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翦伯赞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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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十五讲试读：
第一讲 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秦始皇坑儒焚书图一、对秦始皇如何评价
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我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朝的创立者，而是因为他不自觉在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领主制，在本质上同是封建主义。但从封建领主制走向封建专制主义，则是封建社会向前发展中最大一步的前进。这一步前进的历史实质，是农奴制的被废除。
当然，封建专制主义的创立，不应完全归功于秦始皇个人的雄才大略。它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封建领主经济走向崩溃的结果，主要地是中国土地所有权从封建贵族世袭所有制向新兴地主阶级私人所有制的转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土地所有关系的这一改变，改变了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关系，它使农奴式、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它挖空了封建领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剥夺了封建领主借以剥削农民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准备了建筑的基地。可以这样说，秦国的统一，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历史的进程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原则在当时的中国占了优势。但是这里所说的优势，是指的历史的倾向性，而要使这种历史的倾向性变成现实的历史，还要经过人的努力。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这种历史倾向性变成了现实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说，秦始皇在这一历史的变革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提起秦始皇，就会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专制皇帝的阴影。的确，秦始皇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皇帝，他毫不隐讳要把一切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要把自己变成人间的上帝。但是正像我们不能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创立，完全说成是他个人的功劳一样，也不能把专制独裁完全说成是他个人的个性。应该说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实际上是以他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
任何阶级，当他要夺取政权的时候，都要集中权力。新兴的地主阶级也不例外。史实证明，在战国末叶，以六国国王为首的旧贵族，虽然已经临于末日，但他们还在用一切的力量，政治的、军事的乃至卑劣的暗杀活动，来作最后的挣扎，企图抵抗历史的新倾向，保护他们垂危的腐朽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兴地主阶级不集中权力，组织并指挥自己的武装去粉碎封建贵族的反抗，旧贵族是不会自动走下历史舞台的。秦始皇执行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以秦国为据点，向六国旧贵族进行了毁灭性的讨伐，在秦国军队的面前，六国国王的王冠一齐滚到地下。在覆灭六国以后，秦始皇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把旧贵族借以巩固封建割据的物质条件加以彻底的摧毁。他就像一个清道夫，把暴力当作一把扫帚，在黄河南北的大平原中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扫除，使封建领主制留下来的残余一扫而光，然后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
建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件事，是历史向秦始皇提出的新问题，因为在当时，不但中国不曾有过，全世界也不曾有过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秦始皇是在没有任何范本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首创这一制度的。
要建立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必须有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当然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秦始皇首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用命令把土地私人所有制从秦国推广到以前在六国统治下的地区，这就替新兴地主阶级的全国规模的阶级统治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体制方面，他宣布了废封建为郡县，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此外，又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所有这些，都是开创性的历史活动。
仅仅次于消灭封建领主制，秦始皇又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据史籍所载，秦始皇的国家，西至临洮、羌中，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东南到了中国大陆的尽头。此外，秦始皇又开五尺道以通滇黔；凿灵渠，分湘江之源以通岭南。这样就打通了从中原通达西南和岭南等边远地区的道路，突破了这些地区诸民族的原始闭塞性，使得当时的许多落后地区有机会接触中原的文化，并且逐渐加入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这对中国历史的全面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统治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的大国，特别是为了保卫黄河流域的城市和农村免于匈奴人的蹂躏，秦始皇在他的国家的北边连接并延长旧有的燕、赵、秦长城，成为屏障北方的一条围墙，又沿着这条长城建筑了很多亭障。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堑山堙谷，修筑了一条从咸阳附近通达九原的直道；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把重要军事据点贯通起来。对于秦始皇所做的这些工作，我以为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
应该受到谴责的是秦始皇大修宫殿和坟墓。据说秦始皇所修的宫殿，关中三百，关外四百余，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房宫。又用刑徒七十二万人穿骊山作陵。在宫殿中都有钟鼓美人。但是从秦始皇历年的巡游看来，他并没有躺在他的宫殿里去享受钟鼓美人。他在统一中国以后的十二年中（前221—前210），前后出巡五次，几乎走遍了他的国土。看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秦始皇把中国的历史从封建领主制推到封建专制主义，应该说有他的功劳。因此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意味着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或者说是农奴制的废除。但是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道路，是用农民自己的尸骨铺平的。在覆灭六国的残酷战争中，以及在后来无止境的土木徭役中，死亡的农民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刷红了阿房宫。但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副新的枷锁、新的剥削制度、新兴地主阶级的赋税与徭役。因此，在农民看来，这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
二、秦始皇焚书坑儒应如何理解
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粗暴办法对待文化思想问题，这件事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偶然冲动，而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残余的旧封建贵族的政治斗争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秦始皇只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使命而已。
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不是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才开始的。早在商鞅变法时，亦即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取得政权时，就开始了这个斗争。《商君书·靳令》和《去强》都提出了诗、书、礼、乐是病国之虱的论点，主张毁灭它们，而且也确实毁灭过。《韩非子·和氏》说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据此，则商鞅变法时，秦国已经焚过诗、书。商鞅变法在公元前359年，下距秦始皇焚书一百四十七年。
这场斗争，也没有在秦朝结束。根据历史记载，汉高祖除秦苛法，但保留了秦朝的挟书律。一直到惠帝四年（前191）才下令“除挟书律”。自商鞅变法之年至汉惠帝四年其间一百六十九年，儒家学说一直被新兴地主阶级当作敌对思想加以反对。当然，秦始皇焚书是这场斗争的高潮。
秦始皇不是在他统一天下以后，立即采取焚书坑儒的粗暴办法来处理文化思想问题的。焚书是在统一天下后的第九年，坑儒是在统一天下后的第十年。在此以前，秦始皇对于文化思想所采取的措施是宽大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之言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事实也是如此。秦始皇召集的文学方术之士的确很多，在他的周围，有博士七十人，诸生以千百数，还有候星气者三百人。秦始皇对于文学方术之士很尊重。博士备顾问，常在左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三十四年，博士们在咸阳宫与丞相、御史大夫等中枢大臣一起参加政治体制问题的讨论。始皇巡行郡国时也有博士随行。例如始皇南游至湘山祠，曾向随行博士请教：“湘君何神？”至于方术之士，更受到始皇的信任。他说徐巿求药“费以巨万计”，“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始皇对于不在咸阳的儒生，亦常引与论事，例如始皇东游，上邹峄山，即曾与鲁诸儒生议刻石、封禅、望祭山川之事。看来秦始皇真是想和这些文学方术之士，共兴太平。始皇不仅对文学方术很重视，对于艺术也很感兴趣。《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由此可见，在始皇的军队中有画家。
但是当时的文学方术之士，都是生长在战国时代的人，他们诵法孔子或诸子百家之言，“人善其所私学”。因而秦始皇认为不中用的古典文献，在他们看来，正是应该保存的；其所以应该保留，只是因为是古的。同时他们看不惯秦朝的新政，在他们看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因此他们利用古典文献，引经据典，反对秦朝的新政。正像李斯所说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不仅口头诽谤，还著书立说。《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难丞相李斯，即其一例。虽然如此，秦始皇还没有下令焚书。一直到博士齐人淳于越公开提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恢复封建领主制建议的时候，他才下令焚书。至于坑儒，则是因为卢生对秦始皇的政府大肆诽谤，而诸生在咸阳者又“或为谣言以乱黔首”，这已经超出了文化思想的范围，变成了政治煽动。
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的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但是作为旧封建贵族意识形态的文化思想，并没有随着旧封建贵族的灭亡而立即消失其影响作用，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焚书坑儒正是这场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表现。当然，这场斗争使得先秦的古典文献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值得惋惜的。
三、两汉官私奴婢在生产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1954年写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文中，已经提出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认为两汉官私奴婢在当时的生产中不占主要地位。
在奴隶社会，奴隶必须担当主要的生产任务。但大量的史料只能证明两汉的官私奴婢已经脱离了生产活动，变成了社会的负担。《汉书·贡禹传》说：“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不可想象一个奴隶制国家的政府会白白地养活十几万奴隶，让他们“戏游亡事”而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盐铁论·散不足》篇也说：“今县官多畜奴婢，坐禀衣食，私作产，为奸利，力作不尽，县官失实。百姓或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遨游也。”《汉书·文帝纪·赞》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汉书·东方朔传》说：“金千斤，钱千万”；又说：“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官奴累百金”就是官奴有钱百万的私产，更难想象一个奴隶制国家的政府会让它的奴隶拥有钱百万的私产。
官奴婢如此，私奴婢亦然。很多资料证明，两汉的私奴婢已经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类似后来仆役阶级的、只是“担任必要的服务或只充装饰的家庭奴隶”。当时的私奴婢绝大多数是充当贵族、富人的歌儿、舞女、婢妾、侍御、骑从等等，不从事生产劳动。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马克思说，黑格尔已经适当地指出，旧封建贵族的习惯是“消费现成的东西，特别是以随从人员的众多来表示阔绰”。两汉时期的封建贵族和富人不是用奴婢来增殖他们的财产，而是浪费他们已有的财产；不是有了奴婢才致身富贵，而是富贵以后才拥有奴婢，用众多的奴婢来装饰自己的富贵。
奴隶社会，是奴隶养活社会，不是社会养活奴隶。两汉的情况恰恰相反，不是奴婢养活社会，而是社会养活奴婢。因而两汉的官私奴婢，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而是保留在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是装饰封建社会的绘有古典的图案花纹的艺术陈设，是历史的奢侈品。
像这样“只充装饰的家庭奴隶”，一直到清朝还有。看过《红楼梦》的人就知道，大观园的主人拥有众多的奴婢，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清朝还是奴隶社会。当然，如果要和历史开玩笑，也可以把晴雯补裘说成是奴隶从事手工业劳动。
四、官私奴婢的数量对于判断两汉社会性质有没有关系
马克思说：“奴隶是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的。但是，剥夺奴隶的国家，它的生产必须组织适合于奴隶劳动，或者（如南美等）必须建立一种适于奴隶的生产方式。”如果没有把生产组织得适合奴隶劳动或没有建立一种适于奴隶的生产方式，就没有条件剥夺奴隶，就没有可能把氏族公社的成员变为奴隶。因此，一个社会有没有容纳奴隶的可能，不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已否建立适合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同样，一个社会能容纳多少奴隶，也不是决定于奴隶主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适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的规模。如果适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方式已经变成了支配一切的典型的生产方式，它就可以容纳很多的奴隶，否则不能。因此奴隶的数目，不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统计数字，而是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的尺度。
恩格斯在说到雅典的柯令斯及埃伊纳地方的奴隶社会时，都说到奴隶的数目。他说：在雅典的全盛时代，“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十八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又说：“波斯战争的时候，柯令斯地方的奴隶数目达到四十六万，在爱琴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当然，恩格斯并没有说必须“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或“自由民”要拥有十个乃至十八个奴隶，才算奴隶社会，否则不算。但是他也没有说只要看见有奴隶的存在，不管奴隶有多少，就可以称为奴隶社会。
读过《鲁滨逊漂流记》的人都知道，鲁滨逊曾经把礼拜五变成他的奴隶。但我们不能说因为礼拜五被奴隶化，鲁滨逊就把他所住的孤岛变成了奴隶社会，因为一个人被奴隶化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性质。
汉代的情况怎样呢？根据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的统计，当时全国人口的总数是五千九百多万人，当时官奴婢的最高数字是十余万人，官奴婢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五百分之一左右，即平均五百人才有一个官奴婢。不可想象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一个官奴婢（假定他们是生产的奴隶）能够养活五百个主人。私奴婢有多少，没有留下统计数字，就算多一倍或几倍，在当时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至多也不过平均每人有一个礼拜五。怎样能说奴隶的数目对于判断两汉社会性质没有关系呢？
