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晋冀地区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学分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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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晋冀地区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学分析试读：

总序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笔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徒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与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1]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们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以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他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大陆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庞学铨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序

本书尝试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理论方法，对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艺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许多新概念在国内尚未被业内同行所充分了解，所以虽然只是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初步探索，但因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而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领域具有不同一般的积极意义。

细石叶（包括剥制细石叶的石核及共生制品）从20世纪初就受到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参加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探险队的美国考古学家内尔斯・纳尔逊在戈壁沙漠发现了细石叶遗存。1927—1935年由中国考古学家徐旭生和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考察团在戈壁沙漠中发现了327处遗址，大部分含有细石叶遗存。1937年，纳尔逊根据戈壁沙漠和北美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校园遗址出土的相同类型的楔形细石核，提出了亚洲和北美存在史前文化联系的论断。由于这些细石叶遗存多为地表分布，缺乏地层证据，因此年代学上难有定论。但因细石叶遗存一般与陶片共出，所以长期以来这种“细石器文化”被认为是长城以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而缺乏陶片的细石叶遗存被认为稍早，一般被定在中石器时代，比如河南的灵井、陕西的沙苑、内蒙松山的海拉尔、青海的拉乙亥和江苏的马陵山等遗址。

我国细石叶遗存的研究长期来主要限于两个领域的探索，首先是文化传统，也即从技术和类型特点来追溯这类遗存的渊源。比如裴文中在1954年提出，细石叶传统可能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到了20世纪70年代，华北地区一系列旧石器工业的新发现，让贾兰坡从两大传统来探讨细石器的起源。其中之一是三棱大尖状器和砍砸器传统，或称大石器传统，自西侯度、匼河、蓝田、丁村延续到鹅毛口，最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器。还有就是端刮器和雕刻器传统，或称小石器传统，自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小南海、峙峪、下川、薛关和虎头梁最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而细石叶技术已经在下川、薛关和虎头梁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现。于是，贾兰坡断言，细石叶技术应该源自华北的小石器传统。虽然这种直线进化的论断随着学科的发展不再被看作是定论，但是这代表了20世纪中叶我国学者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指导下的理论阐释和综述性尝试。

另一个领域的探索就是细石叶的工艺技术，特别是细石核类型与打制工艺的探索。受日本和北美学者对细石核的类型和技术研究的影响，盖培根据对虎头梁楔形石核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细石核制作的工艺类型，并将其作为判断文化关系和时代早晚的依据。盖培对这些工艺类型的命名大多可以在日本的细石核研究中找到对应者。盖培还在我国打制石器和细石核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动态类型学的分析概念，把石叶剥片过程中导致石核的形变过程看作是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许多形态差异很大的细石核类型很可能是同一类石核在不同剥片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所以必须在类型的命名上留意这种动态的形制转变。后来，下川遗址出土了比虎头梁种类更为多样的细石核类型，令王建等人对这些石核的加工和生产技术予以了更多的关注，比如台面的修整和石核废弃的原因等。后来，王建和王益人还发表了专论，探讨下川细石核的形制和技术问题。他们也从动态过程来分析石核的预制、成型加工、石叶剥片、石核台面调整到石核的最终废弃，以了解细石核的加工和剥制细石叶过程中的形变。这种分析已经接近法国学者提出的“操作链”和美国学者提出的“剥片程序”概念，无疑是我国细石叶工业研究的重要进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细石叶遗存的研究论文大多仍针对工艺技术和细石核类型。最近还有人把石叶的定义作为重要的内容来讨论。而陈胜前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从理论和生态视角来探讨细石叶的起源，得益于他在宾福德指导下的全新思考。

本书采用了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维来探讨细石叶技术的适应意义，这是国际上流行的过程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在细石叶技术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探究这种技术的生态背景和功能优势，它有助于解释为何这种技术会在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有如此广泛的采用和传播，从东亚一直扩散到北美，并被青藏高原上的狩猎群体所广泛采用。系统论和文化生态学往往是一起采用的，这就是说，人类文化是一种与环境互动的动态系统，其中涉及生态环境的条件、可获的资源类型、人类的群体结构、主要的生计形态和工具技术的装备。这些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构成史前人类生存的几项关键的亚系统，它们彼此相联和制约，维持了人类的成功适应，而细石叶技术很可能是史前人类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在北方地区成功繁衍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正如本书所论证的，细石叶技术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打制技术发展的最高峰，表现为人类能够高效利用优质石料，从有限的石料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切割刃缘。细石核便于携带，非常适合流动性大的狩猎群体，使他们能免受流动过程中因优质石料匮乏而带来的风险和麻烦。细石叶一般用于镶嵌，为各种复合工具提供镶嵌的刃缘，它易于替换，非常经济、方便，且用途广泛，能够满足不同功能器物的需求。正是这种高效的工艺技术和产品，使得它被广泛地采用和传播。

受欧美学者对精致技术发展论述的启发，本书也从时间和狩猎风险压力来解释细石叶技术的适应优势。在高寒地带，植被稀少使得史前人类主要依赖动物维生。为了应对资源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时间和风险压力很大的环境里，人们必须提高工具和武器的效率来避免狩猎失败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时间和风险压力是促进武器和技术装备精致化的重要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细石叶技术为何不见于华南地区。由于南方地区气候环境温湿，食物种类多，植物性食物也很丰富，所以生存压力较高纬度地区要小，某种食物的短缺可以由其他食物来弥补。而植物性食物又不会移动，采集利用上也没有时间压力，用简单的权宜性工具也能奏效，于是，人们没有必须提高工具和武器效率的压力和要求，所以在整个更新世阶段，华南地区的石器工业都是以简单打制的砾石和石片工具为特点。本书也引入了“能动性”概念来克服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认为这种技术的采纳、传承和广布也和群体的共同认知有关。

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本书主要采用了华北几个重要细石器工业的材料，如柴寺、下川、薛关、虎头梁和柿子滩。除了笔者参加过柿子滩的发掘外，其他地点都是利用二手资料或先前发掘标本的观察所得。笔者在观察和分析这些地点的细石核形制和技术特征后，发现细石核的预制和规范性有日趋成熟和规整的趋势，其中以虎头梁细石核的标准化程度最高，这也是细石叶生产专门化程度的体现，说明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专职工匠的存在。因为欧洲马格德林石器高度标准化的石叶生产，被认为是存在专职工匠的证据。笔者还观察到，一些细石核用较差的石料制作，可能是由于优质原料稀缺，迫使他们将熟练的高水平技术应用于劣质材料。这种将剥片技巧熟练应用于劣质石料上，也是专门化较高水平的反映。笔者还用微痕分析观察细石叶的使用，发现不同地点出土的具有使用痕迹的细石叶比例各有不同。柴寺细石叶的使用率较高，下川细石叶的使用率适中，而柿子滩的细石叶均无使用痕迹。如果不存在观察标本的局限和偏颇，这也许能说明早期细石叶直接使用的比例较高，而后来细石叶用于镶嵌的比例较高，因此在遗址里留下的可能都是无用的废弃产品。

最后，笔者结合生态环境、石工业特点、群体规模、遗址分布和认知水平，探索了更新世末细石叶工业人群的流动性、石料采办和资源开拓，并利用系统论建模来重建细石叶工业的文化适应系统。这种多变量分析的系统论方法，适合解析人类生存系统与其亚系统或生存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为解释华北地区细石叶工艺的多样性与区域性，以及细石叶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的东亚和北美广泛分布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和合理的解释。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考古学研究仍然采取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即采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及追溯文化的起源和传承，并试图从考古学文化来分辨族群。这种范例基本上重描述而非重阐释，即使是解释也大多基于经验直觉和常识性判断。在旧石器考古中虽然利用功能类型的判断和分析来推测这些工具的用途，并延伸解释人类行为，然而缺乏实证的检验，这些结论往往争议较大，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过程考古学提出了研究文化过程的口号，即要了解文化变迁的动力因素，对文化变迁的过程作出理论的解释。过程考古学强调文化生态学，重视人地关系，并开创了许多新方法来解读器物中的人类行为。由于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紧密关系，使得过程考古学对人类文化的适应性特别重视。另外，大量的民族学观察也能够被用来作规律性的总结，为静态物质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解读提供有用的借鉴。

本书是利用过程考古学的范例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华北细石叶工业的一次尝试性分析和解释，除了借鉴了许多过程考古学的概念之外，还利用了一些新的类型分析和微痕观察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为初步尝试还是有些不足之处。首先是材料的不完备，由于观察和分析的是二手资料，像柴寺、下川、虎头梁和薛关都是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遗址，所以这些标本都缺乏详细的相关背景（context）。同时器物组合的统计比较也无法得出可信的结论，因为有些数理分析和对比可能并非文化差异，而是观察标本藏品的差异，因此无法作为史前人类使用这些工具数量差异的证据。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考古学尚未在中国展开，旧石器考古只是搜集一些动物骨骼，做些物种的鉴定。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资料的不足，也无法详细深入当时各遗址的生态环境细节，重建细石叶在这些地点使用时的局部古环境，因此影响到对细石叶技术在人地关系互动中所起的作用。再有，细石叶的微痕研究仍然薄弱。虽然本论文在细石叶功能的微痕分析是国内首创的，但是要了解细石叶的确切用途可能还需要做相当数量的微痕统计分析，而非仅凭少数标本进行观察就能作出判断。正如本书所观察到的，在柿子滩遗址里采集的细石叶都没有使用痕迹。有可能使用的细石叶已经制成复合工具而被带走，没有留在加工地点。因此，今后如要进行全面的人类行为适应研究，器物、废片及生态物如孢粉、植硅石和动植物标本都需要全面采集，并注意寻找遗址中人类的居住面，留意文化遗存和生态物在居住面上的分布。虽然这十分不易，但是一旦发现这种现象就非常有价值。根据这些遗存分布可以了解该地点人类活动的性质、石制品生产的特点、制作工具的过程、当时人类活动的环境和利用的资源，甚至约略估计遗址利用的人群规模和时间长短。

正是因为利用以前的二手资料无法全面获取了解人类行为和适应的必要信息和证据，因此本书所作的阐释还是带有一定的假设性，而非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研究那样，能为科学解释和研究结论提供有质量保证的证据。所以，要解读考古材料，一定在发掘之前就要有问题指导。只有在问题指导下，我们才知道一个遗址的发掘应该从哪里开始、需要寻找哪些证据、留意哪些现象、收集何种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的综合研究和考古发掘提供一个案例或范式，努力将旧石器考古学从类型学和工艺技术的研究转向人类行为和适应方式的解读，从而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陈淳2011年3月23日

第一章　引言

晚更新世以来，史前技术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石器的细小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流行于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洲的细石叶工艺，被认为是[1]人类文化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革命之一——“细石器革命”，又称[2]“旧石器晚期革命”（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与此同时，欧洲与西亚流行的几何形细石器工艺，与细石叶工艺一同见证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技术革新。

过去50年来，细石叶的研究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探究这一技[3-11]术的起源和传统，追溯东亚和北美之间的文化关系，复制细石叶[12-14]的生产过程，复原细石叶工艺从生产、维护、使用、搬运到废弃的生命史。关于细石叶工艺在史前人类文化适应中的具体表现及其意义的研究，目前还属鲜见，分析模式和范例还不成熟。本研究将以系统论为基础，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探究细石叶工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文化适应方式及意义。

