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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晓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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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田野考察试读：

野铎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首先表现在人数上的骤增，自1807年基督教入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142年的在华历程，基督徒仅仅发展到70万人，[1]这个数字甚至不及改革开放后基督徒平均每年的增长人数。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方传教机构在过去百余年间在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收获的“庄稼”却不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教一年的收成。更有一些机构媒体为这种增势“推波助澜”，说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七八千万人，甚至有韩国组织炒作中国的信徒已经过亿人。其次是基督教的分布日趋广泛，改革开放之前，基督教的分布多以大城市为中心，兼及部分城乡接合部和少数民族地区。而如今则不然，基督教堂广布于全国各地，无论是在八街九陌的大都市，还是在人迹罕至的小山村，不经意间都会有醒目的十字架“跳”入眼帘。在漠河北极村，北极光映衬下的红色十字架格外醒目，在西藏，品味酥油茶时，可以听到朗朗的读经声。在天涯海角，你可以参与基督徒的聚会，在图们江畔，你可以欣赏到教会中朝鲜族的洞箫演奏，无论你在哪里，总会有人向你提起“那些信耶稣的……”再次，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逐步增大，各地基督教“两会”兴办的慈善机构成为地方社会公益体系的重要构成，甚至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基督教会及个人在扶贫帮困、捐资助学、医疗慰问、救灾防护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督教界的领袖在各级人大、政协组织中承担着重要的参政议政角色；在基督徒比例较高的地区，基督教甚至影响到当地的民间文化及经济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圣经》印刷国、出口国，作为普世教会中的一员，在国际交往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人数增多、地域扩展、社会影响力加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诸多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政教关系、文化互动、防治异端、教会建设等诸多方面。图1 漠河北极村基督徒聚会点[2]图2 西藏昌都地区手捧圣经的信徒图3 三亚红沙基督教会外景图4 延吉图们江畔教会内景

上述现象凸显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快速增长的事实，至于这种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学者们进行过诸多讨论，这些理论包括“宗教生态失衡论”“压力反弹论”“宗教市场需求论”“宗教渗透论”“生活苦难论”等，这些原因中，有些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各种宗教信仰得以发展的共性原因，有些则是基督教快速增长背后的独有因素。大致分起来，共性原因包括：（1）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遭受多年压抑的信仰出现反弹。（2）经济改革的进展为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中的复苏提供了物质基础及间接的思想条件。（3）社会转型引发社会不平等与分层，同时诱发“边缘化”群体的精神需求。（4）多元文化发展造成人们多元的信仰需求。基督教的快速增长区别于其他宗教发展的原因主要有：（1）传统民间信仰的体制性在改革开放以前被破坏无遗，改革开放后，基层群众曾经拥有的信仰需求借助合法的体制性宗教得以恢复。（2）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性及本土信仰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造成人们的信仰转移。（3）基督教拥有强烈的传教倾向。（4）基督教所拥有的类社团生活满足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5）基督教的教义、教理、仪式等比较简单。（6）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表征迎合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当前趋势。[3]

鉴于这些分析自改革开放初期便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且本书调研报告中也有论及，这里不再多施笔墨。以下笔者将简单罗列基督教快速增长背后的一些疑问，以备方家进一步讨论。

一 为何有关中国基督徒数量的统计差距如此之大

对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分析，低的有2305万，高的多达7000万乃至上亿？原因何在？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对中国东正教信徒的统计问题上。通过各种媒介查询，我们可获知中国的东正教信徒约有1.3万人。但通过笔者的实地调研，中国东正教信徒的人数至多千余人，整个俄罗斯族的人口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仅有[4]15393人。关于东正教信徒的统计几近将民族人口作为信徒人口看待。实际上大部分俄罗斯族的年轻人已经放弃祖辈的信仰，而在大部分中老年人那里，东正教信仰至多不过是从俄罗斯奶奶或母亲身上流传下来的儿时的片段回忆，而非俄罗斯族的东正教信徒在中国也不多。细究数字源头，我们发现它们均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组织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原因很简单，一个庞大的信徒群体需关注其神职人员的培养，需解决其信仰场所问题，需为信徒的信仰提供相应的“配套”，而这些正是“奄奄一息”的中国东正教崛起所急需的。基督教信徒的统计数字存在差距虽为很多客观原因造成，但亦有与此相类似之处，夸大的数据多来自海外传教组织、国外政府机构，当然还有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为此“添油加醋”。对于海外传教组织来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当然需要对他的组织和本国的“募捐者”有所交代，而中国信徒人数的增长无疑是获得“募捐者”支持的最好理由，因为没有客观统计，根据道听途说，编造、夸大数据便是一条捷径。这种夸大是对其本国的支持者及中国基督教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此同时，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当然对这些数字喜闻乐见，因为这些数字可以成为其鼓吹抵制外来文化及信仰最有利的“证据”。其实，对于社会大众及学界来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问题永远都会是“有问题的”统计学问题，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要小得多。与其跟着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极端主义者热炒这一数字，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基督教在中国更加良性地、和谐地存在和发展，变成中国化的基督教上。

