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同尘——当司马光对上凯恩斯(足球爸爸谈经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足球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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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同尘——当司马光对上凯恩斯(足球爸爸谈经济)试读：

前言

这个笑话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学经济学最明显的感受是，这个理论也有道理，那个理论也有道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萨缪尔森在讨论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理论后，说道，“上述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最能解释商业周期呢？实际上，上述每一种理论都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又没有一个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宏观经济学的精髓，就在于能够综合各家理论之长，并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恰当地加以利

[1]用”。大哥，你是不是在逗我玩？人们总是会有一些行为的准则，社会总是会有一些确定的规律。否则经济学岂不是和算命先生一样？

经济学起码的功能，应该赋予大家一种便捷的方法去分析身边的经济现象。如果一个人学习编程，他不到一分钟应该就知道怎么让电脑显示“hello world”；如果他学习弹钢琴，很快也能弹出简单的曲子。经济学似乎很简单，每个人都能谈出一套自己的见解；也似乎很难，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测不准。

因为经济学就是人们身边的事情，时时刻刻与之打交道，所以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但是经济现象往往互为因果，相互交织，使得人们搞错了关系，很多人开始认为“带伞的人太多所以导致下雨”。在宏观经济中更甚，一个因并不会马上就产生一个果，有可能会在数年甚至十数年之后才结出这个果，也就给很多谬论留下了搔首弄姿的空间。

为害最广的当属凯恩斯主义，提及它不是因为它有价值，而是它的恶劣影响至深至远。我上大学时，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所以我对宏观经济的主要理解都来自凯恩斯主义，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荼毒年轻人。现在很多主流的观点往往也摆脱不了凯恩斯这个阴影。比如有人声称，老龄化带来中国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房地产购买需求减少，储蓄率下降还会导致投资增速下降，所以我国经济应该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储蓄率下降，不知道和房地产有什么关系，而且居然能靠增加消费改变，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其荒谬如同抱薪救火。

然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凯恩斯主义的横行，不过四五十年的历史，弹指一挥间。历史中却有上千年的证据可以证伪。

很多人类的进步不是来自于证明某个理论正确，而是来自于否定错误的理论。福尔摩斯说，“把所有的不可能都剔除后，剩下的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那就是真相！”佛家有云：“离四句绝百非”。一直到波普尔的“可证伪性”。英雄所见略同！

物理等自然学科可以在实验室里创造理想的实验环境，检验不同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正确与否通过实验很快就可以得到验证。但是经济理论不同，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去检验经济理论，很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因素交错复杂，即使最后结果与某一理论预测得一致，也难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经济学更依赖于逻辑推理的严谨。

在这一点上，经济学接近哲学。为了使得逻辑推理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作为出发点的假设就必须无可动摇，直到得出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在经济学中，当属需求定理为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以此为基础，能够推导出所有经济学的原理。再结合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身边的经济现象会产生什么影响，什么样的对策才是正确的、能够增加财富的。

历史记录了人类一路走来的诸多经济现象，可以说是经济实验室的实验记录。但是人们在历史的森林中走得太远，往往就忘了来时的路。好比对植物的知识曾经是人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但是现代的孩子已经不辨菽麦。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沿着历史的足迹，退回到正确的路口，重新回顾这来龙去脉，前路才会豁然开朗。

凯恩斯教给我们的那一套，就好像把我们带入了黑巫师的森林，混天蔽日、荆棘密布、道错路幻。经济衰退就要降息、增加投资；经济过热就要加息、抑制投资。正所谓，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是钉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其擅长改变假设，一旦预测错误就归咎于假设。或者成了计量模型的游戏，当一种方式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就硬塞进来新的变量。也不管是不是符合逻辑，有没有自我矛盾。但由于凯恩斯主义成了政府的牌坊，其作为经济学的头牌历久不衰。

慢慢地，我开始觉得，这其中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退出这片黑森林，回到经济学最初的路标。再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吧！

我们和亚当斯密已经隔了好几个时代了，代沟宽得好像马里亚纳海沟。为了理解亚当斯密，先读几遍《资治通鉴》。为什么读好几遍？因为真的好看，不亚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那些成王败寇、忠臣良将、魑魅魍魉、生离死别、可歌可泣……同时，我们也渐渐了解了亚当斯密是如何一路走来的。拉近了代沟，就相互理解，慢慢地可以像朋友一样谈天。他的逻辑如同顺水行舟，经济学原理就在人们的劳动生活中，简简单单，豁然开朗。

我相信这是理解经济学的一条快捷之路，所以也把那些与经济相关的历史片段穿插在经济理论其间。为了看起来有趣，我也塞进去不少好玩的史料。让大家对历史感兴趣，也是我的主要目的之一。

当然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里面也充满着谎言和欺骗。但古代历史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受到现代经济理论的玷污，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在经济学方面，即使想骗也无从骗起。因此以古代历史去验证经济理论，遇到的偏差并不会很大。司马光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我是支持凯恩斯主义，还是支持古典经济学，还是支持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的著作汗牛充栋，我也读过很多。但真正让我耳目一新的却只有寥寥几本。经济学的著作主要参考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的《人的行为》、《货币与信用原理》、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和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国富论》毋庸赘言，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返璞归真、大巧若拙，其中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对后世经济学的谬论有纠正的功效。奥地利学派虽然小众，但逻辑清晰严谨，对古典经济学发扬光大，其对经济学中错误观点（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的抨击令人拍案叫绝。我相信他们是带领人们走出黑森林的白袍巫师。而《人的行为》又是其极具代表性的综合之作。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以现实生活为实例，以经济学工具剖析，对我颇有启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自然也捏着鼻子读了好几遍，不在耳目一新之列。

根据我对这些著作的梳理，主要的几个方面分别是生产、货币、储蓄和投资、消费、军事、贸易等。本书的内容集中在这些领域，并且将向大家展示得到的结论如何有助于理解我们当前社会的经济现象。

