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约翰·R. 麦克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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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试读：
致中国读者
在地球上的人类中，少有比中国人更能从对环境史的理解中获益的了。我们可以将环境史定义为对人类社会与其所依存的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演化的研究，它不仅有其知识旨趣，也具有或者能够具有其实践旨趣和价值。
就环境而言，今日中国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在快速增长，仍然面临一些可供选择的余地。那些在50年或100年前完成工业化的社会已经致力于昂贵的基础设施和观念的积习，难以做出变革。相比之下，摆在中国面前的仍有许多努力和投入要做。中国对此选择如何应对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决策之一。
在19世纪，尤其在20世纪，工业化的欧洲（包括苏联）、北美和日本建立了基于化石燃料的资源密集型的高污染的经济。它们如此而为旨在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要，并让自身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它们成功了，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不仅在其国内，而且在国外都能感受到。本书将详述这些代价，并试图解释它们为什么会遭受这些代价。
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希望满足其人民的物质需求；像所有大国一样，中国也希望实现军事上的强大。中国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不让自己和他国遭受那些沉重的环境代价吗？1850年后，基于煤炭的经济体，如英国和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和美国，均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并加速了环境变化。所有这些国家都变得依赖化石燃料能源体系，在环境代价变得明显之后仍然难以改弦更张。中国将不得不重蹈覆辙呢还是可以另辟蹊径呢？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世界史上最快速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美国，以及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欧洲和日本，汽车主导了城市生活，城市规划者修建了无数的高速公路、停车场和加油站以满足越来越多的汽车。汽车自有其便利之处，但汽车的泛滥，再加之其他替代性交通方式的损毁，经常损害了城市生活的质量，却造成了城市空气污染的新问题。中国将不得不重蹈覆辙呢还是可以另辟蹊径呢？
中国的巨大优势是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工业化、快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经验。而在100年前，没有任何人知晓以化石燃料作为能源体系的核心将会付出何种环境代价，尽管今日这些代价是如此一目了然。此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想象一个依赖汽车的社会意味着什么，但现在任何人只要一访洛杉矶即可一清二楚。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任何人理解核废料累积所造成的难题，也没有人明白含氮化肥的无止境使用所造成的生态效应。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掌握了这些知识，如果能从头再来，我们将能做得更好。
相比其他任何大国，中国处于一个塑造21世纪世界环境史的更佳位置。中国在实现其城市化时能够找到一条创造生态可持续的城市而没有致命污染的道路吗？中国在建构其能源体系时能够找到一条避免那些20世纪肆虐工业化社会的环境代价的道路吗？中国能够设法协调其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地球的健康吗？
答案仍然不确定，迹象也喜忧参半。但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它们将逐渐清晰。中国如欲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有所贡献，而不是推波助澜，它必然需要新技术和政治技巧。它还将需要关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是如何演进的确当知识。
在过去，影响全球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决策是在伦敦或华盛顿做出的，而在不远的将来，最具影响性的决策将是在北京做出的。欲出色地完成此使命，中国人需要回顾过去以更好地设想未来。简而言之，相比其他任何民族，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需要了解全球环境史的民族。约翰·R.麦克尼尔2017年2月22日（余一石 译）
推荐序
20世纪初，西方人开始意识到经济活动正在影响我们的环境。鲑鱼再也无法在遭到化学污染的水域中洄游。工业城市周围的空气充斥着化石燃料燃烧后产生的颗粒物，并随风吹送至田野。每年有数千人因烟雾造成的呼吸道问题失去性命。为获取煤炭，大地被开挖得千疮百孔，往昔风景宜人的乡间也点缀着一堆堆的丑陋矿渣。
这场环境浩劫背后的两个源头，连1900年的观察家都能看得出来。首先，过去将近400万年来持续缓慢增加的全球人口，到了18世纪末开始加速增长，而且这股趋势仍无趋缓迹象。其次，自1760年发生工业革命后，无生命能源（inanimate energy）替代有生命能源（animate energy），人类经济活动因此加快脚步。这些现象让古巴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英国的H.G.韦尔斯（H.G.Wells）等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这种人类活动大规模增加的现象，是否能持续数十年而不造成大自然退化。
倘若这些作家再多活100年，一定会对20世纪加速变化的状况感到讶异。在此期间内全球人口增加4倍，经济规模则扩张14倍，能源用量增加16倍，工业产出则翻了40倍之多。但二氧化碳排放也上升了13倍，水用量增加9倍。这些并非全是坏事。20世纪生产力的提升，的确提高了数亿人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脱离先人的赤贫状态。但这一转变过程的规模与强度，同时意味着就环境的观点来看，20世纪历史的确与过去所有时代大不相同。
