacá）大区首府，也是智利重要的港口城市，西临太平洋，东靠阿塔卡马沙漠。
[6]消费者债务（consumer debt）：指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债务，不包括如购买房屋等的分期付款。
[7]查理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律师，“均变说”的重要论述者，月球与火星上各有两个坑洞以他的名字命名。其《地质学原理》一书于1838年出版。达尔文航行五年，旅途中就以《圣经》和此书为伴。——译者
[8]太平洋火圈：指北太平洋边缘、亚洲东部边缘和美洲西海岸所组成的环形地带。从陆地到海底，这一地区地震活动频繁，最近发生的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皆因此造成。——译者
[9]阿图罗·普拉特（1848—1879）：智利民族英雄、海军第一英雄。十九世纪后期，南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智利凭借强大的海军打败了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联合军队。普拉特慷慨激昂的战前演说振奋了智利军人的士气，他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智利取得了胜利。智利很多街道、地标都以他的名字命名。2010年智利独立两百周年的新版纸币上，一万比索即是普拉特的头像。——译者
[10]圣埃斯特万金铜矿公司（CMSE）：总部位于圣地亚哥首都大区的普罗维登斯市，由匈牙利移民于1957年创立，以违规操作、漠视行业安全规则而臭名昭著，曾多次发生塌方事故，一度被迫倒闭。公司隶属智利铜业巨头、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圣何塞正是其私营矿场之一。——译者一 一班三十三人
在圣何塞，海平面是主要的参照标准。在海平面以上七百二十米，即海拔高度七百二十米处，五乘五米宽的“斜坡”通道自此开始，按“之”字形向山脉内部延伸，再往里便成螺旋状。矿工们驾驶重型卡车、铲车、皮卡车以及其他各类机器行驶过海拔二百米处，直到抵达含矿岩石。他们打通矿洞进行开采，然后再将矿物装车运回地面。2010年8月5日清晨，海拔四十米，距地面约七百米深的矿洞中，一班的几个矿工正在装运新开采的矿石。海拔六十米处，另一拨工人正在加固通道。一个月前这附近发生事故，一名工人失去了一条胳膊。有几个人停下工作，聚集在避难所（El Refugio）附近，休息兼偷懒。避难所，顾名思义，是一处应急避难场所，为一个教室大小的封闭区域，位于海拔九十米处的岩石上。因为有新鲜空气从外面进入，这里也被工人们当作休息室，可以短暂逃离矿洞的高湿和高热。一般来说，相对湿度98%，温度可高达四十度。工人们都把矿场比作“地狱”，这个称呼还真有些科学依据，因为是地热，越向下温度当然越高。
海拔一百五十米处，由卡洛斯·安吉拉带队的机修组工人们搭起了临时工作间，正在避热休息。此处离那个叫“拉约”（Rajo）的岩内大裂口“深坑”不远，空气在里面循环流通，能有一点微风吹向工作间。工人们正在让马里奥·塞普尔维达给他们展示如何操作铲车：只见马里奥踩下离合，直接挂倒挡，没踩空挡就刹车了。“谁教你开车的啊？”他们纷纷说道，“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刹车。”这样会损坏变速器，磨损差速器。“没人教我，”他回答说，“我就是看别人开，自己琢磨的。”这些机修组工人所在的公司与矿场有器械维修服务的合约。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圣何塞铜金矿，工人不经专门培训就能上机操作一些昂贵的设备，这是司空见惯的。圣何塞成立时间长，规模较小，以偷工减料、图省事出名，简陋的工作环境以及敷衍了事的安全措施人尽皆知。另外，这里的垂直逃生通道形同虚设，竟然连梯子都没有。
