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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克哈特·玛腾斯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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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美试读：

小心，牛虻！

雅典人判了70岁的苏格拉底死刑，这一处决也最终使雅典人得以摆脱了这个烦人的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受到众人如此严重的排挤反对，这种情况不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哲学才能“一拳打醒众人”，或是“一斧凿开众人冰冻的心海”，正如上文提到的卡夫卡在信中对优秀作品所提出的严苛要求。但是哲学这只烦人的牛虻，不断地促人痛苦思索，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我已了解他，知道人们必须忍受他”，在柏拉图的《拉凯斯篇》中，他曾试着劝诫对话者提防苏格拉底，这一切当然是徒劳的。人们为什么或者是否应该去了解苏格拉底和其他“哲学牛虻”？动机绝不是出于自虐的快感以及永无止境的沉思所带来的乐趣，也许只是因为喜欢思考，并希望向哲学家学习那些对生命重要的东西。

优秀的哲学揪人心——我想从独特的视角切入，以此书引领读者走进哲学。书中精选了一些例子，来解释优秀的哲学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一再让个体、让时代接受思想的考验。当然，例子的选择必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因为我结合的是自身在学校课堂上的思考经验，而他人的思考经验可能截然不同。我想将思考的重点放在深受科学技术影响的世界这一主题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相信应该对此深入研究。我的目标是以这一方式，引导读者学习优秀的哲学，对古代哲学家有全新的认识。

个别章节中出现的图片、比喻或是哲学语言所描绘的场景，同样也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思考。此书中古典哲学的部分比较多，除了我本人有所偏爱之外，也是因为哲学在发展之初不仅提出了人类的基本问题，还尝试着对此做出简单的回答。各个章节既可以独立阅读，也可以通过参考索引相互联系。而本书主线，贯穿全文的是这一问题——对个体和社会来说，自由的思想和行为意味着什么？

同时，本书尝试以今日之视角多方位解答康德四问：“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以及终极命题“人是什么”。

理解书中所选古典哲学家具有挑衅意味的文字和思想，对此进行批判性的思考，需要费一定的脑力，但同时也会给人带来自由而无拘无束思考的乐趣，如同经历了一次疲惫却难忘的徒步旅行或是帆船比赛。这样的哲学体验需要“悠闲”（希腊语：schole）。“悠闲”不仅需要以生活、工作等外部条件的自由为前提，还要有从自己思想束缚中解放的意愿。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曾写道，苏格拉底将哲学式的悠闲同法庭上的发言做对比，而这些发言在当时的审判过程中是用滴漏和严格的程序进行计时的：

青年时代起就在法庭和类似地方走动的人，似乎与那些伴着哲学和类似活动长大的人相比，不同于自由人，更像是如同奴隶一般被抚养长大。究竟为何？因为后者拥有所谓的“悠闲”，他们能从容而自由地进行研究。而前者却只能在时间压力下谈话，因为滴漏中滴下的水在催促着他们。此外，他们还无法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谈话主题，只能任由对手站在身边向他们施压。他们古板狭隘，墨守成规，没有骨气。因为他们从小过着的奴役生活阻碍了他们的发展，阻碍了他们习得直率而自由的行为。西西弗斯的巨石

西西弗斯“拼尽全力”，重复着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每次还未到达山顶，巨石就又滚落了下来。西西弗斯不得不重新开始，徒劳地重复着他的动作。对此，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个任务给西西弗斯带来的是“永无止境的折磨”。

我还看到了西西弗斯，承受着痛苦的折磨，

用双臂推着巨石。

千真万确，手脚并用地推着，

推着巨石上山顶；正当他

将巨石推到山顶，巨石的重力却

一再将他推回，滚落至山谷。

而他重新推起巨石，拼命推着，

汗流浃背，尘土垢面。

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形象，我们也可将他视为第一位哲学家。据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尝试反抗神灵权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凡人。他渴望自由，因此必须以悲惨的命运作为代价。上文所引用的荷马《奥德赛》中的诗句，描绘的正是西西弗斯悲惨的命运。西西弗斯“拼尽全力”，重复着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每次还未到达山顶，巨石就又滚落了下来。西西弗斯不得不重新开始，徒劳地重复着他的动作。对此，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个任务给西西弗斯带来的是“永无止境的折磨”。

但是，我们为何要进一步了解西西弗斯呢？他似乎并未将他的反抗视为痛苦。渴望自由到底是否有益于他？有益于我们？如果依靠某些神灵或是存在一个完美的系统，能够为我们规划好一切，我们无须为其他事情思考，无须做任何决定，这样是不是更好呢？过着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还要奢求什么呢？幸福机器是人类的一个古老梦想，时至今日，也是一项受欢迎的儿童游戏以及哲学家们所设计的思想实验：如果所有——不仅仅是几个——我们曾费神许下的愿望自动实现了，那么会怎样？即便只是身处幻境，我们也会幸福吗？要想实现这样的梦想，无须重返众神统治的荷马时代，因为他们并非仁慈的统治者，他们彼此争吵，也不善待人民。在全知、全能和至善的基督神灵统治下幸福地生活，这个想象中的场景最迟从那场给所有人带来不幸的，具有毁灭性的里斯本大地震（1755）后开始，便几乎无人再相信了。神义论试着论证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上帝的道路是凡人不可企及的，但这无法使多数人信服。在经历世间万难后，我们为何还要相信仁善的神灵呢？

从先进的知识型、技术型社会的角度出发，戴夫·艾格斯的全球畅销书《圆环》描述道，在没有人们自由思考和做决定的风险与艰辛的情况下，可以试着建立一种充满仁爱和幸福的完美统治机制。他所认为的反乌托邦，是一个由数据信息统治的极权时代，不像乔治·奥威尔《1984》一书中描述的那般恐怖，艾格斯《圆环》中的工程师将乌托邦视为人类共同生活的终极乐园。他认为《圆环》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状态，那时会有一条完整的信息流，将包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生的全部事件，且每个人都能下载这条信息流，而这一未来社会的状态在艾格斯看来早已在当今社会萌芽。圆环对用户来说或许是优质的服务系统，能为每个人提供安全和健康的保障，但同时也全面控制着所有用户。而对于圆环创始人和“智者”之一的贝利而言，隐私的泄露及丧失自我思考的能力并不算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获得安全而无忧的生活，还要获得期望中完美的道德：“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那会怎样？后果会是道德生活的转变。如果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试问，谁还会干那些违反道德伦理和法律的事呢？我们也许最后会被迫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相信，人们会因此活得更加轻松，全世界的人也都可以如释重负。”“聪明”的贝利坚信，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有人类所经历的那些古老灾祸都会消失：“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能治愈任何疾病，消除饥荒，我们能办到一切，因为我们不再被人性自身的弱点所束缚。”

