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兵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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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试读：

为了撰写这套丛书的序，我翻阅了《哥伦布航海日记》。让我惊奇的是，哥伦布从来没有在日记的任何地方谈到地平线！

如果航海者不注重地平线，那么航天者又是如何呢？

恰好手头有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的自传《天地九重》。我把他进入太空前后的所有章节都读了一遍，令我再度惊奇的是，杨利伟也丝毫没有提到哪怕一次地平线！

难道，有关地平线的故事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

带着这个有趣的发现我思考了很久。我想知道在人类的经验、记忆、思维与身体之外的现实世界之间，想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还想知道，如果存在着一条想象的地平线，它分界的到底是什么？这种分界本身的意义何在？“地平线未来丛书”恰恰是这样一套有关想象与真实、今天与明天、科技与文艺、乌托邦与现实的思考之书。丛书的作者来自不同领域，他们呈现的观点和认知方式更是千差万别，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和矛盾，构成了一种怪石嶙峋且复杂异常的观念地貌，为我们提供了驾驭各自的思想飞船，巧妙穿越于多维理念空间去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地平线未来丛书”有三大特点。首先它是驳杂的。作为多维世界的交织点，丛书中的每一本都不会聚焦于专一的学科或领域，而是覆盖现实和想象世界的多重部分。我们相信，唯有这种交织覆盖，才能更本真地反映今日的时代现实。其次，丛书中的每一本都充满了无法归类的“界外知识”。由于学科与现实的广泛覆盖，更由于作者的创意植入，导致了这套丛书中许多内容无法进入传统的知识分类学。它们具有越界性、超前性、挑战性。我们相信，唯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当前人类知识的全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丛书以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的激发为指归。因为在我们看来，不管地平线存在于现实还是大脑，通向地平线的广阔空间为想象、创造，甚至行动提供了可能性。丛书作者深知，面对当代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面对人类能力与外部世界的诸多限制，唯有全面动用自己的认知与创新才能，方可通向解放和超越。

我不期待本丛书能回答读者心中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期待您的阅读是跟我们一起构建地平线的过程。

我不期待我们的对话能够将多重地平线统一到一个标准的基线上，恰恰相反，我们为期待着从原本的一条基线中生发或映射出更多复杂的线条。

我不期待寻找知识大陆的航行在地平线出现的时候终止，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本丛书为您加满燃油，重新点火，开启您追寻未来生活的航程——“隐约中我们看到了地平线。但是，等一等，哦，天！地平线之外还有地平线，我们的航程将永无终止！”吴岩序

收到编辑这本集子的邀请时，非常高兴，又有些犯难。因为，主编的要求是文字应该是关于“环境和未来关系”方面的。而我，主业则是科学史，近些年来，关注现实问题的东西，如涉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等方面的东西也写了不少，偏偏直接讨论未来问题的文章不多。其实这也与过去我对于某些“未来学”的“偏见”有关，我会认为那些有关未来的所谓预测性的东西非常的不靠谱，因而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会有意不意地远离。

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发现，其实就我为什么要写那些关于历史的现实的文章的原因来说，又是有着一种真正是对未来的关心的指向的。接着，联想到在著名小说《1984》中，曾有一个很有创意的说法，即：“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虽然，在《1984》中的这种说法，本来是针对那个被想象的极权政权的做法而给出的一个貌似荒谬的解说，但那种想象的可能性中的真实又实在让人很难抗拒。就《1984》这本小说本身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本关于“未来”的预言性幻想小说呢？这个说法的意义，在于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了一种逻辑联系。按照同样的逻辑，即使抛开了那种对极权政权的可憎作法的背景，在不同的情况下，比如仅就研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类似逻辑关系不是也同样可以成立吗？

在此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看看过去几年所写的一些东西，也似乎就在其中发现了一种与未来相关的逻辑关联。我们对于现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要发现当下存在的问题，也是为了对这些问题的改进而让未来的发展更合理更美好，同时，现在的立场，又确实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认识和书写，而历史的“功能”之一，又是对于未来的发展的可能“借鉴”。于是，就有了这本集子现在的以历史、现实和未来这种三部分划分的结构。在选择文章的过程中，也些让我颇为惊讶地发现：我过去居然还真的写有一些与未来直接间接相关的文章呢！

考虑到此套丛书的定位，我选编的均为过去曾发表过的两类文章，一类是所谓的“非学术文本”，也即不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的东西；另一类是虽然也可以作为学术论文，但其写作风格更接近于“准学术文本”，同时在编辑的过程中，去掉了原有的参考文献，以免在形式上影响其可读性。

就像在电影中的蒙太奇技法，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剪切联接中，会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意义一样，按这种思路来总结自己的文字，也许会在不同的意义上使其产生某些新的意义。当然，我也希望独立地来说，这些文字自身也还有它们的某些价值。

其实，总体上讲，对于未来我是倾向于持相对悲观的立场的。不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褒义地形容某些努力的说法吗？刘兵2013年12月26日于北京清华大学荷清苑第一部分历史1 科学史也可以这样写——评《历史上人类的科学》一书一

