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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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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中国史纲试读：

第一编　祖国在危机中

引论　近代中华民族的灾难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曾长期处于世界各国的先列。汉、唐、宋、明等朝代的完备的封建社会制度，给了周围国家重大的影响。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璀璨的思想文化艺术，更是名家辈出，声名远播。到明末，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如《大国的兴衰》一书所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但是，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渐渐地落伍了。当清王朝在中国大地上确立封建专制统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英国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又发生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随后，美国开展独立战争，法国进行资产阶级大革命，一大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到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年，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清王朝却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盛世”之后，逐步衰落，东西方的差距拉大了。

落后是要挨打的。西方列强为了发展资本主义，极力向外扩张，进行掠夺，而落后的中国经不起西方列强的一击。于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大片的领土被侵占和瓜分，大批的财富被掠夺，主权受到侵犯和削弱，沦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一、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大量侵占和瓜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冒险家，从16世纪开始就陆续来到中国。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左右，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作为他们的居留地。17世纪初叶，荷兰人两次强占澎湖列岛，并一度占领台湾。

英国崛起以后，很快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于1840年悍然发动肮脏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大量侵占和瓜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夺取了中国黑龙江北岸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西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区”。“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恩格斯也指出：俄国在这次战争中“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在这之后，俄国这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又派兵侵占伊犁九城，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边界议定书等，侵占了中国斋桑泊东南、霍尔果斯河以西、伊塞克湖东南和阿塞克河源等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逼迫清政府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后被迫归还中国），并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或租借土地，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

1896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夺取了在黑龙江、吉林境内修筑、经营东清铁路的特权；1897年，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第二年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域租与俄国。不久，又把长城以北包括整个东北、内外蒙古等地，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德国于1897年强占胶州湾，并于第二年强迫清政府把胶州湾租与德国，同时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及在铁路沿线30里内开矿的权力，从而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在这同时，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得到从越南到昆明铁路的修筑权，逼迫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两广租与他国，从而把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分地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更不甘落后，接连向清政府索取了津镇（天津到镇江，后改为津浦线）、广九、浦信（浦口至信阳）、苏杭甬以及从山西经河南到长江沿岸等五条铁路的修筑权，强租威海卫和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各岛及大鹏、深圳两湾。随后，又与俄国签订协议，把长江流域包括云、贵、川、湘、鄂、赣、豫、皖、苏、浙10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除以上国家外，意大利也要求割让浙江沿海的三门湾，并想派一支舰队到中国海面。

美国虽然没有单独划分势力范围，但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使它能够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享受了与其它国家一样的特权。

从以上可以看出，短短60年间，中国大片的国土被强占，许多海湾被“租借”，几乎全国都被划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被瓜分的危机，日益深重。

二、列强对中国经济的疯狂掠夺

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经济的手段是多方面的。

首先，通过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大量倾销商品。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同意英国商人的进出口关税由双方“议定”；废除行商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可与任何人自由贸易，并有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和基地的权利。随后，美、法两国通过《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获得了同等权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增开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汕头、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为通商口岸，外国货物一般只抽5%的进口税，入内地只抽2.5%的子口税。俄国还获得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等地免税贸易的权利。

1876年，通过中英《烟台条约》，清政府又被迫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减低外货税率。以后，英国又通过《藏印条约》和续约，逼迫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进口货物5年不纳税的特权。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又被迫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销往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允许在内地设栈寄存。

大量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协定关税原则的确立，为外国货物的倾销创造了条件。从1871—1873年，中国年平均出口11亿元，进口10.6亿元，出超4000万元；到1881—1883年，中国年平均出口10.8亿元，进口12.6亿元，入超1.8亿元；到1891—1893年，中国年平均出口虽增至16.7亿元，但进口骤增至21.9亿元，入超达5.2亿元。又如煤油，美国于1878年向中国输入1570万公升，到1891—1893年，已增加到年平均输入17600多万公升，从此中国开始了使用所谓“洋油”时代。其他如“洋漆”、“洋钉”、“洋火”等输入，也逐年递增。这些洋货大量输入，使得中国的白银源源外流，加剧了中国财政的枯竭和群众生活的困难。

其次，勒索大量赔款。

巨额的赔款，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确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偿鸦片费、军费2100万元；《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分别赔偿白银800万两；《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后来归还辽东半岛时，又勒索白银3000万两。

除以上主要赔款外，各强国还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地进行勒索。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广州勒索赎城费600万元，在宁波勒索犒军费120万元，在江宁勒索犒军费300万元，另外还勒索赔偿英人损伤费66万多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分别勒索抚恤费白银50万两和20万两。1874年日本派兵侵扰台湾，还向中国勒索赔款白银50万两。

随着传教士的增多、教堂的建立和各地反洋教斗争，列强还从所谓“教案”中勒索了大量赔款。如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英国勒索赔偿费白银48.7万多两；1886年“重庆教案”，英、法、美三国勒索赔偿费白银23.5万多两；1891年“宜昌教案”，英、法、美三国勒索白银17.5万多两；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德国勒索赔偿费白银22.5万多两。

在1842年以后60年间，仅中国对各强国的主要赔款，就约折合195300万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国库收入的16倍、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这样巨额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而给列强增加了巨大财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赔偿的23000多万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库收入的3倍。如按当时日本1亿人口计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白银2.3两。日本正是利用这一笔巨额赔款，加速了军事和工业的发展。后来它在中国设立的许多工厂，也是利用这笔赔款创办或发展起来的。

其三，控制中国的海关。

在鸦片战争后，除粮赋和盐税两大项外，海关税收越来越成为清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这项收入很快为西方列强所把持。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捣毁了清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海关。由于列强的阻挠，这个海关恢复困难。苏松太道兼上海海关监督吴健彰，第二年与英、美、法领事签订协定，聘请外国人担任上海税务司。按照这个协定，由英法美各一人组成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开创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殖民地制度。几年后，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1863年，由英国人赫德继任，他担任这一职务45年之久，一直到1909年。

西方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中国的对外赔款要从海关收入中扣交，外国的各种勒索和清政府向各国的借债，一般要由关税收入支付。因此，外国人担任的总税务司，实际上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外赔款、借债及各种勒索如期偿付的作用。

赫德及其任命的各个海关税务司，由于把持了中国的海关，不但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清政府的一部分财政，还在很多事情上左右了清政府的外交、军事、政治及人事。正如改良主义者陈炽在《庸书》中不指名地批评所说：“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英君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

其四，建立银行，高利借贷，控制中国的金融。

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不平等条约上并没有规定，因此并没有条约根据，完全是它们凭借在中国的特权设立的。这些银行主要有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等。

这些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中国发放高利贷款，操纵中国金融。如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半期，汇丰银行先后对清政府贷款2900万库平两，占1894年以前清政府全部外债4600万库平两的一半以上，其中百万两以上的大宗借款，即多达14起。甲午战争后，各国银行为了从经济上控制中国，争相向中国发放贷款。在《马关条约》订立后的四年间，清政府为交付赔款七次向外借债，其中数额最大的有：1895年的俄法借款，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每次债款额都是白银1亿两。

外国银行从这些对华贷款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如俄法借款到1934年还清时，银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130.2%；英德借款到1934年还清时，银行所得利息超过所付本金152.7%；英德续借款到1934年止，所得利息已超过所付本金164.8%。仅这三笔借款，就使对日2.3亿两的赔款，一下子变成了对俄、法、英、德的7.5亿两的外债。这样，西方列强就通过开设银行和借款，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其五，在中国开设工厂，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外国资本就开始在中国设立工厂。开始主要是船厂，后来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据历年《海关贸易报告册》统计，在70年代上半期，外资在华企业有340余家，洋商3000多人；到90年代上半期，外资企业已增至五百数十家，外商增至九千数百人。在甲午战后的5年间，各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达933个。这些工厂，掠夺了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

列强在中国设立的这些企业，垄断了很多行业，如进出口贸易、航运和某些制造业等，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例如航运业，美国1862年在上海设立的旗昌轮船公司，很快垄断了长江上的航运。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后来居上，成了垄断中国沿海和内地航运业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公司的垄断下，中国的民族航运业始终没有得到发展。

其六，疯狂地进行抢劫和掠夺。

直接进行抢劫和掠夺，也是各国侵略者搜刮中国财富的一个重要方面。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就在厦门掠夺官库2万元，还变卖其它财物；在舟山变卖财物3.5万多元；在镇海变卖财物6.5万多元；在宁波掠夺官库银元、铜元共值28万银元，变卖财物近1.6万元；在镇江掠夺官库7万元，只此5处就抢走63万多银元。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更是大肆烧杀抢掠，仅在圆明园抢走的财富就不计其数，其中一个法国团指挥官抢走的珍宝，值80万法郎以上。法军统帅葛罗供认：他手下参与掠夺的士兵，每人“口袋里都有2万、3万、4万，甚至100万法郎”。后来他们在天津拍卖的一部分贵重物品，高达3000万法郎以上。英国陆军军官赫里斯抢到的珍宝，装满7大筐。英军头目戈登供认：他们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45磅以上的掠夺品。英军运载掠夺物品的车队，足有两法里（法国里程）长。对于拿不走或来不及拿走的贵重物品，他们竟全部毁坏。据在场的英军书记官斯文侯回忆说：“法人手持木棒，遇珍贵可携者则攫而争夺，遇珍贵不可携的如铜器、瓷器、楠木等物，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这些强盗在大肆抢劫和破坏之后，竟放火焚毁了这座人类艺术的宝库——“万园之园”。当时一个参加焚园的侵略分子记载说：大火点起之后，“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及其中收藏的“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物杰作，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

随着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落后的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是，它们对中国的疯狂压榨和掠夺，也使中国的财政经济更加困难，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并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使大批群众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生活更加穷困。

各国列强勒索的大量赔款等，清政府都把它们转嫁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就在《中国的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这种情况，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加深，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例如山西省从1896年开征烟酒税，到1900年，全省人民每年负担的这两项捐税达20余万两。四川巴县新增加的苛捐杂税即所谓“新捐输”，每年1.9万两至3.3万两，加上“常捐输”岁银1.5万两至1.7万两，“较正供几近十倍”。山东巨野县的赋税，到1900年间便增加两倍。因此，清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外国列强的税吏；而中国人民则成了供养列强的纳税人。

外国货物向中国的大量倾销，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成批设立，还使无数的中国人失去了传统的谋生之道，许多行业纷纷破产。例如外国轮船公司对航运的垄断，就使许多船夫和与此有关的人失业。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光绪元年（1875年）就说：外国“轮船入中国，而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又如大量洋货的输入，使中国的传统手工纺织业等逐渐减少，甚至废弃。正如郑观应所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工生计，皆为所夺矣。”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灾荒，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无法生活下去。在甲午战争后的几年间，许多省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1896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后，张之洞在电奏中说：灾民“饥寒交迫，……多食草根、树皮、观音土，惨不忍睹，以至饿殍枕藉”。1897—1898年江苏北部发生大水灾后，“饥民数十万，灾区数十县，颠沛流离，死亡枕藉”，“沿途售儿女者纷纷”。

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除了侵占和瓜分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列强还一步步侵犯中国的主权，使中国逐渐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首先，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和依据自己的法律审判外国人的权利，而且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按照国际公法，各国的关税完全由各国自己决定；对于违犯法令的外国人，各国政府完全有权依据本国法律进行处理；至于给各国的待遇，亦由各国自己决定。但《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的进出口关税由双方“议定”；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犯罪也不能由中国人处理，须交给英国人处理；以后中国若“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样，就使英国享有了所谓关税互议、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所谓关税互议，实际上是由英国人自己决定。

这些特权，在1844年的《望厦条约》中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使中国完全丧失了自主决定关税、审判外国人及给别国什么待遇的权利，而且这些规定从此都成了惯例，成了任何一个强国到中国后都可以享受的特权。

其次，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以在中国沿海以至内河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

按照国际公法，外国船只到一个国家的沿海特别是内河航行，要经过该国的批准；外国人到一个国家活动，也要经过该国的允许。可是《南京条约》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每一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停泊一艘“官船”，从而开创了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以自由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先例。1844年的中法《黄埔条约》则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中国政府必须加以保护，从而又开创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的先例。

这些特权，在后来的不平等条约中又进一步扩大。如《北京条约》规定：外国船只包括军舰可在各通商口岸及长江一带自由往来，外国人可在内地自由游历、通商和传教。《马关条约》则规定：日本人可以在各通商口岸自由设厂，并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这样，中国对领海及内河航行、限制外国人随意活动的主权完全丧失了。

其三，在各大城市设立租界，使它成为“国中之国”。

租界是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重要特征。最早设立租界的是英国。1843年，英国领事巴富尔到上海，经道台同意租了城外黄浦江边的130亩荒地，设立了英国领事馆。1845年，英领事与上海道台订立《上海租地章程》，使租界成为一种永租制，成为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独立王国，并承认了英国在这个王国中的最高权利。1846年，英租界扩大到1080亩，后来又扩展到2800多亩。1848年，美国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扩展到近8000亩。1849年，法国也在上海设立租界，后扩展到1200多亩，最后竟扩展到2万多亩。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扩展到8万亩以上。第二年，公共租界内出现一个被称为工部局的机关，设立各种机构管理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等，还设有法院，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市政府。这个政府不受中国人的管辖，完全维护外国人的利益。1869年成立的“会审公廨”，就是专门袒护外国人的审判机关。上海领事团曾明确指示：“凡与外国个人、外人团体或外国商人有关的案件，判决都必须与外国人有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承认：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杀死了中国人的外国人被租界法庭判过刑。

后来，这种租界陆续在中国的其它大城市设立。在中国设有租界的有16个国家，其中以英、俄、日三国所占的最多。仅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数年间，日本就在天津、重庆、杭州、苏州、沙市、汉口、厦门、福州、沈阳、营口、安东设立了11处租界。

外国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实质上是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据点，向中国当地政府发号施令的基地，进行走私鸦片、拐卖人口等罪恶活动的渊薮，各国冒险家的乐园。走私鸦片利润高、赚钱多，各国商人和冒险家竞相从事。特别是上海的法租界，一度成为走私鸦片的黑窝。法租界当局开始每月可从烟土中征收12万元的特别税，后增加到18万元。贩卖人口，也是在租界内经常进行的无耻活动。有报道说，当时外国“水手每于傍晚时登岸掠人”，遇到少数中国人即用“布囊连头一罩，即肩荷而去”，有时人口贩子还窜到附近城市乡村捉人，或用诱骗方式拐卖。

其四，践踏中国人的人权，任意欺凌、奸淫、贩卖、残害、屠杀中国人民。

各国列强侵入中国以后，把中国人视为“东亚病夫”，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甚至视中国人连猪狗都不如。如上海法租界公园章程第一条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而第二条规定“有人牵着或戴着口罩的狗可以入园”。1885年，工部局花园管理委员会竟在公园门口，公开树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列强还利用各种手段贩卖中国的人口。在《北京条约》中，就强迫清政府写上了准许外国人招收中国人到外国的规定。特别在沿海各省，勾结当地的地痞流氓，成立专门的贩运机构，以拐、骗、绑架等各种手段，大批地把中国人当作“猪仔”贩运到国外当奴隶。19世纪70年代，仅从香港运出的华工就达50万人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各地的华工达到2200万人。在运送这些“猪仔”的密不透风的大船即“活动地狱”里，很少给饭吃和给水喝，“猪仔”们“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运达目的地后有的死亡率竟高达45%。他们被送到国外后，都是“做一生奴，永无脱身之日”。

不仅如此，各国侵略者还与清政府一起，残酷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血腥地屠杀中国人民。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就是西方列强协助清政府一起镇压的。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美国流氓华尔和法国军官勒伯勒东分别组织了“常胜军”和“常捷军”。据英国人呤唎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所作的统计，仅在江浙部分地区，外国人和清军就屠杀了近40万人，死于饥荒者达250万人以上。仅外国军队单独对太平天国规模较大的屠杀就有：1861年12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打死太平军2000多人；1862年3月1日英法联军在闵行打死太平军1300多人，5月20日又在柘林镇打死太平军3000人。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在谈到失败的原因时，就曾说：“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以后，在外国侵略军占领的地方，这种大屠杀更是到处发生，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后进行了4天大屠杀，仅剩下最后用来掩埋尸体的36人。

四、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在疯狂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各国列强还加紧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首先是广泛传播西方宗教，企图假“上帝”之名征服中国人心。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基督教的三个主要教派，即天主教、新教（在中国称“基督教”）、东正教，都派来了不少传教士，在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开展传教活动。

在这些传教士中，有些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善的，做了一些有利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好事。但总的来说是作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工具被派来的。他们传教的直接目的，是征服中国的人心，麻痹中国人的斗志，为其扩张和侵略服务。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曾说：“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为此他们极力宣传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博爱”思想，说“爱”是永恒的，人不仅要“爱”自己人，还应该“爱”自己的敌人。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这些思想，他们援引中国的儒学经典，传播一些科学技术，以作为掩护。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自西徂东》一书中，就援引孔夫子“仁”的思想说：“仁则无爱不爱，善我者固爱之，恶我者亦怜而爱之”，要以仁德化人，“欲人无报仇之心，不记仇敌之犯我”。在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的时候，宣传这种超阶级的“爱”、对敌人的“爱”，只能起到为侵略者服务的作用。

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有的传教士还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等。这些“慈善”事业有些起了好的作用，但有的只是以“慈善”为名，虐待病人和儿童，甚至拿他们像老鼠、兔子一样作为试验品，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就是一个虐待、残害儿童的机构，它收养的大部分儿童都没有能活着出来。

有些传教士名为传教，实际上是西方列强的间谍。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就是一个典型。从1831—1838年，他到中国沿海进行了10次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1832年，他甚至潜入上海吴淞炮台，详细了解炮台的结构、武器性能、守军素质等等，从而得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结论。

他的同伙胡夏米据此直接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建议。当英军攻占宁波、舟山后，郭士立还担任舟山民政官，直接指挥英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南京条约》签订的过程中，他还为英国尽力敲诈勒索。这样的“传教士”，完全是赤裸裸的刽子手。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也是它派到山东的传教士安治泰的主意。德皇曾满意地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他以中国各项的重要事情报告我。”

其次是推行奴化教育。

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事业”中，学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十分看重教育的作用。早在1836年，他们就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鸦片贩子颠地被推举为会长。该会通讯秘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说：“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它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在各地创办教会学校。1877和1890年，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强调学校教育要为传教事业服务，培养对他们有用的人才。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认为：“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们的光走”。从此之后，教会学校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大学的完整的教育系统。

在教学过程中，这些学校通过各种活动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传播奴化思想。他们十分重视英语的作用，认为用英语教学可以排除学生排外的成见，增进东西方人的情感等等。与此同时，极力削弱甚至取消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磨灭学生的民族意识。有的教师，甚至公开教学生不要爱国。广西梧州建道学院的美国教师便在课堂上说：“我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其它中国学生往来，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来爱我们的美国。”上海一所大学的美国教师也说：“你们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在传播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好的作用，但也向学生灌输了不少奴化思想。

另外，他们还出版各种报刊，宣传“种族优劣论”、“侵略有理论”等，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硬说白色人种最优秀，而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视为劣等民族，认为有色人种理应由白色人种统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中，公然说什么印度由于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才使“弱者转为强，贫者转为富，愚者转为明”，出现“太平盛世”。中国要想富强，就应走印度的道路，接受英国人的统治。具体办法是先在东南部选两个省租给英国治理，然后再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国，这样用不了50年就可成为富强发达之国。这是多么赤裸裸地“侵略有理论”！

五、清朝封建统治者逐步变成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清朝封建统治者开始还是想尽力抵制外国侵略的。在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曾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在战争过程中，也指示各地进行抵抗。但是，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他们不敢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而本身又已腐败不堪，因而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就妥协了，不得不被迫签订一个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后来，西方列强来打中国，清朝封建统治者又是这一套，始而想抵抗，很快又妥协，于是再签订一个个更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例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一会提出要“决战”，一会又说“断不可轻于一试”，要“反复开导”，以“暂时羁縻”。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咸丰立即委曲求全，说列强“业已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妥协态度，更加涣散了民心和士兵的斗志。焦裕瀛在奏报中就指出：“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妥协退让，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妥协退让的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者看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虽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但也不想把它的统治推翻，相反可以利用、依靠西方列强的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又转而投靠西方列强，主动与西方列强相勾结。1861年，慈禧发动政变时，加给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名，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当时，奕䜣还提出要“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在此前后，各地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也起而组织“湘军”、“淮军”，坚决向农民起义军进攻，并与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从此，清朝封建统治者逐渐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但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却坚决主张抵抗西方侵略。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就既不同于妥协派，也不同于昏聩而又妄自尊大的顽固派，一方面坚主抵抗侵略，一方面又睁开眼睛看世界，承认西方技术和武器比中国先进，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及某些变法改革的进步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技术落后，要适应“古今中外大变局”的形势，需要进行经济、军事的变革，于是提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兴办军工和民用企业以“自强”的主张，搞起了洋务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民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开始建立发展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和西方列强联合镇压了各地的农民起义，洋务派的活动又给封建统治注入了新的力量，因而封建统治者不仅渡过了内外交困的危机，而且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

洋务运动虽然在传播新的科学技术，促使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起过开拓作用，但由于它并不改变而是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中日甲午一战，新崛起的小国日本，一举摧毁了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和陆军，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只靠兴办一些新式工业和采用一点新式武器装备，要达到独立和富强是不可能的。

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和腐败，因而就更加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即使中法战争中本来中国打了胜仗，却仍然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更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枷锁。两亿数千万银两的赔款，全都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于是加赋、加税、加捐，各种苛捐杂税一下子增加到数十种之多；而贪官污吏又诛求不已，借机中饱私囊，就愈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再加上水旱灾荒，人民难于生活下去，出现卖儿卖女、饥荒遍野的惨状。康有为、梁启超号召救亡图存，发动变法维新运动，遭到残暴镇压，谭嗣同等被杀害，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拒绝任何改革。列强的贪欲有增无已，在中国任意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的矿藏，争夺在中国的开矿和筑路权。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冒险分子也到处进行敲诈勒索，或鼓动教民闹事，欺压百姓。清政府对广大人民的痛苦悲惨生活毫不顾惜，而对人民稍有不满或反抗，则立即施行残暴镇压。在教会、教士或所谓教民与中国民众的纠纷中，清政府毫无例外地偏袒洋教洋人乃至所谓教民，而迫害百姓，更增加了他们的横行。列强侵略不已，清政府的压榨和腐败不已，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自发的反抗斗争不已。整个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六、人民的英勇反抗与资产阶级的维新

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清朝统治者逐步变为他们的统治工具之日起，中国人民就一面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面反抗清朝的封建统治，开始了两方面的英勇斗争。

在鸦片战争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爱国将士，就不顾武器的落后，奋起迎敌。在爱国将士中，有保卫虎门、定海、镇海、吴淞等地，英勇献身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副将陈连升，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江南提督陈化成，以及汉、满、蒙、藏、羌、彝、土家等各民族的英勇士兵。对于镇江守军的英勇抵抗，恩格斯高度赞扬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除此之外，英国侵略者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地，也遭到了广大群众的反抗。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斗争，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们“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致使英军伤亡甚众，“乞命之声震山谷”。这些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为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斗争，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为了付清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于是，人民群众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1851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占领南京。在14年的斗争中，太平天国涌现出了林凤祥、陈玉成、李秀成等一大批杰出的将领，给了清王朝及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与外国侵略者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的生死搏斗，体现了中国人民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口号，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理想，表达了广大农民推翻封建统治的决心。这次农民起义，把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的斗争推到了最高峰。

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在淮河流域，发生了张洛行等领导的捻军起义；在上海，发生了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在广西，发生了吴凌云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朱洪英、胡有录领导的“升平天国”起义；在广东，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在福建，有黄得美领导的“双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红钱会”起义；在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在云南，有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回民起义，李义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民起义，蓝大顺、李永和领导的昭通各族人民起义；在山东，有白莲教起义，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起义；在西北，有陕甘回民起义……这些起义此伏彼起，遍及各地，与太平天国起义相呼应，形成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反封建斗争的高潮。

但是，太平天国和各族人民的起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都先后失败了。这说明，仅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的。

在此之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深，中国人民在坚持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又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外国侵略者，在各地发生了接连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如“天津教案”、“重庆教案”、“宜昌教案”、“巨野教案”，以及四川大足起义、安徽芜湖起义、热河朝阳起义等等。在反侵略斗争中，广大爱国将士也继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奋勇破敌，黑旗军领袖刘永福援越抗法，取得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壮烈献身；为保卫台湾，徐骧等领导的义军浴血奋战，也大部牺牲。

在广大人民坚持英勇斗争的同时，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则顺应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逐步提出了实行变法的改良主张，企图通过政治的革新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达到“救国自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1875年就提出不仅要学习西洋的轮船枪炮，还应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他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第二年他出使英法，认真研究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进一步宣传这种主张，有的人竟骂他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在他之后，宋育仁、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改良主义思想。宋育仁批评洋务派说：“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而官私中饱，此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主张从制度上进行改革。1893年，陈炽在《庸书》中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实行议院制度的主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全国被瓜分的危险，康有为提出了更为明确而激烈的变法主张。在上皇帝第三书中，他尖锐地指出：“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宣传进化论和民权思想，在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民族工商业，以使国家独立富强。但是，戊戌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说明，不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想通过改良的道路以实现救国自强，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孙中山于1894年成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并于1895年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因事泄而失败，但革命力量正方兴未艾。它代表了新兴的阶级力量和新的正确方向，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与此同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也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它虽然一时还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它的出现，已显露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丝新的曙光。

灾难深重的中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清朝统治者更加腐朽，完全变成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广大农民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斗争风暴，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斗争方向；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已经失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工人阶级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艰难地步入了20世纪。

19世纪中国的所有灾难、矛盾和斗争，都被带进了20世纪。这预示着20世纪的中国，斗争将更加波澜壮阔，变化将更加迅速和巨大，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正在到来。

第一章　清政府的朽败

一、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当19世纪历史的帷幕即将落下、20世纪历史的纪元就要揭开的时候，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旧式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尽管它发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但却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行程，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强、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爆发的。它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主权而进行的一场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也是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

义和团运动首先发生在山东，这决非偶然。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侵略权利的斗争，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个瓜分狂潮首先就是由德国在山东掀起的。1897年11月，德国利用两名传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一事，派兵在胶州登陆，并于次年3月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强占胶州湾，将山东变成其势力范围，攫取了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特权。英国则起而效尤，强占了威海卫。山东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帝国主义分子在修路和勘矿中，大量侵占农田，破坏水路，拆毁房屋，造成数以万计居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因而激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和愤怒。这种不满和愤怒，在朴素的农民群众的心目中，便被简化为对“洋人”的仇恨，而当时充当帝国主义侵华急先锋的教会和传教士，首先成为攻击的目标。

就山东而言，到19世纪末，全省108州县中，共有教堂1300多处，教士150多人，教民8万人，有教会活动的州县达72个。这些教会和传教士并非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有的是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甚至出于人道主义办医院，建学校，但确也有些教会和传教士为非作歹，纵容教民，欺压百姓。但是，当时的中国农民和市民没有科学的理论政策指导，对此不可能区别对待，一概将他们作为“罪恶的洋人”予以打击，带有排外主义的色彩。1898年10月25日的山东冠县梨园屯有些教民依仗教会势力和官府的庇护，企图强行拆除该村玉皇庙以改建教堂，于是引发了一场当地人民反教会的斗争。这一斗争在赵三多、阎书勤领导下，联合周围18村乡民，第一次公开采用义和拳名义，并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啸聚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首先焚毁境内天主教教堂，从而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第二年9月，由朱红灯领导的平原人民反教会斗争，同样也是由于当时恶霸教民欺压村民而引发的，他们率领义和拳群众，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大旗，活动于恩县、平原、茌平、高唐、长清一带，焚烧教堂，惩处欺压村民的恶霸教民，还在杠子李庄和森罗殿两地，武装抗击前来镇压的清军，因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此后，山东省的群众纷纷投身到义和团运动中去。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山东的蓬勃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他们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要挟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899年12月6日，下令罢免山东巡抚毓贤，以袁世凯署理。袁世凯抵达济南后，即发布《查禁义和团拳匪告示》，并派兵残酷镇压义和团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于是，从1900年春起，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就逐渐由山东转移到直隶。

直隶义和团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发生在涞水县。1900年5月，涞水县高洛村村民不堪教士教民欺凌，“飞帖啸聚定、新、涿、易、涞各州县拳民”，焚烧教堂和数十家教民房屋，并惩处作恶教民，后又“转往定兴县仓巨村，烧教民房十数家”。5月12日，清军分统杨福同率军前来镇压。涞水县石亭村义和拳传帖邀约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州各地拳民共数千人，反抗清军镇压，并设伏刺死杨福同。这是义和团运动发生以来影响较大的一次击毙清军将领的事件。5月27日，义和团群众约3万人又乘势占据涿州，涿州知府龚荫培，束手无策，遂绝食自毙。于是，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到广大地区，甚至向大城市发展。5月28日，义和团还张贴告示，宣称“义和神拳”的宗旨是“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1900年春，天津城内已有义和团活动。他们“痛诋洋人，仇视教民”，张贴匿名揭帖，号召群众抗击洋人，并有“定于三月初一起事，攻打外国租界”之说。5月，张德成在静海成立“天下第一团”，随之率团进入天津。此后，天津义和团迅猛发展，各处纷纷立坛。

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周围地区的迅猛发展，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惧和震动。如何对待义和团，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军机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徐用仪以及封疆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则主张镇压义和团，以免引起外国干涉；而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刚毅等人，则主张利用“扶清”的义和团，作为报复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由于戊戌政变后，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支持光绪帝，反对西太后废帝立储，乃至扬言要西太后归政，因而西太后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所以，主抚派的意见迎合了西太后的心理倾向，得到了她的支持。6月9日，西太后召集亲信密议，基本上确定了招抚方针，并调遣董福祥甘军进驻北京城。6月10日，西摩率侵略联军2000人左右，不顾清廷抗议，自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此后，在西太后默许下，大批义和团群众涌入北京城。由于先前入京护卫使馆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蓄意挑衅，乃至驱赶、枪击、炮轰义和团和中国居民，激起群众愤慨。于是，从12日开始，义和团在北京居民支持下，开始焚烧城内教堂、洋楼和教民房屋。天津的义和团也焚烧城内的天主教堂和洋房。6月13日起，天津义和团攻打租界。6月15日起，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是日午夜，天津义和团也焚烧望海寺旁教堂及马家口教堂。清政府见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既不能解散，也不能剿杀，只宜招抚，于是，下令对义和团“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并责成刚毅、董福祥负责此事。于是，义和团纷纷“至庄亲王府挂号，报到”，“听候转牌调遣”，并在团旗上大书“奉旨”字样，自动接受清廷指挥。6月17日，列强侵略军进攻并占据大沽炮台。消息传到北京，进一步激怒了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6月19日，西太后召集的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并下令各国使臣“于24小时内下旗出京回国”。6月20日，义和团配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同日，清军虎神营士兵在东单牌楼处，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对外宣战诏书，同时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并下令各省督抚“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在北方各省份，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顶峰。但必须指出的是，从此以后，义和团运动便开始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它在配合爱国的清军官兵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壮史诗，但同时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清政府的工具。其次，自从义和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后，随着其人数与规模的急剧发展，其自身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上至王公贵族、富豪仕宦，下至帮会、流氓头子，争相立坛练拳，挂起“义和团”的招牌。他们逆义和团宗旨行事，或挟嫌报复，对其仇人“任意妄拿”；或借机抢劫烧杀，借端勒索，尤其是利用“灭洋”之旗号，肆无忌惮地摧毁一切外来的近代文明事物，从而把义和团运动中本来就存在着的愚昧落后的一面推到了极端。因此，可以说，清政府招抚的决定，既把义和团运动推向顶峰，又把义和团运动纳入死胡同。第三，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招抚义和团，只是为了利用义和团声势以发泄其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怨恨和不满，并非真有实力和决心与列强周旋到底。“宣战”诏书颁发后，即遭东南督抚的强烈反对，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拒不奉旨派兵，公开宣称那是“伪诏”，且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互保章程。而护卫京津的清军装备窳劣，素质极差，在侵略联军的攻击下，望风溃逃。在内外压力下，阴诈的西太后很快就转变态度，由“宣战”走向求和。于是，剿灭义和团，便成为她开脱自己、讨好列强的第一步骤。9月7日，出逃中的西太后正式发布“剿团”谕旨，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结果，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

二、八国联军的野蛮侵略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者在华的侵略权益，因而引起他们极大的恐惧和仇视。当义和拳在鲁西北的活动刚刚展开时，当地的传教士就纷纷要求英、美、德、法等国公使胁迫清政府对地方官吏施加压力，镇压义和团。清政府顺从他们的要求，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原山东巡抚张汝梅及其继任者毓贤，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即对鲁西北义和团实行血腥镇压。

当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迅猛发展起来后，1900年5月31日和6月3日，帝国主义列强以护卫使馆名义，调遣在大沽的海军426名，分两批进入北京。列强的这一行径，自然激起群众的强烈反感，北京城内形势益发紧张。6月4日，外交使团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8日晚，各国驻京公使得到各自的政府授权后，分别致电驻津领事，请求火速调兵进京，保护使馆。各领事连夜举行会议，决定组织联军北上，并推定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为副统帅。6月10日，西摩率英、美、奥、意、俄、法、德、日等八国联军2000人左右，不顾清政府阻拦，强行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发，从而揭开了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武装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序幕。6月16日，驻津各国海军军官会议，决定向驻守大沽炮台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威逼清军于次日凌晨2时前“交出炮台”，遭拒绝。侵略军即于凌晨进攻大沽炮台，罗荣光组织守台清军英勇抗击，坚守6小时，因守军伤亡过重，援兵又不至，炮台失守。侵略军随即占领附近的塘沽、新河等村镇，并大肆烧杀。他们还多次派兵向天津租界开进，企图与驻守租界的侵略军会合，但遭到围困租界的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直到23日才闯入租界。此后相继进入租界的侵略军达万人以上。7月初，天津义和团配合清军与侵略者展开激战。9日，侵略军派重兵进攻城南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虽多处受伤，仍持刀督战，“奋不可遏”，后中炮阵亡，壮烈牺牲，所部溃散，侵略军乘胜由海光门冲入市区。

与此同时，7月12日，俄国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在天津主持列强司令官会议，决定次日分左右两路攻打天津城。13日凌晨，各国侵略军按计划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清晨5时，侵略军向天津城猛烈炮击。侵略军左路自东及东北方向，右路自西、南方向，夹攻天津城。守城清军与义和团群众对侵略军进行顽强抗击，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正当义和团及部分爱国官兵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天津之际，原直隶总督裕禄等军政官员却仓皇率队逃离天津，退驻北仓。结果，“城内各官俱行逃避”。7月14日，天津沦陷。

侵略军占领天津后，一面对义和团群众及居民进行疯狂的屠杀，一面则肆行抢劫。李然犀在《庚子沦陷后的天津》中记载：“拂晓天津城破，居民争向北门逃走，多被洋兵打死街头。洋兵大肆抢掠，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是再抢其它商店和大户人家，各衙署也都被捣毁，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带，如城北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肉市口都遭洗劫。城东的宫南、宫北、小洋货街一带，尽被抢光。同时奸淫妇女，整整闹了3天。”

天津陷落后第二天，阿列克谢耶夫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提议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后来加上德国）各派军官一名，组成委员会，对天津城、天津县、宁河县全境以及塘沽和北塘地区进行统治，直到1902年8月，这个殖民统治机构才撤销。

侵略军占领天津后，由于日军大量补充进来，其总数达2万人，于是分左右两路沿运河北犯。沿路清军曾进行抵抗，均因兵力和武器悬殊而失败。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命即日与各国电商和议，先行停战，但遭列强拒绝。13日，联军抵达北京城下。是日，联军头目在日军司令部会议，决定14日进攻北京城。

13日晚，俄军为“攫取先入北京所带来的一切荣誉”，乘夜率先向北京进军。其它各国侵略军闻讯后也争先恐后连夜向北京进发。14日凌晨，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英军攻广渠门。由于东便门守备薄弱，上午11时被攻破；广渠门也于下午2时被攻破；东直门、朝阳门的进攻，受到守城清军的顽强抵抗，直至晚9时才被攻破。但内城大部及紫禁城，仍在清军据守中。是日晨，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只有少数王公大臣并兵勇千余随从护驾。西太后一行经居庸关逃到太原，后又逃到西安。16日，北京陷落。

联军攻陷北京后，公然“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后又以搜查义和团名义继续抢劫，北京城遭到一场空前浩劫。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在事后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也供认：“联军占领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的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日夜包围各坛口，仅在庄王府一处，就屠杀和烧杀1700余名义和团民。有一次，一队法国侵略军用机关枪把一群逃难群众逼进一条死胡同里，然后进行扫射，“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在杀戮抢劫的同时，又纵火焚烧。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也承认：“城里的寂寞和荒凉，也正和城外一样，除了残毁、残毁、残毁之外，是再没有其它的东西了。”“一座昔日充满着辉煌的金漆房舍的北京城，现在可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

自视为先进文明国家的联军，来到被称为野蛮落后的中国，干的却是人世间最为野蛮、残忍、卑劣的烧杀淫掠的强盗行径！侵略军的野蛮侵略和强盗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直隶全省几乎全遭蹂躏，在行军线上或者靠近行军线的村庄以及很大一部分较为重要的城镇，完全被摧毁了。北京大片大片的地区成了瓦砾堆。人口超过75万的天津，有1/3被烧毁了。在通州这个有8万人口的、有城墙的城镇，几乎没有一座房子是完整无损的。”

联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实行军事占领，划区管理。12月10日，在瓦德西倡议下，各国联军头目又组成“管理北京委员会”，名义上是负责管理北京城的治安、卫生、民政、财政、税务等，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机构。

联军占领北京后，还继续派遣军队，四出攻掠，残害人民，蹂躏地方。瓦德西统率德军2万名到华后，任联军统帅。10月12日，他派德、英、法、意等国侵略军约1万人，从北京、天津两地出发，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抵直鲁边境，所到之处，无不焚烧掳掠，对中国人民又犯下滔天罪行。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通过“中外互保”形式，在南方进行侵略活动。东南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在英国的策动和美国、日本等的支持下，由大买办盛宣怀撮合，指定上海道余联沅为代表，于6月26日邀上海各国领事在会审公廨开会，将预拟的《中外互保章程》9条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条，提出来讨论。随后，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保证维护“秩序”，保护洋人生命财产。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代表各国领事宣布不向长江进兵，不在上海登陆。双方都承担了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先后参加“互保”的，除两江和湖广总督管辖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5省外，还有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四川、陕西督抚也表示支持。这些省份联成一片，反对并镇压义和团运动，抵制清廷宣战诏书，这不仅削弱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也进一步加深了满汉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加重了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局面。

三、《辛丑和约》的签订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的西太后于10月26日到达西安，建立了流亡的朝廷。与列强议和，即彻底向帝国主义屈服，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西太后心目中唯一关注的问题。

李鸿章与各国谋和失败后，8月27日，清廷按列强的要求，授奕劻“便宜行事”的全权，令其“即日驰回京城”，“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8月31日，又下令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随时函电会商”。但列强对是否与中国开议，由于各自利益不同而意见分歧。各国公使及中外双方经过近4个月的争斗和磋商，12月20日，列强才提出包括惩凶、赔款、谢罪、在天津至北京一线驻兵等12条内容的《议和大纲》。1901年1月6日，奕劻、李鸿章致电军机处，拟顺应各国公使的要求，对议和大纲先行画押，细节“于画押后从容计划。”1月10日，清廷复电同意。1月15日，奕劻、李鸿章正式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2月14日，清廷发布“悔过”“自责”的上谕，表示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就公开宣示中外，它决心充当帝国主义列强驯顺的奴才。此后，帝国主义列强便就具体细节，进行了长达8、9个月的争论，其焦点是惩凶与赔款两个问题。