二 改革开放后，是不是只有基督教在发展

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得以稳步提升的同时，中国人普遍的精神诉求及近似的精神历程，以及各宗教面临的相同政策法规环境，决定了各宗教的发展均处于同一起跑线。但每种宗教体制的不同以及适应现代化转型、现代社会节奏的能力、方式差异，决定了它们之间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如此，基督教的快速增长绝不是改革开放后宗教热的一端。佛、道教在20世纪80～90年代也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佛教。“中国传统宗教对百姓更有吸引力，而且原来信徒的基数大，信[5]徒的发展也很可观”。2003年，曾有学者就温州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温州的基督徒有53万人，约占人口750万的7%，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但调研同时表明，温州的佛、道两教及民间信仰的追随者的数量、教职人员的数量、宗教场所的数量都高于基督教，而且信仰的“市场”基本形成，留给基督教的发展空间并不是[6]很大。一项针对上海三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的学生表示自己信仰某种宗教，其中信仰佛教的占50%；受访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没有信仰，但其中有21%的学生有皈依某种信仰的想法，至于可能的信仰选择，中选率最高的是基督教和佛教，选择率均在30%以上，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生群体中如此，在普通民众中，佛[7]教和民间信仰的比例及选择倾向有可能会更高。

如此便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是所有宗教的复兴，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比比皆是的民间信仰场所视而不见，对佛寺中日益增多、摩肩接踵的香客司空见惯，对网络上成千上万的佛教网页默认许可，为什么却唯独将偶尔映入眼帘的“十字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当前基督教的异质文化色彩；（2）因为部分势力的操纵，使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文化渗透关联，进而带有政治敏感性；（3）近代史上，基督教借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传播而留下的历史创伤；（4）基督教强烈的扩张性传教行为遭人抵制；（5）基督教群体性的聚会方式引人注目；（6）基督教人数在事实上的增长。

三 “名义基督徒”究竟有多少“名义基督徒”顾名思义即挂名的基督徒，或称“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个问题显得很怪，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还有什么“名义”不“名义”之分。事实上，当人们注意到圣诞节期间，“信徒”挤爆教堂而平时很多教堂却门可罗雀时；当一个自称因为自己的病得到医治而“信主”的“基督徒”，又因为旧病复发而弃教时；当一个信徒将耶稣与“金元宝”同时悬在车中时，你不禁会想一位真正信徒的信仰会不会因为一种宗教的节日而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病况的起伏而有所动摇，而这一切就在中国的基督徒中发生着。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称很多基督徒为“圣诞节基督徒”，还有很多基督徒直接将耶稣当成了“耶菩萨”，有时人们不得不在这种形式的信仰是“民间信仰的基督教化”还是“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间进行权衡，问题远没有他说是基督徒便是基督徒，他进教堂参加活动，他便是或永远是基督徒那么简单。这也是前面提到中国基督徒人数永远都会是“有问题的”统计学问题的意涵之一。

四 基督教的增长与其他宗教发展之间是否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

宗教生态论是这两年宗教学界的时髦词，其理论中隐含着基督教与本土宗教，包括中国化的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博弈。名为“宗教生态论”，其实这个话题的热议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脱离不了干系。宗教生态论者认为宗教生态失衡是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或说是根本原因，而这种失衡表现在中国传统宗教的式微，尤其是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衰落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空间。事实果真如此吗？熟悉中国基督教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本土宗教发展较为活跃的地区，其基督教信仰的比例并不一定低，比如在基督教比例最高的浙南地区，其民间信仰及佛、道教组织也不罕见，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河南南阳。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较为薄弱的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也毫无起色。这些现象说明基督教的发展有时反而需要中国传统的信仰作为土壤。另外，宗教生态论的主张者完全忽视了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的努力，他们将基督教与中国本土宗教对立起来看待，殊不知，基督教在本土化过程中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便是吸收了土壤中太多的“功利性”“世俗性”因素，很多信徒不会因为信仰了基督教而丝毫减少他们曾经放置在民间信仰那里的种种期许。事实上，民间信仰、道教所代表的本土宗教乃至中国化的佛教，与本土化的基督教之间不但不是对立者，而且它们都面临着众多相同的挑战，它们尤其要面临如何保守自己的信仰核心，而不会随着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随波逐流，它们应该想着如何来协作为人们的心灵保存一块净土，让中国人做更好的中国人，而不是互相攻击。基督教只有持如此的态度，基督教的中国化才能走向正轨，去除本土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因素及隔阂于中国国情的信仰因素。其他宗教只有持如此立场，才能在去除自己眼中“芒刺”的同时，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良性、理性发展创造条件，去除其眼中的“横梁”。

五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有限度吗

伴随着“中华归主”宣道士们的宣传，人们不免惶恐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担心有朝一日，量与质的辩证原理显现于中国人的信仰领域，进而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按照2305万个基督徒来算，基督徒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77%，如若基督徒的人数占到5%，甚或10%，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将发生质的改变，中国将逐步“基督教化”，君不见韩国的基督徒占韩国人口近三成，韩国社会所凸显出的基督教特征便相当显著。那么，中国社会及文化“基督教化”到底具不具备条件？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无力回答，但可简单罗列一些事实和数字，以便日后讨论：（1）中国文化主体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动源、本质、理解问题的范式能否融通？（2）中国文化的自我发展及更新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基督教？（3）基督教在历史上“传播”的历程如何？[8]（4）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如何？（5）韩国的基督教发展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在韩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如何？[9]（6）基督教在中国处境中的存在和发展与上述国家有没有可比性？

