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闻传播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继静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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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闻传播史试读：

法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政治上经历了激烈的变革与动荡，新闻传媒业的发展与政治格局的演进密不可分。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200万年前，法国境内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遗迹，距今10万年前出现了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距今4万年前又出现了晚期智人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公元前7世纪—前1世纪，来自中欧山区的凯尔特人（Celt）越过莱茵河，逐渐散居到法国全境。公元前51—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征服了这些人，称他们为高卢人（Gallia），并设立了高卢行省。5世纪初，北方蛮族不断入侵高卢行省，罗马帝国岌岌可危。到公元486年，蛮族法兰克人（Frank）领袖克洛维（Clovis I）侵占高卢地区，建立了墨洛温王朝（Mérovingiens，约公元481—751），由此开启了法兰克王国时期（les Royaumes des Francs）。公元751年，宫相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夺取政权，建立加洛林王朝（Carolingiens，公元751—987），他的三个儿子通过《凡尔登公约》（Le traité de Verdun，公元843）瓜分国土，其中西法兰克王国构成现代法国版图。此后法国历经卡佩王朝（Capétiens，公元987—1328）、瓦卢瓦王朝（Valois,1328—1589）、波旁王朝（Bourbons,1589—1789），直到1789年大革命推翻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这以后，形形色色的保皇派与共和派不断斗争，导致法国政权在共和国与帝国之间摇摆，先后出现了第一共和国（1792）、第一帝国（1804）、第二共和国（1848）、第二帝国（1852）。第三共和国（1870）建立后不久，共和派终于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防止了帝制复辟。进入20世纪后，法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建立第四共和国（1946），又经过1958年的改革与修宪而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1958）。

地理位置决定了法国新闻业总是与周边各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国是欧洲大国，国土面积约55万平方公里，在欧洲排名第三。国家地图呈六边形，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与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等国接壤。法国南部是地中海，西部是大西洋，与西北方向的英国隔着英吉利海峡。由于上述地理格局，早在旧制度时期（L' Ancien Régime）,法国国王便通过皇家特许制和书报检查制严密控制出版业，很多出版物只能在邻国印刷并走私到国内。20世纪上半叶，法国政府严密管制新兴的广播业，为邻国建立对法广播的民营电台创造了市场。直到今天，这些“外围台”依然是法国受众的重要选择。1993年欧盟建立以来，法国与周围各国展开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合股投资广播电视公司、联合制作影视节目等举措层出不穷。

从行政区划上看，法国境内共有22个区、96个省和36400个市镇。大巴黎区（即法兰西岛）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据统计，2014年法国总人口有6661万左右，其中法兰西岛人口就有1100万，这意味着大巴黎区集中了全国16.5%的人口。所以，法国新闻业的历史发展素有一条隐秘的线索，即巴黎与外省的分野。在旧制度时期，巴黎是法国新闻业的中心，以《公报》（La Gazette）为首的官方报刊大都在巴黎发行，外省很少有定期刊物。大革命以后，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如雅各宾派清洗新闻业），再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鼓励（如拿破仑帝国下令每个外省创立官方报纸），外省新闻业才逐渐发展起来。二战以后，左派联合政府改造新闻业，取缔了很多战时投敌的媒体，导致巴黎媒体失去影响力，外省的报纸和广播台反而获得了发展空间。如今，法国已经形成了外省新闻业日益繁荣、其影响超越巴黎媒体的局面。

从国际地位上看，法国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大国地位，决定了法国的新闻业具有国际性影响。早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旧制度时代，法国便是欧洲大陆的文化中心。自18世纪直到20世纪初，法国一直是仅次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强国，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尽管经历二战的重创，法国还是成为二战的战胜国，也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此外，法国还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创始会员国、法国集团和《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t）的成员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通过的《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homme et du citoyen）首次以宪章的形式提出了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启发了很多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献的相关陈述。1881年通过的《新闻自由法》（la Loi s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de 1881）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闻法，被瑞典、葡萄牙、荷兰、芬兰等很多欧洲国家借鉴。创立于1832年的哈瓦斯通讯社（Agence Havas）是全世界第一个通讯社，为路透社等其他通讯社培养了人才。19世纪末，随着法国的殖民扩张，哈瓦斯社垄断了全世界法语地区的新闻服务。二战以后，在哈瓦斯社基础上建立的法国新闻社（L' Agence France-Presse, AFP）依然维持了国际性通讯社的地位。图1-1 法国手绘图（李歌吟作）图1-2 法国国旗第二节文献与研究

法国新闻传播史受到的学界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总体而言，法国学者最早开始法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也最多，涵盖法国图书报刊出版、广播电视业、新媒体、新闻立法与管制等各个方面。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虽然主要兴起于二战以后，但在国际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旧制度的图书出版、新闻自由与法国大革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等方面，很多英文研究成果对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法国新闻史主要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仍以个案研究与概要介绍为主，系统性的研究尚付阙如。一、法文文献

法语新闻史研究中，最醒目的成果是一系列新闻通史。较早的法国新闻通史由19世纪末法国新闻史权威欧仁·阿坦（Eugène Hatin）完成。他最早于1846年撰写了120页的《法国新闻史》小书，1853年扩展为320页的《报纸》。因为身处19世纪下半叶，他将法国新闻史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631—1789）讨论旧制度的新闻业，第二阶段讨论现代新闻业（1800—1880）。在此基础上，他编著了8卷本《法国报业的政治史与文学史》，成为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法国新闻史著作，被后来很多学者提起或引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新闻通史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成果。乔治·魏尔（Georges Weill）是其中的先行者，他的著作讨论了法国政治报刊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到20世纪60年代，先有热内·德·里瓦尔（René de Livois）出版两卷本的《法国新闻史》,后有克劳德·贝朗热（Claude Bellanger）出版的《法国新闻通史》,两者成为60年代系统研究法国新闻业发展史的代表作。引人注目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法国新闻史家中出现了一种研究视角的转向，传统的媒介视角被新闻记者视角所取代。马克·马丁（Marc Martin）与克里斯蒂安·德尔波特（Christian Delporte）先后出版了法国近代新闻通史著作，其标题中都出现了“新闻业”“新闻记者”等关键词，令人耳目一新。当代较新的通史性著作则是吉勒·费耶尔（Gilles Feyel）于2000年出版的，讨论范围始于18世纪、终于20世纪末，基本涵盖了法国近代新闻史的主要阶段。

