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倾城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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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少一点爱我久一点(热话题，冷思考，腾讯大家专栏、《读者》签约作家叶倾城与你倾情探讨社会变迁中的情感与欲望，复杂人性中的迷失与守护。)(N爱我少一点爱我久一点试读：
父母之爱
我有个无私的母亲
有一天，我妈突然对我说：“不要叫我‘姥姥’了。”
我随口答应，没当回事儿。
——不叫姥姥叫什么呢？从小年落地起，我每天都在喊：“姥姥，你过来看她是不是发烧了？”“姥姥，奶粉吃完了没？”习以为常。如果运气好，每家都有个奶奶或姥姥，全家人都异口同声这么叫她。
但是她终于跟我不高兴了：“都让你不喊‘姥姥’，你还要喊？没有别的称呼吗？”
我吃了一惊：“那喊什么？”
她老大白我一眼：“喊我‘妈’。哼，我又不是你姥姥。”上阳台去，给种的菜浇一圈水拔一圈草，心平气和了，出来跟我说，“听着像很老很老了。”
呀，原来我妈也是女人，不愿意被人当作“很老很老”。这仿佛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妈除了是妈妈和姥姥之外，还是个女人。
她对我来说，就是妈。
我记得她给我喂奶——我人生的最初记忆，是睡在托儿所的小床上，哺乳时间，大批女工涌进来，顿时周围一片白花花的大奶子。也包括我妈，抱我入怀，宽衣授乳。看到妈，觉得值得哭一场，我就扯开嗓子哭起来……
我问过我妈，我们三姐妹都是一出产假（当时产假一个月吧，她也记不清了）就被送到托儿所，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哺乳时间。但我总疑心我其实是看到过别家小弟弟小妹妹的喂奶，再加上道听途说、支离破碎的想象，虚构了记忆。
我还记得她做饭：昏黄灯下系着围裙的背影，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歌颂过；过年时我们都在看春晚，她在厨房炸翻饺、丸子，包饺子——很不幸，我自小挑嘴，丸子和饺子我都不吃，她总是边教训我边为我准备其他吃食；我上中学时，每天六点多上学，晚上七点多到家，记忆里的天色永远晦暗不明，起床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她，放学后看到的也是，她总是端着饭菜从厨房出来。
我当然也记得她做针线。埋首在缝纫机上的背影，轧轧轧，布片流水般地滑过。她试图教我，我被大针刺穿过手指后就再也不肯学了。现在她眼神不好了，但还没放弃缝缝连连，戴着老花镜，把一件件我曾经的少女华服改给小年穿。
如果是写作文《我的妈妈》，写完她的慈爱，就得笔锋一转，写她如何教育我了。
我上初一起就开始写小说，她半忧半喜，最后还是决定上大学图书馆给我借小说，以中年知识分子的眼光，理所当然地给我借世界名著，我十三岁，已经在捧读《神曲》。
她还给我做过性教育：总之就是我不知道胡写了些什么，无非就是些情情爱爱。她看到后，直接吓坏了。惊魂甫定后，于是吞吞吐吐、语焉不详地给我讲了发育、第二性征、初潮……关键是，我当时已经初潮至少三年了。
这是大部分妈妈的人生吧：生育、家务、教养孩子，无始无终，是每天的日常事务也是一生的规划。永无宁日，却实在算不得丰功伟绩。孩子们天然依赖她，也知道要感激——但知道是一回事儿，心里还是觉得：妈妈就是这样的。
但，其实，她不仅仅是一个母亲。
她是60年代的大学生，一流工科院校里罕有的几个女生，从来都是拿全5分，唯一4分的就是俄文。顺带说一声，2012年，我陪她参加大学校友活动，真正见识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一个个耳聪目明、逻辑清晰、通情达理。他们每个都是学霸，但我总觉得，我妈比他们都优秀，因为除她以外，所有女生都来自城市，大部分本身来自书香门第，她是唯一的乡下女生，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不谈学历，也能看出我妈的聪明：她无师自通，学会大裁大剪，给大衣上袖子这么难的活计她一看就会。我小时候，邻居有新嫁娘，就请我妈去做衣服；她从杂志上看到日式大衣柜的照片，就和我爸通力合作，自家打了大衣柜，用到现在还没垮；小年五六月，要加辅食，我只会把手边的几本育儿宝典都读一遍，她听着听着若有所悟“这几本书都提到要吃豆类，其实就是为了胚芽嘛”，我大惊“胚芽是什么”；但凡地线火线、热处理、材料加固……她总是不经意间，说出她五十年前的专业知识。
