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诺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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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试读：

自序

上一本书《尽头》，整整用掉两年半时间，写得很疲惫，也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有这一感觉，只是这回特别强烈特别真实），所以当时我说，接下来我要很轻快地写出“小书”，看看还能否愉悦地叫唤出不同的什么——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我预想共八个篇章，八个话题，每个话题用一万字左右讲完。

所以，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惟一出错的是字数，每一篇章都陡然地膨胀一倍有余，遂成为一本稍厚的小书。丢脸的是，我的一干友人对此好像全不意外，每个人都是那种“早就晓得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气人的漠然表情。

这本书有一参照之书，那就是博尔赫斯写《神曲》的《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他五十岁左右的作品。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书写体例而已，更重要是他的书写和《神曲》这一文本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也就是博尔赫斯多次引用的诗人柯勒律治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进一步明说便是：“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神曲》写出了我们今天或更不愿相信就是那样的地狱、净界（炼狱）和天堂，我们当然可以就此大大争辩一番，但这势必把我们困在这个可能是无止无休的话题里，而这只是《神曲》的设定或说背景而已，也就是我们根本还没出发还没真正开始，也就是诗本身；而且，当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样的真假分辨上，我们就很难去听但丁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所以博尔赫斯说他宁可先相信但丁所讲都是真的，好真的进入，“我认为有这种天真的观念，即我们正在阅读一个真实故事的想法还是合适的，它可以让阅读把我们牵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线索。我想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做。”

这一回再读《左传》，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比当时的博尔赫斯再老一些，第一次读《左传》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更多时候只是一堆事件随机的、暂时的搭建）也试着信《左传》为真，先努力跟上书写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着的世界变化。

信《左传》为真，极可能比信《神曲》要稍微困难些而且多有顾虑，只因为《左传》毕竟仍是历史，有实人实地实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种种紧张和要求；但我想，这也恰恰好意味着，人们更容易怀疑它从而远离它，错失掉它的大部分内容，更不必说那些必须认真一点、看着它久一点才会注意到、会浮现出来的东西。

怀疑是有益的健康的，当然如此，但怀疑跟所有的东西一样，仍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这一无情的法则，时间一久（比方持续一百年两百年），其效益会逐渐穷尽、归零，甚至成为负数，并显露出一种苍老的残暴（如“思想初生时是温柔的，当它苍老时却总是残暴的”）；而怀疑另一个通则般的特质是，它一向比较容易，人甚至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容易的东西不见得不对，但总是一下子来得太多需要打扫清理，还往往固着为一种习惯，也仅仅只是个习惯而已。

信《左传》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的有益加入）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事实上这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认知基础，我们都站在这一修正过的基础上），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

真假对错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难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们，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还勉强可以，因此成为必要，否则，在最终的揭示到来之前（也许永远不会来），我们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地存留住它。于此，惠特曼愉快地宣称，也许太轻快了些：“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是矛盾的，因为我心胸宽阔。”但也正因为惠特曼的如此兴高采烈，让我们颇清楚看出来，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往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

把《左传》当一个文本，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这一转折因此也有多出来的可贵东西——如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不只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也可以这么说，较完整的人乃至于人的历史，应该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说得真好）；还有，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受、反省和思维。

人究竟在想什么？能想什么？

这本书，反反复复想过不少书名（我一直是那种认为书名不是太重要、认为书名总有虚张声势之嫌的人），最终才决定就叫它《眼前》——复数的眼前，眼前加s，眼前们。很多人，包括站不同空间位置乃至于不同时间里的人，子产的、赵武的、叔向的、夏姬和申公巫臣的、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以及孔子的云云；还包括《左传》作者的眼前、两千多年后我自己此时此地的眼前。每个人都有他看着的东西，有他想望和担心忧烦的东西，有他对自身处境的种种察知和猜测，不得不做的猜测。

杨照，这位我愈来愈佩服的书写者、不惧也不懈的解说者，和我是高中和大学历史系的前后期，后来还去了哈佛继续史学之路，拥有我缺乏的严谨史学根基。《尽头》写完后，杨照曾在他的广播谈话时问我 ：“为什么从不考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杨照应该是已知道我打算以《左传》为下本书的对象，做球给我，是主持人的技巧。我当时鲁钝地不察觉，只模糊地回答他，当然也都是真心话：也许，如今写实然世界的东西太多了，实存变得太理所当然，也占去了几乎所有的可能空间，我趋向于多想一些应然层面的东西；还有，也许年纪大了，读人类历史愈来愈不愉快……

今天，依我自己看，这本《眼前》仍是“文学类”的。

书写规范上，我们给了文学多点宽待，允许它说一些稍稍过火的话，但这并非没代价；我们会追讨其成果，要求文学讲出进一步的话语，提出它独特的、通常是一个个具体而专注的发见——每一种书写体例都有它的“报称性”，这在书写各自进行的漫长如河时间里自自然然地形成，其实仍是公平的。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每写完一本书都不得不缓缓告别自己一些东西，像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的“漫长的告别”那样。我的这本《左传》，墨绿色布面精装，是完整《十三经注疏》的其中一册，我大学二年级时发狠一次买齐，存了不少时候的钱，在那个比较穷的时代和年纪。我还完全记得它的崭新模样，“崭新得如一个新月，一副新牌”。三十几年后，它已开始解体了，靠着布质纤维不绝如缕才让封面不致脱落。还会像从前那样一而再地读它吗？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现在它就躺在咖啡馆桌上我的手边，不知道是巧合而已还是有着另外的奇妙原因，我最近几本书总是结束在这样天气转凉的时日，我无来由地想起这一句歌词：“时间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真的，时间的确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

为什么会是子产

为什么不就是季文子？鲁国也有自己的大执政者。季文子是季孙家的主君，整整掌权三世鲁君，评价很不错有贤相之名，他鲁襄公五年死，当时清点过一次遗产，《左传》记录了结果：“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意思是他并不把权力兑换成私人财富。我们晓得，鲁国的权力结构其实一直相当安定，季孙和孟孙、叔孙这三大家族构成一个权力力学很稳固的三角形，也就是有名的“三桓”，鲁国的真正权力中心在此而不是鲁君，这大致上就定型于季文子掌权时日，而且从此几乎谁也撼动不了。事实上，动过拆除三桓脑筋不止一回的孔子一门，和季孙家的关系尤其千丝万缕，孔子自己和他几名最出色的学生都在季孙家工作过，知道的事一定非常非常多。

