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奥瑞·布莱福曼,(美)罗姆·布莱福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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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瞬间吸引的隐秘力量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亲密：瞬间吸引的隐秘力量
作者：(美)奥瑞·布莱福曼,罗姆·布莱福曼
译者：康林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2-01
ISBN：9787508637655
本书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约翰·罗伯茨
第一章 发现神奇
保罗坐在帕萨迪纳市一家酒店的游泳池边，打算做一件哪怕他自己看来也算是“冲动”的事。
南加州的晚风已起。保罗和一个女人面对面地坐在游泳池边的一张桌子旁。虽然他们两天前才认识，但能听得到两人谈话的人，都会认为他们相识已久。从环球旅行，到20世纪70年代的反战运动，再到苏格拉底哲学，两人天南海北，开怀畅聊，彼此都感觉轻松随意。
这个名叫娜迪亚的女子眉清目秀，头发乌黑亮丽，一看就是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美人；保罗则具有典型美国人的长相和健硕体格。他们看上去就像天生一对。他们似乎交流得非常默契：这一刻，他们为童年糗事放声大笑；下一秒，他们就接上了对方还没说完的话。如果两[1]个人之间也有“协同效应”，那么在他们之间就是如此。
乍看过去，没人会想到他们其实是公事会晤。当时，保罗正负责一个150亿美元的项目，对科罗拉多的一个核武器装备进行清理。为写好项目执行方案，保罗已从世界各地征集了专家，项目组成员当时都集中在帕萨迪纳的一栋写字楼里办公。工作强度很大，办公室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放。
保罗的任务是统筹进度，确保项目组的各个部分相互协作。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工作强度。作为一名前特种部队军官，他早已练就了快速决策的本领，而且他是一名天生的领导者，具有让人自然而然响应的人格魅力。在与人交谈时，他往往会专心倾听对方的每句话，全神贯注，心无旁骛。
每天早上8点15分，保罗都会将项目组中的高层人员召集起来，向他们简短介绍当天的策略部署。但从几天前的会议开始，保罗的感觉已有所不同。起初，保罗敏锐地发现了小组的新成员娜迪亚。“我当时就想，她是谁？”他发觉自己立刻就被她吸引住了。然而，娜迪亚最初对保罗的看法却截然不同。那是她就职的第一天，她在巴黎的休假被骤然缩短，以便她能飞往帕萨迪纳，接替该项目的首席运营官职位。如果这还不足以破坏掉她的情绪，那么保罗在会上发表的一席言论——她听得莫名其妙——彻底倒了她的胃口。“我当时说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时期，人们之间的关系几乎没什么变化。”他回忆道，“但我甚至不记得因何而说起了。”
几分钟后，站在小组成员面前的保罗透过眼角的余光注意到一张折好的纸条正被一个接一个地传送过来。当他继续发言时，纸条终于传到他手上。他打开后看到第一行写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潦草的字迹占满了一整页，但是没有署名。他抬起头，想看写纸条的人是否点头示意，但只看到一些茫然的眼神。在会议结束后，其他工作人员陆续走出会场后，娜迪亚才走向了保罗。
娜迪亚回忆道：“之前我们从未见过面，我只是写给他一张纸条：‘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主奴关系的改变和男女之间关系的变化难道不算吗？从古希腊到现在，社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你怎么能做出那种评论呢？我想和你讨论讨论。’”
保罗并没有产生防御心理，反倒颇感兴趣。“我也想和你接着谈谈。”他告诉她。“随时奉陪。”她反击道。
12个小时后，他们坐在了游泳池边。
他们本来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解决掉这一争论，还要深入研究一些工作方面的重要问题。然而，在谈话期间，有关工作的话题一直没出现。快天亮时，两人交流的程度已相当深入。“我们就以仍陷入困局作为结束？”保罗意识到两人还未触及工作话题，于是向娜迪亚问道。“是的。”娜迪亚简短地答道。她清楚地意识到，从一开始，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些特别。“在他说起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那些言论时，”她告诉我们，“我就知道了这一点。生活中，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是如此相似，其他琐碎的方面也是如此。谁会如此无畏，在战略会议上提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呢？我的意思是说，在场的人对于柏拉图和希腊人会知道些什么，谁会关心他们呢？他就是敢于与众不同。”
原计划要做的工作一点没有着落，两人约定次日夜晚仍在游泳池边见面。重要的一刻来临了。保罗看着娜迪亚问：“如果我跟你说，我爱你，想娶你，你会怎么说？”
娜迪亚回道：“这是个假设，还是在求婚？”
保罗说：“明天拭目以待吧。”
此处先按下暂停键。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和娜迪亚都已不是受亢奋激素驱使的青少年了，他们都是老练的商务主管。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当他们遇到陌生人时，第一时间都会相互打量，找寻聊天的话题：你来自哪里？你做什么工作？
尽管如此，跟某些人，我们却一见如故。可能我们具有同样的幽默感，或者钦佩彼此的品性或激情。或者我们霎时感受到和对方相处时，我们可以做自己，我们觉得轻松自在。一切都那么美好，我们志趣相投，似乎瞬间就熟悉起来，在一起时非常舒服。谈话进行得非常轻松，没有令人尴尬的停顿，也没有局促不安。本质上，我们很投缘。
本书探索了这些神奇的时刻——我们在生活中跟某人瞬间投缘的宝贵经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全神贯注，感觉和某人、某地或某种活动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共鸣和关联。
简单说来，“投缘”可定义为自我与他人或与周围世界之间建立的一种即时、深刻且有意义的联系。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跟新认识的人相处时真正感到舒服，通常需要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我们需要获得他人的信任，反之亦然。我们需要找到共同语言，理解彼此的言外之意，结成一条感情纽带。但有时候，这一过程会大大加速，关系似乎瞬间就魔术般地牢固确立了。
这种瞬间的深刻关系不限于爱情，朋友之间同样可以产生这种深厚且有意义的亲密感，而且可以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吉姆·韦斯特（Jim West）和格哈德·塞斯勒（Gerhard Sessler）两人都是物理学家，在贝尔实验室初次相遇后一见钟情，这种瞬间形成的深刻关系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但如果你回到1959年，看到初次相遇的这两人，一定会惊讶于他们之间明显的差异。
吉姆是非洲裔美国人，身材瘦长，大萧条时期成长于弗吉尼亚州，从小就学会巧妙利用手边的资源，应对困难的局面。“作为一个黑人，”他回想道，“我上的是隔离式学校。但是我很幸运，因为老师们都很好。”
这些老师，以及他的家人、朋友和邻居都看到了这个男孩的与众不同。如他哥哥所说，他是那种手里总拿着一把螺丝刀或某种工具的孩子，他不是在拆祖父的手表，就是在重装一个老式电子管收音机。吉姆十几岁时就决定利用他对修理的爱好，在物理学界施展天分。他的父亲很是关心，将他介绍给物理、化学专业的三位黑人博士。吉姆回忆道：“当时，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在邮局上班。所以，（我父亲也坚持要）我以此为最终目标。”
但是，吉姆多年来坚持不懈，最终在贝尔实验室找到一份工作。对于一名技术人员来说，这不亚于在迪士尼乐园工作。“它是美国最好的研究所。”吉姆解释道，“全世界的人都梦想在那儿工作。”
工作的第一天，他分到一间办公室，隔壁是另一名新成员格哈德·塞斯勒。她有一头运动型短发，服装极为讲究，给吉姆一种自然而有教养的温馨感。当吉姆在美国南方长大时，格哈德在“二战”前的德国成长。“战争爆发时，我只有八岁。”格哈德回忆道，“频繁的空袭，战争的氛围——那真是段艰难的岁月。
1959年，一个来自南方的非裔美国人与一个德国移民共事，实属不寻常，但他们一见如故。即使格哈德的德国口音让身为美国人的吉姆很难听懂，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投入到有关于物理和生命的长时间讨论当中。正如格哈德所说：“一开始，我就注意到吉姆求知欲很强，思维敏锐——他总是在探索新的事物。我很快就被这一点所吸引。”“我们两个都是新人。”吉姆回忆道，“作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群体中的一分子，会觉得非常孤独。但是和格哈德在一起时，我知道我能做自己。可以这么说，我们一见如故。”