一、缘起与意义[15]

随着考古学研究范例的转变，当今的考古研究已经由描述文化[16-17]历史的重建转向了人类文化对环境适应的功能性阐释，许多研究[18-22]关注于对“文化适应”这一概念的探讨。细石叶工艺的出现与发展，与人类适应晚更新世的气候、环境、资源等多方面变化密不可分。一般认为，晚更新世的适应特点包括细石叶工艺、资源多样化、远距离迁徙等。对这一阶段人类技术、适应方式和文化演变的探索，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战略性课题之一。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历程，是一部体现“适应”的历史。人类学家提出，人类的“适应”是动态过程，表现在生理结构与文化行为两方面。人类体质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现了生物进化学意义[23]上的被动形态适应。文化，被认为是人类的一种“超肌体”（extra-[24]somatic）适应方式。人类应对环境和社会变化的基本方式，就是[25]文化适应，根本特点是主动行为适应与被动形态适应的统一，主要体现在工具制作、生活方式、经济行为、环境改造、象征符号、意识形态、文化传播、组织结构等诸多方面。

晚更新世人类的文化适应性大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石器技术、维[26]生方式和居址形态。考古学出土的石器，是探究史前人类适应性的形态及其演化的最佳物质材料。20世纪中叶之前，石器研究大多集中于个体描述，例如石制品的形态与功能。新考古学兴起以后，分析[25]侧重点逐步移向狩猎采集人群的适应行为与社会结构。

华北地区是我国细石器遗址发现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地区，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与互动性。多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集中于石制品的形制和技术特点，偶尔考虑石料的可获性、质地等，几乎未涉及功能或者适应。尽管这些探讨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学科的深层次发展要求我们超越文化历史学的分析，通过综合的石器研究，去探索史前人类生存和适应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理论视野层面，摆脱文化累进或将器物仅看做是时代标志的观点，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史前人类行为，从人类适应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变化；在具体分析层面，运用考古材料来分析人类的适应和变迁，从环境变迁来分析文化演变，进而将考古材料和理论推测结合起来重建史前人类文化适应的细节及其动力、运作，这正是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和研究理念。

二、细石叶工艺的定义与内涵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有关细石器和细石叶工艺的概念很多。国际学术界习惯用“细石器”（microlith）来表示流行于西亚和[1][9]欧洲的细石器传统，中国学者称之为几何形细石器传统[4][27]。“细石叶”（microblade）则被用来表示发现于东亚、东北亚和西北美[1][9]洲的含有细石叶、细石核的遗存[4]。

石叶的普遍定义是“长宽比例为2:1的长石片”，基本规格是两长[28-29]边大体平行，整体扁平细长，横截面呈梯形或三角形。学者一般根据形态尺寸来区分石叶和细石叶，但是由于各地材料的特殊性，不同学者所采用的标准不同。Taylor将细石叶最大宽度限定为[30]11mm；贾兰坡提出，细石叶的宽和长之比，有的接近1/10，厚和[4]长之比有的接近1/20；盖培提议将宽度小于10mm的称为“典型细[31][32]石叶”；陈淳、王向前界定两者的宽度界限为11～12mm；王建等人以细石核上的细石叶疤宽度为区分标准，提出宽度小于8mm的[33-34]为细石叶，超过者归石叶；陈胜前则认为，厚度小于3mm、宽度[3]小于7mm的才能被称为“细石叶”（micro-blade）。根据技术，细石叶的狭义定义是“采用间接法或冲压技术，从特制的具有棱柱状工[32]作面的细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石制品”。

在中国，自1906年在内蒙古首次采集到细石器制品开始，学者们对这类形态特殊、性质稳定的石制品就陆续进行报道并展开讨论。梁思永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发掘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时，首次明确了其中细石器的地层及共存关系，用“幺石器”一词将细石器与非[35]细石器区别开来。20世纪50年代，裴文中系统地报道了甘肃、青海的细石器材料，提出用“细石器文化”来综合表述含有细石核、细石叶以及小型石器的考古发现，并将长城以北的细石器文化分为扎[36]赉、龙江、林西和赤峰四期。

迄今为止，国内常见的术语有“细石器”、“细石器组合”、“细石器工艺”、“细石器文化”、“细石器传统”、“细石器工业”、“细石叶工艺”等。采用哪一个术语，取决于对“细石器”内涵的理解。安志敏将“细石器”严格定义为一种特殊技术工艺所产生的石制品，认为原则上以间接打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为代表，“细石器”一词应该限定于此类石制品；并且建议“暂时搁置‘细石器文化’一词，必要时用‘细石器工艺传统’（简称细石[9]器传统）来代替”[37]。陈淳在对比东西方细石器工艺的技术对象之后，强调指出细石叶是从特制石核如锥状、半锥状、楔状、柱状、[28]船底形、漏斗形石核上剥离的产品。沈辰则认为“在表述一种特定的石制品群体时，一般概念的‘细石器’一词的中文含义可以包含有microlithic和microblade的双重英文意思：既有以加工细石叶为特征的几何形细石器石制品群，也有以细石核为特征的细石叶石制品群”[38]。他还强调，“细石器工艺所产生的石制品才能定义为‘细石器’”，而且提出“细石器工艺”仅指细石器工具生产系统的技法和工序，“细石器传统”特指一种以细石器工艺为主导的石器工业技术[38-40]的文化表现。王益人倾向于含义较广的“细石器组合”，认为细石器的内涵除了细石核、细石叶等标志性器物以外，还应该包括外形[8]较小、形制规整、加工精细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李永宪则将“细石器传统”理解为含有细石器内涵的文化组合或是石器工[41]业，强调遗存的组合关系。从技术角度出发，陈胜前采用“细石叶工艺”表示以间接压制或打击的方法从精细预制石核上生产规整细石叶产品的技术，认为“细石叶工艺”既包括标志性的细石器，也包括[3]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废品及其他副产品等。

本研究采用“细石叶工艺”的表述，该术语一方面强调了晚更新世新技术的突出工艺与特点——细石叶和细石核，另一方面为组合中共存的非细石器留有讨论空间。细石叶工艺产品以及共存的其他工艺产品，在技术和文化两个层面，与相应的生存环境、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形成了文化适应复杂体。一般认为，细石叶工艺的出现与更新世末期的全球性气候变化及人类大迁移有密切关系，代表了特定环境[42]下一种以开拓动物资源为主的工艺技术，是狩猎采集人群对末次盛[43]冰期资源变化的适应。其文化内涵与组合特征是复杂的，因地区和[44]时代的差异而各有特色，表现出高度的地域性与多样性。

三、细石叶工艺的分布及起源

细石叶的应用一般被视作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各地细石叶工艺出现的时间不等，西欧普遍为35ka BP，西亚则更早。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起始，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50ka-40ka BP

[45-46][47-48]左右；一是认为35ka-30ka BP左右。20世纪的最后10年，随着考古遗址和材料的不断发现，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性和复杂性日渐明显，内涵日益丰富，有学者提出调整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年代[45]和分期界定。根据重要的考古遗址和材料，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在50ka-40ka BP前后，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面貌和内涵没有发生巨大差别，某些文化现象的差异尚属量的积累或是不确定因素的扩大。但是在35ka-30ka BP左右，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前后区别甚大：遗址数量明显增加；北方各地相继出现石叶和细石叶技术，某些地区的细石器工业已相当成熟，南方由砾石工业转至石片工业；区域性、多元化文化并存；除石器外，大量出现骨角制品、装饰品；墓葬也开始出现，人类对灵魂和精神的理解有所发展。

中国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起始时间，以及判断过渡期的标准等问题，都关系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时代[49]的界定。不少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与地质上的更新世相始终”，认为新旧石器时代的交替与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分界同时发生。国际第四纪研究第六次联合会议和第八次联合会议建议全新世始自10ka BP[50]前后，因为这一时间标志着全球经历气温巨变。中国第四纪年表将[51]全新世/更新世界限为11ka BP，相当于黄土S0/L1的界线年龄。根据中国各地的年代测定数据和考古学遗址文化面貌的转变，结合对冰后期进行的多学科研究成果，本书参照国际暂行标准，将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上限定于11ka-10ka BP，即更新世与全新世的分界。

就世界范围而言，细石叶工艺广泛出现于中国的华北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青藏高原、华南和西南地区，北美洲北部，以及包括日本[52]列岛、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地区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黄河流域的细石叶工艺至新石器时代逐渐消失，可能与农业经济和定居有关，但长城以北的新疆、内蒙等地的细石叶工艺仍然存在。关于晚更新世华北地区细石叶工艺的空间分布，谢飞提出了“马蹄形分布带”，指出其中的东部地区以船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西部地区以楔[53]形石核技术类型为主。陈胜前认为，细石叶工艺的分布范围可能更[3]大。

关于中国的细石叶工艺起源于何时、何处、何种环境，学者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德日进、J.Maringer、Morlan等外国学者曾提出，中国北部的细石器文化起源于西伯利亚一带；A.P.Okladnikov则把华[4]北、蒙古和西伯利亚看做是文化独立发展的辽阔地带。裴文中最先提出中国的细石器文化与其北邻西伯利亚和蒙古一带的细石器文化有[36]一定的关系。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又补充指出“也可能起源于我国[54]东北，但还不能完全推翻起源于西伯利亚”。T.Goebel通过讨论“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迁移来解释细石器的起源，认为此种技术最早出现于末次冰期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和蒙古中部地区，然后[55]先后传入中国华北地区和北美洲。

贾兰坡提出华北“两大传统”的文化框架，认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其一是“匼河-丁村系”或称“大石片-三棱大尖状器传统”，以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其二是“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或称“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以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的各种刮削器、雕刻器为特征，并且认为峙峪文化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发展到典型细石器文[56]化的重要环节。之后又进一步提出，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文化起源于我国的华北地区，并且指出了细石器由华北地区向其他[4]各地区传播的路径。侯亚梅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东谷坨定型石[57]核”与楔形石核具有相似的技术程序，应该是细石器的源头。“两大传统”的框架，推动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模式的前进，但是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石器的大小不一定是文化传统或是人文因素的结果，还可能是人类受制于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表现，不能作为文化[58]划分的依据。

盖培将中国的细石器文化划分为下川类型和虎头梁类型，而且这两种类型都和小石器传统有一定的关系，楔形石核可能起源于砸击技[31]术。杜水生也认为华北和东北亚的细石器文化存在两个传统，其中[10]下川型可能起源于华北地区，虎头梁型则可能起源于西伯利亚。有学者进而提出，宽型楔形石核最早应该产生于西伯利亚，而华北地区以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的宽型楔形石核剥取细石叶的工艺受到了此种技[59]术的影响。

