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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德·哈特(作者),钮先钟(译者)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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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论试读：

核弹的出现已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这种武器在设计时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可是结果他们反而最感焦急。他们这种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构成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忆起1945年，他们的领袖对放出这个“核恶魔”以来加速日本崩溃的决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丘吉尔的《战时回忆录》，其最后一卷故意定名为“胜利与悲剧”，在那本书上曾有一个极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透露。他说：“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讨论。”

核弹对于广岛的轰炸而言，可算是一个报应。当年负责的政治家认为这是确保迅速完全的胜利，和尔后世界和平的最容易和最简单的方法。诚如丘吉尔所云，他们的想法是以为“这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数几个爆炸的成本，即足以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来。当我们经过这样多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们所感到的焦虑反而与日俱增，此正足以证明当时的领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想透——这样的胜利并不能获得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不曾超出眼前的战略目标——“赢得战争”——之外，而且更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这个假定是与历史的通则相违背的。这可以算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纯粹军事性的战略，必须受到具有较长久和较广泛观点的“大战略”的指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环境中，对胜利的追求是注定要变成悲剧的，把德国的抵抗力完全消灭了之后，结果当然无异于是为苏联扫清了侵入欧陆的道路，而使苏联的势力可以向四面八方扩展。这也是同样自然的结果：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核武器既然有了如此惊人的表演，苏联人在战后就一定会设法发展这种武器了。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不安全的和平，经过了八个神经紧张的年头之后，核武器的生产更使“胜利的国家”日益增加其不安全感。但这还不是其唯一的效果。

即便还只是在试爆之中，核弹却早已比任何的东西，更足以证明出用“总体战”当作方法，和用“胜利”当作战争目标，是如何的荒唐不经。这两个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观念，似乎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连主张战略轰炸的巨子们，也都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Sir John Slessor），最近曾经发表他的见解说：“四十年来，我们所知道的总体战，现在是已经过时了……今后若再有世界大战发生，其结果无疑是集体自杀，而人类的文明亦将就此结束。”英国空军元帅泰德勋爵（Lord Tedder），也早已强调过这一点，他说：“用核武器的战争不是决斗，而是相互自杀。”

可是接着他又说：“这种趋势似乎可使侵略行为不致受到鼓励。”——这句话却比较不合逻辑。因为一个冷血的侵略者，也许会估计到他的对手有一种不愿意自杀的先天犹豫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对那些不是明显致命的威胁，可能就不会采取立即的反应。

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当它达到这个地步时，是否会敢于使用核弹，以来回应一个间接性的侵略，或者是任何局部和有限性的侵略呢？连空军方面的领袖人物本身，都警告我们说，这是一种“自杀”的行为，那么若是再感到跃跃欲试的话，则似乎真是疯狂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除非这个威胁，要比核弹本身还更可怕，否则就决不会有人使用核弹。

政治家想把这种武器用来当作对于侵略的一种阻吓工具，这种信念的基础实在是一种幻觉。使用这张王牌的威胁可以当作是一种虚声恫吓。可是事实上，苏联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它似乎是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却也许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会害怕苏联的战略空军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假使说用核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那么它的“后膛爆炸力”早已证明出来是有很大的损毁力量。

对于“遏制”政策而言，核弹是不但无益而又害之。它固然可以减低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它却也使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助长了间接局部性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形式虽各有不同，而其设计着眼点却是完全一样的——设法使对方犹豫不决，不愿意使用核弹或其他核武器。

要想“遏制”这种祸害，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武器”反而倚仗更深。不过这个结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传统性的方法，我们在方法方面是可以翻陈出新的。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核空权论者的假想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对于旧时代而言，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对手今天所发展出来的战略，其基本的着眼点有二：一是闪避优势的空权；二是使优势空权无用武之地。很够讽刺的是，当我们对轰炸武器的“巨型”效力愈加以发展，则我们愈促进了新型游击战略的进步。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白把握住这个观念为基础，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重新决定它的方向。我们必须针对敌人的战略，成功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反战略。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附带的说明一句：想用核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其结果则是减少了可以做我们“第五纵队”的材料。

认为核武器即足以取消战略的假定，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它既然能使毁灭达到“自杀”的极致，其结果一定会促使人们加速反省，而又回到间接的路线上——这本是战略的精义，它为战争带来了智慧，使战争超出了暴力的境界之外。在二次大战中，早已有很多的迹象，足以证明“间接路线”的价值——在那次战争中，战略所担负的角色，远比一次大战中更为重要，虽然大战略方面却不免令人失望。而今，若沿着惯用的路线，而用核吓阻力来采取直接行动，则结果反而会使侵略者在战略上坐享渔人之利。所以当核武器日新月异之际，我们对于我方所具有的战略力量，也必须有同等程度的了解，才足以发挥配合的效力。严格说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化的记录。

从本书的初版（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为书名）迄今，已经25年了。1941年曾经有一个增订版，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eh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的书名发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也曾经一再再版，不过现在却早已销售一空。此外，这个增订版也从来不曾在美国出版。自从战后，外国的译本数量大增，似乎显示出它的英文原本也有再出新版之必要，于是我就乘着这个机会，把内容又作了一次增补。这样一来，书的篇幅就更扩大了，不过我对战役的说明，还是力求简洁，避免琐碎的叙述。只有如此，才不会有见树不见林之弊。

当我在研究古今的无数战役时，我才发现到，间接路线实在是远比直接路线更为优越——在此，我还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的。不过经过了更深入的反省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间接路线，还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这都是一条不易的定律——这也是哲学上的真理。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它都能够加以解决。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一个新观念的直接攻击，结果必然会挑起顽强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难于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渗透手段，用侧击的方式，则其收效反而会更容易和更迅速。从政治的领域以至于恋爱的场合，间接路线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用讨价还价的手段，则成交的机会可以较多。在任何的情形之下，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一个新观念，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使他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的观念！正和战争中的情形是一样的，在未克服敌人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即为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线之外。