通常，人们读书能够读着有趣，除了读者的因素之外，会用“引人入胜”来形容那本被阅读的书的魅力。不过，如果在科学史领域中，一本科学史的著作，能够将读者达到这种境界的，坦率地讲，确实并不多见。在这当中，可以有许多原因和理由。例如，多数的科学史著作是严肃的，是学术性的，在对严肃的学术性的著作的阅读中，自然不比阅读那些轻松的八卦作品，读者总是或多或少在某种沉重中严肃起来，而要想在这种严肃的阅读中仍然获得阅读的快感，读得有趣，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比例本来就不是很高。

科学史这门学科，虽然从根上说，在古希腊就可以找到其雏形，在其他的文化中，比如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也很早很早就能看到其形态另有不同的萌芽，但如果从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建制化的角度来看，其历史也不过一百来年。但是，就是在这一百来年中，诸多前辈所做的工作也足够多了，多得超出人们能够阅读的极限。随着学科的发展，也像其他一些做学问的领域一样，研究越做越细，让人几乎无法像人类学识发展的早期那样，成为“通才”，不要说在整体的知识系统上，就是在子系统、子子系统中，也无法做到。当英国学者休厄耳写出了差不多可以算是第一部形式上的“综合性”的科学史，所谓归纳科学的历史，或者，还可以叫做归纳科学的“通史”之后，不断地又有一些大家、名家和普通的研究者，在科学通史写作上努力。不过时至今日，由于知识的过度扩展，在西方国家，那些严肃的学者，基本上已经不再把科学通史作为研究性的著作来写，人们可以看到的新写出来的通史，往往或是教材，或是普及性的读物。那些部头巨大的多卷本，或者可以算作研究著作，或是可以看作综述性的准研究性著作的科学通史，现在差不多都是由在科学史不同分支不同子领域甚至不同子问题上研究的专家们合作写出的。例如，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最新出版而且尚未出全的8卷本的《剑桥科学史》，就是可以表明当下这种情况的典型。

另外需要注意到的是，从科学编史学的立场上来看，科学史是关于科学的过去的故事，它肯定有别于其他的历史，否则，也就不会有科学史与像宗教史、艺术史、文学史、政治史等不同历史领域的区分。带来这种区分的，就在于，尽管也可以与其他的历史分支有交叠，有间接的关系，但科学史之所以成为科学史，是因为它必须与科学有直接的关系。科学，决定了科学史的内容、研究对象和研究兴趣与其他历史的差别。这种必须涉及科学的限定，决定了科学史研究中对史料的选择。但是，作为首位重要的前提，科学又是怎样定义的呢？究竟何为科学，这本来又是一个科学哲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时至今日，发展也还算是比较成熟的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诸多研究，却仍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哪怕相对普遍被接受的科学的“标准”定义。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科学哲学仍然没有提出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科学的“划界标准”（即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的判据）。从这种局面来推论，可以很自然地看出，既然现在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或标准，未来能够有这样的东西也还不好说，那么，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标准来理解究竟何为科学，并形成对科学的不同定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因此，从原则上讲，对科学持不同的判定标准的科学史家，当然是可以因其标准不同而写出不同的科学史的。不过，这又是一种理想的想象。因为，在实践的科学史家当中，过去，大多数人所持的科学的标准，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朴素的对科学的理解。就算现在，这样的科学史家们仍然为数众多，尽管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学术环境中，这样的科学史家在所有科学史家中所占的比例又会很有不同。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随着学术的发展，随着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发展，还是有许多科学史家们对科学的看法和立场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史家，他们将一些新的、不同的对科学的理解作为基础性的框架用于其研究中，并得出了诸多非常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阅读这些研究，经常也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兴奋感，让人们觉得那才是有新意的研究，才是可以给人带来启发和思考的研究，或者，用今天在我们这里比较恶俗得却非常流行的说法，即具有“创新”性的研究。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这样的科学史家们现在很少会以个人的视角去写一部“通史”。但科学的通史，却具有可以让人们用之来了解科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和整体图景的重要性。因而，在目前可见的科学通史著作中，尽管写作者也试图以与前人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方式去构思和写作，但在整体性的框架上，这种变化还是不够大，还是受到诸多的约束。因而，如果读过若干部不同的科学通史，读者所获得的科学发展的整体图像，在本质上是差别不大的。

有了这样的对背景的认识，就比较容易理解本文所要评论的这本新书的意义及与众不同之处了，正是因为它带来了与传统的科学发展的理解有着极其不同的整体图景，所以，这样的新意，会让一本科学通史也具有了极大的震撼力和可读性，因而也“引人入胜”。二

任何一部历史，包括科学史，其实都无法完整、严格地重现过去，都必须对过去所发生的无限多的事件进行删节。这就是历史，或者更严格地说，是被历史学家所写出历史的本性。正是因为删节的不可避免，所以就出现了选择的问题。究竟选择什么内容来写，对所选择的内容按什么力度，以什么篇幅来写，这实际上取决于作者本人对科学的认识。过去，在科学社会学领域以及科学计量研究中，曾有人选择对科学家传记中有关不同科学家条目的长短字数的统计，来判别不同的科学家贡献和重要性的大小。类似地，在科学通史中，我们也会读到以不同的篇幅和详尽程度对不同的科学发现的事件的描写，而更有众多的科学发现，在科学通史的有限篇幅中，根本就连出现的空间都没有。

从哪怕是比较初级的科学通史来看，如果没有讲到牛顿力学，没有讲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按照刚刚提到的对科学家传记字数的统计研究，这两位科学界的“牛人”，也当仁不让地被认为是有史以来顶级的科学大家。