除法国新闻通史外，还有一批新闻断代史的研究。例如，亨利·阿夫纳尔（Henri Avenel）的研究始于大革命，终于1900年；雷蒙·马内维（Raymond Manevy）的研究始于勒诺多，终于罗什福尔，这两个人物均堪称旧制度与新时期的报业大亨；玛丽-夏娃·泰朗蒂（Marie-Ève Thérenty）与阿兰·瓦扬（Alain Vaillant）的新著则梳理了19世纪的新闻界与文学界。以上三部作品均是跨度极大、涵盖商业报刊发展盛期的新闻断代史。此外，让·安德烈·富歇（Jean André Faucher）研究了1830—1960年间的法国新闻史，米歇尔·帕尔梅（Michael Palmer）研究了法国新闻业黄金时代（1863—1914），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著作。

通史与断代史外，还有一批聚焦于特定阶段或特定主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旧制度时期的口头传播与手抄新闻原本主要是英语学者的兴趣点，法语学者反而较少关注，但最近20年，这方面的法文著作也日益增多，研究的范式与讨论的对象也与英语学者十分相近。除众多论文外，较有代表性的是穆罗（Moureau）和利尔蒂（Lilti）的专著。

法国人对本国近代印刷书籍的研究始于二战以后。1942年，路易·玛丽·米雄（Louis Marie Michon）首先发表了研究15—16世纪印刷史的著作，为研究法国印刷书籍的起源奠定了基础。60年代，三部有关17世纪印刷书籍的研究著作出版：一是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有关巴黎图书出版业的研究；二是热纳维耶芙·博莱默（Geneviève Bollème）有关盛行于乡村市集的廉价历书、蓝皮书的研究；三是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的专著，研究了法国东部重要贸易城市特鲁瓦（Troyes）的廉价蓝皮书。这些研究反映了启蒙运动前印刷书籍在法国盛行程度，尤其凸现了巴黎与外省在书籍消费方面的明显差异。到70年代，勒内·穆利纳（René Moulinas）出版了一部厚重的专著，讨论18世纪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Avignon）的图书印刷和出版业，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个案。

对旧制度定期报刊的研究始于19世纪，经过一百多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至鼎盛。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新闻史大家欧仁·阿坦较早研究了近代报刊在欧洲的起源，并关注荷兰出版的法文公报和法国境内的地下报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前文提及的吉勒·费耶尔与另外两位新闻史大家皮埃尔·雷塔（Pierre Rétat）和让·斯加尔（Jean Sgard）陆续发表了大量有关旧制度时期图书出版与报业情况的著作。费耶尔早年曾研究旧制度最大官报《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在外省的印刷与传播，由此开始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新闻业，后来还曾出版有关大革命期间报业的辞书。皮埃尔·雷塔的著作大都集中于旧制度末期与大革命盛期的法国报纸，但21世纪的新著也开始讨论欧洲各国的法文公报，为理解当时的走私刊物提供了更多证据。让·斯加尔的研究焦点与雷塔相近，但其成果更多地表现为史料、书目与词典等资料汇编。除此之外，20世纪80—90年代还出现了几部专题研究，聚焦于旧制度报业的某个特定方面。例如，尼娜·拉特纳·吉尔巴（Nina Rattner Gelbart）着重研究了旧制度时期的激进报刊，克劳德·拉布罗斯（Claude Labrosse）讨论激进报纸如何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到来，马克·马丁（Marc Martin）聚焦于大革命前后10年间军队报纸的发展情况。

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报刊层出不穷，立场极端，稍纵即逝，这段时期的新闻业自然成为研究热点。20世纪60年代，著名新闻史学家雷蒙·马内维（Raymond Manevy）首先将大革命与新闻自由斗争并置研究，探讨了旧制度的书报检查、革命后的新闻自由等问题。到80年代，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开始出现。让-保罗·贝尔托（Jean-Paul Bertaud）讨论了大革命爆发时期（1789—1792）的保皇派报纸，乌齐·埃利亚达（Ouzi Elyada）则聚焦于对立面——同时期的大众化报刊与小册子。

此后的每一历史阶段，几乎都有相关专题研究。例如，夏尔勒·马克·德格朗热（Charles Marc des Granges）研究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的文学刊物，尤其聚焦于小说与批评。罗歇·贝莱（Roger Bellet）、让-皮埃尔·金茨（Jean-Pierre Kintz）先后对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的报刊进行了研究，雅各·凯泽（Jacques Kayser）对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的报刊进行了研究，亨利·勒纳（Henri Lerner）聚焦于这段时期的左派激进报纸，雅各·勒泰夫（J. Letheve）则考察了同时期影响重大的报刊讽刺漫画。巴黎公社是第三共和国短暂而特殊的一段时期，A．加尼埃（Gagnière）的著作便以此为研究对象。针对20世纪以后的各阶段，也有不少专题研究。雷蒙·马内维另有一部专著聚焦于两次大战期间（1914—1939）的法国新闻业，克劳德·埃斯捷（Claude Estier）则研究了1914—1962年间的左派周刊。二战结束后不久，乔治·科捷（Georges Cottier）与前文提及的克劳德·贝朗热先后出版了有关二战时期的地下抵抗报刊的研究著作。80年代，同样的主题再次被讨论，莫里斯·武泰（Maurice Voutey）研究了内地占领区的地下报刊。有关二战后初期法国报业史的研究，当以让·莫坦为代表。他的两本著作讨论了战后法国政治报纸发展的历史，并断言自1946年《宪法》颁布以后，独立的自由报纸已经不复存在。让·施韦贝尔（Jean Schwoebel）的研究也有同样深刻的反省，他的著作讨论了报业与权力、资本的关系。同一时期，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也讨论了同一问题。

