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土）丹尼·罗德里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试读：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2015年7月5日
序言
经济学家是否要对特朗普令人瞠目地当选美国总统负责？经济学家也许希望自己拥有左右竞选结果的影响力。但即使他们没有促成（或阻止）特朗普上台，有一件事倒是肯定的：如果经济学家能坚持自己的经济学素养，而不是成为单纯的全球化啦啦队员，他们本可以对公共讨论施以大得多的正面影响力。
将近二十年前，当我的论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问世时，我请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为该书题写封底推荐词。我在那本书中提出，在各国政府缺乏协调行动的情况下，过度全球化将加剧社会分裂，恶化收入分配，并破坏国内的社会契约。自那本书出版以来，这些观点已被广为接受。
但是，当时那位经济学家却有些犹豫。他并非真的不认同以上观点，只是担心我那本书会成为“野蛮人的弹药”，保护主义者会对该书关于全球化缺陷的观点断章取义，为他们狭隘且自私的利益提供挡箭牌。
我现在还会从经济学同行那里得到类似的反馈。某个经济学家会在交流后犹豫地举起手问：不担心你的观点会被你谴责的蛊惑民心者和民粹主义者滥用吗？
在公开辩论中，我们的观点总是有被异见者利用的风险。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发表支持贸易的观点。这其中隐含的前提是，贸易辩论的双方有一方必是野蛮人。显然，那些抱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或贸易协定的人必定是可怕的保护主义者，而那些支持者总是站在天使的一边。
事实上，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是被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使。制药公司要求更严格的专利保护，银行争取自由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寻求特别仲裁法庭帮助的跨国公司其实对公共利益并不关心。因此，当经济学家含糊其词时，他们实际上帮助了那些自私自利的“野蛮人”政党。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遵循着一条潜规则：拥护贸易，但不过多纠缠于细节。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经济学家的标准贸易模型通常会导致强烈的分配效应，在一方获得“贸易收益”的同时，某些生产者或工人群体的收入会受损。而经济学家一直深知，运转不畅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信贷市场、知识或环境的外部性以及垄断等市场失灵，都可能会影响这些收益的分配。
经济学家也清楚，如同强化专利保护规则和协调卫生安全标准，那些超越国界的贸易协议会影响国内法规的制定，但它们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明确的。
尽管如此，只要有贸易协定出台，人们还是指望经济学家重提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产生的奇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件，对美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但经济学家始终不关注贸易引发的分配效应。他们喜欢夸大贸易协定带来的总收益，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收益已经很小。他们支持将如今的贸易协议描绘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如果知道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比如TPP）中的知识产权或投资法规条款，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恐怕也会从坟墓里惊醒。
不愿在贸易问题上实话实说，使得经济学家的公众信用度大跌。更糟糕的是，这已经助长了反对者的声势。由于经济学家未能完整地分析贸易的全貌，也没有做出必要的区别分析和警示，反而使贸易更容易受到各种错误观点的攻击。
例如，尽管贸易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但它只是造成不平等的众多因素之一，它对不平等的影响远比技术要小。如果经济学家能同时关注贸易的负面效应，那么他们在这场贸易辩论中会更像可信赖的中立调解人。
类似地，从劳工权利保护不足的国家进口商品会引发严重的分配正义问题，如果经济学家愿意正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展开更充分的公开讨论。这样，我们就能将贫穷国家低生产率导致低工资的情况与依靠侵犯劳工权利而降低成本的情况区分开来。这样，大量不存在社会倾销问题的贸易就能免受“不公平贸易”的指控。
同样，要是经济学家听取了批评者的意见，关注汇率操纵、贸易失衡和就业流失等贸易的负面影响，而不是固守那些假设不会出现失业和其他宏观问题的模型，他们本可以在关于贸易对就业影响的讨论中占据主动。
简而言之，如果经济学家能把研讨会上的警告、不确定性和质疑搬到公开辩论场合，他们本可以成为世界经济更强有力的捍卫者。不幸的是，他们一味捍卫贸易的热情事与愿违。那些对贸易抱有偏见的煽动型政客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并已大权在握，贸易经济学家至少得承担一部分责任。
如同书名暗示的那样，本书不仅尝试澄清关于贸易的种种谬误，还将纠正关于经济学其他几个领域的陈见，以便开展更加平衡且有原则的讨论。虽然贸易是这些领域的核心，而且其中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经济学各领域的发展状况，但我们在金融全球化、欧元区或经济发展战略等政策讨论中也会发现相似的症状。
这本书汇集了我关于全球化、增长、民主、政治以及经济学原理的最新非技术性工作。本书的内容来自我为“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写的月度专栏，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和长篇文章。多数情况下，我只对原文进行些许编辑和更新，提供了与本书其他部分的知识链接，并添加了参考文献和支持性材料。在某些章节，我重新改写了原有文章，以期提供一个更完整的无缝分析。完整的资料来源列在了本书的最后。
本书展示了我们应如何以更坦诚的态度分析世界经济。这种分析世界经济的方式能为我们应对全球化逆流做好准备，甚至能大大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本书还提出了一些着眼于未来的新理念，以期创建高效运作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健康的全球化。 第1章实现更好的平衡
在美国，关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讨论从来就不是热门话题。公众从未对世界贸易组织或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性贸易协定表示过强烈支持。不过，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虽然广泛存在，却也只是星星点点，难成气候。
这让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二战后缔结一系列贸易协定。始终在贸易谈判桌前争论不休的各主要经济体，签署了两大全球性多边协定，即《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此外，世界上还存在着500多个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其中绝大多数是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签署的。
