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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金生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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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秘史试读：

前言　寻找那些共性的东西

有一个话题已经喧嚣得太久了——大国崛起。

处在盛世时代的中国正在试图纳入到这一系列名单之中，但没有人问为什么。

强大就是理由！但是，这个理由也许并非是全部。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此前我们所关注的那些国家——那些一度称雄于世界的列强——那些崛起的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在这九个国家之中，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也许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但这恰恰是被我们所刻意忽略掉的。

任何时候我们也不会认同于细节就是全部，除非，我们认为全部就是细节。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开始。

从这里。2　历史的足音

早在12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的商人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了欧洲，并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这本书为他的名誉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把这本书的内容和后期欧洲人所发现的中华帝国的真实情况相比较，他或许根本就没有真正到达过中国，这就意味着他在说谎；也许他真的到过，但这同样改变不了这个结论。

一个崛起之中的庞大王朝远比一本书更有说服力——1250年的埃及政变为欧洲的商人带来了灭顶之灾。马木路克军团建立起了马木路克王朝，并对过往的商人们征收35%的高额关税，这迫使西欧商人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东方，《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商人的财富梦想指南。

此后中华大明帝国建立，后世人所熟知的帝国皇帝朱元璋在登基之前曾是一个佛教信徒，但从他那超越了此前一切暴政的统治手段来看，人们确信这一宗教信仰对他的心灵影响完全是负面的。正是这位皇帝下达了海禁命令，与此同时，他摧毁了自己国境内的任何一支经济力量，除了他自己，他不希望任何人拥有财富——财富标志着权利与自由。作为最高权力的执掌者，朱元璋显然比任何人更明白这一点。他那叛逆的继任者明成祖在这方面却比朱元璋本人走得更远，他甚至将航海的权力收归了皇家所独有，在针对于民众的“片板不得下海”的绝对命令颁布的同时，庞大的官方武装船队在郑和的带领下出发了。

时至今日，那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力量仍然让西欧的商人和冒险家们备感沮丧。如果不是倾注于最终的结果的话，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民间力量自发组织起来的西欧探险船队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最终被忽略的是郑和探险事件本身，这一花费昂贵的冒险行动甚至遭到了来自于本民族的否定。郑和探险的所有档案及资料——主要是路线图——被悄然匿毁，行使这一权力的官员刘大夏确信，他的行为有助于延长大明帝国的生命和减轻百姓们所承受苛税的痛苦。但这一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奢侈无度的大明帝国很快陷于经济的困扰之中——一个以毁灭自己统治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力量为目标的政权竟然期望存活下来，这实在让我们惊讶于统治者思维的怪异与离奇——而此时，海洋上留下来的权力真空正呼唤着新帝国的崛起。

此后就是为我们所最为熟知的历史。

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国家先后崛起，夺得了海上的控制权力并成为了世界的霸主。时至今日这一轮全球大竞技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场残酷的竞技有着消止的势头，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进来，雄心勃勃地想在这场世纪盛宴之中抢到自己的位子。未来一千年将会是谁的世纪？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国家关系的相互制衡构成了新一轮的竞争格局，虽然此前的霸主在这场长达五百年的竞技之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沉寂下来，但世界的目光仍然集中于此——那辉煌的时代又何曾远去？探寻其历史的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成为了当下许多国家所关注的事情。

有一个结论始终框定着我们的认知，西方列强的迅速崛起，源自于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与科学技术构筑为一体并彼此制约关联的宗教人文思想及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之下，卷入这场世纪大竞技的诸多国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游戏规则——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这一认识我们一时难以定论，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所提到的那一切——科学、技术及保证这些思想系统和“软件”得以良性运行的社会机制——究竟是这一场世纪大竞技的结果，还是原因？

结果还是原因，这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但却有可能会让我们依循着我们的思路惯性走入思想的迷境，这一点正是急于行动者所忽略的。

那么，结果或是原因，这二者对我们来说，又存在着何种区别呢？

如果说，技术及其技术思想所依赖于运行的社会思想体系，不过是这场大竞技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一解释就足以让我们明白如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等国那昙花一现的海洋文明，同样也能够解释法国的消沉态度及日不落帝国的最终衰落。反之，如果说这一切仅仅是最终结果的契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面临着上述的问题：这一契因又是何以形成的？

我们终将直面这一问题——无可回避！

正如你的历史无法设计。

你也无法模仿别人的未来。

是为序。

第一章　令人生畏的贸易风格

1　大海上的狂暴战士

当契机来临之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

他们是一些强悍的战士，虽然人数不多，但那种异乎寻常的对于战争的热爱与疯狂，却令人闻之色变。

他们来的时候悄无声息，人们往往在看到他们之前，最先看到的是密如骤雨的长矛，以及于呼啸声中撕裂空气的火箭。然后是剑与战斧，钝重的冷金属与血肉的撞击之声犹如午夜的噩梦，生命就在这一过程中化为尘埃，冰消瓦解，咸热的海风遮掩不住那浓烈的血腥，令人思之胆寒。

狂战士固守着他们那古老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之于战争本身更令人生畏。

当他们在海面上相遇的时候，他们会配合默契地抛过缆绳，将他们的船系在一起，再友好地在船头搭上跳板，而后他们依次排成长队，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上跳板，与对手在跳板上用利斧进行近距离的殊死血搏。这其间没有丝毫的侥幸，也没有丝毫的畏惧，每一个走上跳板的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或者以最凶狠的一击杀死对方，或者让对手将自己如同撕裂一只羔羊那样劈成两半，然后由后面的同伴替自己复仇。不论人多还是人少，数量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法则！

冷酷的海洋法则！

公平的决斗。

尊重对手，是为了真正地尊重自己。

没有人敢于蔑视这一法则——尽管它看起来是那么的不近情理。

作为一种正常的人类情感，恐惧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能够原谅。战争中任何人如果感到了恐惧的话，只需要掉头逃开，或是跳入海中，绝不会有人拦住你，无论是你的敌人还是你的战友——但同样的，永远也不会再有人记得你，无论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朋友。

任何一个狂战士都有权表示害怕，表达自己的恐惧心理，事实上恐惧正是这个民族最为强烈的情绪表达。但是，你不能泯灭自己的尊严与荣誉。

无论你心中的恐惧是何等的强烈，无论你面对的敌人是多么的强大，你可以害怕得发抖，甚至也可以因恐惧而哭泣，但是你决不能够放弃战斗。

因为他们是维京人！

他们所创造的时代，称之为维京时代。

他们所创造的文明，称之为维京文明。

即使是最憎恨他们的人，也不能不由衷地将其视为“狂战士”，而这正是他们一生中所追求的最高荣誉。

狂战士的故事代代流传，伴随着的是他们那原始而野蛮的疯狂吼叫，他们在战斗中赤裸着上身，纵情恣意地享受着战斗的快感。他们脚下的踏板浸透着祖辈的鲜血，然后是他们自己的——视生命如草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种原始的残杀竟能激发出他们生命中如此高昂的斗志，除非，你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

他们的信仰神秘而奇特，他们坚信神灵们居住在一个叫阿姆加德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个圣洁的宫殿——瓦尔哈拉。如果他们光荣地战死，他们的灵魂就会抵达瓦尔哈拉，在那里享受着最高的尊严与无尽的荣誉。而如果生为战士却窝窝囊囊地死在床上，那么他们死后就只配去尼夫海姆——那是一个与天堂相对应的地方，充满了地狱的烈火与永世的劫难。

他们从来就不曾怀疑，死者不过是穿越了时光的帷幕去往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旅行，没有证据能够说明他们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他们会往死者的墓穴中堆放很多的殉葬品，这些东西包括了战士生前所使用的锋利战斧，日常的饮用品及工具，甚至于，他们还时常不惜代价地把死者生前的战船放入墓穴之中——对此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这就是最典型的“海盗的葬礼”！

没错，他们就是历史上传说已久的残忍海盗！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历史学家仍然对北欧的维京海盗津津乐道。无论是对于现在还是过去，或许还有未来，这些海盗的传奇绝不仅限于残忍嗜血的杀戮，对于我们来说，他们仍然是无法理解的一个族群。

他们喜欢战争、鲜血和死亡。

此外他们还喜爱故事和诗歌。

喜欢诗歌的海盗，这是超出于我们常识之外的一种存在。但我们确信，那些视生命为旅程的维京人就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的历史，那些随风而去的游魂如影随形地徘徊在他们身边。在漫长的寒冬里，他们就是躲在温暖的屋子里，听着父辈们对他们讲述这些注定了将融入他们血脉与基因的铁血传奇。

他们就是这样写就了历史。

从一开始。

2　也许历史从他们开始

于大海上追溯古维京人那狂羁的足迹，最初只是一个历史的理由。

毕竟他们曾经深刻地影响过西欧的发展，哪怕他们的血腥征战已经湮没于历史的海洋之中，但是他们曾经的足音踏碎了历史的安宁——这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当我们将目光移向另外一个方向——世界的近代史，试图追寻先后崛起的诸多大国的契因的时候，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直到俄罗斯和美国，在这此起彼伏的争霸战中，你仿佛都能够倾听到那来自远古的狂暴战士的疯狂吼叫之声。

正像他们自己的历史传说那样，他们从未曾离去过。

只要那狂暴不羁的拓疆传奇仍然在延续，哪怕你从不曾听闻过他们的历史，但是任何人都能够在那自天边遥遥逼近的骷髅战旗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或许，是他们的灵魂如他们所愿仍然主宰着这个世界的铁血法则。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不是那么感性的表达方式，更技术一些——或者说是更专业、更严谨一些。那么我们就会说：当史学家粗暴地将近代史从人类进程中孤立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失去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在最为熟知的历史中寻找原因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只是在一堆结论中寻找，而真正的原因源自于历史的深处，只有回到起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找出原因。

也就是说，当我们将目光定位于15世纪的葡萄牙，并由此探寻此后列强的崛起契因的时候，却很有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阶段只是一个过程。

葡萄牙绝非是一个开始，当然也不是一个结束。那耀武扬威的商队与探险传奇，只是维京人生命的延续，是他们的海洋冒险与征服进程。

抛开历史决定论这种陈词滥调不谈，维京人操纵着橡木船上的风帆，把他们的全部财产装在一口箱子里——那些财产是如此的寒酸，这为他们此后的残暴掠夺行为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解释——为了黄油、奶酪、淡水、几件换洗的肮脏旧衣衫。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丧生于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中，但是他们之中那些活下来的人，仍然是坚定不移地把他们的足迹延伸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乃至于俄罗斯。这个起因与最终的结果是如此的直线相关，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他们是海上的吉普赛人，橡木帆船就是他们的家乡。

这让我们想起荷兰——海上的马车夫，这个极尽荣耀的称号也许有着更鲜为人知的渊源。

也许历史就是从他们开始——但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但无论如何，改变一下惯有的技术视角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害处，那冷冰冰的技术解析时常会让我们犯下这样一个习以为常的错误——当我们通过这种技术分析寻找到问题的答案之时，却往往发现这只不过是结果的同类项。用一个结果复制另一个结果是容易的，用一个结果解释另一个结果或许更容易，唯一的缺陷是，这种复制或是解释无助于我们问题的解决。

正如你的历史无法设计。

你也无法模仿别人的未来。

所以我们要回到源头。

3　千年相逢的一个注解

当他们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之时，维京人就是不知疲倦的冒险家。

终其一生他们都处于旅途之中，船是他们最热爱的故乡。而且他们的造船技术优秀而出色，橡木船上的船桅可以放倒，蒙上船帆就成为了海面上宿营的军帐。最令人吃惊的画面莫过于是他们扛着自己的战舰前进，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他们执着地寻找着新的航道，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特洛伊木马屠城之战与奥德修斯的影子，只是我们找不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的任何证据——除了他们共同的海战法则，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他们同样是马战的英雄，在古罗马那荒废的驿道上时常看到他们风一样掠过的疾影，带着那咸腥的海洋的气息，他们奔赴的仍然是另一片更为广阔的水域。

在寒冷的严冬，他们把鲸鱼骨做成冰刀，绑在鹿皮鞋上于荒野之间呼啸而过。这听起来更像一个传奇，但这个传奇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而承载的，准备不足的装备时常令他们陷入困境，冰雪坟茔永久地铭刻着他们生命的挽歌。

他们从不为牺牲者流泪——除非，他们到达目的地。

他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

不要问他们，他们只是终生的旅人。

那么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这是一个永久的谜，但总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解释能够让我们确信自己找到了答案。

第一种解释是维京人的天性使然——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全部的解释，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第二种解释说，北欧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家中的财产照例由长子继承，其余的孩子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另行组织家庭——用这个理由来解释那扛着橡木帆船寻找海域的战士们，这未免太过于牵强附会了。

第三种解释说他们终生在寻找可以耕作的土壤——在大海上——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不着边际的猜测而非解释，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余下来的就是最后一个解释了——但奇怪的是，它甚至从未曾成为过一个解释。

事实上，维京人是天生的商人。

他们的贸易风格令人生畏——这些具体的情形我们可以在日后的荷兰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斑斑劣迹与罪行中找到印证——他们强迫着世界认同他们所钦定的铁血法则，遍布诸海的橡木帆船及那飘扬的骷髅战旗就是他们的口号，这一过程甚至能够追溯到远古的爱琴海。

有关那一段历史更多的是神话的集合，诠释者孜孜不倦地试图为我们寻找出更为合理的心灵依据，但我们并不关心这些——谁要理会你什么心灵？我们要的是历史的答案！

我们可以不相信希腊英雄伊阿宋率领勇士们漂泊于无垠的海洋之上寻找金羊毛的动人传说，我们也可以不相信米诺斯迷宫中真的会有什么可怕的食人怪兽，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无论克里特岛上的迷宫是否真的存在，但克里特的米诺斯国王被誉为“萨拉索克拉基”——大海之王——却是不能不让我们关注的历史现实。

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海洋的无垠就曾缔造出克里特人那无尽的繁荣盛景。此后1000年过去，不计其数的希腊人漂洋过海，以海盗及贸易者的双重身份开辟了历史的新章，这一章节铸就了希波之战的辉煌时代，从此我们得到了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雅典城邦文明。

追溯这一段历史远比任何事情更有意义——我们必须要知道，流浪于海上的维京人从来就不孤独，他们终将在漫长的海战之中与他们的伙伴相逢。

我们有充足的历史资料研究这一段历史，而且很有必要——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种贸易方式，正是这一方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对峙格局。

这一贸易方式也正是维京人用他们及别人的生命所维护的，别管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这一方式确实曾在世界史上长期得以克隆复制而为我们所熟悉。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些，是否能够接受这些，也不要去问这一铁血法则又曾有什么变化，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

从最初开始。

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法则相同之外，维京人的残暴贸易风格与这一场战争的结果终将在千年之后相逢，这同样是我们必须要提到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4　史前的欧亚大海战

除了荷马史诗，还缺乏更充足的资料让我们了解这些。但是很有可能，4500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延续了整整两千年，或许更久。

古老的地中海中遍布着形形色色的船只，两舷之间面积宽阔的被我们称之为“宽体船”，而另一种以桨帆作为动力的船只则被称之为“长体船”，但古希腊人是如何称呼他们的战舰，则不为我们所知。

最早拥有海上武装力量的是腓尼基人，但这个所谓最古老的殖民者所面对的最为强悍的敌人使我们很难接受历史学家的这一定论。但不管怎么说，腓尼基人确曾建立了一个包括了非洲西北部、撒丁岛、科西嘉岛、半个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在内的庞大帝国。

帝国意味着战争。

但这却是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进程，我们只知道最后的结果，结果就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将腓尼基人——还有迦基人一并从黑海及爱琴海中驱逐了出去。这绝不是第一场海权贸易争夺战，此前是特洛伊木马屠城之战，荷马史诗不无浪漫地将这场战役的起因归结为伟大的爱情，这个解释远比海洋控制权的争夺理由更令人信服，这同样也表明了我们对历史与未来的一种美好期望。

希腊人就是在这种美好中期望着享受着他们全盛的黄金时代，并在此后迎来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时间跨度长达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大序幕：

希波战争。

或者叫“大波斯战争”。

细说起来这场战争实质上是另一场战争的继续，其间充斥着阴谋权术及形式多样的政治斗争——斗争的风格体现了纯正的东方色彩——具体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22年3月，当时的波斯皇帝冈比西斯兴致勃勃地统率大军远征埃及，出征之前为了扫平权位后患，至高无上的皇帝冈比西斯亲手处死了自己的弟弟巴尔狄亚。但当冈比西斯的大军踏上险恶的征途之后，已经死亡的巴尔狄亚却又不明原因地从另一个世界返回，带领其不计其数的追随者在波斯各地掀起了叛乱。

死者掀起的叛乱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归国途中的冈比西斯在弄清楚了死而复活的巴尔狄亚不过是一个叫高墨达的僧侣冒名顶替的情形之后，就安然病死了。平定叛乱的责任落到了贵族首领大流士的肩上，他果然不负众望，借助碾平叛乱之机登上了皇位，并为此后的史学研究留下了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让后世人了解到了这一段以楔形文字所记载的古代战争史。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波斯军队向希腊发起了第二次战役，据说这一次战役的目的只是为了“教训教训”不听话的希腊城邦和埃勒特里亚，后者在波斯军队的进攻下迅速地采取了明智的合作态度，像一群绵羊一样被驱赶到了波斯湾一带定居了下来。

于是希腊城邦的中心雅典，就这样暴露在波斯大军的长矛之下。

事情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雅典城邦的居民们奋勇地抗击侵略之敌。实际情况是，一部分雅典人对波斯大军的到来持热烈欢迎的态度，他们主要是由极端民主党人士所组成，出于不明原因，这一派人士坚信，波斯军队的进攻有助于他们在竞选中击败保守党，并夺取权力。

波斯军队获知了这一消息，于是他们非常配合地将军队布置在雅典城东24英里的马拉松登陆。马拉松这个尽人皆知的地名会让我们联想起许多东西，但当时的波斯军队显然意识不到他们正在为此后人类的体育文明作着贡献。事实上，马拉松登陆只是一个险恶的圈套，目的是要将雅典驻军诱出并一举歼灭。

雅典城邦的守卫者果然上了当，希腊人的军队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主张抵抗的保守党人士艰难地说服了民众，赢得了多数选票并获得了调动军队的权力。于是，8000名雅典人在主将米泰雅德的率领之下，星夜急行军24英里，急匆匆地赶赴马拉松，一头钻进了波斯人精心布设的圈套之中。

但是奇怪的是，雅典人在那里没有看到圈套，他们手中的矛比波斯军队的更长一些，所以在相互的戳击之中，很快就占到了优势，将他们的敌人统统地戳进了大海，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后来人们惊讶地发现，波斯人的精密圈套之所以没有起到效果，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他们认为发动马拉松战役并全歼雅典人的想法未必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于是他们把主力部队全部装上了战舰，绕行于一个名叫马里隆的港口，准备在那里登陆后直扑正陷于保守党与极端民主党两派斗争而没有丝毫防范的雅典城——但是这一支军队始终未曾到达马里隆，而城中的极端民主党也因此失去了机会。

如果我们不是过于高估传说的价值的话，那么这一次战役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海战——但却是大流士远征希腊的第二次战役，第一次远征中的波斯军队遭遇到了飓风的袭击，给养运输船舰被掀翻于风浪之中，只能是草草撤军了事。

此后十年，在大流士死后，薛西斯登上了波斯皇帝的宝座，他对于不肯驯服的希腊人很不满意，于是第三次远征军队又出发了，这一次，雅典人只能求助于老天的保佑了。

可以这样说，雅典之所以得到拯救，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运气。先是埃及发生了骚乱，这在部分上牵掣了波斯的注意力，此外的一个原因则世所公认，继任者薛西斯的才能显然无法与大流士相比。

18万波斯大军在小亚细亚的萨迪斯集结，沿海岸线挺进，海面上是庞大的运输船队，舰船数量总计1300艘，船上载着同样数目的18万海军、桨手和两栖作战部队。前所未有的进犯规模让雅典及其同盟军不寒而栗。

参与这场会战的伯罗奔尼撒城邦盟军害怕了，他们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撤军的建议，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求雅典人自己独立对抗庞大的波斯军队，这同时标志着城邦文明的覆灭。

雅典的领袖泰米斯托克利意识到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建议将波斯军队诱入狭窄的萨拉米岛水域，在那里，波斯大军的数量优势将会化为乌有，有利于城邦联军展开会战。

正是在这种重重担忧之下，波斯皇帝薛西斯收到了那封信，信上说雅典的舰队准备投降。有史学家认为这封信出自于希腊领袖泰米斯托利克之手，也只有他亲笔手书才能够让顾虑重重的薛西斯消除戒心。

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伯罗奔尼撒的联军开始了“集体逃跑”，他们准备撤出这场毫无希望的战斗，逃到任何一个看不到波斯人的地方，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感受到安全。

另一件事是泰米斯托克利的诡计被波斯阵营一眼看破。

识破希腊人诡计的是来自于哈里卡尔拉苏斯的阿尔齐米娅女王，女人的直觉与她那远比男人更多的政治智慧让她嗅到了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而且她比雅典人自己更清醒地意识到伯罗奔尼撒联军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于是她提议不要理会雅典人的诡计，而是挟波斯海陆两方面的优势直扑伯罗奔尼撒海峡，届时已经吓破了胆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在此强大的压力下必将逃之夭夭，而后波斯大军则可以将其各个击破并一一歼灭。

阿尔齐米娅女王的过人智慧被证实了——以波斯海军的覆灭作为代价！

波斯皇帝否决了阿尔齐米娅女王的建议，比之于女性的政治智慧，他更相信雅典人的诚实。我们得承认，信任对手的诚实是一种良好的品德，薛西斯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于是，庞大的帝国海军出动了所有的战舰，迅速地堵塞了萨拉米岛的出海口，将那些正准备逃之夭夭的伯罗奔尼撒联军全部封堵在了里边。

联军无处可逃，面对着一拥而入挤成一团的波斯海军，除了拿起武器将他们清扫下海面，联军别无其他事情可做。

相对于1300艘战舰而言，萨拉米岛的出海口确实是狭小了一些。波斯人的战船相互拥挤在一起，他们唯一的期望是借助战船的坚固形成一个海面上浮动的战场。但是雅典人没能让他们如愿，在他们船头的青铜撞角的重力撞击之下，波斯大船支离破碎，落入海中的战士们成为了雅典弓弩手的活靶子，丧失了丝毫抵抗或反击的能力。

波斯皇帝薛西斯率领着他那强大的陆军，于海岸上默默地观看着自己所有的舰船被雅典人一一击毁，他心中的滋味应该是百味杂陈，但我们找不到任何文字可以说明这一点，有关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生动细节只能借助于后人的想象。

不朽的史诗就这样诞生了。

从此雅典人掌握了控海权。

5　古罗马的海战预演

希腊的城邦文明经历了无上繁华之后，渐而进入了沉寂状态。欧洲的西方文明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基础。这看起来更像是为未来作准备。或者说，西方海洋文明在这条行进线中正在迅速地向着维京人的时代靠拢。

有意思的是，这些未来的主宰者们正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海面上驾驶着独木舟猎杀鲸鱼，他们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甚至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盗，这时候的维京人或许更比我们感到欣慰——他们在向海盗演化的进程中，刚刚达到了商人的阶段。

当时的维京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使命，他们正兴致勃勃地运用精湛的技艺打造金饰和青铜首饰，编织纯羊毛的衣服，制作剃刀和拔毛钳。与此同时他们也正在准备漂洋过海，到达欧洲并与当地居民进行完全商业意义上的交换活动。

在萨拉米岛战役之后的整整两个世纪里，希腊人一直受困于迦太基人的纠缠，他们就像是一只篓子里的两只螃蟹，彼此用钳与鳌牵制着对方。两个世纪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太久了，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注定了要在这场史前的博弈中成为共同的输家。

赢家是从农田里走出来的罗马人——他们的影响延续至今，丝毫不在维京人之下，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却有着共同的行为法则——重视结果更甚于过程，重视荣誉更甚于生命。而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会得到保护，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会得到完善。

但是，法则与道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欧洲人厚颜无耻的阴谋诡计方面的成就，也几乎能与他们的人文思想成就相比。

不论什么时候，阴谋对爱情总是情有独钟。美丽无比——但据历史学家的研究，真实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代真的有可能发生了一起伟大的爱情，罗马将军马可·安东尼爱上了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他们之间的爱情为罗马的权力架构增加了新的变数。

古罗马“永久的独裁者”恺撒被刺杀于元老院的门前，他的甥孙也是养子的屋大维据此指责马可·安东尼，理由是后者与埃及女王的爱情就意味着他想进攻罗马城，好像没人顾得上仔细分析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何在，但是战争机器已经悄然启动。

这一场乏善可陈的海战至今为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没人去留意活跃在周边海域的海盗们，而他们才是此后海洋文明的主要构成部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希腊半岛的西海岸，那里聚集着四百余艘桨帆战船，其中安东尼260艘，屋大维200艘。数量如此之巨大，想要做到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

亚克兴海战！

古罗马最为重要的一次海上战役。

在战船数量上，安东尼占到了相对优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战船还要比屋大维的战船大得多，也坚固得多。但是屋大维也不是毫无胜算，他拥有着当时最天才的海战军事统帅阿格里帕。

安东尼的爱人克娄巴特拉女王也参加了这一场战役，并亲自率领了总数为六十余艘战船所组成的后续部队——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她的原因才使得这场战争的意义显得“重大”。

战争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缺乏观赏价值的，安东尼和屋大维双方都把自己的舰队面对面排列成了三个分舰队队形，似乎这么做还嫌不够乏味，于是双方的战舰进入了“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相信双方的战士们更愿意永久性地把这一阶段持续下去，但是很不凑巧，中午的时候海面上忽然刮来了一阵微风，把安东尼的左翼舰送吹进了屋大维战舰的阵营之中。对方显然将这种情形视为了公然的挑衅，于是立即着手进行了还击。

几乎于刹那之间，双方所有的战舰全部投入了战斗状态之中。整整一个上午的相持阶段，导致了这些重视过程更甚于结果的罗马人顿时都成为了行动者。天才的阿格里帕使用了在这种情形下最为有效的战术，他命令自己的战船避开密集的敌军舰队，去攻打那些孤立的敌舰，这种战术更类似于后期的“运动战”，数十只小型战船蜂拥扑过去杀死敌方的桨手，让对方的战船失去动力装置，然后不待对手的舰群围拢过来，就立即零星散开。

在战术调度方面安东尼明显落入了下风，面对着天才的阿格里帕，安东尼的战舰就像是落入了蚁穴的蛋糕，这让安东尼感觉到非常的苦恼。

接下来阿格里帕施出了冷兵器时代罕见的火器，他们凶猛地向着安东尼的舰队投掷火把和炭火罐，这种原始火器远比长矛弓弩更奏效，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能够证明这一点。

美丽的女王克娄巴特拉率领着她的后续舰队投入了战斗，即使是在敌对的态势之中，阿格里帕的表现也没有失去对女王的尊敬。他命令自己的舰队让开一条路，让女王的战舰行驶过去，但是当女王准备将战船掉头，配合安东尼的主力舰队对阿格里帕进行反向包抄的时候，这时候她发现了一件极为苦恼的事情：由于风力过大，她的舰船无法掉头，而是径直地冲出了战场，向着埃及的方向扬帆远去。

发现他的爱人撤出了战斗，安东尼急忙跳上一艘小船，想追上去，但是阿格里帕对他的印象显然不如像对美丽的女王那么好，所以对待他的态度也不像安东尼所期望的那样友善。发现自己无法如愿地撤出战斗，安东尼下令主力舰队全速后撤，但这个计划同样遭到了阿格里帕的阻击，他们抛出来的火箭与炭火罐的数量越来越多，这种激烈的投掷动作从此就定格为海战的常规，直到比炭火罐更有效用的武器发明出来为止。

这一场史前海战大预演就这样结束了，安东尼所有残存的舰队都向屋大维表示了效忠，它让这位独裁者有余暇彻底征服了埃及，可以这样说，屋大维统治时期是海盗最不喜欢的时代，这个独裁者把地中海及其周围的附属水域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海洋。

此后几个世纪，北欧和东欧的日耳曼人在匈奴人的攻击之下逃入了罗马，他们很惊讶地发现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正处在人口急剧减少的时期，于是日耳曼人不得不征服了这个国家，此后他们将这个过于庞大的国家一分为二，一个是西罗马帝国，它的首都在罗马，另一个则被称之为东罗马——但是拜占庭帝国这个称呼或许更广为人知。

当欧洲陷入了针对于穆斯林的宗教战争，并迅速地解体分崩离析之时，维京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身份转换，虽然贸易行为仍然是他们生存的主要模式，但他们已经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

6　现在与未来的守护者

维京人从未放弃过向文明的进化——以他们特有的方式。

至今挪威人拥有着他们独特的骄傲，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享有这一份骄傲。无论从任何角度上来说，“海盗立国”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起初只是对欧洲而言，现在则是对整个世界，他们的尚武精神过于强势了，在这种强大的力量之前，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做到无动于衷。

欧洲的历史可以从正面印证这个道理，如果连威名赫赫的查理曼大帝都对这种力量无可奈何的话，这个结论就更不见有何异议了。

这一印证的过程中充满了刺鼻的血腥和特有的人文味道，这两种截然矛盾的观感是如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这个答案得去他们所信奉的教义中去寻找。但是目前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何以会在欧洲的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形。

追溯到早期的这一心理渊源，我们会注意到欧洲人似乎从来不认为尊重他们的统治者有什么必要性，精于权谋的大人物在东方无一例外地总是会获得如神灵般的崇敬，而在这里，那些大人物就没有这份幸运了。所以在欧洲，像“矮子丕平”这种明显带有歧视性的术语，只能是用在那些声名显赫之辈的身上。

当时的情形正是这样，“矮子丕平”作为欧洲梅洛温王朝的首相，认为他个人的价值民众是无可取代的，而且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教皇的认同。考虑到当时是公元751年的这一特殊背景，教皇的势力仍然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量，所以当矮子丕平获得教皇的支持之时，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帝王产生了。

于是欧洲得到了他们那乏善可陈的加洛林王朝。由于查理曼碰巧出现在那个时代，而且他又是矮子丕平的儿子，再加上他那天赐的好运气——他的兄弟卡洛曼病死。于是查理曼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唯一统治者，作为中世纪武功最盛的君主，查理曼的威名已经构成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他所统治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以及德国、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他甚至还曾获得了教皇的加冕，被誉为“罗马皇帝”。

事实上，查理曼的“罗马皇帝”头衔，起因于家族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当他的兄弟卡洛曼病死之后，卡洛曼的妻子就带着儿子逃到了伦巴底——那是国王德西迪里厄斯的统治疆域，他不仅是意大利北部的帝王，同时还是查理曼的岳父——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欧洲的帝王们彼此之间都有着横向的血统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的纠纷更带有着浓厚的喜剧色彩。

德西迪里厄斯悲天悯人，收容了那一双孤儿寡母，并向罗马教皇控告了他的女婿，要求恢复卡洛曼儿子的继承权。教皇对此事件的态度极为暧昧，他在派人与查理曼协商的时候，提出的要求是将查理曼的军队指挥权划归在教皇手下——听起来这个方案好像跟德西迪里厄斯的控告没什么关系，但是查理曼却对这一要求给予了意义完全不同的解读。

查理曼认为此时的教皇正面临着严峻的威胁，这种悲壮的情感令得他义愤填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决不能坐视教皇陷入困厄而不加以援助。以教皇的名义，以耶稣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不论是以谁的名义，总之是法兰克的两路大军在查理曼的率领下，开始了对伦巴底的远征。德西迪里厄斯显然是不知道应该拿这个动不动就乱发脾气的女婿怎么办，只好把军队撤回到都城帕维亚，闭门不出，坚壁清野，与查理曼打起了消耗战。但是德西迪里厄斯最终未能消耗得过查理曼，经过一个寒冷冬季的围困，德西迪里厄斯最终放弃了，被查理曼押到了法兰克王国。

查理曼是一个遵守承诺的人，包括托斯卡纳在内的大面积土地从此划归为教皇管理，作为答谢与酬报，查理曼被教皇授予“罗马人的外国皇帝”的资格，并被封为“法兰克人与伦巴底人的王”，从此享有了罗马及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权力。

