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张彤禾（Leslie T. Chang）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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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试读：
中文版序
自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想离开家。我在纽约郊区长大，在学校里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童年时，我去朋友家玩，隐隐有种感觉，仿佛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假装跟其他人一样。警察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揭穿我冒充者的身份，赶我出去。如今这种恐惧已经离我而去，但疏离感仍在。
我离家去读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大四时，毕业论文我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毕业后，我不断地搬迁，始终为新闻事业奔波：佛罗里达，布拉格，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科罗拉多，现在到了开罗。但从本心讲，我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我不曾像有的朋友那样，乘坐火车横穿欧洲，或是买打折机票环游世界；被迫无奈从一个国家跋涉到下一个，让我觉得又累又无趣。不，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知道去哪个摊子吃饭，摸熟小街小巷，有固定的路线，过惯常的日子。过些时候，我会收拾行装，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也许这是我血脉中注定的。我父母在中国长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时代。家是一连串的城市，由日军的位置和国民党的处境决定：北平，西安，重庆，南京，上海，台北，台中。我父母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年，却从未真正对居住的社区产生归属感。家似乎永远在别处：离去多年的中国，住在台湾的年迈双亲，遍布全球的华人朋友圈。以致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了。我成长的纽约那个家早在十几年前卖掉了；我父母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几乎没有我记忆中的东西。我父亲已去世快五年了，母亲至今仍未决定怎样安置他的骨灰。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我是个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相互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2005年冬天，我跟着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吕清敏，回她在湖北农村的老家去过春节。两个星期过去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她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在回城的大巴上，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家里是好，”她对我说，“但只能待几天。”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研究了自己的家庭迁徙史。一百年前，我的祖父离开了在吉林老家的村子，改了名字，决心重塑一个新时代的自己。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又登船去了美国。在日记里，他抄下一行行的英文单词，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这种自励的语言对于如今在东莞待了这么久的我而言，是那么熟悉而似曾相识。我必须百分之一百二地用功。关于马歇尔·菲尔茨值得记住的十件事。七年后，他回到中国，我的父亲跟四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多年后，他们又一一去了美国，这次，他们留了下来。
但我家人的迁徙历程远远不仅于此。大约在康熙年间，1700年前后，有个名叫张华龙的农民，离开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去到东三省的大草原。他的后代在六台村生活了十四代；我是第十一代。在中国传统家谱中，一个家族要追溯到其“始迁祖”，即第一个离开家乡，在别处扎根的人。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传统中国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人们都静止不动。其实中国的家族史都建立在迁徙的基础之上。知道自己属于这样的传统，我的根基，我的故事，我的家庭，我的名字，全都与之紧紧相系，这令我感到安心。
如今，家是我和我丈夫，带着两个女儿选择居住的地方——这里有我的书，相册，日记，信件和笔记。全是纸。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Grand Junction城，但她们将来大概也不会在这个小城生活。我们打算在开罗住几年，再回中国去。女儿们十二三岁前，我们会回到美国，到科罗拉多西南的一个小山城，我们已经在那里买好了一小块地，孩子们可以走路去上学，跟邻居们结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2013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此书中文版有删节。更多作者信息，请参见www.leslietchang.com。
第一部 城市
一 出去
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辞掉手头的活。面试必须占用工作时间，一旦录用估计要马上开始干活。辞职也最能确保找到新工作：要有地方吃饭睡觉，这种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吕清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厂打工，去那儿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她的朋友散布在中国沿海南北各处的工厂，但是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并没有和她们联系。这跟自尊有关——因为她不喜欢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诉别人她在哪里。于是她在她们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厂子叫佳荣电子制品厂，这家香港公司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厂子看起来挺体面的，大楼贴着瓷砖，庭院里铺着水泥，金属的伸缩式大门紧紧关闭。这种好印象直到她被录用并进到厂里面才有所改变。十二个工人挤一间睡房，上下铺紧挨着厕所；屋里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一顿只有一荤或一素，米饭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汤。