但斗转星移间，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核心话题。美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同时将反对现有贸易协定作为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使从其他候选人的言谈尺度看，在当前政治氛围下力挺全球化简直就意味着在选举中不战而降。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至少部分归功于他在贸易上的强硬立场。他在选举中承诺，要对有损美国利益而使他国受益的贸易协定展开重新谈判。
特朗普等人关于贸易的民粹主义言论也许言过其实，但底层民众确实也叫苦不迭。这是因为，全球化并没有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在中国、墨西哥等国低成本进口商品的冲击下，许多美国工薪家庭陷入困境。一直以来，全球化的大赢家都是金融从业者以及那些因市场范围扩大而受益的高技能人才。虽然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唯一（或最重要）力量，但它的确扮演着关键角色。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却仍试图从近年来的贸易协定中找到有利于整体经济增长的证据。
令贸易在政治上显得尤为显目的原因是，与导致不平等的其他因素（如科技）相比，贸易往往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激起人们对公平的关注。如果一个人因竞争对手的创新优势而失业，这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倘若竞争对手将工作外包给一些国外企业，并放任它们做一些在本国会触犯法律的事（如禁止工人组织集体谈判），这种情况导致的失业就会激起众怒。人们介意的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不公平造成的不平等，是被迫在不同规则下竞争的状况。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桑德斯大力宣扬要重新修订各项贸易协定，以更好地维护美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其言论立即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因为全球贸易的停滞或逆转会使世界上最贫穷的群体失去利用出口摆脱贫困的希望。正如广受欢迎且一贯理智的Vox.com新闻网在其头条所言：“对于其他国家的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伯尼·桑德斯的言论更可怕了。”
在发达国家引发社会和公平问题讨论的全球贸易规则，并不一定会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生冲突。全球化进步人士多此一举地把贸易和减贫捆绑在一起，反而对全球化议程产生负面影响，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取舍中。
关于贸易如何惠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标准说辞，忽略了贸易史中的关键一点：那些充分利用全球化推动增长的国家使用了一套促进出口的混合策略，并实施了各种违反现行贸易规则的政策。补贴、国产化率要求、投资管制以及常见的进口壁垒，对于形成本国高附加值的新产业相当关键。而那些只依靠自由贸易的国家（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墨西哥）早已陷入了困境。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化程度较高的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喜忧参半。如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受到世界贸易组织式规则的束缚，中国将无法成功实施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战略。而在原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框架下，越南可获得持续进入美国市场的保证（美方现有壁垒其实已很低），但作为代价，越南必须在补贴、专利规则和投资管制上有所让步。
其次，并没有历史证据表明，贫穷国家只有在发达经济体采取极低或零贸易壁垒时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事实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经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进口关税还处于中等水平时。那时的关税可比现在要高。
因此，对于既担忧富国国内不平等又思虑其他国家贫穷的进步人士来说，好消息是全球化确实有可能鱼和熊掌兼得。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以较激进的方式改变达成贸易协定的路径。
不过，这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极高的。管理不善的全球化不仅对美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以及拥有全球大多数工人的中低收入国家也影响深远。因此，一国在经济开放与政策管理的独立性之间保持平衡至关重要。如临深渊的欧洲
深度经济一体化对治理和民主提出的挑战在欧洲最为明显。我曾将欧洲的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比作“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独特实验。这场实验在广泛的经济融合与有限的政治融合之间形成了一道裂口，这在民主国家历史上前所未见。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超级全球化”实验的脆弱性展露无遗，那些外部严重失衡的弱势经济体急于找到解决方案。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是：结构性改革。在他们看来，紧缩政策肯定会造成阵痛，但大规模结构性改革（放宽对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管制）会使痛苦变得可以承受，并帮助欧洲病人痊愈。
正如我将在后文解释的那样，这一想法始终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毋庸置疑的是，欧元危机对欧洲的政治民主造成了极大伤害。在欧元危机中，人们对欧洲一体化项目的信心下降，中间派政党式微，极端主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成为主要受益者。这场危机还对欧元区以外国家的民主前景造成了伤害，这一点虽不为人知，但也同样重要。令人惋惜的是，欧洲已不再是其他国家追求民主的灯塔。鉴于欧盟无法阻止其成员国（如匈牙利）实行明显的独裁专制，我们也无法指望它能推动周边国家的民主进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后果：“欧洲灯塔”的丧失，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复实施高压政策扫清了障碍。这种影响也发生在“阿拉伯之春”逐渐消逝的过程中。
误入歧途的经济政策让希腊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希腊的政治病症反映了深度一体化的“三重困境”：超级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与其他欧元国家一样，希腊不想放弃三者中的任何一个，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后，希腊又推出了一系列新计划争取时间，但迄今尚未摆脱困境。紧缩政策和结构性改革能否帮助希腊恢复经济健康，目前仍有待观察。
但历史向我们表明，希腊已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会奏效。在民主国家，当金融市场和外国债权人的利益与国内工人、养老金领取者和中产阶级发生冲突时，通常是国内居民的利益优先。