明白如何正确使用离合器之后，塞普尔维达就离开这里去海拔九十米处工作了。
整个上午，矿山上一直断断续续传来雷鸣般轰隆的哀号，先是远处的一声爆炸声，紧接着是长时间的哀鸣音。圣埃斯特万矿业公司的总经理卡洛斯·皮尼利亚（Carlos Pinilla）正坐着皮卡车，在圣何塞的各个矿洞内巡视，他也听到了这些噪音。本来，他的办公室在地上，但为了整顿工作期间散漫无序的纪律，他现在几乎常驻矿下。“我必须得从上到下训诫每个人，”他说，“这些家伙没一个听话的。我不想让他们害怕我，但是如果我下到矿洞里，看到六七个人正闲坐聊天，我希望他们至少可以站起身来表示一下起码的尊敬。这样都不行的话，这地方就得垮了……”
皮尼利亚五十岁左右，脸微胖，他从公司底层打杂干起，一步步爬到如今的位置，成了圣埃斯特万下属两家矿场的总经理。矿工们都觉得他傲慢骄横，对人颐指气使，好像浑身汗涔涔、脸上脏兮兮、头顶安全帽的他们本身对他就是一种侮辱似的。在智利这种阶层分明的国家，干苦力的劳动者永远都得忍受工薪阶层那种赤裸裸、高高在上的屈尊态度。在这里，对矿工们而言，皮尼利亚也是盛气凌人的“白帽”。而他的下属，一班主管乌尔苏亚说话柔声细气，这就更显得他嚣张跋扈了。最近几周，一班的卡车司机丹尼尔·埃雷拉（Daniel Herrera）好几次找到皮尼利亚，要求更换空气过滤器以及工人们戴的防护面罩。最终，他讽刺地答复道，“成，我去给你运一卡车过滤器来吧。”五十六岁的矿工豪尔赫·加利古洛斯（Jorge Galleguillos）说，皮尼利亚总经理简直就是“矿场的主人和上帝”（el amo de la mina）。这些上了岁数的工人还是很害怕他的，因为他有权开除任何人，而在矿场这种看重年龄和体格的行业，老工人失业后要想再就业是相当困难的。不过，也正是这些上了年纪的经验丰富的老人，才敢直言矿山出现的日渐严峻的结构问题。
圣何塞铜矿已有一百二十一年的开采历史，工人和机器早已掏空了这座大山，幸运的是，这座山的主体大多是由坚硬的灰色闪长岩构成。在采矿术语中，闪长岩就是“好石头”，因为即使被打穿，它也不会坍塌。如果说含矿岩石像酥脆蛋糕，你一戳它就开始碎裂；那闪长岩就是又硬又劲道的蛋挞。一般来说，闪长岩是用来打凿通道的较为稳固的优质岩体，基本不需要很多加固工程。圣何塞的斜坡道正是在这种岩石上打凿出来的，是进出矿洞的唯一通道。直到最近，也没人相信这里会有坍塌的危险。可事实上，几个月前，海拔五百四十米处的斜坡道内就出现了手指头宽的裂缝。
马里奥·戈麦斯（Mario Gomez）刚发现这个裂缝就立马向主管乌尔苏亚进行了汇报。戈麦斯，六十三岁，三十吨重型卡车驾驶员。“我要开车出去，”他当时汇报说，“我不会再开进来，你必须把经理还有工程师们都召集过来，让他们检测下这个裂缝，否则不能有人再进矿场。”几小时后，工程师和经理来到现场，他们将几面镜子放进这个半英寸宽的裂缝内，说“如果山体还在变化和开裂，镜子肯定会碎的”。可直到现在，这些镜子还都完好无损。“大家都知道，斜坡道非常安全，”经理跟矿工们说道，“你们听到的那些爆裂声是从深坑里传来的，就算那里塌了五米，斜坡道这里也会安然无恙。”后来，又发现有水从裂缝中渗漏，他们又在里面放置了更多的镜子。