这么聪明，为什么事业上毫无建树？
当然是时代之故：她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工厂做技术员，大锅饭下大家都是混饭吃。终于有机会去做科研，闭关锁国的前提下闷头干，一改革开放就知道了，这东西五十年前日本人就弄出来了。后来又去大学做科研，仍然接触不到第一手资料，做了四年后发现，美国人早就宣布，这玩意儿二百年内是做不出来的。
但如果我诚实，我得说：是因为我，我的姐姐们。
我们三姐妹挨得很近，又没老人帮手，我妈说当时“忙得裤子都提不上”。等我们稍微大了一点，国家恢复高考了，她看到同事们精心培育孩子，好不惭愧，也打定主意，要让我们上大学。
三份衣服饭食，三段青春期，三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三场叛逆、争斗、不省心……比如我自己：我高中时言行怪异，老师跟她建议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她听了极为伤心，耿耿于怀，觉得老师错看了我。够了够了，千手观音都应付不来。
耶稣新语录：一仆二主，人莫能为，人不能同时供奉事业及儿女。她选择了我们，对于工作，就只能做到兢兢业业而已，更高追求是奢望了。
五十岁过后，她一直想争取正高职称，大费周折，还是以副高退休。我那时已经工作了，有年轻人的不可一世，一方面心疼她的黯然神伤，一方面也有点儿不以为然：就算评上了，能多几个钱？有意思吗？
当然有，这是一个人一生的职业肯定。
但，我妈的终生职业，其实是“母亲”。
我开始根本没想到，生儿育女需要这么多时间、心力、精力、脑力，令人身心俱疲。我一直记得小年13天的黎明，我彻夜哺乳，终于不支地倒在床上，一想到这样的日子无穷无尽，几乎起心马上从窗子里跳下去。
我是很差劲的母亲。我看着左邻右舍，对孩子的精心致意，一年级就在上奥数，只能瞠目而已；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六七岁就崭露头角，语数外300分，文能拉小提琴，武能跳绳一分钟140个，无限自责却实在无能为力。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一摊事：写作对我始终很重要——虽然在小年出生之后，它退居第二；我还想享受人生，饱腹、纵情、尝试各种可能性。我自私地，不肯为了孩子完全献出自己。
我百分百地认可，对孩子来说，最好的母亲就是我妈这样，智慧正直，无限付出，接近放弃自我。是从我妈身上，我才懂得爱的广大与包容：因为你是我爱的人，你做的一切我都认同。她未必认同我的人生观，却接受了我所有的重大选择。
但我，做不到。
而另一个角度，如果我做到了，我妈会高兴吗？陈丹燕写的《初为人妻》里面提到，她的妈妈打电话给她，说：“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事业。”我相信，这也是我妈对我的期望。她乐意我有所成就，也乐意我活得开心。
而她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叫她“姥姥”，她不喜欢自己被看得很老很老。
爸爸再也不回来
年初，原本活得没心没肺的朋友家遇巨变，她父亲因病毒性脑炎入院，几番生死不知。她在病房旁的走廊上、在手术室外的等待里，偶尔发几个微博，把不能当众哭喊的绝望、恐惧和期盼一一表达。
我与她是异地，路遥山远，无能为力。我只能尽人事地输送几句无力的“会好的，一定会没事的”废话，给她打气。
一段时日后，她父亲终于从ICU转到普通病房，虽然还不认识家人，但医生说：“你爸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这是多么值得奔走相庆的好消息，我却不能自控地推开椅子起身，从电脑前走开，莫明其妙地去卫生间，一下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柱直冲池底，瀑布式反溅我一身花，我受惊才醒起来。我终于承认：我多么嫉妒她。我多希望那回来的，是我爸。她经历过的做过的，我曾像她一样全力以赴。但在概率论的世界里，我在0的那一方。
2003年，也是年初，我爸好像一天都不高兴，在屋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我跟他说话，他像没听见，我去拉他，他不耐烦摔开我。忽然间，他往我床上一倒，就睡去了。
一睡睡到下午六点多，我妈说：“不行，人是越睡越迷糊的。”强行把他拉起来。我们俩架着他在客厅里穿梭。他任我们摆布，整个身子软软的，谁更用力就向谁那边倒。谁喊他，他都不理，眼睛半闭，眼皮扒都扒不开。
