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英华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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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技术：理论与实践试读：
摘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法国学者于20世纪开创并发展起来的旧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首次将其系统运用于我国的旧石器材料研究中，展示了该套方法在研究中的优势，探讨了其在研究中的可行性。旧石器技术研究方法以法国史前学家和人类学家A.Leroi-Gourha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操作链”概念为基础，此概念为史前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并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理论解释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学者提出“操作程式”、“技术-认知学”和“技术-经济学”等一系列概念，并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和流程，可以系统揭示古人类在打制石器过程中运用的认知模式（概念、方法、工艺、流程等），并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对人类技术行为进行解释，使旧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得到了深化和扩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发展出新的技术-功能分析法，通过揭示刃口二次加工成型过程中蕴含的技术逻辑，可以推测工具的制作目的及预设性的使用方式。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该套方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并成为史前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从技术-认知的角度来看，古人类的石器工业生产运用了两种最基本的概念，即：剥坯和修型。本书以这两个概念为主线，共选取十一处遗址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石器生产过程中运用的不同层面的操作程式（概念、方法），并以相关的认知模式为标准在不同遗址和区域之间进行了比较，归纳出了区域内部和跨区域文化的共性和多样性。结果表明，中国旧石器生产中最广泛运用的是C类剥坯体系，部分遗址见有E类-盘状剥坯体系和F类-两极剥坯体系，而广泛分布于欧洲、近东、中亚、蒙古的levallois剥坯概念在5万年前的中国广大地区包括中部、南部、西南部并未见到。同时，以两面器（手斧）为代表的修型概念独具特色，虽然中国两面器也是两面打制，但与西方阿舍利工业组合中的产品在技术上有本质区别，而且没有经历从阿舍利早期向晚期的演化，承袭的是与阿舍利不同的文化传统，应该反映了一种技术的趋同现象。所以尽管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多样性甚至在某些地区有孤立发展的文化，但中国的旧石器工业整体上应经历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连续的发展与演化道路。
关键词：操作链，操作程式，剥坯，修型，中国
Abstract
The lithic technological methodology was presented in a systematic way in this book. This method was proposed and thestablished by French prehistorians in the 20 century and applied to Chinese lithic industri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earches presented here exhibited the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ology in study of lithic industries and its faisability in Chinese Paleolithic research. The lithic technological methodology was based on notion of “chaîne opératoire” which was proposed in 1960s by French prehistorian and anthropologist，A. Leroi-Gourhan. This notion opened a brand-new perspective for prehistoric study and contributed to constructing a multi-leveled explanatory frame. After 1980s some French prehistorians proposed a series of new concepts such as “schème opératoire”，“techno-cognition” and “techno-economy” and formed a set of standardized analytic method and procedures，so as to facilitate revealing cognitive modes of hominids（e.g. concept，method，technique，procedure）and interpreting hominids’ behaviors from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Since 1990s new techno-functional method has been developed，which enabled to reveal technique logic involved in tool production and to infer predetermined function and use-pattern of tools. During 50 years，this methodology has become a complete system and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prehistory.
From techno-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lithic production of hominids involved two basic concepts：one was débitage，and the other was façonnage. According to these two concepts，we selected 11 sites and conducted detailed analysis so as to reveal different operative schemes used in lithic production. Then we used “operative schemes” as principal criteria to compare lithic industries from different sites and regions and to reveal the hom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of lithic industries of intra and inter-regions.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débitage of system C in terms of additional structure of cores was the most frequently-used débitage system and that the system E and F-bipolar débitage was occasionally present in Chinese Paleolithic industries. The concept of Levallois（system F），which was largely used in Europe，Near-East，Middle-Asia，West Asia，Altai and Mongolia，was not present in lithic industries of older than 50 ka in central-southern and south-west China. In addition，the concept of façonnage represented by bifaces displayed a salient feature. These bifaces were technologically different from counterpart of classical Acheulean complex and did not evolve from Early to Late Pleistocen as Acheulean implements di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bifacial phenomenon may reflect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sult from technologic convergence.
In summary，despite presence of some variability in lithic production and several isolated industries in some regions，Chinese Paleolithic cultures followed an independent，continuous trajectory in most time of Pleistocene.
Keywords：Chaîne opératoire，Operative scheme，Débitage，Façonn-age，China
绪论
对于如何观察世界，我们必须有一个理论。举个例子，我正在家里看一场橄榄球赛，一个朋友来了，我问她从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她回答说：“我看到一群满身污泥的男人堆在一起相互厮打、疯狂叫喊。”然后我问她在学校打橄榄球的儿子，他说：“你看，土伦队的底线防守太严密了，所以对方的第三排迅速散开以穿越防线并尝试在对方四分之三的中心区域内持球触地达阵（英式橄榄球规则意为得分）。看，多美的阵形啊，多优雅的姿势啊，啦啦队的助威多热情洋溢啊……”由此我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掌握一套规则来观察、解构和感知这个世界。——Boris Cyrulnik，Les Nourritures affectives，2000，p. 13.
