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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托克维尔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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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回忆录试读：

出版说明

托克维尔有三部传世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使他跻身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列，《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西方政治学经典，《托克维尔回忆录》则反映了这位天才学者的另一面。

在这部历史实录中，幽默风趣的语句随处可见，有的地方令人拍案叫绝。这种艺术效果，并非来自才子式的灵光一闪，而是因为学者的犀利使他对现实的荒谬之处洞若观火。这是一种坚硬的、沉重的、掷地有声的幽默，足以将某些人砸倒在地。

本书不是学术书，但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托克维尔的学术。毕竟，学术来自现实，没有现实的滋养，学术会干瘪、枯萎、不知所云。本书忠实而细腻地记录了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混乱不堪的战斗，沉重的苦难与无奈，千奇百怪的政客……你不得不笑，不得不担心，不得不慨叹，不得不思考。

由于讽刺了某些重要人物，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仑、阿道夫·梯也尔等人，所以作者生前未出版此书。作者死后三十四年，即1893年，这本书才首次出版。

本书的翻译，参照了董果良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的译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托克维尔小传

1805年7月29日，托克维尔诞生于法国塞纳河畔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早期所受的教育，是由他父亲的家庭教师勒絮尔神父提供的。勒絮尔虽然用老式宗教来教导托克维尔，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很纵容托克维尔，因此托克维尔视他为亲密的朋友。

托克维尔十六岁时，时任梅茨市长的父亲把他送进了梅茨中学，让他学习修辞和哲学。托克维尔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受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的内心爆发了一场“地震”——一种“普世的怀疑”穿透了他原本满怀信仰的灵魂。

托克维尔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去学习法律。1827年，托克维尔进入凡尔赛初审法院，成为一名不支薪的调解法官，并在那里结识了时任检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后来，托克维尔和博蒙成为好友，两人还合作写下了许多著作。

1830年，资产阶级因为被剥夺了选举权而大为不满，于是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把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自由主义者借机取得了权力。可是，旧王朝势力尚存，仍然具有攻击力。

托克维尔是拥护新王朝的，为了躲避七月革命余波的攻击，就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和博蒙一起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当时很受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当时的美国，人口从1800年的五百万一路增长至一千三百万。那里没有民族英雄，没有强人，没有贵族，也没有像欧洲那样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却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所以欧洲各国都对它充满了好奇并且想了解它。托克维尔自然也一样，他和博蒙最终都获得了一年半的假期。

二人于1831年4月2日乘船离开法国，5月9日到达美国，考察了美国当时的大部分地区，与许多有名或无名的人有过交流，直到次年2月末才起程回国。托克维尔在考察时，运用了适合被采访者的问题，聆听、询问、追寻事实和真相，而不是单纯地统计他们对同一问题的反应。在考察过程中，托克维尔和博蒙合作写成了《美国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在美国的九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名为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实为考察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实际运用。

回国之后，托克维尔辞去助理法官一职，改行做了律师，并根据他在美国考察时的见闻开始写《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1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它讲述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法两国取得了轰动效果，为托克维尔带来了名誉。这一年，托克维尔刚好三十岁。《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后不久，托克维尔迎娶了英国女子玛丽·莫特莉。玛丽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清教徒，并不是贵族，可是托克维尔还是违背了家族的意愿而娶了她，因为她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是“唯一一个对我了如指掌的人”。

1836年，托克维尔承认自己继承了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1839年，托克维尔开始负责殖民地废奴事务、社会改革和狱政改革。1840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社会学分析，表达了作者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却反响平平。

托克维尔虽然非常鄙视当时的七月王朝（1830～1848），可他还是跨入了政界。1842年，托克维尔当选为芒什省的议员，既维护自由贸易，又支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七月王朝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建立。托克维尔因为支持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普选权，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参与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新宪法的起草。

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托克维尔就意识到劳工和贵族之间将会爆发一场血腥的冲突。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劳工和贵族的矛盾引发了1848年6月的大暴动。托克维尔与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暴动，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对抗。

1849年6月，托克维尔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同年10月，托克维尔由于与总统拿破仑三世理念不合而辞职，但是仍然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852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齐聚巴黎以对抗政变，却被拿破仑以“叛国罪”为名逮捕。托克维尔由于知名度高，次日就被释放了。拿破仑三世不但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了所有反对他的议员，还血腥地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抗，并建立了专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与妻子一起隐居在位于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家族城堡，专门从事写作，并逐渐认识到自己善于思想却不善于行动。

隐居期间，托克维尔忍受着可能杀死他的肺结核病的痛苦，写下了《托克维尔回忆录》（1893）。这部作品详述了二月革命的内情，对当时包括路易·拿破仑在内的许多大人物都进行了非常尖锐甚至刻薄的评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作品直到托克维尔死后三十四年才首次出版。

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首次出版，它浸透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托克维尔虽然明知这部作品会引来一些人的仇恨，可他还是坚持决定继续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卷，却最终因病于1859年在戛纳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托克维尔一生短暂，著述也只有聊聊几本，可是几乎本本都是经典，使他成为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在欧洲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又身为贵族，托克维尔显然对贵族制度的衰落有些伤感，可他同时也能高瞻远瞩地看出贵族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政治理论，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国家，其政治制度和国民都充满了活力，值得学习。为了从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寻求有益于法国的良药，托克维尔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首次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和民情进行了社会学研究，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也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著作之一，为托克维尔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这部作品中，托克维尔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了民主制度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但是也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暴政提出了警告。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古老的贵族制度必然衰落，认定平等和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托克维尔在其中说：“十七世纪，一批移民在美洲定居下来，他们没有遵循欧洲其他国家的旧原则，而是把民主移植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以法律形式将民主固定下来。”“我确信我国民众早晚也会像美国人民一样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不能由此断定我们能取得美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我去美国考察，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之外，还希望能够从美国找到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的外形之外，还有民主的意念、特征、偏见和激情。我想搞清楚民主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并尽量回避它的危害。”

孟德斯鸠关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的思想，被托克维尔继承下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表示，自由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平等则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自由并不等于追求平等，二者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相协调的。托克维尔还认为，民主可以适当地平衡自由和平等，兼顾它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时代，由于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这么一来，人们就会对公众的判断怀有无限的信任，并将其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南，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孤立，而且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给政府处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不过与贵族社会相比，存在诸多缺点的民主社会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人类的，因为它将会使大多数公民得到更大的幸福。当时，美国制度才刚刚创立不久，可是托克维尔却洞察了美国民主的优缺点，不得不令人佩服。《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也时刻提醒我们：任何政体都不是绝对善良的，民主政体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民主是有条件的。

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文学角度来看，《论美国的民主》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所以，该书上卷刚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使托克维尔名扬海外。这时的托克维尔，希望能够借这部作品赢得同胞的认可，进而取得高官，以便于他利用职权之便在法国推行他从美国学到的经验，可是这一希望却落空了。

身为贵族，托克维尔并不拒绝贵族出身带来的一切优势，但他拒绝使用伯爵头衔，还亲身参与民主实践，并且为了推行民主而进入政界。当时，进入政界是一件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经历了一系列痉挛似的颠簸：封建君主专制被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以中小资产阶级为首的雅各宾派掌权、热月政变爆发、拿破仑帝国成立、波旁王朝复辟……如此频繁的政局动荡，给一切有从政意愿的人都带来了风险，也给所有关心政局的人带来了痛苦。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为了能够轻松地生活，就以写作为借口，放弃了从政。可是托克维尔不一样，他终生都在为法国而感到痛苦，他为了能够推行民主，抓住一切机会亲身参与政事，甚至不惜因此而打乱写作计划。就拿1837年来说吧，托克维尔原本是可以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可他却去角逐下议院的公职了。这次参选失败之后，他又于1839年再次参加选举，终于当选，担任废奴委员会报告人。此后他又多次参与选举。

光荣地失败，是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可以取得的最好成绩。在依靠从政推行民主无望时，托克维尔决定退出政坛，专门从事写作，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著作。托克维尔虽然身离政坛，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关心着政治，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在教授哲学。《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于1856年，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非常担心它的命运，他曾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这本书不会讨好任何人。保皇派会认为它在丑化旧制度，虔诚的教徒会认为它不利于教会，革命家会认为它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的漠视……只有少数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它。”这本书会如此复杂，原因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本身很复杂。法国大革命虽然以追求平等为目标，但它在摧毁王室和贵族的同时，也摧毁了信仰等有价值的东西，给法国带来了混乱，以致法国不得不靠独裁统治来结束这种无序状态。因此，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丑陋的。托克维尔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一点。

在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看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革命所毁坏的一切会在革命之后恢复，是不过形式变了而已。就拿中央集权制来说吧，它早在旧制度中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大革命的独特产物。二是法国大革命并未发生在压迫最严重的领域，却发生在压迫相对较轻的领域，因为公众在经历了长期压制之后若突然被放松，那么这时哪怕有一点点压迫都会令他们觉得无法忍受。比如，路易十四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了残暴统治，所以并没有起来反抗。路易十六上台之后，放松了对民众的管制，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改革，可是公众却变得无法忍受起来，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呢？托克维尔认为，这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奇特现象不无关系。当时，政府官员作为特权者，喜欢对着人民高声议论那些残酷制度和不公正行为，并揭发政府的种种罪恶，还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人民的苦难，试图以此来缓解民众内心的苦痛，结果却使民众怒气冲天。官员们不懂得，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才使得法国民众的怒火和欲望被点燃，而庞大的旧制度又不可能一夜转型，民众只好靠反抗来平息这股怒火，并努力改变这种被压迫的地位。

对财富的快速增加，托克维尔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说：“一方面是民众发财的欲望时刻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欲望可同时又将它扑灭了，这么一来，一场浩劫怎能避免？”这一政治理论在今天也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身为社会科学家，托克维尔是冷静、理性而又客观的；身为人文学者，他又充满了热情、理想和信念。托克维尔把这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气质——同时兼顾学术研究和切实寻找出路，而这是许多人都无法做到的。许多学者都只能执其一端，要么为了寻找出路而沉迷于学术研究，要么置学术研究于不顾而盲目行动。

由于生在与旧体制息息相关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在蔑视荣誉的同时又追求荣誉。不过，他也信仰自由，并与新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希望人们的生活都变得美好起来，并为此付出了行动，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我暂时脱离了公共事务，而且，由于健康状况的不稳定，也无法从事连续性的工作，只好利用这段独处的时间，对自身进行一番回顾——或者说，通过我的视角，回顾一下那些我参与过或目睹过的事件。我认为，回顾这些事件，对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些当事人进行一番描述，是利用这段闲暇时光的最好办法。如果可以，我将把这个时代纷扰动荡的局面真实地记述在这部回忆录里。

在下定上述决心的同时，我还下定了另一个需要我坚持做到的决心，那就是：这部回忆录并不是文学著作，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精神消遣。它不是一卷将要公布于世的画册，只是以自我消遣的态度观察[1]我自己和同时代其他人的一面镜子。为了保证写作的自由，既不炫耀自己，也不取悦别人，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写这部回忆录，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知道。我将如实地披露和解释我本人、我的朋友以及其他的人，是因为什么目的才有了相应的表现的。总之，为了[2]保证回忆录的真实，我只能选择保密。[3]

我不打算记述发生在1848年的那场革命之前的事情，也不准备谈论1849年10月30日我辞去外交部长一职之后的事情。我将要叙述的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说，站在我的角度上能够更好地审视它们。[4]

尽管不久之前我还是七月王朝的议会议员，但在记述这些事情[5]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吃力，因为我必须清楚地记录已经记不大清楚的事情。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思绪就像困在了迷宫里，被细小的琐事、无关紧要的思潮、隐隐约约的热情、个人的观点和矛盾重重的设想所纠缠，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社会活动家的生命就是在这座迷宫里耗尽的。我能做到的，只能是回忆和记述那个时代的一般情况。因此，我总是以恐惧和好奇的心理回忆它，然后辨别出那些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特殊情况。

无论是从长远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的角度看，1789年到1830年间的法国历史，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旧制度的传统、回忆、希望和贵族阶级与中产阶级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发生的长达四十一年的斗争的画卷。我认为，1830年的到来结束了我们的诸种革命（不，应该是我们的革命）的初始阶段。虽然革命的机遇和热情不同，但它都只是一种革命。我们的父辈见证了它的兴起，但是从它目前的表现看，我们是无缘见证它的完结了。

1830年，中产阶级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使旧制度的一切被永久地破坏了，一切政治权力、豁免利益和特权，全都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个狭小的群体里，权力和利益堆积如山。掌握权力的人只有资产阶级，比它更高的阶级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比它更低的阶级在事实上也被排除在外。他们是法国社会唯一的主管，也可以被称为法国社会最大的地主，他们不仅充当了所有的职务，而且还把国库视为自己的财产，肆意取用。[6]

发生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刚刚结束，各种政治热情就得到了缓解，政治事件的影响范围缩小了，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了。中产阶级的固有精神上升为政府精神，不仅支配着内政，也支配着外交。尽管它显得积极上进，但缺乏诚实。总体说来，这种精神意志坚定，气质内向，在虚荣和利己思想驱动下会显得莽撞冒失，在除了追逐物质财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表现一般。如果与平民精神、贵族精神合在一起，这种精神能成就大事，否则只能创造品行低下、功绩平平的政府。与曾经领导过国家和即将领导国家的贵族阶层一样，企图领导一切的中产阶级要变成统治阶级，陶醉在权力的幻想之中，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他们马上就要像管理私人企业那样管理政府。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国家大事当成了个人私事对待，而在一些细微的福利面前，他[7]们又忘记了人民。

后来的人只关注明显的错误，并不留意极小的罪过，他们对于掌权者采取什么办法将政府变成工业公司的过程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罪恶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天性，以及统治阶级的权力、政府的无能和腐败。[8]在增强这种罪恶方面，路易·菲利普国王贡献突出，他导致了引发死亡灾难的意外事件。

这位国王很奇妙，如果想详细地描述他，就要长期地与他近距离接触。不过，如果只是从远处观察或者从近处走过，也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特点。

尽管路易·菲利普国王出生在欧洲最尊贵的家族，灵魂深处有着家族血统带给他的傲慢（而且确信只有他有这种傲慢），但在他的身上同样具有下层平民特有的大部分品行。他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希望身边的人也能如此；他行为规矩，生活简朴，很注意克制自己的奢好；他尊重法律，反对违法乱纪，但同时态度和善，并不强求别人服从；他富有人情味，既不暴戾乖张又不多愁善感；他没有能够导致自己毁灭的缺点，没有一眼就能看穿的劣行，也没有激昂的热情，有的只是君主的气概；他对每个人都过分客气，这使他丧失了国王应有的尊严，反倒符合商人的身份；他对文学艺术兴趣索然，但极为爱好产业；他拥有超常的记忆力，尤其能牢记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的讲话啰嗦、古怪而乏味，内容漫无边际，既有闲闻轶事，也有日常琐事，既没有详尽的叙述，也没有高尚的结论，但有着知识应该具有的一切乐趣。