如果希腊最终全面违约，由此引发的经济乱局恐怕还不是最糟糕的，其政治后果更为可怖。欧洲一体化是二战以来欧洲政治稳定的核心支柱，一场混乱的欧元区分裂将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不仅会破坏欧洲外围高负债国家的稳定，还会将祸水引向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和德国等核心国家也将处于风雨飘摇中。
这一噩梦般的场景仿佛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极端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正是在强烈抵制19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中孕育而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体因市场力量和全球化精英阶层的膨胀而感到不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充分利用了他们的焦虑感。
当时，自由贸易和金本位的实施，降低了社会改革、国家建构和文化复兴等国内事项的优先级。经济危机和国际合作失败不仅破坏了全球化，也打击了维持现有秩序的精英阶层。正如哈佛大学杰弗·弗里登教授指出的，这为极端主义铺平了道路。面对国家利益与全球主义之间的抉择，法西斯主义者、纳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选择了前者。
幸运的是，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独裁政权已随风而逝。但经济一体化与地区政治之间一直剑拔弩张。长期以来，欧洲单一市场的形成速度要比欧洲政治共同体快得多，经济一体化走在了政治一体化的前头。
这种不同步导致民众对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文化认同的担忧与日俱增，却无法通过主流政治渠道疏解。国内政治受到的约束过多，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欧盟委员会的作用仍太过疲弱，无法获得足够的授权。
从中间派的败局中获益最多的是极右派。法国国民阵线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重焕生机，并已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对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构成严重挑战。在德国、丹麦、奥地利、意大利、芬兰和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人们对欧元的不满情绪获得选票，并在某些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扮演“国王拥立者”的角色。
反对之声不限于欧元区成员国。在北欧，有新纳粹底色的瑞典民主党领先于社会民主党，并在2017年初的全国民意调查中升至首位。在英国，即便经济学家预警了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民众对欧盟的反感和对国家自主权的渴望还是让“脱欧”力量最终获胜。
极右派的政治运动以往会利用反移民情绪。但欧盟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救助方式，以及欧元带来的麻烦，似乎使极右派的欧元怀疑论得到证实，这给他们输送了新的弹药。当勒庞被问及是否会单方面退出欧元区时，她自信地回答道：“在我当选总统后的几个月内，欧元区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国际合作的失败使中间派政治家无法充分回应国内选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诉求。欧洲一体化项目和欧元区的存在设定了政治辩论的基调：一旦欧元区崩溃，中间派精英的合法性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
欧洲中间派政治家致力于实施“更欧洲化”的战略。一方面，此项战略推行速度过快，以至于各地区的焦虑来不及舒缓；但另一方面它又显得不够迅速，并未来得及形成真正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长期以来，他们始终走在一条动荡不定且备受紧张局势困扰的中间道路上。由于坚持一种被证明是镜花水月的“欧洲愿景”，欧洲的中间派精英已伤害到欧洲一体化的观念。
对于解决欧洲危机的短期和长期措施，我们已能看清其轮廓，下文会就此展开讨论。始终横亘于欧洲面前的一个抉择是：要么启动建立政治联盟，要么放松经济联盟。但欧洲对危机的处置失当，让人很难相信它能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最终实现逢凶化吉。发展中国家的动向
在过去20年里，发展中国家欣欣向荣。正当美国和欧洲陷入金融危机、财政紧缩和民粹主义反弹的泥淖时，以中国和印度为龙头的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扶贫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南亚也曾一度与东亚为伍。然而，即使在鼎盛时期，新兴市场上空也笼罩着两朵阴云。
首先，当今的低收入经济体能否复制曾推动欧洲、美洲和东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其次，它们能否建立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实现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政治方面来看，建立和维持自由民主制度需要满足非常特殊的先决条件。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与选举式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不同，自由民主的受益者往往不具规模优势，所掌控的资源也不足。其实这并不让人惊讶，即便是发达国家，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过程中也将面临重重障碍。如果没有长期且深刻的自由主义传统，一国很容易滑向威权主义。这将对政治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增长挑战与民主挑战相伴而行。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就是我称之为“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的进程。部分归因于制造业自动化和全球化，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低收入国家正在更快地耗尽工业化机会。要是制造业在传统上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过早去工业化也许还不会酿成多大的悲剧。可现实并非如此。我将在本书后续章节中讨论相关原因。
事后看来，大多数新兴市场事实上并未实现可持续增长。与中国、越南、韩国等国的制造业奇迹不同，近期一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没有建立现代化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无须细看，你就会发现这些经济体的高增长率由国内需求而非产业升级驱动，而前者又受短期资源性商品繁荣和不可持续的公共或私人负债推动。的确，新兴市场有很多领先的企业，中产阶级的壮大也引人注目。然而，这些经济体的劳动力只有很少一部分受雇于高效企业，剩余的很大一部分受雇于非正规的低效企业。
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是否注定前景黯淡，还是能以不同于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形式存在？如果工业化失去了动力，发展中国家还可选择哪些增长模式？过早去工业化将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包容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为克服这些未来的新挑战，发展中国家需要一种崭新的创造性战略，以充分发挥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协同力量。贸易原教旨主义并不存在
