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欧·亨利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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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试读：

译者序

欧·亨利（O’Henry，1862—1910年）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也是艺术成就与莫泊桑、契诃夫媲美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留下了一大批非常优秀、内容与风格都非常独特的作品，它们堪称短篇小说精品中的精品。因此，他的作品一直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广泛喜爱，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现实生活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把描写纽约市生活的集子取名为《四百万》，因为他认为构成纽约社会生活基础的是纽约的“四百万”市民，而不是“四百个”富翁。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市井之人，例如店员、办事员、医生、穷画家、公司里的经理或是小职员、农牧场的场主和牧人、打零工者，还有无业游民等。当然欧·亨利还有一些揭露和批判美国上层社会的作品。他把美国的上层社会写成了一个资本家、强盗和骗子三位一体的豺狼世界。比如《人外有人》写强盗、骗子和金融家三人聚在一起，强盗抢来的钱被骗子骗走了，而骗子把骗来的钱投资到金融家的企业里，结果金融家买空卖空，骗子的钱还是落进了金融家的腰包。金融家没有亲自去骗，却是手法更高明的骗子和强盗。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欧·亨利的那些最优秀、最感人、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都是他的描写小人物的短篇，这些作品被人们传诵不已，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一个个瑰宝，为世人所珍爱。

欧·亨利曾将法国的莫泊桑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因此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写作的风格都十分简洁；对生活中细节的观察都非常敏锐；描写的都是各行各业中的穷苦人。可不同的是，欧·亨利具有更丰富、更深厚的人性的底蕴，他对生活抱着更为积极、乐观、幽默的态度，尽管有时也会有无奈和悲哀。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是不乏非常生动的细节描写。他幽默的才能和丰富的情感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描写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出来，使他的作品既具有幽默感，又有很浓的人情味。另外，作为一位文学大师，欧·亨利非常善于讲故事，情节安排得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而故事的结尾又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有的结尾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有的又叫人伏案深思。

欧·亨利的丰富的情感和对世事的认识，是通过他对各种各样的主题的探索和刻画表达出来的。《麦琪的礼物》和《爱的牺牲》通过对年轻夫妇事事为对方考虑、为对方勇于牺牲的描写，歌颂了那种纯洁的、毫无杂念的崇高爱情，故事写得既温馨又感人，成为世人传诵的佳作。《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和《天窗室》描写的则是带有悲剧性的爱情，相爱的人爱得强烈，爱得产生出幻觉，爱得可以为对方去殉情。这两篇小说写得亦真亦幻，有着浓浓的诡谲和浪漫的色彩，是从浪漫和幻觉的描写中见出真情，同时也给爱情蒙上了一层悲凉、凄婉的色调。《菜单上的春天》和《绿门》也是写爱情，不过在这两篇里作者更为强调的是情缘的偶合性，或者是巧遇，毋宁说是奇遇。《

耗费钱财的情人

最后的一片叶子

警察与赞美诗

另外，这部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我最近一两年内翻译的，只有《耗费钱财的情人》和《

黑槲的卖主

比格斯特百货大楼里有三千名女售货员，玛西尔便是她们中间的一个。她年方十八，在男士手套部站柜台。就是在这三尺柜台前，她熟悉了人类两大性别中的各色各样的人——

到商店来买手套的先生们和为先生买手套的女士们。除了对社会上的各路人的这一广泛的了解，玛西尔还获得了别的知识。她把其他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姑娘的智慧训诫也都听到了耳朵里，并且像马耳他猫那样，悄然而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也许是预见到了她日后会缺少良师的指点，造物主在赐予她美丽的同时，也给了她救助自己的聪明禀性，正像造物主在赋予银狐别的动物所没有的珍贵皮毛时，也赐给了它狡黠和机敏一样。

因为玛西尔的确是个不多见的美人儿。她金发碧眼，娇艳欲滴，又有一副窗前烧烤黄油饼的女人们的那种泰然和平静神情。她站在比格斯特商店的手套柜台前，在你伸出手让人家量你的手套尺寸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赫比正站在你的面前：在你抬眼看她时，你会惊叹她如何长得了一双密涅瓦的充满灵气的眸子。

商店的巡视员离开了这里，玛西尔便嚼她的蜜饯果。若是他又到了她这边来，她就仰面凝视，好像是眺望天上的云彩，脸上浮现甜蜜遐想的笑容。

这便是女店员的那种特有的微笑，我奉劝你还是离它远一点儿，除非是你具有铁石般的心肠、愚钝的感觉和类似于丘比特的那种嬉戏情感的本领。对于玛西尔来说，她总是在闲暇的时间里而不是在柜台前，才操起这种微笑；当然，巡视员也一定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种笑颜。他们是商店中的夏洛克，他们到处转悠是为了找寻罚款的机会。可待看到漂亮的姑娘，他们的眼睛就看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并不仅仅巡视员是如此。就在前几天，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则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这一方面的风流事。

有一天，欧文·卡特，一位画家，百万富翁，旅行家，诗人兼汽车收藏家，碰巧来到了比格斯特百货大楼。替他说句公道话，他逛商店可不是他情愿的。他的母亲要观赏一下这里的青铜和石膏塑像制品，出于孝顺，他只得跟了进来。

卡特朝对面的手套部走了过去，想在那里逛上一会儿。他倒是真的需要买上一副，因为他出门时忘了戴手套。既然他以前从来也不曾听说过手套柜台前调情的事儿，他的这一行为几乎也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在卡特就要走到他的目的地时，他犹豫了，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丘比特式的调情嬉戏正在他的面前展开着，这样的事情他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三四个穿着扎眼、举止轻浮的小伙子正倚在柜台前，硬撑着要戴进去中号的手套，柜台前的几个姑娘一副乐嘻嘻的样子，有的甚至已经在跟那个领头的撩逗起来。卡特本想退回去走开，可他已经走得太近了。柜台前的玛西尔已在面对面地望着他，她那双含着诘问神情的眼睛，美丽、湛蓝，透着冷冷的光，恰是南海的浮冰映着夏日的太阳发出的那种光亮。

此时，作为画家和百万富翁的欧文·卡特，感觉到他富于贵族特征的苍白脸庞上，热辣辣地泛起一片红晕。这并非是他缺乏自信而胆怯了。他脸红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很快觉得，他已跟追逐着柜台前的咯咯发笑的姑娘们的毛头小伙子们为伍了。现在，他自己也正像丘比特幽会于栎木树下那般，依偎在柜台前，真心希望能得到卖手套的姑娘的青睐。他和比尔、杰克、米基之流并不再有什么区别了。于是，他突然觉得，这帮年轻人的冒失行为倒是情有可原了，他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对他所受的传统礼仪的蔑视，有了一个要把这一完美的尤物拥为己有的决心。

在手套包好，付过了钱之后，卡特又逗留了一会儿。玛西尔红红的嘴角边上的酒窝，此时显得更深更美了。所有来这里买手套的男人们，都要这样子逗留一会儿的。她弯起一只胳膊，透过她宽松的短罩衫，她的像普赛克一样的秀臂显露了出来，末了，她把胳膊肘支在了柜台边上。

在这之前，卡特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他不能应付自如的场面。可是现在，他比比尔、杰克或是米基那样的年轻人显得更为尴尬，他没有机会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中碰到这位漂亮姑娘。他在脑子里极力地搜寻着他从前读过或是听到过的有关售货女郎行为习惯方面的内容。后来他也不知怎么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她们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十分严格地坚持，非要通过正式的介绍，才能彼此认识不可。一想到他要邀请这位可爱的纯洁的姑娘进行一次非常的会晤，卡特的心便怦怦地跳了起来。不过，他胸中涌动着的激情给了他勇气。

在泛泛地说了几句友好的寒暄话儿之后，他把他的名片放在了柜台上靠近她的手的地方。“你能原谅我吗？”他说，“如果你认为我这样做太鲁莽的话。不过，我可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你能让我有幸再次见到你，名片上有我的名字：我向你保证，我是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请求做你的一个朋友，来与你相识的。我能希望自己得到这一殊荣吗？”

玛西尔当然了解男人——

尤其是来买手套的男人。她坦率而又笑眯眯地望着他，毫不踌躇地说：“当然可以。我觉得你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妥的。尽管我一般是不和陌生男人一块出去的，因为这并不像是淑女的所为。你想在什么时候再见到我呢？”“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卡特说，“倘若你允许我到你家造访，我将——”

玛西尔发出一阵悦耳动听的笑声。“噢，哎哟，那可不行！”末了，她郑重其事地说，“你只要看上一眼我们的单元房，你就再也不愿意去了！我们三间小屋里住着五个人，如果我带个男性回到家里，我就该看我妈妈的脸色了。”“那么，”已经着了迷的卡特说，“任何一个你觉得方便的地方都成。”“哦，我看，”玛西尔桃红色的脸庞上，显示出有了一个好主意的表情，“星期四晚上就挺合适的，你能在七点半到第八大道和第四十八大街交叉路口的拐角处来吗？我就住在那个拐角的附近。不过，一到十一点钟，我就得回家，因为我妈妈从来不准我们十一点以后还待在外面。”

卡特非常感激地答应，他将准时赴约。然后，卡特就赶紧到他母亲那里去了。因为母亲正在四下找他，想让他给鉴定一下她要买的戴安娜青铜塑像。

这时，长着一双小眼睛和扁平鼻子的售货员，走到了玛西尔旁边，满含意味地看了她一眼。“你跟他搭上线了吗，玛西尔？”这位姑娘显得很近乎地问。“那位先生想叫我同意，允许他到我家来看我。”玛西尔一边神气十足地回答，一边将卡特的名片揣进她的宽罩衫里。“来家里访问！”这位小眼睛的姑娘忍不住笑着重复道，“他说没说在沃尔多夫请你吃饭，然后乘他的车出去兜风？”“啊，甭提你的那一套啦！”玛西尔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总是喜欢那些艳俗的东西，自从那位消防队的水管车司机带你出去吃了一顿炒杂碎以后，你就觉得了不得了。不，他根本没提沃尔多夫。可是在他的名片上有第五大道的地址，如果他要请我吃顿晚餐，我敢打赌，绝不会是在那种便宜廉价的中国餐馆里。”

当卡特开着他的电动小轿车和母亲一块离开了比格斯特百货大楼的时候，他用牙咬着下嘴唇，心头感到了些许的痛楚。他知道在他已度过的二十九年的生涯中，爱情第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爱上的人儿竟然会这么痛快地便答应了在街头跟他会面。虽说这是实现他的愿望的第一步，可随之也产生了许多颇费他思考的误解。

卡特对卖货的姑娘并不了解。他不清楚她的家是不是那种几乎小得住不下人的房子，或者是不是家里常常是亲朋满座，人多得放也放不下。也许，街道的拐角处就是她的客厅，街心花园就是她的起居间，街道便是她花园里散步的小径。然而，她于它们中间的恬适自得，大体上正如在她的富丽堂皇的美室中一样。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两个星期之后，卡特与玛西尔于傍晚时分，手挽着手走进了一个灯光暗淡的小公园里。他们在一处有树荫掩蔽的僻静地方，找到了一条长凳坐了下来。

第一次他用手臂轻轻地搂住了她婀娜的腰身。她也把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轻轻地枕在了他的肩头。“唔！”玛西尔惬意地舒了口气，“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儿想到这样做呢？”“玛西尔，”卡特恳切地说，“你一定知道我是爱你的。我真心地请求你嫁给我。到现在你已经对我有了足够的了解，不会怀疑我的诚意了吧。我希望得到你，我必须拥有你。我对我们俩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一点儿也不在乎。”“什么差别呢？”玛西尔好奇地问。“哦，根本没有什么，”卡特很快地说，“只是一些愚蠢的人们才会这么认为，我有能力让你过奢华的生活。我的社会地位是公认的，我的财富是充裕的。”“他们也都这么说，”玛西尔答道，“这只是他们骗你的话儿罢了。我猜想，你真正的工作也许只是个熟食店里的伙计吧。或者是以赌马为生。我可不像我看起来那么的单纯好哄。”“我能提供出你所需要的一切证据来叫你相信，”卡特轻柔地说，“我需要你，玛西尔。我第一次看到你，就爱上了你。”“他们也都是如此，”玛西尔听了禁不住笑着说，“至少他们嘴上都是这么说的。如果我能碰到一个第三次见到我，才爱上我的人，我想我可能就会也爱上他啦。”“请不要这么说，”卡特恳求道，“相信我的话，亲爱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时，你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所爱的女人了。”“噢，你是个骗人精！”玛西尔笑着说，“你已经跟多少个女孩子讲过这样的话了？”

可是，卡特仍然坚持着诉说他的衷情，最后，他终于触动了深藏在这位售货小姐酥胸下面的那颗难以捕捉的心灵。他的话儿渗透到了她的心田里，这轻浮调笑本来是她最安全的一道防线。她用动了真情的眸子望着他，一片暖暖的红晕出现在她那冷冷的脸颊上。颤巍巍地，笨拙地，她像蛾子般收拢着她的羽翼，她似乎就要准备落在这爱情的花朵上了。于是，她三尺柜台之外的那个世界的晨曦及诸种美好的憧憬，已经在烛照着她的心扉了。卡特感觉到了她情感上的这一变化，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去抓住这个机会。“嫁给我吧，玛西尔，”卡特温柔地低语道，“我们将远离这座丑陋的城市，到美丽如画的都市里去。我们将忘掉工作和生意，生活将会是一个过不完的节日，我知道我应该带你到什么地方玩——我以前常到那里去。你只要想象一下，在那里的海岸边永远是夏天，海水的波浪总是轻轻地拍打着可爱的沙滩，人们像孩子那样快乐和自由自在。我们将乘船到别的海滩上去观光。你可以想在那儿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些遥远的城市中，有一个在它的城区里布满了宏伟华美的宫殿和高塔，里面珍藏着美丽的图画和雕像，那个城市的街道便是环绕着它的河流，人们外出靠的是——”“我晓得，”玛西尔突然坐直了身子说，“靠的是平底船。”“是的。”卡特笑着说。“我早就想到你要说什么了。”玛西尔说。“然后，”卡特继续道，“我们将继续旅行，去游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欧洲的城市游完之后，我们将访问印度，观光那儿的古老城市，骑骑大象，参观印度和婆罗门的令人惊叹的庙宇，到波斯去看骆驼长队和战车比赛，还有一切其他国家的旖旎风光。难道你会不喜欢这一切吗，玛西尔？”

玛西尔这时站了起来。“我看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吧，”她冷冷地说，“时候已经不早了。”

卡特依从了她。他已经对她那变化无常的情绪有所了解，要想反对是没有用的。不过，他还是为他的胜利感到了些许的得意。有一刻的工夫，他毕竟牵系住了这个桀骜不驯的普赛克的心，尽管只是一条像丝一样细的线，但他心中的希望加强了。她曾有一次合起了她的羽翼，将她的手轻轻地抚在了他的手上。

第二天，在比格斯特百货大楼里，玛西尔的好朋友卢露在柜台边拦住了她。“你跟那位恋着你的朋友进展得如何呢？”卢露问。“哦，他？”玛西尔拂着她头侧的卷发说，“他已经不再和我有任何关系了。喂，卢露，你知道那个家伙想叫我干什么吗？”“让你当演员？”卢露屏住呼吸猜测道。“不对，他的趣味太低俗了，还够不上那个格呢。他想叫我嫁给他，然后到科尼斐兰岛去度蜜月！”黑槲的卖主