他智力超群，却受限于精神的肤浅。这样的智力充满智慧，而且灵活而强韧，轻视其他事物，只关注有用的和真实的事物。由于所知受到怀疑主义的影响，导致他极为怀疑人的品行。他无视真实和诚实体现的美感，也无视真实和诚实的一切作用。他对人性的理解极为深刻，却是通过人性的缺点达到的。对宗教问题的态度，他也是充满怀疑的，就像18世纪的人那样。同样，他还像19世纪的人那样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政治问题。他没有信念，也不相信别人的信念。然而，他终究是为了继承王位而降生的，因此他理所当然地热爱权力，热爱王宫里那些平凡、庸俗且缺乏忠诚的人们。慎重的性格限制了他的野心，但仅仅是限制，还没有到收敛的地步。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君主都有像路易·菲利普国王这样的面孔，但他也有独特之处，即他的缺点与时代的缺陷很近似，或者说，这两种缺陷有亲缘或近亲关系。这使得他的同代人（特别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认为，有魅力的君主具有危险性，而且也更容易腐败。在成为贵族阶层的领袖之后，他可能对贵族产生有益的影响；然而，当他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之后，他就将他们推到了下坡路上，而且越往下坡度越陡。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结合，把两者的缺陷融合了起来。这种结合导致了权力的不均衡，一方掌权，一方失势。再后来，他们的关系恶化了，都遭到了失败。

尽管我不是路易·菲利普国王顾问团队的成员，但我也有很多与[9]他接触的机会。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月革命之前。当时我担任法兰西学院的总管，因为学院的事情去拜见他。在说完我要谈论的问题之后，我就准备离开了，但他让我坐了下来，亲切地说道：“托克维尔先生，既然已经来了，就多聊聊吧。跟我说说美国的事情吧？”

我清楚地知道他希望我谈论美国的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还没等我回话，他自己就先开口了。他说得很详细，而且说了很久，以至于我都没有机会说话。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因为我已经被他的话吸引住了。

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很有道理，一切就好像是他的亲身经历一样。他说，回想起四十年前会见美国客人的情景，就好像昨天才和他们道别一般。他说到了那些美国客人的名字和职务，还说到了他们当时的年龄、主要经历、家庭背景和后代境况，准确而详细，不会让人感到乏味。中间连一句的停顿都没有，他的话题就转回到了欧洲。在向我谈起法国的内政和外交时，他的毫无顾忌令我感到难以置信，不过，[10]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他说，俄国的皇帝很坏，只称呼他为[11]“尼古拉先生”，并不称呼他为“皇帝”。在谈到英国首相帕蒙斯顿勋爵时，他说那是个无赖之徒。

之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谈论刚刚与西班牙王室结成的联姻关系。他说：“西班牙女王对我的期望过高，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他继续说道：“幸运的是，不论怎样，都没能阻止我驾着马车一往直前。”尽管“驾着马车一往直前”这句俗语是旧制度的产物，[12]但我依然怀疑，路易十四在承认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事实之后是否说过这句话。此外，我还认为，他错误地引用了这句话，因为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在促成掀翻路易十四的马车方面贡献极大。

谈话进行了四十五分钟之后，他站起身来，对我表示感谢，尽管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他仍然表示这些谈话让他感到愉快。之后，他就像真的在谈话中得到了乐趣似的将我送走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谈话的情景。

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路易·菲利普国王就重要的国家事务做了即席演讲。尽管在这种环境下他的讲话是内容丰富的，但在文采和幸福感方面却有所欠缺。一般而言，这样的讲话应该是演讲者摇头晃脑且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人尽皆知的事情，以尽力显示他博大的胸襟。他时常显得语无伦次，因为他总是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可以这样理解：他爱说长长的句子，但在开口之前并不知道能说多长，也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导致后来违背了正常的规律而强行掐断。这就破坏了他要表达的意思，让人听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如果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他的讲话风格会让人们联想起18世纪末流行的那种令人悲伤的晦涩语言，那就是以极其草率的态度反复[13]重复被19世纪的学者篡改了的卢梭的语言，而且还很不正确。[14]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杜伊勒里宫给下议院的议员们训话，当时我也在场，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能看清楚一切。但[15]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让自己丢人。在他讲话时，莱萨——我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和参议院的同僚——凑到我的耳朵旁，严肃而伤感地说道：“善良的人民一定会在这一刻被感动，但议员们却不会。”这句发人深省的话让我快要笑出声来了。

在如此组成和如此运转的政府部门，最缺乏的东西其实是政治生活，这一点在七月王朝末期尤为突出。在宪法的规定之内，不仅不会出现政治生活，而且也不会让政治生活得到延续。原来的贵族阶层已经被推翻了，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而人民则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执政的阶级掌握着所有的政治活动，一切意志都必须符合他们[16]的利益，自然不会让其他政党参与其中。受基佐所称的“payalegal”观点的影响，出现的利益的同质化现象在议会压制了其他真实的热情，也剥夺了一切创造性和可操作性。我和一些伟大的政治人物相处十几年，深知他们的焦急和闷闷不乐，他们努力寻找导致分歧和争论的原因，却始终一无所获。

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错误或失策，路易·菲利普国王占有了一些优势，这使得他在既能保证不至于丧失所有权力的同时，还能坚持作为一代君主的思想。结果，政党之间原本就不大的差异变得更小了，所谓的政治斗争也只停留在打嘴仗的层面。曾经出现的哪个议会（当[17]然包括制宪议会，我所指的正是1789年的制宪议会）拥有的性格各异、才能卓著的成员比现在的议会多？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么一大群出色的政治家们只会喋喋不休地彼此抱怨。危险的是，人民已经厌烦他们的观点了。人民已经对议会斗争中的口才比赛习以为常了，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探讨国事。他们默默地暗中观察，不同的政治团体——多数派、左翼组织和王朝反对派——就好像同一家族的后代争夺遗产那样互相欺骗，整天内讧。偶尔曝光的一些政治腐败丑闻，让人民觉得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腐败，进而认为整个统治阶级都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了。尽管人们表面上服从他们的统治，但在心里对他们充满了蔑视。

于是，国家被分成了上层圈子和下层圈子两个不平等的部分。上层圈子的人可以参与所有的政治生活，但他们显得没有一丝生机，就像一潭死水，无聊而无为。下层圈子的情况恰恰相反，出现了一些政治生活的迹象，尽管十分微弱，但细心的观察家已经看到了。

我就是看到这些迹象的观察家中的一员。尽管我认为激烈的变化不会马上到来，即使到来也不一定令人害怕，但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些许不安。这种不安在不断地加强，而且还出现了另一种想法：我们是不是正在向新的革命靠近？这说明我的想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七月革命之后出现的平静和衰落使我有了这样一种猜测：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将是没有生机的和平静的。也许关心政府部门内在问题的人会接受我的这种猜测。在政府部门，似乎已经具备了在自由造成的局势下开创没有约束的专制王权的一切条件。于是，只要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能创造出比专制更加恐怖的王权。

路易·菲利普国王对这个机制的作用极为满意，这使他坚信，只[18]要让它按照既定规则运行，即使不必像前辈路易十八那样亲手操作一切，也能避免所有危险。于是，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让这一整套机构保持完整，然后按照他的意愿指挥它，却忽视了社会这个使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他就像是把钥匙装进口袋里的人，认为只要钥匙在口袋里，家里就不会发生火灾。

我不关心这些，也没有这种兴趣，因此也不能通过观察这个机构的运作机制和大量琐事判断人们的情绪状态。于是，我清楚地看到了预示着革命即将爆发的各种信号，然后下定决心，只参与1830年那幕戏剧的开始，并不参与全剧的演出。我在当时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短文和发表于1848年的一篇演讲，都说明了我当时的心态。

为了决定何时举行下次例行会议，我的议会中的一些朋友于1847年10月召开了一次会议。那个会议决定，发布一篇宣言性质的纲领，于是委托我完成这篇纲领。后来，我起草好文件之后，他们又决定不发表了。现在我找出了这份文件，摘录出其中几段。

在指摘了会议的懒散无为之后，我写道：……整个国家即将步入被两大政党分割的状态。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一切特权，废除了一切专属权利，只保留了财产所有权。这个时代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不能让拥有财产的人因为强大的立场而心存幻想，也不能让他们因财产所有权一直没有被废除而认为这一权力永远不会被废除。当财产所有权只是其他大部分权力的基础和源头时，没有人会攻击它。如果说其他权力是前线的阵地，那么财产所有权就是后方的围墙，负责保卫社会，敌人的打击够不着它，也不会跟它拼命。然而，在今天，财产所有权沦落为垮台了的贵族阶级的残留势力，是已经实现平等的社会中最孤立无助的力量，隐蔽在其他受到敌视和攻击的权力之后，面临极大的危险，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了。同样，几乎每天都受到民主呼声持续和直接的攻击的，也只有财产所有权了…………不久之后，掌握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之间将发生政治斗争。财产所有权是主战场，其他的政治问题将围绕改变多少财产所有权为中心发生争执。那时，社会将再次出现大的动荡，也会出现一些大的政党…………这些预示未来的迹象怎么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呢？人们看到，尽管各个群体都提出了名目繁多的主张，但这些主张无一例外都是以否定或者削弱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人们是否会认为这只是偶然或者将其视为人类精神短暂疯狂的产物？也许，谁都会认为这是旧民主主义危机来临的征兆。

1948年1月29日，我在众议院做了一次演讲，在30日出版的《总汇导报》上可以看到这篇演讲稿。这篇演讲稿说得更加明确，更加诚恳。以下是主要内容：……有人说，还没有发生动乱，因此也就没有危险。也有人说，在社会表面还看不到具体的动乱，因此革命还远着呢。诸位，我认为你们说得不对。的确是这样，具体的动乱还没有出现，但这种想法已经深入人心了。诸位应该看一看，在工人当中发生了什么。是的，今天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还没有像以前那样被所谓的真正的政治热情鼓动起来，但诸位没有察觉到，他们的政治热情已经很普遍了吗？在他们的观念和思想中，政治热情正在逐步扩散，他们要推翻这个内阁和政府，甚至要推翻整个社会，撼动建立现在这个社会的基础。这些，诸位都没有看到吗？他们说的话，诸位也没有听到吗？他们正在不断地论证，骑在他们头上统治他们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和资格了。他们还说，财富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制度，财产所有权也是建立在最不公正的基础之上的。诸位没有听到吗？当这些观念生根发芽，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来，在群众中形成共识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可怕的革命会在什么时候被引发，但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我深信不疑的事实：我们正酣睡在火山口上…………我刚刚说过了，这个问题迟早会引发一场革命，但我既不清楚它是怎样引起革命的，也不清楚在哪个地方发生革命。可是，请诸位相信我，早晚会引发这个国家最激烈的一场革命…………导致统治阶级垮台的最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我曾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寻找答案，我清晰地看到了导致统治阶级垮台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偶然的表面原因。不过，诸位一定要相信，如果深究最真实的原因，那么一定是，这个阶级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统治下去了…………诸位请回忆一下旧时代。它一开始就很强大，一直比我们的王朝强大。相比起我们的王朝，它得到的旧习俗、旧信仰的支持更多。尽管如此，它还是难逃灭亡的厄运。它为什么会衰落呢？是由某个特别的偶然事件导致[19][20]的吗？是因为某个人物，或者球场上的诅咒，拉法耶特、米拉波才衰落的吗？都不是，它的衰落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由于懒惰、自私和错误，统治阶级失去了维持统治的资格和能力。这才是最真实的原因。啊！先生们！如果说，不论什么时候都将祖国装在心里是合理的，那么此时此刻这么做，岂不是更加合理吗？难道你们出自本能的直觉没有感觉到欧洲大陆的颤抖吗？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到——这该怎么说呢——欧洲出现了一股革命的旋风吗？没有人知道这股旋风是从哪里刮起的，也不知道它会刮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它会把什么刮走。在这种时候，面对着不断堕落的局面，你们却安稳地坐在议会大厅，一句话都不说，难道语言没有力量吗？我没有挖苦或嘲讽任何人的意思，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甚至放下了党派之间的分歧和成见。我谴责了一些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仇视他们，我只是在向祖国表达我的坚定的信念。的确如此，我要表达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认为，如今的社会已经开始堕落，或许在不久之后，或许就在下一刻，我们会卷入一场新的革命之中。那个时候，相比于系住普通人生命的绳子而言，系住国王生命的绳子会更加牢固吗？从目前的状况分析，有谁能确定无疑地知道明天会怎样呢？有谁能知道一年之后法国会发生什么呢？一个月之后呢？甚至一天之后呢？没有人知道。不过，诸位应该知道，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场风暴即将刮过来。我们就听之任之吗？我恳求诸位尽快采取行动，不要再碌碌无为了。我不是在要求你们这样做，而是在恳求你们这样做。我相信，极其严重的危险就在前方不远处，我也知道，危险的信号不会是花里胡哨的。为了恳求诸位有所行动，我甘愿下跪。这种危险太可怕了，我们还有时间对付它。不要冲着危险的表面使出有力的手段，应该打击危险本身。有人提到改革立法制度，我坚信，这种改革不仅是有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我同时还认为，改革选举制度也是有利的，改革议会也是必要的。然而，我知道，这不是法律本身安排的人民的命运。我还没有糊涂。诸位，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引发大革命的是政府精神本身，并不是法律的机制。尽管我认为保留法律是错误的，但如果有人愿意这么做，那就做吧。甚至是维护重要人物的地位，如果有人愿意这么做，也做去吧。我不会对这些行为设置任何障碍。不过，看在神的情面上，你们还是改革政府的精神吧，使诸位掉进深渊的正是政府的精神。

我的这番预言使人感到不快，理所当然地遭到多数派的嘲笑。出于党派间分歧和成见的考虑，反对派不断地起哄，为我鼓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赞成我的意见。事实上，尽管垮台的危机就在眼前，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把我的话听进耳朵里。政治家们已经丧失了明辨真理和事实的能力，因为常年在议会里参演这种戏剧，已经使他们养成了用夸张的形式表达感情、用夸夸其谈的形式展示思想的习惯。几年来，多数派成天指责反对派让政府陷入危机，而反对派则不停地埋怨大臣们破坏了王朝。一直以来，他们总是自说自话，而且自认为自己说的都是正确的。当事实表明双方都有责任时，他们又否认之前说过的话。在私下里，我的一些朋友也认为，我说话时也有点儿用词华丽。[21]