只要我们承认由量变到质变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奴隶的数目对于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是毫无关系的。水在摄氏九十九度不化为气体，到一百度就化为气体；水在摄氏一度不凝为固体，到零度便凝为固体，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例子。当然，没有一种温度表可以测验出奴隶的数目要达到多少，才可以使一个原始公社制的社会变质为奴隶社会，但要使原始公社制陷于崩溃，就必须有众多的人口被奴隶化。恩格斯说：“在古代自然兴起来的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中，奴隶制或是完全没有，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等到后来，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那时农民的人口才被奴隶的人口所代替。”在这里恩格斯说明了奴隶是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多到更多。到了罗马奴隶制的全盛时代，奴隶的人口便多到足以代替农民人口的程度了。
不要忽视奴隶的数字。奴隶的数字是社会生产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和分配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的指标。奴隶数字的增加，是这种生产发达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更高发展的指标，亦即原始公社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崩溃的里程碑。
五、两汉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还是私人所有制
从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就从封建领主的世袭所有，向着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个人所有转化。到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地主阶级个人的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已完全确立。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就是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取得法律保护的证明。到两汉时期，土地私有制已经普遍发展，根本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问题。
土地国有制的提出，可能是对恩格斯一句话的误解。恩格斯在1853年6月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土地所有制，在实际上是整个东方的关键。”中国是东方的一部分，因此，有些同志就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土地国有制，并把两汉的土地所有制说成是土地国有制。
其实，恩格斯对于他提出的问题，跟着就作了这样的说明：“但东方人没有达到土地所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的在气候，和地势有关，特别是和那个由撒哈拉横贯阿剌伯、波斯、印度、鞑靼直至亚洲最高高地的大沙漠地带有关。”在这里，恩格斯很明白地指出没有土地所有制的东方，是由撒哈拉直到亚洲最高地的大沙漠地带，而其原因则是由于气候干燥、缺水，并不是说在大沙漠地带以外的东方也是如此。在这封信上说到一些具体的地方是帕尔迈剌、庇特拉以及也门的废墟，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方，并没有说到东方的其他地方。就是在上述的地方，也有例外。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上说：“至于所有制的问题，在英国关于印度的著作家中，形成了一种大争论的问题。克立齐那南方的断续山地好像的确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又说：“日本有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颇为发达的小农经济。”由此看来，并不是东方各国都没有土地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在古代大沙漠地带的确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这些地方的土地，主要是属于部落或部落国家所有。但中国除了内蒙的戈壁和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外，在广阔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并没有沙漠。其中，黄河流域雨量较少，其他地区雨水丰富，但都不存在恩格斯所说的土地所有制不能发生的原因。怎么能把恩格斯对阿剌伯、波斯等地的土地所有制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硬套呢？《汉书》和《后汉书》中充满了地主占有土地的记载，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董仲舒上汉武帝书中有几句话，概括地描写了汉初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情况。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在汉初，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私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这种情形，愈到后来愈发展。据仲长统说，到后汉时，“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像这样的情形，怎么能说两汉是土地国有制呢？
可以肯定地说，两汉的土地所有制是土地私有制。但土地私有制并不排除有公田的存在。两汉的公田亦称官田，大半是没有开垦的长有野草的荒地，故又称草田。《汉书·赵充国传》：“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后汉书·仲长统传》）：“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汉书·广陵厉王胥传》及《东方朔传》都提到“草田”。公田也有开垦了的土地，这主要是从罪犯籍没入官的土地，但它在整个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且不论是已垦或未垦的公田，都不断地被官僚地主侵占，转化为私有土地。除公田以外，江海、陂湖、园池、苑囿、牧场等也是属于国家或皇室所有，但园池苑囿也往往在开放的名义之下转化为私人所有。《盐铁论·园池》篇云：“先帝之开苑囿池籞，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又《汉书》关于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囿振贳贫民的记载也很多。
两汉有公田，但不能因此就说两汉的土地是国有制。作为一种土地制度，是国有或是私有，必须看其在社会经济中是否占支配地位。两汉的公田比起私人所有的土地来，显然是不重要的。这样的公田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还长期存在，它是土地私有制的伴随物，说不上是什么制度。
或曰：两汉的地主虽然占有土地，但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属于国家，因为土地所有者要向国家纳田租。如果因为国家向地主征收田租，就说土地为国家所有，那么，两汉的政府还向人民征收口赋，向商人征收财产税，此外车船有税，市肆有税，六畜禾藁皆有税，岂不一切都是国家所有了吗？但是，两汉的地主却完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他们的土地，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国家也保护他们的这种权利，这又怎么解释呢？
应该郑重地指出：从土地国有制引出来的结论，只能是两汉时期没有封建地主阶级；但是在我们看来，我国自周秦以来就是封建社会，两汉当然是封建社会，哪里有没有地主阶级的封建社会呢？
六、西汉政府为什么推行抑压商人的政策
西汉的政权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为什么要抑压商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说一说西汉的商人。
西汉的商人，大部分是战国时期的商人的后代。在战国时随着早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封建领主经济体系的母胎中，孕育出一个新兴的商人阶层。这个新兴的商人阶层在封建领主混战的血泊中，垄断盐、铁及其他生活资料，使自己成为巨富。他们不像新兴地主被土地约制在某一封国之内。封建割据的藩篱对于商人来说，并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物，因为在金钱面前，刀剑就变成了像儿童玩具一样的东西。很多资料证明，战国时代的商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越过国境线，甚至越过战争的封锁线去寻找自己的利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领主经济的地方性和闭关主义的约制，并且在瓦解封建领主经济体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秦朝覆灭六国，统一天下，消灭了封建领主制经济，撤除了阻碍商业发展的封建藩篱，替早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到了汉初，这个新兴的商人阶层便更加壮大起来。这种情形，在《史记·平准书》、《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中说得很明白。《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很多著名的富商大贾。这些富商大贾或以冶铁煮盐起家，或以贳贷行贾致富，或以垄断粮食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发财，其中有些转毂百数，拥资巨万乃至数千万。还有些商人富“倾滇蜀”或“富埒关中”，“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到了汉代，作为奴役人民的条件，身分还是重要的。但专靠封建贵族的身分奴役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司马迁说：这时的“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这是“物之理也”。既然财富的多少成为谁奴役谁的主要条件，那么，人们奔向富厚就不足为奇。而在当时的人看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商业资本不久就冲破了城市的围墙，席卷农村。富商大贾出其盈余，收夺土地，并且用高利贷把贫苦农民变成他们的佃户和债务奴隶。这样，就严重地破坏了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带来了可怕的危机。关于这种危机，贾谊和晁错先后向西汉政府提出了警告，他们说，如果对于这种舍本逐末的情况不加以适当的制止，很有可能引起农民暴动。
从西汉初一直到武帝初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文、景削藩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突出表现。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的一切政策，都要服从反封建割据的斗争。然而当时的商人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游诸侯”“交守相”，和地方势力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商人利用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谋求暴利，诸侯则利用商人的资财来强化他们的割据，有些“封君”甚至“低首仰给”于商人。这样，就替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带来了困难。
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也为了战胜诸侯王的地方割据势力，西汉政府必须抑压商人，使他们的活动服从整个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服从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替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服务。
为了上述的目的，在楚汉战争结束以后，汉高帝“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惠帝、吕后时，虽“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但到景帝时，抑商政策逐渐放松。景帝后二年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在汉代，訾万钱纳钱一算（一百二十钱），四万钱纳四算。这个诏令，实际上是对商人不得为官吏的禁令放宽了尺码。
其他的禁令，都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晁错说得很明白。他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贾谊也说：当时皇帝用以做衣服的丝织物，而富商大贾用以为婢妾之服，甚至用以被墙。晁错说得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一直到武帝时，商人才遭到一次最严重的打击。武帝元狩四年，颁发了算缗钱的命令。令“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财产报官，“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隐匿不报或报不实者，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与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占有田地。敢犯令，没入田货。这个命令发布以后，商人还是隐匿财产不报，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以千数、万数的意思）；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同时，汉武帝也向商人敞开了政治的大门。史载武帝用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孔仅是南阳大冶，东郭咸阳是齐之大盐商，桑弘羊是洛阳贾人子。又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从此吏“多贾人矣”。
自从中家以上的商贾受了一次破产的惩罚，剩下的富商又加入了统治集团以后，商人和西汉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才在利害一致的基础上得到统一。
七、王莽和王莽改制应如何评价
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的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物。
在封建正统主义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主要就是因为他篡窃了西汉的政权。在这些史学家看来，当一个地主家族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以后，它就应该子孙万代占据这个宝座；谁要把它的后代从宝座上拉下来，谁就应该受到谴责和辱骂。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封建贵族利用时机去夺取政治权力，最后迫使他的陛下重复一次尧舜禅让的故事，实在引不起什么义愤。因此，“王莽篡汉”这件事，对于王莽的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制，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
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发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批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被排除出来成为不生产的流民，乃至沦为奴隶；并且看出了要抢救地主阶级临于崩溃的统治，必须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一次改革，因而提出了改制的问题，特别是如何阻止土地继续集中和农民继续奴隶化的问题，这不能说王莽在当时统治集团中不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是王田、奴婢。据《汉书·王莽传》说：王莽下诏“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里所谓“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并不是恢复井田制，更不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只是禁止土地兼并的继续进行，并把大地主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让农民回到土地上以稳定封建秩序。奴婢不得买卖的法令，也不是解放奴婢，只是企图冻结奴婢的买卖，防止贫穷的农民继续奴隶化。这两条虽然都没有办到，但当时他制定政策的主观目的是如此。
除了王田、奴婢以外，还有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据《汉书·食货志》所载，就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都市设五均司市师，由诸司市负责平抑物价、兼办赊贷。所谓六筦，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是把盐、铁、酒、名山大川、钱布铜冶、五均赊贷等由政府经营。推行五均六筦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囤积居奇、高利盘剥的富豪，稳定社会秩序，正像王莽在诏书上所说的“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此外还有币制的改革等等。
很明显，王莽推行的经济改革，不论是王田、奴婢，或者是五均六筦，打击的对象都是大地主、大商人。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强制大地主、大商人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封建经济得到适当的调整，藉以缓和当时已经激化了的阶级矛盾。更明白些说，就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如果能够实现，在客观上是对农民也有利的。正因如此，所以他遇到了当时的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抗而陷于全盘失败。