又为什么不是比方赵盾或者赵武？赵盾和赵武祖孙是晋国时间最长的执政人物，而晋又是整个春秋稳固不动的盟主，时间足足超过百年，鲁国一直是不敢眨眼紧盯着晋的一举一动调整国家方向的，所以，想方设法弄清楚晋国每一任上台执政者的性格、癖好、弱点和想法做法，用本雅明正经的玩笑话来说，绝对是鲁国的“国家大事”。鲁国是当时最惟盟主号令是从的国家，有一种超过实力强弱的顺服，鲁国和晋国之间一直有一道直线，一条鲁国政治交通的高速公路，随时可以看到鲁国的大人物携带着合礼法的礼物和非礼法的贿赂急急赶路中，不是鲁君自己，至少也是排名前三的某一位三桓家主君。

还有，为什么不是管仲呢？日后的中国历史，普遍把管仲看成春秋第一人，以为功业无人能及；而且，管仲的崛起又如此神奇，直接从仇人死囚跳成仲父，像是人的一个梦，这尤其适合语言性的传播和其不断添加，比方说我们今天还读得到（只是不多人读了）的《管子》一书就是，书写材料只多不少；他大概也是千年后唐诗中被提起最多次名字的春秋人物（也许仅次于孔子）。齐鲁比邻几至鸡犬相闻，这些眉飞色舞飘在彼时空气中的种种管仲事迹，应该很容易就随风吹进鲁地来才是。

然而，子产的巨大存在也就是《左传》了，说是宛如流星划过天际，这并不那么符合子产理性的、收敛的、抽丝剥茧带着勤力苦涩味道的一生作为（在日本围棋界，“苦涩”一直是一种棋风，缓慢、坚实、把棋下厚，比方吴清源一生最可敬的对手木谷实）。是《左传》单独地辨识出他这个人来，却也止于《左传》——稍后司马迁的《史记》，几乎看似照抄地以《左传》为春秋史，但巧妙地抽去了子产。子产被司马迁挪到很后头，成为只是个系于某种已消逝时代的人，这意味着往后中国已不（用）再关心像他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思维、作为，或者说，往后的中国不再关怀甚至不再承认这样一种人的处境。历史，就在子产稍后，有一道不连续的大裂缝，子产，遂如十九世纪俄国人说的，在如此的历史抽换之中，成为某种“多余的人”。

子产，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是想尽办法让他这个不幸的国家，一个小国，可以生存下去的人。

生在一个熄灭中的小国家

郑是中型国家，大致和鲁国尺寸相近，类似的还有宋和卫——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时间（即《左传》时间），对这些国家而言，是无可阻止的一个由中而小、一直熄灭下去的缓缓过程，一个挣扎过程，“只能活在死亡的长廊里”。

真的拉住、减缓这一过程的，其实是彼时人们心中残存的、已说不清楚是主张还只是记忆、但多多少少还相信的所谓周天子封国图像，这是一个基础，或至少是个多出来的依据和游戏规则，让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游戏方式变得稍稍复杂一点，还因此有使用脑子和话语来讲理辩论、乃至于援引某种价值信念力量的些许空间，不至于马上只剩武力一途。若只是武力，这两百四十二年时间里这几个国家已都分别灭亡过不止一回，其中卫还真的彻底亡过国再重建。应该亡国而实际上没有亡国，招式几乎只一种，那就是无力战斗之后，国君带着重臣把自己绑起来跪那里请罪，拿出传国重宝，说是无条件双手奉送，其实是这一套仪式性说词的道具，收了宝物等于收了我们国家——我们是兄弟之邦，都是周天子分封，让您这么生气当然都是我们错，灭亡不足惜，但想当年你们太公和我们太公不是一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吗……

真正纯武力相向的那样一种世界，最精彩的那部分子产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看到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批人，我自己至迟三十岁以后就不怎么瞧得起的那另一批人——号称无义战的春秋其实并不生产名将，这两百四十二年里只有名臣、勇士和天生神力的力士。名将要到稍后的战国才出现，孙子理论上是春秋吴将，名将史的第一人，但在整部《左传》中我们从没看到这个人。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同时也是人们既有世界图像的缓缓瓦解杳逝过程，中国的历史向着某一个人们并没预备也没足够经验细节的未知世界不回头而去；中国的历史走过去了，往后有它不尽相同的工作和想象，这里有个历史断点，这些攀挂于昔日世界图像才得以存活的国家暨其命运、才得以成立的人的作为，帮我们证实此事。

郑和鲁的国家尺寸以及根本处境很相似，但郑国明显的不幸多了，原因就只是地理位置，这真叫人沮丧，人的自主自为有效空间再再被证实真的并不大，人的自由意志是真的吗？如博尔赫斯怀疑的。鲁国躲在远远东边，真正经常性应付的只有还不算真正强大起来的姜姓齐国，很长一段时间，齐鲁的冲突还是因为一连串的联姻乱伦引发的，是情欲问题惹祸；登泰山而小天下，鲁国的确拥有春秋诸国最好的旁观者位置和角度这没错，这个国家好像是正为着负责记住这段历史而存在的。郑国则一整个被曝现在中央四战之地，尤其从鲁文公之后，持续南下的强晋和持续北上的强楚在此相遇纠缠，你的国家就是人家的战场（两千年后的日俄战争在中国重演了此事），郑国原有的那一点点从容空间几乎完全消失，所有稍微有意义的目标都显得太远也太奢华了，这正是子产上台时的既成状态及森严限制。