在一切和人心有关的问题上，间接路线的观念都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人心在人类历史上，也正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这却与下述的另一种见解颇难调和——只有不顾一切后果去追求真理，始能获得真正的结论。

历史固然证明了，“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具有极重大的贡献——这也表示出，当一个人看到真理之后，若对于它做无保留的表达，还是能发挥终极的实际价值。不过历史却也同样显示出，要使先知者的观点为大家广泛的接受，还需要有另一类人物的努力。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的战略家，在真理与人们所可能接受的限度之间，获致一个折衷的解决。决定他们成就的因素有二：一为他们自己对于真理的了解限度，二为当他们表达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智慧。

先知者是应该殉道的，这是他们命中注定了的，求仁得仁，死复何憾！但是一个领袖若以身殉道，则不过适足以证明他是失败的，没有达成他的任务。一方面表示他缺乏智慧，另一方面表示他并未认清他的任务和先知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做最后的裁判者，以来判决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就一个领袖的身份而言，表面上他是失败了，但就一个“人”的地位而言，则这种失败也许又足以增加其光荣。至少，他已经避免了一般领袖人物的通病——那就是不惜为“便宜主义”而牺牲真理，可是对于结果却并无真正利益可言。假使一个人总是惯于为了眼前的利害，而牺牲真理，则从你的思想子宫中所生产出来的，一定都会是畸形的婴儿。

那么有无一种实际的方法，折衷于二者之间呢？一方面不违背真理，而另一方面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似乎可以暗示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该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是会遭到反对的，尤其是当它采取一种新观念的形式时更是无可幸免，但是这种抵抗的程度，却可以设法减轻——那就是不仅要考虑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更要考虑到进行的路线。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采取侧翼上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间接行动中，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不要背离了真理，否则就会遭到更大的失败。

从每个人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来说明这些思想的意义。每当一种新观念想要获得大家的接受时，最容易的方式即为设法使大家认为这并非一种崭新的东西，而只是把“古已有之”的旧东西，加以摩登化而已。这也并非故意做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全新的，只是大家不太肯用脑筋，去寻找新旧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已。下面所说的即为一个明显的例证，当我们证明了机动化装甲车辆就是古代装甲骑兵的承继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他们马上就自然而然地回想到骑兵在过去战争中所担负的决定性任务。孙子语录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人皆知我之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围师必阙，穷寇勿追。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第一篇二十世纪以前的战略第一章　绪论“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却宁愿利用别人的经验。”这句话据说是俾斯麦说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最先发现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对于军事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其他的行业不同，一个“正规”军人并不能经常的实习他这种职业。所以甚至有人会强辩说，军人这一行职业，简直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casual employment）。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当过去实行佣兵制的时候，军人倒还可以算是一种职业，为了战争的目的，他们才受雇和领饷。可是等到佣兵制度为常备兵制度所取而代之以后，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也都照样可以领到薪饷了。

关于这种严格说来并没有“职业军人”的辩论，假使说在工作方面，对于今天多数的军人并不适用；那么至少在练习方面，却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比之从前，战争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越来越大。平时所谓训练，即便是最好的，也都只是“理论”多于“实践”。

但是俾斯麦的名言在这个问题上面，却又投射出一线新希望。它使我们认清了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practical experience）：直接的和间接的。而在这两者之间，间接的实际经验可能是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即便在一个最活跃的职业中，尤其是一个军人的职业，其实习的范围和可能性一定还是十分有限。与军事作一个对比，医师这一行职业可说是具有极大的实习机会。可是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进步，多数还是要归功于科学思想家和研究工作者，而并非实际开业的医师。

直接经验有其先天上的限制，无论对于理论或应用而言，都不足以构成一个适当的基础。最多它只能造成一种气氛，这对于思想结构的精炼化具有相当的价值。为什么间接的经验能够具有较大的价值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的种类较繁多，范围也较广泛。“历史是一种普遍性的经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经验，而是许多人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经验。

为什么要把军事史的研究当作是军事教育的基础，这就是一个合理的根据，对于一个军人的训练和心智的发展，它都具有无上的实际价值。不过也和其他一切的经验一样，这种研究的成就应决定于两点：它的范围宽度，以及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有一句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大多数的军人都一致接受这个广泛的真理。实际上，这种算术上的比例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假使兵器不适当，则士气也就会随之减退，而在一具死尸上面，连最坚强的意志力也都会丧失了它的价值。不过尽管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是分不开的，可是拿破仑这一句格言却还是具有不朽的价值，因为它表现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在一切军事性决定中，精神因素是居于首要的地位。战争和会战的结果经常是以它们为转动的基础。在战争的历史中，它们成为一个最具有“常”性（constant）的因素，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变化而已。而其他的物质因素，则几乎在每一个战争中和每一种军事情况之下，都可以完全不同。

这种认识对于以实用为目的，而研究军事历史的整个问题，都具有影响作用。近代的研究方法常常是选择一两个战役，而加以深入研究，想以此来当作职业训练的工具和军事理论的基础。不过这种基础的范围却很有限，无法表示出从这一个战争到那一个战争之间，军事方法（工具）的连续演变，所以很具有危险性，会使我们的视界狭窄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唯一经常不变的因素就只是下述的事实：一切工具和条件几乎经常是在变化之中。

反过来说，人类天性对于危险的反应却几乎很少变化。某些人，由于遗传、环境，或训练的影响，其反应可能不像旁人那样敏感，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并非根本上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若愈局部化，则此种程度上的差异愈不明显，也愈难计算。我们固然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来，人们在某种情况之下，就会具有多少的抵抗力，但是下述的判断却是人尽皆知的：受到奇袭时的抵抗一定会比在有戒备时差；在饥寒交迫时的抵抗力一定会比暖衣足食时差。心理观察的范围愈广，则研究的基础也就愈佳。