全球有识之士目前所面临的双重挑战，首先是要了解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环境变迁的规模（及诸多后果）；其次则是必须理智地思考，如何在人类不智的集体行为跨越危险门槛之前处理这些问题。作者麦克尼尔教授精辟又准确地检视20世纪，呼吁人类必须先行了解环境变迁并有所回应。本书书名说得相当明白，《圣经·传道书》中“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说法已不尽然正确。麦克尼尔通过本书第一部的七个章节，说明我们四周的各种“圈”（sphere），包括岩石圈（lithosphere）和土壤圈（pedosphere）、大气圈（atmosphere）、水文圈（hydrosphere）和生物圈（biosphere），在20世纪所受人类影响已远远超越先前历史的总和。有项数据说明了一切：根据麦克尼尔（粗略）的估计，20世纪这100年人类使用能源的总量，是1900年之前1000年用量加总的10倍。
不过麦克尼尔教授不只是记录环境变迁。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他口中“地球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互动。这是为何本书第二部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所在。在这一部分他巧妙地分析了人口增长、迁移、科技变革、工业化、国际政治、观念等各种要素，还有它们在环境政策领域所造成的诸多“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1]
麦克尼尔不是卢德运动分子（Luddite），也不是主张“一成不变”的独断环保主义者。但他确实警告我们必须谨慎，并采取行动，以免全球社会以比我们想象中更快的速度，逐渐逼近生态门槛。《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是一本条理清晰且具真知灼见的著作。它所传递的信息有如当头棒喝，不论大众或政客都应予以关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作者、耶鲁大学教授）
[1]卢德运动分子指1811年到1816年英国工人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的自发工人运动，因为工人们认为纺织机将减少就业机会。一般指涉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的人。
作者序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
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
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圣经·传道书》第一章第9至11节《圣经·传道书》的章节多半来自古人的实用智慧。但时至今日，上面这段话已显过时。太阳底下的确存在着新鲜事。与《传道书》完成时的公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纪一样，现今人类生活中仍充斥着邪恶与徒劳无功，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至少从这方面来看，人类必须切记现代还是与过去有所不同。老鼠、鲨鱼及历史
本书是一部环境变革的历史，也是专为环境变革史所写，讲述的是20世纪全球环境的变迁，以及与人类相关的起因与后果。希望通过接下来的篇幅，说服读者接受下列几个相关论点。第一，无论就环境变迁的强度还是人为因素的集中程度来说，20世纪都超乎寻常。第二，这种生态的独特性，其实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知识的偏好与模式下超乎预期的结果。第三，我们的思想、行为、生产及消费模式乃因应现今环境而生，也就是为了适应现在的气候与全球生物地球化学（biogeochemistry）、20世纪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日益快速增长的经济等现象。第四，如果环境产生变迁，表示这些偏好与模式适应性不足。最后一个论点与未来有关，但既然本书以历史为主，在此我就不深入追踪。我还希望借由讨论上述主题说服读者，地球的现代生态史和人类社会经济史必须并列讨论才有意义。
我认为这些论点相当有趣，因为这暗示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正不知不觉地在进化方面走了一步险棋。就生物进化的长期过程来看，最佳的生存策略就是适应、追求各种维生之道，并使适应力最大化。这是因为对于有些物种而言，不论它们适应特定环境的能力有多强，终究还是会出现一些足以灭种的意外、冲击和重大灾害。如果一个物种能度过足以灭绝其他竞争对手的周期性冲击而生存下来，就等于在进化上大获全胜：因为有充足的开放生态区位（niche）空间供其栖息。对这类优势物种当中的个体来说，能够度过周期性冲击并生存下来，就代表有更多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让它们在空间与时间中散布自己的基因足迹（genetic footprint）。长远来看，人类已凭借其适应力，在生物层面享有极大优势。部分品种的老鼠亦然。
适应力并非在进化上取得优势的唯一策略。另一策略是尽可能去适应现有环境。如果环境稳定的话，这种策略能维持一段时间。考拉只吃桉树叶，熊猫只吃竹子。这两种动物都追求特殊化，只要有充足的桉树与竹子就好。两亿年来鲨鱼面对大型海洋生物的猎捕、杀戮及食用，仍适应得很好，正是因为尽管海洋历经许多重大变化，还是能充足供应鲨鱼所需的食物。
老鼠与鲨鱼的策略，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约略）类似的情况。数千年来，文化演进塑造人类事务的程度，更甚于生物演进。就像老鼠和鲨鱼，人类社会也在不经意中追求适应力或高度适应的生存策略。例如在法老时期的埃及、封建时期的欧洲或中国历代皇朝，对当时生态（或其他）环境的细腻适应力，成了稳定（请勿与和平混淆）社会秩序的基础。当环境持续不变，这些社会就能持续繁荣，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也因为成功而面临更严重的危机。只有在治理条件维持不变的状况下，才能借由不断微调去适应环境（也就是鲨鱼的策略）而维持优势。成功往往容易成为守旧、习以为常与僵化。但这样的策略并不是不好：它还是可以运作数世纪之久。或者说在以往可能持续运作，因为当时人类还缺乏破坏全球生态的能力。
到了20世纪，全球生态日趋不稳并因此越来越适合老鼠生存，因而人类社会常须采用鲨鱼策略。我们在不断变迁的环境中极力适应。大约有1/4的人类，因稳定气候、廉价能源与水源、快速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等条件，而得以享受完全可预见的生活方式。其余绝大多数的人，则只能向往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也同样建构在相同的前提上。