此外十分重要的是有关当代法国新闻业的介绍。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系列丛书《法国新闻业》（La presse française）。皮埃尔·阿尔贝尔（Pieere Albert）从1968年开始主持编著该书，每四年出版一卷，最近一卷出版于2008年。该书实际上是法国新闻业的发展报告，全面总结了法国新闻业发展的阶段性状况。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特定角度的研究。例如，地方报刊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M．马蒂安（M. Mathien）的地区日报研究为始，新千年又有著述颇丰的马丁·马克出版的新作，聚焦地方报刊兴起阶段的研究。相对而言，巴黎新闻业的研究起步更早。1945年热内·马泽迪耶出版的相关著作，研究范围始于旧制度的报业大亨勒诺多创办《公报》，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涵盖巴黎新闻业最鼎盛的一段时期。

有关法国广电业的研究始于二战以后。早在1946年，让·特弗农就已出版了有关法国广播电视诞生时代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到20世纪末得到另一位学者的回应，卡罗琳·于尔曼-莫里亚（Caroline Ulmann-Mauriat）从政治史的视角考察了法国广播业的起源阶段。1979年，勒内·杜瓦尔（René Duval）出版了《法国广播史》。1982年，雅各·穆索又出版了《法国电视史》。这段时期正值法国最高广电管理机构大举改革前夕，这两部著作对法国广播电视业自诞生至建立国家全面垄断的过程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播电视业的全面自由化与多元化，类似的研究大量出现。玛丽-夏娃·夏马尔（Marie-Ève Chamard）与菲利普·基弗（Philippe Kieffer）基于两年调查而撰写了有关20世纪80年代法国电视业变迁的专著，着重探讨了电视业结束公营、开放民营的原因、效果与影响。H．米歇尔（H. Michel）的著作聚焦于法国电视史上的重大事件。L．弗兰切斯基尼（L. Franceschini）对法国广播电视业的相关法规进行了研究。值得关注的还有广电业相关的资料汇编，如1984年塞西尔·梅亚代尔（Cécile Méadel）与卡罗琳·莫里亚（Caroline Mauriat）代表法国电视史委员会与广播史委员会编著的广电史资料，1999年让-诺埃尔·让纳内（Jean-No攃l Jeanneney）出版了有关法国广播电视业的研究词典。最近的成果是广播电视研究的开创者让·特弗农的新著，对法国20世纪的广播电视史进行了总结。

对特定传媒机构的研究也有不少。有关法新社的研究早自该社创立不久后便开始出现。莱斯利· J．马丁（Leslie J. Martin）于1950年出版了有关法新社的著作，介绍了法新社建立初期的情况。九年后，皮埃尔·弗雷德里（Pierre Frédérix）出版的著作将法新社的历史进一步上述至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建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有关特定报纸的研究，也有不少例子。战后不久，热拉尔·瓦尔特（Gérard Walter）曾经研究过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报人埃贝尔和他的《杜歇老爹报》。1959年，雷蒙·巴里永（Raymond Barrillon）探究了20世纪30年代《巴黎晚报》（Paris Soir）大获成功的原因，并将之归结为“让·普鲁沃斯特策略”，即广泛采用各种广告营销手段。2001年，阿兰·瓦扬与玛丽-夏娃·泰朗蒂再次合作，研究了埃米尔·德·吉拉丹的著名廉价报刊《新闻报》（La Presse）。2005年，在《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创刊90年之际，洛朗·马丁出版了有关这份政治讽刺报刊的专著。

在新闻管制与新闻法方面，首先有旧制度时代的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包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部著作，以及同一时期弗朗索瓦·韦耶（Françoise Weil）对旧制度时代禁书的讨论。其次是新闻法的研究。亨利·赛利耶（Henry Celliez）等人在1881年《新闻自由法》颁布后不久，便发布了负责制定该法案的委员会、立法机关等制定的先期报告、草案等文献，为后来的学者考察《新闻自由法》的时代背景与制定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这方面，先有埃弗利娜·叙勒罗（Evelyne Sullerot）、后有安妮-玛丽·吕冈，她们都以法国女性报刊和杂志为研究对象。最近，德尼·马雷夏尔（Denis Maréchal）研究了19世纪末活跃在外省报纸中的著名女记者热纳维耶芙·塔布伊（Geneviève Tabouis），既是女性视角，也是少有的针对新闻记者的研究。二、英文文献

由于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旧制度时代的各个面向都成为英语学者的研究热点，新闻传播领域也不例外。例如，18—19世纪中期的法国沙龙与沙龙女主人早已不是新鲜话题，甚至针对早期“职业”新闻搜集者“包打听”（nouvellistes）也已有英文专著。在21世纪新媒体的语境中，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又以18世纪中期的流行歌谣为研究对象，勾勒了一个互联网诞生前早已长期存在的“早期信息社会”。他的研究揭示，宫廷精英的权力斗争、文人墨客的启蒙思想、中下阶层的流言蜚语并非各行其是，而是相互利用。口头新闻、手抄新闻与印刷新闻从来就不是前后相继、非此即彼的历史现象。

18世纪的图书史领域也有众多的成果。1958年，大卫·T．波廷杰（David T. Pottinger）的著作讨论了旧制度时期的图书贸易，为后来法国图书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自70、8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视角，为这一方向注入新的活力。例如，罗伯特·达恩顿着眼于旧制度时期的图书生产机制。他既研究启蒙巨著的制造（如伏尔泰的《哲学问题》、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探讨违禁作品（如色情文学）的生产，甚至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色情作品的暗号便是“启蒙”读物）。他对出版商、书商与作者的研究揭示，即使是色情文学、反动小册子的作者，也与特许出版商、书商一样，想尽办法进入体制内。大革命的鼓动者与旧制度联系远比一般想象的更紧密。又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研究了16世纪里昂的印刷工人和印刷行会，揭示了这一新兴行业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宗教信仰与组织认同的复杂关系。此外，罗歇·沙尔捷（Roger Chartier）与阿兰·比罗（Alain Bureau）先后出版了有关旧制度时期印刷术与出版业的论文集。文集中的论文分析了印刷术对旧制度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尤其揭示了教会与世俗政府如何利用印刷文字控制民众的行为与思想。有些论文还讨论了节日庆典、陈情书、蓝皮书等旧制度时期的各种重要传播形式。这些研究都运用新史料重新审视旧制度时期的出版业，得出了很多与传统史学相反的结论，构成了新文化史的研究趋向。