心理因素既然比物质因素还重要，而且它又具有较大的“常”性，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任何战争的理论，在基础方面总是越宽广越好。除非我们对于全部战争的历史，都先具有广泛的知识，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对某一特定战役作深入的研究，否则这种深入研究很可能会把我们引入迷途。反而言之，假使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一共有二三十次的例证，都足以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时，那么我们再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是任何战争理论中的一个完整部分，似乎也并非没有理由了。

这一本书的内容就是这种“广泛”观察的结果。实际上，它也可以认为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的职业有关。以前，我也只是就兴趣之所趋，个别地研究某些时代的战史，可是这个工作却强迫我不得不对各个时代作一个普遍的观察。一个观察者——甚至于只是一个游历者——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却也至少能够具有较广泛的看法，而一个矿工却只知道他那个坑道以内的一切。

在这个观察之中，我逐渐获得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从古到今，在战争中除非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indirectness），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的话，否则很难获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性”常常也是物质性的，但却一定总是心理性的。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

这些累积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沿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line of natural expectation），以来“直接”地向他的精神目标或物质目标进攻，则所产生的常常都是负面的结果。拿破仑的名言——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即足以清楚的说明这个理由。我们也可以更科学化地把它的涵义再重述一遍：一支敌军或敌国的力量，从表面上看来，其表现的方式就是它的数量和资源，可是其真正的基础却是指挥、士气和补给上的稳定性。

沿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结果足以巩固敌人的平衡，因而也增强了他的抵抗力量。战争也和摔跤一样，假使不先使敌人自乱步骤和自动丧失平衡，而企图直接把敌人弄翻，结果只会使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用力愈大则输得愈惨。除非双方的实力太悬殊，否则这种笨方法是绝不可能获胜的。而且即便获胜，也不易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多数战役中，首先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丧失平衡，常常即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

一个战略性的“间接路线”——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偶然的——即足以使敌人“丧失平衡”（dislocation）。诚如以下分析所显示出来的，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卡门将军（Gen．Camon）的研究，当拿破仑指挥作战时，其经常不变的目标和方法，就是“敌后的活动”（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所谓间接路线的战略，实际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而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门所注意的主要是物质性的行动——时间、空间和通信交通等因素。但是从心理因素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具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和向敌后的活动在表面上并无相似之处。可是这些却也都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重要例证。

要发现这种关系，并想决定这种行动的性质，并不需要把双方的实力数量，以及补给运输的详情，全部表列出来。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在这一套综合性的例证中，找到其历史性的结果，并且研究引出这些结果的物质上或心理上的行动是什么。

假使不管条件如何的变化，某种类似的行动即足以引起某种类似的后果，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规律。这种条件的变化愈广泛，则所得的结论也就愈可靠。

对于战争作广泛的观察，其客观价值并不仅限于新型战争原理的研究。假使对于任何战争理论而言，这种广泛的观察均是一个必要的基础；那么对于一个有志于发展自己的观点和判断的军事学者而言，这种广泛的观察，也就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否则，他对于战争的知识将好像是一个倒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

这个观察的当然起点就是欧洲历史中的第一次“大战”——希波战争（The Great Persian War）。在这个时代中，战略还只是在萌芽的阶段，我们当然不可能希望获得很多的教训，可是马拉松（Marathon）的大名，却在每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心灵上和意象上，留下了一个太深刻的烙印，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战争，还是有略加说明之必要。因为欧洲人对于古代的希腊人，都抱着一种崇拜的幻想，因此它的重要性就更显得夸张。当我们作客观的研究时，这些史实的重要性固然相当的被减低，但是其在战略上的意义却反而增加了。

公元前490年，波斯人的侵略行动，实际上只是一个规模相当小的远征行动，其目的是要教训埃雷特里亚（Eretria）和雅典（Athens）少管闲事，不要鼓动波属小亚细亚境内希腊人作谋叛的企图。在大流士（Darius，波斯名王）看来，这些国家真是渺小得可怜。埃雷特里亚为波斯人所灭，它的人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地区。第二个对象就轮到了雅典，据说当时雅典国内的极端民主党，由于反对保守党的缘故，也准备伺机帮助波斯人入侵。波斯并不直接向雅典城进军，而是在东北方24英里（1英里＝1.609公里）以外的马拉松登陆。他们的计划可能是想吸引雅典陆军出城迎敌，然后他们的友党便在雅典城内乘机夺权。若是直接攻击雅典城，则会使这种机会不易发生，甚至于还会促使反对党也合力自卫，结果就会使他们必须作艰苦的攻城战。

假使这真是波斯人的计划，那么他们这一次诱敌行动算是已经成功了。雅典的军队果然向马拉松前进，以迎击入侵者。此时，波斯人又开始执行他们战略计划中的第二步。在少数兵力掩护下，他们把其余的部队又重新装上船只，企图绕道开往帕列隆（Phalerum），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向防务空虚的雅典城进攻。这个战略计划在原则上是很不错的，可惜由于各种因素的关系，结果却没有成功。

由于希腊主将米尔泰德斯（Miltiades）具有过人的毅力，所以雅典军一获得机会，便立即毫不迟疑地向波斯的掩护部队进攻。在马拉松会战中，希腊军的装甲和长矛都比较优良，也是制胜原因之一——在希波双方的战争中，这都是希腊人所拥有的重要优势。即便如此，这一次的战斗却要比稗官野史上所形容的更为激烈，而且波斯掩护部队中的大部分都还是安全的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又迅速地回到他们的城里，由于这个行动上的迅速，加上反对党的迟疑不决，才使他们获救了。当雅典军队回城之后，波斯人就看出来非实行攻城战不可。但是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教训雅典人一番，所以认为若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实属得不偿失——所以他们自动的退回亚洲。