当我走下演讲席时，狄福尔把我叫到了他面前，用足以让他成为议员中的天才的口气对我说道：“你讲得不错。不过，如果你的情绪不是那么激动，如果你不用危言耸听的大话吓唬我们，你会讲得更好。”

现在，在这个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刻，我再次回忆那场演讲，我问自己，当时我是不是也有畏惧的表现？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可以轻轻松松地指出，危险发生的速度比我预计的更快，这证明了我是对的。然而，我依然没有预料到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谁能预料到这些呢？比起其他的人，我更加清晰地发现了导致七月王朝倒台的一般原因，但没能看到在一瞬间就引发了革命的偶然事件。总之，原本还不该到来的危机突然就来临了。[1]这样的回忆不可能不是反映缺点的镜子。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回避一些人的缺点，当然，我也暴露了我自己的缺点。希望他们不要看到我的回忆，他们能做到吗？只要是当面对朋友或者当众对自己的描述，都不可信，只有不想让别人看到的自画像才是可信的。——作者注[2]我为自己确定的唯一的目的是独自享受回忆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对人的真实行为的深入了解，来源于对现实中的善恶人性的观察，也来源于对人的理解和判断。——作者注[3]1848年的那场革命：即发生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4]七月王朝：即法国的奥尔良王朝，始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之后被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取代。七月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因此又被称为奥尔良王朝。[5]我承认，我的正直不是天性，而是坚持真理。我一向认为天性都是好的，它让我觉得，当我生活得很乏味时，发现这样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作者注[6]七月革命：1830年7月，法国人民无法忍受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因而发动了武装反抗，最终推翻了波旁王朝。七月革命意义重大，被称为“1830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序曲”，带动了1830年、1831年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7]掌握政权以后，中产阶级就将政府看成了私人财产。它只关心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很快就满足了自己的私心。对他们而言，花费在考虑私事上的时间远远大于花费在考虑公事上的时间，考虑自己的快乐远远多于考虑国家的荣誉。——作者注[8]路易·菲利普：1773-1850。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之子。七月革命之后，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他取代香波堡伯爵亨利的继承权，成为法国国王，建立奥尔良王朝。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之后逃亡英国。[9]二月革命：发生在1848年2月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全面统治的地位。二月革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10]俄国的皇帝：指当时在位的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11]帕蒙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1807年进入国会下院，之后担任过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的职务，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外交大臣。1855年起两度担任内阁首相。他的政治主张是“对内保守，对外扩张”，两次挑起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2]路易十四：1638-1715。即路易·迪厄多内·波旁，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643-1715年在位，被称为“欧洲君主专制的榜样”。[13]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14]杜伊勒里宫：在卢浮宫西侧，1564年由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遗孀下令修建，是法国君主制和帝制的象征，1883年9月被拆除。[15]莱萨：1797-1875。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活动家，1830年当选上加龙省的众议员，1840年时成为内政部长，1846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871年担任外交部长。[16]基佐：1784-1874。法国政治家，1840年起担任外交大臣，成为事实上的首相，1847-1848年间正式担任首相。在任期间，对内主张自由放任，对外主张成立关税联盟。他的政策招致国内国外的普遍不满，二月革命之后下台。[17]1789年的制宪议会：1789年，法国的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宣言》的基本原则是“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君主专制的要求，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18]路易十八：1755-1824。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795年即位。在当政期间，他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国外生活。[19]拉法耶特：1757-1834。法国贵族，1830年以国民军司令的身份参与建立了七月王朝。他先后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20]米拉波：1754-1792。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人物。1790年之后，他接受国王的秘密酬金，暗中与王宫通信。[21]狄福尔：1798-1881。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是托克维尔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之一。1839年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1845年担任众议院副议长。二月革命之后担任内政部长，后来参加了巴罗的第二次内阁。1875年之后担任过司法委员会的负责人。

第二章

我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参加宴会运动。尽管从保护隐私方面看，我的那些“小借口”并无不可，尽管都是善意的和应该被尊重的，但我依然认为它们不是好借口。这种借口是：我反感和厌恶举办宴会的人的某些做法，使我认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的不良政治企图。[2][3]

当时，梯也尔和巴罗这两个人结成了同盟，议会之中被称为“左翼中心”和“王朝左翼”的两个反对派因此实现了真正的联合。“王朝左翼”这一派里有很多顽固不化的人，似乎不愿意与“左翼中心”结盟，但由于梯也尔许诺将来为他们加官进爵，他们才有所改变，变得温和起来。在我看来，最初巴罗是在利用这一承诺，但到了后来也被这个承诺欺骗了。总之，不论梯也尔和巴罗这两个反对派的领导人因何反对政府，此时他们却变成了最亲密的伙伴。为了换取盟友的胜利，在自己的弱点和品行方面故意装傻的巴罗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同时，梯也尔也任由巴罗在宴会运动中自行其是。我甚至认为，梯也尔和我一样，也不想参加宴会运动，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份责任，却希望能够享受到成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巴罗几乎走遍了法国全境，在每个城市发表长篇大论。与此同时，梯也尔却在朋友的陪伴下待在巴黎。

在我看来，巴罗的行为就像是获得了猎物的猎人，我是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狩猎的，至于真实而主要的原因，我经常对拉拢我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说起。我说：“十八年来，你们第一次寻找中产阶级之外的支持者，向人民发出你们的呼声。假如你们不把人民号召起来，我认为最可能的结果是：不管是统治者本人，还是大多数支持统治者的中产阶级，都会认为你们意欲巩固你们想要推翻的政权，会说你们变得更加可恶了。相反，如果你们号召了人民，你们能预料到这种号召会把你们推向何处吗？我不能预料，你们更不能预料。”

伴随宴会运动持久而深入的开展，这个预言愈发地有可能变为现实而出乎我的期望了。在发起号召的人身上，出现了不安情绪。这种[4]不安是模糊的和不固定的，总会出现在他们的心头。博蒙是他们的主要成员，我从他那里得知，当时全国掀起的宴会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甚至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已经不敢再继续扩大了，而是急于减小规模。他们打算，以后不在巴黎举行宴会，议会开幕以后，也不在其他城市举行宴会。

实际上，要脱离这条危险的道路，他们也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虽然起初他们是被强迫或者被虚荣心驱使才推动宴会运动的，但如果让他们决定不再举行宴会，他们还是有些不情愿。政府利用激将策略让反对派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政府认为这样可以导致反对派的崩溃。反对派毫不示弱，勇敢地走了下去。就这样，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激将、互相推动，一起向着危险的深渊走去。尽管已经接近了深渊，但他们都没有察觉到。

二月革命的前两天，我参加了土耳其大使主持的一个大型舞会。[5]在那个舞会上，我见到了多兰纳。我很尊重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好的交情。虽然党派分歧导致的一切缺点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但在他身上同样具有能够反映真正的激情的诚实无私的品质。在这个只有自私而没有其他感情的时代，诚实和无私是极为少见的品质。

当时，我以我们的交情可以接受的轻松口气对他说道：“亲爱的朋友，表现出你的勇气来呀，你现在扮演的角色可是很危险的啊。”他没有流露出害怕的神情，而是认真地回答道：“一切都会很顺利的，请你相信我，只是有一点儿小风险。你要知道，自由的政府都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他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果断和充满才华的性格。凡是在他视线范围内出现的一切，都被他的才智清晰地观察着，在这种时候，他的视野从不改变。他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有派系的政客，博学、清廉、热情，同时也容易恼怒、有仇必报。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原则，是仿照外国人的，或者是依靠自己模糊的记忆。他总是让自己的思想局限在某个理念里，在这个理念之内积极进取或盲目行事。

相比于反对派对局势发展的担忧，政府的表现与他们大不相同。[6]在这次谈话之前几天，我和内政部长迪沙泰尔有过一次谈话。在过去的八年间，我和迪沙泰尔同一位内阁中的主要人物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争论极其激烈），但争论归争论，我和这位内阁大臣的交情还是很好的。尽管主管外交事务的基佐总是攻击他，但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对基佐极其同情。因此，我也知道，我和他的争论让他明白我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几年前，为了改革监狱制度，我和迪沙泰尔共同战斗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他有了接触，进而建立了亲密关系。他跟基佐完全不同：基佐身材瘦弱，而他身体健康；基佐说话刻薄生硬，而他举止儒雅；基佐的怀疑心很重，而他柔和而冷静。在他强壮的身躯里，包含的是坚韧、细致、周密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帮助他理解政治，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讨论问题，还能够帮助他看清别人的不良企图，尤其能看清他的政党的致命要害，然后很快地加以处理。他待人和善，对人没有偏见和仇恨，对同行亲切热情，但又不卑不亢，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如果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伤，他会时刻准备着承担应尽的义务。总之，你既不能不尊重他，又不能不怨恨他。他就是这样的人。

就这样，在危险即将出现的几天前，我把他拉到会议室的角落里，提醒道：“政府和反对派似乎正在努力让局面发展到使人民受到伤害的地步。”我劝他想出一条摆脱这种趋势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让政府和反对派都有退路，是看上去很光彩的妥协之道。我告诉他，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因为达成妥协而感到高兴，也愿意出面努力说服反对派接受妥协。

他认真地听完了我的意见，这使我相信他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我也清楚地看到，他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他回答道：“现在的局面已经到了我不能找到解决之道的地步。权力在政府手中，他们不会同意妥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反对派也坚持不退让，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在大街上打起来。即使真的打起来，也是我们应该早就预料到的。如果反对派最终激怒了政府，政府自然不会退缩，只会勇敢地迎上去。可以确定的是，胜利是属于政府的。”

之后，他以颇为得意的口吻向我介绍了一些政府已经采取的军事部署的细节，如兵力数量、弹药数量和战略储备等。在和他分别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对于即将发生的动乱，政府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政府不惧怕动乱。内阁也是如此，他们依然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把暗流涌动的动乱视为重新组织四分五裂的朋友和将敌人打到无力还手的机会。我对他说，我和他一样相信他的判断。他露出满怀信心的神情，一本正经地请我一定要相信他。

与此同时，身在巴黎的激进派代表、亲近人民的人和革命党人，为明确地掌握这方面的情况而忙碌着。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动乱的到来。虽然他们怀有的并非热情本身，只是过去出现过的热情的传统，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厌恶某种事态却又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状态，虽然他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获得胜利，虽然他们能够看清和了解自己的支持者，但在即将取得胜利的紧要关头，他们[7]依然紧张不安。拉马丁夫人在革命爆发前夕拜访了托克维尔夫人，看得出来她极其惶恐不安，情绪激动得几近崩溃。她向托克维尔夫人说的话感动了托克维尔夫人，在那天夜里又感动了我。

有人认为，尽管这场革命很奇怪，但实际上并不反常。它的一个特点是这样的：在革命中将要丧失权力的人推动了引起革命的事件，他们甚至渴望爆发革命。相反，在革命中将要获胜的人并没有预料到革命的到来，他们甚至害怕发生革命。可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为了使我能够继续沿着历史的印迹记述下去，我必须对历史的印迹加以梳理。

人们可以回想起下面这件事情。1848年，路易·菲利普国王在议会例行会议的开幕式上批评说，在盲目的或不良热情的驱使下，有些人举办了宴会运动。这个批评将一百多位议会议员全都归为了王权的反对者。对大部分议员们而言，这是一种侮辱，他们的心思早就陷入了混乱，这样的侮辱点燃了他们的各种欲望，使他们丧失了理智。按道理这种时候会发生激烈的辩论，但辩论并没有立即发生。议员们在讨论国王的讲话时，起初都不说话，就连一向张扬的多数派和反对派都保持了克制，就像担心说错话或者做错事一般。

但是，人们的情绪最终还是激动起来了，并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暴力倾向。辩论之激烈像极了不久之后引发革命的战火。一向表现沉稳的反对派辩论好手参与到了激辩之中，他们费尽心思地要说明，参加宴会运动的权利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和必需的权利之一，如果有人表示反对，不仅践踏了自由，还违反了1814年的宪章。

一向潇洒沉稳的政府官员迪沙泰尔被这种情况搞得手忙脚乱。他坚决否认人民可以参加所有的宴会运动，但又不明确说明政府已经决定禁止类似的示威运动。他似乎在引诱反对派再举办一次宴会，以便给法院创造证据。[8]

相比于迪沙泰尔，担任司法大臣的坎贝尔显得更加举足无措，不过，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了。我认为司法官员不应该是政治家，但坎贝尔是我见过的一个例外。虽然担任着司法大臣的职务，但在骨子里还保留着总检察长的派头。他的性格和外貌都极其适合他的职业。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容貌：一张又瘦又歪的小脸，两个鬓角向下凸出，鼻尖和下巴尖也高高地凸出来；眼睛很干瘪，但很有神；嘴唇很薄，紧紧地闭在一起。你还可以让想象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嘴里横着叼着一支有长长的羽毛的笔，就好像竖着的猫胡子。总之，你可以将这种人的样子想象成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食肉动物的模样。他智力正常，不笨不傻，只是性格固执，不知道迁就，终究会因为不能灵活应变而让自己陷入窘境。

在这种环境中，应该将基佐这样的辩论好手放到议会的演讲席上。基佐在议会上的发言有些大言不惭，还有些挑衅，这使得巴罗忍[9][10][11]不住叫了出来，声称查理十世时代的波利亚克和佩罗内都不敢说这种大话。现在我想起来，当我提起这位一贯沉稳和忠诚的人在当时变得怒气冲冲，唤醒人们对1830年革命的回忆，强迫人们记住这些的时候，虽然这件事和我没有瓜葛，但我依然浑身颤抖。

众所周知，这场如同战火一般激烈的争辩的结果是，政府和反对派闹到了法庭上，这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唯一共识。他们双方都接受这样的结局：反对派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宴会运动，政府对此保持默许，让法庭出面审判活动的发起人。

我清楚地记得，这场争辩是在2月12日画上句号的。从这一天开始，革命加速到来了。整个二月份，在激进派的推动下，主张立宪的反对派快速前进，开始了对革命的领导。实际上，真正领导革命的人并不是激进派议员（他们大多没有了活力，变得死气沉沉的），而是一些年轻且充满激情的人，在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他们发表的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一向沉稳的反对派以这种形式加入到了革命派的阵营之中并不奇怪，反对派和革命派长期共同行动，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早就说过，如果两个派别长期为同一个政治目的开展合作，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只顾及手段和目的两者之一的派别，将接受两者都能顾及的派别的领导。这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对革命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件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宴会运动的纲领的制定，二是对内阁大臣的不信任案的制定。