新趋向也反映在旧制度的报刊研究中，尤其是对反对派报刊、激进报刊或地下报刊的研究。1932年，米尼· M．米勒（Minnie M. Miller）发表了有关路易十四时代定期刊物的研究。60年代，玛丽·诺埃勒·格朗-梅尼尔（Marie No攃le Grand-Mesnil）考察了更早时期的反对派报纸，即福隆德运动中反对首相马萨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的刊物。90年代，杰里米· D.波普金（Jeremy D. Popkin）撰文总结和梳理了大革命后两个世纪的法国报刊史研究，揭示了报刊史研究的文化史转向。波普金自己也是后一股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版的多部著作都聚焦于大革命前夕或大革命盛期的报纸，侧重分析报纸的党派立场与革命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杰克·理查德·森瑟（Jack Richard Censer）分别研究了启蒙运动时代（17—18世纪）的激进报纸和大革命爆发初期（1789—1891）的政治报纸，揭示了这两个时期政治新闻记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与上述主题相对的是旧制度时代的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吉尔斯·巴伯（Giles Barber）讨论了18世纪管制出版的法律《出版法令》（Code de la librairie）。罗伯特·沙克尔顿（Robert Shackleton）集中考察了启蒙时代的书报检查制度。雷蒙德·伯恩（Raymond Birn）在梳理书报检查制度的基础上，勾勒了皇家书报检查官的群体像，并以大量实例分门别类地讨论了检查官的审查原则。克里斯托弗·托德（Christophe Todd）着重讨论了审查制度的瓦解过程。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与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Harris）则比较了17—20世纪英法两国的出版管制。

与法语学者一样，英语学者也热衷于研究大革命催生的立场迥异、散漫不羁而又难以长命的报刊。休·高夫（Hugh Gough）、哈维·奇兹克（Harvey Chisick）的著作都研究了大革命的激进报刊。相反，默里·J．威廉（William J. Murray）集中讨论了大革命中的右派报纸，哈维·奇兹克分析了保皇派《国王之友报》（L' Ami du Roi）的编辑、发行和阅读情况。杰里米·波普金的新著是研究七月王朝初期的政治报刊。

19世纪的法国报业研究以较长时期的断代史为主。克莱德·托格马丁（Clyde Thogmartin）研究了从1631年勒诺多创办《公报》到20世纪末的法国新闻史，基本涵盖了近代新闻业的主要发展阶段。艾琳·柯林斯（Irene Collins）研究了1881年《新闻自由法》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新闻业，这是法国报业的黄金时期。琼·K．切勒比（Jean K. Chalaby）的论文则集中探讨1830—1920年法国新闻业对英美新闻业的效仿。20世纪的众多研究围绕战争对新闻业的影响而展开。罗斯·F．柯林斯（Ross F. Collins）探讨了法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的新闻审查。洛朗·韦雷（Laurant Véray）以一战期间的电影新闻片为例，揭示了政府利用媒体宣传战争的机制。克利福德·威格尔（Clifford Weigle）的两部著作聚焦于两次大战的中间期，一则研究巴黎报纸，一则研究哈瓦斯通讯社的兴起与衰落。V．比尼翁（V. Bignon）和M．弗朗德罗（Marc Flandreau）的论文试图解释二战前报业衰退与财团并购同时出现的原因。道格拉斯·麦克默特里（Douglas McMurtrie）的论文研究二战时期沦陷区的地下报刊如何支持戴高乐（de Gaulle）将军领导的抵抗运动。肯尼思·奥尔森（Kenneth Olson）、利昂·罗林（Leon Rollin）等人讨论了二战以后报纸在印刷、广告、资金、政府干预等方面遭遇的挑战。1962年国际新闻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发布的系列报告也梳理了战后法国的报业格局、成败得失、新闻法规。法国广播电视业不同于英美模式，因此也受到英语学者的关注。鲁思·托马斯（Ruth Thomas）研究了法国广播业与民主制的关系。G．黑尔（G. Hare）研究了法国开放广电业民营以来的十年（1982—1992），并以“丛林法则”形容这段时期民营广电业的竞争。雷蒙德·库恩（Raymond Kuhn）的《法国媒体》系统梳理了法国新闻史及其政治、经济背景，但讨论焦点却是广播电视。全书大量篇幅讨论了戴高乐时期的电视业、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的兴衰、国家垄断的终结与广电业的自由化、私有化等问题。而对法国当代电视业的概要性介绍，则有希拉·佩里（Sheila Perry）的著作。此外，理查德·柯林斯（Richard Collins）研究了欧共体背景下法国的广播电视政策，着重解析了法国政府如何解决维持民族文化与建构无国界电视的矛盾。传媒集团的扩张在英、美等国已有很多研究，而法国的情况却较少引发讨论，这类研究尤其难得。罗埃·戴维森比较了当前传媒集团并购的法国模式与美国模式，认为法国的传媒集中过程更多地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不如美国模式那样商业化。另外，克拉克·埃里克·胡尔特奎斯特（Clark Eric Hultquist）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媒介巨头汤姆森集团在法国的扩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采用少数族裔视角的研究。例如，A．哈格里夫斯（A. Hargreaves）的专著探讨了后殖民时代法国电视中的少数族裔，斯蒂芬·M．克劳切（Stephen M. Croucher）的论文探讨了法国穆斯林的媒介使用。罗伯茨的论文探讨了法国当代7家主流媒体推动2010年面罩与罩袍禁令的原因。三、中文文献