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了。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算上加班费接近八百，但工钱总是拖欠。工厂雇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么是十几岁刚出来干活的，要么是三十岁以上的已婚妇女。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厂雇不到这些人，从这点你能看出这家厂的档次。敏一想到未来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线上就充满恐惧。她才十六岁。
一进厂她就想走，但是她发誓要撑半年。吃点苦对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选择余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龄是十八岁，虽然十六七岁也能干点儿工时不那么长的活儿。通常那些毫无顾忌违反劳动法的工厂，就是敏说的“最黑的工厂”，才会用她这样年纪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过了十七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一个人逛街，买了些糖果，然后自己一个人吃了。她不知道别人都玩些什么。进城前，她对到底什么是工厂没什么概念。她模糊地将工厂想象为一个社交场所。“我还以为在流水线上班会好玩，”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边忙，一边聊天，一起玩。我以为会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上班不许说话，说话罚款五元。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还得填表签字。敏在质检车间，电子产品在流水线上传递到她面前，敏要确定按钮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紧密，电池扣牢。她不是模范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线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动让她觉得像鸟入牢笼，所以她经常跑去厕所，就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让她想到家。东莞这座城市置身于亚热带的青山翠谷里。有时候，仿佛只有敏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工厂加了一条规定，工人每四小时才能去一趟厕所，违者罚款五元。
六个月后，敏去见老板，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她说她要走，老板不同意。“你在流水线上表现不好，”敏的老板说，“你瞎了么？看不明白？”“就算瞎了，”敏反驳道，“我也不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翘班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一百块。第三天她又去见老板，再次要求辞职。他的反应让敏有些意外：老板要求她留下来干活直到春节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厂欠她的头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认准了她会留下来。春节之后打工者像潮水一样涌进东莞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找工作竞争最激烈。
一番抗争之后，敏的老板对她态度好一点了。他几次怂恿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虽然就算升职也不会加工资。敏还是坚持要走。“你的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她跟老板说。她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大部分打工族觉得自己反正没受过多少教育，上这种培训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这么想。她觉得，“学总比不学要好”。
她打电话跟家里说想辞职。她的父母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还有三个更小的孩子在读书。父母反对她跳槽。“你总是想东跳西跳，”她爸爸说。女孩子不应该心思这么活络。他要敏安生待在一个地方，存点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太高明。“别担心，”她说，“我会自己管自己。”
现在她在工厂里交到了两个真心朋友，梁容和黄娇娥，她们都比敏大一岁。敏去上课的那些晚上，她们会帮敏洗衣服。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活儿，因为工人只有几套衣服。下班后那些闷热的夜晚，女工们总是排成长龙从宿舍的洗手间来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开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个姑娘不吃晚饭直接去玩滚轴溜冰，然后回工厂看一部夜场电影。入冬之后，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姑娘们冻得睡不着。敏会拉着朋友们去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身体热起来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节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时间不够他们返乡再出来。敏几天都待在宿舍里，两天内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假期结束之后她又去见老板，这次老板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黄娇娥说她要走的时候，她们俩都哭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这是两个唯一知道敏要离开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她们认为别的厂子条件不会更好，走不走最后都一样。敏不这么想。
她答应两个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后就回来看她们。敏那天走的时候，背包里塞了衣服，还有厂里还她的头两个月工资。她没带走毛巾和铺盖；那些东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觉得无法忍受。
流水线上的十个月里，敏寄回家三千块钱，交了两个真心朋友。
她本应该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吕清敏的老家，几乎所有人都姓吕。村子里住了九十户人家，每户有一小块地，种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种了三亩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未来就已定型，这是农村生活的核心信条所决定的——每家必须有个儿子。敏的妈妈先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终于才得了个儿子。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农村都执行得很潦草。但五个孩子终究是不小的经济负担，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生活的花销上去了。作为老二，敏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经济负担。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也不好。她记得自己惹的麻烦不断。她爬到邻居家的树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顿打。有一次她妈妈喊她干杂活，她不肯。“家里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让我干？”妈妈拿棍子追打她，赶了几百米。