2月20日，反对派掌控的报纸上出现了以下一个宴会的纲领为名[12]义的一份宣言，号召人们发起大规模的示威，呼吁国民自卫军出席宴会开幕式。在人群中出现一个传言：三天以后，临时政府就要颁布法令。之前被支持者指责默许宴会运动的内阁，此时认为应该撤销原先的那项禁令，于是发出通告，表示将动用武力阻止宴会运动。

内阁的这个通告给斗争开辟了战场。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变身为暴动纲领的宴会宣言，是在那些认为自己依然领导着宴会运动的议员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草拟和发布的。在一个由激进派和记者参加的夜间会议上，这份纲领被匆匆忙忙地炮制了出来，在第二天读报纸时，反对派的领导人才看到它。

都看一看吧，这些事情是怎样推动和发展的！曾经谴责过这份纲领的巴罗，为了避免对与自己一同奋斗的人造成伤害，没敢否认这份纲领。其他人也大都如此。后来，愤怒的政府在禁止宴会运动时，面对即将发生的内战，巴罗选择了退却。他没有参与这项危险的运动，但他不仅对沉稳的意见进行了妥协，也向极端的意见作出了让步，又提出了对内阁大臣的不信任案。他一面声称政府禁止宴会运动违反了宪法，一面又替打算武力攻击政府的人做辩护。

之前一直认为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且不想参加革命的激进派领导人，此时为了表示自己与盟友反对派有所不同，认为应该在宴会上发表倾向革命的激进演讲，以鼓动引起革命的激情。此时，亲近王朝的反对派已经不再对宴会运动抱有希望，但为了表示对来自政府的挑战绝不退让的姿态，仍旧尽全力扑向这条危险的道路。原本认为应该有所让步的保守派，在少数几位领导人的号召和其他派别的暴力行为的推动下，居然开始否认人民有参加宴会的权利，同时还拒绝接受改革的建议。

如果想了解人们不顾自身意愿地将自己和别人推到什么地方，如果想了解现实是怎样制约世界的命运的，如果想了解主宰世界命运的人的意愿是怎样像风筝一样被制约的，就要做好在党派斗争掀起的风暴和漩涡中长期生活的准备。[1]宴会运动：法国资产阶级组织的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宴会，在宴会上公开发表演说和政治性的祝酒词，是群众性政治集会的一种形式。1847年，宴会运动再起高潮。1848年7月7日，巴罗在巴黎组织规模宏大的宴会，引起轰动，此后，宴会运动在全国蔓延。宴会运动起到了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作用。[2]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革命之后，先后担任过内阁部长和首相等职，路易·拿破仑·波拿马政变后退出了政治舞台。1863年复出，1871-1873年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后来被迫辞职。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呈明显的两极化。[3]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参与了七月革命，是七月王朝的左翼领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成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成员，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出任总统。后来，他出面组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首届内阁。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4]博蒙：1802-1866。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好友兼政治盟友。1839年当选为萨尔特省的众议员，成为王朝反对派的一员。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他于1849年接受托克维尔的劝说，出任法国驻奥地利大使。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发动政变后被捕，后来回到家乡。[5]多兰纳：1798-1881。法国作家、政治家。[6]迪沙泰尔：1802-1867。七月王朝内阁的常客，在1840-1848年间一直担任内政部长。[7]托克维尔夫人：即托克维尔的妻子。名叫玛丽·莫特雷，英国人，生于1799年，1835年与托克维尔结婚。[8]坎贝尔：1799-1887。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律师之一，1847年担任司法部长。[9]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824-1830年在位。七月革命发生后，他被迫逃往英国，后来去了意大利。[10]波利亚克：1780-1847。法国政治家，查理十世的首相，七月革命后出逃，后遭流放。[11]佩罗内：1778-1854。查理十世的大臣，是引发七月革命的几道敕令的副署人之一。[12]国民自卫军：接受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民兵组织，1789年在巴黎组建，有4.8万人，随后其他地区争先效仿。1871年被梯也尔政府强行解散。

第三章

在我看来，2月22日这一天没有能够让人感到不安的理由。尽管大街上挤满了人，但我认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看热闹的观众，或者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人，他们并不想暴动。资产阶级和士兵相互开着玩笑，普通平民也没有高声抗议和叫骂，他们发出的声音主要是冷嘲热讽。我知道，这种表面的假象是不能相信的。一般而言，热衷于暴动的都是巴黎街头的流浪汉，他们就像假期里的学生那样，兴高采烈地参加到这种活动之中。

我来到了议会，从表面上看，议会里也显得极为平静，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平静，你才会感受到暗中波涛汹涌的激情。从早晨开始，只有议会是巴黎城唯一一个听不到在整个法国正呼喊着的令人不安的声音的地方。此时，议员们正无精打采地讨论在波尔图地区开设银行的事宜，其实这根本称不上是讨论，因为发言的只有台上的发问者和有责任回应他的人。

迪沙泰尔告诉我说，一切都会顺利地运行下去。在说这些的时候，他显得很有信心，也很兴奋，但我无法完全相信他的话。他说话的时候摇头晃脑，还不停地耸耸肩膀，在这一天里，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出现的频率比其他时候高得多。这个小小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没有到巴黎市区的很多地方看过，但我其实是知道的，在那些地方的确发生了严重的骚乱，甚至有人被打伤或者打死。人们对此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显得无动于衷，没有人有像数年前看到这些情景时的那种反应了。但是，人们的情绪还是很激动。[1]

正好就在这一天，我受邀前往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保罗米埃家中吃晚饭。在到达他家前，我费了一些工夫才穿过在街头警戒的军队。保罗米埃的家里很乱，他的妻子怀孕了，由于受到窗外骚乱的惊吓而早早入睡了。尽管饭菜很丰盛，但来宾很少，他邀请了二十多个人，结果只来了五个人，没来的人有些被堵在了路上，有些则是因为忙碌得脱不开身。我们几个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坐到了丰盛的饭桌前。当时，我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时代多么奇妙啊！谁也无法确保在我们吃晚饭的瞬间会不会突然爆发革命。[2]

在座的几个人中，有一位名叫萨兰德鲁的先生。他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一个大商场，从事地毯生意。这位年轻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之所以能引起政界的注意，完全是因为他拥有的财富，而不是名望。因此，当他要表现他的保守立场时，凭借的不是他在反对派阵营中的微弱影响力，而是到处发牢骚。以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让人们注意他。

在最后那场讨论国王演讲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这个修正案得以通过，内阁将就此垮台。在人们普遍关注这个修正案的那段时间的一天晚上，萨兰德鲁应邀出席了在杜伊勒里宫举行的一个晚会。他认为，在这个晚会上，他不会一如既往地被冷落。果如他所料，路易·菲利普国王在看到他的第一时间就迎了上来，亲切地拉着他坐了下来，用兴奋而又热情的语气与他谈起了他的财富和产业。这位年轻的众议员认为，等谈完了个人事务，国王就将和他谈论那个修正案了。他觉得，这种谈话顺序是国王笼络人心的技巧，因此并不觉得奇怪。

然而，他错了，在谈了十五分钟地毯的生意之后，国王还是不打算改变话题，这让他有些疑惑了，好像自己只在地毯生意上是国王的臣民。虽然他不知道这是国王故意摆的迷魂阵，但他的确害怕遭到报[3]复了。他告诉我们，埃米尔·吉拉丹对他说，七月王朝在两天之后就不存在了。尽管我们都认为这不是危言耸听，但实际上都觉得是危言耸听。事实证明吉拉丹是个准确的预言家。

2月23号一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才知道巴黎的平静已经被不断扩大的动乱代替了。一个小时后，我赶到了议会。由于步兵封锁了议会大厦一带的道路，骑兵也排列在议会大厦的围墙外，因此这里还保持着平静。进入议会大厦，气氛就变得紧张了，但人们还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在规定的时间，议会开始开会。今天的会议已经没有勇气表演昨天的那种闹剧了，会议得以正常进行。除了不断接到大街上动乱发展的情况报告和静观事态的发展之外，时间在焦虑不安和无所事事中流逝。有时，会有高亢的军号声从围墙外面传进来，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只是围墙外的骑兵在自我解闷而已。围墙外骑兵们欢快的军号声，与围墙内人们焦虑不安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气氛似乎更加紧张了。于是，有人命令骑兵们停止吹奏军号，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这种令人烦躁的音乐。

为了改变沉默和冷清的会场氛围，会议决定，每个发言的人都必[4]须大声说话。来自巴黎本地的众议员瓦万就目前巴黎的局势对内阁提出质问，这场质问和答辩延续了三个小时。此时，基佐出现在了会场入口处。只见基佐以坚定而又傲慢的步伐走进会场，继而登上演讲席。为了不让人们发现他低着头，他特意仰起了头。他只说了一句话：国王将要召见莫莱，授权他组建新的内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突然的变化。

反对派的议员依然坐在椅子上，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已经获得了胜利，因此热烈地欢呼着。此时，他们的领袖却异常平静，细心地谋划应该怎样借助这场胜利拉拢对他们可能有帮助的多数派。对于多数派而言，这个结果是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备感不安，他们就像随风摇摆的墙头草，不知道该投向哪个阵营。之后，他们起身走下半圆形的台阶，有的围着内阁大臣要求解释结果为什么是这样，有的则和其他议员挥手告别，有的挥着拳头高声抗议。抗议的人群谴责说，在这种情况下抛弃政治盟友是卑鄙的行为；还有人提议，闯进杜伊勒里宫去，要求国王改变主意。

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表示诧异，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且在最敏感的个人利益上也吃了亏。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导致内阁倒台的事件会让他们破产，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女儿没有了嫁妆，或者儿子的仕途受挫。这些损失，会让他们不能再趾高气昂地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靠溜须拍马拥有了官职和财富，以后还要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现有内阁已经有八年的历史了，在这八年中，他们习惯了依靠内阁生活。说到他们依靠内阁的方法，那就是在八年的时间里练就的阿谀奉承的本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在我的身边走来走去，静静地看着他们的样子，由于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脸上表现出贪婪、惊讶、愤怒和惶恐的神情。在内心深处，我将他们——这些议会议员们——比作猎犬，他们嘴里叼着一块猎物，可能马上就要被猎人夺走了。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反对派议员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经验，才有上述种种丑陋表演的。如果深究大部分保守派成员维护内阁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同样，如果深究大部分反对派成员攻击内阁的原因，也只是为了获得地位和利益。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真实情况是：在法国，在政府部门任职和依靠国家的税收生活，已经成为了公民社会民主中的一大弊病，是公民社会的民主集中和政府公权过分集中造成的一大弊病，也可以说是已经吞噬了旧政权[5]和即将吞噬新政权的暗藏的一大弊病。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弊病归结为某个党派的特有病症，是不全面的。

动乱逐渐地被平息了，同时，动乱的起因也被查了出来。国民自卫军第五团有个营倾向叛乱分子，这个营的几名军官向路易·菲利普国王做了汇报，结果引起了动乱。在知道出现了动乱之后，国王——他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但却是我见过的最喜欢改变行动的人——马上作出决定，在没有经过任何仪式和讲话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两分钟就解散了效忠他长达八年的内阁。

议会很快就结束了会议，议员们忘记了内阁的更替之事，也忘记了这场动乱。

我和狄福尔一起离开了议会大厦。我注意到狄福尔显得心事重重，但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很快就理解了他的心事：作为反对派领导人的他，即将成为新一届内阁的大臣，然而，在他面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在他利用他的朋友之前，他必须想清楚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狄福尔有一种略显阴险的打算，这种打算使他愿意接受这种思想。同时，他还有一种诚实的野性，这又使他不愿意将这种思想隐藏起来。他为人坦率，而且极其善良，比其他几位有资格成为内阁大臣的人都善良得多。对于自己能够获得权力一事，他有十足的把握；对于实现自己的目的，他有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热情。在他看来，莫莱容易给人留下自私自利和见利忘义的印象，而他则不然，他给人的印象是既诚恳，又亲切。

在与狄福尔告别之后，我立即去拜访了博蒙。拜访他的人很多，而且每个人都很兴奋，但我却兴奋不起来。不过，我认为与这些人的聚会，可以让我对我愿意尽兴交谈的人说说我不兴奋的原因。我说道：“内阁刚刚被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推翻了，所以，新的内阁一定会按照国民自卫军的喜好执政。这里的每个人都因为内阁的倒台而兴奋不已。可是，有人知道吗，被打倒的其实是权力本身。”对于悲观的政治观点，博蒙没有深刻的体会，于是，他告诉我说：“你一向都是这么悲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为获得胜利而感到高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以后的事情。”

博蒙夫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谈话之中。看得出来，她也被她丈夫的激动之情感染了，不过她并没有党派分歧造成的那种坚决的冲动。这是一位优雅和富于魅力的女人，在她的心中，当然没有恶意和仇恨。她是我见过的将女人的天性表现得最到位的女人之一。

自始至终，我都反对博蒙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与其将最终出现的偶然事件视为偶然事件，不如将它看成是重大事件，重大到足以改变所有事物的原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能够发表这样的看法感到满意，这证明我没有被狄福尔所迷惑。权力不会被我们中间派所掌握，因为给统治工具打上烙印的过程是异常激烈的。我曾经有过预言：虽然仇视我的一个党派失去了政权，但得到它的将是另一个仇视我的党派。[6]

朗瑞内邀请我参加晚宴。朗瑞内是我的好朋友，在此后的篇幅中，我会多次提到这个人。参加晚宴的人很多，在政治方面的立场又各不相同，其中的几个人对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的结局表示满意，还有一些人则显得顾虑重重，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虽然动乱已经停止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有机会，就会以新的形式再次爆发。从市区传来的消息似乎也在佐证这种意见。终于，欢呼声取代了战斗的呐喊声。[7]

在座的众人之中，有一位名叫博塔里斯的人，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侄子，在几天之后，他担任了巴黎的总检察长。遗憾的是，他不仅智慧一般、品行一般，而且还缺少他叔叔的沉稳平和。相反，他野蛮而粗俗，这不仅使他具有了很多错误的思想，还学到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偏激主张。尽管他与被称为“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人过往甚密，但我可以打保票，他对革命的期待程度不会超过今晚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在这种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跟大部分朋友是一样的。至于追究是谁策划了这种事件简直是浪费时间。一般而言，依靠人民的激情实现的革命，是人们希望的事情，但不是事先计划的事情。如果有人非要说事先进行了策划，那他一定是打算凭借这种说法获得好处。人们在精神方面的一种通病自觉引发了革命，同样，这种疾病也能在任何人都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将局势推到深渊。至于那些号称策划和领导了革命的人，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唯一的功劳与发现未知新大陆的冒险家的功劳相似。简单说来就是：风能将你刮到哪里，你才敢走到哪里。