接下来查理曼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对付居住在德意志西北部森林中的野蛮人——撒克逊人。这真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民族，事实上，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征服德意志，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否则谁也无法令他们屈服。即使是愤怒的查理曼，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历时33年，血战18次，撒克逊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失败后卷土重来，万般无奈之下，查理曼只好求助于上帝的力量——强迫撒克逊人迁居并改信基督，同时册封撒克逊王维蒂金为撒克逊公爵——他就是日后法国卡佩王朝的先祖。

33年之久的撒克逊之战，除了成就撒克逊民族的名声之外，并无损于查理曼大帝的尊严，尤其是在他成功地击溃了匈奴人的威胁，甚至捣毁了匈奴人的行宫之后，他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

公元799年5月，教会内部发生了惨烈的权力争斗，教皇利奥三世遭到袭杀，仓皇之际逃往查理曼大帝的宫廷避难，并在得到查理曼大帝的支持之后，重新获得了权力。于是教皇赠送给了他罗马军旗，希望能够与他共同控制欧洲。次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大帝来到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正当他做祈祷时，教皇突然拿出一顶金冠，戴在了查理曼大帝的头上，然后众人齐声高呼：“奥古斯都·查理曼承上帝之命戴上金冠，上帝保佑罗马人的皇帝，并赐予他和平与胜利！”

查理曼大帝从此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

如此强悍的罗马皇帝，但在他获得此称号的10年之后，在目睹了维京人的船只如同乌鸦一般航行于英吉利海峡之时，他悲愤地落下了眼泪。

伦巴底的德西迪里厄斯没有能够让他落泪。

强硬的撒克逊人没有能够让他落泪。

残暴的匈奴人没有能够让他落泪。

但是面对维京人，哪怕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也只有落泪而已。

因为他的百万大军，面对着维京人的骚扰与攻击全然派不上用场。

连续性、自发性、个体性与无规律是海盗行为的特点，你当然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开——当他们的贪婪欲望满足之后，他们就会走开。但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来的是谁以及从何而来。他们就像是一群蜇人的马蜂，突然之间成群结队地从海峡深处冒了出来，当不可一世的查理曼大帝得知消息的时候，通常是在他们已经得手并离开之后。

查理曼大帝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建立一支初具规模的法国海军，在这方面的专业领域内，查理曼的智慧明显不如远古时代的希腊人。所以他仍然是把希望寄托在强大的陆军上，对登陆的维京人进行堵截包抄——既然他们来了，那就不要再走了。只有上帝才知道，维京人这种毫无规律的做客风格是多么让人讨厌。

公正地说，查理曼大帝不仅给西欧带来了安定，抵制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彻底地解除了匈奴人的武装，欧洲人甚至有着比这更多的理由记住他。但是强权维系的帝国过于脆弱了，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就走向了分裂，到了公元843年，庞大的罗马已经有了三个国王，他们都是查理曼的孙子，此后他们将带领着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艰难地与维京人相抗衡。

但这一次维京人占到了绝对的上风，这些维京人来自于另一个美丽的国度——丹麦，他们从丹尼维尔克突然出现，驾驶着橡木帆船向着弗里西亚群岛挺进。当他们来到的时候，查理家族正承受着他们独特的痛苦。

能够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原因只有两个：财产、爱情或是婚姻，至少在秃头查理这里所遇到的正是这样。

按照查理曼大帝的遗嘱，帝国由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公平地分配给了查理曼的长孙洛泰尔——他将拥有全部的帝国宗主权，但在洛泰尔的统治之下，他的两个弟弟丕平一世和路易分别拥有阿基坦和巴伐利亚。现在看起来这个分配计划并没有太大的缺陷，而且虔诚者路易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后来，路易还是修改了这个计划，这就为后来的欧洲发展增加了变数。

公元818年，路易的妻子去世，于是他又娶了巴伐利亚的尤迪丝，5年后生下了儿子查理。小查理那颗光秃秃的脑袋让路易怜爱不已，他决定把自己最贵重的礼物送给这个小儿子——也就是他的帝国。

但是路易显然忘记了，他已经将帝国送给了长子洛泰尔。面对着连个准主意也没有的父亲，洛泰尔认为是他应该负起责任来的时候了，于是他果断地发动了兵变，将虔诚者路易废黜，自己执掌了帝国的权力。

路易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决定改正。很快他又恢复了权力，并且将意大利分配给了洛泰尔。

但这样分配，对于年幼的小查理明显有失公正——路易正是这样认为的，于是他决定收回二儿子丕平一世对于阿基坦的继承权，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小儿子查理。

这一次轮到了丕平一世承担职责了，他说服了他的两个兄弟，再度掀起了叛乱，第二次废黜了他们的父亲。

这就导致了家族财产的第4次重新划分——9年之后，像前两次一样，“虔诚者”路易并不能保证这次分配的合理性，但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在这次分配方案出台后的次年就回到了上帝的身边。失去了他这个分配者未必是一件坏事，事实上，他只是把行即到来的战争向后推迟了一段时间而已。

日耳曼人路易联合他的异母兄弟秃头查理，向他的同母兄弟、皇帝洛泰尔一世发动了攻势，洛泰尔在丰特努瓦败北求和。次年，查理家族的兄弟们在凡尔登举行了家庭宴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寻找到了一个远比他们的父亲所能提供的更为合理的分配方案：

洛泰尔继续保有他的皇帝称号，获得中法兰西亚，这些领地包括了比利时、尼德兰、德国西部、法国东部、瑞士和意大利的一部分地区。日耳曼人路易获得东法兰西亚——莱茵河以东的地区。秃头查理拥有了西法兰西亚——法国被洛泰尔和日耳曼人路易分配所剩余的法国部分。

与这一合理的分配方案同时发生的，是数百艘来自丹麦的维京人沿易北河而上，进入了德国的汉堡，法国的鲁昂、图尔、沙特尔等地。

秃头查理的麻烦时代到来了。

维京人根本不去考虑秃头对于查理这样可怜的人来说是件多么苦恼的事情，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入西法兰西亚，杀死无辜的居民，活着的人被作为奴隶带走，所有的财物——只要他们所看到的——都被抢得精光。而且这一过程看不出来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实际情况是，事情越来越糟糕——无论是对于秃头查理，还是对于欧洲本身。

现在，人们已不仅对于查理的脑袋上还会不会生出毛发怀有疑问了，这个疑问已经扩大至查理的执政能力本身。除非查理能够像他的祖父查理曼大帝那样同时拥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否则他的地位将会不保。

我们知道，查理没有强大的海军，以后也不会有。

于是查理决定寻求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

比如说建立一个和平基金或是类似于此的方式。

于是历史就得到了“丹麦金”这么一个专用术语，它特指当时的欧洲人无力对抗维京人的入侵，只能用缴纳足够数量的赎金的方式，以便让维京人学习到一种更友好的处事方式。

秃头查理需要一些钱来帮助他实现这个计划。就在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丕平一世死后，秃头查理将他的侄子捉住，占有了阿基坦。但这些钱远远不够支付海盗的赎金，所以在他的另一个哥哥日耳曼人路易死后，秃头查理又进入了路易的领地，但这一次他的运气不是太好，被路易的儿子小日耳曼人打得落荒而走，并在次年后郁郁而死。

秃头查理留下来的烂摊子已经无法收拾，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维京人的前进步伐，他们深入到法国的核心地区，此后整整40年成为了法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7　欧洲的征战风格

维京人究竟是如何从成功的商人转化成为更为成功的海盗的，这或许只能去他们的宗教中寻找答案。

早在公元1世纪时，他们就开始了与罗马人进行贸易，当日耳曼人野心勃勃地征服罗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建立起了繁荣的商业城镇。考古学家断定，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岛海尔约就是维京人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他们所交易的货物主要是青铜制品与动物毛皮。

此后一段历史就是我们极力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代，除了结果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维京人坚信死亡不过是去往另一个美丽世界的行程，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显然海盗的生活模式更接近于他们的人生目标。

结果就是那些和气的维京商人在历史上神秘地消失了，世纪之初的人们不无惊恐地看到了一艘艘简陋的龙头船悄无声息地于大雾中出现，挺立于船头的维京海盗手持长矛战斧等传统武器，呼啸着从一片海域驶向另一片海域，他们所攻略的目标包括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俄罗斯乃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们的足迹无所不至——遍布欧洲各个角落。

他们大概花了二十个世纪的时间，终于成功地把自己从商人变成了海盗——从商人到海盗，再从海盗到殖民者，这其中还缺少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正如史前的罗马海战不过是为了维京人的到来进行预期的彩排，维京人的辉煌时代最多也只不过是为了近代史上的海洋力量的崛起作出铺垫。这其中，能否用信仰的力量击碎海盗们的矜持，使得他们投入文明——哪怕是野蛮的文明也好——的怀抱之中，让这些桀骜不驯的狂战士成为上帝最忠诚的护卫者，这对于罗马的基督徒们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这一任务的契因形成于公元9世纪初，历史学家仍然是以他们通常的风格勾勒了这一时代的变迁。正如我们在后来的文献中所读到的那样，这一时代的文明风格更多的是体现了爱情与征服的二律悖反。

在一次习以为常的征战之中，因其残忍嗜杀而闻名的“猎王”古德罗德杀死了阿格迪尔的国王及所有的王子，但是当面对阿格迪尔国王那美丽的女儿阿萨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猎王古德罗德遭到了爱神丘比特的暗算，一支柔软的无形之箭射入了他那颗狂羁的心。于是他决定采用更为传统而优雅的方式，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美丽的阿萨在他那无可抵御的雄性风格之前低下了头，于是猎王古德罗德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珍爱的猎物。

但是阿萨的屈服只不过是一个假象。

成为王后的阿萨却从未曾忘记古德罗德残杀她父兄的血仇，她在宫中秘密地豢养了刺客，把古德罗德的卧床变成了血腥的屠场。嗜杀如狂的古德罗德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征战中沦为了猎物，后世人确信王宫中曾经爆发过激烈的追逐战，古德罗德在进行了最后的徒劳抵抗后，被他忠心的仆人用长矛搠死。

阿萨接收了古德罗德的全部遗产，这当然是合法的。

阿萨女王之后，她的儿子“黑王”阿夫丹继承了王位，但看起来他的出现只是为欧洲历史上的爱情征战作一个简单的过渡，虽然他把自己的疆域治理得极其富裕，并使得邻近邦国对他切齿痛恨，但这只为他的继任者带来了深深的耻辱。

但当金发王哈拉尔德继位的时候，他还弄不清楚什么叫耻辱，他同样也弄不清楚什么叫爱情，因为他当时刚刚10岁。但是维京人并不因为哈拉尔德年幼就歧视他，相反，他们认为一个10岁的男孩子已经完全可以担负起他人生的使命与责任了。

于是维京人为他们年幼的国王配置了所有的娱乐项目，这包括了最擅长于插科打诨的小丑，会喷火和玩蛇的艺人，弹奏着单弦琴的歌手和吟游诗人，威武雄健的卫士与身材高大的摔跤手，然后是哈拉尔德国王发现自己生命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爱情。世所熟知的爱情童话无一不是源自于海盗的国度，王子与公主、或是王子与睡美人正是那些思维方式更接近于原始人的海盗们的梦想。也许，那些漂泊不定的维京人一生中所要寻找的，正是这个。

欧洲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美丽的传说，这是由特洛伊时代所承传下来的不朽诗篇。传说虽然不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却经常会构成未来的组成，至少在9世纪初，西海岸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传说，在挪威西海岸霍兰达王国中，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居达，她的皮肤像奶油那样白嫩，她的歌声宛如夜莺般迷人，血性方刚的哈拉尔德被体内过盛的雄性荷尔蒙冲昏了头，就贸然派出了使者，郑重地向居达公主求婚。

哈拉尔德的使者在居达的王宫门前遭到了冷遇，傲慢的居达公主在此之前或许从未听说过哈拉尔德这个陌生的名字——仅仅是不足一个郡的统治疆域，难道也配来向她求婚吗？居达公主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好奇：他为什么不在统一了挪威之后再来呢？难道居达公主的爱人竟然会是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吗？

据挪威编年史记载，养尊处优的生活赋予了哈拉尔德优雅的生活品位，他是一个美男子，身材健壮，有着一头漂亮的金色头发，又精于修饰自己，对服装及饮食极是挑剔。当备受羞辱的使者返回并把居达的傲慢与无礼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的时候，这位美男子若有所思地放下手中正在修剪的玫瑰花，陷入了沉思之中。

毫无疑问，人们普遍认为，居达公主的无礼对年轻的哈拉尔德来说，是其生命中的一次沉重打击。

事实也正是这样。

几天后，哈拉尔德从沉思之中恢复过来，他召集所有人并宣布：从现在起，他将不再为自己作任何打扮，而且，他从此也将不再修剪他的满头金发。除非，在他为美丽的居达统一了挪威之后，他才会这样做。

这绝对是一个满脑子浪漫的年轻国王！

但是他的邻邦却不会这样想。

为了向心爱的居达证明自己的真诚，哈拉尔德向北方的邻国发起了狂猛的攻势，他的战术迅速而有效，在被血火蹂躏过的大地上，海盗国王哈拉尔德的名声不胫而走。他那满头未经修剪的金发在风中猎猎飞舞，构成了一幕令人魂飞胆裂的恐怖画面。但这显然满足不了哈拉尔德对自己的苛刻要求，于是他决定选择西海岸完成他爱情攻势的精彩一战。

这一战几乎不存在任何“不精彩”的理由，因为正被哈拉尔德追逐着的是美丽的居达的父亲霍兰达国王埃里克。可怜的老埃里克逃到了西海岸的峡湾中，并在那里纠集起抵抗联军，试图为女儿的嫁妆作最后的争取。

最后的大决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地点位于斯塔万格。

老埃里克随同他的联军灰飞烟灭，终于成就了女儿最后的心愿。唯一的遗憾是，居达必须要和另外八位公主分享哈拉尔德的爱情，因为哈拉尔德在他的连续征战中获得了远比居达的预期要多的战利品。“在那个年代，所有荒芜之地都成为移民区，北欧本土卷起一场巨大的风暴，并席卷向海洋，在风暴席卷的沿途或留下一片废墟，或带来新生。”——挪威编年史这样描述哈拉尔德的时代，正是他的残暴战争与血腥统治导致了大批的维京人出逃海外，并最终成为了殖民时代的初期拓殖者。

当哈拉尔德决定修剪他的长发的时候，欧洲人在此发现了他们的机会。

8　驯服上古的喷火巨兽

欧洲人的机会来自于他们的剧烈创痛。

有史可查的创痛源自于公元787年的一天，英国的塞特海岸突然出现了几条陌生的龙头船，那应当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来自于海上的狂战士，但这仍然无助于他们从死亡中逃脱出来，狂战士疯子一样地冲上岸来，将他们视线所及的所有活动的物体全部砍倒在血泊之中，然后满载着一船船的战利品消失了。

英国人将这次事件视为维京人攻略英国的开端。

但是他们错了，真正的开端在6年后才真正地到来，那一次的惨痛使得英国人瞠目结舌，他们甚至无法意识到他们所遭遇到的恐怖事件。

维京人的盛世到来了。

忧郁的英国人对这一时代表露出毫不掩饰的恐惧，他们看到了陆地上卷起的狂风，他们听到了半空中的隐隐惊雷，在那刺目的闪电之中，腾跃出来的是一条喷火的巨龙。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他们所看到一切完全是超出了他们的常识之外。

来自于挪威的维京人洗劫了英格兰东岸中部的诺森伯里亚的林第斯法恩岛，而海盗们的目标正是岛上的一座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堂，类似于这种类型的建筑物从来与战争无缘，那里是上帝为罪恶的人类所划定的禁区，是人们灵魂最后的庇护所，对上帝的直接性攻击——哪怕是这种攻击来自于异教徒，这仍然会让虔诚的基督徒们感受到无比的震惊。

但是维京人显然不认为这种“正常的筹集”有什么值得震惊的，事实上在这些曾经的商人的词汇中，“筹集”与“劫掠”原本是同一个词。这种情形让我们倍加困惑，如果他们根本就无法区分劫夺与正常的商业行为之间的区别的话，那么他们在数百年前又是如何成为和气的商人的呢？

维京人显然不想解答这个疑问，他们在教堂里兴高采烈地追逐着教士们，将他们砍倒在地，活着的则用绳索捆绑起来，许多教士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们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这么赤身裸体地遭受到了羞辱。同样严重的事件是维京人对教堂的洗劫，几乎是挖地三尺，神坛被掘得面目全非，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被搬到了船上，而那些无法搬走或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则被毁于一旦。

林第斯法恩岛被洗劫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在维京人当中，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何种方式传递了这一“重要信息”的，这使得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有了更为精确的目标。

或许是为漫长的冬天储备更多的食物，公元793年此后的两年成为了海盗们工作最为繁忙的时候。北海和爱尔兰岛屿上的一座又一座教堂或是修道院遭到洗劫，教士们怀着不可名状的悲愤心情，把维京人对上帝的冒犯一笔一笔地记录在案：贾罗、蒙克威尔穆什、雷奇、圣帕特里克修道院和圣高伦修道院。但是海盗们显然不知道他们自己正在干什么，期待中的基督徒没有等到他们的悔改，洗劫的范围又进一步地扩大了，不列颠群岛的马恩岛列入了维京人“筹集”的名单之上，第7年轮到了贾罗南部的修道院，然后是苏格兰西岸。

整整300年里，维京人以他们特有的传统方式向上帝表达着他们的善意，他们喜欢教堂里的所有圣物，无论是纯金铸造的十字架，还是镶嵌着宝石的福音书，罗马人在向上帝表达自己的虔诚时是丝毫也不吝啬的。几个世纪以来，教堂与修道院里得到了大量的珍宝，现在这些东西的产权都转移到了挪威人的名下。

这些海盗大都是金发王哈拉尔德向美丽的公主居达表达爱情的衍生物，爱情的力量的确强大，这使得哈拉尔德认为，如果在他行经的地方留下哪怕是一条狗，都无以证明他的爱，同样的，如果有哪怕是一座村庄没有被焚毁，他的努力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哈拉尔德在他的爱情征战中杀光了遇到的每一个人，烧毁了每一座村庄。这种残暴的手段吓坏了当地的居民，于是那些幸存者纷纷逃向了欧洲，并选择了上帝的势力范围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野蛮血腥的哈拉尔德相比，维京人更喜欢教士们的坦率，这些上帝的仆人手中所握有的唯一武器是纯金的十字架，这降低了维京人的工作难度，让他们乐此不疲。束手无策的教士及信徒们进一步增加了进攻者的信心，使得他们一时难以摆脱这种诱惑——大批的信士教众被海盗们从教堂中掳走，被卖为了奴隶。

基督徒们在等待了300年后，终于认识到上帝已经把拯救他们的任务留给了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反抗，如蒙克威尔穆什修道院就在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击退了那些野蛮的挪威人，保护了教士及信众的生命。

这些反抗虽然规模不大，零零星星，但至少证明了一点，他们确实是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的：

当史学家们将历史用冰冷的技术模式切割开来，试图研究近代相续崛起的大国成因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忽略了一些更为本质的东西。

正如同驯服一只史前的喷火巨兽，如果欧洲人相信他们能够把奉行血腥与野蛮法则的维京人驯服为上帝的忠实信徒，他们当然也有理由继续这样做。

一个崇尚着完美爱情童话的民族没有理由不被驯服——他们对生命与爱的表达是如此直率真诚——更何况他们还有着强烈的荣誉感与尊严意识，前者是一个民族的未来，而后者则是他们未来的保障，将这种狂羁奔放的力量统御于上帝的手中，这就证明了上帝的力量无所不能。

完成这一项工作绝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这其间涉及人类的信仰、欲望、未来的方向与茫然中的选择，而且旷日持久，超过了任何一个人间帝国的寿命——这就是欧洲人早期的认知。

也就是说，欧洲人认识到，他们还需要等待更久。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忍耐宝剑莱夫之类的蛮荒时代继续延续。

9　传奇从这里开始

公元874年，挪威国内发生的一件事，导致了冰岛的发现及维京人生存状态的改变。

起因是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几名年轻的姑娘遭到了一个著名海盗首领的儿子的玩弄与污辱，这样的事情虽然并不是经常性地发生，但也绝不少见。它看起来更像是日常生活之中必不可少的景致，是海盗生活中的一部分——别忘了那是在野蛮的中世纪，而且是在一个海盗的国度里。

有几名少女的哥哥是挪威贵族英格尔夫·阿尔纳尔松，除此之外，英格尔夫的兄弟莱夫的未婚妻海尔卡也在其中。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英格尔夫和莱夫做了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轮到了对方该做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海盗首领决定杀掉英格尔夫和莱夫，就像这两个人杀掉了他的儿子那样。

英格尔夫和莱夫只能考虑逃离挪威，寻找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时候他们想起了流传于海盗之间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是十几年前由两名迷了路的海盗带回来的，据说在冰岛“每片草叶上都流淌着黄油”。这个传说的虚幻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两名海盗干吗还要不辞辛苦地返回到挪威？

实际情况是，冰岛位于格陵兰与挪威之间，为欧洲第二大岛，岛上有八分之一的土地覆盖着厚厚的熔岩和冰川，寸草不生。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英格尔夫和莱夫宁愿相信传说，毕竟他们没有更多的挑挑拣拣的余地。

英格尔夫和他的兄弟莱夫在经过一番惊险航行之后，如愿到达了冰岛，当时的岛上除了几名隐居修行的修道士之外，还没有人宣称对这座荒岛有占有权。于是英格尔夫兄弟在搭建起简单的木棚之后，兄弟两人就分了工，由英格尔夫负责全族人的迁徙工作，而莱夫，则去负责“筹集”一些必不可少的生活物资。

在爱尔兰，莱夫终于发现了他生命的伟大意义。几乎一日之间，他声名鹊起，无人不知，“赫约尔莱夫”或是“宝剑莱夫”，传遍了爱尔兰各地。之所以获得这么一个漂亮的名字，是因为莱夫不知从哪家修道院里弄到了一柄巨大的宝剑，爱尔兰人相信，除了天神或是魔鬼，没有人能够擎起这么巨大的一柄宝剑，这柄剑向来只是爱尔兰的一个神话传说，在圆桌骑士时代，这样的传说在欧洲各地都有许多。这么一柄圣物当然不可能是那些教士们赠送给莱夫的，在逼迫那些可怜的教士交出宝剑之前，莱夫还干了些什么，这是任何人都能够想象得到的。

挥舞着这柄巨大的宝剑，莱夫如同爱尔兰传说中的可怕魔鬼，袭掠了各地并从未遇到过像样点的抵抗。这柄宝剑的威力甚至超过了莱夫本人的预期，为了让自己的名声更为显赫而不朽，更主要的是开发荒芜的冰岛需要更多的人手，莱夫捉到了10个爱尔兰人，很慈悲地没有像往常那样杀掉他们，而是强迫这些人成为了他的奴隶。

带着劫掠来的丰厚物资，莱夫暂时饶过了爱尔兰，带着新征服的奴隶们返回了冰岛，并于冰岛的南端登陆。

但是冰岛似乎并不太欢迎“伟大的宝剑莱夫”。他们上岸后，发现附近一带寸草不生，凝固的火山熔岩构成了他们视线所及的全部风景。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不能在全部渴死之前找到饮水，欧洲或许会失去行将到来的传奇。

情形看起来似乎真的不妙，莱夫带着他的手下在火山熔岩间疲惫地穿行着，这个冰冷的世界死气沉沉不见丝毫生机，甚至连一滴凝结的露珠都看不到。莱夫终于绝望了，但认为他在这种情况下会忏悔自己的恶行绝对是异想天开，这家伙根本就不相信上帝。

但是上帝最终没有抛弃他。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解救了莱夫，很有可能他将这种幸运视为了自己过于伟大的原因，于是他命令劫掠来的10个爱尔兰奴隶与一头公牛并肩犁地。与一头公牛并驾齐驱，尽管是一头非常健壮的公牛，奴隶们仍然无法接受这一待遇。尽管在刀剑的胁迫之下他们只能忍气吞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状态能够持续下去。

终止这一状态的事件发生在一天清晨，顺从的奴隶们惊恐交加地跑来向莱夫报告。起初莱夫并不相信奴隶们的话，他对这些爱尔兰人始终抱有着强烈的戒心。但是当他走出卧房后，看到空空荡荡的牛棚及地面上尚未干涸的鲜血的时候，他确实无法怀疑了。

这就是说，在附近确实有一只棕熊正在游荡，现在，饥饿交加的棕熊显然发现了它的新猎物。这意外的情形让莱夫有说不出的恼火，但如果他对于冰岛的地理及生态情形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他就会知道除了北边有数量不多的北极熊偶尔出现之外，根本就没有一只棕熊生活在冰岛上。

但是莱夫不会知道这一点，也不会有人告诉他，他只能做他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做的事情，把他的手下人召集起来，佩戴着武器出发了，去寻找那只可恶的棕熊，替他唯一的公牛报仇。

莱夫带着他的人走入了一座山岬，这一带的地形是那么的幽深奇险，看起来里边躲藏着的不是一只棕熊，而像是一条会喷火的毒龙。

实际上探险者们所遭遇到的危险远比遇到毒龙更为可怕，当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巨大的悬石的时候，很是惊讶地发现，有两个人不见了。

于是他们回去寻找，不久后就找到了遇难者的尸体，但是尸体的数目比他们所要寻找的更多——他们的人数在持续减少。

这哪里是什么追猎棕熊！这分明是一场布置周密的猎杀行动，而猎物，正是莱夫及其手下。

当莱夫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他发现他的捕猎部队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这时候猎杀者们出现了。

那些爱尔兰人！

那些曾被他强迫掳为奴隶的人们。

愤怒的莱夫吼叫着，向着他的奴隶们凶猛地扑了过去，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会轻而易举地撕开对方的喉咙——如果他的巨剑握在手上的话。

可惜没有。

这个无恶不作的强盗头子就这么被他的奴隶们杀死了，考虑到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足够的认知，那一切不过是维京人惯有的生活方式而已——那么他仍然是一个英雄。

宝剑莱夫所有的财物全部落入了爱尔兰人之手，还有他的女人——包括了他的妻子海尔卡。爱尔兰人带着这些战利品向北挺进，途中他们发现了一座不错的小岛，岛上有着足够的清水，而且由于火山地脉岩浆的缘故，气候温暖适宜。于是爱尔兰人就在这里快乐地居住了下来——如果他们不是那么地急于享受他们的收获，而是走得更远一些的话，也许冰岛就会像未来的丹麦一样也成为童话的王国——维京人的生涯原本与那美丽的童话只有一线之隔，而现在，爱尔兰人却最近距离地接近了这一时代。

但是传说最终还是被终止了，这真是毫无办法。死者莱夫的哥哥英格尔夫正在环岛搜寻逃掉的爱尔兰人，虽然他的名声没有莱夫那么显赫，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家伙实际上远比莱夫更难对付。

英格尔夫最终找到了这座美丽的小岛，岛上的童话时代结束了，10个爱尔兰人为他们的轻率行为付出了代价，英格尔夫轻而易举地杀掉了他们，夺回了包括海尔卡在内的所有女人和财物。

此后英格尔夫在远离西海岸的地方居住了下来。选择这个地方，一方面是为了怀念他的兄弟莱夫，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带的地下水温高达180℃以上，高压将水蒸气喷射出地表，浓雾弥漫天空，混合着从间歇温泉和沸腾的硫黄水中冒出来的蒸气。比之于荒凉的四周环境，这里更适宜居住。

英格尔夫将这里称之为“雷克雅默克”，意即蒸气之港。我们对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陌生，这里正是今天冰岛的首都。

对于欧洲人来说，维京人多了一个栖身之地。对于世界来说，版图上又多了一个国家。似乎全部意义就在于此，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在年轻的维京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好战嗜血的旺盛精力，如果这些精力得不到释放的话，那未必是一件好事。

流放者与冒险家继续向西远航，欧洲意识到，他们也必须要加快对这些好战者的征服工作，如果欧洲人不能够抢在维京人征服欧洲之前完成这项工作的话，欧洲人将会失去世界。

10　从驯服到抵抗

无论是挪威人，丹麦人，抑或是瑞典人，维京海盗在他们的征掠进程中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列颠、冰岛、爱尔兰、英格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领土，只要他们的龙头船所至，就都被他们视为自己的所属疆域。海洋就是他们的原野，他们是这片天然草场的自由牧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对此从未曾有过疑问。

但有时候情形也不尽类同，如公元885年，由首领西格弗雷德率领着一支3万人之众的海盗兵团，于拂晓时分突然抵临巴黎城下。当时法国的执政者是“胖子查理”——他是秃头查理的儿子，一个庸庸碌碌的国王，法国人民对他说不出来的失望，所以为了恢复自己在臣民面前的自信，胖子查理统率大军远征意大利。这时候城中只有主教约斯兰和贵族纽斯特里亚伯爵，留下来守护巴黎都城的卫兵也只不过200人，与仅巨船就有七百余艘，狂战士3万人之众的海盗兵团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数量等级上。

但是法国人却是生来具有着强烈的荣誉感，明摆着，如果不是他们的国王胖子查理太过于无能的话，或许他们一生中也遇不到通过浴血捍卫自己的国都这样最能够体现出他们的荣誉与尊严的事情了。所以当巴黎人早晨起床看到塞纳河畔里挤得密密麻麻的海盗船桅杆时，他们甚至表现得比发现城中守军不过200人的海盗还要兴奋。

仿佛得到一个无声的号令，所有的巴黎人，不分老幼，全部行动了起来，他们涌向教堂和城墙，发誓要以自己的鲜血守护他们的国都，只要巴黎城中尚存一人，就决不允许海盗踏入城中半步。为了表明此战一往无前的决心，他们将巴黎前主教圣杰梅的心脏和骨骸摆放在堡垒周围，上帝知道，他们的决心是不会更改的。

巴黎人的冲动让海盗们困惑已极。

首领西格弗雷德无法理解这些平民的无知与冲动，他们有着数量超过3万的狂战士，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都曾令整个欧洲大陆闻风丧胆，但是在这里，在巴黎，狂战士的尊严与荣誉遭到了蔑视，这让他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愤怒，更多的则是一种屈辱与沮丧。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极度的委屈。

西格弗雷德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上帝证明，他对巴黎人是充满了友爱的，他此来并不想伤害这些人，只想“筹集”到足够的物资，然后起程前往法国的乡村度假。众所周知，法国南部的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景色优美，与海盗的故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法国人有理由热爱他们的土地，但是维京人也同样，甚而至于，维京人远比法国人更热爱这些，因为他们不在这里，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留在这里。

如果维京人想实现他们的梦想，进入法国的乡村，卢瓦尔河和塞纳河就是他们的必由之路。

而巴黎在这里。

阻拦住了海盗们的去路。

除非，巴黎人自己明智地放弃。

又或者，让狂战士们踏着巴黎民众的鲜血和尸体走过去。

西格弗雷德不希望选择第二个方案，那样做对他的良心来说是一种残忍的折磨，他只是一个善良的海盗而已，真诚地希望巴黎人能够不要再这样折磨他了。于是他请来了巴黎教会的守护者约斯兰院长，对他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求求你们把眼睛睁大一些吧，你们城中只有200名战斗人员，而我们拥有3万，难道你们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们来到这里，只是想得到我们必须得到的，请千万不要逼迫我们大开杀戒。

约斯兰主教告诉西格弗雷德：巴黎人是不会屈服的，任何时候也不会，这就是他要告诉这些维京人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西格弗雷德忧伤地叹息了一声，说道：“那好吧，上帝知道，我们维京人是多么地热爱生命与和平啊，让我们再退一步吧，在这里我向你们提出正式的请求，请允许我们通过到上游去，我们对巴黎不怀丝毫的敌意，来到这里只是路过而已。”

约斯兰主教回答道：“你们的请求被驳回了，在法兰西土地的任何地方，你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你们不仅不能通过，而且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对于巴黎人的冥顽不化，西格弗雷德表示了最大程度的遗憾：“好吧，既然你们是无视我们的尊严与荣誉，那么我们只能接受这一挑战。拂晓时分你们会听到响箭划破天际的声音，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我们踏着巴黎人的鲜血通过这里，战斗才会终止。”