关于惩凶、当时以俄、美、日为一方，从各自利益出发，坚决主张免去“懿亲”死刑，法国追随俄国，也表示赞成。而德、意、奥、英4国则主张重办，凡列入名单者均应处以极刑。英、俄两国在惩凶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实际上是为了挑选各自的代理人。俄国极力保全西太后，甚至建议清政府迁都盛京，就是为了把清政府控制在自己手里；而英国则企图废后立帝，把光绪帝扶上台，还曾考虑挟持清廷迁都南京，使其成为自己控制的傀儡政府。后来，清政府接受《议和大纲》，发布“罪己诏”，表示愿意充当列强共同的工具，这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才告一段落。最后，列强达成妥协，一面同意“懿亲不加刑”的意见，同时又规定，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为死刑，由皇帝酌情宣布减刑，流放新疆，永远圈禁。其余因主张招抚义和团抵抗八国联军而被指定为祸首的王公大臣，由清政府以各种方式处死，已死的追夺原官，撤销恤典。

关于“赔款”，列强都想乘机大发横财，但各自在华利益的考虑不同，主张又相异。德、俄、法在华商业利益较少，因而主张最大限度地勒索；而英、美、日在华拥有较多的经济利益，因而他们虽也进行勒索，同时又主张赔款要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以免过分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而损害他们在华贸易和其它经济利益。当时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十分困顿。因而，列强推定英、德、日、法4国公使组织中国财政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财政情况，确定赔款总数，指定赔款的财政收入保证以及各国之间的分配比例。实际上，列强主要是参考赫德以及汇丰、道胜、东方汇理等银行负责人的书面报告，根据赫德提供的数字，认为中国能够负担的赔款为4.5亿两。

赔款总额确定后，如何分配又引起激烈争夺。各国竞相提高要求，在原拟的勒索基础上加码。如俄国，因中国拒签交收东三省约稿，恼羞成怒，把赔款增到1.3亿两；德国原拟索取“远征军”费用3亿马克，此时骤增到4亿马克。英国也把海军费加上，把赔偿要求从480万英镑增至650万英镑。连一直主张从轻赔偿的美国，所提出的赔偿要求也比其实际的“损失”约高一倍。这充分反映帝国主义贪婪的本性。在列强的胁迫之下，清廷于1901年5月16日发布谕旨，宣布“各国偿款450兆，4厘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11国公使与奕劻、李鸿章在《最后议定书》（即《辛丑和约》）上签字。这个空前的屈辱条约除正约12款外，还有附件19个。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款，对德使克林德被杀事，派专使赴德致歉，并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第二款，惩办“首祸诸臣”。第三款，对日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事，派专使赴日致歉。第四款，“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第五款，禁止向中国运入军火。第六款，赔款银450兆海关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第七款，设立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永久驻兵，而中国民人概不准在使馆区内居住。第八款，拆除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第九款，各国可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军。驻军地点为：黄村（意大利），廊坊、杨村（德国），军粮城、塘沽（法国），芦台、唐山（英国），滦州、昌黎（日本），山海关、秦皇岛、天津（国际军）。第十款，在中国全境张贴清廷历次颁布的关于禁止仇洋的会社、停止科举、保护洋人的谕旨。第十一款，商改通商行船各约。第十二款，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变通各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这个条约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凭仗手中的武力和实际上的军事占领，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极其沉重的镣铐，也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向帝国主义列强立下的一纸卖身契。它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

从《辛丑和约》签订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到，所谓议和，不过是一场骗局；所谓签约，无非是为自己的侵华暴行披上一层合法外衣。对此，荣禄在一封家书中曾说过：“庆、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是日交给条款照会而已，无所谓互议也。”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曾一再发出瓜分中国的喧嚣，并在1898年前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但在《辛丑条约》中却采取了“保全”清政府的政策。这个政策首先是从1901年10月16日签订的英德协定中引申出来的。联军占领北京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华政策上意见纷纭，英、德两国经过月余反复磋商，签订协定4条，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其内容是：“第一，将中国之江河及沿海各口岸各国贸易及其它正当经济活动，自由开放，毫无差别。此为列强之共同永久利益；两国政府相约凡其势力所能及，对于一切中国领土均应遵守此原则。第二，德帝国政府及英女王陛下政府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第三，若他国利用现时之纷扰，无论用何方式，欲获得领土时，两缔约国关于保护本国在华利益所采之步骤应保留初步之谅解。第四，两国政府应将本协定通知其它关系列强，如奥、法、意、日、俄、美等国，并请其接受本协定所采之原则”。俄、美、日、意、法、奥各国先后表示赞同。

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在胁逼清政府签订和约过程中，要推行“保全主义”政策呢？首先是义和团群众顽强英勇的反抗斗争，深深地教训了侵略者，打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9月27日抵达天津后，在德国领事馆向德侨演讲中曾指出：“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当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职务的英国人赫德也曾论道：“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他认为，目前最佳选择，就是“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法国一个议员也指出：“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如果强行瓜分，“但见其徒事流血于亚洲大陆，反一无所有”，故“瓜分之说，不啻梦呓。”总之，在帝国主义列强看来，如果采取直接瓜分的手段，势必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义和团运动就是明证。既要避免与中国人民发生直接对抗，又可以从中国榨取最大限度的侵略权益，最佳的办法就是扶植并改造清政府，使其成为自己驯服的工具。这就是“保全主义”的本质。

其次，用“保全主义”替代直接瓜分，还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俄国乘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东北，并企图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承认其对东北的控制权。这一企图，遭到其它列强的强烈反对，英国尤为恼火，两国关系尖锐到“业已趋到彼此相见以兵之可能”；而英国企图趁机独占长江流域，同样引起各国不安，表示“势难坐视”；日本借本愿寺事件出兵厦门，企图占据福建，也遭到各国的反对。这一切都表明，直接瓜分不可避免会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引起一场分赃的内讧。为避免内讧，各国才先后接受了英德协定所提出的“保全主义”政策。尽管《辛丑和约》是在“保全主义”基调下拟订的，但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就敏锐地指出，其实质是“托保全之名，行灭国之实”，是“不劳兵而有人国”。在中国海关供职多年的马士，则说得更为透彻明白：“现在，当中国作城下之盟的时候，它通过《辛丑和约》和1902年与1903年诸商约的规定，变成了它的主人的主人”。

四、清政府的“新政”

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一进入20世纪便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1901年1月29日，清王朝还在西安流亡中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变法上谕，宣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又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4月21日，清廷还成立了以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筹办“新政”。顿时间，维新变法之言谈，“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侈谈维新变法为时尚。

历史真是喜欢作弄人。就在两年半以前，即1898年秋季，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曾经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了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扼杀一切改革事业，而今却又摇身一变，高唱起“改弦更张”、维新变法的调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从总的来说，这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王朝迫于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付危局、摆脱困境的举措。

西太后镇压维新运动后，把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次出掌朝政，依靠的主要是顽固守旧势力。但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那些支持西太后推行顽固守旧政策的首要分子，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利用义和团进行仇外排外活动，因而被列强指名为“祸首”，逼迫西太后严惩，西太后虽不忍也不甘，但在列强军事压力下，自身且难保，岂能有力保护他们？结果，这些对西太后忠心耿耿的顽固守旧分子，或被处死，或被废黜，其势力有很大削弱，这就为清王朝推行“新政”廓清了障碍。而在义和团运动中因参与东南互保而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青、后又为西太后所倚重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他们本来就是主张变革的洋务派人物；尽管他们曾抵制（如刘坤一、张之洞）或破坏（如袁世凯）过戊戌变法，但他们并不反对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变革。因而，流亡西安的西太后一颁布“变法”上谕，他们便纷纷条陈上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南互保”的倡议者刘坤一、张之洞的会衔上奏三折。第一折是兴学育才，办法是：1.设立文武学堂；2.酌改文科科举；3.停罢武科；4.奖励游学。第二折提出中法应行整顿变通者十二事，即：1.崇节俭；2.破常格；3.停捐纳；4.课官重禄；5.去书吏；6.去差役；7.恤刑狱；8.改选法；9.筹八旗生计；10.裁屯卫；11.裁绿营；12.简文法。第三折又提出西法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1.广派游历；2.练外国操；3.广军实；4.修农政；5.劝工艺；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7.用银元；8.行印花税；9.推行邮政；10.官收洋药；11.多译东西各国书籍。这就是当时名噪朝野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西太后阅后，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于是，它便成为当时“新政”的范本。

清王朝内部各派势力的消长进退，固然是清末“新政”出笼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势来看，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是清政府决心实行“新政”的决定性因素。列强在确定以“保全主义”作为对华基本原则的同时，就通过各种渠道，频频向清政府传递及早“变革”的信息。早在10月10日，日本天皇在致清皇帝的国书中，就明确提出要求，希望清皇帝“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总税务司赫德表现得更为热心，他不仅“忠告”清朝亲贵大臣“认真改革才是最好办法”，并且还写了一份《更新节略》，就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武备、商务分别拟出更新方案。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政治界和舆论界还不断发表谈话、文章。必须指出，列强各国推动中国变法，并非希望中国富强，而是要使清政府成为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更加驯服的工具，首先是保证《辛丑条约》的履行。

另外，西方列强在酝酿《辛丑条约》过程中，曾有一股强大的呼声，主张惩处皇太后，支持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复辟。西太后闻讯后十分恐惧。但西太后毕竟是久经政坛风云的人物，她精明善变，有极强烈的统治欲、权力欲，为了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她深深懂得目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迎合列强的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历来就主张改革的人物。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在流亡地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这道上谕除向中外宣示变法决心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反复强调她与光绪帝之间是“母子一心”，没有分歧的，并辩说过去镇压康梁变法是“剪除叛逆”，并非反对变法。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中外日报》当时就刊文指出：“朝廷之变法，并非实有生死肉骨之决心，不过以此为媚外之品物耳。”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新政”推行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覆亡，反而为清王朝的覆亡准备了思想、物质条件。

为了偿付巨额的赔款，解决财政上“库储一空如洗”的局面，清政府急需开辟财源，于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便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2年11月，奕劻奏请设立商部，“以为推兴商务之地”。次年3月，商部正式成立，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振兴商务和奖励实业的章程。同时还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并命令各级官吏“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力除留难延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此外，还提倡“振兴农务”，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设立农务学堂与农事试验场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20世纪有了较快的发展，5年中新办企业119家。1904年1月，又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各城镇商人纷纷成立商会。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就为埋葬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准备了客观物质前提。

筹饷练兵是清末“新政”的又一项重要内容。1903年12月4日，在北京成立练兵处，作为练兵总汇之所，以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在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新军。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和《陆军学堂办法》以及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以镇为经常编制，下设协、标、营、队、排、棚。合计一镇将弁兵役共12000余人。原计划全国编练陆军36镇。但实际上到清廷灭亡前，仅编练新军14镇，18个混成协，4个标，还有禁卫军2协，兵力约十五六万。清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按照西太后在密谕中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防内乱”，即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但由于新军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编练的，具体主事的又多为留洋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些人较易于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注意对新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因而，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除袁世凯直接编练和控制的北洋几镇外，其它省份新军纷纷转向革命，成为颠覆清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

清政府为了举办“新政”，急需军事、警务、政法、教育人才，而陈腐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培育新式人才的需要。于是，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就成为“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从1901年起，清政府就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年1月又批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便是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清末民初学校教育制度，主要是以此为依据的。这个学制自成系统，将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与此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种专科学堂。同时，清政府还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学习，他们或官费，或自费，人数逐年增加。1905年12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还改革科举制度。从1901年起，科举考试便改八股为策论；1905年9月，又批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决定自丙午科（即1906年）起，废除科举，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这就宣告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清政府实行这一切改革，主观上是为了培养忠于自己的人才，以维护其统治。但是，广派游学与兴办新式学堂，客观上无疑加速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这就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立宪运动的发展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

必须指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历代统治者，以及有些贵族绅士和资产阶级学者，都夸大义和团愚昧落后和排外的倾向，这是极不公正的。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高度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英勇不屈的精神，最后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灭亡中国的图谋。至于运动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运动本身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后代先进的中国人，及时地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时，更加重视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从而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应该从成功的事件中学习历史经验，而且善于从失败的事件中学习历史经验。这是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正确态度。

五、自发的群众斗争

尽管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引起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更为加深。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把清政府变成“洋人的朝廷”，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又需费浩繁。这些赔款和新政费用，都以名目繁多的捐税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人民的负担骤然加重。有的地区“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农民“一身而七八捐”，商民“一物而六七税”，迫得农民“弃田潜逃”，商民闭门歇业。1904年，清政府也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于不免。吾民有限之脂膏，岂能堪此剥削？”

人民群众为了生存，纷纷进行反抗，于是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一有首倡发难之人，即成星火燎原之势”的群众斗争局面。

首先是反抗教会压迫和赔款的斗争。

尽管《辛丑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进行反洋教斗争，清政府也颁布“严禁仇教灭洋”的上谕，但由于教会侵略势力依恃条约的不平等规定，不法活动更为猖獗，又借端在地方上勒索赔款，因而在中国许多地区仍然发生反抗教会压迫和“赔款捐”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公开提出反列强反清政府的口号。

1902年发生在直隶省广宗县的景廷宾起义，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活动省份，遭受八国联军的蹂躏也最为惨重。全省除大赔款摊派的80万两外，还要缴纳地方赔款上百万两。广宗一县，就要缴纳地方赔款两万串京钱，合纹银万余两。按亩摊派，每亩要缴纳“赔款捐”40文。这不仅引起广大农民的愤怒，中小地主也普遍不满。东召村联庄会首领景廷宾首先倡议抗捐，声称“中国人不拿洋差”。他的倡议不仅得到本县各乡联庄会的支持，也获得邻近各县人民的广泛响应，抗捐斗争迅速兴起。直督袁世凯闻讯，立即派兵前来镇压，并于3月3日攻占东召村。景廷宾率众转移到钜鹿县厦头寺，树起“扫清灭洋”大旗，自号“龙团大元帅”，宣告起义。义军“一唱百应，不期而至者三四万人”。起义军攻占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神父罗泽溥，随即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一带。

列强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扑灭。袁世凯为瓦解分化起义队伍，软硬兼施。他一面宣布豁免广宗及邻近各县“所摊捐款”；一面派遣自己心腹段祺瑞、倪嗣冲率新练军2000多人，由保定南下，同时派遣马龙标率武卫军先锋队数营由山东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合围广宗。5月初，清军围攻件只村，起义军及当地群众虽奋起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而遭受重大伤亡。景廷宾率部分队伍突围，逃至成安县，秘密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但于7月被清军捕杀，余部四散，起义失败。

与此同时，直隶朝阳县爆发了邓莱峰领导的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1902年初春，朝阳县松树咀教堂无理“增索赔款”，霸占附近群众的田产，激起民愤。当地民团团长邓莱峰在花子沟地方聚众万余，捉拿2名天主教徒为人质，要求“教堂退还地契，不取赎银，并退出平民房屋”。是年10月，袁世凯派提督马玉昆率兵弹压，群众沿沟设卡，节节抵抗。11月初，邓莱峰驻守的卧佛沟被攻占，邓逃往义州，旋即被捕杀，村民逃散，斗争被残酷地镇压了。

1902年3月，河南泌阳县人民聚众2000余人又掀起抗摊派赔款的斗争。他们组织“齐心会”，痛殴下乡催款差役，攻打泌阳城，夷平西关等数处教堂。这便是震动一时的“泌阳教案”。

反抗教会压迫的斗争在南方各地也蓬勃开展。1902年9月，湖南邵阳爆发的贺金声领导的反教会斗争，声势最大。贺金声在邵阳蛇林桥竖起“大汉佑民灭洋军”的旗帜，并以灭洋军大元帅的名义刊布告示，指出：“各国迫我太甚，滋酿祸端太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灭洋军还派人分赴衡州、郴州、永州各地招兵。各地哥老会群众闻讯，纷纷前来投效，数日间聚众数万人。贺金声还派人前往省城长沙，致函湘抚俞廉三，希望他支持群众的反教斗争。但俞却派人将贺诱骗至省城杀害，并将灭洋军的骨干分子粟道生、赵学奎等投入监狱，致使这次斗争失败。

四川人民的反教会压迫斗争，则是在秘密结社红灯教、顺天教的组织下开展起来的。红灯教、顺天教继承义和团的反帝传统，组织群众练习“神拳”，并把反帝与反清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群众打教堂，“杀洋人，杀贪官，抗粮抗捐”。在1902年间，四川的安岳、永州等十几个县普遍发生群众打教堂、抗官军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月发生在资阳的由李冈中领导的斗争，他们聚众800余人进攻资阳城，与前来镇压的清军激战竟日；李冈中被杀后，他们又复聚千余人，于6月间捣毁天鼓桥教堂。7月间由红灯教首领曾阿义和廖九妹领导的群众聚集在成都附近龙潭寺、石板滩宣布起事，大败清军于清江镇，乘胜攻占金堂县苏家湾教堂，杀教士、教民数百。此后，红灯教声势大振，上万人在成都近郊一带活动，甚至持械入城，袭击督署，引起清政府恐慌。为此，清廷于是年8月，撤换川督奎俊，改派岑春煊督川。岑软硬兼施，一面派兵捕杀拳民，一面宣布暂时停止征收部分苛捐杂税，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在反抗教会压迫的同时，各地人民还纷纷开展抗捐抗税斗争，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朝统治者。参加斗争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广大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工人参加。

如1902年5月，江西德化县行商反对苛征厘金，聚众捣毁卡局。是年冬，赣州商人也掀起砸厘卡的风潮。安徽芜湖、铜陵等地商人，为抗议政府加征酒捐、米捐、房捐和肉捐，举行罢市。福建漳州、仙游等地商人、手工业者也举行斗争，反对设局抽捐。

1903年，广东省的佛山镇、三水县、清远县、新会县、广州市商人，为反对增设屠捐和酒税而罢市。江苏扬州商人为反抗税吏勒索举行罢市，淮安商人为反对抽收房捐而罢市。

1904年，广东省惠阳商人为反对征收房捐而罢市，广西省梧州商人为抗议举办统捐而罢市，四川省成都商人为抗议抽收厘捐而罢市，重庆商号为抗议厘局差役敲诈勒索而罢市。

1905年，江苏、安徽、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许多市、县、镇的商人，又继续为反对苛捐杂税，纷纷举行罢市。

上述表明，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抗捐罢市斗争，连年不断，此起彼伏，成为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条新战线。

当然，抗捐抗税斗争的主力还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进行的抗捐抗税斗争往往发展为武装斗争，甚至于武装起义，因而给清王朝的打击也特别沉重，在全国造成的影响也尤其重大。其中，规模较大、斗争较激烈的有：

1903年5月，为反对法国修建滇越路，云南个旧锡矿工人周云祥率领会党矿工数千人起义，占领个旧。他以“拒修铁路仇洋”相号召，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即富绅“亦从而附合，甚且助械捐资”。半月间义军即占领临安、石屏两城，聚众万余人。附近许多州县的会党游民纷纷响应，引起清政府震惊。云贵总督调集各地兵力，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1904年江西乐平知县杜璘光串通劣绅，借口筹集学堂经费，抽收靛捐，引起靛农的强烈不满。东北乡会党首领夏廷义遂乘机发动抗捐，率领数百群众冲进县城，夺取保甲局枪支，捣毁小学堂，还拆毁统捐局、厘卡、教堂以及教民房屋，抗捐群众骤增至3000多人。江西巡抚夏时闻讯，派朱子春带兵前往镇压。8月26日，夏廷义率领3000余人再次冲进县城，杀伤官军60余人，朱子春化装逃跑，所部四散。群众烧毁县署，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一度控制了乐平县城。西乡、南乡的地主团练也卷入抗捐斗争。周围地区也准备响应乐平群众的抗捐斗争。巡抚夏时十分惊慌，急调九江道瑞澂带兵千余人，进攻乐平。10月间才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

广西农民起义。这是一场由秘密会党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斗争。1902年，上思县天地会首领谢三首举义旗，百色、柳州等近10个州县约十几万会党群众纷纷响应。起义持续3年之久。到1904年，起义队伍逐渐形成两大支。以陆亚发为首的一支，曾大败广西提督丁槐率领的清军，攻占数个城池，最后逼近省会桂林城。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亲率重兵征伐，经过多次激烈战斗，才把这支队伍镇压下去。另一支是以黄五肥、王和顺、关云培为首，活动于隆安、武鸣、上林、宁明、上思、宾州、扶绥等地，曾屡次击败前来围剿的清军。1904年春，丁槐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分化瓦解起义军，结果，义军被各个击破，黄五肥、关云培战死，王和顺率部3000余人退入十万大山，继续坚持斗争，后来投奔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队伍。

广西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不仅沉重打击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而且还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的鼓舞。孙中山在1904年秋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曾以广西起义为例，论证清朝统治是一定会被推翻的。

义和团运动后，以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反清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清朝统治力量的削弱，为新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运动，奠定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由量变到质变，一场根本改变几千年封建统治秩序的伟大的革命风暴，终于酝酿成熟了。

第二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

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所谓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是相对于旧式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社会就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而且其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有少数先进分子也开始宣传民权和进化论思想，主张“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但总体上看，在20世纪以前的60年间，他们所接受的主要还是几千年来相沿习的封建传统教育，受着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而把“犯上作乱”的革命视为“大逆不道”。所以，他们尽管对日益衰亡中的祖国有着满腔悲愤，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他们最壮烈的举动不过是“公车上书”；他们所能成就的最辉煌的事业只是拥护光绪皇帝而进行的戊戌变法，而未能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之后，反清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除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立宪派外，又涌现出一大批主张倾覆清朝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个群体，主要是指那些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化思想而又服务于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和新式教育、文化、出版、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体成员是教师、学生、留学生、医生、记者、编辑、作家、翻译以及工矿企业的技术人员和职员。这批人员的出现，是清政府推行“新政”，采取“兴学堂，派游学”政策的结果。

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如上所述，目的是培育举办新政人才，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书院。尽管在课程设置上，读经、讲经仍占很大的比重，封建主义色彩仍很浓厚。但是，它毕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教师队伍中，虽然从人员上看，大多数还是旧式士大夫，但已有一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量很大。他们在课堂上或课余时间，向学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迎合了青年人趋新的心理，因而极受青年学生的欢迎。而学生们又以自己所学到的那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去影响各自周围的青年人。这样，就在国内出现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崇拜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开始把爱国与忠君区别开来。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国势阽危，是由于清朝政治腐败、黑暗所致，因而纷纷走向“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的道路上。如安徽省巡抚诚勋在奏折中就指出：新式学堂中，“学子合群，辄腾异说，相濡相染，流弊难防。”有人在奏折中参劾：湖南省“近年以来士风日变，往往鼓其血气之勇，而不顾义理之安，甚至轻视礼法，荡轶范围。若竟敷衍因循，流弊不堪设想。”1907年，清廷也在一道上谕中哀叹：“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由此可见，新式学堂的创办，确实对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广派游学”。出国留学在19世纪为数还很少，20世纪初人数陡然增加。这一变化，是与清政府的提倡分不开的。1901年9月，清廷在各省大吏要求“广派游学”的奏折基础上，正式颁布上谕，宣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要求各省督抚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的学生“出洋肆业”，“如果学有成效”，可“考验奖励”，“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于是，在此之后，出国留学遂掀起一股高潮。这大批留学生中，出国留学的动机固然多种多样，但他们中间的有志者，身处异国，对中外之间差距的悬殊，了解得更真切，因而感觉也更强烈，特别是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体会更深切、更强烈。因而，一般说，这些留学生与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比较，思想转变要快些，政治觉醒要早些，思想认识要深些。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先觉悟的部分。如日本留学生，“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他们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产生强烈的救亡图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自负而又自豪地宣称：“祖国之前途，其安危悉系乎留学生，夫人而知之矣。是留学界，对乎以为全体国民之代表；对乎内为全体国民之师资。责任之重，无有过于是者。”他们不仅努力学习新知识，还组织各种爱国团体，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名著，出版多种刊物，宣传救亡图存的主张，揭露列强侵略罪行和清王朝残民媚外的行径，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爱国团体有1900年成立的励志会，1902年成立的青年会，1903年由留日女学生成立的“共爱会”；影响较大的刊物和书籍有《国民报》、《游学译编》、《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长期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来重视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制订兴中会章程时就明确提出“立学校以育人才”。横滨中西学校的兴办，则是革命派自筹办学以培养革命人才的最初尝试。到20世纪初，革命派对革新教育更为重视，他们强调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在当时情势下，鼓吹教育救国论，固然没有抓住根本，但毕竟是民族觉醒的开始。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积极鼓吹革新教育，而且努力于革新教育的实践。1901年9月，清廷下令将各省书院改办学堂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官立和私立的学堂。它们迫切需要适应新式教学的教科书。1902年4月，倾向革新的蔡元培与叶瀚、蒋观云等商议成立中国教育会，专门从事教科书的编订工作。中国教育会在章程中宣布其宗旨是：“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何谓“恢复国权”？会中激进分子稍后作了明确的说明：“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这就鲜明地揭示了中国教育会的性质，即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兴办教育。它在成立时并没有准备直接从事革命的政治活动，只是想改造教育，培养“共和的国民”，也即“从国民做起”。但时局的急剧发展，使它甚至连一本教科书都还没有编出来，便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1902年夏，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慑于留日学生中蓬勃开展的爱国活动，电请清政府停派留学生；又勾结日本政府禁止中国学生学习陆军。这不仅激起留学生的强烈不满，也激怒了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稍后，上海南洋公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当局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迫害，有200余名学生愤而离校。为了支援国内外学生的正义斗争，中国教育会于11月19日决定成立爱国学社，专门接收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和上海、南京等地退学的学生。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舍监，教师由教育会选派。爱国学社的学员还编辑《童子世界》，每周周末组织张园集会，公开鼓吹爱国革命的道理。它还积极参加拒法、拒俄等爱国革命活动，它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学校，“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

中国教育会还在上海创设爱国女子学校，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还为在职人员开办补习性质的“通学所”，表面上是补习文化，暗地里则进行革命宣传，还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地兴办学校，“规模悉仿爱国学社”。

其它省份的革命派和爱国分子，也群起效尤兴办学校，并以学校为基地，灌输进步思想，掩护革命活动。著名的有长沙私立明德学堂、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公学等。在这些学校里，学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批评时政，“持论皆甚激烈”。

总之，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创办或影响下创办的新式学堂，在培养新式知识分子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还必须指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20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关系。在1900年以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外国历史著作译成中文的，总共只有60多种，小说只有3种，而到1904年，前者增加到250多种，后者增加到20多种。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对我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对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对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对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兴起高涨，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辛亥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反清革命斗争，还是立宪活动，其中呼风唤雨的活跃分子乃至领袖人物，大多数是从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出来的。

二、爱国运动的高涨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和中国人民民主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初爱国运动的高涨。

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报道，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叛乱，请求驻扎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并允诺“平乱”后用全省铁路矿山等权益相酬谢。这一消息首先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激愤。于是，由留日学生发起，上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响应，波及杭州、广州等城市的“拒法运动”，勃然掀起。爱国民众举行集会、发表宣言，要求清廷惩处王之春，拒绝法兵干涉，保卫国家主权。不久，因查实所谓王之春向法国借兵借款是误传，运动才平息下去。但此事件却表明：处于严重民族危机下的中国人民，政治警觉性是何等明快，爱国热情又是何等高涨。

与此几乎是同时，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拒俄运动爆发了，并迅猛遍及全国。按照1902年签订的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从东北撤军，但到期它不但不撤军，反而提出7项新要求，企图永远“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并增派军队来华，进行武力恫吓。俄国的侵略行径及其嚣张气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4月27日，上海千余群众在张园集会，抗议俄国侵略。会议还致电外务部，表示“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还致电各国外交部，申明“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留日学生立即响应，并组织义勇队准备赴东北抗俄。5月3日，义勇队编队，改名为学生军。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5月8日，因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干预，又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叶澜、林长民、秦毓鎏、黄兴、杨毓麐等参与领导。会员达208人之多。接着进行射击，体操等训练。与此同时，上海群众由蔡元培倡议，亦成立中国国民总会，以议论国事，并响应东京留学生的行动，建立了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开展救国活动。

东京和上海各界的拒俄行动立即得到北京、武昌、安庆、广州、杭州、福州、南昌、长沙、开封等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的响应，开展各种形式的拒俄斗争。其中陈仲甫（1914年起又名陈独秀）在安庆领导的运动，影响较大。5月17日，他与潘瑨华等人发动安庆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及爱国群众300人，集会藏书楼。陈仲甫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谴责沙俄侵略东北的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爱国会，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他们还计划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

这次拒俄斗争，主要是由新型知识分子发动的，学生、教师以及其它从事新文化事业的人士起了领导作用。由于拒俄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因而，参加运动的阶层相当广泛，其中还有商人、资本家，清朝中小官吏和满族人士，甚至连两江总督魏光焘对拒俄义勇队也“深为赞美，以为中国国民犹有生气也。”

拒俄斗争基本上还是一次以合法方式进行的运动，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上海义勇队中激烈分子林懿均、章士钊等也表示：“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所以，各地爱国者除集会演说外，一般是采取上书或致电，希望清政府拒绝签约，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由于爱国群众的反对和斗争及国际上日、英、美等国干预，清政府始终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两国谈判毫无结果。然而这样比较温和的爱国运动，也遭到清政府的镇压。就在东京拒俄义勇队成立后，清公使蔡钧即密电北京外务部，指责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留学生闻讯后极为震怒。《游学译编》宣称：“满政府禁制吾四万万之人与俄宣战，吾国民当以四万万人之同意，与满政府宣战。”军国民教育会于是决定改变方针，以“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代替原定的“实行爱国主义”宗旨，由拒俄爱国团体改组为反清革命团体，其活动也逐渐转向秘密。而在上海，清政府镇压的主要目标是爱国学社，制造了轰动中外的“《苏报》案”：查禁“爱国学社”和《苏报》，捉拿并审讯章炳麟、邹容。但镇压遏阻不住革命潮流的发展，只会使革命者受到教育和锻炼，而激起更大的反抗。

继拒俄运动后，1905年又掀起了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于美国政府推行种族歧视、迫害华侨引起的。1894年3月31日，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条约，把美国排华合法化，使去美华工受到极大限制和侮辱。因此，当1904年条约期满时，华侨报纸和国内爱国报刊纷纷著文，要求废约，并揭露美国政府虐待华侨。美国十来万华侨联名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约。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谈判修改原条约，但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商务总会于1905年5月10日召开各帮商董集议对付办法，决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随后，上海各界及北京、天津、广州等160多个城市纷纷响应，先后成立了“拒约会”、“争约会”、“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声援函电交驰不断。一时间，拒约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

这次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其目的是为了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自己政治经济发展开拓道路。他们公开宣传抵制美货可鼓民气，结民力，兴商业，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还公然主张“不必依赖政府”，“专恃民气”，由国民“自力抵制之”；甚至还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

这次运动尽管由于美国政府的破坏和清政府的压迫，以及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妥协，到1905年底就转入低潮，但它终于迫使美国政府和清政府不敢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

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时候，一场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也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开始觉醒而持续展开，时间达数年之久。1896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负责铁路修建事宜。帝国主义列强趁清政府财政困难，争先恐后输出其过剩资本，以攫取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从1896—1903年，盛以督办名义，与列强订立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和草约。路权的不断丧失，利权的不断外溢，自然引起中国人的严重不安。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开始觉醒，要求自办铁路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反对列强夺取路权和清政府卖路政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这场运动首先是由1904—1905年的收回粤汉路的斗争揭开序幕的。粤汉路是1898年由盛宣怀卖给美商合兴公司的，但该公司资本有限，到1904年初即将2/3股票卖给使用法款的比利时人，公司董事也改由比人担任，路权实归比、法，芦汉路即是如此。法是俄的盟国，若“法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因此，消息传开，粤汉路所经过的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商官吏纷纷上书清廷，要求赎回自办。留日学生也组成“三省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并决心与路共存亡。而当时英国与法、俄矛盾尖锐，也支持中国收回粤汉路自办。经过一年多交涉，美商被迫同意赎路。张之洞出面向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借款100万英镑，于1905年将粤汉路赎回。这次斗争的胜利，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从而有力地鼓舞各省人民收回路权的斗争。

继之而起的是直、鲁、苏三省绅民要求废除津镇路借款合同的斗争。这个合同是1899年清政府在英、法两国威逼利诱下签订的。1903年勘路完成，英、法两国便催逼清政府改订正约。消息传出，直、鲁、苏三省民众包括留日学生和绅商立即发起运动，要求收回津镇路权自办。这场斗争持续近2年，斗争的目的——收回自办虽未达到，但还是迫使帝国主义作出了让步，即在与清政府签订正约时，规定不拿路权作抵押，改为用三省厘金作担保；不称“外国代办”，而称“中国自办”。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掠夺中国路权，还大肆攫取中国的矿权。他们从1895—1912年间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有关矿权的条款、协定或合同，重要的就有40余项，涉及中国几乎所有富饶的矿区。因此，这时期各省人民还不断掀起收回矿权的斗争，并取得了一些胜利。如1903年10月浙江人民反对浙绅高尔伊盗卖衢州、严州、温州和处州四府矿产的斗争，持续2年，终于取得胜利。1905年福建人民要求收回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权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1904—1905年发生的收回利权运动只是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起始阶段，规模和声势都有限，但它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力图发展自己政治经济力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愿望，因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行动。这些斗争显示了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壮大和政治觉悟的增强，同时又吸引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参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国内的开展，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革命小团体的纷起与同盟会的成立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早建立的革命团体是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创建的兴中会。其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发动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但它充分表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革命党人坚持武装反清斗争的不屈不挠的奋斗和献身精神，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先进分子的同情和景仰，使孙中山成为时人心目中“革命党”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国内人民群众日益觉醒，爱国运动蓬勃发展，清政府媚外卖国、残民祸国面目的进一步暴露，国内各阶层人民反清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因而在1904年前后，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批反清革命的小团体应运而生。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一）华兴会。1904年2月15日成立，黄兴任会长，章士钊、刘揆一、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等人参加。11月，该会与湖南哥老会联络，发动长沙起义，后因事机不密，为清政府发现，遭到镇压，大批会党首领被捕杀。但华兴会元气并未受到损害，其骨干分子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等逃亡日本，后来都参与同盟会的筹建工作；而留在国内的华兴会成员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日后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准备条件。（二）科学补习所。1904年7月3日成立，是由胡宗畹、张难先等发起组织的湖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它的工作重点是运动新军，工作方式一是大量介绍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一是招徕会党分子，加以训练，使其接受反满革命宗旨，然后介绍入伍。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曾筹划配合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和暗杀清廷兵部侍郎铁良等活动，均未成功。后来，其成员与梁耀汉为首的革命团体群学社合并，在武汉地区特别是新军中积极活动，发展革命力量，终于在辛亥年夺取首义之功。（三）光复会。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江浙地区的革命团体，它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团长杨笃生，曾策划暗杀西太后，始终没有机会。由于暗杀团是个秘密组织，难于适应日趋高涨的革命斗争的形势，因而，蔡元培采纳一些人的建议，将暗杀团扩大改组为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陆续加入光复会的著名人物，有赵声、吴春阳、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章炳麟等。

光复会成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暗杀活动的各项准备上，然而，蔡元培毕竟是一介书生，虽思想激进，擅长于宣传鼓吹，在革命党人中素负重望，但是，工作上缺乏魄力，短于策略，尤其是不善于联系下层群众，因而，经营数月，始终也没有组织过一次暗杀行动。而且，光复会尽管组织较为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因而组织比较松散，其成员各自为战，难于统一行动和开展重大斗争。（四）岳王会。1905年春由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等在芜湖筹建的安徽地区反清革命团体。1904年3月—1905年9月，陈独秀在芜湖曾利用自己主办的《安徽俗话报》，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以及清政府媚外卖国的行径，号召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拯救即将“国亡家破”的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该报在安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1905年春，陈独秀约同安徽公学的体操教员柏文蔚、学生常恒芳等集会于芜湖关帝庙，成立了“岳王会”，以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反抗清廷统治和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后来，岳王会在南京、安庆设立了分会，会员遍及江淮地区，“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而且涌现出一批坚贞不屈的革命骨干，如熊成基、倪映典、方刚、吴旸谷等，为后来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上革命小团体的纷起和展开活动，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五）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由于中国内外矛盾的激化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从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感到小团体兴中会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计划建立一个新党，尤其是在1903年前后，他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招集同志，合成大团”。1903年8月，他在东京青山创建革命军事学校；1904年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后又在美洲致力于改组致公堂，所标示的革命宗旨，已经采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作为誓词。1904年底，他离开美洲赴欧洲，积极在欧洲留学生中开展“组织革命团体”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曾同留学生就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认识到过去革命主要依靠会党力量的局限性，同时又了解到国内以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反清革命运动兴起的情况，于是决心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发展革命势力，联合各地革命分子，开始进行组织政党的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另一领袖人物黄兴，自1904年11月长沙起义事泄而失败后，也开始致力于联络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于12月在东京组织了一个跨省界的“革命同志会”，参加的除湘籍留日学生外，还有云南、直隶、江苏、河南等地的同志百余人。黄兴在回忆中也说：长沙起义“失败，死者数人，逃至上海，与杨笃生、杨皙子组成爱国协社。会万福华刺王之春案起，兴及同志多被捕，赖江西巡抚夏时电致工部局，同获放，遂至日本，思结合革命团体。”

正是因为孙中山与黄兴都有组织全国性革命团体的想法，因而，当孙中山于1905年7月重返日本时，宫崎滔天即介绍他会晤黄兴，筹备同盟会。经过二人在东京的革命志士中多次联络和酝酿商议，到8月20日，同盟会的会员已发展到百余人，包括14个省籍的人士。于是，就在这一天，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宅所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会上，首先由孙中山说明开会宗旨，黄兴代表起草员宣读章程草案，经讨论修改后通过。接着，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章程共30条（1906年5月6日修改为24条），分别对会名、会址、宗旨、会员、本部机构和职员、分支机构、会费、会章的修改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章程确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于东京，本部机关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是本部各部中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由总理直接管辖。它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六科中庶务权责又最重，庶务职能相当于协理，如总理他适时，可代行总理职权。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指定黄兴任此职。

章程规定：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皆直接受东京本部管辖。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东部支部设于上海，西部支部设于重庆，南部支部设于香港，北部支部设于烟台，中部支部设于汉口。国外设4个支部：南洋支部设于新加坡，欧洲支部设于布鲁塞尔，美洲支部设于旧金山，檀岛支部设于檀香山。

最后，由黄兴提议，把由湖南留日学生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机关报，后因该刊载文抨击日本侵华政策，被日本政府没收停刊，因而改名为《民报》。

同盟会总部成立后，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指导中心，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同盟会章程中，明确地将同盟会成立时会员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规定为同盟会的宗旨。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指导思想概括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同盟会的宣传家随即将这“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政治宗旨。三民主义内容，以后有发展变化。同盟会成立初期，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是：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即推翻满族贵族当政的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但是这决不是民族复仇主义，民族革命的目标只是少数满族当权者。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孙中山认为，中国仅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他在《军政府宣言》中指出：“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这是20世纪初孙中山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孙中山在游历欧美各国时，注意考察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对西方社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和罢工浪潮，印象深刻。经过反复研究、探讨，到1903年12月，他在复友人函中，首次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纲领——平均地权。他认为，“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关于“三民主义”，孙中山总结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这就是同盟会时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尽管其中有主观空想的成分，但他那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却闪烁发光！

四、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黄兴领导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宣传同盟会的纲领、政策和方针。二是组织领导反清武装起义。《民报》从1905年11月26日创刊到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共出24号。它是孙中山和同盟会从事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章太炎等。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揭橥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来又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的演讲，详细阐述了三民主义。因而，宣传三民主义，成为《民报》的宗旨。在第3号上，《民报》还提出“六大主义”为其办刊方针，内容是：1.颠覆现今之恶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4.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从内容上看，所谓“六大主义”，不过是在“三民主义”之外，加上同盟会的对外政策。《民报》把同盟会的对内对外主张，以简单明了的语言公诸于世，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认识，增进国内外舆论对革命事业的了解，是有作用的。但“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则反映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对帝国主义存在着幻想，因而更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这是《民报》宣传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或不足。