张森水则认为，中国的细石器文化遗存的技术和类型都相当成[40]熟，可能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也不排除是从石叶技术演变而来[60]。根据水洞沟遗址的最新材料，高星等人推测“从西方、北方传入的以预制石核为主要特征的石叶技术在水洞沟与中国北方已有的砸击技术发生了融合，而这种融合发生在质地优良的燧石材料上，便孕育和产[61]生了细石器文化，并由此扩散到整个华北和周边地区”。朱之勇在综合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细石器技术应该是起源于贝加尔湖南部和蒙古的中部地区……是由当地的石叶技术发展而来的……[62]较早的石叶遗址年代可达到距今4万年”。陈胜前从生态学的角度，[3]提出细石叶技术起源于北方地区介于不同植被之间的生态过渡带。

四、研究问题与目标

18ka-10ka BP时期的华北地区，受末次盛冰期和冰后期的影响，经历了多次气候波动，气温变动、冷暖交替、干湿相间，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受到极大影响，有些物种甚至灭绝。这一时期的史前人类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哪些人类行为和应对措施是环境直接作用的产物？除了环境，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人类的文化适应，这些因素又是什么？不同地区的史前人群在面对环境或其他变化时，文化适应表现出怎样的区域特点？为什么会产生区域性文化适应呢？

本书针对以上问题，欲从“适应性”的新视角，对过去发表过的考古学材料展开重新梳理和审视，对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和适应性进行尝试性研究。将以华北地区（山西南部与河北西北部）的部分旧石器时代遗址为研究对象，着眼于石制品的技术和功能，以阐释狩猎采集群的行为和适应性为目标。

研究目标分为对比、阐释和理论构建三个层面。

第一，运用技术分析、微痕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山西南部的柿子滩、下川、柴寺（丁村77:01地点）、薛关以及河北西北部泥河湾盆地的虎头梁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考古标本和遗迹现象进行区域性对比，揭示不同石制品组合的具体适应性表现。将根据新定义的“级差型动态类型学”（详见第三章），从“操作链”角度进行技术分析，宏观地讨论各个石工业的工艺水平和技术成分。通过微痕分析，了解不同人群使用工具与加工任务的区别，推测其开拓资源的可获性与利用方式。对于细石叶的微痕分析，中国目前的研究案例还较鲜见，也将是本书的研究问题之一。

第二，整合对比层面的分析结果，归纳各文化实体在石器技术、维生策略和居址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促成因素。石制品的技术与功能，可以揭示遗址地点的性质与功能，有助于探讨狩猎采集群的生产结构与流动迁居。本书还将探讨促使狩猎采集群采取不同适应性策略，以及产生适应性变化的各种可能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内因和外因。关于可能性因素的讨论有多种理论模式，本书将参[63][64][65]考目前常见的气候变化模式、资源压力模式、认知与信息模式等，并将它们的合理部分结合起来，加入其他一些相关变量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尽量全面的解读。

第三，基于实例分析，从适应性和系统论的角度，构建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适应系统理论。尝试从文化适应的客体适应和主体能动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文化的本质、动态进程及演化动力。文化适应性是欧美考古学探究的重点，也是我国考古学研究日益重视的焦点之一，如何看待不同时空范畴人类创造的文化，如何阐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解读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都需要合适、合理的理论支持。本书将通过对华北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制品的研究，验证文化适应系统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并尝试评价“适应性”概念对于阐释人类行为的意义与价值。

五、全书构架

全书共分四部分，分别为引言（第一章）、方法论与研究设计（第二、三章）、描述与分析（第四、五、六、七章）、讨论与总结（第八、九章）。引言阐述了研究的缘起、问题与目标；介绍了细石叶工艺的概念与内涵、时空分布，以及对相关研究背景的简要回顾，为读者提供基本的背景资料，并为以下各章节的展开拉开序幕。第二章是理论介绍，从系统论着手，结合文化适应性概念，构建文化系统论。第三章是研究方法与设计，详细介绍运用的概念和方法，以及标本采样和数据处理的手段。第四至七章是对具体遗址及其石制品组合的细致分析，包括技术—类型分析和微痕分析，提供相关图表、照片和数据统计。第八章系对比与讨论，通过遗址间的对比，解释石器技术、维生策略、居址形态及其促成因素，并对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系统进行建模。第九章总结了华北地区细石叶工艺的适应性与优越性，强调文化适应系统研究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并将对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提供一些看法。

注释

[1]安志敏：《中国细石器发现一百年》，《考古》2000年第51期。

[2]Bar-Yosef, O.（2002）.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A nnual Review o fA nthropology，31，pp.363-393.

[3]陈胜前：《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一个理论与生态的视角》，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和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5]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6]Chen, C.（1984）. The microlithic in China.Journal o f A nthropological A r-chaeology，3（2），pp.79-115.

[7]Lv, L. D.（1998）.The microblade tradition in China：Regional chronologiesand significance in the transition to Neolithic.Asia Perspectives，37（1），pp.84-112.

[8]王益人：《关于下川文化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9]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10]杜水生：《楔型石核的类型划分与细石器的起源》，《人类学学报》2004年增刊。

[11]朱之勇：《中国细石器起源之我见》，《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

[12]Kobayoshi, T.（1970）. Microblade industries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A rctic A nthropology，7（2），pp.38-58.

[13]Flanniken, J. J.（1987）.The Paleolithic Dyuktai pressure blade technique ofSiberia.A rctic A nthropology，24（2），pp.117-132.

[14]Tabarev, A. V.（1997）.Paleolithic wedge-shaped microcores and experi-ments with pocket devices.L ithic Technology，22（2），pp.139-149.

[15]陈淳：《考古学研究与信息提炼：谈考古学范例的演变》，载陈淳著：《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16]Watson, P. J, LeBlanc, S.A.＆Redman, C.L.（1971）.Explanation inA rchae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7]Trigger, B. G.（1978）.Major concepts of archae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Trigger B.G.Time and Tra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96-114.

[18]Kirch, P. V.（1980）.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adaptation：Theoretical andmethodological issues.In：Schiffer, M.B.A dvances in A rchaeological Meth-od Theory, vol.3.New York：Academic Press.pp.101-156.

[19]Jennings, J. D.（1986）.Prehistory：Introduction.In：D摧Azevedo, W.L.Great Basin.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pp.113-119.

[20]Meltzer, D. J.（1988）.Late Pleistocene Human Adaptation in Eastern NorthAmerica.Journal o f World Prehistory，2（1），pp.1-52.

[21]Willing, J. A.（1991）.Clovis technology and adaptation in Far WesternNorth America：Regional pattern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In：Bonnichsen, R.＆Turnmire, K.L.Clovis：Origins and A daptations.Oregon：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First Americans.

[22]Bousman, C. B.（1993）.Hunter-gatherer adaptations, economic risk and tooldesign.Lithic Technology，18（1＆2），pp.59-82.

[23]（英）查理・达尔文著，钱逊译：《物种起源》，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24]Burnham, P.（1973）. The explanatory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instudies of culture change.In：Renfrew, C.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Models in Prehistory.London：Duckworth.pp.93-102.

[25]Odell, G. H.（2004）.Lithic A nalysis.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6]Bower, J. R.F.＆Kobusiewiez, M.（2002）.A Comparative Study o f Pre-historic Forager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Cultural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Ice A ge.New York：The Edwin Mellen Press.

[27]陈淳：《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的打制及用途》，《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28]陈淳：《中国细石核类型和工艺初探——兼谈与东北亚、西北美的文化联系》，《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4期。

[29]Bar-Yosef, O.（1999）. The big deal about blades：Laminar technologies andhuman evolution.American A nthropologist，101（2），pp.322-338.

[30]Taylor, W. E.（1962）.A distribution between blades and microblades in theAmerican Arctic.American A ntiquity，27（3），pp.425-426.

[31]Gai, P.（1985）. Microlithic industries in China.In：Wu, R.K.＆Olsen, J.Paleoanthropology and Paleolithic A rchaeology in the People摧s Republic o f China.Florida：Academic Press.pp.225-241.

[32]Chen, C.＆Wang, X. Q.（1989）.Upper Paleolithic microblade industries inNorth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Nor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A rctic A nthropology，26（2），pp.127-156.

[33]王建、王益人：《下川细石核形制研究》，《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期。

[34]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35]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载梁思永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36]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载裴文中著：《中国史前文化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

[37]侯亚梅：《水洞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石器之路”的假说》，《第四季研究》2005年第6期。

[38]沈辰：《细石器工艺、细石器传统及山东细石器研究的初步认识》，载邓聪、陈星灿编：《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2004年版。

[39]沈辰：《山东旧石器晚期石器工业传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类型学分析》，载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0]Chen, C.（2007）. Techno-typological comparison of microblade cores from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In：Kuzmin, Y.，Keates, S.＆Shen, C.Ori-gin and Spread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ern Asia and North Ameri-ca.Vancouver：Archaeology Pres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pp.7-38.

[41]李永宪：《中国西南细石器与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2]陈淳：《东亚与北美细石器遗存古环境》，《第四纪研究》1994年第4期。

[43]陈胜前：《细石叶工艺产品废弃的文化过程研究》，《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3期。

[44]陈胜前：《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5]高星：《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探讨》，《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1期。

[46]邱中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载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7]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8]杜水生：《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

[49]孙建中、赵景波：《黄土高原第四纪》，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50]赵朝洪：《更新世——全新世界限的划分与中国石器时代分期研究综述》，《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51]刘嘉麒、倪云燕、储国强：《第四纪的主要气候事件》，《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3期。

[52]安志敏：《中国细石器研究的开拓和成果——纪念裴文中教授逝世20周年》，《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1期。

[53]谢飞：《环渤海地域新旧石器文化过渡问题研究纲要》，载张忠培、许倬云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4]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55]Goebel, T.（2002）. The“microblade adaptation”and recolonization of Siberiaduring the late Upper Pleistocene.In：Elston, R.G.＆Kuhn, S.L.T hink-ing Small：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Arlington：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2.pp.177-133.

[56]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57]侯亚梅：《“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4期。

[58]王益人：《贾兰坡与华北两大旧石器传统》，《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3期。

[59]何锟宇：《关于细石器技法起源的一点看法》，《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60]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4期。

[61]高星，李进增，Madsen, D.B.，Brantingham, P.J.，Elston, R.G.＆Bettin-ger, R.L.：《水洞沟的新年代测定及相关问题讨论》，《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2]朱之勇：《中国细石器相关问题研究评论》，《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

[63]Mannion, A. M.（1997）.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New York：Long-man.pp.42-128.

[64]Hayden, B.（1981）.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one ages：technologi-cal transitions among hunter-gatherers.Current A nthropology，22（5），pp.519-548.

[65]Marshack, A.（1972）. 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the Cognitive Beginningso f Man摧s First A rt, Symbol and Notation.New York：McGraw-Hill；Lon-don：Weidenfeld＆Nicolson.