他们用了数小时讨论自然世界的科学和理论，越聊越投机。在某次热烈的谈话当中，两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这个点子最终引向了声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现代麦克风的发明。
将吉姆、格哈德的故事与保罗、娜迪亚的相比较，我们可看到两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但是，如果仔细思考这两段关系的形成过程，会发现两者的轨迹其实是相似的。
两者都是以我们所说的快速亲密感（quick-set intimacy）作为开始。在其他场合，“快速”或“即刻”这种词听起来未必是褒义的（想想速溶咖啡或速冻食品吧）。但就人际关系而论，由快速亲密感而形成的纽带往往牢固得令人吃惊，甚至能够使一段关系保持终生。在探究投缘的过程中，我们会对形成快速亲密感的不同因素进行研究。当我们最初对他人感兴趣时，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与一些人“投缘”，与其他人则不然？为什么那些时刻使我们觉得不仅与那个人，而且与周围一切的联系都更为充分？是否存在某种方式，可助长或是积极创造出那种瞬间亲密感？
当我们跟某人志趣相投时——无论它是浪漫爱情，还是在聚会上跟新朋友之间产生的深厚友情，抑或是和同事建立的特殊交情——我们生活会随之发生重大改变。首先，志趣相投会滋生出一种独特的、欣喜若狂的状态，我们称之为“魔力”。其次，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段关系的本质。最后，它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当快速亲密感发生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保罗记得和娜迪亚初次相见的那一刻，觉得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娜迪亚的表述稍有不同，她感觉到一种瞬间的舒适，以及一种奇妙的强烈感情。“吸引力实在是神奇。”保罗和娜迪亚从不轻率地使用“神奇”之类的词语——你该记得，保罗原本是一名军官，娜迪亚则是在核能工程领域获得学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而那两位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也表达了一种类似的强烈感情。“不知为何，从一开始，”格哈德回忆道，“我们就心心相印，相互理解，对彼此非常欣赏。”
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都体验过这种神奇时刻，但很难明确表达出来。当你下次又神奇地遇到某个一见相投的人时，留意一下自己当时的感受 ——痴迷，激动，甚至狂喜。我们会觉得更有活力，更为充实，心思更集中于当下，与他人，周围环境，还有我们自己有了更加充分的接触。
神经学家们决定设法探究一见钟情背后的生物学因素。这些研究者四处搜寻那些自认为正“陷入爱河”的人，第一章发现神奇将这些人置于一个功能性磁共振造影仪（fMRI）中进行脑部扫描。结果显示，他们脑部负责吸收多巴胺的部位相当活跃——以至于看起来像是受到麻醉剂的影响。多巴胺是刺激大脑快感中枢的化学物质，能够让身体产生充满生机的愉快感。此时大脑明显分泌出了大量多巴胺——严格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它具有与可卡因、尼古丁和安非他命这类药物相同的诱惑力。
每次感觉到那种充实和活力时，无论是因为和他人交往，还是由于刚做完体育运动——正“处于最佳状态”时——或只是一人独处，但感觉被整个世界拥抱时，多巴胺就在我们的大脑急剧增加。我们与周围世界紧密联系时获得生理快感的强度，与我们感到与世界格格不入时这种快感的缺乏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澳大利亚的神经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参与者置于功能性磁振造影仪中，要求他们玩一个电子投球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参与者以为自己正和房间中的其他参与者一起玩电子接球，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跟电脑玩。
几个回合后，电脑故意忽视参与者，不再投球给他们。如果陷入爱河使大脑充满了多巴胺，那么被孤立和孤单的感觉——即使是在一场简单的虚拟接球游戏中——则会使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也就是和生理痛觉相关联的大脑部位变亮。
大脑为何如此爱走极端，在我们与周围世界充分联系或互动时给予奖励，在我们感到孤立或孤单时就狠狠惩罚？为解决这一谜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立刻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心理学家历来很少研究人类的积极情感，更不用说对投缘魔力的研究了。而关于生活中的艰难时刻 ——人们为什么会离婚，或者为何会抑郁——则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美好时刻的研究则寥寥无几。那些为数不多的与积极情绪（比如快乐和乐观）相关的孤立研究选定的背景往往也是消极的，如在困境中支撑下去，或是防止某人陷入抑郁状态，或是如何从创伤经历中恢复。
实际上，心理学家偏重研究病态心理的做法，导致我们无法全面地了解人性。罗姆本人是心理学家，他相信，和消极情绪一样，研究积极情绪同样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性：我们为什么会形成亲密、有意义的关系？这样做时，我们情绪和心理上会发生什么？为什么这种体验常让人感觉如此震撼，如此愉快？
为回答这些问题，罗姆对这些神奇时刻的发生进行了研究。他清楚自己是在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外冒险，但他坚信，积极情感是人类经验中重要而强大的一部分，而我们对其所知甚少。
罗姆邀请几组参与者——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足球运动员、兄弟等等——对一段充满神奇力量的、令人兴奋不已的特别经历——对自己来说充满魔力的独特时刻或事件——进行描述。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回想出生活中一段神奇的经历。虽然故事内容因人而异，但绝大多数的回忆都包含某种意义的沟通或投缘。
一位参与者描述了与男友初次见面时迅速感受到的亲密感：“我们目光交汇的那一刻起，就有种特别的感觉，整个晚上犹如置身梦中。”一名年轻男子回忆了与母亲之间恢复亲密关系的瞬间：“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对妈妈说‘我爱你’。她跟我说起她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分享了我的。那天真的很美好。”另一个女人回忆了青少年时期的一段经历：“我的初吻让我铭记终生。他是我的初恋，也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我觉得像触电一样，当时的场景甜蜜、真挚、浪漫。我的生日因此神奇无比。”
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每个人在描述这些有关交流的神奇时刻时，使用到的词语基本类似：情绪高涨，充满活力，激动万分，与众不同。其实，光看与这些经历相关的情绪，你无从得知这些人是在描述一次求婚，还是和朋友们的一次远足。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体验到神奇瞬间的方式也不一样，但获得的体验是一致的。
其次，当我们随后要求另外几组参与者描述“在生活中与他人投缘的某一时刻”时——用以与“神奇时刻”时的体验对比——他们用来描述情绪的词与之前研究中的那些词如出一辙。从他们所体验的情感来说，快速建立的亲密感和神奇的经历似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此刻，回想一下关于情感联系和生理奖赏的功能性磁振造影研究：当我们与某人投缘，多巴胺通过神经元激增时，我们所处的状态与经历神奇时刻时的体验完全相同。这是投缘体验如此有意义且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本书中，我们将探索个体与他人主动联结并寻求有第一章发现神奇 意义的体验的固有倾向。我们还将找出促进普通情感转化为神奇关系的具体因素。但目前我们只需认识到，快速亲密感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的一连串反应，它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与某人、某地或是某个活动之间关系的本质。
现在，让我们回到帕萨迪纳，继续观察坐在游泳池边的保罗和娜迪亚。他们认识的第二个晚上，保罗就暗示自己已爱上娜迪亚。在第三个晚上，他向她求婚了。娜迪亚同样激动不已，答应了他的求婚。他们感觉被比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人都要强大的一股力量击中了。