杨西·戈锐律师事务所里最为丢人现眼的，就是戈锐本人了。他整日无所事事地躺在吱吱作响的扶手椅里挨着时光。他的这间用红砖砌成的歪歪斜斜的小律师事务所，位于贝塞尔镇的主要大街上，也显得自惭形秽。

贝塞尔镇坐落在布鲁山脊脚下的山坡上。在它的上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它的紧底部，是浑浊的卡塔巴河，沿着阴郁的河谷，闪烁着黄色的光在流淌。

这是六月天里最闷热的时候。贝塞尔镇在山峰的阴影里打着瞌睡。生意人也早已歇息了。周围非常寂静，戈锐斜靠在他的椅子里，能清楚地听到主陪审团房间里传来的钱币的响声。在那里，“法院五人帮”正在玩扑克赌钱。从事务所敞开着的后门那边，有一条在草地上已践踏成的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向法院。就是踏足于这条小径上，使得戈锐倾了家，荡了产——

先是输掉了几千美元的遗产，跟着就是老家的房子，后来是他还残存的自尊和大丈夫气概。“法院五人帮”把他撵了出来，输得精光的他便堕落为酒鬼和寄生虫。终于他挨到了这一天，把他榨干了的那帮人不准他再上赌桌了。他的许多诺言、誓言已经没有人再听。每日的牌局还是照常进行，只是他已经被谪贬为不光彩的旁观者了。法院院长、县书记员、喜欢开玩笑的法院帮办、乐天派的律师和一个脸色苍白的“山里来的人”轮流坐庄。“身上的毛被剪光了”的戈锐，则是很策略地被劝说离开，待“毛长丰满”了再来。

不久，戈锐就厌烦了这一旁观者的角色，动身回到自己的事务所去了。他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在这条倒霉的小路上，一边对自己咕哝着什么。在喝下一瓶从桌子底下拿出的用玉米酿制的威士忌酒之后，他将身子倒在了椅子上，开始用一种既感伤又冷漠的神情，呆视着外面浸在夏日雾霭中的山峦。他现在看到的在黑槲这边山坡上的那一小块白色的地块，就是劳雷尔村，他便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也是在那里，戈锐家族和科尔特伦家族结下了世仇。时至今日，戈锐家族还活着的直接继承人，就唯有这个被拔光了羽毛和被烧烫过的可怜的东西了。科尔特伦家族这方面，也只剩下了一个男性继承人——

阿布纳·科尔特伦上校，他是一个有钱有身份的人，是州议会议员，与戈锐的父亲同辈。他们两家的世仇是这一地区非常典型的那一种，它留下了仇恨、冤屈和杀戮的血淋淋的记录。

不过，杨西·戈锐这个时候想着的可不是家族的仇恨。他那不听使唤的脑袋里，只是在无望地转着如何才能维持他以后的生计和他的这些倒霉的嗜好的念头。近来，他家族的一些老朋友为他解决了食宿的地方，可是他们却不愿意他买下威士忌，而他呢，却是已经离不开酒了。他的律师业务已经没戏了。两年来，他没有能接到一桩诉讼案，全靠着借贷和乞讨过日子。他没有沦落得更糟，只是因为时候还没到。只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对自己说——

只要他有钱能再下一次赌注，他想他就会赢了。然而，他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东西，他的名声也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

即便是在他现在的悲惨境遇中，当他想起半年前买下他的住宅的那个人时，仍然会禁不住笑了出来。买主是两个来自“深山老林”里的古怪人，派克·加维和他的妻子。山里人一提到“深山老林”，总是指着那重峦叠嶂的纵深处，指着那最偏远的要塞之地，那深不可测的峡谷，那匪盗出没之地，狼和熊的巢穴。在黑槲山脊的一个高岭上立着一间小木屋，这一对古怪的夫妻在这最蛮荒的偏远之地已经住了二十个年头。他们既没有狗，也没有孩子，无人为他们减轻大山里的寂寞。派克·加维鲜为当地人所知，不过凡是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像个疯子”。他没有任何职业，他说自己是个打松鼠的猎人。不过作为消遣，他偶尔也“贩运点儿私酒”。有一次，税务官曾把他从他的老巢里拖了出来，任凭他像一个猎狗一样默不作声地死死挣扎，他还是在州立监狱里住了两年。获释后，他像一只被触怒了的黄鼠狼，又急匆匆地溜回到他的老巢中去了。

幸运之神逾过了许多个急切的追求者，倒是恶作剧似的飞到了黑槲的丛林腹地中来，对派克和他的忠实伴侣投之以笑颜。

有一天，一伙戴着眼镜、穿着灯笼裤的勘探队员们意想不到地闯到了加维小木屋的附近。派克从挂钩上取下他打松鼠用的来复枪，远远地朝他们开了一枪——

担心是税务官又来了。幸好没有击中，等这些毫无察觉的幸运者们走上前来时，他才发现他们和类似于法律的东西毫不沾边。后来，他们提出用一大笔崭新的钞票来买下加维家的这片已开垦的三十英亩地。为了给这一“发狂的行为”做个解释，他们说了一大堆无关而又令人费解的话，硬说这笔钱是用来买下这块地下面的云母矿层的。

加维夫妇得到了他们数也数不清的这许多钱以后，黑槲地生活中的不足便逐渐地显现出来了。派克开始提到买新鞋子，给他的来复枪买个新扳机，并且说要买一桶烟草放在屋角；他还把玛蒂拉带到这边山坡上的一个关口处，指给她看，如果在这里摆上一挺机枪——他们当然买得起了——

控制和封锁了这条通往小木屋的唯一通道，他们俩便可以永远地把那些带来麻烦的税务官和多事的陌生人阻挡在他们的领地之外了。

但是亚当哪里知道夏娃的心事。对加维来说，这些东西便代表了他财富的力量。谁知在他这肮脏的小木屋里，还蛰伏着一个远远高出这些原始欲求的夙愿。在加维太太的胸房里还留存着一点儿女性的东西，就连二十年的黑槲地的生活也没能将其泯灭掉。二十年来，白天她耳朵里听到的是斑驳的树皮剥落时发出的声响，晚上听到的是狼群在山崖上的嚎叫，这足以把她女人的虚荣心给祛除殆尽了。她早已变得肥胖，皮肤发黄，沉郁悲戚，可当有了享受的条件以后，她觉得她想要满足其女性欲求的愿望又重新被点燃了起来——

她想到茶亭里去品茶，想买锦衣靓饰，想把简陋的现实生活用典仪礼节粉饰粉饰。于是，她断然否定了派克想要加固他们宅地的方案，宣称他们应该下山回到人世间去，活动斡旋于社交场合。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并且付诸实行了。因为加维太太喜欢住到一个大一点儿的山镇上去，而派克仍然希望过一种原始的孤寂生活。为了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两人选择了劳雷尔村。劳雷尔村至少时断时续地举行着一些起码的社会活动，这与玛蒂拉的心愿是相吻合的。对派克来说，住在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因为它与大山毗邻，万一对这一时髦的社会生活过不惯，他们也能及时地隐退。

这两口子要定居于劳雷尔村的时候，正好是杨西·戈锐不顾一切地想要把财产变换为现金的时候。他们买下了这座戈锐家族的住宅，将四千美金的现钞交到了这个败家子的颤巍巍的手中。

就这样，当戈锐家族的这个不肖子孙被赢光了他的钱财的赌友们赶了出来，无精打采地横卧在他倒霉的事务所里的时候，两个陌生人却已经住到了他的祖辈们的大堂上。

一团灰尘在酷热的街面上慢慢地升腾滚动过来，尘土中间有什么东西在移动着，一阵微风把灰尘吹到了一边，显现出了由一匹老灰马拉着的颜色鲜亮的崭新轻便大车。快到戈锐的事务所时，马车驶离了街道中央，停在了戈锐门前的水沟旁。

车子的前面坐着一个瘦高挑的男人，穿着一身黑呢子衣服，一双笨拙的大手上戴着一副黄色的羊皮手套。马车的后座上是一位能泰然面对这六月炎热天气的妇人。她肥大的身子上穿着紧身的丝绸衣裳。这衣服看上去是由不断变化着的各种颜色组成的，因而被称为“变色服”。她直挺挺地坐着，摇着一把太多藻饰的扇子，一双眼睛呆滞地盯着街道的远处。不管玛蒂拉对新生活的舒适怡人感到怎样的欣悦，黑槲地却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外表。它将她的面容已经镌刻成了一副空洞呆板的模样，已经用它那巉岩的冥顽和它腹地的寂寥深深地浸染了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她耳朵里听到的，好像总是树皮掉落滚下山的啪嗒声。她总能感觉到，黑槲地静谧夜晚的可怕寂寞仍然在追随着她。

戈锐木然地望着这辆堂而皇之的马车行驶到他的门前。只是在那个瘦高个的赶车人把缰绳绕在马鞭上，笨手笨脚地下了车子走进到事务所里时，戈锐才认出这位焕然一新、刚刚回到文明世界里来的人是派克·加维。于是戈锐摇摇晃晃地立起身子迎了上去。

这位山里人坐在了戈锐给他递过来的椅子上。好多人说加维的脑子不够数，是个七成子，这一点从此人的面部表情上便可以得到印证。他的脸长得太长，脸色颇像一朵番红花，而且面上毫无表情，宛如一尊石像。一双没有睫毛、眨也不眨巴一下的灰蓝色的圆眼睛，给他那可怕的面孔又添上了几分怪诞。“你在劳雷尔村一切都好吧，加维先生？”戈锐问。“一切都好，先生，加维太太和我对买下的房子非常满意。加维太太喜欢你的那所老房子，也喜欢那儿的邻居们。她认为她需要的是社交生活，现在她已经得到了。罗杰斯家、普古德家、普拉特家和特洛伊家都已经来拜访过加维太太，她也已经到大多数人家吃过饭了。一些村里最富有、最有身份的人还请她参加了他们举办的各种活动。戈锐先生，我不能说这些东西也适合我——对我来说，我更习惯山那边的生活。”加维把戴着黄手套的大手朝山那边挥动了一下，“那儿才是我愿意待的地方，我愿意生活在野蜂和狗熊中间。不过，我来这里不是说这些事的，戈锐先生。我和加维太太来，是想买下你还有的一样东西。”“买东西？”戈锐喊，“跟我？”说着他大笑起来。“我想你弄错了，加维先生。正像你说的那样，‘连锁子，农具，水桶’我都卖给你们了。我现在甚至连一根捅枪用的通条都没有留下。”“你有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把钱拿上，’加维太太对我说，‘去公公平平地把它买下。’”

戈锐抱着头说：“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有的是钱，”这位山里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说，“有很多很多的钱。以前我们穷得像负鼠，现在我们阔得可以天天宴请宾客。加维太太说，连村子里最上等的人都认可我们啦。可是我们还短一件我们还需要的东西。这本该是开在买房子时的那个清单上的，但是却给忘记了，没有列上。‘那么，我们就带上钱，’她说，‘去公公平平地买下它吧。’”“你有话就快说。”戈锐早已受够折磨的神经有点忍受不了了。

加维此时把他的垂边帽往桌子上一丢，身子向前倾了过来，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住了戈锐。“这是一桩早已存在的世仇，”加维清楚而又缓慢地说，“是你的家族和科尔特伦家族之间的世仇。”

戈锐颇感不悦地蹙了蹙眉头。将自己的世仇说给一个好争雄斗狠的人听，这是对山区礼规的一种严重违背。“深山老林”里的这个人和律师一样清楚这条戒律。“不要生气，”加维继续道，“这纯粹是一桩买卖。加维太太研究了有关世仇的所有情况。山区里的大多数有身份的人家都有世仇。赛特尔家族和戈福斯家族，兰金斯家族和博伊德家族，赛勒家族和加洛韦家族都有世仇。它们持续的时间大都在二十年到一百年。你叔叔佩斯莱·戈锐法官是最近一个进行复仇的人，他在休庭后从法官席上开枪打死了莱恩·科尔特伦。加维太太和我都是一贫如洗的穷苦人家出身。没有人会找我们这些没有家族的人来报世仇。加维太太说：‘拿上钱，公公平平地把戈锐先生的世仇买下吧。’”

这位打松鼠的猎人伸直了一条长长的腿，掏出一摞钞票扔在了桌子上。“这是两百块钱，戈锐先生，我们用它来买下你们家族那一历史已不算短的世仇，可以说是一个公道价了吧。你的家族只剩下了你一个，叫你一个人复仇，那太苦了你啦。我将从你的手中接过你家族的世仇，这样一来，我和加维太太便可以排列在有身份的人们中间啦。这是给你的钱。”

丢在桌上的那一卷钞票在桌子上抖动着，跳跃着。在加维话音落后，一阵子沉默，此时，法院那边又传来了清晰可辨的硬币的响声。戈锐知道那是院长大人又赢了一局，因为他赢钱后的叫声，尽管是压低了嗓门，还是随着热浪逾过广场传了过来。戈锐的额头此时渗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他俯身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细长颈的酒瓶，斟上了满满的一杯。“来点玉米酒吗，加维先生？你当然是在跟我开玩笑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又开出了一个新价，不是吗？我相信我以前听你说过，最高的世仇价是250～300块，稍逊色一点的是200块，不是这样吗，加维先生？”

戈锐大笑起来，可笑得并不自在。

山里人接过戈锐给他的酒，连眼皮也没有眨巴一下，便一饮而尽。对他的这种豪饮，律师投过艳羡的目光。戈锐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像个酒鬼似的品呷着，酒的香气和味道使得他轻微地战栗着。“就这两百块钱。”加维又说了一遍。

戈锐心头突然感到一阵愤怒，使劲用拳头砸到了桌子上。一张票子被弹了起来，触到了他的手。他像是被什么东西蜇着了似的，瑟缩了一下。“难道你跑到我这儿来，”戈锐喊道，“就是特意要提出这愚蠢的要求，来奚落我和侮辱我吗？”“这是一桩公平合理的买卖！”打松鼠的猎人说，在说的当儿他的手却伸了出来，似乎要把钱拿回去了。此时的戈锐突然意识到，他之所以发火，并不是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是在生他自己的气，因为他知道他就要经不住诱惑，迈到更深的泥淖中去了。于是，他从一个被触怒了的绅士，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急于要抛出自己商品的卖主了。“别忙，加维，”戈锐满脸绯红结结巴巴地说，“我接受你提出的条件，虽然二百块钱是——太——便宜了一点儿。只要买卖双方满意，交易——也就——算成了。”

加维站起来，兴奋地抖了抖他的黑呢子衣服，说：“加维太太会很高兴的。现在你已经摆脱干系了，世仇已是科尔特伦和我加维之间的事情。不过，还需写个字据，戈锐先生，因为你是律师，表示我们已经成交了。”

戈锐伸手抓过了纸笔。钱就握在他的另一只湿漉漉的手中。突然之间，别的一切事情似乎都对他变得不重要了。“是得有个出售凭据。‘权益，名称，买卖双方’……‘永远有效以及——’不，加维，我们还是略去‘保护’这一条吧，”戈锐大声笑着说，“你必须自己来护卫这一名称。”

山里人接过这张他根本不懂的条子，煞是郑重其事地将它折叠起来，然后很小心地装进了他的衣袋里。

戈锐这时正站在靠近窗户的地方。“请过这边来，”他抬起他的手指说，“让我指给你看，你刚刚买下的这个仇敌，他走过来了。你瞧，就在街道的那一边。”