亚当斯密说，开小杂货店的人也是生产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他把各种各样的商品运到店里，那顾客只能去批发商那里一买一大堆，用不了只得浪费。我希望用这本书开一个小杂货店，把我觉得最有用的经济学知识和令人难忘的历史放在我的货架上。如果能够通过这些让大家对经济学和历史产生阅读的兴趣，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1] 《经济学》（第18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p410，人民邮电出版社。经济学之我见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这一点在我和儿子一起学习击剑之后深有体会。恰好在这段时间，有好事者挑战中国传统武术，各门各派可谓颜面尽失。我们现在看到的传统武术的问题在于，假设太多。假设太多，威力就弱。你非要假设对手先来一个金鸡独立，然后你来一个海底捞月。果然精妙，玉树临风。可是现实情况变化万千，对手也要讲求出奇制胜，你又怎么能刻舟求剑？

佩剑比赛中，有一种战术叫对攻。裁判一声令下，双方以最快的速度出击，先出剑击中对手者胜。快，在战斗中是绝对优势。傅红雪的刀只出一次，因为一击必中。这里面不需要繁琐的假设来成就自己精妙的招数。唯一的假设就是——快！只要傅红雪快过对手，他就是胜利者。而为了达到这“快”，靠的是天赋与训练。世间的能力大概都归于这两点，如果有所谓秘笈能够绕过这两点，那必然是伪经。

我认为，经济学中这“快”，就是需求定理。单靠这需求定理就足够分析清楚万千经济现象。[1]

米塞斯认为，“人总是有意地要达成所选择的某些目的”。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极据，类似于几何学中的公理，好比“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是不证自明的。我觉得应该再增加一个条件：人总是追求通过最小的代价来达成所选择的某些目的。

这就是需求定理，一切经济学的理论都由此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正像张五常所说，“若需求定律不成立，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塌下来，溃不成军”。

需求定理的另一种表达是，人们总是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两种表述实际上是一回事，我如果只能得到100个苹果，那么付出的代价越小，我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如果都要付出100元的代价，那么我获得的苹果越多，我的代价也就越小。

我们可以跳出冗长严谨的论证，单凭直观的思考去验证这一点。纵观整个自然界，需求定理主宰着生命的过程。太阳投射到地球的能量是一定的，地球的产出必然受这个条件制约。植物要靠阳光才能生长，人和动物又依靠植物为生。任何一个生命，能量对它而言都是稀缺资源，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高效的利用。所以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消耗越小越好。对人类社会而言，在确定的国土上，每年的阳光量是一定的，能够生长出的作物也是一定的，能够生产的产品也是一定的。人类虽然追求的满足相比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但也必须受此限制，也必然要尽可能高效地利用资源。这是自然界的法则，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也是人类的法则。

经济学中关于需求有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

这个定律可不是板板六十四地在强调，如果我用100元生产了一个馒头，就一定会有100元的需求来买我的馒头。而是说，我生产了这个馒头，就可以用这个馒头去交换别的商品来满足我的需求。至于说这个馒头能交换到什么，要依赖于市场上的比价。能交换到一个苹果，那我生产的馒头就满足了我对苹果的需求。如果只能换到一个枣，那我也只能用这个馒头去满足我对枣的需求。

这个定律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供给，那么也就没有需求。不生产者不得食。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如果是个歌唱家，我并没有生产什么，但我仍然可以获得收入满足我的需求。这种情况要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对方如果没有生产出有价值的东西，他就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欣赏您动听歌声的需求。

这个定律在后面反驳凯恩斯主义的时候至关重要。

需求定理不仅仅对于经济领域适用，也适用于人类的各个活动。

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就是为了最小化社会的运行成本。比如，为什么告密在各个社会中都不是光彩的行为。因为这将使得人们之间失去信任，没有信任做基础，彼此间的行为成本就会飙升。武则天在徐敬业谋反后，担心自己权力不稳，大兴告密之风。有告密者，官员不得过问，还要提供驿站马匹，按照五品官标准提供伙食，送去拜见武氏。连农民或者打柴的都能被召见。如果说的让武氏满意，就破格升官，和实际情况不符也不追究。于是告密者蜂拥而起，普通人噤若寒蝉。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甚至豢养无赖数百人，专门诬告罗织罪名。要诬陷一个人，让这些无赖在几个地方一起告发。来俊臣还编了一本《罗织经》，教这些无赖如何搜集无辜者的言行，如何捏造得惟妙惟肖。被构陷者进到牢中，他们再以酷刑折磨，只得认罪。以狄仁杰所受信任都曾差点被枉死狱中，更何况平民百姓。我看武则天的无字碑上应该大大地写一个“烂”！

道德，不是人类发白日梦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在漫长的进步过程中总结下来，对自身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行为准则。道德经过千年的洗练。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以勤劳俭朴为美德。凯恩斯突然跳出来说，奢侈有理！浪费光荣！你相信谁？

需求定理中还有一点很关键，人们比较的是完成一个目的所耗费的成本，并不是个别物品的成本。茅台酒绝大部分需求是送礼需求，送礼的目的在于表达你对我有多重要。咱俩的关系，一切尽在不言中，就在这茅台酒中。茅台酒的价格越贵，证明你在我心中的份量越重。如果要送给未来岳父，我相信没有谁会嫌贵，反而越贵越要送，越贵越有效果。如果茅台酒降到跟二锅头一个价格，估计没有人会用它送礼吧？所有这些事情，跟茅台酒好不好喝、成本高不高没有太大关系。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商品房满足需求定理吗？为什么房子价格越上涨，越有人买呢？这实际上也满足需求定理，只不过是加进来了对未来的判断。当房子价格持续上涨，人们会预期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那么现在买的代价就会小于明年买的代价。越是上涨，人们的这种预期就会越强烈，购买的行为就会越多。而实际上，人们追求的还是代价最小化。