这些前提并非不堪一击，但也仅止于暂时。自上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后，一万年来地球气候一度少有变化；不过现在却正快速变迁。约始于1820年的化石燃料时代，廉价能源为其特色之一。除了少数特例，造福众人的廉价水源主要可回溯至19世纪。从18世纪中叶起人口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则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仰赖这些环境条件继续存在，其实是个相当有趣的赌注。在整个20世纪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场赌注。
这并不是一场愚蠢的赌局。当国家与社会必须在高度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寻求自保，当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寻求利润与权力，当个体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寻求地位与财富，这场赌局确实相当吸引人。只要眼前的状况持续，持反对意见的人就会失败。所以你不认为这场赌局你会输，除非你眼光够远，或认为现今的环境很快就会改变。而让这场赌局更加有趣的是，现今环境变迁的概率增加，正由于20世纪人类的所作所为。
两种让人类在生态方面获致长期成就的特质，即适应力与聪明的头脑，让人类在近代建立起以化石燃料为根基的文明，而这种文明对生态极具破坏性，不但注定带来意外的结果与冲击，而且它所带动的变迁只有利于适应力强、头脑聪明者。人类在这场变迁中茁壮、繁衍的速度更甚以往。我们创造了一场永无止境的生态知觉障碍机制，有如对其他较弱势物种发动了一场全球性阴谋。但我们其实没有这么聪明。这种永无止境的知觉障碍机制，是人类不知不觉中进行社会进化过程中，数不清的野心行动与各种努力下意外产生的副产品。
在撼动全球生态以利自身繁衍的同时，人类也根据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环境来建构社会。举例来说，现代美国就是建构在廉价能源的基础上。这个策略其实不差：20世纪大部分时间能源确实相当廉价，而美国就跟其他社会一样完全且成功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但这样的成功也意味着，一旦环境改变，任何调整只会更加艰难。尽管美国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特别有弹性的社会，就生态而言却是一条鲨鱼。许多具有影响力与权势的美国人已意识到这点，因此着手打造足以维持廉价能源的内政外交政策。看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知道了。
人类的生物优势或许并未面临严重风险。从物种的角度而言，我们比较接近老鼠而非鲨鱼。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秩序才是许多社会的风险所在。只要我们持续造成严重的生态干扰，严重的社会紧张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命运（而这种生态干扰与社会紧张都是现代常见的现象）。就这样，地球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紧紧联结，且现今程度尤甚以往，两者缺一均难以理解。一个历史学家的自白
本书讨论的是人类与环境，而非那些非人为造成或不论起因为何都不可能影响人类事务的生态变化。希望所有想要了解完整的历史背景，以及想从历史脉络来了解环境变迁的人，都会对本书产生兴趣。
所有史学家在写作时都有自己的观点与偏见，而这就是我的观点与偏见，本书是以人类为中心。据说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班奇利（Robert Benchley）曾用鱼的观点，以大西洋鳕鱼业为题写作。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nybee）出版过《从花的观点看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 from the Flora’s Point of View）一[1]书，书中的植物主角还会说话。从旅鼠或青苔的观点来写20世纪的世界环境史，可能会很有趣，但我的想象力不及于此。本书还会略去许多生态变迁，纯粹因为它们与人类历史关联不大。
历史学家主要是对变迁感兴趣。本书将聚焦于出现大规模变迁的时间与空间，省略掉许多持续发生的案例。一望无际的南极冰层、毛里塔尼亚沙漠、加拿大冻原、太平洋深不见底的水域，百年来其实并无太大改变。我对这些案例着墨不多，而会多讨论印度尼西亚的森林与伦敦的空气质量。这意味着我在环境变迁案例的选择上有很严重的偏颇。研究工业革命或班图人大迁徙的历史学家亦是如此：变迁通常要比长期现象更加吸引人。
现代有关环境的著作，通常会以好坏来评价变迁，却鲜少透露评断的标准。在许多案例中，我将避免以此方式评断，因为环境变迁往往有利于某些人却对其他人有害，对有些物种有益却对其他物种有害。我将尽可能解释某种发展对哪些人（或事物）有害，又对哪些人（或事物）有益。如果它终究不利于所有生命形态，我将放弃所有努力，以超凡的客观态度将之定义为退化、掠夺、毁灭之类的行为。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的盐化就是一种退化。读者可以自行思考，美国森林遭到砍伐的现象是好是坏？也希望读者能思考：这好坏又是针对谁的标准而定？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取决于以谁的利益为主（巴西农场主人、农民、橡胶采集工、美国印第安人等）、如何评价砍伐森林在全球大气变迁中的角色，还有对全球变暖前景的看法、对亚马孙地区生命形态逐渐灭绝的重视程度、它们的基因信息及其在周遭生态圈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得看牵涉到多少亚马孙区域、森林砍伐的速度，以及土地使用模式与相关生态系统。这些都是决定答案的因素，而且还不止于此。在这样复杂的状况下，我将尝试勾勒出环境变迁的冲击，但也让读者自行判断到底是好是坏，是进步抑或退化。对那些不喜欢把问题复杂化、偏好简单道德标准的人而言，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对那些喜欢用金钱这种简单量化方式的人而言，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对那些不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本书特别令人感到失望。希望经过这番筛选，还会有许多读者愿意继续读下去。
[1]Toynbee 1965,2：585–99.
致谢