所有问题都能依靠智慧和完全透明化解决，即便人们接受了这一不太现实的前提，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圆环-乌托邦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它假设了一个从物理学上，以及身心过程来看都不可能没有缺陷的决定论（参见第九章）；第二，它没有考虑到由谁来监视那些管理者的问题，监视管理者是否让自己的行为足够透明化，以符合道德规范；第三，它对道德是否等同法律，是否能够在无人支持下存在，这些问题不置可否；第四，它没有预估到尽管人们承认了“圆环”所带来的优惠，但对是否一切都有了最佳规划仍持怀疑态度；第五，它忽略了许多人想自行决定自己想要什么。总之，圆环-乌托邦理论会使人成为傀儡，被动接受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想也不能自行思考。也许这一理论忽视了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选择优势，忽视了人类是通过不断进化演变而来的，因此能回顾自己的决定，也能灵活地考虑到意料之外的那些异常现象（韦尔施，2012）。

在哲学传统和我们的自我认知中，在反思演化存活优势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了人类“自主”和“尊严”的特殊性（参见第八章）。多数人不愿如傀儡般被他人操纵，而是想自觉而自信地活着，即自己做决定，自由地选择人生道路。而对自由的原始渴望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由而优质生活的前提是要存活下去。但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尽管在对抗众神的过程中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但西西弗斯仍决定以外在的不自由作为代价，为自由一搏。尽管他可能未深入地考虑“艰辛的自由或幸福的奴役”这一根本问题，但西西弗斯对其生活方式的选择足以使他成为第一位哲学家。

我们对西西弗斯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的《奥德赛》，相传荷马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希腊人战胜特洛伊之后，奥德修斯长年四处漂泊，最终回到了他的国家——伊塔卡岛，回到了妻子珀涅罗珀身边。除了历经千难万险之外，奥德修斯还游荡到了地狱。荷马描述了在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地狱中，除了感受到在希腊对抗特洛伊战争中牺牲英雄的悲惨命运，还有奥德修斯是如何感受到西西弗斯所遭受的折磨的。通过荷马的描述，我们无法得知西西弗斯其他的生平事迹。但借助其他的古代文献，我们还了解到西西弗斯曾是科林斯的国王，是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在高估自己的能力之后，西西弗斯向众神之王宙斯发出了挑战，还去离间众神。西西弗斯发现宙斯掳走了美貌的埃癸娜，即河神阿索波斯的女儿，于是向阿索波斯告发了此事。作为回报，阿索波斯向西西弗斯承诺，在科林斯城堡中凿开一处新的水源。当宙斯听说西西弗斯告密之事后，就派去了死神塔纳托斯要将西西弗斯押进地狱。但西西弗斯毁掉了塔纳托斯的力量，将他关进了监狱。于是，世间没有了死亡，死神丧失了能力。然而最终愤怒的塔纳托斯重获自由，将西西弗斯放逐到了地狱。但西西弗斯再一次骗了众神，重返人间，回到了他的国家。最终，他终究是无法摆脱众神的力量，正如荷马所描述的，西西弗斯虽是“人间最聪明的”，但再聪明也无济于事。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他曾以希腊英雄阿喀琉斯为例，来控诉凡人面对神灵时的无力感。阿波罗曾将阿喀琉斯赶出特洛伊城：

你伤害了我，众神中最堕落者……

你夺走了我的荣耀，轻易地救了那些人，

因为你毫不畏惧后世的报复。

若我有那能力，我愿让你付出代价。

流传的文献中没有提到西西弗斯是否就此屈服于他的命运，还是仍存有为追求自由而反抗的意识。毕竟作为一个非永生的凡人，他曾对抗过那些永生的神灵，尽管他深知，众神是万能的，自己终将受到惩罚。但西西弗斯自愿接受了惩罚，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自古以来，人们对西西弗斯这一神话人物形象有诸多不同的解析。其中，当属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1913—1960）从哲学角度做出的解析最为经典。在西西弗斯这一神话人物形象中，加缪看到了那些对抗众神以及其他当权者的凡人的原型。1942年，德军占领法国期间，加缪出版了他的随笔集《西西弗斯的神话》。因此，加缪的反抗主题也可从政治角度进行解读。此外，他还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如今的工人终其一生做着相同的工作，他们的命运也是如此荒谬。”加缪认为，西西弗斯的命运折射出了那个时代人类命运的普遍性。他认为西西弗斯具有追求自由的自我意识，甚至有一种因抗争而获得的内在幸福感。在他看来，这种感觉在西西弗斯不断地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过程中最能体现：“西西弗斯所承受的苦难如同有规律的呼吸那样，那个时刻便是感知自我的时刻。他离开山顶，逐渐消失在众神栖居地时，西西弗斯便已凌驾于自己的命运之上。他比他的巨石更加强大。”在加缪看来，“西西弗斯已将命运变成了由人类自我规范的事务了，其中还有他隐秘的喜悦之情。他的命运属于他自己，他的巨石也属于他。荒谬的人一旦想起自己所经历的痛苦，让众神也哑口无言了。在宇宙中，突然间的沉默，反而会使世间众多微弱而奇异的声音变大。无意识的低声呼唤，所有反映在脸上的诉求都是为胜利而付出的代价。有光便有影，我们也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答应了，于是他们一刻不停地努力着”。正是在西西弗斯看似无望的抗争中，加缪看到了人类幸福的典范，正如他在随笔集《西西弗斯的神话》的结尾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必须将西西弗斯想象成一个幸福的人。”

阿尔贝·加缪（1913—1960），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

在西西弗斯看似无望的抗争中，加缪看到了人类幸福的典范，正如他在随笔集《西西弗斯的神话》的结尾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必须将西西弗斯想象成一个幸福的人。”

人们不禁怀疑，为何西西弗斯如此无望的行为，偏偏能象征幸福，而不是意味着失败。因为，西西弗斯顽强的反抗可被视为人类为追求自由迈出的第一步，即便没有显著的成果也意味着幸福。尽管饱受折磨，西西弗斯仍是幸福的，因为他不听天由命，深信自己拥有解放自我的力量。此外，西西弗斯的处境也并非毫无希望。他还是可以期望他的抗争行为能为他人带去勇气，或是期望他自己抑或他人能够解放自己。西西弗斯不仅自身经受着磨难，而且还可能严重伤害了众神的尊严，这些神灵在荷马笔下沾染了人类所有的缺点。优秀的哲学不仅使被统治者，也会使统治者体会到疼痛感，甚至最终打破他们的统治。