我很快就离开了朗瑞内的宴会，之后就回家了。我住在马德莱娜大街，离外交部很近，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听到影响了后来的局势的那些枪声。这一夜我睡得很好，在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身处七月王朝的末期了。[1]保罗米埃：1811-1887。法国律师，1846年当选为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2]萨兰德鲁：1808-1866。法国企业家，从事地毯生意。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为众议员。[3]埃米尔·吉拉丹：1806-1881。新闻记者，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为众议员。[4]瓦万：1792-1863。巴黎众议员。[5]它像一种已经不可救药的内在疾病，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外在形式，直到不再向外表露。——作者注[6]朗瑞内：1802-1869。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是托克维尔的好友兼政治盟友。1838年当选为下卢瓦省的众议员，1839年曾短暂地担任过农业部长。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7]博塔里斯：1801-1855。律师，1848年起担任总检察长。

第四章

第二天是2月24日，我刚走出卧室，就遇见了刚刚从外面回来的女佣。我的女佣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当时她却失去了常态，哭泣着向我诉说了一大堆混乱无章的话，我只听明白了其中一点：政府屠杀穷人。我立即走出房门，想到大街上去看一看。然而，还没有走到大街上，我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革命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既没有行驶的马车，也没有漫步的行人；既没有开门营业的商铺，也没有沿街叫卖的小贩。在一些民宅门前，人们聚集在一起，神情惊恐地低声交谈着，恐惧和愤怒使他们的脸上没有了正常的颜色。一个国民自卫军士兵从我身边急急忙忙地走过，我追过去跟他攀谈，希望能打听到一点儿消息，但除了“政府屠杀人民”之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到。他向我补充说，国民自卫军会处理好这些情况。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几句，简直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说。

我清楚地知道，七月王朝犯下这样的罪恶，就是要说明它具有令人震惊的残忍本性。我相信，这个政府是所有腐败政府中的一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现今存在的政府中最不血腥的一个。我做出这样的披露，只是要揭发依靠妖言惑众的方法进行革命的行径。

我直接朝着位于相邻街道上的博蒙的家奔去。在博蒙家，我知道了昨天深夜国王召见了他的事情。随后，我又去了莱萨的家，同样听[1]到了国王召见博蒙的消息。在见到科尔赛勒时，他向我叙述了他的见闻，但他说的比我的女佣还要乱。一个处在革命之中的城市，就像一个战事正酣的战场，被人们看在眼里的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会被当成重大的事变。

从科尔赛勒口中，我知道在卡皮辛内大街的确发生了枪杀平民的事情，这种毫无意义的暴行和局势的动荡使得莫莱拒绝组建内阁。后来，梯也尔、巴罗和其他几位最终同意进入内阁的人也被国王召进了王宫。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说一遍。我问科尔赛勒，针对目标的局势，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稳定民心。他说道：“莱萨先生告诉我说，政府计划撤出除了国民自卫军以外的所有驻扎在巴黎的军队。”这是他本人的意见。我曾经多次指出，人们之所以在政治上屡屡失败，是因为太过怀念过去。

发动1830年革命的那批人就是在此时出面阻止1848年革命的那批人的。他们回想起1830年发动革命时的情景，正是因为抵制了军队，他们才得以继续前进，最终取得成功。但现在的情况却与1830年时截然相反，被查理十世解散的国民自卫军又出现了，甚至可能会成为阻挡他们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他们采取了与当年查理十世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措施，却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尽管人性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但人们的热情和历史局势却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两个时代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肯定是有区别的。即使你能够将一幅陈旧的画作塞进一个崭新的画框之中，但人们仍然能看出它是旧的。

我和科尔赛勒就目前的危局聊了片刻之后，就一起去拜访了朗瑞内，之后，我们三个人又一起去拜访了狄福尔。狄福尔当时居住在勒佩尔蒂埃大街的一幢房子里。我们是走着去狄福尔家的，一路上看到了一片奇怪的景象。尽管快到九点了，但大街上几乎鲜有人迹，更听不到人们说话的声音；街道两侧的一些店铺已经坍塌了，另外一些店铺正在坍塌；路旁的大树也倒在了路上，看上去好像是被人力弄倒的。的确，破坏树木的行为是有人有意为之，他们偷偷摸摸地费尽力气将这些大树放倒，就是为了给即将发动革命的人提供搭建堡垒的材料。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问题，对于干这些事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在喜欢闹事的本能驱使下进行的一次尝试，为的是尝试一下在理论之前采取行动的滋味。对他们而言，这的确像是完成任务似的一种训练。

在我所见的所有奇怪现象中，这种令人窒息的寂静最让人记忆深刻。在这种氛围中，我发现，相比于做好事的热情而言，人们做坏事的热情更有作用。我喜欢在这样的场合看到满怀激情的民众。我记得，我一面指着倒在地上的树木让朗瑞内看，一面跟他说了一句我一直想说的话。我说：“请相信我吧！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再是暴乱了，这是革命！”

狄福尔向我们讲述了昨天傍晚和深夜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他讲述的都是与他有关的那一部分。他说，起初，莫莱邀请他出面协助他组建内阁，后来，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了，莫莱明白，不论由谁出面组建内阁，都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几分钟之后，莫莱向国王汇报了他的看法，国王立即让人找来了梯也尔。梯也尔表示，如果让他出面组建内阁，就必须让巴罗协助他。除了这些之外，狄福尔知道的情况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差不多。由于我们不知道以后的局势会怎么发展，因此也就不能做出任何决断，只好一起从狄福尔家出来，去了正在开会的议会。狄福尔始终没有出面组建内阁，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我明确地知道，他不是由于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组阁的，因为此后的他表现得一直很镇定，即使在局势变得非常糟糕的时候，他依然镇定如初。我认为，他之所以打算秘密搬离巴黎，完全是为了家人的安全考虑。他是一个既能为个人利益考虑，同时也能为国家利益考虑的人，而且在这两方面他都表现得很坚定。然而，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优先考虑的却是个人利益。同时具备多种德行的人是很少见的，因此，评判一个人，不能只分析他对自己的同胞及同事的态度。

就在我们在狄福尔家中说话的这段时间，我们来时经过的街道被筑起了很多堡垒。当我们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加固那些堡垒，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是有心，加固堡垒的态度很是认真。他们很自觉，也很勤劳，就像一群努力工作的善良工人，与那些因为犯罪而坐牢的犯人的劳动完全不同。人们都安静地看着他们，没有人阻止他们，也没有人帮助他们。曾经在1830年的巴黎街头出现过的热闹鼎沸的场景，在这次却怎么都没有见到过，因为人们现在的目的是要完全摧毁政府，而不是像1830年那样推翻政府。

在我独自一人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支向圣玛德莱娜教堂方向撤退的士兵。人们都将他们视为打了败仗的逃兵，谁都不和他们说话。这支队伍走得很慢，也很分散，士兵们全都低着头，显得羞涩而惊慌。如果有士兵落在了大部队后面，很快就会被人缴械，快得就像是瞬间发生的事情。[2]

我回到家时，正好遇到了哥哥爱德华一家人。爱德华一家住在巴黎郊区的蒙马特尔，昨天夜里，那里打了一夜的枪，他们不堪其扰，决定天亮之后立即到城里来。在他们来的时候，街面上已经遍布堡垒，他们绕过了很多堡垒才来到这里。表姐也跟随他们一起来了，但表姐遭到了极大的不幸，丈夫死了，女儿也被人强暴了，以至于她的脑子一直都是昏昏沉沉的。她的丈夫是一个眼里只有工作的坚强的好男人，但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胆大的女伴能够在革命期间给你提供无限的力量，而胆小的女伴可能成为麻烦或者累赘，即使她有一颗鸽子般的心也是如此。

表姐不停地痛哭和叹息她个人悲惨的遭遇，对当前的国家大局毫不在意，这让我感到极度厌烦。我的表姐没有什么城府和深度，心事和感情都写在脸上，但她却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纯洁的人。尽管她的内心显得有些冷漠，尽管她的思想有些片面，但这些冷漠和片面被控制在一种毫不害人的个人主义之内。这种个人主义要求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自己，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总之，她是一位最善良的女人，但不是最好的国家公民。

我希望她能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如此一来，我也可以摆脱她带给我的烦躁和困境了。于是，我建议她从离我家并不算远的凡尔赛车站坐火车离开巴黎。她告诉我，她不愿意继续留在巴黎，又不愿意离开巴黎，因此犹豫着下不了决心。面对她的这种态度，我也无计可施了。最后，我用近似强制的办法把她和家属们平平安安地送到了凡尔赛火车站。之后，我就独自回来了。

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阿弗尔广场时，我见到了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也许他们已经分散到巴黎的各个角落，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他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前进的步伐也有些犹豫，道路两旁有一些流浪汉跟在他们旁边，一边走一边高呼“改革万岁”，他们听见了，也高呼一声“改革万岁”，但声音很低哑，好像很不情愿。他们中的很多人我都认识，因为这个营就是我所在的街区组成的，但我却叫不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看到我之后，他们围住了我，向我打听消息。我告诉他们，国王已经改组了内阁，遭受他们指责的一切弊病都会得到改善，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政府都会努力做到，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任由混乱的局面延续下去，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阻止这种局面。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会听从我的这些话。他们对我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既然政府由于自身的错误而陷入了困境，那么就让它尽力走出困境吧。”我说道：“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们不认为应该有所行动的是你们，而不[3]是政府吗？如果巴黎没有了政府，陷入了混乱，那么整个法国就都会混乱不堪。你们觉得，这种局面只能让国王和政府受罪吗？”

我不能说服他们中的哪怕一个人，反而引导他们说出了这种令人吃惊的话：既然政府犯了错，那么政府就应该独自受难，我们不愿意为将局势闹到这种境地的人进行屠杀。然而，这的确是有着各种贪婪的欲望的中产阶级的意见，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如此。通过中产阶级的表现形成的舆论，反过头来指责政府放纵中产阶级，让它最终竟然与政府作对。

就在此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慨（这种感慨此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历届法国政府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政权的支撑点安放在某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上。事实上，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这样做才可能获得成功，这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愿意关心国家大事，愿意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在法国，如果政府遭到大部分民众的反对，那么，将它推到这种困境的那个阶级，就会反过头来和人民一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乐于放弃特权，也绝不捍卫特权。曾经以团结著称的旧贵族阶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要知道，相比于现在的中产阶级，旧贵族阶层要更高明许多。在最后关头，他们带头指责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怒斥自身的弊端。这种行为使普通民众拍手叫好。据此，我认为，综合多种因素，今后如果要维护政府，可以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政府要遵照全体人民的意志管理社会。我还认为，如果现在的政府能够采纳这个建议，国家也一定会平稳安定。

虽然我还没有接到有关议会开会时间的相关通知，但我猜想在十一点应该要开会了，于是立即朝议会大厦赶去。在经过查理十五广场时，我看到有几个享有特权的骑兵团占领了广场，但并没有聚集的人群。呈现在我眼前的这支部队规模庞大、军容整齐，我立刻想到，他们之所以从混乱的大街上撤到这里，是为了参与保卫杜伊勒里宫和议会大厦。一位骑着马的陆军少将带着参谋站在方尖碑形的纪念塔下方。[4]走到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时，我才看清楚这是贝多将军。不久前，他刚刚从北非战场调回巴黎，后来赶上了旨在摧毁七月王朝的革命。在之前一年，我和他在君士坦丁堡有过短暂的接触，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一段交情。

很快，贝多就看见并认出了我。他从马上跳了下来，快步跑到我身旁，伸出手来跟我握手。看着他的样子，我确信他的心情很激动。然而，他说出来的话更让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激动。他的表现并没有让我感到吃惊，我认为，在革命期间，军人是最容易头脑发热和暴露缺点的群体。事实上的确如此。他们手握重兵，最拿手的就是与同样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队较量；当他们指挥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善良的人民时，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人民制造的危机时，当他们看着迟疑不决的士兵时，会显得不知所措，尴尬万分。毫无疑问，眼前的贝多就陷入了这种处境。然而，没有人能够知道结果会如何，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群是怎样冒着被骑兵击中的危险冲进议会大厦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又是怎样废黜国王、选举临时政府的。

对贝多本人而言，他在这种时刻起的作用很可悲的，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必须先谈谈贝多的品行和动机。在这次事件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因此，在谈论贝多的时候，我算是一个知情人。他接到过不许参加战斗的命令，也严格地执行了命令，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结合现实的情况，他完全可以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贝多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也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一旦作出决定，他会坚定地向着目标前进。他也有许多严重的缺点，比如做事懒散、缺乏自信和不敢涉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从各个方面考虑该怎么办，而且还总是从最棘手的方面考虑。这使得他把最好的时机都浪费在空想和空谈上。他为人正直、做事稳重、慷慨善良，要知道，对一位在非洲经历了十八年军旅生涯的人而言，能保持这些品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是军人群体中少有的品行端正的人，谦虚诚实，甚至有些心慈手软。不过，他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并经受过这方面的考验。他与奥尔良家族没有联系，因此不会在罪恶动机的驱使下背叛自己的国家，不会像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或者奥尔良家族的先祖那样背叛自己的主人。他唯一的不幸是被牵扯到了一场宏大的政治事件当中，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并不突出，但处理好这种事件却需要有特有的革命才能。革命的才能是能够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的一种能力。在一些涉及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中，贝多的生平遭到了大量负面攻击，这让他备感痛心，每当听到人们议论那些事情，他就会觉得更加痛苦。

就在他向我诉说他的困境，并向我阐述他认为反对派应该站出来[5]平息民愤的观点的时候，从香榭丽舍大街两侧的树林中走过来一群人，向我们这边走来。看到这番情景，贝多立即拽着我迎了过去。在距离他的骑兵部队有一百多步远的地方，贝多停了下来，向这群人发表演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腰挎军刀的军人发表这种性质的演说。

在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时，我发现那群人正慢慢地向我们围了过来，很快就把我们围了起来。越过最前面的那几个人，我看到人群后面已经开始有些骚乱了，此外，我还听到人群中有人低声议论说“他就是比诺”。于是，我凑到贝多耳边，小声说道：“我比你有更多处理这种局面的经验。你千万要听我的话，赶快回到你的骑兵当中去，否则恐怕过不了五分钟，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他听了我的话，巧妙地摆脱人群走远了。在贝多离开之后，那群人立即着手实施破坏，捣毁了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治安岗哨。

