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蕾切尔·卡斯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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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试读：
致谢
序章
四十周
莉莉·芭特的宝宝
肠绞痛与其他故事
爱，离别
妈妈宝宝
额外的狐狸
地狱厨房
帮手
请别忘了大声叫
和睡眠说再见
呼吸
妒火
译后记
献给艾德里安致谢我想感谢里根·亚瑟与乔治亚·加勒特，我们就如何做母亲这一话题聊了很多，也有过很多交流，这让我深有感触。我的继女、朋友及铁杆盟友莫莉·克拉克虽未被本书提及，却存在其中：我希望她某天能读到这些内容，并喜欢它们。在某年2月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把她的幸运项链送给了我，也许她已不记得这一幕，我却记得。
孩子象征着想象力，母亲的语言因此变得缺乏想象，如同命令，且很抽象。孩子象征着成长，母亲因此变得缺乏活力、空洞，且无法与自然出现的新奇事物互动。孩子永恒且不朽，母亲却时间有限，必须按安排行事，且匆匆忙忙。母亲的道德变成了片面的责任与纪律。她对于未来与希望的感觉被自己的亲生孩子所取代；因此，产后抑郁症可能会长期潜伏。她的孩子继承了她的脆弱情感，她因此可能会过度照看孩子，忽视了自己，因而感到愤恨。此外，她的思维过程被限制在成年人理性的框架之中，于是鬼魂的声音与面孔、动物、想象出来的逼真场景与她渐行渐远；对她而言，它们像是病态的妄想与幻觉。她的语言失去了情感与咒语的力量；她解释着，争辩着。——詹姆斯·希尔曼：《不称职的母亲》序章
回首往事，若我能在某一刻弄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总想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有孩子。这个问题很神秘，让我觉得最为有趣，比爱、工作、寿命以及幸福程度等问题都有趣。我能想象其他那些问题，却无法想象生孩子这件事。我想知道我能否挺过生孩子这一关，并非因为它的答案会让做母亲这件事变得可以想象，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若一直被疑云所笼罩，会让我分心。我想控制的，正是这件令人分心的事，它与做母亲本身同样重要。我视其为一种威胁，一种我当不了母亲的缺陷形式。可是，女性必须且的确希望自己以后会生孩子：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渴望，还有些人游刃有余，让别人觉得她们对此事毫不在意。我的策略是否认，因此，等真做了母亲，我既惊讶又措手不及；我不知做母亲会带来何种后果，且有个毫无根据却很独特的想法：我随随便便就当上了母亲，这全拜某种比我强大的力量所赐，因此只能认命。
某种意义上，本书试图讲述我初为人母的经历，以及生孩子只是个序幕的戏剧性事件。毫无疑问，它记录了我的转型期。我很想谈一谈自己对做母亲的看法，这种想法最初很强烈，可它藏得很深，在我那重组过后的生活表象之下。我女儿艾伯丁出生几个月后，它消失殆尽。我故意忘掉我在不久前强烈感受到的一切：事实上，我难以忍受。我对这世界充满无止境的欲望，凡事我都感兴趣，我渴望做回当母亲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回不去的自己；我渴望获得自由，生孩子前我也许有过却没有珍惜的自由。于我而言，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我总在谋划从里面逃出来；艾伯丁六个月大时，我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此时我重回围城，就像某个逃犯被捕，只能闷闷不乐地接受现实。之前我曾慎重考虑过的自由变成了悬挂在两次怀孕之间的一张小吊床：我陷入包围之中；正是在那时，我才再次真切地感受到做母亲既真实又奇怪。在怀我二女儿杰西以及她出生的头几个月内，我在这种感受再度消失前写完了这本书。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悲观地认为，一本讨论母性的书只能吸引其他母亲；即使是母亲，也只能吸引像我这样的，她们觉得做母亲的经历非常重要，以致阅读相关读物能给人某种奇怪的慰藉。我提及“其他母亲”和“只能”等字眼，仿佛充满了歉意：因为几乎无法对外界解释做母亲的体验。做母亲时，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公众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如同某些人耳听不见的声音一样，别人很难识别这种私人意义。若换个角度去聆听，也许我们能听到那些声音。“这星球上的所有人都为女人所生，”美国诗人及女性主义者艾德丽[1]安·里奇写道，“所有男女共同拥有的一段不可否认的经历，即我们在某个女性身体中长达数月的成长期……我们大多数人从女人的角度首次了解爱与失望，刚与柔为何物。这一经历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它将伴随我们一生，甚至持续到我们弥留之际。”
当然，有很多有分量的分析、史学研究、论战以及社会研究去讨论如何做母亲。人们将其视作阶级、地理、政治、种族以及心理话题，并严肃对待这些话题。1977年，艾德丽安·里奇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受她的启发，我才记录下自己如何做母亲。然而，我做母亲时，觉得之前从未有人写过如何做母亲：这个例子也许只能说明我所描述的那种不善分辨音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不善分辨音调，每当为人父母者说话，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便会受折磨，我们小时候便遇到过这种情况，等我们长大成人，它又让我们陷入困惑，想知道为什么从未有人告诉过我们为人父母意味着什么—包括我们的朋友，甚至是母亲！我确信，若三年前看到如今自己所写的这本书，我肯定会纳闷：如果本书的作者觉得生孩子这么恐怖，为何她一开始还会费尽心思地去要孩子呢？
本书并不研究母性及其历史；同时，本书也不讨论如何做母亲，以免有人读到此处依旧怀有如此幻想。我只是写下了自己对生孩子经历的看法，用一种希望有人认同的写法。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得承认这种坦诚的文体让我略感担忧。除开需要自我暴露，它还要求作者愿意打扰自己周围人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我所谓的打扰其实就是忽略。我并未过多谈论自己的具体情况、与我一同生活的人，或者别的人情世故—我与孩子的关系难免会涉及这些人情世故。我所做的，是将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作一张画布，方便我描绘这本书的主题，即母性。