第二章　系统论与文化适应

受现代系统科学的影响，欧美考古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用系统论来研究考古学文化的适应问题，探究人类社会的差异和变迁。这一理论的引入，伴随着考古学逐步的科学化，主要表现为：承认文化的复杂性和功能性，从器物单独分析转向遗址或文化的整体研究，采用动态观点探讨文化长期变化的趋势，运用系统建模手段来重建文化发展的进程，等等。但是，由于考古学界系统论的倡导者们没能像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明确系统论的地位和作用，没能证实系统论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效用，终因无法应对考古学界内部对功能观渐起的批评和排斥，致使考古学和系统论渐行渐远。

但是，好理论的思想精华并不会因此而黯然失色。在人类自我探索取得多方面进展的20世纪，现代系统论在信息流通、经济运作、远程教育、组织管理、安全防御、环境研究、人类遗传工程等各个领域大显身手。经过多年的沉淀和反思，不少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系统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空间在感觉上急剧“缩减”，时间则急剧“延长”，对象的“系统性质”即有机联系和整体制约的性质，日益凸显。

在这种形势下，有必要在系统论视野下重新构建考古学研究方法论，以期深化问题的解答。本章将以此为目标，回顾系统论在考古学中的构建、应用，突出其的优势和局限性，特别是遭受的批评和驳斥；然后针对当前考古学研究中的新局面、新问题，结合“文化适应性”概念，重新构建系统论视野下的文化适应系统论。

第一节　考古学中的系统论

20世纪60年代左右，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动荡，考古学界正值新考古学革命时期，许多考古学家陷入“如何从历史描述转向文化阐释，如何从器物分型排序和年代学转向社会动态演变的研究，如何从单一因果转向多因子关联阐释”的深思中。时值“过程考古学”蓬勃期，研究社会演变的复杂性及其动态原因、探究社会发展规律成为考古学最高目标。系统论思维恰好符合这一诉求，欧美考古学家开始从[1]系统论的视野来进行考古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David Clarke，[2][3][4]Fred Plog，Flannery，Watson等。这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论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将人类适应（文化）与环境看作是一种人地互动的系统。斯图尔特将文化看作是由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信仰组成的蛋糕，而他在这个蛋糕下面又加了一层生态环境，将其看作是影响文化系统运转的重要因素。于是在斯图尔特看来，这个系统有两个亚系统组成：文化与环境，而探究这两个亚系统的互动关系，就能解释文化变迁的原因。

一、基本内容、概念与方法

在考古学界的系统论倡导者们看来，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极其复杂，可以作为系统和要素加以分析。“关系”或“联系”极为重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系统本身和外部环境也存在互动关系。系统经历着“过程”和“变化”，其动力因素是多维的，不是单一因果关系，在动态中把握联系是系统论最基本的主张。具体而言，系统论思维让考古学从对器物静态分析方式和编史式的方法论中摆脱出来，转而强调器物和器物分布形态之间的关系、器物制造和使用的[4]行为背景以及人类社会与环境等多变量的系统关系。在具体研究中，系统论视野更加关注物质遗存产生的行为背景和各种变量及其动态关系对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

这一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系统论的构建，主要集中在理论视野、术语概念、描述与建模三个方面。考古学研究中系统论思维的基本内容[5]有六个方面：（1）系统是适应于外部环境的方式；（2）系统是可以观察和衡量的；（3）系统是可以通过电脑建模推导出文化过程的一般规律；（4）系统是相互依赖的，维生方式、贸易、宗教、社会等亚系统相互关联，系统某一部分的改变将影响整体，并引发积极反馈、消极反馈、稳定或变革；（5）用功能来解释彼此联系的亚系统；（6）根据相伴联系而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考察亚系统之间的关系。

D. Clarke将旧的考古学概念用系统论的术语重新定义，试图从行为的角度来解释这些术语，并认为这是理解系统中不同要素相互关系[1]的关键。在系统论考古学家研究中常见的重要概念有以下几个。

系统　考古学家D.Clarke将系统定义为“形成一个复合体的特征或实体交互网”，强调了系统成分之间的信息转换这一重要关系。将旧的考古学概念用系统论的术语重新定义，把器物看作是特征的系[1：669]统，类型是器物和特征的系统，等等。Plog提出，“系统指的是一系列彼此交换物品、服务和信息的群体，一个成分发生改变可能会[2：196]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Flannery和Marcus则认为，人类生态系统以各成分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特点。作为时间意义上独[6]立的概念，系统代表了一种考察“变化”的概念框架。

亚系统或成分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另一层次的完整系统，各自具有特殊的位置和功能，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因此研究不能只关注各部分的特点，还要关注它们之间的流程或联系，以及彼此的适应方式及其对系统演变的影响。

开放系统　人类本身及其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具体系统，所以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系统，与系统外部环境也有联系。因此，文化不能被看作共有特点的集合体，而应该被看作由不同部分构成的互动系统。

此外，输入与输出、平衡、反馈和偏离、热动力等，也被认为是[4]对考古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概念。Watson等人曾对这些重要的概念作[2]出精确定义，以便帮助考古学家更清晰地阐明研究问题。

以系统论为基础的考古学方法，分别从个体成分和整体系统两个层面着手。一方面强调器物和器物分布形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强调器物制造和使用的行为背景之间的关系，而非器物与传统方法所强调的规范或概念型板之间的关系。系统论考古学家这样解释，文化并非共有规范的集合体，而是互动的行为规范，关注这些系统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适应意义，以及对系统演变的影响。

碎块分析法（fragmentary mode of analysis），构成了系统论分析的核心原则。系统论的特点之一就是将每个系统和每个组成要素都看作独立的单位，把部分或要素放大来理解。分别讨论系统的组成因子，并不是要扩大多级分化，而是要减轻这种分化。系统是通过一系[4]列互动要素来运作的，因而单独要素要被作为互动过程加以研究[7]。

多变量方法，强调同一个物质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参数、功能和构建原则。社会系统是自我组织的系统，具有内在发展原则，也称为“复杂性原则”。与要素或部分的功能相关，系统的革新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数量和质量特点，也取决于文化内部发生变化的要素之地位。狭义上，这构成了特定的要素和功能；广义上，稳定的相互联系和次级别的亚系统及其要素也包括在内。因此，系统论考古学家主张，系统内的因果关系应是多变量的，多维变异是同时发生并相互关联[8]的；考古学研究的焦点应该从器物特点和模式转向遗址整体。

系统分析承认世界的复杂性，尽可能地运用模式（model）来说[9]明它有多复杂。根据不同的解释层面，系统模式是不同的：“形态系统”，简单描述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根据关联分析来揭示其强度和方向。在当代研究中，可以描述能量交换或信息流的大小。“分流系统”，表示要素之间的功能性关系，以了解系统输入与系统输出之[10]间的关系。

分析复杂系统就需要数学建模或对资料作数理统计。基本的建模格式有三种：第一，各种功能变量的模式；第二，系统随时间演变轨迹的模式或曲线；第三，构成系统的模式或图示，这些流程图形成了[2]简单系统模式以及更复杂的模拟模式的基础[4]。

就考古学而言，图示法和流程图的运用更加广泛、更加便利。不少考古学家发现，系统建模是阐释考古学或民族学材料、验证讨论模式与观点、推进考古学方法论的重要工具。而且，电脑模拟的流程图，可应用于考古研究的各种案例和不同阶段。

二、研究模式：同态模式与复杂适应系统模式[11]

在考古学系统论方法中，主要采用了两种研究模式。

第一种是“同态模式”（homeostatic model），也译成“内部稳[12]定模式”，可参见伦福鲁《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该模式[13-14][15]由W.R.Ashby提出，由J.N.Hill应用于史前史研究。同态模式有一些基本假说：变量连接必须“状态稳定”，即所谓的“过程性功能”。Ashby指出，“没有系统可以准确地被称为‘自组织’，因为这一术语至今仍模糊不清且多变”；“每一个遵守不变法则的固定动态系统将发展出适应其环境的‘机体’”，所以要关注对变化起作用的“外部因素”，将“适应”理解成“维持限制中必要变量的过程”；这一机体的适应和复杂程度受到整个动态系统大小和完成平衡所花费时[14：114-115]间长短的限制。Hill则相对关注系统的动态方面，即系统的结构如何“在时空内运作”，“因与其他系统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所产生的系统变化（自然或社会的），可以通过已有的同态机制充分[15]调节”。

第二种是“复杂适应系统模式”（complex adaptive system [16-17]model），由Buckley提出。该模式的分析焦点是开放系统，有两点基本认识：（1）“系统是开放的，不仅仅与环境产生互动，这种互动还是系统变量、持续性或连续性、变化能力的内在‘必要因素’”[16：50]。开放系统是自我区分、自我组织的，反馈可能强化或改变关系（放大偏差）或达到稳定（中和偏差）。结构是系统组织的一个方[16：82-84]面。（2）“适应系统的持续性或连续性要求内部结构的变化，[17：变化程度是系统内部、相关环境两者互动本身的一个复杂功能”493]。在复杂适应系统模式中，环境变化和限制被看作系统组织的一个方面。任何形态过程，都会令“渠道”产生变化，因此出现自组织来应对选择。系统变化被认为是一个连续过程。研究社会文化系统的演进就是研究生态系统的演进，在社会文化系统和环境之间没有明确的概念性分化。变化是系统与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它们既可能是“内因”也可能是“外因”。[11]

上述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第一，变量之间关系的性质。同态模式认为构成系统的变量必定受到同态机制的调节，而复杂适应系统模式认为限制是定义系统唯一的标准；前者研究的是结构，而后者研究的是组织。第二，系统如何被环境影响。前者认为变化来源于系统以外，将社会文化系统和环境对立起来；而后者是开放系统模式，十分重视社会文化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系统必然将环境的差异和限制纳入其自身组织。第三，系统如何变化。前者认为当系统外部输入超过同态机制时，系统就达到新的内部稳定层面；后者则认为，变化和稳定都是同一组变量的结果，变化可能是内部的，也可能是外部的，系统变化通过适应过程将环境和系统变化和限制纳入自身组织，某些部分变化快，变化速率可能因时空不同而不同。如Flannery和Rappaport所说，社会文化系统常常以连续的积极反馈[3]（偏差放大）为特点，同态模式不适于解决这类问题[18]；复杂模式更为普遍，可以把系统运作的所有方面囊括进来。Buckley后来将两[17]种模式一起运用，形成“现代系统论”。

三、应用与优势

系统论的引入，为考古学家带来了探寻旧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系统论倡导者摒弃了功能学派的有机体观点，认为他们倾向于分类法和目的论，而非阐释。

个别考古学家将系统论应用于理论阐释层面，效果令人欣慰。Flannery提出通过分析“觅食系统”来理解农业的起源或适应的规律，觅食系统包含了行为、技术、特定动植物资源有规则的形态互动。在对中美洲高地的研究案例中，他通过分辨不同的觅食系统，关注诸觅食系统之间的冲突和解决机制，将驯化的出现视为渐进过程而非发[19]明或发现，成功解释了新大陆的农业起源和适应规律。

在对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中，Flannery再次运用了系统论概念和方法。他用亚系统的分异化和集中控制程度的增长取代特定机构来[20]定义“国家”，采纳Adams的多变量模式，提出国家起源的原因应该是多变量的，曾被作为“原动力”的灌溉、贸易、战争等因素只是某个变量，选择机制下的社会环境压力及其运动逐渐导致了国家的演进（见图2-1）。Flannery提出，社会日趋分异，特别是集中的增强，是提升（在控制等级中机构从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的机制）和一[21]体化（低层次控制的重复，然后被永久机制所取代）的产物。图2-1　文明与国家起源动力流程图（改自Flannery，1972）