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从人群中挣脱出来，就在我要离开这群人时，其中一个从外表上看像是工业中产者的矮胖男人问道：“你要去哪里？”我回答说要去议会大厦，之后我还补了一句“改革万岁”，之所以喊这句口号，完全是为了向他表示我是反对派。我问他：“难道你们不知道基佐内阁已经下台了吗？”他用手指了指杜伊勒里宫，然后用轻浮的口气说道：“当然知道，但是我们想要得到更多。”[1]科尔赛勒：1802-1892。托克维尔的政治盟友，1839年当选为奥恩省的众议员，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后来又复出。[2]爱德华：1800-1874。即爱德华·托克维尔。七月革命之前是查理十世的侍卫，七月革命之后淡出政界。[3]我愿意建议你们，应该在政府之前行动起来。我认为，“如果巴黎没有了政府，陷入了混乱……”——作者注[4]贝多：1804-1863。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将军。二月革命期间，他接受命令带兵镇压革命，还参加了对六月事变期间中叛乱分子的镇压，并因此负伤。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他先是被捕，后被流放到比利时，1859年回国。[5]香榭丽舍大街：又名爱丽舍田园大街，法国巴黎最著名的一条大街，被视为法国最美丽的大街。

第五章

我来到了议会，但是议会并没有开会。议员们都聚集在走廊里，围在一起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谁都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这根本就不像是议员在开会，更像普通民众的赶集。此时的议会已经没有领导人了，多数派和反对派的领袖没有来，原先的内阁大臣躲了起来，新的内阁大臣又没有产生。有人大声叫嚷着要求开会，但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提议罢了，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议长拒绝开会，按照他的习惯，如果没有接到命令，那他就什么都不做。因此，由于没有人给他下达命令，他就叫议员们都散了。有人怂恿我去找议长提议开会，我照办了。一般而言，如果是没有任何重要性的小事，在接到提议之后议长会立即有所行动，但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他如果无动于衷也是不难理解的。

我找到这位表现优秀的人物——尽管他总是做一些背信弃义的事情，总是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总是犯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还有一些作为善良之人不应该具有的小缺点，但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人。当时，他正独自一人在宽敞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显得很激动。众[1]所周知，议长索泽是一位体形高大富态的人。每当他感到紧张或者不安的时候，他会发疯似的挥舞着那两支短小的胳膊，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将双臂举过头顶向人呼救。

在我和他谈话期间，他显得紧张不安，坐立不定，先是走来走去，然后又突然站住，将一只脚扭到屁股底下坐了下来。他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总是如此。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走来走去，然后又坐下来。如此反复多次，却始终没有说哪怕一句有价值的话。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让这样一个愚笨的人在议会任职议长，简直是奥尔良家族的一大悲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个没有羞耻的人是如何表现他最坏的作用的。

尽管索泽向我解释了很多不能开会的理由，但真正能够说服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可惜他没有说出这个理由。我发现他没有任何主意，甚至连一个不成熟的主意都拿不出来，我就断定，让这样一个人领导议会必然会加剧议会的混乱。我告诉他，我认为相比于召开会议，想办法保卫议会的安全更重要。最终我决定去向内政部请求援助。[2]

就在我将要穿过波旁宫广场时，看到两个大喊大叫的人带着混乱的人群走了过来，我马上就认出那两个带头的人是巴罗和博蒙。他们把帽子低低地扣在头上，帽檐儿几乎遮住了眉毛；他们面无表情，神情呆滞，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就像是两个即将被押往断头台的胜利者。我快步跑了过去，询问博蒙发生了什么事情。博蒙凑到我的耳边，低声告诉我：国王宣布退位了，现在已经逃出了巴黎；综合各种情况[3]分析，被派去向叛乱者通告国王退位消息的拉莫里西安可能遇害了，因为有军官从远处看到拉莫里西安从马上摔了下来；所有人都四散溃逃了，他和巴罗打算到内政部去，将那里作为继续活动的基地，此外，还要在某个地方设立一个处在国家权力和叛乱势力之间的机构。

我问博蒙：“那么，你们打算怎样保卫议会的安全呢？”博蒙笑了，他觉得我的想法很幼稚，好像我在要求他保卫我的私人财产一般。他粗鲁地回答道：“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议会？议会可能是有用的吧，可是，现在这种局势，有谁会去破坏议会呢？”

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他的确错了。是的，此时的议会陷入了没有力量的困境之中，议会的多数派被人们忽略了，少数派却得到了追捧。可是，博蒙忘记了一件事情：在混乱的革命时期，权力机构和外部事件本身能够唤起人们的法律意识，这种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无政府状态和动乱的局势中，人们才会想到借助某种力量挽救或彻底废除业已遭到破坏的宪法，这种力量就是原有制度留下的框架或残余部分。如果议会宣布实施摄政期，那么议会的行为可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但还是会受到欢迎。此外，如果在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之中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跟着巴罗和博蒙去了内政部。原先跟在他们身后的乱糟糟的人群也来到了内政部——应该说，他们是吵吵嚷嚷着挤进了内政部，挤进了内政大臣那间狭小的办公室，迪沙泰尔刚刚从这里被撵走了。巴罗试图将这群人赶出去，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发现，这群人的意见并不统一，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共和派，另一部分人则是立宪派，持有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他们和我们三个人之间、他们两个派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这个空间太过狭小了，又挤满了吵吵闹闹的人群，所以环境很快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在最危急的时刻，巴罗都有如常发表长篇大论的本领；而且，即使遇到最为滑稽的场面，他也能保持严肃的态度，让人们揣摩不到他的心思。然而，此时此刻，他的这些本领也只能暂时地镇住吵闹的人群，并不能让人群停止争吵。面对眼前混乱而荒唐的情景，我感到失望和厌烦，于是就离开那里，准备返回议会。要知道，他们随时可能改变争论的主题，随时都可能发生肢体冲突。

在我到达议会大厦的大门口时，看到很多人边跑边喊着“奥尔良[4]公爵夫人、内穆尔公爵和巴黎伯爵来了”，我以为议会大厦里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于是立即快步登上台阶，急急忙忙地闯进会场。我看到背对着主席台的地方有三个人，他们就是奥尔良公爵夫人、内穆尔公爵和巴黎伯爵，他们的确来了。

奥尔良公爵夫人穿着丧服，平静地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夫人之后，我有些兴奋了，这种感觉可以将勇气转变成英雄气概，让人远离恐惧。巴黎伯爵还很年轻，完全没有王子的样子。内穆尔公爵站在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巴黎伯爵的旁边，他穿着笔挺的制服，看上去就像一位威严的将军，让人觉得他是冷漠和生硬的。我觉得，真正可能遇到危险的只有内穆尔公爵一个人。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始终让我感受到他的一种奇怪的气势，这种气势顽固而低沉，不会给他带来好运。与其说这种气势会威慑到敌人，倒不如说会让自己和战友丧失勇气和信心。如果遇到最危险的情况，它只能帮助他体面地死去。

在这三个人周围站着跟他们一起进入议会会场的议员、国民自卫军士兵和部分群众。主席台上空无一人，主席台下是记者和吵吵闹闹的群众。眼前的这幅情景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群众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叫喊声。

这种场面是最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在此之前，或者说从国[5]民公会时代开始，议会的旁听席上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安静的旁听席是法国议会的常态，但此时已经被完全改变了。此时，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议会的活动受到了压制，但还不至于被完全压死。

到场的议员越来越多，但各派的核心领导人依旧没有出现，我听到很多人都在打听巴罗和梯也尔的踪迹。我不知道梯也尔的态度如何，但知道巴罗一定会有所动作。我走出会场，拜托一位朋友立即去见巴罗，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得知这些情况之后，他将很快赶来。据此，我可以向所有人宣布，他没有害怕。

我环顾四周，看了看会场内的形势，然后快步走到位于高处中间偏左的一个座位上坐下。这个座位是我经常坐的地方，我有一个守则：在危机时刻不仅要参加应该参加的会议，而且还应该坐在经常坐的座位上。

混乱的讨论随之展开。在喧闹之中，后来成为我的内阁同僚的拉[6][7]克罗斯拼命地喊道：“请迪彭先生讲话。”迪彭应声答道：“不！不！我没有要说的话！”其他人高喊道：“没关系，说吧！”得到鼓励的迪彭终于走上演讲席，直截了当地提议恢复1842年的法律，并提议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官。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旁听席上的人也欢呼了起来，走廊里依然乱糟糟的。聚集在走廊里的人原本并不多，此时却挤进来了很多人，让人心生不安。人群虽然没有成群结队地挤进会场，但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慢慢进到会场里了。他们大部分都是下层平民，有些人的手里还拿着武器。

我坐在高处，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随着进入会场的群众越来越多，我觉得危险越来越大。我看了一下会场，想找到一个有能力阻止[8]危险局面不断扩散的人。我觉得只有拉马丁拥有这样的能力。在1842年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提议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官。此外，在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文章还是演讲，都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支持。而且，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受到人们的赞赏。

我向拉马丁的座位看了看，然后站起身离开座位，拨开挡在我前面的人，走到他那儿，俯下身子急切地小声说道：“在这种紧要时刻，我们都不能说服这些纷乱的人，只有你的话才能说服他们。你一定要站出来说句话啊。”

此时，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他的身影，又想起了他那令人感动的形象：他消瘦的身体笔直地立在那里，眼睛注视着半圆形的演讲席。虽然他的眼神看上去有些呆滞，却是深沉而专注的。与其说他是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向，倒不如说是在静静地沉思。

听了我的话，他没有看我一眼，而是用手指了指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家人们，像是发表自己的想法似的说道：“只要这位夫人和她的家人在场，那么我就什么都不会说的。”我没有坚持让他发言，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在经过坐在中间偏[9]右的座位上的朗瑞内和比约身旁时，我对他们说道：“难道你们没有想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他们有些悲观地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想做的。于是，我继续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

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很多群众挤到了议员的座位这边来了。奥尔良公爵夫人等几个人仿佛要被他们击碎了，几乎喘不过气来。议长打算让这些人退出会场，但没有人打算退出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求奥尔良公爵夫人能够离开这里，可是这位夫人显得很勇敢，拒绝了议长的建议。议长只好找了几个帮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带离纷乱的人群，安排他们几个人坐到最高处左侧的座位上。[10][11]

当玛丽和克勒米厄在议员和群众的欢呼声中提议组建临时政府时，巴罗终于来到了会场。虽然他显得很着急，但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情，可见他对于眼前的混乱局面有心理准备。他快步走上演讲席，说道：“我们应该明确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了，那就是将七月王朝的王冠交给一位夫人和一位少年。”

听到这些话，议员们好像又恢复了活力，高声欢呼起来，表示支持。群众则陷入了沉默。奥尔良公爵夫人站起身来，打算说话，但听到别人“不要说话”的劝告后，又安静地坐下了。她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机会也随之结束。巴罗后面的讲话也没有了之前一呼百应的效果，于是他停了下来。议员们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可是群众又骚动起来了。

这时，议员席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原本挤在半圆形阶梯上的群众被门外不断挤进来的人挤到了议员席上，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挤来挤去一片混乱。原本还坐在座位上的议员都被迫退出了会场，或者随着群众的涌入逐渐后退着，就像落入大海中的人，随着海浪的起伏从一块岩石上被拍到另一块岩石上。

引起这场混乱的主要是两伙人，领头的是两名国民自卫军军官，这两个军官每人带着一伙群众，拿着武器、举着旗帜闯进了走廊里。其中一位军官看面相就是一个十分凶狠的人，之后我才听人说起，他[12]是已经退役了的上校军官蒂姆兰。闯进会场以后，他就像一位即将登台演出的演员那样走上演讲席，然后拼命挥舞着旗帜，蹦蹦跳跳着，好像是在出演情景剧般喊着一些革命口号。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全都没有听懂。

议长宣布休会，之后，他按照之前的所作所为那样，打算尽快逃离会场。他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制造狼狈形象的才能，慌慌张张地拿起一顶秘书的帽子戴上，然后拉低帽檐，躲了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形势下的休会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达到休会的效果。休会反而激发了更大的混乱。

在此之后，混乱成了议会大厅里的主旋律，安静只是在混乱之间短暂地出现过。如果有人想发言，需要与别人结成同伙，合力往演讲[13]席上挤。于是，克勒米厄、赖德律·罗兰和拉马丁同时挤向演讲席。赖德律·罗兰将克勒米厄挤下演讲席之后，用两只手臂牢牢地护住讲台。拉马丁既不离开演讲席，也不和他争抢，只是站在他身旁等待着。

赖德律·罗兰的讲话开始了，但他喜欢东拉西扯，总是说不到重[14]要的地方，于是总是被别人打断。他的好友贝里耶大声向他喊道：“说重点！说重点！”贝里耶是个精于政治的家伙，他仇视君主专制，热爱民主共和，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于是，赖德律·罗兰直截了当地表示，应该立即任命临时政府。

终于轮到拉马丁发言了，他的发言让乱糟糟的会场安静了下来。他用美丽的辞藻称赞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勇气，群众历来对空话套话所蕴藏的情义没有知觉，但在此时也鼓起了掌。这种秩序井然的瞬间让议员们感到一丝安慰。我向旁边的人说道：“别着急呀，这才是刚刚开始。”果然，拉马丁随即调转话头，向赖德律·罗兰的主张靠拢了。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除了记者们所在的那一片旁听席之外，旁听席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但就在拉马丁讲话的时候，旁听席的一个入口处聚集了很多人，随后，入口被人推开，人群立即涌到了旁听席上。很快，这群手持武器的激动的群众就占领了整个旁听席。一个手里拿着枪的人站到了侧面的桌子上，把枪口对准了议长和正在发言的拉马丁；另一些人的枪口则似乎对准了整个会场。

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在几个好心人的帮助下离开会场，到了走廊上。议长低声嘀咕了几句，好像宣布说散会。之后，他起身走下座位——与其说是走下来，倒不如说是飘了下来，在从我面前经过时，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个没有形状的物体飘了过去。真是难以想象，恐惧会让他产生如此之快的速度——或者说，恐惧将原本是固[15]状物的他，在顷刻间变成了漂浮物。始终坚守在会场里的保守派议员也开始退场了。原本站在旁听席上的群众，斜着身子躺在议员的座位上，喊道：“我们占领了这帮无耻之徒的座位！”