子产执政中后期（那一年孔子是十六岁左右的才抬头看世界的年轻人）铸刑书，意思是把郑国刑法（显然没几条）明文铸于大鼎上，让人皆得见，有成文法的味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认为这有何不妥，应该有所谓的“进步性”吧。但这马上引来他晋国的好朋友、也是当时最重要国际政论家叔向的一番严厉批判。我们说，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问题，包括会不会如叔向所担心的，把一整个社会的根本规范往下降一大阶，人们从此只要懂得在具体行为上避开就这几条明文刑法即可，从而，那些长时间才得以缓缓获取并习成的、归属于价值信念的、既是整个社会的自律也是整个社会自我向上寻求的更高尚美好东西，那些区区一个鼎装不下写不完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再被人认真讲究了，整个社会是否会变得就那么现实而且粗糙荒凉云云；只剩法律没有道德，或至少法律挤压了、夺去了道德价值的生长空间。但子产只这样简短而且谦卑地回复：“侨（子产名）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如果说这并非场面话，那就意味着子产基本上同意叔向，他很可能也看出来叔向所看到的东西，担忧叔向所担忧的东西，只是叔向在晋他在郑，这个不幸的国家并不给他这样奢侈的空间，生命中某些他或者也相信的、心向往之的、源自于某种年轻干净心志的东西，他一样也拥有的某一幅世界应然图像，这在他上台执政的那一刻起，都只能狠心戒掉，像人戒烟或戒酒那样，生命只此一回，你的生命却无法完全归自己所用，这感觉很寂寞。

日后，我们都知道了不是？法律，中国以及世界的，这上头走的是子产之路而非叔向之路，法律不仅明文书写而且愈来愈厚，也可以说他们的共同忧虑成为遍在的事实（还生长出律师这种东西），是非得失，一言难尽。

但真的还是很可惜不是吗？子产多少该辩护几句的，某些他实际上已察觉的不得不尔理由，乃至于他隐隐已察觉的历史不由人走向，说得破碎、不完整都没关系，人类历史的某些变异都是从这样一点点霜、一点点沁人的寒意开始的，从说不清楚或不像有道理的话语开始的。这至少是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一次有意思（尽管当下可能令人难受）碰撞，其实很有机会打开人往后百年千年的不懈思索和讨论，想想西欧这几世纪的思维成果，但这个已确实触摸到的问题就停在这里，后代也不见有人真的捡拾起来。中国的律法，在往后两千年的实务层面，并非没进展、没丰硕的经验自然积累；但人的经验没有再思省再说明，没有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伴随着遗言”，人珍罕历史经验里最好的那部分因此总是遗忘消失，人也因此只是贴着现实、离不开这惟一的无边无界现实、困在这个现实经验里。铸刑书这事，后代很多读《左传》的人顺着叔向责备子产（以某种和遗忘意义相去不远的不认真指责方式），但这里，有个该说话的人却始终没发言或说没留下意见，那就是孔子——没不尊敬的意思，“狗为什么没有叫呢？”

除了《左传》这本书或说其作者，孔子极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或说敬重子产的人，远远超过他自己任何一名学生以及后代奉他之名的读书人（孔子于管仲也类似这样但多几句微词，子产远比管仲全面而且深刻，也做更困难的事；还有，子产在人格、性情和行为上较少弱点）；孔子不是个孔子主义者，他复杂太多有意思太多了。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左传》的书写者必定听过孔子谈论子产的更多话语、那些孔子自己修订鲁史春秋放不进去的津津话语，或许直接听到，或者辗转听来。我指的并不仅仅是《左传》讲完某一段子产动人事迹之后引用的孔子赞词而已（次数和强度明显超过孔子说其他任何人），而是在这句、这小段赞词之前，以及何以得出这赞词。我们说，结论不会凭空地、没前言后语地、人神经病突发也似的说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孔子对他的学生谈论列国和其人物的乐呵呵景况，这是他一直关心而且很喜爱的话题，还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一一走到事发现场，是他生命中几乎可称浪漫的一场大冒险旅程，他是某种意义的堂吉诃德还带着一群桑丘·潘沙。他会告诉后来的学生比传闻更正确更清晰的事实真相，也会告诉他们应该看什么以及应该怎么看才对。师徒制事实上就是时时刻刻的、绵密的、随时触动的话语进行。

还有，记史的赞词本来该由书写者自己来讲，在日后成为一种体例之前，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是重新记忆某一段历史如远地归来的人他无可遏止的感想和感慨，他只有这一处直接讲话的空间，也是一种权利。但《左传》的书写者把这惟一的位置让给孔子，仿佛并不以为自己是作者，或者直接说，他心里认定真正的作者是孔子才对。

也正是说，我以为《左传》如此讲述子产正是孔子的意思，或者说是孔子这一部分思维的记述和保存。也许有日后多补满和发挥的部分，来自于回忆时的必要贯穿和衔接，好较为完整地说出事实；也可能包含某种后来的省悟，常常会这样，有些当时听到的话沉落到记忆深处里，要很久很久以后才忽然听懂，这也才看出某些关键处的跳过和空白，当时并不知道要追问下去，如今只能自己奋力去回答去补满。

在读书人、书写者的世界，一直有所谓薄今厚古之类的说法，但这不全然是正确的，也通常只是浮泛的。较深刻的是，我们对同代人常有一种自自然然的重视和宽容，这来自于一种站在共同处境的体认，我们一起承受着同一个沉甸甸的时代，以及对这个当下看不到边界大世界的种种疑惧和茫然。也因此，由于某个难以言喻的但恰恰好的机缘，我们会认准同一时代同一历史命运里某些年岁稍长的、先行一步的、我们可依循他的路走进这个令人畏怯世界的秀异之人，并对他油然生出一份极特殊的、他人难解的钦慕感激之情，这尤其多发生于我们世路多歧的年少启蒙时日。此事无关日后总的历史评价，这是个人当时一个私密的、准准如击中一个点的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寸心自知，这是一个帮你开门的人，一个领路的人和陪伴的人，也许就只能是那么一截一段路而且几年后仍得告别，但就像《神曲》里但丁靠维吉尔引着才得以走进去并走出来地狱和净界这趟不可能再有的旅程一样，稍后，但丁自己（换另一个引路人，贝亚特丽斯）仍得上升到天堂并看向最高天，那是维吉尔因为历史命运注定（不是能力限制）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许是更好的小说家，但这无改于也不妨碍当时豁然打开《百年孤独》、教他懂了怎么处理时间的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此一事实，这事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后亲口说出，是他一生难忘那正正好的一刻。日后不再年轻的孔子，也许这里那里都越过了子产并且有能力批评他至少质疑某句话某些事，但孔子没这么做，他只赞誉子产（所以说人成长哪里非弒父不可，那其实是程度蛮差的人才坚持做的事）；我们看着的是日后“完成”的孔子，只有孔子深深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

启蒙，真正的形状是一个针尖也似的点；启蒙者，也因此不必是一整个人，更多时候他只是几句话、一次作为、一个判断或一个选择，乃至于只是一个正确无误的表情和身姿，或仅仅就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在那里、存在于那里而已。