更多的考古学家在实证层面对系统论的应用，特别是对流程图和模拟模式的应用，曾在一段时间内对考古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意[22]义。例如，Schiffer曾用流程图来描述考古学推理和解释的过程；Wright用流程图概括了有关城市与国家起源复杂理论中的关键变量及[23]变量间的因果关系；Plog和Garret用流程图总结了水土控制计划和[23]建设中对史前西南部人口的制约因素。

Thomas采用电脑模拟技术，检验斯图尔特有关大盆地游群结构的理论，并试图构建内华达州Reese河谷肖肖尼狩猎采集群史前和历史阶段的生存行为模式。他通过构建流程图和建立全年度周转的模拟模式，发现矮松的时空分布方式与斯图尔特所推测的大盆地群体秋冬[23]季的活动形态相吻合。

Zubrow构建了目前最复杂的模拟模式，以显示人口与载能之间关系的各种不同可能性模式，然后用流程图来解释各个阶段，以评估各种关系。在该模式中，人口最初在某资源区的一个居址中逐渐增长，一旦达到该居址所能承受的最大值，将会根据不同的人口/资源关系在本资源区或其他资源区选择新的居址。Zubrow在研究亚利桑那州的Hay Hollow河谷的人口变化时，采用了这一模式，根据出生率、死[24]亡率和资源分布，作出了许多不同的模拟。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系统论同样适用。Wobst曾运用模[24]拟技术来处理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多种不同理论与方法问题。Schiffer采用比较简单的模拟，讨论石制品的废弃模式，研究因子分[25]析是否能够分辨出被扰动后的工具套的最初完整性。Plog等人则模拟了运用不同采样策略所得到的各种结果，以确定何种采样策略更有[26]助于调查研究。

众多研究个案表明，系统论至少具有四大优势与潜力：（1）避免了从人类意愿的角度简单阐释文化现象；（2）避免了单因解释。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观察要留意起主导作用的多种变量因素，并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3）将文化看作一个由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功能系统，使得考古学家能够从动态和功能结构、从局部来分析整个文化现象，进而深入探索社会文化方面及其发生和运作的原因；（4）被认为是考古学乐观主义的可能来源，是无需限制被讨论的话题。

四、批评与修订

如前所述，系统论虽然具有以上所说的四大优势，但是仍然遭到考古学界内部的批评和非议。

首先，考古学家借鉴的系统论基本概念和分析模式，是从一般系统论中引进的，明显存在生搬硬套的问题。不少研究者没能深入理解系统论的思想精髓，便盲目使用，流于表面形式和模仿，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其次，系统论观点与适应性解释相关联，明显带有功能学派的特点，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1）系统论从功能和运转的角度分析文化，却无法阐述这种功能系统是如何形成的；（2）系统论简单地将文化解释为“某种策略”，但是无法解释为何不采取“另一种”策略，而且有学者质疑，特定适应策略的选择可能取决于文化群体的特殊性或文化偏好，而非简单的“适应”；（3）系统论倡导者的言论似乎总是关注于“外在因素”，而忽略了系统的内部结构；（4）系统论学者看待系统是一种协调、整合的机制，对从矛盾或冲突的角度来解释社会文化演变，显然力不从心。于是，随着考古学研究范例的演进，持系统论思想的考古学家也招来了不少批评。

这些抨击导致考古学家对系统论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和应对。一方面，一些考古学家拒绝所有的系统论模式，转而尝试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如后过程考古学。另一方面，一些坚定的系统论倡导者给出修正意见：（1）将系统论从功能学派中分离出来。（2）系统论模式可以在其参数以内将冲突和对立结合起来。（3）系统内部的“变化”可以建模。系统论模式相对独立于适应观点，而外部环境可以解释变化从何而来。（4）系统论模式中的认知因素可以建模，将[5]“认知”作为一个独立的亚系统加以建模，或用其他方式解释。

第二节　文化适应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致认为，适应性是人类文化行为的显著特性之一。“适应性”（adaptation）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之一，泛指生物主体对周围客体的一种应变，特指生物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通过改变自身行为、结构或代谢等方面的特征以达到和环境取得协调的

[27]能力。人类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是一种特殊的、积极的互动过程，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主体被动适应与主观能动适应两个方面。认识人类的适应行为，提高人类的适应能力，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深刻命题之一，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和未来趋势。

一、“适应性”概念与文化生态学

长期以来，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28]是相互独立、互不干预的过程。

早在1809年，拉马克就提出了“直接适应论”，认为生物在与变化的环境互动过程中，“用进废退”地改变自身结构或功能，以适应变化，获得性的变化可以通过遗传传递下去，逐渐促进生物类型的转[29]化。半个世纪后，达尔文提出“间接适应论”，即适者生存，认为环境改变时，生物群体中的有利变异会得以保存并延续，而有害变异会被淘汰，累代发展最终促进了生物类型的转化与适应能力的改进[30]。

多数人类学家提出，文化和社会体系是人类适应性的超肌体组织，认为文化为人类提供了能够适应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21-27]行为手段。如同自然选择一样，文化演变被看作可维持的选择机制，称之为“文化选择”。

Durham提出，将人类的适应性完全归结于自然选择过程中基因演变频率的产物，这个假想是不完整的。人类的文化实践与演变，包括解剖学和文化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调节自身适应外部环境的理性选择机制的结果。两者虽然在适应机制、速率和程度上存在细节差异，但本质上同等重要。只有结合起来讨论，才能准确地理解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演化。Jochim指出，“人类拥有一套[28]维持自身生存与遗传的解决办法，不单单是靠基因”。因此，文化[29]被看作“在功能上能够解决失控问题的特殊行为方式”。“适应”一直与环境有着密切关联。Irons就指出，“适应”必须[29]和与之相关的环境联系起来，才能被准确地理解。但是，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适应”一词带有过多的被动色彩，提议用“应对”取而代之。

尽管“适应”一词的意义不甚明确，但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似乎应用的得心应手。文化适应有三个基本特征：提高生存机会、通过[27]一定的手段与实践、实现对环境更好的调整。这种调整一般具有减轻生存压力和改善人类需求与可获资源之间的竞争力，例如穿衣避寒和选择觅食策略。[31]

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特开创了文化生态学，就一个社会适[12：486]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文化被认为是基本的适应机制。尝试通过考察社会和社会机构之间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来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同时结合变革的其他过程分析这些适应。英国学者Clark也建立了一种与考古学更加相关的生态学方法，倡导通过研究人类如何适应于自然环境来理解古代社[32]会的众多方面。

斯图尔特认为，在相似的条件下，某些基本的社会形态会以相似的方式发展。文化发展是多元的，会沿着不同的途径发展，而不是采取单一和相同的轨迹。一种文化的各种组构，对适应过程的反应是迥然不同的。不同整合层次的社会文化系统，深刻地影响着生物、文化[33]与环境因素的互动。[34]

文化生态学的重要观点有：（1）不同的生态适应可能发生在受到相同历史影响的社会中，例如，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和大盆地半干旱旷原沙漠中的印第安人拥有大体相同的采集和狩猎工具，但是两者的动植物资源丰富程度却相差甚远。（2）文化的非技术特征可能通过社会的外部社会环境影响适应的安排，例如婚姻、贸易、探访、游戏等和平方式或者战争、劫掠、防御等敌对方式。（3）凭借某些文化手段开发环境可能强烈地影响环境，而环境又反作用于文化。例如刀耕火种、发展灌溉、开垦沼泽等，一方面增加了基本资源，另一方面可能摧毁或损害了地域基础。（4）文化通过一系列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变，促成了社会演变。例如，狩猎采集群通过合作增强生产能力，并形成多种聚合形式，而依赖农业的社群则倾向于拥有永久性的社会结构。（5）复杂社会与简单社会的适应表现出层次化的区别。复杂社会中，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远不如对简单社会的直接。

文化生态学一方面超越了生物生态学的“环境决定论”，把合作与竞争都看作互动的过程，假定环境适应依赖技术、需求、社会结构以及环境的性质；另一方面也超越了文化历史学，承认文化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不同，而且是由一个社会与其环境互动的特殊适应过程造成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生态学的应用与发扬，为考古学家研究文化演变动力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论基础，为重建史前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

二、“能动性”概念“能动性”（agency）是21世纪以来欧美考古学研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术语。它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

能动性概念认为，“有许多文化现象既非适应的产物，也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个人合力的产物。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往往有其自身独特的认知和想法，常常会抵制社会规范而我行我素，有摆脱社会制约的倾向，这种个性表达有时在合适的[35]环境里也会形成气候，改变社会风尚和习俗，甚至影响社会进程”。从能动性的角度来看，物质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包含了两个基本的、不可分割的现象：物质性与社会性（社会关系与思维认知）[36]。

因此，能动性研究关注人类所做的对世界有影响的任何事情，更侧重于关注以前被学界所忽视的个人或随机行为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并从其他制约文化演变的动力中探究由个人能动性所体现的因素和作用。学者在探讨“能动性”时，一般会从“抵制”的角度出发，关注于大众传统规范中的变异个体现象，并关注这些异动对既有社会规范[37]和传统的影响以及如何引领新的时尚和潮流。

例如，Crown从能动性的角度来研究美国西南部两个陶器传统中制陶技术授受方式的不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他在对700—1500 BP的两个陶器传统的分析中，建立了40项标准来分析设计能力、制作技巧、认知水准、成型能力、运动能力和技能等方面在陶器制作上的表现。这些标准中的大部分都反映了熟练技术的训练和掌握。他认为，陶器技术一般限于社会内部的学习和传授，并且存在训练与练习工匠[38]的现象。

如何从考古学材料中分辨出能动性，一直为那些热衷于能动性研究的学者所关注。Pauketat等人认为美国西部密西西比期（1000—1500AD）建筑的木柱础，可以揭示当地文化性建筑的空间布局、材[39]料与体积等能动性因素。Lesure通过肖像与风格分析手段来讨论中美洲形成期（1800BC—200AD）的雕塑，认为风格上的差异应该归[40]因于不同工匠的个人经验与意志。Cobb和King在考察美国东南部Etowah地区密西西比期的墓葬中心区时发现，该墓葬中心区被反复的废弃与频繁的人口迁移、政体重组及周边地区的扩大有关；他们还强调，精英群体对建筑风格、图案的个人喜好与掌控，影响了陶器风[41]格形制的变化。Gosden别出心裁地讨论了器物能动性对人的影响。他认为，相互关联的器物群所形成的风格氛围与潮流，会影响新器物的生产者与使用者。器物在认同方面被赋予的象征意味和社会威望，例如器物的社会等级、历史发展，可能制约其使用方式，其反过[42]来对人又产生社会性影响。

总之，能动性研究，在强调个人对社会习俗和规范顺从的同时，又以独特的表现方法来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体现了考古学从一门纯粹研究物质文化的学科，逐渐转变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学科。

三、文化适应的内涵

人类演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具有与其他生物种群显著不同的性质。首先，由于适应的对象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人类适应本质上带有社会指向性，体现出自觉性和目的性。其次，人类适应的过程表现出主动性，适应的手段有社会化倾向。这种适应能力大多是获得性特点，需要通过社会化授受实现。因此，人类的文化适应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能够顺从环境的某些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某些无法适应的环境，使之反过来适应人类。