战斗开始了。

随着海盗们的桅船上方一声响箭划破天际，数万名狂战士蜂拥而至，他们手持弓箭、长矛、利斧、投石器等攻城器械，将巴黎城围得水泄不通。巴黎城上守护的军民们在连天的嘶喊声中，将形形色色可以挪动的物体向着海盗们投掷过去。丹麦维京人以他们特有的悍勇猛扑过来，用铁器撞击城墙，巴黎人却早有所备，将滚烫的沸油和燃烧着的沥青倾倒下来，北欧海盗措手不及，于一连串的痛苦嘶号声中退开。

随后海盗们再度重重围困了上来，并选择了北岸低矮的塔楼作为突破口，试图从这个薄弱环节攻破巴黎城的防御阵线。双方在这一带展开了惨烈的搏杀，塔楼上下遍布着不计其数的尸体。无论是巴黎人还是丹麦人，都被这一状况激怒了，双方都以令对方心寒的勇猛不断地填补死者留下来的缺口。塔楼上是巴黎的老幼，塔楼下则是随着海盗兵团来到这里的北欧女人，这样一场战斗无论如何也太过于残忍了。

激烈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整天，夜晚来临的时候，巴黎城中大部分区域已经化为了火海，冲天火光照彻了天地，无论是城上还是城下，他们终于了解到了自己的对手——他们在任何危难的情形下也不会退缩，丹麦人，或者是法兰西人。

海盗首领西格弗雷德向巴黎人表示了敬意——他命令海盗兵团后撤，为了攻打这座注定了无法打开的城门，他们已经浪费了过多的人力了，现在他们决定改变战术，用一道深深的壕沟将巴黎这座孤城团团围困起来。

战争陷入了艰难的僵持状态。

时间持续了整整一年。

巴黎陷入了绝境之中，由于城中死难军民的大量尸体无法及时性处理，结果导致了瘟疫流行，而城外的海盗却只留下少量的兵力继续对巴黎进行围困，海盗的主力兵团则趁机进入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他们的日子过得倒是舒适惬意，富饶的法国乡村让他们流连忘返。

危急之际，城中的贵族首领奥多伯爵冒死越过城墙，赶赴意大利向他们的胖子国王求救。关于这位受人尊敬的伯爵此次求救之行，在法兰西有许多激动人心的传说。可以确信的是，奥多伯爵在路上确曾遭遇过维京人的追兵，一半是靠了运气，另一半则是仰仗了伯爵本人的高贵品德，因为他在守卫巴黎时表现得如此的英勇，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忍心毁掉这位伯爵的尊严与成就，所以奥多伯爵平安地抵达了意大利，向他们的国王发出了求救。

奥多伯爵从此成为了巴黎人的英雄与不朽传说，但是他们的国王，胖子查理——更适合些的称呼是查理三世，却把他的戏给演砸了。

胖子查理带着法国大军昼夜兼程地赶回来，于巴黎城外和丹麦人展开了血战。如他的前任一样，这位国王的能力和地位遭遇到了北欧海盗的强力挑战，将他无法取胜的原因归结于他过于肥胖，这明显缺乏病理学的依据。但是，胖子查理表现得非常令人失望，让包括了北欧海盗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可名状。

眼见他无法赶走丹麦人，胖子查理决定向维京海盗献出700磅黄金作为送别礼，请丹麦人自己离开。丹麦人接受了这一提议，但却认为胖子查理的选择无异于是对那些浴血保护巴黎的军民的亵渎。

当然，巴黎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胖子查理失去了他所有的支持者，因此而下台。英雄奥多伯爵取代他成为了法兰西的新国王。但与此同时，查理曼帝国也彻底地瓦解了。

在历史上，查理三世不仅被称为“胖子查理”，同时他还是“昏庸者查理”及“傻瓜查理”，总之是不受他的人民欢迎。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正是查理三世的昏庸和无能，才成就了法兰西日后的辉煌。

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只要回想一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为法国赢得荣誉的诺曼公爵，和他统率的诺曼底战士们。

他们，正是北欧海盗的后裔。

11　被驯化的圣坛守护者

查理三世在丹麦维京人西格弗雷德的海盗兵团面前吃了大亏，引起巴黎民众的不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查理三世的麻烦还远没有完结，挪威海盗罗洛给他带来的已经不能再称之为烦恼了，那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当时维京海盗在地域掠夺中是有着明确分工的，挪威海盗主要负责对北方岛屿的掠夺和侵占，而丹麦维京人主要是攻打法兰克王国。罗洛作为一个挪威人，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来和丹麦人争夺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权的，事实上罗洛本人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这样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这或许只能用宿命来解释——诺曼公爵注定了属于法兰西，无论是荣誉，还是耻辱。

罗洛虽然出身于挪威的贵族家庭，是罗格瓦尔的儿子，但是他的尊容却不是那么体面，据说他长得四肢短而粗，大腹便便，举止笨拙，模样就像只黑熊，又像是粗笨的工头一样，所以人们便称呼他为“工头罗夫”——罗夫，这才是他真正的名字。

挪威国王——金发王哈拉尔德——他因为向霍兰达王国的公主居达求婚遭拒，愤怒之下起兵统一了挪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正义感的人”，甚至在他怀着神圣的使命感对邻近公国进行烧杀劫掠的时候，他也一直认为自己是道德的化身，对此他从未怀疑过，在他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金发王之后，他就更坚信这一点了。

哈拉尔德憎恨一切海盗行为——只要不是他干的，他就不喜欢。因此他提出：任何形式的劫掠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指令，否则将遭受到最严酷的惩罚。

这就是哈拉尔德的法律。而且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允许任何人违背这条法律。

但是“工头罗夫”却不把国王的法律放在眼里，或许是他认为自己的父亲罗格瓦尔是哈拉尔德的亲信，即使他违反了法律，国王也会宽恕他吧？所以工头罗夫在海外漂泊，过了一段惊险刺激的海盗生活之后，带着大批“筹集”来的财物回国向人们炫耀。

哈拉尔德对于工头罗夫公然违抗他的命令与法律一事，非常恼火。在一次司法会议上，金发王宣布：像罗夫这样毫无人性的海盗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挪威的法律，罗夫必须要接受惩罚——驱逐出境。罗夫的母亲听到消息后亲自赶到王宫，替自己的儿子向金发王苦苦求情，但她的求情来得太迟了，出于国家的尊严，哈拉尔德不可能收回他在司法会议上的决定。

罗夫黯然离开了自己的生身故土，去他最热爱的海洋中寻找他的生活目标，他找到了一伙丹麦维京海盗，他们热情地欢迎罗夫的到来，从此他就跟着这伙海盗乘坐着龙头船，出没于苏格兰、英格兰、佛兰德和法国等地的海域，20年后，他终于成为了大名鼎鼎的罗洛。

他的手下有几十万人，超过了当时许多国家的陆军总人数，这些海盗多数都是丹麦人，但是这些丹麦人却相信，挪威人罗洛会把他们的生活希望带给他们。

罗洛没有辜负丹麦人的期待。

公元885年11月，他在法兰克福称帝。

法兰西国王胖子查理对这个带着丹麦人却来到他的国境中称帝的挪威人非常恼火，更恼火的是罗洛带着他的丹麦追随者在法国沿海不停地骚扰掠夺。于是胖子查理拖着自己肥胖的身躯，忍受着心血管疾病的困扰，骑上战马统率法兰克大军追至夏尔特尔，想把罗洛赶走。

上一次是在挪威，罗洛被金发王哈拉尔德赶走了。但是这一次，胖子查理的努力却不会有任何效果了，罗洛决不会允许任何人随意地驱赶他了，他受够了。

双方展开了拉锯战，罗洛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他手下的战士也和他一样抱着强烈的信念，他们喜欢这里，他们永远也不会离开这里。

就是这样。

长期的战争让胖子查理心力交瘁，他是一个亟待治疗的肥胖症患者，这种乏味的征战对他来说简直是比地狱里的炼火还要痛苦的折磨。

而且，胖子查理还是一个宽厚温和的人。

所以他决定妥协。

胖子查理伸出的橄榄枝对于罗洛来说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和平！

上帝作证，罗洛是一个真诚的热爱和平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不惜改信基督。

维京人终于成功地把他们的尊严、荣誉以及冒险精神注入了法兰西的灵魂之中——或者说，强大的基督教义以它那潜移默化的神圣感召力，终于成功地将这只来自于蛮荒冰界的喷火巨兽驯化成为圣坛下的忠诚守护者。

胖子查理宽容地承认罗洛从此成为他的封臣，允许其占有部分疆土，并把纽斯特里亚的部分地区——如果说到诺曼底，或许我们更会熟悉这个名字——同时授予罗洛诺曼底公爵的称号。从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这里获得了合法的居住权利，而作为交换条件以回报胖子查理的宽容，罗洛及其他手下的几十万丹麦维京人从此发誓信奉基督，采用法语，放弃其海上的不轨行为，其军队也将改为法兰克式的骑兵作战方式。

从此，这些名声不雅的维京海盗正式成为了诺曼底人，成为了耶稣旗帜下的圣骑士——此后我们会经常听到他们的名字，他们那些激动人心的传说构成了法兰西传奇的重要部分——所有的骑士们得到了他们的国王送给他们的武器和马匹，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海洋，相反，他们把法兰西这个民族带向了行将到来的海洋文明时代。

诺曼底公爵娶了一位高贵的伯爵女儿波帕，并广设教会与隐修院，弥补他们的先祖此前的冒失行为。无论法国当地人以何种态度对待他们的到来，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在他们那视战士荣誉比之于生命更宝贵的灵魂之中，充斥着的是一种奔放的力量，遥远的西亚地区正在期待着他们，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12　海洋上的竖琴手

有些人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件事，都只能接受这种情况。比如说北欧人伊瓦尔，他就是一个历史学家们不愿意提到的人，但有时候，你还必须要提到他。

作为一名北欧海盗的首领，伊瓦尔称得上生逢其时。在他因为作战勇猛善于统御部众而闻名遐迩的时候，英国恰好遭遇到了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于那些急于拓疆的北欧海盗而言是难得的好机会，独有伊瓦尔不以为然。

这一段历史是英国从战乱走向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契因，种子就是在这个时代播下，收获的季节遥遥无期，而且战乱影响了人们的安居生活，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当时英国分裂成为了肯特、萨塞克斯—南撒克逊、韦塞克斯—西撒克逊、埃塞克斯—东撒克逊、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和麦西亚七个小王国。过多的王国带来的是过多的君主，无论是君主自己，还是他们治下的人民，都不喜欢这一点。所以七个小王国都急于以各种方式——战争、谈判、宫廷阴谋与秘密收买等——快一点统一英国，以便能够腾出手对付步步紧逼的北欧海盗。

这种国家治理的中间状态一度使得英国成为了海盗们的天堂，大批的北欧人趁此机会蜂拥而入，想得到远比他们期望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他们已经得到了，七个小王国谁也没有力量独自与海盗相抗衡，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以金钱换取和平，通过支付贡品的方式让海盗们暂时退兵。如果能够不通过战争的方式而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个方案也未必会遭受到海盗们的反对，只不过，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于，王国的丰厚贡品让他们对这些君主们的国家统治与领导能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质疑。

那个终将走入我们视线的人——无骨者伊瓦尔，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出现了。

伊瓦尔没有像别的海盗那样急于进入英格兰，去分享那丰厚的贡品与胜利的尊荣。相反，他率领着他的战士们却躲回到了冰岛，并在那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训练，直到他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一支足可以统一英格兰的正式军队的时候，他这才缓缓而来。

他来得虽然迟了一些，但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他的声名却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流传开来，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以后更漫长的历史时间段中，他的名字还具有着一提起来就令人切齿痛恨的强烈效果。

公元865年，包括无骨者伊瓦尔在内的几个北欧海盗首领经过协商，决定联合入侵英格兰，他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异教徒军队”，旗帜北指，不久就征服了诺森布里亚，包围了麦西亚王国，然后海盗联军进入约克和诺丁汉安营扎寨，甚至已经到达了伦敦和剑桥。

英格兰的地方首领按照他们传统的老办法，打不过就收买，承诺他们愿意向海盗们支付大笔的金钱，以换取撤军，以往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海盗们的回应——他们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这一次情形却截然不同。

无骨者伊瓦尔对英格兰各王国的“卑鄙收买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事情很明显，英格兰人不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他们需要他——需要无骨者伊瓦尔的智慧来帮助他们，以便让这些撒克逊人生活过得更美好。

就是这样，伊瓦尔想得到英格兰的统治权力。

如果不是伊瓦尔的海盗军队中爆出“乱箭门”事件的话，历史学家猜测，伊瓦尔真有可能达到他的目的。

但是，海盗们在战场上缺乏束缚，缺乏对于生命价值的最基本的尊重，这使得伊瓦尔对自己的希望迅速地走向了反面。

要知道，伊瓦尔的士兵都是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征召来的北欧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正处于蒙昧时期，文明与道德的感召虽然时刻在他们心中，但正处于交战状态中的军队显然不是回应这一感召的时候。相反，伊瓦尔得到的是嗜血的兽性，也只有这种黑暗的力量才能够帮助他达成目标。

但是罪恶就是罪恶，任何时代都不会为人们的良知所容。同样的道理，战争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战争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罪恶，而是为了终止罪恶。所以，当伊瓦尔的手下捉到东盎格利亚的国王埃蒙德，并把这位可怜的小国王绑在树上，用乱箭射死之后，海盗们的这一令人发指的恶行立即引发了英格兰人的残酷报复。

情绪激动的英格兰人失去了控制，他们将捉到的北欧海盗剥皮之后，把人皮钉在教堂的门上。激烈的对抗使得伊瓦尔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行为使他越来越偏离自己的目标了。

失落的伊瓦尔孤身一人返回了爱尔兰——那里至今仍然是海盗们的天堂——把他弄出来的烂摊子留给别人来处理。此后丹麦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恢复了友好之后，唯独伊瓦尔没有能够获得谅解，作为恶性事件的标志者，世世代代他将继续付出更多的代价。

但在当时的局势看来，无论伊瓦尔离开还是留下来，英格兰的命运似乎都已经无法改变了。

公元871年，丹麦海盗占领了伦敦，英格兰人已经走到了他们希望的尽头。

他们注定了无可救赎！

除非出现奇迹。

英格兰人虔诚地祈祷着，他们相信上帝是不会抛弃他们的。

就在这种近乎绝望的气氛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听到了那天际飘拂而来的竖琴声。

不论你是否熟悉欧洲的历史，但你不可能不熟悉这优美的琴声。阿尔弗雷德大帝，尽管这个名字在当时乃至后世早已是如雷贯耳，但在当时，人们对他了解最多的，只不过知道他是一个演奏高手。

这位年轻的贵族还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发明家，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牛角灯和计时蜡烛就是他的发明。除此之外，他还是热心于启迪民智的教育家。他仿照查理曼大帝的做法开办了宫廷学校，还主持编纂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正是这部书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历史。如果不是他的缘故，在那段特定的时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恐怕还是我们至今研究探索的课题。

我们知道的是，那时候的欧洲王室正致力于民族智慧的启迪，《自然区分论》一书的作者约翰·司各脱曾接到法王查理邀请前往法兰西，并被任命为宫廷学校的校长。查理王死后，约翰·司各脱被阿尔弗雷德聘到英格兰，出任了玛姆兹伯利修道院的院长。

我们对这位功业至伟的人间帝王了解得太少了，至于无骨者伊瓦尔，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只知道，阿尔弗雷德大帝19岁时参军入伍，跟随他的哥哥艾特尔雷德一世前去援助麦西亚的伯格雷德作战，此后他还曾在韦塞克斯抵抗过丹麦海盗。后来艾特尔雷德去世，阿尔弗雷德便继承了王位。

事实上，无论是想获取英格兰统治权的丹麦人伊瓦尔，还是他的竞争者，谁也没有留意到英格兰西南部撒克逊人的韦塞克斯王朝这位年轻的国王意味着什么，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确切地点是在埃丁顿。那天夜里，一支秘密军队仿佛从浓雾中突然钻出来，趁夜袭击了丹麦人的军营，这对丹麦人来说绝对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英格兰人所表现出来的懦弱与卑怯实在是太令他们刻骨铭心了。而且——最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从理论上来说袭击他们的这支军队是不存在，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他们不是萨塞克斯人、不是埃塞克斯人、不是诺森布里亚的军队，他们跟东盎格利亚没有关系，他们也不是来自于麦西亚。

那么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一点儿没错，他们来自于韦塞克斯-西撒克逊，他们是年轻的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军队。

正像无骨者伊瓦尔所干的事情一样，阿尔弗雷德也秘密地训练了一支军队，并一改此前英格兰诸公国在海盗的攻击之下被动防御的常规状态，突然向海盗们发起攻击，伊瓦尔及其他海盗首领们终于遭遇到对手了。丹麦人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次意外的胜利令得已近绝望的英格兰人精神为之一振，上帝果然没有抛弃他们，阿尔弗雷德大帝，他在这里，难道这不是上帝给欧洲人的启示吗？

这一次重创令丹麦人目瞪口呆，整整过去两年他们才意识到所发生的事件，臭名昭著的无骨者伊瓦尔已经失去了他的追随者。这一次，由海盗首领古特伦统率强悍的狂战士再一次席卷重来。

丹麦人志在必得，他们一定要得到英格兰北部的大片地区和东部一带，即从泰晤士河口到爱尔兰海，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得到这些，如果英格兰人不允许，那么这场战争就只能旷日持久地打下去，维京人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他们将不留后路，不计一切后果和不惜一切代价！

他们知道英格兰人是不会妥协的，所以他们只能如此。

但是，让维京人始料不及的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愿意全面接受他们的要求。伴随着这一系列实质性让步的，是英格兰军队持续对丹麦人发起猛烈攻势——这就意味着，海盗首领古特伦也必须要拿出他的诚意来，至少，他要向英格兰人表明他们的和解愿望。

现在轮到古特伦让步了。

为了维京人的未来，古特伦愿意对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善意作出任何让步——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们来到这里，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吗？

古特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恳请阿尔弗雷德大帝做了他的教父。

从此维京人与英格兰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又一只暴烈的史前怪兽被驯化成为了基督旗帜下的圣战士，阿尔弗雷德大帝不仅为英格兰人民带来了和平及富足，更将未来慷慨地赐予了他的人民。

13　被占领的俄罗斯

欧洲的艰难磨合远未完结，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功勋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了所有的问题，此后不久——100年后——丹麦人还将卷土重来，他们将成功地夺取英格兰的统治权力。当阿尔弗雷德大帝走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的蛮横无理了。

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了挪威的维京人和丹麦的维京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把狂战士的尊严与荣誉撒满了整个欧洲——近代世纪将相继崛起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意志，诸多国家的民族精神与意志都曾经过他们的重新锻铸。

这一历史事件与列强的相继崛起之间，是否存在着连带关系？

目前我们还不能够妄下结论——任何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历史并没有完结。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狂战士维京人所据有的国家不仅仅限于挪威与丹麦，还有瑞典。

对了，还有瑞典。

当挪威人和丹麦人在欧洲主张他们的权力的时候，瑞典的维京人在干什么？

他们在俄罗斯。

他们征服了俄罗斯。

不对，确切地说，是维京人建立了俄罗斯。

甚至连俄罗斯这个名字，都是源自于维京人的一支——罗斯人！“罗斯”，是早期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基辅人对瓦朗吉亚人的称呼，意思是“精于航海的人”。

西方史学界认为，罗斯原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瑞典人，原为瓦朗吉亚人的一支。最早的时候——或许要早在基辅立国之初——这些瑞典人从波罗的海沿岸向南迁徙，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第一个俄罗斯国家。

有关这一点，俄罗斯的一些强硬的民族主义学者是坚决不予认同的，他们的观点是，基辅公国是东斯拉夫人自己建立的，跟瑞典人没任何关系，只不过，基辅公国曾遭到了来自于瑞典的瓦朗吉亚人的侵略和占领而已。

那么历史的原貌到底是什么情形呢？

事实上我们都明白，弄清楚这一点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性质的帮助，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维京人在这里——包括俄罗斯在内，那曾先后在世界格局中耀武扬威展示其旺盛斗志的民族，其血脉中都流淌着维京人那不羁的血液。

那支神秘的种族——北欧的海盗们似乎生来就将自己视为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强行进入了欧洲，同时他们深入俄罗斯的腹地，把原属于斯拉夫的城市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变成了他们的堡垒。

他们甚至比哥伦布更早就到达了美洲，所凭借的工具不过是橡木帆船——这一点史有定论，不容置疑！

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个无法想象的艰巨旅程的呢？要知道，从瑞典到拜占庭的旅途之中，每一步都充满了血腥与死亡，那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死亡之旅，却是维京人的嗜好与乐趣。也许他们只是把自己视为单纯的商人，但我们都知道，即使是最可怕的远征军，表现得也不如他们那么专业。

他们每行进一步，都要在沿途安扎有战壕的军营，修筑防御工事，设立传递千里的驿站。从瑞典到俄罗斯，这些军营与驿站如同两个巨大的蟹螯，沿两条线路死死地钳住了斯拉夫民族。

一条是顺第聂伯河南下到达黑海——即君士坦丁堡所在地的最远端；另一条水路是沿着维斯拉河，直达德涅斯特河和黑海。

除了这两条主干线，瑞典的维京人还违背交通法则在世界的草坪上踩出了一条小路——从伏尔加河南下，到达里海，并以此为入口，进入阿拉伯世界。

还有一条路是为了到达位于俄罗斯腹地的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的源头。瑞典人必须先渡过波罗的海，并且要在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河流间的陆路上进行长途跋涉，为此他们所使用的船只要比一般的长船更小一些。当时的记载将这种船称为“独木舟”，仅“用一根树干制成”。船上有小帆，在顺风航行时，可以作为桨动力的补充，同时这些船也必须足够轻便，以便于在陆地上快捷地拖曳或搬运。

在维京人的眼中，世界就是一片任由他们纵横驰骋的辽阔海域。公元907年，由瑞典人所占据的基辅公国——留里克王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奥列格率领2000艘战船，8万兵力，进攻君士坦丁堡。征途中，一座巨大的山脉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奥列格随即下令把船拖到岸上，抬起船身，给船安上轮子。等到了顺风的时候，所有的战船全部鼓足风帆，如同巨大的战争怪兽一样行驶在陆地上，向着君士坦丁堡发起了强攻。

陆地上的帆船战队，足以将拜占庭人吓得魂飞魄散。没有人能够同这样一支军队作战，奥列格因此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战争赔偿及贸易特权。这些东西我们陌生吗？

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早在无骨者伊瓦尔肆虐英格兰、工头罗夫却在法兰西与胖子查理决战于诺曼底的时候——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而瑞典维京人留里克却接到了东斯拉夫人的热情邀请，这是因为东斯拉夫人受困于自己内部的长年征战杀伐，早已是疲惫不堪，他们希望能有一支稳定性的力量恢复当地的治安。那些远道而来的瑞典商人驻扎的坚固堡垒留给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们认为留里克完全能够给他们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和平。

留里克没有让他们失望，他抵达之后，很快就以武力弹压了当地骚乱的各派势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王公。此后这支由狂战士组成的军队经水路顺流而下，占领了基辅。他将留里克王朝的统治中心由诺夫哥罗德迁至基辅，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随后，基辅罗斯征服了周围各部落，包括波利安人、伊尔门湖地区斯拉夫人、拉季米奇人和克里维奇人，其统治者开始称为大公。而留里克的继承者奥列格则继承并光大了留里克的功业，将维京人的荣耀推展到了极致。

14　拓展主义者的发展模式

在涉及维京海盗对当地的侵犯行为时，编年史作者不断提到的一个词是“贡品”，而在法国，这个专用词语有时候还会用“丹麦金”替代，偶尔——只是在偶尔的情形下，他们也会提到维京人所提出来的贸易主张——通过军事行为征服对手，而最终的结果体现为商业行为，这是我们在近代殖民主义者身上屡见不鲜的行为模式。

事实上，此后的西方诸强正是沿承了维京人的这一生存模式不断地开拓他们的疆域，对这一行为我们有一个广为熟知的说法——殖民！

如果我们把美国称为“新殖民主义者”，把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等称为“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所描述的正是“原始殖民主义者”维京人，或是殖民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强大的发展力量的契因及缘由。

通常情形下的历史研究几乎成为定律，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历史的发展切割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古代史、近代史及当代历史研究及观察。这种研究方式并无不当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要为近代史的事件寻找契因，却只局限于本领域之内的话，那就有可能忽略掉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固有行为模式。

切断历史，带来的是研究结果远比研究过程更令我们迷惑，在世界格局内考虑抛弃旧有的靠掠夺模式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做法的时候——这种行为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也注定了不会获得包括自己国民在内的更多民族的认可——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找到最本质的内在：

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形成了当今世界这多变的格局？

殖民——或是掠夺，这只是外在的基本表现，其促成一个民族走上这条道路的内在契因，我们已经通过解读维京人的生存和发展模式找到了：

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与荣誉感，这种尊严或是荣誉，纯系出自每一个个体的，而在整体上则聚合成一种强大到了令人生畏的力量。当维京海盗列队走上舷板，与对手进行一对一的搏杀较量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不能不联想起武士道的精神之地——日本，这是远古的维京海盗所没有涉足的地方，其内在的力量却表现得如此惊人一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世界上还能有什么东西能够维系一个民族的荣誉与尊严呢？

荣誉或尊严是世界是每一个民族所共有的内在精神力量，如果我们说维京人拥有这种荣誉与尊严感，固然是合乎史实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高贵的品德从其他民族身上剥离开来——这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这种高贵的品德是如何构成了海盗的行为模式而却没有令其他的国家与民族富强起来——以非法侵害为手段进而剥夺他人财产和生命权利的现象，这是早期人类文明蒙昧时代的共同特色，但是，历史上再也没有像海盗这样的非法武装，维系其海盗团伙的竟然是契约的力量，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吗？

我们确实有理由感到惊讶，历史上的海盗拥有一个共同的可憎面目，他们抢劫的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地将抢来的财物挥霍一空，而后急切地寻找下一个目标。但是，一旦这些嗜血如狂的海盗走上甲板，他们就必须要签署一份“劳务合同”。

早期的维京海盗要向他们所信奉的神宣誓遵守命令，而中世纪的海盗则是把他们的手按在《圣经》上宣誓——这让我们联想起新牌的殖民主义者所干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模式3000年以来就不曾改变过！

有一些海盗“合同的善本”不明原因地流传至今，这是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事情。

1719年至1722年，英国海盗巴托罗谬·罗伯茨和他的同伙曾经签署过这样一份文件——这一文件流传甚广，甚至已经构成了“海盗文化”的一部分：

1.每个船员都有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只要一抢到新鲜的食物和含酒精的饮料，每个船员都同样有权得到它们。

2.每个船员都应当以预先决定的次序被叫到被捕船只的甲板上去，以便他除了自己的一份战利品外还能获得一套新衣服。

3.船上的人一律不准用纸牌或骰子赌钱。

4.灯光和烛光都要在晚上8点钟熄掉。凡是想要继续喝酒的人，都应当在甲板上喝酒。

5.每个船员务必使大炮、手枪和马刀保持清洁和完好无损。

6.禁止女人和孩子待在船上。把乔装打扮过的女人带上船来的人应当被处死。

7.擅自离船或离开战斗岗位的人要被处以死刑或被抛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岛上去。

8.船上禁止打架。所有的争吵都应当在岸上用马刀或手枪来解决。

9.在每个船员尚未收到自己那份1000英镑的基金时，任何人也无权离开协会。

10.在打仗时失去手足或变成残废的人可从公款中获得800元；受轻伤的人得到的钱也较少。

11.船长和航海长在分战利品时得到两份。

12.乐师们每逢星期天都可以休息，而在其余的6天里，他们都应当奏乐供船员们消遣。

违反任何一条规则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直到被放逐到无人居住的海岸上或被处以死刑为止。

除了这份奇怪的“劳务合同”，海盗们拥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规则，甚至拥有自己的信仰。正是这样一些东西才让这些臭名昭著的海盗们在烧杀掠夺的时候还能够时刻不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狂战士的“尊严”。这种尊严与荣誉是建立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虽然他们是那样的邪恶而不尊重他人的性命，但这种不尊重源自于他们的信仰而非他们的行为本身——正是这种与海盗行为极端背离的契约精神，却构成了维京人生生不息、世代传承的根基。

道德与规则无关，这是维京人带给欧洲的财富——或者这种观念原本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是这一准则界定了两个极端的重合：前者是明显缺乏正义的暴力行为，后者则是人性中最具光明的一面，这两种东西如此矛盾地纠合在一起，足以构成一幅现代文明社会的奇观。

正是这种力量促成了一个又一个民族的崛起，表面上看来，这种崛起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技术力量的领先，而内在的精神与思想却往往被人所忽视。这种本质性的忽视带来的是结果的迷茫——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也就无法阻止或仿效。

我们不会阻止任何人，我们也不会仿效任何人，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到诸多民族崛起于列强之间的内在契因以及契约精神所保障的尊严与荣誉。这就是我们想要弄清楚的：究竟是这些品质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崛起的民族，还是那些民族的崛起赋予了他们尊严、荣誉与自信？

这，正是需要我们弄清楚的。

第二章　葡萄牙——一个成长的寓言

1　与豆蔻无关的故事

关于近代史，关于制海权，关于大航海时代，关于好望角，关于伊比利亚半岛，关于从这座极不引人注目的半岛中诞生的庞大的贸易帝国——葡萄牙，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纯物质的传说：

一切都缘自香料。

还有黄金。

或者，还有以基督的名义所进行的海域扩张。

我们相信，正是因为威尼斯商人失去理智地疯狂哄抬物价，以及被摩尔人所掌控了海上贸易权，才导致了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我们相信，促动殖民者不惜身家性命冒险进入未知的海域，是出于对黄金的渴望——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那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辞——他告诉欧洲人说，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尤其是日本，黄金堆遍地都是，以致人们都不知道应该用这么多的金子来做些什么了——如果说这种描述还不能引起人们的渴望，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们相信，欧洲人与摩尔人，穆罕默德与耶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二者之间的搏杀一日也未曾止息，见证历史的是这两大教义，它们之间不断引起争端与杀伐，时至今日战火犹未止熄。

这些观念已成定论，但很少有人留意到，把这些观念强行塞入我们脑子里，都是弥尔顿爵士的功劳，后来的史学家或其他方面的研究学者不断地重复这一结论，如美国人马汉博士就在他的《制海权》一书中将葡萄牙的迅速崛起与没落归结于上述两个原因。

而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弥尔顿爵士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英国人，他在1610年的殖民活动中于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港惨遭土耳其人的劫掠与囚禁，时间长达3年之久。此后他回到英国，撰写了一部《豆蔻的故事》，正是在这部书中，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欧洲人是如何腌渍肉制品的，而胡椒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何等的重要。

弥尔顿爵士的描述带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欧洲人对于食物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嗜好。如果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胡椒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也许根本就不会存在欧洲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尽管欧洲历史上的确曾发生过“胡椒战争”，但欧洲人在寻找食物的替代物方面的智商被描述得如此之低，恐怕这一点连弥尔顿爵士自己也会不以为然。

更何况，将大航海时代的契因简单地归结于胡椒或是香料，却没有注意到胡椒或者香料，只不过都是大航海时代的结果，这种思维无助于我们理解海权时代何以会让葡萄牙率先暴发，而昔日那些庞大的贸易帝国又是如何衰落的。

有关伊比利亚半岛的崛起——葡萄牙从立国到确立其海上霸主的地位，仅仅花费了500年——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解释，有的从葡萄牙国内的制度说起，有的从地理方面寻求解释，还有的将葡萄牙的崛起归结于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这些解释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无懈可击，而它唯一的缺陷就是无法用以解释为何其他的国家未能崛起。

所有的这些解释，都不是葡萄牙一国所特有的，包括地理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中都能够让我们找出其应该“崛起”的理由。至于国内制度与“日益激化的矛盾”，这个理由的牵强性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矛盾？又有哪个国家的矛盾不曾“激化”过？有矛盾就一定要“崛起”吗？何以有的民族会因为内部矛盾衰落甚至消亡，而有的民族却“崛起”了呢？而率先崛起的却是葡萄牙，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回到葡萄牙自身上来寻找原因了。

我们缺少的不是解释，我们缺少的是合理的解释。

学术界的解释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如果这种解释根本无助于帮助我们弄清楚事情的真正起因的话，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解释。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行为模式，有其特定的内在文化基因。葡萄牙人于崛起的刹那又迅速没落，这昙花一现的辉煌究竟标志着什么？只有最后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最应该弄清楚的，否则，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将始终陷于循环逻辑的论证之中。