六 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利弊何在

人们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时，尤其是谈论如何更好地引导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发展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间将基督教比作洪水，进而得出建议：治理洪水应该像大禹一样宜疏不宜堵，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其实这种比喻的前提，还是潜意识中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治理对象、防范对象，隔绝于主体社会文化之外。对于信徒个体来说，基督教就是他的信仰，就是其个体体验；对于基督教团体来说，教会团契也是信仰的意义大于实际的社会意义。但无奈信徒的信仰总会落实于实践，基督教团体的活动总具有其社会性，而基督教教义神学本身还会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信仰的这些外在化表现让我们不得不将其纳入资源化分析的范畴。在人们不得不做这种工具性、资源性分析的同时，必然面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利弊问题。对此，人们可能很快会找到答案：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可以满足精神需求、利于文化建设、促成团体协作意识、参与公益慈善；另一方面基督教亦背负政治渗透之嫌、造成文化冲突、滋生异端邪教，进而破坏社会稳定。读到此，我们不仅又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基督教的“利”在所有宗教中都具有普遍性，而基督教的“弊”很多却为其独有？基督教对于[10]中国社会的“独有”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考虑这一利弊问题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基督教在受到“关注”的同时还应给予更多“关怀”。基层基督徒多因其生活或心理生理的困境而信教，《中国宗教报告（2010）》登载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有68.8%的基督徒把自己开始信教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或家人生病”[11]。其他信仰因素亦与其边缘化的地位有关，中国基督教与其说是信仰问题，毋宁说是关涉民计民生的问题，那么解释与解决和基督教信仰相关的现象和问题，必须从这一根本问题着手。信徒爱教，我们则需要爱信徒，了解信徒疾苦，满足其合理需求，以增加基督教群体的向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信徒信仰的不是上帝，而是能解决其切身需求的力量，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待基督徒及其信仰，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否则他们只能成为越来越壮大的对立面，永远只是被统战被管理的对象。

本书是笔者2007年以来在全国多个省份进行基督教调研所获得资料的总结，以及据此而阐发的感想，主题涉及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少数民族基督教、基督教与民间信仰互动、基督教信仰的地区性差异、中国基督教发展面临的难题等，因撰写于不同时期，文笔风格有所差异，章节排列亦缺乏逻辑性，尽管如此，本书客观反映中国基督教现状的初衷和立意却始终如一，其中不足之处亦望读者海涵。

[1] 中国基督徒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为300万人，2009年为2305万人，25年增加200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0万人。丁光训主教于1984年4月10日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大陆当时的信徒人数有300万人。2009年的数据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载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90～212页。世界宗教研究所自2010年开始，在原有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了全国各大宗教信仰现状的问卷调查和重点调研工作，其中有关基督教的人数有了更为精确的统计，具体数字尚待发表。

[2] 201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川藏藏区基督宗教现状调研”课题组拍摄于西藏芒康县。本书照片除特殊说明外，均为笔者拍摄。

[3] 参阅唐晓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及研究》“中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基督教现状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4] 参阅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5] 罗伟虹：《从宗教比较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特点》，载《当代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第9页。

[6] 参阅罗伟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载《当代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第6页。

[7] 陶飞亚、陈玲、王丽娜：《基督新教对上海高校的影响及思考——以三所高校的调研为中心》，载李灵、李向平主编《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5～166页。

[8] 据粗略统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分别如下：韩国，30%；新加坡，18%；日本，0.4%；中国香港，3.1%；中国台湾，5.7%。

[9] 参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及研究》“第六章”，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10] 详见本书“余论：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几点认识”。

[11]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99页。第一章[1]近几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现状及热点探析

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整体发展稳定，个别地区基督教力量较为活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于2008年11～12月，在江西、湖南、云南3省11县市进行的调研显示，基督教在各地的发展较之前各年度，并无明显增多趋势，但这并不排除个别地区因信徒基数较大、传教活动频繁、民族传统等原因造成的基督教较为活跃的现实，比如江西省YG县JP乡有信徒11981人，占全乡人口的33.36%，云南怒江州FG县的基督教遍布于各个村寨，信徒占全县总人口近60%。各种调研数据显示，其他省份，如河南、安徽、浙江等，这种基督教发展活跃的个案亦大量存在。

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未登记教会问题步入学者视域，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调研及预测也成为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在滇、湘、赣等省进行的抽样及重点调研获得的相关数字外，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布了该公司在2007年5月进行的“中国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中有关中国社会民众信仰状况的众多数据，其中便涉及基督教信仰人数问题，数字显示，中国基督新教人数约300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这一数据是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20个城市、16个小城镇、20个村庄，对7021名16岁到7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获得的。事实上，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和刘仲宇两位教授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显示，有31.4%的中国民众宣称自己具有宗教信仰，这至少说明在中国社会中有3亿多各种宗教信徒。其中，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追随者大概有2亿人，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4000万。这一抽样结果以Religious believers thrice the estimate（《宗教信徒超过估计三倍》）为题发表在2007年2月7日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上，并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相比，这个数字明显偏低，在2008年10月及12月，于建嵘研究员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两次讲座中，均提及目前“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2]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人”。虽然这个数字来源于估算，但据作者自称这是他两年来走遍全国多个省市，并在详尽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出来的。与以上结果对比起来，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余万[3]信徒这些数字，均显低估。

其实，对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问题，国内外各种势力早有多种猜测。英国学者林保德（Tony Lambert）在他的著作China’s Christian Million（《中国基督徒亿兆》）中，认为中国的福音派信徒应该为3000[4]万～5000万人。而按照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分析，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7000万；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早在2003年就声称在中国，基[5]督徒与天主教徒合计有8000万之多。毫无疑问，这些数字中猜测的[6]成分多于科学统计，并不足为信。其实，某种程度上，中国基督徒数量问题的统计学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跟着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及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热炒这一数字，并对这一数字本身的意味进行种种猜测并无任何实际的价值。况且如本书前言所述，这其中还掺杂着基督徒如何来界定的问题，那些“圣诞基督徒”可能不在少数；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还是民间信仰的“基督教化”问题，主体词不同，性质就完全变了，毕竟，中国的农村信徒占中国基督徒总数的七成以上；另外，在谈基督徒的人数时，还有必要对各宗教的增速进行对比衡量。