那年我三十刚过，始终是最受宠的小女儿，我爸曾带笑埋怨我是“长不大”——天知道我当年多讨厌他这样说我，每次一说必然吵架。我像大部分城里孩子，对生老病死毫无概念，什么事儿也没经历过，此刻只吓得手脚冰凉，脑子里模模糊糊转着“脑溢血”“心肌梗死”的名词，也不敢想深。
叫了120，送了急诊，脑CT说脑部有轻微阴影，要留院观察。和我想的一样，我因之有奇异的安慰：就算是半身不遂是瘫痪是偏瘫，我都应付得来。但身为医生的二姐摇头，坚持让他们检查父亲的肝功指标。我问她，她就摇头，什么也不说，我一直记得她灼灼的眼神、哀伤平静的脸容。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她的职业素养，让她从最开始就不曾抱过希望。
结果在第二天出来了：肝癌晚期。我爸的怪异表现，来源于一个我第一次听说却永远忘不掉的名词：肝性脑昏迷。
四个月后，我爸过世。
死亡之旅像过山车，安全带一扣上，就再也不能摆脱。分分秒秒扑向深渊，除了尖叫还能做什么。最后时分，我守在他身边，我看到医生拔下所有管子，仪器上的数字一一归零；我在太平间的冰棺边痛哭，他的脸是水泥惨白；我眼睁睁看着他的骨灰盒从窗口递出来，我们三姐妹轮流抱他上山，送他入土为安。但为什么，我始终觉得他没有死，时刻可能回来。
三日丧期一过，家里不再有宾客。那个格外燠热的夏天，我一个人日日夜夜躺着，谁也不想见，什么也不想说，放纵自己沉溺于幻想。
小时候，收音机里播放过一个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摩诃摩耶》。摩诃摩耶是一个年轻女子，却被哥哥嫁给一个垂死的祭司。结婚第二天就成为寡妇，要在柴禾堆上烧死为夫殉葬。那夜雷电交加，倾盆大雨，她从火葬堆上逃出来，以面纱蒙脸去找等待她的情人：“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只有我的心不变。”情人带她远走他乡，过着幸福的小日子，却不能容忍面纱将他与她分开。月明之夜，他撩开她的面纱，看到她被火焰吞噬了一半的容颜。摩诃摩耶一言不发地离开，再也不曾回头。
这个故事支撑了我的幻想：也许我爸也没死呢。我在幻觉中，看到他神奇地摆脱了火葬炉，想办法搭车（我们有没有在他寿衣里放上钱），机智地应对好奇询问的眼光，趁月黑风黑，或者某一个雷雨之夜，他来敲门了。“谁？”“是我。”
我会立刻去开门，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哪怕面目全非，哪怕他完全不认识我。只要他回来，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疯子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为自己的幻想填砖加瓦，充实细节，最后不仅信以为真，还要抹杀现实社会，以避免对虚幻世界的冲撞。但我没有疯，还有专栏稿要交，单位打电话催我去上班，而且，我还有妈。
我从来没跟我妈讲过我的妄念：痛苦沉重如青砖，一旦传递就会变成两个人的负担。我只是，陪着她散步、看电视、扯闲篇，承受着胸口碎大石般的巨痛，任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想念像潮汐，会定期涨落，每次到了一个顶点，我就会提笔书写他——这是不是一种对死者的消费？我又自我安慰：能帮我赚到钱，他会很高兴。而我的每一行字其实都是呼喊：你回来，好不好？他始终没有。我偶尔会梦到他，很偶尔。
痛苦总会习惯，逝者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给他扫墓成为逢年过节的固定仪式，在衣柜里发现老式男装，拿起来看看说：“唉，是爸当年的。”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款他的灰色针织帽，像二战时飞行员戴的那种，刹时眼前掠过他戴着这顶帽子溜冰的身形——我爸会溜冰吗？从我自己笨手笨脚的劲儿来看，估计是不会的。我把帽子放到自己的抽屉里，到冬天翻出来试试：我头太大，戴着跟杏鲍菇似的。
我还会经常和我妈聊天，当年是有意避开我爸的话题，现在则是自然地，很少提起他。但是有一天，无意中，我妈说起我爸去世后她开始失眠：“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了三十五年呀，突然变成一个人了。”到夜里想东想西，想她的姥姥、妈妈以及……丈夫。她长吁一口气说：“要是到最后，说发现是误诊多好呀。去注销户口的时候我还想：怎么能注销呢，他要回来怎么办呢？后来又一想：只要人回来，要户口干嘛呀。要是人口普查，我们就把他藏起来。”
我……全身剧烈颤抖，不能哭。