当一切与人无关的解释无法令我们信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人本身。

所以我们需要从葡萄牙人的传统行为模式说起，正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一样。

2　传奇人物与传奇时代

从一开始，伊比利亚半岛就是一个为浓郁的传奇色彩所笼罩的世界。

有些人的名字远比他的民族更广为人知，当历史学者及考古学家们徒劳地到处寻找关于这个特定民族存在的证据时，一些人的名字却早已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景仰。

就像汉尼拔。

除了专业学者，很少有人知道迦太基人，而知道这个民族曾与古希腊人、后来是古罗马人陷入过长年的地中海贸易权争夺战的人更多。但是很多人却从不同的方面听到过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名字——汉尼拔。

汉尼拔更多地属于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英雄”，当他在前线与“崛起之中的农夫”——古罗马人进行着残酷的西西里岛及科西嘉岛争夺战的时候，却失去了国内政治势力的支持，结果导致了汉尼拔连同他的军队陷入了绝境。

除了奇迹，那就只能用汉尼拔超常的智慧与军事天才来解释，他设法保住了自己的军队——从罗马大军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然后这支古老的迦太基军队翻越了阿尔卑斯山，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并继古希腊人之后再一次地“发现了”这座“安详”的岛屿。

这座岛屿上最早的居民是利古勒人，他们有可能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地区。紧接着又一支被古希腊人称之为“伊贝鲁人”的民族急匆匆地赶来与他们会合，正当这两个民族其乐融融地过着他们茹毛饮血的生活的时候，拥有先进的冶金技术的凯尔特人也来到了这里。史学家在这几支民族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古老的冷兵器，这表明了他们之间的融合与交流完全是符合人类文明史的规律——通过战争的手段征服对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联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

卢济塔尼亚人。

但是卢济塔尼亚人出世的时间很不凑巧，甫一出世，就遇到了满怀着悲愤的心情进入半岛的汉尼拔。这位军事天才正想着要在这里把迦太基人的损失弥补回来。可想而知，卢济塔尼亚人的日子肯定好不了。

更糟糕的是罗马人也沿海陆两条路线匆匆追来了，但是他们显然没有能够阻止得了汉尼拔的脚步，正是他把伊比利亚半岛建造成了一座对抗罗马人的前哨站，并统率大军经由陆路进入意大利后方。接下来是这位将军在意大利境内一连串的传奇战史，他屡战屡胜，所向披靡。这意味着罗马人只能强咬牙关，忍受着迦太基人的蹂躏，这段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罗马人受够了，他们不想再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之中的一位年轻的天才军事将领尼禄统兵登陆伊比利亚。此后又是持续十年的战争状态，十年后，当汉尼拔最为得力的助手——他的亲兄弟的头颅被罗马人掷进他的营帐里之时，他不由自主地脱口惊呼道：“罗马人已经统治了整个世界！”

情况还真的是这样。

罗马人得到了伊比利亚。

为了便于管理，罗马人建立了西班牙行省，这样西班牙的名称就出现了。但此时，当地的卢济塔尼亚人却早已是忍无可忍了，零零星星的小规模抵抗运动渐渐地催生出他们自己的领袖。这位领袖的名字就是维利亚多，他的军事天才是那样的神奇而高超，吃尽了苦头的罗马人因而送了一个实至名归的绰号给他——伊比利亚的汉尼拔。

罗马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不是维利亚多的对手，除了利用人性中最为卑劣的一面，他们肯定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战胜他。

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仅仅是伊利比亚的耻辱，整个人类在这种耻辱的面前同蒙其羞——三名贴身侍卫刺杀了熟睡中的维利亚多，然后他们跑到罗马的将军西皮奥那里去领赏，却被西皮奥厌恶地轰出了营帐。罗马人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嘉奖这种无耻之行——尽管这三名侍卫正是罗马人所收买的。

接下来被刺杀的是罗马人塞尔托里奥，他是罗马的一名政治逃犯，逃入了伊比利亚阵营并取代了维利亚多的作用，只有卢济塔尼亚人能够接近他，也正是他们杀掉了他。

镜头拉回到古老的东方，中国的汉武大帝联合南匈奴夹击不肯被驯服的北匈奴，迫使北匈奴弃土而走，踏上了西征的漫漫长路，途中他们又遭到了鲜卑族人的羞辱与追逼，最终使得北匈奴人进入了黑海地区，踏上了多瑙河平原的土地。可怜的日耳曼、东哥特人沦为了北匈奴的出气筒，而西哥特人则向罗马人发出了紧急呼救。

罗马人响应了西哥特人的呼救，允许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因为当时的罗马人迫切地需要大批的奴隶，这就构成了西哥特人命运的劫数。

现在轮到西哥特人愤怒了，他们是因为信任罗马人才来到这里的，而不是来做奴隶。他们的反抗显然让罗马人措手不及，一时间罗马陷入到战乱之中。趁此良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以及勃艮底人等日耳曼部落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了罗马帝国，他们干脆将帝国一分为二，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

更多的蛮族的涌入，使得西哥特人迅速地转化了立场，成为了罗马的同盟者，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正是因为这些前奴隶的忠诚与勇敢，才维系住了风雨飘摇的罗马帝国。这种战争状态整整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穆斯林时代的到来，才打破了这种战争的平衡。

先知穆罕默德在传教的过程中遭受到了来自当地权贵的迫害，但是穆罕默德显然不认为像耶稣那样被对手钉到了十字架上有什么价值，他的选择是逃入麦加，并以此为根据地组织建立了自己的圣战军队——穆斯林武装。

再没有比宗教的名义更易于引发追随者狂热的战争了，在麦加被征服之后，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和波斯等大部分土地也都被划入了神圣的穆斯林的版图。不久，曾经产生过伟大的汉尼拔的地中海名城迦太基也落入了穆斯林的手中，接着是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就导致了直布罗陀海峡向真主敞开了胸怀，于是摩尔人踏浪而来，时间在先知穆罕默德布道的100周年——公元711年。“光复运动”开始了。

但没有人想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将会诞生葡萄牙。

就连出身于法国鲍尔哥尼亚家族的两名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想参加光荣的圣战而已，却没有想到自己缔造了此后庞大的贸易帝国——葡萄牙。

3　独立时代的弑母情结

公元732年，欧洲的基督徒们第一次聚集在教会的战帜下，与穆斯林大军展开了普瓦提埃战役。这场战役阻止了摩尔人前进的脚步，也埋下了此后神圣同盟的种子——此后的十字军东征呼之欲出。预示着这一点的，是视荣誉与尊严为生命的骑士与贵族纷纷向伊比利亚半岛进发。

基督徒的光复运动带来了新的王国，莱昂、卡斯蒂利亚、纳瓦拉和阿拉贡等，而行将开创历史新篇章的法国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兄弟，正是从法国来到莱昂，并表示他们愿意向国王效忠，致力于抗击摩尔人。

此后的骑士文化将会构成欧洲战争的主体风格，包括葡萄牙在内，那些骑着战马手持长矛，身上披着厚重的金属铠甲的骑士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敢、荣誉与尊严意识，将会使得这一时代的特点更加鲜明。在这一时代成为过去之后，西班牙人塞万提斯和他的《堂吉诃德》进入我们视野之前，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法国骑士雷蒙多和恩里克兄弟的征战应当不是一个乏味的过程，但我们缺乏与之有关的细节的描述，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莱昂国王感激这两名骑士的忠诚与勇敢，还有他们为王国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于是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这两名骑士。

除了美丽的妻子，雷蒙多和恩里克同时得到的还有大面积的封地。

雷蒙多得到了国王的长女唐娜·乌拉卡和加里西亚地区，于是雷蒙多此后就必须要与我们最熟悉的人——维京海盗们刀枪相见，这应该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恩里克得到了国王的小女儿唐娜·特莱莎和杜罗河两岸地区。相比而言，这个地区充满了变数，曾经数次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易手。最糟糕的是，但凡出任这片疆域的总督，无一例外地都想挑起事端争取独立。这表明恩里克将继续履行他的职责，替国王照顾好他的女儿并守护疆土，与摩尔人进行持续性的战争并维系领土的完整。

但是，独立的种子就在这一使命之中悄然萌生了。

1109年，后来的葡萄牙国王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出生了，他的母亲唐娜·特莱莎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伯爵夫人的麻烦到来了。

老国王在阿方索出世的当年便死去，这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唐娜·乌拉卡继位成为女王，3年后波图卡莱伯爵唐·恩里克死去，这位法国流浪骑士的事业却仍然得以传承，但是阿方索的年纪太小了，只好暂由恩里克的妻子、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摄政。

和她的女王姐姐相比，唐娜·特莱莎的运气真的有点糟糕，她在摄政的第5个年头里，其统辖区域内的南部城市科英布拉就遭受到了穆斯林的围困，在这场守护国土和教主的战争中，她的女王姐姐并没有给予她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伯爵夫人所能依靠的，仍然是来自于圣殿骑士团的帮助。

这些骑士们受到他们心中的荣誉与尊严的鼓舞，纷纷赶来向伯爵夫人表示效忠，在他们勇敢地击退了穆斯林之后，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所渴望的一切：荣誉、尊严以及财富。

为了感谢这些忠诚而勇敢的骑士们，唐娜·特莱莎将其领土的中南部地区以及一座城堡赐予了圣殿骑士团，于是更多的骑士闻风而来，甚至有一些新的骑士团就在当地成立，这包括了济贫骑士团、阿尔维斯骑士团及圣地亚哥骑士团等。

骑士团的到来强化了前葡萄牙的军事及防御力量，但当地的居民并不因此而感激伯爵夫人。整整一个世纪，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被史学家描绘成荡妇和妓女，仿佛她为葡萄牙所做的一切竟是葡萄牙的耻辱。

这是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民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推翻权威——他们的保护人——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除非他们像今天这样成熟起来，才会给予他们当初的保护人以公正的评价。

对于14岁的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来说，情形正是这样。

就在这一年——公元1125年，14岁的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在赞莫拉大教堂拿起了属于他自己的剑，并拥有了一匹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战马，他正式成为了一名骑士，而成长时期的叛逆心理，也同时体现了出来。

成长意味着冲突。

小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甫一接掌国政，就立即对之前执政的生母宣战，年轻的小国王要求独立，而母亲则坚持认为他必须要继续接受保护，这种争执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之中，但在王宫里，这却意味着战争。

年轻的国王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而伯爵夫人唐娜·特莱莎却势单力薄，昔日那些蒙她荫庇的圣殿骑士团，如今却全都转入了她亲生儿子的阵营与她兵戎相见。做母亲的面对这种情形究竟是应该感到欣慰还是痛苦，那只有被重兵围困的唐娜·特莱莎自己知道。

这时候唐娜·特莱莎的女王姐姐已经去世，新任国王是雷蒙多与女王乌拉卡的儿子阿方索七世。得到唐娜·特莱莎战败的消息，他立即统兵前来，把闹独立情绪想自立门户的表弟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围困在吉马良斯城堡，这一回轮到小家伙要吃苦头了。

这是一场独立战争，但其表现却更像是家族吵架。

所以小伯爵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授业师傅贵族埃迦斯·莫尼士——正是他亲手把小伯爵从一名不懂事的孩子训练成了一名富有荣誉感的骑士，当然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弟子吃亏——赶来调停。莫尼士向西班牙的国王承诺说，他将保证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放下武器，不再与生母发生战争。

很显然，国王也不愿意跟自己的表兄弟打这场战争，所以他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莫尼士的调停，立即撤军走开了。

但是埃迦斯·莫尼士对小伯爵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教育方式显然出了点问题，又或许是小伯爵对尊严与荣誉的理解与埃迦斯·莫尼士的理解完全不同，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刚刚从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城堡里出来，就立即横矛跃马，统领忠心的骑士们向着母亲冲杀过去。

母亲唐娜·特莱莎措手不及，匆忙间从其表兄弟费尔南·皮雷斯·德·特拉瓦那里借来了一批人马，与儿子交战于吉马良斯城附近的圣·马梅德，结果母亲特莱莎的部队抵挡不住血气方刚的儿子恩里克斯的部队，一败涂地，只好匆匆地逃回了西班牙老家。

从此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据有了葡萄牙。

这件事让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老师埃迦斯·莫尼士手足无措，有苦说不出。他知道自己有负于国王的信任，为了一个骑士的荣誉，他携家人远赴西班牙，表示愿意接受国王阿方索七世的惩罚。幸好阿方索七世足够聪明，最终没有责罚他——木已成舟，再责罚莫尼士又有什么用处？

阿方索七世非但没有责怪埃迦斯·莫尼士，甚至也没有责怪表弟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此时他正急于加冕成为西班牙皇帝，他只是希望唐·阿方索·恩里克斯能够出现在他加冕的教堂里，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和家族的荣誉。

然而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却拒绝出席这次加冕仪式。

他非要打一场独立战争不可。

他别无选择。

此时，葡萄牙人民期待的目光正注视着他，他不能够让他的人民失望。

4　你永远无法想象的战争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及当年的葡萄牙独立战争了。

甚至连葡萄牙人自己，也许都早已忘记了。

因为他们不愿意遭受一个囚犯的嘲笑。

这名囚犯正是我们所熟知的西班牙人塞万提斯。

这名囚犯以一部不朽巨著《堂吉诃德》在全世界替他的民族赢得了荣誉，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那个荒唐至极的人物形象，他向着风车发起冲击，这勾勒出了当时代变迁之后骑士文化的没落及凄凉，一旦战争从它的过程直接走向最终的目的，整个文明世界都将为此付出代价——不唯是堂吉诃德。

当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尊严与荣誉感的骑士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沦为笑柄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哭声。

但是说到底，骑士的出现与雇佣军制度不无关系。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的关键取决于速度与耐力，马上的战士无疑比步行者更有战斗力，因此，中世纪时代欧洲的战士们，有地位的人骑在马上，就成为了“骑士”。但是，即使同是骑士，也不可一概而论。在法文和德文中，骑士就是骑在马上的战士，而英语中的骑士却多是指侍从或侍从官。大体上说，骑士制度的形成源自于“秃头查理”——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创者查理曼的孙子——他在出行的时候坚持要让侍从们骑马跟随，此后骑士就逐渐发展成为了我们在《堂吉诃德》中所见到的那样，一名骑士的身上总是裹着厚重的金属铠甲，就像一只大型的人肉罐头。此外体面的骑士至少要有一匹马替他驮运武器，还要有一个仆人替他料理杂务，一名轻装的骑者负责侦察，两名步行的战士负责保卫他——骑士的战马的饲养需要用特殊的方法，这样才能够在战斗中爆发出足够强大的战斗力。总之，骑士是一项高额的投资，正如同战争是有钱人的游戏，等闲人物断无资格问津。

长矛铁铠，头盔上插着漂亮的翎毛，盾牌上刻有象征着荣誉与尊严的徽记，这一形象在欧洲社会中成为高贵的象征长达千年之久。而令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突破了时间的障碍而能够长久地享有荣誉与获得尊重，正是因为骑士们那不变的原则：

比结果更重视过程，视荣誉与尊严更甚于生命。

这让我们联想起讨厌的维京海盗，他们的行为准则使得他们更像是大海中的骑士——或者说，骑士们更像是陆地上的强盗——考虑到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留下来的并非是那么美好的印象，我们只能这样认为——除非我们能够将道德从行为法则中剥离开来，认识到维护荣誉与尊严的契约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在葡萄牙这座小小的半岛上所发生的事情。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征服者唐·阿方索·恩里克斯与新加冕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七世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但如果你把这场战争理解成葡萄牙的独立战争的话，那你就错了。历史上记载的是两个阿方索很快就在谈判桌前坐了下来。穆斯林军队又打过来了，所以两个阿方索很快达成了协议——《图伊合约》。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把他从阿方索七世手中夺到的米纽河北部的加里西来地区还给西班牙国王，然后就匆匆出发去抗击穆斯林军队去了。

唐·阿方索·恩里克斯与一支数量庞大的穆斯林军团遭遇，那一天恰巧是圣地亚哥节，而这位神祇又是当地人所信奉的“摩尔人的克星”，所以当地人坚信正是由于圣地亚哥的帮助，实力明显超过唐·阿方索·恩里克斯的穆斯林军团才竟然莫名其妙地被打得大败而逃。

此战一劳永逸地奠定了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在当地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葡萄牙的独立战争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条件，余下来的，就是兵戎相见。

两军交锋，血流成河，这是我们对战争的全部认知。

所以当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挥师北上，与其表兄——西班牙皇帝阿方索七世决战于阿尔克斯·德·瓦尔德维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准备迎接一场惨烈的战役，白刃相接，尸横遍野，这是免不了的。

可以确信，西班牙皇帝阿方索七世对即将到来的惨烈的战争是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他调集了所有的精锐人马，与唐·阿方索·恩里克斯对峙于加里西亚郊外。但最终，战争还是按照其内定的法则走向了骑士之间的对垒。

实际上，葡萄牙的独立战争更像是一场友好的骑士运动会。此战没有行军布阵，没有白刃格斗，没有杀人盈城，没有尸横遍野，凡属我们所知道的常规战争中应该有的情形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一场独立战争不仅在现在，即使是在当时也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只有骑士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战争。

一点没错，这是一场骑士们自己的战争，运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法则，遵守的是他们自己的规范，相信欧洲的骑士们多少年来一定会对此战津津乐道。但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学家根本就不肯承认这一天算是葡萄牙的独立日。或许在他们看来，缺少了言而无信的诡诈与嗜血残忍的杀戮，这样的战争又如何称得上战争？这样的独立又有什么意义？

总之，当时的情形正是这样，唐·阿方索·恩里克斯与他的表兄阿方索七世对阵交锋的过程中，双方出动的都是自己的骑士团，由出场的骑士们一对一地展开马上对决。这情景再度让我们回忆起维京海盗在海上相逢时的情景，人数并不是胜负的关键，结果更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这样一个过程。

1140年，一个遭到历史学家的否认与拒绝的年代。

葡萄牙赢得了它的自由。

唐·阿方索·恩里克斯阵营中出场的骑士全胜，那位徒有虚名的西班牙皇帝怅然而返，留在他身后的是葡萄牙军队庆祝胜利时的热烈欢呼之声。

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在此时开始了。

5　父子战争：成长中的葡萄牙

赢得了葡萄牙独立的征服者唐·阿方索·恩里克斯晚年的运气有点不太好，他在其表兄阿方索七世死后，突然想入非非，想去做西班牙国王，但这一次常胜将军却吃了一个大败仗，甚至连同他本人都成为了西班牙人的俘虏，直到他被迫将占据的所有西班牙领土归还之后才得以被释放，回来后他郁郁而终。

此后是乏善可陈的“殖民者”桑绍二世，很有可能，塞万提斯的巨著《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雇用的仆人桑丘的原型就是这位国王。相比之下，继任者“胖子”阿方索二世就没有引起哪位文学巨匠的兴趣，所以他在历史上也就没有留下过多的谈资。

但等到了葡萄牙的另一位国王“主教”桑绍二世的时候，因为这位国王失去了教会、民众与贵族所有人的支持之后，所余下来的唯一支持者让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熟悉而亲切的东西。

桑绍二世一生的兴趣有两个，一是扮演方济各会的僧侣微服私访，二是发动战争。前者倒也罢了，只要他不触及到贵族阶层的权益，地方贵族也就不会与他计较。但是桑绍二世的另一个爱好——战争，却让贵族们很不满意。

对于已经登上王位的桑绍二世来说，战争显然是项比假扮方济各会的僧侣更有趣的游戏。他统军南征，向着摩尔人统治的地区进行了领土扩张，并将葡萄牙的边境线扩展到了海边的阿尔加维。但是他的这一项功业并没有获得人们的称誉，相反，当地教会、贵族及市民代表联名向罗马教皇提出控诉，要求废黜这位贪玩的国王。教皇英诺森四世接受了请求，于1245年正式宣布废黜桑绍二世的葡萄牙国王的头衔，并任命桑绍二世的弟弟博罗尼亚伯爵即位。

博罗尼亚伯爵接受了教皇的任命，并签署声明说他将免去教会的赋税，然后登陆里斯本，准备即位。桑绍二世当然不会坐视权力被褫夺，这样就需要一场内战来解决问题。推究起来，这一场毫无名目的战争称得上是教皇的一个阴谋，英诺森四世应该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如果他不是智商太低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应该说已经达到了——这场战争整整打了两年，最终桑绍二世众叛亲离，孤家寡人逃到了卡斯蒂利亚的托莱多，并于1248年抑郁而死。

像这种没有名目的战争，理论上来说是不存在着什么“闪光点”的。但科英布拉的城防司令马丁·德·弗雷塔斯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结论。

马丁·德·弗雷塔斯是一位军人，一位绅士，也是一位视荣誉与尊严比生命更重要的骑士。当桑绍二世被所有人抛弃之时，这位骑士的麻烦来临了，因为他曾经宣誓要效忠桑绍二世，可如今桑绍二世已经丧失民心，那么这位可怜的骑士应该怎么办呢？

追随新国王固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这有违一个骑士的尊严与法则，所以马丁·德·弗雷塔斯思前想后，决定坚持他的誓言。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但他别无选择——尤其是在桑绍二世已经失势逃到了托莱多。

博罗尼亚伯爵——不，他现在已经是阿方索三世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国王的名字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任何一个史学家都会被这些雷同乏味的名字搞得晕头转向，这些贵族们在起名字的时候是如此的缺乏创意，这多少构成了研究葡萄牙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障碍——至少我们已经在这些完全相同的名字面前感到眼花缭乱了——阿方索三世在他的哥哥、前任国王桑绍二世出逃之后，命令马丁·德·弗雷塔斯交出科英布拉的钥匙。

这道命令遭到了马丁·德·弗雷塔斯的断然拒绝。

马丁·德·弗雷塔斯仍然在忠于前国王吗？

不，只有这位骑士自己才最清楚，他只是忠实于自己的誓言。这就是骑士战争的游戏法则，阿方索三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阿方索三世非常的幸运，因为他的嫡亲哥哥兼政治对手在逃到托莱多的次年便死去了，那么，马丁·德·弗雷塔斯已经坚持了他的誓言与尊严，现在是他重新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骑士马丁·德·弗雷塔斯的确是作出了新的选择。

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托莱多，为运气糟透了地桑绍二世举行了丧礼，并在前国王下葬之前，将科英布拉城堡的钥匙象征性的放入到了死者的手中——马丁·德·弗雷塔斯骑士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誓言，维护了一个骑士的荣誉与尊严，他曾经承诺替这位失势的国王守护科英布拉城堡。现在，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城堡仍然在桑绍二世的手中，他从未因任何理由而失去过它！

丧礼过后，马丁·德·弗雷塔斯骑士返回国内，对新国王阿方索三世说道：“经骑士马丁·德·弗雷塔斯亲自确认，您的哥哥、葡萄牙国王桑绍二世已经亡故，而且他的灵魂已经获得了永远的拯救，现在我向尊敬的陛下交出科英布拉城堡的钥匙，愿意向你表示竭诚的效忠，并希望陛下能够接受我的忠诚。”

就这样，新国王阿方索三世得到了一位勇敢的骑士，而葡萄牙则获得了永世不朽的传奇。

继赶走了自己哥哥的阿方索三世之后，是“农夫”迪尼士出任葡萄牙的国王。说起来这位“农夫”在葡萄牙的历史上可是功不可没。他是一位诗人，一生中写了数百首流传久远的诗歌，他正式确认了海上贸易基金会，如果我们想找到为什么葡萄牙会在大航海时代率先脱颖而出，这个细节所为历史带来的影响就不能不加以重视。此外这位明明是诗人却被他的臣民戏谑地称为“农夫”的国王还开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几所大学中的里斯本大学。最有趣的是这所大学由当地所建立的基督骑士团所掌管。结果，就是导致了这些骑着战马的战士成为了最早丢下战马扬帆入海的冒险家。

历史的细节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汇聚而成，直到形成最终的结果。

仔细推究起来，国王迪尼士之所以被他的臣民称为“农夫”，并非是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讥嘲，恰恰相反，这是他的臣民对他的功绩最大的赞赏，将他誉为“三犁之王”，即土地——代表了农业、语言——代表了文化、海洋——代表了海外贸易这三个领域的耕耘者。

公正地说，当世人惊诧于小小的葡萄牙何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帝国的时候，不妨仔细地回想一下，历史上各国的诸多君王之中，有几个人曾有迪尼士这样的功业与成就？

除此之外，幸运的葡萄牙人还拥有着他们的圣·伊莎贝尔，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徒然羡叹而又无法得到的财富。

即使是在当今的葡萄牙，你也会听到有关圣·伊莎贝尔和她的玫瑰花的传说。这位伊莎贝尔正是“农夫”国王迪尼士的妻子——葡萄牙人的王后，但是这位王后从未有一丝一毫的骄矜，相反，她是那样地怜爱自己的国民，每逢遇到穷苦的人的时候她就慷慨地赐赠，其结果就是导致王宫中的食物及用品越来越少——都被善良的王后送给了穷人。虽然“农夫”国王也同样爱护他的国民，但一所空荡荡的王宫毕竟让他感到极度的不适，于是他严令禁止王后的乐善好施。国王受够了，已经忍受不下去了，但是王后却依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慈善之心，所以她就经常偷偷地将王宫中的食物用品带出宫去，赠送给穷人。

神奇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降临了。有一天，王后正藏着一些食物想偷偷地溜出宫去，却迎面遇到了“农夫”国王。国王一看她那慌乱的神情，就知道她在做些什么。于是国王咆哮着命令王后将东西交出来。王后嗫嚅地撒谎说她并没有偷带食物出宫，只是带了一些玫瑰花瓣而已，这样拙劣的谎言又如何能够骗得过国王？愤怒的国王命令王后将东西拿出来证实一下，如果王后敢于撒谎的话……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甚至连王后自己都目瞪口呆了，当她把偷拿出宫的食物拿给国王看的时候，却惊讶地看到所有的食物都已变成了玫瑰花。

我们不太清楚食物的分子颗粒是如何重新组装成美丽的玫瑰花瓣的，但是，善良的王后却早在教皇乌尔班八世正式册封为圣人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民众的爱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农夫”国王晚节不保，因为过于溺爱私生子而引发了葡萄牙国内的一系列的战争，而他的继任者“勇敢者”阿方索四世，就是在战争的硝烟中登上王位的。就在这期间，欧洲的黑死病爆发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发生了，这场悲剧就是尽人皆知的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之死。

伊内丝·德·卡斯特罗是当时的葡萄牙王子佩德罗新娶的王妃的闺中密友，她陪伴王妃来到葡萄牙，却与年轻的佩德罗王子一见钟情。但正是这场宫廷之恋，却引发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四世与王子佩德罗的一场激烈战争，而且险些将整个葡萄牙拖入到更为广泛的战争中去。

虽然王子佩德罗与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一见钟情，但由于王子的婚姻牵动着国内国际的局势变化，他必须迎娶这位王妃，不管他是否爱她。

闺中密友由此反目，当独居于寂寞王宫中的王妃发现她的密友夺走了她的丈夫的时候，她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而伊内丝·德·卡斯特罗则被佩德罗王子安置在了科英布拉——继马丁·德·弗雷塔斯的骑士传奇之后，这座古城堡发生了感人的爱情传奇，这样至真至诚的葡萄牙，又有什么理由保持它在历史上的寂寞？——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为佩德罗王子生下了两个儿子。此后失去了丈夫的爱情的王妃抑郁而死，佩德罗王子却兴高采烈，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迎娶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了。

但是，美丽的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的身世太复杂了——不唯是她，整个欧洲王族的血统都因为不间断的政治联婚而搞得混乱不堪——把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的复杂的血统弄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把佩德罗王子迎娶伊内丝·德·卡斯特罗做王妃的后果说清楚却很容易：

如果佩德罗王子真的这么做了的话，那么葡萄牙将卷入一场国际战争之中。他们必须要和卡斯蒂利亚王国打上一仗，或是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叛军打上一仗。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国王阿方索四世会作出何种选择呢？

阿方索四世的选择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卷入到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战争中去。

这就意味着要改写历史。

佩德罗王子偶然离开科英布拉，再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他最心爱的女人被国王派人刺杀身亡。

阿方索四世的果断措施虽然不合情理，但却收到了避免将葡萄牙拖入到卡斯蒂利亚的内部战争的效果。

只不过，国王的选择却导致了葡萄牙国内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内战。

父与子——一个成长中的寓言。

这就是葡萄牙！

伊内丝·德·卡斯特罗无罪而被杀，使得佩德罗王子悲愤莫名，他几乎丧失了理智，立即掀起了一场叛乱，统领叛军将他的国王父亲包围在了波尔图。可以想象被叛逆的儿子包围在城中的父亲的心境，但更大的可能是他根本顾不上想这么多，因为战争过于惨烈，波尔图的守军用尽了办法想平息王子的怒火。他们将停泊在杜罗河上的所有船只的船帆和旗帜都扯下来填塞了城墙的缝隙，这才避免了因为城破而可能导致的更大的灾难。

这场战争以父子和解为最终的结果，但所有人都知道，输掉的人是老国王，因为他老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在这方面与叛逆的儿子抗争了。这是世界上每一个做父亲的悲哀，这个世界终归是属于年轻人所有，而年轻人也会逐渐老去，重复这一过程并循环延续。

新任国王佩德罗一世被称为“公正者”，他为欧洲文化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这一段爱情故事也成为欧洲文学家取之不尽的财富。但是佩德罗一世显然认为这远远不够，所以他宣称自己早已与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结了婚，并以残忍的刑罚处死了当初杀害伊内丝·德·卡斯特罗的凶手。

然后佩德罗一世在阿尔科巴萨修道院为他和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修建了陵墓，陵墓的设计体现出一种极度浪漫的风情。两座陵墓相向而坐，这种设计寄托了国王佩德罗一世的真诚的愿望，他希望当世纪末的再审判到来之时，当他和伊内丝·德·卡斯特罗于陵墓中坐起来，他们第一眼所看到的不是上帝，也不是耶稣，而是他们彼此。

美丽的爱情故事从此传颂，又一届国王——最不讨葡萄牙人喜欢的“美男子”费尔南多登基了。

这位美男子就是缔造了爱情传奇的前国王佩德罗与他并不爱的王妃生下的儿子，那么他的父亲会喜欢这个儿子吗？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不管怎样，美男子费尔南多还是在波尔图的海上贸易基金会——我们还记得，这是“农夫”国王批准设立的这个基金会——的基础上，在里斯本也成立了一家海运公司。此外，为了推进海上的贸易，他还批准了商人可在提出申请之后，于沿海的王家园林中伐取木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因此就喜欢他了，不会的。虽然他年轻美貌，但他在针对于邻国卡斯蒂利亚的决策上，却让葡萄牙人吃尽了苦头，所以他注定不会获得国民的原谅与爱戴。

当初，老阿方索四世为了避免卷入与卡斯蒂利亚的战争，甚至不惜引发了与儿子佩德罗的惨烈国内战争。但当这位美男子费尔南多执政的时候，他却愚蠢到了竟然干涉卡斯蒂利亚的内政，卡斯蒂利亚人决不会因为他的美貌就接受他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所以战争就成为了一个必然。

徒有其表的费尔南多在与卡斯蒂利亚的三次战争中，均未能取胜，而且还导致蒙骚被卡斯蒂利亚人长期围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战中，城中的居民陷入了绝望之中，幸好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想到了一条妙计：城中的守卫者将仅剩的最后一点面包向着攻城者投掷过去，并大声叫喊说城中的面包太多了，分给城外的攻击者一点吧，也好让他们有力气继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卡斯蒂利亚的进攻者被这种情况弄得异常沮丧，考虑到城中的面包是如此之多，或许撤军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可想而知，巧妙地保住了蒙骚的国民们是如何看待引发了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国民插手国王的婚姻，他们无法相信这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费尔南多一世，既然他不能将福祉与安宁带给这个国家，那他还是走远一些的好。

6　行将到来的伟大时代

葡萄牙人称国王若奥一世的统治时期为“美好回忆”，这表明了这个小小的国家在经历了成长初期的蒙昧与叛逆之后，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智慧时代。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那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即将出现。但在当时，若奥一世所作出的决定并非是进军无垠的海域，相反，葡萄牙的远征军踏上了开向北非的漫漫征途。