过了10年之后，波斯人才再度大举来犯。可是希腊人对于这一次的警报，却反应得很慢，一直到公元前487年，雅典人才开始扩充他们的海军——这是对抗波斯人优越陆上兵力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希腊和欧洲之所以能逃避波斯人蹂躏的主因，是由于在埃及曾经发生了一次叛乱，这个叛乱使波斯人从公元前486年到公元前484年之间，无暇他顾。此外，大流士之死也是原因之一。

当公元前481年，波斯人大举侵略希腊的时候，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是大到了空前的程度。它不仅足以迫使希腊的各城邦和各党派都一致团结御侮，而且也使得薛西斯（Xerxes，大流士的继承者）对于他的目标，非采取直接路线不可。因为兵力太大了，无法使用海运，而必须由陆路前进。但为了应付规模空前庞大的补给作业，又必须利用海运。结果陆军的行动被限制在海岸上，而海军又受到陆军的牵制——彼此都缚着一只腿。所以希腊人对于敌人的进路，事先可以有很准确的预测，而波斯人却无法耍弄一点变化。

地理的形势也使希腊人可以获得一连串的据点，足以有效地封锁敌人的天然通道。诚如格伦迪（Grundy）所说，假使当时不是由于希腊内部意见分歧，利害不一致的话，那么侵入军可能永远达不到塞莫皮莱（温泉关）（Thermopylae）以南。实际上的结果是，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故事，希腊的舰队在萨拉米斯（Salamis）击败了波斯的舰队，而使侵入军立于必败的地位。当其时，薛西斯和他的强大陆军只能在一旁爱莫能助地看着他的舰队，以及更重要的补给来源被毁。

值得注意的是所以能获得这次决定性海战机会的原因，是希腊人用了一个诡计，这也可以算是间接路线中的某一种形式。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故意送了一个假情报给薛西斯，告诉他说希腊舰队投降的阴谋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根据过去的经验，波斯人信以为真，于是波斯舰队被骗入了狭窄的海峡，使他们数量上的优势丧失了价值。事实上，地米斯托克利之所以出此一计，是因为他害怕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的联军指挥官会从萨拉米斯撤走——他们在战争会议中确曾作如此的主张。于是就只剩下雅典的舰队，单独和波斯人作战，在大海之中，数量的优势即足以决定胜负。

在波斯方面，只有一个人曾经当面警告薛西斯——他本人是很想和希腊作一次决战的。此人即为从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来的阿尔提米西亚（Artemisia）女王。她精通海军之道，反对波斯海军采取直接进攻的办法，而主张与波斯陆军合作，先向伯罗奔尼撒进攻。她认为在这个威胁之下，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舰队一定会赶回家，于是希腊的海军就会自动分散了。她的预测也正和地米斯托克利的焦虑是相同的，假使不是波斯的舰队阻塞了出口，那么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在第二天上午就会开始撤退的。

攻势开始之后，攻方即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守方一部分兵力后撤，变成了诱敌之计，结果使攻方的强大兵力丧失了平衡。当攻方船只进入了狭窄的海峡之后，希腊人再度撤退，于是波斯船只加快划行的速度，终于乱成一团。此时希军从两侧逆袭，使他们完全处于暴露的地位。

在此后70年当中，唯一足以约束波斯人侵入希腊的因素，就是雅典人拥有一种间接攻击的力量，以波斯的交通线为目标。当雅典的舰队在叙拉古（Syracuse）被毁之后，波斯人马上又卷土重来了，由此即可证明这种看法的正确。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使用战略上的机动性，以采取间接的路线，在海战中对此项原理的认识和发挥，要比陆战早。这也是理所当然：只有在发展的后期中，陆军才开始依赖“交通线”以取得他们的补给。可是，海军却是惯于以海上交通线（对方的补给工具）为作战对象的。

波斯人的威胁过去之后，萨拉米斯之战的结果使雅典成为希腊的盟主。其霸权的结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这个长达27年的苦战，不仅使双方主要交战国精疲力尽，连所谓的中立国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战略上常常犹豫不决和无的放矢，所以才会使战争拖了这么久的时间。

在第一个阶段中，斯巴达（Sparta）和它的同盟国，准备向阿提卡（Attica）作一次直接的侵入。他们却为伯里克利（Pericles）的战争政策所阻，他拒绝和敌人作陆上的战斗，而只用雅典的优势海军，到处发动突袭，以消磨敌人的斗志。

虽然“伯里克利战略”是和“费边战略”（Fabian strategy）齐名，但是这种说法却很容易引起误解。为了使思想澄清起见，名词的定义也一定要力求正确。“战略”这一个名词，最好是限于“为将之道”（generalship）的范围内——即以实际指挥兵力作战为限，而与使用其他手段——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的政策有别。这种政策也可以说是一种较高级战略的应用，我们可以另外创造一个名词，那就是“大战略”（grand strategy）。

所谓间接路线的战略，其目的就是要设法使敌人丧失平衡，以产生一个决定性的战果。若以此来看，那么伯里克利的计划应该算是一种大战略，它的目的是想逐渐使敌人丧失耐性；最后使他认清没有战胜的希望。对于雅典人可以说是很不幸的，在这个精神和经济的消耗战中，突然来了一次大瘟疫，使他们转入不利的阶段。于是到了公元前426年，伯里克利的消耗战略，就为克里昂（Cleon）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直接攻势战略取而代之。这种战略的成本要高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卓越的战术性成功，但是总结果并不太好。接着在公元前424年的初冬时节，斯巴达的名将布拉西达斯（Brasidas）一口气就把雅典人辛辛苦苦所赢来的成绩，完全扫荡干净。他的办法是对着敌人的根本，采取战略行动。绕过雅典本身，他迅速向北进展，以进攻雅典在卡尔西德斯（Chaleidice）的领土——这里素有雅典帝国的“阿基里斯脚跟”（Achilles heel）之称。一方面使用军事力量，一方面用自由和保护的诺言，来鼓动各个城市背叛雅典。这个行动使雅典的守军大为震惊，于是他们派主力驰援，在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为斯巴达军所大败。虽然在胜利中布拉西达斯也同时战死了，可是雅典人仍然愿意和斯巴达人订定一个吃亏的和约。

