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简史（新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 托马斯·索威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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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种族简史（新版）试读：

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索威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文版是我10年前在中国书店的旧书堆里翻出来，花10元钱买到的，这可能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值得的10元钱了，它几乎解决了我年轻时对种族问题有过的全部困惑。

这本书当年在中国只印了5 000册，并且一直没有再版。有时候想到，在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度里，对种族问题感到困惑的人那么多，但只有区区几千人和我一样走运，就觉得不做点儿什么还是挺让人惶恐的。

作为一个又卑又贱的英语教师，我总是有一种类似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理。我过去教书的时候，经常“扯淡”，经常“不务正业”，经常借着某一道涉及人种问题的考试题目加以发挥，把我从这本书里学到的东西兜售给我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希望他们在赶赴一个被称为“种族熔炉”的国家之前，都能确立一种科学、正确、健康的种族观。

我想，我努力的效果还不错：后来我收到很多去了美国的学生的感谢信，信中说他们在美国和其他族裔相处的时候，由于早早厘清了一些观念上的困惑，所以在面对种族问题时能相对容易地保持健康、宽容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在美国作为少数民族（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成为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

虽然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也许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看起来差不多的黄种人，也许是因为这种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局面不是像美国那样在短时期内突然形成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包括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其实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事实浑然不觉。有一些自以为正直、善良、平和、理性的人在某些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还会突然抛出带有民族仇恨心理的言论。

为了尝试改变这个令人不安的状况，我前几年在牛博网和其他门户网站的博客上摘录了《美国种族简史》的部分章节并做了热情推荐。这些摘录的学术文章段落并没有像一些学术性的东西一样遇到在网上遭受冷遇的情况，而是获得了网络读者的热烈欢迎（很多人留言表示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种族观念），这甚至导致淘宝上的二手《美国种族简史》被炒到了300多元一本。

这一次，长期出版国外畅销商业书籍的中信出版社，以一种有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风范，引进再版这本多年前的学术著作，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由于中信出版社和国外的出版集团有着广泛深入的合作，所以取得《美国种族简史》的作者授权是我意料中的事。而在这本书的杰出译者沈宗美教授已经去世，其家人也已移居海外的情况下，中信出版社取得了原译文版权的授权，使得这本译著以高水准的原貌重新问世，让我非常意外、敬佩和感动。

衷心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看看这本书。罗永浩2011年10月第1部分引论第一章美国百衲衣

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多少年来，有4 500万之众越洋过海，从世界各大洲来到美国。他们操着各种语言，代表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宗教。今天，美国的爱尔兰人后裔比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还要多；犹太人后裔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要多；美国黑人的数目超过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数。波兰大多数主要城市的人口都赶不上美国底特律一地的波兰人后裔，而纽约市的意大利人后裔则是威尼斯人口的两倍。

美国的各种族社区，以其规模之大，就足以构成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群，这些文化群既不是某种“主流”模式的翻版，亦非某个国家文化的海外分支。炒面、爱尔兰人后裔的圣帕特里克节大游行以及非洲发型，全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货”。绝非听命于外国的美国各种族社区，反而为各族人的祖籍国培养了领导人。爱尔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出生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8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的密尔沃基。一个多世纪以来，利比里亚一直由获得自由的美国黑奴的后裔统治着。

使用“少数民族”这个词，是难以充分描绘构成美国社会百衲衣的这些大规模的种族社区的，因为并没有“多数民族”。可以识别的最大单一种族是英裔人，可他们也只占美国人口的15%，仅比德裔人（占13%）和黑人（占11%）多出一点儿。由于世世代代杂居混住，千百万美国人说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种族。

美国人民在历史演进中所处的环境，与他们的人口数量之众和种族之多一样令人惊叹。美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文化—语言群体之一。从旧金山到波士顿，其距离之遥等于从马德里到莫斯科。然而，这个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适用同一套法律，而欧洲却分成许许多多的国家，他们讲各种各样的语言，并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因为组成美国社会的各种族人民来自世界各地，这个社会的规模和凝聚力就显得更加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国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还要悠久。就面积而言，得克萨斯州比法国还大，科罗拉多州比英国还大，而意大利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的2/3。美国的疆域比罗马帝国最兴盛的时候还要广阔。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混合，不仅贯穿美国的历史，也贯穿着今日的美国社会。没有哪一个种族是完全独特的，但也没有哪两个种族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地理分布格局，反映出他们到达美国本土时的状况以及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和地区的演变。甚至连美国各种族的年龄状况都彼此差异很大。美籍墨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的年龄中位数不足20岁，而美籍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的平均年龄为30岁开外，犹太人的平均年龄则超过了40岁。此种年龄上的差别不但反映了目前各种族的生育率模式—有些种族的儿童比例额外高，也反映了生育率模式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造成某些种族连续几代人在数量上的急剧变化。

在美国各种族之间，收入、职业和失业率的差别相当大，犯罪率、生育率和经营企业的比例也是如此。对这些差别的解释是复杂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惊人的。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都有对不上号的地方。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然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群体挣的钱，却比来自波多黎各岛的以白人为主的群体挣的钱要多，日本人挣的钱一般也比白人挣的钱要多。一个种族刚到美国时的本钱和到达时间的长短，显然也是重要的因素，就像许多“古老的家族”所显现出的那样，但也不尽然。犹太人来得晚，19世纪他们到达美国时不名一文，但现在却比其他任何一个种族都要阔绰。经济状况

美国各种族在收入、职业和失业率诸方面的差距极其巨大，以至于无法进行笼统的描述。更何况，在经济领域也如在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认为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多数民族”之下，或者说他们是处在全美平均水准之下的“少数民族”的观点，是混淆视听的。有不少种族在社会—经济地位上都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水准。家庭收入指数（美国平均水准=100）172犹太人日本人132波兰人115112中国人意大利人112德国人107盎格鲁–撒克逊人107爱尔兰人103全体美国人100菲律宾人9994西印度群岛人墨西哥人76波多黎各人6362黑人印第安人6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和美国全国犹太人口普查协会