至于王莽对于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王莽为什么要托古，为什么要“诵六艺以文奸言”？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谁要不尊重儒家学说，谁就是离经叛道，就要受到舆论的指责。所以王莽必须把儒家学说这面旗帜抓在手里。抓住了这面旗帜，他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如果有人反对，他就可以加他一个非圣无法、离经叛道的罪名而把他肆诸市曹，投诸四裔。王莽托古的目的如此而已。
王莽的车子是向前开的，他希望把他的车子开到他理想中的新朝；但中途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强烈反对，被迫折回。历史的车轮是不走回头路的，在折回的时候，他翻了车，被轧死在历史车轮之下。
八、张鲁是农民起义还是封建割据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张鲁是站在农民方面还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方面。如果张鲁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方面，就是封建割据；如果张鲁是站在农民方面，就是农民起义。
史料证明张鲁是站在农民方面的。关于这一点，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张鲁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三国志·张鲁传》谓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张陵既被指为“米贼”，张衡、张鲁当然也是“米贼”。
又《张鲁传》注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裴松之谓张脩应是张衡。钱大昭不同意裴松之的说法，谓《典略》不误，张脩亦习五斗米道。不管是张脩还是张衡，反正《典略》的作者是把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缅匿法同列于“妖道”之内，把太平道、五斗米道和缅匿法的传播者张角、张脩、张鲁和骆曜同列于“妖贼”之中。《后汉书·灵帝纪》并大书“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
既然张鲁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眼中，是“米贼”、“妖贼”、“妖巫”，而把他和张脩入据汉中当作“造反”，显然，张鲁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不是一家，而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敌人，是农民起义。
另一方面，从张鲁对待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张鲁不是封建割据，是农民起义。
史载张鲁曾经接受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的官职，并且是和刘焉的别部司马张脩一起，带着刘焉的军队进入汉中的。看起来这好像是替一个封建割据的军阀扩张地盘，或者利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封建割据。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张鲁击杀汉中太守苏固以后，既没有把汉中交给刘焉，也没有把汉中交还汉朝的中央政府，而是把汉中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传播五斗米道的根据地。
张鲁和刘焉父子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后汉书·刘焉传》谓“张鲁以璋暗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败”。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张鲁和刘璋的关系并不是同党，而是仇敌。
张鲁和汉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是敌对关系。《后汉书·刘焉传》谓鲁“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三国志·张鲁传》谓汉曾“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似乎张鲁接受了汉朝政府的绥抚；但实际上，只要有机会，张鲁就对汉朝政府采取攻势。《通鉴》献帝建安十九年，“马超从张鲁求兵，北取凉州，鲁遣超还围祁山”，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或曰，张鲁既与汉朝为敌，汉朝为什么没有派兵打他？这个问题，《张鲁传》已经回答了，汉朝政府不是不想消灭张鲁，而是“力不能征”。
当然，决定张鲁是农民起义还是封建割据，更主要的是张鲁在汉中做了一些什么。是推行封建剥削，还是反对封建剥削？资料证明，张鲁是反对封建剥削的。
据《张鲁传》载，张鲁占领汉中以后，完全废除了汉朝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并不自称太守，而是自号师君，也不设置长吏，而是以祭酒为治。凡信奉五斗米道者称为鬼卒，祭酒是从鬼卒中选拔出来的。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祭酒的任务不是执行剥削，而是宣传五斗米道和医病。据《典略》云：脩“又使人为奸命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典略》的记载是可靠的。《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一则，其文曰：“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缺二字）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止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诣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目）。”此碑有“鬼兵”、“祭酒”、“天师道”等字样，据《隶续》作者云：“此碑字画放纵欹斜，略无典则，乃群小所书，以同时石刻杂之，如瓦砾之在圭璧中也。”显然这块碑是胡九受道而刻，而且是文化水平很低的人写的。碑文中的“微经十二卷”不知何经，可能是张陵造作的道书。
教民诚信不欺诈，使病者自首其过，用符咒请祷治病，这些办法，大都与黄巾无异。
张鲁也废除了汉朝的法律。据《张鲁传》云：在张鲁控制的地区，“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又据《典略》云：“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
更重要的是张鲁废除了汉朝的剥削制度，只是使受道者出米五斗。《典略》谓：“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除此以外，对于人民别无所取。
张鲁很注意农业和粮食的蓄积。《典略》云：鲁“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义舍。《三国志·张鲁传》云：“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后汉书·刘焉传》亦有同样的记载。这种办法，简直有些类似原始公社制。由于张鲁实行了这些有利于人民的办法，所以很受人民的欢迎。《张鲁传》谓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民夷便乐之”。
张鲁最后还是被曹操打败，投降了曹操。在曹操的势力进入汉中以后，汉中又恢复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九、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和战国时期的儒家有何区别
在我看来，主要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一、战国时期的儒家是百家之中的一家，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只要持之以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著书立说，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自成一家之言。当时儒家，也不例外。自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被当作邪辟之说受到抑压，而儒家学说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真理，提升到一尊的地位。
二、战国时期的儒家，因为要和当时的诸子百家论战，所以还要讲道理，并且在不离开它的基本理论的原则下，还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荀子又发展了孟子的学说。董仲舒以后，儒家学说已经被当作“明天道，正人伦”的“至治之成法”，当作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典则，当作尽善尽美的楷模，甚至当作法律。《汉书·张汤传》谓“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这些都说明，当时以经义治狱。此外，当时的人还用《禹贡》治河，用《诗经》作谏书；在黄巾起义爆发后，甚至有人建议用宣读《孝经》的办法，去瓦解农民起义的队伍。总之，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说，已经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圣经，没有、也不允许其他学派向它提出批判。谁要向儒家学说提出反对的意见，谁就是离经叛道的异端。论战停止了，儒家学说的发展也停止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完美无缺的真理，它再不需要从理论方面丰富自己，替自己注入新的血液，而开始了僵化的过程。这时的儒家学者只是根据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或者说为了辩护地主阶级的阶级支配，对原有的理论做这样或那样的解释。董仲舒以后的经师，他们对儒家学说所做的工作，就是注释。到西汉后期，儒家学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儒家的学者，完全走上了寻章摘句、支离破碎的烦琐主义的道路了。
三、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从其观点来说是唯心主义，但所谈论的问题都是现实问题。例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教，荀子的“法后王”的主张，都带有很大的现实性。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说，大大地加强了玄学化的成分。董仲舒本人就曾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附会儒家学说。西汉末出现的谶纬之学，又在儒家学说中加上了更多的玄学的佐料。在谶纬中，孔子从圣人变成了神人，儒家学说则从圣经变成了天书。
四、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虽然当时也有像荀子所说的“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俗儒，有“无廉耻而耆饮食”的贱儒，但一般说来，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者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964年5月）
第二讲 秦王朝的建立及其历史形势
秦郡县天下图一、秦的先世及其统一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秦代。
秦王朝的历史很短，自统一迄于灭亡，只有十五年（前221—前207）。
秦王朝虽然像纸炮一声，轰然而灭，但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史上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秦王朝已经消逝在遥远的古代，它的最繁华的城市，最富丽的宫殿，早已付于蔓草荒烟，只有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还留下一些断垣残迹，在两千年后，闪出它的历史光辉。至于秦的历史的最古之部，留下来的更少，只有一些国王的名字飘浮于神话与传说的云雾之中。司马迁在他所写的《史记·秦本纪》中，关于秦的古史，也只是神话与传说的集成而已。
虽然如此，根据神话与传说，仍然可以把秦的历史追溯到最遥远的古代。《史记·秦本纪》谓秦的始祖母女脩吞玄鸟卵生子大业，大业是秦的始祖。又说秦的远祖大廉，“实鸟俗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这些神话传说，反映出秦在远古时代，是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这个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原来是居住在古代中国的西陲。一直到西周时期，秦的先世，还是转徙于陇坻以西，今日甘肃境内。春秋时期，开始由甘肃东徙，进入陕西西北汧、渭两河流域之间。到战国时，才奠都于渭水下游的咸阳。从秦的先世的迁徙之迹看来，秦是来自古代中国西陲的一个部落。
传说和考古发现都证明，渭水上游一带肥美的河谷，从古以来就有许多游牧部落在这里活动。他们说着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古代居民不同的语言，保持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些部落，就是中国古史上所说的西戎。很多资料证明，秦是属于西戎的一个部族。一直到商鞅变法以前，秦人的风俗习惯与西戎无别。
由于渭水上游的自然条件和秦人的低级生产水平，畜牧在秦人的古代经济生活中，长期地占着支配地位。《史记·秦本纪》谓秦的远祖大费，曾“与禹平水土”。又曾“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以此赐姓嬴氏。直到殷商时代，秦的远祖还是一些游牧于渭水上游的粗野的牧人。这些牧人和殷代奴隶制国家，曾经发生过隶属关系。《史记·秦本纪》谓秦的远祖“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又谓费昌的后裔中衍曾为帝太戊御。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世代有功于殷，遂为诸侯。直到殷末，秦的远祖蜚廉和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周人克殷，秦人又役属于周。《史记·秦本纪》谓秦的远祖孟增、造父、非子等都做过周天子的臣属。孟增曾“幸于周成王”。“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为周缪王这个在传说中被描写为周游过古代世界的君王，赶着神奇的马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造父以此被封于赵城，造父之族，“由此为赵氏”。非子曾为周孝王“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以此“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
周厉王时，“西戎反王室”，并侵占秦的犬丘。为了保卫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农业居民不遭受游牧民族的破坏，周宣王对西戎诸部落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秦人和周人是站在一边的。《史记·秦本纪》谓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又谓周宣王召秦仲之子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庄公破走西戎，收复了犬丘，周封他为西垂大夫。
公元前7世纪初，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打到郦山下，杀死了周幽王这个在传说中被描写为迷恋于一个美丽的妃子褒姒而以点燃烽火为游戏的君王。在这个战争中，“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又以兵送周平王。平王以此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聘享之礼”。
岐以西是周人文化摇篮之地，这里有周的余民，他们已经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秦人占领岐西以后，很快就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史载秦文公（前765—前715）卜居汧、渭之会，“即营邑之”。又载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这些记载说明了秦至文公时，即在周室东迁以后，已经开始经营城邑，并且有了文字和最初的法律。显然，当时的秦人已经走进了历史上文明时代的入口。
春秋时期是秦从一个游牧部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的时期。
在春秋初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中，秦国的国君们继续扩大他们的势力。在不断的战争中，秦国并吞了它附近的一些部落。史载秦宁公（前715—前703）伐荡社，与亳战。秦武公（前697—前677）伐彭戏氏，又伐邽戎、翼戎，灭杜，灭郑，灭小虢，把这些部落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县。
跟着军事的进展，秦国的都城不断迁徙。秦文公居汧、渭之会，秦宁公迁居平阳，到秦德公时（前677—前675）又徙居雍城。不到一百年，迁都三次。秦武公时，秦国的军队已经出现在华山之下。到秦德公徙居雍城以后，便“以牺三百牢祠鄜畤”，举行了豪奢的祭祀，并且表示了他对于黄河流域的愿望。
正当秦国向东发展的时候，强大的晋国也在向南发展，灭虢灭虞，占领了今日山西平陆、河南三门峡一带的土地，堵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因而秦、晋的冲突就排上了历史的日程。
在秦国杰出的国君秦缪公（前659—前620）统治的三十九年中，秦、晋之间发生了不断的战争。在公元前645年的一次战役中，秦国在韩的地方（今陕西韩城县境内）打败了晋国，俘虏了晋国国君惠公夷吾，迫使晋国割让黄河以西大片的土地，把秦国的国界向东推到黄河的边沿。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秦国的势力继续东进，并曾越过周境远侵郑国。虽然在侵郑之役的归途中，秦军在韩一个狭小的山谷中，遇到了晋军的奇袭，以致全军覆没；但在不久以后，秦国的军队又渡过黄河，侵入了晋国西南河东地区。
为了压服诸戎，并从而巩固自己的后方，秦缪公又发动了进攻西戎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从此秦国在西戎诸部落中，巩固地树立了自己的霸权。
秦缪公在胜利中死去了。在他的继承人秦康公的统治时期（前620—前608），秦、晋之间仍有频繁的战争。康公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楚庄王压服了郑国，北败晋军于河上，成为晋国严重的威胁。以后，晋国的几个贵族集团，即所谓六卿，发生了内哄。因而在春秋末叶很长一个时期中，秦、晋之间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