终于知道，生离是多大的福分。我希望他只是出走，像欧洲小说里常会有的，轻轻放下书卷就上路的那种父亲，再回来是从南美洲发来的电报；或者像《归来》里的陆焉识，被禁锢、失去自由，再回来，相逢已是不相识——好歹也回来了呀；走到疾病里去也可以，神魂不见了留个躯壳也行，这场与死神的拔河赛里，只要手里还留了个线条，我都可以当自己不曾输；走到淫逸里、走到海天盛筵里、走到人所唾骂里……都行。只要他肯回来。
但他，走到了死亡里去。死亡，比宇宙黑洞还要遥远，他真的，永远不回头了。
6月21日，是他的祭日，我很想他。
他离开我，已经十一年了。
人间天堂并不存在
边贫穷边快乐，这事你信吗？
——清迈散记：人间天堂并不存在在我知道的所有去清迈的人里面，我是最LOW的一个。他们喝咖啡、学泰餐、修行、逛夜市、喝啤酒顺便捏脚；我骑大象，看人妖，在夜间动物园坐小火车看老虎，玩得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无他，我是带着老妈和女儿小年去的，这老少三代，还是参加个旅行社安妥些。
事先没做功课，直到第三天，导游才告诉我们：泰国是小费国家，每天早上应当在酒店房间里留下20泰铢（合人民币约4元）当作小费。刹时间，我想到了艾利。【一】
我和阿西莫夫笔下机器人系列里的地球警察贝莱一样，喜欢用小说品味风土人情。因此，去泰国前，我专程找了几本泰国文学来看，《我是艾利：我在海外的经历》就是这样到了我手里。看到折页介绍是性工作者的自传，我犹豫了一下——我更想阅读的是泰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但泰国文学可选项太少，我还是带走了它。而让我没想到的，性工作者，就是泰国人的普通生活之一种。
据一个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泰国全年有500万人从事色情业服务（包括性服务者及相关产业从业者），其中80万人年龄不满18岁（男女皆有）。而泰国《民族报》2004年则援引朱拉隆功大学的统计数字说：泰国的性服务者多达280万；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多达6万个。泰国的全人口不过六千万人，竟有近十分之一的色情业从业人员，也就是说，刨去中高阶层，按一个家庭四个人计算，普通底层泰国民众，几乎每家都有人在做皮肉生意。
艾利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底层泰国家庭：父亲是木匠，却贪杯好赌包小老婆，所以虽然母亲一直拼命工作，家里始终只维持在温饱阶段。十七岁那年，她与堂兄相恋，为他生了孩子，却被好色的堂兄传染了梅毒，孩子也是先天梅毒患者。堂兄不是能好好过日子的人，升学无望，打工收入低廉，出去卖，变成很自然的事。艾利在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巴林多地从事过色情业，也因为非法入境、抢劫嫖客等多次入狱。
三十来岁时，她大概算是厌倦风尘了，做过一家酒店的清洁工：负责八个房间，不能用电梯，不提供午餐，不提供咖啡且没有服务费。薪水是7000铢，每天还有小费200多铢。这比泰国普通工人的收入还要高一些，但委实不算高薪。
于是，几乎没有什么心理挣扎，四十岁的她重新下海，在日式酒吧里一晚就是3000铢，相当于清洁工干十天了。她很迷茫，叹息说：也许四十岁还出来做妓女的只有我一个。她把希望寄托到美国恩客身上：他看去像个老实人，像《阿甘正传》里的男主角，说过要把她办到美国去。但如果希望落空呢？到最后，她是不是还得回到某一家酒店的清洁女工位置上？
我当时还没适应泰国的小费习惯，还是按照国内的用钱作风，总把零钱先花掉，当晚费了好大劲儿，才搜出几枚硬币凑成20铢，放在桌上。第二天回房一看，原封未动。——导游也是后来才告诉我们：在泰国，硬币是打发叫花子的，不能充当小费。
临走一天，我在桌上放了一张100铢的纸币。
当然我知道，艾利不稀罕这点儿小钱，她在日本的时候，站街一次就是5万日元，而当时日本工程师的月薪不过十几万日元。【二】
几乎是一进长颈村，她就向我迎面过来了。小年和小朋友们疯跑在前，我一边喊“别跑”一边追，她就追着我的脚步：“买绳子，老板娘，买绳子。”说的是中文。是个小女孩，五六岁、七八岁都有可能，大眼睛明亮得无可比拟。她的赤脚让我不由得站住，也同时看到了她脖子上一圈圈的铜环。
还在很小很小，我就从《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画报》上知道：泰缅边界的夜风颂小镇上，有一支神奇的长颈族，该族的女孩子从五岁起就在颈上戴铜圈。每年多加一环，到最后，脖颈像天鹅一样被拉得长长的。（这个很可能不准确，因为在长颈村我也看到了老年人，脖子上并没有五六十圈。当然另一个可能性是，长颈族女性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岁，我看到的“老年人”只是我以为的。）