造成上述各种族之间的经济差别的因素有很多，年龄是一个时常被忽视的主要因素。平均年龄不同的种族—某些种族之间的差距可达10～20岁，其年龄偏高者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而年龄偏高的人往往集中在有专业技能及其他高收入的行业里。譬如，美国印第安人中年龄在45岁或45岁以上的人，占其总人口的20%，而美籍波兰人中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却占其总人口的40%。收入较高的行业通常要求从业者具备两个条件，要么受教育的时间长，要么有长期的经验，或二者兼具。所以，年龄偏高的种族比年龄偏低的种族挣的钱多，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反倒是将这些差距归咎为某种程度上的雇主歧视或种族“无能”。若把30岁的各种族男性的收入加以比较，差距就小得多；而如果把年龄为30岁且有同等教育程度的各种族男子的收入比较一下，差距就更小了。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所以某一种族的平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成员的地区分布情况。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族的各成员之间的差别，往往比全美平均收入水准与该种族全部成员平均收入水准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也表现在诸如生育率、智商水平和教育投资回报率等方面。

种族歧视显然对美国各种族的收入有影响，各种族都曾受到过某种程度的歧视。然而，某些最有成就的种族—例如东方人—曾经比大多数其他种族遭到过更为严重的歧视，而犹太人的突出成就恰恰就是在几百年来反犹太主义的浪潮之中获得的。种族歧视有违于道义，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但是，种族歧视与低收入间是否存在不容忽视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鉴别目前的雇主歧视与受雇者过去在教育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也是困难的，人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后果在很多年之后仍会存在。这些复杂的问题将会在本书后面各章中予以阐释。

教育也显然会影响收入。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受过大学教育就意味着收入能超过全美平均水准。近年来，在家境相似又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当中，甚至过去长期存在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已经消失了。各种族之间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别很大，而且教育质量的不同也会扩大收入的差距。那些受过大量教育的种族—犹太人和东方人—往往能就学于教学质量更好的高校，就业于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的领域，跻身于自然科学界、医学界和法律界等。

美国种族在经济方面的多样性与在生育、寿命、犯罪、智商及酗酒这些方面的社会特征同样明显。

在整个社会里，最贫困的阶层总是拥有最高的生育率，即所谓的“富人发财，穷人养孩”。一般来说，那些收入最低的种族，如黑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和美籍墨西哥人，其生育率最高，而犹太人和东方人所生的孩子特别少，导致其难以维系后代繁衍。另一个惊人的情况是，低收入种族当中那些较为富有的成员所生的子女，甚至比全体人口中同样富有的家庭所生的子女还要少。也就是说，收入较高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生育率都低得出奇。譬如，读完中学的美籍墨西哥妇女，比具有同等学力的任何别的种族的妇女所生的孩子都要少，尽管美籍墨西哥人作为一个种族，其生育率比任何别的种族的生育率都要高。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并没有这种现象的后果那样显而易见。

当那些经过奋斗由穷变富的人去世而又没有生育足够多的子女时，这就意味着下一代人还得白手起家去重复他们的奋斗过程，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多少后代来利用他们的成功所造就的优势。换句话说，低收入种族所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有一部分就这样一代一代被白白葬送掉了，使得该种族的向上流动因缺乏现金、经验、人际关系网以及其他方面的优势而更加困难，而较为富有的成员本来是可以把这些有利条件留给他们的后代的。

由于高生育率，当固定的收入在家庭成员中分配时，就会僧多粥少，越分越少，从而直接降低一个种族的生活水准。美籍墨西哥人的人均收入甚至还不如挣钱更少的黑人，原因就是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成员太多。这导致美籍墨西哥人的住房条件和教育水平不如黑人，当然更赶不上美国人口的总体标准。高生育率还与儿童智力测试得分较低有关，因为这些儿童和父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较少。在参军时没能通过智力测试这一关的黑人男性青年中，有一半来自于有6个或6个以上兄弟姐妹的家庭。不管这种智力测试带有何种偏见，此种偏见照例也适用于来自家庭人口少的黑人青年，可见智力测试所显示出的差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总的看来，美国各民族的生育率近年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各种族的相对地位因之也有所调整。1910年，35～40岁这一年龄段的犹太妇女平均有5.3个孩子，与美籍墨西哥人中同年龄段的妇女持平，高于黑人妇女（平均有4.2个孩子）和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3个孩子），也高于全美平均数（3.4个孩子）。但是，到了1969年，该年龄段的犹太妇女的平均生育率降了大半（平均有2.4个孩子），但美籍墨西哥妇女的生育率却下降有限（平均有4.4个孩子）。黑人妇女（平均有3.6个孩子）和爱尔兰妇女（平均有3.1个孩子）的生育率下降幅度都不大。这意味着犹太人的年龄分布发生了一个“V”字形的变化，即老一代的犹太人处在曲线的顶部，接着便是由年龄逐渐变小的犹太青年人构成的曲线底部，而后又是整体犹太人平均年龄的上升曲线。

失业率、犯罪率和生育率，都受到年龄的强烈影响。年龄因素造成的失业状况极其严重，以至于尽管黑人在总体失业率上大大超过白人，但20岁以下的白人青年的失业率，却从来都高于25～44岁这一年龄段的年富力强的黑人的失业率。同样，大部分暴力犯罪都被归咎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25岁以下这一年龄段的人占很大比例的那个种族的犯罪率，也就因此偏高，即使不把其他起作用的因素考虑在内。下述事实颇能说明年龄因素的重大影响：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相同的黑人和白人的犯罪率相差无几，尽管总体上黑人犯罪率是白人犯罪率的好几倍。

和生育率一样，各种族的智商得分在某一特定时期相去甚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很大，因而各种族智商得分的名次不断调整。大约在“一战”时，犹太人在智力测试中一般得分都相当低，以至于当时一位著名“专家”断言，这种测验结果“证明关于犹太人很聪明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新近到达美国的各种族，诸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葡萄牙人和斯洛伐克人等，其智商得分实际上和现在的黑人、中南美洲的移民及其他处境不利的种族的智商得分差不多。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这些种族逐渐适应了美国文化，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他们的智商得分也随之节节攀升。到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已经超出全美平均分数。最近对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们的得分也已在“二战”之后的年代里接近或超过了全美的平均分数。先前对波兰人的智商研究表明，他们和今天黑人的智商水平相当，平均为85分，但到20世纪70年代已上升到109分。两代波兰人把智商提高了24分，这个数字比当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智商得分差距（15分）还要大。