若非各方鼎力相助，这本书可能要在进入21世纪之后许久才能完成，内容的分量与深度也会不如现在的水平。我在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同事，1998年夏天花了大半时间评论我的原稿（多数人都有看完）：托马索·阿斯塔里塔（Tommaso Astarita）、卡罗尔·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埃梅特·柯伦（Emmett Curran）、凯瑟琳·叶夫图霍夫（Catherine Evtuhov）、艾利森·盖姆斯（Alison Games）、戴维·戈德弗兰克（David Goldfrank）、安杰伊·卡明斯基（Andrzej Kaminski）、戴维·佩因特（David Painter）、阿维尔·罗施瓦尔德（Aviel Roshwald）、杰克·鲁迪（Jack Ruedy）、乔丹·桑德（Jordan Sand）、吉姆·谢德尔（Jim Shedel）、朱迪丝·塔克（Judith Tucker）、约翰·图蒂诺（John Tutino）。他们的专业让我免于频频出错的窘境。乔治敦大学其他几位阅读了部分手稿的同事，也给予了同样的协助：化学系的贾尼丝·希克斯（Janice Hicks）；生物系的马莎·魏斯（Martha Weiss）；国际事务学院的蒂姆·比奇（Tim Beach）、默里·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与理查德·马修（Richard Matthew），以及政府学系的史蒂夫·金恩（Steve King）。任教大学部的同事都愿意慷慨分担我所交付的重担，令我感到十分幸运。
有几位在1998年到1999年由我授业的学生，也欣然阅读了部分原稿，并针对如何改善内容提出意见：丹·布兰德托（Dan Brendtro）、埃里克·克里斯汀森（Eric Christenson）、朱莉·克里维（Julie Creevy）、布雷特·爱德华兹（Brett Edwards）、凯蒂·芬利（Katie Finley）、贾斯廷·奥斯特（Justin Oster）及吉尔·沃尔（Jill Wohrle）。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班顶尖优秀学生的热情参与，让我接触到全球环境史：肖恩·卡普顿（Sean Captain）、布拉德·克拉布特里（Brad Crabtree）、南希·戈卢比斯基（Nancy Golubiewski）、埃琳娜·加曼迪亚（Elena Garmendia）与泰里·威拉德（Terri Willard）。这几年他们不断询问、关心本书的写作进度，因而鞭策了我。其他读过全文或部分内容并协助修正的亲友与（各领域的）同事包括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比尔·克洛南（Bill Cronon）、丽贝卡·戴维斯（Rebekah Davis）、唐·休斯（Don Hughes）、约翰·凯尔麦里斯（John Kelmelis）、格雷格·马吉欧（Greg Maggio）、鲍勃·马克斯（Bob Marks）、伊丽莎白·麦克尼尔（Elizabeth McNeill）、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与肯特·雷德福（Kent Redford）。同时还感谢艾利森·凡·基奥奈特（Alison Van Koughnett）与乔治·弗尔提斯（George Vrtis）的协助，为我送上许多相当有用的研究资料。
我能够花上两年全职撰写此书，要感谢几家机构的鼎力支持。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让我能到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历史系宜人的环境中工作六个月。我要感谢罗布·拉贝尔（Rob Rabel）与埃里克·奥尔森（Erik Olsen）的安排，让我在这亚南极地区滨海度假胜地停留期间一切顺利，而我也在这一期间开始认真思考写作本书。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在1996年到1997年提供我研究学人奖学金，那里的知识环境也提供了极大的支持，特别是在午餐时段。那一年有许多研究员对我的作品帮助良多，尤其是泰玛·卡普兰（Temma Kaplan）与沃尔夫·费舍尔（Wolf Fischer）。威尔逊中心的研究助理也让我的工作进度更快：克里斯琴·坎维舍尔（Christian Kannwischer）、彼得·考克西斯（Peter Kocsis）、安格利吉·帕潘托尼欧（Angeliki Papantoniou）及白新田（Toshuko Shironitta）。1997年到1998年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提供研究学人奖学金，让我能够窝在自家阁楼中完成本书第一份初稿。还有乔治敦大学准我请假两年，并在这几年间额外提供研究方面的支持。
我在针对本书议题发表看法时，多次得到耐心听众提出相当有用的提问或评语，包括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与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听众；威斯康星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听众；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未来小组（Futures Group）。
我受诺顿出版社全球世纪系列（Norton’s Global Century series）主编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托撰写此书。我要感谢他从一开始就对我深具信心，并在其后保持耐心。我还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史蒂夫·福尔曼（Steve Forman），他让本书字数不至于膨胀至最终版本的两倍，而他针对文字所做的修改常令我无地自容，同时也不忘持续为我打气。我还要感谢苏珊·米德尔顿（Susan Middleton），以无私不懈的态度让本书文字更加一致且精准。
在茱莉·比林斯利（Julie Billingsley）长期努力的奉献下，我才得以完成这本书。这么多年来，她对我的支持实在不可估量。
序曲 一个挥霍世纪的怪象
人对过去无知的坏处在于无法看清现状。——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933年）
环境变迁的历史和地球一样悠久，约有40亿年。人类在约400万年前出现后，便不断改变着地球环境。不过情况却从未像20世纪这般严重。
小行星和火山等天文与地质因素所产生的环境变迁，或许比我们有生之年眼见的更为严重。但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并非如此。我们改变生态系统的程度、规模与速度均为人类史上首见。这也是地球有史以来，少数几次历经如此大范围与快速的变迁。爱因斯坦曾说过[1]“上帝不掷骰子”的名言。但在20世纪，人类已经开始拿地球的未来掷骰子，而且对游戏规则全然无知。