敏很会玩。她学游泳，学开卡车，特别喜欢滚轴溜冰，受伤也不让妈妈知道。“有多少种摔法，我全都摔过，”她说。“但是你不能老想着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辆卡车，敏和他开着车在乡下卖自家种的西瓜。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这是她最美好的记忆。大多数农民工会把自己的老家和贫困、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进城这么久了，还是会谈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个美好的地方。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给孩子挣学费。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厂打工，但因为身体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妈妈也出去过一年。敏在附近县城的中学住读，周末回家给爸爸和弟弟妹妹们洗衣服做饭。
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的姐姐桂敏到东莞的工厂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给家里打电话，竭力说服他们让敏继续上学。桂敏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能帮着付学费。爸妈同意了，敏上了两年中专，也由此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比姐姐还高，多亏了桂敏牺牲自己的学业，帮衬家里的结果。
2003年的春节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时候带着敏一起出去。敏还有一个学期才能毕业，但是她想省了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家乡让她很兴奋，敏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我想早点出来，学点东西，见见世面，”她说。
在东莞，桂敏给敏租了一个便宜的旅馆房间，帮她在一个做液晶显示器的日本工厂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待过，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馆，在另一个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没去上班。姐姐愿意继续帮她付房钱，但敏觉得自己变成了姐姐的负担。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工传单，有一家电子产品工厂要招流水线工人。她打了广告上面的电话——有不少骗民工钱的假广告——接电话的人告诉敏怎么到工厂。她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来到了东莞的东南角，就是佳荣电子厂。敏在这里一个人艰难地度过了一年。
敏踏进工厂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地方还不如她甩掉的那个日本工厂。但是现在想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自己处理事情——这样更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出力气的活工资很低，往往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每周四十九小时的法定上限。受伤，生病，或者怀孕，都没人管你。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兴趣不大；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工厂老板开心，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
农民工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更上进。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仿佛在说一群漫无目的的乌合之众，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家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工作目标，也有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者老乡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意外产物。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登记系统，给每个居民分配了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获得粮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票券；农村居民无法享受这些特权，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农业产量突飞猛进。忽然间，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人口加速迁移，1990年，全国已有六千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他们在工厂打工，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理发，站街接客，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农村的年轻劳力。在农村，耕地收粮食的都是年迈的男女，他们一边种地，一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还在读书的小孩。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她难以解释。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敏已经从佳荣电子厂辞职了，她去了人才市场，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敏很紧张。她什么都没带。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放低目标。她参加了五六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文员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倒茶；文员是办公室阶级体系里等级最低的人。“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敏后来说，“那样会被拒绝，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东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她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招聘的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她连笔都没带，于是那女人借给她一支笔。那个女人对着敏微笑。“我也不知道。她就对我笑。大概就是吧。”就这样，敏后来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一天，试图揭开这改变命运瞬间背后的谜。