战国时期是秦国从一个被视为半开化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统一全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时期。
战国初期，历史形势有了变化。这时强大的晋国，已经被它的最大的贵族世家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因为分裂而遭到削弱，反而因为各自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而强大起来，其中最强大的是魏国。当时的秦国则以“数易君，君臣乖乱”。自厉共公（前476—前422）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换了六个国君，其中怀公是大臣发动政变被迫自杀的；出子及其母是被大臣杀害的。由于秦国内部纷乱，魏国乘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到献公时（前384—前361），秦国结束了内部的纷乱，徙都栎阳，才开始向魏国反攻。献公二十一年（前364），与魏国战于石门（今陕西三原县），斩首六万。二十三年（前362），又在少梁的战役中，打败了魏军。
秦国的更加强大，是从秦孝公时（前361—前338）开始的。秦孝公面临的形势，司马迁曾作过概括的叙述。他说：“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显然这是中原诸国为了争夺霸权而展开的一个大混战的局面。
在中原诸国中，魏国最为强大，它已经从楚国手中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在秦孝公即位的那年，魏国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把鲁、卫等小国放在它的控制之下。但是魏国面临着齐、楚两个强大的邻人，同时和韩、赵也有矛盾。它的每一个加强自己的行动都会引起战争，或者说只有用战争的手段才能加强自己，因而魏国就把自己陷入日益加剧的相互混战之中。这种形势对秦国是有利的，它可以在中原诸国的混战中选择最有利的机会，去进攻那些在混战中受了伤的国家，特别是魏国。
比历史形势更重要的是，卫鞅在秦国内部实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他废除了周人留下来的封建贵族世袭的土地所有制，也摧毁了西戎诸部落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实行了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这一改革就替秦国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秦国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保证了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在秦孝公统治时期，秦国利用中原诸国混战的机会，攻占了魏国不少的土地。并曾一度强渡黄河，围攻魏的安邑。孝公十二年，秦国迁都咸阳。以后连续发动对魏国的进攻。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在卫鞅指挥的一次战役中，秦国把魏国打得大败，卫鞅以功受封为商君。两年以后，秦国又在岸门的战役中，大败魏军。
秦孝公把他的国家巩固地安放在新的历史基础之上以后死去。在他以后的几个秦国国王，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继续了和中原诸国的斗争。在惠文王统治秦国的二十七年中（前337—前311），秦国以压倒的军事威力，迫使魏国一再割让自己的土地，以缓和秦国的攻势。惠文王六年（前332），秦国迫使魏国割让阴晋（今陕西华阴县）。八年（前330），又大败魏军于雕阴（今陕西富县北），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九年（前329），秦国的军队渡过黄河，占领了魏国河曲东部的土地。十年（前328），秦国又攻占魏国的蒲阳（今山西永济县北），迫使魏国献出上郡十五县。从此秦国就把魏国的势力从今日陕西境内全部赶了出去，并把黄河天险变成了自己前进中的战壕。到了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秦国的军队便出现在黄河中游，在岸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的战役中，大败韩军。
秦国不仅在中原地区显示了它的威力，惠文王后元九年，秦国的另一支军队又出现在四川。这支军队在司马错指挥之下，先后覆灭了蜀国、苴国和巴国，占领了今日四川的大部分土地，从此秦国的势力远远地伸入中国的西南。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秦国又攻占楚的汉中之地六百里，在汉水上游建立了它南进的阵地。
秦惠文王死，武王继立。这位国王曾对他的丞相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但秦武王并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因举鼎绝膑，抱恨而死。
秦武王死，昭襄王继立。在昭襄王统治秦国的五十六年（前306—前251）中，是秦国以不可抗拒的威力扫荡中原诸国的时期。
在昭襄王时，秦国的军事攻势，首先还是指向韩、魏。昭襄王十四年（前293），秦将白起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联军死者二十四万余人。以后又接连向韩、魏进攻，到昭襄王十七年（前290），秦国迫使韩国割让武遂二百里之地，魏也被迫献出了河东四百里之地。从昭襄王三十一年（前276）以后的二十几年中，韩、魏两国几乎每年都遭受秦国的军事进攻。秦国对韩、魏的战争是带有毁灭性的，《战国策·魏策三》说到魏国在战争中遭到损失云：“秦十攻魏，五入国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乎阚，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百，名都数十。”和魏国一样，韩国遭受的破坏也是惨重的。《战国策·秦策四》云：“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战国策·燕策二》也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陆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战国策》上的记载，可能有些夸张，但韩、魏两国的残破是惨重的。这种残破，已经使它们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它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割让自己的土地、城邑，来换取暂时屈辱的生存。
在压服了韩、魏以后，秦国的矛头便转向楚国。为了进攻楚国，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通过楚怀王的大臣靳尚和他宠爱的妃子郑袖，用贿赂和离间的手段，拆散了齐楚联盟，使楚国闭关绝齐，孤立自己。昭襄王八年（前299），秦国又用欺骗的手段，引诱楚怀王入秦。楚怀王囚于秦三年，死于秦。以后，秦便对楚国发动一连串的军事进攻。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秦使司马错发陇西兵，因蜀攻楚黔中。二十八年，又使白起取楚之鄢、邓、西陵。二十九年，秦军攻陷了楚的郢都，又东攻竟陵，南略洞庭湖沿湖之地，迫使楚国退保于陈。楚从此一蹶不振，以后迁都寿春，苟延残喘。
削弱了楚国以后，秦国的攻势就转向赵国。赵在武灵王时，就以胡服骑射教百姓，它和秦国一样，是一个拥有强大骑射部队的强国，它是秦国的劲敌。公元前296年，赵国灭了中山，以后又北击林胡、楼烦，拓地至漠南。《史记·苏秦列传》云：“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但自韩、魏削弱以后，赵国就面临着可怕的危险。昭襄王三十七年（前270），秦国果然越过韩、魏去进攻赵国。但是在这个战争中，秦国遇到了真正的抵抗。赵将赵奢迎击秦军，使秦国遭遇到从来未有的惨败。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国攻取韩的野王，把韩的上党郡和韩的本土切断。韩桓惠王想献上党郡求和，而上党郡守不从，求援于赵。赵派廉颇援韩，与秦将白起、王龁相拒于长平，于是展开了战国时期从来未有的大战。战争持续了三年不分胜负，后来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罢免廉颇，以赵括为将，因此赵国大败。在这次战役中，秦军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人，赵国的主力军几乎全部被歼灭。
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秦国全部攻占了韩的上党郡和赵的太原郡，又围攻赵的都城邯郸。五十年（前257），楚、魏救赵。魏将晋鄙率军十万驻守汤阴，畏秦不敢前进。魏相信陵君无忌击杀晋鄙，夺晋鄙军攻秦。同时楚春申君黄歇也派景阳率军援赵，击败秦军，迫使秦军从赵的邯郸和魏的河东撤退。这是秦国在进攻赵国的战争中又一次大败。但是到了秦庄襄王三年（前247），秦国又全部攻占了韩的上党和赵的晋阳，从此赵国就不是秦的敌手。
剩下来的是齐国和燕国。齐国在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灭宋，占有宋国的淮北之地，曾经一度强大。但却因它的强大，威胁了韩、魏、赵，也引起秦、燕的不安。二十三年（前284），这几个国家联兵攻齐，齐国被燕将乐毅打得大败，燕军攻入齐都临淄，以后又连陷齐七十余城，齐湣王奔莒，齐国几乎灭亡。后来齐将田单收复了失地，但齐国从此衰弱，燕国也在这个战争中削弱了自己。
秦国的强大和它愈来愈严重的军事进攻，不仅使邻近它的韩、魏感到致命的威胁，其他中原诸国也看到了共同的危险。它们不止一次结成政治的和军事的联盟，共同反对秦国。惠施、公孙衍、田文、苏秦等先后组织了三国或五国的合纵，反击秦国。但是由于中原诸国相互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它们的利害一致性，因而它们的联盟不能巩固。在秦国威胁最严重的时候，它们结成了联盟。当这种危险因为它的联盟而减轻的时候，便纵约俱解。即使在危险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担反击秦国的先锋任务，而是把战争的灾难转移到邻人的身上，甚至还要在邻人的灾难中去寻找廉价的利益。在去拆散它们的联盟，把强有力的国家拉到自己的方面，组成以秦国为首的连横，用这样的方法孤立它的要打击的那个国家，张仪就是在连横运动中最成功的活动家。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原诸国的联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结果还是被秦国各个击破。
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秦国敲响了中国封建领主制的丧钟，被中原诸国当作最高封建领主的西周君，被迫把属于它的三十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庄襄王元年（前249），秦灭东周。作为最高封建领主象征的圣物九鼎，在自己的位置上移动了，据说其中之八，作为胜利品搬到秦国，其一飞入泗水自沉了。
到秦王政即位之年（前246），秦国已经拥有广阔的领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显然这时的秦国，已经把自己提升到当时中国境内各封建国家的首位。当时的中原诸国则正如盛开之花，临于萎谢。而秦则如暴风雷雨，闪击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就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国。
二、秦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内诸部族
出现在秦王朝周围的部族很多，主要的有匈奴、东胡、西戎、氐、羌、蜀、蛮、濮和百越等族。当秦王朝统治中国的时期，这些部族大半都处于历史上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有些也走到了阶级社会的边缘。
秦王朝最强大的邻人是匈奴，匈奴是属于北狄的一个部落。北狄和中原地区的古代居民很早就发生了接触，早在殷、周时期，北狄中的某些部落就以鬼方、熏鬻、狁等名称，出现于中国历史。春秋时期分化为很多部落，分布于蒙古草原的中部和西部，山西、陕西的北部，西至甘肃境内。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公元前6世纪中叶，北狄中的赤狄、白狄进入汾河流域，其另一部落长狄进入山东半岛的西部，以后这些狄人深入河北平原，伐邢，灭温，侵卫，侵齐，并渡过黄河侵郑，侵宋，成为这里古代居民严重的威胁。
进入中原地区的狄人部落，有一部分后来在河北平原北部建立了一个中山国。在山西境内的则大部分被晋国压服，和当地的古代居民同化了。
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日益强大，又征服了靠近它们西北边境的许多狄人部落。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秦自宣太后起兵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国的“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匈奴的名字首见于中国史籍，是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史记·秦本纪》载，这一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这时的匈奴，已经是一个强劲的部落。秦昭襄王时期，匈奴愈来愈强大，成为秦、赵两国北方的威胁。《史记·秦本纪》谓，秦昭襄王亲自到上郡、北河去检阅他北边的防线。《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记载，赵国曾派李牧帅车“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北击匈奴，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在这次战争后，有一个时期，匈奴不敢入赵地。但以后由于秦、赵等国转入中原混战，匈奴又乘机突破了秦、赵的防线，越过阴山，渡过黄河，占领了当时的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所以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立即派蒙恬北击胡。《史记·蒙恬列传》谓：“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谓：蒙恬“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谓：“（秦）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这些记载说明了匈奴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已经是秦的一个可怕的邻人。
匈奴邻近燕、赵、秦，比其他北狄部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原的封建文化，在经常的商业交换和频繁的战争中，加速了这个部落中某些氏族的财富积累，助长了他们私有财产的发展。《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又谓：“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这些史料说明了，战争是匈奴人发财致富的机会。
私有财产的积累，又促进了匈奴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得人以为奴婢”；又谓：“坐盗者没入其家。”又谓匈奴单于死，“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这些史料很清楚地说明，当时匈奴人把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变成奴隶，也把本族罪犯的家属变成奴隶，而匈奴贵族则是最大的奴隶所有者。
显然匈奴人的社会已经从原始公社制向阶级社会过渡，但匈奴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仍保存着许多原始的经济形态。《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人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部落“各有分地”，土地和牧场的私人所有还不存在。从部落贵族到一般成员，都靠畜牧为生，主要的牧畜有马、牛、羊、驴和橐驼等。有些部落还靠狩猎补充生活资料。《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匈奴人“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好像当时的匈奴人完全不知农业。近来在蒙古地区发现了磨谷的石磨，证明有些靠近长城的匈奴人，也种植一点谷物。
考古发现还证明，公元前3世纪以前，匈奴人已经知道铸铜。被发现的铜器中常见的是铜罐，还有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镂空花纹的铜饰牌，花纹的主要图案，是动物格斗和以动物的头角蹄等组成的图案，也有几何花纹。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已经知道冶铁，被发现的有铁刀和铁柄小矛。分工相当发展，毡罽、兵器、马饰、陶器，似乎都有了专门的手工业。他们也知道制造车子，最近在蒙古地区发现一种用牛拉的篷车，大概是在迁徙时用于转运帐篷和日用工具的。但匈奴贵族所用的奢侈品，主要地还是从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换得来的。
跟着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发展，特别是频繁的战争，部落首领和贵族在部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在秦王朝时期，部落的权力已经集中到一些富有的氏族贵族手中，形成了一个以单于为首的贵族集团。被称为天的儿子的单于，已经不由各部落首领选举，变成了挛鞮氏这一氏族世袭的职位。其他的贵族，也是由几个指定的氏族首领世袭的。《史记·匈奴列传》谓，“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以单于为首的贵族集团，他们掌握部落的公共财产、武装指挥权、裁判权，并主持祭祀。氏族公社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军事民主制。
一夫多妻制和原始血缘婚还存在。正像《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大规模的氏族祭祀还被保存。《匈奴列传》说到匈奴人每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
这一切都说明了在秦王朝时期的匈奴人，已经走到了阶级社会的边缘。他们已经形成了部落联盟，但尚未形成完整的部落国家。
分布在蒙古草原东部，东至辽东的一些部落，古史上统称为东胡。东胡与中原地区的接触也很早。春秋初叶，他们就以山戎等部落的名称见于史册。《左传》庄公三十年（前664）有“齐人伐山戎”的记载，《传》云：“以其病燕故也。”《史记》、《管子》都有类似的记载。在《管子·小匡》篇的记载中，除了山戎以外，还提到屠何、令支、孤竹、、貉等部落的名字，证明春秋时的东胡已经分化为许多部落。
战国时期，山戎之一部似已西徙山西腹部；但大部分仍在蒙古草原的东部。《史记·赵世家》曾经两次说到东胡在赵国的东边。
东胡在战国时逐渐强盛，成为燕国的威胁。以后燕将秦开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又在它的北边筑了一条长城，西起造阳，东至辽东，堵住了东胡进入中原的道路。东胡在南进中遇到了抵抗，就向蒙古草原中部发展。在秦王朝时代，他们侵占了匈奴与东胡之间的无人地带，即所谓瓯脱地，掠夺匈奴的马匹和妇女，成为匈奴人的威胁。以后被匈奴单于冒顿打败，退入蒙古东部的山地，分化为更多的部落。