即使像爱心这样非常难以货币化的事物，也满足需求定理。比如一个慈善家关注遭遇苦难的人，他的目的是不幸者的改善程度和改善数量。对于同样的改善程度和改善数量，他要追求的是付出尽可能低的代价。

人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交织着非货币的因素，忽略了这些因素，就无法准确地分析货币价格。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崔烈通过灵帝的奶妈进献五百万钱当上司徒。正式任命那天，灵帝亲自出席。灵帝对左右说：“真后悔没有吝惜一些，否则可以要到一千万钱。”奶妈程夫人在旁边说：“崔烈是冀州的名士，怎么肯用钱买官！多亏我，他才肯出这么多，您还不满意吗！”崔烈的声望顿时大跌。

汉灵帝的经济学只包括了官职和价格，认为控制了官职的供给，价格就可以提高。奶妈的经济学显然更高明，将非货币因素纳入考量，不得不说历史中很多皇帝的奶妈都是厉害角色。奶妈知道崔烈这种名士，除了当官的追求外，还喜欢好名声。花钱买了官职，好名声可能就毁了。货币或者财富虽然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全部。比如陪伴自己孩子成长的美好时光，错过了这段时光是无论多少财富也无法换回的。所以人们在做决策时，会自然而然地综合考量财富上的得失以及财富之外的得失。经济学如果把这些非货币因素都排除在外而只考虑价格，无疑会犯很多错误。

非货币的因素是如此重要，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析对象。科斯提出了市场交易中的制度成本，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写《思考，快与慢》的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了心理学对经济的影响，也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的时候非货币的代价是能够转换为价格来衡量的。如果司徒的市场价是一千万钱，那崔烈的名声大概也就五百万钱。进献的那五百万钱加上自己的名声凑够一千万钱。

由于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相同的，甚至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的目的都会变化，就延伸出另外一个结论。即使都是为了满足品尝苹果的目的，有的人需要甜的，有的人需要酸甜的，有的人需要红彤彤而且酸甜的，不一而足。对于同一个苹果，愿意支付的价格也不会相同。所以不可能通过粗暴简化的数学假设和方程的推导来获得经济学的理论。张三中午买馒头时比较饿，即使馒头贵一点他可能也买得比较多；晚饭的时候他不怎么饿，便宜的馒头他可能也只买一个。方程和曲线难道也要变来变去？

有的人讲经济学一上来就是一大堆方程，把数学模型当作经济学本身，就如同只告诉你发动机的转速、船速、船的倾角、船的航向，却没有告诉你应该驶向何方。很多人一谈到经济学就要说，你要先了解这方程那方程，根据这公式那公式，得出了最优解最大值……即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可以用光线射进运动中的电梯来解释，难道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居然沦为了不可说的学问？经济学成了禅宗，需要用数学当头棒喝才能顿悟？

就像米塞斯说的，“有些学派……仍在安安静静地继续画他们的曲线，列他们的方程式。他们并不心烦于他们的推理有无意义，也不[2]心烦于他们的理论与实际生活以及和实际行为的关系”。数学始终是工具，在明了了经济运行规律后，可以用来帮助计算。但把数学作为经济学本身，或者成为经济运行规律的来源，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数学工具是概率。概率分布本质上是一种分类统计的方法，你可以说一群人之中智力超常儿童的比例是0.1%，但当其用在特定的个体上是不适合的，“每个人都有0.1%的概率当智力超常儿童”这句话毫无意义。同样的道理，对于航天飞机而言，某一个零件失灵的概率是0.01%还是0.0001%也是毫无意义的。一旦启动，航天飞机只有两种结果——毁灭或者安全返回。

这一点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也有体现。保险公司承保了100万个客户，可以假设这些客户的健康状况满足一定的概率分布，可是如果有人认为根据这样的概率分布就可以计算出某个具体客户的健康情况，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保险公司能够为这100万客户每人提供10万保额，但绝对不会为一个客户提供1000亿保额的保险。

经济学中，是正态分布打天下。不管什么理论，一上来先假设样本服从正态分布，原因是人类社会很多现象都符合正态分布。这是归纳法，不是演绎法，见到的10000只天鹅都是白的，不代表10001还是白的。

概率分布在所谓投资组合理论中是基石，荒谬性也就更甚。投资组合理论首先假设股票的回报率是正态分布，如果2000年的股价是100，2001年的股价是105，那么这只股票的回报率就是5%。然后根据过去若干年这只股票的回报率计算得到这个正态分布的期望和方差。这就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

但问题在于，怎么能够用一只特定股票的历史回报率去估算概率分布呢？如果有100个平行宇宙，同一年份这只股票在这些平行宇宙中有不同的回报率，用这100个回报率去估算概率分布是有意义的。用一只特定股票的历史回报率估算概率分布，就如同记录一只初生幼鹰蹦跳的高度，然后以平均数作为它下一次蹦跳的预测。等到雄鹰展翅的那一天，留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原地错愕，使得若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输光了身家。

一个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让这些经济学家倾家荡产的促发因素是俄罗斯的债务危机，这是宏观经济学的领域，也是凯恩斯的老巢。有人说，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可是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目的很明确嘛——要使国家富有啊！这难道还不够宏观吗？亚当斯密认为财富产生模式是这样的：生产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基础，而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两者必须保持平衡——产出扣除消费后必须有一部分储蓄，这部分储蓄不仅用来维持生产力，而且需要提升生产力，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富裕。其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沿着这条路继续发扬光大，而凯恩斯则练葵花宝典练得走火入魔、心智大乱。[1]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119，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 《人的行为》（上），米塞斯，p45，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凯恩斯主义简述

按理说，我在介绍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应该不作主观判断。让大家毫无偏见地了解他们的主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太讨厌这个学说了。