社会上对种族和肤色的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颇大的变化，尤其在“二战”后的时期里更是如此。犹太人曾一直被拒于一流高等学府的教授队伍之外，后来超比例的犹太人在这些大学里执掌教鞭。曾一度将黑人拒之门外的职业体育队伍，后来队伍中的黑人运动员也占了上风。曾经在几十年里盛行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对东方人的法律，也因公民投票表决而被废除。爱尔兰人后裔、德国人后裔和波兰人后裔与异族的通婚率已接近50%，日裔美国人在这方面紧随其后。态度调查和选举结果表明，各民族之间日趋相互接受的程度也大体相似。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世纪存在于欧裔各种族之间的或存在于美国出生的当地人和欧裔或亚裔移民之间的种族仇恨，曾频繁地导致暴力对抗，对抗中丧命人数之多超过20世纪中期任何一次“种族暴动”所造成的伤亡。“一无所知党”（一个反对移民的政党）曾在19世纪50年代取得过短暂但却相当显著的成功，他们在6个州选举自己人当州长，并控制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这种党同伐异的意识后来又复活了，并在立法机构中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至于在20世纪20年代堵死了移民来美的大[1]门。奴隶制度的悲惨历史，一系列吉姆·克劳法，以及对黑人执行私刑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这些种族仇恨在这个国度里存在过（因为这种仇恨几千年来也在其他地方存在），而在于这种仇恨的程度在逐步减弱，并在某些地方已经消失。

各种族自身也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别人接受。19世纪移民特有的犯罪率高、发病率高、依赖慈善救济以及不讲究个人卫生等现象，都已随着他们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规范而成为历史。市政设施也有了改善，下水道取代了屋后的厕所，19世纪末的廉价公寓里最终也装上了自来水管（虽然当时浴缸仍是罕见的奢侈品）。在此之前，贫民窟遍地污秽，臭气熏天，疾病肆虐。在那些比今天的贫民窟还要拥挤并且缺乏通风设备的廉价公寓里，天气稍微一热，真的就能要人命。那时，不会讲英语的人，或者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写或读的人，比比皆是，远远超过现在的情形。宗教仇恨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公共教育开展滞后，它甚至还经常点燃暴动的导火线，给长期酝酿的政治争斗火上浇油。1871年发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曾在一天之内导致50人丧命。当年也出现过针对摩门教信徒、教友派信徒和其他教派信徒的类似对抗和暴力。

美国幅员辽阔，种族杂糅，国民中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有效地处于主宰地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多元化并非人们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代价迫使他们彼此相安共处的结果。美国各种发财致富的机会，也给人们的精力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使大家感到对现存物质条件的争夺没有为全体人民扩大生产来得重要，并使齐心协力者有所报偿，因此也就顾不上去计较那么多分歧了。时间和地点

构成美国人口的许多种族，并不是同时到达美国的，也并不分布在同一地区。一般来说，每个民族在其移居美国的过程中，都有其特定的高峰期。爱尔兰人移居的高潮大致是在19世纪50年代，而犹太人移民的高潮是在50年以后，墨西哥人的移民高潮则是在下一个50年之后。移民的地区分布，同样是各不相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多定居在中西部，东方人分布在西部海岸，古巴难民集中在佛罗里达，墨西哥人主要在西南部，苏格兰—爱尔兰人则散居在从宾夕法尼亚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样一些到达美国时身无分文的移民，则留居在他们抵美时的东部港口城市。黑人集中在南方。

由于上述这些地区在经济活动上各有特点，不同地区的各移民种族的命运也就分别和小麦种植或炼钢、铁路修建、棉纺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全美的经济条件因地而异，每个种族在抵达美国后也就面临彼此相异的机会和制约。各种族其后在经济活动上的经历，反映了他们各自带到美国的本族文化遗产的影响，也反映了他们到达时间和所处地区的影响。

今天他们的差别仍旧受到地区分布的严重影响。纽约州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的两倍还要多。底特律一带的墨西哥人，其家庭平均收入比得克萨斯州拉雷多一带或布朗斯维尔一带的黑人所挣的钱也至少高出一倍。住在芝加哥、底特律或纽约市的印第安人的收入，也比住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的收入高出一倍多。这种同一种族内部的差别比任何一个种族和全美的平均水平的差别都要更大。因此，地区差别至关重要。

种族的地理分布差别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也影响到他们大体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中西部乡村的印第安人，其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平均比居住在东北城区的印第安人家庭生育的孩子多两个。不住在南方的黑人，其家庭之小和智商之高，一直超过生活在南方的黑人。甚至在某一特定城市，某一特定种族也会因其所在街区的不同而在收入、犯罪、家庭破裂等方面表现出大相径庭的状况，不管这个特定种族的祖先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或是其他什么人。

美国种族在地理分布上的格局各不相同，这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在某一历史时期而非其他时期抵达美国。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转变，曾导致美国移民来源的彻底变化。在风帆船时代，欧洲移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欧人和西欧人。随着蒸汽船的使用，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突然以压倒性的人数涌进了美国。这些人与美国人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而此时宗教差别恰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极具重要性。

在风帆船时代，越洋的客船旅费是移民在经济上承担不起的。他们只能挤在驶抵欧洲送货返美货船的空舱里来到美国。这就是说，只有那些与美国有大规模贸易关系的地区的人，即北欧人和西欧人，才得以大批移居美国，而东欧人和南欧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当时美国运往欧洲的货物，多属大批量的农产品，而返程所载的进口货，却多属体积小得多的欧洲工业制品，所以返程时船上的舱位才能大量空闲。移民就挤在这种空闲舱位里被临时拼凑起来的座位上，那里缺乏足够的通风设备，没有马桶，食物和饮水也是质次量少。海上航行的时间很长，前途难卜，可能需要1～3个月，完全取决于风向如何。航行时间越长，人们就越会因为饮食不足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并有可能染上疾病，而在那种拥挤的船舱里，一旦有人染上疾病，结果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货船的航行路线，取决于贸易的模式。这就意味着移民没有对自己的目的地进行选择的余地，船驶向哪个港口，就在哪里上岸。譬如，爱尔兰人赴美乘坐的是从美国东北部地区运来木材后返美的船，因此美国东北部就是爱尔兰移民的登陆地点，因为船只返美时只在这一带停靠。德国人赴美则乘坐送棉花到勒阿弗尔并返回新奥尔良的货船，然后再在那些沿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河谷，或在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这样一些城市定居下来。美国的啤酒酿造业就是由圣路易斯和密尔沃基的德裔人开创的，百威啤酒的原产地就是圣路易斯，其他许多名牌啤酒则出自密尔沃基。