革命党人在同盟会成立后开展的宣传活动，影响最大、声势最壮的是开展与改良派的论战。从《民报》创刊后，革命派宣传家就针对《新民丛报》上宣扬的改良主义论点，开展批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于1902年2月创办的宣传改良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其创刊号《本报告白》宣布办报宗旨三条：“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客观上进行了大量的反封建思想启蒙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坚持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反对革命宣传和激烈行动，尤其是1903年11月梁启超游美回日本后，政治态度和言论大变，公开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对于革命，他公开表示：“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从此以后，他就成为反清革命的坚决反对者。所以，在1903、1904年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就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但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则是在1905年11月《民报》创刊以后全面展开的。革命派的主阵地是《民报》，改良派的主阵地是《新民丛报》，双方投入这场争论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种，包括在日本、香港、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出版者。《新民丛报》自1906年1月73号起，连续登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后又将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单行本，刊印1万册，广为散发。这两篇文章，竭力反对革命，鼓吹中国目前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为此，《民报》第3号特发号外，题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两方在12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要点是：《民报》主共和，《丛报》主开明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革命，《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专制；《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氓之具。并公开宣告：“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从此，论战全面深入地展开。

这场大论战，主要围绕着三民主义展开的，即：第一、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对于这三个问题，如前所述，革命派的回答是肯定的：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实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社会革命，平均地权。但是，改良派的回答却是相反的。

第一、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

改良派认为没有必要，其理由是当时中国不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举国人民，在其法律上本已平等”，光绪皇帝是“圣主”；只要实行立宪，就可以改变中国状况，逐步使国家富强。只要实行立宪，就不会有“种族之嫌贰”，满汉就平等了。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鼓动民气，进行革命，其结果只能引起“暴民骚动”，“杀人盈野”，招致帝国主义干涉，那就要亡国亡种。

革命派则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是一个残民以逞的反动政府，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洋人朝廷”。指出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它使得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东割一肠肺，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因而，革命派坚决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这样的“恶政府”。

关于排满。当时革命派中确有人在宣传中存在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复仇情绪，鼓吹满汉之间“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仇满是汉人天职，否认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这并不代表革命派的主流。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关于帝国主义干涉。革命派认为：革命只要加以控制，使之成为有秩序的革命，而不像义和团那样“野蛮排外”，而是“善守国际法”，排满而不排外，那么，列强是会保持局外中立，不会干涉革命的。革命派为了避免列强干涉，甚至表示凡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都可以根据国际法承担下来。可以看出，对帝国主义列强心存畏惧是双方共具的心理。

关于革命流血。革命派理直气壮地指出，要革命，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即如英国、日本那种所谓“和平革命”的国家，也不免杀人流血。革命派进而论证说，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也在数百万之上，其它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的人更不可胜计。因而，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建立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认为，中国不能建立共和政体，理由是中国人“民智不逮”，没有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他们将开民智寄希望于清政府和所谓“圣君贤相”。革命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民智未开，程度不逮”问题争论的症结，就是改良派把开民智的希望寄托于清王朝实行“开明专制”，但那只能是“求鱼于樵，求木于渔”，继续愚弄人民；于是，提出开民智的唯一办法只有实行“国民革命”，“民智未开，以革命开之”。

改良派还根据德国波伦哈克的“国家客体说”，论证中国若实行共和政体，必然造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结果，人民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梁启超称这种情况是“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革命派批判波伦哈克的国家学说，指出，君主只是构成国家“最高总揽机关”的一个成员，决不能等同于国家；“国民”具有独立的人格，是国家的“构成分子”，既不是任人宰刈的奴隶，也不是为人所有的“物”；“国民全体”才是国家的“最高总揽机关”。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君主为统治权主体的谬论。革命派还阐明代议政治和三权分立学说是摧毁专制政体、保证民主共和政体必须具备的东西，它可以实现社会的法治而防止内乱。尽管革命派坚持的国家学说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具有很大局限性，但在当时仍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即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改良派感觉特别恐惧和憎恨。他们污蔑革命派宣传的土地国有和“社会革命”是煽动“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起来“荼毒一方”。为此，他们宣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他们甚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革命的必要，宣称中国“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

革命派坚决予以反驳，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中国虽然不像欧美那样贫富悬隔，但仍存在贫富之分，仍埋藏着第二次革命的伏线。为使中国将来免受第二次革命的惨祸，“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而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他们强调指出，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将是“富者愈富，贫者亦富”，“无有不平之阶级”。当然，革命派关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的宣传，尽管主观愿望是善良美好的，但却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它实际上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至于土地国有也不是社会主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这次论战，是一次争取群众的思想斗争。革命派在论战中，系统地宣传三民主义，从而有力地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通过论战，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逐渐靠拢革命派。所以，革命派作的宣传和论战，不仅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还壮大了革命派的队伍，从而有力地推动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开展。

五、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在与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还积极筹划、组织武装反清斗争，从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一步一步地推向新的高潮。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就离开日本，赴越南、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筹款和策划武装起义。留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黄兴，则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方面。他首先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丈夫团”，将留日学生中学习军事的学生组织起来，以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又在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还陆续派人分赴东北、江苏、湖南、湖北各省，策划武装起义；派刘揆一去上海设立“交通机关”，联络湘、鄂、江、浙一带的反清革命力量。

1906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回到日本，与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订了中华国民军政府《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队之编制》、《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15个文件。这是一个指导各地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开展革命斗争和组织革命军政府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在同盟会的领导或影响下，国内武装反清斗争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从1906年起，各地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有力地打击清朝反动统治，加速其覆灭的进程。其中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有：1906年12月，刘道一、蔡绍南发动的湘赣边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武装反清起义；1907年5月，邝敬川、胡毅生、王和顺发动的广西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5、6月，许雪秋和邓子瑜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12月，孙中山和黄兴亲自发动并参加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黄兴组织的广西钦州、廉州和上思起义；1908年4、5月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发动的云南河口起义等。

这六次由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共同的特点是：开始时准备不足，起事仓促；接着遭到清廷优势兵力的镇压，起义军虽流血牺牲，英勇反击，终因兵员和粮械得不到补充而失败。

另外，这几次起义，基本上是依靠会党发动的。起义的不断失败，使同盟会一些会员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战斗力不强，于是便将工作重点转向运动新军，企图争取经过一定作战训练又掌握新式武器的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基本力量。发生在1910年2月12日、由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便是同盟会领导人在起义依靠力量问题上思想认识发生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到1909年冬，广州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同盟会的已达到千余人，约占广州新军一半以上。同盟会南方支部认为由新军发动起义的时机成熟，决定于庚戌年正月元宵节后举事。后由于新军士兵与警察发生冲突，2月12日起义提前发动，参加起义的约3000人，倪映典被推为司令。起义军夺取讲武堂枪械，分三路向省城进攻。起义军推进到牛王庙时，与清军相遇；清军派人诱降，遭拒绝；又施诡计袭杀倪映典。起义军在失去指挥的状况下，仍坚持战斗到深夜，后因弹尽援绝，遂溃散败走。起义又告失败。

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许多成员灰心丧气，“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鉴于此，孙中山遂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城召开会议，“决定以新军为骨干，组织五百选锋（敢死队），”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会议还计划广州得手后，由黄兴统一军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北伐。对于此次起义，孙中山极为重视，他在一函中称：“此次之动，乃因日俄协约，时势甚急，岌岌不可终日；而内地革命风潮亦已普及，军心民心皆同归向；加以吾党久困奇穷，不能稍待。有此三者相迫而来，不得不发。故主动各人，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若事不成，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弟亦决意到时潜入内地，亲与其事。”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各地“选锋”陆续到香港，在广州设立的秘密据点也达38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也大致联络就绪。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会议，预定4月13日起义，分兵十路袭取广州城，由赵声、黄兴担任革命军正、副总司令。但由于温生才于4月8日枪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清吏加紧戒严，起义未能如期举行。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建立起义指挥部。因内奸告密，清吏在全城搜捕革命党人，秘密据点多处被破获，起义准备再次延期，不少“选锋”也陆续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后又得悉调入城内警备的巡防营中多有革命党人，因而又仓促决定于4月27日下午举义。原定10路攻城改为4路，由黄兴、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分任指挥。届期，陈炯明畏葸不敢动，胡毅生借故出城不归，姚雨平逃避，只有黄兴率领“选锋”120余人猛攻督署。总督张鸣歧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攻占督署并将其焚毁，后又冲杀出来，与李准卫队遭遇，激战中，黄兴右手受伤，仍坚持指挥，直到剩下最后一个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逃往香港。许多革命党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一部分被捕后英勇就义。

起义失败后，广州人民收殓此役牺牲的烈士遗骸72具，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因此，此役后亦称“黄花岗起义”。

应当指出，同盟会领导的上述历次起义，革命者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表现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贵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纪念的。但也必须承认，这几次起义，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军事冒险的成分；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中，尤其是在孙中山身上，始终存在着不切实际的侥幸取胜的心理。因而，这些起义虽然轰动一时，但总是旋起旋灭，屡战屡败。

起义尽管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是重大的。它用行动教育人民，唤醒人民，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动摇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根基，从而大大加速清王朝覆灭的进程。

除了以上同盟会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之外，这时期还有光复会和岳王会发动的起义，也发生了很大影响。

光复会在浙江的活动是从联络会党入手的，联络会党的中心是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这所学堂是徐锡麟、陶成章等在1905年9月创办的，办学目的就是训练各地会党成员，使之成为革命骨干。1906年徐锡麟赴皖，先后担任安徽武备学堂副总办、巡警处会办、巡警学堂监督，他利用职务方便，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骨干，策划起义。从1907年初起，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力加强对会党的训练和改造工作，将分立的会党纳入光复会组织系统，编组光复军，拟定起义计划。她还和徐锡麟约定1907年7月6日（后改期7月19日）浙皖同时举义。

由于绍兴方面会党分子过早暴露形迹，清政府于6月间就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危急，徐锡麟遂于7月6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机，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起义。徐率陈伯平、马宗汉及巡警学堂数十名学生进占军械所，旋被清兵包围，激战中，陈伯平死难，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后壮烈牺牲。

安庆起义失败后，浙江巡抚张曾敭得安庆方面提供的情报及绍兴劣绅胡道南密报，派兵包围大通学堂，拘捕秋瑾。7月15日，秋瑾被害于绍兴轩亭口。

1908年11月，清政府调集南洋各镇新军于安徽太湖进行秋操。11月14、15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清统治集团“群情震骇”，人心惶恐。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薛哲等10余人遂于11月19日乘机发动安庆起义，并推举熊成基为总司令，约定破城之后，“再行推举总统”，要求各国承认；然后赶赴太湖，控制参加秋操的清军，攻夺南京，以为根据地，而后进军北京。但是，由熊成基掌握的马营、炮营在城外举事，成功后攻城时，城内义军因受到清军钳制，没有接应，城外起义军围攻一日夜不能破城。接着，清军大量援军赶到，义军寡不敌众，只得撤退，抵达庐州时，余部不满百人，只得宣告解散。熊逃往寿州，后出亡日本。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肆搜捕，全省因此事而受牵连被害者约300余人，范传甲、薛哲等被捕后也遇害。这是清末第一次由新军发动的武装反清起义，不仅在安徽省，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均产生巨大影响。

1905年以后，广大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增至266次。斗争形式多种多样，诸如在许多地方发生的抗捐抗税、抢米骚动，反对厘金和反对贪官污吏。在一些城市还发生过多次工人罢工，反对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反对资本家的封建式剥削和工头的各种虐待，工人还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广州起义等。不少地方的商人、企业主也参加了反对增加税收和各种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教会压迫的斗争仍然彼伏此起，相当活跃。这些反抗斗争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互相交错，彼此影响，使清朝统治更加动荡不安。所有这些，都显示各阶层人民的日益不满和趋向革命化，一场民主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

第三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

一、宪政团体的出现

清政府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十分恐惧，觉得再不进行政治上的改良，只会助长革命势力的增长，从而加剧统治的危机。从1903年起，追随康梁的改良派就顺时应势，把立宪作为政治目标，在国内外同时发起攻势，广为宣传，要求朝廷实施宪政。鉴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统治地位，对付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于1905年12月2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等五大臣出使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这一事件揭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

1906年9月1日，在经过朝廷内部激烈辩争之后，清廷颁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规定首先要改革官制、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以及普及宪政教育等。等这些预备立宪基础完善后，再根据各国成法以及中国进步的迟速，“妥议立宪实行之期”。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使立宪派欣喜若狂，因为这道上谕为立宪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信就说：“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改良派一直宣传和要求立宪，此时则更积极为实施宪政作准备。宪政团体纷纷成立，全国竟达70多个，并出版报刊，进行宣传鼓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1906年12月16日，会址设在上海，它是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团体，并得到某些督抚的支持或资助，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

预备立宪公会是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代表，成员中很多人便是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人。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侯入）曾入李鸿章、张之洞幕，任驻日总领事，江南制造局督办，并创办制呢厂。张謇，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致力于教育和实业，开办大生纱厂等企业和通州师范学校；以鼓吹立宪而闻名，成为江浙立宪派的巨擘，主张以缓进方式实行立宪。汤寿潜（字蛰仙，浙江山阴人），进士，选庶常，官至两淮盐运史；后倡筹款筑路，并总理筑沪杭路事，力主实业救国。普通成员中像朱福诜、王清穆、周廷弼、许鼎霖等人都是工商业界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据统计，在358位列名成员中，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各种工商企业任职的有84人，约占会员总数的23%，成为会内的主导力量，影响着团体的政治倾向和活动内容，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值得指出的是，该团体会员中，有77人曾经做过知县以上的官职，约占会员总数21.5%，这反映该团体同统治集团有一定的联系，因而又有浓厚的妥协性。除上述之外，会员中供职于文化、教育、新闻界的人数也不少，使其容易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

预备立宪公会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出版机关刊物《预备立宪公报》及《宪志日刊》和大量书籍，宣传宪政；编纂法律草本；办讲习所，宣讲宪政学理；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等。他们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11年。

政闻社，是由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立宪派人士发起组织的一个资产阶级宪政团体，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东京成立。该社成立前，康有为曾感奋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整顿组织，以图再举。但由于康有为没有提出足以动员会众的新纲领来，梁启超感到不满意，于是决定另组新团体。

政闻社政纲规定：（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该社宗旨是：（1）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2）对于内政外交，指陈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3）唤起国人政治之热心，及增长政治上之智识与道德。梁启超在《政闻社宣言书》中还郑重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的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该社采取了如下几种活动方式：（1）编撰杂志日报及适用之书籍。（2）“交通各内地，输入政治上之学识及通告政治上之利弊，又调查其关于政治上一切之事。”（3）建议及警告：关系国家重要之事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警言。

为争取合法地位，政闻社虚社长、副社长之职，由马良（字相伯，江苏丹徒人）任总务员，徐佛苏、麦孟华为常务员，徐公勉、张嘉森、隆福等6人为评议员。1908年1月，政闻社本部迁回上海，便积极投身速开国会的宣传和请愿运动。该社参与发起了国会期成会，派人分头联络政府王公大员及各地立宪团体，广设分支机构，发展会员，最多时达千余人。7月，以该社全体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限期3年召开国会。但当时清廷对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极为不满，于是便从政闻社开刀，指责3年召开国会的主张。是“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于8月13日下令查禁政闻社。政闻社遂遵命解散。

宪政讲习会，由杨度、熊范舆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成立，又名宪政公会，熊为会长。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一度追随革命，结识梁启超后，便放弃其自由、平等、独立三大主义。清廷预备立宪开始，因曾为出洋五大臣撰各国宪法比较，赏四品京堂。该会以“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为宗旨，主张实行责任政府，设立民选议院为中国由弱变强的转捩之机。

宪政研究会十分注意在国内各地发展会员，加强实力。湖南是宪政研究会最早发展的地区，不久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分会。“以学会形式充实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势力范围。”在当时众多的立宪团体中，宪政研究会的主张颇具特色而独树一帜。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该会也多方奔走联络，不过，当杨度成为官方人物后，立即失去“民间势力”的色彩，熊范舆离湘，宪政讲习会便衰落了。

当时出版的《时报》、《外交报》、《东方杂志》及《扬子江》等大型报刊，在立宪派改良派人士的参与或影响下，都进行了要求立宪、反对专制的宣传。其他各地的立宪团体，特别是四川、湖北、两广等地的立宪组织也都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和活动。

二、国会请愿运动

清末立宪派的主要政治活动是为争取参政权而发动的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这场运动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1907—1908年间，首倡者是宪政讲习会的杨度、熊范舆等。杨度在1906年冬就在《中国新报叙》中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恃吾民自任之”。1907年春，又提出应把国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请开国会这一目标上来。是年秋，熊范舆和沈钧儒、雷光宇、恒钧等人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指出中国正处在“存亡危急之秋”，外部列强环逼，内部革命蜂起，如不赶紧实行立宪，“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要求一两年内开设国会。

这份请愿书在报纸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响应。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等也相继上书或致电清廷，要求速开国会。在国内，宪政讲习会的据点湖南首先派出代表赴京上请愿书，由此带动各省立宪派陆续发起请愿签名运动，于是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从1908年3月以后，河南、广东、江苏、安徽、直隶、奉天、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省，也陆续有代表赴京上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当时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还在上海联合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在此情势下，连清政府的某些督抚、驻外使臣也上奏朝廷，请开国会。

清廷对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持抵拒态度，并对其发展深感不安，伺机镇压。于是以政闻社社员陈景仁（法部主事）电奏朝廷要求3年召集国会以及吁请把主张缓行立宪的于式枚革职为煽动，下令将陈景仁革职，接着又下令查禁政闻社，迫使请愿代表各自回省。这次请愿运动遂告失败。与此同时，清廷根据其预备立宪的步骤，批准各省成立谘议局，并谕令各省督抚实力奉行，限一年内办齐。因而各省立宪派的主要精力都转向谘议局议员的选举活动方面，请开国会的事暂时沉寂下来。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开幕，许多立宪派分子成为谘议员，甚至议长，在各省取得了较稳固的地位。于是，要求参政权的欲望便更强烈地倾泄出来，由是发生了由各省谘议局发动的新一轮国会请愿运动。这一轮请愿运动，前后共进行三次，较上一阶段的请愿运动，声势更为浩大。

第一次请愿国会运动，是由江苏省谘议局局长张謇领头发动的。1910年10月13日，张謇同江苏巡抚瑞澂商议、由张謇出面联络各省谘议局，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分别请求朝廷速开国会和速设责任内阁。11月27日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大会，正式推定各省谘议局赴京代表，组成请愿代表团，并公推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是由林长民起草，经张謇修改定稿的。提出内政外交危机严重，非速开国会不足救急，强烈要求“速开国会”，为主朝廷“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

1910年1月16日，请愿代表团将请愿书呈递都察院。不久，清廷颁发上谕，拒绝“速开国会”的要求。请愿代表即开会决定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并致书各省团体，请组织分会，以便各省代表到京后再上请愿书。京师还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会期成会，以为请愿团的后援，还致书各省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团体，以及海外各埠华侨，希望各举代表。这样，参加请愿活动的社会成分更为扩大，除谘议局外，还有商界、学界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参加。6月16日，请愿代表80多人前往都察院呈递请愿书10封，请为代奏。6月27日，载沣召见诸王公大臣，议定必须俟9年后筹备完全，方可召开国会。“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再一次被清廷所拒绝。但请愿代表决心继续请愿，并扩大请愿规模，造成更浩大的声势，要求签名须普及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须百万以上。各地各团体也纷纷致函，表示声援。

国会请愿代表团复于8月15日召开评议会，决定通过谘议局联合会提出：（1）国会不开，则应实行不纳税主义；（2）各省谘议局今年通常会应只要求速开国会一案，不达目的各局同时解散。并鉴于资政院将于10月3日开院，遂决定第三次国会请愿提前举行。

10月7日晨，请愿代表乘车往摄政王府，向摄政王载沣上书请愿。临行时，奉天留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各割股血书，“以表示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但载沣避驻三所。各代表表示：须待监国回府，亲自谒见，否则决不离去。民政部尚书善耆亲来商议，各代表才同意将请愿书交其代转。

8日下午，孙洪伊等赴资政院逞递请愿书，请于明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10月22日，资政院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气氛异常热烈。最后由议长、副议长即时上奏。议长即宣告用起立表决法，全场三次全体起立，三次高呼国会万岁、大清国万岁、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同时上奏要求“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③

可以说，当时全国上下，是一片沸沸扬扬的速开国会的请愿声。就请愿运动的主导力量立宪派来说，他们是希望借此获取部分参政的权力，并以此阻止革命的爆发。他们固然对清王朝不满，但亦惧怕革命。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请愿运动，固然是有感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最使他们忧心的还是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然而，垂亡的清王朝并不感悟。他们关心的，仍然是如何维护手中的大权，使其不致旁落。11月3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稍作让步，提前3年，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第二天，清廷颁布此谕，同时“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所有各省代表人等”，“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对于这道上谕，多数立宪派是不满意的。但诚如国会请愿代表团通告各省同志书所说：“朝命既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这样，在无可奈何之中，代表团奉命解散，第三次请愿运动也宣告失败了。

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使立宪派中的许多人，终于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步走上同情或参加反清革命的道路。

三、收回利权运动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政治上积极推动、领导全国立宪运动的开展，在经济上则强烈要求收回被列强所攫取的各种利权。因而从20世纪初年开始的收回利权运动，到1906—1911年间达到了高潮。所谓收回利权运动，主要是收回矿权和路权的斗争，并由此发展到保路运动。（一）收回矿权的斗争。影响较大的有：

山西收回福公司霸占的矿权。福公司是1897年由英、意两国商人合股成立的专门揽办中国路矿企业的公司。1898年，它与山西商务局签订承办晋矿合同，获得在盂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等州县的开矿权，限期60年。然而福公司一直没有进行勘查开采。山西绅商为挽回利权，多次与福公司谈判，均遭拒绝。1905年，绅商在巡抚张曾敭等支持下，集资购买矿地，自行开采。但是，遭到福公司和英国公司的拒绝。于是激怒了山西人民，绅商学生各界纷纷集会、上书，要求政府废除与福公司的合同，主张筹款赎回矿权。其中留日学生的行动最为激烈。1906年10月13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愤而蹈海自杀，在绝命书中说：“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力也”。留日学生创办的《晋乘》杂志，还将收回矿权作为该刊的“六大主义”之一。山西绅商为收回矿权，一面与福公司谈判，同时设立了保晋矿务公司。1907年，山西绅商学生各界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一致主张抵制福公司开矿。会议决定，如福公司拒绝“赎矿自办”要求，则有矿地之家不准售地，附近之人不得为之做工，不得与之贸易。有违背此决议者，开除其山西籍。在人民不懈的斗争下，福公司无计可施，被迫接受赎矿的原则。经过长期交涉，1908年1月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以银275万两赎回盂、平、泽、潞各属矿权。

安徽收回铜官山矿权的斗争。1902年2月，英商华伦公司与安徽商务局签订了勘查歙县、铜陵、潜山等处煤铁各矿的合同，规定期限8个月，逾期不办，原合同作废。然经多次展期，直到1905年5月又届满期，它仍未进行勘矿，安徽各界人民遂提出收回矿区自行勘矿。但该公司故意拖延时间，进行抵制。1907年，妄图以中英合办名义长期霸占矿权。1908年又私招日本三井洋行商股，并由英、日驻华公使照会外务部，施加压力。此议传出，遭到安徽绅商各界一致反对。安庆绅商集会，决定一面派代表赴京，要求外务部“抵死力争”，并与英商直接谈判，坚持无条件废约；一面筹组全省路矿公会。各界民众踊跃支持。尽管英国公司毫无道理，清政府还是屈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11年春议定以5万英镑赎回，由安徽绅商筹资组成“泾铜矿务公司”自行开采。

山东争回茅山等5矿矿权的斗争。1899年德商德华公司攫取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等5处10余万平方公里地区的勘矿权。到1907年，原定勘矿期限早已逾越多年，但该公司借词“实未探竣”，要求延期。是年8月，山东巡抚杨士骧派员与该公司谈判，同意展期2年。消息传出，群情愤激，纷纷成立保矿会，要求收回5矿矿权，并呼吁保护津浦路沿线各矿区的矿权。各界人士还联名公呈，声明签订茅山5矿合同时，“东省人民全未预闻，断不承认”；如不废约，“当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以为后盾”。山东籍旅京官商也屡次集会，成立路矿研究所，并联络各省有关团体，协力抵制德商开矿。德商迫于山东各界反对，乃通过驻济南领事向山东巡抚提出“让归中国自办”，但又索“赔偿银80万两”。此举遭绅商一致反对，而新任巡抚惧怕引起外交纠纷，最后奏准由山东省库分期拨付赎款，了结此案。

云南收回澂江等7府矿权的斗争。1900年，法国以云南发生教案为由，勒迫赔偿，并乘机攫取了澂江、临安、开化等7府的铅、锡、锑、汞、铜、锌等矿的开采权，由英法隆兴公司承办。1902年该公司又与云南地方政府签订《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规定公司可在上述7府开矿，若7处无矿可采时，可移至其它地方，另行开采。这样，云南境内的矿权则完全被隆兴公司所攫取。1906年滇省绅商就纷纷要求废除7府矿约，1910年收回7府矿权的斗争进入了高潮。云南留日学生倡设“保矿会”，力请废约。云南群众不顾官府压制，成立“矿务研究会”，连日集会，要求废约保矿。陆军小学学生赵永昌拔刀断指，杨越割臂血书，并沉痛呼吁：“七府矿约不废，则我等命脉已亡，死期近矣。”云贵总督李经羲迫于舆论，只得上奏清政府撤销合同。1911年，经交涉，由中国出银150万两，赎回7府矿权。

在收回矿权的高潮中，由于各省人民的斗争，四川省于1906年相继收回了法商利华公司揽办的巴县、万县煤油矿权，法商福安公司承办的重庆等7府矿权，法商福成公司开办的天全、懋功2县五金矿权，英商开东公司攫取的勘办四川煤油各矿的权利，英商华英煤铁公司占办的江北厅煤铁矿的开采权。此外，奉天省收回锦西暖池塘煤矿开采权，黑龙江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河砂金矿开采权，湖北收回阳新炭山湾煤矿开采权，山东中兴煤矿公司还赎回原属德商占有的股份，收归华商自办。（二）收回路权的斗争。在收回利权斗争中，收回路权的斗争表现得尤为激烈。

当时的爱国人士对路权丧失给国家民族所带来的灾难，认识深刻，反映强烈。他们指出：“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论，则关乎财政；从调运上论，则关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也就是说，开展收回路权的斗争，不仅是一个经济权益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四川》杂志则载文明确指出：“铁路亡，川省亡，我七千万人的生命财产随之以亡。”

收回粤汉铁路的斗争。这是当时开展最早的一次收回路权的斗争。1898年美商合兴公司同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路的建筑权。1900年又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合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5年内修成。并规定合兴公司享受的权益不得转让给他国。但到1904年初，不仅铁路干线尺轨未铺，而且还将2/3股票私自卖给受法、俄支持的比利时银团万国东方公司。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违约行为，使两湖、广东的绅商极为气愤。湖南绅商首先提出废止合约，收回自办的倡议，湖北、广东的绅商立即响应。从1904年开始，一场主要由3省绅商领导的收回粤汉路的斗争便迅速展开。

由于3省人民坚持斗争，使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感到：“现在三省绅民志坚气愤，其势汹汹，若此路不能收回自办，必致酿成事变，地方官无法弹压，以后诸事更难办矣。”于是也主张收回自办。但他惧怕引起外交纠纷，因而又主张改废约为赎约。1905年8月，中美两方经过谈判，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以675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路赎回自办。这次斗争的初步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收回利权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收回苏杭甬铁路的风潮。苏杭甬铁路是1898年英国政府逼迫中国政府同意准许英商承建的5条铁路中的1条。但合同签订后，铁路勘测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5年，江浙两省绅商分别成立本省的铁路公司，修建铁路。英驻华公使闻讯后，即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签订正式合同。浙江绅商致电外务部，极力反对与英国签订正式合同，坚决要求废约自办。1907年，江浙两省绅民不顾英国的恫吓，正式动工修建苏杭甬铁路的苏杭段。

英国驻华公使要求清政府“请饬停工”，并指责清政府是“有意失和”。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脆弱的清政府被迫屈服，同英国政府订立了《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向英国借款150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聘用英国总工程师，将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与沪宁路相连。这就是所谓“借款筑路”，其实质仍是将沪杭甬铁路的主权出卖给英国。

英国的贪婪与清廷的媚外，激起江浙人民的愤怒。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而死。铁路业务学校学生邬纲也为此气愤吐血身亡。这两起事件引起江浙两省社会的震动，学界纷纷举行追悼会。反对“借款筑路”的斗争进一步趋于高涨。1907年10月22日，杭州首创“国民拒款公会”，声明坚持拒款到底，并将主持此项借款的汪大燮等4人开除浙籍。江浙各界纷纷响应，相继成立拒款会或拒约会。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还上书揭发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请求予以查办。但是，清政府却发布上谕，申斥汤寿潜，并将其革职。浙路全体股东召开特别会议，公开抵制清廷这一上谕。由于江浙拒款斗争的开展，盛宣怀只得把沪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并企图把沪杭甬铁路“收回部办”，实行“铁路国有政策”。

在粤汉、沪杭甬两路保路斗争的鼓舞下，四川、直隶、山东、江苏、安徽、云南等省也相继开展保路斗争。这些斗争的蓬勃展开，成为辛亥革命前夕保路运动全面高涨的前奏。

保路运动是由于清廷皇族内阁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悍然宣布“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将已准归商办的粤汉、川汉两路抵借外债所激发起来的。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谕令“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并声言“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实行官办铁路，如果是为了发展交通事业，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但是，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却是为了接受四国银行团奴役性贷款，将路权出卖给列强，以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挽救行将崩溃的封建政权。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一出笼，理所当然地遭到各省绅商及民众的强烈反对。

湖南首先爆发了抗议铁路国有的运动。5月10日，谘议局致电各有关省谘议局，请求一致行动，抵制铁路国有；接着，各界连日集会，痛诋朝廷及盛宣怀拍卖国权的行为。14日，抗议达到高潮，数万人聚集在教育总会开会，与会者义愤填膺，有的当场断指以表愤懑。大会决议：全力推进湘路商办的进行；召集正式股东会，分段开工；继续筹办租股；概行抵制来湘强事修筑的督办或外国人；商办不得见准，则实行闭市、停课、抗租等办法。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往抚署请愿，铁路公司长沙株洲段工人万余人也停工进城游行。6月初，各学堂相继罢课，谘议局议员纷纷辞职。湖南巡抚杨文鼎严令禁止集会、散发揭帖，取缔印刷店，并出动警察、巡防队，沿街巡逻。

湖北闻知铁路国有上谕后，谘议局立即召集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商讨反对铁路国有办法。留日学生江元吉洒血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存国”，在场的人情绪激昂，“大呼救国”，一致反对借款，力争商办。

广东省各界在6月6日举行股东大会，1000多名股东通过了“仍援原案，坚请商办”的议案。总督张鸣歧派兵到会场弹压，并勒令决议无效，另期再议。股东们又于9月3日在香港成立广东保路会，与会者近万人。商定以“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通过保路会章程、通告会情于中外、设海外分会等决议。海外华侨热情支持广东保路运动，越南等地华侨团体致电声援，表示“商办铁路，铁案如山，万不能归国有”。

四川人民的勇猛斗争则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清政府1911年5月9日关于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立即引起川人的强烈不满。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了临时股东准备会，商定由公司董事局和驻省各法团请川督代奏，请求朝廷暂勿派员收路。不久，即遭清廷上谕申斥，并宣布处理川汉铁路股款的办法是，除公司在上海倒折之款不予承认外，对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还现款。如果要还现款，则必须以本省财政作抵押，向外国借款。同时，拒绝川人自办支路和开矿的要求。朝廷的决定使立宪派走投无路，不仅亏空无处填补，就连所存现款也要被朝廷劫去。过去曾主张保存路款，承认国有的邓孝可，这时才如梦方醒，叫苦受了朝廷的骗。6月13日，同英、美、德、法签订的4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看到条款，人们如同撕肝裂胆，痛诋“盛大臣卖国奴”。

6月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蒲殿俊与罗纶任正、副会长。从此，各阶层各业的保路同志会纷纷建立。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去府厅州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宣传保路救国的道理。

但是清政府绝不让步。8月，盛宣怀、端方收买了川汉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在盛的授意下，李不顾总公司“坚持破约”、“拒绝交待”的指示，呈请接受国有；盛宣怀则以上谕的方式，让李用川款续办宜昌段铁路。这一阴谋不啻是把川路公司推上绝路。保路同志会决定自8月25日起罢市罢课。9月1日，四川铁路公司在成都举行股东大会，又通过了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的决议，并由咨议局呈报资政院。这一决议一宣布，全省响应。一时间，“十余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输，学堂停课，商民罢市”。

各地人民抗捐抗税、罢市罢课斗争迅速发展，使统治者惊恐万状。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伦、邓孝可、张澜等人。全城震动，数万人直奔督署要求释放被捕诸人。赵尔丰竟下令屠杀徒手无辜的请愿者，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酿成“成都惨案”。统治者的暴行，激起四川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当时四川同盟会正联合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并将同志会改为同志军。成都惨案后，保路同志军各路直奔成都城下。不多日，围攻成都城的同志军有10多县，每县都不下数千或几万人。城内清军惊慌失措，但由于同志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各自为战，又加上作战经验不足，武器陈旧，攻城未下。同志军转而攻略各州县。回师荣县，同志军首领王天杰接受革命党人吴玉章的建议，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由革命党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

保路运动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和组织的一场爱国运动。它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保路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仅粉碎了立宪派“文明争路”的幻想，还一步步地把一些立宪党人逼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尤其是四川保路同志军在武昌起义前夜发动的四川民众反清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序曲。

第四章　清王朝的覆灭

一、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爆发了武装反清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

湖北的革命团体除较早的日知会外，又相继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自治团、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数学研究会等约30个。后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大都归入共进会和文学社中。共进会成立于1907年8月，是由一部分同盟会员和旅日留学生在东京成立的，其宗旨与同盟会一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第二年，推刘公任会长，居正任参谋，孙武任军务部长。为准备回国组织起义，又推举刘公为湖北大都督。1909年春，孙武代刘公回鄂活动，发展会员，设立联络机关，开展革命活动。共进会成员起初主要为会党和市民，以后又吸收学生参加，特别是把发展重点放在新军。到1911年10月前，共进会在新军中发展会员约有1500人，学堂中发展会员约有200余人，其他社会阶层入会者约200余人。

1908年7月26日，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革命士兵成立的军队同盟会，不久因领导人离鄂入川而无形解散。是年11月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人心震动。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钟琦等发起，于12月中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成立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并通过宣言、简章，推钟琦任庶务。1909年11、12月间，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相继加入群治学社。该社以四十一标为基地，积极在湖北新军中发展社员，势力发展很快，因而引起清官方的注意。为避免暴露目标，先后改名为振武学社和文学社。1911年1月31日在黄鹤楼的风渡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它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掩护，揭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的宗旨。蒋翊武被推举为文学社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该社建立5个月，在新军中发展的社员就将近2000人，到9月份已达3000多人。

1911年8月，文学社《大江报》接连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文，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此时非有极大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这些犀利如剑的语言惊撼人心，催人奋起。清政府企图遏止革命思想的传播，立即查封，逮捕了总编辑詹大悲等人。但处在革命风暴的前夜，任何企图都难以挽救清王朝奄奄一息的命运。

1911年9月14日，共进会、文学社领导人达成联合协议，拥护同盟会革命纲领，要求两派成员“一律以革命党人身份，与清王朝拼死活”；一致同意派人赴沪与中部同盟会取得联系，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主持举义大事。然而，受命赴沪的居正、杨玉如没有能使黄、宋立即返鄂指导起义工作。

9月24日，两派领导人以及各标营文学社、共进会代表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会议，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确定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参谋长孙武。下设军务部、参谋部、内务部、外交部、理财部、调查部、交通部。并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

会后，各种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进行。不料，清政府发现革命党起义迹象，加紧搜捕党人，不得不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辛亥八月十八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内检验炸药，炸药突然遇火爆炸，孙武受伤。俄巡捕闻声赶来，从柜中搜出旗帜、袖章、名册、文告和盖印纸钞，并逮捕了熟知内部情况的刘同叔嫂等人。

面对严重的意外变故，刘复基、蒋翊武等人决定当夜发动起义。

入夜，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带兵弁亲往革命党人总机关小朝街85号搜捕，逮捕了坚守在领导机关的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并于次日凌晨将3人杀害。同时湖北当局严令各部门加强防范，关闭城门，城内戒严，按搜查到的革命党人名册到处搜捕，形势处于非常危急之中。于是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第八营驻扎在中和门内，紫阳湖旁，楚望台军械库就在它的东南侧。这里建立了完备的革命组织，士兵中有四成加入了革命党，已经形成强有力的革命基础。10月10日晚8点半，第二排排长陶启胜率护兵巡棚查哨，见士兵金兆龙、程正瀛推弹上膛，持枪而立。陶厉声斥问，并欲上前夺枪。金借机大喊“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便向陶连开两枪，将其打死。闻声赶来镇压的工程八营代理管带、右队官、司务长等被群情激愤的士兵击毙。熊秉坤集合队伍四五十人立即奔向楚望台军械库，与驻守军械库的工程八营左队义军汇合，共有400人左右。接着，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炮八标等大部分标、营、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以及测绘学堂的学生，纷纷投入起义行列。起义人数达3000人左右，控制了城东南的保安门城楼、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要地。

革命党人抓住时机，迅速推举曾参加过日知会的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出任临时总指挥，担负主持攻取督署的任务。接着，在炮队炮火的配合下，革命军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长驱直入，攻克第八镇司令部，进而直逼督署。躲在督署里的湖广总督瑞澂仓皇穿洞逃往“楚豫”兵舰，张彪逃往汉阳。督署被革命军占领。

经过一夜的鏖战，革命军的红底十八星大旗高高飘扬在黄鹤楼上，武昌城已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进行了历时16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第一次成功地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驻扎在汉阳、汉口的是二十一混成协的步队四十二标一营、二营。11日下午，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文学社阳夏支部支部长兼标代表胡玉珍遂决定当夜起义。入夜，胡玉珍的枪声一响，起义部队立即集合，管带汪炳山仓皇逃走，队官宋锡全被举为指挥。驻兵工厂的左队占据龟山，架炮待敌。接着又击溃日前由武昌逃窜而来的清军辎重八营残部。兵工厂等地守军驱散厂警，缴得厂中大量快枪、过山炮、钢炮、炮弹，为装备革命党人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11日傍晚，二营代表赵承武在汉口居仁门发动起义，并与汉阳革命党汇合。至此，武汉三镇除汉口刘家庙外，都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

革命起义成功，迫切需要革命党人建立起一个统帅全局的领导机关，以利乘胜进击。当时，共进会、文学社两团体的领导人或被捕或转移，而发动起义的成员大多为士兵，只有少数中下级军官，他们没有认识到应当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反而认为自己位卑而号令不行，希望推举军队中或社会上有资望的人出来组织政府，以便号召群众。10月11日下午1时召开的由首义的革命党人、谘议局议员及绅商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组织革命军政府问题，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被推举为民政总长。

军政府的建立，一方面象征新政权的诞生；另一方面，这个新政权一开始就被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控制，特别是将黎、汤抬上军政府最高领导层，这就种下了革命失败的祸根。