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英语世界有这么句话：“这家伙冷得跟一条黄瓜似的。”——整个春秋热腾腾的、时时召唤人本能冲动的这两百年，我们不敢说子产是最冷静的一个人，但至少整部《左传》看下来，我们再找不出有谁比子产更平静不波，也看不到子产在哪一刻、哪件事上曾激亢过快意过。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子产而言，郑国的生存与否，并不是一次危机、一个赌注，而是一种根本处境，所以只能是一个连续的、日复一日的极精密工作，子产曾以农耕来比喻：“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其中最有趣的是“行无越思”这句，行为行动谨慎地跟从思维，所做的事一定先想过，意思是无比的耐心，不可超前也无法超前，心再急都一样，而最要紧是不犯错，乃至于别进入到一种容易犯错的心思状态。

子产崛起于鲁襄公十年郑国的那一次大型内乱，他的父亲子国（时为郑国司马）被杀，盗贼还攻入公宫，在这样深仇大恨又间不容发的大考验时刻，我们来看，彼时还很年轻的子产做了什么？——他有条不紊地一样一样来，精密地拆解开汹汹成一团而又稍纵即逝的时间，如同《庄子》书里解牛的庖丁，看起来很从容，完全不像个父亲刚刚被杀的年轻人：“为门者”（布置守门卫士），“庀群司”（分配好职务并找出负责的人），“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做完这一切才稳稳地发兵攻贼；乱事平靖之后，取得执政大权的子孔要追杀所有附贼的共犯，斩草除根，被子产一番说理挡了下来（“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这里，最见子产本色的是他毫不客气指出子孔正是最大获利者，够了吧。事实上，子孔确实事先知情，默许内乱发生，本来就打算趁乱取利），子产还说服子孔公开烧掉所有犯罪证据的相关文书资料让人心安定，一刀切下，到此为止，包括他父亲的死和仇恨。

这仿佛预演了日后子产的执政一生，理性，心思安定澄明，提前想事情，任何细节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他而言，似乎没有突如其来的事，再暴烈袭来的事都可以“抽出那一条线”，如卡尔维诺说的，建立起因果逻辑和工作顺序；这是随时专注、随时先想事情、随时盯着现实变化微调自己想法做法的人才拥有的一张时间表，包括对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的先一步穿透和掌握，这让他耐心而且坚持。据此，子产可以不放事情发展到险境需要一赌，可以把是非对错弄得清清楚楚但知道何时该止于何处、暂时实现到哪儿。子产也不真的靠权力工作（靠权力工作是一种快速、粗糙、不用多想的工作方式），倒是在各式权力的交错缝隙中找出来人可以认真讲道理、具说服力的空间，这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你如何能对外应付权力更具毁灭性、总是挟着兵车而来的晋国和楚国呢？

所以，如果真要选一个单词来说，我不会讲子产“冷静”，而是“准确”——郑国的生存纵深不大，不是一个太失误得起的国家，甚至还不是一个太能穷究是非善恶到底的国家。子产动人的冷静，只是他事事寻求准确无误的需要，也是他生于这样一种国家对自己的苛厉要求。

准确、精密、把事物分解到某种微粒状态，很自然会让人感觉严格、感觉无情，子产的执政因此很容易招来误解，不止叔向一人。我相信这也包含于他自己的考量之中，人们的误解也是可预期的，还是该纳入计算的，只要误解不大到排山倒海让事情不成，那就无妨或说应该承受。子产一生，被后世引述最多的可能是这件事，记在鲁襄公三十年，当时孔子应该才九岁大——相传子产执政第一年，郑国民间歌谣唱的是，谁来帮我把子产这家伙给宰了，我所有的田地衣裳全送给他；三年后，歌词改了，我有小孩子产帮我教养，我有田地子产让它增产，万一万一子产死掉了，有谁能继承他呢？

如果我们以为这是Happy Ending，大家从此误会冰释和乐融融那就错了，《左传》是现实历史不是通俗小说；而且多工匠、多商贾并早已形成某种有力量团体的郑国人民，也远比周公的鲁国这边桀骜不驯。又五年后，子产作丘赋，也就是改制增税，这回郑国人民话更难听了，说他父亲已不得好死，如今他又像根毒蝎子尾巴一样四下刺人害人，郑国大夫浑罕劝谏不成，撂下这句优雅的狠话：“国氏其先亡乎？”意思是子产这一脉会先郑国诸家一步灭亡，或直接白话翻译为绝子绝孙，这是睿智的预言还是诅咒？

真正从头到尾没怀疑过子产的可能就只孔子一人，孔子自己也是个准确而时时显得严厉的人，他不附带指出缺点的人并不多。孔子称子产“爱”和“仁”，都是柔软的、宽阔的、有温度的，而且恰恰好和冷静严酷云云背反的用词，也是孔子心中最美丽的、最舍不得用于人的珍贵之词——子产死时，孔子（三十岁了）流着泪说他是“古之遗爱也”；之前则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后面这一句是辩护的语气，接在郑国的乡校问题后头。郑国乡校，就像我们今天的大学，很自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热血之人聚集批判时政的火药中心，大夫然明建议干脆关闭掉乡校，如往后两千年不少执政者做的那样，但子产不许，他以为舆论是健康的，也是必要的，尽管当时被骂最惨的一定就是他。教学和时政批判，这几乎就是孔子一生最主要做着的事，这段往事，一开始可能是孔子当时辩护解释子产时举用的例证，而这两句赞词正是结论。