另外，在现有的绝大部分科学通史中，作者所依据的科学评判标准虽然彼此间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讲，基本上还是以向着数理科学发展的模式来展开的，那些“前科学”，也大多是因其与近现代数理科学的直接或间接相关性而被考虑的。

不过，在更为前沿性的专题科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另外一种倾向的出现，即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非西方主流科学史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能有机会体现在科学通史当中。

但是，这一本新出版的名为《历史上人类的科学》的科学通史中，作者则是艺高人胆大地几乎彻底颠覆了那种以主流的近现代数理科学史为主线的选择标准。我们如果还是采用那种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篇幅统计的方法，我们会看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只有区区几百字，牛顿力学的发展只有接近一页纸的篇幅，而从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到量子力学和爱因斯理的相对论的提出，也不过只有两页的篇幅。也就是说，这些原来在传统的科学通史中毫无疑问地占据核心位置的科学发现，现在在极大的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常言说，此消彼长。将传统中主流科学通史的重要内容边缘化，压缩其篇幅，是为了腾出空间让那些在传统的科学通史中一直被边缘化甚至于没有一席之地的“非西方主流科学”在书中出现，除了这些传统中被认为无足轻重的人类的科学认识之外，一些过去经常还会被人们视为“非科学”、“伪科学”的内容，在这本科学通史中也堂而皇之地闪亮登场。例如，博物学传统的科学探索这些在当下的主流科学中已经近乎消失的内容，在这本通史中，却在不同的位置，占据了长达上百页的篇幅。关于东亚、非洲、拉美从古代到近代的“科学研究”，也都分别有着不短的介绍和讨论。与传统的其实也经常包括了技术发展的科学通史（那些书中经常是以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名义来处理）的与近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相联系的技术进展（而且经常还被表达为是“把科学的认识应用于实践”或科学“转化”为技术），这本新的通史中，也只有寥寥几页，而对于从范围更广的地区的不同国家和文化传统中乃至于土著人在生活实践中被广泛应用的传统的“地方性”技术，则有着与像博物学科学的内容不相上下的篇幅。医学，虽然另有其门的研究领域，即所谓的医学史，但在许多科学通史中，从古代到当代，或是在与人们对于身体和人体生理的认识的联系中，诸多医学史的内容也经常被包括进来。当然，这样的医学史，在终极目标上，也往往是指向一步步走向现代医学之胜利的辉格式历史。那些与之不同的传统中的医学，现在往往被人们归入另类医学，或者，试图在表现上说得好听些，叫“替代医学”，总之，不管叫什么，其中受歧视的味道总是无法消除。在辉格式的医学史中，往往这类的内容自然也是不会被包括的。再者，与其他技术相比，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看，许多与医学相关的人类认识，都有一种生活的技术的意味。因而，此书，将诸多在历史上对人类身体的治疗和保健实践起过实实在在作用的“替代医学”，中医自不必说了，其他像藏医、蒙医、苗医、维吾尔医、阿拉伯医、印度医，也都有相当多的介绍和讨论，乃至于更多被人归于萨满传统的“跳大神”，也有着在人类学视野和立场上进行的尝试性分析。

上面所提到的，还仅仅是这本新的通史中一部分有突出代表性的与传统的科学通史的差异，实际上，像这样的差异还有很多很多。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诸多像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博物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都被不同程度上用于此书。虽然，代价是在叙述的统一性上略显不够完美（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这种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现代标准的体现），但作为一种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作为一种在初期阶段刚刚被尝试的科学史新表述，这样的代价当然是必须付出而且物有所值的。三

读到这本科学通史的新作，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某种失落：也是作为一个科学史研究者，为什么自己就没有大胆地做出这种尝试呢？这让我回想起，几年前，一位曾与之合作做出几套书的很有见识的出版人曾找到我，让我看他所发现的诸如《人类的音乐》这样的书，并想约我写一本类似的《人类的科学》。其主旨，与这里所评论的那本科学通史颇有相似之处，是想把长期以来被科学史所忽略了的而在另外的视野中却显得非常重要的许多“科学”的内容写到科学史中。可惜的是，尽管我对此创意很有兴趣，但因为自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远不充分，所以推托说，也许这样一本书可以在我有了更多的积累之后，在退休以后的年月再着手写作。可是，机不可失，在真有人提前写出了《历史上人类的科学》，按照优先权，后悔显然是没有用的。不过，好在以这种新方式写作科学史的空间远比传统的写法要大，所以，在我的期望中，还会有更多以这样方式写作科学史的不同尝试被做出，希望那时，里面能有我一本，哪怕一小本呢！

前面反复提到，这种写作与传统写作最大的不同，是出发点的不同，即对科学的定义不同。在国内的科学文化界，历来有所谓“宽面条”派和“窄面条”派的争议。前者，是试图扩大“科学”的定义范围，就像这本书一样，把过去许许多多不被承认为科学的东西纳入到科学当中，最宽泛地讲，几乎可以把人类各种认识严肃地认识自然的系统或准系统性知识以及用于改变自然的生活经验，都归到科学之中。后者，“窄面条”派，则坚持传统对科学的狭窄定义，但与此同时，却并不否认那些没有被归入科学定义范围的东西的价值，也不认为传统中狭义定义的科学，要比这些“非科学”更为正确。