中国学者对法国新闻史的研究，起步于翻译引介和教材梳理。相比之下，特定历史阶段的新闻史研究仍相对较少。沈固朝广泛引用中西文献，系统梳理了欧洲书报检查制度，并将君主专制国家法国作为典型个案深入讨论。杨慧彦的硕士论文从传播学视角讨论了18世纪末法国的口头新闻。梁萱简要介绍了拿破仑的新闻宣传思想，韩伟华就同一话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展江集中讨论过19世纪30年代法国的报纸文学。陈日农梳理了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报纸。朱静的两篇论文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报业盛行的受贿现象。李峰的三篇论文分别讨论战后法国报业发展的新趋势：即报业资本日益集中、报纸内容的“非政治化”、地方报业的兴起。周小兰对法国学者的新闻史研究综述《法国的新闻史研究》为了解这方面的学术动态提供了参考。法国新闻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学者研究较多的领域。孙娴系统梳理了大革命至第二共和国（1789—1852）的新闻出版法，并分析了这段时期法国重要的报纸。周孚林的论文聚焦于1881年《新闻自由法》这部当时最先进的新闻法。辛兰香的论文比较了韩国与法国的新闻法，可惜对比较前提缺乏必要的讨论。

法国传媒业的管理体制与英美模式不同，政府干预、政策引导相对更多，因此引起中国学者关注。较早讨论法国媒体管理体制的有孙维佳，最近几年的同类研究还有吴飞与姚颖、张玉与黄延峰、汪梦、刘鸣筝等。与出版业管理体制相比，广播业管理体制引起较多学者关注，如较早的许崇山、孙维佳，后来的李波与胡正荣，较近的罗治平。林诗庭尤其大量引用法国广电机构的官方材料，系统梳理了法国公营广播电视体系的沿革。

对法国传媒业的现状介绍，较早有王泰玄，较近的如李翔，2015年甘露对法国传媒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总结出传统媒体继续衰退、新媒体发展放缓的总体特点。有的介绍限于某类媒体，如当代法国杂志、收费网络报纸等。还有的针对特定机构，如介绍法国新闻学院、法国文化电台、对外传播媒体法国电视5台。新世纪以来，法国传统报业面临新的挑战，这一类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如郭瑞煌与陈淑荣讨论了法国报业面临的资金压力，郭建良聚焦《世界报》同人办报模式遭遇的挑战。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法国新闻史的研究以法语学者为主流，但英语世界的贡献也不容忽略。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且以教材、论文为主，尚没有较为深入的专著，更没有通史性的著作。第三节结构与创新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法国近代新闻业历史发展进程的著作。作者大量借鉴法语、英语世界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成果，尝试以中国学者的视野建构一部法国新闻传播史的主要脉络。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为序论，勾勒了理解法国新闻传播业所必须的历史地理、行政区划与国际地位，并详细梳理了法国新闻传播史领域已有的法文、英文与中文研究成果。第二章至第十章为主体部分，按时间顺序讨论了法国近代新闻业的史前、开端、发展与现状。其中第二章讨论近代印刷业出现以前的新闻，按照非语言新闻、口头新闻、手抄新闻等传播形式分别介绍。第三章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印刷新闻，集中分析了书籍与报刊两种类型，并重点探讨了旧制度的书报检查制度与特许出版制度。第四章涉及大革命以至拿破仑帝国时期，梳理了各种政权的更迭背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巴黎与外省的报业发展，革命恐怖与新闻管制的反复，新闻立法的逐渐形成。第五章与第六章讨论法国报业的黄金时代，从181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广泛分析了新闻业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背景，并重点研究了1881年《新闻自由法》、哈瓦斯通讯社、巴黎重要的商业报刊等内容。第七章涵盖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中间期，讨论了战时的宣传与监管、附逆与抵抗。第八章涉及二战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先后讨论了战后重建与恢复，1947年以来报业的危机与兼并，广电业与通讯社的国家垄断等问题。第九章讨论20世纪的最后20年，侧重介绍80年代以后新闻业的自由化与多元化改革，尤其梳理了最高视听委员会的形成过程，勾勒了民营广播、电视媒体的格局。第十章介绍法国新闻业的现状与前景，主要讨论新媒体语境下的挑战与机遇。

与国内已有的法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相比，本书试图在历史分期与史料挖掘方面有所创新。全书以媒介社会学视角为基础，结合法国史背景，建构了法国新闻史的研究框架。这样的安排既是为了摆脱以媒介史为主的技术决定论，也是为了避免了以政治经济史线索取代新闻传播史脉络。在史料收集上，作者尽可能全面地搜罗与整理法国历史上的重要媒体、人物与事件，并大量引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络数据库提供的媒体原件。本书提及的大量外省媒体，甚至包括一些巴黎媒体，都是首次出现在中文文献中。众多新闻界的代表人物，如勒诺多、庞库克、马拉、吉拉尔丹、罗什福尔、塔布伊等人，亦是首次在中文文献中有专节论述。全书用5章篇幅详述19世纪末—21世纪初的法国新闻业，某些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数据更新至2014年，一些重要事件更新至2015年。第二章历史上的非印刷新闻现代新闻业伴随着古登堡印刷术而诞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法国不存在新闻传播。在印刷新闻出现之前的漫长时期，法国人利用各种符号、仪式、口头、手抄等手段传播新闻，这些非文字的新闻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节图画、符号与仪式

早在距今4万年前，法国境内的晚期智人“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便已在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河和索恩-罗纳河峡谷的洞穴中留下众多精湛的洞穴壁画。其中在多尔多涅地区拉斯科岩洞发现的“受伤的野牛”绘于公元前1.5万年—前1万年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壁画洞穴之一。在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地区发现的“三兄弟洞窟岩画”，得名于发现岩画的三兄弟，已经发展出多色图画的技术。这些壁画或在洞穴顶部，或在幽暗深处，画中有些动物被尖状物反复戳划留下印痕。可见克罗马尼翁人绘制壁画并非只是为了欣赏，很可能是用于施行交感巫术，以捕获真正的动物。图2-1 洞穴壁画《受伤的野牛》