好几个月过去了，这些镜子都纹丝未动。加利古洛斯每次开车路过都会认真地查看一下。他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发现：“海拔五百四十米，有东西从顶上掉落；海拔五百四十米，通道墙体出现断裂……”然后，他强行让矿场经理在笔记本上签字。后来，他又去找经理当面对峙。“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趁我们不注意，去把镜子摆正了呢？”他质问道。“你怎么了？”经理反驳说，“你是胆小鬼么？”
此刻，皮尼利亚正开着皮卡车在矿洞内巡查，他跟矿工们打过好几次照面。上午十点左右，海拔六十米处，乔尼·博瑞斯和他组里的工人们看见了他，并告诉他，“山里听到一些异常的声响，平常在这么深处是听不到的。”“别担心，”他说，“这只是山在沉降而已。”往上，海拔一百五十米处，另一拨工人也和他进行了类似的对话。当时，山里每个角落都能听到轰隆隆的响声，这让矿工们非常焦虑。可很快，他们大多自行否定了这种担忧。采矿，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职业，时刻面临极大的风险，那些有几十年地下工作经验的老矿工们对此还深感自豪。一班的矿工们也常跟妻子或恋人抱怨圣何塞的状况，但他们基本都委婉地说，情况很“复杂”，然后在被继续追问细节的时候，又刻意掩饰了其中的危险。
主管乌尔苏亚也跟妻子提过矿里的“复杂”状况。几个月前，他接受这份工作时，就完全清楚这里频发的安全事故。今天上午，他听工人们跟他抱怨山里的轰鸣声，甚至有几个工人坚持要返回到地面上去。可他说，再等等吧。乌尔苏亚，五十四岁，有地形测量学学位，擅长绘制矿区内复杂的地形图。他坦然承认说，自己害怕“上级”。其实，他有好几次机会跟老板皮尼利亚当面对质，要求撤离所有工人。但他都唯唯诺诺没去，当时好几个矿工都觉得他太弱了。可当时，这些工人自己也都没有大声抱怨，没抗议说要罢工，或者说要立即撤离之类的。其实，之前圣何塞也发生过类似的罢工撤离。
六十三岁的马里奥·戈麦斯是一班年龄最大的矿工，他左手少了两根手指头，由此可见地下工作的风险有多大。大约中午十二点，劳尔·比利加斯（Raul Villegas）开着自动卸载卡车经过戈麦斯，他警告说海拔一百九十米处冒“烟”了。但戈麦斯却听从了脑海中传来的强硬声音：你应该小心，但不该担心。开车经过这些“烟”时，他瞟了一眼，却安慰自己：只是尘土而已，矿里看见尘土不是很正常么。
还是不断有人汇报各种异常的声响和爆炸。终于，上午晚些时候，大头儿皮尼利亚的举止也奇怪起来，好几个下属都有所察觉。海拔四百米，乌尔苏亚和二把手弗洛仁科·阿瓦洛斯（Florencio Avalos）看到他坐皮卡车过来，用一只巨大的手电筒照射斜坡道的墙壁。当时另一名工人也看到了，还说，“他那手电筒真是大啊，比我们的大多了。干嘛用这么大的手电筒，不会出事儿了吧。我都开始紧张了。”之后，又有其他工人看他拿着那个大手电，走进深坑里挖的一个矿洞，在里面照来照去。另外，他们还看他站在皮卡车旁，好像在听什么声响，想感受山内的动静。他还在海拔四百米的矿洞口停了下来，似乎也在听动静，然后还把写着“请勿进入”和“请绕行”字样的蓝白标牌给擦拭干净了。“太奇怪了，”乌尔苏亚说，“大头儿竟然在擦交通标牌。”午后，阿瓦洛斯又遇见了他。总经理跟他说他的车胎瘪了，需要立马换备胎。“他看起来很紧张，”阿瓦洛斯说，“刚换上轮胎，拧上最后一颗螺丝，他就开车离开了。之后，我们谁也没再见过他。”