一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两人订婚和结婚都如此神速，他们的关系会持久吗？
的确如此。“我们在帕萨迪纳时所体会到的那种神奇，”保罗回忆道，“现在仍是我们关系的核心。”换句话说，与他人相互投缘的经历能够在一段关系中一直存在，稳定地发挥作用。
对吉姆和格哈德而言，他们投缘时体会到的是一种浓烈的亲密感：仿佛两人就构成了一个世界，他们沉醉其中。格哈德回忆道：“我们俩在一起时，似乎能在另外一个层面行事。我们发现自己更愿意拓宽视野，尝试新的理论。”他解释道，两人对思考的热衷和对彼此的爱慕一直存在。“有一次，”格哈德回忆道，“纽约林肯中心爱乐厅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联系。他们建造了一座很高档的音乐厅，但是里面的音响效果很差。音乐评论家们在报纸上纷纷批评，让他们十分尴尬。他们请我们弄明白为什么音响效果这么差劲，为什么回声会如此不均匀。”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两人想象的更有难度。“要弄明白问题所在，就必须使房间充满声音。”吉姆回忆道。“而且必须使声音非常短促地爆发。我们以前进行类似操作的场所都小得多，用发令枪就可以达到效果。但是那个音乐厅实在太大了，无法用这种办法。”“当然，我们有扩音器。”格哈德插嘴道，“但我们需要的是一次大爆炸。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解决办法，直到最后，吉姆突然说：‘嘿，我有主意了！’”“我曾经去看过罗格斯大学的橄榄球赛，”吉姆解释道，“在比赛期间他们用过一种小机关炮。他们只在罗格斯大学触底得分时才发射这种炮，以示庆祝。因为它那时并不是最佳球队，所以发射的次数并不多。”他想起“‘发射那第一章发现神奇种炮产生了巨大的响声。让我试试。’于是，我跟体育部的人解释，向他们借了小炮。虽然我必须用自己的命作为抵押，他们还是借给了我。”
想象一下两名杰出的科学家将一口大炮滚进林肯中心的场面吧。格哈德说道：“吉姆作好一切准备后，他点燃了这门炮。”爆炸的声响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是真正的声音大爆发。但是他们还是惹了点麻烦。“经理听到爆炸声后跑进来，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怎么回事？’整个大厅都是烟雾。他气喘吁吁地说：‘天哪！我们今晚有场音乐会。怎样才能把这些烟雾弄出大厅？’”吉姆记得，将这些烟雾排出足足用了三四天。先把烟雾和别的麻烦抛到一边，吉姆和格哈德用大炮爆炸的方式测出了天花板附近的一片小小的区域是造成音效异常的根源。
人需要有一定的创造力，还要有一定的胆量，才能将这样的事情做成。这是吉姆和格哈德共有的另一特性。
不过，吉姆和格哈德关系的成功能够归因于他们最初沟通的性质吗？如果他们一开始没有“投缘”，他们两人还会形成同样激情和持久的关系吗？
迪克·巴尔兹（Dick Barelds）和皮埃特内尔·巴尔兹–迪杰斯特拉（Pieternel Barelds-Dijkstra）是荷兰的一对夫妻，他们组成心理学研究小组，打算对投缘和快速亲密感对稳定持久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做进一步的了解。他们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多巴胺层面上。这对夫妻感兴趣的是，在一见钟情过去多年以后，当时的瞬间亲密感是如何影响这一关系的。
巴尔兹夫妇从荷兰的电话薄随意挑选出一千对夫妻进行联系。接受邀请的每一对夫妇都要完成一份探究他们婚姻关系健康状况的问卷。因为问题涉及隐私，且要求据实回答，所以需要夫妻分别完成问卷，并保证他们的答案会得到严格的保密。因此，巴尔兹夫妇可以问一些相当深入的问题，对受访夫妻的婚姻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解。
他们的回答表明，夫妻关系一般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约会前已是老友，在开始约会时已经很了解彼此，久而久之，关系从柏拉图式转为罗曼蒂克式。第二种则是传统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多次约会，逐渐变得更加认真和亲密，最终决定结婚。最后一种则是从陌生人开始——如保罗和娜迪亚——然后一见钟情，陷入爱河。
差不多25年后，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三组的婚姻状况看起来很相似。他们有相似的教育程度，相似的家庭收入，平均有2.1个小孩。当查看他们的个人人格特质时，这三组之间也没有什么明显差别。
但是巴尔兹夫妇想知道，当探究这些夫妻关系的更深层面时，是否会出现明显差别。他们预测，从朋友和约会对象发展而成的夫妻，跟迅速坠入爱河的相比，婚姻关系质量会更高。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花费时间真正了解对方，就更可能与合得来、彼此相似的人结为夫妻，走向一段更为长久的婚姻。
确实，数据显示，那些由朋友发展而来的，以及由大量约会而结成的夫妻之间比那些“一见钟情”的人更相似。但是当巴尔兹夫妇要求这些夫妻对有关承诺和亲密度方面进行自我评价时［例如：“我决不让任何东西阻碍我（对爱人）的承诺”；“我希望我（对爱人）的爱能持之永恒”；“我在生活中很重视（我的爱人）”；以及“我感觉（我的爱人）真的很了解我”］，这这三组夫妻的回答几乎没有区别。
一些夫妻的关系比其他的要更为亲密、坚定，但无论他们如何开始夫妻关系，三组在忠诚度和亲密度上的得分都差不多。也就是说，虽然从朋友发展而来的，以及约会而成的夫妻之间，比起一见钟情的夫妻来说更为相似，但三组关系的质量是相同的。
虽然相似性在一段良好持久的关系中的确重要，但当巴尔兹夫妇再问起一些更直接、更私人的问题时，他们发现了维持那些迅速坠入爱河的人关系健康的另一有力因素。他们要求这些夫妻对下面的每一句话作出回应。对他们来说，它听起来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情况？“在我和爱人之间的关系中有某些近乎神奇的东西。”“当我看爱情电影、爱情书籍时，想到的是我的爱人。”“我发现自己一天当中常想起我的爱人。”“我想象不出还有别人能像我的爱人一样让我快乐。”“我融化在爱人深深的凝视当中。”
这些语句描述的是，即使多年以后，这些夫妻仍对彼此怀有不同寻常的持续的浓烈情感。毕竟，当看着爱人时，有多少人会感觉像“融化”了一样？
当巴尔兹夫妇对这一调查板块的结果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总体来讲，那些一见钟情的比另外两类更同意这些说法。这些夫妇想到爱人的时间更多；他们表示很难想象和其他任何人结婚的情形；觉得这段婚姻关系中存在着某种神奇。也就是说，他们显然更可能在婚姻关系中展现出更多的激情，即使是在结了婚、有了小孩和背负住房抵押贷款的负担之后。
记住这点很重要：在个性方面，这些与未来伴侣一见钟情的人跟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并非天生更富激情。反倒是因为一见钟情，即便他们缺乏共同性，也会用对彼此的激情进行弥补，这直接促成一段高质量的婚姻关系。
有趣的是，当罗姆对有关神奇时刻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时发现，即使是在多年以后，单是对神奇时刻进行回忆，就能产生和最初体验几乎相同程度的激情。可能你会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记忆会模糊，情感会失去力量。但在研究当中，当被访者回忆神奇时刻时，他们再一次重温了这种神奇的感觉。 90%以上的回答者说他们感到快乐、激动，甚至声称就像最初体验到的那样强烈。“它令我微笑。”一个人说道。“它带给我如此多的幸福和欢乐。”另一人说道。“在回忆那天所感到的神奇时，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一位参与者做出如此评价：“仿佛又回到了当时当地——我真希望如此。”另一人说道：“它使我内心再度充满那晚的感觉——将我带回到那种心境，使我平静。”更有一人宣称：“它激起了我当初意识到自己陷入爱河的那种心情，我再次感受到那种神奇。”
这些夫妻所表达的正是我们逐渐意识到的瞬间吸引的重要作用：即使多年以后，快速亲密感的神奇魔力一直保持着一段关系的独特性。
同样，在初次见面50年后，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格哈德·塞斯勒和吉姆·韦斯特以同样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合作关系的强度。“开始合作时，我们的关系就很奇妙。这种奇妙感一直持续到现在，哪怕我都已经退休。”格哈德回忆道，“我一生中和很多人合作过，但是和吉姆的相处是最棒的。”
这种特殊的相处类型不只是改变了关系的性质——它还可以最大程度激发人的潜能。对吉姆和格哈德而言，它使他们解决了一个困扰音响技师数十年的棘手难题。
在贝尔实验室时的一次早期谈话中，他们开始聊起麦克风的问题。当时使用的设备相当庞大笨重（想象一下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电台播音员对着一个大金属平底锅叫喊的场景吧），因为它们依靠的是一种外界电源。因此，麦克风无法大范围运用，尤其是在小型仪器和移动设备中更无法应用。“当时的麦克风由一种连接外部电源的小碳粒组成。”格哈德解释道，“它是种古怪落后的设备，但是能运行。贝尔实验室的人跟我说，‘你永远也无法超过它。’”在反复讨论如何改进这种设备数月之后，吉姆和格哈德偶然发现了一种简单却巧妙的解决方法：为什么不将电源（由带电的金属箔组成的电介质）直接植入到麦克风当中？在无须外界电源的情况下，能造出小得多的设备。