我以为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真切地看到，还是像当头一棒。我终于擒住小年，她们并排而站，她比小年还矮半个头，脸上用赭黄画着图案，脖子上的铜圈像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她显然早习惯了游客的目瞪口呆，伸手撩裤腿，我看到：她双腿小腿上也都是铜圈，缠得紧紧的——这还让肌肉怎么发育？她长大会是什么样？
我很快就知道了：长颈族村的女子个个都颈戴一层层的铜圈，分内外两层，里面二十几层，外面则相对大一些，大小及样式都像普通项圈。她们坐在开敞的茅棚里，有人在摇木制纱车，也有人在用非常原始简陋的竹木织机在织围巾，原材料是疏疏的纱，织得也松，横经竖纬织一截，下一截便只有经线没有纬线——这会极薄弱，一碰就勾丝。逛了一圈，每个女子织的围巾都是这样，也许是只会织这一种。她们身边挂满各种售品——花围巾、花包包，看去都是义乌货。
我问我妈：“她们为什么织得这么粗糙？”
我妈说：“省材料，省时间，”她是见过中国老式织机的，打量了一下她们的，“这梭子就是根木棍嘛。也就是勉强能用，厚实的布、复杂花样，织不出来的。”
我们大声喧哗，四处拍照，长颈族女子们不理会我们，仍然倾身纺织，铜圈一层层叠起来，有十几厘米高，令她们低头探首很困难，看上去像一支支被扼住喉咙的鸟。我对准她们拍照，又觉得自己可耻——但她们停下来，对着我露出恬美安静的笑容，一种全不曾被污染的纯净，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极大满意，一种对外来者的天然好感，让我想起“我喜欢你是安静的”这种古老的调调。
但我看到她们的铜圈，被拉长的脖颈——我查过资料，脖子长度不会变，只是锁骨和肩骨被压塌，胸骨和肋骨也随之变形。这每一个女子，都是终生残疾。长颈就像旧中国的缠足一样是最可怕的陋习，当事人虽不知不觉，我没法不触目惊心。
而那个美丽眼睛的小女孩，她卖的绳子真的就是绳子，一小段彩绳，两头随便一截，就算个装饰品了。我问：“Howmuch？”
她说：“十块。”还是中文。
所有小孩都有语言天赋，想必买卖常用的中文泰文英文她都会几句吧。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她的一生却就在这村里了。她有没有机会走到大城市去？去了又有什么用？哪怕颈圈取下，已经变形的骨头不会复原，终身带着这人为的残疾，能做事吗？
我买了一根绳子，她低头找钱时，我赫然发现，她耳垂上嵌着一个巨大的耳环，如小儿拳头般大小，令耳垂被拉长变形，纸般透明。我再次，倒吸冷气。
她拿着我的钞票抬起头：“Nomoney。”她身上没零钱了。我于是又拿了一根：“不用找了。”
关于长颈村的来历，导游给了我们一个不靠谱的解释：是男人用来保护女人不被异族人抢亲的。在村里我与另一支旅游团队擦身而过，听见他们在重述显然是来自另一位导游的另一个不靠谱解释：是为了保护脖子不给毒蛇猛兽咬伤的。
不知道，很多年前，关于缠足，中国人给世人的解释，是不是也是保护。
为什么这陋习至今没有禁绝？因为长颈族就是以此为生的。长颈村其实是个难民营，他们是因战乱逃离故乡的缅甸人，无田无地无出产，因为独特的长颈，成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她们构成病梅馆，而人类的好奇心，为她们提供了每日所需的食粮。
我们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小费——合影20铢一次——都是戕害，都是一支加在女子颈上的铜圈。能不能效法鱼翅公益广告：没有观光客，就没有伤害？很可能……不现实。他们没有泰国国籍，无法在泰国打工，更何况，残疾要扼制，需要一两代人，但吃饭，是每天都要的。【三】
我第一眼的直觉就是，她像我妈。
仔细打量一下，也不知道哪里像，大概因为她像我妈一样，穿凉鞋，又在里面套着棉袜。这是我妈夏天时候的固定穿法：布鞋太热，光脚又怕风湿。
也许是她挂在胸前的眼镜。她不看我们，专心捧着沉重的大木伞插在伞桶里，再戴上眼镜，细细端详伞面的情况，那当然是老花镜。我妈做针线时候也是要用老花镜的，看书则改用放大镜。
她的花白短发，她明明很瘦却看着像很臃肿的体形——老人就是这样，没肉，但哪里都是松的，她应该和我妈年纪相仿，七十多岁了。还在做这样吃力笨重的工作，我突然，心里很难过。
既然报了旅行团，就不可能不购物。最后一天的购物点是博桑手工制伞村。下车前，同行一位大哥频频叮嘱我们不要买伞：“伞就是散伙，没事儿买散伙干吗？”“那下雨怎么办？”“买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散伙就要散伙。但不能主动求散伙呀。”