在以后的假和平时期中，雅典人虽然一再发动远征的行动，但始终不曾收复他们在卡尔西德斯的立足点。于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攻击手段，雅典人决心向西西里（Sicily）之锁钥的叙拉古，发动一次远征。该地是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主要的海外粮食供应地。这当然可以算是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但却具有一个重要的弱点，那就是它并非以敌人的实际同盟国为攻击对象，而是以他在贸易上的伙伴为对象。所以结果不但未能牵制敌人的兵力，反而更吸引了新的生力军，来和自己作对。

虽然如此，假使在执行上不犯一连串的错误——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则也许还可能有成功的希望。若是真能成功，则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足以使整个战局改观。亚西比德（Alcibiades）本是这个计划的拟定者，却中途受了国内政敌的暗算，被迫解除兵权。因为他知道回国之后，必然会被判处死刑，所以他就逃往斯巴达，并且帮助对方来对付他自己所拟定的计划。尼基亚斯（Nicias）本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的人，现在反而奉命来执行这个计划。由于他的冥顽不灵，终于使雅典吃了一个大败仗。

雅典陆军在叙拉古被歼灭之后，只好再利用海军来自卫，经过了9年的海战，结果使它不仅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新和约，而且还重新建立了它的大帝国。可是好景不长，斯巴达在公元前405年，又出了一位海军名将赖桑德（Lysander），终于使雅典从此一蹶不振。依照《剑桥古代史》的叙述：“他的作战计划是避免战斗，而专事攻击雅典帝国的各个要害，使雅典人无法应付。”这第一句话并不太正确，因为他并未绝对避免战斗，而是用避战为手段，以来寻求一个有利的决战机会。他神出鬼没地掉换他的航线，终于达到了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出口处，于是他在那里等候从朋提克（Pontic）运输粮食前往雅典的船只。因为这个粮食的供应对于雅典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线，所以雅典的指挥官赶紧带着总数180艘军舰的全部舰队，开往护航。一连4天，他们都无法引诱赖桑德出战，而他更装作窘相百出的样子，使雅典人深信他是已经被围困住了。于是他们就没退入塞斯托斯（Sestos）的安全港口中，而是留在开阔的海面上。到了第5天，雅典的多数海军人员都已经上岸去寻找食物，赖桑德却突然全军冲出，几乎兵不血刃就把雅典的舰队一网打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为这个最长的战争画上了休止符。

在这个长达27年的争霸战中，有二十余次的直接战略都全告失败，通常都是使主动的一方吃了大亏。由于布拉西达斯打击在雅典的根本上，所以才使雅典的最后失败成为定局。亚西比德的计划，从大战略方面来说，也是一条间接路线，以斯巴达在西西里的经济根源为攻击对象。这对于雅典而言，是唯一转败为胜的希望。再拖了10年，由于在海战中采取了一条战术性的间接路线，才使斯巴达获得了一次大胜——但这个行动本身又是在大战略上采取新间接路线的后果。以经济目标为攻击对象，赖桑德希望至少可以使敌人的力量逐渐枯竭；但由于这个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愤怒心理，终于又使他获得了一个实行奇袭的有利机会，最后才使他迅速获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结果。

雅典帝国的衰落，使得在下一阶段的希腊历史中，由斯巴达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于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何者是使斯巴达丧失霸权的主要因素？这个答案是一个人，以及他对于战争艺术和科学的贡献。在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兴起之前，底比斯（Thebes）就已经摆脱了斯巴达的羁绊，而成为独立国家。当斯巴达的大军经过皮奥夏（Boeotia）所向无敌的时候，底比斯人却使用后人所谓的“费边战略”，拒绝和敌人发生战斗——就大战略方面而言，这是一种间接路线，但就战略方面而言，这却仅是闪避的行动而已。这个方法使得底比斯获得了足够的时间，以来发展一支职业性的精兵，号称“神圣部队”（Sacred Band），在此后的作战中，这支兵力总是被当作矛头使用。同时，它也获得了时间和机会，来鼓励各城邦反对斯巴达人。对于雅典人而言，他们又解除了陆上的压迫，而可以集中全力来重建海军。

于是在公元前374年，雅典同盟，包括底比斯在内，迫使斯巴达和他们缔结了一个有利的和约。虽然这个和约很快就破裂了，但由于雅典的海军敢于冒险作战，所以在3年之后，又重新召开了一个新的和会——到了此时，雅典同盟本身对于战争也感到厌倦了。斯巴达在这次和会上，收回了它在战场上所丧失权利的大部分，并设法使底比斯与它的同盟国断绝了关系。此后，斯巴达遂开始专以毁灭底比斯为目的。可是当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陆军——在传统上它是素质较优，但实际上却是数量较多（一万对六千）——开入皮奥夏的时候，却在留克特拉（Leuctra）为埃帕米农达所率领的底比斯新型陆军所击败了。

埃帕米农达不仅放弃了根据几百年来之旧经验所建立起来的战术方法，而且无论在战术、战略和大战略方面，他都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以供后来的名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甚至于他的组织设计也能够永生或复活。因为从战术上看，使腓特烈大帝负有盛名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实际上只是把埃帕米农达所用的方法，略加以修正而已。在留克特拉之战中，埃帕米农达违反了通常的惯例，不仅把他最好的兵力，而且更把他最多的兵力，都放在左翼方面，于是遂使他的中央和右翼的脆弱兵力向后收缩，而使对于敌人的一翼上，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这也是敌方将领所在的地方，所以也是他们意志上的关键。