从西西弗斯开始，人类对神灵的抗争便从未停止。在希腊的启蒙运动时期，正如威廉·内斯特勒为他知名的书取的名字一样，思想由神话发展到了理性。神话和理性，这两种人类所依循的形式，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荷马笔下的神话中，对抗神灵的人被描述成了“最聪明的人”，比如西西弗斯深思熟虑后的举动。整体来说，神话中的人类形象不仅是被众神操纵的无意识的傀儡，也是一种有理智的生物，如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所定义的那样。古希腊人类文明发展的下一步便是认知人类即是神话的创造者，包括那些众神力量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神话。理性开始看清自身的神话形式。

相反，公元前700年，诗人赫西俄德试着使他的听众相信，有关世界起源和万物秩序的神话和小说是众神的直接昭示。在他的作品《神谱》的开篇，便是宙斯之女缪斯们发出的呼唤：

让我们从赫利孔的缪斯们开始歌唱吧。

她们教给赫西俄德一支圣歌，

当他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

奥林匹亚高贵的缪斯们开始向我诉说，

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们。

但色诺芬尼（约前565—约前473）毁掉了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话，使当时的思想一片混乱。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都以神话为导向，这被柏拉图批判为不道德神灵的腐败文明。而在柏拉图之前，色诺芬尼就曾断定，神话中的人类根据自身形象创造了众神，并赋予了众神人类最邪恶的本性：“这一切都是荷马和赫西俄德所造成的，使众神具有了只在人类身上会被辱骂和指责的品性：偷窃、淫乱和互相欺骗。……凡人都以为众神穿着和凡人一样的长袍，拥有和凡人一样的声音、身形。就像要是牛、马和狮子都有手，都能像人类一样用手绘画，制作东西，那么这些马、牛也会画出像马、像牛一样身形的神灵。……衣索比亚人声称他们的神灵有着朝天鼻，而且皮肤黝黑。色雷斯人的神灵则是蓝眼红发。”因此，其他文明中的神灵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正是基于对这些文明的了解，色诺芬尼发现神灵的形象都是拟人化的。虽然他基本上确定了一个假设，存在着这样一个神灵，但是这个神灵丝毫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色诺芬尼将神灵视为纯粹的灵魂创造者和世界的主宰者，神话里的神也就变成了哲学之神，但色诺芬尼在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影响下对此仍持保留态度：“在凡人和众神之间最伟大，最独一无二的神，不管是外形还是思想都不像凡人。神能看见一切、明白一切、听见一切。……当然，没有人看到真相，也没有人知道（看到）有关神灵和万物的真相。”

神话并非起源于超自然力，而是我们人类虚构的，还赋予了众神超越人类和万物的力量。但并非神话作为神灵的智慧之音在与我们对话、开导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怎样生活——而是我们自己在神话里述说，我们如何感知生活，想要怎样生活。由于理性，神话丧失了解读人类命运的权威地位。色诺芬尼认为，并非神话，而是理智或是其他人类理性的想法，使人类了解自己的命运，看透神话实为人类思想的产物，众神对人类的统治实为我们自己的解读，其实我们可以自行从中解脱。

柏拉图时代，诡辩家克里底亚（前460—前403）在其讽刺戏《西西弗斯》中，提出了第一个摆脱神话和众神的理论。克里底亚显然对西西弗斯的命运做了深入的研究，为西西弗斯的故事写了续篇，使其结局比荷马笔下的更为幸福。克里底亚不仅将西西弗斯塑造成了一个追求自由的哲学家，还写到了他追求自由的理论。在目前流传下来的克里底亚的讽刺戏的仅存片段中，西西弗斯颠倒了神灵和凡人之间的主仆关系，他认为，不是神灵创造并统治着人类，神灵只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不是真实的，真正统治人类的只是人类所畏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强权政治的算计。因为人类制定的法律太过松散，以至于无法调节人们之间的矛盾，于是有个“头脑聪明的人”就将对神灵的敬畏作为执行法律的手段——直至今日，这仍是宗教被人诟病的一点：“曾经有个时代，那时人类的生活毫无秩序，如动物般弱肉强食，善人得不到奖赏，恶人也不受惩罚。于是，人类制定了法律作为惩罚，以正义为主导……然而，尽管法律阻止了人类公然施暴，但在私下人类仍是胡作非为。最初，一个头脑聪明的人为人类想出敬畏神灵、以牵制恶人行恶的方法，尽管恶人是在私下谋划、干坏事的。……因此，我认为，最初是其中的一个凡人决定相信是有神灵存在的。”同一个人物形象西西弗斯，在荷马笔下的神话中被众神打败，因而须为自己的抗争忍受折磨。但在克里底亚的讽刺戏中，西西弗斯却是一个成功者的形象，坚信神灵是人类的创造物。与此同时，克里底亚也摧毁了人类统治者的权力工具。

在希腊的启蒙运动时期，神灵逐渐被认为是我们周遭的外部世界与内在本性的自我造像，是我们恐惧和希望的产物。而人类则是自行进行斗争，表达爱恨情仇，自由地思考、做决定，再行动。荷马笔下的战神阿瑞斯，如一个双重人格者，举着长矛与特洛伊的英雄们对抗：“阿瑞斯手中挥舞着长矛，时而走到赫克托耳前面，时而跟在他后面。”因此狄俄墨得斯告诫他的希腊战友，不要再与“神性的赫克托耳”对抗，并要求战士们撤退：