据史籍所载，东胡与匈奴同种，他们的风俗、官号和匈奴大抵相同。和匈奴一样，东胡也是以游牧为生，有些部落还以狩猎为生。解放以后，在辽宁境内的不少地方发现了属于东胡早期的文化遗存，时间相当于战国时期。在这些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的铜制兵器、手工工具、马具和装饰品等。如有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双翼倒刺青铜镞、青铜盔、长胡三穿铜戈、斧、凿、锥、刀及各式铜牌等。还有少量铁器。从这些遗物的器形和纹饰看，显然和匈奴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也明显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和秦人关系最密切的是西戎。早在西周时期，西戎就和秦人一起由今甘肃进入陕西，以后又东徙中原。根据《左传》的记载，在周平王东迁洛邑时，伊水流域已有被发野祭的戎人。
到了春秋时期，西自甘肃，东至伊、洛之间，到处都有西戎部落。渭水上游有邽、冀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之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颍水上游有蛮氏之戎。其后陆浑之戎，东迁伊水流域；允姓之戎，迁于渭汭，东及辕。在黄河以南，伊、洛之间，还有伊洛之戎。在这些戎人中，伊洛之戎最为强大，他们曾一度攻占周的首都洛邑，有些部落并沿着黄河东徙，进入今河南东北和山东西南，成为当时曹、宋、鲁等国的威胁。
春秋中叶以后，秦、晋、楚强大，陕、甘境内的西戎都和秦人同化了。进入中原地区的西戎，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威胁，到战国时期，都和古代中原的居民同化了。
游牧于今甘肃东南和广漠的青海草原的一些部落，古史上统称为西羌。羌人原来的活动地区在今青海东北，黄河和湟水河谷之间。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势力发展到渭水上游，有些羌人部落被迫向青海草原西南移动，远徙于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以外的地区；另外有些部落进入今四川西北松潘一带的山地。这些羌人部落，后来分化为更多的种族。“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留在湟水河谷的羌人，统称为研种，也分化为二十几个部落。
羌人的社会比匈奴人更为原始。部落之间，没有分地，土地的氏族所有还不存在。他们以游牧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有些还靠射猎为生。
有些羌人部落，还停留在母系氏族阶段。“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部落有酋豪，没有形成部落联盟，也没有共同的首领。他们“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除了“杀人偿死，无他禁令”。阶级分化不明显，没有任何徭役制度。
在蒙古草原与青海草原之间，绵亘着一条由西北而东南的祁连山脉，这条山脉把这两个大草原切开，并且形成了一条由中原地区通向西北的走廊。在秦王朝时期或者更早，居住在这个走廊地带的是大月氏。大月氏后来受到匈奴人的压迫，有一部分西逾葱岭，远徙中亚；另一部分向南移动进入湟水河谷与诸羌杂居。月氏胡的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母姓为其部落的种号。
分布在中国西南山岳地带最早的居民，古史上统称为蛮、濮。蛮、濮族类繁多，故亦称群蛮、百濮。
早在殷代，就有一些南蛮部落进入中原，史称荆蛮。这些被称为荆蛮的南蛮部落，后来建立了楚国，在春秋战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楚人已经完全和中原地区的居民同化了。但还有很多蛮、濮部落，一直到秦王朝时，还是处于历史上的未开化阶段。在这些蛮、濮部落中，和秦王朝关系最密切的是巴人和蜀人。
巴人分布在巴水流域山谷之间，有很多部落。据《华阳国志·巴郡》的记载：“其属有濮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各部落皆有自己的首领，但没有共同的君长。这些部落的人民都居住在洞穴里，以狩猎为生。他们把白虎当作共同的图腾，有人祭的野蛮风俗。
巴人分布地区接近秦、楚，早在春秋初，巴人和楚人就有了接触，以后又和秦人有了来往，他们从楚人、秦人间接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到战国时期，巴人已经不是原始的猎人，而是很好的农夫。史载秦惠王并巴中（前316）以后，向巴人征收的贡纳中，有幏布和鸡羽。又载秦昭王（前306—前251）与巴郡夷人的盟约中，有“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两条。这些史料说明了当时的巴人已经有了土地私有制，知道织布和养鸡。同时也说明，他们的婚姻是一夫多妻制。
蜀人分布在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早在公元前475年，蜀人和秦人就有了往来。到了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蜀人的分布区并入了秦国的版图。由于成都平原的优越地理条件，蜀人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华阳国志·蜀志》谓，蜀王杜宇“教民务农”。又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这些传说表明了战国初，蜀人已经知道利用人工灌溉进行农耕。同书又说：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近年在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及其支流杂谷脑河两岸的山坡上，发现了很多石棺葬，可能是古蜀人的墓葬。有些石棺葬墓中发现的殉葬物中，有陶器、铜器和汉初的钱币，证明秦汉之际，蜀人已经知道制作铜器。
在今贵州、云南境内，还有许多蛮、濮部落，《史记》上统称为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西南夷中的滇国已经和楚国发生了关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谓，楚威王时（前339—前329），“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西南至于滇池，并“以兵威定属楚”。后来秦国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巴、黔中，断绝了庄的归路，庄因“以其众王滇”。秦国占领了巴、黔中以后，和西南诸部落发生了关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和沿海一带岛屿上的最早居民，古史上统称为百越之族。百越之族有着共同的习俗，他们都是“被发文身，错臂左衽”。也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考古发现证明，在东海沿海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都是印文陶和梯形、方形的有段石锛。在广东西部和海南岛，还大量发现双肩石斧，这些都是越人的文化特征。
居住在长江三角地带的越人，由于接近中原地区，有优先的机会接触比较高级的文明，早在殷代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他们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有些越人也从事渔业。
在吴王夫差的统治年代中，吴国的势力发展到淮河流域，北至今山东南部。
和吴国同时，分布在钱塘江流域的越人，也形成了越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尽有吴国故地。到公元前306年，越国又为楚国所灭。以后越人散亡，服朝于楚。公元前223年，王翦灭楚，定江南，降百越，吴、越两国的领土，又从楚国转入秦人手中，变成了秦国的会稽郡。
除了吴、越以外，还有许多越族部落分布在东南沿海。分布在瓯江流域的越人，史称瓯越，亦称东瓯；分布在闽江流域的越人，史称闽越；分布在珠江下游及今广东东部的越人，史称南越；分布在今广东西南、广西和海南岛一带的越人，史称骆越，亦称西瓯。这些部落的居民，在很早就和楚国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史记·楚世家》谓，楚之先王熊渠曾兴兵伐扬越，又谓楚悼王（前401—前308）“南平百越”。这些记载证明了楚国的势力已经伸入越人地区。
自公元前223年秦灭越，今日江苏、浙江地区的越人，基本上与中原地区的居民同化了。更后秦灭闽越，最后，秦灭南越、骆越，从此福建、广东地区的越人，也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逐渐进入了历史上的文明时代了。
三、秦王朝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当秦王朝在亚洲东部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时候，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民还是生活在历史上的野蛮时代，只有极少数进入了奴隶制时代。
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秦帝国的建立及其活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对当时的亚洲起了文明的先导作用。它发展了和邻近各国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东方世界的原始闭塞性，替后来两汉时期各国之间更广泛、更频繁的接触创造了条件。
秦帝国最近的邻国是朝鲜，朝鲜和中国的往来很早。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同书又载，当秦王朝时，水以南，有一大片无人居住的瓯脱之地，史称“秦故空地”。秦帝国曾在这空地上筑有“上下鄣”，这片空地和空地上的鄣塞，后来被燕人卫满利用作为他在朝鲜建立卫氏王朝的根据地。假如当时的水是指现在的鸭绿江，则秦帝国的“上下鄣”就筑在鸭绿江的南岸了。
中国和朝鲜更频繁的接触，是在秦帝国灭亡的时候。出现在秦末中国大陆的惊涛骇浪，曾经冲击了当时的朝鲜半岛。史载居住在当时齐、燕、赵即今日山东和河北北部一带的秦人，因为逃避苦役和战乱，亡命朝鲜者数万人。这些亡命朝鲜的秦人，大部分居住在当时水南岸的无人地带。有些甚至转徙到朝鲜半岛南部古韩国地区。亡命水南岸的秦人，后来被燕人卫满利用，覆灭了朝鲜王箕准的统治，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建立了一个卫氏王朝。被卫满推翻的朝鲜王准又率其余众数千人，从海道攻占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并宣布自己为韩国国王。至于南徙朝鲜半岛南部的秦人，他们后来定居在古辰韩地区。史载古辰韩的言语中，有不少秦语的词汇。又说：辰韩亦称秦韩。这些都说明了发生在秦末中国大陆的历史事变，在朝鲜半岛引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浪。
卫满王朝以前的朝鲜，中国史籍记载不详。根据仅有的史料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当时朝鲜人民，已经知道耕田养蚕，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分化已经确切存在。破坏私有财产的人要受到法律的处分，男子没入为家奴，女子为婢。奴婢可以赎回自己的自由，“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史称朝鲜“妇人贞信”，这又表明原始婚姻形态已不复存在。在政治方面，已经形成了部落联盟或国家，有国王，国王是世袭的。
居住在现在中印半岛东北部的最早的居民，中国史上称之为骆越，又称瓯骆，或称西瓯骆。
根据史籍记载，在秦或者更早的时期，瓯骆人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部落联盟或者部落国家的历史阶段。《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索隐》引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曰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又《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在秦人侵入以前，骆越已分化为许多氏族，氏族有长，称骆将。氏族之上有部落，部落之长称骆侯。部落之上有部落联盟或国家，有共同的首领，称为骆王。从骆王、骆侯到骆将，构成了等级的从属关系。这里的人民大半从事农业，过着定居的村落生活。他们已经知道利用潮水的涨落灌溉田地，种植谷物。
在秦王朝时期，瓯骆人民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风暴的袭击。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了五十万人组成的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尉屠睢的指挥之下，分五路南取百越之地。这支军队以绝对的优势，压服了居住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居住在今广东的南越，顺利地把帝国的疆域向东南推到了中国大陆的尽头，接着便推进到瓯骆的地区。
进攻瓯骆的战争，不像进攻闽越和南越那样顺利。在这里，秦帝国的军队遇到了瓯骆人民的顽强抵抗，还有粮食补充的困难，以致三年不得解甲弛弩。后来凿通了联结湘水和漓水的运河灵渠，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才打破这种相持的局面。在这次战争中，秦军击败了瓯骆的主力军，杀了西呕国王译吁宋，在瓯骆人的土地上建立了秦帝国的象郡。但是，瓯骆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抵抗，他们退入森林地带，重新推举出自己的首领，继续袭击秦军。在一次夜袭中，大败秦军，杀死秦军统帅尉屠睢。为了巩固对瓯骆的军事占领，以后秦帝国派出了增援的部队，加强了这里的卫戍。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帝国在瓯骆的统治似乎结束了，代替秦帝国的统治而出现于瓯骆人土地上的是蜀王朝。建立蜀王朝的安阳王，打败了秦帝国留在瓯骆的卫戍部队，征服了瓯骆的侯王，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史载安阳王曾经先后和秦帝国的南海尉任嚣、赵佗发生过战争。任嚣没有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死了，他的助手赵佗继续与安阳王作战。公元前208年，赵佗击败了安阳王，从蜀王朝手中夺取了瓯骆的土地，并且在这里建立交阯、九真二郡。这时秦已灭亡，赵佗已自立为南越王。《史记·南越尉佗列传》曾经说到赵佗在吕后死后，“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这个史料说明了直到吕后死后，赵佗还控制着瓯骆。赵佗役属瓯骆的情况不清楚，他在公元前179年写给汉文帝的信上有“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西瓯骆、裸国亦称王”等语。可见在赵佗的占领时期，瓯骆仍保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赵佗只是通过骆王向瓯骆人民征收贡纳而已。
日本，对于秦人来说，还是浮现在虚无缥缈的大海中的一个神仙之国。但是从战国以来，这个神仙之国就以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名字，为燕、齐的方士所称道。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经派遣了一个以徐巿为首、由青年男女几千人组成的探险队，去寻找三神山。但徐巿所率领的探险队一去不返，他们也许到达了三神山，也许没有到达。
当秦王朝的活动在东方世界激起一系列的历史事变时，西方世界的历史浪花，也飞溅到中国西部的边疆，拍击着帕米尔高原西部的山峰。
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马其顿帝国向东方的扩张，在中亚曾经引起很大的变化。那时马其顿的军队，在他们的国王亚历山大（前336—前323年在位）指挥下，于公元前330年打败了波斯，次年征服了大夏（即巴克特利亚）。又从大夏转向印度的五河地区，征服了以前被波斯征服过的犍陀罗和印度西北地区的一些城市。亚历山大几乎使整个中亚向他屈膝。马其顿帝国在中亚和印度西北地区的统治，不久就瓦解了。在秦王朝的统治时期，出现在辽阔的中亚土地上的是一些独立国家，其中最大的是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哥在叙里亚与巴比伦建立的塞琉西王朝。此外，阿萨息斯（前249—前247年在位）也推翻了希腊人的统治，建立了安息（即帕提亚王国）。卫戍大夏的将军狄奥多德一世（前250—前230年在位），也摆脱了塞琉哥王的统治，在巴克特拉宣布独立。马其顿帝国虽然瓦解，但由马其顿人带去的希腊文化，在中亚和印度西北地区仍然起着影响作用。
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印度就出现了一个孔雀王朝（约前321—前185）。这个王朝排除了希腊人的势力，结束了印度历史上的列国时期（约前 550—前321），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土，包括全部北印度和阿富汗俾路支的大部分。当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前夕，还是孔雀王朝全盛时代的后期。当时统治这个奴隶制国家的，是有名的阿育王或称无忧王（约前268—前232）。阿育王继续征服了羯陵伽国，把羯陵伽国以南的安度罗也变成了他的属领。他几乎征服了全印度，只有印度极南部诸部落国家还保持独立。但这样的时期不长，阿育王的继承者，就只能守恒河中游摩揭陀国一带的地方。
从印度社会产生的佛教文化，在阿育王时期开始广泛的传播。佛教产生在奴隶制经济的高涨时期，在思想上是和婆罗门与种姓制度对立的。它反对那种阻碍印度社会向前发展的婆罗门教和阶级支配的种姓制度，阿育王曾在华氏城召集了传播佛教的集会，并将他对宗教的诏书刻在被称为窣堵波的石柱上。
在秦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和中亚诸国及印度有没有接触，不能得到确切的证明。根据史籍的记载推测，间接的接触是很有可能的。《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从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所作的报告中曾说到他在大夏时，看到邛竹杖和蜀布。据大夏人说，邛竹杖和蜀布是他们从印度买来的。这个史料，说明了早在张骞到大夏之前，中国的织物和工艺品已经出现在中亚的市场。也说明了在张骞凿通西域之前，在中国的西南已经有了一条经由缅甸、印度通达中亚的商路。据张骞在同一报告中说，昆明之西可千余里的乘象国，名曰滇越。当时四川的商人和滇越有交换关系，四川的商品可以到达缅甸和印度，再经缅甸、印度等国的商人之手，辗转运至中亚诸国。不论当时的中国和中亚诸国是否已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但秦帝国的声威，已经远播中亚，特别是靠近中国西部边疆的一些国家，则是可以肯定的。直到汉武帝时，大宛国人仍称中国为秦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附记〕1960年秋，翦老着手改写旧著《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至次年春，写完第一编第一章的三节。后因主编《中国史纲要》，此改写工作中辍，直到去世。本文的第一、二节与第三节先后发表于王仲荦主编《历史论丛》第二辑（1981年）、第三辑（1983年）。——张传玺
第三讲 论陈胜、吴广的起义
秦始皇大营宫室图论陈胜、吴广的起义
一、革命的领导者陈胜、吴广