可依我看，孩子以及谁去照顾孩子这两个话题已同政治有了密切联系；所以，写一本讨论母性的书，却不对我如何能抽出空来写这本书略作说明，此举也许有些自相矛盾。艾伯丁出生的头六个月，我在家照顾她，我的伴侣则继续上班。这段经历很有说服力，它向我揭示了之前我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一件事：孩子出生后，他/她母亲和父亲的生活轨迹便不同了；两人之前地位基本平等，如今却处在了某种彻底敌对的关系之中。在家照顾孩子和在办公室上班的一天截然不同。不论它们各自有何利弊，这两种生活都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孩子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从最开始便相互对立，此后，男性的统治地位必然愈发牢固：父亲逐渐得到了外界、金钱、权威和名望的保护，而母亲的职权范围则扩展到整个家庭领域。众所周知，若夫妇双方均有全职工作，母亲一方通常要承担的繁重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远超她们应做的份额，因此，她们必须减少自己的工作时间，以应对孩子会出现的紧急情况。此议题事关性别政治，但哪怕是在最开明的家庭—我承认我家便是如此—育儿者和工作者之间也存在一道鸿沟。跨越这条鸿沟异常困难。对父亲来说，一种对策是自己待在家而让母亲去工作：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差别如此巨大，并深受保守主义影响，因此也许男人们在照顾孩子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伴侣的仆从。然而，几乎没有男性会容忍这种安排可能会给自己事业带来的坏处；言下之意是，能够容忍这一点的男性比大多数同胞更加致力于性别平等，这让他们冒着颜面扫地的风险，同样的风险也让女性做全职母亲的前景黯淡。父母双方也可以雇奶妈或保育员，然后都去工作，有时候也可以各自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某几天在家带孩子，另外几天去上班。若两人中有一人在家办公，这种模式便会更难操作，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了孩子，像我这样的职业可谓“理想职业”。在家工作的那位在家务活分配上难免会遭到不公正待遇。他们的角色开始类[2]似于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角色。
还没生孩子时，我曾不动感情、轻松愉快地以为，雇人去专职照顾孩子能解决既工作又当母亲的难题。那时候，对我来说，公平似乎便是一切。我不知道怀孕生子的经历对性别平等这一概念有多大的冲击。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于是女性对于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发生了巨变。她体内存在另一个人，孩子出生后便受她的意识所管辖。孩子在身边时，她做不了自己；孩子不在时她也做不了自己。于是，不管孩子在不在身边，你都觉得很困难。一旦发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陷入矛盾之中、无法挽回，或是陷入某种神秘的圈套，你被困在其中，只能不停地做无用的挣扎。
就我而言，我们决定一起推翻传统的家庭文化。别人对此的反应有惊讶，有赞许，也有恐慌。比起简单的不走寻常路，这种最具惩罚性、最不可行的家庭生活模式似乎少有人评论，也少有人关注。我的伴侣辞掉了工作，我们迁出了伦敦。人们开始打听起他的情况来，仿佛他身患重病或已经过世。他们热切地问我，他要做什么呀？在我这儿得不到答案，他们便直接问他。在蕾切尔写她那本讨论照顾孩子的书的时候照顾孩子，他如是回答。似乎没人觉得这个回答特别滑稽。
照顾孩子这份工作地位低下。它让人离群索居，感觉无聊，要求苛刻又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竭。它会侵蚀你的自尊，将你同成人世界割裂开来。越是与生活脱节，这件事做起来就越困难；可是，让孩子意识到你的存在，而不是让自己活在孩子的世界里，也很难。哪怕你赞同所有人都认可的生活方式，可依然有些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我坚信，在这一事业中，慷慨比平等更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父母即祸害”这种说法实在是包罗万象，这是因为它吸纳了“善”“恶”这类褒贬意味明显的形容词，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上见不到这些词。身为母亲，你要学习如何既当烈士，又当恶魔。若没有孩子，我可能没什么个性，与这种可能性相比，做了母亲的我更正直、更讨人厌，与世上这两类事物的联系也更紧密。
我试图在本书中探讨上述话题中的一部分，旨在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女人转变为母亲意味着什么。我对女人和母亲的定义一直很模糊，可定义的过程持续让我着迷。这过程一直都是如此，我并不怀疑这一点，可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心路历程对我们而言，要远比我们母辈所经历的漫长。生孩子和做母亲如同铸造性别不平等的铁砧，在我们的社会，女性的责任、期待及经历类似男性，所以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感到恐惧。女性变了，可她们的生理条件一直未改变。同样地，母性虽为我们的性别史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可窗玻璃极易碎。我一直惊讶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经历从出生到独立异常艰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征用某个女人的生命，这正是我试着去描述的内容。
本书用朴素的方式来探讨母性这一主题，撰写本书时，我做母亲的最初热情还在。本书描绘的这一段时期里，时间似乎停滞不前，并未线性流逝；所以我按主题，而非按日期来记录它。毫无疑问，我希望自己也许会从其他阶段收获启迪。但我却借鉴了其他人的思考，在书中包含了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读所想的小说中的一些讨论；对我而言，这些讨论能表达我想讨论的主题。这些小说的选择确有偏颇，带有私人性质：很久以前，文学界便发现、记录下这样一块天地，我自认为是它的首位居民；有数不胜数的诗歌与小说可取代我选择的作品。比起找出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来说明我居然引经据典过，更重要的是阐明做了母亲以后人的感受力会如何变化：因为有了小孩，我的阅读经历—实际上是文化类作品的阅读经历—发生了巨变，因为我发现，“艺术与表达”这个概念比我之前认为的要更为包容和必要，在产出和创作的欲望方面也更具人情味。