对于那些因家境过于贫寒而无力搬迁的人们来说，他们初到美国时定居地区的经济状况是格外重要的。举例来说，在波士顿地区登岸的爱尔兰人就发现，对工人阶级来说，该市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其他什么机会，连大多数美国的工人阶级都因此而避开这个城市。而19世纪中期爱尔兰人移民来美时，下船的地方恰恰就是波士顿，他们后来为此在经济上吃了好多年苦头。在短短几年中（1840～1850年）抵美并聚居在东北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数量众多，加上其中多数人（非熟练劳工）又挤在单一的行业里，这就给他们融入美国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带来了特别的难题。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在东北部起步以后，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就开始从事这些吃力又危险的苦差事，许多人因此在运河两岸和铁路沿线的城镇定居下来。从爱尔兰裔美国人今天的地理分布能依稀分辨出当年的这种定居格局。

从风帆船到蒸汽船的更换，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移民的格局，旅途时间从30～90天缩短到最多不超过10天，而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也买得起客船票，用不着再去乘货船。移民模式与贸易格局已经脱钩。这既改变了移民的数量，也改变了移民的来源。移民人数在南北战争前总共为500万，在南北战争后的20年中增加到1 000万，在此后的15年内又增加到1 500万。移民来源的变化也是惊人的：1882年，87%的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但是25年之后，81%的移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地中海沿岸的民族，首次成为美国人口中的重要部分。

黑人当然是被贩卖到美国来的，他们抵美的目的地是由别人选择的，但这也不是随意的选择。黑人集中在南方，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易于种植强迫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作物。1793年轧花机发明之后，美国的奴隶也几乎全部变成种植棉花的奴隶，黑人的地理分布区域进一步向南方移动，集中分布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大棉田。甚至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黑人仍聚居在上述这些后来一直比全美其他地方更为贫困的地区，这就构成了他们长期摆脱不掉的经济桎梏。今天，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比仍住在南方的那一半黑人的收入要高出大约50%。显然，撇开其他所有的因素，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其收入因地理分布而难以提高。

有些美国移民干脆就在离他们祖籍国最近的地方落脚，例如东方人定居在夏威夷和西海岸，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西南部，古巴人在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则“集居”在纽约市及其周围地区，这反映了20世纪的民用航线和海上航线的四通八达。概观

每一个种族的历史都与众不同，但它们都受到类似因素的影响，比如年龄、所在地区、抵达时间及其带到美国来的技能和文化。目前美国各种族的经济地位可谓千差万别，但是，没有哪一个种族是突出的，“全美平均水平”的统计数字也无法表明哪一个种族是不一般的。对每一个种族来说，从收入、智商和生育率各角度来对比，都会有其他种族和它存在类似的状况。全美平均水平本身也不过是大量差别的堆积罢了。

各个种族都在美国发生了变化，而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是，有些人的祖先当初是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美国的，今天他们却当上了国会议员或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不少美国人是当今国际学界的一流学者或政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而他们的移民先辈却曾经被人们轻蔑地视作“败落民族的败家子”。能公允地证明平民百姓具有未被开发的潜力的东西，莫过于美国经验。

美国各种族的对话过程，并非一条单行道。今天，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特殊用语、食物、音乐以及文化特点，曾一度是具有种族色彩的祖传家珍，现在却都变成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听到格什温、肯尼迪家族、安德鲁·卡内基、乔·迪马吉奥以及O·J·辛普森这些响亮的名字时，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们是美国人，而不在乎他们来自哪个种族。在大熔炉中，种族并未消失，但无论是各个种族还是美国这个国家，都已今非昔比了。

美国各种族是如何发展的，又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本书后面各章将向你讲述这些故事。

[1]　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编者注第2部分来自欧洲的美国人第二章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是美国城市里第一批重要的“少数”种族之一。他们抵美后的早期历史，大体上奠定了之后的新移民在美国城市经济和社会中营生的标准方式。当爱尔兰人在19世纪20年代到达时，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大批移居美国时，他们是从城市行业阶梯的最底层干起的，男的干体力活儿，女的去当佣人。他们挤在质量最差的住房里，条件比今天贫民窟的住房要糟糕得多。在这种生活条件下，疾病易于传染，火灾易于蔓延，并容易滋生诸如暴力、酗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地方公众对爱尔兰人的反应也不妙，爱尔兰人搬到哪个街区，那里的原有居民就会全部迁走。爱尔兰人通通被认作酒鬼，动辄吵架，是无能之辈；在就业方面，他们到处吃闭门羹，很多店都贴有“本店概不雇用爱尔兰人”的标语。爱尔兰人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别人认为太吃力、太卑微、太肮脏或太危险的工作。他们艰辛的生活情况，可以用19世纪流传的一句话来概括：“你很难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

经过几代人的痛苦挣扎，爱尔兰人才慢慢地赶上来。他们首先在政治上打开局面，有些人在19世纪中期当选为有权势的官员，并在其后的几十年当中进一步掌控了波士顿、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政治“机器”。此种成功给少数人带来了好运和声望，然而对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并未立即产生什么了不起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爱尔兰男子仍在干体力活儿，女性仍替人做家务。

在爱尔兰人当中，即使是鼎鼎大名的肯尼迪家族，其发迹之路也是漫长的。第一位肯尼迪于1848年由爱尔兰抵美，直到去世，他一直是个劳工。他儿子的努力有所起色，家境转好，以至于能将第三代肯尼迪送去读大学。第三代肯尼迪就是约瑟夫·肯尼迪，后来成了大富翁，从而使得第四代的约翰·肯尼迪当上总统。肯尼迪总统后来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一位带有悲剧性的传奇式人物。