我要提醒各位，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不要盲目相信这个理论。也许听上去会有些许合理之处，但所有这些合理之处最终被证明都是虚妄。如果说要评选最坏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凯恩斯不会低于前两名。

凯恩斯主义源自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面我们简称《通论》。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明确地将货币作为重点在题目中写出来，而他的理论的重要假设也围绕着货币展开，他的错误也由此产生。

凯恩斯也许是一个重商主义者。所谓重商主义，就是认为只有金银才是财富，必须通过出口商品把金银换回来，而且进了国门就别想出去。《通论》的第二十三章是“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为重商主义做了辩护。顺理成章地，我相信在凯恩斯的世界中，货币是如此重要，货币就是财富，增进社会的福祉就等同于增加货币。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是增加就业量和国民收入，而非国民的财富。这一点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区分，国民收入并不代表国力。国民收入是新增量，国民财富是留存量。国民财富也会有损耗，只有新增量超过了损耗，国民财富才会增加。

凯恩斯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在大萧条后，大量失业的工人和大幅下降的国民收入。大萧条的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呢？他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每个人得到收入后，并不会全部消费，而是只消费其中一部分。正因为留存的这部分，使得企业赚不到足够的钱。利润下降之后，企业家就会随之减少投资。没有新增投资的支持，工人就无法获得工作的机会，因此产生大量的失业。失业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于是这样一个下行螺旋开始自我加强，经济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如果这是危机的原因，那要如何着手解决呢？

为了解决这未被消费的部分，就需要有一位救世主从天而降来增加消费或投资。这个救世主就是政府。政府通过新增消费或投资能够对就业和国民收入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强烈的影响能够数倍于消费或投资的新增量。这个倍数叫做消费乘数或投资乘数。

凯恩斯假设，新增消费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被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是介于0和1的一个常数。我们把所有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当作0.8。如果政府从甲这里新买了100元的商品，甲就会拿出80元支付给乙进行消费。乙得到80元后又到丙那里消费64元，以此类推……最终所有人的消费量加总之后，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元。因此政府多花了100元，最终社会总体消费就增加了500元，是政府支出的5倍。这种效果被称之为乘数效应，那个倍数就被称作消费乘数。如果政府新增了100元投资，最终对经济也会产生这样的倍数效应，这个倍数就是投资乘数。

随着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经济又面临新的挑战。凯恩斯说，“……公共工程资金的筹措以及就业量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价格上升所需要的周转现金的增加量可以引起利息率的增加，从而会阻挠其他的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资本品成本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投资的资本边[1]际效率，而这种减少又需要利息率的下降加以抵消。”

这里出现了《通论》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凯恩斯给出的定义是，“资本边际效率……是为了进行新投资而需要借进资金的人所愿意支付的代价，而利息率则代表现行的提供资[2]金的代价”。注意，凯恩斯这里把这两者都定义为“资金”的代价——重商主义的本色。于是这两个定义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投资回报率和贷款利率。

然后凯恩斯用带有他鲜明风格的证明方式，论证了资本边际效率会快于利息率下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通论》第十七章）。由于政府支出增加会带动消费增加，于是企业会增加投资。机器设备需求的增加会提高该种设备的价格，加之长期中资产的增加会导致预期收益下降，从而降低资本边际效率。

凯恩斯认为利息率会下降得最慢，因为劳动不能被使用于制造出[3]更多的货币，而且也没有其他商品能够替代货币。当利息率高于资本边际效率时，就不会有新的资本形成，于是制约了就业的增加。所以要将利息率降低到足够低，才会有新的资本形成，进而达到充分就业。

以上是凯恩斯的主要主张。根据这样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几个推论。

消费对经济是一件好事。凯恩斯主义假设消费总是不足的，因此增加消费后，由于消费乘数的作用，就能够拉动经济。

战争对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国家对军火的采购和战争投入的支出，通过乘数效应作用于经济，使得每次战争都伴随着GDP的增长。于是凯恩斯主义者声称，战争能够拉动经济。

巨大的自然灾害是一件好事。由于人们的财产在自然灾害中被摧毁，因此人们就需要增加支出来重建，这就带动产出成倍的增长。记得在汶川地震之后，也有零星的声音叫嚷，这样的灾难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走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中有几个假设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首先，为了使经济走出衰退，政府要增加消费和投资以增加总需求。但是凯恩斯主义没有交代清楚政府增加的这些消费和投资来自于哪里。

其次，凯恩斯主义假设，储蓄和投资是总量的概念，而没有考虑其中的具体内容。这个理论只是从货币上去考虑储蓄和投资。储蓄有100万元，可以用来投资的就是100万元。增加了100万元的投资，就可以拉动经济。但是投资在行业间和企业间是不能混同的，不是用100万这样一个数字就能代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讨论。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凯恩斯主义频频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不得不说，凯恩斯主义是恶毒的经济学，该理论逻辑错乱、支持浪费、怂恿战争、鼓励欺骗……[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24，商务印书馆。[2]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68，商务印书馆。[3] 我始终没有搞懂凯恩斯这个论断是指什么，出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p140，商务印书馆。生产是根本

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没有生产就没有我们身边的这些物品，人就无法生存。生产发展后，人们有了分工，生产就成了需求的基础。人类社会的经济危机实际上也都是生产的危机。

生产是需要计算的，所以为了生产的进行，首先是让生产变得可以计算。仅仅这样一个简单的变化，就能对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也是生产发展的动力源。

关于如何改进生产工艺和效率，经济学帮不上一丝一毫。经济学唯一能够告诉大家的就是，生产是根本。生产是根本

自古以来，优秀的君王都对生产都极为重视。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完全不事生产而繁荣昌盛的；也从来没有一个生产不足的朝代而不灭亡的，有的是用度超过生产，有的是战争摧毁了生产。