公元前45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凯尔特人（Celt）在濒临大西洋的布列塔尼半岛上竖起了3000多块巨石，构成石阵、支石墓、岩冢、独石等。这些石头大都树立在卡纳克（Carnac），少数位于东部的滨海拉特里尼泰（La Trinité-sur-Mer），因此被称为卡纳克巨石阵（Alignements de Carnac）。由于石阵排列整齐，当地人传说它们原本是罗马大军，被教皇科尔内留斯（Cornelius）变成了石头。历史学家则认为它们可能是征服者砍劈当地岩石造成的，目的是纪念祖先的丰功伟绩。图2-2 油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再往后，高卢人（Gaulois）留下更多宗教传播的遗迹。为了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在寄生木、泉水、森林、高山、村落中建立祭祀场所，摆放大大小小的木十字架、雕像和酒杯等。公元前58—前51年，高卢地区被罗马征服，帝国皇帝奥古斯都（Imperator Caesar Divi F. Augustus）下令在里昂的克鲁瓦鲁斯（Croix-Rousse）山坡上竖起代表长发高卢60多个邦的雕像，每年8月1日召集各邦（civitas）代表举行崇拜罗马和奥古斯都的仪式。各邦代表都会在仪式现场赞扬或批评罗马总督的施政效果，这无形中向罗马帝国传达了高卢人的舆论。

进入书写时代，图像、符号与仪式依然能向不识字的民众传播信息，比如制造君主形象。据统计，路易十四时代以国王为主题的版画共出现700幅，勋章则多达300种，此外还有金字塔、纪念圆柱、骑马雕像、巨石雕像、凯旋门、半身大理石像、半身铜像等各种艺术形式。法国人迷信国王的触摸可以治愈疾病，因此国王的触诊成为神奇的仪式。路易十五在1722年加冕礼后触诊2000次，路易十六在1775年6月14日触诊2400次。但启蒙运动开始摧毁王室权威，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均撰文嘲笑过这一迷信的仪式。

大革命则彻底摧毁了旧的权威。国王路易十六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被当众处死。不久以后，无数革命领袖也被推上断头台，对当权者的公开处决成了最富戏剧性的仪式。图2-3 路易十六被处死

革命符号取代了君主的形象。日常用品如扇子、盘子等都被印上了革命口号，如“第三等级万岁”等。大革命期间出版的6000多种印刷图片不再以国王为主题，转而描绘革命场景与革命领袖。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为革命者创作了很多画像，他的作品《马拉之死》将雅各宾派领袖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描绘成大革命的殉道者，令人印象深刻。负责拆除巴士底狱的建筑商皮埃尔-弗朗索瓦·帕卢瓦（Pierre-Francois Palloy）把拆下的绳子、锁链和砖块都做成了纪念品，其中每块砖石都被刻成巴士底狱的微缩模型，传至今日已经成了珍品。执政府与第一帝国时期，建筑师用新型的公共建筑来体现国家认同，如佩西埃和方丹建造了卡鲁塞尔广场的凯旋门、马德兰教堂、光荣殿、旺多姆圆柱，夏尔格兰设计了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图2-4 大卫的油画《马拉之死》

大革命也塑造了新的仪式。联邦节是大革命以来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的节日庆典。1790年7月14日即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纪念日，各省代表都来首都与巴黎人缔结国家联邦条约，庆祝联邦节。30万不同年龄和行业的志愿劳动者在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建起巨大的祖国祭坛，上面刻有“人民、法律、祖国、宪法”的题词。各省代表高举83面绣着橡树花环的旗帜，组成白色方阵，从坦帕利亚街心花园游行5个多小时到达战神广场，在祖国祭坛上庄严宣誓。1794年5月31日，国民议会更是颁布了有关崇拜至高无上者的法令，规定了36个“十日节”（decadi），即每个月第10日庆祝的节日，其中包括攻占巴士底狱的1789年7月14日，攻占杜勒丽宫的1792年8月10日，处决国王路易十六的1793年1月21日等。除联邦节外，其他的节日还包括人民主权节、最高存在节、公众舆论节、理性节，以及纪念自由与平等、爱国、仇恨暴君、节俭、坚忍、农业和后世的节日等。节日期间，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露天广场都举行规模巨大的庆典，成千上万人参与其中，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经常为这些节日设计舞蹈或仪式。第二节口头新闻

在印刷媒体盛行之前的漫长时期，法国人主要依靠口头传播交换新闻。早在公元前7世纪，高卢人便已开始传诵各种神话、传说。到18世纪中期，宫廷秘闻与重大时事在巴黎的街头巷尾、咖啡馆与贵族沙龙中广为流传，这种“18世纪的传播网络”发挥了摧毁国王权威的重要作用。一、历史上的口头传播

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1世纪，现代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已经开始传诵各种神话传说。高卢部落中的祭司也是法官、教师和诗人，他们吟诵的主要是描写宗教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史诗，但由于年代久远而大都湮灭无闻。只有少数的高卢传说后来被基督徒记录下来，成为教会传奇的一部分。

高卢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以后，逐渐建立起以水路交通枢纽里昂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交通网络即罗马大道。罗马大道沿途都设有里程碑，每隔一段路就有驿站，后来逐渐演变为新的村庄。可以说，罗马大道的修建就像19世纪铁路网的扩张一样促成了边疆的发展，也帮助中央政府完成了对沿途各地的行政统一。从罗马和各行省传来的口头消息，很可能便是沿着这些驿站传播到各地的。

罗马帝国衰落后，蛮族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在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时期（公元768—814），原本罗马化的高卢地区使用的拉丁语受到蛮族方言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后来中世纪的“法语”。到卡佩王朝时代（公元987—1328），游吟诗人已经开始到处行走，以合辙押韵的方式口头传诵浪漫的爱情、骑士的传奇了。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37—1453），领导法国人的圣女贞德（Jeanne d' Arc）之死便是口头新闻造成的。英国教士到处宣传贞德是女巫，终于促使教会听信传闻，于1431年5月30日以火刑处死了贞德。贞德被处决后，有关她还在世的口头传闻还不时重现。