留克特拉之战后1年，埃帕米农达率领着新成立的阿卡迪亚同盟（Arcadian League）联军，开入斯巴达本土。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心脏地区，本来一直都是斯巴达的禁区，从来不曾受过外国的侵略。这一次进军的特点，充分表现出它的间接路线性质。时间是在仲冬，共分为三个独立的纵队，采取向心的方向，以分散对方的兵力和迎击的方向。专以此点而论，在古代，甚至于在拿破仑时代以前，都要算是绝无仅有了。但是不仅如此，埃帕米农达还表现出他对于战略具有更深刻的认识，当他的兵力在卡尔亚（Caryae）集结之后——距离斯巴达只有20英里——他却溜过了这个都城本身，而向它的后方活动。这个行动是具有预先估计的附带利益，足以使侵入军号召相当数量的希洛人（Helots，编注：美西塞亚地区之原住民，斯巴达人占领此地后，原住民遂沦为农奴或仆役阶级）和其他的不满分子，参加作战。不过斯巴达人却向这些人民，提出允许解放的紧急诺言，以来阻止这种危险的内忧发展；此时伯罗奔尼撒其他同盟国的强大援军也如期赶到，使这个不战而陷敌之城的机会成为过去。

埃帕米农达不久就认清了斯巴达绝对不肯被诱出战，而长时间的围攻又会使他的杂牌部队自行瓦解。于是他马上把这个已经磨钝了锋口的战略武器，换成一个更锐利的武器——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在依索米山（Mount Ithome）上，这是美塞尼亚（Messenia）的天然卫城，他建立了一个城市，把它当作一个新美塞尼亚国的首都。把所有依附他的人民都安顿在这里，把这次侵入战中所获得的一切战利品，当作是这个新国家的基金。这个国家在希腊南部，对于斯巴达构成一个监视和对抗的力量。这个国家站稳了之后，斯巴达就会丧失它所有领土的一半和大半的农奴。埃帕米农达在阿卡迪亚的米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所建立的基地，又构成另外一道防线，于是斯巴达在四周都受到政治性和要塞线的包围，所以它在军事优势上的经济根本也已经被切断。仅仅经过了几个月的战争，埃帕米农达就离开了伯罗奔尼撒，他在战场上并未赢得胜利，但是他的大战略却使斯巴达的国力基础受到了真正的撼动。

可是在国内的政客们，却希望能获得一个毁灭性的军事胜利，所以感到很失望。于是埃帕米农达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使用短视的政策和错误的外交，逐渐使国家丧失了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结果阿卡迪亚同盟中的其他国家，由于自负和野心的驱使，开始忘记了底比斯的恩德，而想要夺取它的领导权。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就面临着最后选择的关头，除非使用实力来维护他的权威，否则就必须牺牲它的威望。它对于阿卡迪亚的行动，使希腊诸国又重新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也可以说是底比斯的大幸，它不仅还有埃帕米农达可供驱策，而且他一手推动的大战略，现在也已经结果了——由于他手创了美塞尼亚和米加罗波利斯两个新国的缘故，现在不仅足以监视斯巴达，而且也更使底比斯的实力大增。

他首先进入伯罗奔尼撒，在提吉亚（Tegea）与他的同盟军会合在一起，于是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斯巴达军和其他反底比斯国家联军的中间——后者已经集中在曼丁尼亚（Mantinea）。斯巴达人采取迂回的路线，准备与他们的同盟军会合，此时埃帕米农达乘着黑夜的掩护，突然率领一支机动的纵队向斯巴达军进攻。斯巴达本可能会全军覆没，但由于有一个逃兵事先泄漏了消息，所以斯巴达军才兼程赶回首都，因而幸免于难。于是他决定用会战的方式，来寻求一次决定性的结果，从提吉亚直趋曼丁尼亚。其间距离约为12英里，须沿着一个葫芦形的谷地前进。敌人在只有1英里宽的腰部，占领着坚强阵地，准备顽抗。

当他前进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战略和战术的分界线，不过这种分界线实在只是虚拟的，同时他这一次的胜利，其原因要归功于他的间接路线，而并非实际的接触。最初，埃帕米农达直接向敌人的阵地前进，敌军在他的进路上严阵以待——这是一条自然预期的路线。可是，走过了几英里之后，他突然转向左方，转入了一个突出横岭的下面。这一个出奇的行动，使敌人的右翼方面受到侧击的威胁；为了使敌人的战斗部署丧失更大的平衡，他又停止不进，并命令部队把武器放在地上，好像是准备要宿营的样子。这个诱敌计划成功了，敌人居然也放松了战斗的准备，准许兵员散开和马匹松缰。这个时候，埃帕米农达的大军，在轻装部队的掩护下，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战斗的部署——和留克特拉的布置大致相似，但有若干的改进。于是在一声号令之下，底比斯的军队拾起他们的兵器，横扫直前——当敌人已经丧失了平衡之后，胜负是早已成为定局了。在胜利的途中，埃帕米农达也逝世了，他的死对于后代也构成一个同样有价值的教训——这是一个非常惊心怵目的例证：证明了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一支军队，假使它的头脑麻痹了，那么全体也就会很快地随之而崩溃。

整整又过了20年，才又发生一次决定性的会战，结果使希腊的霸权又转移到马其顿人的手里。其意义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那伟大的结果，而且这个公元前338年的会战也是一个极明显的例证，足以显示政策和战略之间是如何的相辅相成，同时战略的运用又是如何把地理上的障碍，由有害变为有利。这个挑战者虽然也算是希腊人，但却一直被当作是局外人。此时底比斯和雅典却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c League）对抗如日东升的马其顿。他们还找到了一个国外的支援——波斯国王——不论在历史渊源或人类天性上，这个行动都要算是一个奇谈。这一次，又似乎是这个挑战者，曾经认清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甚至马其顿国王菲利普（Philip）企图夺取霸权的藉口也都是间接的，因为他只是被邀请参加近邻同盟会议（Amphictyonic Council），以协助惩罚阿姆菲萨（Amphissa）的工作——这个国家位于皮奥夏西部，因为犯了渎神罪而成为众矢之的。菲利普之被邀请，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示意，结果虽促使底比斯和雅典两国联合起来反对他，但至少却使其他的国家保持着善意的中立。