这是在1415年的8月，距离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签订停战和约后的第4年，随行的有4位王子，1.9万名陆军，1.7万名海军及200艘战船。在一举攻克北非的休达后，整个葡萄牙发现他们陷入了极度的失望之中。

占领休达，是大商人们极力游说财政总监若奥·阿方索的结果，这起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通日后通往殖民非洲的通道。但是，只有当他们进入休达后才发现，被占领的休达似乎与他们的目标毫无关系，更糟糕的是，休达这个弹丸之地，却位处于直布罗陀几大势力争霸的中心。此后的西班牙及摩洛哥人都将会围绕着这一区域大动干戈，葡萄牙人必须要为休达付出惨重的代价，这已是无可避免。

事实上，正是这座小小的休达导致了葡萄牙人日后的一次惨败，一名王子费尔南多——前面已经说过了，葡萄牙王族在取名字方面不仅缺乏起码的创意，而且过于执着，他们会一代又一代地沿用着同一个名字，直到让史学家吐血为止——因此而沦为了土耳其人的人质，并在长年的囚禁岁月中郁死他乡。

休达的困境，使得恩里克王子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事实上，这位恩里克王子远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著名，大航海时代的许多发现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又称为“恩里克发现”。尽管这位王子从不在现场，但除了他本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为合适的名字了。

恩里克王子是若奥一世的第五个儿子，他同时还担任基督骑士团团长一职——我们应该还记得，这支为冒险主义所鼓动着的宗教武装是由“农夫”国王迪尼士所建立的，他们还掌管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里斯本大学。

战争是骑士的职业，所以恩里克王子率领他的骑士团参加了夺取休达的战役，这时候骑士团的表现已经不再像独立战争时期那样的绅士了。说到底，这样一支武装终归是野蛮的战争信条的守护者，尽管这种更为真实的面目仍然不足以说明一切，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点。

由骑士所掌管的学府，这种奇异的管理架构带来的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肯定会有什么事情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发生。

恩里克王子于阿尔加维的萨格勒士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汇集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与大航海有关的所有玩意儿——航海家、冒险家、亡命徒、逃犯、骑士、传教士、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造船工、愿意为了这种缺乏明显的预期赢利的行为付账埋单的大商人、贵族与实业家等。想知道葡萄牙人为什么要向无限的海域进发吗？这样的一群人凑在一起，除了航海冒险，你还能指望他们干什么？

这时候国王若奥一世去世，他的长子杜阿尔特执掌了国政。这位新国王是一位充满了智慧的人文研究学者，他涉猎广泛，在许多方面都是专家，他的著作《忠诚顾问》讲述了一个人如何保持良好的节操和杜绝恶习，这本书恰恰就是他个人品德的印证。

此外杜阿尔特国王还写了《如何用好马鞍的骑乘艺术》及《慈善之书》，由于他在人文思想方面的成就，为他自己赢得了“哲学家国王”的誉称。但就在哲学家国王埋头伏案著书的时候，由他的第五个弟弟恩里克所策划的大航海的序幕拉开了。

1434年，航海家吉尔·埃纳斯遵照恩里克王子的命令，率领一支由冒险家组成的船队绕过了非洲北部的加纳利群岛的博日阿多尔角。在此之前，这片神秘的海域向来有“恐怖之海”的名称，为历来的船队视为死亡海域，因为那里暗礁密布，水流湍急，但是埃纳斯船长的船员自始至终也未曾经历过死亡，相反，他在新发现的海岸上发现了一种不知名的美丽的鲜花。

埃纳斯船长命令水手们采摘下一大束这种鲜花，将其带回葡萄牙，亲手献给了恩里克王子。这种鲜花从此得名为“圣玛丽亚之玫瑰”。

正当恩里克王子为他们的发现欣喜若狂的时候，葡萄牙的灾难却降临了，先是军队在北非遭遇惨败，接着是“哲学家”国王杜阿尔特去世。

葡萄牙再一次陷入了它那从未止息过的内战之中。“哲学家”国王杜阿尔特死时，他的儿子小阿方索——又是一个阿方索，难道哲学家只顾着自己写书，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心思都没有吗——小阿方索只有6岁，所以杜阿尔特留下遗嘱：由王后摄政。

杜阿尔特的遗嘱引起了他的另一个弟弟佩德罗的不满——这个家族的名字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阿方索、佩德罗，你别指望听到一个新鲜一点儿的——佩德罗不喜欢哥哥的这道遗嘱，他耍了手腕，弄了心机，搞了政变，凡是不入流的招术他都运用到了，最终迫得王后出逃，于是佩德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摄政王。

这位摄政王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和他的兄弟恩里克一起发现了佛得角和几内亚，并亲自撰写了《阿方索法典》，这证明了他是一个精通法律的人。但是很显然，法律方面的专业能力并没有能够帮助到这位摄政王。1449年，在阿方索五世正式亲政的第3年里，葡萄牙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法律专家佩德罗丧命。此后一年，航海家恩里克王子辞世，这就为年轻的阿方索五世扫平了障碍，现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情了：

仍然是问鼎非洲！

说起来阿方索五世的志向也是响应时代的召唤，当时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进而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围困，教皇大为震惊，下令欧洲各国立即组织神圣同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十字军”。葡萄牙人成为了这一号召的唯一热烈的支持者，幸运的是，教皇在发布命令之后就死掉了，葡萄牙才没有在这道命令上陷得更深。

但是阿方索五世还是毅然发起了针对北非的丹吉尔的攻城战，结果遭到惨败。幸好这时候商人费尔南·戈麦斯在航海中为年轻的国王带来了厚利：正是这位疑似海盗的商人冒险家第一次带领葡萄牙人穿越了赤道线，并为葡萄牙带回了成船的黄金、香料和象牙。这些财宝令葡萄牙举国震动，年轻的国王更是坐不住了，他当即决定：夺取卡斯蒂利亚国政！

从航海大发现所带回的厚利突然转到葡萄牙的老冤家卡斯蒂利亚王国，这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实在是令人费解，但当时的阿方索五世的确是这么干的，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葡萄牙的每一个国王都能够像“农夫”迪尼士或是“哲学家”杜阿尔特的话，那未免有些太不近情理了。

所以即将崛起的葡萄牙必须要再承担一次耻辱——与卡斯蒂利亚的托洛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阿方索七世负了伤，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人们的目光关注的是另一名负伤的勇士——阿尔费雷斯·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贵族，一位——骑士！

此战中，阿尔费雷斯是葡萄牙阵营中的旗手，负责维护王旗的安全。激战时卡斯蒂利亚骑兵突破了葡萄牙人的防线，攻到了王旗旁将阿尔费雷斯团团围住。对方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夺下阿尔费雷斯手中的王旗，尽快结束这场乏味的战斗。但是阿尔费雷斯却拒绝放弃他的职责，这就意味着敌人只能对他采取一些更为强硬的措施。

卡斯蒂利亚骑兵挥剑，砍下了阿尔费雷斯的右手，逼迫他丢弃王旗。

然而阿尔费雷斯却又用他的左手握紧了旗杆。

卡斯蒂利亚骑兵再一次挥剑，砍下了他的左手。

阿尔费雷斯用他的两只断腕护住了旗杆。

紧接着他的两只手腕也被削落。

阿尔费雷斯神色如常，用他的牙齿死死地咬住了王旗。王旗屹立不倒，向这个世界展示了一个末路骑士的尊严与信条。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有阿尔费雷斯这样的骑士存在，葡萄牙又有什么理由不强大？

卡斯蒂利亚骑兵惊慌而退，没有人能够在这种大义无畏的人性尊严面前无动于衷。现在葡萄牙人要做的是，必须要通过大航海所带给他们的契机创造一个辉煌的时代，唯有如此，才是凝聚五百年之久的民族意志与精神的爆发的证明。

7　辉煌时代的缔造者

在将葡萄牙的海上贸易推向极致的“完美王子”若奥二世出场之前，我们先来纠正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西欧人何以像迷失了方向的旅鼠一样，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航海事业中去呢？

传说——提到西欧人，总是少不了这样或那样的传说，而在古老的东方，却似乎从未存在过什么像样的传说，这就给我们这样一种错觉，仿佛欧洲人生来就是寻梦者——在东方，有一个庞大的基督帝国，一种说法是这个帝国建立在阿西比尼亚，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个基督帝国建立在印度，甚至连对欧洲人磨刀霍霍的成吉思汗，也曾让欧洲人为之激动过很长时间。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找不到这一传说的起源。挪威人说是冰岛，因为挪威海盗曾到达过那里，欧洲人说是中国，因为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那么这样一个传说究竟是起于何时，又是由何人最先传播开来的呢？

也许这样一个传说确实存在着可靠的源头，但是，仅仅这样一个传说还不足以产生如此巨大的诱惑力。同样的道理，有关香料，有关海上的贸易航线，甚至包括了国家民族的内外部原因及地理条件，都经不住推敲，无法导致欧洲人持续不断地掀起航海狂潮。

也许原因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当一群航海家、冒险家、亡命徒、逃犯、骑士、传教士、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造船工、愿意为这种缺乏明显预期赢利的行为埋单的大商人、贵族与实业家等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只有一样：

航海！

一切生物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单个的人是如此，群体的人更是如此！

如果我们对一群农夫去田里耕种不会表现出惊讶的话，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对一群水手扬帆出海表示不解呢？

我们可以不相信这个结论，但是，早在若奥二世执政之前，他就已经继承了恩里克王子的衣钵，成为了一个航海迷与航海行动的支持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执政后的若奥二世必然会把他的目光投向海上，就像他的前任阿方索七世执拗地把他的目光投向北非一样。这几乎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兴趣，而这个人的兴趣的形成，则取决于他周边的环境。

就这样狄奥戈·高出发了，他发现了刚果河，并到达了扎伊尔河口。

就这样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出发了，他发现了好望角，这让若奥二世欢喜若狂。

但是，若奥二世的欢喜马上就被航海家哥伦布浇灭。

此时的哥伦布已经到达了印度。他返回时特意在里斯本登陆，向若奥二世展示他的伟大成就。

但是若奥二世也不是好惹的，他向哥伦布出示了此前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签订的一份协议，并据此协议论断，哥伦布所发现的土地应归葡萄牙所有。

若奥二世所出示的协议是1478年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签订的《阿尔卡索瓦斯和约》，根据这份协议，葡萄牙放弃对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权利要求，但是卡斯蒂利亚也不能再对加纳利群岛以南的将来可能被发现的新大陆提出权利要求。而哥伦布发现的安德列斯群岛无疑就在加纳利群岛以南。

明显缺乏政治头脑的哥伦布面对这一意外的情形不知所措，只好返回寻求卡斯蒂利亚国王的支持。此时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国已经通过婚姻关系合并成为了一个国家，改称西班牙王国。这个野心勃勃的新国家当然不肯放弃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利益。最终，教皇出面调停，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小小的国家“瓜分了世界”。

1494年，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正式签订了分割世界的《托尔德希拉斯条约》。该条约于1506年正式被罗马教廷承认。条约规定：以佛得角群岛以西370海里处的经线为界，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西半球归西班牙，东半球归葡萄牙。

或许是由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联姻激发了若奥二世的灵感，条约签订之后，他野心勃勃地考虑采用同样的方法吞并西班牙，这样葡萄牙就获得了整个世界。这一计划可以说推行得天衣无缝，葡萄牙的阿方索王子与西班牙国王唯一的女儿伊莎贝尔公主的婚事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葡萄牙的运气有点糟，正当这项计划如期向前进行的时候，阿方索王子却莫名其妙地从马上跌了下来，重伤不治身亡。

吞并世界的计划失败，使得若奥二世郁郁寡欢，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但是在他的身后，一个华丽非凡的海洋贸易帝国已经显露出了它的庞大身影，除了若奥二世自己，任何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8　帝国的身影

有必要谈一谈关于葡萄牙这个庞大的海外贸易帝国的组成，这一帝国由四个部分组成：北非帝国、东方帝国、巴西帝国和中南非帝国。

北非帝国对于葡萄牙人的自身安危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东方帝国则为葡萄牙提供了香料和瓷器，巴西帝国为其提供木材、蔗糖和烟草，中南非帝国为其提供了奴隶和宝石。如此巨大的财富将葡萄牙的国力推至了顶峰，如果不是葡萄牙人的“希望”塞巴斯蒂安执政，任何人如果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庞大的帝国衰落下去，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在塞巴斯蒂安出世之前，这个伟大的海洋贸易帝国却让“幸运儿”曼奴埃尔一世独享了。

曼奴埃尔一世甫一执政，便不理会多数贵族们的反对，挑选了阿方索五世统治时期的财政监察官的儿子——达·伽马担任远征舰队的司令官。让人困惑的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指挥官的名字——达·伽马在葡萄牙语中的意思就是“床”。

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远征舰队的指挥官，这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达·伽马率领商船“加布里埃尔号”和“圣拉法埃尔号”、快帆船“贝利奥号”以及一艘补给船所组成的船队出发了。他们绕过好望角，停靠在莫桑比克，到达了卡利卡特。但是当地人拒绝与这些陌生人签订贸易协议，达·伽马只好采购了大量的当地土特产后就返航了。

这次航行，达·伽马指挥官失去了他的一艘船和半数以上的船员，但是他却为葡萄牙带回了满船的金子、钻石、香料、宝石、丝绸和瓷器。整个葡萄牙王国为此而沸腾，达·伽马本人则被正式授予了“印度洋舰队总司令”的头衔。

接下来葡萄牙人发现了巴西。

这一次发现的具体时间是1500年5月8日，发现者为佩德罗·阿瓦勒斯·卡布拉尔——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昔日的骑士已经将他们纵横驰骋的疆域扩大到了海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与维京人的行为越来越接近了。

绅士佩德罗在这次航行中留下了永远也擦洗不净的斑斑劣迹。在这次远航中，他们拥有着13艘船以及1500名战斗人员。他们沿途洗劫了穆斯林的商船，炮轰卡利卡特城。炮火从凌晨持续到午夜，也许他们现在能够理解维京人当时的冲动了，但对于荣誉与尊严的背弃，葡萄牙人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昔日的骑士出现在海洋中，这标志着海洋冒险行动已经演变为国家行为。征服、征服、再征服，群体智商远未成熟的葡萄牙是如此急切地想要成为巨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够达到目的，但这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莫桑比克沦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印度次大陆的西岸突然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碉堡与教堂，马六甲、东帝汶、中国以及日本，葡萄牙人侵入的地域是如此的广阔，行政能力的不足催生出了他们的“副王制度”。

副王的职责无非是攻城略地，代表葡萄牙国王在印度洋流域行使权力，所以这些狂热的贵族在海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打杀杀，他们的敌人主要是当地人和阿拉伯人的混合武装，而这些人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所以前几位副王很容易地占领了马六甲，打通了葡萄牙贸易帝国驶往中国与日本的航道。这时候东方贸易帝国已经基本形成，也就在这时候突然爆出了“卡斯特罗胡须事件”，这一事件再一次清晰地勾勒出了葡萄牙人可爱的性格。

这位卡斯特罗的全称是若奥·德·卡斯特罗，是葡萄牙国王任命的第四任印度洋副王。但是卡斯特罗的运气比较糟，当他赴任的时候，阿拉伯人已经将第乌围困了长达7个月之久，虽然经过卡斯特罗浴血奋战，为他的国家保住了这个商业重镇，但是整座城市已经在战火中破坏殆尽。卡斯特罗必须为他的国家重建第乌。

重建第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经费。副王卡斯特罗只好去向果阿市政厅借款。而商业借款是需要抵押的，但卡斯特罗除了国王的任命书之外一无所有，拿什么抵押给果阿市政厅？

万般无奈之下，卡斯特罗想到了一个怪异的法子。他割下自己的那高高翘起的胡须，作为抵押物抵押在了果阿市政厅。

以胡须作抵押，这对于现代人而言几近玩笑。但在当时骑士文化浓郁的欧洲，高高翘起的胡须向来是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卡斯特罗割下了自己的胡须，这就意味着他付出的是自己的荣誉与尊严。葡萄牙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肃然起敬。时至今日，这位骑士的画像上，画的还是那副没有胡子的滑稽模样的他。

从拒绝交出科英布拉城堡钥匙的马丁·德·弗雷塔斯到忍辱割下胡子的若奥·德·卡斯特罗，从为了爱情不惜与生父兵戎相见的佩德罗到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王旗的阿尔费雷斯·杜阿尔特·德·阿尔梅达，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样的一个民族，还不配拥有这个世界吗？

他们当然有这种资格。

于是他们进入了中国并占有了澳门，而这时候的中国皇帝正兴致勃勃地羞辱着他的大臣和百姓——明朝的皇帝有一个独特的嗜好，他们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大臣剥了裤子，用木棍重重地殴击他们的臀部——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人格，对皇帝称自己为奴才，任何性质的自尊意识的流露，带来的将是血溅满门的惨祸。处于这种生存境况的中国人是无法理解什么是荣誉与自尊的，这就意味着中华帝国的末日已经到来。

但就在这时，如日中天的葡萄牙终于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机会——只不过，葡萄牙人机会的丧失与中华帝国毫无关系，因为西班牙的幸运时代来临了。

注定要名垂青史的费尔南·德·麦哲伦来到了葡萄牙宫廷，他请求曼奴埃尔国王资助他进行他的环球航行计划，但是高傲的曼奴埃尔国王弄不明白这项计划与他的贸易帝国有什么关系，就冷冰冰地拒绝了。

一次失去就意味着永远失去。

葡萄牙仍然在成长之中，它的崛起是一个必然，它的迅速衰落同样也是一个必然，从葡萄牙人对待他们继任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的态度上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9　蒙昧时代的悲歌

庞大的贸易帝国带来的是同样庞大的管理成本，但是葡萄牙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他们面对着殖民地区越来越多的管理费用时多少有些茫然失措。这情形正像是一个孩子突然获得了一家庞大的金融公司的管理权，而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管理它，所以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选择逃避，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葡萄牙人选择了逃避——或者说，他们选择了年幼的塞巴斯蒂安。

但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要费一番唇舌，将那些传播日广但实际上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葡萄牙衰落的原因”排除掉。

有人认为葡萄牙人的战线拖得太长，敌人太多。但这个理由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难道即将取代葡萄牙的其他强国就可以做到“战线极短，没有敌人”吗？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随意地迁怒于别人是毫无道理的。

还有人认为葡萄牙之所以迅速衰落下去，是因为“海外收益下降”，这个理由就更是可笑了。如果这样一个理由也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又如何来解释此后相继崛起的国家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益处的呢？说到底，这里存在的只是一个管理模式的问题，否则其他国家就不会有什么机会。

唯一无可争辩的理由就是葡萄牙国内的享乐之风日盛，以及贸易增长所带来的收入无益于其国内的技术力量的发展等。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葡萄牙的宗教迫害莫名其妙地突然加剧了，甚至有时候远航的船长因为气候恶劣，脱口骂了某一个圣人，也会在遭到告发之后被投入监狱或是执行火刑。这种中世纪的愚昧现象竟然成为大航海背景下的葡萄牙的日常景致，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追溯这段历史，我们真的无法相信，葡萄牙自1541年恢复火刑以来，到1684年，竟然烧死了1397人！

他们在逃避！

他们只相信那些他们所愿意相信的！

他们只倾听那些他们所愿意倾听的！

他们愿意相信什么？

他们又愿意倾听什么？

他们相信葡萄牙是全世界基督徒的救星，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正是为了拯救面临着异教徒威胁的基督教民。

而且他们只愿意听能够与这种想法相印证的话。

至少，3岁就获得了葡萄牙王位的塞巴斯蒂安天天听到的就是这些，他固执地相信的也是这些。

1568年，年满14周岁的小塞巴斯蒂安开始亲政，而在此之前他就被国民们授予了“希望”的称号。可想而知，那些国民们对他的希望是什么，塞巴斯蒂安比任何人更清楚。

一个民族——尽管这个民族拥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洋贸易帝国，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身上，这样的民族能称得上成熟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所描绘的故事终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全面上演了。葡萄牙人被他们的妄想所驱动，向着庞大的“风车”冲了过去，他们要挑战不存在的任务，而丝毫也不理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责任。

受这种荒谬透顶的想法的左右，葡萄牙人把香料贸易的成本的上升误认为异教徒对基督教的迫害，因此，他们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拯救这个世界。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受到狂热的宗教分子的蛊惑，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呼吁，号召全体国民拿起武器，准备进行一场拯救世界的战争。

清醒的人并非没有，比如当时的战士作家迪奥多·多·科乌多。他主张放弃东方帝国，重建一个从安哥拉海岸到莫桑比克海岸，包括整个南部非洲在内的帝国。这一计划的可行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按照科乌多的设想，新的帝国可以缩短航程，减少相对庞大的海外驻军及军费开支。但是，因为这一计划过于合理，所以它绝无可能受到葡萄牙人的注意和理睬。

类似的计划还有征服中国，重现昔日帝国的辉煌，这个计划也因同样的原因被搁置了。

甚至连建造新的大学的提议也遭到了贵族与教士们的反对，葡萄牙不需要大学，因为所有的人都感到危险迫在眉睫——然而那只不过是庞大的风车而已。这些可怜的葡萄牙人，他们始终未能明白过来，骑士文化带给他们的不应该是狂人的梦呓，而是一个能够促使国民的激情与创造力爆发的规律法则——现在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恐怖威胁的话，那么建造大学对葡萄牙来说又有什么意义？所有的经费必须要投入到战争中去，别管是和谁的战争，更不理会这些战争压根就不存在。

成长之中的葡萄牙在以他们的臆想分析这个世界——从一开始，直到未来。而被忽略的，只有真实的世界与他们的民族责任。

所以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是任何人也没有能力阻止的。

葡萄牙的精锐海军集中于里斯本的港口，他们要追随年轻的国王踏上远征的道路，打一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圣战。

唯一的麻烦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以及他们到底存不存在。

患有严重妄想症的葡萄牙正在走向末路，但这时候拯救的机会真正来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掀翻了停泊在里斯本港口的全部船只。如果他们真的有什么敌人的话，对方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吗？

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国王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果断地采取了措施。

他偷偷乘船到达了北非。

临走之前，他再次下达诏令，号召他的人民行动起来，彻底将威胁着基督世界的异教徒摩尔人清除出这个世界。

塞巴斯蒂安国王和他的人民一样，只相信他所愿意相信的，只看到他所愿意看到的，一旦危机来临，他只能选择逃避——放着正路不走却偷渡到北非，这是典型的逃避心理在起作用，这种情形在严重的心理疾病患者身上屡见不鲜。

但不管怎么说，塞巴斯蒂安终于平安抵达了北非，并积极着手搜集基督世界正面临着异教徒的威胁的证据。可以确信的是，他迟早会找到他要找的东西，因此如果需要的话，他找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解释成他所需要的东西。

两年之后，也就是这位狂热的年轻人22岁的那一年，他终于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

1576年，摩洛哥政府发生了政变，王位落入了由土耳其人建立起的奥斯曼帝国的支持者的手中。可以想象，当年轻的塞巴斯蒂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多么地震惊——更多的还应该是狂喜，因为他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异教徒在行动，土耳其人动手了，奥斯曼帝国即将调动他们的大军占领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生死存亡的时刻到来了——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当然没有！

整个欧洲对塞巴斯蒂安的这一说法无言以对。谁也找不到理由或借口反驳塞巴斯蒂安的论断，事实在这里明摆着。

是时候了，是骑士们挺起手中的长矛，纵马向那虚幻的“风车”冲过去的时候了，难道这时候还有什么理由让你犹豫吗？

1578年，刚刚年满24岁的塞巴斯蒂安国王率领着约2.5万人的大军，其中包括了5000名外国雇佣军及骑士团，怀着神圣而悲壮的心情奔赴了北非战场。

所有的人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但是大家最初还不知道他们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而且大军于丹吉尔登陆之后，摩洛哥被废黜的国王穆泰瓦基勒立即率众投降，而摩洛哥的新国王阿卜德·马利克急忙率步兵与骑兵共5万人迎战。

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军在马哈赞河畔的凯比尔堡附近发起强攻，拉开了马哈赞河会战的序幕。由于参加这场战争的有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摩洛哥被废黜的国王穆泰瓦基勒和摩洛哥国王马利克3个国王，所以此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三王之役”。

摩洛哥人在此战中拥有人数上的优势，更兼以逸待劳，而葡萄牙的海军虽然在世界上称雄，但其陆军的作战能力是非常差的。双方甫一接触，葡萄牙军队立即溃败，塞巴斯蒂安国王急忙率军渡河撤退。但世事难料，当他们刚刚渡至河心时，河水却突然毫无原因地上涨，先行过河的8000人尽数被活活淹死，余下来的1.5万人走投无路，只好向马利克国王投降。

但是这位摩洛哥国王已经来不及享受他的荣誉了，他在此战获胜后的第二日因病身亡。

相信这次战争的结果正是葡萄牙人所不希望的，它看起来是那样地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摩洛哥人都无法接受这一点。但这毕竟是一场战争，摩洛哥人也只能按照战争的既定法则行事。

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直接导致了葡萄牙经济的崩溃——大批的贵族子弟沦为战俘，他们的家族必须要用尽可能多的金钱将他们赎回来，摩洛哥人在这场战争中收获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此次战争失利之后，塞巴斯蒂安永远活在了葡萄牙人民的心中。

事实上这位年轻国王在这次战争中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他的失踪却成为了葡萄牙人的一个永久的传说，这岂非是件怪事？

事实上，如果联想到葡萄牙人不过500年的历史——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神话体系都来不及建立，然而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需要这些，而在塞巴斯蒂安身上，他们获得了满足。这就不足为怪了。

10　他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

葡萄牙人的心中有一个美丽的期待：他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他一定会回来、迟早会回来的！

这里的“他”，正是那位把葡萄牙帝国拖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

想知道为什么葡萄牙民众会对这样一个年轻莽撞的国王如此地迷恋吗？

只要想一想，这个民族同他们那位失踪的国王同样地年轻稚嫩而充满了“希望”及幻想，这就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了。

塞巴斯蒂安成为葡萄牙人心中永远的“希望”，还有一个原因是“三王之役”给葡萄牙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

年轻的国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失踪了，这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果，而已经强大起来的邻国西班牙却欣喜若狂。

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郑重宣布：由于他自己拥有着一半的葡萄牙血统——这还是那位“完美王子”若奥二世惹下的祸，当初若奥二世意图通过婚姻吞并西班牙，就利用西班牙国王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伊莎贝尔的机会，强行让伊莎贝尔公主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小王子阿方索。然而上帝分明是不看好葡萄牙，与西班牙站在了一起。小王子阿方索失足从马上跌下来摔死了，还令若奥二世心灰意懒。看起来若奥二世的计划已经流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这一计划竟然向着它的反方向——有利于西班牙的方向发展！

小王子阿方索虽然跌死了，但是他与伊莎贝尔的儿子菲利普却成为了西班牙的国王。当菲利普二世得知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失踪的消息之后，就立即宣布：由于他有着一半的葡萄牙血统，所以，他有责任接管葡萄牙政权并拯救苦难深重的葡萄牙人民。

就这样，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的葡萄牙帝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甚至连其自治的权力都这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说起来这都是拜若奥二世所赐，他的计划过于完美了，这一计划甚至在当事人已经不在世的情形下仍然在悄然运行着——只是这最后的结果，实在是让葡萄牙人有苦难言。

葡萄牙人失去了他们的一切。

时代进入了哈布斯堡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期，葡萄牙人在海外的所有资产全部被哈布斯堡剥夺，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快了，以致让许多史学研究者都不知道该如何发表他们的意见。

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当然还是葡萄牙本国的国民。

虽然西班牙人过于蛮横无理，但是说到底，菲利普二世的做法终归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说到底，他身上的那一半葡萄牙血统确是货真价实的。除非，葡萄牙人能够找到一个比这个可恶的西班牙人更适合于成为国王的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拯救。

说到有能力将葡萄牙国民从西班牙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人，昔日的“完美王子”若奥二世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看看他在当年为西班牙设置的圈套吧，它就像一根绞索那样简捷而有效——现在的葡萄牙人对此体会深切。

但是伟大的若奥二世早已埋骨于修道院之中，除非到了世界末日，上帝亲临审判的时候，否则谁也别想让他从棺木里爬出来拯救葡萄牙。

所以葡萄牙人只剩下他们唯一的“希望”了。

在战场上神秘失踪的塞巴斯蒂安国王。

于是葡萄牙就出现了这样的传说：塞巴斯蒂安并没有在北非战死，他会在某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重新回到里斯本的。

最初记载这个传说的是一首半文半白的预言诗，史称“鞋匠的预言诗”。这首诗是一个不识字的鞋匠写成的，或许除了他本人之外，再也没人能够弄清楚他到底写的是什么。虽然后来史学家发现这首诗所写的内容不过是讥讽若奥三世将一个小镇及其全部税收送给他的弟弟当结婚礼物。但是葡萄牙人顾不上理会这些，他们只想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同样的，他们也只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

还记得塞巴斯蒂安国王被他的民众誉为什么吗？“希望”！

没错，葡萄牙人需要的就是这个。希望——永远的希望！

这一希望甚至破除了时空的制约，整整延续了几个世纪。

在此后的葡萄牙历史上，凡是在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塞巴斯蒂安国王”冒出来做鼓动工作或是领导民众起义。此后在葡萄牙的贵族领导的新的独立运动的时候，其领导人仍然是“塞巴斯蒂安国王”。

1640年，当重新独立后的葡萄牙王国建立的时候，鞋匠那不可靠的“预言诗”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验证，这直接导致了里斯本的大主教下令，将那个不识字的鞋匠的塑像放到祭坛上当作圣人来供奉。而新国王若奥四世甚至公开宣布：不管任何时候，只要塞巴斯蒂安国王回来，他就立即让出王位。

很明显，若奥四世知道塞巴斯蒂安国王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但是，塞巴斯蒂安国王在北非战场上失踪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追究起来，这个责任要由骑士文化的伦理观念来承担。

骑士的尊严与荣誉，是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对于一个重视自己的荣誉与尊严的骑士，如果看到他所效忠的国王遭遇了危险，就有责任挺身而出，替国王承担厄运。但“三王战役”时，塞巴斯蒂安是在渡河的途中突然遭遇到了洪峰，这个情况显然不在骑士伦理和规范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多少个骑士愿意以身相代，也无法救回塞巴斯蒂安。

但事情的糟糕之处在于从理论上来说，凡是看到自己的国王身死而自己却仍然活着的骑士是可耻的，因为他们没有维护自己的尊严与荣誉，没有履行替国王去死的职责。所以永远也不会有人承认他亲眼目睹了塞巴斯蒂安国王的死，这样一来事情就被弄成了一个悬案，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塞巴斯蒂安国王永远“在回来的途中”。

4个世纪之后，拿破仑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当时的里斯本居民心安理得地看着法国人的军队昂然入城，他们丝毫也不怀疑，塞巴斯蒂安国王很快就会回来带领他们赶走这些法国人。

另外一件事就更加可笑了。曾有一艘俄国军舰停靠在了里斯本的港口，不知道居民们从何处得来的消息，说是塞巴斯蒂安国王就藏在这艘船上——可怜的小国王，藏在船舱里边的他这时候应该是四百多岁了吧——结果港口上到处挤满了等待国王登陆的人。法国占领军的司令官儒诺将军为此大动肝火，下令用武力驱散这些忠于400岁老国王的怪异民众，并怒气冲冲地斥骂道：“你们等待的哪里是什么国王，明明是法国的敌人——英国人！”

这一离奇的传说还跨越了地域上的障碍，一直传到了巴西，其结果就是爆发了1897年的由这位四百多岁的“老国王塞巴斯蒂安”所领导的一次民众起义。

时至今日，“塞巴斯蒂安主义”已经成为葡萄牙语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而“国王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的”同样是一句习惯用语。前者是用来形容一种毫无根据的怀旧情绪，或对某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无谓的妄想。而后者，则是用来嘲笑自己或对方的某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只有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半岛国家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前所未有的海洋贸易帝国以及它又是如何失去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民族所运用的“塞巴斯蒂安”及“国王会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回来的”这两个习惯用语理应有的更深刻的含义。

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习惯用语透射出了这个民族的行为心理与行为性格。所以这两个习惯用语不应该——或者说完全不能够——又或者说不存在任何理由就只有一种表面的意义。正如昔日那庞大的贸易帝国再也不可能重现一样，他们的“希望”也注定永远不可能实现。

除非，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情形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