山里人弯下他长长的身躯，朝戈锐所指的方向从窗户望出去。阿布纳·科尔特伦上校正在对面人行道上走着，只见他身子笔挺，相貌堂堂，约五十岁开外，身上穿着南方议员们总爱穿的那种长长的双排扣大礼服，头上戴着一顶丝绸礼帽。在加维注视着的当儿，戈锐偷偷地瞥了他一眼。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黄鼠狼的话，那么加维便是它的范本了。在他的冷酷的眼睛追随着那个移动着的人的当儿，加维嗥嗥地叫着，露出了他长长的琥珀色的尖牙。“就是这个人吗？哼，就是他曾把我送进了监狱！”“他以前是这一地区的检察长，”戈锐漫不经心地说，“哦，顺便告诉你，他可是一位一流的射手呢。”“我可以在一百码之外射中松鼠的眼睛，”加维说，“原来这个人就是科尔特伦！我这笔买卖算是做得值啦。戈锐先生，这件事我会比你干得漂亮得多的！”

加维起身离开，可刚走到门口他又停下了，脸上露出了些许的为难。“你今天还要买别的东西吗？”戈锐带着嬉戏的嘲笑口吻问，“买祖宗的规条，先辈们的魂魄，或者是柜子里的遗骨？我可以按最低的价钱卖给你。”“加维太太还想到了另一件事，”站在门口的猎人说，“我对这件事没啥兴趣，只是她特别地想要我问一下，如果你愿意，她说就‘公公平平地把它买下’。她说的是一块坟地，你知道，戈锐先生，就是宅院背后雪松下面的那块墓地。那里埋着你们家族里被科尔特伦家杀死的人。墓碑上都有他们的名字。加维太太说家族的墓地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她说我们既然买下了世仇，另一件东西也就变得必要了。现在墓碑上的姓是‘戈锐’，但是可以把它们改为我们的——”“滚！滚出去！”面色气得紫青的戈锐厉声喊道。他朝加维挥动着双手，他的手指勾曲着、战栗着。“滚，你这个魔鬼！是人都会保护他家的祖坟的——滚！”

打松鼠的猎人悻悻地迈出了门槛，走向他的马车。在他上到马车上的当儿，戈锐正把撒落在地上的钱仓仓皇皇地搂了起来。在马车慢慢地拐过了弯儿的时候，戈锐这个又长出了新毛的羊，匆匆忙忙地沿着那条小径窜到法院那边去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的时候，他们把喝得酩酊大醉、输得精光的戈锐送回了他的办公室。法院院长、喜欢开玩笑的法院帮办、县政府书记员和那个乐天派的律师抬着戈锐，那个面色苍白的“山里来的人”在后面做护卫。“放在桌子上。”其中一个说，于是他们把戈锐放在了乱堆着书本和文件的桌子上。“杨西酒喝多了后，总是惦着那个倒霉的两点。”法院院长若有所思地叹息道。“是的，”乐天派的律师说，“像他那样喝醉了酒的人，本不该再来玩牌赌钱。我不知道他今晚输了有多少。”“差不多二百块吧。我真奇怪他从哪里弄到的钱。据我所知，他已有一个多月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也许是碰上了一个诉讼委托人，赚了一笔。哦，还是让我们趁天亮前回家去吧。他醒来后，除了头感觉到有些不舒服外，不会有什么别的事的。”

这“五人帮”在朦胧的夜色里悄悄地溜走了。后来是早晨把它的阳光投射在了可怜的戈锐身上。它透过没拉帘子的窗户，起初是以一片淡淡的金光抚弄着睡觉的人，不久便用烤人耀眼的夏日的光芒，倾泻在他有着斑斑红点子的皮肤上了。戈锐在桌上的狼藉中迷迷糊糊地动了动身子，将他的脸转离开了窗子那边。他这一动把一本厚厚的法律书砰的一声摔到了地板上。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身穿黑礼服的男子正俯身向着他。他再往上瞧，看见了一顶旧了的丝绸礼貌，帽子下面是阿布纳·科尔特伦上校慈祥光润的面庞。

上校拿不准这次见面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因此等着对方表示出某种愿意再相识的迹象。有二十年了，这两个家族的男人们不能平心静气地面对面相遇。在戈锐使劲地把模模糊糊的视线投向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眼睛眯缝了起来，末了，他安详地笑了。“你把斯特拉和露茜也带来玩了吗？”戈锐平静地问。“你认识我吗，杨西？”科尔特伦问。“当然认识。你送给过我一根头上带哨的鞭子。”

二十四年前，他给过杨西带哨的鞭子；那时杨西的父亲是科尔特伦上校最要好的朋友。

戈锐的眼睛在屋子里四下瞅着。上校明白了他的意思。“躺着别动，我去给你弄点来，”他说。后面的院子里有一台水泵，戈锐闭上了眼睛，无限欢欣地倾听水泵手柄发出的咔嗒声和涓涓的流水声。科尔特伦拿回一罐清凉的水，端着给他喝。戈锐很快地坐了起来——

一副穷愁潦倒的样子，他的亚麻布的衬衫又绉又脏，头发蓬乱，昏沉沉的脑袋还摇摇晃晃的，他费力地将一只手朝上校挥了挥。“对——不起，你能原谅吗？”戈锐说，“我昨晚一定是喝了太多的酒，然后就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眉头颇为困惑地锁结在一起。“和年轻人们一起出去了？”科尔特伦友好地问。“不，我哪儿也没去。这两个月来，我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我想，又是像往常一样，喝得太多了吧。”

科尔特伦上校把手抚在了他的肩膀上。“杨西，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把斯特拉和露茜也带来了，”上校这样开始道，“适才你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你一定是又梦见了你小的时候。现在你全醒了，我希望你能好好听着。我就是从斯特拉和露茜那里来的，来寻找他们儿时伙伴，寻找我老朋友的儿子。他们俩都知道，我这次来是准备带你回去的，你会发现他们还像从前那样欢迎你。我想接你到我家里住，住到你的身心完全复原了的时候，你只要愿意就一直住下去。我们听说你现在的处境很糟糕，你心中有困惑，变得有点儿颓唐了，我们都希望你能再到我们家玩。你愿意来吗？孩子？你愿意丢开我们两个家庭过去的恩怨纷争，跟我一块儿回去吗？”“纷争！”戈锐睁大了眼睛诧异地说，“在我们之间，我不记得有过任何的纷争。我相信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不过，上校，我怎么能够到你们家去呢，像我现在的这副样子——

一个可怜的酒鬼，一个可悲的败家子，一个堕落的赌棍——”

戈锐从桌子上溜下来踉踉跄跄地坐到了扶手椅子上，开始伤心地啜泣起来，在这泪水里掺杂着他真正的悔恨和愧疚。科尔特伦一直婉转耐心地劝说着，让戈锐的心里慢慢地想起了他儿时在山里曾经度过的快乐时光。科尔特伦跟他说，他们对他的邀请是真心诚意的。

后来，科尔特伦说起想依靠他的帮助，搞成一套运输装置，以把大批砍伐下来的木材从高山上送到下面运木头的水道里。他知道戈锐曾经发明过一种这样的东西——一系列的滑道和斜槽装置——

戈锐曾为此感到十分的自豪。他的这一诱劝奏效了。可怜的戈锐觉得自己还能对别人有用，便变得高兴起来，他很快地把一张纸铺在桌子上，用颤巍巍的手，急速地画着他打算要怎样做的示意草图。

戈锐已经厌倦了无所事事的生活，他那浪荡的心又朝着山区那边复苏了。他的头脑还不是那么灵活，他的各种思想和记忆只是在逐个地回到他的脑子里来，就像信鸽在暴风雨的海面上极力寻找着它的航线一样。即便是这样，科尔特伦还是对戈锐的这一进步感到了满意。

那天下午，当科尔特伦和戈锐家族的这两个人友好地骑着马走过镇子里的时候，贝塞尔镇上的人都感到惊讶。他们俩肩并肩骑着马，穿过了灰尘飞扬的街道和立定呆看着他们的市民，跨过了溪上的小桥，朝着山里走去。这个浪子已经给自己梳洗了一番，显得整洁得多了，只是他坐在马背上还有点儿摇摇晃晃，心里面也好像有什么很重的心事似的。科尔特伦没去打扰他，指望着山里的环境会给戈锐以好的影响，叫他慢慢地恢复了心理上的平和。

有一次，戈锐突然发起痉挛，差点儿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不得不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儿。上校早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事先为戈锐带了一小瓶威士忌酒，可是当上校把酒递给他时，戈锐却几近愠怒地拒绝了，并且说他以后再也不沾一滴酒了。慢慢地他恢复过来了，他们又骑上马默默地走了有一二里路的光景。临了，戈锐突然勒住了缰绳说：“昨天晚上我玩牌输了两百块钱。哦，那些钱我是从哪里弄来的呢？”“不要胡思乱想了，杨西。山里清新的空气很快会使你的心情平静下来的，我们回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到平纳柯瀑布钓鱼，那里的鳟鱼多得像牛蛙一样在水面上乱跳。我们也叫斯特拉和露茜一块儿去，到老鹰岩那儿野餐。杨西，你没有忘记吧，那用夹核桃木熏过的火腿面包，对饥肠辘辘的钓鱼人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显然，上校并不相信戈锐真的有过这二百块钱。于是，戈锐又回到了他的沉思之中。

从贝塞尔镇到劳雷尔村有12英里。傍晚时分，他们已经走了10英里。离劳雷尔村半英里的地方是戈锐的祖宅。过了劳雷尔村，再往前走一两英里，住着科尔特伦一家。现在的路径虽然变得陡峭、走起来也较为吃力，可周围赏心悦目的景致却给了他们诸多的补偿。林间崎岖的小路边枝叶繁茂，鸟语花香，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使一切的药物变得黯然失色。小路两边的荫翳处长满了地衣、苔藓，一条明净的小溪在蕨类植物和月桂树中间潺潺地流淌。他们站在稍低一点儿的地方，从掩映着的树叶中间望过去，只见远处山谷在白色的云霭雾霾中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图画。

科尔特伦高兴地看到，他的同伴沉浸到山林迷人心魄的景色中去了。现在他们只需绕过画家岩，跨过埃尔德河，爬上对面的小山，戈锐便能看到已被他卖掉的祖宅了。对现在走过的每一块岩石、每一条路径、每一棵树，戈锐都觉得十分亲切，十分熟悉。虽然他以前曾忘掉过这里的林木，它们此时却叫他变得激动起来。正像《家乡，可爱的家乡》那首乐曲能让他变得激动不已一样。

他们绕过了画家岩，走到了埃尔德河边，停下来让马儿在湍急的河水中饮水、洗澡。在埃尔德河的右侧有一道栅栏，顺着山路和水流的方向延伸到远处。这栅栏围起的就是戈锐他们家的一个老果树园，他的祖宅就在那个陡峭的山坡后面。沿着栅栏的内侧长着茂密的商陆树、接骨木树、黄护树和黄樟树。随着那片枝叶中传出一阵响动，戈锐和科尔特伦都抬眼望了过去，见栅栏上面有一张像狼一样凶狠的长脸，脸上的一双灰色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他们两个。那张脸很快就消失了，接着是一个细长的身影朝着戈锐家祖宅的方向，在果园的林子里左躲右闪地奔跑。“那个人叫加维，”科尔特伦说，“你的房子就是被他买去了。这个人的脑子肯定是有些不正常。几年前，我曾因为贩酒的事把他关进监狱，尽管我也知道那件事主要不是他的责任。哦，杨西，你怎么了？”

戈锐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脸色变得苍白。“我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儿怪？”他勉强地笑着问。“我现在记起了几件事情，”戈锐的酒现在已经醒了好多，“我想起这两百块钱是怎么来的了。”“不要再想着它了，”科尔特伦和言悦色地说，“以后，我们会把一切都弄清楚的。”

他们骑上马离开了埃尔德河。在他们到了山脚下时，戈锐又停住了。“上校，你以前是不是认为，我有的时候是很爱虚荣的呢？”他问，“我对衣饰外表过分讲究？”

上校的眼睛此时不愿意落到戈锐身上穿着的邋遢的亚麻布衣服和头上戴着的褪了色的帽子上，免得让他难受。“我好像还记得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当年的英姿，”上校虽然感到奇怪，可还是顺着他的意思说，“在布鲁岭一带，衣服穿得最得体的，头发梳得最光溜最时髦的，马骑得最好的，就是那个小伙子啦。”“你算是说对了，”戈锐赶忙接过话茬说，“现在的我在心里头还是那么爱虚荣，尽管它没有表现在面上。噢，我现在仍然像火鸡一样爱漂亮，像魔鬼撒旦一样爱慕虚荣。眼下我想求你一件小事，来满足一下我的这一癖好。”“你尽管说出来，杨西，只要你愿意和喜欢，我们可以封你为劳雷尔的公爵和布鲁岭的男爵；愿意为你从斯特拉的孔雀尾巴上拔下翎子，装饰在你的帽子上。”“我可不是和你开玩笑，我是郑重其事的。几分钟后我们要经过我家山坡上的房子，我出生在那里，我的祖辈们一直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现在却是由陌生的人们住在那里了——再瞧瞧我现在的模样！我这副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样子！科尔特伦上校，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现在的这副模样，那样我会感到羞愧的。我想请你让我穿戴上你的衣帽，等走到人们看不见我们的地方，我再还给你。我知道你会认为我的这个念头有多么荒唐，可是穿上你的衣服从我以前的家走过时，我就会显得体面多了。”“哦，这是怎么回事呢？”科尔特伦对自己说，因为他实在无法把同伴现在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举止与他提出的这个奇怪的请求联系在一起。不过，上校已经欣然同意，动手解开了衣服的纽扣，仿佛戈锐的这个念头一点儿也不奇怪似的。

上校的衣服和帽子戈锐穿戴上后都非常合适。戈锐扣好了外套的扣子，脸上显出一副满意和神气的样子。戈锐和科尔特伦差不多是同样的身材——

也许后者更加伟岸和挺拔一些。虽然他们相差二十五岁，可是从相貌上看，他们就像是兄弟俩一样。戈锐显老，他的脸臃肿而且生出了皱纹；上校面色光润，脾性适中。他穿上了戈锐的那件破烂的亚麻布衬衫，戴上了那顶褪了色的软边呢帽。“现在，”戈锐拉住了缰绳说，“我穿戴好了，上校。我希望你走在我的后面，离我大约有十英尺的距离，这样他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我现在神气的样子了。他们会看出我不是那种再也提不起来的人，一点儿也不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一次要好好地露露脸儿，咱们走吧。”

戈锐策马缓缓地向山上奔去，上校照戈锐说的，落开距离，跟在后面。

戈锐笔直地坐在马鞍上，头高高地昂着，可是他的眼睛却在朝右边望着，在急速地扫过他祖宅院子里的每一片树丛、每一个犄角旮旯和每一个隐蔽的地方。他曾有一刻对自己说：“那个疯狂愚蠢的家伙果真会干这样的事情吗，还是我自己在胡猜乱想呢？”

就在他走到他家那片祖坟的对面时，他看到了他正在寻找的东西——

一缕白色的硝烟从一处浓密的灌木丛里飘了出来，他的身体朝左边慢慢地倒下，这时科尔特伦已驱马赶了上来，用手臂扶住了他。

打松鼠的猎人没有对他的枪法吹牛。他把子弹射向了他想要打到的那一部位，也是戈锐早已料到子弹会穿透的地方——它穿过了阿布纳·科尔特伦黑呢子上衣的前胸。

戈锐重重地依偎着科尔特伦的身体，他并没有倒下去。两匹马儿并排走着，上校的手臂托着他仍然稳稳地坐在马背上。透过掩映的林木，可以看见劳雷尔村落里白色的小房子就在不远处闪烁着。戈锐伸出了一只手，向这边摸索着，直到它抚在了科尔特伦握着缰绳的手上。“你是我的好朋友！”戈锐说。这句话道出了他现在心中涌动着的感情。