那个女人让敏去工厂再参加一轮面试，但是敏没有去。那地方太远了。但是在奕东电子总部，一个叫李朋杰的经理在翻看报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李朋杰注意到敏的字写得很好。
按中国传统看法，书法是一个人教养的标志。好的字迹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修养和文学造诣。书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但是李朋杰心里想的比较实际：他需要一个文员管理厂里设备的文件，而文件都是手写的。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书法这门古老的手艺最顶事。
李朋杰用手机给敏的表哥打电话——敏自己没有手机。他让敏来参加一个三小时的面试。
首先，电脑考试就弄砸了。“别的姑娘电脑懂的比你多，”李朋杰跟敏说。
他问敏都有哪些工作经验。“我没干过这个，”她说。“我没有经验。”
然后他给她一份笔试卷子，她写得不错。李朋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李朋杰让敏把东西收拾一下，当天搬到厂里来。
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当她离开李朋杰办公室的时候，她忽然冲口而出：“那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她对新上司说。“为什么你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你很直，”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诚实。”
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她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磨床、轧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她去深圳了。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她说。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为什么不能？”我问。“因为我们总是吵架，”然后她笑了起来。
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她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显然她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我对她好奇，她对我也同样好奇：敏后来告诉我，她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担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稳了——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她已经“从车间里出来了”，就像打工族说的，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线。“上帝还是公平的，”她说。“他让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她刚满十八岁，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
二 城市
漫长的旅程在广州火车站终止，坐了二十小时，甚至是三十、五十小时的火车后，旅客从车厢奔涌而出。大部分人都很年轻，只身来到广州，拖着箱子或者背上驮着曾用来装米的粗麻布袋子。车站前巨大的广场上密密麻麻都是人，你听到的第一个声响就是寻人广播，有些人刚来就迷路了。河南来的某某，你的哥哥在找你。嫂子，到出站口来。欢迎来到美丽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揽乘客。但是这座城市看起来既不美，也没有什么花。
爬过一个陡坡穿过天桥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儿有直达巴士，开往三十公里外的东莞，每十分钟一班。巴士挤得满满，全是汗水和衣服不常换洗的气味，这是打工族的味儿。
巴士一路冲向高高架起的高速公路，高架下方是一座又一座的工厂：印刷厂，油漆厂和塑料厂，手机厂，螺丝厂，沙发厂。厂房上贴着白色的瓷砖，仿佛是巨型的公共厕所。工人宿舍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中国的工厂取名都讲究个吉利，去东莞这一路就像是通往美德与财富的高速之旅：高精空调。永诚制衣。新时代拉链公司。
离第一批工厂建起已有二十年，但给人感觉却仿佛此地才刚开始起步发展。山的一面被炸开，露出光秃秃的红土内脊。高速公路的下坡出口消失在杂草丛生的沼泽地；从一个全新的企业总部望出去，四周是稻田、鱼塘，鸭场。仍有人在这里种地，真是一个奇迹。17世纪，这里的居民将珠三角这个冲积平原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一个地区，为国家供应鱼米蔬菜，并出口丝绸到欧洲。今天，在这片加速工业化的土地上，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反而是这些自然景色。这里的农民大多数也是移民，是底层中的最底层，因为他们背井离乡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依旧摆脱不了种地。
巴士在东莞出口减速，工厂越来越近。厂房正面吊着红色的标语，仿佛笑咧着下垂的嘴角欢迎你的到来：招聘有经验女工。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外来务工者聚集在一起，默不作声地盯着招工广告看得发呆：每天下午1：30，侧门集合。一家名叫“跳槽公司”的——这名字不错——在招工。巴士穿过另一片巨大的工地——不对，是公交车站——放乘客下车。
了解东莞这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走看。高耸的银行总部外墙贴了反光玻璃，一旁是卖摩托车零件和塑料管的街头铺子和牙科诊所。马路有十个车道那么宽，市内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农民工走在路肩上，带着行李箱或者铺盖卷，公交车和卡车从身后急速驶去。到处都是打桩的工地，电钻咝咝作响，摩托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街边上的噪音震耳欲聋。道路宽阔平整，却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这座城市是为机器建造的，而不是为了人。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政府的办公机构，但是在东莞却根本看不到。到处是黑摩托的士，骑车的男人招呼着行人上车。卖假文凭的在街角出售伪造的大学毕业证。在东莞有一家山寨版的宜家家居和一家名叫“麦肯基”的快餐连锁，以及一幢自称为“君悦饭店”的十层大楼，酒店大厅是大理石制的，侵犯版权也是明知故犯（酒店前台的一个姑娘说，“我们饭店的名字里面有个‘i’，他们没有”）。东莞一共有三十二个镇，每个镇都专攻一项制造业。长安是做电子元件的，大朗以做毛衣而知名，厚街是做鞋的。三星和先锋在寮步开厂；南城有世界上最大的诺基亚手机生产基地；中国消费的所有雀巢速溶咖啡都是东莞市中心的一家工厂生产的。工厂就是公交车站，就是纪念碑，就是地标，而城市里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都是为了工厂服务。东莞的公路网是国内最密集的，目前还在不断扩张，只为了把商品更快地送到全球各地。为了让工厂的客户们心满意足，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涌现。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住在东莞喜来登酒店，服务台给客人们列了一张表，上面有他们需要去的所有地方：广东国际会展中心东莞国际会展中心鸦片战争博物馆太平码头沃尔玛家乐福百佳超市海逸高尔夫球会峰景高尔夫球会长岛高尔夫球会