文景之治是秦统一天下后第一个治世，主要归功于汉文帝，景帝基本上延续了文帝的政策。刘邦死了之后，皇后吕氏专政，封了很多亲戚做王侯。吕后去世，吕氏家族的这些外戚准备作乱。当时跟随刘邦的开国元老陈平和周勃还在，合作剿灭了吕氏乱党，拥汉文帝登基。

文帝非常赏识贾谊，贾谊向文帝建议：《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穷而可治理好，自古及今，未尝闻之。古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产有限而用之无度，则财力枯竭。……生产者甚少而浪费者甚多，天下财产怎么能不缺。

大汉建国快四十年，公私之积，少得可怜。失时不雨，民众惶恐；岁恶歉收，卖爵鬻子。天下如此危难，陛下难道不怕吗！

世间丰年荒年交错，天道之行。……如果不幸有两三千里之旱，国家拿什么救济？边境突然有急，数十百万士兵，国家拿什么供应？兵、旱叠加，天下枯竭，有勇力者聚众掠夺，贫弱无助者易子相食。……积贮者，天下重要之事。如果粮多而财产有馀，干什么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文帝认为贾谊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以身作则号召天下投身生产。（公元前178年）举行“藉田”仪式，文帝亲自耕作，为天下做出表率。同时降低农民赋税来鼓励生产。并且在位期间，始终以此为立国根本。

汉文帝治国以黄老之学为本，老子提倡“无为而治”，也就是顺其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作为，想要顺其自然，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自然之理，这已经足够人们耗尽一生去追求。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觉，而是放下傲慢，学习规律，尊重规律。“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因为文帝的顺其自然，所以对生死也颇为豁达，并不为求永生而穷四海之力，也不为死去而哭天抢地。汉文帝遗诏说：

朕闻之：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没什么哀伤的！当今之世，都乐生而恶死，厚葬以致破产，重孝以致伤身，吾甚不取。……令天下吏民：得令后，悼念三日，皆脱掉丧服；勿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皇家应服丧事者，皆不用赤脚；孝带勿过三寸；勿用丧布盖车及兵器；勿派民众哭临宫殿中；……其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参照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按照原样，勿有所改。……

文帝在位23年，勤俭治国，鼓励人民生产而很少动用民力，这是不是就是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呢？汉景帝在位16年，延续了文帝的政策。这段时期，汉朝百姓富足、国力强盛，史称“文景之治”。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年），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财力匮乏的社会，纵使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百姓没有积蓄。文景之治期间，百姓人人自给，家家足用。粮仓都装满粮食，府库中储存了剩余物资。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点清数目。国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以至于腐烂不能食用。

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生产。生产实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来自于生产。生产也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的存在是为了交换，而交换就少不了供给与需求。供给创造需求，这是萨伊定律告诉我们的。人们只有生产出商品，才能够用这商品去交换其他所需商品。如果压根就没人生产，难道拿西北风去交换吗？或是去交换西北风吗？

但是萨伊定律不是说，生产出来的商品一定会有人购买，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决定。供给的商品是市场所急需的，创造出来的需求就高；供给的商品是市场所抛弃的，创造出来的需求就低，甚至为零。粮食有时能换到金银珠宝，那是因为市场急需。

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广陵城内的人竞相带着珠宝玉器黄金绸缎到张雄的军营换取粮食，一个通天犀带只换得大米五升，一条锦缎被子只换得粗糠五升。

有的时候只能换得几个铜钱，那是因为粮食供给已经过剩。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没有人买。

萨伊定律容易被误解。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的意思是，生产商品的价格与购买商品的价格相等。如果这样理解，萨伊定律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买者和卖者毫无关系，怎么可能会存在着令两种商品价格相等的因素呢？

萨伊定律的重点不在于说明价格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生产是需求的源头，辛勤的劳动是品尝劳动果实的前提。

但是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经济的宏观图景越来越浩大，慢慢地人们的注意范围只能覆盖到局部。在漫长的因果链条中截取了这样一段：人们争相消费汽车，汽车厂商生产旺盛，汽车工人收入增加，汽车工人的消费又使得其他行业销售旺盛……于是人们得出结论——消费的增加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消费才是经济的引擎！

历史中充满着对这个结论的反驳，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经济危机来自生产不足

自古以来危机不断，归根究底总是生产不能满足消费的危机。有可能是生产得太少，也有可能是消费得太多。

晋朝前承曹魏，“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后，更是追求奢侈安逸。所谓文人雅士追求放荡不羁，文辞追求华美而不实用。（584）隋朝治书侍御史李谔评价这段历史说：“魏朝三祖，崇尚文词，忽略君主之大道，好雕虫之艺。上行下效，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过是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只描写风云之状。世俗以此为高，朝廷据此提拔任命。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对于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雅朴素为古拙，以工于词赋之人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到了晋惠帝时期，“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裴頠著《崇有论》批评当时的风俗：“……有装模作样高谈阔论者，深列有形之累，盛赞空无之美。……于是看不起脚踏实地，轻贱减费增利，以不着边际的事为崇高，以认真经营的人才为卑贱。……立论以虚无为玄妙；任职不熟悉职务，称之雅远；自私毫无廉洁操守，称之旷达。故磨炼道德操守的风气荡然无存。放纵者有的违背丧葬礼仪，忽视仪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过分的甚至光屁股乱跑，无所不至，士人的德行更差了。”

晋惠帝就是那个“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晋惠帝痴呆，曾经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对左右说：“这叫唤的东西，是为了天下的事情，还是为了私事？”当时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晋惠帝听说了，问：“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因此权力都在小人手中，政出多门。有权有势的家族，互相推荐请托，好像做买卖一般。

这种情况下，晋朝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西晋北部从此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司马氏蜷缩在江南一隅建立了东晋。但是东晋也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稳定的统治，不断有权倾一方的重臣作乱。当时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除了姓谢的，其他三大家族都是造反派。“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的“王谢”说的就是这几个重臣。