什么是史前工具？既然它们已经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那我们还能了解到史前工具真正的技术面貌吗？（Boëda，1997）
在史前时代广袤的陆地，如中国、欧洲、近东等地区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这些问题始终像谜一样，不仅吸引着东方史前学者的注意，而且也是西方史前学者感兴趣的话题。在欧洲，尤其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摇篮，学者们尝试过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二是技术研究的方法。到目前为止，运用这些方法对法国材料进行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比较这两种方法提供了很多的参考和经验。
类型学方法作为一种区分的手段，使研究者可以根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对不同的工具进行辨认、定义和分类。不过，研究者选择的这些分类标准在性质上是很多样的，既有描述性的，类比性的，也包含了对其功能的推理，等等。在操作层面上，类型学分析会给每件观察的石制品赋予一个名称，然后根据这些区分出的不同类别来比较石制品的组合，进而展示出遗址之间的多样性。已有的研究表明，类型学分析通常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定义的工具类别和功能并不吻合（Beyries，1987）；二是借助打制实验，技术分析已经显示，同一类石制品或一种技术特征可以由不同的结构和操作程式（schèmes opératoires）产生（Boëda，1991）。
技术研究的方法倾向于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石制品。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操作链”概念为技术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Leroi-Gourhan，1964）。由于该概念过于宏观化，随后的学者将它替换为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概念，也代表了两个更深入的研究领域：技术-经济学和技术-认知学（Boëda et al.，1990）。对操作链的复原已经证明，石器打制的过程是根据一个计划来组织的，这个抽象计划就是我们所谓的操作程式，这个操作程式可以用“操作示意图”（schéma opératoire）来表现和描述。所谓“操作示意图”，就是以打制实验结果为参照，“使我们可以从观察者的角度，以形象化的方式揭示无法感知的技术知识的一种表现和描述方式”（Boëda，1991）。从技术-认知学的分析层面看，打制计划即操作程式可以分解为概念（concept）、方法（méthode）、工艺（technique）、流程（processus）四个层次。随后，为了探索石器工业生产的技术逻辑和规则，解释石器工业内部和之间的多样性并理解工具产生和技术进化的机制，学者们又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诸如“目的（objectif），结构（structure），方法（méthode），预设性产品（objet technique prédéterminé）和中间产品（objet technique prédéterminant），石器生产的不同技术体系（différents systèmes techniques de production lithique）”等。
总之，技术研究方法的作用和重要性在欧洲和近东已经得到了证明和认可（Boëda，1997），不过在我国还没有被系统地引入与运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道路有关。
从20世纪20年代裴文中先生将他在法国学得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以来，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就一直占主要地位。尽管“动态类型学”曾被提出并运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盖培，1984），而且“操作链”的概念也被介绍到我国的旧石器时代研究理论中（陈淳，2001），但严格意义上的石器工业技术研究的理论体系与操作过程对我们来说仍显陌生。
多年来的类型学分析已经显示，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旧石器类型与欧洲、北非、近东和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区似乎难以直接对应，但有时候我们又感觉到中国与上述地区的石制品存在某些相似性。在对史前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我们往往将美国学者创建的解释性模式（Binford，1980，1989；Kuhn，1989，1994）直接运用于类型学的分析结果上，而对这些理论在相关材料上的适用性少有评估。因而，随着材料的快速积累，我们对旧石器工业技术特征的分析日渐滞后，加上语言的障碍，我国旧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仍然不太清晰，尽管20世纪末以来状况有所改观，但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总体而言，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比较矛盾的状况，一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的形态特征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且遗址之间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难以直接对比。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继续运用类型学分析的方法，并结合美国学者的解释性模式来解释材料，因为大部分可以接触到的都是英文参考文献。除此以外我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途径可以探讨石制品本身所体现的史前人类的认知特征及相关的技术行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不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一定的改进，我们将很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研究上获得长足进展。由法国史前学者建立的石器技术研究的方法体现了旧石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进展，如果能将这套方法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的旧石器材料中来，尝试用中国材料对之进行磨合和检验，一定会为中国旧石器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研究材料，本书以打制石器所运用的两大基本概念——剥坯和修型为主线，分别选择数个科学发掘、材料充足的遗址进行深入分析，对已经完成技术研究的典型遗址做详细引述和介绍，力图比较详细地展示打制石器过程中运用的操作程式和技术研究的方法与流程。这几个遗址包括以剥坯概念为主的贵州黔西观音洞、大洞，湖北大冶石龙头，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丁村等遗址，以及以修型概念为特色的湖北郧县后房、“郧县人”学堂梁子，陕西梁山龙岗寺，重庆巫山龙骨坡等遗址。最后结合欧洲、近东、非洲等地区的材料，对中西方旧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进行宏观对比，揭示其中的共性和多样性。