然而，新政权成立初期，由于最后的胜负形势还不明朗，黎元洪表示消极，汤化龙亦暗地里致电清政府，表示“决不从逆”。因此，负责处理军政府军政大事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手中。这一点，从军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文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军政府成立后，发布了《布告全国电》、《布告海内人士电》、《宣布满清罪状檄》、《致满清政府电》等一系列文告，向全国各界人士庄严宣告，恶贯满盈的清朝统治已到非推翻不可的地步；号召人民披坚执锐直捣龙廷，“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并敦促清廷认清时势，及早削号归藩，向军政府降服。军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向人民昭示自己政权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宣布湖北各州县一律改制共和，清吏呈缴印信，由革命政府重新任命官吏；要求各地自治团体速筹自保，守卫乡里，各地巡警坚守职事，维持治安。文告的发布，起到了稳定人心，号召民众，镇慑和瓦解敌人的积极作用。在经济方面规定：废除苛捐杂税，稳定金融和物价，整顿财政，为满足人民的日需，设立平粜所，准民贩盐，并浚修水利。在司法方面，设立江夏裁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颁布审判暂行条例、上诉暂行条例，依法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准民上诉、公开审理。在外交方面，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发布《照会》，指出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军政府希望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照会》颁布后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任何条约、取得包括债权在内的任何权利，军政府一概不予承认。社会生活方面，规定自都督以下各官支月薪20元，班长12元，士兵10元；使官兵薪俸不至过分悬殊。军政府还颁令严禁吸食贩卖鸦片、蓄辫、缠足等恶习，倡导使用文明称谓等。这都表现出革命之后武汉出现的新气象。

军政府颁布的《鄂州约法》共7章60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都督、政务委员的权限，立法与司法机关的职能等内容。约法遵循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勾勒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文件。它为各省独立后纂订大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拟定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部约法存在某些缺点，如在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和如何贯彻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它在当时紧张的战乱中能及时制订出来并且体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实属难能可贵。

为将革命推向湖北周边各省，应付清政府的反扑，军政府成立后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扩军备战。10月13日，军政府布告募兵，暂编步兵4协，马队1标，炮队2标，工程辎重各1营，军乐、宪兵各1队。各界踊跃报名，不到3天就满额，于是又增设第五协和两个敢死队。同时还努力恢复汉阳兵工厂的生产，赶制军火，并鼓励工人革新创造，以备战事急需。这表现了起义领导人军事上的远见。

面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力量迅速发展的局面，清政府惊恐之余立即调遣海陆军队向武汉进犯，企图一举扑灭革命。于是义军进行了武汉保卫战。

当时，革命军计划消灭汉口周围的清军，以图向四周发展。18日凌晨，革命军1300人向刘家庙发起攻击，首战告捷，占领了刘家庙车站，敌人2000人四处逃散。24日，清军水陆进犯汉口，革命军奋力抵抗，牺牲500多人。经过几次拉锯战，刘家庙得而复失，革命军受到严重损失。

10月28日，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黄兴由上海到达武汉，与黎元洪会晤后，即毅然承担汉口军事指挥重任，连夜亲赴汉口指挥战斗。

但是，一是由于清军援兵大量到达，在数量上很快大大超过因各地起义而缺少援助的义军；二是清军使用火攻战术，残暴地焚烧街道的市廛民宅，汉口的商业繁华区、居民密集区被烟火所淹没，焦土遍地，遭难者“狼狈不堪，情形极惨”。革命军被迫节节败退。11月1日夜，汉口失陷。27日，汉阳又陷落。

当晚，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的经过及情况，并主张放弃武昌，挥师东下，攻占南京。由于当时清军主力麇集武汉，他处如南京等地空虚，因此，黄兴之议不失为可取之策。但由于与会者多数反对，黄兴遂于次日搭日轮“岳阳丸”赴上海。而清军方面，由于全国革命蜂起，更因袁世凯乘机逼宫和镇压革命派，亦暂停攻击。武汉保卫战暂告一段落。

武汉保卫战，前后历时近2个月之久。尽管汉口、汉阳最后都被清军攻占，但它在近2个月的时间内，拖住清军的主力，使其无暇他顾，这就为各省的光复，争取了时间。到汉阳失守时，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福建、广东、四川等10多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汉阳失陷后5天，南京也宣告光复。因而，武汉保卫战虽然失利，但全国的局势已经改观。

二、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在湖北革命党酝酿武昌起义的同时，湖南、陕西等省的武装起义也在积极筹备之中。革命党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给各省革命党推翻清朝统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从此，拉开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的序幕。（一）湘赣起义

湖南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1911年9月底，两湖革命党人即约定，起义后10天内响应支援。10月21日，共进会湖南领导人焦达峰宣布次日起义，颁布16条命令。22日，焦达峰和新军四十标排长、教官陈作新率起义军占领了军装局、谘议局，并指挥队伍进攻抚署，巡抚余诚格化装潜逃。起义军占领抚署后，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当晚，各界代表集会，焦达峰被举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长沙起义胜利后，湖南各地揭竿而起，至30日，除湘西外，全省均归附革命，并立即组成援鄂军6万人，乘轮北上，有力地支持了湖北革命党人的斗争。

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后，千方百计抢夺军政大权，力举谭任参议院议长，并控制了都督属下军政、民政两部的重要部门。10月31日，谭延闿勾结旧军官和政客，策动兵变，将焦、陈杀害，谭出任都督，立宪派夺取了军政府及各属的领导权，湖南开始陷入军阀统治之下。

地处长江中区的江西九江积极响应武昌举义。10月23日晚，革命党策动新军第五十三标、第五十五标炮兵营官兵起义，向道府两署进攻，清官吏闻风溃逃，革命军占据九江，并成立九江军政府。众推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都督，湖北军政府派到九江策动革命的蒋群帮办军务兼参谋长，实际掌握军政府大权。数日后，同盟会骨干李烈钧来到九江，蒋群主动让位，李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24日，驻守湖口和马当炮台的清军与革命军作战失利，守兵投诚。同时，增援湖北清军的海军水师3艘巡洋舰和8艘炮舰、2艘鱼雷艇在海军司令黄钟瑛率领下，由武汉驶往九江，参加革命。九江起义和海军归附，是对武汉湖北军政府的重要支持，对江西南昌及安徽的光复也影响重大。

10月30日夜，南昌革命党发动新军第五十四标举义，陆军小学堂和测绘学堂学生响应。31日清晨，起义军占据南昌城。11月1日，九江派来的蒋群率部来到南昌，各界集会，公推原新军协统吴介璋为都督，江西宣告独立。接着，驻袁州、萍乡新军于11月3日宣布反正，推第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赣州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推巡防营统领刘槐森为都督。鄱阳起义后，推黄金台为都督；宜丰起义后，革命党人蔡锐霆自任都督。这样，江西全省光复，却出现5个都督分立、政争不断的局面。鉴于此，江西省临时议会请率军援鄂的李烈钧回省出任都督。南京临时政府遂任命李烈钧回省任职。李受命回省改组政府，整编军队，镇压会党，遂使政局逐步稳定下来。（二）秦晋独立

陕西是北方第一个举义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1907年，同盟会员井勿幕由日本回到西安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1910年，陕西革命党人感到同盟会在南方起义屡遭挫折，决定改变方略，由关中首先发难。他们一面派人赴日购置武器，与上海中部同盟会联系；一面加紧运动新军和会党，积极准备起义。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西安革命党立即响应。10月22日，同盟会员、新军一协参谋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为首领，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为副首领的起义军，迅速夺取城内军装局、巡抚藩台衙门和制高点鼓楼，西安将军文瑞逃往满城。次日，革命党直捣满城，清军溃败，文瑞投井自杀。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推举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鼓励人民安居乐业，恢复经济；组织革命军回击清军的进攻。至此，全省大部分地区归附革命党。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已基本控制了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除协统谭振德外，多数官佐俱系同盟会会员或同情革命者。武昌起义爆发后，山西巡抚陆钟琦则加紧对山西新军的控制，并以防堵陕西革命军的名义，将驻太原新军调往风陵渡，而将驻扎外县的巡防营调进省城警卫抚署。革命党人决定，在开拔前得到弹药后，立即起义。10月28日，八十五标二营四个队官和管带姚维潘商议，决定率众起义，姚被推为总司令官。次日，起义军兵分三路，进攻太原城，经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军击溃抚署卫队，击毙巡抚陆钟崎和协统谭振德。这时，驻扎城内的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觉清军大势已去，便率各营响应起义，与八十五标起义军会合，太原光复，阎锡山被推为军政府都督，山西军政府宣告独立。（三）上海和江浙皖起义

上海是革命党活动频繁，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地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部设在上海，其主要负责人之一陈其美直接领导了上海的独立工作。光复会在上海的机关部锐进学社在李燮和主持下，也积极开展工作。他派人去杭州、江宁、苏州等地运动起事，以求与上海声连气合，并在上海亲自组织敢死队和光复军，利用湖南同乡关系争取吴淞巡官和巡防营、巡防水师管带等人，支持革命，“静待后命以应起义”。

根据宋教仁“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的意见，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去做上海自治公所总董、上海商团主要领导人李平书的工作，使其转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商团领导人并不想固守一隅，而求急起响应。经过陈其美、沈缦云向李平书等人反复陈说革命宗旨，使李平书等人由立宪倾向革命，共同商定了起义行动方案。

上海起义原定11月5日发动，但由于11月3日发生上海闸北巡警与长官冲突，警官陈汉钦率众首先起事，与商团一起接管沪宁车站，占领巡警总局，宣布闸北光复。于是，起义提前发动。陈其美率敢死队队员进攻江南制造局，首攻失利，陈其美被俘。李燮和、李平书等闻讯率护军营和巡警前来支援，各路起义军也纷纷赶来，再度围攻制造局，次日拂晓一举攻克制造局，救出陈其美。上海光复。宝山、松江等地也宣告独立。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推举陈其美为都督，李燮和等人为参谋，建立起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

地处长江出海口和近代经济重要发展地区的上海，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都居于全国举足轻重地位。上海光复，就使清政府失去了向南图谋的中转站，围困武汉、援助清军的海上通道被截断，促成南北对峙格局。

江苏由于立宪派力量强大，巡抚程德全又相机善变，与张謇等立宪派人物过从甚密，因而其“独立”带有不同于各省的特点。

程德全与清廷结有宿怨，鄂、沪事变，他感到清廷难以久持，又风闻新军不稳，便于11月5日策动新军马、步、辎重队袖缠白布，开进苏州城。新军占领各机关后，迳诣巡院请求程宣布独立，并出任江苏都督。程接受新军的请求后，即在抚署设立江苏都督府，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自任都督。其下属州县，或者由革命党发动新军宣布独立，或由民团据城宣布独立，但政权依然被地主绅商和旧官僚所把持。

南京是两江总督的驻地，为江苏的政治中心。革命党在驻守南京的第九镇中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苏州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对新军严加控制，并增加在南京的兵力。由于受到总督的猜忌，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附和革命”，并在革命党新成立的江浙联军中担任总司令，向南京清军发起进攻。11月23日，革命军占据了乌龙山和幕府山，12月2日占据南京全城，张人骏和守将张勋逃窜。克复南京使革命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稳定了武汉战役失利后的局面。正在汉口筹组中央政府的各省都督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首府。

革命党在浙江有着良好的基础。驻扎杭州城郊的第二十一镇第四十一协的官兵，有很多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巡防营、警察也多半赞同革命。11月3日上海独立的消息传到杭州，革命党人便决定11月4日举义。是日夜10时，驻杭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以及上海赶来的敢死队与城内警察营、工兵营中革命党人里应外合，攻下抚署和旗兵据点。驻防将军德济以举汤寿潜出任都督为条件，同意投降缴械。杭州光复。11月7日，各界代表大会正式推举汤寿潜为都督。浙江军政府宣告成立。是年底，汤被确定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即辞都督职，次年1月11日，同盟会会员蒋尊簋由广东归来，继任都督职。

武昌起义爆发，皖籍革命党纷纷回省发动起义。原定10月30日晚起义，因谋划不周而失利。革命组织信义会先后攻取了寿州、六安、凤台等县。尔后，合肥、芜湖、颍州连连为革命党所占有。在革命潮流汹涌之际，立宪派人士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于11月7日在谘议局开会，决定次日自行宣布独立。朱家宝在形势的逼迫下，又接到袁世凯希望他“顺应时势”的密电，便于11月8日同意独立，出任都督。11月11日，革命党人召集军学界代表会议，重新宣布独立，并拥立由武昌奉命前来的王天培任都督，但朱家宝煽动巡防营反对，迫走王天培。革命党人向九江马毓宝求援，马派黄焕章率部抵安庆，赶走巡防营，黄又自命都督。但黄部入城后大肆劫掠，军纪极坏。李烈钧奉命率兵来皖查办，被推为都督。后李烈钧率兵赴援武昌，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被推举为都督。安徽政局渐趋稳定。（四）两广、福建独立

广西是革命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会党和绿林中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10月31日，革命党人刘崛首先率2000余人在梧州宣布独立。各地党人纷起响应。巡抚沈秉堃见大局难改，接受立宪派建议，于11月7日宣布“独立”。次日，立宪派又在谘议局开会，推沈秉堃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和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并通电全省，号召反正。但沈、王非广西籍人士，无法驾驭局面，借北伐之名离开广西北上，地方实力派、副提督陆荣廷乘机攫取了都督之位。

广东是革命党活动的重要地区，经过历次武装起义的锻炼和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革命思想的传播较于他省更为广泛和深入。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加紧筹划布置，胡汉民、朱执信等计划分兵四路举义。10月24日，化州革命党人组织的拜兰团联络会党首先举义，攻取州城。随后，各地响应，汇聚广州郊外。城内革命党人策应，于10月25日炸死甫抵广州的新任将军凤山。两广总督张鸣岐见清廷大势已去，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说合下，同意广东独立。11月9日，各界代表集会谘议局，通过决议，宣布独立，张鸣岐、龙济光被推为正、副都督，广东光复。张鸣岐、龙济光与革命党历来矛盾，不敢接任，后推举胡汉民为都督。胡就任后，又增选陈炯明为副都督。

福建革命党在同盟会成立后就创立了汉族独立会、体育会等组织，积极培养骨干，在新军和会党中发展力量，并通过彭寿松发起组织军警同盟会，加紧争取新军，军警同盟会发展到近万人。武昌起义后，新军将领也纷纷入盟，第二十协协统许崇智和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相继加入同盟会。11月9日，新军发动起义，经过激战，清军溃败，闽浙总督吞金自尽。福州光复。11日，改旧督署为福建都督府，推举孙道仁为都督。（五）云贵川独立

云南革命党注重从联络哥老会首领入手，开展争取新军的工作；同时还通过由同盟会员李根源任总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把培养清军下级官佐的学堂变成培养革命骨干的基地；通过它向新军陆续输送了800多名下级军官，成为日后武装起义的基干力量。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来的同盟会员唐继尧等人在新军中任要职，掌握了驻滇第十九镇的大部分军权。1911年2月，蔡锷由广西调任驻昆明的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蔡虽在政治上追随康梁，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一切，都为起义成功创造了条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革命党人多次集议，决定于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举行起义，并推举蔡锷为总指挥。10月30日夜，驻昆明的第七十三标排长黄毓英率人打死反动队官，管带李鸿祥立即集合队伍，攻破北门，进攻军械局和五华山。蔡锷闻讯，急率队响应。经过一天多的激战，革命军歼灭负隅顽抗的清军，占领昆明城。11月1日，成立大汉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举为都督。

贵州的辛亥革命与上述省份和地区不同，领导者不是革命党人，而是由原主张立宪后转向革命的自治学社。自治学社1907年成立，主要领导人是张百麟等人。1910年前后，该社积极开展争取新军、陆军小学堂和会党的工作，从事起义的准备。1911年9月，成立了以张百麟为首的总揽起义计划的十人委员会。滇省起义消息传来，自治学社领导人于11月3日由陆军小学堂学生首揭义旗，各支起义力量纷纷响应。巡抚沈瑜庆被迫交出政权。11月4日，起义军进入贵阳城，宣告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推举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总揽政务。不逾月，全省均告光复。

四川的革命党人在吴玉章、王天杰领导下，乘保路运动的气势，于9月28日实现荣县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11月22日，重庆革命党人发动政变，和平接管重庆，建立蜀军政府，同盟会员张培爵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权力。全川各州县在重庆光复前后，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致使成都成为一座孤城。革命形势的高涨，使赵尔丰十分惊恐，他被迫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经谈判，签订四川独立条约，赵尔丰同意将四川政权交给谘议局。11月27日，由赵宣布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四川军政府，由蒲殿俊任都督，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为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军政府无力弹压，蒲、朱潜逃。尹昌衡率新军入城平息兵变，被推为都督，罗纶任副都督。他们改组军政府，镇压了阴谋复位的赵尔丰，使局势逐渐稳定。1912年2月2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为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六）直鲁豫革命党人的起义

直隶地处近畿，清政府的统治十分严密，北洋六镇又受袁世凯的严密控制，由日本和保定军校毕业的革命党人很难在清军内积累力量，而且直隶革命党缺乏核心领导，组织上散漫，因而与南方各省比较，直隶革命党人的活动要困难得多。1911年10月27日，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北方将领蓝天蔚、卢永祥等人发动滦州兵谏，以武力逼迫清廷实行立宪，抗拒清廷南下镇压革命的调遣，并致电声援武汉革命政权。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有着明显的革命倾向，又得革命党人拥戴。山西光复后，清廷命其率第十二协由石家庄进攻山西革命军。吴抵石家庄后，即揭起反清义旗，下令扣留运送军火南下的火车，电请汉口停战，自己则赶赴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协商，准备会攻北京。吴的活动对怀有篡权阴谋的袁世凯，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于是袁便派被吴撤换的原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潜回石家庄，联络反动军官多人，于11月7日凌晨把吴禄贞刺杀。同时，又下令撤去张绍曾的统制职务。这样，革命党人会攻京城的计划便中道夭折。此后，革命党相继组织了石家庄、北京、任邱、雄县、滦州、通县、天津起义，均因力量悬殊而失败。

山东受到清政府特别是袁世凯的严密控制，地方上各界人士与北洋集团关系密切，政治上历来保守；同盟会在山东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学界，影响有限。因而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而山东却保持旧状。这时盛传清政府以山东全省为抵押，向德国借款购械以镇压革命，致使民情激愤。11月5日及13日，各界代表连续举行大会，并议决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推派代表向巡抚孙宝琦请愿，要求独立，孙被迫同意，并出任都督。山东形式上宣布独立，但军政大权均控制在孙宝琦手中。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组成后，即要求孙取消独立。11月24日，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为时12天的山东独立宣告失败，革命党人惨遭捕杀。

河南与其它省份比较，革命党力量要薄弱得多。他们多在开封和一些州县的学堂中任教，传播革命思想，而没有注意在新军和会党中工作。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才着手做独立的准备。10月13日，革命党人商定运动新军起义，不料被河南巡抚侦知而早做防备。革命党人改在外县联络秘密会社和农民武装，分兵三路于11月下旬分别袭取洛阳、鲁山和开封。但由于革命党仓促上阵，缺乏部署和装备，致使三路均遭失利。革命党计划再次攻取开封城。计划未及实施而泄露，革命党张钟端等11人遭清政府杀害。河南独立最终未能成功。（七）东北、内蒙古和西北各族人民的起义

东北是清王朝贵族的发源地，在战略上则是清王朝的大后方。革命党曾在新军中活动，组织力量，并与地方的联庄会和绿林建立联系。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曾策动起义，但均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所镇压，革命党人惨遭杀害。

内蒙的革命党主要活动在归绥道和土默特旗地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联络军队在绥远和归化一带，陶林厅、丰镇、包头等地发动起义。由于义军没有互相接应，又缺少周密的筹划和坚强的领导，终被清军各个击破。

在各省起义、独立的同时，西北地区也予以响应。西北各省中以新疆革命党活动最为显著。直到1911年底和翌年初，武昌起义的消息才传到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利用在军队中的哥老会组织，联络各界力量，在维吾尔人民的支持下，于1912年1月7日发动起义。首先占据弹药库和将军署，处死将军杰锐，组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成立都督府，推举已卸任的伊犁将军广福任都督。新疆的迪化和甘肃的西宁、宁夏、秦州等地革命党人也发动过武装起义，影响较大的有宁夏会党首领刘华堂领导的起义，革命党人黄钺在秦州发动的起义。

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予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1911—1915年的4年间，连续爆发了9次规模较大的武装反日斗争。辛亥革命前后，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是互相支持，战斗在一起的。

武昌起义和全国革命浪潮的掀起，说明一个腐朽的政权不可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政权的更替如同事物由量变到质变，政权腐朽到一定程度，将不可救药，必定灭亡。同时又说明，任何反动势力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反动的暴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只有通过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并作出巨大牺牲，才能推翻一个已经腐朽透顶的政权，实现历史的转变。

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武昌起义后14省纷纷光复独立，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革命形势以及革命党与清朝统治者斗争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使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们在摧毁帝制、建立共和的大目标下动员起来，而且，集聚起来的力量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为了推进革命的进程，立即成立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央政府的呼声愈来愈强烈。然而，由谁来组织中央政府，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等问题，在革命党、立宪派和旧官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革命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人十几年来致力于武装推翻清王朝的事业，但他们并没有预料到武昌起义能在这时爆发，并且立即以摧枯拉朽之力掀起各省革命的浪潮，因而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建立中央革命政府的种种问题，对于不同利益集团就政权问题而展开的矛盾斗争也没有思想上的警惕和组织上的对策。

在孙中山回国前，关于组建中央政府的争论已经开始。10月下旬，宋教仁、于右任拟订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建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办法，并请各省举派代表莅沪集议。上海立宪派人物林长民闻讯后，赶紧致函时任湖北军政府民政部长的汤化龙，提议用谘议局联合会体制，将易帜各省联合组成统一的临时政府，准备在革命党无暇顾及之时，抢先建立以立宪派为主体的中央政权。上海独立后不久，沪督陈其美在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说合下，联袂倡议在上海设立临时机关，特邀各省旧时谘议局和现时都督府举派代表各1人，驻沪开会，商讨组织临时政府。11月12日通电发表，立宪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与革命党共同组织中央政府的地位。与此同时，武汉方面也在积极从事组建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在上海方面发出通电的前3天，即11月9日，黎元洪已通电各省，速派代表来鄂商组临时政府。这样，关于商讨组织中央政府的各省代表会议地点问题的争执，便形成了以武汉和上海为核心的两个不同的集团。经过多次磋商，最后决定各省暂留1人驻沪以通声气，其余均赴武汉。

11月30日，鄂、湘、闽等11省代表23人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湖南代表谭人凤为临时议长，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接受袁世凯提出的继续在全国范围停战15天的建议，同意袁所派代表唐绍仪与黎元洪或其他代表进行和谈，并议定和谈的4项条件：推翻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对待满人。会议期间，正值汉阳失陷，武昌告急，而南京光复的消息传来，代表遂议决会址由鄂迁宁，各省代表赴宁继续开会。在此期间，上海集团曾召开留沪代表会议，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武汉集团则坚持黎为元帅；章太炎亦支持黎。黄兴本人也坚辞大元帅职。上海选举无效。

12月12日，抵达南京的15省代表即行开会。14日，会议选举浙江代表汤尔和任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任副议长，并决定16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因传来讯息：袁世凯表示主张共和并以胁迫清帝逊位而与革命党作交易。于是许多代表因选举事争论不休，遂同意缓举总统，而将总统一席留待袁世凯“反正”，归附共和。于是，代表会议于当日议决，缓举临时大总统，虚位以待袁。

孙中山在海外一直密切关注并指挥着革命运动的发展。12月21日，孙中山由美国取道欧洲回国。回国之前，孙中山已深刻地看到，武昌起义后革命党所面临着的两个严重问题：一是财政困难；二是“满清遗留下来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成为将来民国的无穷祸患。显然后者是更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这些恶势力混入革命营垒，攫取权利，已经引起孙中山的警觉，对黎元洪和袁世凯都认为不可信。决心亲自组织中央革命政府，建立民国。

为此孙中山首先批驳了革命党内妥协退让的观点，坚持在尽快结束战争、建立共和国家的基础上进行南北议和。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受到黄兴等的热烈欢迎。他在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宣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26日，同盟会召开最高干部会议，孙中山被确定为大总统人选。在讨论组织临时政府方案时，宋教仁主张实行内阁制，孙中山反对。他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除宋教仁外，大家都赞成孙中山的意见。

12月29日，有17省代表参加的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致各省代表和都督、军司令长的电文中表示接受，准备赴南京就职。次日，代表会议决请各省选派参议员3人赴宁组织参议院。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赴南京，在总统府举行了就职典礼，并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表示将尽全力“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对外方针是务洗去“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与友邦增益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月2日，由各省都督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通过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讨论了孙中山提出的9名国务员人选，其中有些人员争持不决。孙中山同黄兴协商，黄兴认为，在此新旧交替之时，“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孙中山基本同意。最后定为：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辰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革命党人实际上构成政府成员的主体，基本上掌握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它是以铲除封建专制制度、确立民主共和制度，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宗旨为职志。

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废除延续中国2000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2年1月28日，成立临时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3人组成。然后，参议院制订了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大纲，以美国国会为蓝本，采取两院制。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宪法未施行前，代行宪法，以此巩固资产阶级的国体和政体。《临时约法》共7章56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还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这些规定出现在国家根本法中，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对于启发人民的民主意识，摆脱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观念的束缚，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临时约法》还规定了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的职权，实行“三权分立”、“代议政治”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的原则。

尽管这些还不够完善，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事，较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以后的独裁者准备了一个紧箍咒。虽然这些原则和制度由于以后统治者的破坏都未能实行，但正是在这种破坏中暴露出他们独裁者的嘴脸，一个一个被唾弃，历史也由此不断地前进。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诸如建元改历，限期剪发，废止肉刑，保障人权，禁止买卖人口，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成立实业部，制定工商章程和条例，鼓励发展工商业；在教育、新闻、人事制度和社会习俗等方面除旧布新，进行改革，向封建专制秕政和社会陋习冲击。这些都表现了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和革新精神。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改革也有其弱点，最突出的是对农村、特别对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没有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所以无论辛亥革命中或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广大农村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豪绅的统治依旧存在，农民没有发动起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和主力军，这就大大限制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而且由于农村生产力没有解放，也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当中外反动派向革命反扑时，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垮台了。它的一系列改革法令，也都成了一纸空文。

四、南北议和与清政府退位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各国采取了敌视态度，以不同方式进行干涉。但革命如此迅速地在中国各省蔓延开来，又使他们感到“任何想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成为泡影”。于是，为了维护各国在华的利益，尤其是商业贸易，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急切地与各国磋商，决定联手扶助清政府，胁迫革命党停止继续攻击清政府的一切行动。居于清政府要冲地位的袁世凯在忙于剿抚革命党之中闻此心领神会。他于11月中旬派人到武昌求见黎元洪，对革命党进行诱降活动。这一举动立即引起革命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

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家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矢志奋斗的目标，原计划北伐北京，彻底推翻封建王朝，但在军事实力上难以实现。因此，虽然一致不同意袁世凯提出的以君主立宪为基础实行两军息战的前提条件，但对袁世凯抛弃清廷、归附革命却抱有希望。当时，清军围攻湖北革命党，武汉形势十分紧急：11月初，反攻汉口战败，下旬，汉阳又失守。因此，他们渴望挽回败局，早日结束战争，同意在坚持共和、推翻清政府的条件下进行和谈。这样，他们就把实现共和的砝码压在了与袁世凯的和议上面，并以黎元洪的名义，许诺将来大功告成，便首选袁为总统。革命党的软弱给袁世凯以可乘之机。

袁世凯迫使革命党接受君主立宪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便一面请来英国公使朱尔典向革命党施加压力，一面下令清军攻破汉阳，企图以武力迫使革命党就范。但是，革命军攻克南京却获得了成功，震动全局。于是，在列强调停下，双方终于停战。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推翻清政府的军事行动。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商议了停战、国体以及国民会议问题。双方商定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问题。12月29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向世人坦诚相告：就任大总统只是暂时的，如袁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全力举荐袁任总统。袁听说孙已就任临时大总统，便耿耿于怀，电告孙中山“国体尚待公决，不愿预闻临时政府之事”。并以唐绍仪同伍廷芳签订的各项协议未与他“商明”遽行签订为由，准唐辞职，由他自行与伍交涉。

袁世凯为了迫使清皇室接受退位的事实，鼓动报刊发表言论，促使清廷退位，同时通过列强之手向清皇室施加压力。朱尔典在袁世凯的请求下，授意英驻上海领事促使上海外国商会，以恢复在华贸易为由，敦促清帝退位。在内外夹击的情况下，1月12日清皇室召开第1次秘密会议，讨论议和的前景。会上，奕劻将袁所拟退位优待条件和盘托出，立即招致亲贵们的反对。肃亲主善耆、恭亲王溥伟、良弼等人恨之入骨，筹组“宗社党”，企图进行垂死前的挣扎。1月16日，袁世凯谒见皇太后隆裕，没有任何结果，归途遇革命党炸弹袭击，险些中弹。于是借故不参加17日召开的御前会议，而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赵、梁在会上提出袁世凯拟在天津另立政府的建议，对清廷施加压力；同时，袁又电告伍廷芳，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在清帝退位两天后，自行解体。

孙中山看透袁世凯的阴谋，指出，“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他要求袁世凯按新拟5项条件去做：第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第二，袁必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第三，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后，他即行辞职；第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第五，袁须信守参议院所订的宪法。如果袁不遵守5项条件，“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遭到孙中山严辞驳斥的袁世凯，绝不想由此而放弃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统治权的企图，为了使清帝早日退位，他鼓动亲信纷纷上书请求退位，造成舆情难拂的征象。1月26日，他又唆使段祺瑞率领46名北洋将领联名奏请朝廷接受共和政体，放弃治权。

南北双方经过多次磋商，最后拿出一个以袁世凯的提议为蓝本的优待条件，主要内容是：清帝逊位后，“尊号仍存不废”，“岁用400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暂居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保护”，“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同时公布的还有《关于清皇室待遇之规定》、《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1月26日，宗社党骨干良弼被革命党炸死，这一事件在清廷内部荡起一片波澜，往日极言主战的宗室贵族纷纷逃逸，隆裕确感朝廷不可久持了，于是，在1月30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上授袁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酌商退位条例。

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对清皇室优待条例。2月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于当天颁发皇帝退位诏书。就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它也标志着延续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的终止。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世界最良的政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荐袁继任，并提出辞职条件3条：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得更改；第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时，与国务院乃行解职；第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的一切章程。孙中山想用这3条条件和即将公布的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目的是为保卫甫建不久的民主制度不至夭折。但是，一旦政权落到怀有帝王野心的阴谋家手中，这些不过是一纸空文。15日，袁世凯由参议院选举为第2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就这样，袁世凯依靠北洋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革命派的软弱，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16年北洋军阀的统治。

革命党的步步退却导致封建势力的步步紧逼。从议和到孙中山辞去大总统，革命党内和社会舆论一直对革命党的妥协持不同意见，但始终不足以改变革命党大退却的趋势。所以如此，除了当时力量对比，革命党不足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抗衡之外，革命党领导人对敌对势力、革命任务和目标的模糊认识对革命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第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很多革命党人判别是否赞成反清共和的标准，而不注意考察阶级本质和政治态度，致使许多人相信袁世凯也会赞同共和；第二，把共和形式的建立误以为革命成功，把皇帝制度的摧毁误认为封建势力将不复存在；第三，以议和的方式与封建势力妥协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这一点革命党也没有清醒的认识。直到后来，孙中山才认识到只清除地面不行，还要挖掘除掉封建的基础。

第五章　经济文化的变动

一、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以农立国，农耕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辅以手工业；是以家庭为单位、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的加紧以及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走向瓦解。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变动的这一基本状况并未改变，只是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迁，这种变动较之以往更为剧烈、更为复杂，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其形式也由以往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控制亦随之加深。

设厂开矿是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大规模投资活动的一个重点。在此之前，西方列强尽管利用其军事政治特权，无视清政府的禁令，在中国开设了一些厂矿企业，但数量与规模均有限，主要是一些修造及加工工业。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被迫取消外国资本在华设厂的禁制，而资本主义各国又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开始了外资在华大规模设厂浪潮。据统计，1895—1913年间，外商所设工矿企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共166家，设立资本总额达10956万元。这些外资企业主要是资金周转快、利润丰厚的纺织、食品工业及机器制造、采矿等工业。在166家企业中，纺织及食品工业即为85家，设立资本3607余万元；造船及采矿业共39家，设立资本5286余万元。两者合计共124家，设立资本达8893余万元，占全部166家企业设立资本总额的81%强。另外，外资企业一般规模较大、资金雄厚，如外资耶松船厂，资本总额达557万两，而当时中国两家最大的机器厂上海求新轮船制造厂和汉口扬子机器厂的资本总额只有85万两，仅为耶松的1/7。

这一时期的外资企业，凭借其政治上的特权和雄厚的资金，利用中国廉价的人力物力资源，由过去以修造和出口加工为主，改变为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为主，并在许多生产部门占据主要地位，形成垄断局面。这不仅为其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而且严重冲击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据统计，曾是华商占较大优势的纺织业，外资厂的纱绽数由1897年的160000枚上升到1914年的464976枚，所占华洋纱厂纱绽总数的百分比也由40.6%上升到46%，华资纱厂的优势逐步削弱。再如1913年全国煤产量为1288万吨，其中机械采煤量为767.8万吨，而开滦等7大外资煤矿的产量为602.3万吨，分别占煤炭总产量及机械采煤量的46.8%和78.4%。如果加上其它外资煤矿和中外合资、实际为外方控制的煤矿，则1913年外资控制的煤产量达713.7万吨，占当年全国煤产量的55.4%和机械采煤量的93%。

金融业的扩张，是甲午战后西方各国关注的另一重点。虽然在此以前，外资银行即在中国出现，但其数量与活动范围均有限，而此后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1895—1914年间，仅新设的外资银行就有10家，分支机构40余处，此外尚有日本在华银行及中日合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近30处。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也大为扩展，除原有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汇兑业务外，主要转而经营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广泛吸收存款，放款于企业，并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争揽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据统计，从1894—1911年，仅英国汇丰银行一家，就单独或与其它银行一起向清政府提供29笔贷款，总额达库平银2.06亿余两。通过承揽对清政府的贷款，外资银行不仅以利息、折扣、经理费等名目获取巨额利润，而且通过对作为借款抵押的关税、盐税等清政府财政收入源泉的控制，逐步控制了中国财政金融命脉。此外，外资银行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与政治特权，大量放款于中国旧式钱庄，操纵金融市场，并公开在中国发行纸币，吸收大量资金。据记载，1900—1911年间，共有9家外资银行在华发行自己的纸币，其流通范围或数省市或全中国，有的发行总额中部分在华流通，有的全部在华流通。1912年，在华流通的外币（包括从国外流入的），总计达4390余万元。

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是列强大规模投资活动的又一关注点。鸦片战争后，列强即以其军事政治特权，攫取了在华内河航运权，并陆续建立起一些轮船公司，经营中国内河航运业务。甲午战争后，列强又掀起攫夺中国铁路权的浪潮。通过所谓投资承建权、优先权、承建承办权、建筑权等，列强在1900—1911年间先后攫取了粤汉铁路、沪宁铁路、汴洛铁路、安奉铁路、新奉铁路、南浔铁路、吉会铁路、湖广铁路、正太铁路以及正定至德州、开封至兖州等铁路权，并进一步将铁路附近区域划入其势力范围。由于种种原因，帝国主义所攫夺的这些路权并未全部实现，但即便如此，到1914年，在中国实际筑成的9568公里铁路中，外资直接投资筑成的铁路计有中东铁路、胶济铁路、滇越铁路、南满铁路以及广九铁路英段等5条3772公里，另有利用外国投资而实际为外资控制的铁路4846公里，两者合计达8618公里，占铁路总里程的90.07%。外资航运业在这一时期亦进一步扩展，其中又以日本航运势力的拓展最为引人注目。在东北，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新设航运部，垄断了南满内河及沿海航运业。在关内，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航行权，从而使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上游。日本大阪轮船公司、邮船公司分别于1898、1899年开辟长江航线，并经营中国沿海航运。据统计，到1914年，仅在长江航线上，日资日清轮船公司、英资怡和、太古等三大轮船公司所拥有的船舶总吨位达61682吨，远远超过中国招商局所拥有的18704吨而占绝对优势。伴随铁路线的延伸，外资轮船公司在中国内河航线的扩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如蜘蛛般地伸向中国城乡各地，贪婪地吮吸着中国人民的血汗。

作为鸦片战争后首先侵入中国的外国商业资本，在20世纪初期仍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据统计，1895年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商行约为603家，1901年增为1102家，1911年则达到2328家。商行的业务范围日趋扩大，门类日益增多，并呈专业化、小型化的趋势，而原来那些包办贸易、运输、汇兑的大洋行如英国的怡和、太古等，亦纷纷加强内部分工，组建专业机构，从事专门业务。同时，这一时期一些世界性的垄断组织亦开始在华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推销其产品，如通用电气公司于1908年、美国钢铁公司于1909年、美孚油公司于1904年、英资亚细亚火油公司于1907年等分别在华设立机构，从事商品推销工作。这些大垄断公司的一个共同做法，就是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流通网络，来推销其产品，如此一直将销售网点延伸到城乡各地，使得无论中国沿海通商大邑、内陆都市，还是广大乡村乃至穷乡僻壤，无不充斥洋货。

随着外资贸易业投资的扩展，商品输入日增，中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据统计，1900—19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70067174关两增长到848842109关两，其中进口由211070422关两增长到471503943关两，入超由52073670关两增长到94165777关两。另外，在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殖民地型贸易结构，在这时并没有因贸易额的增长有所改变。据统计，在1910年进口总值中，生产资料的进口仅占17.6%，消费资料的进口却高达82.4%，同年出口总值中原料出口占39.8%，如加上半制成品则为64.8%，制成品仅为35.2%。这种由于外国商品大规模侵入所造成的巨额入超及出口农业加工产品及原料、进口外国消费品的殖民地型贸易结构，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次，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动的另一重要现象，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起自洋务运动时期官办的军事、民用工业，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民族工业企业。甲午战争的战败，标志着洋务派自强运动的失败，而其所办企业亦因腐败的官僚经营体制，发展亦多陷于停顿。为维系统治，清政府一方面对原官办企业加以整顿，改变经营方式，引入市场机制，或招商合办，或官督商办，或干脆转为商办。另一方面被迫放松对民族工业的压迫限制，于1898年正式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民族工业的合法地位，从而使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情况下，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与近代工业优厚利润的交互作用，使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及买办将大量资金投入近代工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进入20世纪，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惨败于西方列强的清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901年发布上谕，宣布“变法”，其后陆续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所谓新政。尽管清政府的“新政”带有很大的虚伪性，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举措，如设立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公布奖励公司章程，颁行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设立户部银行，在京师设立劝工陈列所、高等实业学堂以及派人至海外劝导华侨归国投资等，对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此外，20世纪初年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立宪运动，促进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加深了对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及其严重性的认识，从而先后掀起了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及提倡国货的爱国主义浪潮，这无疑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一个新的浪潮。

据统计，1894年以前中国资本所创办的厂矿企业，包括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及商办的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万元以上的制造业共有72家，资本总额约2090多万元，其中商办53家，资本总额约470多万元。而到1911年新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达491家，资本总额高达10855多万元，其中商办416家，资本总额约8277多万元。可以看到，1895年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较为迅速的，无论是企业数量或其资本额，较之1894年以前，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商办工矿企业的发展尤其迅速。

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产业结构，纺织及食品等轻工业仍居主要地位。据统计，1895—1913年间设立的纺织业企业共有160家，设立资本总额3024多万元；火柴业共有64家，设立资本总额约360多万元；榨油业约50家，设立资本约850万元；1900—1913年间设立的面粉厂计58家，设立资本总额890多万元。四者合计共设厂332家，设立资本总额达5124多万元。另外，这一时期水电等公用事业亦有较大发展，共设厂约57家，设立资本总额约2720多万元。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发展仍很迟缓，除个别企业外，一般设立资本很小。据统计，1895—1913年上海虽有86家华资机器厂，但其总资本亦只有87060元。这一时期，电力、建材、制皂等业也有一定发展，且出现一些较大的企业。如1904年创办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创立资本均超过300万元；190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创立资本100万元；1904年创办的耀华玻璃厂、耀徐玻璃厂创立资本分别为50万两和140万元。耀徐厂聘用英国技师生产平面玻璃，首创中国自己生产平面玻璃的历史。