在向南前进之后，菲利普到了塞提纽门（Cytinium），突然离开了趋向阿姆菲萨的路线——这是敌人所预期的路线——而改去占领埃拉提亚（Elatea），并在那里建立要塞。这个最初的方向变换，即足以暗示出他较广义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暗示出一种战略性动机，后来的事实即足以证实此点。底比斯和皮奥亚的联军封锁住了进入皮奥夏的道路：（一）西线由塞提纽门到阿姆菲萨，（二）东线由埃拉提亚到克罗尼亚（Chaeronea），并通过巴拉波塔米（Parapotamii）隘路。第一条路线好像是“L”字中之一直，而经过塞提纽门到埃拉提亚的一段路线又好像是下面一横，至于再经过隘路延长向克罗尼亚的那一段，则又像最后的一钩。

在尚未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之前，菲利普又采取新的步骤，以削弱对方的力量——在政治方面，他提出重建弗西亚诸邦（Phocian communities）——这是底比斯过去所征服的地区。在精神方面，他又自称为特尔斐神（the God of Delphi）的保护者。

于是在公元前338年的春天，使用了一条妙计把他的进路扫清之后，菲利普马上就向前跃进。在占领埃拉提亚之后，他已经把敌人在战略方面的注意力，吸引到东面这条路线上面来了——这条路线现在已经变成了预期路线——于是他又安排了一封假信，说他要回到色雷斯（Thrace），故意让信落在敌人的手里，以使防守西面路线的敌军，分散他们在战术上的注意力。接着他就从塞提纽门采取迅速的行动，乘着黑夜偷过隘路，在阿姆菲萨冲入了皮奥夏的西部。一直再向诺帕克图斯（Naupactus）压迫，打通出海的交通线。

他现在已经钻到了敌人的后方，不过距离据守东线的敌军，尚隔有相当的距离。于是敌军遂自行撤离巴拉波塔米隘路，不仅是因为他们若再守下去，其退路将被切断，而且实际上再守下去也无价值可言。可是，菲利普还是继续出奇制胜，又采行另外一条新的间接路线。他不从阿姆菲萨向东前进，因为那必须要经过山地，足以增强敌人的抵抗力。他突然又从塞提纽门和艾拉提亚把他的全部兵力撤回，再转向南面经过现在已经无人防守的巴拉波塔米隘路，在克罗尼亚追上了敌军，并发起了攻击。这个巧妙的行动即足以为他后来的会战奠定胜利的基础。再加上他的高明战术，遂收到了完全的战果。他首先诈败，以引诱雅典人离开原有的阵地，向前追击；当他们进入了低地之后，菲利普马上发动逆袭，把他们击溃。由于克罗尼亚一战的成果，马其顿取得了希腊的霸权。

当他正要继续向亚洲发展的时候，菲利普却不幸中道崩殂，留下他的儿子来完成他的遗志。亚历山大（Alexander）所承继的遗产，不仅有他父亲手创的计划和军队，还有他的大战略观念。另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物质价值的遗产，那就是在公元前336年，由于菲利普的指导，马其顿人占领了达达尼尔桥头阵地。（注：菲利普在青年时期，曾以人质的身份在底比斯度过了三年的时光。那正是埃帕米农达的鼎盛时期。所以菲利普对他有极深的印象，以后在马其顿陆军的战术上，还可以找到这种线索。）

假使我们研究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图，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由一连串的“之”字形所组成。从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间接性”的原因是政治多于战略的。虽然政治也可以算是属于大战略的范围之内。

在他的早期战役中，他的战略直截了当，殊少变化。原因有两点：（一）年轻时的亚历山大是在宫廷和胜利气氛之中长大的，所以他的“英雄主义”色彩要比历史上任何名将都更浓厚。（注：当他开始出发东征的时候，亚历山大曾经戏剧性地把古希腊人远征特洛伊〔Troy〕的故事重演了一次。当他的大军正在等候渡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亚历山大本人却率领着一小队精兵，在依流门〔Ilium〕附近登陆，那是传说中古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中的停船之地。于是他进到古城的遗址，在雅典娜〔Athena〕的神庙中举行了牺牲祭典，再作了一次战斗演习，然后在著名的阿基里斯的墓地上——这是他神话上的祖先——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些象征性的表演完毕之后，他才赶上了他的大军，开始作真正的战争。）（二）更重要的理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兵力和战术，具有充分的信心，认为凭着这种优势即足以迅速的击败对方，因此当然不需要先用战略的手段，以使对方丧失平衡。所以他对于后世的教训是在两个极端方面——大战略和战术。

公元前334年，他以达达尼尔的海岸为起点，首先向南行动，在格拉尼卡斯河（Granicus）击败了波斯的屏障兵力。在这一战中，由于他麾下使用长矛的骑兵，具有惊人的重量和冲力，敌人很快就被击溃。不过这个勇猛过度的亚历山大也认清了假使敌人能再度集结，继续作战，则这一次的侵入很可能会在最初的阶段中即为敌军所阻止。敌人固然曾做如此的尝试，但是却不幸功败垂成。

亚历山大第二步就向南攻入萨迪斯（Sardis），那是吕底亚（Lydia）的政治和经济总枢纽。由此又西向进入以弗所（Ephesus），使这些希腊人的城镇都恢复了他们旧有的民主政府形式和权利，这是一种巩固他自己后方的最经济做法。