行文至此，可将眼下这些文字视作一封信，收信人为愿意读它的女性；愿我的经历能够陪伴你们。四十周
在泳池的更衣室里能看见很多女性的身体。如同洞穴壁画一般，裸露的身体有一种叙事特质；这一特质会因衣着与环境而沉默，它只会在此，这个潮湿的公共场所出现，在这里，我们依据性别进行匿名分组。虽然我也是女儿身，更衣室的这一幕依旧短暂地让我产生了一种孩童才有的恐惧，看到这些乳房、腹部和臀部，我反感且敬畏；这些非理想化的、原始的肉体忘却了自己的魅力，似乎纯粹为生殖而存在。吹风机在歌唱，储物柜门因为开合而发出巨响，淋浴房那铺着瓷砖的地板满是药膏与泡沫。青筋暴露、肌肉发达的大腿来回阔步，赤裸的手臂整理着纠缠的头发，用毛巾擦着颤得厉害的皮肤。乳房、腹部和臀部各式各样，有的有痣和疤痕，皮肤或皱或光滑，有的如同刻了神秘符号，有的则空白一片，像刚成形的大理石：是陈述，也是物料，它们作为物体而存在，单靠外形去传达信息。有时更衣室里有小孩，我发现他们凝视的样子与我过去一样，我现在还有点想这样做：他们对于成人的外形，其中明显突起的部分，身上的绒毛，以及饱经风霜的样子所暗含的信息表现出过分的惊讶与恐惧，这一切揭示了愉悦和痛苦，与交媾、怀孕以及生产相关的未曾透露过的秘密。如同恐怖电影的预告片一样，成人的身体明显地暗示着想象力范围内那些一直让人心绪不宁的存在，直到法定年龄，你才会完全明了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小时候，从对生孩子的后果有所了解的那一刻起，我便担心起这件事来。当时，我对生孩子的了解不含脚注，也无条款表明你不一定非得要孩子，更别说你也许就无法生育：如同生活中所有的事实一样，生孩子这件事没法儿讨价还价。看着我那休息不足的瘦小身体，我只知道，终有一天，另一个身体会出自其中，即便我不清楚它会如何、从何处出来。就我所理解，我不会在以后装配某种提取装置。这具躯体极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如同装满糖果的墨西哥皮纳塔
[3]娃娃。有些人留着这些娃娃，甚至在最急迫、最难以抑制的欲望的刺激下也无法让悲剧—娃娃的使命所在—在它们身上上演。大多数人不会留着这些娃娃。我在加利福尼亚长大，在当地孩子们的派对上，我们曾用棍子击打那些娃娃，直到它们炸开，随后交出宝贵的糖果。无须真知灼见就能知晓生孩子会异常痛苦。我很快便借鉴早年间的疼痛经历来理解这一痛苦。于我而言，忍受身体上的不适是我是女人这一事实的必要附属品；每当我切到或擦伤自己，摔倒或去看牙医，我总是既感到痛苦，又因此感到恐惧，同时我也恐惧，自己明明注定会在未来感受到生孩子所带来的神秘剧痛却还是记得这点儿小伤。
上学时，有人给我们放了一部讲述一个女人生孩子的影片。那女人裸着身子，胳膊和双腿瘦而有力，动来动去，她腹部有个巨大突起，这让她饱受折磨；她头发很长，乱蓬蓬的。她没被禁锢在床上，没被一圈站着的穿白大褂而闪着白光的医生和护士围着。事实上，银幕上的她压根儿就不在医院。她独自一人站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除了一把放在中间的矮凳子外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把凳子，我有点分心。对于即将到来的猛攻，这把凳子似乎不是合适的防御工事。镜头很暗淡，在夜间拍摄；观众观看时，就像是通过墙上一个孔窥视某种糟糕且隐秘的事物，某种我们注定无法理解也无意观看的事物。那女人一边呻吟，一边咆哮，在房间里踱步，如同疯人一般，又像是关在笼中的动物。她时不时在墙上靠几分钟，双手抱头，然后大喊着朝对面的墙上撞去。仿佛她正在同某个看不见的敌人搏斗：在她的一系列反应所造成的噪音及破坏的映衬下，她的孤独显得很奇怪。这时，我注意到她其实并非独自一人；另一个衣着完整的女人正安静地坐在角落。那女人偶尔会小声说话，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这声音虽然微弱，也帮不上什么忙，但的确是一种鼓励。她的存在让分娩过程变得颇为正式，可她帮不上忙，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这很残忍，也让人难以理解。那裸体女人用力撕扯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咆哮了起来。突然，她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房间中间，坐在凳子上，一条腿弯曲着，另一条腿有力地伸向一旁；她的双手紧紧抱在胸前，仿佛准备唱歌似的。她的同伴起身跪在她身前。摄影机是固定的，我们看不到事态发生转折时的特写镜头。事实上，画面似乎越来越暗，越来越不清晰，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间，两个女人一动不动，看起来像是在亲密交流，两人的身影也混在了一起；突然间，穿着衣服的女人身子向前倾，伸出双手，然后一个不断扭动小身体的宝宝便落在了那双手里。裸体女人发出了最后的痛苦的叫声，这声音如长笛般，音调越来越高，最终[4]变为愉悦的约德尔式唱腔。“娜塔莎在1813年的早春结婚，”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处描绘年轻的女主角时如是写道，“1820年时已有了三个女儿，此外还有一个儿子，她渴望生儿子，眼下正在照料她儿子。她变得愈发结实，肩也变宽了，于是很难在如今这个健壮且充满母性的女人身上辨认出昔日那个苗条且活泼的娜塔莎的影子。她的容貌更加轮廓分明，表情冷静、柔和而且安详。她脸上没了不断发光的勃勃生气，那股生气曾在她脸上燃烧，让那张脸充满魅力。如今，别人往往只能看到她的脸和身体，而看不到她的灵魂。映入人们眼帘的她，只是一个强壮、模样俊俏且能生孩子的女人。”
怀孕时，肉体与心灵的生活不再努力区分彼此，而是不可避免、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若将人生比作一套书，描写年轻、美貌和独立的那一卷完结后，接着便是描写为人母的那一卷，比起前一卷来，这本书从第一页起便呈现出更长且更难读的迹象：故事讲述了托尔斯泰的娜塔莎如何从声音稚嫩、喜爱打扮的万人迷变为谜一样的一家之主，也讲述了女儿如何变成家长，女主角如何变得同浪漫情节势不两立。托尔斯泰并未写出这么一卷，而是写了《安娜·卡列尼娜》来发掘母亲这一角色中依然存在的女性形象，并展示其破坏力。要知道，每个人做起母亲来都差不多，任何花招都无法以和平方式将人从这种职业中解放出来；怀孕则是学习成为人母的新兵训练营。
我深思熟虑后才来到这个营地，但并不清楚营地的情况。我对怀孕的了解与大家一样，换言之，我只了解其表象。我多次经过这里，也曾好奇高墙之后到底在发生些什么。我知道每一位被收容者都必须忍受疼痛才能得到释放许可，我曾想象过这座营地是这么一个地方，在这里会出现一些神秘且专业的准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会有装在密封的信封里的绝密信息，这些信息会解释这种疼痛的含义，也会消除疼痛。我告诉医生我怀孕了，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做了些加法，写下了一连串日期。现在是7月。他给我一个日期，来年的3月。我花了些时间才意识到这是我的预产期。他让我去见一见助产士。出去时把门带上，他说。