在一般性的争议中，这两种派别，其实是要达相近或相同目标——即反对科学主义——的不同策略。但是，如果考虑到像这样撰写一本科学史的话，显然前者在命名的意义上更有合法性，后者，恐怕就只能写出“科学外史”了，当然我相信那也会很有趣。

总之，从对科学撰写进行研究的学科，即科学编史学的立场上来看，或是用其专业术语来说，传统的科学通史以及这里被评论的新派另类科学通史，其差别，只在于其编史纲领的不一样。

但是，还是回到历史上，在历史学家，包括科学史家当中，从来就没有过统一不变的编史纲领域，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编史纲领占据着主流中心的地位而已。俗话说，风水轮流传（注意，这门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堪舆的学问也在此书中亦有一席之地），明天到我家。其实，哪种编史纲领都有其合理性。

所以，科学史，当然也可以这样写。

为什么不呢？

附记：此文，是在“新斋老蒋”蒋劲松的建议下以及在刘华杰教授的鼓励下，才能够写出的效仿波兰著名作家莱姆在其《完美的真空》一书中的书评式样的新书评。在此，作者谨向两位有想象力的先生表示感谢！如果哪位读者没有读过莱姆的那本书评集，或是不了解其中写作内容和方式的读者，却在读过本文后，欲寻找这本《历史上人类的科学》来阅读，敬请其先阅读莱姆的那本著作：《完美的真空》。

原载江晓原、刘兵主编，《好的归博物》（“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丛书之（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pp.28-34.2 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

近些年来，长期以来越来越被人忽视的博物学又开始被一些学者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以近现代西方数理科学传统的反思，并试图关注与近现代西方数理科学范式有所不同的其他“科学”传统。很自然地，在这样的关注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博物学知识传统的科学史研究也在兴起中。如果从科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种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很自然地也会反过来影响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进路。

在前不久刚刚出版的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和我主编的“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丛书最新的一册，即是以对博物学的关注作为专题。其中，在江晓原、刘华杰和笔者三人发表的对谈“博物学编史纲领三人谈”，初步论及了有关科学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的一些问题。但因为是多人谈话的体例，各人关注的视角和立场均有所不同，一些重要问题未及展开讨论，在此，特别重新对其中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从其对科学史学科发展的意义的特定视角来进行整理、思考和表述，并尝试补充笔者本人的一些观点。

一、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

在历史上，可以被归入科学史的“科学”本来是非常多样的。当然，这样讲是在对狭义的科学概念进行某种拓宽的前提下。由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发展到当今的科学的主流，是那种以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为代表的精密的“硬科学”，也有人愿意用“数理科学”来表征这种近现代科学的传统。翻开绝大多数科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这类近现代的数理科学以及从发展脉络上看与之有关的“前科学”，而那些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当代发展而越来越被轻视的博物学的内容，尽管在历史上曾占据过远为更重要、更辉煌的地位的博物学的内容，则或是轻描淡写地被一笔带过，或是干脆被忽略。这样的做法，首先是无视历史，其次是对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排斥，再次，也加剧了当下这种主流科学之“双刃剑效应”负面的那一刃。

即使是从传统的历史观来看，在历史研究有了新的对象，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时，这种研究范围的拓展，也是一件非常值得赞赏的事，对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来说，这种将研究范围向博物学内容的拓展自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在一种新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

科学史的研究，总是基于特定的科学观来进行的。科学观决定了科学史研究内容的选择。当科学史研究开始重新关注博物学时，其前提之一，是需要有一种与传统有所不同的科学观。

这种新的科学观，就是多元的科学观。

当然，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来看，在传统科学史研究中作为主要内容的数理科学的存在也有其价值。但传统科学观的问题在于只把数理科学当做科学，而对历史上其他一些科学传统，或者说不同的“研究纲领”，或是认为那只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不再重视，或是认为那不是科学而对之完全抛弃和视而不见，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还会被当做“伪科学”。能够引入博物学作为科学史研究的内容，就必然要求研究者要抛弃这种狭义的、一元的科学观。反过来，而当这样的研究更加深入，并得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时，又会让人们更加认识到这些原本不被注意的博物学内容的重要性和价值，从而为多元的科学观的合理性提供历史的支持，并进一步加速科学观的变化，甚至有可能使这种新的科学观的影响超出科学史研究的领域。

与此相关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与当代许多其他学术领域的发展相一致，由于博物学传统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远远不限于近代科学产生的西方，因而，这种研究对于消解科学史中的西方中心论，也是颇重要性的。这与近些年来科学领域中其他一些对非西方主流科学的越来越注重研究，在倾向和发展趋势上也是一致的。

三、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

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科学史家们从传统的辉格式的科学史观，转向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科学史学科发展中的重要转向。简单地讲，所谓辉格式的科学史，即是指那种站在今天科学的制高点上，按照今天主流科学的标准，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实际上，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观点和标准来进行选择和编织历史的方法，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一种障碍。因为这意味着把某种原则和模式强加在历史之上，必定使写出的历史完美地会聚于今日。历史学家将很容易认为他在过去之中看到了今天，而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却是一个与今日相比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

美国科学史家白馥兰，就曾在对属于较强辉格倾向的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方式的反思中，指出其代价却是使其脱离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与境（context）。认为那种对“发现”和“创新”的强调，对于在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时期的技能和知识的更广泛的与境，很可能带来一种被歪曲的理解的方式。因为它把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其他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要素中引开，而这些东西在当时却可能是更为重要、传播更广或有影响力的。