晋元帝时期，轮到桓家造反，重臣桓玄自恃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东晋疆域妄图称帝。另一方面海盗孙恩不断骚扰沿海地区。所以百姓难以安定从事劳作，又加上沿海水陆无法运输粮食、桓玄封锁了长江水道，官民的储蓄都已经耗尽。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隆安以来，全国上下的百姓，对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动乱战争，深感厌倦。这时三吴地区发生大饥荒，住户人口都减少了一半左右。即使是富贵人家，也都穿着绫罗绸缎，怀里抱着金玉，关起门来相视饿死。

孙恩的作乱与桓玄的造反，彻底破坏了晋朝当时的生产，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也就是粮食的生产和供给不足。

萨伊定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危机的角度。供给创造需求，粮食的供给不足，创造出来的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也不足，对绫罗绸缎和金玉的需求更低，在当时简直和垃圾无异。现代社会所谓生产过剩的危机，也是民众真正需要的商品供给不足，对过剩产品的需求也就不足。解决的办法不是压低绫罗绸缎和金玉的价格，而是应该让粮食的生产更有效率，提高粮食的供给。有效供给增加了，创造出来的需求会随之增加，对绫罗绸缎和金玉的需求才会增加。

所以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还是可以归结为生产不足。生产需要计算

要使得生产得以发展，最首要的条件是能算得清账。经济学诞生之前，人们就在用需求定理指导自己的行为——以最小的代价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但前提是人们能搞得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获得的好处是什么。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大军阀朱温（不是猪瘟）建立了后梁。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军阀李克用以兴复唐朝为名，与朱温对峙。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唐庄宗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唐庄宗能征善战，与后来的周世宗柴荣并称英武之君。但灭掉后梁之后，李存勖就开始荒废朝政，宠爱戏子。最终李存勖在叛乱中被戏子所杀，手下大将李嗣源称帝成为后唐明宗。

后晋高祖石敬瑭当初是后唐的一个将领，也是李嗣源的女婿。李嗣源死后，石敬瑭与后唐末帝争夺皇位。为了战胜后唐，石敬瑭向契丹借兵，许以燕云十六州，并向契丹臣服自称“儿皇帝”，自此身背骂名，成为著名的大汉奸。但实际上他不是汉人，所以不是严格意义的“汉奸”。当时契丹国力强盛，石敬瑭一直卑屈以事契丹，训农习战，养兵息民，民众略能从战乱中恢复。

皇帝既以休养生息为国策，臣下也必谋划于此。（938）后晋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说：“我看到乡村中的流民，并非不愿耕种，也并非不愿安居乐业，只是因为他们种树还不到十年，垦田不足三顷，将要成为生计之业时，就要被县里征收供应徭役，还课以重税，用严酷的刑罚震慑他们。因此，这些流民才会舍弃产业，另谋出路。请求从今以后，民众垦田五顷以上的，三年之后才付徭役。”后晋高祖采纳。

张铸上奏使流民得以生计，所奏重点在于让人们明确收益与成本的界定。当时的情况是，获得的收成可能被重税所剥夺，付出的成本可能因为徭役而加重，人们于是茫茫然不知所措，干脆一走了之。所以规则必须明确，何为收获，何为付出，而且不可以经常变动。只有这样，为了争取最小代价，人们才知道应该减少什么；争取最大回报，人们才知道应该增加什么。换句话说，人的才智才得以发挥。

石敬瑭对契丹低三下四，从维护他的统治权来看，是正确的策略。石敬瑭死后，他侄子后晋出帝知耻而后勇，毅然对契丹开战。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何况无算乎？当时契丹国力正强，后晋为契丹所灭。后晋大将刘知远趁乱建立后汉。后汉高祖刘知远仅在位一年便死去，后汉隐帝即位。后汉隐帝对开国功臣郭威颇为猜忌，派人赐死。

郭威造起反来，建立了后周，成为后周太祖。郭威也实行了与后晋同样的正确政策，仅仅是使生产活动变得能够计算，就会推动生产力大幅提升。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前代屯田都在边疆，由卫戍的士兵耕种。唐末，中原驻扎军队，所在之处设置营田耕种。以后又招募富户耕种让他们交纳租税。户部另外设置机构总管，不隶属于州县，有的壮丁多而无徭役，有的收容庇护奸人盗贼，州县无法追究。后梁太祖进击淮南，抢掠到的牛千万计，提供给东南各州农民，让他们每年交租。自此经过几十年后，牛死而租不免，农民深受其苦。后周太祖知道其中弊端，颁布敕令：“全部取消户部营田事务，将耕种营田的农民隶属于州县。他们的田地、屋舍、耕牛、农具，同时赐给现在的耕种者作为永久产业，全部免除牛的租税。”这一年，户部增加3万多户人口。农民既已得到田地作为永久产业，方才敢修葺房屋、种植树木，获取地利数倍于以前。……

郭威去世之后他的养子周世宗柴荣即位，司马光称赞后周世宗柴荣“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是柴荣手下一名勇将。再后来大名鼎鼎的小旋风柴进就是柴荣的后世子孙。因为柴荣的儿子将皇位禅让给了宋太祖赵匡胤，所以柴进家中有太祖皇帝御赐丹书铁券，保证柴氏子孙永享富贵。

千年之后，类似的规律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同样是使得生产变得能够计算，这次发生的地点在安徽省小岗村，生产力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生产的要素

经济学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道，“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1]产力”。资本和技术都是增进生产力的途径。