助产士给了我一些信息，可都是些特定类型的信息：是我预计会遭遇的一些事，但不涉及她和其他人准备如何应对这些事。她让我一两个月以后再来。我原以为我至少能得到一些针对怀孕的专业知识，以缓解我的恐惧。怀孕期间我到底该怎么办？看到我那张苦恼的脸，她推荐了一两本也许能读一读的怀孕方面的书。我去买了那些书，然后回了家。孕期持续两百六十六天，四十周，九个月，或三个学期—取决于计数方法。医学界按周计。对公众来说，别人的孕期和日常生活没什么两样，所以他们按月份计。我不知道谁会按学期计，老师们也许会这么做，或是生第五个孩子的女性。只有那些饱受痛苦、含冤入狱，以及心碎之人才会按天计数。我焦躁地从一种计数法换到另一种计数法，不过我的怀孕故事最好还是按学期来详述。第一学期以呕吐和疲惫为特色，第二学期则是大肚子和幸福感，在第三学期，你也许会有如下体验：脸变浮肿、腕关节和膝盖肿胀、血管静脉曲张、痔疮、长期胃灼热、便秘、手脚不便、健忘、疲乏、惧怕生孩子、渴望孕期结束。
我注意到，这些书里没有提及准妈妈们最开始如何了解宝宝出生的方式，此乃孕期的一大特色。书中有足够多的描述这一事件的插图：这些插图通常以一系列截面图的形式呈现，第一幅展示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最后一幅则展示宝宝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我开始怀疑，这段经历类似于你从大型喷气式客机的乘客里被选中要求自行驾驶飞机，并使之降落。书中偶尔会出现一些束手无策的女性的照片和形象，仿佛正处于死亡的瞬间：她们愁眉苦脸、大汗淋漓、苦苦哀求，双眼或紧闭，或望向天空，她们的身体淹没于一堆床单和医院的管线中，或因疼痛直立起来，张开手臂，摆出十字形的姿势。这些照片仿佛正展示着某段秘密的女性历史，一个被秘藏起来的关于痛苦的故事。可是，哪怕这些图片如此坦诚，似乎依然无法参透分娩的秘密。书中的说明文字写道：很多女性发现，若采取直立的姿势，生孩子会更容易，抑或宝宝出生的那一刻会感到隽永、宁静。
谈到自己生孩子的经历时，我母亲总是异常坦率。她说，时机一到，无论她们给你什么药，全都吃掉。我也从其他女性那里得到过让我感到不安的线索，她们一提到“痛”这个字，便一边发出疲惫的笑声，一边大声说话；有的则故作神秘地说：事后你就变了个人似的。从没有人解释这些线索；突然间，似乎一切都变得非常安静，仿佛有人无意中违背了某种沉默的誓言。我决定，一旦生了孩子，我将抓住一切机会来传播这些经历；私底下我从未遇到过这种追求真相之人，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也从没听说或读到直接描述这种最普遍存在的事件的内容，这一事实表明，另外还有一些可怕的事物，它与这个谜有着密切联系：不知何故，在这些煎熬的时刻，我们身上某种基本成分被拿走，于是事后虽然样貌与声音大致与之前一样，但那时的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幻象，被洗了脑，无法为真相作证。电影《天外魔花》[5]的某个场景让我有类似感受，当时，两个尚未被外星人控制的角色中的一个透露说他事实上已被外星人控制。电影的结尾处给了那个男性角色的女朋友的脸部一个特写，她脸上写满了恐惧，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如今独处于一个满是机器人的世界。
享有特权的现代女性是这样一种生物，若她们愿意，其性别可一直作为表面特征存在。我如何理解“女性”这个词呢？虚假的事物；是化妆品的储藏室，是充满了洒了香水的精品店以及包装精美的商品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假睫毛、法国润肤霜、粉末胭脂的世界；是受苦、自控、忍耐等字眼通常只与减肥相关的世界；是充满温和、自愿压迫的世界，人们也许能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处找到其与现实的交汇处：其中包含了特定类型的不快、歧视、恐惧，抑或一片完整的生存领域，这片领域既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且随时间的流逝变得愈发个性化、不确定、难以言喻。若女性有其固定含义，那么它曾经的含义现已不适用；然而，就广义而言，就生殖意义而言，女性曾经的含义一直沿用至今。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不论她们因为性别不平等吃了多少苦，她们还是得履行自己的使命。在履行这一使命时，我感觉偏离了正确的人生航向，我一路向前，却无法到达目的地；仿佛我登上一列火车，从车窗能看到我之前一直走的那条路；火车与那条路平行行驶一段时间后加速，然后匀速地东开一段，又西开一段，开向满是陌生山丘的远方，将一切抛在车后，任其消失在视野中。
我去比利牛斯山徒步旅行。到目前为止，唯一能证明我状态有所变化的事实是，一整周的时间里，都有一大群小虫跟着我，它们围着我漫无目的地乱转，像粉丝，也像保镖。那周末临结束时，我偏离了既有路线，去了一个海拔很高结了冰的湖泊。我必须重新沿着上山的路下山才能回到原来的路线，后来我决定按着正确的方向穿过积雪，希望能在山坳通道处的另一头重回正轨。我绕着那湖泊走，这座极寒的湖泊呈超自然的螺旋状，地势沿着这座湖泊扶摇直上，仿佛一只碗的边缘部分。这些边缘部分由于覆盖着冰雪而非常滑，沿湖缓慢走了一会儿以后，我明显陷入了危险之中：由于帆布背包太重，我可能滑向冰面之下，然后沉入湖底。我缓缓往回移动，试图走另一边，那边有一条锯齿状的小径，几乎垂直向上地通往山坳通道。在顶部，我在通道的一个微小的间隙处发现了一个神殿，里面有一座圣母玛利亚雕像。我迷信地祈祷了。看起来整个法国就在我身前，就在下面几英里处。在我脚下，这座山突然急剧转了个向，通往一个被雪覆盖的狭窄溪谷，看起来我必须穿过这溪谷下山。雪看起来跟云朵一样，既松软又深，溪谷看起来则如同天地之间的距离那样远。我突然感到一阵疯狂。我如同一个相信自己会飞的孩子，突然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的极限所在。这幅既美丽又可怕的景致似乎突然间变得渺小且魔幻，就像一个只有娃娃般大小的世界，我坚信自己像巨人一样，几步就能跨越这个世界。连着好几天，我都是缓步前行，步履艰难，紧贴着这座山；此刻，我仿佛到达了天堂一般，放纵地尖叫，开心地跳入雪中。当然，所谓的雪并不是雪。它其实是冰。等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时，已经太晚了，天空和山脉快速地打我身边飞过，显得很模糊。山坡很陡，我背部着地，垂直落在了山坡上，我试图让脚和胳膊埋入如玻璃般坚硬的粗糙的雪的表层，可我的帆布背包起到了雪橇的作用，让我越滑越快。我面前的比利牛斯山如同长长的滑雪道，不断向下延伸，山势在海拔很低的远处渐渐平缓下来，直至遇到一道岩石屏障。快速滑过冰面时，我的皮肤火辣辣。我开始像石头一样蹦蹦跳跳，在空中翻滚。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做好迎接疼痛的准备，哪怕我知道自己也许很快就会扭断脖子。在我看来，什么也无法阻挡我往下落，我试着振作起来，去理解，去做好准备，去认识到或认可我的身体可能会走向灭亡，可我还是一如既往；我因恐惧和怀疑而神志不清，却依旧一点未变。这一事实出人意料，比任何事情都让我害怕。我撞上了一块巨大的卵石；我的身体被撞得颠了起来，此时，我疯狂地用指甲抓住卵石。指甲像纸一样裂开，可我还是抓住了那块石头，用胳膊紧搂住它不放，从而避开了致命的撞击。突然间，我停了下来。卵石附近有一摊碎石，我眼下正在慢慢朝这堆碎石行进。我的胳膊流着血，失去了知觉。这座微型石头岛大约位于半山腰处。我坐在岛上哭了起来，此时夜幕开始笼罩在巨大的、如同珐琅般明亮的比利牛斯山上。我好像觉得自己不再配得上勇敢、理智和博爱这些字眼。我已经放弃伪装成别的性格，这种伪装假装为人提供庇护，却只是开些空头支票。我谁也帮不了，谁也保护不了，只能干坐着，为自己的不幸哭泣，在这不幸毁灭的影响下，我才意识到它。