因为科学史对于历史上的博物学重新予以特殊的关系，不受那种当代主流科学的价值判断的影响，把视角扩展到范围更广的“科学”类别，更接近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正如刘华杰教授所言：“人类在其百分之九十九的历史当中不得不靠博物学知识而不是靠数理科学知识而生存。”博物学的科学史编史纲领能够尽量抛开传统中以主流科学的价值和标准作为所研究内容，把在过去的历史中实际上大量存在并曾也做过“主流”的博物学的内容包容进来，这显然是典型地属于反辉式的。当然，这里也应该指出，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也只是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研究中特殊的一种而已。

四、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

关于科学主义，人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着科学主义的问题。前面讲到辉格式的科学史观，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的编史方式。不过，即使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辉格史观，也仍然可能存在有科学主义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于科学史所研究的内容的价值理解上。

传统的科学史，突出地关注数理科学的内容，但正如刘华杰教授所说：“博物学传统中有大量值得提取的积极内容，它强调对人类经验的重视，对生物多样性、对外部自然世界的尊重，一定意义上的非人类中心论，一定程度上对数理模型保持着本能的警觉。这样一些品质，对于克服当前自然科学模型化日趋严重所强加于人类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恶劣影响，可能是有帮助的。发扬传统中的这些好的要素，减少掠夺、扩张、占有等曾经盛行过的劣迹，博物学有可能既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又使人类对自然的探索仍然处在理性和感性双重控制之下，使科学的未来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于生活世界。”

还是在那篇“博物学编史纲领三人谈”，刘华杰也指出：“突出博物理念、博物情怀，清晰地叙述编史过程的价值关怀，比如要充分考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持久共生，同情非人类中心论等。这一条相当于陈述了某种生态原则，已成为显学的生态学当初就源于博物学，并且如今有遗忘其根基的危险。编史工作不可避免地包含价值导向，各类知识的重要程度需要依据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进行判定，在此可以名正言顺地驳斥虚假的客观主义教条。这一条与我们对‘致毁知识’的担忧有密切关系，如果‘致毁知识’的生产、应用无法减缓，人类和环境的危险就与日俱增。目前，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知识是中性的或者无条件具有正面作用，社会系统千方百计地奖励各种知识的生产。这种局面并不是好兆头。对知识的批判与对权力的批判一样，都是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目前，对权力的警惕与批判已经引起广泛注意，但对知识的警惕与批判刚刚开始。”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博物学认识传统与近现代数理科学传统的不同，它先天地更具有（当然也会有例外）让人们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的特点。它可以弘扬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这些基本价值。由于科学史的研究，其成果对于科学史之外的领域，亦会产生连带的影响，因而，通过在新纲领下的对科学史的重写，博物学的科学史的编史研究纲领对于消解人们观念中的科学主义，是可以起到某种解毒剂的作用的。

五、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英国科学史家皮克斯通在其科学史新著《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体现出了两个与传统科学史有所不同的新特点：一是对博物学的特殊关注，一是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特殊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也都作为科学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在他的科学史中。这两者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结合。他曾在书中谈到，在科学家一方面，“许多科学生涯具有‘嗜好’根源。大体而言，它们限定为博物学──采集、描述、排列或者手工制作设备以产生‘特殊效果’……这样的兴趣无疑问塑造了科学家的选择和倾向。”而在公众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注重作为许多公开争论可以理解的中心的博物学，那么民主结果的前景就似乎比来自科学-公众关系的其他模型的结果更好。因为只要我们仅仅注重远离经验的分析和实验知识，‘公众’就可能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一篇关于博物学与科学传播的文章中，刘华杰曾提出：“在各种科学当中，博物类科学应当优先传播。第一，博物类科学界面友好，不远离直观、日常经验。博物类科学不主张过分还原，重视宏观层次的系统关联、植物、昆虫、鸟、地质、地理等内容相对容易传播，而微积分、量子力学、张量分析、量子场论、弦理论、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则极难传播。第二，博物类科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它们特别与环境、资源、自然保护有直接联系，加强博物学传播有助于重塑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第三，公众容易直接参与博物类科学，直接为地方性知识的累积做出贡献。这种参与通常不需要购买特别昂贵的仪器。公众参与的许多环境监测和物候记录等工作，还可以补充职业科学家的研究。此种参与，也有助于培养公民的亲知（personal knowing，也可称为‘个体致知’）能力，面对科学大厦不至于沦为一味倾听、道听途说。第四，由于门槛低，博物类科学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区，起到桥梁的沟通作用，有可能把一小部分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引入还原论科学、专业科学探索中去。”

以上这些观点，均强调了博物学对于科学传播的特殊意义。而我们知道，在当代新的科学传播实践中，科学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既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传播的素材，又可以带来对于传播观念的深刻影响。因此，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看，同样需要大力促进博物学的科学史的发展。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pp.12-14.3 “科学史之父”来到中国

一、“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

新近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顿科学史”丛书，是一套既面向科学史、科学哲学等专业研究者，又可以面向一般读者的丛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此套丛书的主角的特殊地位，他的经典性思想以及他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观点。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是一位科学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结合的典范。

就其在科学史领域的具体贡献来说，除了他写出的15部专著（这仅仅是指在他生前所出版的专著，在他去世后又有若干由他人编辑的论文集出版）、340多篇论文和札记、编辑的79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之外，他还创办了至今仍是科学史领域最重要的刊物《爱西斯》（ISIS）和《俄赛里斯》（OSIRIS）。