从一开始，吉姆和格哈德就遇到了阻力。贝尔实验室的同事忍不住质疑，为什么两名最有前途的科学家忙碌于一个表面上看来毫无可能性的问题。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被要求放弃这一项目。两人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一直互相支持。“看，如果我是一个人在做，”格哈德解释道，“如果没有吉姆，我早就放弃了。”
他们依靠着这种关系勇往直前。快速亲密感确实有助于人们发挥自己最棒的一面，尤其是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最初把我们吸引到一起的那种火花使我们得以坚持，即使在所有人都要求我们放弃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如此。”格哈德说。他们的激情和干劲丝毫没有减退。
如今，吉姆和格哈德合作发明的技术被绝大多数的麦克风所采用。当你每次用到手机、摄像机或手提电脑时，都在享受多年前他们一见如故的那一刻带来的益处。
至于保罗和娜迪亚，在他们相遇的20年后，他们初遇的那种神奇显然一直在两人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今，这对夫妇经营着一家叫做“ESi”的应急管理公司。“刚开始很不容易。”娜迪亚吐露，“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他们不是总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从不担心意见不一致。正如娜迪亚所解释的：“我决不会想要改变这一点。如果两人中任何一个妥协，反而会不利于我们做决定。我们绝对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估一切。这使我们强大。”她停了停，又微笑着说：“我们唯一总能达成一致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彼此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起初的那种强烈感觉对他俩的关系起到了一种长久维护的作用。显然，这种类型的关系并非昙花一现。
但为何我们起初会投缘？使人们瞬间相互吸引的隐秘动力是什么呢？为了探寻我们所称的第一种亲密催化剂的力量，我们对一名卷入一桩劫持人质案件的警官进行了访问。在这种情况中，瞬间吸引的魔力甚至关涉生死存亡。注释[1]协同效应（synergy）通常指企业经营的各环节相互协调，以有效利用资源的一种方式。——编者注
第二章 示弱的人质谈判者和亲密催化剂
格雷格·桑舍尔警官在车流中一路驱车疾驰，他深知每分钟都至关重要。这一危机处理专家刚被告知，一名男子闯入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市的一处民宅，持枪劫持了住户作为人质。桑舍尔的工作是确保每个人都活着出来。“我一离开家，”他说道，“就知道自己得在那儿一连待上5个小时、10个小时甚或15个小时。每次执行任务出门时，我都会祈祷：‘上帝啊，请赐予我力量吧，让我今晚能够挽救那些人的生命。’因为说实话，有时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们解救出来。”
桑舍尔是警队中具有 25年警龄的资深专家，他在处理这些危机状况时，会利用大量有关人们行为的知识。他是全美境内屈指可数的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质谈判者。
桑舍尔宽肩方脸，身材魁梧，看起来像个大学运动员。他性格开朗，待人友好（可能有人甚至会说他热衷交际），胡子后面总是很快闪现出笑容。他的温暖和随和，让人更容易联想到和好友一起外出吃烧烤的人，而不是在高压状况下工作的人质谈判者，正是这一特性使得他在处理危机状况时如此得心应手。
桑舍尔的谈判方式为如何建立瞬间联系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当我们大多数人思考如何或者为何和他人投缘时，一般都是回忆自己类似的经历，考虑的是孤立且偶然的状况。而桑舍尔不同，即使是在极具压力的状况下，他也能创造出情势所需的瞬间亲密感。换句话说，瞬间亲密感并不都是碰运气，它并不总是通过偶发事件产生。
那么，能帮助人与人之间形成那种瞬间关系的究竟是什么呢？
当桑舍尔警官开车抵达现场后，就开始仔细琢磨面临的挑战。挟[1]持人质者叫艾德·琼斯，在加利福尼亚被称为“三振出局者”：琼斯已经被证明犯有两次暴力重罪，如今这已是第三次被指控，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他将面临强制性终身监禁的刑罚。他本人也很清楚这点。“他打算要么自杀，要么杀死别人，因为他不甘心就这样入狱。”桑舍尔事后跟我们说道，“他是个黑帮成员。要想在帮派内取得地位，就必须把荣誉放在第一位。想必你们听说过‘警察促成型自杀’（suicide by cop）这种说法吧，他就是打算迫使我们出手杀了他。”
尽管现场的警察具有很高的战术水平，而且能够调动大量火力，但要想在确保人质和琼斯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解除警情，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说服琼斯自行放弃。桑舍尔清楚，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必须和琼斯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事实上，桑舍尔与挟持人质者之间建立瞬间联系的能力对我们日常交往也有很重要的启示。他抵达犯罪现场时，都是有备而来，似乎带着一个隐形工具箱，里面装着建立密切关系所需的各种方式，他会使用任何有用的手段完成任务。“只要是我能指望的，只要对方愿意，我都会抓住机会。”他解释道，“如果它与嫌疑人有关，很好。如果是我们两人都喜欢钓鱼，也很好，什么都成。”
对桑舍尔而言，在这种高压状况中建立关系，颇有艺术意味。他利用了自己天然的魅力、能力和亲切感与这类犯人接触。但在艺术之外，尚需一些有意思的技术。最近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助于建立瞬间亲密感的、细微但具强烈作用的心理暗示。即使是表面看似不起眼的手势、动作或表情，也能产生显著的效果。
在一项研究中，一些被试者被带入一个房间，并被介绍给一个他们素未谋面的搭档。主试者向每组被试者提出了一些发生在酒吧间的道德难题，例如：如果你目睹朋友的未婚夫在亲吻别人，你会怎么做？或是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偷了一件贵重物品，你会怎么做？每组必须进行讨论，尝试解决这些没有明确答案的两难问题。
受试者没有意识到，主试人关注的其实不是小组的答案。他们不知道，指派给他们的搭档其实是研究助理，其任务是测定细微的肢体接触对人际吸引力的影响。
受试者被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研究助理和第一组受试者之间只是就事论事，一起讨论这些道德问题。但是和另一组受试者讨论时，在5分钟的谈话时间里随意地碰了受试者三次：一次是肩膀，两次是手肘处。受试者在仔细考虑这些道德难题时，几乎没有留意到这些随意的触碰，顶多快速地瞟搭档一眼。
然而，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随意触碰产生的效果比之前设想的要大得多。在互动结束时，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进行调查，问他们对搭档有什么看法。结果证明，那些被搭档触碰过的受试者更能体会到与人沟通的感觉。与未被触碰的受试者相比，他们跟搭档在一起时，觉得更“直接、被喜爱、被接纳、被信任、放松、相似、随和”。
由于我们潜意识里会将触碰和亲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触碰者对被触碰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即使是短短的一瞬间。它使我们更易形成一种联系。同样，随意的眼神接触也会产生类似效果。例如，在一场求职面试当中，保持眼神交流的应聘者和面试官之间建立融洽关系的可能性要大很多。由于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跟面试官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因此会被认为更适合所应聘职位（不管实际工作能力如何）。
触碰或是注视某人是我们喜欢某人的一种直接表示——它是传达亲密感或感情的一种自然方式。有趣的是，接受者不只是注意到这些暗示，还会做出回应。当我们接收到被喜欢的暗示时，会不自觉地喜欢上对方。
在创造瞬间联系时，其他的感官也能发挥作用。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气味和信息素（由动物所释放的化学物质，有助于提升吸引力）所起的作用。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和其他动物种类不同的是，人类不产生信息素，对信息素也没有反应。但是很多夫妻声称，他们伴侣的气息中有某些特别且富有吸引力的东西。