噢，朋友们，神性的赫克托耳令我们诧异，

如此一位长矛武士，勇敢的战士，

神灵伴其身边，保佑他不受伤害；

如今就连阿瑞斯也和凡人一样伴其身边。

对抗特洛伊人的战事节节败退；

我们不愿与神对抗。

色诺芬尼和克里底亚笔下对神灵去神化的处理，给人类带来自由的同时，也使人类行为丧失了安全的依据，使哲学思维陷入了一个根本困境。一方面，色诺芬尼神话中的神灵形象不再是人类想象中的产物，而克里底亚也仅将神灵视为稳定人类共同生活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随着色诺芬尼和克里底亚的揭露，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能使现行法律取代神灵产生的影响？如果正义和法理不以神灵的决断为依据，那么法理似乎只会站在强权者的一方。优秀的哲学揪人心，因为它使人们不再依循平常的生活轨迹，色诺芬尼和克里底亚的启蒙哲学便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人类的神权思想原则上已被打破，但却一直与象征神灵的力量有所关联：外界自然的威力以及内在破坏性欲求的本性。因此，神灵的真实性并非纯粹是人类的臆造，也无法仅凭思考就能消除。即便我们通过思考看透自己的想象，那些促使我们去思考、去感受的现象依旧真实存在。古典语言学家、哲学家布鲁诺·斯奈尔在其著作《精神的发现》中强调，去神化的神灵仍具有可感知性、威胁性和抚慰性的力量：“谁想否认阿佛洛狄忒的存在？她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正如她对希腊人的影响一样，即便是动物，也深受其影响。不信仰爱神阿佛洛狄忒是荒唐的——正如猎人希波吕托斯曾无视她一样，阿佛洛狄忒可以被冷落、不受关心，但她依旧存在且影响着一切，如同雅典娜和阿瑞斯一样。谁又想争论，最终是否仍是宙斯维持着世间的神圣秩序？神灵确实存在，正如世间有欢笑和泪水，正如存在于我们周遭的大自然，正如我们能够做出高尚、盛大、勇敢、坚强、精彩而愉悦的事。”

神话中的众神形象不仅是人类的幻想，也无法仅通过我们的思想被消除，而是象征着世间的真实力量和现象。赫西俄德的《神谱》（神的诞生）中对此也予以了说明。在赫西俄德笔下，神灵象征着世界的形成和发展：

的确，先有混沌，后有尘世，

无垠之界，便是众神恒久栖居之地，

栖居在奥林匹亚覆雪的山巅，

通往地面之下的塔耳塔洛斯黑暗深渊，

永生的神灵中最俊美的厄洛斯；

融化深入众神与凡人的感官意识，

深入心胸，抑制周全的意旨。

于混沌之中产生了黑夜以及黑暗神厄瑞玻斯；

而光明与穹苍都由夜而生。

将赫西俄德的《神谱》（神的诞生）视为世界变化的过程，是可以理解的：无序的混沌是万物的起源，尘世是生命以及厄洛斯情欲力量的所在地。人类以神话的形式阐述着，他们是如何对抗混沌，如何在众神野蛮的力量中建立自己的秩序的，以此来象征被众神推选为“国王及统治者”的宙斯所建立的公序。

西西弗斯通过对抗神力现实，踏上了从神话转为实践自由的哲学家的理性道路。正是西西弗斯对众神的反抗，才使他有时间对自己以及世界作哲学思考，直到他被克里底亚视为神话的批判者。但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前384—前322）起，被视为第一位哲学家的并非西西弗斯，而是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7）。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是整体原则性问题的思想家。在他的作品《形而上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解释道，泰勒斯是第一个对世界和自然（希腊语：physis）起源提问的人。因此，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标准，亚那克希迈因斯、恩培多克勒或是阿那克萨戈拉，也都属于对整体原则性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对于居住在爱奥尼亚地中海沿岸的泰勒斯来说，根据他的观察和经验，他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在亚里士多德探索世间万物的运行原则或起源之际，他却未曾追问我们作为人类究竟是谁，而人类仅单纯地将神灵或是其他原则视为世界的起源。但早在泰勒斯之前，西西弗斯就认为自己是个凡人，并扬言要与神灵对抗。因此并非泰勒斯，西西弗斯才是第一位哲学家。

西西弗斯发起的挣脱众神控制的过程（拉丁文：emancipatio，意为挣脱父亲的手）不仅是追求自由的过程，同时也是痛苦醒悟以及重新思考的过程：由于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地球上的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已迷失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再是创世纪的皇冠，而必须重新评估自我能力；又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人类的理智不再是“主导”，反而会被自我的原始欲望控制，就如弗洛伊德将自己的成就视为第三自恋屈辱。目前，我们的自我正经历着不同的屈辱。在生态危机中，我们明白，我们无法在不损及自身的前提下，以外部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自居（笛卡尔，参见第六章）；在世界政治危机、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挑战下，以普世人权扩充自己西方价值体系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理智的界限在知识-技术进步的危机中愈发明显；最后，环绕在我们周边的全球贸易与政治交互网，以及从内部操纵我们的神经系统交互网，都意味着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自我认知。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我们是谁？或是我们想成为人吗？在西西弗斯之后，如果我们想要对抗那些决定世界和人类形象的神灵或神秘力量，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什么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以及我们是谁——这都需要付出与西西弗斯的工作相类似的努力。而苏格拉底以及其他“牛虻”便由此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苏格拉底这只“牛虻”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雅典的公民和其他人，自以为聪明有声望，却不知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或是成功的人生取决于什么。正如苏格拉底在他的对话录中证实的那样，一些人完全不知道生活所必需的美德，诸如勇气、严谨、正义或是虔诚，但却夸夸其谈，好像他们知道一样。

苏格拉底：“只要我一息尚存，并且能做到，我将永不停止哲思，并且将以我一贯的方式劝说每一个我所遇到的人，告诉他们：我的好朋友，你是雅典人，一个伟大、因为教育和武力闻名于世的城邦的公民。你无须为热衷于追求金钱、荣誉和名声而羞愧，但是你却丝毫不在意理性、真相以及拥有一颗善心的重要性。如果你们中有一人反驳说他在乎，那么我不会放他走，而且会质问并且考验他。如果我发觉他不具有高贵的品格，尽管他自称拥有，那么我会训斥他，因为他轻视了美德而吹捧劣性。我会对遇到的男女老少、熟人生人都这样做，即使听起来可笑，（因为我就好比是）根据神谕指示来到这个城邦。这个城邦犹如一匹高大的骏马，因为它的体形而行动迟缓，注定被牛虻叮咬——所以，我相信这个城邦赋予了我这样的使命，成为一个不断唤醒你们的人，告诫并斥责你们每一个人，让你们能够拥有美好而悠长的生活。”