除了中国基督徒人数这一热门话题外，中国基督教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多元化问题亦不容忽视。这种多元状态一方面表现于不同教会组织形态层面。对此，有人用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独立教会来区分；有人直接将之称为基督教信仰的红色市场、黑色市场、灰色市场[7]；有人将它区分为挂靠两会教会、挂靠地方两会聚会点、半宗派教[8]会、未登记教会、乡村基督教会。多元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同阶层、群体间基督信仰的不同特征，比如知识分子信徒、农民信徒、城市居民信徒、企业界聚会、少数民族信徒等，这些群体的基督教信仰均表现出鲜明的群体特色。中国基督教的这种多元化存在状态，还表现在不同的圣经解读、不同的文化理解等多个层面。这些多元化的表现特征既为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活力，同时亦为之增添了众多挑战。

接下来，本章将以三个群体的基督教信仰状况为例，管窥中国基督教在近几年的发展状况及趋势，这几个群体虽不能代表中国基督教发展全貌，却为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热门话题，它们分别是大学生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信教群体、“基督徒老板”及其员工、农民及外出务工信徒群体。一 高校大学生基督徒群体

最近几年，大学校园中的“基督教热”现象备受关注。众多数据显示，这一群体中基督教信仰者的比例要远远高出普通民众的信教比例。2008年初，一份在上海地区六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大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比例为4.7%，远远高于上[9]海市基督徒1.07%的比例。在北京地区高校中的情况同样如此，根据2004年左鹏发表于《青年研究》上的调研报告，在北京某大学中的基督徒学生数量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8%，远远高出当时基督徒在[10]北京市总人口中所占的0.23%的比例。而左鹏的这一统计数字要低于大部分相关研究。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的调研结果显示，有3.6%的受访者明确认信基督教，而在2008年，由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同样题目进行的试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数字为2.8%；2008年9月“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的数字为3.8%。

同时多项调查显示，大学生信徒多为入校后信教的。2004年，左鹏的抽样数据表明，在82名大学生基督徒中，一年级信教的19名学生中，有9名是在大学中入教的，占47.4%；二年级入校后信教的占66.7%；三、四年级的信徒中，这个比例分别变为63.4%和70.6%。总体来说，有63.4%的大学生基督徒是在进入大学之后信教

[11]的。而在2008年，由华桦在上海高校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有11.8%[12]的大学生基督徒的信教时间为1年、41.2%的人信教时间为2年，这同样表明上述事实。

为什么大学阶段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阶段？根据学者们的调查，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途径主要有朋友影响、家庭影响、神职人员影响、书籍影响等几个方面。以2004年左鹏在北京地区的调研结果与2008年华桦对上海地区大学生信仰状况的调查报告为例，大学生最初接触基督教的途径比例分别如图1-1和图1-2所示。[13]图1-1 根据华桦的调研数据整理[14]图1-2 根据左鹏2004年的调研数据整理

毋庸置疑，从图1-1和图1-2中我们可以看出，朋友及同学影响和家庭影响是大学生入教的最主要因素，当然神职人员及书籍影响在此过程中亦不能忽视，它们占有很大比重。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些因素只是高校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它们与普通民众信仰基督教的外因对比起来，除了受书籍及教堂氛围影响的信徒略多外，并无本质差别。在高师宁研究员进行的一项针对北京地区基督徒的调研中，所回收的452份有效问卷中有56.6%的样本认为其他信徒对自[15]己的信仰影响很大。另一份针对山西南部A村的调查显示，有[16]81.4%的人是通过外地人或周围熟人传教而入教的。笔者于2009年初在河南省某乡村教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144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最初通过朋友或信徒介绍而接触基督教的有73人，占受访者的50.7%；通过家庭及亲属接触基督教的有61人，占受访者的42.4%；另有通过书籍等途径接触基督教的2人，自己主动寻求者2人，宗教场所氛围影响者3人，未做回答的3人。所以，要回答大学阶段为什么会成为青年人入教的关键时期，我们还不得不探讨学子们信仰基督教的内在动因。按照惯常理解农村基督徒的思路，人们首先想到这些学生可能是校园中的弱势群体。但正如表1-1所表明的，被调查的300多名信徒学生在家庭成员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方面并无明显的弱势倾向。[17]表1-1 大学生基督徒基本状况

另外，人们还习惯于从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学习压力、情感挫折、教育功能弱化等多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思路不免有将信仰问题，尤其是宗教信仰问题首先进行价值判断的嫌疑。似乎说起来，首先有了众多棘手的问题，所以才出现了基督教这个棘手的信仰。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上述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即便他们走向社会，总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大学校园中如此凸显呢？此外，面对种种压力，大学生们是如何在各种信仰中进行选择的，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信仰问题与大学生的文化多元追求及大学校园中的文化多元背景有很大关系。2008年3月发表的另一项调研成果中提及，在问到最初的信仰动机时，除“家庭传统影响”这一主[18]要因素外，“寻求真理和智慧”占到受访大学生的33.3%，这种选择甚至超过了“寻求心灵寄托”这一城市基督徒的典型特征。虽然大学生并非有意追寻特定的基督信仰，但却不能排除在多元文化追求过程中，偶遇概率的增多，而对此人们不应先入为主地做出某些价值上的定论。