第三章　神秘的西班牙

1　帝国的早晨

与葡萄牙所建立的海洋贸易帝国不同的是，它的邻居西班牙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公正地说，西班牙的庞大殖民帝国从未获得人们的道义认同，究其原因是出于技术手段上。

更多的时候人们拿昔日的罗马帝国与之比较，相对来说，罗马人在征战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维护着对手的尊严，他们甚至允许战败者获得公民权。正是这种行为模式催生出了充满传奇与迷幻色彩的骑士文化与伦理。

而西班牙——出于我们目前正在寻找的某一种原因——他们似乎更多地像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在行动的过程中重视目的更甚于手段，这样必然地使得他们的行为背离了他们的信念。伴随着庞大殖民帝国的出现，他们距离自己的目标却越来越远，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导致了他们和葡萄牙一样迅速地失去了一切。

事实上，他们从未据有过这些，他们最多不过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一位缺少教养的客人，只是比别人更早地发现了这些美丽的景致。只不过是一个发现者而已，这对他们来说未免是一个难言的失落。

这就是我们和他们——历史上以及现在的西班牙人所关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的这一民族行为模式的形成，而这种行为模式又是如何构成西班牙人的宿命的？

我们必须要回到更早时代的伊比利亚半岛，我们还记得这里，当我们追述那个因为处于青春成长期而在行为中处处体现了叛逆的少年葡萄牙时，我们曾到达过这里。

和迦太基的传奇英雄汉尼拔一起。

史学家们毫无理由地断言说——至今我们也无法找出这种结论的依据何在——迦太基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影响深远。这让我们非常疑惑，是否要将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的百年半岛叛乱归结于此？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答案的，也许只有马库斯·阿格里帕，他是罗马时代奥古斯都大帝最可靠的朋友，这一次他同样没有让奥古斯都大帝失望，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混乱局面在他的手中宣告结束。

400年后，西哥特人继汪达尔人及苏维尔人之后来到了伊比利亚，看起来他们是打算在这座美丽的半岛上长久定居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是东方的庞大中华帝国针对于异族的一场战争导致了半岛局势的变幻莫测，北匈奴人被嗜好武力的中国皇帝驱逐到了黑海，然后鲜卑人又将他们驱逐到了多瑙河畔，于是这群被追赶的落魄者用他们那凌乱的脚步踏碎了东哥特人的神圣宫殿，而目瞪口呆的西哥特人则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西哥特人无力反抗穷途末路的匈奴人，唯一的办法是向罗马帝国求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罗马帝国欣然接受了西哥特人的请求——把那些于落难之际投奔而来的西哥特人全都送到奴隶交易市场上卖掉了。

罗马帝国的这个不智之举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数不尽的麻烦，实际上庞大的罗马帝国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处理这些基本事务的理性，才让自己走向了末路。但这时候还是西哥特人不计前嫌地拯救了摇摇欲坠的罗马。他们愿意以同盟者的身份维系罗马帝国的统治，条件是罗马帝国必须尊重他们的自由权利。

获得这样一个忠诚的守护者，罗马帝国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西哥特人就这样以罗马帝国的同盟者身份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并建立了托莱多作为首都——这座城市在半岛上的地理位置极为奇特，不止一个国王在其王位遭到褫夺之后，把这里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之居。

但是，一个新进入的民族必然会带来新的麻烦——他们自己内部的，以及他们和土著人的。真正引发了半岛局势彻底改观，并最终导致了半岛上华丽的穆斯林文明建立的原因，却还是西哥特人自己内部的争端。这个原因的出现是有着时间依据的，当西哥特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居住了长达4个世纪之后，他们很难再把别人视为这座半岛的主人。

人们有理由认为，此次历史大事件爆发的契因是一起极不光彩的强暴案，除此之外的任何理由都不足以解释事件进程中那过多的非理性因素。

前西哥特帝国王子阿契拉向驻扎在北非的阿拉伯人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他希望那些手持弯刀的阿拉伯人能够帮助他那被新王罗德里克废黜的父亲威提萨重新登上王位。这个想法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单纯地用“愚蠢”二字来描述这位王子是绝对不合适的，我们只能说，阿契拉王子是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他太单纯了，单纯到了让人对他是否有着正确的思维能力产生怀疑的程度。

接到邀请的阿拉伯人欣喜若狂，真主作证，这些虔诚的穆斯林是多么地热爱这座半岛啊，阿拉伯世界驻北非的总督穆萨·奴塞尔派他的亲信侍从泰利夫率领400名步兵和100名骑兵组成的柏柏尔先遣部队出发了，他们于公元710年的7月抵达了半岛南端，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

半岛对岸驻守着西哥特人的军队，由休达伯爵朱利安统领着，除非朱利安伯爵允许，否则阿拉伯人是无法如愿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而阿契拉王子的盛情邀请也必将落空。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西哥特人的休达伯爵朱利安出乎意料地允许阿拉伯人登陆，从此穆斯林正式进入了半岛地区。

那么，朱利安为什么会允许阿拉伯人泰利夫率领他的军队登陆呢？

其中的理由是受到史学家们多方面质疑的，但有一点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朱利安伯爵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弗罗林达，遭到了新王罗德里克的野蛮强奸——这种卑劣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注定了要遭到天谴的，即使是西哥特人的国王也不例外。

西哥特人的新王罗德里克开始为他的卑劣行为付出代价了。

公元711年7月，一支由7000人组成的阿拉伯主力部队在柏柏人塔利格·齐亚德的率领下与泰利夫会合之后，向着伊比利亚的腹地纵深插入。此时的阿拉伯远征军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万人，他们在同月的19日与罗德里克率领的2.5万人哥特军队相遇于萨拉多河口。由于此战关系重大，哥特王国的主教奥帕斯也率领军队参加了战斗。正是奥帕斯本人的勇猛与智慧，成为了这场战争如期结束的根本原因。

战斗甫一打响，奥帕斯主教就统领他的军队从后侧向着罗德里克冲了过去，而罗德里克的正面是阿拉伯人泰利夫和塔利格，左翼是西哥特人王子阿契拉，右翼则是西哥特人的休达伯爵朱利安。惊讶的国王罗德里克发现他落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之中，直到这时候他才想起来，主教大人奥帕斯是被废国王威提萨的兄弟、阿契拉王子的叔父。

当阴谋如期推动，战场上的两军对垒已无任何悬念可言。

西哥特人的国王罗德里克从此在历史上失踪了，好像没有人认真追查过他的生死下落。

人们关注的是，阿拉伯的穆斯林从此成为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主人，以及新文明为这座半岛所带来的诸多变化。

2　王朝兴起时代的英雄

在阿拉伯人的传奇英雄阿卜杜勒·赖哈曼的时代到来之前，人们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对这片土地是否有着明确的主权要求？

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他们的证据源自于占领军的行事风格，塔利格·齐亚德和他的部下似乎并不急于征服半岛，尽管如此，但还是有大半个西班牙被纳入到了阿拉伯人的统治区域，而其余的地区，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复兴举动。

但是塔利格·齐亚德的个人风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阿拉伯人的北非总督穆萨·奴塞尔把他逮捕了，紧接着穆萨·奴塞尔又遭到了帝国首都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韦利德的逮捕。据说，哈里发之所以逮捕他的北非总督，是因为哈里发看中了穆萨·奴塞尔在西哥特王国所劫掠的战利品，就像穆萨·奴塞尔看中了塔利格·齐亚德的战利品而将他粗暴地逮捕一样。

从此拥有了安达卢斯省——他们这样称呼西班牙——阿拉伯人迅速向北方扩张，基督帝国的守护者法兰克帝国派出他们的名将查理·马特阻止了这一进程。细说起来，这场战争是有理由成为经典的，双方的军队都因为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而对峙了整整7天。这么长久的对峙对于一场战争来说未免太过于乏味了，最后是信仰真主的战士们开始攻击对手的防线，而信仰基督的战士们则用他们手中的长矛和大刀攻击对手的马腿，这对于习惯于进攻的阿拉伯战士而言是件极为苦恼的事情。但取得胜利后的基督战士的战报明显有点靠不住，他们竟然说自己杀死了36万阿拉伯人，而他们自己的损伤才不过1500人，这个数字就连基督徒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起，所以这场战争的经典性就这么湮没了。

之后阿拉伯人陷入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争端之中，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这就是说，新的阿拉伯王朝的兴起势必会引发半岛局势的进一步动荡。

公元750年，“先知”的后裔阿拨斯联合他的盟友什叶派击败了他的政治对手，建立起了全新的阿拨斯王朝，并将首都迁到了巴格达。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血腥的清洗与屠杀，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倭马亚王子阿卜杜勒·赖哈曼就是这场血腥屠杀中的主要猎物之一。他当然不肯束手就擒，就只身逃往北非，经历了一连串惊险的追杀之后，他到达了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他获得了当地守军的狂热支持，原因是在当地叙利亚守军中流传着一个传播久远的古老神话：在某一天会有一个雄才大略的王子来到这里并拯救这个世界，士兵们毫无理由地相信，这位传说中的王子正是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

就这样阿卜杜勒·赖哈曼拥有了他的帝国。

但是西班牙的总督尤素福·菲海里不喜欢这件近乎荒谬的事情，就带着他的军队前来阻止，这场战争爆发于科尔多瓦附近的瓜达基维尔河边，可怜的阿卜杜勒王子带着他的杂牌拥护者前来应战，但他们连自己的军旗都来不及制定，这就显得这场战争有点过于草率了。好在这位王子也不是一个讲究的人，他干脆解下自己的绿头巾，绑在旗杆上，从此西班牙的新王朝就有了他们的新旗帜。

这个新建立的科尔瓦多王朝从此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个亮点。这里有高等学校27所，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生纷纷前来求学；图书馆里收藏着至少40万册珍贵的图书；公共澡堂300所；街道上铺设着清洁的青石板，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从路旁小屋里射出来的灯光将长长的街道映得灯火通明。相对来说，当时的欧洲简直成了野蛮人的居住地，即使是过了500年后，伦敦还连一盏路灯也没有；再过几百年，如果你走在巴黎的街道上，一脚踩下去就是湿漉漉的泥浆，泥浆直到踝骨。

这是一个永远值得让人回忆的年代，尤其是在盛景不复、危机日近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基督徒带着他们的两脚泥泞卷土重来。

公正地说，正是哈里发·艾米尔本人的荒淫无耻生活与近卫军的残酷粗鲁，迫使得大量的穆斯林信徒因为陷入了失望之中而重新改信了基督，科尔瓦多再也无法忍受贵族们对信仰的公然亵渎，决定彻底废除哈里发帝国，由阿卜杜勒·赖哈利亲手缔造的伟大文明就这样在他的后代手中分崩离析，涌现出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马拉加、托莱多、萨拉戈萨等许多小王国，而西班牙的穆斯林反而被迅猛涌入的基督徒喧宾夺主，沦为了弱势。

事实上，基督徒们从未放弃过他们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努力，尤其是在九世纪初，在加利西亚发生了一件广为基督世界所关注的大事，即圣詹姆斯·圣地亚哥墓的发现，这为行将爆发的朝圣运动奠定了基本的条件，圣詹姆斯墓注定了要成为整个西欧的宗教中心，这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局势而言意义重大。

基督教王国迅速地兴起了，莱昂王阿方索三世认为自己是全西班牙基督教的君主，他自称西班牙的皇帝并联合另一个王国纳瓦尔，意图扫平伊比利亚半岛上残存的穆斯林势力。

科尔瓦多的哈里发挥师北上，击败莱昂与纳瓦尔的联军。

莱昂与纳瓦尔重整旗鼓，歼灭了哈里发的军队并占领了萨拉曼卡。

然而莱昂与纳瓦尔双方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争执，猜猜他们在这时候干了件什么事？

他们双方都派出使者向哈里发本人投诉对方。

半岛的穆斯林不知道拿这些基督徒们如何是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科尔瓦多王朝注定了是要崩溃的，局势对于基督教王国来说相当有利。

就在这时候，西班牙历史上又一次的开门揖盗事件发生了，但这一次，始作俑者却是穆斯林。

当科尔瓦多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穆斯林的首要领主是塞维利亚的阿巴德王朝，王朝的创始人阿巴德是最早征服西班牙的叙利亚希姆斯联队的后裔，他采用了穆尔台迪德——意思是祈求天佑者，作为哈里发的称号。而他的儿子则称为穆尔台米德——仰赖天佑者。公正地说，穆尔台米德根本称不上一个暴君，事实上，他更多地有可能是一个诗人，喜欢美酒与鲜花，爱好文学与艺术，他对正在迅速崛起之中的基督教王国不怀丝毫的敌意，甚至愿意向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阿方索六世称臣纳贡。

真主在上，穆尔台米德愿意为这些异教徒们做任何事，只要他们别打扰他的吟诗饮酒就行。

但是卡斯蒂利亚迅速地攻陷了托莱多和瓦伦西亚。

基督徒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收复失地运动”。

既然是收复失地，阿方索六世当然不会再允许穆尔台米德继续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吟诗饮酒，这时候的穆尔台米德再也不能仰赖天佑了，他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于是穆尔台米德就考虑向北非强大的穆斯林尤素福·伊本·塔什芬求助。

这位尤素福·伊本·塔什芬原本是塞内加尔岛上的穆比拉人首领，而所谓的穆比拉人却是由一些狂热而极端的穆斯林宗教主义者所建立起来的军事修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北非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莱木突奈人，这些人终生不解除脸上的面罩，以彻底铲除世界上所有的异教徒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西北非，并修建了马拉库什城作为新的帝国首都。这些新的穆斯林成员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以其强势的姿态展示着其惯于争斗的风格。

对于这样一些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即使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也心存疑虑，他们警告穆尔台米德说：“一个剑鞘里不能插进两把宝剑。”

而穆尔台米德却回答说：“我宁愿到非洲去放驼，也不愿去卡斯蒂利亚放猪。”

不太清楚非洲的放驼生涯较之于卡斯蒂利亚的放猪好在哪里，但当时穆尔台米德就是这样选择的。

就这样尤素福本人最终还是接到了邀请，率领他的两万余名戴着面罩的铁血战士踏上了伊比利亚半岛，他在巴达霍斯附近的宰拉盖与卡斯蒂利亚的军队相遭遇，并全歼了阿方索六世的军队，只有阿方索六世本人带了不足300人死里逃生，但是那些沦为战俘的基督徒战士们，却全被尤素福残忍地屠杀了。虔诚的尤素福将基督徒的首级垒成了一座高高的方尖塔，据说这恐怖的建筑是用来供穆斯林做宣礼用的，之后尤素福还把四万颗首级带回了北非，作为这次征战的战利品。

然后屠夫尤素福返回了北非。

然后他又回来了。

他第一次来到伊比利亚，是应穆尔台米德的邀请。而他再度回到西班牙，应该是听从了真主的召唤。

1090年11月，尤素福的征服军占领了格拉纳达，此后不久，塞利维亚和整个西班牙南部都落入了他的手中。

可怜的哈里发——穆尔台米德被与他拥有同宗信仰的士兵押送到了摩洛哥，但是尤素福认为放驼这种职业对于曾经的一位哈里发来说未免太过于奢侈了。他将穆尔台米德监禁起来，不允许他从事任何职业，所以穆尔台米德只能依靠着宠姬与女儿的纺织勉强糊口，就这样穷困潦倒地度过了他的余生。

半岛的收复运动受挫，穆比拉人的宗教狂热持续影响着历史进程。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两大阵营对决陷入了僵持状态之中。

3　吹响东征的号角

对于我们来说，侥幸从穆拉比人的弯刀下逃得性命的阿方索六世，理应更为熟悉才对，因为他就是我们在讲述葡萄牙的历史时所说的那位莱昂国王。我们还记得，来自法国的两名骑士——雷蒙德和恩里克兄弟，他们正是宣誓了效忠于阿方索六世的。

雷蒙德得到了国王的长女唐娜·乌拉卡，但他却在穆拉比人手下吃了败仗，其后果导致了穆拉比人对西部杜罗河一带的大举入侵。于是阿方索六世就走马换将，将雷蒙德的兄弟恩里克——我们还记得，他娶的是阿方索六世的次女唐娜·特莱莎，还有一件为我们所忽略的事情是：唐娜·特莱莎实际上是阿方索六世的私生女儿，这就意味着——恩里克的地位多少显得有些尴尬，所以阿方索六世将他换到与凶悍的穆拉比人正面交锋的位置上，却让雷蒙德去对付沿海的维京海盗，这样的安排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穆拉比帝国取得了他们在西班牙南部的稳固地位，尤素福惯常的残暴风格势必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帝国的正常运行。事实上，尤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儿子被人称为“虔诚的阿里”，就已经印证了半岛上居民的艰难处境。

而在基督阵营中，阿方索六世死了，他的女儿——雷蒙克的妻子——唐娜·乌拉卡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的女王，而恩里克则感到非常郁闷，葡萄牙的离家出走自立门户行将提到议事日程。这时候阿拉贡王国取代了卡斯蒂利亚在基督阵营中的地位成了领导者。

与此同时，面对伊斯兰教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基督教皇乌尔班在克勒蒙发起了神圣同盟运动，一支由法国骑士所组织的军队发起了对萨拉戈萨的进攻，但是我们熟悉的雷蒙德先生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他遭遇到了历史上任何人也未曾战胜过的强大对手：衰老与死亡。

雷蒙德的死，导致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唐娜·乌拉卡成为了寡妇。

阿拉贡的国王“勇士”阿方索——看到这个太过于熟悉的名字，我们就知道麻烦要来了。我们的麻烦和女王唐娜·乌拉卡的麻烦——阿方索不失时机地向女王求婚，女王答应了他，因为他们双方都急于通过联姻的方式迅速地将半岛的基督教国家统一起来。

没有丝毫的爱情成分，纯粹是以从对方那里获取利益的婚姻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阿方索和唐娜·乌拉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了这起家庭矛盾之中，先是贵族，平民，而后是军队。

内战！

幸好有教会赶来调停这起过于激烈的家庭矛盾。教会宣布：由于阿方索和乌拉卡两人存在着血亲关系，所以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应该立即废除。

这起莫名其妙的婚姻就这么草草地结束了，“勇士”阿方索愤然返回了他的阿拉贡，投入到了他最喜爱的抵抗穆拉比人的战斗中去，他在响应了教皇吉拉修二世所号召的神圣同盟运动之后就死掉了，由于他没有子女，就留下遗嘱要将他的全部遗产捐献给教会和几个不同的骑士团，幸好贵族们及时地阻止了这个荒唐的遗嘱，选出了他的兄弟——教士拉米洛出任阿拉贡的新国王。为此教皇不得不颁发了许可证书，准许拉米洛二世还俗结婚。

而在卡斯蒂利亚，我们知道，女王乌拉卡去世之后，她的儿子阿方索七世继承了王位，这时候他那位出生于葡萄牙的表亲兄弟对自己的母亲特莱莎发动了成长战争，阿方索七世疲于奔命地赶去劝说调停并亲自参加战争。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时葡萄牙的独立战争何以会以如此绅士的方式来解决了，半岛上的局势过于错综复杂了，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的阿方索七世没有被逼到发疯，反而在后来成为了西班牙皇帝，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

新的国家次第出现，这其中不停变动的地域疆界足以让最有素养的史学家为之发狂。比如说，纳瓦尔在勇士阿方索死后脱离了阿拉贡王国，这样一来，阿拉贡的统治疆域就明显缩小了。幸好那位刚刚脱下教士黑衣服的拉米洛二世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拉米洛就将女儿嫁给了巴塞罗那伯爵雷蒙·贝伦格尔四世，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将他女婿的加泰罗尼亚王国划归到了阿拉贡的统治之下。

1145年12月，教皇尤金三世号召并发起了第二次神圣同盟运动——或者称之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更易于我们理解——教廷同时宣布，凡参加针对于伊比利亚的穆斯林作战的十字军战士，享有与圣地十字军战士的同等待遇。这道命令彻底打破了半岛上的均衡局势，来自北欧的攻城机械和来自于意大利的舰队涌入西班牙，穆拉比人在基督阵营地全面反攻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半岛的局势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乐观，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两个国王甚至已经签订了如何瓜分穆斯林势力范围的正式协议，剩下的事情，就只是这份协约的认真履行了。

但是，基督徒显然低估了未来局势的发展。

事实上，一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在穆拉比帝国，由嗜血如狂的尤素福·伊本·塔什芬所亲手缔造的这个极端帝国远不像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脆弱，当穆斯林陷于他们的绝望的处境而无限悲观之时，新的先知诞生了。

穆罕默德·图迈尔特。

先知的临世势必会重新鼓舞起穆斯林心中那旺盛的斗志，伊比利亚半岛的风云变幻，行将进入一个称得上是血雨腥风的时代。

4　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十字架

基督阵营的步步紧逼，促使穆拉比人所建立的帝国接近于覆亡地带，导致帝国丧失自我保护能力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王室与贵族的虔敬心不足，只知道一味地贪图享乐。穆斯林那森严的戒律在这些人眼里看来简直不算什么，甚至连国王的妹妹在出门游乐的时候，脸上都没有戴上面罩。

即使是国王本人，也没有理由蔑视神圣的戒律——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国王的妹妹必须要为她的任性与不虔敬付出代价。

她在街头遭到了来自平民的殴打。

传说敢于动手殴打国王妹妹的，正是穆罕默德·图迈尔特本人。

这位穆罕默德·图迈尔特出身卑微，模样长得矮小而丑陋，但是他对于教义的虔敬却使他赢得了民众的尊敬，而他自己更是抱有强烈的圣洁愿望，并自称“马赫迪”的先知。他决心要排除已经渗入到神圣的伊斯兰教中的杂污，恢复教义的纯洁性，并由此发起了一场政治与宗教改革运动。

这位狂热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于1130年死去，而他的伟大继承者——阿卜杜拉·穆敏则推翻了穆拉比帝国并取而代之。这同样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君王，他建立的功业是如此之辉煌，比之于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简单地说，由穆敏所缔造的穆瓦希德帝国是伊斯兰首次对北非的统一，而且是非洲历史上最大的国家。为了与自己的功业相称，从此穆敏自称阿里发。

穆瓦希德帝国在崛起之后，就重创了基督阵营的势力，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军队被驱出安达卢西亚，阿方索七世就是在这次撤退中死于非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岛的局势将在穆瓦希德崛起之后而彻底改观——重新为阿拉伯人所占据。但是，历史的行进总是透露出无尽的悲怆，正如穆斯林人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他们要“拯救整个世界”，在他们拯救了穆斯林自己之后，又拯救了基督徒。

这正是哈里发阿卜杜拉·穆敏所面对的现实，他除了要彻底铲除基督徒的军队之外，还必须面对着他同宗的“兄弟”，这其中还包括了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联军，以及穆斯林人自己雇佣来攻打同宗的基督教骑士。

穆西亚和瓦伦西亚的“狼王”穆罕默德·马丹尼什不认为他们必须要接受穆瓦德希帝国，但是面对强大的穆瓦希德的军队时，马丹尼什又力有未逮，于是半岛的战争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景——至少对于阿卜杜拉·穆敏的军队来说，这是件殊难理解的怪异的事情：

他们的敌人不再是此前那种手持十字架的武士，而是一手拿《古兰经》，另一手持十字架。

基督徒雇佣军与瓦伦西亚的穆斯林联军有效地终止了穆瓦德希帝国的前进，而对哈里发本人来说，更麻烦的事件还在后面。

葡萄牙就在这时候“离家出走”，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独立。

在奥里克，五个穆斯林的首领组成了强大的联军，试图阻止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我们还记得，战役打响的那一天，正是葡萄牙人的“圣地亚哥节”，弱小的葡萄牙军队是如何将强大的对手挫败的，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但不管怎么说，年轻的阿方索一世被这场胜利所鼓舞，雄心勃勃地想得到里斯本。

或许是出自于恩里克的原因，他的儿子阿方索一世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于法国的骑士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除了雷蒙德和恩里克，法国的骑士在维护他们的荣誉方面还缺乏足够的天分。里斯本的围城之战持续了四年，而且看起来，这种持续状态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可能。

4年之后，一支由英国人、弗莱米人和德国人所组成的第二次十字军分队途经葡萄牙，奥普陀主教听说了之后立即赶去见他们，劝说这些骑士们加入到围攻里斯本的葡萄牙军队中来。骑士们显然找不到什么理由回绝这一建议，在这支主力军的帮助之下，阿方索一世只花了4个月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里斯本的沦陷——或是收复也好，总之它已经归属了葡萄牙。

阿方索一世向着他更高的愿望迈进，他希望自己成为葡萄牙的国王。

教皇尤金三世承诺：只要葡萄牙每年向教廷贡献两斤黄金，阿方索一世的愿意立即就可以得到满足。

阿方索一世继续前进，现在他更看重骑士团的重要作用了，他委托新任的里斯本主教——英国人黑斯丁斯的吉尔伯特回他的家乡去为葡萄牙募集更多的十字军——去英国募集而非法国，这件事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然后阿方索一世陷入了他和莱昂、卡斯蒂利亚两个基督徒王国的冲突之中，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阿方索一世最亲密的战友、葡萄牙王国中最杰出的将领与永久性的传奇——无畏的杰拉德，他号称“葡萄牙的熙德”。正是他率领着骑士团驰骋于葡萄牙南部，将葡萄牙的版图画出了一个经历了千年之久从未曾有过任何变化的长方形。

但是葡萄牙终究要失去它的伟大传奇，这正如一个成熟的人终将失去他的美丽幻想。

杰拉德——这位伟大的军事将领开始走向了他的悲剧——和他的国王阿方索一世在与西班牙的冲突中一起沦为了卡斯蒂利亚人的俘虏，他们被迫交出了卡斯蒂利亚人索要的领土，这才得以释放。

很难说正是这次事件才构成了杰拉德与阿方索一世的冲突，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能够承担调解的职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整个葡萄牙大为震惊：

葡萄牙的传奇与骄傲投奔到了穆瓦希德帝国的阵营。

一个基督徒投入到穆斯林的势力范围之中。

可怜的杰拉德，他在那群脸上终年蒙着面纱的伊斯兰人之中，会感觉到快乐吗？

但是，穆斯林对于这样一个基督徒的投诚无疑是持热烈欢迎态度的。杰拉德被任命为摩洛哥的总督，就是这种态度的明证。

然后哈里发却下令处决了杰拉德，罪名是他企图将葡萄牙军队引入非洲。

这项指控是真实的吗？

杰拉德对基督的背弃，是否隐藏着葡萄牙一项深远的政治阴谋？

也许历史远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复杂，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穆瓦希德帝国的新任哈里发尤素福一世亲率大军进攻萨塔兰，可是这场战争的结果远不如哈里发所期望的那样美满——葡萄牙的守军发动了偷袭，袭入了穆斯林的大营并重伤了哈里发本人，哈里发在撤退的途中含恨死去。

此后是十字军的第三次东征，葡萄牙的新国王桑绍一世幸运地搭上了这一趟班车——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就是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的人物原型——桑绍二世的贡献理应在历史上获得更高评价才对，在这次征战中有6000名穆斯林战俘遭受到了十字军战士的屠杀，从北方赶来参加圣战的英国人、德国人和弗莱米人必须要对这一罪行负责。然而这些北方屠夫还想对希尔夫城下手，正是桑绍一世及时地阻止了他们。

这时候“全穆斯林的长官”穆敏的孙子曼苏尔横空出世了，这位穆瓦希德的第三任哈里发为他的民族和信仰带来了荣誉，甚至连萨拉丁本人都对他的英雄业绩表示出了由衷的钦佩。但是，阿拉科斯战役最多只能称得上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回光返照，但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是决不会认可这一点的，他的军队在阿拉科斯遭到曼苏尔的全部歼灭，阿方索八世只身逃到了托莱多避难。

此后是双方长达十年的厉兵秣马和广结外援。

然后是1212年的那斯·那瓦斯·德·托罗萨圣教大决战。

这场决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总人数超过100万人，仅由第四任哈里发纳希尔所率领的穆斯林战士就有60万人，但这位哈里发运气糟糕透了，他遭到了欧洲历史上最强硬的教皇——英诺三世。

面对穆瓦德希大军的咄咄攻势，英诺三世坚信：决定西班牙基督教历史命运的时刻到来了，他向全欧洲发出紧急呼吁——尤其是向法国南部和普罗旺斯的贵族们发出求援，要求所有的基督信徒放下他们的饭碗和农庄，火速增援伊比利亚。

基督教联军迅速地在托莱多集合起来，包括了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城市民兵、宗教骑士团、雇佣军、彼得二世统领的3000名阿拉贡骑士和大批加泰兰十字弓手，葡萄牙和莱昂的分队，纳瓦尔国王桑绍七世的支队。

除此之外还有数千名远道自南法和欧洲各地的骑士，这些亡命徒刚一赶到，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血洗托莱多的犹太人社区，打算在战役打响之前先捞上一把。

而最令人失望的是法国骑士，他们赶到得还算及时，但退出得更为及时，还没有遇到穆瓦德希军队的影子，他们就纷纷退出了，理由是天气太热以及行军太累，而他们——他们显然是把这次战役视为了一次愉快的旅游，现在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足够的快乐，是应该回家的时候了。

孤独的西班牙人在别人退出的过程中继续前进，7月12日的重要时刻来临了，两支军队终于在穆拉达尔山脚下的隘口那斯·那瓦斯·德·托罗萨相互发现了对方。

13世纪欧洲最大规模的会战即将打响。

穆斯林的大军排成三列，前面是柏柏尔和阿拉伯轻骑兵及弓箭手，后面簇拥着哈里发本人的黑人近卫军。纳希人一手拿剑，一手举着《古兰经》——历史学家猜测说，如果哈里发知道这本神圣的教义需要他本人整整高举四天四夜的话，他当时肯定会换一个姿势的——纳希尔以他那悲悯的眼神俯视着这些异教徒，真主作证，纳希尔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不知悔改呢？

双方对峙了整整四天，直到16日清晨，联军才突然行动，战役正式打响了。西班牙军队的左翼是阿拉贡的彼得指挥，右翼由纳瓦尔的桑绍指挥，阿方索八世坐镇中军——他老人家从托莱多的修道院中终于平安地逃了回来。阿方索八世的身边，是手持十字架的托莱多大主教罗德立哥。

公正地说，这场战役的胜利，一半要归功于这位不会拿剑的大主教，他出现在战场上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且他在战争的过程中，不断地为他的信徒们打气：“教友们，让我们为了圣战而牺牲在这里吧！”

再没有像大主教本人的激励更让基督战士们热血激奋的了，他原本可以不在这里，而是在更为安全的地方，但是他的选择却让每一个基督战士深切地意识到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应该说，那些簇拥着哈里发的穆瓦德希战士们也应该有这种激奋的信念才对，但是他们的防线还是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血战之后，被基督联军攻破了。

哈里发的黑人近卫军投入了战斗。

联军的攻势被遏制，被迫节节后退。

阿方索八世孤注一掷，亲率后备队组织起了冲锋——他显然是疯了，但战场上需要的不是理性，结果就是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这种疯狂面前吓破了胆，掉头落荒而逃，纳希尔和他的黑人近卫队暴露在基督联军的长矛之下。

纳希尔只身逃脱，超过10万的伊斯兰战士遭到了卡斯蒂利亚骑士的疯狂屠戮。

至此，半岛局势尘埃落定，再无悬念可言。

5　混乱中的和谐与兴起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时代正式结束了。

在古都科尔瓦多，宏伟的清真寺被改成了教堂，卡斯蒂利亚的菲迪南三世在杰恩条约中承诺说：保证为穆罕默德保留他的格拉纳达作为穆斯林的最后庇护所——但我们都知道，这道条约形同废纸，他终将在此后的时代以穆斯林人的悲惨命运作为一个残忍的标记，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西班牙民族的性格缺陷。

在昔日的穆瓦希德帝国的首都塞维利亚，穆斯林居民全部被赶走。

远在突尼斯的阿拉伯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兄弟在帕尔玛遭到屠杀与血洗，却无能为力。

那斯·那瓦斯·德·托罗萨会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除了格拉纳达之外，整个安达卢西亚、阿尔加维、穆西亚、瓦伦西亚的穆斯林领地全部被三个基督教王国所瓜分：