公元前209年，中国史上，爆发了一次有名的农民革命，这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像纸炮一声，轰然而灭；但这一次起义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反专制反独裁的革命，而且第一次粉碎了专制和独裁的政权。
据《史记·陈涉世家》云：“陈胜者，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与人佣耕”就是雇农。至于吴广，是否也是雇农，史无明文；但他的身份大概和陈胜差不多，因为他和陈胜同样是秦代的“闾左”之民。司马贞《索隐》曰：“（秦时）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闾左”之民，就是“贫弱”之民。
同书又云：“二世元年七月，（因北边有警，秦政府征发闾左之民）适戍渔阳（今北京怀柔县）九百人，屯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南），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屯长”就是押解壮丁的队长，壮丁的队长，也是壮丁。于是他们就由“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一变而为“迁徙之徒”。
从这里，我们知道陈胜、吴广以前是“与人佣耕”，胼手胝足于垄亩之间，以后又被征为壮丁，“蹑足行伍之间，俛起阡陌之中”。既没有丝毫财产足以结纳徒众，又没有受过政治和军事的教育，足以乘时因势，更没有高名重望，足以号召天下，然而何以卒能发动一个惊天动地的革命？
或有人说：这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诚然，陈胜、吴广之最初的起义，不过是一队壮丁的造反。造反的原因，是因为天雨失期，失期当斩。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
又有人说，这完全是陈胜的煽动。诚然，陈胜起义之前，曾经玩弄了一些魔术。例如，他以丹书帛曰：“陈胜王。”又如他于丛祠中夜篝火，使人作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这些魔术对于当时富于迷信的农民，不能说没有煽动的作用。
但是，我以为这些都不能成为理由。陈胜、吴广之最初的起义，固然是由于“天雨失期”；然而“天雨失期”之所以成为造反的原因，则是秦代“失期当斩”的苛法。帛书、狐鸣的煽动作用，不过是暗示陈胜当王的天命，但陈胜当王的天命之所以有人相信，则是由于人民认为咸阳政府的天命已尽。所以我以为陈胜、吴广之能唤起一个大革命，不是天雨，不是帛书，也不是狐鸣，而是秦代专制独裁的暴政。
二、革命前夕的社会
司马迁曰：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迁把陈胜的起义，比之于汤、武伐罪，《春秋》诛暴，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秦之失政，由来已久，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就走上了专制独裁的道路，推行暴君政治。其积怨于人民已非一日，陈胜、吴广的起义，正是秦末农民对专制独裁暴政之血的回答。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任专制独裁的皇帝，他总以为天下是他打出来的，他就有权一手包办天下之事。他不知道削平六国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当时新兴地主集体的力量，并且是当时历史发展之必然的归结。但是秦始皇却“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专制暴虐，开创独裁政治的端序。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所以秦代政权不及二世而亡。虽然，灭亡的只是他的直系子孙，至于他的旁系子孙，则真是自一世二世以至千万世，历代相承，以至今日。
秦始皇直至现在，尚被当作专制独裁的典型人物，《史记》论秦始皇之为人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巩固专制独裁的政权，这位独裁的皇帝即位以后，就采取了左右开弓的政策。他一方面“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解除全国农民的武装；另一方面，“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残余的六国旧贵族一网打尽（同上书）。
六国的残余旧贵族大半被圈禁在咸阳；但犹以为未足，又通缉在逃的旧贵族，如楚之贵族项梁，“尝有栎阳逮”（《项羽本纪》）；魏之名士张耳、陈馀，同被悬赏购求（本传）；犹以为未足，又将集中软禁的旧贵族流放边疆，所谓“徙谪，实之初县”，即指明此事；犹以为未足，于是而有焚书、坑儒之举，企图以此根绝旧贵族之思想的根源，从而灭绝人类的知识，以遂行其统制文化思想的愚民政策。
公元前213年，咸阳宫里发布了焚书的通令，其令曰：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城旦，即输边，令筑长城，四年徒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本纪》）
跟着这道命令的发布，首先在咸阳市的广场上就纵烧了焚书的烈火，接着这焚书的烈火遍及全国。而中国最优秀的古典文献，除皇家图书馆（即博士官所职）留下一部分，其余全部化为黑灰。第二年，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在咸阳的郊外一坑活埋。其余各郡各县以“偶语《诗》、《书》”或“见知不举”或“令下三十日不烧”，而在以古非今的罪名之下被黥为“城旦”、被“弃市”、被灭家夷族者尚不知有多少。
咸阳变成了杀人犯的巢穴，知识分子的屠场，文化思想的坟墓。在当时，知识分子要想逃出咸阳，就像逃出地狱一样。然而秦始皇却不许他们逃亡，他要留下几个知识分子作为他的政治花瓶，所以博士七十人虽已“弗用”，仍然“备位”。
在另一方面，农民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但犹以为未足，又于各郡置“材官”（即常备军），以准备对农民之随时的屠杀。犹以为未足，又“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严刑峻罚，向人民示威，以至“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犹以为未足，又严密基层政治的组织，于县之下分乡，乡之下分亭，亭之下分里，把农民放在三老、啬夫、游徼、亭长、里正的层叠统治之下，成为驯良的农奴，一声不响地被榨取，被奴役，乃至饿死。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一队一队的农民，连同他们的妻女财产，被送到咸阳。到了咸阳，农民的财产，便化为离宫别馆；农民的妻女，便化为妃嫔美人；而农民的本身，则被当作壮丁，送到四方。或负弩前躯，北伐匈奴；或肝脑涂地，南征五岭；或垒石担土，修筑长城；或堑山堙谷，开辟驰道。犹以为未足，又于咸阳附近之郦山，设置一所类似今日法西斯“集中营”的大监狱，其中禁闭着“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秦始皇强迫这些囚徒做无偿劳动，替他建宫殿、掘坟墓（《秦始皇本纪》）。
在这一时代，三十万人守塞北，五十万人戍岭南，七十万人修宫殿，造坟墓。此外还有成千成万的人筑长城，开驰道。西自临洮，东至辽东，北自燕、齐，南至吴、楚，到处都是农民的尸骨。这些农民死于战争，死于饥饿，死于虐待。或暴骨沙漠，或委命山谷，或毙命黑狱，或转死道路。广大农民脱离了土地，脱离了生产，咸阳变成了金穴，而全国农村则变成了沙漠。诚如《淮南子·人间训》所云：“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丈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而这就是秦始皇左右开弓政策的结果、专制独裁政治的成绩，也就是陈胜、吴广革命起义之前夕的社会内容。
三、革命的爆发及其展开
人民对暴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他们就不管甚么皇帝不皇帝，都要和他拼一个死活。语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被压迫人民之最后的办法。
当始皇时，人民对这种穷凶极恶的独夫所发出的警告已经不止一次了。始皇二十九年，博浪沙中已经伸出了旧贵族的铁锤；三十一年兰池道上又出现了农民的匕首；三十六年，东郡的陨石上又刻出“始皇死而地分”的标语；同年，华阴道上又有人带给始皇一个口信，说“今年祖龙死”。这一系列的事实，表示了当时农民对土地之渴望和对这个独夫的深恶痛绝、愤怒和愿与偕亡。
秦始皇在暴风雨的前夕死去了。其子二世继立，赵高为丞相。宦官执政，奴才当权，残杀亲族，压榨人民，屠灭文化，统制思想，贪污腐化，荒淫无耻，较之始皇时代更变本加厉。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同书又云：“（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困之实，咸不安其位。”像这样一个政权，当然是罪恶的渊薮，人民的怨府，除了二世那个独夫和他的奴才以外，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民，无不企图推翻这个万恶的政权，以求解放。
恰好当时北方有警，全国大征兵，所有的农民，都要被征，送到渔阳的战场。历史的记录告诉我们，在当时，到处的亭长都在捕捉壮丁。无数的壮丁大队都在向今日河北北部开拔。此外，输刍挽粟以向咸阳的运送队遍于道路。而贪官酷吏则假借征兵征粮额外苛索。
太阳熄灭了，遍天下都是贪官、酷吏、强盗、吸血鬼、杀人犯。就在这个时候，暴风雨来了！陈胜、吴广举起了革命的大旗。革命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内）爆发，最初不过九百个戍卒的叛变。但在陈胜、吴广的指挥之下，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大泽乡，占领了蕲县（今宿县）的县城。
革命的攻势，疾速地展开。陈胜令符离县的农民葛婴率领一支部队东进，他则率军西取铚、酂、苦、柘、谯诸县。苦难的人民一旦从暴政中得到解放，他们都纷纷起来，用锄头、木棒武装自己，并且自己带着粮食、车辆和骡马，来参加农民军的队伍。旬日之间，在陈胜、吴广的旗帜下，已经不仅是九百个戍卒，而是“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并转旗而西，向陈（今河南淮阳）进军。陈的守、令早已闻风而逃，革命军在没有多大抵抗的情形之下，进入陈，就在陈组织了以陈胜为首的革命政府。
太阳出来了，陈城上，扬起了“张楚”的旗帜。
革命的农民军并没有把他们的队伍停在陈，他们展开了更大的攻势。在当时，周文之军西入函谷关，吴广之军西击荥阳，宋留之军西南向武关，分道并进，西向咸阳。在后方，则葛婴之军已下东城，邓宗之军已入九江郡，革命的势力深入淮南。
革命的影响很快就扩大到全国的范围。据史载，当时各地农民起义者有：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今山东郯城）。
铚人伍徐，将兵居许（今河南许昌东）。
陵人秦嘉、铚人董、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
此外，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这些革命的农民无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风起云涌，起来响应陈胜的革命。他们“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于是县杀其令、丞，郡刑其守、尉，群起而亡秦族矣。不到几月，秦代专制独裁的政权就在农民大众的锄头、木棒之下，捣得粉碎了。
贾谊曰：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櫌棘矜，非锬于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引《过秦论》）
四、革命的被篡窃及其失败
自农民军占领了陈以后，陈就变成了革命的中心。这里不仅是农民的大本营，也是旧贵族和知识分子的避乱所。据史载：张耳、陈馀，“魏之名士也”，“上谒陈涉”。魏咎，魏之诸公子也，“在陈王所”。此外，如周文、周市、蔡赐等，所谓“贤人”、“豪杰”之流，都在革命的高潮中涌到了陈。甚至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和鲁国诸儒这些宽衣博带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投到陈胜的旗下。
知识分子之投到陈胜的旗下，其动机很简单，就是为了反对秦朝政府“焚书坑儒”的政策。司马迁曰：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至于那些旧贵族之混进农民革命军的营阵，他们就怀抱着一种卑劣的政治阴谋，他们是企图利用农民革命军的武装，再建六国的政权。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当革命军进入陈，农民都一致推戴陈胜为首领。他们说：“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史记·陈涉世家》）“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但当时旧贵族却找出许多理由，反对陈胜为王。如史载张耳、陈馀之言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同上书）这是何等漂亮的政治说词呵！但是一句话揭穿，就是反对农民组织自己的政权，而要引导农民的力量去实现旧贵族的政治目的——“立六国后”，恢复战国时代的旧局面。
张耳、陈馀反对组织政府的异议，并没有为农民军接受。政府还是要组织，陈胜还是要称王。旧贵族的第一次阴谋算是失败了。
旧贵族既不能阻止革命政府的组织，于是改变计划，在组织政府的时候，拼命钻进政府的机构，企图从政府的内部去控制这个革命的政权。据史载，当时陈王政府以上蔡人房君（房邑之封君）蔡赐为上柱国（等于丞相），以陈之贤人周文为将军，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博士，以酷吏出身的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而张耳、陈馀则定计决策，参豫大计。此外，“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更不知有多少“豪杰”、“贤人”挤进了陈王政府。这样一来，陈王政府，便不是农民的政府，简直是贵族、豪杰、贤人、知识分子的政府。
旧贵族既混进政府的机构，他们又进一步篡窃革命的武装。据史载：陈馀说陈胜曰：“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杰与地形，愿请奇兵，北略赵地。”于是陈胜以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张耳、陈馀一过黄河便背叛了农民革命，立武臣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此外，魏人周市窃兵入魏，也背叛了农民革命，而立魏之贵族宁陵君咎为魏王。陈之贤人周文，自言知兵，将兵入关，结果为章邯所败，周文自刎，军遂不战。这样革命的武装，一部分牺牲了，一部分则变质而为旧贵族割据的工具。
旧贵族既篡窃革命的武装，又进一步去腐化革命的领导者。他们使陈胜深居高拱于殿屋帷幄之中，隔离他和农民的接触。陈胜究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农民，他在旧贵族的玩弄中昏迷了。他真以为有了旧贵族、豪杰、贤人和知识分子来捧场，就可以不要农民，于是开始脱离农民，而农民也就离开了他。《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已“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陈胜和农民一天天疏远，并且渐渐对自己的同志表示不信任，于是农民军将领吴广、邓说、葛婴相继被杀害，此外被杀害的将领尚不知有多少。《陈涉世家》曰：“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跟着革命首脑的腐化，各地农民革命军遂开始瓦解的过程。据史载：陈胜“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从此以后，郯下诸军遂脱离了陈王政府的领导。此外，淮南一带之“楚军数千人为聚者”，亦各自为战。
农民革命的高潮过去了，跟着而来的，是它的败亡。不久，秦朝政府的大军在章邯的指挥之下，东向而击。当时，周文之军一败于戏，再败于曹阳，三败于渑池，周文自杀，军遂溃散。秦军乘胜而东，至于荥阳。时吴广已被害，田臧为上将，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而自率精兵迎击秦军于敖仓。田臧战死，军亦溃散，秦军遂围荥阳。李归等败死，荥阳陷落。
为了牵制秦军的攻势，当时陈胜曾遣使令赵王武臣率兵西击。但是张耳、陈馀却建议赵王反对出兵。于是章邯由荥阳而东，一击而下陈。陈胜逃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王政府就这样结束了。
陈胜虽死，而革命的农民并没有被秦军吓倒。跟着陈胜之死，将军吕臣又出现为农民军的领导者，组织苍头军，起义于新阳（今安徽太和县西北），克复陈，诛死叛徒庄贾，复以陈为楚都。秦嘉则立景驹为楚王，集合郯下的农民军，继续反秦的斗争。此外郦山囚徒黥布亦出现为淮南一带农民军的领导人物。但这已经是农民革命的尾声了。
我们从上述的史实中可以看到，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革命之失败，其原因，是因为陈胜、吴广不能控制革命的高潮，因之使革命的破坏者旧贵族混进了革命的阵营，篡窃革命的政权和革命的武装，并且隔离革命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进而使革命的领导者不相信自己的干部，杀戮自己的干部，这样一来，革命的政权变了质，革命的武装落了空，革命的阵营瓦解了，革命的领导者变成了孤家寡人。
任何时代，当革命高潮的时候，都会有革命破坏者窜进革命的阵营。谨防“张耳、陈馀”，不要有了贵族、豪强、贤人、缙绅就忘记了农民，不要不相信自己的干部，而且随时要检举庄贾那样的在革命危机中倒戈的叛徒，这就是秦末农民革命留下来的教训。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个起义是伟大的，因为这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向专制独裁的皇帝宣战，而且是第一次告诉中国的农民：“要推翻专制皇帝、独裁政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拿起武器，起来革命。”（重庆《中国学术》季刊创刊号，1946年8月1日出版）
第四讲 汉族的形成与国内其他各种族的活动
秦始皇画像一、秦、汉之际中原及周边形势
秦、汉之际，在中国黄河的腹部，的确表演了几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但从当时中国史的全面运动看来，这种历史的活剧，只是中原种族的历史的运动。当此之时，中原以外之四周的诸种族也不是停篙住桨，专看中原种族的把戏；而皆各据其自己的历史原理，展开其自己的历史运动。为了要了解西汉时代中国史的发展，我们就必须看看中原以外的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之同一时代的活动。
这里，首先要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即我们应该回想到在秦代，中国这个地理领域内所呈现的一幅历史的全景是怎样的一种轮廓。我们已经说过，在当时一方面，是沉淀于中原的诸种族，已经融化为一个混成的种族，展开其向四周之历史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四周诸种族，或分化而为许多氏族，或混合而为几个部族，甚至形成一个种族，他们从四周展开其向中原文化区域之历史的压迫。中心的膨胀与外围的收缩，就是秦代历史运动的姿态。
在秦代，中原种族，也曾经用尽平生之力，冲破了东南方面的蛮族包围，伸张其势力于大陆尽头之处；可是其他几方面，还是紧紧地被蛮族所包围。在当时，我们若是站在万里长城的高处，向西北一望，一定可以看到，在广漠的蒙古高原之旷野，到处都是“褐巾而裘”的匈奴人之帐幕。在南山（即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北麓、洮河河谷、青海草原、四川西部及康藏高原一带，到处都是“被发野祭”的诸羌之部落。又若海滨之东，则为夷之乡；巴蜀以南，皆系蛮濮之地。这些地方，都是“四方之无君者”自由生聚之地。是知当秦之世，四徼之外，六合之内，还有不少的种族，游离于中原种族的历史支配之外。秦代的历史，只是把以前“作为许多历史碎片”的中原诸种族，揉成了一个整个的历史个体，它并没等到以这个个体为中心，而展开其运转四周诸种族的中国史的全面运动。这个当作中国史中心动力的中原种族，就由陈涉振臂一呼，粉碎为无数相互对抗的碎片了。