无论大学生的信仰诱因如何，他们在信仰之后所表现出的信仰特征还是有别于普通信众，尤其不同于以现世功利性目标为主要信仰动力的农村信徒。大学生基督徒们对于信仰目的及意义的回应与之截然不同，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更深的意义在于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过程中，有76.5%的人选择了“荣耀神”，有70.6%的人选择了“爱上帝及爱人如己”，对于“获得福报”“灵魂入天堂”“独善其身”[19]等答案并无人问津。而正是这种较为非功利的理解方式，也让大学生在认信之后具有更为虔诚及理性的表现。在2004年左鹏发表的那份调研报告中提到，当问及“您平日参加的宗教活动有哪些”时，有84.1%的人选择了“家庭聚会”，65.6%的人选择了“教堂礼拜”，[20]二者都选的达到35.1%。同样，2008年，华桦的调查报告显示，有88.2%的大学生基督徒每周参加基督教团体活动；82.3%的人“每天”[21]或时常阅读圣经；100%的人“每天”或“时常”祷告。

随着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文化价值取向追求环境的宽松，基督教信仰在全国范围内良性发展，大学生信徒的数量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根据2008年，“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明确表示“不信仰基督教，但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有兴趣”的学生占到46.4%，这足以表明高校基督徒潜在力量的庞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高校中，教师信徒的比例要高于学生，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看法较学生更为正面，这或许为大学中基督徒数量继续发展的又一佐证及动因。但我们亦应意识到这种增加应该局限在某种限度之内，这种预测一方面来自大学校园中的文化环境，同时，也来自不同信仰倾向之间的制约，比如一项针对非信徒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有42.5%的受访者对佛教感兴趣，有36%的受访者对基督教感兴趣，有16.6%的学生对道教感兴趣，有13.6%的人对天主教感兴趣，有8.3%的人对伊斯兰教感兴趣，更有20.9%的受访者对所有宗教均不[22]感兴趣。上述“高校学生思想信仰情况调查”课题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有38.5%的学生表示“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这一比例要高于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题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特征”调研过程中所获得的31%的数据。这一下降也许并非偶然。

与大学生信教群体相关的话题还有知识分子信徒群体。这里涉及前几年热议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以及最近出现的“海归基督徒聚会”、高级知识分子聚会等。有的海归基督徒形成了自己的聚会点，而由许多高校教师、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构成的家庭聚会已经由聚会点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教会，这些教会有了自己的名字，有的教会甚至拥有近千名信徒，它们在基督教中国化、教会礼仪改革及社会服务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二 基督徒老板及其员工

很多基督徒将财富与自己的信仰生活相对立，认为财富是基督徒灵性生命的软弱。但这一观念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信徒群体中几乎销声匿迹，转而他们开始崇奉英国教会神学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lsley）“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这一座右铭。一份针对平阳地区四个新教教堂734名信徒的抽样调研显示，所有受访者均不反对信徒做生意的行为，他们要么认为“可以做生意”，要么认为这“与信仰无关”，还有人认为“这无所谓”，而问到他们对做老板的看法时，也只有1人表示反对，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不违法，荣神益人[23]就行”。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于财富的理解方式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氛围，催生了“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

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是最早对“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进行界定并研究的大陆学者，他在美国《宗教研究评论》（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杂志上发表的《一个新型基督徒群体正在中国兴起》（The Emergence of a New Type of Christian in China Today）[24]一文中指出“以个体经营和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和有股份的职工教徒，俗称‘老板基督徒’这一群体正在崛

[25]起”。“老板基督徒”群体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主要兴起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温州地区教会最为典型。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无论哪种情况，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热心于捐资修建教堂，有的还担任着教会长老职务，肩负堂务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灵活的处世原则及雄厚的经济基础，直接影响着当地教会的发展。2007年初，笔者赴温州CN县进行调研，那里处处可见雄伟的教堂，造价均在百万元以上，就连村子里的教堂也不逊色。有的教堂甚至就是几个信徒捐款修建的，教堂中有先进的扩音及录像设备、甚至有的教堂还安装有中央空调。在与教会信徒座谈时，牧师或长老往往会请几位教会中见多识广的基督徒企业家一起参与。温州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能量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见一斑：温州地区萧江水井头教会建于萧江镇中心，是当年内地会传教士所建，但有一批经商的信徒认为这个地方难以发展，建议搬迁新址，但遭到反对，于是有18人（其中三人为企业家）另觅新址建堂，这就是今天的锡安堂。锡安堂高四层，建筑面积3680平方米，圣殿高17.5米，钟楼高41.9米，附有三层楼千余平方米的辅助房，其中一层为停车场，其气派冠全县，在温州地区也小有名气。锡安堂的一位长老不无得意地说：“我敢保证20年内我们不用愁[26]教堂不够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内地城市甚至西部地区，“老板基督徒”的身影也随处可见。既然，“老板基督徒”不仅仅是个基督徒，他还是老板，其中必然会有些基督徒企业家将其信仰理念贯穿于他的企业文化及管理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为了商业精神及其公司、企业的经营，他们亟须一种公司精神或者企业文化来支撑他们的独立[27]经营。”为此这些老板基督徒个人所拥有的基督教信仰便被“带进[28]了公司和企业，并且成了公司、企业的重要经营理念”。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明显表现出信仰优先的原则，用兰州一家企业老板的话说：“我会选择（基督徒——笔者加）的，因为基督徒到底是我[29]们相互认识的，这个关系就近一点，我肯定会这样。”在这个公司中，基督徒大概占到1/3。另外，在该家公司中，体现基督教信仰的元素也随处可见，比如在公司不同的部门都悬挂与信仰有关的书法作品。在财务室写着“神就是道”“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职工会议室则是“静默慕道”“静享天赐”“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而在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内则悬挂着“以[30]马内利”等字幅。而有的公司或企业则直接以“天心”“神力”“神和”“神信”“迦南”等基督教传统术语命名，企业中有众多与圣经和[31]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