一批投资于几个企业、个人资本累积迅速的大资本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买办出身的祝大椿，从1895—1911年，其创办或参加投资的企业共8家，资本287.5万元，投资范围有缫丝、纺纱、碾米、面粉、造纸、水电等，分布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广大地区。张謇从1899年创办南通大生纱厂起到1911年，已陆续创办和参加投资于27家企业（其中自办18家，投资9家），资本额高达900多万元。再如著名实业家宋炜巨，先后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资本总额达342万元另40万两，其中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创立资本40万两，为当时投资最大的华商机器厂。这些大产业资本家的出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规模。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规模拥入，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突出表现在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及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据统计，1913年全国进口机制纱及国内机制纱的总量约436万担，除一部分非织布用纱及机制棉布用纱外，尚余384万担，其中一部分用于城镇手工织布，约374万担用于农村家庭土布织造，占到当时全国农村土布织造用纱量的72%。机纱代替土纱以及农村家庭纺织业中“纺与织”的分离已十分明显，相当多的农户已不再购买棉花、自纺土纱，而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机制纱来织造土布。这一时期机布排斥土布的程度亦很明显。据估计，1913年进口及国内机制布的总量约为3288万匹，折算成土布的匹约为27117万匹，而同年全国棉布供应量约为77859万匹，机制布占34.83%。机制布已大量涌入农村，其数相当于整个市场上机制布的70%。尽管机制布在农村市场上所排斥的主要是土布的商品布部分，而较少触及自给布，但这一变化仍反映出农村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分解的深化。

随着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不断破坏，棉花商品化的程度亦随之加深。据统计，1894年全国商品棉总量为199.6万担，1913年则为367.8万担，增加了84%强。这中间除少量出口外，相当部分为国内中外纱厂所消纳。此外，这期间国内主要农产品如粮食、大豆、蚕茧、烟草等商品值都有大幅度提高。

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是西方列强的商品入侵及出口贸易的增长所造成的，并不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被动的分解。甲午战争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促进自然经济瓦解的重要因素。然而传统的自然经济有其深厚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加之中国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近代工业虽已起步并有一定发展，但水平仍是很低的，且地域分布有很大的局限，因此自然经济的瓦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加快，但就社会经济总的发展水平来说，传统的自然经济在全国经济生活中仍占主要地位。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前工业化社会。

二、思想文化

鸦片战争后，伴随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西方文化亦挟列强坚船利炮之威蜂拥而入，同传统的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生尖锐撞击。面对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救亡图存出发，在痛苦反思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终于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从而开始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从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宣传，到康梁的变法维新，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由最初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船炮科技工商即物质文化，逐步进到主张学习、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发展到一更高层次，一部分先进之士逐步认识到，不仅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有其高明之处，西方的思想文化亦有其可取之处。简单地引进西方的器物文化、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行的。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反思与对西方思想文化探索学习的新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的西学传播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中西学之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20世纪初年出现的西学传播浪潮，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西学，尤其是有关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哲学等方面的名著纷纷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据统计，作为19世纪后期中国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在戊戌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译书434种，而1902—1904年3年时间译书即达360种。再就译书的品种看，1902—1904年全国共译书529种，而其中反映西方文化思想流变与现状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著作达278种，占总数的一半强。这种大规模的翻译介绍活动在其后一直持续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西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一时人们竞相谈西学、议西学。尽管对西学的真实内容并没有透彻的理解，但士人见“大书特书曰‘时务新书’者，即麇集蚁聚，争购如恐不及”。更有一些人“得鱼目以为骊珠也，朝披夕哦，手指口述，喜相告语：新学在是矣”。由此可见人们追求西学之热烈及西学传播之广泛，同时亦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认识，对西学之真谛还缺乏全面、完整的理解。

随着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著作浪潮的不断发展，这时陆续出现了一批致力于传播、宣扬西学且有较全面理解的著名西学传播者，严复即是其杰出代表。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生于1854年。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局所设之海军学堂，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后被选派留学英国。在英学习期间，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对比使严复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逐步对国人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产生疑虑，而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钻研中西文化问题。归国后严复任职于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对中西文化的研究。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给严复以极大的震动，使其认识到简单地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不行的，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弱贫穷的困境，必须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创新。由此他更致力于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探索，并以极大的兴趣与精力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化名著。1895年严复着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系统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该书1898年春出版后，很快风行全国，“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警语一时成为有识之士议论的中心话题，而进化论思想亦成为维新派变法的理论基础。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倾全力于西学的介绍与传播，力图汲取西学之精华，唤醒国民，富强国家。到20世纪初，他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以及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这些书及前译《天演论》，被后人通称严译八大名著，它们的被译出版，对于西学的传播和人们更深入完整地了解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量翻译出版西学论著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著作的刊物。如由留日学生杨廷栋创办的《译书汇编》，以翻译介绍欧美及日本的政治学著作为主，曾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即《法意》）、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斯尔的《代议政体》等。再如由留日学生杨笃生等创办的《游学译编》，亦以介绍传播西学为主要内容，曾译载了大量有关近代西方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论著，影响很大。特别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广泛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说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发生广泛影响。

20世纪初年西学的广泛传播，是与反对封建时代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在介绍和传播西学的同时，许多西学传播者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尖锐抨击。严复曾指出，“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明确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八股文、宋明理学对人们思想言论的禁锢。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西学传播也很重视，他们创办的许多报刊都介绍西方学说，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反对君主制度，鼓吹建立民主共和。

西学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伦理道德是很大冲击，而给沉闷的中国思想界带来清新的空气，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然而西学的宣传者亦有诸多不足，其中突出表现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主张彻底输入文明。此外，他们所介绍传播的西学还缺乏系统性，较少加以选择，去粗取精，亦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正因如此，西学宣传者遭当时许多人的反对，不仅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反动政权的需要而反对他们，就是有些知识分子也反对他们如此传播西学，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些人反对“醉心西化”。反对者在诘难、批驳西学的种种“不是”的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加赞赏，称之为“国粹”，声言要“存国粹”。这里，由于反对者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对于“国粹”的理解，或者说“国粹”一词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存国粹”的目的也有原则差异。如张之洞之言“国粹”，是因为“道微文敝，世变愈危”，因而要“存国粹”以“息乱源”。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章太炎、黄节、刘师培等宣扬国粹是试图从“国学”中的“夷夏之变”来寻找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思想，宣传“排满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

由于动荡的政治环境，有关中西学的论争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的认识亦未深入，因而论争本身在当时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问题既已提出，尤其是中国文化思想未来发展取向问题，无疑对以后的中西文化之争有所启迪。

以西学的广泛传播为背景，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文化界诸领域都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变化，而文学、诗歌、史学等领域的所谓“革命”，尤为引人注目，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新文学、新史学之先声。

早在19世纪末年，针对诗坛形式陈旧、内容空虚等弊端，黄遵宪首倡“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诗界革命”口号，梁启超、夏曾佑等起而响应，推波助澜，梁启超甚至断言“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从而掀起了20世纪初年“诗界革命”的浪潮。所谓“诗界革命”，照梁启超的解释，就是革除旧诗陈腐空虚的内容，而在旧诗的形式下表达新的精神，“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它并非是要破除旧诗的形式，或简单地使用新词句，而着重的是新意境，即思想内容和艺术境界的革新。梁启超还进一步强调新意境“不可不求之于欧洲”，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综观诗界革命之成果，其中不乏立意清新、内容丰富的好作品，如黄遵宪、蒋智由等人的叙事诗、言志诗等，但总的说来成绩平平。由新内容来改造旧形式的目的并没达到，相反旧形式往往束缚了内容的创新，同时单纯追求新名词。然而从诗歌发展的趋向看，其“在观念上”对于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902年底，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首倡“小说界革命”。还在1898年，严复、夏曾佑就曾在《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强调小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兀兀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克为说部之所持”，并指出小说写“人心所构之史”，而历史则写“人身所作之史”，区分了小说与历史的不同。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其对小说之社会功用的认识较严复等人又深了一层，他将小说摆到了启蒙的高度，将小说与社会改良结合起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对于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术、人格等均有强大的支配力，从而把小说推为“文学之最上乘”。由于强调小说的教诲作用，梁启超又特别重视“政治小说”之功用，认为欧美诸国的变革，“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小说阵地空前扩大，继《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专刊相继问世，其它一些刊物也竞相刊载小说，同时专业小说作家队伍迅速扩大，小说作品数量大增。据阿英《晚清小说目》的不完全统计，成册的创作小说即达400余种，翻译小说600余种，并且出现了一批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重要文学作品。就其内容说，这一时期，批判旧中国，呼唤新中国；批判奴隶精神，歌颂新人格；批判旧风尚，歌颂新风尚，成为一些文学作品的显著特点，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思想亦为大多数小说作家所认同。

然而在小说被誉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同时，小说革命亦存在过分强调其教诲作用而忽视其审美品性的弊病。黄遵宪即曾致信梁启超，诚恳地指出“政治小说”之致命短处，即在于缺乏“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对于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反对将艺术仅作为政治教育之手段，而忽视其自身的价值，强调创作者鉴赏者均应超越现实的功利，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显然，王国维在批评梁启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同时，也走向另一极端。然而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对于纠正当时单纯注重文学之社会价值而忽视其自身特性与美学价值的普遍偏向，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正因如此，在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它与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对立而互补，从不同的角度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封建文学观发起冲击。

在上述两种对立的文学观之外，鲁迅的“立意在反抗，主归在动作”的文学观，在当时亦有相当的影响。在弃医学文、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他是抱着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之目的的，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梁启超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影响。当王国维起而反对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时，鲁迅亦受其影响，对于文艺自身特性与其审美价值加以肯定，强调“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以后经过鲁迅的独立思考，选择改造，逐步消失，最终他在吸收梁、王文艺观之合理、正确的内容基础上，形成自己“为人生”与“改良这人生”的文艺观，并在这种文艺思想影响下，从改变国民精神出发，以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素材，创作出如《阿Q正传》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文艺作品。“史学革命”的提出与新史学的兴起，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思想界变化纷呈的另一重要现象。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大声疾呼，声称“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不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同年邓实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史学通论》一文，亦提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由此，“史学革命”的旗号正式打出。“史学革命”的提出是针对封建旧史学的积弊，树立“新历史旗帜”，以振奋国民精神、发扬民族主义，从而为“救国”、“兴国”服务。它的主要内容是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和分析封建旧史，重新认识和编写中国历史。20世纪初年“史学革命”的积极推进者，主要是通过翻译日本史学家的有关论著来学习和吸收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根据日本著名史学理论家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并参照其它日本史学家的有关论著，编译发表了《史学概论》一文。在其译述中，汪荣宝首先阐述了历史的意义与研究历史的必要性，一个社会，“现在优于其过去，方来者又优于其现在，则其社界必胜，若从来之思想，以历史先哲之真似而读诸，则知识凝滞，而终亦与古人同灭而已”。这里汪明确地对封建旧史学展开了批判。西方史学思想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而著称的法国学者基佐与英国学者巴克尔，其生平与思想，也在这时被介绍出来，巴克尔的代表作《英国文明史》还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翻译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新的修史方案，并开始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新的方法编写中国历史。1900年，章太炎修订《訄书》时，曾作《中国通史略例》一文，提出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意见与方案。1901年梁启超在写《中国史叙论》一文时，作为其计划编写的中国历史的叙言，对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代划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陈黻宸、马叙伦等亦对编写新的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早以新的理论为指导并运用新的方法编写和出版中国历史的是曾鲲化和夏曾佑，他们先后在1903—1904年、1904—1906年分别编写了《中国历史》（上、中卷）和《中国历史》（1—3册）。作为“史学革命”的直接成果。这两种书的出版发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受到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高度重视与评价。它们不仅对当时“史学革命”的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对以后的历史研究及中国历史的编写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此为起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科学技求

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明清以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却逐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到了近代，当西方先进国家陆续建立起近代科学技术门类，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已远远落在后面。

在鸦片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大清帝国饱尝战败之屈辱。科学技术之重要性在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到升华，落后所造成的苦痛终于使有识之士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要求学习、效法西方列强之先进科学技术。以此为起点，中国人民开始了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新攀登。

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的是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本知识，使西方科学技术的主要门类及其主要内容，相继传入中国。如在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等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下，陆续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西方数学研究的新成果。其它如西方近代物理、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医学等基础学科的主要论著，也都有译著出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也很快被介绍到中国来。如x射线是德国科学家伦琴于1895年发现的，3年之后，在美国人赫士与我国科学家朱葆琛、周文源合译的《光学揭要》一书中，即对其发现经过、特征等作了简要介绍；1年后，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又专门刊印了英国人傅兰雅与我国学者王季烈合作编译的专门论述x射线的论著《通物电光》，对x射线的有关情况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这些说明，尽管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很落后，但我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对于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还是有一定了解，并能很快理解、吸收过来。

应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它不仅需要译者本人对所译论著的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而且为使人们能够准确地理解，还必须使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概念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概念准确地对应起来。在后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广泛的译书活动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许多西方近代数学原著中的名词与术语，在我国数学大师手中得到了精确的转译，他们创造性地构造了许多意义极为贴切的汉语数学名词和术语，如代数、微分、积分、函数，等等。这些名词和术语，不仅在国内沿用至今，而且流传到日本等国，从而为西方近代数学研究成果在东方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被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到国内，这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范畴，同时也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科学研究视野。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就是在融会贯通旧学新知的基础上，撰写出《考数根法》等一系列数学研究专著，不仅证明了法国数学家费马于1640年提出的、长期困扰国际数学界的著名“费马猜想”，而且还提出了闻名于当时国际数学界的“李善兰恒等式”，独树一帜，为世界同行所重视。

在大规模翻译出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论著的过程中，形成了几个著名的翻译出版机构，如鸦片战争后不久创办于上海的墨海书馆，1868年开设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以及京师同文馆、上海广学会等。这些机构所翻译出版的许多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论著，对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在不到30年的时间，即翻译出版了126种各类近代科学技术著作，对近代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及工程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以此为起点，到19世纪末，各类以传播近代科学技术为主的学校已相当多，讲授内容几乎已包括近代科学技术的各主要门类，其中较著名的有：福州船政局所设马尾船政学堂、上海格致书院、福州电气学塾、上海电报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等等。这些学堂、书院所讲授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书院，而主要为近代科学的基础学科及工程技术，如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以及机械制造、冶金、医学、电气、电信、采矿、土木工程等，其教学形式亦大有改变。另外，还创办了专门刊物，如《格致汇编》、《农学报》等。对于科学知识的普及，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近代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逐步成长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其中较著名的有徐寿（1818—1884）、华衡芳（1833—1902）、詹天佑（1861—1919）和李善兰等。他们分别在化学、工程技术、数学等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如华衡芳在1887年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个氢气球，并在以后与徐寿一起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推动的汽船。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京张铁路及天津至沈阳铁路工程中，以其突出的智慧与熟练的技艺，获得优异的成就。在洋务派创办的企业里，开始是聘请洋人设计、管理，仿制西方的船炮机械，以后是中国科技人员利用西方的科技成果，自己设计和管理，自己制造和生产，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进入20世纪，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内容，除了继续引进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外，并在前期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近代科学技术各基础学科，并在各级学校系统内开设相关科目，使近代科学技术得以形成系统、普及性的传播网络。同时，这时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办的传播、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的刊物以及科学技术团体。

翻译仍然是介绍、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手段。但不同以往的是，这时的中国学者已不再仅限于简单地转译西方有关近代科学技术的论著了，开始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编译。如日本学者所著《物理学》一书，是近代物理学重要著作之一，其内容几乎涵括近代物理学的各主要领域。以前国内曾有过日本人翻译的中译本，但语句不通顺，许多地方难以理解，且有讹误。我国学者王季烈以其系统、渊博的物理学知识，对其进行重译，不仅语言简明练达，易于理解，且对其内容作了一些调整，订正了讹误，使其成为一本真正全面系统的近代物理学著作。参考国外有关论著，编写近代科学技术各学科的教科书以及普及性读物，在这时也开始出现。如我国著名地理学专家张相文，在参考国外有关地学论著的基础上，陆续撰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地文学》以及《中华本国地理教科书》等，开创了我国教育界自编地理学及地质学教科书的先河。

近代科学技术的各学科成为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必修课目，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大事，它不仅反映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已走上正规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亦标志着近代科学技术之各学科在我国已经形成。如京师大学堂根据“癸卯学制”拟设的8个学院中，包括医学、格致、农科、工科4院，而格致学院（当时称“科”）所拟设的6个系（当时称“门”）分别为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星学、地质学。可见到20世纪初年，近代科学技术各门类，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实用工程技术也有较大进步，西方先进国家有关工程技术的一些新成果陆续被引入中国，并在某些厂矿企业中得到应用。内燃机是继蒸汽机之后世界技术发展中的又一里程碑，1910年，在内燃机发明后不久，我国即仿制生产出25匹马力的内燃机，从而能够紧随世界技术发展的步伐向前进。无线电报是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6年发明的，1905年，我国即在天津设立了无线电报学堂，讲授有关无线电报的制造、特性及使用等问题，同时通过该校意大利籍教习向意大利购买了马可尼式无线电报机，分别安装于军舰与陆地，从而开始了我国最早的无线电通讯联系事业；以后又陆续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建立起无线电台。

20世纪初年，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的专门刊物也相继出版。其中最早的是1900年由杜亚泉创办的《亚泉杂志》。这是一份综合性自然科学杂志，内容包括数理化农工诸学科。它最早将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律介绍到国内，最早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的经过及该元素的特性，等等。还有1903年创办的《科学世界》、《教育世界》等，都介绍了各种科学知识，并且将科学普及与启蒙相联系，启发国民觉醒，改变“格路矿于风水，掷金帛于鬼神”的蒙昧状态。

总起来说，20世纪初年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而且基本上处于引进与吸收的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突出成绩表明，中国人民的智慧不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先进的民族。只要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所变革，提倡民主和科学，使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能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中国人民将很快会赶上或超过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社会生活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迫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军事压力，被迫打开长期关闭的国门，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西方的交流。此后，抱着各种不同目的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租界制度的建立，为外人在华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外人得以更多地涌入中华大地。外人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活动，给近代中国带来诸多不幸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从而给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比较、借鉴的参照系。另一方面，迫于外部压力而缓慢开展的中国社会近代化，以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建为标志，逐步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向前推进，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与物质基础。在此双重因素作用下，长期因循、少有变化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终于开始了缓慢但又确实的变化。

就地域而言，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一些与外人接触较多的地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都市。在上海，外国人在租界内自成一体，过着固有的生活，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衣食住行，与其本国的方式无有多大变化。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无疑对所处一地的华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长期的比较、借鉴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渐渐发生变化。另外，近代企业的建立，经济构成的变化，亦使都市较之乡村发生更多的变化。随着人们加入到新的职业行列，经济状况的变化，其生活方式亦受职业及经济的制约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变化。由最初的沿海都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化，逐步在地域上向内陆推进，由内陆大城市逐渐延伸到中小城镇，广大的农村则变化最晚、最少。

就内容而言，有关物质方面的社会生活内容首先发生变化，而且较少遇到来自旧有生活方式的阻力，如洋烟、洋酒及其它西洋新式器具的引入与广泛使用。由物质的变化逐渐发展到社会精神生活的变化，如风俗习惯、消闲娱乐等。这方面的变化相对于物质方面变化而言，既发生较晚，亦不太顺利，往往受到旧有生活方式的强烈排拒，有些甚至最终也没有、或者只发生很小的变化，一直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之有机构成而流传下来。

综观清末社会生活变化的具体内容，衣食的变化虽有，但相对于其它方面的变化而言，则变化较小。西服在传入中国相当长时期后，还没有能在全国普及，尽管末代皇帝博仪的父亲摄政王在慈禧太后死后，也穿起了西服，但西服也仅在一些大中城市及中小城镇较为流行，而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长袍马褂”，依然使用着中国传统的服饰。食的变化则更小，西餐大菜始终未能敌过中国传统的名吃佳肴，孔夫子“食不厌精，烩不厌细”之古训作为中国饮食之“座右铭”，影响长存。中国人偶而吃一顿西餐，亦多为换口味，尝试一下番邦异味而已。

住的变化较大，尤其是在城市。在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不久，西式建筑即在列强所强占的租界中开始出现，并逐步为国人所欣赏、接受。以后西式建筑又进一步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出现了多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但又包含其优点的变型，如出现在上海的新老石库门建筑。到20世纪初年，中国城市建筑已大异于传统，尤其是沿海城市如上海、青岛、广州、天津等，商会、学校甚至包括清末咨议局等公共建筑，一改中国旧式衙门之传统的庙宇式而取西式或中西合璧式，且内部多设大礼堂、会议厅等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就民居来说，尽管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众多的花园洋房，但绝大多数民居则为中西结合式，广泛吸收了中西建筑的优点，同时考虑到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习惯及其环境，因而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屋，亦不是西式建筑的简单照搬。另外，由于近代中国遭受多个西方强国侵略，他们在中国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因而在建筑上亦体现出这种状况来，如上海有多个西方国家的侵略势力，其建筑亦五光十色，有英式的，也有法式、德式、俄式及日式的等，青岛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其建筑则大多为德式，而哈尔滨的建筑又大多为俄式的。

行的方面之变化，在20世纪初年亦较为显著。传统的中国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骡车、帆船及轿子等，其共同特点是慢。随着中西交流的开始，西方新型交通工具开始进入中国。到20世纪初年，轮船、火车在长途运输中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普通百姓出远门，亦多能够乘坐。在城市内，交通状况亦有很大改观，马路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黄土路与碎石路，西式马车也被大量引进，成为城市交通的主力，据统计，当时仅上海公共租界即有马车700多辆；由日本引入的改良型人力车，据公共租界1909年统计，月捐照数更达8471辆之多。就连清王朝统治的中心北京，这时也出现了西式四轮马车。此外更新型、便捷的交通工具也开始出现，如上海在1901年出现了汽车，并在1908年开始出现了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成立了电车公司，从而开始了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分居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古老的驿站和民营信局，不仅速度慢，且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给人们的联系带来了很大不便。近代邮政系统的建立，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1896年中国正式开办邮政，起初主要是在沿海城市，以后逐步向内地扩展。到20世纪初年，国家邮政系统已在全国推广，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民营信局和古老的驿站。1906年8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其后邮政事业又有所发展。据1911年底统计，各等邮政局所已达6201处，收寄函件42.1万件，收寄包裹432.7万件。另外，作为快捷便利的通讯联络手段，电报线路的建设已有相当规模，到1908年清政府邮传部将电报收归国有时，全国商办电报线计有41417华里，地方官办电报线计有49480华里，总计90897华里；电报通讯机构遍及全国各省。邮电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并改变了人们之间传统的联系方式。

新式娱乐消闲方式的出现，使人们的日常余闲时间的活动有了较大的改观。将西方娱乐方式引入中国的，首先是西方侨民，他们带来了许多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娱乐项目，如跳舞、溜冰、网球、台球、扑克以及听音乐、参观博物馆、展览馆等。这些娱乐方式虽然由于其昂贵的收费，多数中国人无法享受，但对中国人消费意识和旧有习惯的变化，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亦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主要是在大城市。如电灯之代替油灯，改变了人们的照明条件，并使原先许多在夜晚无法进行的工作能得以进行。再如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的分解，小家庭的出现，使得中国旧有的家庭成员之关系得到简化，相互间的依存关系松弛，从而便利了个人的发展。另外，电话的出现，自来水厂的兴建，方便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改善了卫生条件，亦使地域间距离缩短，减除了以往人们之间费时繁琐的应酬，等等。

近代教育的兴起，是直接影响20世纪初年社会生活变化的又一重要事件。传统教育是“贵族”式的教育，读书识字是有钱人的事，与穷人无缘。普遍的文化素质低下，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难以有新的要求，因循守旧成为人们恪守的准则。近代教育的兴起，大中小学及专科、职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而近代教育不同以往教育的新内容，则使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及其生活有了更多新的了解与认识，从而极大地便利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例如愚昧与无知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当电灯刚开始在上海租界出现时，国人都表示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电灯之电，与空中之雷电是一样的，佥集雷电使其发光，有违天意，将遭报应，据此上海道发出告示，以电灯如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为由，禁止国人使用。

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在许多方面与先进人士的宣传和提倡有关。如维新派宣传民权，主张“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进行启蒙教育，反对陈规陋习，成立不缠足会，提倡放足，反对缠足。革命派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更加重视，并且把移风易俗看作是改铸“国魂”的重要手段之一，热烈提倡“剪辫易服”、男女平权、改良婚姻制度，反对蓄婢纳妾、买卖婚姻，发展女子教育和服务事业，废除三跪九叩之礼等等。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就是在此主客观的同时作用下，缓慢而又确实地向新的方向变化发展着。

第二编　救国道路的新探索

第一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一、民初的政党和政治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中国政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党派团体的勃兴，而且许多政团趋向政党化。所谓“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这些政党大都以“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相号召，但实际上却各有所图。为扩张党势，不仅“不党”之人被各党竞相拉拢而入，而且非“不党”之人，也常被这党那党所追逐，从而出现许多一身而数兼的跨党分子。而且各党还经常瓦解、合并，重新组合，复杂多变。如此，数量虽多，但真正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和号召力的只有共和党、同盟会、民主党、统一共和党等十几个会党。（一）共和党：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同志会等五个政团合并而成。

统一党由前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展而来，成立于1912年3月2日，主要成员是旧官僚、立宪派分子，包括一些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右翼分子。主要领导人是章炳麟、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唐绍仪、汤化龙等。它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主张采用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反对采用美国联邦制；在经济上主张维持现行私有财产制，取稳健的改良政策，反对同盟会的“抑制富者”的激进的民生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它标榜“以稳健为第一要义”，排斥被称为“暴烈派的同盟会急进分子”。他们攻击南京临时政府“任用非人”，批评《临时约法》多不完备，“应即提出修改”。所以，统一党在政治立场上主要是反对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但与袁世凯追求的总统个人独裁和北洋军阀的军事专制统治，也存有很大的矛盾。

民社由黎元洪、孙武、孙发绪等人发起，1912年1月16日成立于上海，成员主要是旧军官、旧官僚、失意同盟会员和清末立宪派分子，而且有不少现役军人，主要维护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客集团的利益，曾主张建都武昌，因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未得到适当位置而不满，攻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无功受禄”，“掠他人之功以为功”，把同盟会列为首要攻击目标，而拥护袁世凯。

国民协进会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政团，1912年2月由范源濂、蓝公武等人在京津发起成立，与梁启超关系密切。

民国公会由陈敬第、黄群等人发起，1912年1月成立于上海。

国民党同志会由潘昌煦、朱寿朋等人于1912年2月发起成立于上海，仅为“江浙间朴学士人，素昔从事教育及地方公益者”所组成。

以上5个政团虽各具特点，略有差异，但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1912年5月9日合并组成为共和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它的主张主要是：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不准各省各自为政；经济上也主张国家扶持发展资本主义实业。可见，它也是资产阶级政党，但却代表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与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作对，反对其真正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民生主义；而它与大地主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结合，只能走上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中国走向深渊的可悲道路。（二）民主党：由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等政团组成。

国民协会是张嘉璈、唐绍仪等人组成。基本骨干是追随立宪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成员以立宪派、旧官僚为主，在各省会约20处建有支部，会员逾万人。该会筹组伊始，梁启超加入，成为该会的灵魂。

这两个政团的政纲与上述统一党等五政团相近，因此曾与他们一起酝酿合并组织共和党，后因“理事问题，稍有异议”，中途退出，遂于10月27日，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国民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等6政团，正式成立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孙洪伊、梅光远等30人为常务员的民主党，站在拥袁反孙立场上，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政纲，进行活动。这种政纲，决定了他们与坚持封建军事独裁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不可能有长久的合作。（三）同盟会、国民党：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争论过程。

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组织上不太巩固的松散联盟，辛亥革命前夕就呈分裂状态。辛亥革命后，由于失去了革命目标，陷入更加混乱的危机中。在辛亥革命前夕退出同盟会的章炳麟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公开主张解散同盟会，取消革命。有些人认为，清帝退位，民国建立，革命大功告成，因此有的会员如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产生“功成做官”思想，追求官职利禄，而有的会员如黄兴则产生“功成身退”思想，要求洁身远行，卸甲归田，淡于政治。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员主张适应新的形势，改组为公开的议会政党，以争取实行政党内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任务都已经完成，只剩下民生主义的任务了，等等。同盟会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大有彻底瓦解之势。孙、黄虽然对政治形势有错误估计，但仍关心中华民国的巩固。因此，在全国组党形势日益高涨的刺激下，他们也认识到有重新团结之必要，遂决定改组。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后因其伙同袁世凯谋杀湖北党人张振武、方维，被除名）为协理，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18个行省，从而为日后国会选举胜利奠定了基础。

新的总章规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在政纲中，提出了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力谋国际平等；实行男女平权等主张，这些都是其他政党没有的，反映了它虽承认袁世凯的统治地位，但仍企图通过“地方自治”来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以防止袁专制独裁，破坏民国，以及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精神。

改组后的同盟会也有不少弱点：一是为发展党势，把一大批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拉入会内，造成组织上严重不纯，反而大大减弱了它的革命性；二是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都不注重“党事”，其他领导人也消极，造成同盟会长期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会员意见分歧，步调极不统一，使它在与北洋军阀集团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因此，在参加民国第一个内阁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蔡元培联合内阁总理唐绍仪，以“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独裁斗争失败后，在宋教仁的竭力推动和实际主持下，同盟会与陆征祥为首的统一共和党，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合并，8月25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国民党。企图以国会中“第一大党”的资格，实行“政党内阁制”，继续与袁世凯北洋军阀势力斗争。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可见其保持了同盟会的基本立场，同时为了容纳同盟者，也作了一些妥协，如“实行民生主义”改为“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改为“保持国际平和”；取消“男女平权”等。这些妥协显然含有策略的意义，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现实的斗争，是值得的。当时最迫切的斗争是反对袁世凯日趋严重的独裁化。对此，宋教仁的观察是尖锐的。他说：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所以，孙中山对这次改组是支持的。（四）统一共和党：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联合组成，于1912年4月11日成立于南京。其成员主要是同盟会员和立宪派，并多为政治界人物，如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省议会议员等，领导人有蔡锷、孙毓筠、殷汝骊、景耀月、刘彦、沈钧儒、诸辅成等。它的势力不小，党员数万人，支部十余省，参议院议席占1/3。

该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与同盟会、共和党相比，具有调和色彩，宣称：“本党党纲于积极的民生主义暨积极的国家主义，均不偏重，折中损益，中道而行。”因此在议会斗争中，它以“第三党”自居，声称与同盟、共和两党“无所偏持”，一切“以调和为主旨”；实际在具体问题上，它必须表明态度，时而附和共和党，时而转向同盟会，一切视其自身利益为转移。

除了以上四大党派外，还有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李怀霜为首的中华民国自由党、徐企文为首的中华民国工党等小党派，也较有影响。它们的成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工商业者、医生、律师、手工业者等，政治上拥护同盟会派，因此遭到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种种迫害。

随着这些党派的涌现，各种报刊也应运而生。许多辛亥革命前被查禁的刊物，现在公开了，又有数十种新期刊创刊。尤其是那些党派的机关报大张旗鼓地宣传本党派政治主张，攻击异己，成为党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重要的如章炳麟主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及其后身统一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为主笔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戴天仇为主笔、比《民立报》更激进的同盟会青年革命派喉舌《民权报》，统一共和党机关报《大中华报》，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梁启超主编的进步党刊物《庸言》，以及中国社会党刊物《社会星》等等。

这些刊物和它们所属的党派，除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表现文艺、学术、学生、妇女的性质之外，大多数都高唱“民主”、“共和”，实际上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方案。再加上党派利益之争，争来争去，只是争一个假民主、假共和。但当时主要的争斗，表现在两方面：矛盾虽多，焦点是独裁与反独裁；党派虽多，总的是两大阵营，同盟会与反同盟会。这两种斗争又常常互相交叉。党派之争使袁世凯得以居间操纵。反同盟会的党派就成为袁氏打击革命党人的工具。从而在军阀之外，又产生一大批依附于军阀的官僚和政客。他们除少数人为人清廉为国为民的之外，多数是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与军阀狼狈为奸，祸害百姓。同时，党派之争与军阀混战纠缠在一起，又造成了民国初年及整个北洋时期错综复杂的政局和激烈多变的态势。

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表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实际上南北对峙的形势依然存在。当时的基本特点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南方各省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处于对抗地位；同时，在南方，又有立宪派、旧官僚控制下的一些省份，虽然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又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同盟会及北洋集团发生磨擦和争斗；而北方也有北洋派与非北洋派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袁世凯上台后，江西、广东和安徽三省仍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都督分别是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为了通过这些地方政权保存与发展革命势力，为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他们力图把这三省建设成同盟会的“根据地”。因此，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充实整顿各级领导机构，任命革命激进派分子担任军政要员；牢固掌握军队，抵制袁世凯的裁军限制，有效地保存了一定数量的革命军队；积极整顿财政，控制地方财政权，争取多留税款，解决本省财政困难。为此，他们竭力主张“有限制的集权说”，要求“分权各省”，地方自治。同时，又颁布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地方经济，筑路、抗灾、改良社会风气等，收到了一定效果。

所有这些努力，都具有反专制独裁的意义，因此遭到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或攻击柏文蔚等“拥兵自卫”，进行军事威胁；或以重金高位相许，邀李烈钧等入京，但都无济于事。柏、李、胡等始终虚与委蛇，不为所动。因此双方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

湖北、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握政权或占绝对优势的省份。

受武昌首义之赐，黎元洪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总长，但他并不因此而维护革命，反而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把湖北经营成他的独立王国，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利用革命党人的内争，先在1912年7月，残酷捕杀了同盟会鄂支部（由前文学社改组而成）的大部分成员，又把首义领导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等人先后调到北方，从而严重削弱了湖北的革命力量。同时黎元洪任用仇视革命的亲信，全面控制了湖北的各个要害部门，使首义之区很快成为黑暗地狱。

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袁世凯鲸吞湖北之心，黎元洪又对省外革命党人，尤其是同盟会本部进行拉拢，在南北斗争的有些问题上，取调和态度。袁世凯曾欲以亲信代黎督鄂，调黎单任参谋总长，黎则寻找借口，拒不受命。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情况和发展动向，与湖北相似。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掌握军权的人物，利用当时全国革命派与北洋派斗争的总形势，发展了一种反对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又极力维护本集团利益为特征的政治势力，成为西南地方实力派。

南方另一些省份如浙江、福建、江苏、湖南、四川等，又是另一种情势，省内同盟会和立宪派势力都很大，势均力敌，因此处于激烈争夺之中，结果是，有些省如江苏、湖南，同盟会的势力继续扩大，占了优势，迫使立宪派分子与同盟会合作，采取一些保护革命者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另一些省如浙江、福建、四川等，同盟会的力量被日渐削弱，终于被袁世凯的势力插入，或完全落入北洋集团手中。

在北方，袁世凯直接控制的是直隶、河南和山东三省。这是北洋集团的发迹地，因此，袁世凯上台后，对这三省进一步加强了控制，安排自己的亲信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后改为冯国璋），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周自齐为山东都督。这些都督上任后，根本不把省议会放在眼里，在治安的名义下，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和一切进步势力，制造了一系列血案，还摧残舆论，禁止人民结社、集会、演说，对人民群众实行恐怖统治。

东北三省和山西、西北各省，原先都不是北洋集团的地盘，辛亥革命中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旧的封建势力统治着。袁世凯就施展策略，夺取了这些地方。以巨额金钱和禄位，收买了张作霖、阎锡山等实力派人物拥戴袁世凯，以北洋军“武力镇慑”，搞掉了企图策划“满洲独立”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如此，袁世凯就实现了对整个北方地区的控制，从而为北洋政府对中国16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二、二次革命及其失败

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同盟会的争斗，以及他们与立宪派政党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斗争，除了对各省的地盘之争以外，还表现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内阁和议会中。斗争的焦点是民主与独裁。袁世凯以北洋军为后盾，要实行总统军事独裁制，同盟会则要保卫民国和约法，坚持民主共和制。其他政治势力必须对此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袁世凯上台后，第一场斗争就是责任内阁问题。责任内阁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是《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也是同盟会所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参加内阁的同盟会阁员宋教仁和蔡元培等，对实行责任内阁满腔热忱。但是，袁世凯则要把内阁变成他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工具。所以在组织内阁时，袁世凯竭力坚持由他的幕僚出任内阁总理。第一任总理由唐绍仪出任，是因为唐曾是袁的同僚。袁以为唐对于他必言听计从。不料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唐绍仪，自参加南北和议以后，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也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并认为要实行共和立宪，必须取与同盟会合作的现实态度。所以他担任总理以后，便以“调和南北”为职志，国务院“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元培）、宋（教仁）二君”，对袁世凯的独裁行为，如在用人和借款等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这就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经常煽动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与唐对抗，在参议院内，统一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也因要打击同盟会而准备弹劾唐绍仪，致使唐无法供职，被迫于6月15日辞职。

6月27日，袁世凯任命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陆表面上无党无派，由他组阁，可收“超然总理混合内阁”、欺骗舆论之效，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因此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和工商总长陈其美等联袂辞职，以示抗议；参议院也进行抵制。袁世凯竟动用军警胁迫参议院通过陆征祥组阁案。之后，议员们又纷纷弹劾陆征祥，逼陆辞职，袁世凯另任命其私党赵秉钧为总理，更受到同盟会等方面的反对。袁世凯遂邀请孙中山、黄兴出面调解。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错误地认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因此他表示今后决定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于提倡民生主义，发展实业。为此，他从1912年4月起，周游各省，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他的思想，还身体力行，提出了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

袁世凯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铁路计划，以笼络孙中山，企图利用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曾致电孙中山，要孙解职后，尽快北上担任最高顾问。对于黄兴，也同样如此。但均被拒绝。唐、陆内阁风潮相继发生后，袁世凯为缓和同盟会的反对，再次派人到沪殷殷相劝。孙、黄从巩固新创民国的良好愿望出发，调和袁与同盟会日益激化的矛盾，答应北上。

8月24日，孙中山先期到达北京，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隆重接待，并在9月9日被授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与袁世凯两次会谈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于是，黄兴在孙中山的电促下，于9月11日到京，同样受到袁世凯的“热情的欢迎”。

孙中山在京近一月，与袁世凯晤谈13次，虽然在保护革命势力和巩固共和制度等原则问题上未作让步，但一是由于如上述对当时形势认识错误，二是被袁世凯“热情”、“谦恭”所迷惑，还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谈话中袁世凯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表明自己并无野心，只求“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孙、黄则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在悬而未决的组阁问题上，应袁世凯的要求，孙中山出面劝说革命党人同意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黄兴同意赵秉钧为正式总理。黄还极力拉袁世凯入党，作国民党首领，又遍邀国务员全体加入，企图组织所谓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孙中山甚至向袁世凯作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如此热心“调和”并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客观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而对于孙、黄“调和”的初衷来说，却是事与愿违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孙、黄“调和”、停止党争的呼吁，脱离实际，没有什么号召力。孙、黄还未离京，争斗烽烟又起。

唐内阁垮台，使同盟会认识到，要实行责任内阁须有政党作保证。为此，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企图以此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袁世凯则相反，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于是，双方斗争又升级。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孙中山已舍弃政治斗争而专注发展实业。同盟会的宋教仁站在最前线。他认为要实行政党内阁，同盟会必须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党，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即议会中第一大党。于是在宋教仁的实际主持下，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几个政党，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立即与袁世凯展开激烈角逐。如关于省长，袁世凯坚持由中央任命，国民党坚持民选；关于宪法，国民党坚决主张由国会自定，任何人不得随意干预，袁世凯则坚持各省都督参加“讨论宪法大旨”，控制制宪权；国民党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袁世凯则反之，等等。结果，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的国会选举，国民党以较大优势获胜，国民党组阁，大势已成。孙中山兴奋地说：“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在乎人心。”

如此，国民党成了“完成共和政治”的中坚和袁世凯实行独裁政治的最大障碍。袁世凯必欲去之而后快。1913年3月20日，就在国民党满怀胜利的喜悦，准备组织责任内阁时，他派人收买凶手，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宋教仁。而且，此案很快真相大白，袁世凯是元凶，全国为之震惊。