就这样，杨西·戈锐在经过他的旧宅时，尽他最大的力量显示出了他尚有的体面和尊严。

感恩节里的两位男士

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在这一天，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只要是父母所生，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一边吃着苏打饼干，一边诧异着院子里的旧水泵怎么显得比从前更加靠近门口了。祝福这个日子吧，是罗斯福总统将它赐予了我们。我们听到过一些有关清教徒的传说，不过，我们已经不再记得他们是何许人了。不管怎样，只要他们胆敢再次登陆的话，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普利茅斯岩崖？哦，这听起来似乎挺耳熟的。自从火鸡托拉斯垄断了市场以来，我们中间的不少人不得不降低标准改吃母鸡肉了。不过，华盛顿那边还是有人走漏了消息，提前泄露了感恩节的公告（在感恩节这一天，很多美国人都要吃火鸡——译者注）。

位于酸果蔓沼泽地以东的这座大城市已经把感恩节变成了一种习俗。一年之中，只有在十一月份里的这最后一个星期四，这座大城市才承认渡口之外的地方也属于美国。这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的节日。是的，一个完全属于美国人的庆祝日。

现在我们就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便可向你证明，在大洋这边的我们也有许多传统。而且，由于我们美国人的活力和进取精神，比之于英国人的传统，它们趋于古老的速度要快得多。

如果你此时从东面进到联合广场，你就会看到斯达夫·比特正坐在喷泉对面便道右侧的第三条长凳上。九年来，每到感恩节的这一天，斯达夫·比特总会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准时地坐到这里。因为每当他这样做了的时候，总有一些奇遇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查尔斯·狄更斯式的奇遇——

一准会叫他心潮澎湃，其激动程度丝毫不亚于大洋彼岸人们的激动。

可是今天，斯达夫·比特出现在这个每年约定好的地方，却不是因为他有时会感受到的饥饿（慈善家们似乎都认为，穷人们在一年里只会经受一次饥饿的折磨），而是因为习惯使然。

毫无疑问，斯达夫·比特此时并不感到饿了。他刚刚美餐了一顿，酒足饭饱后的他现在只剩下了呼吸和走路的气力。他的眼睛像两颗浅色的醋栗，牢牢地镶嵌在一张臃肿、油腻、呆滞、呈油灰色的脸盘上。他呼哧呼哧地喘着，脖子上有一圈一些参议员们才有的赘肉，叫他翻起的外套衣领不能形成时髦的样式。一个星期前由慈祥的救世军修女为他缀上的扣子，此时被撑得像玉米花似的爆开，散落在他周围的地上。尽管他衣衫褴褛，衬衣前面破开的一道口子一直豁到了心口，可是十一月份的夹带着雪花的冷风，只是令他感到了惬意和凉爽。因为他刚刚吞到肚子里的那顿丰盛的饭菜在斯达夫·比特身上产生了太多的热量，这顿美食以牡蛎为头盘，以葡萄干布丁为最后的甜点，包括了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烤火鸡、烤土豆、鸡肉沙拉、南瓜饼和冰激凌。因此，已经撑得不想动弹的他，只是用一种不屑的懒懒的神情，呆视着前方。

那顿饭完全出乎斯达夫·比特的预料。他刚走到位于第五大道上的一幢红砖住宅时，就被站在门口的一个佣人拉了进去。这座房子里住着两位家世古老、尊重传统的老妇人。她们甚至都不承认纽约市的存在，认为感恩节只是为华盛顿广场这块地方所设。她们的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让一个佣人站在侧门口，叫他们把第一个在正午十二点钟刚好经过这里的流浪汉请进来，饱餐一顿。斯达夫·比特在他去公园的路上碰巧路过这里，被管家给拽了进去，以践行这座城堡从建立起就产生的这一传统。

斯达夫·比特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看了足足有十分钟之久，随后，他依稀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想要变换一下视觉角度的欲望，费了很大的劲，他才把头慢慢地转向了他的左边。此时，他的眼珠子突然惊恐地鼓了起来，他屏住了呼吸，身下的两条短腿簌簌地抖着，已经磨平了的鞋底子蹭着地上的沙砾沙沙作响。

因为那位老先生正横穿过第四大道，朝他坐着的那条长凳走来。

九年了，每到感恩节，这位老先生都要来到这里，找到坐在这条长凳上的斯达夫·比特。老先生做这件事是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传统。九年来的每一个感恩节，老先生都来这里见斯达夫，带着他去饭店，看着他美美地吃上一顿。在英格兰，人们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却没有这么高的自觉。我们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九年已经是一个不短的时间。这位老先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将建立美国的传统视为己任。为了做得像模像样，我们必须长时间地坚持做一件事情，而绝不能让它中途夭折。譬如每周收集几毛钱的工业保险费或者打扫街道之类的事情。

这位老先生郑重其事地径直朝着他所培植的传统（对象）走过来。每年请斯达夫·比特在饭店吃上一顿，这与英国的大宪章和英国人早餐中的果酱比起来，还不像它们那么具有民族的特色。不过，它毕竟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几乎还带上了点儿封建的意味。这至少表明在纽约——哦，不！——乃至在整个美国——建立起一种传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老先生瘦高个儿，六十岁了，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戴着一副在鼻梁上挂也挂不住的老式眼镜。他的头发比去年又白了许多，也稀疏了许多，他走路似乎也更多地依赖于他那根粗大多节的曲柄手杖了。

当斯达夫·比特的老恩人朝他这边走过来的时候，他不禁变得呼吸紧促，浑身发抖，就像某位太太的狮子狗看到一条野狗对着它龇牙竖毛地挑衅一样。斯达夫想要逃走，可是任凭他使出桑托斯·杜蒙的全部本领，也不能将他与长凳分开。那两位老人的佣人真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到家了。“早上好，”老先生说，“看到你经过一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健康地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我真高兴。就为了这一点，这个感恩节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值得庆贺一番的。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朋友，我将请你好好地吃上一顿，使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一样的快活。”

这位老先生每次见到斯达夫时，都会这么说。九年了，每个感恩节都是这样的话。这些言辞本身几乎也快变成一种惯例了，除了《独立宣言》，什么也不能与它相媲美。在以前的每一次，这些话语在斯达夫听起来，都像是美妙的音乐。可是，现在的他却是痛苦满面地（几乎就要哭出来了），他抬眼看着老先生。雪片落在斯达夫汗涔涔的额头上，发出丝丝的响声，而老人此时却是转过了身子，背对着寒风，在微微地战栗。

斯达夫不清楚，为什么这位老先生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总是很伤感。他不知道这是因为老人在他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总希望自己有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事业。他希望有一个身体强健、可引以自豪的儿子，在他去世以后，还能来到这里，能站在某个未来的斯达夫面前，对他说：“为了纪念我的父亲。”临了，这也会成为一种惯例。

但是，这位老先生并没有亲戚。他在公园东面的一条偏僻的街道的一座颓败老旧的住宅里租了几间屋子住。冬天，他在类似墙柜大小的温室里种些倒挂金钟。春天，他参加庆祝复活节的游行。夏天，他住到新泽西山区的一家农舍里，坐在柳条编织的椅子中，念叨着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捕捉到扑翼蝴蝶。秋天，他请斯达夫吃上一顿。这些就是老先生一年中所做的事情了。

斯达夫·比特抬头望着老先生足足有半分多钟，脸上一副焦虑、无助和自我怜悯的表情。由于给予，老先生的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多了，可他那小小的黑领结还是打得那样有神气，他的亚麻布衣衫还是那么洁白、漂亮，他上唇留着的灰白小胡子，经过整理，在两端形成卷曲，稍稍翘起。那个时候，斯达夫的嗓子眼里突然发出像是豌豆煮在锅里似的响声。他这是想要说话；九年了，老先生每次都听到这样的声音，他顺理成章地把它们理解为是斯达夫每年接受请饭时的习惯表达。“谢谢你，先生。我这就跟你走。非常感谢，我正饿得咕咕地叫呢，先生。”

饱胀引起的慵懒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个信念进入斯达夫的脑子里：他是一种传统的基石。在感恩节这一天，他的胃口并不属于他自己。根据一种既定的习俗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权利（如果不是根据有关限制方面的实际法规的话），他的胃口属于这位拥有优先权的善良老人。诚然，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然而，为了建立起宝贵的传统，总得有人来做循环小数。世界上的英雄们并不都是掌控着钢铁和金子的。看我们眼前的这一位，他手中挥舞着的武器只是镀银镀得很差的铁的刀叉。

老人领着他一年一度的受惠者向南，走到了那家饭店和那张他们年年吃饭就座的餐桌。他们两个被饭店的侍者认了出来。“那位老人来了，”一个侍者说，“每到感恩节，他就带来这个流浪汉，请他吃上一顿。”

老人在桌子的对面坐下，脸上映出珍珠般的光亮，瞧着他面前的这位会是未来的一个古老传统之基石的人。侍者在他们的餐桌上摆满了各种节日的佳肴——

斯达夫发出一声叹息（这声叹息会被误认为是饥饿的表示），举起了刀叉，去为他自己铸就一顶不朽的桂冠。

再也没有哪位英雄能像斯达夫那样在敌人的阵前英勇地冲锋陷阵了。火鸡肉、牛排、汤羹、蔬菜、馅饼等，一端上来就被他吞到肚子里去了。之前就已经撑到了嗓子眼上的他，一进到饭店时扑面飘来的饭菜味儿就几乎叫他恶心得吐了出来，可是他却像个真正的骑士那样振作了起来。他在老人脸上看到的是，因为行善而生出的幸福表情——这种幸福远胜于捕捉到扑翼蝴蝶给老人带来的幸福感——他没有勇气扫了这位老人家的兴致。

一个小时以后，斯达夫赢得了战斗，靠在了椅背上。“衷心地感谢你，先生，”斯达夫的声音像是漏了气的蒸汽管子，“真心地谢谢你的这顿丰盛的饭菜。”说着，他费力地站了起来，两眼呆滞地开始朝着厨房那边走。一个侍者像转动陀螺那样把他转了过来，将门的方向指给了他。老人小心翼翼地数出一块三毛钱的硬币，又留给侍者三枚镍币的小费。

像往年一样，他们俩在饭店的门口分了手，老先生向南，斯达夫向北，各自而去。

在拐过第一个街口的时候，斯达夫停了下来，站了一分钟。紧接着，他褴褛的衣衫似乎鼓胀起来，宛若是猫头鹰抖动起它浑身的羽毛。他像是一匹中了暑的马，重重地摔在了便道上。

在救护车到来、走下的年轻的外科大夫和司机把斯达夫抬上车的时候，他们低声地诅咒着这过重的身体。斯达夫身上没有威士忌的味儿，不能将其移交给警察的巡逻车，因此，斯达夫连同他肚子里的两顿丰盛的饭菜都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他们把他放在一张床上，开始用一根光光的金属棍子给他做检查，看看他到底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症，希望能找出他的病因。

噢！一个小时之后，另一辆救护车送来了那位老先生。他们把他放在了另一张床上，说他可能是得了阑尾炎，因为看外表他怎么也不像是吃饭付不起钱的主儿。

不过，在一会儿之后，一位年轻的医生碰到了一个年轻的护士（他喜欢她的美丽的眼睛），停下来跟她聊起了病人的情况。“躺在那一边的看起来挺体面的那位老先生，”年轻的医生说，“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饿病的。我想，他可能是出身哪个名门世家吧，不过现在却落魄了。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儿东西了。”

麦琪的礼物

一共是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里了，其中的六毛还都是一分的硬币。这些硬币都是在买杂货、买菜和买肉的时候从卖主那里每次一分两分硬抠下来的。她自己也知道，这样的锱铢必较，就是人家嘴上不说，也免不了背地里笑话，以至于有时候想起来，她自己脸上都在暗暗地羞愧。德拉把这些钱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很显然，除了扑在那张又小又破的沙发上号啕大哭一场之外，还能怎么办呢？德拉也就是这么做了。这不免会引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

在这位家庭主妇的痛哭声渐渐地变成了啜泣声的当儿，让我们不妨来看看她的家。这是一个带家具的每周需付八美元租金的公寓房。它尽管没有破烂到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地步，可是实际上已经跟贫民窟相去不远了。

在楼下的门廊里，装着一个再也不会有信投递进去的信箱和一个再也不能按响的门铃。此外，在门铃的旁边还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她丈夫的名字：詹姆斯·迪林汉·杨先生。“迪林汉”这名字在其房主人周薪为三十美元的时候，也曾迎着风儿神气地飘扬过。现在，周薪缩减为二十美元，“迪林汉”这名字也看似变得模糊起来，好像它们正在认真地考虑，是否应该缩减为谦逊而又低调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汉·杨回到家里，走到楼上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杨夫人（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德拉）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吉姆”，同时会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这一切自然都非常美好。

德拉在哭完后，往脸上扑了点粉。她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外面，看着一只灰色的猫在灰蒙蒙的院落中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她仅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几个月来，她拼力攒着每一分钱，而结果只攒下了这么一点儿。周薪二十美元，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开销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事情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她的心爱的吉姆。她一直想着要给他买一件能配得上他的东西，一件美好、珍奇、贵重的礼物，一件差不多值得她的吉姆去拥有的礼物。

在屋子的两扇窗户之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周租金八美元公寓里的那种壁镜。一个非常消瘦、灵巧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细碎条状的映像里，可以迅速地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映像。德拉凭借着她苗条的身材，很好地掌握了这门技艺。

德拉突然从窗户那里急转过身子，站到了镜子面前。她的眸子里闪烁着光芒，可是她的脸颊却在二十秒钟之内失去了血色。她迅速地解开了她的头发，让它披落下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汉·杨家里拥有两件值得他们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好叫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的财宝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在每次经过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王嫉妒得把胡子也翘了起来。

这时候，德拉丰美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条棕色的瀑布亮闪闪地起着涟漪。她的头发一直到她的膝盖下面，像是她身上的一件靓衣。随之，她又神经质地把头发迅速缠了起来。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任一两滴眼泪洒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德拉穿上了她那件棕色的旧外套，戴上了她的棕色的旧帽子。她跑出屋子，冲下楼梯，来到了街上，衣裙在她快速的移动中飘摆，眼睛里尚有晶莹的泪光在闪烁。

德拉在一家挂着“莎弗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制品”牌子的店铺前停下来。她跑上一节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店中的老板娘，身高体胖，皮肤白得有点儿扎眼，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与莎弗朗妮的称号可不大相符。“你要头发吗？”德拉问。“我收购头发，”这位夫人说，“把你的帽子摘掉，让我们来看看你头发的成色。”

棕色的长发如瀑布般的倾泻下来。“二十美元。”夫人一边很在行地摸着德拉的头发，一边说。“好的，快点儿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她仿佛是插上了玫瑰色的翅膀，愉快地飞掠而过。请读者不要介意我这个蹩脚的比喻。总之，德拉是跑遍了所有的商店，为吉姆挑选礼物。

德拉终于找到了她要买的东西。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作的。在她搜寻过的所有商店里，再也没有和它类似的物品了。这是一条铂金表链，简单大方，完全是以其质地的纯良而不是花哨的装饰来表明其非凡的价值——