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要维持一个开放、扩大的国际贸易体系”。遗憾的是，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主义原则”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贸易体系崩溃的危险很大……或者说可能将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覆辙。”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说法源于最近商界和金融媒体对逆全球化的担忧。事实上，早在1981年，这些说法便已见诸报端。
当时发达国家的问题是滞胀。犹如今日之中国，那时的贸易巨人日本逐渐渗透并接管全球市场。美国和欧洲的应对之策是建立贸易壁垒，对日本的汽车和钢铁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到处都充斥着令人心惊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言论。
历史证明这种贸易悲观论是错误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双边和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的激增以及中国的崛起，全球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实现爆炸式增长，而非如预期般每况愈下。全球化（实际上更像超级全球化）的新时代就此开启。
事后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与过去彻底决裂。正如政治学家约翰·鲁格指出的，这更像是维护而非破坏贸易机制。当时的进口“壁垒”和“自愿出口限制”是临时性的，是对新贸易关系引发分配关系调整的必要回应。
当时误发警报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是错的。如果政府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而不回应国内选民，那么局面可能会雪上加霜。在当代人看来，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防止政治压力过度积累的舒缓措施。
如今，观察者对逆全球化的担忧是否也有危言耸听之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缓慢的经济增长和民粹主义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菲尔德表示：“确保贸易一体化持续推进非常重要。”
然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各国政府正在偏离开放经济的轨道。特朗普总统可能会造成贸易混乱，但他的言胜于行。世界贸易警报网（globaltradealert.org）上有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数据库，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威胁论引用材料的主要出处。点击该网站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互动地图，你会看到遍布全球各地的红色圆圈像烟花一样盛开。这看起来的确令人担忧，但当用鼠标点击“贸易自由化措施”，你同样会发现数量上相差无几的绿色圆圈。
这次的差别在于，民粹主义政治力量似乎更加强大，更容易赢得选举。这种状况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造成的。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总统扬言退出多个贸易协定、修建驱逐墨西哥移民的隔离墙、惩罚迁至海外的公司，这些在不久之前均属天方夜谭。民族国家似乎在有意宣示着国家利益。
但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教训来看，只要有助于世界经济保持合理的开放，那么适度扭转超级全球化也可能会如塞翁失马一般。我们特别需要将自由民主的要求置于国际贸易投资需求之上。这种再平衡将有助于实现并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
让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变得危险的，并不是他提出的特定贸易主张，而在于他似乎有意掌控一个狭隘的本土主义平台。而且，他的经济政策并不能让美国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荣的愿景。
当前，发达经济体主流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他们需要以民粹主义者擅长的鼓动方式提出一个实现全球共同繁荣的愿景。不应要求这些中左和中右政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超级全球化”。如果希望以非正统的政策赢得政治支持，贸易倡导者应让自己的言论更有感召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看主流政党的政策动机是出于对平等和社会包容的向往，还是受到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驱动；辨别他们是想加强还是削弱法治和民主审议；考察他们是否尝试挽救而非破坏开放的世界经济。
2016年的民粹主义风暴必然会打断过去几十年的贸易繁荣。虽然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签署范围更小的贸易协定，但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大区域性贸易协定已等同于失效。
我们大可不必哀悼这两大区域性贸易协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相反，我们应发起一场开诚布公的原则性讨论，把全球化和发展置于新的政治现实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并将自由民主的要求摆在重要位置。回归平衡
超级全球化是一个极易招致强烈抵制的空中楼阁——毕竟，在提供市场所需的监管和法治方面，民族国家仍具有绝对优势。对超级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异议还在于，精英和技术专家对超级全球化的痴迷，难以实现经济繁荣、金融稳定和社会包容等国内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我们需要直面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程度应多高为好？在交通和通信革命明显消除地理距离的时代，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各国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贸易协定究竟能实现什么，我们该如何改进？全球化在何种情况下会破坏民主？吾国吾民对国界之外的彼邦彼民有所亏欠吗？我们该如何以最佳方式履行彼此的责任？
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在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恢复合理的平衡。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一经济体系中，民族国家能保留足够的自主权以形成特有的社会契约，并制定独立的经济战略。我认为，将世界经济作为“全球公地”的传统描述（即除非相互合作，否则各国经济将受损）极具误导性。如果一国的经济政策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内而非国际因素。各国为全球经济做贡献的最好办法，就是维持自身经济的正常运转。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至关重要的领域，全球治理仍然十分重要。而且，全球通行规则有时还可以通过提高民主审议和决策水平，优化国内的经济政策。但我认为，与那些已成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全球化协定相比，有利于改善民主的全球协定将大为不同。