没有人知道东莞确切的人口数量。根据市政府的说法，东莞有一百七十万本地居民和大约七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官方数据。关于东莞人口的猜测众口不一。东莞有八百万外来民工。东莞每年增加一百万外地人。东莞有一千万农民工，但说只有七百万是为了避税。市长或许知道得多一点儿，但是他也不说：“东莞的实际人口比公开的数据要多得多，”在2005年的一次论坛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保守地估计”，按他的话说，超过一千万。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一条人行道上堆着高高的石头地砖，上方有标识写着欧式宫殿级写字楼。中央商务区豁开坑坑洼洼的大口子。城市的东边，一个新的市中心正在崛起，将来的某一天会有政府办公楼，图书馆，科技馆和剧院。而现在这片地区宽敞的大道上没有车辆，静悄悄的商场里杂草丛生，篱笆修剪成整齐的几何图形。东莞的口号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
塑造新生活的速度甚至更快。几节电脑课能让一个人即刻平步青云进入另一个阶层；在人才市场，一个上午足以令人建立起新的职业生涯。在照相馆花二十块能照一套相片，布景上绘有高档住宅前的栅栏和庭院，将洗出的照片寄回家，或者送给亲友，或者贴在宿舍的墙壁上，宣告着照片中的那一位如今已经面目一新。在城市的墙壁上，在招工和梅毒诊所的广告旁常常贴着寻人启事：他五年前离家，肤色黑，脸上有麻子，说话语速快，喜欢打电脑游戏。失踪者的家人张贴告示，寻找被这座巨大城市吞没的亲人。
周末，年轻人占领了整个东莞，公园和广场感觉好像露天的高中校园一样。女孩子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徜徉，穿着花边上衣和紧身牛仔裤，互相搂着肩膀。男孩子的阵容小一些，穿着工厂制服，袖子挽到腋窝下面。情侣们招摇过市却心思各异，女孩子骄傲地展示着她们的男友，男孩子则比较懒散而冷淡。一到星期一的上午，东莞的公园和广场就出奇的安静。工厂的大道上只有一张张漠然的脸孔面对着世界，女孩和男孩们都被吞没在这寂静中。工业生产不需要运动和活力，正相反——一条又一条街上，只有沉默。
晚上公路两旁一长溜的工厂灯火通明。仔细一点，有时能看到窗口闪过的影子，像萤火虫一样转瞬即逝——只要灯亮着，就有人在工作。每一行夜幕中亮着蓝光的窗户都告诉你这是一家工厂；窗户一行隔着一行，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轮。从远处看，真美。
两个姑娘从家里出来才二十天，城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她们连工厂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这天，她们什么也没带：没有饮料，没有装着水果和零食的塑料袋。她们就坐在广场上，大太阳底下，这个区在东莞以小型鞋厂闻名。
她们一个叫田永霞，一个叫张大丽。十六岁，第一次离家。大年初九——这天是出远门的黄道吉日——她们从河南农村的老家出来。村里有个姑娘在东莞的一家厂里打工，一个月挣八百块，她们也想挣。她们每人付给一对夫妇四百块钱，这对夫妇答应给她们安排进厂工作，并带她们从村里出来，坐了三天的汽车。可是到了东莞，没有工作，这对夫妇也不见了。
两个女孩在公交车站捱了四个晚上，终于和某个老乡联系上了。老乡给她们找了一家电器厂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工资很低，但她们也没法跟老板谈工钱。“那个时候我想进厂，就为了睡个好觉，”永霞说。她的脸宽宽的，小眼睛，爱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话。大丽要苗条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齿不齐。
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厂生活的等级，她们身处最底层。先来的工人瞧不起新来的，也不跟她们说话。这是一个较小的分厂，工资低，但是在公司的总厂打工需要有技术，还必须有像样的身份证。两个女孩进厂时用的文件是找别人借的，因为她们还没有申领自己的身份证。一天在流水线上八小时班，周末休息，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做鞋的厂子工资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厂的工时极长，两个女孩经常辩论，为了多赚点钱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尽。永霞和大丽进厂没多久，就开始谈到辞职。
两个姑娘离家前有一个约定：如果到东莞的第一份工泡汤了，她们就直接回家。但是当第一份工真的化为泡影时，她们留了下来。她们已经来到了城市，和从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丽的时候，是我刚来东莞的第二天。那是一个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气里满是热气和摩托车的尾气。在珠三角，下个月就将开始入夏。我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她们小心翼翼地从吸管里啜着可乐，告诉我她们离家的故事。
我对她们解释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永霞翻来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们能给你写信吗？”她突然说。“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透过面馆的窗户，一个姑娘发觉外面有情况。两人起身散开，好像一对受惊的鸟。“不好意思，我们得走了。”
我追上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快到下一个街区，俩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间有个姑娘——她们的意外收获——就是去年来东莞打工，一个月挣八百的那个老乡。她可是有门路的，这次永霞和大丽不会放过她了。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
2004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东莞。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个年头，绝大多数的外国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也许失去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每个月都在东莞住一到两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姑娘，也碰到过许多跟我说完她们的故事然后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广场上我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两个姑娘一样。她们的冒险精神令人吃惊。如果她们不喜欢一家工厂、某个老板或者同事，她们会头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们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有时会跳过在某家工厂的某段时光，因为她们不记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女儿在忙些什么。生存，对打工女孩来说，是时时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来自由自在，但也烦恼不断。在城里讨生活，意味着切断她们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亲近的几个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她们理解她们生活的戏剧性，也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了解她们。