由于材料的可获取度不同，加上材料本身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上述遗址的研究结果详略也有不同。其中以剥坯概念为主的遗址以贵州黔西观音洞为代表，以修型概念为主的遗址以湖北郧县后房为代表。选择这两个遗址作为重点材料的原因分别如下所述。
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石制品数量有2000多件，且原料的质量很好。尽管由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该遗址在20世纪60—70年代比较粗放式的发掘方法为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与其他遗址相比，它的石器工业还是很有特点的。比如，其石料主要是均质性不等的硅质岩，其中有一些比较好的燧石。文化遗物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20万—5万年，大约相当于欧洲、近东及中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另外，观音洞遗址石制品的类型学分析已经完成并发表（李炎贤，文本亨，1986）。这样我们可以将已有的分析结果与我们的技术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以期为今后相关的石器技术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更重要的是，观音洞遗址的材料绝大部分藏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取非常方便。
湖北郧县后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10年发掘的一个新遗址，埋藏于汉水左岸的二级阶地。该遗址石器工业分为早晚两期，晚期的修型概念产品非常典型，其中包括多种不同的操作程式，在汉水流域的石器工业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光释光测年结果表明，埋藏旧石器的堆积形成于距今15万—9万年，也相当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所以通过比较，我们就能揭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工业与世界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工业之间的异同，并确定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在世界框架内的地位。
当然，本书展示的还有部分不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如龙骨坡、“郧县人”、梁山龙岗寺等，但这些遗址石器工业的分析结果为我们了解技术研究的特点和流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人类认知模式的特征及从早到晚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最后，我们希望石器技术研究的方法能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希望通过研究石制品所承载的信息来揭示史前人类认知特征与技术行为的共性与多样性。
第一章 研究史、拟解决的问题及方法论
第一节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简单回顾
尽管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是以运用法国的理论方法研究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为标志，但随后的研究却展示出与欧洲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我国的史前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揭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史前石器工业的特征，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不过，对史前人类技术行为最重要的载体——石制品本身的分析在我们的研究中仍然显得不够，这也正是我们在方法论层面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在展示石器技术分析的方法论及多个遗址石器工业技术分析的操作程序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简史，学界有过一定论述。比如，张森水曾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草创期”（1920—1929），“以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为中心的时期”（1929—1949），“大发展时期”（1949年至今）（张森水，1987）；张之恒等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分为1949年前的诞生期和1949年后的发展期（北京人遗址的继续发掘和研究以及全国性的发掘和研究）（张之恒等，2003）；王幼平曾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史分为摇篮曲（20世纪20—40年代末），承前启后期（50—60年代初期），走向全国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丰收的十年（80年代），继续发展的新阶段（90年代）（王幼平，2000）；高星、王春雪将这一研究历程分为3个时间段，即引入与探索期（1920—1937），材料积累与分类描述阶段（1949—1979），与西方接轨的转型期（1980年至今）（高星、王春雪，2010；高星，2002）。总体而言，各学者的分期方案在基本脉络上大致相同，如1929年和1949年是比较公认的分界线，只是内部划分的细致程度不同，所以本书以高星、王春雪的划分方案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学者的论述，将这一研究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诞生期（1920—1929），初步发展期（1929—1949），继续发展期（1949—1979），大发展期（80年代至今）。
一 诞生期（1920—1929）