所有的好东西都理应如此。它与吉姆的手表非常般配。德拉一看到它，就知道这条表链非吉姆莫属。它跟吉姆本人一样，文静沉稳而身价非凡——

这一描述对两者都很合适。买它花去了二十一美元，德拉拿着剩下的八毛七分钱，匆匆地往家赶。有了这条链子配在吉姆的表上，吉姆无论跟多少人在一起，也可以随时随地拿出表来看时间了。因为尽管这个表很华贵，可他因表上拴着的是一条很旧的皮表带，只敢偶尔偷偷地瞥上一眼。

在德拉到了家以后，她的陶醉感逐渐地让位给了理智和审慎。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燃了煤气灯，开始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和慷慨所造成的狼藉。亲爱的朋友们，这永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德拉的头上覆满了一个贴着一个的小发卷，看上去俨然像个逃学的小孩。她用苛求的眼光，对着镜子中的自己仔细地瞧了又瞧。“吉姆看到了，肯定会骂我的。”德拉跟自己说，“他会说我看起来像是个科尼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噢！我拿一块八毛七分钱能做什么呢？”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德拉煮好了咖啡，煎锅也放在了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准备着煎牛排。

吉姆从来没有晚回过家。德拉把铂金表链对折放在手里，坐在离吉姆必经之门最近的桌子角上。随后，德拉听到了吉姆上第一节楼梯的脚步声，她紧张的脸都变白了。平常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她总爱默默地祈祷。此时，德拉默念着：“求求上帝，让吉姆认为我还跟以前一样漂亮。”

门开了，吉姆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消瘦的面庞上显得很严肃。可怜的吉姆，他才二十二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需要一件新大衣、一副新手套。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犬闻到鹌鹑的气息似的一动也不动。他盯着德拉，眼睛里流露出她难以理解的神情，这下可吓坏了德拉。它不是愤怒，不是惊讶，不是不满，更不是厌恶，不是她所见过的任何一种。他只是用那种特别的表情，凝视着她。

德拉扭身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到吉姆身边。“吉姆，亲爱的，”德拉大声地说，“不要那样看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我不能眼看着圣诞节到了而不给你买礼物。我的头发会再长长的——你并不那么太在意，对吗？我不得不这么做。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圣诞节快乐’，吉姆，让我们高兴起来。你不知道我给你买了件多么珍贵——多么美好的礼物呢！”“你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经过了一番苦思冥想，他好像还是未能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剪下来卖掉了，”德拉说，“你还会一样地喜欢我，对吗？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不是吗？”

吉姆带着略显古怪的神情四下张望着。“你说你的头发已经剪掉了吗？”他傻傻地问。“你不用找了，”德拉说，“头发已经卖了。我告诉你——卖了，没有了。这是平安夜，亲爱的。好好地待我，我是为你才卖掉它的。我头上的头发也许能够数得清，”她突然真挚而又甜蜜地接着说，“但是，没有人能测出我对你的爱有多深。我现在就把牛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似乎从恍惚中很快地醒了过来，他紧紧地抱住了德拉。现在让我们用十秒钟的时间，换一个角度，审慎地考虑一下一个与眼下似乎无关的问题。每星期八美元的房租，或是每年一百万美元的房租——

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个智者会给予你错误的答案。麦琪给人们带来礼物，可他们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句晦涩难懂的话，你看过下文后自会明白。

吉姆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包东西，把它丢在了桌子上。“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拉，”吉姆说，“不管你是剪掉了头发也好，还是把头发修成了别的样式也好，都不能使我对你的爱减少一丝一毫。不过，只要你打开那包东西，你就明白你为什么会叫我发愣了。”

德拉白皙的手指敏捷地解开了包装上的绳子，随后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哎呀！很快就变成了女性的歇斯底里的哭泣声，需要公寓的主人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加以安慰。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一整套的发卡——

两边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这是德拉在百老汇商店的橱窗里看到、艳羡了许久的美丽的发卡，它们由纯玳瑁制成，边上镶嵌着珠宝——

来搭配她的秀发，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知道，这些发卡一定很昂贵。她以前一直是向望、渴盼着它们，但丝毫也没有过要把它们拥为己有的念头。现在，这些发卡是她的了，可是与这梦寐以求的发卡相得益彰的美丽长发已经剪掉了。

不过，德拉还是紧紧地将它们搂在怀里。临了，她终于能够抬起朦胧的泪眼，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吉姆！”

末了，德拉像是个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喊道：“哦！哦！”

吉姆还没有看到他的美好的礼物呢！德拉展开她的手掌，急切地让吉姆来看。这一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闪着熠熠的光亮，好像是她的欢快与热忱在闪动。“它漂亮吗，吉姆？我跑遍了整座城市才买到它。你以后可以想什么时候看表，就什么时候看表了。把表给我，让我看看配上这个链子，我们吉姆的表该有多帅气。”

吉姆没有把它掏出来，而是踉跄地倒在了沙发上，把他的双手枕在脑后，笑了。“德拉，”他说，“让我们把我们的礼物暂时保存，收起来吧。它们都太珍贵了，我们眼下还用不上它们。我卖掉了金表，给你买来了发卡。好了，你现在可以煎上我们的牛排了。”

麦琪们，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都是智者——是聪明绝顶的人——

他们给出生在马槽里的圣子基督带来了礼物。他们发明了在圣诞节互送礼物的习俗。因为其睿智，他们的礼物毫无疑问也是非常美好的，如果碰上互赠的东西完全相同，可能还会拥有交换的权利。在这里，我向你们笨拙地讲述了一个没有曲折、没有波澜的故事：两个住在同一所公寓里的笨孩子为了对方，极不明智地卖掉了他们家里的两件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还是让我们对现在的聪明人说上最后一句吧，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中，他们两个是最聪明的，在所有赠送或是接受礼物的人中，他们两个也是最聪明的。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俩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警察与赞美诗

苏贝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当群雁引吭高歌地飞过夜空的时候，当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对丈夫百般温存起来的时候，当苏贝在公园的长凳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你就知道，冬天就要来了。

一片枯叶落在了苏贝的膝盖上。这是杰克·弗罗斯特的名片。杰克对麦迪逊广场上的常住居民是很照顾的，每年到来之前都会预先通知。他在十字街头把他的名片交给了北风（这一露天大厦的看门人），好叫风餐露宿的人们有所准备。

苏贝的大脑里开始意识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由他组成一个单人筹备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在长凳上不安地翻着身。

苏贝对越冬并没有过多的奢望。他没有想过去地中海巡游，也没有想过去享受南方催人欲眠的风光，更没有想过在维苏威海湾中游泳。现在苏贝心里所向望所期盼的，就是在布莱克韦尔岛上住上三个月。三个月没有食宿之忧，既有意气相投的伙伴相处，又避开了波瑞阿斯的肆虐和巡警的骚扰，这在苏贝看来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了。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一直是苏贝冬天的寓所。正如比他幸运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好车票到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度假一样，苏贝每年都要为他去往布莱克韦尔岛做些寒碜的准备。现在，就是他着手安排的时候了。昨天晚上，他睡在古老广场靠近喷泉的那条长凳上，用三份厚厚的星期日的报纸垫在了他的衣服底下，盖在了他的脚踝和膝盖上，可还是抵御不了袭来的寒冷。因此，布莱克韦尔岛现在在他的脑子里了日渐变得清晰起来。苏贝看不起那种以慈善的名义为城市里的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救济。在苏贝看来，法律比慈善更为仁慈。城里比比皆是这样的救助机构，无论是政府办的，还是慈善组织办的，只要苏贝愿意，这些机构都可以提供给他最起码的食宿条件。但是，对于不乏有着高傲心理的苏贝来说，接受施舍会叫他感到诸多的不便。每次从慈善家的手中得到他们的什么好处，尽管你不必付钱，却总会给你带来精神上的屈辱。正如恺撒有布鲁图一样，凡事有利就有弊。你接受人家提供的床铺，你就得被迫洗个澡；你要吃人家给你的面包，你个人的来历和隐私就得被人家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最好还是做法律的座上客，这样虽然会受到一些规则的约束，可毕竟没有人会过分干涉你的私事。

既然已经决定要去岛上，苏贝马上就着手来实现他的愿望。想做成这件事，有许多简便的方法。最叫他痛快的就是到某个豪华的饭店，美美地吃上一顿。临了，告诉人家自己无钱付账，将他不吵不闹地送交给警察。剩下的事情（诸如对他的安置等），自会有地方法官为他办好。

苏贝离开长凳，步出了广场，横穿过百老汇街与第五大道交叉处的一片平坦的柏油路面，然后拐上了百老汇街，停在了一家灯火辉煌的饭店门前。那里每晚都汇集了最上等的美酒佳肴、衣着华丽的贵宾和人类的精英。

苏贝对他的上半身（从马甲的最低一个纽扣往上）充满了信心。他刮过了脸，上衣体面、整洁，还系着一条一位女教士在感恩节时送给他的活结领带。只要他进了饭店，能不被人怀疑地走到餐桌前，成功就属于他了。他显露在餐桌上面的部分不会让侍者起疑。吃上一只烤野鸭，苏贝乐滋滋地想着，再要上一些坎曼贝奶酪、一瓶法国白酒、一小杯咖啡和一枝雪茄。雪茄要一块钱一枝的就可以了，这样消费的总额加起来不至于太高，不会叫饭店的经理们对他狠心的报复。而他也可以饱餐一顿，愉快地踏上他去冬季避难所的旅程。

然而，当苏贝的脚刚刚跨进这家饭店的时候，饭店领班的眼睛就盯住了苏贝破损的裤子和邋遢的鞋子。两只强壮有力的臂膀拥着苏贝的身体，将他悄然地、匆匆地推到了马路的便道上，避免了一只野鸭横遭倒霉的命运。

苏贝离开了百老汇街。看来想要到达为他提供庇护的岛屿，走美食家的路是行不通了。必须想出其他的办法，以进入那个住所。

在第六大道一个拐角处，美妙的灯光和经过精巧装饰的商品把一家店铺的橱窗装点得格外醒目。苏贝捡起一块鹅卵石，朝橱窗的玻璃上砸去。街口的人们向这边疾奔过来，一个警察跑在前面。苏贝站着没有动，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看着警察的光闪闪的铜纽扣，他笑了。“砸了橱窗的人往哪边跑了？”已赶到的这位警官激动地问。“你难道不认为我可能与这件事有关吗？”苏贝说，语气虽然带着些许的讥嘲，却也不乏友好，俨然像是一个就要交上好运的人。

在这位警察的头脑里，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苏贝就是嫌疑犯。砸了橱窗的人不会还留在原处，与法律的走卒在那里调侃，他们早就拔腿跑了。警察看到不远处有个人正在跑着去搭一辆车，于是，挥舞着警棍，追了上去。苏贝大失所望，悻悻地走开了，他两次都没有成功。

在街道的对面，有一家不太起眼的饭店。这是一家大众化的餐馆，专为肚子大而钱袋瘪的人们服务。那里空气污浊，碗盘也都是粗瓷的；那里汤羹淡如水，餐巾薄如绢。苏贝走进这家饭店，他的破旧的裤子和鞋子都没有引起侍者的注意。他大摇大摆地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吃了牛排，薄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末了，苏贝站起来告诉侍者，他身上没有钱，付不起账。“好了，现在赶紧喊一个警察来吧，”苏贝说，“不要叫大爷我久等。”“对付你这样的人，用不着警察，”侍者说，他的声音像奶油蛋糕，眼睛像曼哈顿鸡尾酒里的红樱桃，“嘿，你这个骗子！”

两个侍者架着苏贝，将他左耳贴地，狠狠地摔在了便道坚硬的水泥地面上。苏贝摔得像散了架似的，宛如木工用的折尺。他一节一节地硬撑着站了起来，掸去了身上的尘土。想要被警察抓起来似乎只是一个玫瑰色的梦了，那座岛屿也离他越来越遥远了。一个站在不远处药店门口的警察见到此景，哈哈地笑着，走到街道上去了。

苏贝一直往前走，直到走出了五个街区后，他才再次鼓起了去寻求被捕的勇气。这一次，机会来得很巧，照他的话说，那简直是“唾手可得”。一位穿着朴实、颇有风韵的年轻女子正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前，饶有兴味地瞅着橱窗里刮胡子用的杯子和墨水台。在离橱窗两码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大个子警察靠在一个消防水龙头上，满脸上都是严肃的表情。

苏贝打算装扮成一个卑鄙下流、惹人讨厌的“调情者”。他调情之对象的楚楚动人、风度翩翩，以及这位有责任心的警察的近在咫尺，都叫他相信这一次他很快就能得手了。他高兴地想到他很快就可以上到那个小小的安乐岛上去过冬了。

苏贝整了整女教士送给他的活结领带，把他皱巴巴的衬衣袖口拽了出来，将他的帽子歪戴在脑壳上，侧着身子朝着这位女子走了过去。他向女子使着眼色，时而突然的咳嗽和“哼唧”几声，时而嬉皮笑脸、色胆包天地说着一些叫人脸红的脏话。用眼睛的余光，苏贝看到那个警察已经牢牢地盯住了他。那位年轻的女子向后挪了几步，还是专注地瞧着那些刮胡子用的水杯。苏贝跟着朝前走了几步，大胆地站到了这位女子的旁边，抬了抬帽子说：“啊哈，美人儿！想不想到我家里去玩玩？”

那位警察还在盯视着。这位受到骚扰的年轻女子只需要朝着警察那边招招手，苏贝就可能会踏上前往岛上避难所的旅程了。在想象中，苏贝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警察局里的舒适和温暖。不料，那位年轻的女子却扭过头来回望着他，伸出了一只手，拽住了苏贝的袖口。“当然可以啦，迈克，”女子欢快地说，“倘若你肯请我喝杯啤酒的话。要不是警察一直朝我们这边看着，我早就跟你说话了。”

年轻女子像常春藤盘绕橡树那样，依偎在苏贝的身边。接着他们在警察面前走过，苏贝心中充满了失望。他似乎注定是自由的了。

在下一个拐角，苏贝甩掉他的女伴，跑开了。后来，他停在了一条每晚都是灯火通明的街道上，那里有最激昂的歌声，有山盟海誓和欢声笑语。身着裘皮大衣的女人和穿着厚大衣的男人在严寒中兴高采烈地走动。苏贝突然无端地感到了一阵恐惧，冥冥之中一定是有一种可怕的魔咒在起作用，使他再也无望进监狱了。这个想法更是叫他有点慌乱起来。在他看到一个警察耀武扬威地正在一家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前巡逻时，他即刻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扰乱起社会治安来。

在人行道上，苏贝用他那沙哑的声音，扯起嗓子，喊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他手舞足蹈，时而胡言乱语，时而哭天喊地。

警察挥着警棍，转过了身去，背对着苏贝，向一个过路的人说：“这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在庆祝他们球赛的胜利，他们给哈特福德学院吃了个鸭蛋。虽然很吵闹，可是不碍事。我们已经接到指示，不必干涉。”

苏贝一下子泄了气，不再无用地喧嚷了。难道警察就这样永远地不会来逮他了吗？在他的想象中，布莱克韦尔岛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阿卡狄亚了。对着迎面袭来的寒风，苏贝扣紧了他（单薄的）上衣的扣子。