我该如何在夜幕降临前穿越溪谷剩下的部分下山呢？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眼下，我下方很远处出现了一个幻影，这幻影一开始像蚂蚁一样，然后慢慢地变大，离我越来越近。一名男子正配合着绳子和冰爪，用冰锥沿着溪谷往上凿出一条路来。他可不是过来带我回家的母亲。他像另一种母亲，打算指导我正确地靠自己穿过冰原下山。你得一直面对着山，他说。你得给自己的手和脚挖洞。我有些过于自艾自怜，为他不打算亲自带我下山而感到愤怒。我曾想象会有担架来救我，兴许会有直升机来。被山坡伤过之后，我很害怕它，更重要的是，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继续前进的勇气。我希望那男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可身处此地，感情用事可行不通。而我恰恰是太感情用事了。指导完我以后，那男人转过身去，在暮色中继续向上。我取下帆布包，把它丢下山，想让事情变得简单些。帆布包弹起来，向下俯冲，然后消失不见，像鹅卵石一样。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往回走，回到先前的冰上去；结果，我慢慢地下山，其实是在往下坠，之前栩栩如生的回忆紧随其后。看样子，我的感受并不会阻碍我的行动。一直生活在感官世界之中，我这一生还从未亲历过行动和感受间如此直接的冲突。下山时，我觉得自己宁愿像这样，变得务实和勇敢。可当晚在帐篷里，一想到所发生的一切，我就有些害怕，这又让我心烦意乱。我想知道，针对已发生的那些事，是否存在更好的应对措施。我还想知道，到底是活下来更重要，还是恐惧更重要。我还没有仔细考虑怎样做母亲这个问题，不过我怀疑，它也会使事实和感受相冲突，与我爬山的这段令人不安的经历一模一样。
回家后，我卧床了两周。我似乎饱受头晕之苦。由于地心引力，让人头晕的公转，以及我对于竖立的事物的恐惧，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胃里突然翻江倒海，感到有些恶心。被子下面，我的身体开始变暖，变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那长老茧的脚，和因受冻和爬山而变硬的躯体，似乎变形、融化和膨胀了。再次下床时，我成了一个茧。
超声科医生命令道，上下扭一扭你的屁股，看看能不能让宝宝动起来。床旁边的电脑屏幕发出了静电声，受雪花干扰的屏幕里有一个小小的黑白的甲壳纲生命体。虽然充满怨恨，我还是乖乖扭起屁股来。加油，医生冲着那小生命发出刺耳的催促声，你倒是动给我们看一看啊！她把我肚子上的扫描器压得更狠了。小生命挥了挥自己瘦弱的双手，仿佛很烦躁。我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它，让它免受这种折磨，但我却一言不发。医生让我再扭几分钟屁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某种医疗程序，可很明显，看到小生命动来动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是让我开心。我想起了一部西部片，影片中，一个牛仔朝一个印第安人的脚开枪，强迫他跳舞。医生问我要不要超声波照片；我得到了一张亮晶晶的纸，上面印有屏幕上出现的雪花般的图像。
回家的路上，我看着那张纸。可以模糊看见那个小生命的侧影，它斜躺在阴影中，脑袋像是聪明的泡状物，依附在宛如灰白色键盘的脊柱上。医院还给了我一堆小册子，它们涉及膳食、针灸、瑜伽、产前培训班、父母培训班、催眠术以及水中分娩等内容，这些册子里的信息我全都不陌生；要知道，现代怀孕受控于某种宣传方式、标志及语言都属于同一种类的体制，令人惊叹。就纪律严明而论，任何朝鲜啦啦队都无法与英语世界的怀孕女性相媲美。我渴望收到某种诡计的暗号，也渴望收到反抗的秘密信息。我的性别已然成为一个精心布置、很早前便已布下的微型陷阱，我无意间走入其中，如今已经无法逃离。我身上仿佛被怀孕打上了电子标签。我带有女人味儿的一举一动正受到密切监控。
有关怀孕的条条框框以巧妙的形式融入了一本名为《艾玛日记》的书中。在医院里，人们问我，你有《艾玛》这本书吗？这问题明显跟简·奥斯汀无关。再拿一本吧，以备不时之需。我发现艾玛是一个[6]虚构角色，由国民保健制度所创造，她撰写了一本周记来记录自己的孕期。她丈夫叫彼得，她很喜欢用感叹号。她有一头整齐的棕色头发，一双蓝眼睛，穿着笔挺的亮粉色衣服。她有两个朋友，也怀孕了。其中一个是个快活的未婚女孩，有个犹豫不决的男友。另一个是个年长一些的黑人女子，她有个守旧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彼得有风度地准许艾玛和那两名女子来往，艾玛记录下她两位朋友在生活中遭遇的困难，以彰显与她们的友谊；我们得知，她俩的生活要比艾玛的更为错综复杂。根据艾玛的记录，她那位未婚的朋友跟她男友经常吵架。彼得和我不吵架，我好开心！与此同时，她另一位朋友的丈夫则压根不去照顾孩子。艾玛说，彼得和我同意要平均分担一切，我真的很开心！艾玛告诉我们，为了“方便”，她剪短了自己的一头秀发。图中，彼得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紧身裤，围着沙发转来转去，沙发上躺着艾玛，正在浏览一本杂志。周六早上彼得总是如此，他想让艾玛休息一下。他们一起装饰儿童房，一起买婴儿服。艾玛的父母周末过来跟他们一起住，自己动手装点房子。她父亲对她说，她正“茁壮成长”。艾玛在健康和安全方面很挑剔。她不吃未消毒的奶酪，不喝未消毒的酒。她觉得，即使一天只抽一根烟也对宝宝有害；我们很惊讶，抽烟这想法居然会出现在她脑海中。她支持且推荐主营婴儿用品的跨国公司和它们的环境不友好型产品，据承诺，每个怀孕的母亲一旦生下宝宝，就会收到以艾玛名义提供的入门级产品礼包。让人费解的是，她对于母乳喂养这个话题非常狂热。她希望不借助药物忍受分娩过程的疼痛，并期待生个男孩。我立刻翻到了书的结尾，她生了个女孩。她给宝宝起名简。她的确没有借助药物就熬过了整个分娩过程。她说，很糟糕，不过没预料的那么糟。日记里对于她预料了什么只字未提。我想知道分娩采取何种形式。与被谋杀相比，我对分娩的预料不会更乐观，也不会更理性。可是，《艾玛日记》确实暗示人们分娩其实没那么糟糕，因为我可不相信艾玛有着异常丰富的想象力。我想到了那些我认识的有小孩的女人，在评论生孩子时，她们都没说生孩子几乎和她们预料中的那样糟糕。大多数人似乎无法谈论这一话题，只有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曾一度求助产士开枪打死自己。