到17世纪，法国政府开始向民众口头传达政令。宣令官走街串巷，用大喇叭宣读官方文告，并在公共场所张榜公示。18世纪中期，官方消息开始通过印刷书籍和报刊发布，但未经证实的宫廷秘闻与重大时事却依然借助口耳相传。二、18世纪的公共空间

到18世纪中期即旧制度崩溃前的几十年，法国盛传着各类口头新闻，如街谈巷议（bruits publics）、小道消息（nouvelles de bouche）、丑闻（mauvais propos）、俏皮话（bons mots）、传闻（on-dit）、杂闻（canard）、流行歌谣（veudevilles）、圣诞颂歌（No攃ls）、檄文（tirades）等，形成了“密集的传播网络”。

传播口头新闻的场所，往往是人口聚集的公共场所。巴黎的公园广场是重大新闻的集散地，如卢森堡花园、杜勒丽花园、王宫花园、咆哮宫大厅、火器营、新桥、塞莱斯坦广场、奥古斯丁码头等。市中心的王宫花园内曾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栗树，人称“克拉科夫之树”，树下经常聚满贵族派来的“探子”（coureurs de nouvelles），连外国使臣也在此打探法国政治动向。“克拉科夫”（Cracow）可能意指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因为波兰王位继承战（1733—1735）期间，人们曾在树下散播战况消息。而法语“克拉科夫”还模仿了树枝断裂之声，可以引申为“传播谣言”（craquer）。当时很多戏剧、讽刺画都形容有人在树下撒谎，引发头顶树枝“克拉”一声折断，而谎言内容无所不包，比如客栈老板声称酒里没有兑水，商人自称价廉物美，马贩子自夸童叟无欺，诗人自诩公正无私。

咖啡馆、酒馆、旅店、码头也经常传播重要的口头新闻。咖啡馆1560年初现于君士坦丁堡，17世纪中叶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法国第一家咖啡馆则是波蔻咖啡馆（Le café procope）。路易十四时代，由于国王喜欢喝咖啡，巴黎涌现了大量的咖啡馆。到18世纪20年代巴黎已有大约380家咖啡馆，著名的有双叟咖啡馆、花神咖啡馆、圆顶咖啡馆、丁香咖啡馆等。图2-5 波蔻咖啡馆里的闲谈

与相对封闭的贵族沙龙相比，咖啡馆是资产阶级聚集的场所，充满民间的活泼气氛。众多的启蒙思想家、革命领袖、著名作家、戏剧家和画家都曾在巴黎的咖啡馆中驻足。就算囊中羞涩，只要点一杯廉价咖啡，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消磨一天。图2-5显示了波蔻咖啡馆中的典型一幕：文人坐在桌边高谈阔论，好奇的民众随时驻足聆听。坐在桌边后排露出正脸的四位从左至右分别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剧作家拉·阿尔普（La Harpe）、高举左手的伏尔泰和狄德罗。外省咖啡馆虽然没有巴黎咖啡馆那样浓郁的文化气息，但也充满消遣游戏、高谈阔论，是打发时间的休闲场所。

除了公共场所，特定的私人空间也能传播口头新闻。传播口头新闻最重要的私人空间是“沙龙”（Salon）。“沙龙”是意大利语，本意是“大客厅”，传入法国后开始指称贵族女性接待名流、学者的聚会场所。主持沙龙的贵妇往往才貌双全、机智优雅，号称“女才子”，如达朗贝尔夫人、唐森夫人、戴芳夫人、若弗兰夫人、莱比娜斯小姐等。法国第一个沙龙始于1607年，朗布依埃侯爵夫人（Mme Marquise de Rambouillet）在朗布依埃宅邸接待宾客，制定会谈的规则，形成了著名的蓝色沙龙（Salon bleu）。17—18世纪是沙龙的发展盛期，有身份的贵族女性都以举办沙龙为荣。尤其是18世纪中期，沙龙里讨论的话题日益广泛，开始包括文学、艺术、科学、经济和各种宫廷政治问题。据说所有从外国来访的王公大臣、名士淑女没有不去拜访若弗兰夫人（Madame Geoffrin），没有不想成为她座上客的。而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 Holbach）经常接待谈吐精辟、优雅风趣的文人与学者，欧洲的王公贵族也竞相以得到男爵接待为荣，他的沙龙比凡尔赛宫的招待会更受欢迎。

由于观点立场不同，沙龙之间还可能互相对立或联合。例如包税事务所（Ferme générale）联合了霍尔巴赫男爵、埃皮奈夫人（Madame d' Epinay）、若弗兰夫人。他们的批判对象百科全书派则包括卡利亚尼和孔多塞、莫尔莱（Morellet）和雷纳尔（Raynal）、杜尔哥（Turgot）和夏斯特吕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夫人（Madame duke de La Rochefoucault-Liancourt）主持重农学派沙龙，来宾包括魁奈、博多神甫、米拉波侯爵、贝尔丹、杜邦·德·内穆尔等人，后来杜尔哥和孔多塞也加入其中。布隆代尔夫人（Madame Blondel）的沙龙更具金融色彩；昂吉维利埃公爵夫人（Madame duke d' Angivilliers）的沙龙则聚集了法兰西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有些沙龙甚至形成了激进思想，成为革命的温床，如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后来内克夫人（Madame Necker）的沙龙都大胆议论朝政。大革命以后，罗兰夫人的沙龙成为吉伦特派的聚会场所，经常招待布里索、蒲佐、罗伯斯庇尔（M. Robespierre）等人，酝酿了很多国民公会的重要决议。

定期参加沙龙的座上宾可能来自各种社会阶层或生活圈子，但以共同关心的话题聚集到一起。交谈被视为一种精致的社交艺术，而文字材料如贵族书信、文人手稿也经常为宾客提供谈资。M. -A．杜布莱夫人（Madame M. -A. Doublet）的著名沙龙人称“教区”，共有29名“教友”，大都与王室或高等法院来往密切。“教友”每周在杜布莱府聚会一次，一进入沙龙便可看到靠门的桌上放着两本册子，一本登录了可靠消息，另一本记载着流言蜚语。这些内容由杜布莱夫人的一位仆人事先采录，为当天的交谈提供话题。