对绝大多数美籍爱尔兰人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方才获得成功，这使他们在收入、职业、智商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方面，跻身于其他美国人之列。社会接受他们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且这一般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成功的前提。早先那些笼统而苛刻的看法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对美籍爱尔兰人开始友善起来。关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说起来有一段悠长而复杂的故事，就让我们从爱尔兰岛上的那些农舍谈起吧。爱尔兰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旅行者周游世界，先后到过美国和爱尔兰，回法国之后他写道：

我曾见过栖身于森林的印第安人，也见过被上了锁链的黑人，当我琢磨他们可怜的处境时，我曾认为自己已经见到了人类悲惨遭遇的极端状态了。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爱尔兰人的不幸处境。

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词。比起爱尔兰农民来，美国黑人的平均寿命要更长，吃得更好。和爱尔兰农民的棚屋相比，美国黑人住的木板房子用料更结实，面积更大，通风更好，也更能防止别人干扰。这里无须准确地说清楚究竟二者谁的日子过得更惨。但是，他们竟然被人拿来和黑奴相比，19世纪30年代爱尔兰农民贫困潦倒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爱尔兰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们还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被压迫的生活。英国统治者控制着他们的政治生活。定居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已经没收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并出租其中一部分给爱尔兰的佃户，从而掌握着爱尔兰的农业经济。这批英国地主不仅享有经济上的利益，也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力。18世纪，他们的势力相当大，甚至可以随意殴打爱尔兰农民，后者则不敢还手自卫；他们还可以派人去叫一个农民的妻子或女儿来陪他们过夜。研究爱尔兰这一段早期历史的学者，对奴隶与亡国的爱尔兰农民之间，除了法律定义之外究竟有多大区别，已经提出了疑问。同样，这里也无须对此弄个水落石出。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争论，本身就表明爱尔兰人所受压迫之深重了。

古代的爱尔兰，曾经是个在技艺和学术上有过某些建树的国家。在基督教诞生以前的时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知识”的，虽然它也使用自己的拉丁字母来拼写。爱尔兰临近罗马帝国的疆界，多少世纪以来处在欧洲的外围，因而政治上是孤立的，文化上也是封闭的。内部的王朝斗争和外部入侵，多次毁坏了爱尔兰社会，使它无法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在15世纪初期，英国国王对爱尔兰的有效控[1]制，仅局限在东海岸都柏林周围30英里长、20英里宽的一条狭长地带。千百年来，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偶发的流血起义和遭到血腥镇压的历史，英国人曾一次性屠杀过600名犯人。蔑视加无情，就是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态度，提到爱尔兰人就称“不过是个爱尔兰人罢了”，或谓“粗鲁的爱尔兰人”。甚至在偶尔称赞一个爱尔兰人的领袖时，也只是说“就野蛮人而言，算个大人物”。

在爱尔兰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事件之一，是1641年的造反。先是有成千上万的新教徒惨遭杀害，接着又有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克伦威尔屠戮。在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交战中，有50多万人—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40%—死于兵燹、饥荒和疾病。英国在战胜爱尔兰之后，颁布了所谓的惩罚性法律，剥夺了爱尔兰人的许多基本权利。爱尔兰天主教徒既无选举权，也不能充任公职或担任律师，还被禁止上大学或在大学任教。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主教教堂被禁止自由而公开地传教，天主教徒也不准拥有像样的田产，不能行使各项法律或政治权利。这些法律的宗旨，是明目张胆地要让爱尔兰人处于屈从和贫困的境地。用伟大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话来说，此种对爱尔兰的惩罚性法律是“自古以来人类凭着邪念所能构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机器，用以使百姓堕落，并进而败坏人性本身”。英国征服者能使爱尔兰人贫困不堪，但要消灭他们的反抗，又谈何容易。

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种各样的爱尔兰人的秘密和底层的组织纷纷发展起来。天主教神父们为向其信徒布道，经常转入“地下”；学校秘密地开办起来；那些为支持新教教堂而强行向天主教徒收什一税的人，驱赶佃农的地主，或者与英国人勾结的本地爱尔兰人，往往会受到爱尔兰自发抵抗分子的袭击。由于不得不为自己提供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机构设施，爱尔兰人不但培养了高水平的组织本领，也锻炼出去规避他们视为非法压迫他们的政府机构的本领。这两种本领，后经证明对于爱尔兰人在美国发展壮大其政治权力，是大有用处的。

压迫性的惩罚法律在18世纪末期有所放松，并最终于1829年被废除。这主要归功于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的政治天才，他将天主教徒组织起来，使得英国除了废除这些法律或打一场内战之外，别无选择。废除惩罚法史称“天主教解放”，甚至连美国也为此大加庆贺，费城的自由钟都被击出了裂缝，可见这一事件历史意义之重大。

爱尔兰人并非简单地因贫穷或缺乏教育而沦为“下等阶层”。他们的地位更多地带有世袭的种姓制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怎么努力（甚或是获得成就）都不足以使他们在具有如此结构的社会里上升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说实在的，他们被认为是如此不配上升到高层地位，以至于法律和习俗相互勾连，堵塞了任何他们可以升迁的门路。更何况，不管是故意还是人为，爱尔兰的产权制度规定，佃农在土地上的任何额外收获，都是属于土地所有者的，这就摧毁了佃农的积极性。此种制度在道德和经济上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法律的实施时间和地点所造成的影响。就像其他世世代代不管自身行为如何，所得或所失皆微不足道的种族群体一样，爱尔兰人不但由于这些法律而蒙受了眼前的损失，而且因积极性下降的社会环境而蒙受了更长远的损失。当年在爱尔兰（以及后来在美国），在同情者和批评者当中，在学术界和民众当中，都异口同声地说爱尔兰人“懒惰”和“无能”。现在不是在这里责备谁，而是要认清一类因素，它们日后将继续影响美国爱尔兰移民的历史。

爱尔兰人还有一种生活特点，它日后也将继续影响他们移居美国之后的风气，那就是他们会酿造世界上最佳的几种威士忌酒，经济状况和社会气氛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必须饮酒的充分理由。在18世纪，“当威士忌比面包还要便宜时”，酗酒现象普遍存在于爱尔兰的城乡居民之中。当然，此前就已有人观察到爱尔兰人中存在着类似的豪饮之风，后来美籍爱尔兰移民及其后代的饮酒量亦不逊色。