在这场乱局发生的全过程中，我始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座位上，认真地看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但没有太大的感触。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为什么在面对对整个法国和我个人的命运必然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时并不感到特别激动，我会说，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减弱了它对我的影响。在二月革命期间，我还亲眼目睹过两三次同样震撼的场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讲述这些事情。不过，比起发生在议会里的混乱，它们没有体现任何真实情况，因此震撼程度也不算最大。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特别喜欢将自己的回忆用一本正经的语言写进文学作品或戏剧作品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别人觉得他们的感情经过了低劣的包装，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他们的确用逼真的模仿掩盖住了事实。在这个充斥着绚丽多彩的想象力的时代，拉马丁在著作《吉伦特派历史》中也尽情挥洒着这种想象力。人们还记得第一次大革命时的人物，还记得他们的一言一行，我在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总认为，人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重新进行一场革命，并不是继续着法国大革命。

尽管已经看到亮出了刀枪，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而且也没有感觉到其他人受到死亡威胁。我的真实感觉是：没有人认为真的存在着这种威胁。在很久以后才会将造成流血冲突的仇恨表面化，但现在还不会被表面化。能够赋予二月革命以独特色彩的精神还没有出现，尽管人们努力寻找着，努力重温先辈的革命热情，但仍然找不到这种精神。人们可以在戏剧中看到先辈的言行，也可以模仿这些言行，但无法模仿先辈的热情，也无法体验先辈曾经的狂热。后来屡次出现的动乱的传统就是由此形成的，但出于心灰意冷的缘故，并没有完全了解这种动乱传统。虽然我预见了这种结局的可怕性，但我仍然没有过多地关注演员们的表演。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生活在农村的业余演员演出的一场低俗的悲剧。

在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只有一件事真正地打动了我，即奥尔良公爵夫人这位妇人和她的家人们承担起了他们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整个事件中，他们并没有犯错。当我在琢磨这位在国外出生却卷入国内动乱的夫人时，总是心怀同情。当她逃出议会会场的时候，我想起在议会开会期间她那飘忽不定的眼神，充满着忧郁，但又透着坚定。回忆起这些，我产生了怜悯之心，担心她遭遇危险，于是立即起身离开座位，根据自己对这幢建筑物的了解，去各个他们可能藏身的地方寻找他们。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又穿过整个会场，到更衣室换了衣服，然后来到议会大厦设在勃艮第大街的便门那里，爬上一个通往大厦房顶的暗梯。在途中我遇到一个门卫，从他口中得知之前的确有王室成员从这里经过（实际上，他说的是有几个人匆忙走向暗梯的上方）。我继续往前走去，来到一个平台上，一直在我前面走路的人的脚步声在这里消失了。我来到一扇关闭的房门前，敲了敲门，但没有人理睬我。

我站在门外，并不感到不好意思，只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奇怪，因为我没有理由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没有给过我任何恩惠，甚至都没有对我表示过信任或好感。我看着她带着孩子们来继承王位，即使我能够帮助她得到王位，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与她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爱护她。我之所以关心她，对她心存好感，只是因为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如果他们能够像神明一样了解我的心思，并让我的心意转化为行动，那么他们应该会对我的作为感到满意。遗憾的是他们不会感到满意，因为没有人看到我做了这些，我自己也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我回到议会会场，坐到了原来的那个位置上。议员们几乎全都离开了会场，群众占据了他们留下来的座位。拉马丁依然站在演讲席上继续他的演讲，与其说他是在发表演讲，倒不如说他是在和群众交谈，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站起身来发言。

会场里依然很混乱，趁着片刻的安静，拉马丁宣读了一份不知道该如何宣誓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名单，同样也没有人知道这份名单是由谁提出的。这份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另外一些人却遭到抗议，还有一些人则在嬉笑中被接受。在这种场合下的人们，就像生活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样，将滑稽、恐惧和嘲讽合在一起表现出来，至于革命的热情只是时而参与进来。[16]

当拉马丁宣读到名单中“加尼耶·帕若斯”的名字时，有一个声音喊道：“拉马丁，你弄错了！那个善良的加尼耶·帕若斯已经死了。”人们都知道加尼耶·帕若斯有一个名声显赫的同名兄弟。我认为，听到这些的拉马丁已经感到尴尬了，这种时候最难做的就是如何收场，就像写小说那样，构思结局是最难的事情。于是，当有人提议去市政厅的时候，拉马丁立即表示同意。就在话音刚刚落下的那一刻，拉马丁走下演讲席，带领一部分群众离开了会场。

拉马丁和一部分群众走了以后，赖德律·罗兰和另一部分群众还留在会场里。我猜测他也会像拉马丁那样当一次主角，导演一次选举的闹剧，之后也会率领剩下的群众去市政厅，在那里继续上演拉马丁已经演过的闹剧。

提到这一系列闹剧，我必须讲述一段我听到的趣闻，这是马拉斯[17]特在几个月之后告诉我的。虽然要中断一下我的叙述，但这段趣闻充分地体现了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这两位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的形象，体现了他们两个人不同的情感，或者说至少体现了他们在品行修养方面的差异。

马拉斯特告诉我，他们在匆忙之中提出了组成临时政府的人选名单，但在决定向群众宣读这份名单的人时产生了争执。马拉斯特先将名单交给拉马丁，让他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大声宣读，但拉马丁拒绝了，他说：“我知道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因此我不能遵从您的命令。”于是，马拉斯特又将名单交给克勒米厄，让他向群众宣读，克勒米厄看了看名单，也拒绝了，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让我当众宣读一份没有自己名字的名单？”

在赖德律·罗兰离开议会大厅以后，会场里只剩下一心参加革命的下层群众了，我觉得继续留在这里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也走出了会场。我不愿与前往市政厅的嘈杂的人群混在一起，于是选择了一条与他们截然相反的道路。

我经过一段通往议会大厦里院的楼梯，从这段笔直陡峭的楼梯上往下走。途中，我遇到一队往上走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他们在两个男子的带领下，扛着装着刺刀的枪往上走，嘴里还大声喊着“奥尔良公爵夫人万岁”、“摄政官万岁”的口号。我认识他们中的两个人，他[18][19]们分别是乌迪诺和安德烈安纳。安德烈安纳以前在施皮尔堡监狱[20]待过，后来写了一部类似于西尔维奥·佩里克回忆录那样的著作。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我不认识这支队伍里的任何人；除了这一队国民自卫军士兵之外，我再没有遇到任何人，因此也没有人作证说我所讲都是事实。在动乱时期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很难让人相信是真实的，不论说得有多么逼真，总有人不相信。比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说他调集了国民自卫军第十军团的一些士兵，带领他们从波旁宫赶到议会大厦，以表示对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支持。这件事的确是这样的，但比诺没有参与其中，否则我一定会从那队士兵中看到他的身影。我再重复一遍，我只看到了乌迪诺和安德烈安纳两个人。

安德烈安纳看到我安静地站在旁边，激动地走过来跟我握手，说道：“先生，我想你应该跟我一起行动，去救出奥尔良公爵夫人，保卫七月王朝。”我回答道：“的确应该这么做，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已经离开了，议员们也已经散了。”在这样漆黑的时刻，怎么会有如此拥护七月王朝的人呢？比起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些朝秦暮楚的投机行为，安德烈安纳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后来，他在赖德律·罗兰那里担任内政部秘书，得以为共和国服务。

再来说说这支国民自卫军。尽管我不认为他们的行动会有所作为，但我还是接受了安德烈安纳的建议，跟随他们一起行动了。这支始终盲目地服从于别人发起的运动的部队，一直开到议会大厦门口。到达议会大门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番思考，犹豫片刻之后，就解散了。如果他们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前赶到这里，也许他们可以改变整个法国的命运，就像后来5月15日的情况那样。我看着他们离开议会大厦，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一批新来的群众而已。随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已经空空荡荡的议会大厅，怀着沉重的心情独自回家了。我在议会工作了整整九年，发表过很多虽然生动但没有作用的演讲。

在我离开之前不久，比约也通过开在勃艮第大街的便门离开了议会大厦。他告诉我说，在那条大街上他遇见了巴罗，他对我描述道：“巴罗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着，忘记了自己没有戴帽子。他那原本梳理得很整齐的白头发，耷拉在了两鬓上，胡乱飞舞着。总之，他的样子很失态。”

在这一整天里，巴罗都像个英雄一般，保护着摇摇欲坠的王朝。王朝摇摇欲坠的趋势是他造成的，随着王朝的坠亡，他本人也滚到地上摔伤了。这一天始终都跟随着巴罗的博蒙后来说，那天早晨，巴罗独自一人赤手空拳走上街头劝说堡垒里的人们，他不仅受到人们的欺辱，甚至还冒着被枪杀的危险。终于，他说服了堡垒里的人，控制了堡垒。事实上，巴罗用心良苦的劝说的确极大地影响了很多人，因为他拥有在那种形势下说服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大嗓门、滔滔不绝的口才、无所畏惧的勇气。

在巴罗急急忙忙地离开议会大厅的同时，梯也尔也在巴黎的市郊漫无目的地游荡，他觉得一切都已经完蛋了，他很绝望，但又不敢回家。在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出现在议会之前，有人看到梯也尔也在议会大厅。没过多久，他发现已经有人离开了会场，就立即起身[21]离开了。到了第二天，我从塔拉波那里了解到梯也尔离开会场时的情景，关于这些，塔拉波知道得最详细，因为就是他帮助梯也尔离开会场的。由于在党派关系方面比较亲密，我和塔拉波的交情也很好；同样，由于之前的来往，我也很了解梯也尔的情况。塔拉波精力充沛，判断力强，能够很好地帮助处在危机中的朋友。现在，我将把他对我说的话写在这里。事先声明，我既没有遗漏什么，也没有添加什么。[22]

塔拉波对我说道：“在经过路易十五广场时，一些群众辱骂和恐吓了梯也尔，因此，当我在议会大厅见到他的时候，他显得紧张而恐惧。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如果你不能帮助我离开这里，我可能会被暴民杀死的。’于是，我立即拽住他的胳膊，让他跟[23]我走。由于担心再次遭到群众的威胁，他不愿意从路易十六大桥那儿过河，我就陪着他向伤残军人疗养院桥走去。到了那里之后，他担心在河对岸遇到群众，因此我们没有过桥，转到没有人把守的耶纳桥，从那儿过了河。”“过河之后，他看到即将被改建为罗马王宫剧场的台阶上有几个大喊大叫的流浪汉，便立即拐到了奥蒂伊街上，又躲进了布洛涅森林。在布洛涅森林，我们碰巧遇到了一辆封闭马车，于是坐着马车经过外环路来到克利西门一带。下了马车，我们又走过几条僻静的小胡同，才到他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不仅手足无措，甚至还哭哭啼啼，说一些无法理解的胡话。他说起了亲眼见到的动乱，说起了法国的未来，还说起了自己的处境，总之是说了一大堆胡话。从他说的话中，我知道他的整个思维都错乱了。”

对于这场动乱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基佐、巴罗和梯也尔这四个人，前两位在2月24日这一天被流放，后两位几乎成了疯子。[1]索泽：1800-1876。法国律师，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为众议员，后来担任了内阁部长。二月革命时，他是众议院议长。[2]波旁宫：在塞纳河南岸，是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1722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女儿波旁公爵夫人所建。[3]拉莫里西安：1806-1865。法国将军，托克维尔的好友。1846年成为众议员，在二月革命中受伤。在六月事变中，他率兵镇压了叛乱，后来成为军事部长。托克维尔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来辞职。[4]奥尔良公爵夫人：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长儿媳。内穆尔公爵是路易·菲利普的次子，而巴黎伯爵是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奥尔良公爵夫人的长子）。[5]国民公会：大革命时期法国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重大的立法必须经国民公会通过。国民公会自1792年建立至1795年解散，存在了三年的时间。[6]拉克罗斯：1796-1865。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1848年之后三度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7]迪彭：1783-1865。七月王朝的众议员，担任过内阁部长，1832年起连续八年担任众议院议长。[8]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法国大革命时，他因为保护路易十六国王而被捕，后来流亡瑞士，之后又回国。七月革命之后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员，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的实际领袖，后来又担任过外交部长。1848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击败拿破仑三世后当选，再后来退出了政治舞台。[9]比约：1805-1863。1837年当选为众议员，后来担任过路易·拿破仑帝国的内阁大臣。[10]玛丽：1795-1870。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担任过内阁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担任过司法部长。[11]克勒米厄：1796-1880。法国律师，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后来短暂地担任过司法部长。[12]蒂姆兰：军人，路易·拿破仑的近侍。[13]赖德律·罗兰：七月王朝时期共和运动的领袖，担任过内政部长，后来代表山岳派竞选总统，遭到失败。是六月事变的幕后组织者，事变后流亡英国。[14]贝里耶：1790-1868。七月王朝时期正统派的领导人。[15]我没有想到的是，恐惧竟然能把一个固状物变成漂浮物，或者说，能很快让一个固体变成气体。——作者注[16]加尼耶·帕若斯：1803-1878。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担任过巴黎市长和财政部长。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六月事变后退出政治舞台。[17]马拉斯特：1801-1852。共和派的创始人，担任过巴黎市长和制宪议会议长。[18]乌迪诺：1791-1863。法国将军，1849年起担任出征罗马的派遣军指挥官。[19]安德烈安纳：1797-1863。烧炭党成员，文中提到的那部回忆录是指他的著作《一个政治犯的回忆录》。[20]西尔维奥·佩里克：1789-1854。意大利文学家，在监狱中写了回忆录《监狱里的生活》。[21]塔拉波：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22]路易十五广场：巴黎最大最美丽的广场，建于1757年，初名协和广场，后更名为路易十五广场。路易十五是法国国王，1715年至1774年在位。[23]路易十六大桥：塞纳河上的三十六座桥之一，又名革命大桥、协和大桥等。路易十六是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

第二部分

第一章

七月王朝就这样被推翻了。与其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斗争，倒不如说是胜利者的打击让它倒台了。失败者惊讶于自己的失败，而胜利者同样惊讶于自己的胜利。在二月革命之后，我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基佐、莫莱和梯也尔这些人，都认为应该将二月革命当作突发事件和偶然事件看待，至于反对派的胜利，也只是侥幸得手的袭击而已。一直以来，我都是像莫里哀的《愤世嫉俗》中主人公说的“如此说来，你们也有你们的借口”那样思考他们的看法，这三个人都是路易·菲利普国王当政时期的重要大臣，都管理过国家事务，他们当然不愿意接受在自己管理国家时就造成了使七月王朝灭亡的灾难的事实。

我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他们这些说辞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和他们相同的见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认为偶然因素对二月革命没有任何作用，相反，在我看来，偶然因素对二月革命有极大的作用，只是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已。