这一阶段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端，它从一开始就与法国史前学者的关系密切。最早在我国发现石制品的是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桑志华（Émile LICENT），他于1920年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和黄土底砾层里发现了3件石器。1923年，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一起在内蒙古和宁夏地区开展野外调查，发现了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一处就是著名的水洞沟遗址（Boule et al.，1928，pp.7-14；李英华、邢路达，2013）。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奠基，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息息相关。该遗址由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J. ANDERSSON）于1918年首次发现，而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坦斯基（O. ZDANSKY）和德日进先后参与并主持了发掘。1929年，裴文中首先发现一个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头盖骨，即后来命名的“中国猿人”，遂引起轰动，并吸引了世界学术界的注意。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神父、当时的史前学泰斗步日耶（Henri BREUIL）访问周口店，确认了于洞穴下窨发现的石制品的人工属性（贾兰坡、黄慰文，1984）。随后的发掘发现了相当多的用火遗迹，大量的石制品及动物化石。就是在这个年代，裴文中赴法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重新主持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并运用所学的方法研究发现的相关材料，从而使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作为独立科学领域的地位得到确立。
从方法论上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使发掘方法和材料研究得到了发展。
-在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最初运用的是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然后才是按水平层发掘、打格分方及对遗物细致记录与编号的方法。
-石制品及遗址研究的方法也在裴文中的主持和倡导下获得了进展。一方面，他们开展了有意识的打制实验来验证遗址所发现石制品的人工属性。另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遗址的埋藏过程，并开始进行多学科如古人类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学和年代学综合研究的尝试。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旧石器研究的重心是野外发掘，目的就是收集人类活动遗存和动物化石，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石制品研究还没有开始。
二 初步发展期（1929—1949）
这一阶段是以北京猿人石器研究为中心的时期（张森水，1987）。
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后，周口店立刻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1931年，周口店的发掘在裴文中先生的主持下继续进行，发掘者在鸽子堂的几个层次（以石英II层最多）发现了石英石片、水晶和砂岩石片、地面被烧硬的火堆遗迹及烧骨、烧石和灰烬等。对于石英片是否人类打制的石器，很多人持怀疑态度，裴文中先生做了大量打制实验，证明石英片是由人工打击制造出来的，并且指出了人工打击的石器与自然碎石的不同。1931年，当时世界公认的旧石器文化研究权威步日耶访问周口店，充分肯定了裴文中的研究成果，这样周口店第一地点不仅是一个含丰富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的地点，而且是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远古人类文化的宝库。1933年，裴文中又发掘了山顶洞遗址，发现了石器、骨器和大量装饰品以及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墓葬。1935年，裴文中先生赴法深造，师从步日耶专攻旧石器考古学，就如何区分假石器和人工石器开展了打制实验，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周口店发掘工作由贾兰坡先生主持。1936年冬，贾兰坡先生在第25水平层先后发现了三具北京猿人头盖骨；1937年，在继续发掘第一地点的第10 和11层以及第四地点，发现了少量石器和人类化石。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口店发掘被迫中断。同年，裴文中先生学成回国；从1938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周口店发掘工作停止，发掘者和研究者主要在室内开展研究工作，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包括魏敦瑞《中国猿人与其他人种及高等猿类脑型之比较研究》（1936）、《中国猿人之牙齿》（1941）、《中国猿人之头骨》（1943），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堆积中国猿人层内石英器及他种石器之发现》（1932）、《周口店洞穴采掘记》（1934）、《中国猿人史要》（1933年合著）、德日进《中国早期人类》（1941）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阶段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中心，除了古人类的研究外，旧石器考古以收集遗物、验证石英制品的人工性为主。为了验证石英制品的人工性，裴文中先生做了大量打制实验，并赴法深造完成相关的博士论文，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开创了实验考古的先河。就石器研究本身而言，其方法仍然是法国旧石器考古学界创立并沿用和完善的类型学，这一时期的石器类型学研究为后来的石器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很多器类名称与术语对后来的类型学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三 继续发展期（1949—1979）
这一阶段的旧石器考古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界与西方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被迫中断，几乎是在封闭的状态下缓慢前进的。与前一个阶段相比，此时的工作主要表现为石器材料的大量积累。