几十年来，民族国家始终处于政治和经济核心地位，但长期以来也饱受抨击。接下来，我们的分析就从民族国家开始。 第2章国家的运作机制
2016年10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公开贬低“全球公民”这一概念，称“如果你自诩为全球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此言一出，举世皆惊。
她的发言招致财经媒体和自由派评论家的奚落和警觉。一位分析人士批评道：“当今最有益的公民形象，不但是诸如伯克郡这样小范围地区利益的捍卫者，而且也得是致力于提高全球福祉的斗士。”《经济学人》杂志称梅的言论代表了狭隘的逆流而动。一位学者指责她颠覆了正确的价值观，提醒人们其言论中飘荡着“1933年的回声”。
我了解“全球公民”是个什么样子：我本人就是一个绝佳样本。我在一国长大成人，又在另一国定居，且同时揣着这两国的护照。我撰写关于全球经济的文章，而工作又让我有机会游历四方。我在其他国家旅行的时间总和，超过了我在任何一个国籍所在国度过的岁月。我身边的大部分同事也都出生于海外。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国际新闻，却常将本地报纸弃置数周而不顾。在体育方面，我对本国的国家队新闻一无所知，却是大西洋彼岸一支足球队的狂热粉丝。
然而，梅首相的言辞却触动了我的心弦。它包含着一个基本事实，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恰恰说明全球的金融、政治和技术官僚精英如何故步自封，如何与同胞渐行渐远并失去他们的信任。
一些人因深感遭到全球主义精英的漠视和抛弃而牢骚满腹。经济学家和主流政客常将民众的各种抵制视为令人沮丧的挫败，而那些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政客恰恰借此煽风点火。然而，全球主义如今正在消退，而民族国家则活力四射。
多年来，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共识始终占据上风，即民族国家的现实意义在不断削弱。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全球治理上，认为国际规则与国际机构要支持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世界主义意识的崛起。
全球治理成为当今时代精英群体的箴言。他们认为，技术创新与市场自由化推动货物、服务、资本和信息的跨境流动猛增，使得全球各国联系十分紧密，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枪匹马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制定全球规则、全球协议和全球制度。这一观点如今得到广泛认可，任何质疑之声只会让人感觉犹如妄称太阳围绕地球旋转一般可笑。
要理解这个观点如何一步步形成，我们就得深入剖析一下反对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以及支持全球化治理的理由。备受抨击的民族国家
人们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过时已久的概念，与21世纪的现实状况格格不入。对民族国家的抨击超越了传统政治分歧，也是能将经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少数几种事物之一。列昂·托洛茨基曾在1934年发问，“当要确保所有欧洲人都能享有文化发展的完全自由时，欧洲经济体的完整性又如何能保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完全解除民族国家对生产力的束缚。”考虑到欧元区正经历的阵痛，托洛茨基的答案听上去有着出人意料的现代性。这也是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认可的观点。
许多当代道德哲学家也加入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行列，认为国界是无关紧要的。即使不用长篇大论的表述，他们至少也会明确表明这一主张。下面是彼得·辛格的观点：如果我们必须向所在部族或者民族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那么我们的道德就会具有部族性或民族性。但如果通信革命
催生了全球听众，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全世界面前证明自
身行为的合理性。技术变化为新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物质
基础，而新道德体系将为世间所有人服务。此前的任何道德
体系，无论其辞藻多么华丽，都无法实现这一点。
我们再看看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国家（主要是民族国家）
间的政治分歧是某种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要解
决的现实障碍，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
分支。
国界在森和辛格眼中是一种障碍。但随着商业发展和通信技术进步，世界变得更加互联互通，国界造成的现实障碍应当也能够得到解决。
同时，经济学家也对民族国家冷嘲热讽，指称民族国家是产生交易成本的源头，妨碍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这不仅仅是因为各国政府在其边境实施进口关税、资本管制、签证管理等限制措施，阻碍了商品、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主权国家的多元化产生了管辖权的分割以及相关的交易成本，货币、法律以及监管的差异成为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随着公开的贸易壁垒日渐减少，后一种交易成本的相对重要性在不断提高。进口关税只占总体贸易成本很小的一部分，而交易成本则不然。詹姆斯·安德森和埃里克·范·温库普估算发达国家相关交易成本达到关税的170%，这个量级远高于进口关税。
对经济学家而言，存在这种规模的成本，相当于在路边随意抛撒100美元大钞那样可惜。他们认为，在去除掉各国管辖权的差异之后，全球经济会从贸易中获得类似二战后多边关税自由化的巨额收益。因此，全球贸易议程愈加专注于实现监管体制的一致性，范围涵盖了从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标准到金融监管等方方面面。这也是欧洲国家注重推行单一货币以实现共同市场梦想的原因。经济一体化需要约束民族国家自身的货币发行能力，执行一致的监管措施，并实施同样的法律标准。民族国家的持续生命力
一直以来都有人预言民族国家会消亡。“对任何一个研究世界秩序的学生而言，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族国家的命运”，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曾在1966年写道。雷蒙德·弗农1971年经典之作的标题就是《困境中的国家主权》（Sovereignty at Bay）。两位学者其实本是想给“民族国家消亡论”泼冷水，但他们的笔调反映出一股汹涌的主流舆论潮流。无论是欧盟（霍夫曼的研究重点）还是跨国企业（弗农的课题对象），都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正被更有生命力的新发展趋势替代。
不过，民族国家仍不愿意就此成为明日黄花。民族国家证明了自己出色的适应力，至今仍然是全球收入的主要分配者、市场化制度的首要核心以及个人情感纽带的主要归属。只要想想下面一些事实，我们就能一目了然。
为了测试我的学生对全球不平等决定因素的直觉，我在开课第一天就问他们是希望成为穷国中的富人还是富国中的穷人。我告诉他们只需要考虑消费水平，且只将“富”和“穷”的标准认定为在一国收入分配中最顶端和最底端的5%。相应地，一个富国的标准是人均收入处于所有国家最顶端的5%，而穷国则处于所有国家最底端的5%。在知晓这些背景后，大部分学生通常会表示希望成为贫穷国家的富人。
事实上，这种选择真是大错特错。按以上设定计算，富国中的穷人几乎要比穷国中的富人富有近5倍以上。让这些学生犯错的是一些幻象：他们在穷国中见到的那些出门奔驰宝马、宅内保安门房的超级富豪只是人口中极小一部分，远比问题设定的收入分配最顶端5%的人要少。事实上，最顶端5%人群的平均收入比顶级富豪低得多。