原本无意造成此等祸害的人类，已对地球展开一场失控的大型实验，而我认为这终究会成为20世纪历史最重要的方面，重要性甚至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运动、识字率上升、民主运动或女性解放运动。为了解20世纪到底有多么挥霍又奇特，就必须深入回顾历史。
在环境史中，20世纪堪称环境史上相当奇特的100年，这是因为有许多足以造成生态变迁的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出现。这些现象大多并非首次出现：长久以来人类早已开始砍伐树木、开采矿石、制造废弃物、种植作物及猎捕动物。到了现代，我们从事这些活动的频率更甚以往，1945年后情况更是严重。尽管少数几种环境变迁直到20世纪才首次出现（例如人为造成臭氧层逐渐稀薄），20世纪的生态独特性主要仍在于规模与强度。
数量上的差异，有时可能成为质量上的差异。20世纪的环境变迁亦然。变迁的规模与强度之大，让许多在过去千年仅限于地方性的问题，成了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空气污染即为一例。自50万年前人类知道使用火之后，就造成区域性的污染问题。罗马时期地中海人提炼铅，甚至造成北极地区污染。在这之后，空气污染问题扩大到足以影响全球大气化学的根基（请见第2章）。因此，规模的改变足以导致条件的改变。
除此之外，不论是大自然体系或人类事务，都有临界点与所谓的非线性效应（nonlinear effects）。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德国占领奥地利、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其他地区，当时并未激起太多反应。1939年9月希特勒试图将波兰纳入版图，却陷入一场长达6年的战争，让希特勒本人、他所发起的运动还有德国都因此（暂时地）毁灭。虽然他知道其中的风险，却不自觉地跨越了临界点并激起非线性效应。同样地，热带地区大西洋水温越来越高，可能尚未造成任何飓风。不过水温一旦超过26℃便会启动飓风：只要逐渐递增就会越过临界点，启动开关。20世纪环境史和过往的差异，不仅因为生态变迁来得更大更快，也因为强度大增，启动了某些开关。例如，捕鱼活动的递增会造成某些海洋渔业全面崩解。强度逐渐增加，便可能启动某些重要开关，让地球产生重大的基本变化。在事情开始爆发之前，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本章将就长期观点检视人类行为改变环境的历史。主要因为信息取得的状况有所差异，长期的定义也视个案而有所不同。书中内容讨论的行为与过程，有的很容易测量，有的则并非如此。资料的正确度也有待商榷。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大略评断20世纪的情况有多奇特，还有究竟在哪些方面迥异于过去的模式。公元150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
足以改变环境的人类行为，均可称为经济活动。经济学家习惯以市场中商品与服务的总值或正式记录来测量经济规模。加总之后得出的数字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个程序极度不完美，尤其是大量生产（以及服务）发生在市场之外的时候。经济历史学家深知这种测量方法的缺陷，且已着手尝试对应调整相关数据。
500年前全球GDP（换算为20世纪90年代美元币值）总计约为[2]2400亿美元，略高于波兰或巴基斯坦今日GDP，并略低于土耳其。直到公元1500年，全球经济一直都以缓慢速度增长，以今日标准来看生产技术的进步也相当缓慢。公元1500年后，先进科技应用在美洲及其他地区，海上货运大行其道，国际贸易活络。到了1820年，全球GDP已达6950亿美元（超过1990年加拿大或西班牙的数据，但低于巴西）。工业革命、运输方式不断进步，再加上不断开发边境，都带动了1820年后经济快速增长，以至于1900年全球GDP高达1.98万亿美元（低于1990年日本的GDP）。1870年到1913年，确实是全球经济史上增长迅猛的时期之一，不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快，其后也少有时期能够超越。经过30年的发展压抑期（1914年至1945年），全球经济再度起飞，到1950年全球GDP达5.3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1年美国经济规模）。随着国际贸易更加开放，接下来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经济繁荣期，科技快速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到了1992年，全球GDP约28万亿美元。这段人类经济史上堪称奇迹的时期，它的诞生、动荡、形成与压抑，都浓缩在表A.1的指数与增长率数据中。表A.1 1500—1992年全球GDP变化
数据来源：Maddison 1995：19,227
注a：上述GDP数据均为相对于公元1500年之指数。
20世纪末的全球经济规模，大约是1500年的120倍以上。增长期主要集中在1820年后。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出现在1950年到1973年，[3]“二战”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谓人类史上前所未见。
经济扩张主要由人口增长所带动，其他则归功于科技与组织（或许还要加上勤奋工作）提升了生产力。人均数据（表A.2）显示，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虽然增长120倍，但个人平均收入却只增加了[4]9倍。当然这只是全球平均值，看不出各地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极大差异。表A.2 1500年以来的全球人均GDP
数据来源：摘自Maddison 1995：228
平均来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公元1500年祖先们的9倍，1900年的4倍。尽管收入增长分配极度不均，现今莫桑比克人民收入仍远不及1500年全球平均值的一半，但是过去500年，特别是20世纪，仍可算得上是人类的一大成就。这样的成就自然有其代价。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何其之大，人们遭到奴役、剥削或杀害，以“创造式破坏”[5]（creative destruction）为经济增长铺路。环境也付出了极大代价。过去30年来历史学家已注意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所造成的社会代价，而环境的代价其实同样需要关注。公元前一万年之后的人口增长
人口比经济活动更容易测量，因此尽管1900年前的估计数据必须小心处理，但以下的重建数据应比前面的经济增长数字更为可靠。