小册子不断告诉我，怀孕的女人必须做好准备才能抵御疼痛。那些紧张且不了解自己身体的人，那些抗拒分娩的人，尤其是那些害怕痛苦的人，都会觉得更疼。若这一说法算得上是一种威胁，其目的似乎是为了鼓励一种不寻常的集体行为。在准备过程中，加入小组，参加课程，获取伴侣或朋友的帮助，这些方法都值得推荐，可以在分娩前改掉你自大、恐惧，以及一意孤行的毛病。小册子巧妙地让下列言论与事实显得不那么危言耸听：就本质而言，生孩子终究是一件孤独的事；参加为生孩子做准备的课程就像是参加为死亡做准备的课程—诚然，我们所做出的每一点努力，都是为了去除生孩子这个过程的私人意义。于是，读完一定数量的小册子以后，我不再确定即将生孩子的到底是我，还是那个穿着橙色运动装、拿着葡萄柚做示范的女子。虽然小册子里没这么说，但按我的理解，你得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去深呼吸，运动；不论白天黑夜，另一半随时都愿意为你涂按摩油—才能给自己创造机会，这样一来，哪怕无法减少怀孕所带来的麻烦，减轻生孩子的疼痛，你至少会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有关怀孕的书提到这个转型或升华阶段时，描述详尽到了让人感到不安的地步。这些书给了你一个清单，列出需要吃的食物，搭配这些食物的食谱，偶尔还给出了食物的成品照，并配有沙拉或盛穆兹利[7]用的碗等说明。借助图示，它们告诉你该如何爬上床、如何躺在床上以及如何起床，然后再次借助图示，告诉你该如何做爱。书里也包含详尽的对话，涉及分娩在即和即将为人父母这类话题，都是些你很可能会跟另一半谈起的内容。如果愿意，你们可以边喝鸡尾酒边谈这些话题；当然，你只能喝不含酒精的那种！若要查询不含酒精的鸡尾酒的做法，请翻阅第73页。有一部分内容谈到产检，并建议产检时带一本书或杂志，甚至是针线活，以防必须等一阵子的情况。做超声波检查时，请留足时间以便找到正确的医院科室。找到科室后，请在叫到你名字后进入检查室。操控员操纵扫描仪器时，请脱掉衣服，躺在诊床上。请在身体变得过于笨重之前采购婴儿服。请装饰宝宝房，最好用无铅涂料，颜色以三原色为佳。在夜里，若你睡不着觉，脑子转个不停，请努力平定这一身份暴动，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宝宝建立联系。因为饱受失眠之苦，我听从了最后这条建议，可不论我怎么同宝宝沟通，结果总是我毫无尊严地去求宝宝别伤害我。肚子越来越大，我意识到，与宝宝取得联系，其效果无异于是一块田地和一条穿过其中的在建高速公路取得联系。
如同糟糕的父母，有关怀孕的作品充满了威胁，预示着种种报复行为，作品中到处暗示着欠考虑举动的后果，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吃肉馅饼会损伤宝宝的肝脏。吃蓝纹奶酪宝宝会感染李斯特氏菌，发病时无声无息无症状，却会让宝宝变成丑陋的畸形儿。轻抚猫咪宝宝会得弓形虫病，这种疾病同样无声无息无症状，也会让宝宝畸形。在妊娠的头七周持续多天外部环境超过104℉（约40℃）对宝宝有害，所以别洗桑拿浴，别洗热水澡，在这种情况下，怀孕期间也不要穿紧身内衣，以免宝宝畸形。别喝酒，别抽烟，你这个谋杀犯。别吃阿司匹林。乘汽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如果很难将安全带系在腹部上，可以将下面的带子调松。若有人觉得怀孕期间是这辈子唯一可以正当发胖的时候，请三思。别碰蛋糕、饼干、精制白面、巧克力、糖果、含汽饮料和薯条。某本相关书籍写道，将餐刀放到嘴边时，请看着食物思考，我吃的这一口能给宝宝带来最大的好处吗？若答案为否，请放下餐刀。
在怀孕文化中，宝宝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它既是受害者，也是独裁者。这种生物注定只存在于其出生的那一完美时刻；此后，这个生物退化，衰败，变成罪孽深重的凡夫俗子，哭着返回了现实王国。但是，在怀孕时，它可谓一个奇观、奇迹和补偿。有关怀孕的作品详述了它每周的成长情况，包括宝宝慢慢长出小小的手指和脚趾，完美的小指甲，以及那双没有眼睑的无辜的大眼睛。人们积极地试着同这种生物交流。大多数书籍认为在怀孕的第14周，你便可以感受到宝宝在活动，它微微地颤动着，就像蝴蝶的翅膀（某本观点更为激进而因此略显过时的书告诉我，这只是风：一个月之后，才能感觉到宝宝真的在动。该书愉快地补充道，别担心摔倒，也别担心交通事故或从楼梯上摔下来。只有重物直接砸到肚子上的强力冲击才会伤到宝宝）。17周的时候，宝宝有了听力。它能听见你，妈妈的声音！我感觉到，宝宝有充足的时间去忘怀并厌烦这一变化。我还学到，宝宝很活跃时，我应该用双手缓缓抚摸肚子，然后对着宝宝说话或唱歌。宝宝会安静下来。你安抚了宝宝。
我注意到，这样一种孤独、完美且怪异的人造母性，无法推荐给已有小孩的女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没那么容易受骗。在一本书里，我发现书中有一部分专门是给这些不幸者的，名为“再度怀孕”。那部分非常短，其中提到一旦你告诉别人自己怀了二胎或再次怀孕时他们的反应。什么，又怀了？他们也许会问；或者问，你还没生够吗？你会感到身心俱疲。上次怀孕时你的身体已被掏空，它将变得松垮与臃肿。孩子会把精心准备的菜肴扔到地上，一下倒掉装满玩具的盒子，跟你把玩具放回盒子里一样快，还会在夜里尖叫着醒来好几次；所以你不停地收拾、清洗，也许无暇思索自己这次怀孕的事。你也许觉得自己可能无法给新生的宝宝多一些关爱。你也许靠汉堡与薯条为生。你也许很担心自己和另一半的关系，担心钱，也担心自己是否需要更大的房子。但至少这次分娩不会那么痛苦，因为上次分娩后，你所有的肌肉早就扭曲得走了样。
我给医院打电话，想预约产前课程。别人告诉我，太晚了，名额已满。你该早些预约。那时候我又没怀孕，我回答道。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强迫人们必须有远见的世界，在那里，与我同处在一个怀孕阶段的女人正在心仪的学校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做入学登记。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觉得自己落在了别人之后，还没准备好，只得饱受痛苦，好比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被丢进满是野兽的丛林。我又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发现某个郊区的社区活动中心正开设孕妇瑜伽课。我去那里上课，和另外六七位怀孕女人在地上围坐在一起。老师盘腿坐在我们中间。之前我从未体验过同类聚会。我们看起来像是被囚禁在自己的肚子里，就像铁栏里服刑的人，也像需要帮助的人。看到我们的这些相似之处，我着实感到安心和平静。我想知道为何自己曾嘲笑并抗拒它。瑜伽老师给我们分享她自己生孩子的经历。这很符合瑜伽的特质，也很正面。她告诉我们她曾在某一时刻受到启迪，当时她意识到，怀孕的女人只需要别人善待她们；考虑到善人太少，解决方式就是怀孕的女人善待彼此。她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为了彼此！