停车场一辆辆旅行社的大巴，展示制伞工艺的场地上，全是乌泱乌泱的游客——有什么可看的？伞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我没想到大部分制伞工人都是女工，老太太颇有不少，照样搬上搬下，做着粗工。这年纪为什么还不退休，回家带孙儿？这得回家查泰国的养老制度。当时我只想到我妈目睹此景，未免不同病相怜，几乎是拖着扯着，把我妈拉到了下一档。
那一档是削伞骨架的，半寸宽的竹片，全靠一把小刀削成细细竹签。是个中年妇人，赤脚坐在竹席上，脚上有大脚骨，大拇指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左右一看，大部分女工的手上都有纱布。全靠双手的作业，竹刺、刀片都会令她们伤痕累累吧。
我们看她削了很久，也不能完工。我突然毛躁起来：机器一秒钟能削五片，却偏偏要用人工五分钟削一片。一方面是给游客看的噱头，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里的人工不值钱，可以任意靡费。
我看不下去，我忍不了，我很想随便买一把伞当作心安。但大哥早有言在先：不能主动求散伙。
一狠心，扶老携幼回旅游车去了。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清迈的，到处是绿树红花，天蓝得像少年心事。人都很温和，小年在卫生间外排队，笑嘻嘻对一个陌生女子练她刚学会的泰语：“萨瓦迪卡（你好）。”虽然是对小孩子，那位女子还是迅速双手合掌微鞠一躬。这份友善，令我立刻心生好感。
而清迈已经大热了好几年，我约略从杂志、微信、微博上看过不少清迈游历，赞叹那慢生活，说那淳朴民风，女子合掌的一句“萨瓦迪卡”真如一朵低眉的莲花。也不知道是他们写得疏忽，还是我读得疏忽，我从来没意识到，清迈并不富裕，甚至，相当贫穷。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边贫穷边快乐”这回事？我存疑。
我只记得艾利自传里，说为了赚钱，她频繁接客，接得痛不可当，于是吃中药补品，后来又吃有麻醉效果的毒品：迷达唑仑，是最速效的安眠药之一。在泰国，只要5—10铢一颗，她和女伴们都是100颗100颗地买。
有朋友对我的观感很不以为然，说泰国国贫民富，清迈人民在路边烤肉串榨果汁一个月也有4万铢收入，把自己房子改装给民宿旅馆，虽然房价低，算下来也不错的。更何况清迈清莱消费都低，一个月1000多人民币也能凑合过。
我想，我与他一样，都是盲人摸象的一员，我们看到的，都是真相却也都不是。而甫进入工业社会的中国人，被污染、生活压力逼使，格外怀念农耕社会的甜美安宁。只是，就我所见，人间天堂并不存在。
岁暮乡关何处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春节前，原来是离婚的高发期。
那时我在长沙做深夜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打电话进来的，多半是学生、为情所困的女孩子、午夜还在路上的开车族和外地打工者。岁暮乡关，电话内容里有一个主题渐渐多起来：我要离婚。
多半是在打工者大批返乡之后，他们带着行李、长年劳作的疲倦寂寞和对家庭温暖的期望回家，却一回家就打架：
妻子手机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短信；
一见面，还来不及温存，都在家里留守了一年的母亲和妻子，就像见到包青天一样，争相向他诉说对方不是，逼他主持公道；
双方都是底层打工者，妻子节衣缩食攒下大部分工钱，老公却空手而返。钱到哪里去了？妻子没法有好脸色。男人脸色更难看：我是人，我在外面不开销吗？妻子大怒：我也是人，我就该不开销吗？
都累极了，在各种各样的血汗工厂拼死拼活，一天十几个小时，都想休息，但要过年了，还有许多不得不完成的家务。丈夫怪妻子不去腌鱼腌肉灌香肠：“都等买外头的，有那多钱？”妻子说后阳台上那扇破了的窗一定要补：“难道破着过年？去年就破着过的年，从初一到十五，给人笑死。”
一共在家没几天，他说有几房旧亲必须去去，她说一定要在娘家住一晚。你的亲戚重要还是我的重要？他们是我家里人，不是亲戚。他们是家里人，那我是外人？
怎么会这样，不都说小别胜新婚吗？还有一句是：人间久别不成悲。三五天是小别，三五月就得算久别了，更何况一整年。