随着这种与信仰有关的企业文化及管理模式的贯彻及深入，基督徒员工的大量引进，加之基督徒老板的权威及影响，在企业中形成一种信仰共同体，并最终演变成基督徒企业的可能性也很大。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32]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李向平教授在相关论文中还详细记录了某著名民营企业在周一早晨的聚会经过：

首先是唱诗，内容是《一件礼物》和《坐宝座的圣洁羔羊》；接着是信心短片欣赏：《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了吗？》；然后是读经：诗篇第119篇；第111篇耶和华的律法；最后是公司负责人讲他的见证。……公司老板的言语之中，既有公司的管理要求和经营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信仰的互动和信任的强化，他说：“信仰与利益无关，无论个人或企业。信仰，只关乎个人、家庭，关乎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晨会临了，这位公司老板建议，让我们齐声诵读一段《圣经》：不要忧

[33]虑。

随着老板基督徒及基督徒企业的增多，在有些地区甚至还成立了基督徒企业联谊会或工商团契，规模较大的甚至有上百位基督徒老板参加。中国某地产界精英在其博客中，就曾讲述过他偶然参加一次这种联谊会的经历：

2008年初，接受朋友邀请参加福建的一个企业家春鸣会，到会才知道是一个信基督教的企业家的聚会。有海归，也有文化程度初中的，有当地出名企业家，亦更多是小企业主和企业白领。活动是第二天举行，当晚聊天至凌晨3点，话题就是劝说老王感受主的荣耀。大意，圣经上预言基督教将在东方发扬光大，这个东方难道不是指的中国吗？我没有被开化，但翌日春鸣会上唱颂我主耶稣的开场却令人感

[34]动。

与国内民营及个体经营企业中的基督信仰及其群体相比，外企中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些韩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有些外资企业老板自身不但有着虔诚的信仰，同时还有着强烈的宣教意图，甚至其中有些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中国设立工厂、公司，当然并不排除很多企业就此来营造一种凝聚、和谐、诚实的企业氛围的目的。在经营过程中，他们在公司组织团契，或在自己家中进行定期聚会。

在公司和企业中，虽然管理者不是基督徒，但员工中的基督徒有时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信仰团体，比如昆明钢铁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基督徒就达到千人以上，而在80年代初，这里却只有几名信

[35]徒。在“坚信基督论坛Faith Christian Forum”中有过这样一个调[36]查，“如果你在你的公司里发现有几位基督徒，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成立祷告小组，一起在公司里见证神”，没有信徒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个选项。从中可以看出基督徒职员的潜在发展力量。

随着企业家进入教会，许多教会的自养问题得到解决，并且有些地方教会还有一定富余，在温州地区，甚至有教会不提倡信徒在平时进行过多奉献，因为他们的教堂已经足够宏伟，可以继续使用多年，而在信徒关怀的事工上也有足够的经费。用一些牧师的话说，他们不希望教会拥有过多的剩余资产，给财务管理上造成困难。虽然这或许只是特例，但如何对待教会资产和财富问题？如何引导其投资或参与社会工作？如何建立国内教会间的互助机制等问题都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同时，企业内部宣教及聚会的引导及规范问题也不得不走入人们的视线。三 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信教情况

上面谈到了大学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及“老板”阶层所代表的经济界的“信教热”。但不可否认，中国还存在一些与上述群体特征迥异的农民信徒群体，他们才是中国基督徒的主力军。中国基督教在改革开放之初掀起的“基督教热”也多于农村兴起，学术界最早探[37]讨中国基督教现状的文章亦多关注于这一群体。这种关注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基督教现状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重点。近年来，中国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弱势群体仍为农民信徒的主要构成因素

据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教授十几年前的考察，中国内地农村信[38]徒因治病免灾而寻求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占到60%以上。那么，如今的情况又如何呢？对山西张店镇的调查显示，有52.8%的人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有46.3%的人是因为家庭遭遇祸患或办[39]事不顺而信教的，只有2.4%的人是因为精神追求而信主。同样，对于山西南部A村的调研数据显示，认为基督教能消除疾病，使家里人平安而信教的人达到142人，占被访信徒的85%，而在问到募捐的[40]动机时，有44.9%的信徒选择了可以“消灾除病”。这种情况在笔者近几年的调研中得到证实，在浙江省CN县XJ村，有基督徒谈到信主原因时，直接回答说：“因为自己的女儿生病，求佛、烧香都不管用，打针也不见效果，但信耶稣后，其病情逐渐好转，因而就信了。”[41]在内蒙古WNT旗S村，很多信徒因为自己或家人得了久治不愈之症，比如脑瘫、癌症而信教。笔者于河南省永城市TH乡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显示，有48.6%的信徒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教的。上述数据说明，病人求医治是农民信仰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老人、女性在农村教会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有学者在贵州西北地区的调研显示“到2002年3月底，整个毕节地区基督教信徒中有文盲半文盲48352人，占58.03%，小学的25984人，占31.31%，小学以下文化层次的占其总数的89.34%”。在山东T县某聚会点，王某十多年来一直是《圣经》的宣读者和诠释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42]读过一年初中，比较“有文化”。另外，“在黔西北农村地区，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观念依然存在，这使许多村妇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也促使当地女性容易接受宗教信仰。2002年3月底，毕[43]节地区有女性信徒48988人，占其总数的59.03%”。笔者于2008年年底赴云南曲靖市进行有关基督教信仰状况的调研，获得的数据显示，在曲靖市麒麟区，50岁以上信徒占60%以上，30～50岁的信徒约占30%，18～30岁的占10%。女性占80%～90%。信徒主要为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与郊外的农村人口，这两部分合起来占80%左右。在XW市CQ教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四成，妇女占聚会信徒70%以上，约60%的信徒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这其中，只有10%左右的信徒有正式工作，其他多为打工与自由职业者。笔者在永城市TH乡十几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5%左右的问卷填写者为女性信徒。无疑，社会弱势群体眼中的上帝，就是那些有可能改变其弱势地位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还有些虚无缥缈。（二）基督教在部分农村起到丰富文化生活及道德约束作用