在一家卖雪茄的店铺门前，苏贝看到一个穿着很体面的男子正在颤巍巍地点燃一支雪茄。那人进去时，将一把雨伞立在了门口。苏贝进到店里，拿起雨伞，大摇大摆地就往外走，点烟的那个男子赶忙跟了出来。“这是我的雨伞。”点烟的男子厉声说。“喔，是吗？”苏贝嘲讽地说，在其偷窃的行为上苏贝还要加上点对对方的羞辱，“喂，那你为什么不喊一个警察过来呢？是我拿了你的伞！为什么你不叫警察？在那边拐角上不就站着一个吗？”

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苏贝也慢了下来，他预感到好运又会与他擦肩而过。拐角上的警察好奇地望着他们两个人。“当然了，”伞主人说，“哦——这你也知道——有时候难免会出错——我——如果这是你的伞，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是今天早晨在一家饭店捡到它的——如果你认出了这是你的，喔——我希望你会——”“这当然是我的伞了。”苏贝恶狠狠地说。

先前的那位伞的主人退却了。这时，警察跑去搀扶一个穿着晚礼服的高个子金发女郎过马路了，因为就在她的前面不远处有一辆汽车正驶了过来。

苏贝沿着一条正在翻修的街道向东走。他愤愤地把伞丢进到一个路坑里，诅咒着这些头戴铜盔、手拿警棍的人。因为他想落在他们的手中，而他们却似乎把他当成了永不会犯错的国王。

最后，苏贝走上一条通往东区的路，这里已经稍稍离开了璀璨的灯火和喧嚣声。他朝着麦迪逊广场的方向行进，因为恋家的本能又占据了他的身心，尽管这个家只是公园里的一条长凳。

然而，在来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时，苏贝停下了。这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样式古雅，不甚规则，是那种带着山墙的建筑，从一扇紫罗兰色的窗户里透出了格外温馨的灯光。无疑，里面的风琴师正为了给星期日唱赞美诗伴奏在反复地练习。悠扬熟悉的音乐声触动了苏贝的心，让他久久地倚在螺旋形的铁栏杆上，一动也不动。

夜空中的月亮皎洁、肃穆，车辆和行人已经很少了，欲眠的麻雀在屋檐下啁啾着——

刹那间，苏贝仿佛觉得自己置身在乡间的教堂墓地里。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这是他以前曾多么熟悉的乐曲啊！那时，他的生活里充满了母爱、玫瑰、朋友、理想、抱负、纯洁无瑕的思想和锦衣靓饰。

苏贝的头脑本来就容易受到感化，赞美诗的乐曲和古老的教堂给他的影响，使他的心灵突然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他即刻憎恶起他所坠入的深渊，憎恶起他所过的堕落的生活、卑劣的欲望、破灭了的希望、受到损害的才智以及支持他生存的那些低下的动机。

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急切地渴盼着对一种新的情感做出响应，一股疾速而又强有力的冲动让他去与他堕落的命运去拼斗。他要将自己拔出泥淖，他要重新做人，他要去征服已经占据了他身心的邪恶。还有的是时间，他依然年轻，他要唤起他当年的那些热切的志向，并对它们不懈地加以追求。从风琴师那边传过来的肃穆悠扬的音乐，在他心中掀起了一场革命。明天他就到城里去找工作。一个皮货进口商就曾经答应过他，叫他到他那里当一名司机。苏贝明天就去找他，向他申请那份工作。苏贝也要做社会上的有用之才。他会的——

苏贝发现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头。他很快地转过头来，看到一个警察宽大的脸庞。“你在这里干什么？”警察问。“我没干什么。”苏贝回答。“你跟我走一趟吧。”警察说。“你得在岛上待上三个月。”第二天，警察厅里的地方法官对苏贝说。

财神与爱神

已退休的老安东尼·洛克沃尔是洛氏尤雷卡肥皂的生产商和专利人。现在，他正在自己位于第五大道上的豪宅里，站在书房的窗口往外看，一边不由得咧嘴笑着。住在老安东尼豪宅右边的邻居——

一位贵族俱乐部的成员乔·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

正步了出来，走向等候着他的汽车，像往常一样，他冲着肥皂大厦正面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雕像，轻蔑地蹙了蹙鼻子。“你这个无所事事、自以为是的倔老头儿！”这位前任肥皂大王在品头论足地自语道，“你要是不小心点儿，伊登博物馆迟早会把你这个思想僵化的纳斯尔罗德收进它的馆藏。明年夏天，我将把我的房子漆成红、白、蓝三色，到时候，看你这个荷兰人的鼻子还能翘多高。”

临了，安东尼·洛克沃尔（他从来不喜欢按门铃）走到书房的门口，大声喊着：“迈克！”那嗓门一如当年响彻堪萨斯大草原苍穹时那般高亢。“告诉少爷，”老安东尼对应声而来的仆人说，“叫他出去之前来我这里一趟。”

当小洛克沃尔来到书房的时候，老人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抬眼看着儿子，光滑、红润的大脸盘上流露着严肃而又疼爱的神情。激动的老安东尼用一只手搔着他乱蓬蓬的白发，一只手摇动着口袋里的钥匙。“理查德，我的儿子，”老安东尼说，“你用的肥皂是多少钱一块的？”

刚从大学毕业回到家中只有6个月的理查德，听到这话不免有些吃惊。他还没有能摸透老头子的脾气。他的这位父亲大人就像一个初次出来交际的姑娘，总会提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是六块钱一打的，父亲。”“你穿的衣服呢？”“我想，一般是在六十块钱左右吧。”“你是个上等人，儿子。”老安东尼不容置疑地说，“我听说许多跟你一样的年轻人，用的是二十四块钱一打的肥皂，衣服往往是上百块钱一件的。你和他们一样有钱，完全可以像他们那样的挥霍。可是你没有，你只求适中就可以了。现在我用的仍然是我们老牌的尤雷卡肥皂，不仅是因为对它有感情了，还因为它的质地最纯。要是你买一毛多钱一块的，你买到的肯定是杂牌的，而且味道也不好闻。像你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的年轻人，用五毛钱一块的，就蛮可以了。我刚才说你是个上等人。人们讲需要经过三代，才能造就一个上等人。他们错了，金钱就可以办得到，像肥皂的油脂那么顺滑地办到。金钱已经把你造就成了一个上等人。天哪！它几乎叫我也成了上等人。尽管我差不多跟作为我们邻居的那两个荷兰裔的老爷一样，粗鲁无礼，惹人讨厌，言谈举止也不文雅。”“世上的有些事情是金钱办不到的，父亲。”小洛克沃尔的话里带着些许的忧伤。“噢，孩子，不要这么说，”听到儿子讲出这种话，老安东尼有些吃惊，“我始终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我翻看百科全书，现在已经读到了以Y字母开头的内容，可还没有找到拿钱买不到的东西。下个星期我就读完它的附录了。我绝对相信金钱至上。你倒说说看，有什么是金钱不能买下的。”“让我看，”理查德有些失望和伤心地说，“花钱也不能让人跻身于高高在上的社交圈子。”“噢！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万恶之源的拥护者暴躁地喊道，“请告诉我，如果阿斯特的老祖宗没有钱买三等舱船票来到美国，你所说的上流社会还会有吗？”

理查德叹了口气，没有吭声。“这正是我打算要跟你谈的，”老人说，语调缓和下来，“这也正是我叫你到我这儿来的原因。你最近有点不大对劲了，孩子。我注意你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你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吧。我想，除了咱们家经营的房地产，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还可以调动一千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如果是你的心呀，肝呀，出了什么毛病，逍遥者号船就停在海湾里，加足了煤，两天就可以抵达巴哈马群岛。”“你猜得差不多，父亲。已经离得不远了。”“啊，”安东尼急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开始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他的这位看似粗鲁的父亲一下子就猜透了他的心思，这足以叫他对父亲产生信任了。“你为什么不向她求婚？”老安东尼追问道，“她会巴不得扑进你的怀里。你有钱，相貌英俊，举止言谈又得体。你的手干干净净，从没沾上一丁点儿尤雷卡肥皂的味儿。你读过大学，不过，对这最后一点，她倒是不会看重的。”“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理查德回答。“造一个出来嘛，”安东尼说，“邀她到公园里散散步，或者带她开车去兜兜风，或者在教堂做完礼拜后送她回家。哪里会没有机会！”“你不大懂得像一个大磨坊一样的社会的运作，父亲。她就是叫那个磨坊转动起来的那股水流。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都是在好几天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姑娘，父亲。否则的话，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永远是一片腐臭的沼泽地。我又不能写信表白——我不能那么做。”“呸！”老人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有我这么多的钱财做后盾，你也不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跟这个姑娘单独地待上一会儿？”“是我耽搁得太久了。她后天中午就要乘船去欧洲了，一待就是两年。明天傍晚，我能单独跟她待上几分钟。她现在是在拉奇蒙特她姨妈的家里。我不能到那里去看她。不过，她答应让我明天晚上八点半乘马车到中央火车站接她。然后，沿着百老汇街走一段，把她送到沃洛克剧院，她的母亲和别的亲友们都在剧院的休息室等着她。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境下，她会用只有七八分钟的时间，来听我诉说我的爱情吗？不会的。在剧院看戏时或是剧院散场后，我有机会吗？没有。不，父亲，你的金钱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我们不能用金钱买到一分钟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富人们的寿命就会很长久了。在兰特里小姐出国之前，我没有希望跟她好好地谈谈了。”“好吧，理查德，我的孩子，”老安东尼喜形于色地说，“你现在可以离开到你的俱乐部去了。我很高兴，不是你的肝脏出了毛病。不过，你还是不要忘了时不时地到庙里去烧炷香，敬敬伟大的财神爷。你说金钱买不来时间？喔，当然啦，你不能用钱叫人把永恒打包好，送到你的府上。可是，我见过时间老人在走过金矿的时候，他的脚后跟被那里的矿石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那天晚上，正在老安东尼看报的时候，温柔体贴、多愁善感、满脸皱纹、被财富压得郁郁不乐、整日长吁短叹的埃伦姑妈（老安东尼的姐姐）来了，她跟老安东尼聊起了情人们会有的痛苦和哀怨。“理查德把事情都告诉我了，”她的弟弟安东尼打着哈欠说，“我跟他说，我银行的钱全都听凭他的支配。他就开始奚落起金钱，说钱也帮不上忙，还说十个百万富翁加在一起，也不能把社会的规则挪动一步。”“噢，安东尼，”埃伦姨妈叹着气说，“我希望你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在真情实感面前，财富真的就算不上什么了。只有爱情才有无穷的力量。要是我们的理查德早一点儿开口就好了！她是不会拒绝我们的理查德的。但是，现在恐怕是已经太晚了，理查德没有向她表白的机会了。你所有的金钱也不能给你的儿子带来幸福。”

第二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埃伦姑妈从一个被蛀虫啃蚀过的首饰盒里，取出一枚古色古香的戒指，交给了理查德。“今天晚上戴上它吧，孩子，”姑妈恳求道，“这是你妈妈给我的。你妈妈说它能为爱情带来好运。她要我在你找到你的心上人的时候，将它转交给你。”

小洛克沃尔满怀着尊敬接过戒指，试着戴在他的小拇指上。戒指在滑到第二个关节的时候停住了。他把它摘了下来，照男人的习惯，放进了他的坎肩口袋里。接着，他打电话叫马车。

在火车站，小洛克沃尔从嘈杂的人群中于八点三十二分接到了兰特里小姐。“我们可不能让妈妈和亲朋好友们久等。”兰特里小姐说。“去沃拉克剧院，越快越好！”理查德顺从地说。

他们急速地驶过第四十二街，上了百老汇大街，然后，拐进一条灯火璀璨的巷子，从幽静的西区直奔高楼林立的东区。

到了第三十四街的时候，理查德推开了车窗，喊马车夫停上一下。“我掉了一枚戒指，”他一边下车一边抱歉地说，“这戒指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我不愿意把它丢了。我耽搁不了一分钟的——我看到它落到什么地方了。”

没有一分钟，理查德拿着戒指回到了车子里。

但是，就是在那一分钟的时间里，一辆穿城而过的轿车径直停在了马车的前面。马车夫刚想着把车赶往左边，可是一辆满载的快运货车挡住了他。马车夫试着向右边赶，可却不得不又往后退，以避让一辆无缘无故出现在那里的装运家具的马车，谁知退路也被挡住了，马车夫只好丢下缰绳，无奈地诅咒着。他被横七竖八、里三层外三层的车辆和马匹围了个严严实实。

在这座大城市里，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道路堵塞，霎时间会中断了一切车辆的往来。“为什么不赶路呀？”兰特里小姐有点着急了，“我们要迟到了。”

理查德在车子里站起来，向四下张望。他看到百老汇街、第六大道和第三十四街的各个宽阔的交叉路口被各色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挤得水泄不通，正像是一个腰围二十六英寸的姑娘硬要束上一条二十二英寸的腰带一样。在所有交叉的道路上，还有车辆在轰隆隆地、加足马力地朝着这个交汇点赶来，把它们自己也抛入到这场拥挤当中，一时间轮毂交错，喧嚣声和司机、车夫的咒骂声此起彼伏。曼哈顿地区的整个交通似乎都因为这个地方的堵塞而变得瘫痪了。挤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也许他们中间年龄最长的纽约人也不曾见过有哪一次的交通阻塞，能与这一次的相比。“真对不起，”理查德说着坐了下来，“看样子我们是动不了了。没有一个小时，这里的交通不可能疏通。这都怪我，如果我没有掉了戒指，我们——”“让我看看你的戒指吧，”兰特里小姐说，“既然已经堵在这里，没有办法了，我们着急也没有用。其实，我觉得看戏也挺无趣的。”

在那天晚上的十一点钟，有人轻轻地敲着安东尼·洛尔沃尔的房门。“进来。”老安东尼喊道，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睡衣，正在读一本有关海盗的冒险小说。

来人是埃伦姑妈，她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个被错留在人间的白发天使。“他俩订婚了，安东尼，”埃伦姑妈温柔地说，“她已经答应嫁给我们的理查德了。他们在赶往剧院的路上，交通堵塞，他们的马车被堵了两个小时才得以脱身。”“哦，安东尼，你以后再也不要吹嘘金钱的力量了。一件代表爱情的小小信物——一枚象征着持久、忠贞不渝和金钱难以买到的爱情的戒指——是理查德寻找到他的幸福的原因。他半路上掉落了那枚戒指，下车去捡。在马车停下的一刹那，交通发生了拥堵。在马车被围堵住的几个小时里，理查德表达了他的爱情，并赢得了姑娘的芳心。金钱跟真挚的爱情比起来就是粪土，安东尼。”“好吧，”老安东尼说，“我很高兴，儿子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曾告诉过他，在这件事情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只要——”“但是，安东尼，这件事跟你的金钱有什么关系呢？”“姐姐，”安东尼·洛克沃尔说，“我的海盗正处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他的船刚被凿穿，他有钱，他深知钱的价值，不会被淹死的。我希望你能让我继续把这一章读完。”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我和你们这篇故事的读者们一样，衷心地希望故事就此收场。但是，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我们非要刨根问底不可。