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将从愚昧无知中唤醒他的同胞并试图改变他们视为其终身使命的关于生命中“最重要事物”的看法。尤其是他撼动了雅典的权威、统帅、祭司和政治家的地位。最终，70岁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言行被送上了法庭。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却让那些审判者成了被告。法庭指控苏格拉底否认城邦中神灵的存在，败坏青少年的思想，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审判者的无知。雅典的公民和其他人，自以为聪明有声望，却不知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或是成功的人生取决于什么。正如苏格拉底在他的对话录中证实的那样，一些人完全不知道生活所必需的美德，诸如勇气、严谨、正义或是虔诚，但却夸夸其谈，好像他们知道一样。相反，他们在乎的是名声、权力或财富，以及其他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苏格拉底深信，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些人不知道究竟何为人以及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他们不愿也无法认识自我。苏格拉底将他的故乡雅典比作一匹“高大的骏马”，这匹马“因为它的体形而行动迟缓”，必须被催促着前行。而苏格拉底自己却像一只恼人的牛虻一样，干扰着那些自我陶醉的雅典人，把他们弄糊涂，像一条“电鳐鱼”那样，麻痹他们的思想，如柏拉图在他的《美诺篇》中写到苏格拉底：“你对我的看法完全正确，容我开个玩笑，不管是在外形还是其他方面，他就像一条宽大的海鱼，如电鳐鱼那般。因为他也让那些试图接近他的人无法动弹。”正如马儿试图用它的尾巴驱走烦人的牛虻一样，雅典人也想避开这个烦人的提问者，并将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而在苏格拉底在其辩词中继续挑衅雅典人之后，雅典人赐给了他一杯毒酒。但雅典人以及其他人并未因此摆脱这只“牛虻”，正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在他的辩词中预言的那样：“你们现在这样做，是因为你们相信，从此以后将不会再因为你们的生活方式而遭到质疑了，但我想说，事情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将会有更多质疑你们的人出现……你们将会更加愤怒。”

苏格拉底被处决之时（前399），雅典已不再强盛。如苏格拉底指责的那样，人民仍沉醉于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约前449—前429）所取得的政绩中。伯里克利推动了民主的建设，巩固了雅典城邦在希腊的霸权地位，促进了雅典文化的发展，并且建立了雅典卫城。但在苏格拉底时期，雅典作为希腊曾经的一支强势力量，在与劲敌斯巴达对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失利之后，便陷入了政治危机。在战争失败之后，雅典的民主不得不接受斯巴达的异族统治，而在驱逐异族统治之后，雅典人又要清算民主内部的敌人，他们认为苏格拉底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因为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克里底亚（参见第一章），是斯巴达扶植下傀儡政权的“三十暴君”之一。但苏格拉底不像“诡辩论者”（希腊语：sophia，智慧）那样，一直抗拒自称是其他人智慧的“老师”。作为哲学家（希腊语：philosophos，爱好指挥者），苏格拉底追求智慧，但不想独自占有智慧，他只是想鼓励其他人一起追求智慧。诸如克里底亚之类的学生，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卡尔米德篇》中称之为热衷权力的诡辩论者，苏格拉底显然并未以这些学生为荣。相反，青年时期就结识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倾其一生钻研哲学，并尝试着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

战争伊始，雅典还期望着能在对抗斯巴达的战争中获取胜利，取得在希腊半岛的霸权地位。在战争牺牲者葬礼的演说中，伯里克利还热情地赞扬了雅典：“我们的城邦是整个雅典的学校。每一个男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言谈举止符合礼仪。城邦所取得的成效表明，这些话都不是无端吹嘘，而是事实。我们的城邦能抵御任何战争，甚至比它的名声还要优秀。……因为我们的力量建立在实际行动的基础上，我们的同胞以及后代不需荷马或是其他诗人的赞美，都会对此感到惊叹。此时他们的话虽然听着舒服，但对我们行动的原因却只字未提。我们勇敢地向每一片海洋、每一块陆地挺进，随处留下我们行善或是毁灭行为的痕迹。战士们正是为了这样的信念死去的，而幸存者也乐意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同样的危险。”

长年的战争以及对抗斯巴达的失利，不仅使雅典和整个希腊陷入了政治危机，也造成了人民精神和道德上的迷失。正如修昔底德描述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整个希腊可以说将陷入动荡之中，各地将会出现分裂冲突。……每个人将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改变语言原有的意义。现在，鲁莽被视为勇敢，踌躇犹豫用来掩饰恐惧，聪明的举止却被当作胆怯的借口。……所有的派别都将他们的喜好当作行为的准则。”成功的雅典民主派在驱逐斯巴达人之后，将试图接近苏格拉底的人都视为敌人，并将苏格拉底对当时民主制度的批判视为求之不得的机会，使得烦人的苏格拉底快点儿接受审判。保守的民主派不愿承认必须重新思考《荷马史诗》中的老旧价值观，并且在批判者的言辞中认清传统价值基础的敌人和破坏者。但苏格拉底并未引起危机，只是尖锐地指出了一切，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或化解危机。他的学生柏拉图想依靠他的“学院”，通过传播哲学和知识重建城邦的基础，但也没有成功。

修昔底德描述的危机，其基础深植于色诺芬尼提出的去神灵化。诡辩论者和苏格拉底对根本性的原则危机有其不同的反应。诡辩论者声称欲望以及个人专断已经取代了神灵的专制，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普罗泰戈拉（前481—约前411）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反，苏格拉底却要求他的同胞们，用理智找寻新的、对众人都有约束力的原则基础，以批判性的理智取代盲目的欲望，主张塑造全新的、人性的人类形象。我们身为人类究竟是谁，以及想要成为谁，关于这一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在他后来的谈话录《斐德罗篇》中以另一种方式解释道：“我们是怪兽吗？比怪物提丰更加怪异吗？还是我们是温柔单纯的生物，为作为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喜悦？”在苏格拉底时代，他所说的提丰来自一个神话中的比喻。提丰是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一个“巨怪”，长着一百个蛇头，有一双喷火的眼睛，并且发出可怕的声音。相反，“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暗指的是宙斯。据神话记载，宙斯用雷电战胜了巨怪提丰，并将他驱赶至地狱，以正义之神战胜了暴政和混乱。苏格拉底又向人们提问道，我们是否能认清理智的力量，并依靠理智来克制欲望。他问道，在个别人的灵魂深处以及城邦的体制内，欲望和理智之间协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正如柏拉图后来在他的《理想国》中描述的那样。众神间为夺取权力发起的战争，便成了人民之间为争夺公平秩序的战争。