农民之所以走入教堂，除弱势群体寻求帮助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农村文化生活的荒芜导致很多农民在农闲时无所事事，而在农忙时又无调节身心之处。中国目前的农村基层政权还很难满足农民在精神层面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教堂及其活动无疑成为人们社交、娱乐并陶冶情操的替代场所。2008年，一份有关陕西关中地区某村基督教的调研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南村及更多区域的村庄，大部分农民闲暇时除了看电视之外，就是打麻将和玩纸牌”，而“信徒除了每周日在南村教堂聚会一次，一般在自己家也进行。如唱赞美诗，讲圣经和共同祷告。在圣诞、春节，信徒看碟片，学习舞蹈和表演节目”。2008年元宵节，该村基督教邀请某县一个约由15名基督徒组成的乐队表演根据《圣经》和《迦南诗选》改编的节目，其中有舞蹈、独唱和快板。当时“尽管大雪融化后道路泥泞，然而附近村落没有信神的农民也纷纷前来观看‘热闹’。其中有步履蹒跚、白发如雪的80岁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少妇和年轻男子，还有数个村的村支书、村[44]主任和村民组长”。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教会的这种“集体活动”同样具有吸引力。2008年，另一份关于安徽省泗县的调查报告记载：“城关镇教堂设有‘唱诗班’，每天下午都有读经活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同时开办‘青年读经班’，对青年人特别是女青年进行宗教知识培训和普及乐理知识，丰富了青年人的精[45]神文化生活。”无疑，共同的信仰及教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的生活及社交范围，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内容。

另外在农村，基督教教义对于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惯有禁止性规定，更不允许信徒有偷盗、打人、骂人等行为，同时要求人们要诚实、不嫉妒、孝敬父母、疼爱子女、教徒间要亲同兄弟姊妹，这些教义有助于教徒在日常行为中约束自己，并在被动的“怕主惩罚”的意义上获得“道德提升”。这点不妨举2008年笔者在云南XW地区调研时获得的实例加以说明：有刘姓信徒举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来证明基督徒的良好公民形象。有一次他请生意上的伙伴吃饭，饭后那个人要“洗脚”，刘先生认为这种“休闲活动”有悖于他的信仰，于是拿出钱让那个人自己去了。另一位单姓信徒不同意刘先生助长那种违反圣经诫命的做法，他认为压根儿就不应该给那个人钱。同时他还说了自己的“见证”，单先生不久前患了病，发烧咳嗽，医药无用，向上帝祷告也始终不好，经过多日折磨，他认为自己找到病因，是因为多日前，他摸了麻将。当时朋友玩麻将“三缺一”，在他们再三邀请下，他碍于情面就加入其中，但为了让上帝原谅，他决定赢了钱也不要，输了钱自己出，结果他赢钱了，并把钱都还给了其他人。他认为就是这样，神还是怪罪他了。找到病因后，他痛哭流涕向上帝忏悔自己的行为，于是病很快就好了。这更加坚定了单先生不做违背圣经原则，哪怕是向世俗风气妥协的事情。单先生甚至还认为正是“神”让他改变了“跷二郎腿”这个对人不敬，但改了几十年也改不了的生活习惯。（三）弱势群体的构成决定着农民信仰的功利性、不稳定性、盲目性

农村信徒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进入教堂时绝对不是心灰意冷来寻找解脱的，而是带有某种现实的期待：期待自己病体痊愈、期待自己死后入天堂、盼望自己事业顺利，甚至还有盼望自己财运亨通的。当然也有信徒认为自己来这里是寻心灵平安、灵魂得救的，根据各项调查显示，因为这种目的而信教的农村信徒，只为少数。难怪有基督教界人士抱怨“有的人信耶稣仅仅把教会当医院把耶稣当医生而已，[46]有病找耶稣无病就忘记”。就这种现象有学者总结道，农村“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但这种制度化的形成更多来自教徒的精神动力，或曰‘心诚则灵’，而不是来自[47]教徒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理解或感悟”。这种功利性直接决定了农民信徒的不稳定及信仰上的反复性，有的人抱着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来，但参加聚会多日无效，或者因为农忙无暇参与，又离开教会。笔者在内蒙古S村调研时获知，有位村民因为自己祈祷后，家中瘫痪的毛驴可站立行走，因而信教。而正是这个村民，在此毛驴几天后又倒下而多次祷告无效后，不再参加聚会。