第二天，一个两手发红、系着蓝点子领带、称自己为凯利的人来到安东尼·洛克沃尔的府上，并立即在书房中得到了接见。“喔，”老安东尼说，一边伸出手去拿支票，“这锅肥皂熬得不错。让我们来看一下——你已经拿了五千元的现金。”“我自己垫付进三百元，”凯利说，“开销比我预计的要多。参加进来的快运货车和马车，每辆给的都是五美元；而卡车和双马马车每一辆差不多都涨到了十美元。汽车司机想要十美元，一些满载的车子要二十美元。警察敲竹杠敲得最狠，有两个警察，我一个人付了他们五十美金，其余的警察，我支付了二十或是二十五美元。不过，干得可真够漂亮的，不是吗，洛克沃尔先生？我庆幸威廉·阿·布雷尔没有在场，否则的话，他会嫉妒得伤心死的。真是天才之作！伙计们都准时赶到，一秒钟也不差。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格里利的塑像底下连条蛇也休想钻得过去。”“这是一千三百美元——哦，凯利，”老安东尼说着又撕下了一张支票，“这一千块钱是你的酬劳，那三百块钱是还你垫付的钱。你不至于不喜欢钱吧，凯利？”“你说我吗？”凯利说，“我真想揍扁那个发明了贫穷的人呢。”

在凯利走到门口的时候，安东尼又叫住了他。“你有没有注意到，”安东尼说，“在塞车的现场，有一个一丝不挂、手里拿着弓箭乱射的胖娃娃？”“噢，没有，”凯利这一下被弄得有点儿神秘兮兮的了，“我没有看见。如果他像你说的那样，在我到达之前，他就会给警察抓起来了。”“我想那个小流氓也不会在场的，”安东尼咯咯地笑着说，“哦，再见，凯利。”

爱的牺牲

在一个人热爱着他的艺术时，付出再多也似乎不会觉得苦。

这是我们的前提。这篇故事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同时证明这个前提是错误的。这在逻辑上是个新鲜事，可却是故事叙事方面的一个很古老的技巧了，甚至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古老。

乔·拉雷比来自橡木参天的中西部平原，有着非凡的绘画艺术的才能。在六岁的时候，他创作了一幅描绘镇上的抽水泵的风景画。在抽水泵的旁边，还画了一个镇上的显赫人物在急匆匆地走过。这幅画被镶上了边框，挂在了一家药店的橱窗里，它的旁边还挂着一个上面的颗粒排列得稀疏不齐的玉米棒子。二十岁时，乔·拉雷比脖子上系着领带，腰里揣着瘪瘪的钱袋，离开了家乡，去了纽约。

德丽雅·佳露瑟斯出生在南方的一个有松林掩映着的小村庄，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六音阶乐器演奏得有声有色。亲戚们见这孩子有出息，就给她凑了一大笔钱，让她到北方“深造”。他们没有看到她完成学业——

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故事要讲的。

乔和德丽雅是在画室里遇见的。一些学艺术和音乐的学生曾经聚在那里，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的作品、绘画、瓦尔特杜弗尔、壁纸、肖邦和乌龙茶等。

乔和德丽雅都倾心于对方，或者说相互的爱慕。随便你怎么说吧，没有多久，两人就结了婚——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一个人热爱着他的艺术时，付出再多似乎也不会觉得苦。

拉雷比夫妇在一间公寓房里开始了他们的家庭生活。那是一个安静、寂寥的处所——

生活单调得就像是钢琴键左下方最顶端的A键。不过，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艺术，他们拥有彼此。我给富有的小伙子们的忠告是——

变卖掉所有的财产，施舍给穷人（比如说看门人），以获得与你的艺术和你的德丽雅能同住在一所公寓房里的权利。

公寓房的居住者们都会赞同我的观点，唯有他们过的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只要家庭幸福，房间小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把梳妆台放倒，就可以当台球桌；壁炉架可以改作练习划船的器具，写字桌可以用作临时的床铺，脸盆架就是现成的立式钢琴；尽可让四壁合拢起来，这样你和你的德丽雅在它们之间会依偎得更紧。但是，如果家庭不幸福，尽管房间又宽又长——你从金门进去，把帽子挂在哈德拉斯，披风挂在合恩角，出从拉布拉多岛出去——那又怎么样呢？

乔在大师马杰斯特办的绘画班学画——

想必你也听说过他的名声。他因所收学费高昂、课程轻松而闻名遐迩。教授德丽雅的老师是罗森斯托克——想必你也知道他在钢琴界的鼎鼎大名。

在他们有钱持家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幸福。有谁不是这样呢？算了，我还是不冷嘲热讽的好。他们两个人的目标都非常明确。乔要在不久的将来，画出那些让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有着鼓鼓的钱袋的老绅士们争相到他画室购买的画帙。德丽雅要把音乐搞好，然后对它毫不在乎，这样当她看到音乐厅的座位和包厢没有坐满时，她就能拿着架子说自己嗓子疼、私下去吃龙虾而拒绝登台。

不过，在我看来，最温馨的还是他们小小公寓房里的夫妻生活——

每天上完课回到家里的热烈而又畅快的聊天，可口的晚饭和新鲜清淡的早餐，对各自抱负的倾诉——当然了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抱负，否则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还有相互的鼓励和相互激发出的灵感，以及（恕我说得直白）在晚上十一点钟吃的蔬菜肉片和奶酪三明治的夜宵。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艺术之花就凋零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没有人去猛烈地摇晃它。正像俗话说的，坐吃山空。很快他们就支付不起马杰斯特先生和罗森斯托克先生所要的高昂学费了。当一个人热爱着他的艺术时，付出再多也不会觉得苦。所以，德丽雅说她必须私下授些音乐课，来维持他们的生计了。

德丽雅出去了两三天，去兜揽学生。一天傍晚，她高兴地回到家里。“乔，亲爱的，”德丽雅兴奋地说，“我有了一个学生。噢，那是个多好的家庭啊！那是一位将军——A·B·品克尼将军的女儿——住在第七十一大街上。好漂亮的房子，乔，你该看看人家那富丽堂皇的正门！我想，那就是你说的拜占庭风格吧。哦，再看家里面的陈设。乔，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豪华。”“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雷门蒂娜。我已经开始喜欢她了。她是个清纯的女孩，总是穿着一身素白的衣服；举止那么的可爱，又那么的朴实！她刚刚十八岁。我一个星期将给她上三次课。乔，一次课给我五块钱，虽然不算多，我并不在乎。因为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的时候，我就可以重新上罗森斯托克先生的课了。现在，不要再蹙着你的眉头了，亲爱的，让我们好好吃上一顿晚饭吧。”“你这样做没有错，德丽雅，”乔说，一边用一把小刀和小斧子撬开一听青豆罐头，“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会让你辛苦地挣钱而我却还在艺术的殿堂里求索吗？我以本范努托·切利尼尸骨的名义起誓，我决不会那么做！我想，我可以卖报纸，或者是搬石头铺马路，为家里增加一两美元的进项。”

德丽雅走过来，激动地搂住了乔的脖子。“乔，亲爱的，你不要发傻，你必须坚持你的学业。我又不是抛弃了音乐，干了别的什么工作。在我教的时候，我还是在学习。我没有离开音乐。一个星期有十五块的收入，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们那么快活。你不要有离开马杰斯特先生的念头。”“好吧，”乔说，伸手探着蓝色贝壳形的菜碟，“不过，我真的不愿意叫你代课。这不是艺术。可是你能做出这样的牺牲，真是太了不起，太可爱了。”“在一个人热爱着他的艺术时，付出再多也不会觉得苦。”德丽雅说。“马杰斯特先生表扬了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幅素描，说里面的天空画得好。”乔说，“丁克尔同意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幅我的画。也许哪个有钱的傻瓜看上了它们，我还能卖掉其中的一幅呢。”“我想，你一定会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对品克尼将军和这块烤牛肉表现出一点儿感谢吧。”

在后面的几个星期里，拉雷比夫妇每天都是一早就吃完了早饭。乔要早一点儿到中心公园，去画早晨风光的素描；德丽雅招呼乔吃了早饭，在拥抱接吻之后，说上一些鼓励的话，在七点钟就把乔送出了家门。艺术真是一个迷人的情妇。乔每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在周末来临的时候，德丽雅把三张五元钱的票子放在了八英尺宽十英尺长的公寓客厅正中的那张八英寸宽十英寸长的桌子上。她略显疲惫，但神情中却更有骄傲、胜利的喜悦。“有的时候，”德丽雅有些疲倦地说，“克雷门蒂娜也不太好管教。我觉得她练得不够勤，同样的东西我总得反复地一再地跟她说。她总是穿白色的衣服，也叫人感到单调。但是品克尼将军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儿！我希望你能认识他，乔。在我给克雷门蒂娜上钢琴课的时候，他有时也进来一下，站在那里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这样问我。”“我真希望你看到他家客厅里的壁板，乔！还有用阿斯特拉罕的羔羊皮做的门帘。克雷门蒂娜时常咳嗽，我希望她的身体比现在变得强壮些。噢，我真的是有点喜欢上她了，她是那么柔弱，那么有教养。品克尼将军的弟弟还曾经做过驻波利维亚的公使呢。”

接着，乔带着一副基度山伯爵的神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票子——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所挣来的钱的旁边。“我把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比奥里亚人。”乔用自豪的语调宣布道。“别跟我开玩笑了，”德丽雅说，“不可能是比奥里亚人的！”“是的，他是比奥里亚人。我真希望你见见这个人，德丽雅。他是一个胖子，围着一条羊毛围巾，叼着一根羽毛管的牙签。他在丁克尔的橱窗里看到了那幅素描，一开始还以为画的是一座风车呢。不过，他倒是很有气派，还是把它买走了。他还预定了一幅油画——一幅拉卡瓦那货运车站的素描——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你的音乐课！噢，我想，我们还是置身在艺术之中的。”“我真高兴，你没有放弃，”德丽雅真诚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一共三十三块钱！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今晚我们可以吃牡蛎了。”“再来上一个香菇牛排，”乔说，“喔，牛肉叉放到哪里去了？”

下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到了家里。他把挣的十八块钱铺开放在客厅里的餐桌上，洗掉了手上的看似一大团黑色油渍的东西。

半个小时之后，德丽雅回来了，她的右手被纱布和绷带胡乱地缠裹着。“你的手怎么了？”乔在惯常的问候之后说。德丽雅大声地笑了，可笑得并不轻松。“克雷门蒂娜，”德丽雅解释说，“在她上完课后，非要吃奶酪面包不可。在下午五点钟吃奶酪面包，这孩子也真是有点怪。将军也在场，你要看到他当时跑着去拿锅的样子，还以为他们家没有仆人呢！我知道克雷门蒂娜身体不太好，所以有时有些神经质。她端奶酪的时候，泼洒出来很多，滚烫滚烫的，溅在我的手上和手腕上了。我的手被烫得不轻，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噢，还有品克尼将军！那老人都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跑下楼去，派了一个人——人们说是地下室里一个烧锅炉的——去药店买来一些油膏和别的东西为我包扎。现在，我的手不是那么疼了。”“这是什么呢？”乔轻轻地握着德丽雅受伤的手，扯了扯露在绷带外面的几根白面纱。“那是软纱，”德丽雅回答说，“油膏是涂在了它上面的。噢，乔，你是不是又卖掉了一幅画呢？”德丽雅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钱。“我又卖掉了一幅吗？”乔问，“你向那个比奥里亚人打听一下就知道了。他今天买走了我的货运车站的素描画。也许，他还会要一幅公园的风景画和哈德逊河畔的风景画呢。你是今天下午什么时间烫伤手的呢，德丽雅？”“下午五点钟左右吧，”德丽雅有点可怜巴巴地说，“熨斗——我是说奶酪，那个时候刚出锅。噢，乔，要是你看见品克尼将军当时的样子，当时——”“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德丽雅拉到沙发上，挨着她身边坐下，用胳膊搂住了她的肩头。“你最近的这两个星期都干什么了，德丽雅？”乔问。

有一会儿，她没有说话，眸子里充满了爱意和倔强，后来只是咕噜出一两句有关品克尼将军的话。最后，她终于扛不住了，低下了头，含着眼泪，说出了真相。“我找不到学生，”德丽雅坦白说，“我舍不得叫你放弃你的功课。于是，我在第二十四大街上的一家洗衣店找了个熨烫衣服的活儿。我以为，我编造出品克尼将军和他的女儿克雷门蒂娜这两个人，还编得天衣无缝呢，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店里的一个女孩不小心把红红的熨帖烫在了我的手上，在这回家来的一路上，我绞尽脑汁编着这个关于奶酪的故事。你生气了吧，乔？如果我不去工作，你也许就不能把你的素描卖给那个比奥里亚人啦。”“他不是比奥里亚人。”乔慢吞吞地说。“喔，他是哪里的人并不重要。你有多聪明呀，乔——吻我吧，乔——你是怎么怀疑到我没有给克雷门蒂娜上音乐课的呢？”“直到今天晚上，”乔说，“我才起了疑心。要不是的话，今天晚上我也不会，只是因为我今天下午从机房里拿着这旧面纱和油膏送到了楼上，说是一个姑娘被熨斗烫伤了。这两个星期，我一直在那个洗衣店烧锅炉来着。”“那么，你并没有——”“买我画的比奥里亚人，”乔说，“他和品克尼将军都是属于同一艺术的产物——只是我们不能称它们为绘画或是音乐罢了。”

临了，他们两个都笑了。后来，还是乔先开口道：“在一个人热爱着他的艺术时，就是付出再多，他也——”

可是，德丽雅把手抚在了乔的嘴上，不让他说下去。“不，”她说——“只是‘当一个人爱的时候。’”最后的一片叶子

在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处范围不大的地块，那里的街道交错纵横，把自己分割成许多狭长的细条，成为“胡同”。这些“胡同”离奇古怪，弯弯曲曲。有时一条街道自己本身就会交叉一次或者两次。有个艺术家曾经发现这里可能会存在的一种情况。想象一下，有个采集者拿着钱，去买颜料、纸张和画布，在街道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处，没有花掉手中的一分钱，那才有意思呢！

不久，搞艺术的人就纷纷来到这个奇特的古色古香的格林尼治村，在这里到处寻觅着租房子。他们要找那种有朝北的窗户、有18世纪的尖顶山墙和有荷兰式的阁楼的住房，而且租金要低廉。在这里安顿下来后，他们从第六大道买来一些大口酒杯和几个火锅。渐渐地，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艺术区”。

在一座楼层低矮的砖房建筑的顶楼上，苏艾和琼西合租下了她们自己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一家名叫“戴尔蒙尼克之家”的餐厅吃饭时认识的。两人很快就发现，她们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调拌菊苣色拉，还是在衣服的式样上，情趣都非常一致。于是两人就一起租下了这间画室。

那还是五月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漠、无形的生客（医生管他叫肺炎）游荡徘徊在这一地区，用他冰冷的手指在这里触到一个，又于那里带走一个。在华盛顿广场的东部地区，这个施虐者更是肆无忌惮，一下子就夺走了几十个人的生命。不过，在西部这边，在这迷宫似的长满青苔的曲径小巷里，他却放缓了他的脚步。

肺炎先生可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脸上已没有了血色的纤弱女子，本不该是这个有着红红的拳头、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看得上眼的猎物。然而，他却袭击了弱不禁风的琼西。现在的琼西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上过漆的铁床上，通过荷兰式的小窗户，她的眼睛望着对面砖房的光秃秃的外墙。