宋教仁被刺惊醒了国民党人。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终于看清“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国民之付托”的真面目，立即回国，1913年3月25日到上海，当晚召集国民党人紧急商讨反袁对策。然而会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孙中山等主张武装讨袁，并且要快，先发制人；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法律解决”，即通过国会、司法，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或“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暗杀袁世凯”，以免战争糜烂大局。孙中山对法律解决及暗杀皆不以为然。在掌握兵权的南方各省国民党都督中，也分成这样两派，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主战，其他一些都督或反对，或不积极，有的同盟会老人如谭人凤等甚至主张南北调和。因此，延误了时机。

正当国民党内争论不休时，袁世凯在取得帝国主义财政支持后先发制人了。他沿津浦、京汉铁路紧急调兵遣将，向南方革命党人作出两面夹击的军事部署：5月中旬，安排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以攻取江西为目标，进驻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月底，又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自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为六师后援。同时，又把倾向革命的驻上海一带的海军舰队调往烟台，进行收买，使其改变立场。袁世凯一面作此军事部署，一面就向国民党宣战：“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月，先后免去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之职。

内部涣散的国民党，这时才慌了手脚，仓猝应战。黄兴部署湖北首先发难。但由于准备起兵时叛徒告密，机关被破坏，詹大悲仓促起事，被黎元洪派军各个击破，遭到大屠杀，幸存者都投奔江西李烈钧处。

7月11日，李烈钧奉孙中山指令，从上海秘密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于次日宣布独立，声讨袁世凯。如此，江西首先举起了讨袁大旗。

随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黄兴在策动湖北起义失败后，被江苏革命党人迎到南京。他们掌握了第八师，于7月15日逼迫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接着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湖南（谭延闿）、四川（熊克武）等，先后宣布独立反袁。但是，由于革命发动前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各地独立后，一直未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为了争取同盟军，7月12日他们竟在南京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和讨袁军总司令，连孙中山这样一面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都不敢打出来。结果岑并不上任，二次革命实际是各地各自为战，这就决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命运。

7月11日晚，江西讨袁军司令部成立后，即决定先发制人，掌握主动。12月，林虎部队首先在沙河向北洋军李纯部发动进攻。由于讨袁军怀着对袁世凯的强烈仇恨，奋勇杀敌，初战告捷；打得李纯“左撑右持”，“力尽智穷”，不断电告袁世凯求援。袁急令段芝贵支援，又有汤芗铭率海军督战，讨袁军三面受敌，寡不敌众，形势急转直下。李烈钩且退且战，等待湘、粤援军，但援军迟迟不来。在李烈钧退到南昌时，湘督谭延闿见江西败局已定，取消湖南独立，向袁世凯输诚，并致电李烈钧说“微服过宋，古有名训”，劝其脱离部队取道湖南出外流亡。李和林虎先后亡命日本，部队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同意，由湖南收缴遣散。江西讨袁军失败。与此同时，湖南革命党人对谭延闿取消独立不满，于9月9日再次发动独立，进攻都督府，被谭镇压。湖南讨袁也失败。

其他地区的讨袁战争以上海、南京最激烈。上海方面，由陈其美率部攻打北军驻守的制造局。7月16日，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宣布独立，形势一度对讨袁军有利。但接着袁世凯以巨款收买海军，各国列强和租界当局也都支持袁世凯，不许讨袁军进驻租界。闸北英军甚至将蒋介石率领的207名讨袁军缴械。8月13日，讨袁军在水陆两路和中外反动派的四面围攻下完全失败。

上海讨袁战局受挫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就惊慌失措，取消南京独立，进而到苏州办公，停止沪宁铁路交通，使反袁中枢南京腹背受敌。黄兴眼看失败局势无力挽回，7月28日，悲愤中出走日本。同日，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发表声明，表明“维持和平”心迹，辞职，离沪赴粤。8月2日，孙中山也离沪南下。

就这样，二次革命本来很脆弱的中枢也瓦解了，从而加速了讨袁阵线的崩溃。

由于袁世凯一再电令北军对取消独立的军队也要“勒令缴械，诛其渠魁”，逼得革命党人何海鸣等再度率部占领江苏都督府，恢复独立，并誓死血战，进行了英勇的南京保卫战。南京的锁钥天堡城，五得五失，伤亡惨重。9月2日，何海鸣率残部在雨花台进行最后一战，伤亡殆尽。

安徽、福建、广东3省的讨袁斗争，也由于敌强我弱，内部叛乱，相继失败。四川独立后，袁世凯令鄂督黎元洪、陕督张凤翙、滇督蔡锷、黔督唐继尧“酌拨劲旅，会合兜剿”。9月12日，黔军占领重庆，熊克武日前出走，最后一支讨袁军溃散。至此，整个二次革命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二次革命失败后，农民反袁斗争白朗起义还坚持了1年多。袁世凯上台后，在加强其专制统治同时，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横征暴敛，摧残民生，较清朝为尤甚。”于是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从1912年起，山东、山西、江西、四川、甘肃等地多次爆发群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7月，二次革命爆发，白朗见北洋军大批南调，乘虚南下，攻克鄂北重镇枣阳，并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孙中山、黄兴都曾给予指导和帮助。但由于双方阶级的局限性，两支革命力量没有紧密结合起来。1914年5月底，义军进入甘肃，因与回、藏等少数民族关系没有处理好，陷入困境。8月，白朗率百余人回家乡河南宝丰，不久被围攻失败。

在“二次革命”迅速被镇压下去的情况下，白朗起义坚持3年之久，纵横驰骋中原5省，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农民强大的革命力量。

二次革命的发动和失败，再次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革命性和软弱性。他们渴望民主共和制度，但没有力量保卫它。而且随着这次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成果几乎全部丧失。袁世凯和占领南方各省的北洋军阀及其附庸，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使革命派大伤元气。接着国民党被解散，国会亦解散，临时约法被撕毁，恢复独裁恐怖统治。这是一年多来革命党人调和妥协倾向的恶果。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十分弱小，又受到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制约，因而无力支持坚决、长期、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尤其害怕列强的干涉。因此，他们不愿意重走辛亥革命的路，希望以妥协改良来维持民主共和制度。再加上他们脱离广大市民特别是农民群众，而往往依靠投机动摇的军阀、官僚和政客，所以难与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相抗衡。

二次革命也暴露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与没落，加速了袁世凯的没落。袁世凯在击败革命党人以前，是小心谨慎的。他把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笼络在自己的身边。但是，随着军事顺利进展，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忘乎所以，一面猖狂地屠杀革命派，一面把原先的同盟者推到一边，走上了众叛亲离的道路。而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也从中开始酝酿。

袁世凯代表近代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刚从大地主阶级转化而来，还拥有大量封建特权。它又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就是说，它既不愿放弃陈腐的封建主义，又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这个阶级的品性极为腐朽，目光短浅，气量狭小，与清朝末年相似，拒绝任何改良，决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因此，它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固。

三、“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武力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加快了走向独裁的步伐：逼选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取消国会，撕毁约法，最后复辟帝制。

国会成立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两项工作，孰先孰后，引起了争执。国民党议员奉行法制，认为总统的地位和权力都根据宪法产生，主张先制定宪法；袁世凯深知总统非他莫属，所以极力主张先选总统，以把宪法变成其实现独裁统治的工具。但为了披着合法的外衣登上总统宝座，他暂时还需要借重国会，依靠反对国民党的党派。于是，他首先推动梁启超在1913年5月29日合并共和、民主、统一3党，成立了进步党，以梁为领袖。7月，袁世凯又任命进步党领袖熊希龄为总理组阁，以资拉拢。梁启超、张謇入阁，分享闲曹。

袁世凯还不放心，为了充分保障总统选举的胜利，又在9月7日，指使交通系头目梁士诒出面收买一些小派别，凑成“公民党”，以梁为党魁，叶恭绰为副，为袁世凯抬轿子。该党由于交通系官员纷纷加入，财力雄厚，一时气势颇盛。

接着，袁世凯就策动黎元洪领衔，联合直、鲁、豫、陕、甘等14省都督致电国会，要求速选总统。

10月6日，在进步党、公民党的帮助下，再加上军警威胁，一天举行三次投票，袁世凯才以2/3的微弱多数，勉强当选首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总统后，立即过河拆桥，国会、进步党在他眼中都失去了利用价值，相反，倒成了他实行独裁统治的障碍。因为不仅国民党在其议员主持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仍坚持责任内阁制、国会为立法机关，而且进步党在这个问题上与国民党无多分歧。他们同意与袁世凯合作，排挤国民党，主要是权力之争，希望拥有一定的权力，利用国会和内阁有一番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所以，他们组阁后也不满袁世凯对国会的干预和压迫，从而使原来进步党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形势，日趋和缓。袁世凯对两党接近十分恼恨，就乘镇压“二次革命”之余威，向国会开刀，唆使北洋将领们纷纷发表通电：“迅将国会解散，其国民党之议员，并即驱逐回籍，交各省官司详加察看。”

袁世凯图穷匕见，首先在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并派军警两次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结果共取消438名议员，超过了参、众两院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然后，袁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于11月26日下令组织政治会议，来取代国会，并在1914年1月10日和2月28日，“据政治会议决议”，分别下令解散国会，遣送议员回籍。进步党还没有从国会解散、兔死狐悲的凄凉处境中解脱出来，熊希龄这个“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总理又被袁逼迫辞职。从此进步党失去政治上的凭藉，惶惶然无所适从，终于走上反袁道路。

1月24日，政治会议又议决成立约法会议，为袁世凯造法。在袁的导演下，历时4旬，约法会议终于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由袁大总统公布。同时废除了《临时约法》。

根据这个袁氏宪法，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世袭罔替。但是，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想搞复辟，做一个真正的皇帝。

袁世凯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向革命党和民主政治进攻，除了他掌握的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北洋军之外，就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

袁世凯上台后，英、法、美、德因为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趋紧张的欧洲局势，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支持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帮助他们维护并扩大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日本则由于一跃而为东亚强国，又处于侵略中国的有利地位，谋图排除其它列强势力，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因而极力制造中国混乱，以便乘机渔利。但因它当时的实力还难与西方列强抗衡，在对华政策上取与西方列强貌合神离、伺机进取的方针。俄国东部与中国接壤，为了扩大侵华，也希望中国保持衰弱地位，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它的心脏地区欧洲同样受到紧张局势的牵制，因此对华也不能搞大的动作。

于是，民国初年列强间的对华政策，在相当激烈的明争暗斗中，还能保持大体上合作的局面。这充分表现在对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上。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英、美、法、德4国公使就相继登门道贺，并为该4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接洽借款。然后，日、俄也加入，形成6国银行团的对华“善后大借款”。

帝国主义提供这次借款，除了为银行家赢得高额利润外，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为此，他们提出了种种条件，如中国财政部须延聘银行团为顾问，银行团应为中国政府财政代理人；银行团监督借款的使用和目的；中国的盐税收入作为借款的担保；中国政府不得向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借款，等等。俄国还提出中国及各国承认其在中国北满、蒙古和新疆的特权；日本则要求承认其在中国南满及蒙古东部的利益等。如此，通过政治借款来操纵中国的政局，过去是没有的，“善后借款”开了先河。而且，继中国海关丧失之后，列强又控制中国主要的税收之一盐税。凡此种种，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

如此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借款，自然激起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绍仪和熊希龄任内阁总理时，也进行了一些抵制，但袁世凯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打击革命党人，迫切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竟不惜迎合列强的要求，肆意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1912、1913两年间，袁世凯先后向列强借款33笔，计英镑4350万、法郎10040万，规平银1011.3万两、银元327000元。其中数额最大的一次是1913年4月26日英、法、俄、德、日5国银行团与袁政府签署的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这时美国退出银行团，表面上是出于道义的理由，认为“借款的条件近乎损害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实际上是因为美国在银行团内的处境孤立，并对俄、日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强烈不满，妨碍其贯彻依靠门户开放政策打入中国市场的方针。

袁世凯依靠列强的支持，打散革命党人的对抗，登上总统宝座后，又企望他们支持其问鼎皇位。但是，列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由于欧战的影响，各国对袁世凯进行帝制表态不一，有的前后变化很大。

君主制的德国出于同类相投，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中国复辟帝制，认为共和不适中国国情。但与其它列强相比，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较小，袁政府主要乞求英国、日本的支持。英国起先“甚不赞成”恢复帝制，担心这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但是后来得悉日本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即改变态度，急忙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表示，英国“亦赞成帝制”。美国则采取不干涉态度。

日本在欧战爆发后立即参战，但其真实动机是企图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进而利用西方列强陷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排挤其它各国在华势力，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梦想。为此，它一面在1914年9月—11月派兵侵占德国原在山东半岛的权利——胶济铁路和青岛，一面炮制出所谓《对支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作为其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1914年12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亲自劝说袁世凯“改为君主政体，日本愿暗为扶助”。翌年1月18日，日置益在怀仁堂向袁面交“二十一条”，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并表示“如能承允所提条件，则可证明日华亲善，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二十一条”共分五项：第一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第二项，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享有居住、经营工商业、筑路、开矿等一切权利，将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租借期延长为99年；第三项，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得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第四项，中国沿海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它国家；第五项，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察和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日本享有南昌至武昌、杭州、潮州间铁路修筑权，和在福建开矿、筑路、建筑海港、船厂等特权。

这些内容，尤其是第五项，不仅要灭亡中国，而且要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袁世凯原来打算秘密让给日本一些权利，以换取其对帝制的支持，没想到日本竟然企图鲸吞中国。这使他“殊为失望”，但他未敢断然拒绝，而取拖延的办法，并把内容透露给西方列强，望他们从中调解，使日本降低要求。

欧美各国了解“二十一条”全文真相后，对日本潜攫他们的侵华权益，纷纷予以激烈抨击，再加上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见阴谋暴露，事态严重，只好表示“减轻要求”，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提出了修正案，并在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政府48小时内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进行武力威胁。

西方列强得到日本让步，就都转过头来压迫中国接受日本的修正案。袁世凯企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恐得罪日本，皇帝当不成，便决定对日屈服，在5月25日，签订了除第五项外，包括“二十一条”大部分内容的“中日条约”。消息传出，全国群情激愤，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袁政府虽然对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进行了镇压，但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日本强迫同意的，因此始终没有履行条约的具体规定，日本也不敢单方面采取行动。

然而，袁世凯却通过这个事件，摸清了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支持他复辟帝制的底，于是便加快帝制复辟的步伐。首先是成立专门为其复辟帝制鸣锣开道的机关“筹安会”。

1915年8月，根据袁世凯的旨意，杨度联合同盟会政客和立宪派名流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织了筹安会，接着，湖南、吉林、安徽、湖北、南京等地亦纷纷成立筹安分会，一时间帝制复辟的阴云笼罩全国。8月14日，杨度、孙毓筠等6人联名电请各省军政长官和公法团体派代表赴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各省随即复电，大都赞成变更国体。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这个“请愿团”的领衔人，大都是袁世凯的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如曹锟、张作霖、赵倜、段芝贵、姜桂题等。交通系的梁士诒更是乘机邀宠袁世凯，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等等。他们的请愿书大都是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如“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父老兄弟苦共和而望君宪”，云云。

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人都是参政员，本打算在9月1日起参政院开会时，一鼓作气让袁世凯黄袍加身。但是，北洋派内部有些人看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筹安会和袁政府的态势，从维护北洋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复辟帝制不以为然，如徐世昌拒绝劝进，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及农商总长张謇均借故辞职。黎元洪、周学熙等也主张实行总统世袭，反对君宪；地方上，虽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仍有直隶朱家宝、江苏冯国璋、广西陆荣廷等不表态，徐州张勋态度暧昧，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则公开反对。袁世凯只好把复辟时间表放慢，分别做这些反对者的工作。结果，大多数反对者见复辟大势已成，放弃原议，拥戴袁帝。于是，袁世凯称帝的丑剧终于开幕。

10月25日开始，各省分别选举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并与“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一起举行。该活动进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个个戎装登坛，如临大敌。会场外布置武装军警，场内则满是监视人员。“国民代表”在此等人指挥下，在预先印有“君主立宪”的选票上写“赞成”二字，又在推戴书上签名。11月20日，各省国体投票告竣。

12月11日，参政院将各省票数汇总宣布，并以总代表的名义通过总推戴书，上呈袁世凯。袁世凯因任总统时曾宣誓共和，今变帝制，“于信义无可自解”，于是就假意忸怩了一番。参政院又通过原先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为袁世凯洗刷背叛民国的罪行。

袁世凯当即接受，1915年12月12日一早，他就发下申令，公然说道：“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次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至此，中国又换了朝代。“中华民国”这块牌子也倒了。辛亥革命留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印记全部被抹去。

四、护国战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一直没有停止过反袁斗争。但是，由于组织被打散和失败造成的思想混乱，国民党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地的反袁斗争也显得软弱无力。

由于袁世凯政府通缉，绝大部分国民党员亡命海外。孙中山、黄兴等多数党员流亡日本，其它一些党员去了欧洲和南洋。由于袁世凯多边卖国，而不是一心附日，日本一批军人企图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袁政权。因此，日本当局对来日本的国民党人的安全“予以适当保护”。这使国民党获得了修整和再起的条件。孙中山利用这条件，一面继续争取日本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革命，一面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筹备“三次革命”。不过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与黄兴为首的稳健派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当前形势的估计及以后斗争所采取的战略策略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结果导致组织分化：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

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拟定入党誓约，正式吸收党员，要求入党者“附从孙先生”，并加按指模。于是国民党中的激进派分子又重新聚集到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下。1914年5月，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胡汉民主编，开展革命主义和反袁斗争的宣传。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他在会上激励大家“发挥爱国之心，舍弃私心私利，专心为民国谋取福利”，为“第三次革命兴起”而“努力奋争”。

孙中山这次重组中华革命党有三大进步：一是重申民权主义，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民族、民权已达，唯民生未做到的天真想法，表明了推翻袁世凯、重建民国的决心；二是在思想上强调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三是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但是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也有弱点和错误：首先，没有提出反帝任务。而且由于“二次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流亡日本，得到了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及部分主张援助革命党以取得中国南方权益的日本政界人士的帮助，孙中山又生幻想，希图“联日讨袁”。他亲自致函日本内阁首相大隈重信表示此意。甚至在1915年2月5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激起全国反日浪潮的时候，孙中山和陈其美与日本的犬塚信太郎（满铁株式会社理事）和山田纯三郎（满铁会社社员）秘密签订了“中日盟约”，相约在中华革命党夺取中国政权后，中日两国“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宜相提携：中国政府若聘用外国军事、政治顾问，宜主用日本人；中国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赞助中国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等。孙中山此举虽带有利用袁日矛盾的策略意义，但使中华革命党在当时反日爱国运动中十分被动。袁世凯乘机散布孙中山为日作伥的流言，离间中华革命党与民众的联系，使该党在国内威信受损。在实践上，由于放弃了反帝旗帜，直接影响了中华革命党发展的规模和斗争水平。其次，没有提出维护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口号，以吸引他们积极加入革命。再次，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三等，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人为地形成一个权力阶层，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脱离群众。再其次，资产阶级政党搞打手印宣誓效忠个人这一套，是受了中国落后的封建帮会传统的影响，得不到广大国民党员的赞成，因此使黄兴等一大批党员分裂出去。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成了小宗派。这些弱点将对中华革命党的整个斗争产生消极影响。

中华革命党从筹建时起，就进行武装讨袁活动，其中著名的起义有：1914年6月李国柱发动的湖南郴县讨袁军起义，接着，附近的桂阳和临武地区，也分别由雷瀛和雷英、陈校经和邓蔚林发动起义响应。8月，哈在田率领的江苏南通起义。9月，东北邱丕振组织的关外讨袁军起义。10月，邓铿、洪兆麟在广东惠州聚众2000多人举兵反袁。11月，朱执信在顺德率千余人起义，攻打佛山，等等。

1915年1月起，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消息传出，国内反袁情绪又趋高涨。孙中山抓住时机，再次在全国各地发起武力讨袁高潮。他派遣军事指挥骨干，分任各省司令官，负责组织军队，制定讨袁具体计划；这年夏，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4个总司令部，相应在上海、青岛、广州、三原设各军筹备处，总司令分别为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

以上工作加紧进行之时，传来了筹安会出笼的消息。12月，孙中山发表第一次《讨袁宣言》，历数奸雄窃国种种罪行，向国人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为此，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

于是，国内各地的武装讨袁起义又纷纷爆发，其中最重大的活动是11月陈其美领导的上海革命党人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事件和接着发动的肇和兵舰起义，义军一度占领了电话局。1916年春，居正在山东青岛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东北军，攻克10余个州县，威震整个华北地区，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致使袁世凯震怒之下，撤去了山东将军靳云鹏的职务。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华革命党发动这样的起义40余次，虽然这些起义由于脱离群众，又孤军作战，缺乏后援和配合，寡不敌众等原因，先后都失败了，但革命党人的英勇奋斗和巨大牺牲，鼓舞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加速了欧事研究会和进步党人的转变，终于迎来埋葬袁氏王朝护国战争的爆发。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部分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还坚持反袁、又赞成黄兴“缓进”方针的国民党人，由李根源倡议，在日本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奉黄兴为领袖，先后在日本、美国、南洋、欧洲和上海发展会员100多人。他们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曾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相反，走到另一极端，错误地估计形势，改变缓进反袁的方针，倾注全力反日救国，因此反对孙中山借助外力进行革命的思想，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以联袁反日，共同对外。结果，他们的主张反为袁世凯利用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袁乘机攻击孙中山等人“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并宣布“宽赦党人”，劝诱党人停止讨袁。但是事实很快教育了欧事研究会的人们。当他们看到袁世凯接受日本无理要求，而且“反以见好邻国之意图谋称帝”时，失望之至，猛回头，重树讨袁旗帜，急起直追。

1915年5月9日，黄兴与李根源、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程潜等17人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公开向袁世凯宣战。此后，他们纷纷回国，在《甲寅》、《正谊》等很有影响的杂志上，连续发表富有战斗力的反袁文章，揭露其卖国复辟的罪行，号召民众惊醒，加入反袁行列，特别在为联络当时最大的几支反袁力量共同讨袁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因为惟有他们与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使各自为战的反袁队伍统一起来，结成一股难以摧毁的力量。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和蔡锷为首的西南地方实力派走上反袁道路，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在筹安会发生前，梁、蔡都没有公开打出反袁旗子。但是，他们拥袁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度的，即爱国、改良、共和。因主张改良及争权夺利，他们长期与革命派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因坚持爱国、改良和共和国体，以及不愿意在全国反复辟的声浪中与袁世凯同归于尽，他们终于与卖国、倒退和复辟的袁世凯政府分道扬镳。

梁启超、蔡锷对袁世凯的怀疑和不满，始于1914年下半年。袁瘫痪国会，打击国民党时，也严重损害了进步党的利益。之后，梁虽屡催恢复国会，袁非但没有置理，反而宣布废除了进步党内阁，设立政事堂，种种复辟举动，使他们“越看越不对了”。于是，在参政院中，他们不断就外交、财政、军政等问题，向袁政府提出质问，梁启超还公开号召各参政不能“纯粹作政府一留声机器”，对其“不是之处”，应根据民意“立即纠正”，以利国计民生。梁、蔡为此做了几个月的工作，力图“匡救”时局，“阻止”帝制，但结果是出了个筹安会。面对当时“普天同愤”、“党人思逞”的形势，梁启超、蔡锷终于走上了积极反袁的道路。他们协商后决定，先由梁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鲜明的反袁旗帜，掌握舆论主动权；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发动军事讨袁。

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果然引起震动，使袁政府大失人心。蔡锷也施展策略躲过袁世凯的许多耳目，秘密与反袁各方联络，并在11月3日，以治病为名离京赴津，又摆脱袁布置的密探监视和沿路截杀，历尽艰险，经日本、上海、香港转越南河内，来到云南。

这时的云南，继蔡之后担任都督的唐继尧，在全国反袁大势所趋和中下级军官强烈反袁情绪的压力下，也已转向反袁。12月21日，唐继尧召集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熊克武等包括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各方代表人士紧急会议，一致赞成立即组织“护国军”讨袁，推举蔡锷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唐继尧任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名通电，斥责袁世凯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宣布云南独立。27日，蔡锷即率护国军第一军向川南进军。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军第一军分三路向川南进攻，左翼在1916年1月17日进攻新场得手，首战告捷，随后节节胜利，21日攻克川南重镇叙州。中路与川军刘存厚起义部队汇合，于2月7日包围了另一重镇泸州。右翼是戴戡部队，在1月1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独立时才组成，2月18日进抵川南的綦江。另外，贵州还派出王文华部加入护国军，分三路进攻湖南，开辟湘西战场，在2月中旬夺取了黔阳、芷江、麻阳等地。

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军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发动一系列起义，或牵制袁世凯调集军队去川湘战场，或配合护国军攻城杀敌，成为讨袁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袁世凯得知云南独立消息后，于1915年12月29日下令褫夺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人的官位，1月5日，令曹锟率两路北洋军南下征剿云南，第一路司令官马继增，第二路司令官张敬尧。由于初战节节失利，袁世凯被迫在2月23日宣布“从缓办理”登极大典，作为缓兵之计，以图调集更多的北洋军南下，争取时间。

但是，整个局势的变化越来越不利于袁世凯。首先是北洋集团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原先抵制帝制的人又故态复萌。段祺瑞和冯国璋先后拒任征滇总司令。1916年2月底，段祺瑞甚至不顾袁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冯国璋还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取消帝制。冯还与各派反袁势力及西南护国军暗中联络，又与段祺瑞一起密令前方将士屯兵不前，曹锟率领的征滇军攻到云南边境时，果真不再前进。他们采取他们的老师袁世凯上台前的计谋，利用南方势力，逼袁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实力派，他们的离心，给了袁世凯极大的打击。

其次，帝国主义各国看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袁世凯复辟，也开始转变态度，1915年10月和12月，日、英、俄、法、意等国公使，两次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警告，指出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必败，又将外交干涉政策，变为倒袁政策，以选择更称心的代理人。1916年1月21日，石井正式通知陆宗舆：日政府希望袁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将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各种途径暗中支持中国各派反袁势力，包括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复辟清朝统治的宗社党等。这些情况也都被袁世凯侦知，使袁震惊。

袁世凯在内外交困时，又传来征滇军不断失败的消息。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第二军及第三军一部，3月初迎战粤军不断胜利；15日，广西陆荣廷又宣布独立，断粤军退路，迫使龙济光父子在17日投降，从而粉碎了袁世凯企图由广西攻取云南的计划。广西独立还鼓舞了整个护国军的士气，瓦解了北洋军的斗志。四川和湘西的护国军乘机反攻，夺回了先前失去的阵地。北洋军全线崩溃，连第二路司令官张敬尧也身负重伤，急电北洋政府救援。

袁世凯无奈，3月22日，被迫接受冯国璋等各将军和政治顾问莫里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次日，又颁令废止洪宪年号。83天皇帝梦就此结束。但是，袁世凯还不甘失败，25日以后，他利用与南方停战议和时间，又向美国借得100万美元外债，作为“先攻川、湘的战费”，以图反扑，这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于是，形势急转直下，陕西、四川、广东、浙江先后独立，起兵讨袁。

继广东、浙江独立后，独立各省为统一军事和外交上争取承认，又进一步联合起来，5月8日，在广东正式成立一军务院，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对抗。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抚军初由唐、岑、梁、刘显世、蔡锷、陆荣廷、李烈钧等10人组成，后曾不断增补，但始终没有中华革命党的代表参加。

军务院成立前后，发表一系列宣言和通告，宣布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取消其民国大总统资格，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代之，并昭告各国公使，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从而彻底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5月11日，军务院又发布第二号布告，宣布“此次举义之真精神”，在于“拥护国法”，号召各省议员迅速筹备国会的召开。这是云南首义后，第一次明确提出拥护“约法”、“保障国会”的主张。与此同时，军务院还统率各路大军，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的军事围攻，加速了它的灭亡。

军务院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护国战争不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玩弄和谈阴谋而停止下来，而且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这不仅为护国战争补充了新的纲领，树立了新的旗帜，而且为它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而把护国战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它的历史功绩。

军务院也有局限性。它排斥孙中山为首的反袁最早最坚决的中华革命党人，使整个战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手里，这就大大局限了反袁斗争的成果，而且其内部因各种私利而争斗，最严重的是只知依靠军阀、官僚、政客而不发动人民群众，使护国战争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而留下无穷后患。这再次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袁世凯的亲信陈树藩和陈宦先后宣布陕西、四川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后，5月29日，在护国军的军事包围和湖南各县纷纷独立的压力下，长期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超擢”和“异常信用”的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芗铭又宣布湖南独立，成为脱离袁世凯统治的第8个省，使袁世凯感到众叛亲离到何等严重的程度，因而给他精神上格外沉重的打击。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致的讨伐声中，忧惧而死。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虽然资产阶级改良派进步党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复辟封建帝制，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再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的团结和合作，终于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表明它是继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成功的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战争。

这次革命战争的胜利还表明，经过辛亥革命，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反对封建帝制复辟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这次革命战争又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和平的改良运动，而且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大特点。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这次革命战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积极参加了护国战争，但由于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不仅不敢发动群众，而且把国民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也排斥出去，因而失去战争领导权，致使这次革命战争未能获得更大的成果，而且最后还是走向失败。因为，袁世凯虽然倒了，民国也算恢复了，但是胜利的果实却又落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国家政治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还产生了如唐继尧等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新军阀，他们非但对帝国主义没有丝毫的触动，反而依赖更重了。由此可见，护国战争所得也不过是一块“民国”空招牌，如同当年辛亥革命一样，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失败的，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寻找继续革命的道路，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五、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民国初年，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经济和教育文化事业都有重大变化和发展，社会风气也有许多进步。

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是，产生于上世纪末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存在的3个多月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接着成立的北洋政府，也为当时形势所迫，不得不任命注重发展实业的宋教仁、陈其美、张謇，先后担任农林、工商和农商总长，继承和发展了南京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尤其是1913年9月进步党的张謇执掌农商总长后，曾电令各省都督调查实业发展情况，并要求各省设立实业司，专管实业调查和发展计划。他还注重经济立法，在他任内，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奖励实业发展的法律和条例。据统计，1912—1916年间公布的这类条例、法规有86项之多。这些条例，虽尚未完备，有些也未能认真执行，但毕竟解除了清政府统治时期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障碍，为其发展开了绿灯。

南京和北京政府的这些措施，使中国资产阶级受到鼓舞。他们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发行鼓励人们投资实业兴趣的杂志，掀起了一股投资创业的热潮。工商部于19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到会的实业家100多人，开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代表们在会上纷纷提出了发展实业的各种计划和提案，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1914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22省代表180余人出席，提出28项、122条款议案，内容涉及各个经济领域。当时人们称此会“俨然一地方议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合群大会”。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与抵制美货后（1905—1908），出现了第三个高潮，从而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概况如下：

据统计，从1905—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总数增加了548个，资本合计12029.7万元。如果与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厂矿数增长了6.6倍，资本总额增长了4.7倍。其中尤以民国初年增长最快：1903—1908年，新注册的企业为265家，平均每年44家；1912—1921年为794家，平均每年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近一倍。从投资额看，1895—1911年厂矿投资额为1亿元，1912—1918年6年间投资总额即达14286.5万元，比辛亥革命前16年还多3000多万元。

从资本种类看，这一时期商办工业资本增长快，到1913年，全国商办企业已达到516个，资本总额9551.8万元；而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94个，资本只有4567.2万元，从而使商办工业资本超过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资本，达到了整个工业资本总数的70%，占了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在一些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史上，反映得很清楚。

买办出身的祝大椿，1898年开始创办源昌碾米厂时，资本仅40万元，到1913年就在上海、苏州等地办起了缫丝、纺纱、电灯等共11个厂（包括投资）；他的自有资本扩大到235万元，比最初资本增加了22.5倍。又如士绅出身的张謇，1899年开创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时，有纱锭20350枚，资本69.9万元，到1913年，纱锭增到66700枚，资本增到279.1万元，而这十几年中，所获纯利竟达489.3万元，为创办大生时资本的7倍。张謇还同时投资于其它工、农、航运等27个企业，资本数百万元。

再从主要的工业部门看：棉纺织业，1909年前，商办纱厂仅11家，纱锭18万多枚。到1913年发展到18家，创办资本900多万余元，纱锭48万多枚，另有布染厂27家，资本126万元，织机2000多台。面粉业发展较快，1895—1913年，全国增设的商办面粉厂53家，投资额达862万元。民族工业资本的缫丝业发展最快，1894年前新式缫丝厂已有数十家，但资本不超过200多万元。1895—1912年，就增设了97家，资本达1.158万元，成为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在许多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限制，因此具有明显的弱点，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偏重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和面粉，重工业相当薄弱；二是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大多是中小企业，机器和技术都比较落后。这些弱点，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和对外国资本及官僚资本的依赖性，也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与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时期，中国官僚资本也有一些发展。原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后所办的军事工业，这时都转到北洋军阀手中。他们为了镇压革命、扩大地盘和获取高额利润，不仅继续扩大经营军火工业，还陆续投资民用工业，主要是煤、铁矿和丝织、造纸、皮革等，还有银行业。因此，虽然这个时期官僚资本的发展没有民族资本快，但它在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中，还是保有30%的比例，达到4567.2万元。官督商办的有86家，资本额为2947.6万元，占总额的1/4。

这时期官僚资本投资的特点是，以现任官僚私人投资工矿企业和开办金融银行业为主，主要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京、津地区。但其发展没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快，也没有控制全国经济命脉。所以如此，是因为袁世凯政权并不巩固，政局动荡，战争迭起。因此，军阀官僚把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大半用来购置土地和房产，进行封建剥削，或用于商业和金融等投机事业，很少一部分用来投资工矿企业。

与工业发展相反，这时期的中国农业，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业改革的漠视，农村生产关系没有什么变动。因此，在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和北洋政府剥削加重及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下，农村经济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自耕农破产和土地兼并、集中的现象最为突出，据苏南两个县的调查，到20世纪20年代，35%的农民耕地被剥夺了：/昆山/南通时期/自耕农佃农/自耕农佃农1905/26.057.4/20.256.91914/11.771.7/15.861.51924/8.377.6/13.064.4上表各县总农户为100，自耕农农户比例的减少，佃农农户的增加，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土地集中，农民破产的严重情况。

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事业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首先是建立了近代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成立了教育部，任命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大部分省区还设立教育科，掌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宜。同时，教育部根据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颁布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教育会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和制度，对清末教育作了一些重大改革。1912年9月3日，又公布“壬子学制”，统一了我国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教育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并规定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和男女同校、设立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又颁布半日制学校规程，大量开办师范及各种职业学校，以补正规教育之不足。因此学校和学生数量增长很快，据教育部统计：1907—1915年，不到10年间，学校数增加了91851所，学生数增加了3269263人。另外，民国初年，社会教育也蓬勃发展起来。1917年教育部为此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司。

通俗教育得到重视。1913年，北京通俗教育调查会成立，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从事搜集各种图书、讲演、歌谣、戏剧、故事、小说、弹词、唱本，以为改进之参考。各地方乃纷纷设立通俗教育会、通俗讲演所、通俗图书馆，以推行社会教育。据1921年统计，全国共有公立私立通俗教育会233所，通俗图书馆286所，演讲所1881所等。

提倡平民教育。起初是留学生在赴英法参战华工中开始识字工作。1920年，晏阳初回国，见国内文盲有3亿以上，就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普及识字教育，先后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等地，开办平民学校，各地响应，后来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各省设立分会，达50余处。

实施职业补习教育。1913年，教育部颁布实业学校规程，订有实业补习条款，并于北京、沈阳等地，设置公众补习学校。1915年，全国共有此类补习学校76所。

统一国语的工作也着手进行。我国方言复杂，实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之一大障碍。1912年教育部成立，即召集“读音统一会”。1913年2月，正式开会，制定注音字母39个，审定字音6500多个，筹拟国音推行方法，组织国音统一期成会，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发行注音字母报等。

后来，随着袁世凯复辟活动的展开，教育改革的势头受到抑制，有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现象。但资产阶级教育制的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良，学校和学生数量也有一定的增加。

在科技方面，这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集中外地质学者，调查中国地质，是开创性的工作。

另外，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渐渐恢复起来，到民国初年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伴随着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西医、医院也发展起来。据统计，1905年在中国的传教士有3445人，教会会员178254人，到1918年传教士增到29306人（其中外国传教士为5961人），会员312970人，信徒654658人。教会学校的发展也十分可观，据1918年统计，大学18所，学生772人；中学228所，学生11892人；小学5902所，学生159775人。另外还有师范学校、神学院、实业学校、幼儿园、孤儿院等。教会办的医院320所，医学校21所。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除旧布新的法令，再加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冲击，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气也有许多变化：

剪除发辫。“编发之制”是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象征。辛亥首义后，各地群众即自动起来剪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1911年12月29日），南京各界市民就一律剪去辫发，以示庆祝。孙中山在致各地电文中，还要求“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

放足。在封建社会中，随着纲常礼教的加强，缠足成为妇女应该普遍遵守的规矩，因此放足就成为妇女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要求“已缠足者令其必放，未缠足者毋许再缠”。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事。

改变称呼。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尤其是官民之间极不平等。民称官必须呼“大人老爷”之类。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保持形式上的平等，所以，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颁布命令取消过去“非分之名称”，主张“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如此提倡，慢慢也成社会风气。

废止跪拜礼。跪拜之礼是一种表现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人格上的不平等。为了提倡资产阶级人权平等的思想，孙中山在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上，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代表赞成通过，此后便逐步流行开来。

以上种种，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和它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

第二章　军阀割据的形成

一、北洋军阀的分化与政局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这是因为这时的北洋集团已经分化。

袁世凯利令智昏不顾一切复辟帝制时，北洋集团中稍有点理智的人，包括他的北洋嫡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不愿为他殉葬，纷纷反对，北洋集团即已出现裂痕。袁败亡后，北洋集团因失去重心和驾驭人物，裂痕扩大，于是分化成两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

袁世凯死后，军阀的不断分裂割据和混战是北洋时期政治的一大特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分散独立的个体经济和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争夺与分裂政策。这是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军队分散掌握在各派系军阀头子手中，而不像封建社会，全国军队忠于皇帝一个人；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全国军队忠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北洋时期充分表现出军队对国家政治决定性的、畸形的影响。落后的经济与落后的军事相结合，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政治。这是民主共和政治几经摧残的根本原因。

皖系成员，一部分是段祺瑞在北洋军中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和北京政府陆军总长时培植的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如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等；一部分是袁死后，段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时，从北洋集团中网罗的私党，如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浙江督军杨善德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这两部分人构成了皖系军阀集团，也表明了皖系控制的基本地盘。此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河南督军赵倜、热河都统姜桂题、奉天督军张作霖，以及王辑唐、田文烈、方枢等许多军阀政客，也都一时依附于皖系。在财界拥有雄厚势力的交通系政客曹汝霖、陆宗舆和叶恭绰等，也和段有密切关系。

直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接替张勋出任江苏都督，为北洋派坐镇江南。他起初的势力和地盘比皖系小，主要是任湖北、江西护军使的王占元和李纯。所以，整个直系势力的基础是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三省。虽势力不如皖系大，但处于南北斗争的咽喉地带，在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皖直两系当时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南方的不同态度上。段祺瑞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主张对南方取强硬态度，由北洋派统一全国，并由他来主宰天下，因此把国民党、进步党及西南实力派等反袁势力，视为异己力量，准备加以消灭。所以，对南方提出的恢复旧约法，召开国会，惩办帝制祸首三大要求，段祺瑞内心并不乐意接受，只是时势所迫，暂时让步应付。因此在履行这些要求时，他处处作难。

冯国璋则不然。护国战争期间，孙洪伊、唐绍仪等为拉冯反袁，与冯保持经常接触。袁死后，这种关系继续发展。冯与军务院之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共商复辟垮台后的要政。因此，冯对于南方的三大要求较早地表示赞同，并对段祺瑞的作难作了一些斗争。