因此，主体适应性和主观能动性是文化适应性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分割，一起构成了人类的行为模式与思维形态。适应既包括对周围环境变化的应对，也包括对周围环境变化的调整。能动性在适应过程中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使适应过程具有主动性，而且有助于提高适应的效果。[31][43]

文化生态学和觅食理论是讨论文化适应的主要理论依据，而[44]古生态和古气候被认为是“形成文化或技术适应”的关键因素。晚更新世人类的文化适应大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石器技术、维生策略和[45]居址形态。

石器技术（lithic technology）是人类文化、认知水平的直观体现，[46]有助于区别不同时空背景的文化群，被视作文化演进主要阶段划分中的一项重要标准。人为的初级剥片与二次修理，意味着工匠和使用者对自然石料的文化干预。Tor-rence根据加工、修锐方式的演变，[47]将石器技术的发展看作人类应对觅食方式和时间压力的生存策略。Oswalt通过分析石制品组合的结构、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方面，讨论了[48]不同环境中的“最佳工具套”，提出时间压力与预算是决定狩猎采集群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Binford、Bamforth、Nelson、Odell等学者[49-52]认为，石料贫乏会迫使人们在技术上增加投入，“精致技术”是[53]对优质石料短缺的一种应对，是减少生存风险的一种关键措施。

维生策略（subsistence）又称“生计”，指人们维持生活的方法，特别是获取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途径，是研究文化适应和人类演化的[54]最直接证据。维生策略包括食谱广度、觅食技术、人口密度、人群[55]流动等。流动性（mobility）是狩猎采集群适应环境的重要策略，[56]也是其根本性的生产方式。Binford结合民族学材料曾提出，狩猎采集群中存在“集食者”（collectors）与“觅食者”（foragers）两种觅食策略，分别对应于“迁居移动”（residential mobility）和“后勤移[57]动”（logistical mobili-ty），强调了流动性和资源种类之间的关系。[58]Kelly通过跨文化研究，总结了迁移模式的变化性。

居址形态（settlement pattern）或称“聚落形态”，指某一人群在特定时空中的特定栖居形态，是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之一[59][60]，是运用考古材料研究社会关系的途径之一。狩猎采集群的居址形态受制于生态条件，取决于人群的维生方式。Willey对秘鲁维鲁河[61]谷的开创性研究表明，在简单社会中，居址形态可以反映一个社群的生存系统；在复杂社会中，居址形态可以揭示人口结构、经济形态、[62]政治宗教等社会关系。

由此可见，人类的适应与动物本能的适应不同，是通过文化和技术手段来适应不同环境的，而这种适应又与环境、资源和社会规模及发展层次密切相关。

四、文化适应系统研究

文化，是指所有那些不受遗传控制的、用以调节个体与整体在其[63]生存生态群落中的关系的那些手段。Schiffer指出，文化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行为系统，这个行为系统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对物质、能[22]量和信息进行采集和加工的亚系统组成。他将人类活动和能量转换的介质称为“要素”，其中包括食物、燃料、设施、工具、器物等各种材料，也包括人类本身。文化系统的运转就是这些物质材料通过人类行为所经历的生命过程。这些物质材料在人类行为系统中参与运作[33]的过程被称为“系统相关性”（systemic context）。

文化适应系统研究，指将人类物质文化看作是一种功能互动的适应系统，是各要素及其之间互动的复杂体。对外，文化是对特殊生态环境的适应和调节；对内，是社会运转和相互依存的生存结构。

文化适应系统具有三个基本特性：（1）文化系统内部为了应对由环境改变引起的适应挑衅而发生变异的来源。文化变异的来源包括个体层面的革新，以及来自系统外部的思想传播。（2）归纳这些成功顺应环境的行为变异的选择性标准。最终标准是，所选择的行为必须[64]能够提高人群的适应能力。（3）人群选择某种行为策略的机制。

变异（variation）没有变异，就无所谓适应，更无所谓演化。对于研究文化适应和文化演进的考古学家来说，“发现并考察变异”是[65-66]探索的主题。对文化适应的考古学研究，不仅仅要衡量和分析“变异”，而且要将这些变异与可能的环境选择压力联系起来。

在任何时空条件下的任何人群内部，行为变异一直持续产生并消亡。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变异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变异一方面可能呈现为增加、减少或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可能表现出选择。Collins曾归结出几种导致行为变异的机制，包括发明、复制、传递、传播等，这些因素允许行为变异由个人上升到群体，从而形成文化适应现象[67]。变异和适应的速率并不固定，是由压力强度决定的。处于稳定环境的高度适应群体，行为变异发生的少且慢；处于环境变化、压力较大形势的群体，行为变异发生的明显而且多。因此，行为变异的快慢和多少，是指示文化适应程度或速率的重要参数。

选择（selection）选择是生命或文化系统必不可少的机制，目的是维持对环境的适应或可适应状态。与生物学选择发生在个体单位或[68-69][70]层次上不同，文化选择同时发生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因为文化涵盖了群体的思想与概念，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同一个选[64：118][31]择，是具体选择单位的聚合。“能量载能的效率”[71-72]和[28]“对需求的满足”是衡量选择的常见标准。

选择的类型有三种：（1）稳定化选择，是稳定环境中的选择功能，变异呈抛物线状，可以维持适应性的稳定状态；（2）直接选择，是演化和改变的基本选择机制，环境的改变促发选择性变异；（3）多维选择，发生于混杂环境中，引发多种适应形式共存。

环境（environment）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是文化适应中选择压力的主要来源。选择的类型，取决于环境的状态，以及人群已有的适应性。要了解社会环境压力的运作，就要了解环境中限定行为变异范围的限制因素、环境开发的性质和环境发生变化的程度。[73]环境限定因素，只是为行为划定界限，和环境决定论明显不同。根据人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可分为混杂状与“斑块状”，前者常常促发多维选择和多种行为策略，后者则有利于形成特定适应策略[64]。[74]

人类行为必须适应环境变化。Thoday将环境变化分为三种：（1）循环变化，例如季节性或所有有规律、反复发生的自然变化；（2）单向持续变化，例如降雨或海岸线的变化，或其他类似现象；（3）逆向变化，例如生境的迅速消失或新生境的殖民扩张。环境的状态对人群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也可以通过适应速率来分析环境的变化或稳定状态。适应速率一般取决于三个因素：选择维持与适应信息传播的频率或循环时间、行为变异的范围、环境的连续性和变化性[75]。

人口（population）人口对于文化适应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可能[76]就是“人口压力”及其在文化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人类学家提出，[71]人口增长是衡量文化适应的一个尺度，是适应系统不可忽略的要素。Cohen认为，人类通过调节自身行为和增加社群成员来适应“人口过多的压力”，这一适应策略是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主要区[77]别之一。但是，由于考古学材料和考古学方法的局限性，如何衡量人口及其对适应产生的影响，还存在一定难度。

适应策略（adaptive strategies）广义上指人群与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互动的所有可传播的文化行为。适应策略会随着环境的选择性压力发生变化，也会因系统本身的改变而改变。面对不同的压力，人群可以选择各种策略来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以有效应对环境或其他方面的改变。最好的适应策略，显然是那些能够使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形态。当然，没有哪一种适应策略可以完全满足环境的变化。

信息与认知（information＆cognition）和能量流一样，人类学家一直认为认知与行为在信息传播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认知对于适[78]应性信息流具有三大功能：产生信息、储存信息和传播信息。行为决策，最终取决于认知对变化的认识和应对。主观能动性，就是认知与信息对行为发生作用的最佳例子，在这个过程中，认知的力量已远远超越“反映”与“应对”，而上升到“表达”与“改造”。另外，文化是由“适应于外部环境、社会内部成员可相互学习传授的一系列[79]行为模式”构成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化适应过程明显包含了信息流的传递和共享。

特定社群和特定文化传统，都拥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与手法。从工具制作、设计，到工具使用，再到对环境变化的顺应或改造，计划、决策、语言、符号、美感、联盟、象征、价值、声望、权力、生命、死亡、宗教等非物质的认知概念，都有可能起作用。

五、小　结

考古学研究为全方位研究人类发展的长时段变迁提供了丰富而合适的材料。从适应性的角度出发，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为文化适应系统研究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模式。

在讨论文化适应系统时，可以借鉴系统论多因变量的方法，讨论各种可能的适应行为及其产生因素。可以采取流程图或建模的方式，将某个文化适应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从变异、选择、环境、人口、适应策略等多个亚系统或要素入手，建立相关性与动态过程。变异和选择，可以从人工制品的式样、风格、技术、分布等多个特征分析获得。环境可以分为遗址微环境、遗址区环境、同时代大环境等几个规模，通过对不同层次环境变化的了解，解读文化适应的多样性。适应策略，是对人工制品、维生策略、居址形态等方面的研究。对各要素和亚系统的综合研究，是重建史前文化适应系统的有效方案。

注释

[1]Clarke, D. L.（1968）.A nalytical A rchaeology.London：Methuen.

[2]Plog, F. T.（1975）.Systems Theory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A nnual Re-view of A nthropology，4，pp.207-224.同见陈虹译：《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

[3]Flannery, K. V.（1968）.Archae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early Mesoameri-ca.In：Meggers, B.J.A nthropological A rchaeology in the Americas.Wash-ington D.C.：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pp.67-87.

[4]Watson, P. J, LeBlanc, S.A.＆Redman, C.L.（1971）.Explanation in A r-chae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Johnson, M.（1999）. A 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Oxfard：Black-well Publishers.

[6]Flannery, K. V.＆Marcus, J.（1983）.The Cloud People：Divergent Evolu-tion o f the Zapotec and Mixtec Civilizations.New York＆London：Academic Press.

[7]（加）A.拉波波特著，钱兆华译：《一般系统论：基本概念和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Renfrew, C.（1984）. A pproaches to Social A rchaeolog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9]Munton, R. J.C.（1973）.System analysis：a comment.In：Renfrew, C.The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Models in Prehistory.London：Duckworth.pp.685-690.

[10]Chorley, R. J.＆Kennedy, B.A.（1971）.Physical Geography：A systemsapproach.London：Prentice-Hall.

[11]Wood, J. J.＆Matson, R.G.（1973）.Two models of sociocultural systems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change.In：Renfrew, C.The 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Models in Prehistory.London：Duck-worth.pp.673-683.

[12]Renfrew, C.＆Bahn, P.（1991）. A rcheology：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 Ltd.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译：《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13]Ashby, W. R.（1954）.Design f or a Brain.New York：John Wiley.

[14]Ashby, W. R.（1962）.Principles of the self-organizing system.In：Buckler, W.Modern Systems Research f or the Behavioral Scientist.Chicago：Aldine.

[15]Hill, J. N.（1971）.Seminar on the explanation of prehistoric organizationalchange.Current A nthropology，12，pp.406-408.

[16]Buckley, W.（1967）. Sociology and Modern Systems Theory.New Jersey：Prentice-Hall.

[17]Buckley, W.（1968）. Modern Systems Research f or the Behavioral Scientist.Chicago：Aldine.