现在他又已经回到了爱琴海的海岸上，于是又首先向南走，然后再转向东方，沿途经过了卡里亚（Caria）、利西亚（Lycia）和庞费里亚（Pamphylia）。他之所以采取这种路线，目的是要撼动波斯人的制海权——用占领他们基地的方式，来限制波斯舰队的行动自由。同时，占领这些港口之后，也使敌人舰队的人力来源发生困难，因为他们的兵员大部分都是从这些地方招募而来的。

过了庞费里亚，小亚细亚其余地区的海岸线实际上就可以说是毫无港口之可言。所以亚历山大现在又转向北方，进入弗里吉亚（Phrygia），再向东一直远达安赛拉（Ancyra，即今天的安卡拉〔Ankara〕）巩固他所已经征服的地区，使他在小亚细亚中部可以无后顾之忧。于是到了公元前333年，他又转向南方，企图通过“西里西亚门”（Cilician Gates），直接向叙利亚（Syria）进攻。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就集中兵力在这里等着他。一方面由于情报的不确实，一方面由于他个人的错误判断——他认为波斯军一定会在平原上等候他——结果亚历山大在战略上受到了敌人的暗算。当亚历山大采取一条直接路线时，大流士却采取一条间接的路线——经过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上游，通过阿曼山（Amanic Gates），钻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虽然一直很谨慎，保持着一连串的基地，现在却发现他的后路已经被切断了。但是他却不慌不忙地回过头来，接受伊苏斯（Issus）的会战。凭着他在战术和战术工具方面的优势，终于冲出了难关。从来没有一个名将，在应用战术方面会比他具有更多的间接性。

此后，他又继续采取一条间接的路线，不直接向巴比伦（Babylon）进攻——那是波斯政权的中心——而是沿着叙利亚的海岸线向下直进。大战略很明白地指示着他的进路：因为虽然他已经使波斯人的制海权发生了动摇，但是却并未能把它毁灭掉。只要波斯的海军还继续存在，则对于他的后方始终是一个威胁，而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对于他又一直是心怀叛意的。他进入腓尼基（Phoenicia）之后，马上使波斯舰队发生了混乱现象，因为所剩余的兵力多数都是腓尼基人，其中大部分都向亚历山大投降。而提尔（Tyre）城陷落之后，驻防在该城的海军也跟着完结了。到了这个阶段，他还是继续向南发展，一直进入了埃及。这个行动从海军的立场上来说，是很难加以解释的，除非说他是过分小心。不过从政治的观点上来看，他先占领波斯大帝国的属地，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倒不失为是一种很明智的措施。对于这个目的而言，埃及可以算是一个极大的经济宝库。

最后，到了公元前331年，他又再向北攻入阿勒颇（Aleppo），然后转向东面，渡过幼发拉底河，一直进到底格里斯河（Tigris）的上游。在尼尼微（Nineveh）附近（即今日的摩苏尔〔Mosul〕），大流士又已经集中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新军。亚历山大是很热心求战的，但是他所采取的路线却是间接的。他从上游渡过了底格里斯河，沿着东岸向下走，逼迫大流士变换他的阵地。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开始会战（常被称为阿贝拉之战，阿贝拉〔Arbela〕距离战地最近的一个城市，约在60英里以外）。亚历山大的大军占着完全的优势，所以敌军在他这个通向大战略目标的进路上，只算得上是一个极小的障碍物。亚历山大接着就占领了巴比伦。

亚历山大以后的进展，一直达到印度的边境为止，就军事方面来说，都只算是对波斯大帝国的“扫荡”工作。从政治方面来说，也就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他利用间接路线，攻破了乌克西亚隘路（Uxian defile）和波斯“门”，当他在海达斯佩河（Hydaspes）上为波鲁斯（Porus）所阻时，他又创造了一个间接性的杰作，由此即足以证明他的战略能力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他重新布置谷仓的位置，并且把军队广泛地分布在西岸上，他使敌人对于他的意图感到神秘莫测。亚历山大的骑兵冲来冲去，最先使波鲁斯感到犹豫不决，一再重复之后，更使他的反应随之而迟钝。当波鲁斯陷入一个固定而静态的位置之后，亚历山大留下大部分的兵力监视敌人，而亲率一支小型的精兵，在上游18英里的地方，凭着黑夜的掩护，渡过了海达斯佩河。藉由这种出人意料的奇袭手段，他使波鲁斯本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感到措手不及，而波鲁斯的军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也都丧失了平衡。在以后的会战中，亚历山大只以他自己兵力的一部分，居然击败了敌人的全军。假使他不是事先使敌人丧失平衡，则此种行动，无论从理论或事实上来说，都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他只带着一小部分兵力，而又处于孤立暴露的地位，是绝对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亚历山大死后，发生了长期的“继承人”争夺战，终于使他的大帝国瓦解。在这个时期中，有很多的战例都足以说明间接路线的运用和价值。亚历山大的部将要比拿破仑手下那些元帅们更能干，由于他们的经验，他们对于“经济兵力”（economy of force）的原理，似乎具有更深入的认识。虽然他们的作战有许多都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但是本书的范围却只以古代历史中具有决定性会战的分析为限，而在这些战争中，只有最后在公元前301年的会战才可以够得上这个标准。这一次会战的决定性是毫无疑问的，《剑桥古代史》上曾经这样说过：由于这一次战役的结果，中央政权和诸侯之间的争斗宣告结束，而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遂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

到了公元前302年，自称为亚历山大继承人的安提贡努斯（Antigonus），已经差不多达到了稳定他这个帝国的目的。从他自己原有在弗里吉亚的采邑开始向外扩张，他已经获得了小亚细亚地区的控制权，其疆界由爱琴海直达幼发拉底河。反对他的势力有：（一）塞琉古（Seleucus）很困难地才守住了巴比伦一隅之地；（二）托勒密（Ptolemy）手中只剩下了埃及一块土地；（三）莱西马库斯（Lysimachus）在色雷斯比较安全；（四）最大劲敌卡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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