同时，部分农村信徒信仰的片面性、盲目性也很明显。这或许和我们将要提到的农村地区合格的教牧人员较少有关。合格的教牧人员在农村地区的匮乏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自封传道人及错误教义的盛行。比如有的传道人这样来解释圣经中种子被荆棘阻止生长的比喻[48]，认为“荆棘”就是“经济”，经济发展了，信仰自然就受到阻碍。有的地区信徒认为人是否属灵是天生的，一些传道人通过对儿童相面[49]确定其是否为神灵的代言人。有的地区的信徒甚至认为看电视有[50]碍于自己的信仰，认为这是“对主不心诚”。2006年，在安徽某县曾有民间自封传道人谎称某女性信徒因邪魔缠身，须对其灌输仙气才能驱魔，于是捂住该女子口鼻对其吹气，导致该信徒窒息。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农民信徒往往对中国传统的民风民俗不分良莠，一概抵制，有的地区的信徒宣扬要教徒改名字，特别是名字里带有龙、虎之类中国传统吉祥动物的，有的地方的信徒开始破坏家庭生活用品及建[51]筑，因为它们上面往往有动物的图案。有的地方信徒过年时不许[52]教徒家里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四）农村基督教信仰趋向衰落和转型

虽然农村基督徒在中国基督徒整体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毋庸置疑，这一群体面临着众多挑战。挑战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外出务工潮、城镇化、理性化、邪教影响等。以笔者2008年底走访的云南XW地区教会为例，2005年，该市（县级市）基督教协会内部统计结果显示，共有信徒10046人。而如今，当地的信徒只有几千人。其中首要原因便是外出打工信徒数量较多，约占整个XW市信徒人数的1/4；另外，信徒素质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的名声，使很多人不愿意加入。一些邪教组织，尤其是“东方闪电”“二两粮”（即门徒会）的活动频繁，这一方面造成人们对基督教的误解，另一方面也确实从教会中拉走了很多人。有位教会人士直言不讳，之所以20世纪90年代信徒发展比2000年后快，原因是“90年代，没有邪教，现在东方闪电专门来破坏教会，把人拉走了不少”。中国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对于农村基督教也产生了较大影响。2007年，笔者进行调研的浙江省CN县XJ村的常住人口是4000多人，但据一些老信徒回忆，以前的人口有近万人，之后很多人都搬到了附近的QK镇、LG镇和温州市居住，这其中有很多基督徒。即使是村中的常住村民，但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也经常往来于各城镇与村子之间，村中参加礼拜的人有所减少并不足为奇。另外，随着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农村医疗、文化、卫生事业的不断改善，农村信徒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将趋于理性化，进而非理性因素在基督教信仰的动机上将不再凸显，信徒人数也将出现明显下滑。

以上几个方面对于农村基督教的冲击必然会带来农村基督教的转型，换句话说，这或许为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某种机遇，因为衰落是就数量而言的，而机遇则是就信徒的素质而论的。比如，外来务工及城镇化过程，在带来信徒人数波动的同时，信徒的流动也引起一些有关信仰知识、内容及理解方面的交流、互动。在外生活或做生意的人经常将外面的见闻，及对于自身信仰的理解带回到本地，丰富当地基督宗教信仰的形式及内容，增加信徒们所谓的“属灵内容”。另外，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也将带来基督徒文化层次的改变，虽然信徒的文化程度不一定高于非信徒水平，但这无疑为基督教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条件。（五）农民工信徒群体惹人注目

农村教会之所以出现老年人、妇女及体弱者多的现象，除了我们上面谈到的农村信徒的功利性、弱势性等原因外，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因素，即农村很多青壮年，尤其是男性均外出打工或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个事实，这直接导致农村信徒中，男性青壮年人数较少这一现状，所以“三多”现象除了是农村基督徒的特征外，也是中国目前很多农村的典型特征。这些外出打工的人群中有些本身在农村就是基督徒，有些则是在城市中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基督教并最终走入教会的，那么这些农民工信徒的信仰状况又如何呢？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基督教信仰问题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之一便是这些信徒的信仰归属问题，因农民信徒在城市较大规模的教会中很难得到具体的属灵关怀及群体认同，而遭到边缘化；城市中另外一些家庭教会（比如传统的家庭教会和新兴的知识分子教会）因为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也同样无法成为这些城市务工人员信徒的栖身之处。最终，在城市中，农村信徒不得不建立自己专门的民工聚会。这种聚会往往因为老乡关系介绍及共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很容易吸引到更多的打工者加入其中，从而发展壮大。据有的学者分析，“都市里的乡村教会”一方面来自农民信徒信仰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乡村大型教会有意识进行城市宣教和植堂的结果。这些乡村教会在城市的发展，首先导致的是农村教会在人数及人才上的萎缩。其次，城市中的乡村教会自身也面临着更为紧张的生存方式、更为个体性的生活方式、更[53]为理性化的信仰方式等方面的挑战。四 结语：中国基督教所面临的众多问题

以上我们分别以大学生基督徒群体、基督徒老板群体、农民及农民工信徒群体为例，探讨了最近几年中国基督教的总体状况、发展特征及热点问题。本章最后部分将探讨困扰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若干难题。这个“良性”并非指信徒数量上的增多与膨胀，亦非单纯从基督教界的立场来考虑教会的完善与发展，而是将基督教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谈论其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良性作用而必须具备的良性发展模式。数据显示，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当其冲的可能便是教牧人员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匮乏问题。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徒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以中国目前有2305万基督徒计算，这个数字是1984年中国300万基督徒的七倍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多倍。随着基督徒数量的增多，教牧人员的数量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的数量就显得十分匮乏，以2008年的相关统计为例，陕西省共有基督徒36万多人，教堂634座，聚会点1206所，但牧师只有56人，也就是说平均11所教堂，才有一位牧师。2005年的统计显示，湖北基督徒约为30万人，但只有牧师87人，即平均每位牧师要牧养近3500名信徒；在江苏省扬州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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