老师朝上方舒展双臂，兴高采烈地大笑起来。我们在她的指导下深呼吸。我们变换着姿势。有几度含糊地提到生孩子。我们靠在墙上，运动腿部。有个女孩在劈叉。这时候，老师让我们找个搭档。这一指令浇灭了我的热情。我不想和谁搭档。事实上，我想尽快回家。可我还是一言不发地找了个伴，或者说有人挑中了我。看样子，我们要给彼此做按摩。这就是所谓的善待他人。老师让我们分成两组，一组是按摩师，另一组接受按摩。我是接受按摩者。我的搭档是一个有着柔软卷曲的白发，皮肤晒得黝黑，还打了鼻环的女孩；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她正在给我按摩。我闭上眼，身体如钢一般僵硬。老师轻言细语地给指令，仿佛隔壁有人在睡觉。我离开自己的肉体，决心放飞自我到别处，另一方面，紧张感也如潮水般袭来。过了很久后，按摩才停止。我尴尬地看了看那女孩的眼睛，笑了起来。我怀着专业的热情，开始了按摩。那女孩的皮肤很陌生，只归她个人所有；我虽想温柔一些，但还是带着侵犯她的觉悟干脆利落地给她按摩。按摩过后，上了一些巧克力饼干和茶。我借故离开。在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些女人全都拿着马克杯围坐在一起，她们的侧影让人觉得她们既生命力旺盛，又很脆弱。她们的话都不多。我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受困于始乱终弃这种可耻行为。
冬天来了。我常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持续不断的绝望。早上起床时，我观察起小山似不断隆起的腹部，又与来势汹汹的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做斗争。孕期还要持续很多周，我孤立无援，觉得愈发不像自己，以后也都会如此。让我恼火的，不只是禁欲—没了向诱惑低头的可能性，我被剥夺了很多乐趣；也不是我身体的极端变化，不是随之而来的奇怪疼痛，不是像活鱼一样在我肚子里挣扎翻腾的不真实的生命，也不是我的无力感，或是别人眼里以及设想中的脆弱（在公交站，一个没了双臂的年轻男子从我身边走过，他辛酸地说道，别担心，宝宝不会像我这样。我想追上他，像收回自己的合理财产那样收回我刚才看他的那种眼神，不管他觉得那眼神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说，就算宝宝像你那样，我也不在乎，我不是那种人，我只是想摆脱它）。我发现，难以忍受的，其实是我的隐私为大众所知，仿佛我家的门敞开着，陌生人在屋里翻来查去。又仿佛我被逮捕或被要求交代情况，被税务稽查员召唤，被隔离，被搜身。我不再自在地生活，而是处在某种奇异的奉献中。怀孕的这几个月里，我放弃了独处的状态，变成了一座桥，一条连接线，一种媒介。我看报发现美国的一些女子因为伤害自己的胎儿而受到起诉，我很好奇，怎么会这样呢？身体怎么就变成了像电话亭那样的公共空间呢？又怎么会违法地做出自残这种行为呢？我害怕权威，也害怕服从，正是这类故事刺痛了这种害怕。我这人总是畏惧被人发现和揭发我的短处。现在，仿佛有个间谍就安插在我身体里，受到他的监视，我觉得既愧疚又不自在。我确信，给人压力、让人感到警惕的并非宝宝，而是宝宝对于他人的意义，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翁意识，它总把对事物的所有权挂在嘴边。
但我不只是这一贵重货物的司机；我也是它的盒子或容器；虽然我的牢固程度得到了调控与监测，可到达目的地时，人们究竟会用何种方式将我粗暴地打开呢？这依旧是个谜。我读到：有些女性发现生孩子是她们一生中最快乐的经历。这一神奇的说法出自自然（或“主动”）分娩的支持者之口。这种方法很吸引人。与之相比，医疗机构能提供的最佳服务如下：如果你接受强效药注射的话，生孩子就不会很痛苦。多个世纪以来，生孩子充满了痛苦与死亡，后来，女性终于可以使用麻醉剂；我所受的教育让我觉得这一事实很了不起，因此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回过头来考虑自然分娩这一概念。这是种主要基于原始社会女性经验的哲学。此处并不详述这群女性的身份与所在之处，重要的是，她们生孩子时，不会拨打999，也不会让别人在自己的侧腹部上打一针。她们都是顺产，因为她们总是如此，因为医疗机构并未干预她们的天性，还因为生孩子的传统向来一成不变：事实是，生孩子不痛。换言之，创造痛苦的，是对于痛苦的期待，抑或是下列事实：是男人让女人在分娩期间一动不动地躺着，而原始社会的女性则让你跟自己的姐妹待在一起，保持站姿，别让男人掺和进来。有人给我们看了一些图表，与那些阐述宝宝从女性肚子里出来的图表一样，只不过宝宝是反方向出来的，以此展示重力的作用。但在医院的话，我很好奇院方是否允许站着分娩。答案是，取决于你自己。只要你意识到医院是男人的场所，那么一旦踏入医院一步，你使用人工破膜术，化学引产，电子胎儿监测，推迟分娩，硬膜外麻醉，身体麻痹，产钳分娩，剖腹产的几率，以及你对于宝宝事后接受人工呼吸的需求便会大大增加。何不在家里，在朋友的陪伴下，在安静的环境中生孩子？或者在温暖的分娩池里生孩子？我看了一些这一过程的照片。池子的水很深，像是某种可充气的环状物，周围环绕着室内盆栽植物，看起来很拥挤。里面有一个扎着长辫子的裸体女人，还有一个泳裤特别小的满脸胡子的男人和几个孩子。
用医学方法去处理生孩子时，男性占了主导地位；不幸的是，单单在政治上对此表示愤怒并不足以改善现状。在此舞台上，通过练习瑜伽为生孩子做准备要比以往更重要。自然分娩需要分娩的女性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就算有这种直觉，我也早已被引向了歧途。告诉我应该躲着医院走的直觉倒一直很敏锐。小时候我长期生病，那时我便知道医院是个冷冰冰的地方，总会发生点什么，总有些事件不可抗拒。背地里，我想象着如果自己从没去过医院，我便不用生孩子。我又读了一些有关自然分娩的书籍。每次看到书里告诫我要把生孩子和自己的身体状况结合起来，我便打起退堂鼓、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孤独境地。逃避痛苦的意愿和权力让我着迷，可这都是无意为之。最终我发现，书中的描述与我幻想中的生孩子的情形一样不真实。如今我离分娩又近了一步，其他女性朋友开始给我种种此方面的明显暗示。我听她们说起侧切，麻药不怎么起作用的剖腹产，缝得乱七八糟的针，痛苦的内科检查，以及长达50小时的产程。诸如“切断”和“撕裂”等字眼被提及。我不再清楚自己到底怕生孩子带来的痛，还是更怕生孩子所招致的干预措施。我告诉院方，我已决定在家生孩子。助产士将一个看起来不太吉利的工具盒拿到我家，我差点儿对她拳脚相加。我瞄了一眼盒子里的手术刀、剪刀和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些歇斯底里，想知道原因。她执意把盒子留在我卧室，这样一来，哪怕我提前分娩，盒子也在手边。我感觉自己一直害怕的那一刻即将到来，离我越来越近：并非分娩那一刻，甚至不是痛苦的时刻，而是认命的时刻，也是某种可怕幽灵降临的时刻，我曾猜想自己这辈子常常瞥见这幽灵的影子。在夜里，我睁开眼，看着黑暗中助产士留下的盒子。盒子很黑，黑得很浓郁，如同炸弹一样；有好一阵子，我从这黑色中看见了被人提前阻止的可怕事物，看到了质疑，也看到了遭到阻止却迫在眉睫的现实。