仔细一点读《左传》，我们应该会同意孔子看到了更完整的事实，诸如此类的子产事迹在《左传》里一件又一件，总是始于严正止于宽容，一个一个放过连我们都觉得该惩罚的人。宽容不是讨好，不是手段，深刻来说，宽容才是目标，因为宽容是人的空间、是人认真找出来的最大可能。根本的事实是，子产的执政超过二十年，但他自始至终不是郑国真正的第一号权力人物（最多只死前那几年），这二十几年，郑国的正卿是子展、子皮父子两代，从实际位阶到家族实力。子产的好运气，是子展子皮如此（逐渐地）信任他或说愈来愈听得懂他的话，有人愿意听而且听懂话当然是运气，人年纪愈大愈知道这是天大的运气没错；但这其实也意味着，子产执政并没有取用不竭的权力，事实上他有几次还险些出奔流亡，他的力量来自于，并累积于正确而且可验证的道理，以及正确可执行可化为事实的作为（所以子皮比他父亲子展更服气、累积更多次信任他的理由）。更多时候，子产是抗衡、周旋、制服权力而不是只使用权力；不只这样，这样的道理和作为还得出门面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和一般人民往往比掌权者更不讲理更不好说服，在进入现实世界时还得再减损打折一次。也就是，光是道理上、逻辑上正确无误仍远远不够，更困难的正确是时间抉选的正确，你还得更精确找到（以及等到）时间不驻留的、但不能早也不能晚的准准那一个点出手才行，这是人最容易感觉孤单并沮丧的部分，让人知道自己一生能做的事其实更少。

子产始终知道自己是严厉的，人自觉严厉意味着这里头有超过自己心性、硬生生做出来的部分。子产临终前，对接任他执政的子大叔说，只有真正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服人，我们不得不严厉一些，像火一样让人因此避开危险，而不是像水一样仿佛狎昵可亲，溺死的人远多于烧死的人不是吗？

子产大约猜到了子大叔不真的就相信他的嘱咐，郑国果然也因此在他死后乱了好一阵子。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来自对历史走向和郑国未来命运的判断，或是对自己能耐和他人不敢心存侥幸的理解，子产是很苦涩的，他得勤勉地、时时用足全身力气才堪堪拉得住这个理应不断下坠的国家、这个时代，但也只能做到这样；也是说，他的历史判断和他的作为是逆向的。而他终究得松手，郑国加上你再减去你，你留存于这个国家的这一力量不会延续太久，不会及于子孙，他心知肚明。

不再有小国家的世界

然而，子产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典型，或更具体有益的，可以因为他这样一个人，开始一种思维，一条有意思的历史之路，很可惜（该不该可惜呢？），这在中国日后的历史并没有发生。

简单说，中国的历史走向另一条路，那就是一统，一个单一大国——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必”字有实然的无奈部分，却也有人意识形态的应然积极部分。基本上，此一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历史规律，其实是把合看成常态，分是变局是动乱是得熬过去的不幸历史时刻，是“暂时的”，这极可能是现实的“倒置”，现实里，分才是自然状态，合是人的主张和成就，因此，这片广大土地，这一悠悠历史，往后并不真的存在小国家了，只剩逐鹿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也吸收生养着完全不一样的人及其思维作为。和子产农耕者的自况不同，逐鹿者是狩猎团体，真正的核心是武力，它不恋栈既有土地，不和某一方土地发展千丝万缕并且稳定的关系，既不承认有其他“国家”存在，其实也不当自身是个国家，因此消灭别人是正当的，被人消灭尽管凄惨却也无话可说愿赌服输，这是大家共同服膺的游戏规则，能计较的不过是输赢里、杀戮中那一点点人道和气度。

很长一段时日，台湾也曾把自己想成是这样逐鹿中原的狩猎团体，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电影中，记述父亲不愿意安家落户于南国台湾，家具买的都是竹制品，便宜轻灵容易朽坏容易抛弃，时候一到，该走就走。

但我们回头算一下，郑这样一个“国家”生存了多少年？至少到子产死时，已有两百年约十代人的时间了，活着的人更替了好几番，这在日后的中国历史是全然不可能也不可思议的。说来，郑还是诸国中最资浅的，它是平王东迁稍前才封国的，不像鲁宋卫始自武王周公穿越了之前四百年而来，想想，一个在某一块土地已存活两百年、以及六百年之久的小国？很显然，这绝不是竹制家具能撑过的时间，而是人和他所在的这块土地已发展出盘根错节关系、已成一个完足世界的漫长时间。从《左传》看，这几个国家最高所求不过是继续这样生存下去，或说保有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往后五十年、一百年能够不变，惟一昙花般的例外是宋襄公，他在齐桓、晋文的历史间隙里寻求成为霸主的可能，他看出了机会，或说某种幻影。后代读史者说的是他令人苦笑的失败和死亡，但真正精彩的是他的庶兄左师子鱼，这是个脑子清楚无比的人，子鱼第一时间就知道宋襄公是向着毁灭而去；宋襄公曾打算让位给他遭到拒绝，宋襄公绝对是真诚的，他一直太真诚了，让真诚硬化为一种毛病。先是，宋襄公召集了鹿上之盟和楚国争雄，子鱼为之忧心忡忡，他希冀宋国失利，很辛酸的，只有失败而不是成功才能保得住宋国、保得住像他们这样的国家：“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那年秋天，诸侯再会于盂，子鱼继续：“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果然楚国趁机扣押了宋襄公并出兵伐宋，却旋即在冬天把他放回来并退兵，但这是好事吗？子鱼讲：“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翌年夏天，襄公大举伐郑一如子鱼的噩梦，楚国当然出兵救郑，这就是有名的泓之一役，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人这么打的一场战争，宋襄公华丽也滑稽的最后演出，也是子鱼的终极确认：“所谓祸在此矣。”

是的，就是这样了，鹿上之盟启动了这一灾难，子鱼如同看着宋襄公兴高采烈一步一步走进炼狱，这是单行道，也是格林说的不赦之罪，就宋郑鲁卫这样的国家而言。《左传》紧接在子鱼哀伤的话语之后，是另一则没头没尾但很悲凉的诗一样的记述，像是记史者忽然涌上来的心事或某一幅图像，记史者心思飞越了起来：“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是的，原来的国家没了宝化为石，生活方式也全变了甚至还提前一步发生（其礼先亡）、预告着更大的毁坏将至。很多时候，未来用不着你去召唤它催促它，它自动会来，赶都赶不走，像小说家冯内古特用玩笑语气说的，未来是只小哈巴狗，它自己会跑到你脚跟前，乖得很。有时候（还挺多的有时候），你真正该做的，反而是用力抵拒它为着某种更好的可能，或至少设法延迟它，延迟了就还有点机会不是吗？就有这个那个偶然发生可能改变它一点点。