[18]Rappaport, R. A.（1971）.The flow of energy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Sci-entif ic American，224，pp.116-132.

[19]Flannery, K. V.（1986）.Guila Naquitz：A 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 gri-culture in Oaxaca, Mexico.New York：Academic Press.

[20]Adams, R. M.（1966）.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Chicago：Aldine.

[21]Flannery, K. V.（1972）.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A nnual Re-

view o 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3，pp. 399-426.

[22]Schiffer, M.（1972）.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ic context.AmericanA ntiquity，37，pp.15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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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析：动态性思维

在人类适应周围环境变迁的过程中，工具明显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与其他适应策略一起维持着人类社群的连续性和变异性。透过石制品，特别是细石叶工艺的典型器物，了解人类文化适应行为的动态过程，是本书最终的探索目标。面对已经脱离原始背景的大量考古材料，如何开展实证分析，选择哪些分析手段，都需要认真地设计和掌控。本章将详细介绍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其中，“操作链”概念是分析的基础性概念，反映了贯穿全文的“动态”理念，是全文的核心思想。级差型动态类型学，是在众多前辈学者多年研究努力的基础上，根据“操作链”概念提出的一种石制品分类新方法，欲通过不同等级的类别反映石制品个体在整个生命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微痕分析，借助自然科学手段，是再现石制品功能的新方法，其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均受到当代考古学家的青睐。

第一节　“操作链”概念

本节将尝试确认“操作链”的定义、内涵及运作，以期更有效、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此概念，并正确地运用于后面的具体研究中。

一、研究史评述《简明牛津考古学词典》（The Concise Ox f ord Dictionary o f A rchaeology）对“操作链”词条是这样写的：“Literally, operational sequence, the term was intro-duced by the French anthropologist Andre Leroi-Gourhan in 1966 to provide a theory of technical processes in which technical acts were also social acts.In it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uman body as an expression and a source of meaning, power, symbol, and action.The actions carried out in making something may, quite literally,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or the message conveyed by the final product.”

[4]

[操作链，是由法国人类学家Andre Leroi-Gourhan于1966年提出的关于技术过程的术语，认为技术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其中，他强调了人体作为意念、力量、象征及行动的一种表达与来源的重要性。制造东西的行为比终极产品更能雄辩地表达和传递更为丰富的信息（笔者译）]。

一般认为，“操作链”概念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民族学中借鉴来的。法国考古学家Sellers早在1885年记录Catlin遗址的遗物时，就提及坯材、剥片以及劳动力分工等问题，虽然着墨很少，也应算是[5]目前所见的对石制品研究有关“操作链”的最早描述。1968年，这一词语首次正式出现在法国人类学家Brezillon的著作中，被用来描述石器生产中的操作程序，其初衷是分辨剥片程序的不同阶段，特别是[6]勒瓦娄哇石片生产中的不同阶段。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操作链”概念暂被搁置。[7]

20世纪80年代，Tixier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1991年，专门讨论“操作链”的学术著作合集——《考察技术过程：“操作链”的作用是什么？》（Observer l摧action technique-Des chaines operatoires, [8]pour quoi f aire？）问世；1993年，Leroi-Gourhan的著作Speech [9]and Gesture英文译本出版。这几本著作代表着“操作链”一词重返考古学舞台，并且逐渐被英语语系学者了解、接受并广泛应用。

Perles曾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在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满足目前研究需要的基础上，操作链可以被定义为思维运作和技术状态的序列进[10]程。”之后，Sellet作出进一步阐释，并为多数学者引用：“（操作链是）为了描述并了解一种特定原料所经历的所有文化改造的过程。是对一个史前群体技术系统中器物制作和维修过程中所需要的动作和思维过程的有序排列。操作链的最初阶段是原料采办，最终阶段是器物的废弃……揭示了一个特定技术系统的动态机制，以及这一体系在[11]史前群体技术中的作用。”De Bie在针对石制品的研究中将其简化为“包含了打制方法和加工，但也包括了原料采办、使用、废弃，等等。不仅仅是描述器物，目标是复原（通过复制品）并解释形成考古[12]材料的行为过程。”尽管存在许多不同的定义和描述，但他们都强调了技术在“操作链”中的不同阶段和动态过程，以及工具在史前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Bar-Yosef等人对M t.Carmel遗址Kebara史前文化的分析中，较好地应用了“操作链”概念。他仔细研究这个史前群体的主要操作程序，特别是生产工具毛坯的特殊方法，完整地复原了操作链的各个环节，揭示了史前人类的技术“选择”（决策策略），认为各阶段所反映的[13]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群的技术传统。Geneste和Maury对梭鲁特时期投掷矛的研究，是此类研究中的成功范例。他们不仅讨论了投掷矛的制作、坯材形制、装柄，还强调了破损、效率、成本以及限制因素，涵盖了梭鲁特工匠制作并使用此种工具可能涉及的所有要素[14]。Rahmani关于Capsian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研究，不仅全面复原了小石叶的“操作链”，而且探索了几何形细石器打制技术专门化的可

[15]能性。特殊打制技术（伪雕刻器技术）、细致的石核预制、统一的毛坯生产以及工具的标准化，反映出Capsian晚期文化中石制品生产的专门化和复杂化，而技术差异则可能是工匠声望与地位的表现。石料和定型石核的交换，可能也反映出不同人群知识的交流，这些都是“操作链”分析在认知方面的进步。但是，限于材料，专门化的确立还有待验证。

同时，也存在不少令人失望的应用案例。最常见的就是将“操作链”概念混同于剥片程序分析，而忽略其他环节的研究。例如，Hahn对比奥瑞纳（Aurignacian）与格雷夫特（Gravettian）之间的区[16][17]别、Turq对基纳型莫斯特传统（Quina Mous-terian）的研究、Milliken对意大利中西部旧石器时代早期砾石工业“操作链”的复原[18]、Fontana和Nenzioni应用实验方法对意大利Bel Poggio遗址的分析[19][20]、Kempacke-Richter对Jerxen-Orbke石叶生产的讨论，都使用了Chaine Opera-toire一词，但分析模式及结果却与剥片程序分析无异，不涉及原料、工具的使用与废弃等。以Desrosiers最近对北极石工业的讨论为例。他在文章的方法论部分，明确反对将“操作链”等同于北美的“剥片程序分析”，在对比两个概念之后，强调自己运用的是Chaine Operatoire，不翻译成Reduction Sequence。然而，除略微提及原料的大体情况外，他的分析只讨论了从石核预制到细石叶加[21]工。至于工具的使用、维修和废弃，只字未提。虽然涉及对技术传统的讨论，但这不能算是对人类行为认知的探索。总之，他未能实现目标，研究再一次落入“剥片程序”的窠臼。

在中国，目前能看到明确应用“操作链”概念的，以陈淳、沈辰等对小长梁石工业的研究为代表。他们首先考虑到石料来源以及对石器生产的约束，再通过对石片废品的研究考察石制品剥片程序，运用微痕分析探讨石器的使用功能，综合石器技术状态探索古人类在制造石器能力上的认知程度等，应该说是目前国内将“操作链”概念较早[22]付诸实践的一个范例。但是，由于小长梁石制品本身材料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将“操作链”概念的实践运用反映得十分清楚。

二、内涵与运作

通过对“操作链”历史的回顾和定义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对“操作链”的提出是基于重建石器动态生命史的求索。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可以将“操作链”概念理解为一种理论，一种指导人们重新认识石器从产生到废弃的生命过程的理论。简而言之，石器与其他材料工具或产品（陶器、铜器等）一样，有着特定、复杂的生产过程，即所谓的“操作链”。而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行为与智慧贯穿其中。对石器的“操作链”分析就是要以动态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以考虑系统元素为要旨。这是“操作链”理论的核心，也是“操作链”概念原创的主要目的。

一般认为，“操作链”概念在理论上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器物和副产品为对象的基本层面；二是以行为或技术程序为对象的中间层面，主要指剥片方法；三是以工匠拥有的专门技术知识为对象的抽象

[23]层面。在方法上，“操作链”分析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1）以实验或考古材料为基础的推测研究；（2）涵盖遗址中的所有器物；（3）必须说明与石器相关的所有产品，而且要考虑活动中所有因素[11]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根植于法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学派，“操作链”概念深受两大学[24]术传统的影响：复制实验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探讨，强调石器动态生产系统的两个行为过程和一个互动关系（见图2-1）。两个行为过程分别是：“技术表现”（technical gestures），是与石器生产过程相关的各个连续阶段的技术行为；“思维运作”（mental opera-tions），或称之为“记忆”（memory）或“概念型板”（mental template），指主导石器生产的人类认知能力。这两个方面之间相互的交流是通过石器生产体系中的“操作序列”（operational sequences）来完成的，即前面所说的“一个互动”。换言之，研究石器生产体系，就是要通过分析石器生产的操作序列来理解人类行为中的技术行为及与之相关的思维认知，这就是“操作链”概念所倡导的“透物见人”。图3-1　石制品生产系统的三个层面（一）操作序列（operational sequences）

狭义地看，“操作链”分析局限于石制品研究，即对操作序列的分析。通过不同生产阶段的形态和技术标准，来确定所有石制品在其[25]生命史中的位置，进而了解石器的“生命和逻辑”。

相对于静态类型学分析，操作序列分析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动态，不仅要描述石器生产过程和生命史，而且要表达与影响生产活动各种因素相关的技术经济行为。研究必须涵盖从原料获取到工具废弃各个环节的信息，并且分辨在任何特定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其他选择或步骤。石制品的生命轨迹包括三个亚系统，分别是原料采办，生产制作，[26]使用、维修及废弃。

原料采办，涉及遗址内使用原料的类型、质量及数量、产地（本地或外来）、原始形态、开采方式以及采办过程（直接或间接采办）等分析。确定原料类型，可以通过感官判断，也可以借助自然科学手段进行岩性分析。例如“最小单位石料分析”（minimal analytical nodule analysis），根据原料材质、颜色或结构，将石制品分成多个单元，然后根据质量和数量统计，了解每种原料在遗址中的作用、剥片策略以及在整个技术体系中的地位。

生产制作，主要是剥片次序研究，其目的是辨别和描述所有与文化群体相关的剥片方法（剥片程序中不同阶段的选择），并了解这些剥片方法在石工业中的作用。剥片次序分析有三种方法：打片顺序研究、拼合和复制实验。打片顺序研究，是对所有石片进行统计和分类，确定它们从石核或坯材上剥离下来的次序，分辨生产过程的每个逻辑

[27]步骤。这一分析可以了解生产操作流程，分辨石核与坯材剥片的方式，其中以石核和两面器为主要研究对象。拼合研究，是对打片顺序研究的完善，具体包括破碎拼合与废片拼合两类，前者有助于了解工具的使用策略与生命史，后者则可揭示石料的原始形态以及特定的打制方式。复制实验包括工具的模拟制作和模拟使用，通过实验来验证对石制品“操作链”中各阶段的推测。