然后，事情突然间有了变化。如今已是2月，白日短暂而黯淡，夜晚则如同湖泊般深邃和漆黑。年关之门的铰链嘎吱作响：很快便要打开，让春天的光芒照射进来。我等待着这束光，就像等待着让我做好准备的信号，可它从未来临。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时，我开始出血。我将此事汇报给助产士，她不顾我的抗议，带我去了医院。一进医院我就被带到了超声波检查室。我俯卧着，一群人聚集在我身旁。屏幕上再次出现了雪花般的图像。超声科医生探身向前，敲打着键盘，仔[8]细检查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她直截了当地宣告结果。会诊医生也探身向前。他们仔细看着屏幕，摆出了难以置信的手势。全都是错的，超声科医生说。胎盘完全堵住了子宫颈。宝宝出不来的，看见没？她告诉我。我顺从且聚精会神地看起屏幕来，然后看见一个黑乎乎、打着旋，类似于外太空存在的东西。有人在愤怒地低声说话，声音越说越大。本该早点发现的。眼下这情况威胁到了胎儿的性命。他们告诉我，如果我继续按计划在家生孩子，我俩可能都会死掉。他们讨论的时候，我看着屏幕。超声科医生手里拿着扫描设备，她这会儿有些心不在焉，于是扫描仪稍微挪动了一下；突然间，黑暗中出现了宝宝那张熟睡的脸。那张脸占据了屏幕，月亮般苍白而宁静，幽灵般虚无缥缈。这是一张人脸，它很真实，并非想象；它徘徊着，渐行渐近，等待着在世上立足。其他人都没注意到这张脸。超声科医生拿着扫描设备挥了挥手，宝宝的脸就消失了。
我被告知现在必须待在医院。我很抗拒，也很绝望，于是自作主张离开医院回了家。第二天，我回了医院，并向院方屈服。那是个周日的晚上。医院里漆黑一片，有些荒芜，仿佛患者只在工作时间光临医院。一位积极过了头，热衷于练习扎针的实习医生如饥似渴地向我扑了过来。她主动要给我验血，并使用插管，不过我都拒绝了。她很愤怒，但还是保持安静；她消失了一会儿，回来时还带了帮手。据她解释，我必须走这些流程。我争辩了一会儿，最终同意只验血。实习医生把针扎进我的胳膊，仿佛她正在参加飞镖冠军赛。然后她又把针扎进我另一只胳膊。血渗到皮肤下面，在我胳膊上形成了两个胎记似的大红斑。我有些后悔，然后被安置在病床上。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在那里，有一大帮实习医生来看我，他们都听说了插管事件，想来报仇雪恨。我把他们全都赶走了。最终，某天很晚时，一个和善的高个女孩来到我床边。把这个插上，好吗？我伸出手来，她将输液流速调节器推入手背的一根血管中后便走了。会诊医生来看我。他表情愉悦，[9]看起来像蒂罗尔人。他说，如果出生于一百五十年前，你现在早就死了。我说大多数人都一样，他不明所以地大笑起来。我将进行剖腹产。你想哪一天生？他笑着问我。我选了周三。我问宝宝是否已经准备好从肚子里出来，然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接生过像小猫、像羽毛、像想法那么轻，几乎活不下来的宝宝。我感觉这医生更希望这些宝宝一开始别出生，而是亲自在育种盘里养他们一段时日。我的宝宝已经八个月大了，对于这家医院来说，这个时间明显有些糟糕。
病房里的其他女士也是要剖腹产的。没人呻吟，也没人扯头发。每天早上，她们中的一或两位走着离开病房，大约一小时后，便和自己的宝宝一起被轮椅推回来。他们被带到其他房间。还有一天、一个小时，最后只得在指定范围内焦虑，我沉默且无力地接受了这一切。我意识到这个冷静、凡事都要依时刻表活动的地方是我注定要待的了。我嘲笑自己没有认真考虑自然分娩，仿佛我所考虑的是奇怪的梦或错觉。麻醉师来看我。全麻还是局部？全麻，我立即答道。他劝我接受做两次局部麻醉的方案。如果你做了全身麻醉，手术室里的那些人就会对你很粗鲁，他说。事后你会很开心的，他一边补充，一边离开了房间。一连三天，我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读，什么也没想。外面的天气特别晴朗，也很宜人。朝窗外望去，这世界看起来停步不前，如此宁静。我感觉自己仿佛到了生命尽头，漂泊在寂静且高耸入云的地狱边境。周三到来时，我在黎明时突然感到很害怕，于是慌里慌张地打了几个电话。我回到床上时护士过来了。不是查房：她是来找我的。分娩近在眼前。她照料着我，为我的身体做好准备，仿佛要将它埋葬。你今天怎么样？她边准备边问我。然后她便不打扰我了。不一会儿助产士来了。他们准备好了，她说。我们走进电梯，下了两层楼。我们在走廊里穿梭前进，时而左转，时而右转。然后我们推开了两扇门进入了手术室；很奇怪，手术室让我想到了之前看到过的死刑室的照片。房间中间是手术台，就像圣坛一样。房里满是戴着面罩的人。他们一看到我，就涌向前来，抓住我的胳膊，手用力地抵住我的背，像一股强流般把我抬向手术台。他们让我坐到手术台上，我立刻便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有人给我的胳膊注射了某种液体。我背后的一群人又给我的后背注射了什么。我朝下看，发现一个巨大的三叉输液流速调节器正被推入血管中，场面有些血腥。我不知哪里需要防守，也不知哪里需要全力忍耐，只好就此作罢，垂下头来。不久后，我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手术台上。参与手术的医生正用力把我的身体从一侧抬到另一侧。一张遮挡布搭在了我胸口上方。有人在我皮肤上猛喷了一阵某种冷冰冰的东西。你能感觉到吗？他大声问我。能啊，我大声回答。那这个呢？能啊！这过程似乎很原始，让人有些担心。我希望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一位女士正托着我的头，用双手盖住我的双耳。她拿开一只手，告诉我他们已经切好口了。虽然麻醉的效果很明显，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一些推拉和扭扯。人人都在说话。一台收音机放着音乐，一个男人正随着音乐唱歌。刚才那位女士走开了。我能看见自己的脸映照在头顶上的大灯里。我看了看时钟，发现我离开病房才十分钟而已。怎么了？我问。我的声音不可思议得仿佛是从我的尸体里传出。突然，我担心自己被遗忘了，担心自己将一直处在支离破碎的状态，我的头还在手术台上说着话。我担心自己的灵魂不受束缚，会随时飞走。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某种重大变化发生了：我感觉到了它，感觉到了空气的流动，感觉到了时间开始奔流直下、泄入一条新的支流。世界自行调整了。医生将宝宝高高举过那张遮挡布，以便我能看到。她浑身苍白发青，因惊讶与恐惧而龇牙咧嘴。我立即认出她就是我在超声波检查时看到的那个样子。只有我了解她很平静的这个秘密，以及孕育她的那个浮世。她被带到房间的另一侧，远离了我；她就像一束光一样，她离我越远，我便在阴影处陷得越深。助产士簇拥在她身边。我看不见她，可哭声像她发送的信息一样传给了我。后来，她又出现了，此时她已穿好衣服，用毯子裹着。她的父亲把她抱了过来。他能主动对宝宝示好，这就够了，也足以弥补她的出生缺乏仪式感的遗憾；体验之钟已然开始嘀嗒作响，时不我待。她的生命已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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