学生们由此就会发现世界经济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人的经济财富首先是由其出生地（哪一个国家）决定的，其次才由其在国内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决定。如果用更技术性且更精确的术语来说，全球不平等主要源于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由此可知，全球化已经消除各国差别的论调可以休矣。
我们再考虑一下民族认同的作用。有人会认为，在跨国密切联系的推力以及本地关联性的拉力作用之下，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赖日渐淡薄。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民族认同仍然普遍盛行，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某些偏僻的角落里也是如此。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民粹主义反弹之前，这种情况都真实存在。
为观察民族认同感的持续生命力，我们参考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该调查覆盖了57个国家的8万多人（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在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回答一系列关于本地、国家和全球情感依赖强度的问题。我计算受访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表示“认同”或“非常认同”的比重，以此确定民族情感依赖的强度。我又计算受访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表示“认同”或“非常认同”的比重，以此衡量全球情感依赖的强度。我将以上两个比重减去受访者中对“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表示认同的比重，以便实现某种标准化。换言之，我测算了与本地情感依赖相对应的国家和全球情感依赖。研究使用了2004—2008年的调查结果，因为这一调查发生在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可排除经济衰退对调查结果的干扰效应。
图2.1显示了全球样本的整体结果以及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图中突显的并不是国民身份认同远强于“全球公民”的身份认同，因为这一点本就在意料之中。令人惊讶的发现在于，国民身份认同比本地身份认同有更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可从标准化后的国民身份认同比例仍为正数中观察到。这种倾向在整体上存在，而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最为明显。实际上，我们原本以为这两国的本地情感依赖强于民族国家的情感依赖。
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欧洲公民对欧盟的情感依赖如此之低。事实上，如图2.1所示，即便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和相关制度建设，欧盟公民身份的概念对欧洲人来说，似乎就如全球公民身份一样虚无缥缈。图2.1 国家、全球和欧盟公民身份认同（减去本地社区的情感依赖）注：该图的指标是用“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分别减去“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如此看来，自2008年之后全球情感依赖变得愈加淡薄并不足为奇。特别是在某些欧洲国家，对全球公民身份认同的比重（标准化后）大幅下降：德国从2004—2008年的-18%降至2010—2014年间的-29%，同期西班牙则从-12%降至-22%。
持不同意见的人会说，此类民意调查有意模糊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我们通常预期那些年轻人、高素质劳动力以及高学历人士会挣脱国家认同的束缚，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情感依赖方面更加全球化。如图2.2所示，这部分群体确实与其他群体存在预期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且也不会改变整体格局。即使在年轻人（2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以及专家群体中，国民身份认同感也强于本地情感依赖，比起全球情感依赖更是强得多。图2.2 社会人口学影响注：该图的指标是用“我认为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公民”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分别减去“我认为自己是本地社区的成员”的“认同”或“非常认同”比重。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最后，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人们对民族国家是否能发挥持久作用的疑问肯定已荡然无存。最终，还是国内政策制定者出手阻止了一场经济崩溃，是各国政府拯救了银行、补充了流动性、提供了财政刺激并解决失业问题。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但银行破产的影响由具体国家承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新近更新的二十国集团（G20）都只不过是清谈俱乐部。在欧元区，是从柏林到雅典的各国首都出台的决策决定了危机如何收场，而不是布鲁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的政治家采取的行动发挥了作用。而且，最终承担所有错误和些许责任的也是各国政府。支持民族国家的规范理由
从历史角度看，民族国家一直以来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进步紧密相连。民族国家有效遏制了内乱，将凝聚力网络覆盖到地方群体之外，刺激了大规模市场和工业化的发展，调动了人口和金融资源，并推动了代议制的传播。内战和经济衰退是当今“失败国家”的宿命。在那些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居民很容易忽视民族国家在克服这些挑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民族国家之所以会失去知识分子的赞美，有一部分原因是，知识分子视那些成就为理所当然的存在。
但作为一种有领土边界的政治实体，以全球化的视角看，民族国家果真是实现理想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障碍吗？或者，民族国家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是否不可或缺？换一个角度，除了强调民族国家如今仍然存在且未见衰落之外，我们还能为民族国家提出更有力的辩护吗？
我先明确一下“民族国家”这个术语。“民族国家”一词会唤起人们对于民族主义内涵的联想。本书中，我强调的不是其“民族”或“民族主义”部分，而是其“国家”部分。特别是，我感兴趣的“国家”是作为特定空间界限中有独立管辖权的实体。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将民族视为国家出现的结果，而不认为国家是民族孕育而生的产物。正如法国大革命理论学家西哀士所说：“何为民族？民族就是生活在一个共同法律体系之下并由同一立法机构代表的一众人等。”我对于民族是什么、各民族是否应拥有独立的国家或者世界上应该有多少国家等争论并不关心。