这些观点有没有真实性呢？为了查明这一点，研究人员向两组女士展示了同一叠陌生男士的照片。第一组女士在仔细看了照片后，被要求对男士魅力的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总体相貌、体态吸引力、自信心、智力以及关系价值。第二组女士看了照片后也要完成同样的任务。不同的是研究人员在第二组女士所在的办公室的一个架子上放了一些小棉垫，它们之前已被另一组男士在腋窝下夹了8个小时。
这些小棉垫散发的气味很淡，远远不足以引起任何一位女士的注意。起初，棉垫似乎没有对实验产生任何影响。当涉及维持长久关系的能力（如善于和小孩打交道、聪明或是具有建立关系的价值）时，两组女士——一组接触到这些气味，一组没有——对照片中的男士的打分相同。但当研究人员向女士调查更直接的生理吸引方面的指标时，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差别。接触到棉垫的那一组女士与没接触的那一组相比，认为照片中的男士更性感、更英俊、更自信。其中，两组女士评价的差距在最缺乏魅力的男士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显然，尽管女士们的新大脑皮层——即大脑后期发育的部分，负责做出重大决定，如选择永久的伴侣——未受到淡淡气味的影响，但是原脑却受到极大的影响。在她们未意识到的情况下，棉垫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绕开了她们的高层次认知功能，直接影响更为基础的部分，从而使她们对照片中的男士产生了生理上的爱慕。
如今，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感官作用——触觉、视觉、嗅觉——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如果用隐形工具箱来形容，它们都是一些能促进联系的工具或器械：帮助人们之间建立信任感，激发生理上的吸引，逐步使人获得自信。
然而，正与劫持人质者谈判的格雷格·桑舍尔警官却需要一些更为有力、更为直接的东西——以及某些适合远距离操作的东西——才能与艾德·琼斯之间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各种情况下，人们是怎样设法与他人营造瞬间亲密感的——从与劫持人质者谈判的格雷格·桑舍尔到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为一个角色竞争的演员，到设法创造一次完美的进餐体验的大厨，再到在网上聊天的朋友。我们发现，在所有环境下，瞬间亲密的过程中都有五种“成分”或因素反复出现。我们将这些因素称为亲密催化剂。
这五种催化剂是什么呢？示弱、接近性、共鸣感、相似性和可靠环境。在本书中，我们会对每种催化剂进行研究，研究它们在帮助我们形成快速亲密感时起到的独特作用。
第一种催化剂，示弱，乍看上去也许是五种当中最为反常理的。很多人认为，当我们表现得脆弱时，我们就会具备一种易动感情、袒露无遗或是从属的姿态。多数人认为，暴露自己内心的恐惧和弱点会让他人获得掌控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力。但在创建瞬间联系方面，示弱和自我暴露却是一种推动力，它能够提升我们与身边其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
让自己显得脆弱，可使他人对你产生信任感，因为你在拿自己的情感，心理甚至是身体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往往也会敞开心扉，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而双方都放下防备是建立更快速、更亲密的关系的基础。如果一开始两人都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坦率地展示真实的自我，吐露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就能创造出一种坦诚相待的氛围，大大增加瞬间投缘的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桑舍尔和琼斯的事情上来。当格雷格·桑舍尔抵达现场，开始谈判时，场面果然如他预想那样紧张，过程也十分漫长。但让我们听听桑舍尔警官是如何试图与艾德·琼斯建立联系的。记住，琼斯是一个即将被三振出局的黑帮成员，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桑舍尔和琼斯断断续续地谈了差不多15个小时。“建立信任、引发对方的善意需要时间。那家伙可能会说，‘去你的！我要杀死这儿的每一个人。要是你进来逮住我，我知道你会杀了我的。见鬼去吧！’刚开始他尽说些黑帮常说的话，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桑舍尔不允许对方的敌意入侵他的头脑，也未让它干扰到自己的策略。他心理十分清楚，自己的工作本来就是一场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微妙互动。他没有回击，也没有怒气冲冲地使用强制手段，而是试着和琼斯交流。“我也经历过一段困难的时光。”桑舍尔开始说道，“和你的不同——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比如我母亲去世那一次。”
琼斯忍不住回道：“你母亲过世了？”
那一刻，桑舍尔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以——嘭——此刻我们终于能够在人性层面沟通。”这一对话，以及它所打开的情感大门，改变了整个谈判的走向。
那个晚上，艾德·琼斯开始慢慢地信任桑舍尔。知道自己被包围了，他终于承认自己没有任何反击的希望。“最后，他只想和父母道声别。”当桑舍尔正在进行中间休息，想要吃几口东西时，突然，他听到有人喊：“他出来了！”桑舍尔与琼斯的长夜交谈终于没有白费。“我跑了过去，并任他靠近我，最后我们拥抱了一下。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简称SWAT）的很多家伙至今仍为这件事情对我大为恼火。”
对一桩一触即发的案件来说，这是个出乎意料的结局。但是它的确发生了，因为桑舍尔甘愿让自己在琼斯的面前显得脆弱，在那漫长的、紧张的几个小时，和琼斯建立了诚挚的关系。这说明，甘愿向他人暴露真实自我，放下防备，可以改变一段关系的整体动态。
在斯坦福商学院，攻读MBA的学生每周五下午都会聚集在学院的台阶上，参加一个由公司赞助的闲谈会，会上免费供应饮品。彼时，学生们就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啜饮着红塑料杯子中的啤酒，随意地谈论各种话题——一场即将来临的中考，求职面试，和校友打场高尔夫球的计划。其中，一个关于“情感外露小组”的话题总会被反复讨论到。
当一个好奇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打断他们，询问什么是“情感外露小组”时，得到的只是些神神秘秘的答复：“我不能说”，或者“这是个秘密”，或是“这种小组独一无二”。
斯坦福商学院因金融、经济、管理和统计课程而著名，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却是“人际动力学”。然而，没人用它正式的课程名字称呼它，即使是教师和其他教职员工也用它更常见的绰号“情感外露型课程”称呼它。当奥瑞本人在斯坦福读MBA一年级时，他对“情感外露小组”的印象是他们只在商学院地下室的一个密室中碰面，而且只有创始人才能参加。
通常，斯坦福商学院的课程都在一个小礼堂内开设，课堂气氛紧张，老师要求严格。第一天上课，教授们就常常直接跳到教科书的中间（有谁知道招生的人之前关于暑假阅读的说法是认真的呢？）。因此，学生们上每一堂课之前，必须看好几个冗长的案例研究。上课后的几分钟，一些教授会拿出一个像越南战争征兵册一样的抽答本，挑出一些学生的名字，用一种被亲切地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的方式盘问阅读材料中的细微之处。这里其实是个商务新兵训练营，旨在培养、磨练学生，让他们为今后会在商业世界遇到的应接不暇的抉择作好准备。
完成了第一年的核心课程之后，奥瑞终于可以进入“情感外露”的世界了。这个小组碰面的地方不是宽敞的礼堂，而是一个50英尺长、50英尺宽的研究室，房间内的桌子全都靠墙堆放着。奥瑞还发现，有13张椅子围成了一个圈。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自我介绍道：“我是你们的引导师。”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其他的学生迟疑着加入了他。
小组成员警惕地看着彼此，等着引导师开始，但是引导师故意保持沉默。在没有议程，甚至没有一个讨论主题的情况下，一些学生试着进行谈话。对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大家仍在拼命地找寻话题，任何话题。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对第一堂课进行描述，“尴尬”都有点轻描淡写。
最后，引导师终于透露了“情感外露”的神秘之处。这些小组的“准则”（他从未用到过“规则”）相当直截了当：向小组其他人表达你的情绪，也就是你“此时此地”的感觉。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对于这群野心勃勃、要么曾是世故的咨询员、要么是刚出道的投资银行家的学生们，这对他们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组员轮流试着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感。由于涉及的话题比较敏感，他们商定严格保密。很快，奥瑞也开始参加在学院台阶上进行的讨论，和大家挤作一团，急切地交流各自的心事。