从19世纪30年代起，谷物歉收和灾荒加剧了爱尔兰人的普遍贫困状况。同时，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也普遍增加了，这些因素使爱尔兰丧失的人口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这种危机的高潮，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国际范围的马铃薯歉收，于1845年波及爱尔兰，损毁了当年及其后连续几年的谷物收成。由于爱尔兰1/4的可耕地被用于种植马铃薯，这场灾荒对爱尔兰—尤其是爱尔兰的穷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有10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其他疾病或时疫。更多的人逃离了。仅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共有1/3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9世纪40年代的一半。

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悲惨遭遇，是一条藤上的两根苦瓜。赴美移民大多挤在货船的空舱里，而货船在建造时几乎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乘客的需要。譬如说，船上没有厕所，以至于污秽遍地，臭气熏天，疾病盛行。他们睡的是堆起来的架子床，每个铺位是[2]6英尺长、3英尺宽，而且两层架子床之间只有2英尺的高度，“之前的移民乘客留在铺架上的无法消除的臭味扑鼻而来，令人恶心”。有半数货船储备的饮水就是普通的河水，又浑又苦。有随船医生的货船不到2%。多数船主并不想法子让男女分舱，妇女极易受到男子的猥亵，夜间根本不敢在铺位上躺下，只好坐在自己的包裹细软上打盹儿。

由于食品和饮水不足，卫生条件又差，横渡大西洋之旅极易危害移民的健康，他们甚至会有生命危险。1847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有大约20%因饥荒而移民美国的人，在中途或刚刚抵岸之际死去。也就是说，死了4万人，而且多半是年富力强的壮汉。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船只运载非洲黑奴来美时，中途死亡率也仅有9%。诚然，其他年份不都像1847年那样糟糕，但斑疹、伤寒、霍乱和其他致命的疾病，不时流行开来，而且无法预测；翻船也属家常便饭，仅在19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40多起。在美国的爱尔兰移民

迁徙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来自一个有4/5的居民生活在农村的国度，在那里，甚至所谓的“城区”也大多是一些巴掌大的村镇，大多数居民社区中只有“一簇簇散落在各处平原和山边的小土房子而已”。爱尔兰缺乏现代工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炼铁矿藏，而英国政府在当地推行的经济政策，又抑制或摧毁了爱尔兰可能发展的其他工业。在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处于大饥荒时期，其食品仍然被运往英格兰，英国对爱尔兰的大体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搭乘货轮空舱去英国的单程旅费尚不足10英镑（按当时汇率计算不到50美元），最贫困的爱尔兰人却连这区区小钱都掏不起，所以，在占人口1/4的最贫困的爱尔兰人中移民的数量很少。在经济状况上比这些人要高出一个等级的人，常常变卖私产，耗尽积蓄，并借助已在北美的亲属寄回来的贴补，大量向外移民。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有1/3～3/4的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曾受惠于从美国汇过来的资助款。

虽然按爱尔兰本国的标准来衡量，爱尔兰来美的移民不是最穷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谓一贫如洗。一般来说，他们付过越洋旅费之后，身上不名一文，所以刚到美国时，只好在抵达口岸（主要是波士顿和纽约）凑合着安顿下来，而且通常都住在码头附近。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乡巴佬，一般都缺乏在大城市谋生的任何有用技能，对于城市生存要素也是一窍不通。然而他们也有长处：多数人操英语（爱尔兰方言盖尔语已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消亡了），很可能又有超过半数的人是识字的，而且北美那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制度，与英国强加给他们的祖籍国爱尔兰的制度如出一辙，他们对此早有领教。他们还在政治上培养起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并形成了一个由他们的天主教神父构成的可靠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队伍。这些当初在祖籍国曾和爱尔兰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宗教领袖人物，由于受到迫害而被“逼上梁山”，获取了从事世俗组织工作的经验。更何况，在本土受到异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是一个颇具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民族。

在来美移民当中，有的人是试探性的，男的先到，然后视情况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接来。爱尔兰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在19世纪都是举家迁移，这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下定了一去不回的决心。当他们上船时，就已决意要变成美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

在19世纪30到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之前，来美的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从主体上来讲，是定居在北爱尔兰的具有苏格兰血统的新教徒。他们自称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以区别于后期来美的凯尔特移民。他们实际上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就向这里移居了，虽然在人数上比后期的爱尔兰移民要少得多，但其中却包括许多具备高超技能的工人、小商贩和受过教育的人。然而，这批移民基本上家产有限，不少人是通过先签订卖身契约，答应到美后充当若干年奴工，以抵偿未来雇主或轮船公司预先垫支的旅费，才得以移民美国的。

苏格兰–爱尔兰人大致在北起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经过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山谷，向南延伸到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山区这一狭长地带定居下来。当时这一带多属殖民地边陲，他们也就因此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边疆居民和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勇士。苏格兰–爱尔兰移民“集居”在这一地区的历史遗迹，直到20世纪仍然清晰可见：在谢南多厄山谷，有两个县拥有的长老派信徒，比其他所有教派的信徒加起来还要多。这里的电话号码簿上，姓麦克（Mac）的人多得无法统一排在M字母之下，只好在26个字母列表之外将姓麦克（Mac）的人单独列出来，以便查找。

苏格兰–爱尔兰人多属自耕农，而非农场主或奴隶主。南北战争前，南方具有反对奴隶制思想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中，确实就包括苏格兰–爱尔兰人“集居”的地区。亚伯拉罕·林肯的家就在这个地区。

苏格兰–爱尔兰人尽管素以打斗和酗酒而恶名远扬，但他们也以走到哪里就把教堂和学校建在哪里而著称于世。建教堂和学校这两大传统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王国，苏格兰是欧洲居民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格兰–爱尔兰人渐渐融入美国的一般居民之中，除了那些在人口上占绝大多数的孤立邑落之外。但是与后期的凯尔特–爱尔兰移民不同的是，他们从未自觉掀起过保持种族同一性的运动。不过在19世纪，相当多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所怀有的血亲认同感，仍强烈到使他们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一再地发生冲突，在美国重演其祖籍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旧仇夙怨。每年一度的庆祝奥伦治王子打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奥伦治节，变成他们在美国斗殴的时机。一方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总想公开庆贺一番；另一方是凯尔特–爱尔兰人，他们则总是企图阻止对方这样做。1871年在奥伦治节的一次较量中，有近50人死于非命。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政府不得不出动民兵和联邦部队来平息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打斗。