相反，我想提出一个坚实的观点，解释为什么稳健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世界经济而言。我将论证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实际上增加而非削减了价值。我的出发点是：市场需要规则，而全球市场需要全球规则。一个真正无边界的全球经济，其经济活动完全超脱于国家的疆域，必然推动跨国规则制定机制的形成，使其符合全球性市场的规模与范围。但即便实现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支持型规则并非只有一个模板，保持多样性制度之间的试验和竞争才能达到理想状态。而且，不同地方群体的需求和对制度形式的偏好大相径庭，历史传承和地理因素仍限制着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
因此，我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崩解的源头之一。我认为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行为最终只能事与愿违，它既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健康的世界经济，也不会产生更好的规则。
图2.3左半部分呈现了典型的全球主义者观点，我的观点与之不同。在全球主义者看来，由交通通信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瓦解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社会和文化障碍，培育了一个全球社区。他们进一步指出，一个全球政治共同体（即全球治理体系）呼之欲出，这将支撑和进一步增强经济一体化。图2.3 可替代的动力强化机制资料来源：D.Rodrik,“Who Needs the Nation State?”Economic Geography，89（1），January 2013: 1-19。
我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想法，强调了一种不同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可以维持政治分立且经济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不断发展（如图2.3右半部分所示）。在这种动力机制中，偏好异质性、制度的非唯一性以及地理多样性，产生了对制度多元化的需求。制度多元化妨碍了完全的经济一体化，而不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强化了异质性和距离因素。当第二种动力机制的力量足够强大时（我将在后文论证其强大的原因），按照第一种动力机制的规则运作只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超级全球化的徒劳无功
市场的运转依赖于非市场的制度，因为市场无法自我创造、自行监管、自动稳定或自主立法。任何超出邻里间简单交换的交易，都要求对运输、通信和物流进行投资。市场还需要一个有利于合同履行、信息提供和防止欺诈的环境，一种稳定可靠的交易货币，以及使成果分配符合社会规范的各类制度安排等。一个运行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需要各类体制机制为市场提供监管、再分配、货币和财政稳定以及争端管理等重要功能。
迄今为止，这些制度功能的大部分一直由民族国家提供。从二战后到现在，民族国家不但没有阻碍全球市场的发展，反而从诸多方面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该体系背后的指导原则就是，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独立的国家）都需要一定的自主政策空间，以便于它们管理各自的经济并保护其社会契约。限制国家间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管制，被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贸易自由化一直仅限于工业制成品领域以及工业化国家内部。当低成本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导致本国相关产业和地区出现失业、进而威胁国内社会稳定时，它们也会被单拎出来作为一种特殊体制对待。
不过，贸易和投资流动还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而且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有利于打造良好的国内政策环境。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要贸易和金融中心维系的各种规则。正如约翰·阿格纽强调的，国家货币体系、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实践都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石。贸易开放得以维持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更多靠的是国内政治博弈而非关贸总协定的规则。
民族国家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但也是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终极障碍。将全球化与健康的国内体制相结合，有赖于管理好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这种张力。如果像20世纪20年代时一样过多偏向于全球化，我们就会损害植根于国内体制的市场。如果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过多偏向于国家，我们就会失去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
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的思想天平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开始青睐市场而反对政府干预。这种转变的国际性影响就是我所称的“超级全球化”得到了全面推动，全球经济开始试图取消妨碍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所有交易成本。这一行动在贸易领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诞生了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规则现在已扩展到服务业、农业、补贴、知识产权、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标准以及之前被视为国内政策适用的各类领域。在金融领域，资本自由流动已经成为标准，而不是例外；监管机构则专注于实现金融规则和标准的全球协调。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则走得更远，它们率先减少了彼此间的汇率波动，并最终采用了单一货币。
超级全球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国内治理机制遭到削弱，而全球治理体制尚未完善。其中的一类失败，源自将规则制定推到远超过政治辩论和可控范围之外的超国家领域。这类失败体现为喋喋不休地抱怨民主缺陷、合法性缺失以及话语权与问责的缺位。这些抱怨已成为附着在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体制上的长期特征。
而当规则制定仅着眼于国内时，另一类失败就会出现。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迥异制度的国家开展贸易的规模提升，加剧了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和经济不安感。更具破坏性的是，已成为国内金融稳定重要支柱的相关制度（如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破产法、财政稳定器等），在全球层面上并无对应的制度安排，这让全球金融成为不稳定和大规模阶段性危机的源头。单凭国内政策并不足以解决经济金融极致开放带来的各类问题。