子产的准确，真正淋漓尽致的演出，是在国际事务上而不是国内治政，整部《左传》读下来，他没失误过一次，命中率百分之百，准到不可思议；而且不仅仅是大趋势的判读和其应对（大趋势反而比较不会看走眼，如秋天到了天气会变凉那样），甚至是精密到包含参与任一场盟会的具体细节掌握：谁去，带多少人，多少礼物，何时抵达哪里，先做什么，强调什么，可争取到什么，得排除哪些障碍云云。子皮有几回没听他，但马上证明子产永远是对的。这样的准确已远远超过了人的机智，而是来自于完全的理解，以及事先想好、事先准备，像好的围棋手，既正确判读大局，又实际盯着对手算清每一手应棋引发的可能变化。

春秋盟会，华丽但充满凶险，是日后中国历史再不发生的事。它最为特殊的，是那个不会重现的历史时刻——诸国林立，犬牙交错时时互噬，可是又暂时受到严格的约束，灭人国家这事基本上还不能做（尽管实际上已发生如子产指责晋国的，不这样哪来你们这些大国？），卡在那里。盟会要抢在这几天内拆定时炸弹般消弭这些已聚起如上弦的箭、难撤回（撤回有各自沉重的政治代价）难控制的力量，引爆的几率并不太低于解除。事实上，盟会很快转变成某种特殊的竞技场，用来替代战争，或说武力的夸示、威吓、取得利益云云。齐桓公之后，互信空间一再缩小谁也没办法，像回事的盟会都是所谓的兵车之会（有别于不带兵的、大家大袖飘飘潇洒而来的衣冠之会），谈判、赋诗、宴饮的会场外面就是层层围起、随时可以叫进来的军队，即使强如晋君楚王都不见得感觉安全，大礼服底下常常得加一件战甲（“衷甲”），就像今天的防弹衣一样，也就是说，这些诸国大人物看起来都比平时胖，但你知我知。

对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小国家来说，这不是光荣的盛会，而是苦不堪言。不是能否不去，而是就连迟到都不行，迟到不是当场被抓起来就是引来攻伐，这实际上都一再发生过。想想当时的交通工具、道路状况和距离，这些小国家的君王或卿大夫往往还跟无家旅人一样，行李都来不及打开又接到讯息得重新上路，这也是实际上一再发生的事。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书里回忆了一九三八年秋天大战前夕慕尼黑那场著名的列强协商：“四大强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一个小国家未来的命运，甚至连发言权都不给它。在一旁的房间里，两名捷克的外交官彻夜等着，只为隔天早上人家引领他们走过长长走廊，来到张伯伦和达拉第所在的房间里，听取这两个疲乏厌倦的大人物一边打着呵欠，一边向他们宣布死刑。”看昆德拉的语调，我们晓得他以为这是残酷而且全然荒唐的，但诸如此类的事也是春秋这两百多年里实际上发生的，该不该就讲习以为常呢？

我也是在昆德拉这里，才知道波兰国歌大概唱些什么，“波兰国歌的第一句话便是激动的：‘波兰“还没有”灭亡’”——这样辛酸到让人还会笑出来的国歌，由郑宋鲁卫以降这些国家来唱，一样很合适。“还没有灭亡”，已经是人的最高目标，也是当下最值得夸口的成就了。

鲁史的《左传》，这么详细地记述下子产在一次一次盟会宛如特技的、有书写者夸大之嫌的演出，我相信，这正是这些国家人们的津津乐道，不止鲁，也应该包括宋卫等等——这些国家，当下的难题并非全然一致，便只有盟会时刻，才被置放在一起，成为同一种国家，有着一样的现实处境和历史命运；同时，也像是面对同一张考卷作答，对错好坏一望可知，答案还可以相互比较参考。子产面对晋楚，“强悍而美丽”，在这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日后光一个晋国就裂解出三个强国，占战国七雄的七分之三）、M形化走向的历史洋洋大河之中，宛如逆势上扬。终子产执政一生，郑国从没出现什么存亡危机，甚至没在盟会吃过任何亏，倒是争得不少当下利益，包括发言权，也包括贡纳“规费”的减低、私下贿赂的不行、盟会次数和规格要求的有所节制云云。我们仔细看，子产对晋远比对楚强硬也成功争取到较多，只因为晋比楚讲理，这说明子产是审慎的、精准的强硬，绝对是分别仔细计算过的，他清楚郑国不得不服膺的每一种限制，也就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界限内让可能性极大化。

郑国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当时大概就这光景——我们差可想象，子产在盟会的每一次漂亮答案，自反而缩，当时必然在这些同样作答的国家掀起一阵阵骚动，举凡兴奋、惭愧、又过瘾又失落，还仿佛若有光的有所启示云云；而且，像规费调降这类的利益，是很实质惠及所有小国的，因此还有感谢；最终，这一定会成为一种期待：“看看这回子产又会干什么？”像等着一场表演、一个惊喜。孔子也是彼时感慨系之的人其中一名，他特别赞誉子产的文辞，正确的道理还得有人准确地、动人地说出来才行，美学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也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桃李自己还是得先开出来漂亮的花是吧，你要人们走过来，不能高傲地或说如此懒惰地只拿出光秃秃的树干。

只是，这些一度人们眉飞色舞传颂讨论的往事、这些准确的文辞及其道理乃至于所有这些“如何让一个小国家生存下去”的精密技艺讲究及其思维，在中国，其顶峰也就是子产了。日后，再没有一个小国家挣扎着要生存下去、挣扎着保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世界。更彻底来说，中国大地，接下来两千年就只剩下泱泱大国的国民了。

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

我有时会这么问，特别是人在中国大陆时，故意的，也以为是必要的——如果你生在比方说荷兰或者爱尔兰这样的国家，你说事情会怎样？你的人生会怎样？你的世界图像、你的生命态度和选择、你看待别人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和转动？

想象自己是个小国之人。

是理应有这种可能才是，或至少应该试着让这一疑问在人心里、在思维中成为可能。毕竟，人生在哪里，并不由我们决定，更不会是一种成就或一个功劳（子产在郑，孔子在鲁，叔向在晋，所以说，因为生为某个大型国家的国民而感到很骄傲，不论怎么说都是很好笑的，也是很懦弱的，而且极不礼貌）。也因此，我们往往不说人“生”在哪里，而是人被命运莫名其妙“抛掷”在哪里，这没得争论。