使用、维修和废弃，是操作序列分析的最后一步，也是区别于北美“剥片程序分析”的重要环节。过去的“操作链”分析主要关注于打制程序的技术分析，相对忽略工具的功能。但是，微痕分析与残留物分析，通过工具的破损和残留物推测其可能的用途，为了解工具的修锐、维修、变形以及人类的遗弃行为提供可靠的证据。并且，可据此进一步推测遗址性质以及人群的生存策略等。

此外，废片分析、“石器集群分析”（mass analysis）等方法，也适用于操作序列分析，这取决于分析者的研究侧重点和知识背景。（二）技术表现（technical gestures）

前面提到Leroi-Gourhan将“技术行为”和“社会行为”等同起来，这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能主导人类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物质文化的表现。也就是说，在狭义的层面，技术是改变物质形态过程中的制造技能；这种技术技能是以物质文化形态的最终产品（比如器物）来表现的。Leroi-Gourhan曾这样描述“技术”与“器物”的关系：“技术，是与行为和工具同时存在的、以真实序列组织起来的、赋予[8]操作序列以稳定性和灵活性的东西。”史前石器技术的具体表现是通过石制品最终产品、副产品或废品等反映出来的操作过程。

广义地说，石器生产是制约史前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力量，或称之为“技术表现”。如同当今网络信息技术对现代社会的改造，石器技术对石器时代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的变化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Desrosiers把“技术”看作整个社会科学，认为史前群体在某个特定遗址的技术系统整体是由不同的“操作链”组成，例如石器、骨器等[21]。沈辰在研究加拿大安大略南部早期农业社会的石器技术时，虽然没有冠以“操作链”，但提出“石器生产体系”概念来阐释石器生产与人类行为之间的生产关系。他指出，“石器生产系统的基础是其强[28]调了石制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改造的模式和过程”，这个系统反映出的是石器生产序列如从石料采集到工具再到加工等各个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链（a chain-of-relation of production）。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石器生产体系”概念正是对“操作链”中技术行为方面比较好的诠释。

因此，对于技术行为的研究必然包含两方面的关系：一是技术与物质文化形态（器物）的关联；二是技术与社会行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信息，可以通过石器生产体系模式与过程加以分析，也可以应用“石器技术结构”（organization of lLithic technology）的概念来分析石器制造和使用的过程。其宗旨与“操作链”理念一致，都是从动态角度，将石器的表现形式按照各个阶段纳入被制造和被改造的生产序列中，尽可能地解释技术行为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技术表现如何决定并影响着石制品的“操作链”。（三）思维运作（mental operations）

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探讨包括两个主题：一是人类认知能力的演[29]进；二是人类早期思维的表达程度。人类认知能力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旧石器时代人类认知能力的研究主要涉及设计（design，指有意识的行为）、计划（planning，包括时间预算以及任务的优先执行）、交流及授受等。“操作链”概念可以更深入地观察器物生产过程中的认知阶段，强调工匠通过思维活动和技术表现的连续互动与调节以达到预定目标，判别出工具生产中的“设计”与“计划”问题，包括运用“概念型板”以及通过远距离贸易或交换获得原料等。设计和计划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人类行为常常同时包含这两者。“概念型板”（mental template），是美国考古学家Deetz提出的，指存在于工匠大脑里对一类器物式样的恰当概念，并将之反映在器物的形制上。他认为，概念型板的形成可能源自社会文化传统，以习俗的方式代代相传；也可能源自工匠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知识的形式[30]互相授受。但是，“概念型板”这一中文译词，很容易局限石器分析家的思路。Fodor就曾提出，所有的理解力过程都应该属于思维模[31]板（mental module）。思维模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质表现，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操作序列中表现出的技术行为的差异，就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工匠对石器制作的知识、对客观限制的应对和调节策略、对工具有意识的使用，以及个人风格等方面思维模板的差异。如何分辨出“操作链”中与原始思维相关的元素，有赖于分析者对材料的敏感度以及阐释能力。

三、小　结

世界各地的石器分析家，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途径先后形成了[32-34]相似的石器程序分析概念与方法，包括法国的“操作链”、北美的“行为链”（behavior chain）和“技术结构”（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以及广泛被使用的“剥片程序”（reduc-tion sequence）等。就定义和内涵而言，前三个概念是一致的，可谓同曲异工；但是“剥片程序”只分析石器生产体系中工具制造的工艺流程，相当于“操作链”概念中的“操作序列”部分，差别相对明显。“剥片程序”多关注于一般意义上石制品体制的组织，主要研究工具制作中的各个阶段；而原料采办、石核预制，以及工具废弃等，常常被分开研究或被忽略。关于这些术语的区别，详见笔者与沈辰先生合[35]著的《石器研究中“操作链”的概念、内涵及应用》一文，此处不再赘述。

事实上，任何以石器生产体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为目的的研究都属于“操作链”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称名“操作链”或“行为链”或“技术结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关键的是，运用“操作链”的理念将石器研究从静态的类型学研究带到动态的技术操作序列研究，这样才算是在理论层面上的推进。

1979年，Binford提出要对当时组合差异研究方法重新思考，“特别需要重新思考对石料产地‘成本/收益’以及剥片策略、原料、工[36]具设计、再回收、再利用及其对‘组合差异’作用的分析”。“操作链”概念不仅符合这种全面的考虑，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器物动态的有效分析理念。综上所述，“操作链”概念不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也不可能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石器分析中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视野（theoretical device），是对具体分析方法或分析模式的整合。在这个研究体系中，考古学家可以将考察石器生产的动态过程和工匠的认知方式作为目标，运用各种适合的方法，如拼合分析和微痕分析，从整体上把握某种技术的工艺流程及其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操作链”概念对于分析石器精致加工、技术系统的多样化、工具使用效率、石器制作及维修过程中的时间选择与预算等问题，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具有以上强大优势的同时，“操作链”概念依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局限与问题：第一，对于石器制作的技术知识的研究，仍然是其中最抽象、最困难的部分，目前尚未看到很好的研究案例。第二，在语义表达上，“操作链”的支持者依旧未能清晰地界定这个概念，使之与“剥片程序”、“行为链”等明确区分开来。第三，“操作链”的理想目标是全面解释石器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操作链”分析往往受制于考古材料，给完整复原带来困难（比如陈淳、沈辰等对小长梁石制品组合的研究）。第四，“操作链”分析相对适合讨论单个文化中的技术系统或工艺进步性的比较，不适宜识别不同文化的[37]多样性和时间性，这是此概念最大的缺陷所在。

因此，在“操作链”名义下进行石器研究时，研究者本人首先要掌握这个概念及其内涵，以“操作链”概念为指导思想，本着动态观察的原则，依照实际材料的情况运用合适的分析方法加以调整。如果我们能够从石制品组合中提炼出充足的分析要素，就有可能分辨所有环节，完整地复原“操作链”；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就采用“剥片程序”分析，清楚地说明生产技术，设法予以局部还原。在文字表述时，最好在同一篇文章中区别使用这两个概念，用“操作链”表示研究思路，用“剥片程序”表示特定研究部分，如石制品打片次序，以免混淆。

第二节　级差型动态分类体系

与所有考古学研究门类一样，类型学分析一直都是旧石器研究的[38]基础和重要手段[39]。由于石器本身的特点和性质，石器的类型学研究与其他器物略有区别，不是简单的分型定式，而要考虑多方面因[40]素，将“各种线索汇集起来”，因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石器分类。[41-44]随着类型学的多样化，问题也日渐显现。

本节将首先回顾石器类型学研究的发展史，然后对众多石器类型学术语逐一讨论，举例说明各自的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1）类型的制定和应用，应该以研究问题为出发点，不同的石器分类法适用于不同的研究目标；（2）建立级差型动态分类体系，将石制品分置于“操作链”概念下的动态过程中，以技术形制（style）为分类标准，辅以形态、功能等概念形制，逐级分类。

一、研究史评述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研究对象的相似性及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都堪称诸多考古学研究门类中全球化程度之最。尽管如此，欧洲、北美、东非、中国及日本等地的旧石器类型学研究仍存在很大差异。以下着重以欧洲（特别是法国）的石器类型学发展为主线，辅之以其他地区的情况，简要回顾旧石器类型学研究一百多年来的历史。

第一阶段，起步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类型学以“标准化石”为主要概念，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亚阶段。由于受到均变论与直线进化论的直接影响，最初的旧石器研究并非把器物看作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而是依据典型器物进行考古学时期排列，以莫尔蒂耶为代表。1900年，随着文化历史学研究的开始，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取[45]代了考古学时期，但方法并没有变化，以步日耶为代表。

第二阶段，成熟期（20世纪中叶至60年代末）：石器类型学研究呈现出统一化的趋势，以博尔德“旧石器时代初中期的类型学”为代[46]表。主要贡献是首次根据器物形态和标志的数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分类标准，促进了对旧石器描述和分析程序的规范化与系统化。

第三阶段，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60年代末开始，北美等地的石器分析家开始对博尔德类型学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博尔德类型学的描述性和主观性过强，没有看到石器形态的变化过程，[47]不适于解释石器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形态类型学、技术类型学、功能类型学等术语被不同的研究者所运用。

第四阶段，完善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类型学趋于科学化、全面化，研究涵盖原料、形态、工艺、动态等多方面因素。多种分类法并存，目前以技术类型学与动态类型学为相对主流。

除“标准化石”外，其他分类法或类型学派别均未绝迹，仍被考古学家所运用。目前关于类型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用哪一个标准更加合适呢？形态、功能还是技术？（2）类型学究竟可以阐释什么问题呢？文化的进化、差异、交流、生态限制还是其他？

二、不同分类法的对比与评估[48]

目前石器研究中有多种分类法被运用，如形态类型学、技术类型学、功能类型学、动态类型学及其他类型学等。从分析视野来看，这些方法或术语大体可以分为两组：静态性和动态性，两者是相对而言的。（一）静态性类型学

静态性类型学包括以下几种，它们的名称表明了各自的分类标准。1.形态类型学（morphological typology）

形态类型学，指以石制品的外观和形态尺度为基准的分类法，以博尔德类型学为代表（见图3-2）。博尔德提出以器物形态和标志（landmark）为依据来确立类型，认为多数类型是有意识的终极产品，[49]而差异被认为是偏差或风格差异。

此种类型学，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能够对石工业的组成、差[1]异和结构作出大致的描述和整体分析，可简单对比不同人群的文化特征，深受广大考古学者的偏爱，而且为旧石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50]定了基础。但是，形态类型学的缺陷也不容忽视：（1）分类者对形态标准的把握各异，命名很随意、很主观；（2）器物形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形态同样是一个变化的参数，以之为分类标准并不准确；（3）形态类型学是静态性的，没有考虑[47]到石器的生命史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个形态并不是终极产品，不能阐释石制品生产和人类行为。

石叶（blade）类型的划分属于典型的形态类型学。一般公认长[46]宽比大于2:1的石片就是石叶。这一分类体系为世界上许多石器分析家所采用，但是不考虑技术或相对尺寸，单纯以形态尺度的比例为标准，很容易产生错误分类，并直接导致阐释结果的歪曲。著名的周口店尖状器类型有十几种，如钝尖形、长形、秀长形、宝剑头形，等等，形态之多，命名之多，不仅令外国学者难以理解，就是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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