在该阶段的初期，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仍然是工作的重要内容。随后，大量的旧石器遗址被发现和发掘。因为遗址数量众多，不能一一列举，我们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丁村（1953）（裴文中等，1958），蓝田（1963）（马醒华等，1978；安芷生等，1990；戴尔俭、计宏祥，1964；戴尔俭，1966；魏京武，1977），峙峪（1963）（贾兰坡等，1972），石龙头（1971）（李炎贤等，1974），观音洞（1972，1973）（李炎贤、文本亨，1986），许家窑（1973）（贾兰坡、卫奇，1976；贾兰坡等，1979），元谋（1973）（周国兴、张兴永，1984），金牛山（1974）（金牛山联合发掘队，1978；吕遵谔，1985），猫猫洞（1974）（曹泽田，1982），铜梁（1976）（李宣民等，1981），小长梁（1978）（尤玉柱，1983）和大荔（1978）（吴新智、尤玉柱，1979；张森水、周春茂，1984）。
不断积累的材料为建立我国旧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条件。地层时代与文化序列得以建立，中国北方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被揭示出来并不断接受检验与讨论（贾兰坡等，1972；王益人，2002）。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阶段具有如下特征。
-发掘方法仍然与前一阶段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类似，其主要目的仍是获取石制品及其他文化遗物、动物化石。
-工作的中心是积累材料，相比之下，对石器工业本身的研究明显滞后。在已有的研究中，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发挥了主导作用，石制品主要根据其形态进行分类，石制品组合也主要根据事先确定的标准进行描述和对比。而且，为了揭示石器工业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标准化石”的概念常被应用。因此，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是定性的描述和主观的分类。
总之，这一阶段的工作仍然以发现遗址、收集材料为中心，类型学方法是石制品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四 大发展期（80年代至今）
在这一阶段，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高星，2002）。
第一，石器材料继续以可观的速度积累，继上一阶段以来，又有众多遗址被发现，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东谷坨（1981）（卫奇，1985；侯亚梅，2008），阎家岗（1982）（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白岩脚洞（1984）（李炎贤、蔡回阳，1986a，1986b），龙骨坡（1985）（黄万波等，1991），岑家湾（1985）（谢飞、李珺，1993），百色盆地（Hou et al.，2000；Wang et al.，2008），盘县大洞（1990）（黄慰文、侯亚梅，1997），鸡公山（1992）（刘德银、王幼平，2001），王府井东方广场（1996）（李超荣等，2000），人字洞（1998）（张森水，2000）。某些集中的发现使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区域，如泥河湾盆地、三峡地区、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高星，2002）、汉水流域（Li et al.，2014）和百色盆地（Wang et al.，2014c）。
第二，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并揭示人类的行为，如对阎家岗古营地遗址的研究（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而且，为了探索史前人类的生计模式、复原其生存的环境，多学科的研究得到了开展。
第三，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转变，越到晚近时期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两个主题一度成为关注的重点。一是以时空框架的复原为基础，对我国旧石器文化体系进行区分，结果概括为南、北主工业的二元结构及若干区域性的文化变体（张森水，1999）。二是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探讨，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莫维斯线”（Movius，1948）的存在与否。百色手斧发现以后，有学者认为阿舍利文化曾经发展到了亚洲，因为这里工具的形态、文化及认知特征显示出了与莫维斯线另一边的相似性（侯亚梅等，2000），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的阿舍利文化的遗存（林圣龙，1994；高星，2012）。
第四，田野发掘的方法有了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的发掘方法被运用到了泥河湾盆地遗址的发掘中（Schick et al.，1991；Keates，2000）。与前面的阶段相比，发掘过程变得更加细致。所有出土的遗物都给予记录和编号，其三维坐标也被进行了测量和记录，借助更先进的仪器，遗址地形数据的采集、遗物坐标的确定有了更高的精度。所有的土样都经过筛洗和浮选，埋藏过程也得到了很高的重视。
第五，研究方法得到了改进。在对北京猿人出土石制品的研究中，量化分析的方法被采用（裴文中、张森水，1985），为科学形象地展示、对比石器工业的特征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类型学研究的术语进行了规范。为了了解打制的工艺、认识影响打制过程的力学因素、探索遗址形成的埋藏过程、对比实物标本的相关特征，科学的打制实验有意识地开展起来。此外，动物考古学、微痕、拼合、“动态类型学”、古环境的分析都得到了运用并在不断进步。
总之，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和进步。不过，就史前人类行为的直接载体——石制品本身而言，其研究方法始终以类型学方法为主导。“动态类型学”被提出和尝试后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运用。“操作链”的概念虽然已经被引入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中（陈淳，2001），但没有被真正系统地运用到我国的石器材料中来。由法国学者开创的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及其最新进展也被介绍到了国内（李英华等，2008，2009，2011），但它们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被广泛运用以验证其可行性和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多个遗址石器工业的技术分析是我国旧石器技术研究的首次系统尝试，并将为今后的技术研究奠定基础和提供参考。
诚然，众多的研究方式与途径，诸如打制实验、拼合、微痕、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都在史前研究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有助于揭示影响石器工业特征的不同动因。但在石制品本身的研究中，技术研究是别的研究方式无法取代的，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从石制品上提取有关史前人类认知特征与技术行为的信息，并用层次分明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信息。因此，我们期望本书能为促进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为今后我国石器技术研究的实践提供借鉴。