非常明白，陈涉、吴广的“叛乱”与跟着而来的楚、汉之争，是中原种族由一个整个的历史个体，破裂为无数的历史碎片；再由这些无数的历史碎片之相互的对抗与合并，而又结合为两个对立的历史单位。因此，当时中原种族之历史活动的表现，是由向外扩张，转向对内火并；是整体的破裂与分子的游离。这样，作为中国史膨胀的一点热力，便在分子的游离中，发散殆尽了。
虽然如此，秦、汉之际，中原种族的大分裂，并不是中原种族之种族的再分裂，而只是一种政治的爆炸。因为当时的每一个历史碎片，都不是血统的集团，而皆系政治的集团。所以秦、汉之际的纷乱，并不是种族与种族的对抗，而是同一种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因素之反拨与倾轧。政治性的反拨与倾轧，与血统的同不同，没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它也决不能使已经融混了的血统，再走向纯粹的血统。一言以蔽之，政治的分裂，只是瓦解种族的政权，并不瓦解种族的本身。所以一到汉代统一的种族政权成立以后，中原种族又团结为一个整然的“历史个体”了。
可是在西汉初叶，前有所谓“异姓诸王”之乱，继有“刘吕之争”，复有“七国之叛”，中原种族的历史活动，仍然是向着离心的方向发展。因而这个“历史个体”，还是不能起着运转四周诸种族的中心作用。这一直到汉武帝时，随着中原种族社会内部的轧轹之消解，与商人地主政权之确立，中原种族又才凝结坚固，而且在其内部，蓄积着充分的热力，再展开更有力的历史扩张。
所以从秦末直至汉武帝初年（前206—前135），这七十年的历史，从中国境内诸种族之全面的历史活动方面看，是中原种族走向萎缩的历史。同时，亦即四周诸种族缩小其对中原文化区域之包围的历史。当此之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一幅中国史画图，一方面是中原种族中的许多英雄，在黄河南北的大原野，前蒙矢石，后堕溪壑，攻城陷邑，斩将刈旗，以争天下之权。另一方面，是中原以外的四周诸种族，把他们锋利的刀剑，指着那些“为百姓请命于皇天”的内战英雄们之后脑。西汉形势图
二、四周诸族的活动
我们现在暂时离开中原，去看看这一时代四周诸种族的活动。
首先看看北方的匈奴。
匈奴在秦代即已形成一个强大的种族，占领了今日内外蒙古广大的草原，并且南逾阴山（在今内蒙古中部），渡黄河，进入河套。秦代政府，为了抵御匈奴，曾派蒙恬以三十万人北击，逐之于河套之外，然后因山筑城，因河为塞，于要害之地，驻屯庞大的边防军，以阻止匈奴之南进，于是匈奴遂稍稍北徙。
到秦末，蒙恬死，边防军失掉了统帅。同时，中原爆发了农民叛乱。秦代政府把防守匈奴的边防军全部撤回，开赴国内战场，镇压内乱。自是，北门大开，匈奴的骑兵，又重新回到万里长城的脚下，并且再度侵入河套以内。
降至楚、汉之际，刘邦、项羽的目光，都注视着阿房宫中的宝座，眼角余光，也不会射到长城以外。因而匈奴单于冒顿得以乘间展开其征服事业。当此之时，匈奴“东击东胡”，“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其领土东至辽东，远及朝鲜边境；西有南山北麓，远及塔里木盆地之东北；南并察、绥（原察哈尔、绥远二省，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中部）、热河（原热河省，辖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及内蒙古东南部）、宁夏，远及山西、河北之北部。至于漠北及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一带，则系其族类原来分布之地。像这样一个庞大的征服，匈奴之族当然一跃而为北部中国之主人。然而其所以至此者，诚如《史记·匈奴列传》所云：“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
当时匈奴把他庞大的领土，划分为中部及左部、右部。中部由单于直辖，统治山西北部，北至蒙古。左、右两部，各派类似总督的官吏一人，曰左、右贤王。左王居东方，辖河北以东热河、辽东。右王居西方，辖陕西以西、甘肃西北，至于塔里木盆地之东北。
单于庭（在今蒙古乌兰巴托）是匈奴的中央政府，单于则为中央政府的首领。单于为匈奴语“撑犁孤涂单于”之简称，其意即伟大的天子。单于之下，有其直属的臣僚；左、右贤王之下，亦有其各级官吏，分别统治其所征服的各氏族。这些各级官吏，都领有几千至万余人以上的骑射部队，以为征收贡纳及镇压反叛之用。据史籍所载，当时匈奴有二十四长，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之下，又各有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级的军官。这样，就构成了匈奴的统治机构。
当时匈奴单于为挛鞮族所世袭，其贵官，则皆由呼衍族、兰族、须卜族所世袭。此四族者，匈奴种族中之贵族氏族也。其骑射部队的士兵，则大概由这几族中的自由民所组成。至于战争的俘虏，则以为奴隶。奴隶有时亦用于杀戮，但大部分皆分配于贵族。匈奴的贵族，很快就变成了庞大的奴隶及畜群所有者。
匈奴既拥有庞大的土地、奴隶、畜群，而又拥有强劲的骑射部队，遂弯弓跃马，南向中原。当刘邦追逐陈豨、卢绾于燕（今北京）、代（今山西东北部）之时，匈奴冒顿的势力亦已南及燕、代。所以陈豨、卢绾皆曾派遣使节求救于匈奴，以后陈豨的残部，多亡入匈奴，而刘邦的总角之友卢绾则率其所有的军队，全部投降匈奴了。
同样，当刘邦企图解决韩王信之时，韩王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高祖亲征，信亡入匈奴，而高祖却被匈奴围困于今日大同附近之白登（今大同市东北），是谓“白登之围”。内战中胜利的英雄，在外战中却失败了。若非陈平献美人秘计，汉代的太祖高皇帝，其不为匈奴之俘虏者几希。
惠帝三年（前192），冒顿单于写了一封词语亵嫚的情书，给新寡的吕后，其中有云：“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假如翻译不错，这对于堂堂大汉的太后，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侮辱。但是当时汉代朝廷，对于这个侮辱的答复，是送给冒顿单于一位漂亮的公主，是谓“和亲”。
文、景之世，冒顿死，其子老上、孙军臣，相继为匈奴单于，仍继续冒顿之南进政策。当时。中国的公主，仍然一个跟着一个送到匈奴的单于庭，但这并不能停止匈奴马蹄的南进。到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大举入寇陕北，迫近长安，前锋部队已驰逐于甘泉宫殿的大门之前。汉代首都附近如细柳（今咸阳市西南）、棘门（今咸阳市东北）、灞上，都已划为战区。像这样的严重威胁，一直继续到武帝的初年。
我们再看看这一时代的西羌。
如前所述，诸羌之族，在秦以前，除周族进入中原以外，其余皆分布于广大之西部的中国。战国末叶，东徙的诸羌，即所谓“西戎”，又融混于秦族，先后同化于中原种族之中。其余分布于甘肃的诸羌之族，后来被秦代政府把他们关在万里长城之外，阻塞了他们继续东进之路。所以在秦代，他们只有转向甘肃的西南与西北两个方向发展。史称当时诸羌“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其中，如居于甘肃西南者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徙于四川西北者，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徙于川康边境者，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徙于甘肃西北者，为大月氏种，月氏羌是也。留于青海东北者，为研种，湟中羌是也。
到楚、汉之际以至汉初，此等诸羌，乘着中原种族之纷乱，遂得以自由繁息，逍遥化外。
当此之时，其分布于四川西北（今日松潘）一带之“白马种”，已分化为几十个氏族，散布于这一带的山谷溪河之间，开始了农业畜牧的定居生活。这些氏族，因为与南太平洋系的群蛮杂居，发生了血统和文化的融混，所以“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这一支“羌蛮混种”的羌族，历史家称之曰“氐族”，亦即今日松潘的土人之祖先。
其分布于今日西昌一带之牦牛种，因受南来蛮族之压迫，似已沿金沙江而西入康藏，故西藏至今尚有与牦牛有关之人种起源的传说。这一支羌族，在西汉时的发展，不知其详。
其分布于甘肃西北的月氏羌，在诸羌中最为发展。楚、汉之际，已占领南山北麓一带的土地，自凉州以西，张掖、酒泉西至敦煌，都是月氏羌的势力。他们拥有很多的畜群，和十几万人的骑射部队，成为西部中国的一个强大势力。到汉初，匈奴勃兴，于是月氏与匈奴两大种族的势力，相与角逐于甘肃之西北，结果，月氏族失败。大约在文帝前八年至后元三年之间（前172—前161），月氏羌遂沿南山北麓，西徙于今日新疆伊犁河一带。他们把伊犁一带的希腊人，逐之帕米尔高原以南，而占有其地。可是月氏羌到伊犁以后，又遭受匈奴别种乌孙族之压迫。因而在武帝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之间（前139—前129），月氏族又再向西徙，逾过帕米尔高原，至于妫水流域，西击大夏而臣之。大夏原是希腊人在中亚所建立的一个殖民国家，自月氏羌入据大夏以后，于是希腊的统治者遂被迫南入罽宾（今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一带），中间经过濮达、高附诸地（今阿富汗境），迤逦而下，月氏羌又踵而蹑其后，至于罽宾。因此“南君罽宾”之塞王不久又见逐于月氏，而月氏羌遂于妫水流域，建国曰大月氏，历两汉之世，皆甚强大。
月氏羌并未全部西徙，尚有一部分始终停留于南山北麓一带山谷之间，后来与汉族同化。
其分布于青海东北的研种羌，则分化为封养、牢姐诸部族，向北移徙，到景帝时，其一部分族类，已布满甘肃西南，封锁了中国的西门。
现在我们再看看当时天山南北一带诸种族的状况。这里就是汉代所谓西域之一部。西汉时西域民族分布图
先看天山以南。天山以南是四周环以高山的一个大盆地，北有天山，南有昆仑山，西有帕米尔高原，东有南山，只有东北留了一个缺口，通达蒙古高原及甘肃西北。这个缺口，就是古代蒙古高原的人种和后来的羌族到达这个盆地的通路。
这个盆地，据斯坦因考察，东西九百哩，南北三百三十哩。早在秦、汉以前之古代，这里的大内海即已干涸。在汉代，这里已经是一望无涯的流沙，惟当时必有很多河流从昆仑山和帕米尔出发，灌注于大沙漠之中，特别是于阗河，北会葱岭河，汇成一条由西而东横贯沙漠的塔里木河。这条河，流到这个盆地的东部，汇为波涛三百里的蒲昌海，而这就是今日已经干涸了的罗布泊。即因有塔里木河的灌溉，所以这里的许多沙漠田，都非常肥美，特别是今日之吐鲁番盆地。因此，这里，虽在内海涸竭以后，仍然是原始蒙古种的后裔及羌族生存繁衍的天国。
到西汉初，居住于这个盆地的种族，已经分化为许多部落，分布于大沙漠的南北。其在大沙漠之南，自楼兰（今新疆若羌县）沿昆仑山北麓而西，至于莎车，凡十国，是谓“南道诸国”。自莎车以西南，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者凡八国，是谓“葱岭诸国”。南道诸国与葱岭（旧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总称）诸国其种皆羌氐。其在大沙漠以北，自疏勒（今喀什市）沿天山南麓而东，至于狐胡（今吐鲁番县西北），凡十二国，是谓“北道诸国”。北道诸国，其族类，皆系原始的蒙古种，其徙入这个盆地，早在有史以前的时代。沙漠南北的诸国，其人口，多者八万人，少者千人左右，但皆以种植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之曰“城郭诸国”。葱岭诸国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其人口最多者如难兜（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不过三万一千人，最少者如依耐（今莎车西南）则仅有六百七十人。除难兜以外，大概都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
现在我们再看天山以北，这里一直到西伯利亚的极南边，都是大山大谷，山谷中间，有不少的湖泊，也有小溪河，这是蒙古西北的山岳地带。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有一块很大的平原，是为准噶尔高原。这里，气候润湿，水草肥美，最适宜于畜牧。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原始蒙古人的游牧之地。以后古代中亚的牧人，更后希腊的殖民者就挤进了这块高原。汉初大月氏西徙，曾在这里寄顿，又留下一些羌族的苗裔，所以这里的种族，也很复杂。西汉初叶，分布于这一带的种族，也分化为许多部落。其中最大者为乌孙，有人口六十三万，军队十八万，实为这个高原的一个支配势力。
此外，尚有葱岭外四国，曰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捐毒（今新疆乌恰县）、休循（今帕米尔高原北）、桃槐（今帕米尔高原北部），亦列入西域诸国之内。其中大宛最大，有人口三十万，军队六万。
以上就是汉初天山南北一带诸种族分布的大概情形。在当时，我们若是站在天山顶上，南北一望，我们可以看到塔里木盆地中的塔斯马干（塔克拉马干）沙漠之周围，已经布满了许多定住的部落，一座一座的城郭，都挤满了人群，一片一片的沙漠田，都种植了谷物。美丽的塔里木河，就像一条碧绿的玉带，贯通这一望无涯的雪白的沙漠，成为这个盆地人民之生命的圣水。我们又可以看见，在准噶尔高原，有不少的城郭，也有不少的帐幕，有农田，也有畜群。这是一个如何美丽而平静的世界呵！谁知霹雳一声，匈奴的蛮骑，从蒙古高原飞腾而来，冲进了准噶尔高原，并从天山东麓的缺口，驰入塔里木盆地的东北。于是征服了这一带的种族，收为殖民地。自是以后，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匈奴的“僮仆都尉”，向这一带的种族掠夺粮食畜群乃至人民。历史的浪涛，打进这平静的天国了。
现在再看看这一时代的东夷。
自秦代向东扩展，至于鸭绿江岸，今日辽宁南部沿渤海一带的诸夷之族，一部分同化于中原种族，另一部分则向更远的东北移徙。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乱而徙往辽东者数万口。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所以辽宁南部，东至鸭绿江，仍然是中原种族的势力。
当此之时，东夷之族，也分化为许多部族或种族。其分布于今日沈阳以北者曰夫余，分布于鸭绿江北岸者曰高句丽，分布于吉林境内沿北海一带者曰挹娄、沃沮，分布于朝鲜半岛之东者曰、曰貊，之西者曰朝鲜，之南端者曰辰韩、弁韩、马韩，是谓三韩。此外分布于黑龙江流域的诸夷，则已形成两个强大的种族，曰鲜卑、曰乌桓。鲜卑分布于辽宁之北西至热河，乌桓则分布于热河南部，是为东胡。
在西汉初，诸夷中，东胡最强盛，西向蒙古发展，威胁匈奴。后为匈奴冒顿击败，“虏其民人及畜产”，于是自热河而东，东至鸭绿江岸，都沦为匈奴的属领了。
最后，我们说到这一时代的南蛮。
首先说到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之族。如前所述，秦代曾经征服百越之地，置为会稽、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南海（治今广东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当时百越之族，或在秦代地方政府统治之下，输纳租税，或退入山岳地带，继续与秦代政府对抗。
秦末，中原大乱，百越之族群起叛变。当陈涉倡义之时，今福建、浙江一带的越族，在其君长无诸及摇的领导之下，投入吴芮的旗下，参加反秦的战争。以后又帮助刘邦打击项羽。所以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独立，而封无诸为闽越王，封摇为东海王。前者统治福建，后者统治浙江南部。到景帝时，浙江的越族又参加吴王濞之叛，后其王为汉政府所收买，又击杀吴王于丹徒。但福建的越族，则始终对汉代政府保持对立的态度。
同时，分布于今日两广一带的越族，在秦末，也叛变了。当时秦之南海尉任嚣适病死，于是龙川（今属广东）令赵佗驱逐了两广的秦令，自立为南越王。到汉吕后时，因汉对南越施行铁器的封锁，又发兵进攻湖南的南部，大败汉兵。由是南越日益强大，“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文、景时，虽与中国保持和平，但仍然不降服汉代政府，俨然是南部中国的一个独立国家。
现在再看看西南山麓地带的蛮族。这一带的蛮族，汉代称之曰西南夷。西南夷者，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群蛮和百濮。他们在战国时，尚占有川、黔、滇全境及湘之西北、鄂之西南。秦代吞巴、并蜀、灭楚，于是川、湘、鄂的诸蛮，遂相率避入深山穷谷之中，与鸟兽处，而不肯投降。但他们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其族类的繁殖。至于滇、黔一带的高山大泽，则仍然是南蛮的天下。
秦、汉之际，王纲解纽，散布于今湘西一带的“五溪蛮”又“时为寇盗”。此外如散布于宜昌东北一带的“沔中蛮”，散布于湖北西南部恩施一带的“廪君蛮”，散布于万县、巴县一带的“板楯蛮”也获得了一时的解放。其中分布于川北阆中一带的板楯蛮之一分支，且为刘邦所招致，参加了楚、汉的战争。由此而又知当时刘邦的汉军之中，有百越之兵，也有南蛮之兵。
至于分布于云、贵及四川西部的诸蛮，到汉初，已分化为几百个氏族。其分布于今日滇、缅交界处一带者有几十个氏族，哀牢最大；其分布于云南中部者有几十个氏族，滇最大；其分布于云南西部者有几十个氏族，嶲与昆明最大；其分布于贵州西部者有几十个氏族，夜郎最大；其分布于贵州北部者有几十个氏族，且兰最大；其分布于四川西昌境内者有几十个氏族，邛都最大；其分布于成都西南者有几十个氏族，徙与筰都最大；其分布于成都西北者有几十个氏族，冉最大。他们与白马羌错居于今日松潘境内，所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西汉时西南夷分布图
由此可知当西汉之初，今日川、滇、黔、湘、鄂一带的山溪河谷与高原之间，已经布满了南蛮之族。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云南中部（滇）、贵州西部（夜郎）和西昌（邛都）一带，有许多蛮族的村落、市聚，有许多“椎髻左衽”的蛮人在这些地方耕种稻田。在大理一带（嶲与昆明），有许多“编发”的蛮人，驱着畜群，游牧于山谷之间，他们还不知道何谓“君长”。在成都西南一带（徙与筰都），有许多“被发左衽”的蛮人，或耕田或畜牧，或相与言笑辩论，谈吐风生。在今日松潘一带（冉）的山溪之间，有不少蛮人和羌人的石室，其高十余丈。在那里，有畜群，也有麦田，更有奇异的无角的旄牛，其重千斤。此外也有马、鹿和五角羊，出没于丛林之间。在贵州西北（且兰）丛密的竹林之中，也有不少蛮人的村落。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湖南西部的蛮人，正在走出深山，袭击秦代的吏民；四川东北的蛮人，正在走向关中，为刘邦“还定三秦”的前驱。
总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以后历惠帝、吕后下迄文、景之世，这种由四方八面而来的蛮族包围，并且一天天地缩小。在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因此，西汉时代，在西北一带，便形成了中国历史的紧张形势。而这就展开了后来武帝以至昭、宣之世，西汉与匈奴在中国西北的激烈斗争。
第五讲 西汉中央集权政治的形成与疆域的奠定
刘邦祭孔图西汉的政治，到武帝时，便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完成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从此以后，直到昭、宣之世，西汉的政权正如丽日经天，照射着中国，乃至中国以外的世界。
西汉的政权之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固然与自吕后、文、景以来半个世纪的主观斗争，不无关系，但主要地还是客观形势推移的结果。换言之，即自汉初以来，几十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引导出来的必然的结论。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在汉初的几十年间，旧的商人地主固然因其历史的蓄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新兴的贵族官僚地主也同时挟其政治的权力，从事于强烈的超经济的收夺。《汉书·景帝纪》载景帝之诏曰：“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由此可以想见一般。