在美国历史上，时常有某一特定国家的先期来美移民，设法帮助后期来美的同胞克服困难，以适应新环境的情形。但这种情形却绝对不会发生在苏格兰–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凯尔特–爱尔兰同胞之间。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地理分布上相去甚远，但更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从旧世界带来的相互之间的极端敌对情绪。爱尔兰移民因此不得不靠自己的本事去创基立业。第一代爱尔兰移民

后来，所谓的“爱尔兰人”或“美籍爱尔兰人”，只是指代具有土著爱尔兰血统或凯尔特–爱尔兰血统的人，而不是指苏格兰–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多半集中在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4个州。纽约的爱尔兰人超过都柏林的人口总数。19世纪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但是，美国整个南方却只有8.5万名爱尔兰人后裔。爱尔兰人不仅在地理分布方面大量集中在东北部各州，而且基本上散布在都市地区，而他们当初在爱尔兰时却基本上都是庄稼汉。他们中有4/5的人住在美国大都会的各社区。

公路和铁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终于吸引了大批爱尔兰人离开少数几个大城市，散居到这些交通干线两侧较小的社区里。这些社区实际上就是由当初爱尔兰工人筑路开河时搭起的工棚发展而来的。参军的爱尔兰人，有时则在他们办理退伍手续的兵营附近定居下来。但是，试图组织爱尔兰人向农业地区流动的种种努力却总是徒劳无功。在各个孤零零的大农场上经营的美国农业，特别是在边疆地带，与爱尔兰那种在封闭的村落周围巴掌大的土地上种植马铃薯，实有天壤之别。除了谋生技能和美国恶劣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之外，在美国务农所意味着的孤独生活，对素来喜欢群居生活的爱尔兰人来说，是从未体验过的，而且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远离其他爱尔兰人就意味着失去到天主教堂做礼拜的机会。尽管曾有人做过无数次的呼吁和动员，然而一直到20世纪，美籍爱尔兰人大体上依旧是城市居民。

爱尔兰人大批涌进美国东北部的都市地区，从而形成了一种在许多后来抵美的移民种族中再三呈现的居住模式。原为一家人使用的房子往往被分割成若干间极小的公寓，每间小公寓里挤着一个大家庭。地下室和阁楼变成了住房，小巷里也搭起了临时凑合的栖身之所。此种民居模式不仅反映了爱尔兰人的贫困，也反映了他们在爱尔兰小土屋里所养成的习惯，即能忍受肮脏的生活条件。

对于那些被迫在肮脏环境中干活并缺乏室内供水设备的人来说，整洁既非一种文化价值，亦非一种可以做得到的合理的事。人们竟能任粪便和污物堆积在后院的厕所里，直到市政部门不得不上门来清理，否则秽物就会溢进明水沟，造成空气不洁，滋生恶性疾病。妥善处理垃圾以防街区鼠害成灾，也是类似于清除粪便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城市生活要素之一，而其重要性是刚进城的每一批乡下人过一段时间方能领会的。开始是爱尔兰人如此，其后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他许多种族也经历过。爱尔兰人来美后在调整适应期间所付出的代价，比其他种族所付出的代价都要高。以前不为人知的霍乱，在1849年席卷了波士顿，且发病者几乎全部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在纽约，爱尔兰居民区的霍乱发病率也高得离谱。在各个城市里，肺病和火灾会定期大规模入侵爱尔兰人所在的极端拥挤的居住区。在来美后早期的艰难适应岁月里，爱尔兰人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比例也很高。在波士顿，肺病的发病率总是与某一街区居民中爱尔兰人的数目成正比。

爱尔兰人带来的酗酒和斗殴恶习，在美国一直难以根除。在19世纪50年代，纽约被逮捕的犯人中一半以上是爱尔兰人，他们一般都是因为酗酒和行为不检而入狱，而不是因为有什么重大罪行。警察局运犯人的车子被称为“帕迪马车”，因为车里装的囚犯经常是爱尔兰裔。所谓“好斗殴的爱尔兰人”，这个说法内涵丰富，从两个人之间的吵骂到聚众闹事（美国称之为“唐尼布鲁克”，唐尼布鲁克是都柏林附近的一个小镇，此地每年举行一次交易会，其间必会发生大规模的打斗和群殴），从犯罪团伙到“莫利·麦奎尔”恐怖主义组织，爱尔兰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莫利·麦奎尔”的一帮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肆进行谋杀和爆炸活动，直到1876年该恐怖组织的20个头目被绞死，骚乱才平息下来。

全美各大商埠的爱尔兰居民段，都是社会治安的难点。在纽约，爱尔兰人“集居”的第六区是声名远播的“血腥老六区”。该市另一个爱尔兰人聚居地段被称为“地狱厨房”，还有一处被称为“圣·胡安之丘”（因为美军1898年在古巴的“圣·胡安之丘”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密尔沃基，爱尔兰人“集居”地区被称为“血腥的第三区”。在新奥尔良，爱尔兰人所在的地段“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市声名狼藉的治安难点之一”。有人说，参加修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爱尔兰人，每铺一英里的路基就犯下一桩谋杀案。

1863年在纽约市发生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乱，就主要是由爱尔兰狂徒掀起的。当时正值南北战争时期，征兵的对象大都是像爱尔兰人这样的工人阶级民众。他们对此愤愤不平，因而起来造反，几天之内杀死了上千人。但是说句公道话，虽然爱尔兰人在诉诸暴力方面是很突出的（也可能是最厉害的），但他们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大规模使用暴力在19世纪的美国是很平常的现象，爱尔兰人也是受害者。反天主教的暴乱分子侵袭过爱尔兰人的街区，焚毁他们的教堂和住宅，并攻击他们。