我经常跟一些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此外，我还认识一些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他们从不写作政治方面的著作。我在跟这两类人的交往中发现，历史学者喜欢寻找一般原因，而政治活动家则总是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他们所说的能够发生持续作用的细小因素和推动世界不断发展的因素是一样的。这两类人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我讨厌这种将发生历史事件归固于重要的起始原因的绝对观点，因为它将所有历史事件用因果宿命联系在一起，使得人类本身从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我发现，他们的这个重要的绝对观点有疏漏之处，他们炫耀自己是科学真理时也有谬误。尽管我的观点可能会让发明了这种高明理论的人产生不快（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尊心和为了自己的便利才发明这种理论的），但我依然认为，虽然大部分历史事件只能用偶然因素才能加以解释，但还有很多历史事件是偶然因素解释不了的。这使得历史上的所有事件之中都掺杂了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而无法理清的次要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如果不是事先就已经成形，那么它们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构成使我们惊讶或者恐惧的即兴表演的，有既定的事实、制度的实质、人心和风俗等等。

与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一样，二月革命由大量的一般因素造成，或者说，它的产生有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如果将二月革命的发生完全归结于起始原因或是次要原因，都是片面的。[2]

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巴黎成了整个法国的制造业中心，一大批劳动人口因此得以来到巴黎，另外一些短暂失业的农民也来到了巴黎，参加城市建设工程。在政府的鼓励下，这群对物质生活充满了向往的人不断涌向巴黎，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巴黎，他们受到了由羡慕而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学说又在努力告诉他们，他们的贫穷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法律制度造成的，如果想摆脱贫穷，就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由于轻视曾经的上层阶级和没落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那些原本认为保卫现政权比推翻现政权对自己更有利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巴黎是引发革命的中央集权的中心，现在成了指挥革命的中心，权力被集中到了表面上很完整的政府手中。最后，事物的频繁变动——比如，在过去的六十年间，社会制度、思想和风俗习惯除了历经小的动荡，至少出现过七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导致了根基的动摇。上述这些就是引发二月革命的一般因素，没有这些一般因素，就不会发生二月革命。

引发二月革命的偶然因素主要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派别本来只想改革选举制度，结果弄巧成拙，促成了叛乱；起初，对待这场叛乱的态度是极端地镇压，后来又放弃；旧大臣的突然消失打乱了政权的秩序，在慌乱中匆忙上台的新大臣既不能控制政权，也不能改革政权；由于新大臣的失策，他们不能恢复曾经企图推翻的东西；军队的犹豫不决；王室不仅丧失了民心，而且还变得萎靡不振；路易·菲利普国王令人惊讶的软弱和昏聩在被大量事实证明之后，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

我时常琢磨使这位国王的精神出现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萎靡不振的原因。他的意志消沉肯定是缺乏经验导致的，因为这位国王曾经经历过革命。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缺乏勇气和毅力的人，但是这一切现在都看不到了。以我之见，他之所以萎靡不振，是因为他产生了恐慌情绪，在弄清楚事实之前，他就被吓破了胆。对于所有人而言，二月革命是在意外中发生的，对于过往而言，尤其是场意外。多年来，他一直都是傲慢和孤立的，因此，他没有采纳任何一条建议，这使得他只能依靠王室成员们的智慧面对一切。在王室成员看来，他们没有必要向别人学习，因此也就不存在采纳别人的建议这种事情。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路易·菲利普国王犯了一个他的大臣们也犯过的错误，那就是在对比过去的事情和眼前的事情时，没有吸取到有用的教训。虽然过去的事情和眼下的事情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3]独特之处。举例而言，亲眼见过父王实施仁政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看到反对派的进步迹象之后，却变得愈发专横和残忍了；再比如我国的路易十六，他深知查理一世之所以走上断头台是因为忍耐不了一切，因此决定忍耐一切；再比如查理十世，认为路易十六太过懦弱，于是竟然引起了革命。路易·菲利普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个有着超强的洞察力的国王认为，保护好法律和奉公守法，不带头违反1814年宪法，就能高枕无忧。因此，他毕生始终以讨好人民、偏离却不修改宪法、让物质上的享乐主义熄灭革命的热情为理念。他独自待在这个理念之中，依靠它来进行统治。当他意识到这一切都发生了错误时，他就像是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地震了，整个房子在瞬间倒塌了，地面也在不断下陷。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他觉得他完蛋了。

尽管现在我是以轻快的心情叙述2月24日那天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但我在那天下午的心情却是沉重之极的。那时，我反复地回忆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我不仅需要分析原因，还需要知道它会如何发展下去。这场革命是我在十七年间亲身经历的第二场革命。不论第一场革命还是这场革命，都使我感到悲伤。与第一场革命相比，第二场革命带来的悲伤更加深重。

直到最后时刻，我依然保留着家族延续下来的对查理十世的敬意，他被推翻的原因，是他践踏了我最为敬重的各项权利。尽管国王被推翻了，我依然希望法国的自由不会因此而消失，我希望它能由此得到重生，不再遭到破坏。现在，我觉得法国的自由已经死了，我对自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至于王室的处境对我而言是无所谓的。

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环境里，那是一个恢复了自由、重新走向辉煌的社会，那是一段极为美好的岁月。在那个社会里，我形成了关于适度的受道德、法律和信仰制约的自由思想，这种自由思想让我折服，成为贯穿我生命的一种激情。我曾经发誓不会轻易放弃这种自由，可是此时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

我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我不能再用废话安慰自己。我明白，即使这种自由能够被一场革命建立起来，在此之后发生的革命却可能改变它，可能无法让它长久地保持正常。我不知道这会引发什么，可以确信的是，能使我满意的事情不会发生了。我能预感到，不论我们的后代命运如何，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将在宽容和压迫这两种反动统治的交替中消磨殆尽。

我暗自回顾这六十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革命时期，不论在哪个阶段的末期，人们都心生美好，希望幻想成真。我看到了产生这些幻想的理论基础，看到了历史学家眼中的梦想，看到了富有创造性但是错误的思想，看到了人们尝试着用它们解释现在和未来，然而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未来则完全不了解。看到这些，我只能忍不住苦笑起来。[4]

立宪君主制接替了旧制度，共和制又接替了立宪君主制，帝国接替了共和制，帝国之后，王朝复辟，出现了七月王朝。在每一次政权接替的过程结束之后，每一位新掌权者在即将完成号称是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宣布说完成了革命。这真是可悲。在王朝复辟的时候，我也希望法国的革命彻底完成了，在王朝被推翻之后不久，我又有了这样的希望。新的革命是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人们一向这么认为。越往前走离目标越远，越感到前途渺茫。我们真的能够像预言家所说，看到那种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吗？这可是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想到过和见到过的。或者，我只能看到那种周期性的无政府状态和得上人们熟知的绝症吗？我回答不了这些疑问，也不知道这段长期的旅行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我曾经无数次地迎接始终不能靠岸的轮船，已经感到疲倦不堪了。我问自己，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我们一直寻找的那片安定的土地吗？在大海上随波飘荡是我们永恒的宿命吗？[5]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和好朋友安培在一起。安培是我在科学院时的同事，他来拜访我，是想看看我是否在这场动乱中遇到了危险。起初，为了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我打算向他说一说我的烦恼，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他的感受和我完全相反，他用了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一事件。

安培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温和善良、宽厚大度的人，很受朋友们爱戴。他喜欢用富有智慧和妙趣横生的语调讥讽时事，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小小的挖苦，使人听着不太刺耳。他的缺点是，在文学中加入沙龙主义，又在政治中加入文学风格。所谓的在政治中加入文学风格，指的是轻视实际情况而注重新奇的东西，不喜欢实用的描写而偏爱兴趣性描写，不大关注整体的效果而在意演员的表演及台词，在需要做出判断的时候，依据的不是论据，而是印象。我不想说明这是科学院院士的通病，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怪病。大多数法国人经常这样判断政治。

尽管安培生性大度，但并没有因为同事的软弱而形成固定的圈子。他轻视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并因为这个政权曾经打算支持瑞士的教皇绝对权力支持者而感到愤怒。但对信奉这种主义的人的厌恶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罕见的，他还用同样的态度厌恶这些人在法国的同盟者。他也同样痛恨破罐子破摔的人，这种痛恨与伪君子的痛恨完全不同。事实上，尽管他并不理睬伪君子，但伪君子们都很痛恨他。他认为，他没有必要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安培是基督徒，我不是从信仰的角度说他是一位基督徒的，我说他是基督徒，是看到了他的爱好、气质和目标。因此，当他看到那个曾经为伪君子服务的政权垮台以后，感到轻松极了。在来我家的途中，他又被人民的激情感动了，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勇敢、宽容和无私的精神。

他对革命的看法与我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我意识到这一点，便将从早上开始就积压着的苦恼、激愤全都付诸在了他的身上。后来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口气真是太粗鲁了，真是有些后悔。但安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有真挚的友情，他原谅了我。

我对他说道：“你是用看热闹的心态和诗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的，你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你认为这是自由的胜利？你错了，实际上这是自由的失败。的确，你天真地欣赏着的人民，正在展示的的确是自由的生活，但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享受这种生活。你想想吧，经验教会了他们什么？他们学会了什么品德？这种品德清除了旧的陋习了吗？我告诉你真相吧，什么都没有清除，一切都是老样子。他们，仍然像先辈那样，缺乏忍耐、没有智慧，还像先辈那样蔑视法律、鲁莽冲动。时光在流逝，但他们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在重大事件面前，他们还是那样悠闲自得，还是那样为小事操劳。”

我们争论了很久，最后一致决定安心等待正确观点的出现，可是那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这真是可悲。[1]索伦托：地名，位于意大利南部，是意大利境内的旅游胜地。[2]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18世纪中叶发源于英国，随后传播至法国等欧洲国家，19世纪时传至北美。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资本主义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影响不仅仅在于生产方式领域，它还对西方的社会结构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产生了影响。[3]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认为，只要能在战争中获胜和让自己占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使得他逐渐得罪了很多人，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最终将自己送上断头台，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公开处决的国王。[4]立宪君主制：又称君主立宪制或“虚君共和”，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的一种国家体制，是指在保留君主制的基础上，通过立宪，强化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的制度。历史上最早实行这种政体的是英国。[5]安培：1800-1864。法国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托克维尔的好友。第二章

这天晚上一切都很平静，再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尽管大街上到处都有枪声和人们的喊叫声，但这并不是战斗的声音，而是胜利的欢呼。天亮以后，我出去了一趟，看看街上的情景，看看我的两个侄[1]子的处境。他们寄宿在一座小修道院里，那里的环境并不适于孩子们在这样的革命年代生活，因为那里没有安全保障。

那个修道院在卢森堡宫后面的女士街上，去那儿要经过大半个巴黎的街区。大街上很安静，就像往常一样几乎看不到人影。星期日早上的巴黎都是这样的安静，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还没有起床呢。偶尔可以看到夜里在大街上庆祝胜利的人顺着墙根慢慢地走着，他们忙着回家，没有观望路上的行人。在为数不多的坚持营业的店铺里，有一些显得惊慌失措（主要还是惊讶）的资产阶级分子，好像看完了一场戏剧，还没有回过神来一般。士兵是几乎看不到行人的大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正向家里走去。夜里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这种感受强烈而刻骨铭心。尽管现在人们还看不出来他们身上的变化，但以后会清楚地看到。此刻，他们脸上洋溢着被解放的喜悦之情，其他的感受都被喜悦掩盖住了。他们就像假期的学生那样，轻快地在大街上走着。

修道院平安无事，既没有被枪击，也没有人辱骂他们。我的两个侄子在前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去了姥姥家。于是，我转头回家去了。在经过拉莫里西安居住的巴克大街时，我决定顺道去拜访一下这位好友，证实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我听说的那样，被人杀害了。在前天夜里，他的副官说，亲眼看见他从马上摔了下去。听了我的话，他的管家告诉我，他此时正在家里。于是我被领去见他。

拉莫里西安是个性情古怪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谈。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床上躺着，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这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不能下床走路，因为他的确受了重伤，半个头部受了伤，胳膊也被刺刀刺中了，总之全身多处带伤。但是他的精神很好，就像往常一样坚强。

他向我讲述了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还讲述了他从上千次危险中奇迹逃脱的事情。我劝他好好休息，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动乱中，不要再拿自己的名誉和生命冒险，因为这样做都是无谓的。毫无疑问，我应该给予他这种劝告，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人，他已经养成了冒险的习惯。很多时候，当他做完了手头的工作之后，他不愿意闲着，愿意进行一些没有意义的冒险。但是，对于大部分不是这种性格的人而言，劝告还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

这天下午，我在巴黎市内到处游荡。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革命中体现出来的民众性和革命带给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的人）的压倒其他阶级的绝对权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摇身一变掌握了政权的下层平民表现出仇恨的激情，这种激情中真正有活力的并不多。[2]

虽然在第一共和国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政权的领导者和国家唯一的主人，不论是在权利上还是在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荣登高位。国民公会的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至于纯粹的出身平民的人，恐怕连一个都没有。[3][4]山岳派与吉伦特派都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同样，获得胜利的山岳派也没有将权力交还给人民。虽然人民推动了七月革命，但胜利的果实却落到了煽动人民参加革命的中产阶级手中。二月革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表面上看不到资产阶级的身影，甚至还反对资产阶级。构成法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的两拨人，在这场重大的危机中与某种社会分离了，政权被不属于这两拨的人民独自掌握了。从法国的历史上看，这并不新鲜。在其他时代或者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革命。在现在的这段时期里，虽然出现了一些人们没有见过的新事物，但它与人类以往的历史存在内在的联系。中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就发生过与我们现在的革命极为相似的事件，区别只在于它的规模更小。在那个事件中，贵族被资产阶级所替代，在后来被驱逐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一个领导人率领人民展开反击，最终掌握了共和国。不过，与二月革命不同的是，他们的这场革命是由暂时的和特殊的原因引起的，二月革命则是由持久的一般原因引起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二月革命不仅使法国产生了动荡，还使欧洲的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动荡。在二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人们希望能够建立哲学和社会科学，在我看来，我甚至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宗教，一种能够让所有人都遵守的宗教。这才是应该在旧图册上添加的新内容。

在这一天里，我没有遇到一位旧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我不仅没有遇到警察和宪兵，连国民自卫军士兵也没有遇到。在公共场合站岗的是拿着武器的普通群众，他们既承担了保卫工作，也承担了指挥和实施处罚的工作。巴黎这座拥有巨大财富的城市落到了一无所有的人手中。或者说，法国这个庞大的国家都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因为只要控制了巴黎，就可以借助中央集权向整个法国发布命令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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