人类首次发明农业（约为公元前8000年）之时，全球人口大概[6]在200万～2000万之间。人口的数量甚至比有些灵长类还少，例如狒狒。但有了农业后，人类数量首次大幅跃升。人口增长可能比过去快了10～1000倍，但每年远低于1%，仍是十分缓慢。到了公元元年，全球供养了2亿～3亿人口（约相当于今日印度尼西亚或美国人口）。到了1500年，全球人口已达4～5亿。全球人口历经大约1500年才增加一倍，年增长率远不及0.1%。公元1500年之后，全球人口持续缓慢增长，约在1730年达到7亿人。此时增长速度才开始上扬，开启了[7]一段至今仍持续进行的人口增长高峰期。到1820年人口达到10亿左右。自此人类在生物方面取得惊人优势，从表A.3的数据可见一斑。表A.3 1820年以后的全球人口
数据来源：Cohen 1995：79 and app.2
18世纪之后，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先前相比可谓极速。1950年以来，人口增加的速度大约是农业发明之前的一万倍，以及农业发明之后的50倍到100倍。如果农业发明后人口便持续以20世纪的人口增长率增加，地球会被满满的人类覆盖，直径高达数千光年，并以光速倍[8]数的径向速度向外扩散。20世纪这种增长速度明显不会维持太久。我们处于人口史上第二次大暴增的最后阶段。20世纪全球人口史的独特性不仅是对过去而言，也相应于未来。
观察现代历史上独特人口特性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计算有多少人曾经活着，以及（根据平均寿命预估值）他们曾经活过多少年。这样的预估当然需要特别小心。有些欧洲人口历史学家已大胆假设并据此[9]估算。他们认为过去400万年来约有800亿人出生，这800亿人一共活了2.16万亿年。令人吃惊的部分来了：这2.16万亿年中，有28%出现在1750年之后，20%在1900年后，13%在1950年后。虽然20世纪仅占人类历史的0.00025%（400万年中的100年），在人类活过的所有年份中却占了大约1/5。
如同长期经济增长，人口史也代表着人类物种的胜利。这当然也要付出代价。无论如何这是一项惊人的发展，完全脱离过去的模式，我们总是将现有经验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现代人口的增长率是很自然的。任何持续时间超过人类一生寿命的特殊事件，都很容易遭到误解。
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长期进程，在过去千年来紧紧相随，直到1820年左右才开始明显分流，由于经济增长大幅凌驾于人口增长，因此造成人均收入上扬。其背后原因包括新科技，还有带动人类增加能源利用的经济组织系统。公元一万年之后的能源史
在工业革命开始前，我们利用的是自己的体力与部分驯养家畜的肌力、风力与水力（但效率不高），以及木材与其他生物量（biomass）中储存的化学能（利用其热能而非电力）。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因为它带来了能将数亿年来地表所累积的生物量储量，亦即化石燃料，转化为机械力的引擎。
物理学家同意宇宙中能量守恒的理论。地球上的能量呈现大致平衡的状态：来自太阳的辐射能，相当于消散到太空中的热能。我们可以创造能量，也能毁灭能量。但我们大多只会提到能量的产生或消耗。“能量”一词并不精确，是一种很难测量的东西。以下重建数据的目的是要准确呈现能量的意义，但它在数量上的要素，也像上述经济增长数据一样必须小心处理。[10]
由于来自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所有能源终究都属于核能。地球上的核能有好几种形式，对人类较重要的包括机械能（或动能）、化学能、热能与辐射能。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针对我们想做的所有事情，在适当的地点与时间取得有用的能源。我们通过转换器达到此一目的，将某种能源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使其易于储存、运送或运用在工作上。许多经济运作都得利用好几种转换工具。每一次转换都牵涉到某种实用面的损失，因为有部分事先转换的能源浪费掉或变成无用的形式，因而无法保留。因此转换器有所谓的效率评价（efficiency ratings）。举例来说，人类的效率约为18%：即每吃下100卡路里的食物（化学能），只有18卡路里会转换为机械能，剩下的都因一些实用目的（主要为热能）而消失。而马的效率更只有10%。[11]
在工业革命前，唯一重要的转换就是生物转换。人类社会最早只知道利用肌力，源于储存在植物与动物肉类中的化学能量。后来有了少数几种工具辅助，使肌力的运用更有效率。火的使用自然对取得热能大有帮助，而且在烹饪发明之后，一些原本不可食用的能量也变得可以食用。但直到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仍依赖自身的机械能［或可称之为“体内能机制”（somatic energy regime）］。
农业让人类更能控制我们称之为粮食作物的植物转换。和狩猎或采集相比，移动农业（shifting agriculture）让能源的可用性增加了可能有10倍之多，定居农业（settled agriculture）又增加了10倍，造成更高的人口密度。接下来，随着大型动物被驯化，人类需要更多的肌力、更多的机械力，且其形式更为集中。用牛来拖曳、以马或骆驼来运输，都是相当重大的进步。牛可以在难耕的土地上耕田，在粮食方面开拓新的可能性，进而将更多的人与牛导入一个能够延伸并强化体内能机制的正回馈循环（positive energy regime）。未能驯化大型动物的社会，在劳动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随后的1000年里，新作物、轮子及马项圈改善了人类社会的能源效率，但即使在工业革命初期的欧洲（约为公元1800年），人们所使用的机械能中仍有超过七成[12]由人类的肌力供应。可耕地与种植作物所需的水源不足，仍从根本上限制了能源的发展。
农业与动物的驯养确实造成能源过剩。控制过剩能源，任意加以应用，并享受其回报，这构成了政治的精髓，也就是掌控了体内能机制。如应用得当，例如在战争或灌溉上，能源过剩可能有提高报酬率的意外收获，让人致富或大权在握，埃及法老即为一例。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时，由于人比马更有效率，与牛相比更高，因此大型驯养动物在工业化之前可谓奢侈品。奴隶制度是最有效率的手段，有野心并大权在握的人可借此变得更为有钱有权。这也是解决能源短缺的答案。奴隶制度在体内能机制下相当普遍，尤其在缺少役用动物的社会当中。除了汇集人力，他们没有实际可用的其他选择来集中能源。
体内能机制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在于能成功地储存能源。以热或光甚至电的形式存在的能源很难储存。即使是20世纪末的新技术，仍难以储存风力和直接太阳能（direct solar energy）。植物形式的化学能也很难储存，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与适当的技术下，某些作物能储存长达数年（不过仍会造成大量耗损）。
在前工业化的社会中，气候与害虫变化难以预测，使得每季、每年的食物供给量都大不相同。这造成了整体社会问题，而对于统治者而言，问题在于能源供给波动的状况随着时间越来越无法控制和预测。对于统治者来说，人口与牲口数量就等于能源储量，是社会能源体系中的一个调速轮（flywheel）。不论主要的能源来源，亦即作物，数量丰盛或稀少，都可以派上用场。时机好时可累积储量，时机不好就降低，不论什么时代，统治者都会为了经营而干预人口与牲口。