大概下午一点钟，皮尼利亚开车朝地面驶去。斜坡道内，他碰到了富兰克林·洛沃斯（Franklin Lobos），前足球运动员，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个头很高，有点秃顶，在矿里以发牢骚、闹脾气出名，主要负责开卡车载矿工们进出矿场。此时，他正往里开车，准备拉工人们出来吃午饭。“富兰克林，我要跟你说两件事儿，”皮尼利亚说，“首先，我得表扬你，你把避难所收拾得很干净、很整洁。”避难所里备有两铁箱的食物，大概可以够一整个班的工人维持两天。作为运送工人的司机，洛沃斯拿着铁箱的钥匙，负责维持避难所的秩序。“第二，”皮尼利亚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一有时间就去找一下物资主管，我们还得再囤更多的应急物资。”他说，需要更多的食物、毯子、急救箱等东西。
皮尼利亚似乎迫不及待地要离开矿场，并且正在做一些应急准备。但他解释说，这么做并非担心矿里会出事故，只是害怕智利负责矿业安全的政府机构会因此而关闭矿场。他说，用巨型手电只是在对深坑内的矿洞进行常规检查，洞内有些地方高达六百英尺，他必须用特强的光束才能照明。而关于准备更多的应急物资，他说，是因为总有矿工偷吃里面的食物（他给箱子上了锁，并用铝条捆了起来预防偷吃），而一旦有安全检查员发现避难所物资缺乏，他们肯定会关闭铜矿。
2007年，圣何塞铜金矿发生山体爆炸，炸死了地质学家曼努埃尔·维拉格兰（Manuel Villagran），政府曾一度要求关闭该铜矿。之后，矿主们承诺，他们会采取措施，提高安全性，这才得以重新开业。在事发地，也就是维拉格兰和车辆的葬身之地，他们建起了神龛、燃起了蜡烛。跟科皮亚波市的其他矿场不同，圣何塞铜矿并不隶属大型跨国集团，而是由矿场已故创建者的两个儿子在经营。1957年，豪尔赫·凯梅尼（Jorge Kemeny）从匈牙利共和国流亡至此，创建了这间私营矿场。很可惜，两个儿子马塞洛和艾默科·凯梅尼并没有遗传父亲经营铜矿的智慧和热情，艾默科更是将自己的股份转给了妻舅亚历杭德罗·博恩（Alejandro Bohn）。凯梅尼跟博恩费力地维持矿场生计，在基本遵循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勉强能获得微薄的利润。之前，政府要求公司在通风隧道内安装逃生梯，以作备用的应急逃生出口；还要求增加风扇数量来加大空气流通，缓解矿井深处的高热（有时温度可迫近五十摄氏度）。或许矿主们也意识到了矿场在安全措施上的不足，于是他们跟一家叫E-Mining的公司签订合同，由它来负责矿场的日常运营。这家公司推荐安装一种地震监测系统，专门用来监测山体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灾难性位移，可这压根就没被列上采购计划。另外，他们还建议安装一个叫“地震检波器”的山体移动监测装置，可刚一个月，这些检波器的光纤电缆就被卡车压坏了。最后，圣埃斯特万公司拖延付款，导致E-Mining单方面解除合同，撤走了管理人员。于是，公司便雇用圣何塞的老员工皮尼利亚来负责矿场的管理。实际上，公司根本没钱购置地震监测仪，也没钱来维护那些检波器。当然，他们也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安装那些梯子和通风扇。从根本上说，如果这些都做到了，那这家中型矿场也就没法盈利了。此外，公司还欠债二百万美元，大债主是智利国家矿业公司（ENAMI），一家专门负责中小型矿场矿石冶炼与加工的国企。正如矿工们铤而走险去工作一样，矿主们也是如此，明知危险还要以身试法、千方百计维生。为了公司的苟延残喘，为了攫取金钱利润，也为了可能的一点社会责任，圣埃斯特万公司一直在拿矿工们的生命做赌注。