爱尔兰人也曾大力革故鼎新。各个禁酒团体曾与世代沿袭的酗酒恶习做过斗争。移民援助团体为了防止刚刚抵美的人被坏人把身上仅有的几个钱骗个精光，提供了多项服务。天主教在各方面都积极匡时救世，办教育、搞慈善，以及反对别人不敢反对的恐怖主义组织等，不胜枚举。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爱尔兰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被社会接受的程度，仍进展缓慢。1855年纽约州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在纽约市从业的爱尔兰人中有1/4是家庭佣人，另有1/4是体力劳动者和其他工种的非熟练工人。在波士顿，2/3的爱尔兰人不是非熟练工人就是家庭佣人。在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底特律、新奥尔良和其他大城市，爱尔兰人的就业情况也大致如此。当时没有哪个移民种族像爱尔兰人这样集中在美国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在1850年的波士顿，甚至黑人中从事体力活儿和当家庭佣人的人口比例，也大大低于爱尔兰人，而且在19世纪中期，波士顿的自由黑人在经济状况上一般要比爱尔兰人好一些。

爱尔兰人不仅突出地滞留在非熟练工的岗位上，而且还从事艰苦、肮脏且危险的工作，比如采煤、筑路和开凿运河等。疟疾经常在开凿运河的工人当中蔓延开来，因而被称为“运河病”。痢疾和霍乱也时常流行，而且往往致人死亡。修长铁路死了那么多的人，以至于有人说“每一根枕木底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爱尔兰人常常顶替黑人去干那些被视作十分危险的工作，因为黑人被视为一笔可观的投资。

爱尔兰移民所从事的工作，不仅艰苦、肮脏和危险，而且这些工作正如一切非熟练的技术工作一样，在当时也是不稳定的（即便今天仍然如此）。运河开好了，铁路修成了，工人也就失业了。对其他许多建筑工种、季节工种和临时工种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爱尔兰妇女找工作反倒比她们的男同胞容易些，因为她们一般都是做家庭佣人或洗衣妇。这种情形后来也发生在黑人身上。

就像当初在祖籍国时一样，爱尔兰移民的贫困和持家不俭，经常使他们在时运不佳时变得一无所有，只能靠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甚至在大饥荒时期之前，穷人举家外出“流浪数月，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沿途托钵”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他们带到美国来的那种向公立慈善机构求助的积习也是根深蒂固的。波士顿救济穷人的预算支出，在1845～1855年爱尔兰人向该地大量流入期间，增加了一倍多，而1845年之前该市此项预算多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同一时期的纽约市，救济院里有60%的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直至1906年，在穷汉、乞丐和住在救济院里的人中，爱尔兰裔人要比意大利裔人多，尽管意大利移民来美比爱尔兰人晚了一代人的时间，且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岁月里，一般来说，要比爱尔兰移民还穷。在爱尔兰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人们对接受慈善施舍的态度大相径庭，态度不同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各自在美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类似区别，还表现在他们对待抛弃妻室儿女的不同态度上。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认定，凡孤儿皆是爱尔兰人的后代”。直至1914年，住在曼哈顿西端的爱尔兰人家庭中，约有半数是没有父亲的。意大利人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形。

尽管当时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学者都把爱尔兰移民描绘为缺乏勤俭精神的人，但是，爱尔兰人在向天主教教会捐款方面，在从菲薄的收入中挤出钱汇给远在祖籍国的亲人方面，却留下了出色的记录。从美国汇回爱尔兰的钱，使许多人得以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移民来美，仅在1848～1864年，美籍爱尔兰人寄回祖籍国的总钱数就达到6 500万美元。爱尔兰人能够攒钱而且也确实有所积蓄，并把这些积蓄慷慨地捐给他们的教会和寄给家人。然而，他们在理财方面不善于从长计议；当处在困境中时，他们向公共慈善机构伸手时并不感到难为情。

19世纪爱尔兰移民那种贫穷而又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水平上，他们过的日子在美国历史上很可能比任何一个种族都要窘迫。曾有人做过这样的描述：“虽然在蟑螂成灾、破败黑暗的楼房里，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往往是5人或10人住在斗室之内，但他们的状况似乎还没有爱尔兰人那样令人惊骇。”当迟一步抵美的犹太和意大利移民—随后还有黑人—到了大城市时，室内安装自来水已是普遍现象，尽管水是冷的，甚至可能装在几家人合用的盥洗室里。在早期的爱尔兰移民所能租到的房子里，“粪便和污物根本没人管，绝无任何卫生条件可言”。唯一的水源就是后院的消防龙头，而简易厕所就在近旁，“龙头一直流个不停，水溢进左邻右舍”，成了“滋生疾病的祸根”。后院又是堆放垃圾的地方，“从而使大楼之间这些几尺见方的地方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里边的房间很小，室内也没粉刷，四壁通常都很潮湿，屋顶漏雨，长年累月无人修理。壁橱很少见，衣物或者挂在墙壁的橛子上，或者干脆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洗衣盆不仅被用来洗衣服，也被用来洗脸、洗脚、洗澡，他们“从未听说过”浴缸。就连3英尺高的阁楼也能租出去。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贫民窟，全家人住在“一个不见阳光又不通风的单间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张床上睡好几个成年人，甚至“有时夫妻、兄弟姊妹同睡一床”，可见拥挤程度之甚。贫民窟地段的街上，“垃圾及膝”，排泄物四溢，流入明水沟。

虽然在爱尔兰移民（和其他移民一样）当中，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但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的死亡率却直线上升。1850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死亡率比马萨诸塞州高出一倍，尽管相对来说该市的老年人比较少。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波士顿爱尔兰人集居地段的人口死亡率特别高。原来在美国几近绝迹的疾病，再次蔓延开来。1849年，霍乱蔓延，席卷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当然主要是在爱尔兰人的街区流行最广。1792年以来，波士顿一直没有发生过流行性天花，但1845年之后，该市一再发生这种疾病，而且在爱尔兰人当中尤甚。爱尔兰人向其他地段搬迁时，造成别的后果暂且不谈，首先会带来这样一些可怕的传染病。美国的中产阶级害怕与爱尔兰移民做邻居，他们会立即搬家，住得远远的，这绝不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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