那些在新开放体制下表现最好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并未被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热情冲昏头脑的国家。中国取得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扶贫与经济增长成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经济开放的主要受益者。但就中国自身而言，它采取了一套极为谨慎的战略，将广泛应用的产业政策、延迟实施的选择性进口自由化以及资本控制措施相结合。事实上，中国是在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规则参与全球化。全球治理是可行之道还是空中楼阁？
目前，人们达成共识的全球化弊病，源自市场的全球性与市场管理规则的国内性之间的失衡。从逻辑上讲，这种失衡只能通过如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加以纠正：将治理范围扩展到民族国家之外或者限制市场的范围。在政治正确的语境中，似乎只有第一种选项才受人垂青。“全球治理”在不同人眼中有着迥然不同的意味。对政策官僚来说，“全球治理”是指新的政府间论坛，如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论坛。对某些分析人士而言，“全球治理”意味着跨国监管机构网络的出现，制定着从卫生到资本充足标准的通用规则。对另一些分析者而言，全球治理是一种“私人治理”体制，对应着公平贸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制度。不过也有一些人将其想象为可问责的全球管理流程，这一管理流程“依赖于本地辩论，并在全球比较中获取信息，且在公共理性的空间里运作。”对许多活动家而言，这意味着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着更大的掌控力。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全球治理新形态仍然很脆弱。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够发展壮大，变得足以经受超级全球化的冲击，并激发真正的全球认同感。我不认为全球治理模式能做到这一点。我将从如下四个方面阐述我的观点：（1）市场支持型制度并非万能；（2）地方团体对制度形式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偏好；（3）地理距离限制了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4）不同制度之间的实验和竞争才是理想的形式。市场支持型制度并非万能
正如我之前所言，确定市场支持型制度提供的“功能”相对简单。这些制度能够创造市场、监管市场、稳定市场并为市场提供法治基础。但确定制度应采取何种形式则另当别论。我们并无理由相信这些功能只能以特定的方式提供，或者认为发挥这些功能的制度形式屈指可数。换言之，制度功能并不会一对一地映射到制度形式上。
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某种变体。但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历史上都是在大相径庭的制度环境下不断发展演进的。它们在劳动力市场、公司治理、社会福利制度和监管手段等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实践做法。这些国家在不同制度规则下同样成功地创造了可观的财富，这说明了经济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条条大路通罗马。是的，市场、激励、产权、经济稳定和可预期性都很重要，但我们并不需要千篇一律的药方。
经济增长本就起伏不定，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所以对某种制度的短暂追捧也实属正常。近几十年来，欧式社会民主、日式产业政策、美式公司治理和财务制度都在不同阶段受到追捧，待到其光芒黯淡之时才会淡出人们关注的视野。尽管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极力推行最佳实践，但制度模仿鲜有成功的案例。
制度模仿不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制度组成要素通常是彼此互补的，只关注局部的改革注定会失败。例如，当劳动力市场缺少职业培训项目和完备的社会安全网时，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允许公司可以更随意地解雇工人，这就容易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利益相关者约束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允许金融机构自我监管将带来一场灾难。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一书中，彼得·霍尔和大卫·索斯凯斯确定了发达经济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类型，他们称之为“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和“协作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如果我们将视野拓宽至亚洲，当然还能发现其他制度类型。
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则同制度设计与生俱来的可塑性有关。正如罗伯托·昂格尔强调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在当世观察到的制度差异已穷尽了一切可能。理想的制度功能，如将私人激励机制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协调一致、确保宏观稳定以及实现社会正义等，都可通过不计其数的方式实现，其中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世间并不存在一套最佳的制度组合模板，那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幻象罢了。
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上的差异不会产生实际后果。制度的可塑性并不代表制度总能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多社会中，制度显然未能为生产、投资和创新提供充分的激励，更别说能支持社会正义了。但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社会中，不同的制度安排也常常会对不同群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例如，与协作型市场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经济为最有创意和成功的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让工人阶层产生更多经济上的不安全感。理查德·弗里曼就指出，在高度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分布区间较窄，但并不一定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对此，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类比。这条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有效均衡都可通过一个禀赋分配合理的竞争性均衡来达成。事实上，制度安排就是那些指导人们如何配置各类社会资源的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各种禀赋的分配方式。每一个帕累托改进结果可在一套特有规则的支持下实现。反之，每一套规则也都有潜力产生各异的帕累托改进结果。（我说“有潜力”是因为，“糟糕的”规则显然会产生人人受损的帕累托倒退结果。）
我们尚不清楚如何在各种帕累托有效均衡中做出事前选择。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使人们在不同的可选制度之间进行抉择时如此困难，因此留给政治共同体决策不失为一种最佳方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