大国和小国，我第一时间想着的是托克维尔和他那本《论美国的民主》，一个最会看世界变化的人和一本几乎是永恒的书。托克维尔告诉我们，这是很不一样的两种眼前世界，打从根本处就不同，小国的自然状态是某种平坦的、接近透明的，而且事事具体的素朴民主样式，而大国家的自然状态则是层级的神秘的专制的，两者一开始就有如此不同的基本限制，这带来了不同的盲点、困难以及危险，也由此各自生长出不一样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两者就连残酷都是不同的。小国家也许本来更宜于人居一些，但托克维尔指出来，小国家难以遁逃的麻烦正是灭亡，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现实意识，是小国之人最沉重的负担，但如果时间延迟下来，这却也是小国之人更深沉思维的开始，逼人去想那些大国家不必或压根不会去想的事，在各种不可能处看出机会、希望和喘息空间，以及最终某种让人不免意气消沉的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子产这样的人，有乔伊斯和昆德拉那样的书写者及其思维。知道才多大、才生养多少人的小小爱尔兰光是近代三百年里出来多少伟大的书写者思维者吗？

托克维尔当时想的当然是某种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新东西、某种类似于兼有萧伯纳（又是个爱尔兰人）脑子和邓肯美貌身材的新东西，有没有呢？他以此来观看来一一分析检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由各小殖民区块（新英格兰十三州及其他，美国星条旗上曾经只有十五颗星）黏起来的全新形式大国，也为着人类历史某一种美好可能，审慎地期盼这个全新大国。我大胆地猜，托克维尔内心最深处，也许只是持续想着一种（可不可能呢？）不会灭亡的小国家吧。

美利坚合众国这往后两百五十年，知道宪政史和美国联邦大法官史的人都晓得，正因为兼有联邦（大国家）和州（小国家），两种国家，两组法律，美国于是有一部人类世界最复杂的宪法，还有更富意义的不断讨论和修补方式。美国著名的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标示了人类历史（不只是美国自身）思维的一次重大进展和由此确认，成为人类的共同资产。对于这个通常又乏味又浅薄粗俗的大国，这是美国最精彩、也让人难以驳斥的历史表现。

大国家有合适于它长时间想、长期发展的思维，它最根本的优势，我以为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株大树。然而，总的来说，人类思维的复杂多样丰硕样貌，更多是小国家的思维成果，若我们一一回溯，最原初那一个点的突破、那一个点的发现和发明，总是生于小国生于边缘。就像中国这边，思维若能用繁花绽放来说，最后的时刻是战国，紧接着春秋这两百年后；也就是，紧接于最后一次犹是小国家林立的这样一种世界。战国的繁花般思维，是这样一种世界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世界消逝之后的结晶、返景和余响，是这样活过的人的遗言。我不以为此一时间的紧紧联结只是偶然巧合，我们可以试着这么逆向检视，这些思维成果日后证实有多少是不宜于单一大国、对大国必要的垂直体系建构是危险的、得一个一个剔除掉的？这里，我们指的不只是一把火试图烧掉全部的秦始皇一人而已，一个人做出什么可以只因为他是疯子，事实上，往后这两千年，这些思维成果有极高的比例被视为异端邪说，但被后代诋毁谩骂不是最糟（其实挨骂的程度并不算严重），真正糟糕的是当它没发生过以及遗忘，这才是彻底的关闭。于是，应该感觉可惜还是不可思议？某些思维，或者说某一块思维领域的开发，在中国，其最高峰居然是两千多年前的某一个人，这今天想起来让人不大好意思是吧。

大国家的思维限制，我们可经由各种路径去探视它（比方层级系统森严的共容/排斥问题云云，韦伯讲出来的就不少），但如果只选一个聚焦地来说，我自己以为，在于国家只剩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像马克思讲只剩一个阶级时就等于再没有阶级存在了、阶级已消灭一样；惟一一个国家，也差不多就等于再没有国家这个东西存在，国家不再被想，只有没边没界无限延伸出去的“一团”现实。人没有一个外部世界、一个自身世界以外的思维支点，没有一个远方牢牢站定可以回望、反思、检查并想象，可以把“国家”当一个完整的东西、当一件事来想；更无从比较，要比较至少得有两个或两种以上的国家，而且真心相信两者（以上）是完全成立的、对等的才行，“想要了解，就得比较”，这是布洛赫的名言，可也是基本常识，接近真理。

只有一个国家，大国家的尽头模样，这在中国长段的历史时间里，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意识通常比现实更顽强更紧抓不放，现实不再，意识依然，这几乎是通则。随着现实的不断打开来，日后中国仍不断遇见其他国族，有些甚至“暂时”比中国强大如汉初的匈奴和今天的美国，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暂时”，这是一种意识判定而不是现实认知，或直接说，不承认现实（现实是，人家这样的生存方式和形式，极可能远自于太古悠悠岁月，而且和此一方土地紧密黏着，并非你的王土）。现实里，对此中国发展出很多样甚至足够世故的策略，温和的蛮横的、人道的残忍的、耐心的鲁莽的（用五十年消化你或当下就挥兵消灭你吞下你），但这些都包含于此一意识之中，是此一意识的执行，而非动摇改变此一意识（当然，怀疑是滋生的、静悄悄生长的）。也因此，几代人对抗周旋下来，动用的可能是倾国资源，但中国对于这些国族的好奇和理解，事实证明，很少高出于、深刻于战略意义及其所需。苏武整整蹲点了北国匈奴十九年之久（十九年可以看到、可以认识并体会非常非常多，尽职的人类学者都做不到这样，但史书把苏武描述为一个不屈的、石像般彻底封闭自己的人，据说他甚至连羊肉都不肯吃，义不食周粟那样，只嚼冰雪和毡毛维持生命之最低限度热量。是十九年而不是十九天！），李陵显然也很愿意对话并努力寻求说明自己的机会，但就像昆德拉讲的这些故国之人“没有人对他说，讲给我们听吧”，也许事实上他们后来有多说出来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读到，在这样高悬不动不疑的意识底下，就算有这些“多余”的话语，大概也不被认真聆听，只能删除和遗忘，就像后代把子产琥珀也似的封存在《左传》里一样。