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对科学史这门学科之建制化的贡献：他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确立了这个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一般性的综述、高级的专著以及教学手册，并建立起科学史的教学体系——正是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

有人曾这样说，虽然萨顿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学训练，但由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所作的努力，萨顿在人文领域中成为一个极其博学的人，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用在科学史研究中所必需的语言能力来证明：萨顿掌握了包括中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希伯来文在内的14种语言。

尽管在今天，随着科学史学科的迅速发展，萨顿在科学史中的工作，已经不在前沿位置，但对于像中国这样仍处在建制化或者说“再建制化”过程中的科学史学科领域中的研究者们来讲，萨顿的著作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而且，即使作为科学史文献，萨顿的著作也仍然是人们无法绕过从而需要继续阅读的经典。

二、“影响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

但如果这样说下去，人们对于萨顿所获得的印象，可能只是一个学究，一个科学史领域的专家。但实际上，萨顿的影响并非只在科学史界。就像科学史家辛格曾评价的那样，“他是影响了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萨顿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家与其人文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新人文主义等一系列的言论，在今天读来，仍然颇有针对性，仍然有着相当的震撼力。

看萨顿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其辉煌的三卷本巨著《科学史导论》为代表的专门研究著作，这可以算是萨顿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了。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来对从古代到1400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之内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当然，在今天，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人会去问津这样沉重的砖头。但在收录在“萨顿科学史”丛书中的《科学的历史研究》这本萨顿代表性著作的编译文选中，还是收录了《科学史导论》“导言”的节译，使得人们可以体味萨顿作为专门的科学史学家的风格。丛书中唯一分上下两册出版的（也是最新译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一书，也带有着这样较强的专业色彩。

萨顿的另一类文字，则要“通俗”得多，但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涵却丝毫不少。在“萨顿科学史”丛书中所收录的主体著作，主要还是这一类，例如由系列演讲而整理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以及原来在国外就是作为“科学生活丛书”之一种而出版的《科学的生命》。

在《科学的历史研究》这本标题看上去颇为严肃的选本中，也收录了萨顿许多人文色彩浓厚、可读性很强的文字。对于非科学史专业的人士，这些文字显然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在人文著作的翻译中，与科学相结合的经典作品相对稀缺，因而萨顿著作的翻译出版也可以说是填补了某种空白。

三、“那些从来不肯回顾历史的技术专家们”

只从原则上讲萨顿著作的特点，也许显得抽象。这里，我们不妨试举一例很经典的代表性文字，来看看萨顿的风格、尖锐与思想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关系，是萨顿经常爱谈论的主题。他曾痛心疾首地写出像下面这样的文字（见《科学的历史研究》）：“人性的这样一种完全堕落怎么会发生在这个最文明的时代里的一个最文明的国家里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焦虑。在这个问题上我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我的答案是——我希望这种答案不会使你们感到太震惊——这些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他们是彻底的“技治论者”，人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先生提出的某些问题会使他们的技术性头脑怎样地兴奋起来。其中有一些是绝对新鲜的问题，例如，“毁灭人体——不是一个一个地、不是成百地、也不是成千地，而是成百万地毁灭人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这个问题有许多没有先例可参考的困难，这是足以向那些技术专家们的创造性进行挑战的。

……德国的技术专家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冷酷无情而又心甘情愿地为杀害成百万无辜的人民提供了方法。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

当我们阅读这样的文字时，我们难道不会在萨顿关于科学与人文问题的论述上，联想到更多的重要问题，带来更为深刻的思考吗？要知道，在萨顿的著作中，像这样的文字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可以提到，萨顿是一个很有献身精神的人。萨顿曾在一篇介绍别的科学史家的文章中这样说过：“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完全适用于萨顿本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今天读到作为科学史家的萨顿诸多意味深长的文字。原载2007年09月10日《南方都市报》4 萨顿与ISIS杂志

乔治·萨顿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１８８４年８月３１日，他出生在比利时佛兰德省的根特。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最初，他学习的专业是哲学，但很快就对哲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先后学习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曾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授予的化学金质奖章。１９１１年５月，他完成了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表明他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纳里等人的影响。实际上，比这更早些，萨顿就表现出了对科学史的浓厚兴趣。１９１０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

几乎可以肯定，我要将我一生的大部分献身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而且，从这种观点来看，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热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实际上，这种历史不正是关于人类的伟大以及弱点的演化的历史吗？

一、《爱西斯》的目的：研究科学的哲学

1912年，也就是他的女儿梅·萨顿出生的那年，萨顿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并用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作为刊名。后来萨顿不无骄傲地称梅·萨顿和《爱西斯》为他的“两个女儿”。

萨顿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就是要把方法论的、社会学的、哲学的观点和纯粹历史的观点系统而且全面地联系起来，在早期一篇题为“《爱西斯》的目的”的文章中他这样说：《爱西斯》杂志的独创性与其说是在于它对工作范围的选择，毋宁说是在于它力求做到百家争鸣。其实还有别的研究一门或数门科学史的刊物，但却没有一家刊物是把方法论、社会学及哲学的观点与纯历史学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然而根据我在杂志的概括简介中所陈述的方法，只有会聚了所有这些观点和方法，历史的研究才能获得它们全部的意义。