当皮尼利亚开车驶向地面时，他的所作所为正是矿主们需要的：保证矿场的运营，保证矿石的开采，不遗余力削减成本。切勿悲观，要相信，经过一百多年的爆破、挖掘后，即使山体发生塌方，斜坡隧道所处的坚硬闪长岩也不会倾塌，也会让工人们成功逃脱。
而此时，如果皮尼利亚宣布停工，命令工人们撤离，可随后矿山并未坍塌，那他必然会被炒鱿鱼。当然，此刻的皮尼利亚深信，圣何塞怎么也得二十年后才塌掉。
刚过下午一点钟，有两个人在斜坡隧道中相遇：一个朝上走，一个朝下。皮尼利亚，头戴白色安全帽，从仓库员工一步步向上爬到如今的位子。当时，他踩下油门，加速朝地面、朝光明驶去。而洛沃斯，这个运气很差的家伙，头顶蓝色安全帽，注视着老大从他身边疾驰而去。随后，他松开了卡车急刹闸，重力使车滑行了一段后，他朝地下更深处驶去。他打开了雾灯——因为前灯一直就是坏的——朝着海拔一百米处的避难所开去。那里，矿工们正陆续围聚，等着他开车来接他们出去吃午饭。
往下，到海拔五百米处，洛沃斯看到迎面开来一辆卡车。在矿里，按规矩都是下行车避让上行车。于是，洛沃斯停车让它先过。开车的是劳尔·比利加斯，他车上拉着好几吨重的矿石。就是他，刚才发现矿洞里冒“烟”。
两人挥手打招呼后就告别了。很快，洛沃斯就又往下赶路了。海拔四百米处，刚被皮尼利亚擦拭过的交通标牌似乎更亮了些。老矿工加利古洛斯上了车，坐在洛沃斯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他要下去检查水箱和水管，正是这些设施将水从地面引入到矿洞里来。这一路驶来，缓慢、沉闷，雾灯光束照射着隧道内单调、灰暗的路面，卡车弯曲、迂回地行驶着，仿佛正驶入矿工们那黑暗、潮湿、空洞的潜意识一般。半小时的行程，一个转弯接着一个，一条隧道通往另一条，满眼净是岩石爆破后留下的锯齿状表面。大概海拔一百九十米，他们俩看到前窗外有白色光束，从右往左闪过。“看到了么？”加利古洛斯说道，“是一只蝴蝶。”“什么？蝴蝶？不可能，”洛沃斯回答说，“应该是一块白色矿石。”矿山中矿石含量非常丰富，储有大量的乳白色透明石英石，一遇光线就会发光。“是蝴蝶。”加利古洛斯坚持说。
洛沃斯觉得，蝴蝶根本不可能飞到地下一千英尺的地方来。但当时他也没再争辩。“好吧，你说得对，是蝴蝶。”
他俩又往前开了二十米。突然，只听到后面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隧道里瞬间弥漫起浓厚的灰尘。他们身后，就在刚才他俩说是矿石或是蝴蝶闪过的地方，斜坡道“轰”的一声坍塌了。
爆炸声和冲击波迅速传到了工作中的三十四名矿工那里：他们有人正用液压机搬运石头；有人只能听到石头撞击车斗底板的咚咚声；还有的正在等卡车接他们出去吃午饭、在岩石上打孔或开柴油机。他们全都灰头土脸，浑身土渣石屑。
塌方发生时，三十四个人，唯一成功逃脱的是卡车司机比利加斯。他惊恐地看着浓浓的尘雾在后视镜里蔓延开来，瞬间就笼罩了车身。他猛踩油门，加大马力朝出口飞驰而去，到达斜坡道出口时，尘土也随之翻滚而出。褐色的沙尘云团从这难看的洞口源源不断涌出，长达数小时之久。
海拔一百九十米处，卡车驾驶室内的洛沃斯和加利古洛斯距离这次塌方事故最近。他们听到了震耳发聩的咆哮声，仿佛魁伟的摩天大楼在身后轰然倒塌一般，洛沃斯如是说。这个比喻非常恰当。这座庞大、无序的大矿山，经过一百多年的爆破打凿，最终发生了灾难性的塌方。一整块巨大的闪长岩石，有四十五层楼高的一大块，从山体上塌落下来，压垮了层层叠叠的“之”字形隧道，最终堵死斜坡，引起了山内的恶性连锁塌方。花岗岩等矿石也都松动脱落，不断相互撞击，整个矿井如地震一般震颤。尘土向四面八方弥漫，在迷宫般的矿场内，沿着各个通道、巷道，迅速地蔓延开来。