即因强烈的超经济收夺，于是这一个新兴的贵族官僚地主集团，上自皇家，下至小吏，无不变成巨富。《汉书·食货志》曰：自汉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即因新兴的贵族官僚地主亦变豪党之徒，所以他们亦多舍本逐末，兼营商业，因而由贵族官僚地主一变而为商人地主。同时，直至文、景之世，虽仍有市井子弟不得为官吏之禁，但这是指那些坐列贩卖的小商人，至于那些积储倍息、废居都邑的大商人地主，则早已交通王侯，甚至使王侯低首仰给。由此看来，当时的商人地主已经在支配政治了。
即因贵族官僚地主之商人化，与商人地主之贵族官僚化，于是封建的政治收夺与商业盘剥合流，因而这两个地主集团的利害，遂趋一致。以前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而引起的政治冲突，到现在已没有必要。这样，诸侯王便失了经济的支持，反之，中央政府对商人的政策，遂由贱商一变而与商人地主合作了。
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武帝即位之元年，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里所谓“士”，当然不是新兴的贵族、官僚，因为这些人，早已做了大官或小官；也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根本就不够“士”的资格；毫无可疑，是那些有钱读书的地主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了商人地主知识分子。过了六年，又亲自考选地主知识分子。《武帝纪》元光元年诏贤良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以后于元朔元年，又下诏曰：“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这里所谓耆老、豪俊、孝廉、君子，也当然不是新官僚或穷苦的农民，主要是商人地主。自是以后，“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些文献，就很明显地指出了西汉的中央政府到武帝时，已大开政治之门，欢迎商人地主参加政治。
跟着政府对商人地主的政策之改变，商人地主的知识分子便在继续不断的考选推荐之中，走上了政治舞台。例如在武帝时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兒宽、终军等，都是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而获得其官职，并且成为皇帝左右的亲信。以上所举，不过是人中佼佼，此外名不见史籍者，尚大有人在。《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由此可以想见，那些以前不得为官吏的市井子弟，现在就像潮水一般，涌进了西汉政府的大门。
同时，政府又卖爵位，人民可以缴纳一定数额的货币、谷物、奴婢、畜群，而获得一定等级的爵位。这些有货币、谷物、奴婢、畜群可以缴纳的人们，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有钱的商人。即因如此，所以许多富商大贾，现在都有高爵，不少人一跃而为政府中的要人。《汉书·食货志》曰：“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此外，如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业，羊数千头，买田宅，屡以产业助边，因得爵至关内侯。自从这些盐铁大贾，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他们便执行经济统制政策，以集中经济力量于中央政府，这主要地，就是盐、铁的国营。他们于郡国置铁官或小铁官，而“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自从西汉政府开放政权以后，新旧土地所有者因而合流，西汉的政权，也就变成了执行土地所有者之共同利益的政权。在政治形势转换以后，旧的商人地主自然又要拥护中央的统一，反对诸侯王的割据。于是董仲舒便高唱大一统主张，而主父偃则再进“推恩”之议。董仲舒的大一统主张，引经据典，主张尊王。主父偃的削藩之奏，更表现得积极。其言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这个建议，被武帝采纳了，从此以后，诸侯王国一分再分，越分越小。
现在西汉的政治，已经集权中央了。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之下，政令统一，关梁无阻，商业获得更疾速的发展。不久，随着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了。
据《汉书·食货志》云：武帝“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当此之时，羽檄飞驰，急如星火，号角之声，遍于全国，到处都可以看到绑赴郡、国的壮丁，到处都可以看到开上前线的军队。“行者赍，居者送”，所有从土地上被排除出来的农民、奴婢、囚徒、赘婿、亡命、恶少年，都被集合起来，武装起来，逼迫他们去为着汉王朝和商人地主的利益而粉身碎骨于异域。
战争以日益扩大之规模而展开，于是王恢、韩安国、唐蒙、路博德、郭昌、魏广、杨仆、荀彘、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将军，遂先后或同时出现为民族战争中的英雄。西汉的军队就在这些英雄的统率之下，走向东南西北的战场。他们开赴今日之辽东、朝鲜去打朝鲜，开赴今日之浙江、福建去打东瓯、闽、粤，开赴今日之广东、广西去打南粤，开赴今日之贵州、云南去打西南夷，开赴今日之陕甘边境、内外蒙古去打匈奴。这些远征军或楼船浮海，或栈道梯山，或轻骑出塞，或重装屯田，前仆后继，接踵而死者，不知几十万人。此外凿山通道，转粮馈饷，人徒车马，万里相望，其转死于道路者，又不知几十万人。
除匈奴以外，其他的战事，都在短期内胜利地结束了。但是击败匈奴，是西汉商人地主最迫切的要求。因为当时的匈奴，正控制着河西走廊一带，而这一带，正是中原通达塔里木盆地及中亚唯一的通道。为了打通到达塔里木盆地及中亚的商路，首先就要把匈奴从河西走廊驱逐出去。因此汉武帝以全力进行对匈奴的战争。战争终于获得了报酬，公元前121年，西汉的军队，完全占领了河西走廊，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的通路。
西汉的势力很快就支配着塔里木盆地诸国，但匈奴的小组骑兵，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遮击西汉的外交使节和商人。西汉的势力，一天天地西展，到公元前102年，西汉的将军李广利，竟征服了大宛，把汉朝的势力推进到中亚。
西汉政府在奠定我国的疆域的事业中，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页空前辉煌的纪录。两千年来，中国历史家，都把这种辉煌的伟业，归功于汉武帝个人的成就，所谓“雄才大略”者是也。一直到现在，汉武帝这个名字，成为中国传奇中的英雄之典型。诚然汉武帝的主观的创造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没有推动这个事业的客观形势和要求，没有广大劳动人民的牺牲，则汉武帝即使有雄才大略，结果也只能停止在愿望的阶段。具体的史实指示出来，西汉对经略边疆地区的发动，胜利地进军，这决不仅依于汉武帝个人才能之发挥，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活力之历史的要求。换言之，不是汉武帝勤远略的意图，推动了当时的大远征；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发动这个大远征，汉武帝的活动不过是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说到汉武帝，也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的怎样一幅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很活泼、很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黩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随着战争的胜利，中原地区的商人便蹈着士兵的血迹，走进了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诸国。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络绎于西北国际大道上的，都是西汉的将军、校尉、骑士、田卒，和成群结队的商人。他们从长安出发，带着中国的丝织物和其他的手工业制品，经由金城、武威、张掖、酒泉而至敦煌，然后西出玉门，横断罗布泊沙漠，贸易于塔里木盆地诸国；甚至越过帕米尔高原，周行中亚，与罗马、印度的商人进行交易。同时，那些住在边地的将军们和出使绝国的无数外交使节，一个个也都在从事商业，大发横财。这样一来，于是长安遂不仅是西汉的首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的中心。这里是全国租税集中之地，也是庞大的商业利润总汇之所。因而长安城中，除了原有的贵族、官僚地主以外，又挤满了中外的商人。
现在，在长安城的天空中，耸立着无数高入云霄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或名曰台，或名曰阙，或名曰观，都非常雄伟壮丽。据说当时有一通天台，或曰神明台，高百余丈，云雨在其下。在台顶上，有一铜铸的仙人，手捧铜盘玉杯，作承露之状。又有两凤凰阙，各高七十丈五尺，上各立一铜凤凰。又有一飞廉观，高四十丈，上立一飞廉神，鹿头如雀，蛇尾而豹文。这些崇高的建筑物，就象征着大汉帝国的庄严和伟大。
在长安城的市内及其近郊，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据说当时京兆所辖的境内，共有宫殿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京赋》中有云：“前乘秦岭，后越九，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这样看来，秦代的离宫三百，到武帝时，又重新装修起来了。在这些宫殿中，最为宏大的，是长乐、未央、建章、甘泉四宫。长乐、未央，皆在长安城内，建章在西郊，而甘泉则在长安西二百里之外。这几座宫殿，都非常壮丽而奢侈，诚如萧何所云：“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
长乐宫是汉初所建，比较朴素，但规模亦极宏大。《三辅旧事》及《宫殿疏》两书都说：这座宫殿，“周回二十里。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长乐宫有鸿台，有临华殿，有温室殿，信宫、长秋、永寿、永宁四殿”。
未央宫的规模就更大了。据《三辅黄图·未央宫》云：“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又云：“至孝武，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墄右平，黄金为璧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在这个宫殿里，有楼台殿阁无数，都极尽华丽之能事。其中最富丽者为掖庭宫，这是汉武的妃嫔所居之地，所谓禁闼者是也。据《三辅黄图》云：“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等殿。后又增修安处、常宁、菃若、椒风、发越、惠草等殿，为十四位。”这里可以说是“美人窝”，也可以说是“怨女馆”。此外，在这个宫殿里，还有织室（纺织厂），有凌室（储冰厂），有暴室（染洗坊），有弄田（藉田），不胜枚举。汉代装饰房屋之木雕
建章宫。《水经·河水注》云：“建章宫，汉武帝造，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七丈五尺……中作神明台、并干楼，咸高五十余丈。……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三十丈……南有璧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以玉为之，铸铜凤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门也。”在这座宫殿里，也有无数的别殿。其中有一桂宫，最为华丽。《三辅黄图》引《三秦记》云：“未央宫渐台西有桂宫，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昼夜光明。”又引《西京杂记》云：“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为四宝宫。”
甘泉宫周围十九里，本秦代旧宫，武帝时再建，这算是一座最大的离宫。其中有紫殿，雕文刻镂，饰以玉璧。这里树木最多，风景极佳。扬雄《甘泉宫赋》中，曾赞赏这里的“玉树青葱”之美。所以这里别殿多以树木为名，如林光宫、棠梨宫等。
在长安西南几百里之内，布满了皇家的苑囿，及贵族、官僚、商人地主的花园和别墅。当时皇家的苑囿是很多的，每苑皆设有苑监，喂养鸟兽马匹的官奴婢也很多。其中最大者，有上林苑、甘泉苑、西郊苑、思贤苑、博望苑、宜春下苑及梨园等。关于上林苑，《三辅黄图·苑囿》引《汉书》云：“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
甘泉苑，据《三辅黄图·苑囿》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同书又云：“西郊苑，汉西郊有苑囿，林麓薮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百余所。”此外思贤苑、博望苑，皆系大苑，而梨园则专种梨树，乃系皇家的果园。
现在我们再看商人地主的花园。《三辅黄图·苑囿》云：“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当时茂陵及其他诸陵的富人共有几十万家，像这样规模的花园，当然不知有若干。
现在，我们再看长安的市区。长安城的规模，本来就很宏大，据说周围有六十五里，有十二个城门。其中有纵横交错的街道，有十二条大街，无数的小巷。大街平正宽敞，两车可以并行，大街旁植有两行荫树。小巷曰里，为市民的住宅。市场与住宅区是分开的，长安城内一共有九个市场，在这里有无数的店铺，陈列着各种商品。市场中有市楼，又曰旗亭，这就是征收商税的官署。武帝以前，长安并不很热闹。到武帝时，便大大地繁荣起来了。班固《西都赋》追述当时的盛况曰：“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西汉武帝时及其以后长安之缩写。这些雄伟的宫殿、台阙、苑囿，正是当时全国租税和庞大的商业利润之具体的体现。在超经济强制力量的高涨中，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中，西汉的商人地主们在胜利中昏迷了。
不消说，当时的汉武帝，他掌有四海的图籍，膺受万国的贡献，因而不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而且天马、葡萄，来自西域；明珠、象齿，贡自南越。于是离宫、别馆，遍于山谷；妃嫔美女，充乎宫庭；珍禽怪兽，布满苑囿；黻黼文锦，施之狗马。于是沙漠陈兵，犁庭扫穴；泰山封禅，望海求仙；长杨射猎，飞鹰走犬；甘泉祷祠，祀灶候神。出则千乘万骑，车马错列；入则男宠女色，歌舞纵横。
当时的贵族，如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堂前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当时的官僚，如灌夫：“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颍川儿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当时的商人地主“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时代的反面，农民的生活。《汉书·食货志上》记晁错之言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于是有“家贫子壮则出赘”者矣，于是有身被文绣“与牛马同兰”而被卖者矣，于是有“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者矣，于是有因“穷则起为盗贼”而身为囚徒者矣。
一方面是骄奢淫佚，一方面是饥饿死亡，这就是西汉全盛时代的社会内容。
汉武帝死后，其子昭帝继承大统。昭帝即位之年，只有八岁，这样一个幼主，而又生长在深宫之中，当然负不起统治帝国的任务。于是霍光与金日受遗诏辅政。霍光为霍去病之异母弟，以裙带关系，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是匈奴的降人之子，曾没入官输黄门养马，后得贵幸为侍中驸马都尉。因此霍、金二人虽同时受遗诏辅政，而大权则掌握于霍光。当昭帝时，霍光实际上就是皇帝。
昭帝死，宣帝立。宣帝即位之初，即发动了进一步打击匈奴的战争，他于本始二年派遣五路大军，与乌孙联合，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从此以后，匈奴益衰。当时的匈奴，丁零迫其北，乌桓迫其东，乌孙迫其西，汉军迫其南，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因为地盘缩小，生活穷蹙，分裂为五部，自相争乱。以后又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于汉，北匈奴则西走。即因匈奴或降或走，于是帕米尔东西，天山南北，遂完全纳于汉的统治之下。为了统治西域，西汉政府在塔里木盆地之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设立了西域都护府。郑吉、甘延寿、陈汤、常惠、冯奉世，都曾在西域任都护或其他官职。
在宣帝时，西羌的诸部落渐北徙，屡次截断通达西域的商路。于是又大发兵征西羌。在赵充国剿抚兼施的政策之下，西羌终于降服了，于是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因此，终宣帝之世，西北的国际商路，仍然畅通无阻，汉朝在西域的声威，仍然很高。
宣帝死，元帝立。“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这样严重的天灾，当然要影响西汉政府之统治。同时，当时北匈奴郅支单于盘据康居，屡侵乌孙，企图卷土东来；而陇西诸羌，也屡犯河西诸郡。当此之时，汉朝的西域副校尉陈汤，征发西域诸国之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军共四万余人，与西域都护甘延寿远征康居，斩郅支单于，传其首于京师。同时，冯奉世也击平了西羌。又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
自昭、宣以至元帝之世这半个世纪的时期中，是西汉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蓄积，西汉的商人地主就更加富厚了。现在我们再看这一时代商人地主集团的生活。汉代的错金奁
这一时代的皇帝，据说昭帝“于宫馆囿池弋猎之乐未有所幸”，这大概是因为他死得太早，当他死的时候，还不过二十二岁。至于宣帝，则“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到元帝时，则皇家之奢侈便达到惊人的程度。《汉书·贡禹传》曰：“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
不但如此，他们死了之后，又以大量的财宝埋藏坟墓之中，并且用无数的青年女子去陪伴一个骷髅。同上传曰：“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亦随故事，甚可痛也！”
不仅如此，葬后又大修宗庙，岁时祭祀。据《汉书·韦贤传》云：汉至宣帝本始二年，各郡国宗庙之数，合百六十七所。京师陵旁之庙又为百七十六，而陵园寝殿尚不在内。当时这些宗庙寝殿，几乎每天都在为皇帝的祖宗举行祭祀。据同上传云：“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于是大量的牛、羊、豕，用作死人的牺牲。据同上传云：“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每当“衣冠出游，有车骑之众，风雨之气”。然而死贵族不能复生，而活穷人却因此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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