历史研究是我们的手段和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发挥它的效力——但这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研究科学的哲学，在于获得对人和自然的更完善的认识。

不过，科学哲学还不是建立在大量准确的历史性认识之上的，它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哲学，是一门还谈不上其存在价值的哲学。

萨顿的这段陈述几乎可以说是预言性的。尽管当年萨顿未能完全实现他所设想的目的，但今天与科学相关的各门人文学科的研究发展及其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几乎正是沿着萨顿所预言的方向在发展。

要把各种观点、视角和方法综合起来进行科学史的研究，这一宗旨也恰好反映了萨顿一贯对于与分科史相对的综合性科学史的重要性的强调。萨顿一直强调科学本身具有一种百科全书性的学科性质，包括了总结、比较和综合等多个方面。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刊物也为萨顿提供了第一个他所迫切需要的体制化的工具，或者说，是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自1913年正式出版，《爱西斯》目前已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协会，两年后，《爱西斯》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直到1951年，萨顿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并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入来补贴杂志的亏损。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爱西斯》的姊妹刊物——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Osiris，俄赛里斯也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爱西斯的丈夫，负责掌管已故之人，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

二、书房中的“游戏”：编辑科学史文献目录

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11月德军征用了萨顿家的房子，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仅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就与家人一起匆匆离开了比利时，先是到了荷兰，然后又前往英国的伦敦。1915年初，他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前去美国寻求发展。1920年，萨顿成为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讲师，并一直担任此职务到1940年9月，也就是在来到哈佛大学20多年之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在美国安顿下来之后不久，因战争而停刊的《爱西斯》在萨顿的努力下恢复出版。

虽然萨顿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学训练，但他在人文领域中也成为一个极其博学的人，以至于有人认为在他生命的最后２０多年的时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可以说他是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结合的典范。

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标准的学科，相应地也极度缺少可用的工具书和文献检索等参考书。萨顿自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做法。他很早就开始在《爱西斯》上刊印由他个人编辑的科学史的“重要文献目录”（Critical Bibliography）。依靠个人的力量编辑，或者说编写这样的文献目录绝非易事，它要求编者看过并收集尽量多的有关文献，将其归入相应的分类项目，并对其中一些重要文献撰写简要的评论。萨顿常常是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将这种编辑科学史文献目录的工作当成晚上书房里的“一种游戏”。可以说，这绝对是一种绝无先例的个人成就。在《爱西斯》上定期刊登这种文献目录成为一种传统，并被继承下来。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份刊物甚至在每年的四期之后，专门编出另外一期，全部刊登由专人编辑的这种科学史重要文献目录，现在它已经成为科学史家检索国际上科学史出版物不可缺少的重要检索工具。萨顿一生所编写的这种详尽而且价值重大的研究文献目录共达７９份之多，其中包含了对将近10万种文献的简要分析。

其实，编写研究文献目录还只是编辑《爱西斯》这份刊物的一小部分任务。多年以来，几乎也一直是萨顿个人在负责这本颇具影响的科学史刊物的编辑工作，几乎每期他都写一些前言、后记、评论之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思想性的文章。直到1951年他辞去科学史学会的任职和《爱西斯》的主编，并这份刊物全部交由学会负责时，人们才真正知道了几十年来萨顿在编辑刊物上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代价。

萨顿去世后，《爱西斯》先后两次用专号来纪念这位科学史学的奠基者。一次是在萨顿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57年，另一次是在1984年萨顿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时候。在第一个纪念专号中，萨顿的女儿，后来比乔治·萨顿名气更大的诗人和小说家梅·萨顿发表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作来悼念她的父亲。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梅·萨顿深情地写道：

就像一位邻居所写所说的那样：“我不认识你的父亲，但是

他的灯光曾在那里，我把那灯光怀念。”原载2010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5 品味经典——读萨顿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

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是一位科学史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近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萨顿科学史丛书”，计五种六册。在此丛书中，主体是将过去多年中由多家出版社零星出版的几种萨顿著作的译本重新刊印。正是由于萨顿在科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在这些经典性的著作在已经很难地图书市场上买到，而由于科学史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新近不断加入到这个领域中的学者和学生的学习需要，以及在对于科学与文化有兴趣的更为广泛的读者的阅读需要的情况下，这些经典著作的重印，显然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在此丛书中，有一种，也即《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是第一次有中译本问世，而本文的评论对象，也正是这本在此丛书中看上去似乎最为枯燥难读的萨顿著作。

说起萨顿，当人们将他看成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时，主要是因为他在科学史学科建制化方面的贡献，包括他对早期科学史教学的实践、对科学史学科标准的确立、对科学史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对美国最早的科学史博士的培养，如此等等，也即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但是，萨顿本人的科学史写作，应该说是他对科学史学科之贡献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在以往国内翻译出版的萨顿的著作，主要是萨顿那些相对“通俗”的作品，例如像作为系列演讲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以及原来在国外就是作为“科学生活丛书”之一种而出版《科学的生命》，在《科学的历史研究》这本标题看上去颇为严肃的选本中，也收录了萨顿许多人文色彩浓厚、可读性很强的文字。当然，那些作品中文化和思想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尤其是对于非科学史专业的人士，萨顿的那些相对“通俗”的著作，在如今国内在人文著作的翻译中，与科学相结合的经典作品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有着很特殊的阅读吸引力。