劳动力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没有人谁去劳动？（887）当初东都洛阳经过黄巢之乱，活下来的人们聚集在三座城中相互照应，接着秦宗权、孙儒残暴破坏，仅剩下断壁残垣。张全义刚到，白骨遍地，满目荆棘，居民不足百户。张全义带着百余人，和他们一起保卫中州，田野中一个耕作者都没有。张全义在麾下选了十八个能力强的人，每人发一面旗一张榜，叫他们“屯将”。让他们到十八县废墟中，竖旗张榜，召集流散民众，劝导民众耕作。惟杀人者处死，其余只处以杖刑。无严刑，无租税，民众聚集生活起来。又选强壮者教他们作战，以抵御强盗。数年之后，都市街巷逐渐恢复以前的样子。各县户口也都归复，桑麻成片，野无闲田。能作战的，大县七千人，小县不少于两千人，于是设置军佐管理。张全义明察秋毫，人不能欺，但为政宽简。外出见丰收粮田，就下马与随从观看，找来田主，用酒食奖励。有养蚕种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亲自到家里，把老幼全叫出来，赐以茶帛衣物。民间有言：“张公不喜欢声伎，见了没笑过，只有见到好麦田和蚕茧才笑。”有田地荒芜的，就集合众人对其处以杖刑。有的说缺少劳力和耕牛，张全义就责备他的邻居：“他缺少劳力和耕牛，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都赔不是，才放了这人。从此邻里互助，各家各户都有蓄积，凶年不饥，逐渐富庶。

唐朝可以说最终毁于黄巢之乱，因为后来灭掉唐朝的朱温当初就是黄巢的部下。黄巢之乱，对唐朝的劳动力是极大的摧毁。兵马屠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人们躲避战乱，生产无法进行。一年绝收，下一年就是饥荒，劳动力更加减少。因此老子才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要怎样的狂妄才能把战争与经济增长联系到一起啊！

张全义把流民聚集一起，提供稳定的居所，分配荒废的农田，实施鼓励农桑的政策。所有这些，为的都是让劳动力发挥作用。于是数年之间，民众温饱，仓有余粮。

农业经济中土地是不可缺少的生产物资，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把土地理解成所有的自然资源。古代为了使人们都能耕作劳动，官府会实行均田制，将农田按照每户的人口进行分配。（485）北魏孝文帝下诏实行均田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人得到四十亩没有种树的农田，女子每人二十亩，奴仆婢女按照成人的标准。一头牛得三十亩农田，以四头牛为限。所配给的农田如果是隔一年才能耕种的贫瘠土地，面积加倍；如果是隔两年才能耕种的，面积增加两倍。百姓到了纳赋的年龄就配给土地。年老或去世，土地归还官府。初次授田，男子给田二十亩，规定种五十棵桑树。种了桑树的土地，世代经营，死了也不用交还官府。对土地富余的农家，不受田也不令还田。土地不够的农家，按照法令配给。世代经营的田地，有富余的可以出售。（564）北齐武成帝下令，百姓满十八岁授予田地并交纳赋税，二十当兵，六十免除劳役，六十六岁交还田地免去赋税。男子每人授田八十亩露田（种谷物的田），妇女授四十亩，奴婢相同。有耕牛增授六十亩。每对夫妇赋税为一匹绢、八两棉，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是平民的一半，一头牛征税二尺绢，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上缴中央，义租缴给所在郡防水旱灾年。

在分田地的时候，有牛的农户获得增授的田地面积介于成年男子和女子之间，一头牛相当于增加了一个壮劳力。农耕时代，牛和农具就是农业机械。有了它们的助力，农民的生产力就能够提高。

机器设备等资本财对生产的提高是有重要作用的，而且随着分工的日益细化，有的工作缺少机器设备根本无法完成。比如缺少了石油裂解装置，即使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无法生产出汽柴油。

生产的提高还有一项重要的因素是技术。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对自己穷兵黩武的上半辈子有所悔悟，开始让人民休养生息，推广农耕技术。（前87）汉武帝封田千秋为富民侯，取“思富养民”的意思。任命赵过为搜栗都尉。赵过精通轮耕保持地力的办法，在土地耕耘技术和农具制造方面都有好方法。教给百姓后，百姓省力而收获多，感到非常便利。

技术创新并不是经济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有赖于各行各业行家里手的长时间积累和辛勤劳动，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运气。没有对行业的专注，就没有创新。

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大言不惭地对创新指手画脚，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唐太宗曾经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他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然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物，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

经济学成了蝇营狗苟的工具，经济学家成了胡说八道的头衔。[1] 《国富论》（上），亚当斯密，p315，商务印书馆。运输

古代社会，运输的重要性不亚于农业生产本身，其成本之高足以影响到国家贫富和安全。当年唐朝的京城在长安，又在洛阳设东都，很重要的原因是关中与关东地区的粮食产量不均衡。（709）关中饥荒，一斗米值百钱。调运崤山以东及江淮地区的稻谷到京师，牛累死了八九成。群臣请唐中宗去东都洛阳。皇后韦氏家在杜陵，不愿意去东都，就让巫师彭君卿等人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后来大臣又劝去洛阳，唐中宗怒骂：“岂有逐粮天子邪！”

当初唐中宗是在武则天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地过活，和韦后被幽禁在房陵，备尝艰危，情爱甚笃。唐中宗每次听到敕使到了，就吓得要自杀，韦后阻止他说：“祸福无常，还差这一死吗，着什么急！”唐中宗曾经私下向韦后发誓：“有幸复见天日，我要让你随心所欲，不相禁御。”等到韦后再为皇后，确实随心所欲，意图效仿武则天篡位听政。

韦后和后来唐肃宗的张良娣有点类似。张良娣性巧慧，能揣摩肃宗心意。跟着肃宗到朔方，当时兵力单寡，张良娣每次睡觉，总是挡在肃宗身前。肃宗说：“御寇非妇人所能。”张良娣说：“仓促之际，妾以身抵挡，殿下可从后面脱身。”到了灵武，张良娣产子，三天就起身缝制战士衣甲。肃宗阻止她，她说：“现在不是妾休养之时。”肃宗因此更加怜惜。肃宗即位后，张良娣颇擅权，后欲改立太子，被废。