小组真正的突破发生在第四周。“单单是谈论它，我都觉得很奇怪。”小组中一名男生开了个头。他分享了一个童年的故事，而在那之前他从未跟人提起过。重要的是，在情感亲密性从一到十的十个等级中（一级为“嗨，你好吗？”，十级为“我打算说出我内心最深的一个秘密”），这样的表达几乎接近于第十级。这个男生用了当时课堂上其他人都没用过的方式敞开了心扉。很快，“情感外露小组”中的其他参与者也开始分享他们的故事——失去未婚夫、与饮食失调作斗争，甚至抗癌时的感受。也就是说，小组成员已经能够对彼此敞开心扉，显示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他们欣然卸下了多年来与人交往时建立的心防，这心防曾保护他们免受恐惧、痛苦和潜在的羞辱的威胁。
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情感上的自我袒露让小组其他成员对自己更为信任。正如奥瑞跟一个同学讲自己童年的故事时告诉他的那样：“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和你很亲近。”小组里的所有学生都感觉彼此间更加亲密了。而且，在他们的交往中，蕴含着一种激情。第一个学生的故事给了小组其他成员一种许可，让他们允许自己流露恐惧和忧虑，表露自己深藏的志向和内心的不安。他们变得更亲密，更放得开，更能做自己。总之，他们很合得来。最重要的是，奥瑞在情感外露小组的组员身上观察到的情感强度，与罗姆的巅峰情感体验研究中受访者描述的几乎不相上下。
为了准确理解斯坦福小组中所发生的事，通过我们日常的语言交流和人际互动看待示弱性会很有帮助。如果哪一天你随身带着录音笔，把和爱人说的话，电话会议上大家的发言，买一盒口香糖时的交谈都录下来，并且之后对这些对话进行分析，会发现根据示弱程度可以把谈话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谈话几乎没有示弱成分，我们称之为应酬性（phatic）陈述。它们一般用在社交礼节中，如“你好吗”、“很高兴见到你”，并没有情感上的流露。它们可以说是日常交流中的润滑剂或滚珠轴承。我们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要对方回应我们，而是因为它们能缓和我们与他人交流中的冲突。
第二层次的谈话有一点示弱成分，它被称为事实性（factual）陈述。在这类谈话当中，人们会分享或询问一些基础的事实性信息：“我住在纽约。”“你是做哪行的？”事实性陈述往往简单直接，不含强烈的个人意见。
第三层次为评价性（evaluative）陈述，它表达了我们对人们或是状况的看法，如“那场电影真有意思”、“我喜欢你的新发型”等。在做这类陈述时，我们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采取了一种可能与他人意见不一致的立场。不过，这种风险一般相当有限。
这三种交流的层次——应酬性、事实性和评价性——构成了我们所称的事务性（transactional）交流，以思维性的信息交流为主。只有当我们跨入到第二类，也就是联系性交流（connective interactions）的门槛内，才会真正在他人面前显得脆弱。
交流的第四层次，心理学家称之为内在性（gut-level）表述，表述中的观点往往饱含情感：“你不在这儿，我很伤心”、“很高兴生命中有你”等等。每种说法都表露了某些私人的东西，说话人自身充满了情感。通常我们只和最亲近的人，以及已经信任的人进行这些形式的交流。
然而，即使是和最亲近的人，我们也很少敢于进入到第五层次，也就是情感上示弱程度最高的交流，即顶峰性陈述（peak statements）。在这种陈述中，我们分享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几乎毫无掩饰，因而在对方的回应方式这方面带有最大的风险性。如“当你说你觉得我不会照看小孩时，我真是惊呆了——同时觉得很受伤。你真的认为我感觉有那么迟钝，当不了一个好爸爸吗？我真害怕会失去你。”“情感外露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总体上就是从事务性交流向联系性交流转变，其结果非常神奇。我们只需将所使用的语言从应酬性提升到顶峰性，就能创造神奇的联系。
再回顾一下桑舍尔与艾德·琼斯之间的那场极为紧张的人质谈判。在这一谈判当中，格雷格·桑舍尔使用的正是“情感外露”这一交流技巧。
我们大多数人如果处于桑舍尔的处境，面对像艾德·琼斯这种带着武器的嫌疑犯时，会倾向于用武力来震慑、逼迫对手。我们可能会向琼斯指出，他寡不敌众，不要负隅顽抗。但是桑舍尔决意克服这种本能。“我总是设法添加人性的成分。”他说。他尽力使自己的方式高度人性化。
桑舍尔十分清楚，通过向对方表示出坦诚和脆弱，他可以收获更多。“这一状况非常微妙。该嫌疑犯对人的信任感——也许是来自于年幼时他理应信任的那些人——已经被破坏。所以，为什么他应该相信我呢？”
从根本上说，桑舍尔面临的难题我们大家都会遇到。跟我们刚遇见的人谈论像天气这种客观事物是一回事，建立一种充满感情的联系则截然不同。如果在不恰当的情况下过度示弱或坦率，我们的表露就可能显得有些突兀，会把人们吓跑，那么建立的就不是联系，而是距离感了。
这是社会心理学家阿特·阿伦（Art Aron）深刻意识到的一个问题。阿伦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一名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个人关系与人际亲密感。他认为，和他人产生亲密感的关键就是让人越来越乐意透露自己情感上的敏感信息。尽管应酬性和事实性层次的交流很少能创建亲密关系，它们却可以作为更表露情感的交流的初始阶段。
为检验这一理论，阿伦领导的研究小组到一个大学的大演讲厅，将一些彼此不认识的学生分成若干个两人小组。他们要求每一组学生在四十五分钟内问彼此一系列问题。其中一半的小组被分配的问题集中在事实性和评价性层次上。这些问题包括：他们曾收到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上个万圣节做了什么；最喜爱的节日是什么；他们是早起还是晚起；上个月看过的最棒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最想去哪些国家旅游。记住，在大多数社交场合中，这些是最安全、适宜的聊天话题。
另一半小组刚开始也分到了以事实性、评价性层次的问题——在打电话前，他们会不会演练将要说的话；或者是上次唱歌给自己或其他人听是什么时候。但是，问题逐渐深入到询问透露感情的信息：“你最珍惜的回忆是什么？”“爱和感情在你的生命中是怎样的角色？”以及“你的家庭有多亲密、温暖？”
半小时以后，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分享生活中的一次尴尬时刻：他们最近一次在别人面前哭的状况。最后，他们问道：“在所有家庭成员中，谁的死亡最让你不安？”
光凭这些问题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些对话将如何暴露内心情感。果然，两组对该练习的反应大不相同。在四十五分钟的对话结束时，阿伦要求学生对与搭档之间的亲密度进行定级。不出所料，第二组同学——进行了顶峰层次交流的那一组——所形成的联系比另外闲谈的一组更密切。
几周后，当阿伦与同事返回演讲厅，进行跟踪调查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现象。很多之前分配到顶峰交流组的参与者上课时仍旧坐在一起，甚至在校外也保持联系。参与者间结下的友谊延伸到实验之外，就像斯坦福“情感外露”课程一样。这种联系一直保持着牢固状态，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这些结果当然很耐人寻味，但是有人可能会反驳：这并不稀奇。毕竟，学生间的陌生感本没有那么深，有过深入交谈的人更可能保持联系，甚至以最初的关系为基础建立友情。然而，当我们考查示弱性是如何明显而快速影响了一段新的关系时，实验中最惊人的部分出现了。
在实验的最后一部分，阿伦的研究小组对没有参与对话的学生进行了广泛调查。他们要求学生回忆自己生命中感觉最亲近的人——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人、父母或是最好的朋友——然后将自己跟对方的亲密度进行定级。
在先前的对话阶段结束时，阿伦曾收集了每个参与者跟自己搭档亲密程度的信息。此时他将这两组分数进行对比，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在四十五分钟示弱性交流结束时，参与者与搭档联系的紧密度比30%的对照组学生跟生命中最亲近的人的联系紧密度更高。换句话说，瞬间联系比很多长期的，甚至终生的关系更震撼人心。
我们很难跟对方同时袒露真我脆弱的一面。但如果一个人有示弱的能力，并甘愿展示，则能促成一段有意义的关系。阿伦的研究对象中有这么一对，他们在实验的过程中建立的联系如此深刻，几个月后他们就订婚了，并随后结为夫妻。
通过自我揭露逐步升级双方关系同样是桑舍尔在艾德·琼斯事件上取得显著成果的一大秘密。当桑舍尔到达现场时，他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确定一种途径，借此他能将关系从事务性领域引到联系性领域。他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就是“这个嫌疑犯的的确确想让我明白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要么对它保持理智，如‘是的，你让自己进入了一个棘手的境地，’要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直接进入这一话题。”这就是桑舍尔“换挡”的时候。“我可以和他分享自己生活当中必须忍受的一个难关。”正是与人分享不幸的经历——比如自己母亲的去世——建立了关系的桥梁。