对于一般人来说，牲畜也有同样的功用。它们储存了能源，因此尽管主食供应量免不了时高时低，必要时牲畜可供人类利用，使能源流动更为平均。这也为每个家庭的能源体系提供了一个调速轮，大小则与家庭拥有的动物数量（必要时可以购买方式取得）成比例。
体内能机制有相当严格的限制。如果突然使力，人体可以使出[13]1000瓦的力量。针对挖掘壕沟、建筑水坝或打斗等任务，过去任何一个社会所能奉献的只有数十万瓦（以人力及动物为主要的机械能来源）。中国明朝皇帝及埃及法老所能支配的力量，并不比现代一名推土机驾驶员或指挥坦克的军官更高。过去人类积极追求领土扩张，因为这可能增加统治者的整体能源供给量，但通常很难为了工程或战争而聚集数千人以上的人力，因此统治者在单一任务上所能支配的能源总量还是无法提升。
工业革命起先提升了人类肌力，后来很快便超越了它。这股风潮所到之处，莫不终结了体内能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为复杂的安排。这套安排或可称为“体外能机制”（exosomatic energy regime），但最好还是称之为化石燃料时代：从1800年至今，人类使用的能源绝大多数来自化石燃料。
从古代开始，尤其是在波斯、中国与欧洲，风帆、风车和水车稍[14]微增加了农业社会的体内能供给量。接下来好几个世纪仍不断进展。但在18世纪，蒸汽机开发了数亿年光合作用的价值，借由燃烧煤炭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人类发现煤炭用途已有数百年，主要作为热能燃料。但蒸汽机能将热转换为机械能，也因此增加了更多新的可能用途。
早期蒸汽机的效率是出了名的低下，制造出的动力中有99%会流失。不过随着技术逐渐进步，到1800年效率约为5%，一台蒸汽机能产生20千瓦动力，相当于200名人力。到了1900年，工程师们已经知道如何控制高压蒸汽，蒸汽机所能产生的动力变成1800年的30倍。除此之外，蒸汽机不像水车或风车那样受限于一地，甚至可以放置在船上或火车头。这产生了另一个正回馈循环，因为可借此运送大量煤炭，将这种燃料提供给更多的蒸汽机。19世纪工业化便是仰赖这一点。1800年全球煤炭产量约为1000万吨，到1900年则暴增100倍。[15]
到了1900年开始出现另一项重大偏离：使用精炼油的内燃机。苏格兰人詹姆斯·扬（James Young）在19世纪50年代想出如何精炼原油的方法，美国人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则在1859年证明，开钻进入深层岩石可开采出石油。尽管当时规模不大，但石油时代就此展开。由于德国在1880年后开发出内燃机，更进一步带动了这股转变。内燃机比烧煤炭的蒸汽机更轻，效率也远超过蒸汽机，特别是就小型机种而言。大型机种所能产生的动力也远超过蒸汽机。要供电就必须有大量电力，而汽车也需要轻型有效率的引擎。
因此自1900年以降，生物量、煤炭与石油提供了大量的能源。自19世纪90年代以降，即使世上大部分人口并未直接使用化石燃料，从有用能源的角度来看，化石燃料仍使生物量相形失色。这三种燃料的生产与使用在20世纪持续增长，不过因为石油增长速度大幅领先，按比例来看另两种其实算是增长下滑。表A.4与表A.5列出了一些全球燃料生产及其产生之有用能源的估计数据。石油燃料不只大幅[16]取代了生物量在20世纪能源组合中的地位，而且整体的能源产量也随之暴增。全球电气化始于1890年且至今仍在进行中，刺激了能源的需求及使用。电动马达更有弹性，用途简直数不清。电力还能提供光与热。列宁甚至有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此外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任内主要政绩之一，就是乡村电气化。表A.4 全球燃料产量（1800—1990年）
数据来源：摘自Smil 1994：187
注：这些数据无法反映这些燃料的能量产量：1吨石油的能量为1吨木柴的5倍，与煤炭相比则可能为2倍。表A.5 全球能源用量（1800—1990年）
数据来源：摘自Smil 1994：187
在蒸汽与煤炭的影响下，19世纪的全球能源产量增加了大约5倍，[17]但到了20世纪，因为石油、天然气（1950年以后）及核能（重要性较低）又增加了16倍。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就算是以每1000年的角度来看，在能源使用的增长上超越20世纪。自1900年以来所使用的能源，总量可能超过之前人类史上所有总和。我大略计算后发现，20世纪全球所使用的能源，是1900年之前1000年间的10倍。农业出现初期直到1900年之间的100个世纪，人类使用的总能源只有20世纪用量的大约三分之二。
这种令人讶异的挥霍行为，同样也算得上是人类物种的一种胜利，从无尽的体能劳动这种苦差事中解脱，并在肌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开启许多新的可能性。即使以人均的角度来看，能源使用的增长同样可观，在20世纪中增长了4～5倍。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每人每年平均使用大约“20名能源奴隶”，意思是相当于20个人365天、24小时持续工作。在体内能机制的限制下，最近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以[18]及人口增长，原本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能源使用增加的现象必须付出代价。我在此提出两种方面。其一，燃烧石油燃料会造成污染。生物量也会造成污染，且一向如此。但因为化石燃料应用的方式较多，其开发意味着燃烧总量也会远远超出许多，污染也远超出许多。第2章及第3章将会提到这一点。其二，石油燃料已在全球不同地区大幅增加财富与权力分配不均的状况。必要的科技与相关社会政治结构起于欧洲及北美，且发展得最为完备。直到1950年左右，世上其他地区仍以生物量作为热源的主要来源，机械能则仍仰赖肌力。最穷的一些国家至今仍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平均的能源用量为孟加拉国人的50～100倍，相当于75个以上的奴隶所能产出的能量，而孟加拉国人只相当于不到一人。从现代史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能够掌控化石燃料，对于在国际上扩大财富与权力来说扮演了重要（虽非唯一）的角色。如果你认为部分人生活舒适总好过所有人为贫穷所困，那么这就是好事一桩，但若你主张平等，那就不会这么认为了。不论如何，能源使用不平等的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峰。自此之后情况有所转变，全球各地都开始广为使用能源。
全球化石燃料的枯竭并非迫在眉睫。从19世纪60年代就有预测能源匮乏而失败的例子。的确，20世纪煤炭、石油与天然气已证实储量增长似乎超过产量。现有的预测数据（未来势必会有修正）显示，石油或天然气还有数十年才会用罄，煤炭则还可用上好几百年。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继续依赖这历经长时间才累积而成的地质资源，如果我们能好好管理或承受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污染。结论