苏格拉底并未提出或写下其完整的理论，而是在与对话者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问题，并简述了他的观点。苏格拉底只想成为一名助产士，正如他的母亲费纳瑞特那样，帮他人“孕育”思想，而不是孕育自己的智慧或是游说他人。与孔子和耶稣的思想相类似，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并非通过苏格拉底自己的著作，而是通过他的学生或是同时代的人所记录的文字。他们每个人都有其多重人格和行为特殊的一面。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前448—前380）在其剧本《云》中，将苏格拉底刻画成了一个阴险的诡辩家，传授给青年人诡辩术，由此能够在法庭审判中取得优势；苏格拉底否认神灵的存在，反对那些古老的民俗，并教唆青年人反抗当权者，不再顺从。如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所说的，由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传播影响，苏格拉底在雅典人民心中背负了“亵渎神灵”和“败坏青少年”的指控，这最终将他送上了法庭。

·有关苏格拉底信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他的学生色诺芬（约前430—约前355或354）所著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身为地主和将军，色诺芬的生活方式严守规定，遵循保守的价值观。作为苏格拉底多年的学生，和未曾与苏格拉底有过亲密接触的阿里斯托芬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对雅典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因为苏格拉底教导青少年继承传统美德，即正义、虔诚和勇气，并且尊重城邦的神灵。色诺芬眼中的苏格拉底并未迫使雅典人进行批判性思考，而是让他们重归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三个有关苏格拉底的信息来源，也是最重要的来源便是柏拉图（前427—前347）。柏拉图吸收了苏格拉底以上的两种形象，并且和哲学的苏格拉底形象相结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如色诺芬描述的那般，尽管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也如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做出的中肯评价，柏拉图也批判了苏格拉底的神话立论说。如诡辩家一样，苏格拉底致力于批判性检验，但同时又致力于建立新的价值观。他希望雅典青年既不会毫不批评地服从传统，也不会漫无目的地进行批评，而是批判性、具有建设性地利用自己的理智。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较难区分，因为在大部分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主讲人，其主张的大部分理论思想与后来柏拉图的思想相类似。苏格拉底的四部对话录《欧绪弗洛篇》《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除了《斐多篇》之外，其余都出自柏拉图早期的创作，记载了苏格拉底生命中受刑处决前的最后时光。与苏格拉底的其他对话录相比，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明显侧重了对苏格拉底的刻画，我们可以从中更好地认识苏格拉底这只“牛虻”。另外，这部对话录不仅展现了哲学思想，也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柏拉图高超的文学水平所带来的美学享受。以一些例子就妄想进一步了解苏格拉底，纯粹是白费功夫，若要与这只“牛虻”保持距离，仅仅通过外界描述去认识他便已足够。因此，接下来便应从苏格拉底的四部对话录着手，进行研究。《欧绪弗洛篇》

从它的基本内容以及基本方法来看，苏格拉底的第一部对话录是其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苏格拉底遇到了欧绪弗洛——一个崇敬神灵的祭司。在当时的雅典，虽然欧绪弗洛的职业不再被世人重视，但其思想仍旧得到了许多雅典人的认可。欧绪弗洛和苏格拉底两人都因亵渎神灵以及不虔诚而被控告。当苏格拉底因亵渎神灵被指控时，欧绪弗洛却偏偏将自己的父亲以亵渎神灵的罪名告上了法庭。他以荷马及赫西俄德笔下的众神为引证，作为合法基础，而这些神灵正是苏格拉底所批判的。在前往法庭的路上，神话的古老世界与理智的新世界相遇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标准在于方法和内容。在方法层面上，苏格拉底运用了论证式谈话及思考，这至少是被对话者所默认的。苏格拉底凭借着自己的预设使对话者陷入了自相矛盾中，使他们审查所使用的概念和主张相矛盾，并对此进行更正。然而在欧绪弗洛身上，苏格拉底的方法并未见效。因为欧绪弗洛一直认为，敬神爱神才是虔诚，这也是他现在正在做的。欧绪弗洛因父亲不敬神灵而控告他，或是如对话录中写的那样，是因为父亲的不当行为——他的父亲把仆人关在井中致死。而之所以欧绪弗洛的父亲会这样对待一个仆人，是因为这个仆人杀了另一个仆人。在欧绪弗洛的控告中，他以克洛诺斯为典范。而欧绪弗洛控告父亲的行为也被其族人视为是不虔诚的。显然，许多族人认为，尊敬自己的父亲超越了所谓对神灵的虔敬。尊敬父亲和对神虔诚之间的价值冲突，正是对欧绪弗洛行为产生矛盾判断的原因：他自视其行为是虔诚的，因为他依据神灵所谓的典范行为控告了自己的父亲；而在其族人的眼中，这一行为却是不虔诚的，因为他的控告伤害了自己的父亲，是对父亲的不敬。

苏格拉底以其一贯的语气讽刺道，想向所谓预言家、祭司的欧绪弗洛学习什么是虔诚，而熟悉苏格拉底对话录的读者从一开始就明白，苏格拉底想要揭露欧绪弗洛的表面知识。欧绪弗洛回答了苏格拉底何为虔诚、何为正义的问题，并表示他此刻的行为便是虔诚的表现：控告他人的不虔诚行为，即便那个人是自己的父亲。为使其辩词合理化，欧绪弗洛引证了赫西俄德在《神谱》中描写的，他所认为的神灵的榜样行为。据记载，克洛诺斯同样也惩罚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因害怕他的孩子们夺权而将其驱赶到了地狱。不管是凡人还是神灵，苏格拉底并不想询问其敬神行为的事例，而是想找到一条普遍的标准，可以用来评判上述具有争议的行为。苏格拉底的问题针对的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虔诚的“理型”（希腊语，idea，字面义：形式），而不是许多具有争议的虔诚的事例——这是第一次谈到柏拉图所谓的“理型论”（参见第三章）。苏格拉底批判了欧绪弗洛的回答，他认为神灵的行为并不是标准，因为正如色诺芬尼曾批判的那样，荷马及赫西俄德笔下的众神本身就为正义和非正义的行为标准争执不断。所以，如欧绪弗洛在《神之所爱》中说的，将神灵的行为视作普遍标准不可行。

面对苏格拉底的质问，欧绪弗洛承认，虔敬的事物之所以是虔敬的，不是因为它为神所钟爱，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被神及凡人所爱，更为简明的定义是：“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被钟爱，而非受到钟爱，所以是虔敬的。”依旧局限于其带有神话色彩、依附权威的视野，欧绪弗洛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便提出了第三个标准，虔敬即为“侍奉诸神”。但对于侍奉诸神什么，以及为何侍奉诸神，欧绪弗洛并未做任何解释。显然，他一直认为，自己富有争议的行为举止便代表了这种侍奉行为。欧绪弗洛既没认识到自己对虔敬或是正义的无知，也未因苏格拉底的刺激而继续思考，而是坚定地保持着自己原有的观点。正如所有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欧绪弗洛篇》最终也没有得出清楚的结论。