当我们在与他人打交道中显得脆弱时，如果对方以同样的方式回应，那么谈话中的情感紧密度会逐步增强，他们会将我们的自愿坦诚看成将关系往更深层次发展的邀请。当然，他们也可能回避——这是我们坦诚行事的风险。但是当他们以同样方式回应时，就是双方都愿意深化关系的明显表示。
研究人员苏珊·辛格·亨德里克（Susan Singer Hendrick）对已婚人士进行了调查，发现自我揭露与婚姻满意度的增长水平有关。当亨德里克对资料进行分析时，她发现，自我揭露和成为这种表露的听众这两点都会促使婚姻满意度上升。
两名加拿大心理学家E·桑德拉·拜尔斯（E. Sandra Byers）和斯蒂芬妮·德蒙斯（Stephanie Demmons）对谈论比较私密的性话题的效果非常好奇。他们询问约会的人和自己的爱侣分享了多少自己的性幻想、性渴望和需求。他们发现，进行性方面的自我揭露既提升了性生活满意度，也提升了关系满足感。不过，对于比较保守古板的人来说，有个好消息：在促进性生活满意度和关系满足感的方面，普通的自我揭露和更私密的自我揭露一样有效。
就与陌生人投缘而言，罗格斯大学的传媒学教授杰尼弗·吉布斯（Jennifer Gibbs）和她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乔治城的同行们发现，在美国一家婚恋网站（Match.com）上，那些进行主动选择，在资料和谈话中分享了自己更多的信息的成员在约会过程中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通过示弱与他人互动、将关系引入更深层次的本能在我们内心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科学家们已发现，即使台式电脑都可以触发这一本能。
哈佛商学院的扬米·穆恩（Youngme Moon）教授要求学生和她所开发的一个电脑程序进行交流，该程序要求学生说出人生中最让他们失望的事、他们最自豪的个性特点，以及过去让他们感到受伤的事情等非常私人的问题。
多数学生都不愿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给出的回答相当安全、谨慎。比如，当被问起“你生活中所做过的让你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时，绝大多数的人要么撒谎（“天啦，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可内疚的”），要么完全回避问题（“我不清楚”，或是“我不想和任何人说”）。
这毫不稀奇。想想你坐在一间实验室，被一个电脑程序刨根问底，你多半也不会交待内心最深处的感受。
但是，之后穆恩改变了软件程序，电脑所提的所有问题不变，只是将它们设定在自我揭露的背景当中。她招募了一组新成员，同样完全由哈佛的学生组成，但是这一次，电脑不再是客观地索求答案，而是让自己显得脆弱，先行提供一些“自我揭露”型信息。它不再是简单地提问“你生活中所做过的让你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而是先透露一些自己的信息进行铺垫：“电脑有好几次由于一些用户不了解的原因而死机，而且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发生，给用户带来很大的不便。你生活中所做过的感觉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
记住，哈佛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电脑是没有感情的，而且为了防止参与者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在和人谈话，穆恩从未使用到代词“我”，电脑总是自我定位为“本机”。
尽管如此，当电脑展开话题，揭露了自己的“私人”信息后，学生也照做了。看看以下关于内疚问题的一些回答。第一组学生对这个问题要么撒谎，要么回避，而第二组则显得相当坦率：“（我）对于离开家这件事感觉很内疚。我比家里的其他任何人都更成功，我认为家里有的人对此很忌恨。我感觉内疚，因为我跟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甚至越来越疏远。我相信家庭是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所以有时我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离开了他们。”
另外一个回答同样坦率：“嗯，既然你问起了……应该是自慰吧。还有就是对我妈妈很差劲，不关心她。”换句话说，学生的回答更私隐，也更真实。而且，当被问到他们对所交流的电脑有何感受时，他们将其描述成“可爱、友好、亲切、有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和那些对我们更坦率、更亲密的人相处时表现得更加坦率而亲密这种倾向性是固有的，它是人们形成投契关系的最有效的技巧之一。桑舍尔警官说：“当和人们交谈时，我会尽力变得非常的个人化。他们不用了解我的资历或是哲学视角，我只是一直一点一滴地向他们传达我很关心他们这一点——我想和他们建立信任与善意的关系。你说出的每一个词或词组都可能产生不同结果，你的每个举动都有可能影响别人。”
当然，当所表现出的脆弱是真实而诚恳的，此时它是最有效的。虽然如此，积极回应示弱的表达这种本能反应在我们内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自然地乐于接纳示弱——无论它来自于哈佛的一台无生命的电脑，还是阿肯色州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
1992年6月，总统大选的5个月前，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票数居于第三，落后于时任总统乔治·H·布什以及第三政党的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由于受珍妮弗·弗劳尔斯丑闻事件以及逃兵役者说法的负面影响，克林顿的选举前景似乎渺茫。的确，在1992年6月3日，主持人提姆·罗泽特提出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说法，对克林顿的选举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克林顿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他宣称，“关于他，美国人民已经做好了决定。他差不多已是不相干人士。”
这是克林顿的助手和策略家们无法忘掉的一次可怕言论。“参与克林顿选举的我们那些人认识到，”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回忆道，“选民还没有和我们的候选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作为最后的手段，克林顿展开了巡回电视访谈，开始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他讲到了童年时由单亲抚养长大，继父酗酒成性。换句话说，克林顿变得很脆弱。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会想知道克林顿的示弱中各有多少的策略性和真实性成分。竞选活动给这种示弱性策略命名为“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克林顿的开腔既有真实的成分，同时也很有策略性。但是，就我们所感兴趣的而言，重要的是克林顿的示弱——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使他和选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在其之前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用过这种方式。
在当时，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显示脆弱的决策和参加巡回式电视访谈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对一名总统候选人的期待是自信和强势，而不是某个仍然受童年痛苦回忆影响的人。克林顿是采取彻底暴露脆弱这种路线的第一个总统候选人。布什的选举小组很快将其冠上“古怪”、“不正常”的称号。
但克林顿仍旧使用示弱这一招。他出现在台的一次特别节目中，专门回答“成长于一个酒鬼家庭，且有一个吸毒上瘾的兄弟”是种怎样的感受这类问题。他没有表现出尴尬，或是对这些直白的询问避而不谈，而是全盘接受。他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与磨练，说起了自己曾面临的阻碍，并详述了从中所获得的益处。到月底时，他已上过《今日秀》和《拉里·金访谈》两档电视节目，还参加了《早安美国》与《CBS今晨》的访谈。