许多农民工十几岁就出外打工，二十几该结婚了，趁着过年回家匆匆相几次亲就定下了，婚后没在一起生活多久，又各自出外为生活奔忙，他去他的制造业，她去当她的店员或者成为留守妻子。他们看到人家恩恩爱爱，也着实羡慕，但一年只碰面一次，难得三五天耳鬓厮磨，光磨合都来不及，天天磨擦得电光石火的，不吵架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我想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对于在外的游子来说，它更是一个念想，一个天堂般的寄托。最累最苦的时候，脑海中会自动浮想出公益广告上的画面：白雪茫茫里，千山万水地回到家，门一推开，暖黄的灯光，妻儿的笑脸，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红红的鞭炮在窗外炸响，鞭炮屑像桃花一样飞舞……
到他们真回了家，全不是这回事儿：灯可能是坏的，妻子第一句话是问他带了多少钱回来，饭得现煮，菜得现去买，现成的只有黑糊糊的剩饭剩菜。像当头一棒，像被谁诓骗了，想呐喊：“我要的不是这样的。”满心委屈化成愤怒——谁不是累了一年！对方比他还委屈呢，不暴吵怎么可能？吵到天昏地暗时，一个人说：“离婚。”另一个人说：“离就离。”
我老记得有一个电话，年轻男人说，他没有手艺，只能在搬家公司出死力，黑汗水流的还赚不到钱。偶尔有一次，客户懒得打包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手一挥：“你都拿走吧。”“那些我是不认得，但那个客户，家里好大，看着就很有钱，她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
他巴巴地留了大半年，为了回家送老婆，细细捆扎好，用纸裹了好多层。一路火车转汽车转小巴，他老怕它们洒了，不时用手摸一下，又摸一下。
结果屁股还没坐热，话没说几句，他就和老婆大吵起来。一怒之下，他把瓶瓶罐罐都拿出来，当着老婆面，举过头顶，狠狠摔下。“那玻璃渣飞的……”男人哽咽起来，“我巴心巴肝给她带的。我自己给打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一冲动就去办了离婚。一出民政门两个人都后悔了。到晚上就给我打电话。
我试图排解：“那明天再去拿个结婚证呗。”“明天民政就放假不上班了……”
我渐渐发现：很多情况下，会不会真离婚，完全取决于，他们到家的时候，民政放假了没有。
而开年之后，电话内容的主题就很自然地成为：我要复婚。
这一个年，离了婚的两个人都没着没落的：千辛万苦地买火车票，找黄牛，各种转车，就为了大团圆，团圆却像一阵风，从手心溜走；万家灯火，自家黑灯瞎火，没有主妇的家，谁来下饺子煮汤圆？人家送年鞭炮齐放，大人孩子笑在一起，自己心累得一支鞭炮也不想放，孩子哭闹不休“妈妈呢，我要妈妈”，一难过抱着孩子哭一场；该去拜年了，长辈们要问起“他/她怎么没来”，怎么答？也不想在家等人来拜年，还是会被问一道，最后索性躲在家里，听见敲门声也不去开，假装出去拜年了……
不用人劝，他自己也知道是气头上做了糊涂事。他想起来的，全是她的好。她自责得比他更厉害，春节七天，她哭了七个晚上。“那去跟你老丈人家道个歉，把她接回来。把话说开了，去复婚嘛。”
沉默。“我初六就要回去上班，民政初八才上班……”
我记得我问过一次：“不能拖到初九吗？”事后都想抽自己。太蠢了。大概就相当于问“何不食肉糜”。
只是，新春正月里，从乡村返回城里工作的人潮中，有多少人是哭红了眼睛？而明年，他们还有家可回吗？
我对中国农村很不熟，我没有过农村生活经历，也从不曾系统地做过田野调查。我对农村的了解，来自我的亲戚、出身农村的同学同事、在我家工作过的保姆钟点工……
做电台主持人那一年多，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正面与外来打工者接触，听他们诉说心声，冒充他们的人生导师。很惭愧的是，我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他们的困境，各种各样，但大部分一语以蔽之，就是：“贫穷乃万恶之源。”
谁有头发愿意装秃子，谁不想小两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就得各奔东西，为的不过是口中嚼身上裹。疲倦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孤单的时候，谁能不想回家，不想得到家的安慰？但家，不过是人与人的组合，当人都形同陌路，当人都天各一方，家还存在吗？
中国社会的根基一直都是家庭，我怀疑，目前这根基已经动摇了。该如何制止这动摇，还是大势不可挡，中国传统家庭正面临全线崩塌？亲，我真心不知道。
我不做主持人也有几年了，只是，每当年关逼近，想起那些匆匆离婚的打工者——有些，还是会复婚的吧？但大多数，应该就自此分道扬镳——我心里，还是会难过一下。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