我想她们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来自美国，上过大学，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作为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我也被中国男人欺负过，被警察吼过，被巴士司机骗过。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两难抉择，也有父母担心我还是单身。2006年春天当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最了解我的女孩让我吃了一惊。“你妈妈一定特别高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她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也许我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她们永远都不知道：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两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这些农民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大学，我回避美籍华人组织，只上过一节中文课。我主修美国历史和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作家Larry McMurtry的西部小说。在布拉格，我给一份外侨报纸作有关捷克政治社会的报道。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我问路。憋了很长时间，我才恨恨地、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指路——仿佛他们在逼我回到一个已经甩在身后的世界。
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兴趣很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腾飞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我的资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终至乐此不疲。对我来说，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两年之后我去了台湾，那里的人经常问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国的——他们的潜台词仿佛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我去了中国大陆，也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相似之处，虽然严格上来说，这两个地方直到最近关系才变得融洽些，但是两者比他们想象的更相似。
大多数美籍华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辈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住了十二年，也没回去过一趟。我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在老家会发现些什么。我怕去这么一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
农村来的女孩教我认识这座城市。从她们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厂经营得不错；足不出东莞，这些工人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等级。美国和欧洲老板对工人最好，然后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继而是台湾老板。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差劲，因为“他们老是倒闭”，一个农民工跟我说。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说最低工资要涨了，而这时候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
许多我读过的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农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中，相反，官方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视也并非什么问题，因为打工族和本地人几乎从不碰面。他们高度的就业升迁情形也令我感到惊讶。几乎所有我在厂里认识的高层人员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我认识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种地，因为她们出来之前也没种过什么地。她们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几时开始农忙。我所有的臆测都来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研究；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变得太快，快到无暇记录。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一切。午饭我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我穿牛仔裤和凉鞋，比许多出门时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在东莞我就像是隐形人，我也喜欢这样。在中国别的地方，一个到处盯着陌生人看、在笔记本上写来写去的人或许会引来注意；在这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没工夫理我。只有一次：我在人才市场抄录墙上的一个告示说明。一个保安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习英语，他就让我走了。
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东莞仿佛是隐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过东莞，但是他们所记得的——这真令人震惊——就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我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万，八百万，或是一千万人分享着这个世界。在东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以一百一十公里时速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
东莞也是一个矛盾体，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19世纪，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蹂躏这个国家并掠夺它的财富。1839年夏天，清朝的官员林则徐在虎门港下令公开销毁两万箱鸦片，而虎门就在东莞。这个举动让中英两国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在广东交火，英国的战船摧垮了中国军队，战争很快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割让给英国，中国开埠通商，给予外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和法律特权。中国的历史课上说，虎门销烟照亮了中国的近现代纪元：对外国列强的屈服，随之而来的是清王朝覆灭，革命，战争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