1992年6月初，克林顿的选民支持率为33%，到月底时——在他表露出软弱的一面后——比例大幅增长到77%。“我想我们确实是输掉这次选举了。”布什的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Marlin Fitzwater）后来在1993年和拉里·金这样说道：“在任何人意识到参加这些节目的聪明之处之前，我们就输掉了。”但不只是克林顿频频出镜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效果，克林顿自我表现的方式也发挥了作用。他成功地将谈话从事务性领域提升到了联系性领域。很可能正是这种做法帮助他赢得了总统大选。
既然让自已显得脆弱具有积极的效果，为什么当机会就在眼前时，我们总是逃避呢？我们的担心有两方面：一是人们会趁机利用我们所给出的信息，二是他人会感觉不自在，或者认为我们有情感依赖症。但是我们未能袒露自我，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建立瞬间亲密感当中它的作用是多么大。我们习惯于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透露信息。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向适当的人袒露自我，就可以使一段关系发生转变，让对方知道我们信任他们，想在更深、更有意义的层次上了解他们。注释[1]源自棒球术语，指第三次犯暴力罪的犯人将没有假释的机会。——译者注
第三章 接近性的力量
当我们的犹太祖母遇到某些人时，会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Loh yutzlach。”意思是“他永远成不了大器。”虽然她对体育的了解程度，可能和一名美国南部浸信会教友（Southern Baptist）对犹太语的了解差不多，几乎为零，但她的这句话却准确捕捉到了佛罗里达大学男子篮球队的特点。[1]
每年，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Florida Gators）都会组建一个球队，希望能获得一次全国冠军，或者至少在每个赛季结束时赢得参加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举办的全国性篮球赛，以下简称NCAA联赛）的资格（来自全国的64支球队[2]被邀请参加三月初开始的单淘汰赛）。然而，尽管运动员尽心尽力，体育活动获得充足资金资助，但在近半个世纪里，佛罗里达大学小组一次也未获联赛资格。
1987年，他们终于破天荒地打进了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在首轮比赛后，32支球队被淘汰，剩下的进入到第二轮。在随后回合中，参赛者逐渐减为甜蜜16强（Sweet 16）、精英8强（Elite 8）、最后4强（Final 4），最后，两支队伍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争夺冠军。这并不意味着佛罗里达大学有机会为自己在决赛中的机会担忧——虽然这一小组开始展现了一些进步的迹象，但是还远不足以赢得冠军。以下是它从1987年至1995年的记录。
年份 在NCAA联赛中的成绩
1987 甜蜜16强中被淘汰
1988 第二轮中被淘汰
1989 第一轮中被淘汰
1990 未获联赛资格
1991 未获联赛资格
1992 未获联赛资格
1993 未获联赛资格
1994 最后四强中被淘汰
1995 第一轮中被淘汰
该大学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设法对篮球队进行改进。在换过好几个教练后，大学于1996年雇用了比利·多诺万，他本人打过大学篮球赛。在2000年，多诺万带领佛罗里达大学头次打进了决赛（最终输了）。以下是多诺万前十年带队的小组成绩：
年份 在NCAA联赛中的成绩
1996 未获联赛资格
1997 未获联赛资格
1998 未获联赛资格
1999 甜蜜十六强中被淘汰
2000 在决赛中败北
2001 第二轮中被淘汰
2002 第一轮中被淘汰
2003 第二轮中被淘汰
2004 第一轮中被淘汰
2005 第二轮中被淘汰
情况已一目了然：在2000年达到联赛成绩的顶峰后，尽管球迷们殷切希望，随后的赛季也开始有较为积极的消息，但佛罗里达大学仍然无法带着一个全国性胜利凯旋。
但是，2005~2006年看起来会是其中一个最富挑战性的赛季。它是多诺万执教的第10年。所有参与前一赛季的明星球员都已毕业，或是成为职业球员，加入了NBA，留下的是一支既年轻又没经验的球队。靠着前一年大规模的首发阵容，佛罗里达篮球队进了不设排名的赛季。球迷们已作好准备应对又一次失败。
比利·多诺万和他的教练组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建设性年份，于是决定延长年轻球员的上场时间，那样，他们下一年会更有竞争力。但是所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尽管数十年的尝试都收效甚微，球队却从学生住宿办公室的一个随意决定中大获裨益。
四名大二的球员——科里·布鲁尔（Corey Brewer）、陶林·格林（Taurean Green）、艾尔·霍福德（Al Horford）和乔金·诺阿（Joakim Noah）——在上年度被住宿办公室统一安排住在温泉住宅小区，里面有两个房间，一间浴室。格林和霍福德皆为NBA球员之子：格林司职控球后卫，身高1.83米，体质强健，比较健谈。霍福德司职中锋，身高2.08米，他接受过训练，为人比较稳重。乔金·诺阿是纽约人，身高2.11米，司职前锋，智商方面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他会说法语，对政治很感兴趣，总是充满激情。科里·布鲁尔来自田纳西州，身高2.06米，同样司职前锋。他所受的养育方式非常朴实，少言寡语。
正如布鲁尔后来跟《纽约时报》所说的，四名室友“志趣相投”。为纪念他们进入大学的2004年，他们自称为“犀利四人组”（oh-fours）。
这四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打球，就连训练结束后也如此。他们常常冲到球馆或公园，然后对任何人进行挑战——无论这些人是谁，他们的篮球水平如何——只是为了即兴练球。四人组的规则只有一个，他们四人得在同一队。
虽然他们充满热情，但是在大一时打球的时间并不多。 2004~2005年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坐在替补席上看球。只有到大二时，当代表队的选手们已经去NBA打职业篮球，教练们别无其他选择，这四位运动员才真正有机会上场打球。
佛罗里达大学在2005~2006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中——对抗圣彼得大学，另一支未获排名的球队——四人组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球场上，他们配合巧妙，没有只顾着自己打，表现出能够适应彼此的长处和才能的超常能力。结果，佛罗里达对以80∶51轻松击败圣彼得队。
第二天，佛罗里达大学对抗奥尔巴尼学院，他们再一次以83∶64勇夺关键性的胜利。不过，虽然到目前为止这支球队都超常发挥，但佛罗里达大学之前就已经显现出赢得这两场比赛的迹象了。
下一周有一次更大的考验。当时佛罗里达大学是弱方，面临的是联盟中最强的两支球队。在与全国排名第18的维克森林大学的比赛当中，佛罗里达大学保持了自己的胜利势头，以77∶72爆了一个冷门。第二天，他们以75∶70打败了排名第16的锡拉丘兹大学。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连胜的开始。实际上，佛罗里达队总共接连赢了17场比赛，犀利四人组一直在球场上表现出色。“我可以说，”总教练比利·多诺万跟记者说道，“我亲自出马，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一切。但这只是一个谎言。”
在这个辉煌的常规赛季结束时，佛罗里达队已获得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成绩：他们赢得了东南联盟的冠军，并获得了NCAA联赛的参[3]赛资格。在“疯狂三月”（March Madness）期间，佛罗里达大学轻而易举地通过了NCAA联赛的早期淘汰赛，一路挺进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间的冠军之战。洛杉矶分校是获过十一次冠军头衔的学校，为NCAA的最高纪录。这次比赛中“永远不会成功”的球队将与历史上最成功的大学篮球队进行竞争。但是犀利四人组未被吓住，也未屈服——他们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佛罗里达队以73∶57轻松获胜，赢得了佛罗里达队的第一个NCAA篮球冠军。
这一赛季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一部好莱坞电影，犀利四人组创造了一个灰姑娘式的神话。四人组中的每一个都清楚，如果自己愿意，就可以签到一份利润颇丰的合同——即使是作为大二学生。这是每个篮球运动员实现梦想的一次机会。对一般人来说，这种决定是想都不用想的问题。当NBA球队对你感兴趣时，你肯定会接受，会抓住这个挣大钱的机会，毕竟，如果你再在大学呆上一年，就有受伤或遭遇一个令人扫兴的赛季的风险，无法在NBA获得高额薪酬。
但是对于四人组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四个运动员已经变得非常亲密，他们喜欢在一起打球——他们之间有一种魔力，让他们分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在进行一些自我反省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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