一天早晨，那个到处出诊忙碌着的大夫叫苏艾跟着他来到门厅，他扬了扬他又粗又浓的灰白眉毛说：“依我看，她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了。”大夫往下甩着温度计里的水银柱，“那一成的希望就是她有想活下去的意念。如果一个人想着要去照顾殡仪馆里的生意，所有的医药都会失去效用的。你的这位朋友似乎已经确信，她已经不会好起来了。在她心里，有她特别牵挂的事情吗？”“她——她想着有一天能到那不勒斯海湾写生。”苏艾说。“画画？——那不行！在她的心里，有没有特别值得她怀念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苏艾说，嘴里像含上了一片单簧口琴，“一个值得她珍爱的男人——可是，喔，没有，医生。她心里没有那样的男人。”“哦，那就不好办了，”医生说，“我会竭尽我的所能，做我的医术可以做到的一切。但是，每当我的病人开始计算起她葬礼上出殡马车的数量时，我就得把医药治愈的可能性减掉百分之五十了。如果你能够叫她对冬季的新款大衣袖口的式样有了兴趣，我就敢说，她的治愈不是有一成而是有五成的希望了。”

在医生走了以后，苏艾回到了工作室，大哭了一场，直到把一块餐巾哭得湿漉漉。临了，她拿着画板，哼着爵士乐的调子，打起精神，走进到琼西的房间。

琼西面朝着窗户，纹丝不动地躺在被子里面。苏艾想她一定是睡着了，停止了哼着的曲子。

苏艾架好画板，开始为一家杂志社的短篇小说画起钢笔画的插图。年轻的艺术家们必须通过为杂志上的故事做插图，来为他们进入艺术的殿堂铺平道路。正像年轻的作家们需要通过为杂志写小说，来为自己铺平文学的道路一样。

苏艾正在为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上一条人们在马匹展览会上见过的那种很别致的马裤和一只单片眼镜。突然，她听到一阵低弱的声音，在重复地说着什么。她赶快走到床边，看到琼西正睁大着眼睛，望着窗外，一边在倒数着什么。“十二，”琼西数着，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然后“十”，“九”，然后是“八”“七”几乎是同时被数了出来。

苏艾焦急地瞧向窗外，想看看琼西到底在给什么数数？外面进入眼帘的，只有这个凄清荒凉、光秃秃的院子，还有远在二十码之外的对面那座房子的砖墙。一棵已经历了不少岁月、盘根错节的常春藤，攀附在半墙上，根部已经枯萎。萧瑟的秋风吹落了它的叶子，现在它的枝条几乎是光秃秃地覆在剥落的砖墙上。“你在看什么呢，亲爱的？”苏艾问。“六，”琼西声音低低地数着，“现在，它们掉得更快了。三天以前，还几乎有上百个呢。数得时间长了都会觉得有点头疼。但是，现在容易数了。又落下了一个。眼下只有五个了。”“五个什么，亲爱的。”“五个叶子。常春藤上的。当最后的一片叶子也落下来后，我也要去了。我知道会是这样的，三天前我就知道了。医生没有告诉你吗？”“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愚蠢的话，”苏艾怀着疼爱和责怪说，表现出完全不屑于相信的样子，“老常春藤的叶子跟你的病好起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个调皮的孩子，我知道你有一段时间是很爱这棵常春藤的。别说傻话了。噢，今天早晨，大夫还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好了——他是怎么说来着——他说你的病有九成的把握好起来。喔，这机会够大的了，简直就跟我们在纽约乘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随处可见的新建筑那么容易。好了，你试着喝点儿汤吧，让苏艾我也好再去画她的画，这样才能把画卖给编辑先生。然后用这钱给她生病的朋友买红葡萄酒，给贪吃的她自己买点儿猪排。”“你再也无须给我买葡萄酒了，”琼西说，眼睛盯着窗户外面，“又凋零了一片。不，我不想喝什么汤。现在就剩下四片了。我希望看到最后的一片叶子在天黑以前飘落下来。然后，我也就该去了。”“琼西，亲爱的，”苏艾俯下身子对她说，“在我画完之前，你能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去看窗外吗？我明天就得交上这些插图。我需要光亮，要不我早就拉下窗帘来了。”“你不能到另外的一间屋子里画吗？”琼西淡漠地说。“我想要待在你的身边，”苏艾说，“另外，我也不想叫你总是看着那几片倒霉的常春藤叶子。”“你一画完了就告诉我，”琼西说着闭上了眼睛，宛如一个倒下的雕像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因为我想看着最后的那片藤叶掉落。我等得已经有些疲惫了，也懒得再去思考。我想撒手人寰，像这些已经枯萎的藤叶一样，向下飘啊，飘啊！”“试着睡上一会儿吧，”苏艾说，“我得下去一趟，把贝尔曼叫上来，让他给我做模特——扮一个隐居多年的老矿工。我去去就来，你不要动，我很快就回来。”

贝尔曼是住在她们楼下的一位老画家。他六十岁了，留着长胡子，像米开朗琪罗雕刻的摩西那样，卷曲的胡子一直从萨提尔似的脸上顺着他小鬼一样的身躯垂落下来。贝尔曼在绘画上并不成功。他从事画画四十年了，却没有能够触摸到艺术女神衣裙的边儿。他总是在打算着画出一幅令世人惊讶的杰作，可是到现在也迟迟没有动笔。这几年来，他除了偶尔涂抹几笔商业广告之类的东西外，没有创作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他通过给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做模特，挣得一些收入，这里的年轻艺术家们雇不起专业的模特，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他常常酗酒，醉了就谈论他即将问世的杰作。对别人，他是一个很凶的小老头，抓住别人的软肋，就死命地嘲讽，而对住在他上面的这两个年轻的女艺术家，他却把自己看作是她们俩的保护神。

苏艾在一层他的黯淡、狭小的屋子里，找到了贝尔曼，闻到了他浑身浓烈的杜松子酒味。在屋子的一角，立着他的画架，画架上面绷着一块空白的画布。这画架和画布立在那里已经二十五年了，一直等待着他画出他的杰作的第一个线条。苏艾把琼西荒唐的想法告诉了贝尔曼，还把自己的担心也告诉了他，生怕琼西一旦失去了对世界的最后一丝儿牵挂，弱不禁风的她真的会像一片叶子那样凋零、飘逝。

老贝尔曼红红的眼睛里淌着泪，听到这样荒唐的想法，他带着轻蔑和嘲讽大声地喊道：“这说的是什么话！世界上真有人蠢到这种地步，因为叶子从藤上掉完了，就想到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不，我不给你当模特了，不做这个糊涂虫的隐居的矿工了。为什么你会让这样一些愚蠢的念头进到她的脑子里呢？啊，可怜的琼西小姐。”“她得了病，身体太虚弱了，”苏艾说，“一直不退的高烧烧得她迷迷糊糊，叫她满脑子都是古怪的想法。好了，贝尔曼先生，如果你不愿意做我的模特，那就不必了。不过，我觉得你真是个讨厌的老——老啰唆鬼。”“你怎么这么唠叨！”老贝尔曼不耐烦地嚷起来，“谁说我不做你的模特了？走吧，我这就跟你走。这都快半个钟头了，我一直说我愿意做你的模特。唉！像琼西小姐这样的好人，真不该躺在这样的地方生病。等我创作出一幅杰作，我们就离开这里。是的，离开这里。”

当他们俩走上楼的时候，琼西正在睡觉。苏艾把窗帘拉了下来，接着招手叫贝尔曼跟她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有些不安地偷眼瞥着窗外的那棵常春藤。临了，有一会儿，他们俩相互望着对方，谁也没有吭声。外面，连绵的冷雨夹杂着雪花，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他那件破旧的蓝衬衫，把茶壶倒过来当作岩石坐在上面，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当苏艾睡了个把小时醒来的时候，她看到琼西正睁大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遮得严严实实的绿窗帘。“把帘子拉起来，我想看看窗外。”琼西用命令的口吻小声地说。

无奈的苏艾只好照着做了。

可是，看呀！在刮了一整夜的狂风，下了一整夜的大雨之后，在对面的砖墙上竟然还挂着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这是附在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了。在靠近叶柄的地方，它依然是深绿色，尽管在其锯齿形的边缘处已经枯萎发黄，这片藤叶还是傲然长在一条离地约二十英尺高的枝条上。“这是最后的一片了，”琼西说，“我本以为它昨晚会掉落的。我听到了呼呼的风声。它今天就要掉下来了，同时我也会跟着去了。”“亲爱的，啊，亲爱的！”苏艾喊着，一边把她憔悴的面庞也伏在了枕头上，“就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那你也得为我想想啊。你去了，我怎么办呢？”

但是琼西没有回答。世上最孤寂最悲凉的，莫过于已决意要走上那条神秘而又遥远的死亡旅程的心灵了。当对朋友的牵挂，对人世的眷恋都一个个地离她而去的时候，那种古怪的想法似乎更是牢牢地占据了她的身心。

白天过去了，甚至透过朦胧的暮色，她们俩仍然能够看到那片孤零零的叶子还紧紧地依附在藤枝上。随着夜晚的到来，猛烈的北风又刮了起来，寒冷的雨滴拍打着窗户，从荷兰式的低矮的屋檐上哗哗地倾泻着。

第二天天刚亮，去意已决的琼西就叫苏艾把窗帘拉开。

那片藤叶还挂在那里。

琼西躺在床上，久久地凝视着它。临了，她喊来了正在煤气炉子上熬着鸡汤的苏艾。“我不是个好女孩，苏艾，”琼西说，“于冥冥之中，上天将最后的一片叶子留在了那里，好叫我看到我自己做得多么不好。想着死去是一种罪孽。你现在给我端一点鸡汤来，再拿些掺红葡萄酒的牛奶好吗？还有——不，还是先给我拿一个小镜子，然后放些枕头垫在我身子的周围，我想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琼西又说：“哦，苏艾，哪一天我想到那不勒斯海湾去写生。”

下午医生来了。在医生临走的时候，苏艾找了个理由跟医生一块儿来到门道里。“现在，她有了一半的机会了，”医生握着苏艾的瘦瘦的发颤的手指说，“再加上好的照料，适当的营养，你就成功了。现在，我必须去看楼下的另外一个病人了。他的名字叫贝尔曼，我想，他也是个画家吧！他也得了肺炎，他是个身体虚弱的老人，经不起这一打击。他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好让他能舒服一点儿。”

第二天，医生对苏艾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你的努力成功了。现在只要加强营养和照顾——不久，她就会痊愈了。”

那天下午，苏艾来到琼西的床前，看到她正在闲适地编织着一件天蓝色的羊毛披肩，苏艾用一只胳膊搂住了她和她身边的枕头。“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丫头，”苏艾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因肺炎去世了。他得肺炎只有两天的时间。在前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的门房发现他痛苦无助地待在他楼下的屋子里，他的鞋子和衣服都被冰凉的雨水浇透了。人们想象不出，他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人们找到了一盏灯笼，还没有熄灭，发现一架梯子挪离了它原来的位置，还看到一些散落的画笔和一个调色板，里面调配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你快看看窗外那攀附在墙上的最后一片藤叶。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那片叶子为什么会在刮风的时候一动也不动呢？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在最后一片藤叶掉下来的那天晚上，他将它画在了砖墙上。”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就像时间那样的转瞬即逝，那样的不安分和难以捕捉，住在纽约西区的一大片红砖楼里的人也是如此。因为没有自己的家，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他们常常从这里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搬迁到另一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他们永远都是匆匆的过客——

身体和心灵都无定所，总是在迁徙当中。他们用切分乐曲唱着“家乡，美好的家乡”的歌儿，拎着装着他们全部家当的硬纸箱，到处漂泊。他们阔边帽上的装饰就是他们的葡萄藤，一盆用橡胶做的植物就是他们的无花果树。

寓居在这片红砖楼里的有上千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自然也会有上千个了。毫无疑问，这其中的大多数都会是很平淡的。不过，在所有的这些漂泊者中间，有时偶尔发现有一两个鬼魂尾随在他们的后面，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夜幕已经降临的一个夜晚，有一位年轻人徘徊在这些破旧的红砖楼之间，挨个儿地按着这些住宅的门铃。到了第十二家时，他将拎着的行李放在了台阶上，用手擦了擦额头和帽檐上的尘土后，按响了门铃。从屋里面传出隐隐约约的微弱铃声，听起来像是来自一个很深远的洞穴。

开门的是一位女房东，她的相貌使这位年轻人想到了一条龌龊而肚子又吃得滚圆的蛀虫。这蛀虫已经把坚果吃得剩下了一个空壳，现在要寻找房客来填充空缺了。

年轻人问是否有屋子要出租。“请进来吧，”女房东说。她的声音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而她的喉咙似乎又被填塞进了羊毛，“三层上有一间，是上个星期空出来的。你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着房东上楼去。不知从什么地方照射过来的微弱的亮光，冲淡了过道里的重重暗影。他们俩踏着楼梯，静静地往上走。楼梯上铺着的地毯已经破旧不堪，就连造出它的织机恐怕也会嫌弃它了。这地毯似乎都变得具有了植物的属性，在腐臭、阴湿的空气中间，它似乎蜕变成了楼梯上的成片成片的地衣和四处蔓延的苔藓，踩在脚下像是有机物似的又黏又滑。在每节楼梯转弯的地方，其墙上都有空着的壁龛。或许，在里面曾放置过植物。如果是这样，那些植物也早已因为这里污浊的空气而死掉了。也许，有圣人的塑像曾摆放在里面。不过，不难想象，这家里的大大小小的鬼怪早已在黑暗中将这些雕像拖出了壁龛，拖到了下面肮脏、堆满家具的地窖里去了。“就是这间屋子，”女房东用她那毛茸茸的嗓子说，“这间房不错，常常都是住着人的，空下来的时候很少。去年夏天，我这间屋子里曾住过不少有头有脸的人呢——他们从来没有给我找过麻烦，房租总是预先支付给我。水管在走廊的尽头。斯普罗尔斯小姐和穆尼曾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他们是玩杂耍的。布丽塔·斯普罗尔斯小姐——你或许也听说过她——哦，那只是她的艺名——就在这个梳妆台的上方曾挂过他们两人的结婚照，镶在镜框里的那种。煤气灶在这边，你瞧这壁橱也蛮大的。这间房人人都喜欢。它空的时间多会儿也不会长。”“是不是有许多演员也在这里住过？”年轻人问。“他们来了，住上几天就又走了。我的许多房客都与剧院有来往。是的，先生，这里是剧院较为集中的地区。演员们在什么地方都待不长的。在我这里也是如此。他们啊，总是这个来，那个走的。”

这位年轻人租下了这间屋子，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租。他累了，他说，想马上就住进来，休息一下。他点清了租金，交给了房东。这屋子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女房东说，甚至连热水和毛巾都是现成的。在房东就要离开的时候，小伙子把他已经问过上百遍的问题又提了出来。“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叫瓦西纳小姐——叫艾露瓦斯·瓦西纳小姐的——曾在你这里住过吗？她极有可能是在舞台上唱歌的。一个年纪轻轻、身材苗条、中等个头的姑娘，金色的头发有些泛红，在靠近左侧的眉梢上，有一颗黑痣。”“不，我不记得有叫这样一个名字的姑娘了。上舞台的人，常常更换他们的名字，就像他们更换他们的住房那么频繁。他们来了又走了。喔，我真想不起来住过这么一个人了。”

没有。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五个月的不断的追寻，五个月的否定的回答。在白天，他问过了不知多少个剧院经理、办事处、学校和合唱团；在夜晚，他跟随在观众中间，去过了所有的明星汇集的大剧院，甚至去过了他羞于她的名字会出现在那里的低俗歌厅。挚爱着这位姑娘的他一直在努力地寻找。他确信，自从她离开了家乡以后，她就藏身于这座由江水环绕着的伟大城市的一个角落里。只是这座城市像是一片巨大凶险的流沙，它不断地向着无底的深渊渗漏下去，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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