第二节 拟解决的问题
20世纪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表明，尽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中国的旧石器工业与欧洲、北非、近东相比仍然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不仅表现在原料上，也表现在石制品类型特征上。然而，到现在为止，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类型学方法似乎并没有使我们清晰地揭示并深入探索我国旧石器遗址内部及遗址之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对中国旧石器工业在世界框架内的地位及特征的认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加深和充实。
尽管中国旧石器遗址数量相当丰富，而且通过类型学研究我们已经建立起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演化框架，区分了多个区域类型，不过客观而言，部分石器工业仍然有必要从技术的角度对其进行新的研究和探讨，以便揭示古人类在石器工业生产中运用的认知模式并解释相关的技术行为。以贵州黔西观音洞、大洞、大荔、许家窑、丁村等遗址为例，此前已有学者对这些遗址的石制品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区分了相当多不同类型的工具。但客观地讲，这些遗址石器工业生产的目的、古人类在生产体系中运用的知识和技能没有被完整地揭示出来，而且打制者对石器工业体系的管理策略及相关的技术行为也没有得到比较全面的社会-经济学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这里无意指责此前的类型学研究，而是想运用新的技术研究方法对这些材料尝试进行新的分析。考虑到技术研究方法还没有被系统地运用于中国的材料，本书拟解决的问题将围绕对该方法的介绍及应用展开。
一 拟解决的宏观问题
在揭示我国旧石器工业内部及工业之间的多样性、探索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石器工业异同的问题上，方法论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与此前的类型学研究不同，本书研究的初衷正是要尝试运用新的方法以期获得新的更深入的认识。从方法论层面看，以下两个问题与本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而且能对其发挥指导性作用。
-我们应该怎样探索并解释我国旧石器工业内部及工业之间的多样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多样性？
-既然我国旧石器材料与欧洲、北非、近东等地区的石器工业相比有特殊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研究这些材料？换句话说，在类型学之外，我们应该怎样运用技术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旧石器材料？
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书在理论构思上的框架，虽然我们在本书中展示的多个遗址的技术研究无法也没有包含中国旧石器工业的全部，但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将会直接或间接地为将来更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提供证据或奠定基础。
二 拟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法国，旧石器技术研究的方法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道路。从“操作链”概念的提出（Leroi-Gourhan，1964）到对它的阐释与运用（Tixier，1980a；Inizan，1976），从技术-认知学和技术-经济学的提出运用到探索工具的产生与技术进化的机制（Boëda，1997），其间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发展。总的来说，对于精细发掘所获得的材料，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史前人的技术行为：一个是技术-认知学（也称为技术-心理学）（Pelegrin，1991），另一个是技术-经济学（Inizan，1976；Perlès，1991）。技术-认知学分析的目的是定义石器生产体系中所运用的技术知识，可以分解为概念、方法、工艺和流程。技术-经济学分析的目的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史前人的技术行为（Boëda et al.，1990）。这两方面研究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进行。事实上所有的技术分析都可以被整合到这两方面研究中来，所以本书涉及的所有遗址的技术分析也是按照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根据石器生产操作链中几个连续或循环的阶段及本书所涉大部分研究的实际流程，本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原料的获取和开发；
-石器工业生产体系的特性和目的；
-工具的分析；
-对石器工业生产体系的技术-经济学解释；
-中国旧石器工业之间的比较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一）原料的获取和开发
这一分析将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在相关石器工业中运用了哪些原料？
-这些原料的数量比例如何？
-这些原料来源于哪些地方？其产地与遗址有多远的距离？
-这些原料在岩层或采集地点内堆积的性质如何？它们以何种形态被带进遗址？（二）石器工业生产体系的特性和目的
这一分析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一是通过辨认石核剥坯过程中的预备方法和生产方法揭示打制者所运用的操作程式（schème opératoire）；二是通过观察修型工具的原料形态、打制过程，复原打制者对原料选择的要求和对工具构型的整体安排（也即操作程式）。这两方面的分析可以通过以下七个层次展开。
-石核剥坯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样的预备方法？
-石核剥坯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样的生产方法？
-根据石核的结构特征，石器工业的生产体系可以被定义为剥坯体系中的哪一类？
-相关遗址石器生产体系与欧洲、非洲比较广泛分布的levallois概念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点与相同点？
-打制者运用修型概念是如何选择原料的？
-各类修型工具的毛坯构型有什么特点和规律？