卡斯蒂利亚！

阿拉贡！

以及葡萄牙！

截至现在，西班牙帝国的历史进程仍然在循规蹈矩地行进着，我们从其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崛起”于世界。事实上，相对来说，西班牙的历史甚至比葡萄牙更短，如果说葡萄牙的行为模式类同于一个青春蒙昧时期的少年的话，那么西班牙，他更多地像是基督家族中因为头脑不清醒而失去了继承权的长子，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西班牙人的行为模式带有着明显的癫痫症状，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切入了人类的潜意识之中。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许多怪异事件，是人们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关系进行思考的。

西班牙人最具自毁性质的莫过于针对于穆斯林人的血腥虐待及宗教法庭的设立，简单地把这些责任归咎于伊莎贝拉一个人显失公正，在这里存在着的，与葡萄牙一样，是一个成长中的群体的主动选择。

卡斯蒂利亚迎来了阿方索十世的统治时代，这应该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怀念的时代，但是他们自己却拒不承认这一点。

这位阿方索十世如果拥有更为理性的国民的话，他的事业决不会像现在这样默默无闻。他是一位知名的天文学家，曾经针对于托勒密体系中的漏洞说过这样的话：“我若是上帝的顾问，就会向上帝提出星体应如何运行的建议”，他是欧洲人中少有的几个在天文学上可以跟阿拉伯人相抗衡的学者之一，这是国王的荣誉，但却是西班牙人自己的耻辱——那些徒有虚名的西班牙学者们，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研究与贡献，竟然及不上一位国事繁重的国王，难道他们自己不感到羞愧吗？

他们的确感觉到了羞愧——不是为他们自己的无知，而是为国王本人。

西班牙人说：国王研究天，却失去了地——这是非常情绪化的评价，其中所充斥着的厚颜无耻足以令任何人为之惊讶，那么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不过是一个缺乏最起码理性的极端行为者，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是那样的疯狂扩张，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会如此。

除此之外，阿方索十世还是一位法律事务方面的专家，他奠定了西班牙的法律体系，并亲自主持撰写了《法律集成》一书。

西班牙人曾是如此地接近理性的道路，而且他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选择了远离他们的目标。

1357年，阿方索十世在攻克阿尔戈西拉斯之后，病死于营中。虽然此时直布罗陀仍然未能收复，但是，柏柏尔人再也无法左右西班牙人的命运了，他们终于可以选择他们所希望的——一种更为任性的极端模式！

此后阿拉贡人进军地中海，并利用西西里晚祷事件对驻扎在那里的法国人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

此后阿拉贡人据有了西西里，并建立起了他们的商业王国。

半岛局势恢复了平静，带来的是大批雇佣军的失业，于是这些职业战争专家就转向了东方，为拜占庭帝国效力，但是他们差不多都被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因为他们的雇主认为他们太过危险。

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蔓延带来的是阿拉贡地中海商业王国的衰落，而新继任的阿拉贡国王约翰一世又偏巧是一个诗人，并且死于一次围猎事故中，卡斯蒂利亚趁机占有了阿拉贡。

现在，西班牙人终于有机会面向世界展示他们那近乎疯狂的极端个性！

这种极端的个性就表现在：他们并不介意自己做了什么，重要的是别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感觉及反应。

正是这样一种行为心理，所以他们建立起来的不是贸易帝国而是殖民帝国。

同样是这样一种行为心理，他们丢掉了自己曾经到手的一切。

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别人的目光。

正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比葡萄牙更不成熟，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才会这样的极端而不可理喻。

他们只是极端任性的孩子，时时处处挑战极端规范以期引起别人的关注。

这种极端的个性表现早在阿方索十世在专注于天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这位理性的学者在私生活方面却极不严肃，有失一个君王的体统。他与贵妇人埃丽奥诺·居斯曼出双入对形同夫妻，并生下了7个孩子——也有人说是5个，但是数量在这里并不起决定作用，所以阿方索十世的私生子究竟是7个还是5个，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件事意味着对拥有合法名分的彼得的继承权力的威胁和对他母亲的侮辱，所以彼得一世以“传统的西班牙的方式”悍然起兵，发动了叛乱，处死了他母亲的情敌埃丽奥诺。

一个人必须要为他自己所遇到的麻烦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他需要越来越多的麻烦以证明自己的时候。

1351年，彼得一世迎娶了法国公主——波旁家族的布兰琦为妻，但是布兰琦刚刚到达巴拉多利德，就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彼得一世的异母兄弟——也就是被彼得一世处死的贵妇人埃丽奥诺的亲生儿子，这时候他正担任着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团长。征服布兰琦，这应该看做是王朝政治的延续，表明埃丽奥诺的势力依然存在着并继续挑战彼得一世的权威。

彼得一世再一次向人们证明了他那鲜明的“西班牙风格”。

他下令处死了情敌。

而后被指控为通奸的布兰琦也神秘死亡。

与正发生在葡萄牙的父子之间温和的冲突相比较，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极端，什么又叫越轨与任性。

极端的措施就像是从山坡上往下推石头，你推下去的可能只是一小块，而最后得到的却有可能是一次天崩地裂式的山崩——彼得一世所面对的情形，正是如此，他的残忍与血腥势必引来同样的残忍与血腥，这是人世间屡试不爽的铁律。

特拉斯塔马尔伯爵亨利正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亨利伯爵是埃丽奥诺的另一个儿子，他的母亲被彼得一世处死了，他的兄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那么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为了母亲，为了兄弟，更是为了自己，亨利伯爵起兵叛乱。

亨利的同盟军、百年战争中的法国英雄伯特兰·盖斯克兰带着他的雇佣军加入到了亨利的阵营之中，他们拥戴亨利在布尔戈斯称王，并真诚地赞同亨利打算拿彼得一世的老婆和女儿来玩玩的决定。

彼得再一次显露出了他那冷血而残忍的面目，他处死了所有与亨利接触过的人——这种粗暴野蛮的行为再一次地暴露出了他性格中不成熟的极端成分，他是那么容易地迁怒他人，而且做事不计后果，只图一时痛快。

正是这种不成熟的性格使得彼得作出决定：向法国的敌人——统治法国南部的黑太子爱德华求助。继克勒西和普瓦提埃之后，黑太子很乐意再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第三次教训教训法国人，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亨利伯爵和盖斯克兰的军队在黑太子的弓箭手下溃不成军，连盖斯克兰元帅也沦为了黑太子的俘虏。在这笔战争生意中，盖斯克兰蚀尽了老本——为了赎回自由，他支付了很大的一笔钱。

亨利侥幸逃脱，但他并没有为这次的失败而气馁，因为他知道英国人不会太久地停留在半岛上。果然，英国人不久就退走了，亨利伯爵和他的法国雇佣军再次卷土重来，这一次，却不会再有人肯帮助任性的彼得一世了。

次年——也就是1368年，亨利联军在托莱多附近决定性地击败了“残酷的”彼得一世，彼得在突围中被抓获。不同于英国人所奉行的游戏规则，亨利为他的异母兄弟也提供了一次机会——两个人的殊死血搏。不能确定这场光明正大的决斗是否真的公正，因为结果正是亨利想要的，他用匕首捅死了他这个不共戴天的异母兄弟。

考虑到曾经沦为英国人俘虏的盖斯克兰元帅正在他的庄园里享受着自由的快乐与悠闲的生活，我们就会知道西班牙人的游戏法则明显过于严厉了，这种严厉的法则更多地取决于结果而非过程，这就偏离了游戏的本身，让他们的未来因为过于明朗而变得乏味起来。

亨利拥有了西班牙，并继续帮助法国人对英国进行报复性作战——这个爱记仇的家伙，他的行为模式与法则与彼得一世同出一辙——4年后卡斯蒂利亚的舰队重创了英国人，从此使西班牙保持着他们的海上优势长达200年。

到了亨利三世的时代——1401年——被挤压在格拉纳达的穆罕默德七世突然打起精神卷土重来，但穆斯林重返半岛的希望在5年后化为了泡影：洛斯·克莱哈里斯一役再度使穆斯林回到了他们的格拉纳达。

亨利三世还未来得及惩罚穆斯林就去世了，现在轮到他的儿子约翰二世即位，他在教皇尤金四世鼓动的十字军的支持下曾与穆斯林有过一番拉锯战，但这次又让穆斯林人占到了上风，这就导致了约翰二世的执政时代黯然无光。

约翰二世的统治虽然没什么起色，但在惹麻烦方面却颇有几分创意。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是阿拉贡王国的玛丽亚，后来即位的亨利四世正是她所生。约翰二世的第二个妻子是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她生了一个女儿，名字也叫伊莎贝拉，还生了一个儿子阿方索。

而后亨利四世也娶了两任妻子，第一任是纳瓦拉的布兰卡——她因为没有生育而遭到废黜。亨利四世的第二任妻子是葡萄牙的胡安娜，她生下了一个女儿贝尔特拉尼娅。

现在西班牙人的麻烦在于，来自于葡萄牙的王后胡安娜，她的私生活很不检点——有关她的秘密情人的传说在民间悄然流传，虽然这只是她和丈夫亨利四世两个人的事情，而且亨利四世的名声也不见得比他的妻子好在哪儿去，但这种情况却为胡安娜的生女贝尔特拉尼娅的血统是否纯正带来了疑点。

托莱多大主教认为自己有责任匡正基督世界的道义，于是由他率先发难，带领一群贵族正式宣布废黜国王亨利四世，并声称亨利四世的女儿贝尔特拉尼娅只不过是一个私生女，无权问鼎王位。他们拥护亨利四世的异母妹妹——约翰二世和伊莎贝拉生育的阿方索为王储，但是命苦的阿方索却在这一片拥戴之声中死掉了，死时年仅15岁。有人说阿方索的死是亨利四世干的，这种指控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只是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于是大主教及其支持者们转而支持亨利四世的异母妹妹、约翰二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年仅17岁的伊莎贝拉为王储。

亨利四世徒劳地想阻止这件事情，但是伊莎贝拉，这个最终使西班牙走上霸主顶峰的女人是不会任人摆布的。她派人秘密地与阿拉贡王子菲迪南谈判，以婚姻为筹码换取双方更加稳固的权力。事情泄露后她被亨利四世囚禁了起来，但她还是逃到了自己的支持者——阿拉贡大主教那里。这位大主教违背了基督的教义，替她和她的堂兄弟菲迪南出示了一纸假的许可——当时的法律规定，堂姐和堂弟结婚必须得到教皇的许可——最终这两个最具智慧头脑的政治生物结合了，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亨利四世的勃然大怒。

怒不可遏的亨利四世孤注一掷，宣布自己的女儿贝尔特拉尼娅将成为西班牙的新女王，同时派出军队去逮捕伊莎贝拉。但是军队却遭到了大主教鼓动起来的民众的抵抗，最终使得这次逮捕行动流产了。绝望之中的亨利四世不得不向他的法国盟友求助，他决定把女儿贝尔特拉尼娅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弟弟吉恩斯公爵。但是路易十一却担心这一婚姻会导致吉恩斯公爵的势力强大而威胁到自己的王位，因此派人把自己的弟弟吉恩斯公爵给毒死了。

亨利四世没有丝毫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临终前痛苦地忏悔，发誓说他的女儿贝尔特拉尼娅是合法的，但没人听他的。伊莎贝拉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王位。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出兵支持他的外甥女贝尔特拉尼娅，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伊莎贝拉也有着葡萄牙王室的血统，在这种潜在的心理支配之下，尽管葡萄牙的军队取得了南部王国的支持，但仍然没有任何理由取胜。于是志得意满的伊莎贝拉在托罗战役中将葡萄牙军队赶走之后，就将她的外甥女贝尔特拉尼娅驱赶到修道院中去了此残生了。

菲迪南王储在伊莎贝拉即位的次年，也登上了阿拉贡的王位。

现在，卡斯蒂利亚终于和阿拉贡结为一体了，此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阻挡西班牙行进的脚步。

默默地于格拉纳达的清真寺里作着祈祷的穆斯林们已经听到了半岛上空敲响的丧钟。

这丧钟也于同时为西班牙自己敲响。

6　弯月旗下的最后挽歌

坦白地讲，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绝不是一个漂亮女人，而且她似乎也没有什么优雅可言，这个长着圆脸，一双褐色眼睛和深色金发的女人，她自幼在卡斯蒂利亚的乡间城堡中长大，她的父亲似乎无意让她受到将来成为一个女王的系统性训练，她本人更不在意这些。但应当承认，她还是有着许多优点的，精力旺盛，富责任感，对于宗教比别人表现得更为虔诚——最后这个因素将会构成西班牙人及穆斯林、犹太人的必然悲剧，这一点就使得西班牙更接近了葡萄牙——他们终将在过于狭隘的信仰路上狭路相逢——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是对这个原因作出无益的说明而已。

客观地说，不要说在伊比利亚半岛——即使是在整个欧洲，也很难找到比这个女人更具有政治智慧的人了，她对于自己所需要的是如此熟稔，可想而知早在乡间城堡的时候她就一千遍一万遍地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了。

她选择菲迪南做她的丈夫，搁置葡萄牙而先将阿拉贡合并在卡斯蒂利亚的版图之内，正是因为菲迪南身上有着诸多她需要的东西——他是在加泰罗尼亚内战的混乱中长大的，从小就受到了较为完备的教育，此外他在军政行动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是葡萄牙人所无法给伊莎贝拉的——而她又是多么的需要这些东西啊。

这是一对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的夫妻，他们之间既没有什么爱，也不存在着怨恨，但是出自于女人的天性，伊莎贝拉对菲迪南的不忠极为不满，而且她也无法忍受丈夫那过多的私生子的任性所为。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牢不可破的，任何力量也无法撼动，因为他们都像对方那样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很少见面，各自拥有着自己的枢密会议、宫廷和政府，但这两套行政体系所运行的轨道却是如此的和谐一致——菲迪南有着被马基雅维利称道的精明狡猾的政治头脑，而伊莎贝拉在魄力和远见上更胜对方一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和谐完美的夫妻了，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们之间还需要什么不理智的爱情吗？

而这时候，被基督徒重重围困的格拉纳达、穆斯林最后的宫殿，已经顽强地固守了整整300年了。

穆斯林人之所以能够支撑得这么久，得益于格拉纳达险要的地形。这座森严的城堡坐落于塞拉·内华达和贝提·科蒂莱拉山脉的包围之中，只有几条险峻的山路才能到达，而这些道路都被坚固的要塞城堡守护着，勇敢的穆斯林忠实地守护着他们最后的故乡，抵抗着他们宗教的敌人。尽管势单力孤，但他们已经用了整整30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

但是现在，一切都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格拉纳达的苏丹哈桑·阿里爱上了一个女基督徒索拉雅，为了回报苏丹，这个女人改信了伊斯兰，然后赶走了王后法蒂梅。但是这个终生用面纱遮住她美丽脸庞的女人不肯罢休，她逃到瓜迪斯，把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加冕为格拉纳达国王，并组成了一支军队与自己的丈夫作战。

祸起萧墙之际，苏丹哈桑·阿里仍然拒绝向基督人朝贡，并攻占了卡斯蒂利亚的城堡扎哈拉。伊莎贝拉和菲迪南这对夫妻立即在科尔瓦多集结军队，但随即被哈桑·阿里击退。次年哈桑·阿里再次成功地袭击了一支由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所指挥的军队，这时候哈桑·阿里的儿子穆罕默德也想趁此良机进攻卢塞纳，结果却兵败被俘。

伊莎贝拉和菲迪南很清楚这个王子的价值，他们在1483年8月与这位穆斯林的王子签订了科尔瓦多条约，答应用西班牙的军队帮助他恢复王位。

两年以后，哈桑·阿里死去，王位由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十一所继承，但是他马上发现这个王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大麻烦，他面临着基督徒的猛烈进攻，而率领这支基督徒军队的正是他的亲侄子。穆罕默德十一经过几次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兵尽粮穷，被迫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侄子。此后这位国王隐居到了非洲，他身上穿着褴褛的衣服，衣服上绷着一条标带，上面写着：好心人，求你施舍一点给安达卢西亚苦命的国王吧。

但是穆斯林女人法蒂梅的儿子——穆罕默德十二也只不过是比他的叔叔多在王位上坐了8年，事实上4年后伊莎贝拉和菲迪南就又回来了，与他们一起来到的还有1.3万名骑兵和4万名步兵。这些西班牙人在攻占了要塞巴扎和阿莫里亚之后，又经过了3年的准备时间，菲迪南亲自率领着1万人马进入了格拉纳达平原，修筑了永久性工事彻底地封锁了格拉纳达，城中的穆斯林人负隅顽抗，但是一座被围困的孤城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期待来自于非洲的援兵？那更是不可能的幻想。

1年以后，兵尽粮穷的穆罕默德十二与菲迪南签订了投降协议。菲迪南许诺说：3年之内，城内的穆斯林居民可以随时自愿前往非洲，愿意留下来的人，基督徒将保证他们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不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条件，如果穆罕默德再予以拒绝的话，那就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1492年1月2日，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位国王宣布放弃抵抗。

事实上，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帮助，这位国王也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投降的机会。

一切都成为了过去。

整个欧洲的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同一时间敲响了，基督徒们在庆祝他们的盛大节日。

而失意落魄的穆罕默德十二、这位安达卢西亚最后的伊斯兰君主却只能带着他的母亲和妻子，踏上了凄凉落寞的流放之途。途中，当他扭过头去，再看一眼他那曾经的首都的时候，他的母亲，那位鼓励他奋起反抗父亲的强悍女人法蒂梅厉声斥责道：“你未曾像男子汉一样保卫国土，怪不得要像妇人一样流涕痛哭！”

同他的叔叔一样，穆罕默德十二世也流落于非洲——仍然是和他的叔父一样，他的后代从此沦落成了乞丐。

穆罕默德在上面哀叹泣别的那个高地，因此而得名为“摩尔人最后的太息”。

但是这个名称绝对不确切。

事实上，穆斯林的叹息只不过刚刚开始。

因为伊莎贝拉在这里。

西班牙人那极端的个性，在这个女人身上终将体现到极致。

一如葡萄牙。

他们原本是兄弟。

7　黑暗时代的落寞

葡萄牙的宗教狂热曾经抚育出他们的“希望”塞巴斯蒂安，正是这位年轻的国王亲手葬送了葡萄牙的盛世。而西班牙，它那比之于葡萄牙更为狂热的宗教热忱却因为他们过于任性与放纵自己，而走上了另外一条离奇的道路。

比如说：他们仇视犹太人——却和一个犹太人签订了地理大发现的合约——这个犹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此前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事件之于西班牙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意义。

让我们重新审视伊比利亚半岛的风云变幻，我们应该能够回想起来，当来自于北非的穆拉比王国在半岛上渐而走向他的衰落之时，一个年轻的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图迈尔特——他只是一个贱民，身世微寒而且模样丑陋，却以他那近乎疯狂的宗教狂热缔造了全新的穆瓦希德帝国，一度为半岛上的穆斯林带来了新的希望，也险些让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付诸东流。

毫不夸张地说，宗教的作用与意义很可能超乎于我们的想象——而伊莎贝拉，和她的堂弟丈夫菲迪南，比任何人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知道1492年对这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是法国文学巨匠拉伯雷的时代，是意大利画家及雕刻家米开朗琪罗的时代，是拉斐尔的时代，是提香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新教伦理全面兴起的时代，教会势力对其的压制与其发展势头同样强劲的年代，而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正以抄本的形式在贵族沙龙与闺室中秘密流传。

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个原因，西班牙建立起了他们的宗教法庭。

但是，轻率地将西班牙在宗教方面不可理喻的狂热解释为他们的任性与过于极端的性格，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我们知道的是，伊莎贝拉的生母死于精神疾病，而她和她那英俊的堂弟生的女儿胡安娜，却同样将这种困扰带给了西班牙人。

关于这位在欧洲病理学上有着突出“影响力”的女儿，伊莎贝拉女王在给西班牙驻佛兰德大使的信中写道：“她对我说话十分无礼，若不是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她对我的侮辱与不敬。”

女王的御医在写给菲迪南国王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认为女王的生活受到了公主殿下的严重干扰，我们祈祷这团邪火（指胡安娜）早日熄灭，她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一直都在影响着女王陛下的生活和健康。”

事情远不止如此——实际上，胡安娜的丈夫，英俊的菲利普亲王比任何人更为讨厌他的妻子，想一想她对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吧，她苦苦纠缠着他，不允许他在外边寻花问柳——这好像无可厚非——而且她总是身藏一把寒光闪闪的剪刀，并曾经袭击了一名她认为和她的丈夫有染的侍女，剪掉了对方的头发，还狠狠地扇了她几个耳光。

胡安娜的丈夫受够了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就把她锁在了王宫里，每天以虐待她为乐事。而胡安娜对此甘之如饴，并亲切地称呼这位对她穷凶极恶的男人叫“我那世界上最英俊的丈夫”。

在伊莎贝拉去世之后，菲利普和被他长期囚禁的妻子胡安娜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的君主，岳父菲迪南显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结果，就干脆利索地毒死了自己的女婿。

这个结果导致了菲迪南的女儿彻底成为了一个疯子，她禁止任何女性靠近丈夫的棺木，据说是出自于嫉妒之心，而她自己则经常地把棺材打开，温柔地拥抱丈夫那散发着恐怖味道的尸体。虽然后来她还是允许别人把她的丈夫下葬了，却是选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对于这起怪诞的丧礼，她解释说：“作为一个寡妇，我灵魂中的阳光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不会再把自己暴露于白昼的日光里。”

听听她的说话，你简直怀疑疯掉的人到底是谁。

一位不知名的僧侣——如果这个僧侣不是心存险恶的话，那么他的宗教妄想狂疾病一点也不比胡安娜更轻——他告诉胡安娜说：她的丈夫将在14年后重返人间。这个荒谬而邪恶的预言导致了西班牙王室中最恐怖的事件发生。

胡安娜虔诚地等待了14年，然后她命人打开了她丈夫的棺木。

她的丈夫当然不会复活——但这件事情——这种对于教会僧侣缺乏最基本的理性的信任，却最终成为了西班牙人的宿命——我们知道，胡安娜之所以如此信任一位僧侣的信口雌黄，实际上不过是受了她母亲伊莎贝拉女王的影响。

对那些患有严重妄想症的教士们的胡言乱语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一点在女王伊莎贝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然后果也更为可怕。

托马斯·汤戈马达，此人是伊莎贝拉的私人忏悔神父，此人像他的宗教对手穆罕默德·图迈尔特那样地富有智慧与思想——这就意味着可怕的煽动和影响力，此外他比任何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更不近人情，更加不可理喻。

托马斯·汤戈马达极端仇视穆斯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极端仇视犹太教，这在宗教上也说得过去。他还极端仇视清教徒，这是当时欧洲较为流行的时尚，我们不能要求这位神父在这一点上免俗。他仇视一切非基督徒，这就稍显过分了。此外他还极端仇视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不是这种泯灭了他那天赋智慧与思想的偏执念头，他也不会那么热情地鼓动伊莎贝拉在西班牙成立天主教法庭。

托马斯·汤戈马达出任该法庭的法官，同时出任该法庭的陪审团，起诉律师也是他，负责调查取证的调查人角色也由他独自不辞辛苦地担当了起来。他喜欢用火刑来对待所有他不喜欢的人，给那些可怜的“猎物”套上铁皮靴子，在刑讯的过程中往铁靴里灌进滚烫的铅汁，同时命人将铁皮靴子砸扁，这个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过程在罗马教皇时代是屡见不鲜的，它甚至曾发生在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身上，因为他公然倡导令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

可想而知，落入刽子手托马斯·汤戈马达手中的牺牲品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这种指控的依据何在，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被刽子手们缚在烧红了的铜柱上哀号呻吟，无论罪名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一例外是要承认的。

托马斯·汤戈马达在火刑柱上烧死了不少于2000人，如果他不是过于慈悲的话，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翻几倍。

犹太教民成为法庭的主要受害者同样是出自于托马斯·汤戈马达的坚持，他显然无法理解伊莎贝拉女王和菲迪南在如此重大的原则立场上的暧昧态度。迫于教会和法庭的压力，伊莎贝拉和菲迪南联合签署了一项布告，勒令西班牙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改信基督，否则的话，他们必须要在4个月内离开西班牙，而且不允许带走自己的财产。这项布告所产生的效果远比布告本身更血腥，西班牙人中最精明的商人和掌握了技术的手工艺人成批地遭到不明势力的屠杀，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替他们主持公道。

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们试图让伊莎贝拉回忆起她在接受穆斯林的投降时的承诺——女王以她神圣的名义，和菲迪南国王一道，曾许诺保证所有的穆斯林的生命安全和信仰自由。但是伊莎贝拉已经记不起来这些了，在托马斯·汤戈马达的努力之下，数量超过300万的穆斯林或遭到驱逐或是被处死。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怀疑西班牙航海的本质冲动——那仍然是源自于其骨子里的宗教狂热与任性，不断推进的殖民统治区域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宗教法庭的边界扩展，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他们显然从未曾考虑过。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欧洲大陆君临天下的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王朝只是它的一个分支。所以自始至终，西班牙的君主们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视为基督阵地最前沿的守卫者，这正如那些在北美洲以野蛮手段攻城略地的各地总督，他们只不过是效命于他们的西班牙国王。

而西班牙，则是效命于他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缺乏创新思想的国家竟然能够建立起来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表示惊讶或不解，那完全没有必要。

正如伊莎贝拉女王那患了精神疾病的女儿胡安娜死抱住她丈夫那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尸体不放一样，西班牙从一开始就错误地理解了他们的职责与使命，所以不管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出多远，最终他们都会选择这个不变的结果。

被称为热那亚人的哥伦布像女王本人一样看透了她的内心，正是这种高度的智慧洞察力，使得他踏着政治迫害日愈加紧的步子走入了女王的宫殿，女王用她那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这个犹太人，难道他不知道由女王亲自签署的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已经生效了吗？他那20万同胞此时就在这片土地上陷入了求死无地的境地。而他，却想入非非地向女王提出来一个极度荒唐的探险计划，这真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人们都说，西面的大洋是不可逾越的。”女王冷冰冰地告诉这个异教徒。“哦，”哥伦布回答说，“那么他们以前是怎么说格拉纳达的呢？”

女王的表情透出几分心不在焉，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说格拉纳达是不可征服的……”

但是她已经在这里。

带着她的宗教法庭。

几个月后，当哥伦布终于沮丧地离开西班牙，准备去法国碰碰运气的时候，女王的信使在距圣塔菲城4英里的松木桥村追上了这个犹太人。

他是唯一被女王请回来的犹太人。

目的是为了扩大女王心目中宗教法庭的边界。

新的发现就这样来临了。

在这西班牙最黑暗的时代里。

8　征服者和他们的黑暗时代

每一个人都知道大航海发现的重要意义，除了西班牙的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唐·哥伦布本人之外。

作为一项纯粹的商业交易中的一方，犹太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西班牙王室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包括了贵族的身份及军方的授衔在内。然后他开始用一份假的航海日志欺骗着那些满脑子迷信的愚蠢的船员，带着他们去寻找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所提及的中国以及日本，据那位信口开河的旅行家说：在那两个东方国家里，黄金多得遍地都是，以至于当地人都不知道应该拿这么多的黄金做什么了。这种传说无疑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哥伦布没有发现中国，他到达了美洲。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他郁郁寡欢，不久就去世了。

这时候在葡萄牙，一个生计无着，因战争而跛了一只脚的小军官苦苦寻找着他的人生解决方案。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胆大妄为的天文学家，这家伙全然不理会哥白尼临死之前在火刑柱上所发出的凄厉哀嚎之声，他仍然相信日心说，并偷偷传播有关地球是圆的这种注定了会引发大规模宗教血案的“歪理邪说”。寻常人等如果听到了这番谬论最多不过是付之轻蔑的一笑，而这个小军官却从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希望。

冒险家麦哲伦与天文学家路易·法莱鲁一拍即合，他们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寻找资助者帮助他们实现一次很有可能——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世界上首次环球旅行。

这时候西班牙的国王是那位发了疯的胡安娜的儿子，查理一世。上帝保佑，这个年轻的国王神智绝对正常，可是他的后代就不好说了，比如说后来的查理五世——他的神智也是绝对的正常，但正是这种正常的神智带给了他太多的烦恼——因为他的长相极端不正常。据说有一位西班牙农夫在第一次见到查理五世的时候吓了一跳，情不自禁地叫喊了起来：“陛下，你快把嘴闭上，咱们村儿的苍蝇可凶呢！”

倍感郁闷的查理五世于是写信给法国国王，向对方解释自己这个令人不安的外貌特征，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可我不咬人。”

幸好查理一世没有他的后代这种烦恼，但是他那被囚禁在疯人院中的母亲也足够他受的了，所以他赶快与跛子麦哲伦签订了合同。上帝在上，快找点能够引发公众关注的事情来做做吧，他决不希望西班牙从早到晚谈论他母亲的病情。

麦哲伦获得了他的机会，而他的搭档，天文学家路易·法莱鲁却因为通过占星术测算出如果他踏上这次旅程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他宣布退出这次冒险行动。

而麦哲伦却开始了运用各种不入流的手段威胁他的船员们向着茫茫的大海深处前进，并以最残忍的手段对待那些叛变的人，把他们剁成碎块，尽管他对中途逃跑的船只和船员无能为力，但他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几条船，逼迫着他们一直向前，向前。直到有一天，海岸上的人们竟然听懂了麦哲伦的奴隶恩里克的马来话，从此这位奴隶成为了世界上首次完全环球绕行的人，而麦哲伦自己，他却在抵达成功的最后关头，在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冲突中遭长矛刺死。

伟大的狂想家麦哲伦死了，他在这次环球旅行中共花费了3年的时间，出发时的5艘船只回来一艘，船上的256个人，也只回来18个人。

麦哲伦的航海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无主土地被发现，殖民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包括哥伦布在内，人们称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人为“征服者”。

评价这些征服者的行为道德不是我们的工作，弄清楚他们是谁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些征服者的行为中找到一个共同的模式——如果这个模式真的存在的话——以印证这昔日庞大的殖民帝国崛起并陨落于倏忽之间的原因。

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是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他曾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萨拉曼卡学习，19岁时来到新大陆寻找财富。后来他娶了古巴总督委拉斯克斯妻子的妹妹。这桩婚姻印证了他的能力——在征服女性的那颗柔软的心方面绝对是一个高手——这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1518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墨西哥，次年他在尤卡坦半岛登陆，打败了一支印第安人的部队。当地的玛雅贵族十分惊恐，于是送给了科尔特斯20名女奴和许多珠宝，其中有一名叫玛丽娜的女奴后来成为了科尔斯特的翻译兼情人，她成为征服北美的玛雅人的重要力量——有人因此将玛雅娜视为“叛徒”，这种指责实在是毫无道理，这些滥加指责的人显然忘记了玛雅娜只是当地人送给科尔斯特的一件礼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再要求送出去的礼物仍然效忠自己——此后科尔特斯进军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并将迎接他们的阿兹特克皇帝蒂祖马抓了起来。普遍的观点认为科尔特斯的行为明显缺乏道德依据，但我们知道，这正是征服者的惯有风格，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时候科尔特斯遭遇到了麻烦，总督——是他亲自委派科尔特斯来的，但现在他担心科尔特斯会反叛，于是派了军队来逮捕他。但是科尔特斯可不像阿兹特克人的皇帝那样软弱，他立即离开特诺奇蒂特兰前去与逮捕他的军队交战，留下了副官佩德罗·德·阿尔瓦拉留守。不料这位副官激变有方，应对乏策，他在科尔特斯离开后遭遇到了当地人的反叛，佩德罗滥杀无辜，杀死了600个酋长和三千多平民，结果引发了当地的激烈反抗情绪。

这时候科尔特斯的俘虏就起到了作用，他把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蒂祖马带出王宫，命他弹压当地人的反叛情绪，蒂祖马于是顺从呼吁他的人民放下武器，并从此宣誓效忠于科尔特斯，不料这时候突然有一块石块横空飞来，将这位性情温和的皇帝当场打死。

失去了对付当地人的有效武器，科尔特斯只好带领着他的军队秘密地撤出阿兹特克，这次撤退事件从此成为了西班牙人永远的伤痛，并被称为“悲惨之夜”——超过半数以上的西班牙占领军被当地民众打死，所劫掠来的财富和辎重也几乎全部丢失。

次年科尔特斯卷土重来，当他赶到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联军纷纷赶来参与这场推翻自己君主的战争，这里边有一组数字能够说明这场战争的道德意义：