然而，在对话录的最后，苏格拉底给身为第三方、一起思考的对话者，也就是读者一个暗示，关于何为对诸神的侍奉。对苏格拉底而言，这关系到能否“让生活过得更好”。此外，正如他在《申辩篇》中以神话形式说的辩护词那样，他在侍奉阿波罗时也要激励雅典人。他想让雅典人通过理性的思考明白，什么对他们有利：不是“侍奉”神话中那些饱受争议的神灵，而是依靠理性找到方向。如此看来，依照充足的论据而非未经验证的观点或是盲目的兴趣才是虔敬或是正义。而仅仅依据主观的兴趣或是私欲是非正义的。诡辩家、当权者高尔吉亚在柏拉图的同名对话录中曾愤怒地指责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认为普遍的、“遵从欲望的人类生活”是错误的。尽管高尔吉亚理解苏格拉底，但仍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他不愿让苏格拉底这只“牛虻”靠近自己。《申辩篇》

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智，过上“美好的生活”，在第二部苏格拉底的对话录《申辩篇》中，他在法庭上也这样说。苏格拉底在《欧绪弗洛篇》中批判了非自治以及受神灵控制的人们之后，在《申辩篇》中又批判了诡辩家的伪自主。首先，他反驳了法庭指控的渎神罪。人们不能指责他对神灵不虔敬，因为他一直是依赖自己的神灵（Daimonion）的指引，这是良知的内在声音引导的行为。如果某人依赖某个神灵的指引，那么他不可能是不虔敬的，这里苏格拉底巧妙地利用了“神性”的多重含义：一是指神话里的诸神，二是指神性的良知。苏格拉底以神话的叙述方式继续讲道，凯勒丰去德尔斐神殿请求神谕时，阿波罗的声音回答道，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不想盲目地相信所谓的神谕，苏格拉底在与政治家、诗人和手工业者的谈话中不断自我检验，是否自己比其他人聪明。结果他的谈话对象表示，对于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都自认为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尽管并不是真正拥有；而苏格拉底并不敢妄称有这种智慧，他对此一无所知。就这点而言，苏格拉底比他的对话者都要聪明。

但这并未排除苏格拉底的观点是有根据的，他以哲学性良知测验不断重新评估自己和他人。他从根本上坚信，忍受不公比行为不公好些。在检验美好生活的不实际想法时，也就是控诉内容的第二点，苏格拉底认为他并没有败坏青少年，而是为他们以及整个城邦带去了极大的利益。因为在根本性的价值观上，基于理性的观点才能克服自己内心和城邦中由于权力、利益斗争而产生的毁灭性混乱，维持城邦的公正有序：“我相信，除了侍奉神灵，你们在城邦中不会受惠于更大的善举。当我追问你们时，我所做的没有别的，只是让你们无论男女老少，不要首先关心你们身体的舒适和财富，也不要锲而不舍地关心心灵的良好状态，我想说，并非财富创造了道德价值，而是道德价值创造了财富以及其他公有和私有的财产。”

因为这所谓的控告并未使苏格拉底意识到自己有罪，反而使其深信其哲学的价值，因此他要求无罪释放。此外，他还挑衅地质问法官：“一个可怜的人需要时间成为一个善人，还需要什么唤醒你们的良知？”苏格拉底以申请在“普吕坦内昂”终身为他供应免费饮食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普吕坦内昂是广场内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值班的议员和其他贵宾的用餐地。此外如果必要的话，他也愿意缴纳30银币作为罚金，他的朋友们愿意为他做担保。法官们对于这一申请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苏格拉底不明事理且厚颜无耻，于是判处了他死刑。但死刑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并非惩罚，他以此进一步激怒法官。正如苏格拉底对流传的神话另做诠释，死亡对他而言或是进入美好梦乡的过渡，或是一次求之不得的机会，能在彼岸的生命里继续同名人探讨公正和善良，比如和与自己同病相怜的荷马或是西西弗斯。此外，苏格拉底还要求那些控诉者，像自己对待雅典人民那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当我的孩子们成年时，请你们‘报复’他们，当你们发现他们关心金钱胜于美德时，或是他们自视过高时，请像我‘折磨’你们一样去‘折磨’他们。”苏格拉底这样说，就好像那些控告者有能力扮演好他的角色那样。在《申辩篇》的结尾，柏拉图再一次写道，“牛虻”苏格拉底的哲学带有怀疑的基调：“现在是时候走了，我，去赴死；你们，继续生活。我们之中谁会有好运，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神灵知道。”《克里托篇》

在苏格拉底的第三部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讲述了自己生活所依据的原则。克里托去监狱探视了老友苏格拉底，并劝其逃亡。他和他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了必需品，也买通了狱卒。若是他们对老友苏格拉底见死不救，他们就将背负恶名，并且他们宁可苏格拉底去流亡，也不愿他受到不公正的处决。苏格拉底回答，在他们的对话中，他们和朋友们都同意了基本原则，遵从理性，而不是私欲和单纯的想法：“因为不仅现在，我一直都是如此，全身心遵从理性（逻各斯），在我思考时理性是最好的。”就内容而言，苏格拉底坚信“人们无须极度重视生活，而是要拥有好的生活”。相反，正如苏格拉底出于其经验所深信的那样，无节制的欲望不仅破坏了心灵的平衡，也危害了城邦的和睦。在苏格拉底的朋友圈内，大家也一致认为，善良是即使自己遇上了不义之事，宁可忍受不义之事，也决不做不义之事，就像他现在要接受处决一样。要是他接受了克里托逃亡的建议，他就会陷自己于不义之中，会破坏法律这一城邦的“保护墙”。正如苏格拉底提出的政治道德的现代契约理论所主张的，由于曾受过法律的保护，他自愿遵守法律。《斐多篇》