-这些修型工具的毛坯构型与西方所谓典型的阿舍利工业组合中的产品有什么共性和差异？（三）工具的分析
与类型学对工具的分类与研究不同，本书对工具的技术分析是根据使用-功能单元在二次加工过程中形成的诸技术特征来区分不同的技术-类型的，这部分的分析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工具二次加工过程运用了何种方法？通过协同作用整合在刃口上的技术特征分别有哪些？
-相关工具（包括剥坯产品二次加工成的工具和修型而成的工具）可以被分为哪些技术-类型？（四）对石器工业生产体系的技术-经济学解释
在整合材料的基础上，本书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相关遗址石器工业生产体系进行技术-经济学的解释。
-剥坯经济。
-原料经济。
-遗址的功能与使用方式。
-遗址石器生产操作链目的的复原。1.剥坯经济
为了揭示古人类在石器工业生产过程中有没有根据不同阶段的毛坯或产品使用不同的打制概念或方法，本书对相关遗址的分析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相关遗址史前人制作出了哪些类型的工具？
-相关遗址史前人制作工具时选用了什么样的毛坯？
-石制工具类型与毛坯类型有什么样的关联？2.原料经济
原料经济反映了史前人在石器生产体系中对不同原料的管理过程（Perlès，1991），它可以被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
-各原料是以何种形态被带进遗址的？
-打制者在石核剥坯和修型过程中是否对不同原料运用了不同方法？
-打制者是否选用了不同原料来制作不同类型的工具？3.遗址的功能与使用方式
在整合技术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书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对相关遗址的功能与使用方式进行推测。
-在遗址形成过程中埋藏动力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构成遗址的诸输入能量与输出能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操作链的哪些要素在遗址中是缺失的？4.石器生产操作链目的的复原
通过整合技术分析的结果，各遗址石器生产操作链的目的最终将能得到复原。该分析的重点在于了解古人类在石器打制之前的计划、确定石器生产过程运用的各种概念和方法以及工具二次加工过程中采用的策略等。（五）中国旧石器遗址之间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石器工业的比较1.中国旧石器遗址之间的比较
考虑到本书选择的大部分遗址年代为距今30万—5万年，大致涵盖了欧洲、非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所以本书首先用专门的章节探讨了相关遗址石器工业技术特征的共性和多样性，这些遗址包括贵州观音洞、大洞、梁山龙岗寺、山西许家窑、丁村、周口店第15地点、湖北郧县后房等。之所以选择这些遗址，主要是因为这个年代区间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重要，而中国遗址不是特别多，研究的体量比较合适；另外，这些遗址包括了中国已经发表的、我们目前能接触到的大部分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它们可以与欧洲、北非、近东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做宏观上的对比，有利于揭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我们的比较分析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中国的几个旧石器遗址之间存在哪些多样性？
-中国的几个旧石器遗址之间表现出哪些相似性？
在上述比较之后，将考察本书涉及的早期遗址如龙骨坡、“郧县人”等与上述遗址之间的关系，按照剥坯和修型两种概念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多样性。2.中国旧石器遗址与世界其他地区遗址之间的比较
在比较中国旧石器遗址石器工业之后，本书将试图从整体上探讨中国旧石器工业在世界旧石器工业中的地位。据此，我们对书中涉及的中国旧石器遗址与西北亚、南亚、欧洲、近东和北非部分典型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工业做了宏观的比较，以揭示上述地区旧石器工业之间的多样性。分析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
-中国旧石器工业与西北亚、南亚、欧洲、近东和北非的旧石器工业之间有哪些相似点与不同点？前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如何？
第三节 方法论
从20世纪上半叶至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尤其是通过石制品这一重要遗存来探索史前人类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重大的发展，以法国和北美史前考古学界的理论进展最引人瞩目。在法国，从“操作链”概念的提出开始（Leroi-Gourhan，1964），史前石器技术研究方法在史前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经被认可并不断加强。得益于这一动态的视角，史前石器技术研究使我们能揭示石制品生产的流程；也正是通过应用和深入阐释这一基本概念并最大限度地提取石制品蕴含的人类行为信息，我们得以越来越深入地接近并复原史前人类的技术行为。在北美，史前考古学家倾向于参考民族学、实验考古学及动物考古学的资料来研究并解释史前人类的行为。这样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新考古学”为代表，长期以来构成了北美和英国等地区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解释性框架（Binford，1989）。除了理论上的进展以外，史前石器工业的分析也逐渐借助了其他领域如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古土壤学、孢粉学等的研究成果，而且新的专业性仪器如显微镜、扫描电镜的应用还促成了新领域如微痕分析的出现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一直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令人遗憾的是，法国史前石器技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长期以来很少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所了解；作为已经发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理论体系，目前，石器技术研究的方法还没有被系统地运用到我国旧石器材料的研究中来。鉴于此，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在展示具体研究内容之前对该理论与方法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然后根据遗址材料的特点从总的方法论中选取最合宜的方法与分析流程。因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通常是将北美新考古学派的研究与解释性模式直接应用于我们的类型学分析结果中，所以在这一节的方法论总论中，我们对这一理论也做了比较简要的回顾，这样可以展示出该理论方法与史前石器技术研究理论方法之间的区别，也为将来客观判断并选择研究方法提供一些依据。