人类已打破旧有经济、人口及能源机制的限制与大致稳定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特别的原因。在19世纪，全球开始进入长期经济繁荣期，到20世纪更攀上高峰，全球经济增长了14倍。以人均而言增长不到4倍，因为在这个世纪全球人口增加了4倍。能源的使用开启了一段经济繁荣期，一开始就在19世纪达到5倍增长。这一增长在20世纪达到高峰（截至今日为止），经济进一步扩张了16倍之多。
这一切何以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创造力，另一部分则出于运气。首先是运气：在18世纪，大部分足以抑制人口及人类生产力的疾病都已遭到消灭。起初这与医药或公共卫生措施并无太大关联，而是反映出人类宿主与部分病原体及寄生虫之间逐渐调适。我们无意间驯化或边缘化部分足以致命的疾病。这个现象纯属运气。小冰河期（约略出现于1550年至1850年）结束，而这可能也是造成现代经济大扩张的原因之一。
现代的爆炸性增长多数起于人类的创造力。自18世纪60年代后，我们持续发明各种新科技，取得各种新形态能源并提升劳动生产力，同时也设计出新形态的社会与商业组织，激化经济活动的速度。机械与组织，亦即硬件与软件，都是现代各项突破背后的推手。
现代的经济大扩张，从基本面来说虽带来解放，但也造成内部崩解。人口、产量与能源使用量的暴增，对不同的地区、国家、阶级与社会团体造成了相当不平均的影响，使某些人受惠但也有人受到伤害。不平等的情况益发扩大，更令人痛苦的是财富与贫穷经常重新洗牌。无论从知识或政治等各方面来看，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与移转的地位，都是相当困难的。世界充斥着各种骚动。1950年以后偏好的政策解决方案，不过是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提升生活水平。如果我们都能消费得比以前更多，且预期未来也能消费更多，就比较容易接受眼前这种因为不断变化与不平等而产生的焦虑感。确实，我们根据持续增长的原则树立了新的政治形态、新的意识形态及新的体制。如果这样的大好局面结束，甚至只是逐渐式微，我们都将面临另一波痛苦的调适。
如果将长期以来人类使用淡水、木材、矿藏的历史或工业产出制成图表，20世纪同样相当特出。这些全都在1900年之后兴起。固态废弃物及空气、水源污染的产生亦然。数不清的指标及其背后原因也都显示，环境变迁的故事也同样特异。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探讨这些故事，但不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而是就挥霍的20世纪本身谈起。
[1]Frank,1947.
[2]根据1990年吉尔里-哈米斯元（Geary-Khamis dollar）计算。该估计值来自Maddison 1995：19。
[3]此前较为著名的经济扩张，推测与最后冰川消退、农业的发明与普及，还有古代帝国庇护下大型贸易网络的形成有关。但以1820年后的标准来看，这些经济扩张都相当缓慢且温和。
[4]如果1500年以来全球GDP增长120倍，而人均GDP增长9倍，则人口增长13倍且为1500年以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5]这是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用来形容资本主义一个相当著名的说法，但这也同样适用于出现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6]Cohen 1955：77.
[7]18世纪增长率提高的原因不明，但可能与某些致命疾病的消失，还有卫生条件、公共卫生与饮食的改善都有关系。最新的实用相关研究请见Livi-Bacci 1992。
[8]这个有趣的说法摘自Cipolla 1978：89。
[9]Biraben 1979：16；Bourgeois-Pichat 1988。同时请见Livi-Bacci 1992：32–3。Westing 1981估计总共有500亿人诞生过，Keyfitz 1996估计为690亿，而Haub 1995则估计为1050亿。部分差别源于起算点的不同，例如Westing就从30万年前开始，而Keyfitz为100万年。
[10]这种说法忽略了让地球维持轨道运行并与太阳保持适当距离的重力能（gravitational energy），以及地心那股能够带动火山活动的核能分裂。
[11]这段简史取自Cipolla 1978：35–69、Debeir et al.1986及Smil 1994。
[12]Smil 1994：226。Cipolla 1978：53估计植物、动物与人类能源加总占80%～85%，其中差异源于风力与水力发电。
[13]瓦指某段时间内能量的使用率。每秒1焦耳（能量的基本单位）等于1瓦。
[14]Sϕrensen 1995：392–404提到全球发展风力的历史。
[15]Smil 1994：186。Cipolla 1978：56推估1800年为1500万吨，1900年为7.01亿吨。
[16]1994年全球商用能源组合为40%石油、27%煤炭、23%天然气、7%核能与3%水力。地热、风力、太阳能和其他种类的能源加起来不到1%（WRI 1996：276–7）。加上生物量几乎不会对以上数据造成任何影响：20世纪90年代商用能源所产生的有用能源，约为生物量的25倍。
[17]这意味着自从1800年以来，能源使用的总量已增长80倍。Starr 1996：244曾提出类似数据，认为1850年以来增长了50倍。Levi-Bacci 1992：28的看法也与Smil一致。
[18]理论上，现代农业可谨慎通过技术获得较高产量，而不必像现有传统做法消耗大量能源。但实际上它们都相当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若不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人类便不可能达成这样的人口增长量。
第一部 星球运行的律动
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信徒认为，地球位于宇宙中十个标准球体的中心，而且这些星球随着一种人
耳无法察觉的和谐旋律运行。数百万年来，地球上的土地、
空气、水和生物都在复杂、不断进化的和谐状态下运作，偶
尔因小行星撞击地球而中断。人类行为给这种和谐的状态带
来了新的声音，起初还算轻柔且能与其他事物兼容。最后，
这声音却开始与星球运行的律动产生冲突。在20世纪，人类重新排列了原子，改变了大气圈的化
学作用。我们所造成的影响，不论从最小或最大的事物都能
感受得到。本书第一部讲的是1900年后我们所造成的环境
变迁，包括组成地表的岩石与土壤（岩石圈与土壤圈）；占
地表大部分的水域——包括咸水与淡水以及深水下方（水
文圈）；大气与低海拔空间（大气圈）；以及所有生物族群（生物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