在苏格拉底四部对话录的最后一部中，苏格拉底显然已从真相探寻者转变为了真相宣告者。在喝下毒药被处决的前夕，苏格拉底与他的密友探讨了有关灵魂在彼岸重生的问题。他的观点似乎与其在《申辩篇》结尾的不可知论观点并不一致。在《申辩篇》中，他将死亡以及可能的重生假设为美好的沉睡，或是与友人们继续进行哲学思考，且并不需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相反，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似乎想借助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证明人类灵魂的不朽以及彼岸轮回的重生。虽然他即将赴死，但苏格拉底并未将死亡视为终结，而是视为彼岸更美好的生活，以此来安慰他的朋友们。灵魂因死亡而最终脱离肉体的“羁绊”，在彼岸看到理性的纯粹原貌。为证明灵魂的不朽，苏格拉底列出了更多的证据：如各种自然现象，灵魂也处于永恒的变化消逝循环之中，永无止境；学习作为回忆灵魂的渠道，需要以永恒的灵魂作为载体；灵魂作为生命的原则并不能同时具备死亡的特征。如此看来，柏拉图是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的两个世界理论：一是短暂易逝、变化无常的可感世界，一是永恒典范的可知世界。一面是人类多变的想法，另一面是如神灵般掌握永恒真相的观点。柏拉图是否想借此在事后劝导苏格拉底以形而上学的知识取代他原先主张的无知？柏拉图是否会“羞辱”苏格拉底，让曾经的老师支持自己的理论？

然而，充满怀疑的苏格拉底和智者柏拉图之间的表面矛盾是可以消除的。苏格拉底的朋友们——毕达哥拉斯（前580至570年之间—约前500）学派的支持者——西米阿斯和开贝斯都深信死后的灵魂不朽。苏格拉底显然是以这一观点进行论述的，他以毕达哥拉斯学派自相矛盾的行为和思想为例，论证了他们信念的荒谬性。正如苏格拉底讽刺性地说道，如果西米阿斯和开贝斯深信他们的观点，那他们就不该为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悲哀，相反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苏格拉底将拥有一个美好的新生。苏格拉底显然不赞成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他不认为即将被埋葬的身体，其灵魂将在彼岸永生。他更相信那些与朋友们一起追求真理的真实存在的人：“我是此时此刻与你们进行对话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借此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哲学意义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避世遁隐，而是寻找真理，并且告别想象的知识。苏格拉底并不是“两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而是以凡人之躯思考着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上述四本对话录展现了这只顽强的“牛虻”在不断地思考核心内容，以及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考。苏格拉底不全是口语对话的哲学思考方法有以下五个特点：

·苏格拉底以具体的情况或现象为依据，如以假定的虔诚行为为例（现象学法）。

·他试着解释每一个对话者原有知识中所描述的那些具有争议的现象：从荷马的神话到他人日常生活的预设（注释法）。

·他分析和验证核心且具有争议的概念和议题，如什么是虔敬，或他是否被允许逃出监狱（分析法）。

·我们的行为是要遵从神祇、欲望、未验的观点还是理性，他使这一分歧更为尖锐化，并且讨论了这一分歧的利弊（辩证法）。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想法并完成了思想实验，如在《申辩篇》的结尾，解释了彼岸生活的意义（臆测法）。

借助了这些如今依旧被运用于哲学中的方法，苏格拉底纠缠着对话者们。他的哲思不仅折磨着对方，也让自己不好受，因为他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但是苏格拉底的四部对话录也表明，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考需要勤奋努力，有自我认知并可能需要改变人生。苏格拉底深信，丧失了理智，人们就会像巨怪提丰那样听任自己的欲望摆布。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尼采拒绝将理性视为生命和本能之敌。“那刺眼的日光，绝对的理性，生命是明亮、冰冷、谨慎、有意识又无本能的，对抗本能是一种病，绝不是回归道德、健康和幸福的道路……只要生命勃发，幸福就如同本能。”

苏格拉底提倡以理性为主导进行尝试，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拒绝将理性视为生命和本能之敌。然而，尼采拒绝苏格拉底式的思考不仅意味着误解了面向生活的哲思，也意味着误解了渴求哲学的生活。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重新“评估”了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起便提倡的人本——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正如他警句册的副标题所说“怎样用铁锤作哲学思考”，而不是用推测性的理性去分析自相矛盾的信念：“我让你们明白，苏格拉底为何使人着迷：他就如一个医生，一个治愈者。指出那些他所坚信的理性错误有必要吗？……那刺眼的日光，绝对的理性，生命是明亮、冰冷、谨慎、有意识又无本能的，对抗本能是一种病，绝不是回归道德、健康和幸福的道路……必须对抗本能——这是一种颓废的方案：只要生命勃发，幸福就如同本能。”尼采补充道：“为了了解古老又丰富的希腊式本能，我是第一个重视那些神奇且以狄俄尼索斯之名所出现的现象的人。”尼采将苏格拉底的哲学与太阳神阿波罗的名字相联系，并以酒神狄俄尼索斯与之相对抗。他错误地认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将个人及城邦生活中的本能与欲望视为不可放弃的部分，例如对话录《斐德罗篇》中就将野马和驯马比作一对灵魂伴侣，而后者才能沉着又理性地牵引着车夫。

对抗尼采所赞扬的本能以及毫无束缚的欲望，还有其他的非理性主义者，“牛虻”苏格拉底毫无机会，只能是尽可能地限制非理性主义的影响范围。正如苏格拉底对人性的看法，人是自然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生物，具有本能和理性。美好的生活既不是仅以本能为基础，也不仅以理性为基础，而是两者平衡。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主张的哲人统治事实上则更倾向于“使理性主义成为专制”，所以尼采没有批判柏拉图，反而是错怪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被描述成一个寻欢作乐、喜好饮酒的人。不管是在《申辩篇》还是在《斐多篇》，他都不畏惧死亡，并尝试着依靠理性超越生命的界限。他甚至嘲笑法官以及那些相信来世的朋友，嘲笑他们将死亡看作生命的惩罚或是解脱。而最终，不管是在现世还是在虚拟的来世中，苏格拉底都是一只“牛虻”，继续进行哲学思考。哲学于他而言是生命，而不是对纯粹理性的来世生命的渴望。柏拉图的洞穴囚犯

从哲学意义上说，这样的解脱会带来痛苦：当解脱者转动头颈的时候，会因先前头颈的僵硬感到“疼痛”；他的眼睛会因洞中的火光而感到刺痛；这条道路根本就是折磨之路。被释放的囚犯必须逐步放弃自己对真实的原有看法，并重新学习正视现实。

苏格拉底：“你看，人好像是住在洞穴式的地下室里，它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洞穴后壁。继续看过去，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筑有一道矮墙。矮墙的作用就像是木偶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格劳孔：“我看见了。”

苏格拉底：“现在你看，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没在说话。”

格劳孔：“苏格拉底，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苏格拉底：“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

柏拉图（前427—前347）是世界闻名的哲学家之一。时至今日，他的作品还对哲学史以及哲学思想具有争议性的影响，并且不断被重新解读。他的洞穴理论比喻了现实认知，是哲学史上最常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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