一 什么是史前石器技术研究
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人们对史前技术研究的关注由来已久。严格地说，史前技术包括早期人类使用的石、木、陶器等全部技术体系。相比而言，石制工具更易保存，其打制过程的复杂性和局限性、打制方法的有序性、打制技术的多样性在石制品中均有所表现，所以技术学在法国从一开始就成为研究旧石器的重要方法。作为史前学和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史前石器技术研究从20世纪中叶在法国奠基，至今已经发展为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纵观六十多年来法国史前学者的理论与实践，石器技术研究经历了从初创、发展到深入三个阶段（李英华等，2008）。下面我们首先对这一历程做简要介绍。
在初创阶段（1943—1964），勒卢瓦古朗奠定了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创立了史前技术研究领域并开展了科学、严谨的田野工作。依靠自学成才，非正统的学术背景使他的研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即独立于步日耶及随后博尔德学派的传统。世界学者对他的了解可能更多地源于他对史前壁画艺术的科学解释和结构主义分析，相比之下，他在民族学和史前学领域其实具有更深刻的影响。1943年他在《进化与技术》第一期上发表了《人和物质》（Leroi-Gourhan，1943），论述了如何通过研究技术、社会或宗教行为来探索人类本身，成为技术研究理论的开山之作；随后，他提出“操作链”概念，但未展开论述（Leroi-Gourhan，1964）。该概念的提出可与化学的原子分析相媲美，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视角和基础的理论框架。同时，勒卢瓦古朗也开展了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并对学生及研究人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逐步建立了综合性的遗址调查方法、试掘和全面揭露地层的地层学方法，以及对遗存的精确定位、记录、照相、绘图和制模等方法（Leroi-Gourhan，1950）。这些规范的田野发掘和技术研究理论方法使史前考古学家开始通过研究精细发掘出的遗物遗迹来探索它们所体现的人类行为，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史前考古学研究，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当作考古学工作的典范和标准被广泛应用。
在发展阶段（1964—1984），旧石器技术研究分为两个流派，分别以勒卢瓦古朗和提克西耶为代表，前者主要在潘斯旺（Pincevent）遗址从事发掘和研究工作，后者主要开展科学的打制石器实验和规范学术术语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以勒卢瓦古朗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学家们以潘斯旺遗址为“实验基地”，通过精密细致的发掘和石制品拼合，完整地复原了马格德林文化的石器打制技术及史前人类的生活面貌。作为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勒卢瓦古朗首次运用结构主义方法，以探索遗迹遗物分布与狩猎-采集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为首要目标，通过观察各类堆积的特征及石制品拼合，成功地揭露了史前狩猎-采集者的完整居住面（Audouze，2000/2001）。众多史前考古学者都与勒卢瓦古朗在潘斯旺遗址的工作有关，要么多年在此和他一起工作，要么受到其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总之他似乎发挥着源泉的力量。鉴于其在史前人类学和民族学上的卓越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陆续获得各项卓著大奖，并最终当选法兰西文学院院士（1980）。此阶段的另一个流派以提克西耶为代表，他们为科学的打制石器实验建立了规范，并确定了观察和描述打制石器特征的标准，统一了学术术语（Audouze，1999）。1963年，提克西耶发表了《马格里布后旧石器时代的类型学》。尽管仍然以类型学为研究方向，但他对石器描述术语的规范不仅为当时的史前石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交流工具，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石器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期，旧石器技术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1976年，玛丽-露易丝·依尼桑（Marie-Louise INIZAN）提出“剥坯经济”来探讨石器生产各阶段产品的不同管理方式（Inizan，1976）。卡特琳·佩赖（Catherine PERLES）随后提出，剥坯经济表现为在单个操作链中对石制品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和规划的方式，而原料经济表现为在不同的操作链中使用不同的原料制作出不同的工具；两者既存在区别又相互联系，如此以这两个概念为工具，既能成功地分析产生石器工业多样性的原因，又使石制品生产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具有了文化传统的意义（Perlès，1991）。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尼桑和同事总结了60—80年代史前技术研究的成果，出版了有关打制石器技术的专著《打制石器技术与术语》，其版本不断修改完善，已出至第五版，带英文译本，最终成为打制石器技术研究的必备参考书和教材，尤其是书后所附包括法、德、意、葡、阿拉伯、希腊等多国语言与英文对照的石器技术术语词汇表，极大地方便了世界史前石器技术研究的交流，拓展了史前石器技术研究的范围（Inizan et al.，1995）。总之，在这个阶段，旧石器技术研究沿着两条轴线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前者以遗址为核心进行了精密的技术行为复原，后者以打制石器实验为基础对技术操作流程进行了科学探讨，并统一了学术术语，构筑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在深入阶段（1984年至今），前面两个研究流派逐渐合并，主要以雅克·培勒葛汉（Jacques PELEGRIN）的认知研究和埃瑞克·博依达（Eric BOËDA）创立的技术-功能研究方法为代表。此时考古学研究理论的深入及打制石器实验的严谨化使得与打制行为相关的技术认知学分析成为可能。通过实验，培勒葛汉对打制过程的认知特征进行了归纳。他认为人们在打制石器时，每个动作的具体结果在理论上是无法预料和弥补的，所以打制者必须时刻意识到石坯的状态，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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