袁世凯死后，中央实权所以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一是由于当时皖系的势力大于直系；二是由于段祺瑞一直在中枢任职，近水楼台先得月。早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时，为了收拾残局，重新起用段祺瑞，任命他为参谋长，旋又改任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三是由于当时段祺瑞接受了南方提出的三项要求，因此他也为南方所接受。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废去原来国务卿的职称，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然后，段配合黎元洪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肃清帝制遗毒，同时改造旧内阁，组织了一个包括南方5名成员的新内阁，并在8月召开国会。7月14日，南方的军务院宣告撤销。中国表面上又实现统一，从此，开始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中央政权的历史。但是，段并不真心实意地拥护共和，而且袁世凯统治赖以存在的旧的封建官僚势力并没有触动，又成为段的统治基础，他们为了私利和派系集团的利益而争斗，因此，各种矛盾又激化起来。

在当时全国的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势力，除了皖系和直系军阀之外，还有国民党、西南地方军阀、进步党和黎元洪总统府。由于皖系掌握了中央实权，因此政局的特点是，皖系与其它各派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同时，其它各派之间也有复杂的争斗。

首先是皖系军阀与其它各派的地盘之争。

在任命各省督军、省长时，段祺瑞实行按军事实力来安排的办法。当时全国有三种武装力量：北洋军、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国民党。北洋军力量最强，占据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和华南一部。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的武装其次，掌握了云、贵、桂、川及湘、粤的部分地区。国民党的武装最弱并且分散，只有驻韶关的李烈钧部、驻长沙的程潜部和驻山东潍县的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安排结果，北洋派控制的各省督军几乎是袁世凯时期的原班人马，西南实力派获得了云贵桂川粤浙地区，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和稳健派）完全被排斥。如此，以后皖系军阀与国民党的矛盾，就主要向政治议会中发展。

在争夺地盘斗争中，国民党所以被轻易击败，除了段祺瑞的计谋，还由于孙中山和大多数国民党人对段祺瑞封建军阀的本性认识不清。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诚恳地与段祺瑞合作，并且为了表示这种诚意，主动在6、7月先后发出了收束中华革命军和停止中华革命党活动的通告。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所以能复辟，是由于“民智未开”。于是他得出结论：维护民主共和必须使民众参政，而使民众过问政治的最好方法是实行地方自治，渐次实现直接民权。由此可见，孙中山的主张虽属幼稚，但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所以，国会复会后，国民党人便以国会为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阵地，为重建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这势必与段祺瑞追求新的军事独裁发生冲突。

皖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争夺相当激烈。而且，在护国战争中崛起的西南各省武装集团，在袁下台后，拥兵自固，扩张地盘，立即把讨伐帝制的正义战争，变成争权夺利的非正义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而蜕变成一个个地方军阀集团，主要有滇、黔、川、桂、粤、湘6系。

滇系军阀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首。在护国战争中，他派罗佩金率滇军入川，战后，罗出任四川督军。为巩固四川地盘，罗在执行北京政府收束军队的命令时，采用“强滇弱川”的政策，企图搞掉川军刘存厚部。刘部在护国战争中起过一定作用，这时已变成川系军阀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对滇军扩张不满，段祺瑞乘机挑拨，支持刘反罗，1917年4月18日，即爆发川滇“刘罗”之战。战争在成都城内外激烈进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战争结果，滇军失败，由戴戡暂代四川督军。

戴戡是进步党人，又是黔系首领刘显世派遣的入川黔军司令。刘在护国战争后任贵州督军，后又兼省长，集贵州军政大权于一身，对内实行黑暗统治，对外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使戴戡获得四川省长、军务会办之职，现又兼督军。刘罗之战时，戴曾允刘存厚，待罗下台后，将军务会办一职让刘；现控制了四川大权，却不履前约。于是，7月5日，又爆发了川黔“刘戴”之战。黔军不敌，在从成都败退时，遭刘军腰击，逃散，戴也被杀害。北京政府乘机谋取四川，任命北洋系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军入川，调刘存厚、罗佩金入京候办。但刘不遵命，乘胜追击滇、黔军。唐继尧、刘显世组织反扑，阻挡刘存厚，逐出吴光新。北京政府只好在12月8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省长。

桂系军阀以陆荣廷为首，护国战争中打败了原投靠北洋系的广东都督龙济光，形成了桂系独霸两广的局面。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争执时，都拉拢陆荣廷，4月10日，升任陆为两广巡阅使。

皖系与进步党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矛盾。袁世凯暴死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立即转变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全力拥护段祺瑞，并且推动唐继尧、陆荣廷等撤销军务院，拆散了南方护国阵营，一道支持段祺瑞政府。梁启超进步党原来附袁反袁以及与国民党的争斗，都是为了本党的利益，带有投机的色彩。现在袁世凯死了，国民党仍在，而他们自以为与袁的继任者并无重大矛盾；北洋势力不仅不会构成对他们的威胁，而且他们必须依靠北洋派才能有所发展，才能与国民党抗衡。所以，他们又依附于北洋派，而且首先希望段祺瑞帮助他们在西南取得一块地盘，作为进步党的活动基地。

但是，进步党的这个企图，一是与北洋集团图谋西南的安排有矛盾，二是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注定是要落空的。

进步党在西南的活动首先受到唐继尧、刘显世等的挟制。蔡锷、戴戡率滇、黔军入川作战后，唐和刘就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给予必须的援助。护国战争结束后，唐、刘又严密防范梁启超、蔡锷回归，从而迫使进步党放弃经营云贵的计划。两广方面，已是桂系陆荣廷的天下，进步党也很难打入，最后只得转向四川。7月6日，梁启超从段祺瑞处，争得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蔡因病去日本死亡后，戴戡接任川督，又因分赃不均，与川军实力派刘存厚发生冲突。刘在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支持下，倾全力围歼了戴戡部队，并把戴打死。进步党在护国战争中所掌握的这一点点武力，就这样丧失了。

梁启超进步党经营西南的计划完全失败后，不得不回到北京，依附北洋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谋北洋政府中一席地位。但皖系也只是利用他们与国民党的矛盾，并不愿意他们来分享余润，因此又潜伏下破裂的危机。

以上各种矛盾，或是利害冲突还不尖锐，或是地区相隔远大，多数还处于潜伏状况。唯有段祺瑞与黎元洪的矛盾，生在肘腋之间，很快酿成风波。

二、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段祺瑞追求以他为中心的皖系独裁，很快与总统黎元洪发生冲突，即“府院之争”。这场斗争，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国民党与进步党的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

斗争具体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府院权限。段祺瑞及其亲信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竭力把政府议决事件及官吏任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总统只需盖印批准即可。黎元洪却不愿只作盖印的工具。8月下旬，他指使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要内容两点：（1）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2）所有国务院议决事件及任免官吏命令须经该管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同时，黎元洪又支持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与段祺瑞、徐树铮的独裁行为作斗争。段祺瑞不肯让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最后竟用武力将孙洪伊逐出内阁，又唆使督军团胁迫黎元洪罢免了丁世峄，段祺瑞也授意徐树铮辞职作为让步，才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二）制宪问题。8月1日国会复会后，即着手制宪工作。国民党议员主张学习欧美共和制，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地方自治，以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的半独立地位，使国民党也得到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此主张得到各省议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进步党以“宪法案研究会”即“研究系”的名义在国会中活动，坚决反对省制入宪，以取宠于正在谋求中央独裁统治的皖系军阀。

与此同时，在辩论国会体制问题时，国民党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制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专制的需要。

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主张不能得逞。因此，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打击国民党。为此，以张勋和倪嗣冲为首的北洋系各省督军代表先后两次在徐州开会，要求修改宪法，改组国会，驱逐国民党员出内阁，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以武力解决”。梁启超研究系也勾结督军团，内外配合，夹击国会和国民党。

督军团肆意干政，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南方实力派也表示不满。黎元洪也深感忧虑。他在9月29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

段祺瑞则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真相，并且又策动督军团在1917年1月9日开第三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四项所谓解决时局主张。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三）参战问题。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一开始是反对中国参战的，顾虑中国参战后，在结束战争的和会上将以战胜国资格发言，会动摇它在中国夺得的种种权益。但到1916年，日本的态度改变了，因为这年7月3日，日俄订立密约，双方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利益；1917年2、3月份，日本又分别同英、法、俄、意达成密约：日本支持中国参战；4国应允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于是，日本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不反对中国参战，而且竭力拉北京入伙，企图以此操纵中国的政局。

美国起初对大战持中立态度。1917年2月3日，在内外压力下，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但它不希望中国参战，怕自己参战后分不出力量来同日本斗争，中国参战反而会给日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机会。因此，在2、3月份，美国国务卿蓝辛多次要驻华公使芮恩施说服中国不要参战，说欧洲战局尚不需要中国参战。

可见，日美双方都想通过参战问题，牵制中国政局。在黎元洪与段祺瑞进行府院之争时，前袁世凯总统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怂恿段祺瑞解散国会以贯彻参战主张；芮恩施则警告外交部次长陈箓：任何企图推翻国会以达到参战目的的举动将不能获得美国的同情。

在美日这次角逐中，段祺瑞为解决扩充军队等问题的财源，决定亲日，在日本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与德断交，继之以宣战。可见，段祺瑞主张参战，在政治上虽然有些道理，实际上包藏着阴险和丑恶的用心，以参战为名，进一步投靠日本，借款扩军，排除异己，征服南方，统一中国。走的是袁世凯卖国独裁的老路。

黎元洪则担心段在参战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便接受美国的立场。因此，当3月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黎断然拒绝。段即以辞职相威胁。黎想乘机改组内阁，未成，在徐世昌及副总统冯国璋的调解下，只得妥协。3月10、11日，参众两院也通过对德绝交案。

接着就讨论参战问题。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于是段祺瑞又起用督军团。5月1日，内阁讨论对德宣战问题时，倪嗣冲等人闯入会场，表示各省督军一致支持总理段祺瑞对德方针，终于胁迫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然后胁迫黎元洪核准。黎推给国会去讨论。

在国民党议员活动下，5月19日，国会坚决抵制参战案，并以投票2/3的多数，表示国会对内阁不信任，要求改组内阁。黎元洪在23日发布三道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改组内阁。

段祺瑞接到免职令，当日即以国务总理名义通电各省，声称免职令未经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概不能负责”。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

张勋并非北洋派的嫡系，而是一个想重整清朝的复辟狂。辛亥革命时，他坚持与革命军为敌，在南京屠杀民众数千人后，率败军退守徐州、兖州一带，伺机复辟，一些有复辟希望的前清遗老遗少和部分督军聚集到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复辟集团。在镇压二次革命和对抗护国军的斗争中，张勋又坐收渔翁之利，扩大力量，把一支仅有一千多人的辫子军，扩充到数万人的强大武装。以此为资本，他又在袁世凯死后的府院之争中，主持三次徐州会议，被拥为督军团的盟主，从而成为段祺瑞的依靠力量。而当段祺瑞不接受总统的免职令，黎又改组内阁失败、中央出现统治危机时，张勋又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因素。他于是认为复辟的时机来到了。

段祺瑞清楚张勋复辟清室的意图，但为了利用其力推翻黎元洪，不惜以日后实行复辟为钓饵。5月23日，张勋召集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在会上鼓动张勋领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张则乘机提出，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徐当场表示，“只要达到驱黎目的，其它一切在所不计”；答应“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各省督军也都赞同。

与此同时，黎元洪也竭力争取张勋的支持，多次派人游说张，表示黎“实处孤危之地”，希望张“维持大局”。辛亥之后，由于德国一直支持张勋的复辟活动，供其金钱和枪炮，因此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张勋与段祺瑞有分歧。黎元洪想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为此，黎元洪还任命与张勋有联系的李经羲任总理。

但是，段祺瑞又一手策划皖奉等北洋8省“独立”，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6月2日，“独立”各省又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并宣布要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在这种情势下，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上任，他向黎元洪提出，必得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黎无奈，只得在5月31日向张勋发出邀请电。

6月8日，张勋的辫子军4300余人进入北京，但张本人却在天津滞留，向黎元洪提出了实行责任内阁、解散国会等6项条件。黎元洪一一照办。14日，张勋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入京，“调解”时局。

但是，张勋进京，黎元洪就成为其囊中之物，存废由其自如。这样张勋与段祺瑞两派的矛盾就突出了。在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之后，前者的目标是复辟清室，后者的目标是恢复皖系统治。因此，6月初，段祺瑞策划“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时已与各省暗中议定：废除约法，迫使黎元洪退位，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宪法。此方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6月8日，张勋到津时，日本外务大臣本野电令驻京公使向张直接表明不支持复辟的态度。被认为是清朝遗老领袖的徐世昌，见此形势，也改变了原先复辟清室的立场。

在日本干涉和徐世昌劝说下，张勋只得暂缓复辟行动，改为扶持李经羲内阁，作为控制中央政权的一个工具。但是，日本及其支持下的段祺瑞、徐世昌则坚决执行使李内阁流产的方针，指使各省督军对李内阁取“不合作”态度。张勋周围的复辟派遗老万绳栻等人，为逼张复辟，也密电各省纷纷致电，反对李内阁。陈曾寿等以天津诸遗老名义，又写信催张行动。6月底，保皇党党魁康有为也进京来为复辟推波助澜。于是张勋终于走上复辟之道。

6月30日，张勋偕其同党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7月1日凌晨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300余人，拥入宫内，向12岁的溥仪行三跪九叩礼，把其捧上皇帝宝座。接着，溥仪下了一连串“上谕”，宣布“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改元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任命各级伪官职，等等。张勋则被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张勋复辟，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非常激愤，即邀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共商救国大计，7月4日发表《讨逆宣言》，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6日，孙中山等人乘军舰南下，谋在广州组织武力讨张。北京、上海、两湖、两广以及复辟祸首张勋、刘廷琛、万绳栻等人的家乡江西各界人民，海外华侨，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复辟浪潮。

张勋复辟集团原以为北京复辟，北洋各省督军们会立即响应。其实不然，只有少数几人上折“谢恩”，大多数军阀在观望一阵之后，见复辟不得人心，都相继表示反对。黎元洪在7月1日严词拒绝在“奏请归还大政”奏折上签字，第2天特任冯国璋以副总统代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然后，他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寻求保护。

段祺瑞乘机策划重新登台。3日，他匆匆向全国发出反复辟通电，斥责“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师，至7月1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表示自己“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随即赴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研究系政客梁启超、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和段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及徐世昌派的陆宗舆、张国淦、吴鼎昌等人，都参加了总司令部，分任各职。一切重要文电，均出自梁启超手笔，熊希龄则躲在幕后为段祺瑞四方活动。

同日，驻保定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在征得冯国璋的同意后，也参加了段祺瑞的讨逆军。4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8大罪状，宣布讨伐，并誓师出发，分东西两路同时进行，西路由曹锟任司令，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率领，沿京津路西进。战斗在5日打响，讨逆军节节胜利。与此同时，各省督军也纷纷通电讨逆。

张勋复辟集团见失去国内外一切支持，军事上又节节失利，开始瓦解。一些附张的军人和政客，有的倒戈，有的外逃。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得一面向伪清廷提出辞职，一面央请北京公使出面“调停”。讨逆军向张勋提出3个停战条件：取消复辟；保全清室优待条件；在京解除辫子军武装。但张勋还企图带兵退归徐州老窠，不肯解散辫军，谈判破裂。

12日拂晓，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城内辫军发起总攻，辫军抵抗失败。中午，张勋逃往荷兰使馆。

这场张勋复辟丑剧，才12天就结束了。这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中国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三、护法运动

1917年7月5日，段祺瑞在讨逆军的胜利进军声中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翌日，冯国璋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并下令将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4日，段由津入京，组织起与研究系及冯国璋合作、而完全排斥国民党及黎元洪的新内阁。其中陆军、内务、财政总长，分别由段祺瑞（兼）、汤化龙、梁启超担任。

由于有了这样的变迁，尤其是不再存在国民党的干扰，对德宣战问题终于顺利解决，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国及其盟国奥地利宣战。然后派遣20万华工赴欧洲战地服务，帮助协约国。接着，国内政局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国会。民国以来，由于国民党占多数，国会屡屡与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作对，段祺瑞不想再恢复国会。梁启超研究系则为了继续投靠皖系，又感到在国会中本党议员未占多数，难以控制国会，也不愿见其复活。在护国战争中曾表示维护国会和约法的梁启超，又转向了，充分表现出政客投机的品性。但他们又觉得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没有国会掩饰而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也行不通。于是根据梁启超的提议，段祺瑞决定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然后据此新法组织排除异己的新国会，以操纵北京的政局，同时穷兵黩武，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政策。

孙中山一直注视着北方局势的发展。他看到黎元洪身为国家元首，在督军团祸乱中，屈服于督军压力，解散国会，“实同降伏”；而冯国璋身为副总统，“迫胁元首，申请解散国会，实属通同谋叛”；段祺瑞“以叛讨叛，以贼灭贼”，复出后又公然弃毁约法和国会，更是可恶。他看透了北洋军阀摧残共和的本质，认为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而“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于是，孙中山便着手发动护法运动。

1917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争取了陆荣廷和唐继尧的合作，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海军总长程璧光响应，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于21日率舰队10艘自上海开往广东，通电护法。8月中旬，至广州的议员已达150余人，仍不足法定人数，即于25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主要任务是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军政府由国民党、海军及驻粤滇军组成。桂系消极抵制，使军政府一开始就隐藏着危机。

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的成立，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力量，他们纷纷起来响应。首先是护法前线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发表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联衔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他们组成护法军湖南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接着，安徽、浙江、四川、陕西、湖北，以及山东、福建、河南等省的一些区县和驻军，相继通电声讨段祺瑞政府，宣布独立自主，成立护法军、靖国军、自主军等，先后加入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他们中，有的是革命党人举旗讨逆，有的是爱国将领反对段祺瑞武力兼并，有的则是北洋系军人反戈抗段，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打起护法旗号，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与孙中山军政府结成反段统一战线。

对此，孙中山受到莫大鼓舞，立即制定了护法战争的军事计划，准备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段祺瑞决心以北洋武力对付西南护法，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他制订了出兵湖南、直捣广东军政府的战略，8月6日，特派其心腹大将、北洋“四大金刚”之一、前陆军次长傅良佐代替谭延闿，任湖南督军，并调北洋第8师、第20师入湘征讨。9月29日，代总统冯国璋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常国会，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严缉交法庭依法讯办”。

陆荣廷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所以，湖南不仅是南北必争之地，也直接关系到桂系的利益，遂决定援湘抵抗。10月3日，他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会议决定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并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军政府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同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进剿”“首逆”段祺瑞、“主谋”梁启超和汤化龙、“叛军之魁”倪嗣冲等。

至此，南北对抗的军事态势终于形成。其实，战争已在9月22日爆发。傅良佐对湘南自主十分恐慌，先令湘军第1师第1旅进攻湘南护国军于衡山。但是在28日，该旅官兵在前线相继起义，反戈护法。南军乘势前进，节节胜利。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和南军的胜利，促使北洋派内部直皖两系矛盾的激化。冯国璋早有当独裁总统的野心。为了搞掉政敌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他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段内阁采取又敷衍又对立的态度。护法战争开始后，他看到倒段去皖的时机已到，即指使前线直系将领反对武力统一政策，并拉拢南方陆荣廷、唐继尧等军阀政客停战议和，致使段祺瑞派往湖南的北洋军第8师师长王汝贤，第20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月14日通电停战撤兵。同时，长江3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也主张停战议和，并阻止北军南下，形成直系与西南军阀联合反皖的局面。傅良佐因此被迫退出长沙，南军进占。段祺瑞则于16、22日两次提出辞职，企图要挟冯国璋。

冯国璋却乘机于22日下令准段辞职，并解除其陆军总长的兼职，特任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并在内阁中除去5名研究系阁员：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

段祺瑞内阁第二次倒台，为冯国璋直系与南方的和议开辟了道路。但是，南方护法阵营也在发生分裂。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坚持护法的原则立场，反对在未达到护法目的情况下停战议和。他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若无此条件，则应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

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和唐继尧为首的滇系进行护法战争则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私利。尤其是陆荣廷，只为看守其老家两广的地盘，见目的已达到，即响应北方停战议和的号召，令前线按兵不动，并积极向北方求和，在12月9日抢先发表主和通电。唐继尧也与陆荣廷沆瀣一气，遥相呼应，在12月4日宣布已令川滇军实行停战，要求北京政府“严令川督切饬各队一律停战”。如此，湖南护法军失去了乘胜前进夺取岳阳、巩固长沙的时机，并使北军获得喘息、反攻的机会。

段祺瑞遭到严重挫折，但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与徐树铮等一起，组织力量反扑。他们又故伎重演，复活督军团，联合奉系张作霖，收买直系大将曹锟，奋力反击冯国璋。12月2日，他们在天津召开北方7省3区督军、都统和护军使会议；6日，北方10督又联名通电，要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迅速进行新国会选举，以便“合法倒冯”。北方主战派又占了上风。冯国璋被迫让步，于16日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这参战督办实际是第二内阁，不仅掌握军权，而且插手内政外交。同时，冯为笼络桂系，又在25日发表停战布告，责成南北各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动。

正在这时，驻荆门（今江陵县）的湖北鄂军第1师和襄阳镇守师黎天才分别在12月1日和16日宣告自主，拥护军政府护法，武汉为之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合作战斗。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转向主战。皖系主战派乘机派吴光新、张学颜部进攻荆、襄，并很快攻克，战争再起。南军则在1918年1月27日攻占岳阳，以为报复。

南军夺取岳阳，武汉人心浮动。皖系主战派纷纷攻击冯国璋、李纯等直系主和派“优柔适以贾祸，姑息更足养奸”。直系主和派进一步瓦解，李纯见不能见信于西南，又遭主战派无端攻击，在1月11日电请辞职。冯国璋在压力下，再次让步，在30日向西南下讨伐令。于是，从2月中旬开始，直皖两派各路北军——曹锟、吴佩孚、张敬尧、张怀芝、张宗昌、张之杰、冯玉祥，以及海军杜锡珪，从水、陆两路，联合向湘鄂、湘赣边界挺进。充分显示出直皖两系在保卫北洋派利益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在北军气势汹汹的攻势面前，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3月26日，吴佩孚部队开进长沙，接着又占领衡阳。

与此同时，皖系又决定引奉军入关，以迫使冯国璋就范。2月25日，徐树铮赴奉天晤张作霖，达成奉皖联合，奉军入关作战，声援段祺瑞。徐树铮还担任奉军副总司令。然后，奉军直达京津，冯国璋大为恐慌。岳阳被北军攻占后，皖系主战派更为嚣张。3月19日，以曹锟为首，包括转化过来的长江3督在内的15省3特区督军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于是冯国璋又被迫让步，请段出山。29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段祺瑞这次组阁抛弃了旧友研究系，结交了新欢交通系。

但是，在冯国璋失势时，直系将领曹锟、吴佩孚迅速崛起，与皖系发生新的对抗。他俩这次南下，攻克岳阳，收回长沙，占领衡阳，战功最大；而西路张敬尧、张宗昌部在湘军顽强抵抗面前，却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然而段祺瑞上台后竟将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吴大为不满。这时，曹锟也屡得冯国璋密电诘责，意识到继续主战，徒为皖系扩大地盘，乃谋求与南方讲和，直皖矛盾再度激化。

5月29日，曹锟未经段政府同意，即擅自离开汉口，回师天津守住直隶地盘。吴佩孚则更是大胆，6月15日，与南军签订停战协定；8月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复电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桂军阀联合反对下，8月下旬被迫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直桂则形成新的联盟，加剧了直皖矛盾。

与此同时，南方护法阵营也发生了变故。陆荣廷视两广为私产，不满孙中山在广州的活动和发展，对护法军政府取拆台政策。为迫使孙中山离职，他指使其亲信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拘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而唐继尧不仅阻止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还以“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名，组织“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提出改组军政府。孙中山公开揭露滇桂军阀的破坏活动，命令海军炮轰莫荣新军署，以示警告。桂系军阀于2月26日暗杀了拥护孙中山护法北伐的海军总长程璧光。4月份，在政学会的阴谋策划下，国会非常会议终于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总裁会议制。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政务总裁，以岑为主席总裁。从此，军政府成为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控制的工具，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愤而辞职，离开广州。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表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反对专制，反对复辟的顽强的革命精神。虽然“护法”的口号没有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但是运动的实际斗争，对冲击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粉碎复辟帝制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护法斗争失败提供的经验教训也许比它的进步作用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胜利。辛亥革命后，随着北洋军阀的暴力压迫和官禄利诱，革命党人不断分化。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鱼目混珠”，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并造成宗派林立，成份“过于复杂”

。在这次护法运动中，许多党员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支持孙中山，反而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像这样一个组织不纯、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何以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其次，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难以推倒由帝国主义作靠山、握有强大反革命武装的军阀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始终未掌握可靠的革命武装，只知争取、利用旧军阀。因此，在关键时刻，不是被瓦解、打败，就是反戈叛变，难成大业。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条，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这次护法运动最终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20多年来奋斗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所谓“国会”、“约法”等这些被资产阶级视为神圣的东西，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们糟蹋得不成样子，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捍卫它的努力也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没有成功的希望。

凡此种种，时代呼唤着中国人民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新的革命领导阶级及其政党的诞生。

四、皖系军阀的内政外交

段祺瑞在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紧对南方实力派用兵的同时，也加快了筹备新国会，彻底排斥国民党、研究系、直系等异己力量，实行皖系独裁统治的步伐。

1917年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开会，段的亲信王辑唐、王印川窃取了议长和秘书长之职，操纵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的修改工作。1918年2月17日，这些新法公布。段祺瑞为了切实操纵国会选举，争取国会中的多数，夺取中央全权，就布置徐树铮、王辑唐、王印川等部分他最亲近的官僚政客，在3月8日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因他们经常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宅聚会而得名），来包办选举事宜。

3月23日，段祺瑞重新上台，立即策划新国会选举。国会在革命党人眼中，是民主共和制度的象征，看得很重，但在军阀眼中只是个工具。可以操纵时，能为其卖国、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就加以利用；不能操纵时，就成为障碍物，一脚踢开。袁世凯、黎元洪、张勋、段祺瑞等都如此。现在，段还需要国会。4月26日，曹锟、张怀芝、倪嗣冲联名通电，请迅速召开新国会。

这时，皖系开始踢开梁启超研究系，而与交通系合作。一是因为皖系与研究系在临时参议院议定国会议员选举法时，曾发生过矛盾。研究系自恃在各省省议会尚有基础，主张参议员应照旧选举法规定，由省议会选出。而安福系因把持着地方团体，主张改由各地方团体选出。两派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为此，安福系极力排斥研究系；二是因为安福俱乐部3月8日成立后，想包办国会选举，苦于经费短缺，于是乞求于“财神”梁士诒。梁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措经费，袁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此时正想借段重振交通系势力，因此慨然允诺，给予安福俱乐部300万元巨款的援助。另外，这时皖系正与奉系勾结，徐树铮（奉军副总司令）先后挪用奉军军饷200万元，交王辑唐使用。

安福俱乐部有段祺瑞支持，又有金钱作后盾，就演出了一场舆论称之为“买票与官宪干涉”的选举丑剧。

选举从地方到中央，逐级进行。8月22日最后选出众议院议长王辑唐、副议长让给奉籍议员刘恩格，以拉拢张作霖；参议院的议长副议长都让给了交通系，由梁士诒、朱启钤分任，这一是为了笼络敷衍交通系，二是不使梁将来与皖系竞争国务总理。就这样，由安福系一手策划包办并占绝对多数议席的新国会产生了。研究系伙同皖系军阀把国会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据，研究系自身也被排挤掉，梁启超研究系从此下野。这是历史的嘲弄。研究系的前身进步党曾投靠袁世凯，企图依靠袁的支持来制服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势力，但不久即被袁世凯抛弃。现在研究系想投靠段祺瑞来扩充党势，排斥异己，结果又落得同样的下场。说明官僚和政客在北洋时期，只能充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帮凶和走卒。从此，国会成为皖系和安福系一党一系为非作歹的工具。

新国会产生后，就着手选举总统。皖系操纵国会的目的就是要选举自己的领袖或是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来当总统，以达到合法倒冯，制服直系，独裁全国的目的。

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有3个，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谁来当总统，直皖之间又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冯国璋是现任代理大总统，继任总统符合法理。但是，冯在北方势力不大，国会中的力量更弱，当总统事事受皖系掣肘，因此，他多次表示：“决不再作冯妇”；“余已决不愿下届总统之当选。”但他也不愿把总统让位于皖系，提出了与段祺瑞一起下野的先决条件。

段祺瑞想当总统，但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一方面因其推行武力政策，被看成祸国殃民的魁首，很不得人心，不仅南方誓死反对他，直系不允许，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和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也都不同意段当总统。既然出任总统为情势所不容，段祺瑞只好知难而退求其次，即选一个接近皖系、又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当总统，以稳定皖系已经取得中央实权的政局。为此，他也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冯国璋必须从总统位置上撤下来。

直皖斗争的结果，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得不同时退出，而剩下的总统候选人徐世昌，恰合当时各派所能接受的条件。徐是北洋派元老，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其为人八面玲珑，笼络各方：在南北对立中，他以“调和者”自居，甚至对西南表示和平妥协的愿望；在直皖斗争中，他也保持中立，既不即不离，又两面讨好。因此，1918年7月底，北洋各督军在天津开会时，已决定推举徐世昌为总统。

实际上，在这种形势下选举徐世昌当总统对巩固皖系的既得权力有利，因此，8月间，当新国会积极筹备总统选举时，吴佩孚等前敌将领接连发出通电要求罢战议和，也表示强烈反对新国会选举总统。在他的推动下，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亦实行新的结合，发出先决时局、后选总统的通电。而吴佩孚的举动，又暗中得到曹锟和冯国璋的默许和支持，实际上是直系向皖系发动的一次新挑战，意图是要推倒段内阁，挽救冯国璋的失败。

这样，又出现了先决时局、后选总统；先选总统、后决时局两种主张。斗争的实质是：皖系以国会为武器，以速选总统倒冯驱直；直系则以前敌军官作先锋，以缓举总统谋和倒段。结果，段派不顾一切，在9月4日正式举行总统选举。由于国会已成安福系的工具，徐世昌顺利地当选了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

至此，皖系军阀在内政上，一手以武力，一手用国会，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在外交上，也推行彻头彻尾的卖国政策。

皖系军阀如此疯狂地镇压革命，排斥异己，肆无忌惮地破坏民主共和，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

袁世凯垮台后，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向在华组成一个稳定的亲日政府这个目标上，而且把这个目标定在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身上。1916年10月，日本新的寺内正毅内阁成立。他们修正了前大隈内阁采取的那种赤裸裸的军事威胁的作法，采纳寺内亲信西原龟三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和大藏大臣胜田主计的《对华借款方针》的建议，在“日华亲善”的幌子下，推行更加隐蔽的侵华政策，以各种名目给予段祺瑞政府以大量借款，支持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以达到假皖系军阀之手，向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扩张其侵略势力，并迫使欧美列强承认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优越地位”的目的。

在这些对华借款中，最著名的是“西原借款”。据日本大藏省档案资料记载：1916年10月至1918年9月寺内内阁期间，日本与中国新签订的借款总额达38645万日元，与两年前对华借款总额相比，增加到3倍，其中对中央政府的借款占总额的70%以上，而由西原直接经手或参与交涉签订的有8项，共14500万日元。

西原所以在参与制订并执行寺内内阁对华政策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与段祺瑞皖系集团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先后6次来华，代表寺内进行活动，与段祺瑞、徐树铮、靳云鹏等军政要人接触，并干涉和操纵中国内政，成为日皖间的直接牵线人，“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

西原的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一方面加快了段祺瑞投靠日本的步伐，使其成为完全亲日的军阀集团；另一方面，在当时激烈的府院之争、南北战争和直皖角逐中，几次挽救段祺瑞，使皖系反败为胜。尤其在1917年11月，湖南战争失败，直系将领通电主和，冯国璋总统下令罢撤段祺瑞本兼各职的最困难时刻，寺内竟公开派要人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表示：“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即徐世昌）、合肥（即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而且，除了上述借款之外，日本还应段祺瑞的要求，给予大量军械援助。正由于此，段才得以在1918年3月份复出，并顺利推出徐世昌为总统。

但是，日本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以段祺瑞卖国为前提。寺内内阁一方面通过“西原借款”等援段办法，逐步将段祺瑞皖系军阀变为它侵华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具体推行所谓中日“经济合作”，在华攫取大量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1918年5月22日，寺内亲笔拟定题为《借款问题及其它》的文件，“其中列证了对华交涉的各项经济案件，以及解决山东问题的重点”，具体有以黑龙江、吉林两省金矿及森林为担保的借款，吉会铁路借款，以烟酒专卖利润为担保的借款，设置国营炼铁厂的借款，延长山东有关铁路线及解决山东问题的方案等。这些项目，明显地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铁路、棉花、羊毛及各种矿产资源，并企图控制中国铁路投资，以排斥英、美利益，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皖系军阀政府对日本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一一答应，并通过曹汝霖之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因此，段祺瑞的卖国行为，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连寺内正毅在下台时也自夸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袁世凯曾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实行卖国而声名狼藉，加速了他的灭亡。现在段祺瑞也走上此路。其它北洋军阀及地方军阀也都投靠某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干尽卖国勾当。中国古代军阀除个别因战败对外国称臣纳贡之外，一般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比周围国家发达，很少依附于外国。近代世界，由于帝国主义比中国强大得多，再加上人民的反抗也加强了，所以各个军阀集团都依附于帝国主义来争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权。这就成为近代军阀的一个根本特点。为此，他们必然卖国，用中国领土和主权，同帝国主义做交易。而历来卖国最失人心，必然走向灭亡。这又成为任何一个军阀不能长久统治的根本原因之一。

日本竭力扶持段祺瑞皖系军阀掌握中央大权，掠夺中国经济，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恐慌。它一方面先后支持黎元洪和冯国璋直系军阀以为对抗，一方面与日本直接争夺侵华利益。由于美国参战最迟，它成了在远东有力量和日本对抗的唯一大国。1914—1918年，欧洲列强各国对华输出普遍下降，而日美两国却迅速上升。但是，在政治上，美国却难以与日本抗争，从“二十一条”到“府院之争”，美国遭到一系列失败。尤其到1917年上半年，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日本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军阀，取得胜利，将亲美势力驱逐出北京政府。同时，1917年4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卷入欧洲大战，一时无力在华与日本继续对抗，因此不得不谋求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的办法，在11月2日，双方就有关中国问题签署了《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换文》即《蓝辛——石井协定》。

协定宣称：“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和“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这是两个帝国主义，背着中国，以中国的领土主权进行交易的罪恶文件，因此协定公布后，遭到中国舆论的同声谴责。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因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终于为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承认而欢呼胜利，而且为它扩大对华侵略及皖系政府进一步卖国，又制造了一个“依据”。终于在1918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协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实际上，日本是企图借“防敌”（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名，乘历来在远东与日本对抗的沙俄势力瓦解之机，夺取我国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

中日军事协定的谈判和签订，根据日本的要求，双方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交涉过程中，其部分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纸所探知，从而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多行不义必自毙。段祺瑞政府自恃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撑腰，内有皖系军阀的支持，疯狂推行卖国独裁政策，自以为如此可以建立起皖系军阀的长久统治，实际上更加不得人心，也加剧了它与直系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

五、南北议和之争

徐世昌当选总统之后，便着手推动南北议和的工作，各种政治力量也围绕这个中心展开角逐。首先是副总统选举问题。

总统选举之后，国会即筹备副总统选举。在安福系一手操纵和包办之下，总统选举既然很顺利，副总统按理也不难，但由于存在着南与北、直与皖的和战之争，终于导致了副总统选举的流产。

当时副总统的候补者有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也想当副总统。但是，冯、段对有名无权的副总统不感兴趣，而曹锟在前一阶段促使主战派胜利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操纵国会选举的安福系头目徐树铮，为了贯彻皖系主战派的主张，便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继续对南方作战，并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为抚慰。

然而，梁士诒和以他为首的旧交通系，反对这种安排。梁一是痛恨徐树铮的专横跋扈，已与安福俱乐部决裂；二是因为反对段派的主战政策，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而主张缓选，或把此席让于广州军政府的岑春煊，以谋求同南方的妥协和平。梁启超研究系的国会议员，因被皖系抛弃，也故意唱反调，反对选曹。直系长江3督基于想同西南和平妥协，以图保存和发展自己，也主张缓选，反对选曹。另外，还有一部分主战的安福派议员，担心曹锟心口不一，也表示“决不举彼”。

由于许多议员抵制，所以，10月9、16日两次举行副总统选举，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后来也终未选出。

副总统选举的流产，标志着当时时局的一个基本特点：主和派和主战派、南与北、直系与皖系，都势均力敌，不战不和，出路只有一条——南北议和；但也正因为如此，议和也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一般斗争，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只有在力量对比失去平衡时，才会有胜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条件已不允许中国的南北战争继续下去。欧洲人民从长达4年的战争苦难中解脱出来，世界一派和平景象。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着手准备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处理战争善后问题，同时开始把注意力从保卫自己转向对外扩张，于是又重新注视中国的侵略利益，与日本发生新的争夺。

美、英、法不赞同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造成日本独霸中国和分裂中国的局面，追求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以便他们更好地控制和掠夺中国。因此，欧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促使日本同他们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而日本，由于这年9月21日国内发生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倒台，新成立的原敬内阁也想改变一下日本的形象，抨击前内阁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乱，招致人民怨恨。在国内外压力下，面对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日本不得不改变侵华手法，采取了与美、英等国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11月，新任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公开表示：“日本当与列国行动一致”，“希望中国统一”。

于是，美、英、德、日、意5国公使经过几度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于12月2日一同晋谒徐世昌，当面呈递劝告觉书，表示：“欧战已终，世界各国希望和平甚切，对于贵国亦盼能早日统一全局，以协助世界人民和平思想之新建设。”

与此同时，国内政局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反对南北战争，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的呼声空前高涨。直系主和运动，得到舆论界的同情和支持。再加上北军主力吴佩孚部从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湖南战场退出战争，日本又改变援段政策，使段祺瑞在财政上发生极大困难，因此，战争在实际上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全国规模的强大的和平运动。

10月23日，首先由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然后，议长梁士诒也推动旧交通系成员以个人资格加入该会，国民党、研究系、直系及无党派名流，亦纷纷效法，使和平期成会成为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和重大影响力的和平运动领导机构。接着，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也都成立和平期成会，并于1919年3月2日成立了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选举熊希龄为会长，梁士诒、张一麐为副会长。它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推动和议的召开。此外，北京还成立了以徐世昌和钱能训为后台的“和平统一会”、以满蒙王公、回藏教首和汉族要人为成员的“五族和平合进会”等。

这些和平组织，都广泛开展活动，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推动和议的召开，使少数皖系主战派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就是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发表就职宣言，表示：“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当段祺瑞被迫辞职时，他委任钱能训组阁，从而为南北议和铺平了道路。

接着，徐世昌一面多方与段派疏通，争取他们同意议和；另一面派特使赵炳麟（和平统一会主席）到广西，与岑春煊、陆荣廷接洽，谋求和平。10月30日，岑春煊等致电北京政府，主张南北两方各派同数代表，开对等会议。孙中山则表示强硬态度：“国民所蕲望之平和，为依法之平和，为得法律保障之平和。”要求实行法治，尊重国会，取消安福国会。段祺瑞假意表示：“和战均总统之命是听”，但不同意牺牲新国会和召开南北对等会议。与此同时，安福系又进行倒阁运动，张作霖、倪嗣冲和曹锟要求段祺瑞再次出来组阁，一时又出现主战派重新抬头，段内阁即将复活的迹象。

正在这时，12月2日，各国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和南方速谋和平统一的觉书。徐世昌即于次日召集段、曹、张、倪等各督军及全体国务员会议，以洋人之威，对段等主战派施加压力。段等被迫接受和平方针。时局又有了转机。1919年2月20日，以朱启钤为总代表的包括北方安福系、旧交通系、直系、奉系、研究系的北方代表团，和以唐绍仪为总代表，包括国民党、政学会和桂、滇、川、黔、陕、湘、闽以及海军各方代表的南方代表团，终于在上海开始和平会议。但是，主要由于段系主战派的破坏和南北军阀的分赃斗争，和会进行得十分困难和曲折。