意识比现实顽强而且持久，甚至相当程度无视现实，这有很吊诡有很奇怪吗？其实也不会。我们直接这么说吧，这极可能更接近某种所谓的人性必然，如果人不勉强自己、不更积极地设法提升起自己的话，以至于最后得靠一次比一次更暴烈的事实真相，才能粉碎此一意识如同死亡或重生（到那时已是粉碎而非调整了）——我指的是，我们都可以从他人、从自身的成长过程一再看到此一普遍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早早看到他人确确实实的存在，跟自己一样半点也没少的就活在那里，也看到一个外于自己还远大于自己的世界，坚实、有物质厚度和硬度，会让自己撞起来鼻青眼肿，但某种“惟我”的意识仍可以保持，有时、有些人还保持得更久甚至一辈子。现实世界摆在眼前，但进入它不是一个跨步而是一个过程，并不容易并不舒服，多的是挫折、苦闷和茫然无依，还会失败，就像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小说里写那个直到死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的年轻诗人。这一过程的加长和延迟，我们也可称之为人意识和思维的“幼态持续”，人走不出他的幼年期，不知道该如何较正确地缩小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恰当地置放在大世界里。

中国是个历史经历丰硕的国族，老于世故而且事事不乏睿智，这一处的幼态持续，这上头的停滞不前，于是想起来更让人扼腕，事实上，最终也零存整付地多付出巨大而悲伤的不必要代价——一直到两千年后的近代，尤其清末民初，中国面对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扑面而来更大世界，基本上仍和汉代当年面对匈奴相去不远，相较于同时期比方说日本（一个锁国心态出了名、高度神经质自怜自哀的国家），这个被迫才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如此跌跌撞撞、如此不顺利而且偏颇，别说是更深刻的思维引入和发生（出版工作的人最知道，太多西学中国还是辗转从日本习得的，包括一堆翻译名词），就连建构一支舰队都处理得如此荒唐。关于这段难堪的历史，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五千年的苍老和朽坏，但我以为这是中国这两千年的此一幼态持续，两千多年悠悠时光，不调整不预备，所以陌生、猝不及防、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犯的错多是幼稚的错误。

这段历史的反省很多也很沉恸，可有人因此怀念子产吗？或怀念认出子产、并认真记录下子产的某个或某些鲁国人吗？好像并没有。我们会说这太远了吧，的确是，那些人、那些思维和作为、那种曾经有过的人的处境，已忘得一干二净仿佛连回忆都不可能了。

由个人到国家的宽容课程

今天我们已充分知道了，或直接说，都看到了，很多进一步的思维并不在“我”之中发生，而是在我之外，在我和你、我和他们这一犬牙交错之地才演化也似的缓缓发生、发现并且发明。

比方权力这讨厌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或已经看到了，这是当代思维重大无比到不能没有的一处根本核心，一个思维起点和焦点，成果已不止于、停留于国家里、政治中，而是一再试图穿透、理解并掌握权力的所谓“本质”或说其更完整模样，各种途径各个面向地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它还散落、依存、隐身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变异面貌，怎么对我们作用、怎么不放过地折磨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脱离它，可有某一种它并不存在的世界，或至少它不存在也无需存在仍能运行不殆的世界一小角；它可能被消灭吗？或说有没有更好的替代之物；它有多少成分是自然的如同万物存在自有其质量和产生作用的力场，又有多少比例其实只是人的作为、人的诡计，凡此种种。对权力的如此思索，无可阻止的最终是一整个大思维网络的形成且继续伸展向前，几乎和整个现代思维、和整个眼前世界重叠，想证实此一成果的人，只需要跑一趟书店翻翻看看即可。但在中国，由于封闭在单一一个国家的、唯我的意识里头，人很难有机会把权力当一个完整的、有边界有全貌的东西来看来想来驳斥（要看某一物的完整模样就必须站它外头，甚至相隔一段距离，也就是从某一个没有它的地点回望），人于是只能紧紧贴住无际无垠的现实和它相处，随之起伏周旋，仿佛是二维的而非三维的；也就是你完全陷身于它里面，举不起自己当然也举不起它，很多进一步的发现和真正的反省遂无从发生，也难以思索其意义（难以“获得一个意义”，卡尔维诺）。这往后两千多年，我们说，中国对权力的某一部分理解和应用可以非常精密，精密到直至幽暗残忍险狠变态的地步，但很难超出某种帝王术统治术的小小范围，人大体上只能选择迎向它或弃绝它两种（以某种个体抉择的、抒情的方式和语言，其实是躲避，并时时心生天下之大何处容身之感）。直至今天，很让人沮丧的，人们仍动辄像谈论朱元璋和雍正那样谈论领导人，今夕何夕兮同样的语言、形式和视角，仿佛现代这几百年没有发生，没有当下世界，没有这一大堆新的思维成果、途径和工具（经济分析、社会分析……）。需要证实此事的人连书店都不必跑（书店里有一堆这样的书摆在醒目的位置），在家打开电视转到连续剧频道即可。

多年来，我一直不那么“看得起”马基雅维利，当然我并非不知他的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正是欧陆这一大块呼之欲出思维的关键起点，但也就这样了。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并没说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基本上是抒情的，甚至是表演的，尤其你如果先知道子产以及读过《孙子兵法》和稍后的《韩非子》——内容相差太远了，其广度深度精微度稠密度。这不是要说我们这边比你们那边厉害而且还可以让你们千年以上时间，而是指出来一个无可奈何如花落的历史事实：在西欧，马基雅维利之路由术走向道；在中国，子产、韩非之路则由道删除、缩减、返回成术。这与其本身内容无关，是两边不同的历史走向使然，即使中国这边本来有更充裕的演化时间。

墨子的状况也大抵如是——我们看《左传》，尤其在郑国，底层的工人匠人早已形成团体模样的东西，而且很显然有着一定的自主力量，郑国的统治阶层甚至得和他们郑重协议如金石盟誓（“尔不我叛我无强贾”云云），可视之为某种契约关系（契约这一概念在权力思维中多么重要不是吗），在实施上也发生过好几起工匠筑城不堪忍受逼迫的乱事。但这个不重叠于单一统治者的力量及思维，也很快消失于日后的历史长河之中，至少浮不上来，若还有一点无法完全消化的桀骜不驯东西，也只能成为某种游走于统治边界、游走于所谓灰色地带的现实单纯不安力量，比方漕帮马帮那一类的东西，谈不上思维或说只能等待千年之后进来的左派思维（欧陆）才有机会想它说明它，像是英籍左翼大史家霍布斯鲍姆写的书那样（比方《盗匪》一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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