但是，实际上真正反映萨顿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性的代表作，却是其极为厚重的3卷本巨著《科学史导论》，那才是萨顿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来对从古代到1400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的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当然，在今天，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人会去问津这样沉重的砖头。不过，在这套“萨顿科学史丛书”中收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这本书，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本书也还是由萨顿的四篇演讲的文字构成，大致像是萨顿的《科学史导论》那种大部头专著的一种简明缩写本。

说是像简明缩写本，但实事求是地讲，萨顿的学问在这样的缩写本中也是不那么好读的。对于更多的读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这本书显然还是过于枯燥和专业化了。它分别从医学、自然史以及数学和天文学三个方面，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古典文化的学习、翻译、出版，比较详尽地研究和分析了在那个特殊时期有关科学的各种出版物和相关的重要学者，“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提供一幅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专著”看上去颇有些版本学的味道，但显然又不是专门的版本学研究。阅读这样的著作，可以使我们了解在科学史学科创立的初期，那些由大家撰写的经典专著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格。在那些看上去很有些枯燥的对各种文献材料的搜罗和考证中，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一个严肃的学者是以什么样的细心和严谨来工作的。

但尽管如此，这本书还只能算是萨顿研究著作的“简本”，正如萨顿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如果要详尽全面地讲清文艺复兴，那会要有将近6000年考察对象和四五卷的规模，而这本《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的中译本却只有不到400页。在这种内容上的艰深和实质上的简化之间的反差，也恰恰反映出萨顿的常识，无怪乎曾有西方学者评价萨顿说，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

但是，这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成的科学史专著，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关于文艺复兴这个特殊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我国的研究是非常之不够的，关于这一时期的科学，以往的中文著作（包括译著）中也只有很简要的叙述，而在这样一本“简要”的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观的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仅在资料的意义上，也是对国内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史的一种重要研究积累。

但是，在这样的非常专门化、专业化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其序言中以及在其各部分的字里行间，也还是可以看到萨顿深的思想性观念的体现。他随处可见的评论，甚至于会让人们联想到今日愈加盛行的许多学术与文化的弊端，发现其实历史的重复是很常见的。在这些引人深思的言论中，对于科学与人文之结合，对于想要让科学更为人性化的呼吁，是其基调。当然，正如萨顿尖锐地批评的，“我们有太多的科学（甚至某些最杰出的科学家）都只不过是工匠而已”，他们对于科学的人文化并无兴趣，就像聋人对音乐无从热爱一样。只有对于那些能被萨顿引为知音的、并非一味追求权力、财富、管理、效率和物质利益科学家，以及对科学与人文有兴趣的非科学家们，才有可能会听到和欣赏在萨顿著作中的这一不断重复、演化和发展的主旋律。原载2007年10月9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6 玻意耳PK霍布斯——关于《利维坦与空气泵》

对于能够认真学完中学物理的众多人士，恐怕应该对玻意耳这个科学家的名字不很陌生。他的名字与著名的气体定律联系在一起，这我们在中学物理课本中都可以读到，玻意耳定律也成为现在普通物理学中最基本的知识的一部分。当然，人们对其相关的科学贡献，通常也不会怀疑，长期以来，对于物理学史的权威研究，也对作为近代科学革命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玻意耳在利用科学实验（包括部分地对科学实验方法的完善和在气体力学研究中的运用）而做出的重要科学发现持肯定的正面说法。

然而，在17世纪，也即玻意耳做出其科学工作的时代，关于玻意耳的气体力学实验研究，却曾有过一场争论，争论的一位主要对手，是一个在如今依然大名鼎鼎的人：霍布斯。只不过，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在那些物理学史中的权威记载中，几乎已经见不到对霍布斯的提及。如今霍布斯依然有名声，只是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当时那场争论中，霍布斯最终成为了失败者。常言说，成者王侯败者寇。其实，过去很长时间在历史学中，特别是在科学史中，有一种被称为“辉格”史观的写作历史的倾向，恰恰就正是这句名言的具体体现。尽管后来科学史家们大约在20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从原则上不再赞同这种撰写历史的立场，不过，一是积重难返，二是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观念上的制约的存在，“辉格”式的科学史显然并非完全被消除。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一书，重新将当年的那段旧账翻出。其实，这一书名已经将主题以隐喻的方式点出：《利维坦》，是霍布斯最重要的代表作，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将其作为政治哲学的经典来阅读。在这里，夏平和谢弗却同时也将其作为认识论和自然哲学的著作来阅读（对于此书的主题同样重要的是书后所附的霍布斯的《物理学对话录》），这显然就代表的当时争论的一方。空气泵，是当时以玻意耳为首的科学家用来进行气体力学实验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实验仪器（主要是用来抽取“真空”），现在，在英国的一些博物馆中，仍然还可以见到那个时代的空气泵作为重要展品。这样，空气泵就成了争论中玻意耳这一方的象征（而且又绝不仅仅只是象征，同时也是研究焦点中的实验装置）。在此有限篇幅中，如果仔细地讲述这场争论的细节，恐怕既不适合普通读者，也不可能讲透，因为其中涉及大量有关自然哲学和实验科学的细节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两位作者通过对这段历史仔细的重新考察，所提出的问题是远远超出重构有关此争论和当时的气体力学实验的历史之外更有意义，也同时更有争议，因而同时也更有启发性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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