能同患难，未必能同富贵。患难时，资源匮乏，既无力为善，也无力为害。飞黄腾达后，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不是每个人都能约束自己。

唐玄宗和太平公主合力诛灭了韦氏，拥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登上皇位。因为玄宗的英明神武，睿宗又传位给唐玄宗。但是唐玄宗也得经常逐粮。做天子的，计利当计天下利。别说逐粮，如果讨饭能造福苍生，也责无旁贷。（733）关中久雨粮价腾贵，玄宗准备去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计划这件事。裴耀卿说：“关中是帝业所兴，应百代不变，但耕地少粮食产量低，所以时不时去东都缓解关中负担。臣听说贞观、永徽的时候，朝廷耗费不多，每年从函谷关以东漕运一二十万石粮食，足以周转，陛下可以留在关中。如今用度增加，运送之前的数倍仍不能满足，所以使陛下多次冒着寒暑转移以体恤关中人民。现在如果让司农把粮租都运往东都洛阳，然后转漕运充实关中，让关中有数年的储备，就不用担忧水旱灾害。而且吴人不熟悉漕运，停留时间久，会产生盗窃损失。臣请于河口设置粮仓，使吴船到那送完米就离开，官府自己雇船分别送入河、洛。再于三门东西各设置一粮仓，米送到就储存下来。水势险急就停止漕运，水通就顺流而下。或者开辟山路，用车运送。不用再停留等待，省数万费用。黄河、渭水岸边都有汉、隋的粮仓，修整并不难。”玄宗很认可。（734）玄宗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并在河口设置运输场。又于运输场东设置了河阴仓，于运输场西设置了柏崖仓，于三门东设置集津仓，于三门西设置盐仓。又开凿漕渠十八里以避开三门之险。先前用船运江淮地区的米至东都含嘉仓，再雇车陆运三百里至陕郡，大约两斛米运费一千钱。裴耀卿命令江淮地区的运米船都把米运到河阴仓，改用黄河船运到含嘉仓及太原仓，然后由太原仓通过渭水运到关中。三年中共运米七百万斛，节省雇佣车费三十万缗。有人劝裴耀卿把所节省的钱献给皇上，裴耀卿说：“这是公家的赢利，我怎么能借此讨好皇上呢？”于是全部上交作为调节市场粮价的经费。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产区，位于函谷关以东，即古代所谓关东。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要高于长安地区，将这些地方的粮食运送补充关中就成了重要的任务。

唐玄宗前半部分是个好皇帝，勤俭治国、爱护百姓，也才会有“开元盛世”。后来繁荣昌盛日久，唐玄宗也渐渐懈怠。又认为国库充裕，便享受起来。所谓“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聚敛之臣更是争相献媚，搜刮民间供玄宗享受。尤其是李林甫拜相之后，唐朝就开始走下坡路。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代奸相，成语“口蜜腹剑”最初就形容他。他善于笑脸相迎，暗中陷害。安禄山对其他大臣“皆慢侮之，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安禄山叫李林甫“十郎”，每次办事的人回来，安禄山必问：“十郎何言？”得美言则喜。有的时候李林甫说：“告诉安大夫，检点些！”安禄山就哀叹：“噫嘻，我死矣！”。

李林甫出身世家，他的伯伯和堂兄是李思训和李昭道，史称大小李将军，以青绿山水称绝，是中国绘画史中山水画的里程碑。

当初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时，张九龄曾经极力反对，并说李林甫可能日后成为唐朝的祸害。但李林甫很善于揣摩玄宗心理，办事都顺着玄宗的想法。张九龄则经常据理力争，因此失宠。一个人真正能够有自知之明，听得进去逆耳忠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唐玄宗的疏忽与放纵，造成了安史之乱，成为盛唐衰弱的肇端。安史之乱被平定后，所引发的藩镇割据的忧患，始终未能解决。

后来到了唐德宗时，运输成本又被转嫁到农民头上，更为繁重。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自从兴元年间，这一年的年景最好，米一斗值150钱，粟一斗80钱。德宗颁布诏令在丰收的地区和籴。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家。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说，不高兴。德宗问，粮食丰收还不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两税之外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比两税还要多。和籴实际是强夺粮食，还不曾见到一个钱。开始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需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德宗于是免去赵光奇家的税赋。

司马光为这件事气得跳脚，“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你这家伙怎么这么不开窍！你听到农民跟你抱怨苛捐杂税，你应该惩罚那些骗你说农民都很幸福的奸臣，并且整顿财税，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你光是免去赵光奇家的税赋有什么用，难道普天下的百姓都有机会让你到家里面吗？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区区几百里的路，在当时是农民运粮无法负担的距离。

唐德宗的宰相是卢杞。据说卢杞貌丑，色如蓝，但有辩才，所以德宗很喜欢他。当年郭子仪见宾客，姬妾不离左右。卢杞曾经探望病中的郭子仪。郭子仪让侍妾全部进到内室，自己一个人等待卢杞。有人问其故，郭子仪说：“卢杞样子丑陋而心地险恶，妇辈见到一定失笑，他日卢杞得志，我一定灭族！”。郭子仪可以说有识人和先见之明，七子八婿安养晚年不是运气。

卢杞记恨颜真卿，怂恿唐德宗将颜真卿派遣出使叛军李希烈，导致颜真卿后来终被李希烈杀害。颜真卿一家满门忠烈，他的兄长颜杲卿抗击安禄山，怒骂叛贼慷慨就义。他的《祭侄文稿》祭奠的就是同时就义的侄子，不能只知其侄，不知其兄啊！颜真卿出使时，多方阻拦，仍难改德宗决定。

德宗之难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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