离出口垂直距离一百英尺的办公室内，皮尼利亚，那个咄咄逼人的总经理，也听到了雷鸣般的隆隆之声。他的第一反应是：今天不该出事儿啊。他想，或许又是深坑里的石头坠落了，不用太担心。但轰鸣声滚滚而来，并没有很快停止。电话铃响了，那头有声音说：“你出来，看看矿井的入口。”皮尼利亚走出办公室，外面阳光明媚，他看到了井口涌动着巨大的尘土云团，如波浪般翻滚，前所未有的巨大。二 一切都完了“巨型”闪长岩塌落时，发出了冲击力极大的声响。但那三十四个矿工中有很多人压根儿没听到，因为是在矿井深处作业，他们或是戴着护耳罩，或是正开着噪音很大的重型机。海拔一百五十米，机修工们正在一台Toro-400“深蹲铲运”机上工作。这台机器重二十七吨，就在离深坑险峻的斜道大概三十英尺远的地方。他们工作进度有点落后，因为有人去地上取扳手，这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现在，他们正在赶时间，争取午饭前完工。一点四十分，机器五尺高的车轮旁，三名工人正用扳手机拧紧最后两颗螺丝。这时，他们听到了枪击般的声响，片刻后他们便被一股巨大的冲击波给掀翻了。随后，他们耳边传来岩石坍塌滚落的声音，四周的墙体也开始震颤，不断有橘子大小的石头坠落。劳尔·巴斯塔斯五个月前刚遭遇了地震和海啸，他急忙躲到铲运机车身的底盘下。理查德·比亚罗埃尔（Richard Villarroel）也躲了过来，他二十六岁，女友怀孕六个月。从智利南部雨林来此工作的卡洛斯·安吉拉则顺手抓住了旁边的一条水管。整整两分钟，他们耳内一直充斥着山石坍塌的声音：有人说，这像很多手提钻同时轰鸣着，在掘拆人行道一样。接着，又一股冲击波传来，跟刚才方向相反，它横扫过整个隧道，更多石头坠落了下来，大大小小的石块几乎要把这个临时工作间填满了。当撞击声和各种嘈杂声终于小了点，这仨人环顾四周，发现靠近矿洞边上的一台机器已经半埋在石块里了。
他们振作起精神，大声呼喊着，达成了统一意见：沿着斜坡道去寻找组里的另一名成员。那人开着皮卡车，或许，他们可以一起坐车逃脱。
几分钟前，组长安吉拉让胡安·伊利亚内斯（Juan Illanes）开车去下面的避难所取点儿饮用水来喝。刚过海拔一百三十五米，伊利亚内斯就看到了坠落的一大块石板，大约六尺长、十寸厚，非常大，车根本开不过去。他必须下车，挪开石板，或是绕道过去。于是，他挂了倒挡，手刚从变速杆上拿开，就听到一声巨大的“导弹爆炸”的声音。斜坡道的墙体上迸出一些小石块，他踩下油门，想要继续倒车，可仅几秒就停了下来。他感到有一股冲击波撞到车上，四周尘土弥漫，然后大山就如地震般晃动起来。整个斜坡道好像都在一个纸盒里，“突然有人就开始使劲晃荡纸盒子”，他后来说。等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工友们还在海拔一百五十米处。于是，他将卡车掉头，又朝临时工作间开去，一头扎进了翻涌呼啸而来的尘土之中。灰尘太浓太厚，他根本看不清路，不断撞到隧道墙上。终于，他还是决定停车，静静地等在那里，车灯开着，引擎也没关。他就坐在驾驶室的座椅上，这时，一个身影从尘土中走了出来，走到了卡车的车灯处——是头儿，安吉拉！另外两人跟在他身后，是巴斯塔斯和比亚罗埃尔，他们一起朝卡车跑过来。
伊利亚内斯告诉他们，灰尘太多，坡道里根本没法开车。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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