大革命爆发后，制宪会议、国民公会和各种政治俱乐部也成了创造口头新闻的公共空间。俱乐部是大革命初期在巴黎和一些外省城市出现的革命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雅各宾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是激进民主派，雅各宾俱乐部则规模巨大，其成员后来分化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民主派、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君主立宪派后来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形成了斐扬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中充满有关革命进展的各种消息和激烈的观点交锋。与机智优雅的贵族沙龙不同，俱乐部中盛行“革命修辞”。自由（liberté）、博爱（fraternité）、国家（nation）、祖国（patrie）、人民（people）、公民（citoyen）等口号仿佛充满魔力，令人热血沸腾。革命催生了新的意见领袖，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是三级会议上举足轻重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经常在国民公会中发表煽动演说。三、口头新闻的传播者

口头新闻的传播者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阶层。宫廷重臣、家仆侍从、咖啡馆内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以及专门传播时事歌谣的街头艺人，都为18世纪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很多宫廷秘闻的源头其实是朝廷重臣。他们将宫廷秘闻编成押韵的诗句、抄成私人手稿，派手下亲信散播到闹市街头。这些谣言抨击国王与情妇厮混、挥霍无度、耗空国库，反映了贵族因政府困顿而对自身财产与地位的担心。路易十五的重臣莫勒帕伯爵便是其中一例。他因得罪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布莱夫人而遭到流放，罪名之一便是编写、收集和传播有关宫廷生活和时事政治的歌谣。但莫勒帕伯爵失势以后，反对国王与情妇的歌谣依然大行其道，说明散播宫廷谣言的绝非他一个人。

帮助贵族收发口头新闻的仆人被称为“包打听”（nouvellistes de bouche）。他们在公园广场中互相交换来自王宫内外的流言蜚语，有时也会互相交换手抄的小纸条，上面记录着听来的口头新闻。每个贵族都有这类专门收集巴黎城各路消息的“探子”（coureurs de nouvelles），他们与管家、厨子一样是高门大院的必要配备。

贵族近侍将秘闻传播到公共场所后，中产阶级登场了。巴黎和外省的职业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如学士、教师、公证人、书记员、律师等，都十分热衷于传播口头新闻。禁书作者皮当萨·德·麦罗贝尔（Pidansat de Mairobert）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常年追随沙龙女主人杜布莱夫人，也经常出没于公园和咖啡馆，不断与熟人交换手抄的口头新闻即“诽谤书”（libelles）。有一次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一首攻击国王路易十五及其情妇蓬帕杜尔夫人（Madame Pompadour）的歌谣，于是顺藤摸瓜，又在他家中搜出多达68首手抄的歌谣或诗歌，其中有不少歌谣是嘲讽国王或重臣的。

歌谣（vaudevilles）是18世纪口头新闻最有效的传播形式，主要由杂耍艺人（vaudevillistes）或民歌艺人（chanteurs或chansonniers）编写而成，在固定的杂货铺、咖啡馆中唱和，或是在街头巷尾表演。聚集在新桥附近的歌谣艺人最多，有时甚至要互相竞争来赢得观众打赏，因此这类歌曲有时被称为“新桥曲”（point-neufs）。传唱歌谣的旋律可能来自古典颂歌、宗教圣歌，或是流行情歌，一般都是大众熟知的“洗脑神曲”，萦绕耳边挥之不去。“新桥”本身就是一段众所周知的旋律，它的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巴黎人经常在艺人和小贩聚集的地方包括新桥听到。很多时候，一首曲子可以唱出很多版本的歌词，一段歌词也可以用很多首曲子来唱。

随着曲子的流传，任何人都可能在原有的歌词中加上新的诗句。歌词中的新闻最初可能来自宫廷，但随着民间人士的添油加醋，歌词包含的时事内容越来越多。例如，《多不要脸的婊子》（Qu' une batarde de catin）以流行曲《当情人向我求爱》为旋律，在1747年流行时只唱一遍，讽刺的对象只是蓬帕杜尔夫人。后来歌词越变越长，能重复唱好几遍，每一遍讽刺一名宫廷人物，包括国王、大臣、将军、主教、弄臣等，讲述的故事涵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巴黎高等法院抵制廿一税（vingtième）未遂、警察总监不得人心的施政、伏尔泰引发的争议、其对手克雷比永（P. J. de Crébillon）受法兰西喜剧院的追捧、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让税收大臣戴绿帽等。到1747年，这首歌有了比原名更合适的名字，叫“宫廷回声”（Echos de la Cour）。

巴黎人每天都用歌谣传唱着各种事情（fait divers）。贵族在宫廷、学者在沙龙、闲人在咖啡馆、工人在旅舍和小酒馆（guinguettes）、士兵在军营、摊贩在街头、商妇在摊前、学生在教室、厨师在厨房、护士在摇篮边——所有的巴黎人都在随时吟唱反映时事的歌曲。正如达恩顿所说，在半文盲社会，歌曲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报纸的功能，能随时对时事作出评论。四、口头新闻的影响力

国王显然感受到了民间的流言蜚语，并决定严加监管。路易十五下令警察总监、巴黎省大臣组织秘密警察定期巡视咖啡馆，偷偷记录公众谈话内容并向他报告。仅1728年某一天，警察总监在巴黎各咖啡馆收集到的口头新闻便包括：新任军部大臣的人品、可能的政治动向、赞扬总审计官辱骂总包税人、巴黎证券交易所、面包价格、粮食投机、黄金投机、王后身孕、戏剧审查、枢机主教的病情、冉森派骚动、公路抢劫、越狱、特鲁瓦大火、香槟地区的雹灾等等。1748—1749年，咖啡馆和公共花园中的对话也经常涉及对国家大事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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