科尔特斯率领的西班牙军队：800人。

科尔特斯率领的印第安人军队：2500人。

主动加入到科尔特斯阵营中效力的印第安人联军：6万人。

围城时间：75天。

城中战死及饥饿而死的人数：24万人。

这场战争奠定了科尔特斯在西班牙人心目中的地位，此后他先是被任命为“大洋新西班牙总督兼海军大将”一职，然后这一职位迅速地遭到宫廷的褫夺，科尔特斯死于贫困潦倒之中。

另一位名气丝毫也不逊色于科尔特斯的征服者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有理由引起许多人的刻骨痛恨，因为他竟然以仅有177人的军队击溃了印加帝国的8万正规军队。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皮萨罗的行为标志着极端的权力已经失去了其合法的及合理的依据。

我们知道，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华尔帕并不太在意这些外乡人，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同族人有可能对他的任何形式的冒犯——无论是针对他的权力，还是针对他的尊严，这都是他所无法容忍的。因此他颁布命令，凡属超过10个以上士兵的调动必须要持有他的手书，这样他就彻底断绝了同族中那些觊觎他的权力的人利用军事机器威胁他权力的可能。这道命令有效地保护了皇帝本人的权力及尊严，阿塔华尔帕确信他已经高枕无忧了。

所以当皮萨罗率领他的小分队长驱而入的时候，引发的是沿途驻军的无限惊恐，他们不能够在没有皇帝本人的手书的情形下擅自离开自己的驻地去追击这伙陌生人，能把这伙人长驱直入的消息让一个信使飞马报告给皇帝就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了。

但是皇帝本人还没有接到信使的报告，皮萨罗的小分队就已经抵达了他的皇宫，并派人邀请皇帝本人与他们进行谈判。每一个皇帝都愿意向处于自己权力范畴之外的人展示自己宽大的胸怀，阿塔华尔帕没有理由是个例外。于是他来了，还带着他的皇家卫队，但是这些手持落后冷兵器的美洲人不是西班牙军队的对手，他们很快在一场伏击中被击溃，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华尔帕沦为了西班牙人的俘虏。

皇帝本人提出，他愿意以黄金交换他的自由。

皮萨罗当然不会反对这个提议。

不料就在筹集黄金的过程中，印加人的一支军队偷袭了西班牙人，企图营救他们的皇帝。不确定他们是接到了皇帝本人的秘密手书而行事，还是纯粹自作主张。但无论怎么说，这件事让皮萨罗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危险——皇帝本人，他必须要与他的庞大帝国脱离关系。

皮萨罗采用了欧洲最典型的方式，绞死了这位皇帝。死前他还做了这样一件事：他强迫阿塔华尔帕皈依了天主教——如果这件事的意义不是证明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的边界在扩展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皮萨罗心里有一个隐秘的愿望——他渴望着绞死一个天主教徒，不管他是谁。

印加帝国的覆亡带来的是西班牙远征军的内部分裂，皮萨罗的助手迪戈·阿尔马格罗希望能够与皮萨罗分庭抗礼，但是支持他的军队被拥护皮萨罗的人马打败，阿尔马格罗沦为了俘虏后被立即处死。

1540年9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厌倦了皮萨罗，就指派克里斯托瓦尔·卡斯特罗来接替皮萨罗做秘鲁的总督。但是皮萨罗没有接到这纸命令，在此之前，阿尔马格罗的儿子，小阿尔马格罗以典型的西班牙方式为他的父亲复仇，带人冲进总督府杀死了皮萨罗并接管了权力。而后小阿尔马格罗被克里斯托瓦尔·卡斯特罗所击败，随后就被处死了。

佩罗德·德·巴尔迪维亚也是值得提到的征服者之一，他曾效命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并参加了镇压老阿尔马格罗的战争。等到小阿尔马格罗杀死皮萨罗的时候，巴尔迪维亚已经赴智利做了总督，他首建了智利的首都，并对阿根廷进行了探险，但是当地土著阿拉乌卡诺人不喜欢他，不断地对他发动进攻。1553年12月25日——那一天恰好是圣诞节，巴尔维迪亚被当地人杀死。

征服者也并不都是目不识丁的亡命之徒，希梅内兹·德·奎萨达算得上征服者中的另类，他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在萨拉卡大学——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也曾在这所欧洲最著名的大学里学习过——取得了法学律师的学位，他在1536年被派往圣马尔塔做大法官，但是当他抵达之后，却成为了当地的总督。他发现了新格拉纳达，还建立了圣菲波哥大城。此后奎萨达与同样是征服者的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等人抵达同一地点，但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有资格征服此地，争执不下之时，他们只好返回西班牙请求国王裁决，国王卡洛斯一世不支持奎萨达，奎萨达一气之下又回去干他的老本行——替人担任法律事务顾问去了。但等到了1550年，奎萨达又被作为元帅以及总督派往波哥大——如今的波哥大堪称南美的雅典，学术气氛浓厚，不知是否受到了奎萨达个人风格的影响。

被誉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的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起初却只是一个负债累累的破产商人，1510年他跟随马丁·恩西索的队伍前往巴拿马海岸的达里思湾，在那里建立了居住地。

当地的殖民者认为马丁队长不称职而将其罢免，并自行举行了选举。地区总督尼奎萨认为这是对其任免权力的冒犯，决定惩罚这些殖民者。巴尔博亚加入到殖民者一方并带领他们打败了总督派来的军队，这使他赢得了当地殖民者的支持，西班牙国王顺水推舟地任命了他为达里恩地区的总督兼军队长。此后，巴尔博亚在寻找黄金产地的时候代表欧洲人第一次穿越了巴拿马峡谷，并于1513年9月25日到达了西岸，他比麦哲伦更早地发现了太平洋，并将其命名为南海。

此后，“最残忍”的征服者佩德罗·达维拉被国王派来了达里恩，从此巴尔博亚改任了巴拿马总督并听命于达维拉。到任不久后达维拉就逮捕了巴尔博亚，但是因为找不到有关巴尔博亚叛乱的证据，达维拉释放了他并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他。

此后巴尔博亚再度被达维拉逮捕，执行这道命令的恰好是征服了印加帝国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史学家坚持认为达维拉这样做是因为嫉妒巴尔博亚的伟大成就，但这种分析无助于解决巴尔博亚的困境。他在被捕之后很快就遇害了，事后证明针对他的指控全都是子虚乌有。

巴尔博亚的死令史学家痛惜不已，因为他是一个温和的征服者，一个杰出的统帅和探险家，对被征服地的印第安人有着征服者少有的尊敬与爱护，从未曾滥杀无辜。史学家甚至希望征服印加帝国的是他而不是屠夫皮萨罗，那样的话当地人不会遭受到血腥的大屠杀，印加文明也不会遭受到灭顶之灾。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固然是人之所愿，但是不要忘了，征服者有其特定的行为模式，凡是在行为表现上与这种模式不相符合的人，必然会遭到淘汰。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最残忍的征服者”佩德罗·阿里亚斯·达维拉借口除掉了巴尔博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理会大主教的请求，他那狼藉的名声为征服者带来了许多麻烦，甚至国王本人也在忧虑这一点。于是国王派较为温和的索萨来接替他的职位，但是索萨却在途中死去了，达维拉继续拥有巴拿马，并在建立了巴拿马城后向北进入了尼加拉瓜地区，此后的余生他一直在那里——和他同样恶劣的名声湮没于他亲手缔造的殖民城市之中。

与巴尔博亚一样，同样不被认可的殖民风格还有罗德里格·德·巴斯蒂达斯。他在25岁的那一年发现了哥伦比亚海岸，并在那里弄到了大批的黄金，不过他在将这些黄金运往多明哥的途中遭遇海难，巴斯蒂达斯死里逃生，但是所有的黄金都沉入了大海。

他失望地返回了西班牙，在那里他的损失稍微得到了一些弥补——西班牙国王安慰了他并愿意补偿他的损失。从此这位幸运儿在西班牙过起了衣食富足的庄园主生活，一直到了他80岁的那一年。很难理解西班牙王室是如何想起这位与世无争的老人的，他们似乎不愿意让他安详地休眠在自己的卧床上，把他派到了哥伦比亚地区进行殖民拓展活动，他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到达了目的地，并在那里建造了圣马尔塔城。

历史学家不无疑虑地将他对当地居民的宽容视为一个老人的慈悲心肠，禁止了部下对印第安人的劫掠活动，这引起了那些亡命之徒的愤懑和不满，一起险恶的刺杀行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策划并实行——针对于一个足够资格成为他们圣使的老人——巴斯蒂达斯遭到重创后去古巴的圣地亚哥接受治疗，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已经没有机会恢复了，毕竟他的年龄太老了。安排这样一个老人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之下，我们或许可以略窥到西班牙人那极度矛盾的心态。

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那过于偏执的行为模式让他们身不由己。

征服者中也不乏非常有趣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就是其中一位，此人有趣并非是因为他的个人风格，而是他的际遇。他似乎命中注定是这起漫长的征服过程的见证者与目击者，他几乎——完全可以说——征服史上的诸多大事，他都曾有幸适逢其会，他甚至给我们这样一种奇怪的印象，似乎他生来就是要见证这一切的。

他曾参与了“最残忍的征服者”佩德罗·达维拉的队伍并作为巴拿马地峡的向导。

1519年他参与了巴拿马城的建立。

1542年他又出现在弗朗西斯科·科尔瓦多的远征军中参与了对尼加拉瓜的征服，同年建立了莱昂城，他被任命为首任市长。

1532年，他又出现在皮萨罗的队伍中，与皮萨罗一同征服了印加帝国。

1533年，是他带领远征军征服了厄瓜多尔地区，并建立了基多城，一年后又建立了瓜亚基尔城。

1536年他出现在哥伦比亚，并建造了波帕扬和卡利两座城市。

1542年，当小阿尔马格罗为他的父亲报仇，杀死皮萨罗并拒绝接受卡斯特罗的命令的时候，又是他派兵帮助卡斯特罗击败并处死了小阿尔马格罗。

贝拉尔卡萨尔仿佛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精灵，他频繁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地点，并与所有的重要事件相遇，如果不是他的部下豪尔赫·罗布雷多发动叛乱的话，他可能还会继续出现在征服历史中，他打败了罗布雷多，并将其判处死刑，随后他遭到滥用权力的指控，这个指控有力地终止了他继续亲历所有的事件，只好返回西班牙去为自己辩护。

他死于途中，而征服者仍然继续前进。

如果说贝拉尔卡萨尔个人的历史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的话，征服者中还真的有人对那传说中的古老神话深信不疑。

庞塞·德·莱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有关庞塞的个人历史笼罩在一片迷云之中，没有人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多大年龄。他第一次登陆历史是出现在埃斯帕尼奥拉岛，并立即得到了素有“最残暴的征服者”奥万多的信任。此后他发现了波多黎各港口，并成为了全岛的总督、法官兼军事长官。他开发了这片岛屿，又因为金矿的发现把他自己卷入到了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之中，西班牙宫廷不喜欢他这种过于拘泥的征服风格，就把波多黎各并入了圣多明各，于是我们的征服者庞塞从此就失业了。

神秘的庞塞不肯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于是他向国王提出建议，请求国王委派他去寻找印第安人传说中的青春之泉——这样的传说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着，但出现在波多黎各，显然有着更深一层的寓意。

当地人坚信，在日落之地的某一个岛屿上有着具有神奇魔力的喷泉，任何人只要用泉水沐浴，不但能驱除疾病，治愈伤口，而且能恢复青春活力。

国王批准了庞塞的计划。

但是，缺乏想象力的西班牙人真的相信这一点吗？

我们很难确定这一点，尽管北欧的海盗拥有着他们独特的童话文明，但是西班牙人，他们对于宗教是如此的狂热，有什么理由相信土著居民那毫无根据的传说呢？总之，仅凭这点细枝末节就轻率地断言西班牙人在进行一次他们民族的寻梦之旅，这肯定依据不足。

事实上，西班牙人很清楚他们在寻找的是什么。

佛罗里达被梦游者庞塞发现了，于是他的青春之泉被抛到了一边。西班牙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庞塞，从此开始了他与加勒比人的战争，直到他最终被加勒比人杀死，他的梦想才宣告结束。

最后需要提到的征服者是胡安·德·拉科萨，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显赫的征服战役，虽然他曾有过六次西航的丰富经验，但在一系列过程中他只是一个配角——正如机动船上的动力装置，只有征服者才知道他的价值是多么的重要。

胡安·德·拉科萨是海图专家，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海图，才有了诸多征服者的传奇。1500年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就是出于他的手笔，这让欧洲人第一次一窥世界的全貌，印第安人以一支毒箭作为对他的伟大功绩的评价，在他们的眼里，满腹经纶的胡安·德·拉科萨与其他征服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家族从王室中获得了大笔的赔偿与资助，他的儿子接替他的职位成为了乌拉巴法警总长——这在征服者之中并非是绝无仅有，但我们仍有必要提到这件事。

征服者的队伍不断在扩大之中，西班牙人持续得到了他们渴望的新的传奇。但是这些历史距离我们太近了，西班牙人来不及粉饰这些，就将他们的缺陷与弱点暴露在世界面前。这当然是西班牙人的忧伤所在，但公正地说，这也是西班牙人的幸运。

仅仅基于道德的立场评价征服者的行为是符合劝世标准的，但无助于帮助我们确定起一个更为有效的思维模式。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所有的征服者——不论他们是目不识丁的亡命之徒也好，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也罢，他们都必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才足以担当征服者的重任：

统帅才能——这是必不可少的，哪怕这种才能就像麦哲伦那样饱受非议，可缺少了这些，也就不存在征服。征服者不仅要率领部属与当地人作战，更要随时防范着部属的反叛，任何错误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永远也不存在补救的机会。

强烈的野心与冒险精神——这是促动大航海时代的内在契因。苛求一个近乎疯狂的冒险家像个绅士那么温文尔雅，正如希望一只非洲的猛狮像一只腊肠犬那样伶俐——我们不能建立这种荒谬的标准来苛求那个伟大的时代。

本能直觉更胜于思想的行动者——这是征服者成功的关键。他们要进入的是危机四伏的陌生地带，四周密布满怀敌意的土人与当地的庞大军事势力，森林、山峦与河流同样是充满了不测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你已经遭遇到了什么，更不可能知道随之到来的将是什么——也只有极端的西班牙人才会选择这种极端的生活，但我们永远也无法建立一种极端情境之下的道德约束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西班牙——一个被自己的极端个性所蛊惑着并进入一个极端时代的伟大民族，如果说他们的成功源自于此的话，那么他们的失败也是一样。

极端的深处是平和，成功者的行为思想中蕴藏着失败的种子。在危机时代抵达之前，人人都会因为体会到这一点而感受到那种不寒而栗的心灵震颤。

9　海盗来了

征服者为西班牙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润，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海上帝国。关于西班牙海上帝国的富裕程度，枯燥乏味的统计数字是一定需要的。比如说，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中的83%为西班牙人所得，只需要这一个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就在西班牙人享受着他们的历史盛宴之时，一批不受欢迎的粗鲁客人赶来，并毫不客气地主张他们的权力：

海盗！

这时候的海盗已经不再是古世纪的维京人了，他们更多的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孵化了这些穷凶极恶的亡命徒的温箱，正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圣多明各。

大批的欧洲移民潮水一般地涌入圣多明各，他们之中有潜逃的罪犯、政府流放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飘零四方的水手、落魄的骑士——当然也有一些职业海盗。起初这些多数聚集于海地的托尔蒂岛，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和谐地相处。

没过多久，这些成分极为复杂的欧洲移民就在当地找到了他们的位置——他们组成一伙一伙的小型武装组织，乘坐着机动性很强的船只出海抢劫。当时的舆论把这种情形归结于西班牙政府的治理不善，并敦促他们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西班牙人的讨伐队就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围剿这些横行不法的盗贼，恢复当地的局势平静。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印第安人被灭绝了——这同样归罪于西班牙当局。而那些强盗们，却在托尔蒂岛修建了一座海盗城堡，并使其成为了加勒比地区的海盗都城。

海盗都城的建立，标志着海洋贸易进入了一个非理性时代——海盗时代的来临，无论西班牙人是否喜欢这一点，都只能接受。

正是这些无法无天的海盗们，亲手终结了西班牙的辉煌时代。

成群的海盗船在海面上游荡着，像凶猛的狗鱼那样追踪着西班牙的商船，只要稍有机会，西班牙的商船就会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海盗的陷阱。不计其数的海盗船就像是从海洋的深处冒出来的怪兽，凶猛地扑上来将他们的猎物撕得粉碎。而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只能是束手待毙，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这些海盗的命中率是如此之高呢？

原因是一艘法国的海盗船在一次袭击行动中，除了劫获到西班牙人大量的黄金之外，还无意中发现了一幅价值极高的秘密军事地图，图上标明了由美洲向西班牙运送金银财宝的秘密航线。有了这张秘密军用海图，海盗们如获至宝，从此引发了一系列针对于西班牙商船的袭击事件。

海面上的防御线实在是有点太长了，西班牙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保护自己。这座庞大的海洋帝国就如一只体形巨大的软体水母，面对着数不清的狗鱼的啄食，他们迟早也会丧失最后的保护能力。

实际上，对于西班牙的积怨与不满由来日久，尤其是英国人，他们最早表态坚决反对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而且这种积怨更深地源自于罗马教皇。针对于教皇所约定的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的训谕，一位英国贵族毫不客气地对西班牙驻英大使说：“教皇无权划分世界，也无权把国土随便送给他所喜欢的人。”

但是世界还是遭到了瓜分，这使得英国人大为不满。于是英国人转而支持被称为“海狗”的海盗们，授权他们公开抢劫公海上的西班牙船只，特别是抢劫从南美洲往西班牙本土运送黄金和财宝的船队。最让人惊讶的是，英国政府甚至为这些海盗们颁发了“合法”的海盗证书，称这些持有证件的海盗船为“武装私掠船”或“武装民船”。

回顾英国人历史上的这一不可原谅的历史污点，归因于伊丽莎白女皇那高达300万英镑的私人债务。很显然的是，任何合乎道德规范的生意能够替女王解除如此之大的负债的可能性并不大，正是这一原因让女皇和另一个臭名昭著的私奴贩子走到了一起。

这个私奴贩子就是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他参与黑奴买卖赚到了大笔的金钱，这件事引起了女皇的愤怒，女皇指斥霍金斯的行为不合乎一个英国人的基本道义准则。针对于这一项后果严重的指控，霍金斯向女皇公开了他的财务收入。

贩卖黑奴所带来的暴利令女皇陛下立即将道德与道义搁置到了一边，而是兴致勃勃地加入到了约翰·霍华德的私奴贩子团伙中来，并成为霍华德此后那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恶性罪案的主要资助者。

英国人不可能指望一个靠着私奴贩子解决她的财务问题的女王在面对于西班牙的商船上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所以大不列颠在这个时候注定要同时收获到利益与污垢。

任何人都能够理解西班牙商船“斯比德弗尔号”的船长当时所面临的惊讶：他的船在公海上遭到了公然的袭击，船舷被猛烈的炮火所击中，数不清的海盗跳到他的商船上来。为首的一位英国绅士热情地与船长进行了典型的西班牙式的拥抱，并礼貌地将自己的名字告诉这位彻底昏了头的船长：

弗朗西斯·德雷克——约翰·霍华德的外甥，他从13岁时就跟随着约翰·霍华德从事海上不法生意，是世界上至今仍然名传广远的英雄人物之一。

当时“斯比德弗尔号”的船长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可是……可是英国并没有对西班牙宣战啊。”“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弗朗西斯·德雷克不以为然，“我拥有女皇陛下亲手颁发的抢劫证书啊。”

德雷克把他的合法抢劫证书拿给“斯比德弗尔号”的船长看，此时这位船长的情绪已经不能再用惊讶来表示了，甚至连震惊都不能恰当地形容他当时的心情。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德雷克这个名字，还将伴随着西班牙一起，直到西班牙彻底衰落为止。

可以这样说，正是德雷克——和他那位苦心栽培他的舅舅约翰·霍金斯一起，亲手断送了西班牙的辉煌世代。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德雷克同样是一个征服者。

西班牙人征服了世界，而他则征服了西班牙。

英国海盗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景之一。除了德雷克，还有大名鼎鼎的摩根——此人在海盗时代的光荣业绩构成了摩根家族那庞大资本的最初来源。约翰·霍金斯——从私奴贩子到大不列颠最有钱的人，再到海军上将，尽管英国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称职的人，但是那不光彩的海盗旧事未必能够成为他家族的荣耀。细说这些职业海盗的生涯会让我们陷入道义的绝境之中，但是德雷克，他的价值显然不仅如此。

有一件事被大多数史学家忽略了，弗朗西斯·德雷克，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想一想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吧，清教徒就意味着残酷的迫害与暗夜的惊恐与逃亡，德雷克一家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逃到了泰晤士河口南岸的一艘废船上苟延残喘——考虑到西班牙正是宗教迫害案的高发地带，德雷克与西班牙日后的关系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

13岁就下海谋生并成为一艘船的船长的德雷克，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为了伊丽莎白女皇陛下最忠实的卫士。为了替女皇“报西班牙多方侮辱女皇陛下之仇”，他在1577年12月13日扬帆出海，带领着160名海盗离开了普利茅斯，前去袭击太平洋沿岸的西班牙殖民地。

有意思的是，德雷克在这次冒险奇袭的旅程中并没有到达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到了南美洲尽头的火地岛，并在发现了南极洲之后又发现了一座海峡，尽管他并没有穿越这道海峡，但这道海峡还是被地理学家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德雷克海峡！

但是很显然，德雷克对于名垂青史的地理大发现缺乏兴趣，他念念不忘的是回报西班牙人的沉舰之仇——那次事件发生在1567年，他在协助霍金斯从事黑奴交易的过程中，在圣胡安·德·乌略亚岛遭到了西班牙人的伏击，因为按照西班牙的法律，凡外国人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这次伏击事件中，霍金斯的5艘船舰有3艘被当场击毁，其余的两艘在霍金斯与德雷克的分头率领下，花费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逃回英国，而且他们的船一驶入港口，就立即沉没了。

逃脱性命的德雷克发誓要报复。

此后他曾两度化装成西班牙人，潜入到德·迪奥斯港。西班牙人从各个殖民地所开采的黄金和珍宝都要经由这里装船转运。强大的西班牙军队驻扎在港口附近，其周密的防范措施无与伦比，任何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这里得手。

但是德雷克还是成功了，他袭击了这座防范得铁桶一样的港口，而且只用了18个人。

以突击队的形式奇袭德·迪奥斯港固然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却绝非德雷克的原意。

实际情况是，德雷克当时只能凑足这几个人手，如果能够更多，那他的把握肯定会更大一些。但正因为这次军事行动明显失之于冲动与草率，不仅出乎他本人的预料，理所当然的也是出乎西班牙守将的预料。

西班牙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在自己的驻地腹心遭受到敌人的攻击，等当地驻军清醒过来并弄清楚德雷克一伙只有十几个人，急忙追上来的时候，德雷克已经得手远遁。在这一次成功的抢劫中，德雷克一跃而成为了英国知名的大富豪，他劫到了价值数十万西班牙金币的财富。当他带着这些赃物归国的时候，普利茅斯教堂里的钟声齐鸣，人们从教堂中蜂拥而出，欢迎他们的英雄平安归来。

从英国人欢迎德雷克的态度上，或许我们可以对当时的英国民众心态有所把握——伊丽莎白女皇加入到霍金斯的私奴帮伙中来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事实上，所有的英国人都已经登上了这条贼船。

在德雷克偷袭德·迪奥斯港之前，西班牙人所拥有的海上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整个英国在这种强大力量面前颤瑟不已，他们从不敢奢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拥有着与强大的西班牙抗衡的力量。但是德雷克的胜利，令失落的英国人于绝望之中看到了无尽的希望。

英国人终于发现：西班牙人并非是坚不可摧的，至少，他们拥有了一支足以令强大的海洋帝国为之畏惧的力量——海盗。

更沉重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海盗德雷克的肩上，这时候他又完成了一次堪可与麦哲伦的业绩相媲美的功业——环球旅行。这次行动再一次振奋了英国人的精神，并再度将英国人的声望推到了顶峰。

然后他又干了一件事。

彻底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而正式宣告了庞大的西班牙海洋帝国末日的来临。

10　毁灭的季节

我们几次三番地对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表示了非议，但在当时的西班牙，情形却大不一样。

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小小的西班牙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威慑海洋的巨大力量，得益于王室与教皇的密切关系。

把世界分配给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乖孩子，那是出自于教皇对他们虔诚的奖赏，而如果没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西班牙又如何向可敬的教皇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但是，“教皇子午线”意义绝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教皇的乖孩子平分世界，这对于欧洲各国的污辱程度是无以复加的。但除了欧洲人自己，其他民族很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也就很难理解英国人或是法国人在当时的那种屈辱感受。

可想而知，英国和教皇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双方的关系非常糟糕，用水火不容来形容，也丝毫不显得夸张。

英国拒绝归顺罗马教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教廷无法容忍英国人的放肆，下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

女皇被逐出欧洲人赖以维系的精神家园，这对于欧洲各国的震撼是极为强烈的，而英国自己却只能独自咽下这枚苦果，最多不过是偷偷地与盟友法国人暗通款曲——在经历了百年战争之后，这两个国家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了，昔日的仇敌尽释前嫌，携手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西班牙。

最后决裂的时刻总是要到来的，或迟或早，因为教皇的忍耐不是无限度的。

强大的西班牙愿意与教皇携手教训不驯服的英国女人——伊丽莎白女皇，而教皇却希望能够使用更温和一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总之，教皇不忍心看着他的子民流血——无论是任何理由，这都是教皇也极力想避免的。

最温和的办法莫过于由教皇发布训谕，用另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替代犟脾气的伊丽莎白女皇。教皇最瞩目的人就是因为苏格兰的政变逃到了英国的玛丽。虽然玛丽一来到英国就遭到了伊丽莎白的囚禁，但是她的支持者——与教皇的支持者从未放弃过营救她的努力，如果以她来取代伊丽莎白，英国的民众和贵族不至于产生过于激烈的对抗情绪。

用心良苦！

这就是伟大的教皇。

但是，事情的发展显然脱离了教皇的预期，苏格兰玛丽——这是当时人们对她的爱称——和她那些支持她的天主教徒们密谋刺杀伊丽莎白，但是消息走漏，不驯服的伊丽莎白借机处死了苏格兰玛丽。

坦率地说，伊丽莎白的行为显然是出于过度的愤怒而缺乏理性的考虑。在当时激烈对抗的局势之下，处死苏格兰玛丽就意味着和教皇彻底决裂，就意味着英国必须要同时对抗整个欧洲——包括最强大的西班牙。

苏格兰玛丽的死就意味着战争，甚至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英国的灭亡——因为当时的英国只有34艘战舰。而她所面临的强大对手——西葡联盟——仅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就有一百多艘战舰，三千余门大炮，数以万计的士兵。最盛时西班牙拥有着千余艘船，这支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从未曾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与之对抗。

如此不对等的实力对比，令整个英国都陷入了绝望之中。

正在这绝望的时刻，他们的海盗德雷克先生来了，他带来了25只海盗船，加入到了保卫英国的战斗队伍之中。

这位英国的英雄海盗在到达之前就已经提前为他的国家效命了。他在前来的路上沿着西班牙的海岸线一路扫荡，在西班牙最重要的加的斯港港口外，他击沉、俘获了停泊在海湾中的西班牙36艘补给舰。在将船上的所有货物搬到自己的船上之后，他一把火将所有的船只全部烧掉了，大火映红了加的斯港的上空。就在西班牙惊心不定之际，他又气势汹汹地率领4艘军舰闯入了加的斯港湾之内，劫掠并烧毁了33艘西班牙船。

德雷克的海盗行径为英国赢得了充足的战争准备时间——西班牙人因为后勤补给线遭到破坏，不得不把对英国人宣战的时间延长了一年。

最令西班牙人恼火的是，由于德雷克将补给船上的木桶一把火烧掉，为西班牙人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他们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材制造木桶，而这种潮湿木材做成的木桶不久就裂口重重，导致里边的食物腐败变质，从而引发传染病流行。最终的结果是无敌舰队的伤病员不断增加，军队中怨声载道，严重影响了作战准备行动和军队的士气。

素来保守的英国人对于德雷克的海盗行为表示了最大程度的欣赏，他们戏谑说：德雷克烧掉了西班牙国王的胡子，让西班牙人倍感痛楚却无可奈何。

接下来德雷克又狠狠地在这场战争中捞了一大票：他顺手打劫了西班牙国王的私人运宝船，弄到价值11万镑的财富。

如果说，在此之前德雷克就是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那么现在，他们则把拯救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给了这个海盗。这种信任是完全毫无保留的，昔日的私奴贩子、德雷克海盗生涯的引航人、如今的英国勋爵、海军上将约翰·霍金斯被女皇任命为统帅，德雷克被任命为副统帅。现在这两人终于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他们仍然是像以前那样的相互信任，而且这种情况从未曾改变过。

战斗按照既定的法则向前推进，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终于逼近了英国海域，两国正式宣布进入了战争状态。

西班牙的舰队由梅迪纳公爵率领，其装备如下：

无敌舰队战船134艘。

船员和水手八千多人。

摇桨奴隶两千多人。

船上的步兵数量为2.1万人。

而得到德雷克和他的海盗们的支持的英国方面丝毫也不逊色：

战舰130艘——其中多是商船改造的私人战舰。

船员和水手九千多人。

没有摇桨奴隶，也没有步兵。

人员与装备的不同透露出双方所采用的战术大不相同。

西班牙方面：准备利用步兵的优势，运用传统的战法冲撞敌舰，在强行登艇后进行肉搏，然后夺取英国的船只。

英国方面：英国的战舰虽然不如西班牙，但却都由霍金斯这个老资格的海盗根据海战的法则重新做了改进，特点是船体小，速度快，机动性强，而且火炮数量多，射程远。霍金斯考虑的是在战斗进程中不与敌舰进行接触，采取远距离对敌舰开炮的方式制胜对手。

1588年7月22日，英西两国的舰队首次发生交火，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无敌舰队”的后卫舰队遭到英国炮火的猛烈轰击，而无敌舰队则重创了英国最大的军舰“凯旋号”。

25日，双方经过象征性的交火之后，各自掉转方向返回港口，因为弹药基本消耗光了。英国战船借天时地利还可以在附近的港口获得补充，西班牙人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当天黄昏，“无敌舰队”驶到加来与格里斯尼兹港湾稍事休息，弹药得到补充的英国战船尾随追来，并一直行驶到对方轻武器射程的边缘线上，穿来插去进行着海上编队表演，西班牙人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28日凌晨，老海盗霍金斯在旗舰“皇家方舟号”的主舱召集作战会议，会议决定给西班牙人一个永久性的教训。

会议之后不足两个小时，“无敌舰队”的哨兵不无惊讶地发现有几艘轻装船只在向他们靠拢，突然之间小船上发出熊熊火光，眼见得火船撞过来，无敌舰队的大小船只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统帅梅迪纳急忙下令各舰砍断锚链，想等到火船过去之后，再重新占领这个投锚地。

这道未加深思熟虑的命令彻底断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所有的船只不顾一切地夺路而走，结果互相碰撞，甚至相互打了起来。更糟糕的是舰队由于过度的慌乱，砍去了两只锚，只靠剩下的一只锚已经系留不住，只能顺波漂流，结果被老海盗霍金斯一路追赶，打得西班牙人毫无还手之力。

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双方舰队始终维持着交火状态，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如此的让西班牙人沮丧：

英国方面阵亡了一名舰长和二十余名水手。

西班牙方面已经不需要详细的统计，仅仅格南费里尼斯一战，“无敌舰队”就死伤超过了1400人。

同年8月，英西两国在加来北海上进行了二次会战。战争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双方的弹药用尽，轰击才告终止。

这次的会战结果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更为悲惨，他们的重炮无法击中英国人那些海盗风格鲜明的轻船，而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却被英国人轰得彻底丧失了战斗力——16艘军舰被击沉，两个分舰队的旗舰中弹或被撞伤，一个分舰队的司令被俘。“无敌舰队”的意外覆灭彻底击碎了西班牙人的信心，此前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永远也不可能被战胜的，他们此前所创造的奇迹太多了：发现新大陆、几百人征服南美洲、环球航行、大败土耳其舰队、白角矿的发现和开采，遍布全球的贸易点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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