但这个地方还有另一种历史。1978年的秋天，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开设了第一家外资工厂，第一年的收入是一百万港币。工厂将香港运来的材料加工为成品，再运回香港，销往世界各地。太平手袋厂开创的这种模式，被数以千计的工厂所追随。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免税政策等鼓励自由企业措施的试验田。最大的一个特区是深圳，位于东莞以南约八十公里，并很快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展示台。深圳是规划出来的样板城市，由北京的领导意志催生出来，得到国家部委及下属企业支持。
东莞不一样。没有任何人的指令，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深圳胸怀大志要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而东莞做的是它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说，香港和台湾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厂，做衣服、玩具和鞋子。这些工厂只需要廉价的土地和劳力，以及当地官员的放任自流。一开始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做现代工业。许多早期的工厂是二三层的房子，一间屋子里坐五十个工人，在桌前做一些简单的活儿，比如缝合玩具熊或是给洋娃娃安上假发。有些厂房甚至设在铁皮搭成的棚子里面，因为老板不想花钱建一幢真正的房子。
早些时候，这里没有开通到香港的铁路。生意人从香港走过边界，先到深圳，然后打一辆出租车到他们在东莞的工厂，沿路穿越片片农田。“那时候这边没有路，没有车，没有电视，连窗帘都没有，”艾伦·李，一家台湾鞋业的主管回想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他于1989年来到东莞。“你根本买不到那样的东西。”1989年的6月，他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去看电视上有关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新闻。
本地的劳动力很快就供不应求，邻近省份的移民开始来到东莞。林雪，就是我认识的为一家打工族杂志写稿的女子，1990年从四川农村来到东莞。“我们两眼一抹黑就来这里了，”她告诉我。“我去问卖票的，我应该买张去哪里的车票？卖票的说去哪，我们就去哪。”林雪找到了一家工厂，七十块钱一个月，她的妹妹在另一家工厂冲压胶合板。
90年代，东莞的制造业转向电器和电脑部件。现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个人电脑硬盘磁头和百分之三十的个人电脑磁盘驱动在东莞制造。过去二十年的经济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多的幅度增长。但有些事情依然不变。外来务工人员依然来到东莞。劳动密集型工厂依然占主导地位，虽然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工作依然简单。依然有相当多的房子里坐着工人，在桌前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到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能找到直接联系——从学习Word软件的打工族，到自学成才的大师，还有奔驰车的销售员——他告诉我S系和E系的奔驰车在东莞卖得最好，因为“这车很好，能帮老板提高形象”。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
我来东莞好多个月，没见过一个本地人。从高级管理人员到流水线工人，工厂都是外来民工独占的世界，尽管大老板有时候是香港人或台湾人。本地人说粤语，但工厂这个世界里运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因为只有说普通话，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才能互相交流。打工族对当地人评价不高：都是一群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靠出租土地给工厂过活，工厂这么艰苦的条件，他们一天也捱不了。“就是谁也瞧不起谁，”我的朋友林雪这样说本地人和外来民工的关系。
来东莞半年之后，我采访了副市长。他叫张顺光，是东莞人：我采访的第一个本地人。我们坐在市政府大楼巨大的接待室里喝茶，用的是小小的纸杯。他的几个助手都在场，互相说着粤语。此前我没见过一个本地人，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在政府里。“你说广东话吗？”一个助手问我。“抱歉，不会，”我说。之前在东莞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是第一次来东莞吗？”“不是，我来这里很多次了。”“啊，都是秘密行程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就算是秘密的吗？”
我们已经互相不爽对方了。采访当中，我抬眼看这个助手，他也回眼盯着我看。他旁边那个年轻女人睡着了。“谁也瞧不起谁”，我脑海里忽然蹦出这句话。
这次采访挺有用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政府有多么忽视移民的存在。副市长对移民的人口数量没个准数——那是全国人口统计的事儿，跟他的部门没啥关系。他也承认当地政府缺乏条件去检查工厂内部的环境。“如果我一天查一个厂子，”他说，“那么查完东莞所有的工厂要花掉我五十年。所以我们得靠那些公司自觉。”
然后，副市长谈了一个“提高东莞人口素质”的计划，但却把外地人排除在外。就像所有的城里人一样，副市长从骨子里鄙视外地人。“外来民工的素质不高，”他说，“但这是那些公司的问题。他们应该给工人上课。”
我问副市长为什么工厂里没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层管理的职位上也没有，副市长不假思索的回答跟他刚刚讲的恰恰自相矛盾。“因为外地人，”他说，“素质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采访结束，副市长跟我握手，夸我对东莞了解不少。我没有告诉他，我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十几岁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质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来东莞一年后，我在市中心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一千三百元。这个高层小区叫“东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标客户是单身女性。在城里到处有粉艳艳的大广告牌宣传“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精彩”。我想在这里能遇到一些年轻女人，听她们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没在公共休息室里见过一个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去管别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来自小区里的通告栏，上面描绘了一个充满小偷小摸和昼夜施工的社区。为了居民的安宁，1月1日停止装修。1月2日装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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