早在1918年10月23、26日，南北政府为给和会创造条件，就下令停战，并于11月16日实施。但段祺瑞却指使其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公开对抗徐世昌的停战令，大举进攻护法军。所以，和会一开，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继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但段祺瑞爱兵如命，他可以几次辞内阁总理，却抓住军权不放，不愿卸去参战督办、边防督办的职务，因此竭力反对取消参战军；又借口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坚主维持参战借款，所以，虽然徐世昌和钱能训有和议诚意，却难以满足南方要求。于是，1919年3月2日，和议中断。

和会中断，西方列强再次出面干预。3月6日，美、英、法、意4国公使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并压迫日本停付参战借款，推动中日政府同时于3月14日公布中日军事协定全文。直系长江3督和吴佩孚也施加压力，4月1日，陕西停战实现。4月7日，和会正式恢复。

和会重开以后，唐绍仪先后提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19项议题，而争论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主张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国会，定宪法，选总统；北方的主和派，包括直系、旧交通系、研究系，及徐世昌、钱能训为后台的己未俱乐部和未赴广州的旧国会议员，主张民国六年的国会可以在南京开会，完成制宪，但必须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新旧两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宪法选举新国会。但段祺瑞安福系议员视安福国会为安身立命之所，又是维持皖系军阀统治的重要工具，坚决反对解散之说。4月12日，他们在段寓所开会，决定为维持新国会而拼力活动，除了又启用督军团施加压力外，历访各当道要人，还求救于日本帝国主义出来干涉，为此竟密电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上，在所有与日本争持的密件上即行让步，以争取日本的支持。

在安福系的猛烈攻势和强大压力下，徐世昌和钱能训开始后退，他们也顾忌解散新国会将使他们的总统和内阁“陷于违法之地位”。因此在4月18日众议院开的质询会上，钱能训表示维持新国会，不赞成恢复旧国会，于是，和会又陷于僵局。

5月初，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国人猛烈抨击段祺瑞卖国罪行。唐绍仪抓住有利时机，在5月13日，促开和会第8次正式会议，并在会上提出恢复旧国会等8项强硬条件。结果，因北方拒绝接受，南北方代表向各自的政府提出总辞职。15日，钱能训电朱启钤，准北方代表辞职，即日返京，和议终于破裂。

1920年6月，曾重开和会，但不久因北方发生直皖战争，南方又发生粤桂战争，真所谓“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南北议和无形消失了。

在中国，无论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还是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最终都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战争决定胜负。在双方力量对比均衡的情况下，和平谈判往往毫无结果，和平局势也是暂时的。只有在胜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和平谈判才能收稳定胜败局势之效。

六、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7、8年中，即1914—1922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法、德忙于欧洲战争，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无论中国和国际上，都出现了空隙，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大战爆发后，双方动员了7500万人上战场。千百万工农群众脱离生产，致使大批工厂倒闭，大片土地荒芜；再加上许多工厂转为军工生产，日用品产量骤减，还有战争的摧残，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特别是民用工业和农业受到严重破坏，生产力大大削弱。如英国侵略中国的重要行业——棉纺织业，因纺织工人被征从戎而停业者，极为可观。而且，在战争中这些国家大伤元气，各交战国经济损失总计达2700亿美元，许多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尤其是主要交战国英国、法国和战败的德国（光是德国对协约国的赔款，42年内本利计2260亿金马克，平均每年54亿），战后都成了美国的债务国，一时忙于恢复国内的经济，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这种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外国来华船只和商品逐年减少：1913年各国来华船只为24491838吨，1916年就减为18581333吨，1918年更减为14357648吨。又据海关统计，1914—1918年，各国输华商品额，每年都低于战前1913年的586290千两（海关两）的数字，其中1915年减为477064千两，比1913年减少了20.3%。

中国出口的增长：战争使有关国家疏于民用工业生产，忙于军火生产的结果，使过去依赖于帝国主义输入某些工业品的国家，出现了商品短缺，不少订单飞向中国；而且有些欧洲工业国家也由于战争的需要，反而从中国输入某些商品，因此给中国商品开辟了更多的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中国的面粉当时就曾远销欧洲和南洋群岛等地区。战前入超的面粉，1915—1921年，却平均每年出超百余万担。总的出口情况是：1914—1918年，出口额逐年有所增加，比1913年增长14.8—20.5%。历年入超的严重情况，获得很大改善，由1914年的2.1亿海关两，减为1919年的0.16亿海关两。这是中国自1878年以来对外贸易入超额的最低点。

工业利润显著提高：由于国内外市场的拓展，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利润迅猛增长。例如，上海申新一厂在1915年的实际盈利为2万元，1917年就达到40万元，1920年又增加到110万元。5年之间增加55倍。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工商业者的投资，也增加了华侨商人回国投资的兴趣，并使一些军阀官僚以其搜括所得转入工业生产，从而大大地增强工业资本的力量。

这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第二个原因是，民初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的措施和政策。那时“投资热”中创设的各项实业，遇到欧战爆发后的发展条件，因而发展速度更快。工业生产，从投资到获利，需要有个周期。若无民初良好的开端，战时的发展必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果。这与战争后期投资，战后受到外患东来而萧条的情景，形成显明对比。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及北洋政府卖国行径所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战争爆发后乘虚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例如，日本早期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商品棉纱，从1904年起就向中国倾销，与英纱一起，严重打击中国棉纺业。但是从1915年起，中国人民反对二十一条，开展五四运动等，大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再加上中国政府受此压力而在1917年重提战前被日本多次反对而未实行的提高税率5%（从1919年8月开始实行），使日本在中国廉价抛售棉纱的利益减少了一半，终于使日本对中国的棉纱输出从1916年开始逐年大幅度减少，而中国棉纱产量，则乘机（包括英国因欧战而退出中国棉纱市场）大幅度上升。据日本学者统计：1915年，日本向中国棉纱输出量为1179360担，1916年1068326担，1917年955798担，1918年360963担，到1924年只剩下28510担了。而同期中国的棉纱产量却从1915年的1600千担，上升到1924年的8300千担。

自然，出于帝国主义掠夺的本性，日本并不因此退出中国纺织市场，而是转而在中国大规模投资设厂，并且经营获利更多的棉布，因此从1918年起，日本在华纺织厂的织机数扶摇直上，从1911—1917年的每年886台，上升到1918年1636台，1919年1986台，1921年2986台；1924年5925台，到1936年抗战前夕，达到28915台，是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32倍。与中国纺织厂对比，1917年，中国资本的织机数为4134台，占中国织机总数的59%，日本在这年只占23.2%；1936年，中国资本的织机数为258503台，比重下降到43.6%，日本上升到49.5%。因此，也反衬出中国纺织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展，获得了极好的机会。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基本概况如下：

首先，厂矿创办数及投资额迅速增加。大战前发展最快的1904—1909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有50家，而1914—1919年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就有90家，等于战前历年开设厂矿的总数。又据北洋政府农商部不完全的统计，全国较大的厂矿公司，1914年为146家，资本总额4100万元。1922年，厂矿公司增加到379家，资本总额16000万元。公司增加1.5倍，资本增长近3倍。

同时，民族工业的机械化程度也有较大提高。1913年，全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为4.3万匹马力，1918年增到8.2万匹马力，增加约一倍。同期，全部机械动力也增加一倍多。机器入口额从1913年800万两，增到1921年的5700万两。

其次，就工业部门看，轻重工业都有所发展，特别是轻工业发展较大。轻工业中，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又更快。1919年，这两个部门的资本约占全部工业的53%，集中全国工人的一半以上。

棉纺织业。大战开始后，洋纱进口量逐年减少。1913年进口洋纱263万担，洋布10亿万码。1921年分别减为110万担，6亿万码。由此，引起国内市场价格上涨，刺激纺织业迅猛发展。1913年，中国资本的棉纺织厂，全国约有40余家，拥有纱锭近50万枚，布机2000台。1914—1922年，新增棉纺织厂54家，全国纱锭增加到150万枚，布机6700余台。总观1914—1922年9年中，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的增加，远远超过了1913年前20年建厂的总数，在旧中国工业史上只有这一次。

面粉业。1914年中国的面粉对外贸易额入超还有700万两，1915年就开始转为出超。1920年出超额竟达1700余万两，可见这几年中国民族资本面粉业发展速度之大。1895—1913年的19年中，全国开办面粉厂共计53家，而1914—1922年9年中，就迅速增加到108家，为前20年的两倍。

此外，其它轻工业，如机器缫丝业、火柴、造纸、榨油、制糖等，都有较大增长。

重工业由于战时煤、铁需要量猛增，所以采煤、采矿和冶炼业增长较快。

全国机器开采和土法开采的煤产量，1913年为1200多万吨，其中中国资本的只有580万吨；1920年增至2100多万吨，中国资本的也上升到1080万吨。铁的产量，1913年为46万吨铁矿和9.7万吨生铁，1920年分别上升到133万吨和26万吨。但属于民族资本的冶铁业绝大部分还是土法生产，产量也一直保持在50万吨铁矿，17万吨生铁的水平上，没有增加。

民族资本的机器制造业，也有一些发展。1914—1922年，上海5000元以上资本的机器厂有14家，但一般都设备简陋，只能修理机器，装配零件。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普遍出现工场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的现象。在纺织业、面粉业、榨油业、制盐业以至矿冶业中，1914年后，都有大批的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厂。这对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在欧战期间及其后4年中国民族工业有如以上的发展，但其原有的弱点，如轻重工业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沿海特别是津、沪地区发达，内地落后），依赖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总体实力上弱小而未能操纵国计民生等，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更严重了。这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想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种种束缚，以求自由的发展，又有动摇性和软弱性。

这就是为什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挽救中华民国而进行反袁斗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不断失败，又屡败屡起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

第三章　决定命运的抉择

一、新思想启蒙运动

中国社会历经两千年封建统治，封建主义思想造成中国人民严重的愚昧和落后。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极力维护正在分崩离析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小农经济基础，阻碍政治变革和社会的进步。

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在冲击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思想。但这种冲击比起软弱的政治斗争还要无力，并未动摇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而且随着辛亥革命成果的丧失，袁世凯复辟帝制，民国、共和、国会、约法被践踏，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尊孔复古逆流也滚滚而来。

充当这次尊孔复古逆流急先锋的是戊戌政变时鼓吹托古改制、以孔非孔的英雄而在辛亥革命后急剧倒退的康有为。1912年10月，在他的推动下，陈焕章等人出面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孔教会，推康有为任会长。袁记教育部立即予以承认立案。陈焕章被袁世凯特聘为总统顾问。孔教会在各省设立了支会，出版会刊《孔教会杂志》、《经世报》。康有为也编辑出版了《不忍》杂志，卖力鼓吹封建复古思想，鼓吹君主立宪。此外，各地还先后相继成立了不少与孔教会相类似的团体，与孔教会相呼应。

这股封建复古逆流肆意攻击共和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康有为发表《中华救国论》、《蓄乱》等文章，把辛亥革命后一切罪恶都加在共和头上，咒骂民主共和国“为暴民无政府之政，可以亡国”；“夫名为共和，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博爱，而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辛亥革命后，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不少地方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停止了祀孔典礼。康有为对此极为不满，说“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陵夷，法守隳斁，礼俗变易”，“……乃至天坛不祀，上帝不享，则神怒民怨，天人交恫”。另一复古狂劳乃宣，抛出《共和正解》、《续共和正解》文，拼命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也。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

于是，他们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把已经在中国统治达几千年的儒家政治思想，进一步上升为“国教”，企图以此挽救世风浇漓、维系道德人心。他们还祭起“敬天”的法宝，说孔子的“圣言圣行”，是如同耶稣“福音”一样，体现了“天意”，云云。影响开去，社会上迷信盛行，鬼神当道，祸害众生。上海甚至公开出现“灵学会”。

康有为孔教会等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袁世凯随即粉墨登场推行一系列复古复辟措施。他虽因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不敢定孔教为“国教”，对尊孔读经却极力提倡。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9月3日，经教育部批准，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祭孔大会。袁世凯特派梁士诒为代表参加，表示鼓励。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正式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3天后，即28日，袁世凯即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在北京孔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典礼。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祀孔活动。

在此前后，袁政府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提倡忠孝节义；发布了《祭天仪礼》和《郊天乐章》，恢复祭天。1914年12月20日，袁世凯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23日，他亲自到天坛祭天，企图借天来震慑百姓，用神权来对抗民权，把他的独裁统治说是天授神权，不得违抗，并为他自称天子、问鼎皇位制造气氛。

这股尊孔复辟逆流正在横行的时候，昔日的资产阶级革命队伍正在迅速分化瓦解：有的被杀、有的变节、有的颓唐、有的消极，只有少数人起来还击这股复辟逆流，但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反袁“护国”及以后的“护法”斗争，思想文化领域少有作为。而“护国”、“护法”的结果，也只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茫茫中国，黑暗如磬，光明在哪里？

长江后浪推前浪，正当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革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一个以另一批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这一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其影响，具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又适逢科举废止，基本上是在新学与西学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少人毕业于新式学堂或在国外留过学，对于日本及西方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西方文明，有比较深层的认识。因此，他们相当看重精神力量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所以，当他们的父兄一辈革命家对辛亥以来共和制度的蜕变进行反思，并为巩固假共和制度，就共和还是立宪、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进行热烈而无为的争论时，他们却独辟蹊径，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所以不能成功，共和制度所以没有巩固，是因为国民没有觉悟起来，如陈独秀所说：“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①而国民不觉悟，是由于国民愚昧落后；国民愚昧落后，又是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思想毒害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从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教育，改造国民性，铸造“新青年”和“新社会”入手，开辟一条新的救国之路。一场新思想启蒙运动就发轫了。

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意义上看，这次新文化运动是“西学东渐”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三步深入。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首先发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而提出要“师夷长技”，学习制船造炮之术。于是掀起“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对西方认识的加深，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清朝政府的严重腐败与卖国，有识之士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但是，民国成立后，共和制度名存实亡的残酷现实，又使人们认识到仅有制度的模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一场吸取西方文明，并把它当作武器，批判中国传统儒学，改造中国人“国民性”，重建民族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1915年9月，曾经积极参加“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陈独秀，从革命失败后一度彷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从此，他团结先后加入进来的易白沙、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鲁迅等人，在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组成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在茫茫黑夜中点燃起一支启蒙运动的火炬。《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把改造国民性和摆脱封建精神枷锁及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束缚作为启蒙运动的根本任务。在陈独秀等人看来，民主与科学是欧美进化的根本原因，中国要进化，要富强，也不能例外。他把使人摆脱愚昧的西方文明归结为“三事”：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输入这三大成果，才能“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

不破不立，新文化运动闯将们认为，要输入“西方文明”，必须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是造成中国国民性愚昧落后的最大祸害。它损害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息个人自由意志之发展。因此，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儒家纲常作为这场启蒙运动攻击的重点。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吴虞等，都发表檄文，进行声讨，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遵此三纲，“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人格者”；由此而生之道德：忠、孝、节，皆为“奴隶道德”。他们驳斥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反复论证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之道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等等；号召青年、妇女打碎奴隶道德，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自由，“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鲁迅还以小说（如《狂人日记》）为武器，无情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他发出誓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留在世上”，呼吁“救救孩子”，要求人们起来为“真的人”的生活而斗争。陈独秀提出这种“新青年”的标准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欲达此标准，“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就是民主，就是求解放，人人平等、自由。“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

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们，起先想不问政治，专做文化运动、思想革命。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的反抗怒潮席卷全国，谁也回避不了，此其一。其二，引进西方民主时，民主思想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其三，在改造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时，清除人民中“朕即国家”及国家是少数统治者私产的封建主义国家观的影响，是重要任务。其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在探索辛亥革命失败、共和制度蜕变过程中发现，辛亥以后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制订了约法，召开了国会，但只是改变了政体，国体未变。辛亥革命只是种族革命，“驱除鞑虏”，推倒了一个皇帝，政权依然掌握在欺压百姓的少数军人、官僚及依附于他们的政客手中。多数国民还是没有地位，出现了徒有共和之名，没有共和之实的假共和局面。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成员，还是资产阶级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法兰西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但是，他们要真共和，不要假共和。于是，他们抓住共和制度的根本——还政于民，进行奋斗，而不是追求形式上恢复或巩固约法与国会。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远比满足于“护国”、“护法”的父兄辈资产阶级革命家高明得多。

就这样，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和近世国家观，批判君主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国家观，反击帝制复辟逆流，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陈独秀把欧洲近世国家观归结为两个方面：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多数国民自觉地居于主人地位。因此，“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由此，他把民权自由与共和立宪结合了起来：“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

由此出发，新文化运动以人权说为武器，把思想上批判孔教与政治上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相结合，为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度而奋斗。陈独秀指出主张“三纲”的孔子之道“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他们号召青年，不仅要打倒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还要彻底“除三害”——霸住中国政治舞台的军阀、官僚和政客。

这样，新思想启蒙运动就把两条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权说——共和立宪——资本主义；儒家学说——纲常名教——帝制政治——封建主义。在这种对比中，他们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启发国民增强民主意识，关心政治，把青年由启蒙引向救亡，引向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还大力宣传科学思想，向封建迷信、天命论、鬼神说开战，批判佛教、老庄思想对人的毒害，指出：“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为此，他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和批判：（一）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主张“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以科学说明真理”，“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二）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天命、天罚、天幸”的天命观，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证明无形无质的鬼神是根本不存在的。（三）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指出“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科学的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实，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使主观思想合于客观实际，以达到“宇宙人生真正契合”。（四）坚持真理，破除偶像，指出一切偶像都是无用的骗人的，“都应该破坏”，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作到“宇宙间实在的真理与吾人心坎儿里彻底信仰”的统一。（五）宣传社会进化，反对保守，力求进取。“自宇宙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鼓励青年从消极保守退隐中摆脱出来，建立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

文学革命是这场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当时，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统治着中国文学界。几个主要流派如“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文选派”宣扬“代圣贤立言”，都为传播封建礼教迷信思想服务，在形式上则提倡刻意摹仿的陈腐的八股文、文言文等，不准有任何的创造和突破。所有这些，严重腐蚀着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麻痹他们的意志，阻碍他们与现实社会接触，影响新思想的传播。因此，随着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又于1917年发动了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改革。内容的改革，突出反对封建思想；形式的改革则是反对僵死的文言文，提出生动活泼的白话文以及标点符号等。开始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陈独秀的支持下首先发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8项条件：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强调文学必须有思想，有情感；提倡白话文写作，创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等。他并最先用白话文写作诗文，开一代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赢得很高的声誉。

胡适发出了“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但他初涉文坛，又远在异邦，对这场斗争心中无数，态度并不坚决，一再宣称“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陈独秀则认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于是，他紧接胡适之后，发表《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并把文学革命与伦理革命、政治改革联系起来。他说：“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上书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他以此广纳将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纷纷响应，加入进来，在文学界卷起巨澜。鲁迅还以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丰富的文学创作，表现了文学革命的最高成就。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等，也从此推广开来。文字改革如汉字拼音化和拉丁化也开始探索。

陈独秀等人认为，国民愚昧落后，民族种种弱点，无不与旧的教育制度有关。因此新文化运动中又掀起一场教育革命。中国教育制度与西洋教育制度相比，主要有3大弊病；被动的而非自动的，灌输的而非启发的；神圣的而非世俗的，幻想的而非直观的；单独脑部的（智育）而非全身的（德智体）。

对此，他们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教学内容，“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教学方法，采取“自动启发主义”。

陈独秀等人的教育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任北大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蔡元培的支持。蔡聘任陈为北大文科学长，对文科的学制、教学方法，进行某些改革尝试。同时，他们又帮助蔡元培对整个北大这个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封建教育堡垒进行整顿和改革，实行男女同校、学生选科、学生自治等制度，倡导德智体美相结合、求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宗旨，唤起了青年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心。

自然，由于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自身的阶级和思想的局限性，运动也有种种弱点。如急于求成的功利观念，认识与实践中的实用主义、经验论和唯意志论倾向，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偏颇态度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长期黑暗和动乱又找不到出路时，人们普遍狂躁的心态，它给运动增添了更强的革命性，亦带来破坏性，而且给运动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从整体来考察，这些弱点与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的猛烈攻击，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封建势力极大的恐惧和仇恨。他们推出“以遗老自居”的林纾为急先锋，以《新申报》和《公言报》为阵地，或致函蔡元培，或以“小说”影射，肆意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非圣非贤”，并制造谣言，勾结军阀政府，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成员，致使蔡元培被迫辞职，陈独秀也离开北大。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并不屈服，以大无畏的勇气进行反击。他们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于是，新旧势力展开激烈的较量。

激战结果，使民主主义思想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犹如狂飙席卷大地，催人猛醒。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恋爱、求学、择业的自由，不怕家庭阻挠，家族攻击，纷纷挣脱封建枷锁，集合到《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周围来，成为救国新道路的探索者；同时，许多青年在砸碎封建枷锁，争取个人自由权利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没有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个人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于是，他们从启蒙走向救亡，以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战斗激情，投入政治运动，密切关注国家命运，从而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民主觉悟的提高，也为接受更高的民主思想和更彻底的解放理论准备了条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传到中国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利斗争的失败，这个新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导方面，及时转换方向，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也因此发生根本转折，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二、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获胜的协约国各国纷纷拟定各种瓜分世界的方案，准备到巴黎和会上去分赃。

美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免遭战祸而享尽和平发展的恩宠，从而使它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力量，于是决定利用战后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和公正的心理，以其经济实力向外扩张。为此，早在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了“十四条”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构想，其主要内容是：（一）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缔结后不得有任何种类的秘密的国际谅解；（二）领海以外，无论平时或战时，必须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三）消除经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四）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至符合维持国内安全的最低限度。（五）对所有关于殖民地的要求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此项调整的基础，就是要严格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问题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视。（六）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

其他几条，据此原则，对各国具体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这“十四条”受到世界舆论特别是弱小国家的普遍欢迎。

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则力图保持战前的殖民利益，但已是力不从心，被迫追随美国之后。日本是新起而更加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决心与美国竞争，首先欲保持其大战中获得的利益。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中国。怎样排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是美国所处心积虑的；日本则毫不让步，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并利用几年来皖系军阀执掌北京政府，已经攫取不少权利，特别是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1914年11月，占领青岛，该地德军向日军投降。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夺取。

1917年8月，段祺瑞政府为取得日本的支持，追随日本而对德宣战，但段祺瑞政府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又把山东的权益向日本作进一步的出卖。9月，双方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的合同，使日本取得了当年德国也未获得的修筑胶济铁路延长线的权利。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意、日、中等20多个国家的代表，实际上是前5个国家，特别是美、英、法3国操纵会议。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是：北京政府外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开始时，他们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一）7条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二）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

这两个提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也表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这两项提案提交到和会最高会议时，都遭到了拒绝，认为不在和会讨论之列。于是就剩下一个山东问题了。

1月27、28日，美、英、法、意、日代表的“五人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会上，日本代表提出事先准备好的日本政府宣言书，声称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他种权利，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并发表了1917年初英、法、俄、意、日5国签订的秘密谅解：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中国代表申诉理由，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各方面说明：“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它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双方僵持不下，转入会外活动。

日本向中国政府和其它各国施加压力，并提出由日本和中国直接解决，和会及其它国家无权过问。英法等国和日本因有1917年的密约，站在日本一边。美国虽想通过中国代表团抵制日本，曾提出5国共管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利的建议，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还以退出和会及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于是，美国也向日本让步。中国外交失败。

4月29、30日，英、美、法3国会议，日本代表被邀出席，中国却被排除，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终于作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的决定，而且条文之详尽、措辞之强硬、对中国侮辱之露骨，连北京政府代表陆征祥致北京政府密电（1919年5月1日）都承认“实为历史罕见”。

但是，陆征祥对这样的条约，还是在其5月1日致大总统、总理的密电中，考虑签字。中国人民对此奇耻大辱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三、五四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全国沸腾。北京政府在1918年11月28—30日，以参战国资格举行3日大庆，又是阅兵典礼，又是歌舞宴会，忙碌了一阵，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京中各学校也在14—16、28—30日两次放假3天，并举行庆祝游行。北京大学还在中山公园举行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后发言，阐述这次胜利之意义。可贵的是，他们在演讲中把欧战结束与俄国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联系起来考察。李大钊说德国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蔡元培也喊出“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大家都一致欢呼“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还为此称赞威尔逊的“十四条”，并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学生游行庆祝时，竟有不少人跑到美使馆去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广大人民群众最高兴的是，中国与英、法、美、日等国一道成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失去的权益，一洗过去遭受强权欺侮的耻辱。所以在巴黎和会开会时，中国各界各团体人士都密切注视着它的进展。但是，随着中国代表的要求逐个被拒绝，中国人民的幻想也一个一个破灭了。

1919年2月初，中日代表团因山东问题在和会上争执，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时，中国人民即愤怒起来，各界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对日本的无理要求“严词拒绝，以保主权，庶达国民公意，而免贻笑友邦”。有的致电巴黎中国代表：“愿公等坚持到底，全国国民为公后盾。”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也改变调子，称威尔逊为“威大炮”，其“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并指责5国垄断和会，“公理何在？”

随着对巴黎和会幻想的破灭，人们对卖国贼愈加痛恨。4月16日，上海民议联合会、华侨平和期成会、对日外交后援会等几个团体的代表召开联合大会，作出决议说：“段祺瑞、曹汝霖、徐树铮、陆宗舆、章宗祥、靳云鹏等种种卖国行为，日益加厉，为全国所不容，应请决议惩办，以除祸根。”《每周评论》不断揭露卖国贼的罪恶，并点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3个亲日派的名字，在青年学生中发生很大影响。而当和约中山东问题的条文内容传到中国后，人民群众的悲愤情绪达到了极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每周评论》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文章认为争取“世界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其实，北京和山东的爱国人士已经行动起来。早在2月5日，北京大学2000余人召开大会，推出干事10余人，分头联合各校，致电巴黎代表，拒绝日本要求。其它各地学生也有类似活动。4月20日，山东10万余名群众，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表示力争山东主权之决心。5月3日，北京一些政界人士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决议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该日午后2时在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以示不承认21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处理山东问题之密约。

但是，学生们决定按自己的时间表行动。5月2日，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从蔡元培处和林长民（徐世昌的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发表在《晨报》上的文章中得到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便约集参加《国民社》的各校学生代表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发言。北大法科学生谢昭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大会在既热烈又悲壮的气氛中，通过以下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拒签巴黎和约；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余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前。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书：“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很多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最后决议举行示威游行，推北大学生傅斯年为总指挥，然后向使馆区进发。

北京政府先后派教育部次长、步军统领李长太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到场干涉，都被学生顶回。队伍到使馆区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大批巡捕荷枪实弹阻于铁栅栏处。双方交涉2小时之久，不得要领，学生队伍即改道向曹汝霖住宅赵家楼进发，下午4时许，涌到曹宅门前。曹宅内外已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双方争执一阵后，学生即冲进曹宅，适遇在曹宅作客的章宗祥，即予痛打；继因寻曹未着，即烧宅屋。近6时，李长太、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逮捕未散去的零星学生32人，并将大火扑灭。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为营救被捕学生，继续力争山东权利和惩办卖国贼，举行全市总罢课，并于次日成立北京市学联，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教育界教职工及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蔡元培等各校校长组织校长团，向当局交涉营救学生。反动当局对如何处置学生运动产生分歧意见，皖系军阀坚决主张严厉镇压，总统徐世昌和一部分议员“恐惹起绝大风潮而后患将不堪设想”，同意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实现两个条件下，释放被捕学生：（1）7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2）同日各校一律复课。蔡等完全答应。被捕学生获得释放。

5月7日的国民大会未能举行，但学生的斗争没有停止。反动当局正酝酿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并欲免去蔡元培的职务。蔡闻讯后，为保护学生，于8日辞职，并秘密出走天津南下。教育总长傅增湘因表示同情学生和蔡元培而遭皖系非难，也于11日秘密出走。北京各校学生及教职员代表开会，掀起留蔡运动，13日向政府最后询问，如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14日，在学生再次总罢课及社会舆论压力下，徐世昌被迫下令慰留蔡元培。

但是，北京政府同时又下令挽留5月4日受打击后被迫辞职的曹汝霖等卖国贼，还明令免傅增湘职，欲以安福系要人田应璜掌教育大权。这又激起广大学生和教师们的强烈愤慨。于是，他们于5月19日举行总罢课，并向徐世昌提出欧会不得签字，惩办国贼，挽回蔡、傅，打消田掌教育等6项要求。总理钱能训竟要学生拿出“卖国证据”，否则，“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学生表示，“非惩办卖国贼之目的达到，决不上课”，并在罢课期间开展一系列活动：组织讲演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行日刊；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等等。

学生爱国行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要求取缔学生“排日”运动。日本驻华军舰纷纷驶泊天津、吴淞、青岛、山海关各埠示威；驻北京的日兵也持枪到总统府门前进行军事恫吓。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开始对学生运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6月3日，军警马队及侦缉队、保安队一齐出动，逮捕在街头进行宣传活动的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讲堂内；4日，又拘禁700余人。法科校舍无法容下，又辟马神庙理科校舍为临时监狱。

北京“六三”大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后，经上海学联的联络，于6月5日，实现了商店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以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和要求，并且，从6日起，罢工斗争不断扩大，到10日，上海工人罢工进入最高潮，以致上海市外市内、海上陆上、交通和电话通讯等均告断绝。与此同时，全国30多个城市，也卷入到斗争中来，五四爱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而且参加运动的阶层极其广泛，不仅有学生、工人、商人、市民，还有乡镇的农民群众、士兵等。直系军阀吴佩孚，也企图利用群众斗争打击政敌皖系，于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大总统说：“士为四民之首，士气即民气也。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相见。……”表示了对学生同情和对政府的不满态度。美国政府见学生斗争矛头主要针对日本，也取“不反对”立场。

在这种种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开始动摇。尤其在6月8日，接得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上海道尹沈宝昌急电，说上海三罢，“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10日，又接天津商会急电，称“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北京政府终于恐慌起来，从10日上午开始，到这天深夜，被迫接连三次下达命令，先后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本职。五四爱国运动达到了第一个目标的胜利。

但是，对于这次运动的根本目标——拒签和约，北京政府由于对帝国主义种种顾虑，还是不能接受。6月17日，北京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电令巴黎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此举再次激起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受害最深的山东人民，6月18日，派出请愿团进京，表示：“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接着，北京及全国人民又再一次行动起来，纷纷进行请愿斗争，要求拒签和约。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收到要求拒签的电报达7000多通。

6月28日，为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留法工人和学生即包围中国代表住所，迫使其不能赴会签字。中国代表团在柜签后发表宣言，表示“遗憾”。

惩办国贼，拒签和约，五四运动取得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而它又完全是中国人民群众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和彻底性，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工人阶级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便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斗争

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五四运动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局，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状况。于是，当运动循其自身的规律深入发展时，人们自然将运动中激发起来的政治积极性，转向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彻底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启蒙推动了救亡，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救亡又反过来检验理论，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这又促使新的理论探索工作的开展。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人们崇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所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说成是“公理战胜强权”。他们把“公理”解释成“合乎平等自由”；“强权”理解成“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因此，大战结束，又是民主主义对君主主义的胜利，人道主义对侵略主义的胜利。据此精神，中国收回战前德国夺去的山东权利，乃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当巴黎和会的结局宣告“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破灭时，当人们看到在大战中和大战后，那些令人向往的自由幸福富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种种不可克服的危机时，先进的中国人终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也看到了进化论的局限性，转而寻找新的理想和救国理论。

就这样，五四以后，寻找真理、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迅速高涨起来。一花引来百花开。历时数年的《新青年》宣传和新文化运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成果。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新潮》之外，全国出现了三四百个进步社团及它们的刊物，如北京的《新中国》、《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社会》、《工学》等，上海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等，天津的《觉悟》、《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等，还有《湘江评论》、《浙江新潮》、《新湖南》，等等。这些刊物，绝大多数宣称“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为“旨趣”，并提出各种各样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方案和措施。

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和俄国苏维埃制度的影响，透过重重封锁来到中国，人们视它为“20世纪的世界新潮”而热烈欢迎它；社会主义就成了最时髦的东西，成了人们公认的新思潮。数以百计的刊物对它表示好感和向往，用以代替往日对资本主义的向往。

但是，当时这股“社会主义”的新思潮，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如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

自然，有些人们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放，但更多的人又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给予“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如《新社会》所主张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还有人认为“民主”就是要使社会上全体人“机会均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使劳动者“取得生产机关的支配权”，“增进社会上全体的人的幸福”。

在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宣传中，《新青年》又走在最前面。它在1919年12月构制出这样一个新蓝图：“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显然，这个“图式”，是对当时全国各地进步社团和期刊所设计的种种新社会蓝图的一个综合。同时，《新青年》又根据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民众运动改造社会”的主张。由此，他们从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靠拢。

十月革命前，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其影响微不足道。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数量很少，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缺乏肥沃的土壤。第一次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支约200万人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由于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重剥削和压迫，又集中在沿海沿江大城市、铁路、矿山及纺织、面粉等主要部门，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有坚强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在五四运动中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再加上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影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良好的阶级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新思潮一起涌进中国，然而，它要在思想界独占鳌头，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须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这要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们都经历了扬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由怀疑到绝望、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然后满腔热忱地在他们掌握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等刊物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6日，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上，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接着，5月，李大钊负责主编了一期《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的文章从各方面介绍、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尽管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理解，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较系统、较完整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断受到反动当局的阻挠和迫害。它被视为“洪水猛兽”和“过激主义”。1919年6月初，京师警察厅“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11日，陈即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拘禁3个多月；在此期间，8月31日，警察厅又查封了《每周评论》。陈出狱后，仍受监视，于是与《新青年》一起迁往上海。但又因“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并鼓动军学界，扩张过激主义”，而多次被中国军警和租界巡捕房搜查，罚款，拘捕；《新青年》也不得在上海印刷、出版和出售。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攻击，因此，马克思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战斗。

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思潮中，除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其中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以及他们的改良主义，由于杜威和罗素亲自应邀到中国来宣传演讲，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以“平民”代表的面貌出现，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作了一些“批评”，又都鼓吹不需要“流血斗争”，因此对一些渴望变革、又害怕激烈革命的青年，有较大的吸引力。

杜威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是他的学生和信徒。他于1919年4月30日来华，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5种长篇演讲，全面、系统地宣扬实验主义。这种理论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宏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所以，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改造时，杜威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

陪同杜威到各地演讲的胡适，在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被迫离京的时候，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他改变了该刊的政治方向，抛出了他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李大钊等人热心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他说，空谈好听的、外来进口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但那“是没有用处的”，“很危险的”，因为它“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他奉劝新舆论界“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

李大钊见了胡适文章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给予批驳。该文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主义必须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强调阶级斗争和“根本解决”的关系，指出，若不去用马克思主义，“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此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及《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章，李大钊也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双方进行论战，鲜明地表现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两种世界观、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论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各自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在当时思想舆论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阵地，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1920年，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又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由于众多的思潮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于是，何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适合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就成了社会主义新思潮内部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首先是由罗素和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挑起的。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于1920年9月应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和北京大学的聘请来华讲演，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活动。在社会领域，他主张劳资调和，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然而，他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连这种社会主义都不能立即实行，现在只有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是当时新思潮重要刊物《改造》的主编，曾宣传过“社会主义”。陪罗素走了一遭，猛然醒悟，认为罗素的主张“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宣称：“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过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那么，怎样来发展中国的实业呢？张东荪说实行“协社”，而且这种“协社的企业”，“可在资本主义下实行”，也可与资本主义“并行”，就是“不能驱逐资本主义”。从中国国情来看，张东荪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但其出发点是阻挡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梁启超向皖系投机失意后，于1918年冬出国游历英、法、比等国，于1920年春回国。他根据自己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状况的考察，主张实行一种非“马克思一派倡的”社会主义，即要避免“社会革命这个险关”、“尽情发挥”资本家和工人“互助精神”的“社会主义”。——显然，他们主张的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他们还借口中国实业不发达，劳动阶级还在“胎教时代”，否定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

李达、陈独秀等对以上张、梁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是：“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个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他们的结论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陈独秀还在具体分析比较了5种社会主义流派后明确指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这些论述，有力地揭破了梁启超主张的假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擦亮了许多受迷惑青年的眼睛。同时，蔡和森和毛泽东在讨论中，也表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明确主张采用“马格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对于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抛弃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开展革命工作，做了理论准备工作。缺点是不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作统一的理解，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将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开展产生“左”的影响。

在进行以上社会主义讨论的同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运用社会主义进行种种改造社会的实践，企图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从而使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在中国流行起来，如克鲁泡特金的进化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等。当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都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发生过兴趣，而王光祈据此发起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影响最大。

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须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等等。

北京工读互助团曾发展到4个小组，共数十人参加。后来，天津、武汉、上海、长沙、广州等地都仿效实行，出现了各种工读互助团那样的组织，但都很快就失败了。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向中国人民宣布：拯救中国不能采用实用主义和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急进的激烈的方法，谋社会整体的改造。这就为大量先进分子急速地向科学社会主义迈进开辟了道路。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从右边攻击不同，无政府主义从左边攻击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有如汪洋大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长期压迫下，不断破产，产生一种绝望中反抗的极端情绪，否定一切权威和约束，追求绝对自由，因此，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制度、政党和纪律。于是就崇信欧洲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20世纪初，中国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复、李石曾、吴稚晖、张继等，他们的后继者有黄凌霜、区声白等。

十月革命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矛头指向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具有进步的意义。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他们把主要斗争锋芒转向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1919年5月，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大肆攻击，特别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说“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无产阶级政权“压制个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只能使“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声称“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去除一切强权”，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之时，正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建党工作之日，对这种思潮的态度，关系到要不要建立政党和建立什么样政党的大问题。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从而拉开了全面回击无政府主义的序幕。然后，陈独秀、李达、施存统、蔡和森、李大钊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3次通信影响较大，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开辟的《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专栏内。

在这场论战中，共产主义者方面有针对性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又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必要，是“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同时又宣告，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要消灭国家，必须“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对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多方面进行了说理辩驳，指出若如此，任何事情，特别是社会生产，“非闹到停顿而破产不可”；“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在分配方面，他们指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各取所需”“是绝对办不到的”。

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主要是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批判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捍卫和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建党学说。这场论战持续了1年多，论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在一些社团、学校，以及国外留学生中，都有反映。而且，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贫乏，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明显的胜利。1922年，区声白在给陈独秀信中，不得不表示承认错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大批激进青年也比较清楚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转变为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如陈延年、施洋、黄爱、庞人铨等。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一大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

五、中国共产党成立

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2月，因北洋政府迫害，陈独秀离京前往上海。李大钊护送其到天津途中，两人交换了建立共产党的意见，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建党活动。

李大钊返京后，与邓中夏、高君宇等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在3月先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还有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和张国焘等。研究会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恰在这时，苏联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粉碎了盘踞西伯利亚地区的高尔察克匪帮，打通了中苏联系。前一年发表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传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同时，中国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也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注意，派魏金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

李大钊等北京革命者热烈欢迎魏金斯基，双方举行多次座谈会。魏金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内外政策，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分子，加深了对苏俄革命的了解，更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并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加速建党工作。之后，魏金斯基一行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

陈独秀到上海后，集中精力研究劳工问题，着手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他亲自到工人中去，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提出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的新观点，指出：“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他与魏金斯基交换意见后，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当务之急，而且建党条件已经具备，遂决定立即开展建党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各地举行了隆重纪念劳动节的活动，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趋向。《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都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纪念专号篇幅比平时增加一倍多，除纪念文章外，还有多篇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上海陈独秀领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活动规模较大。他们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7个团体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北京李大钊、何孟雄、邓中夏等进行的活动更为多样，不仅有纪念集会，还到街上和长辛店工人中散发传单，讲演和游行示威。从此，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办平民夜校、工会等形式，建立了与工人群众经常的联系。

与此同时，魏金斯基和陈独秀以新青年社为中心，多次召集上海信仰社会主义的社团代表，举行座谈会，探讨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问题，最后，一部分人取得一个共识：要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7、8月份，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最初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赵世炎、李达、周佛海、沈雁冰等十几人。陈独秀为书记。之后，有些人去了欧洲、日本和武汉等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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