讲台上，她的灰白头发，乱草一样蓬了一头。她的深灰套装，非常像男装——虽然她下半身明明穿的是裙子。她的眼神，她的笑容，她的高大身材……如果在马路上遇见她，我可能会警觉地抱紧钱包；如果在大学校园里遇见她，我多半当她是女爱因斯坦。总之，都是一种与世界的格格不入，自带的怪异光环。她开了口：“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曾在精神病院里呆过数百天。”
是的，从二十余岁在牛津华恩夫特医院第一次入院，三十年来，艾琳·萨克斯的名字在各医生、各精神分析师的病人花名册上，她自称为“病历女士”。常常的，当她发病，她会觉得，“熊熊烈火将会燃起，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将横尸街头。而所有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但另一个她，则是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的首席法律教授、心理学教授、精神病学教授，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在2004年获得教师研究创新奖。她广受学生爱戴，后来又担任了主抓研究的副院长，极力襄助同事们的工作。
而亲密的人，叫她艾琳。这些人中，包括她的父母兄弟，若干终身好友，以及她的丈夫。当他们相遇，她已年近四十，第一次知道初恋的滋味。她向他坦白病情，男人并不诧异：“你总是比轻微的怪异更怪那么一点儿。”知道她有多渴望婚姻的时候，男人给了她。她担心有外星人会入侵她的婚宴，是好友一直握着她的手，与她共同御“敌”。
疯狂与才华，共用她的大脑；病患与工作，借助同一个身体。这就是分裂，却并非一分为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说：“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没有康复，我也将永远不能康复。我的幸福之处在于，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1956年，艾琳出生在美国迈阿密一个富庶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三姐弟中的老大。父母深爱孩子们，从不吝于对他们说“我爱你”，给一个拥抱和一个吻。同时，父母的吃苦耐劳和进取心也对孩子们影响极深。艾琳认为：自己对努力工作的喜好以及追求成功的动力，便直接源于父母。
她本应像弟弟们一样健康长大，但一些小小的怪癖从童年起就断断续续侵入：不把鞋整理好，她就出不了门；洗手要洗二三遍；每晚她都怕得发抖，“知道有一个人就在窗子外面，伺机会突然闯进来”。有一次她感觉到意识在融化，“自我”在消失，世界变得光怪陆离。她怕得发抖，打定主意：永不告诉任何人。这一决心，贯穿她半生。对疾病的掩饰，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项目。
步入青春期后，她曾因厌食瘦得骨肉嶙峋，又因吸食大麻被父母送入康复中心。无限惭愧的她，仿佛听见房子在对她说话，指责她有多糟糕。在当时，这些均被视为青少年反叛期的常态，若干年过去，当她对精神分裂症有所了解后，才知道，这些都是疾病的前驱症状。
精神分裂症像一层雾一样慢慢向她袭来，她渐渐迷失。当她离家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上大一时，已经无法保持个人卫生了，同学婉言告诉她：“我们宿舍里有个人……味道不太好。”但她没听懂。事实上，这种日常生活技能的减退，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的最初迹象。
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一种“我是不是疯了”的耻感令她没勇气开口求助，她只能更多地躲进学问的大海里：文字从不嘲笑“哲学家都是疯子”，创造力与神经错乱之间只是一纸之隔。四年下来，她不曾交到朋友，却收获了一纸几近完美的成绩单、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就在牛津，她第一次入住精神病院。异域他乡，陌生的脸孔，繁重的学业，把她往错乱的边缘又推了一大步。她已经无力继续学习，只得去医院看诊，却拒绝吃药：“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好起来。”直到她在镜中看到自己：非常憔悴，完全不像二十出头，而像六七十岁，脸枯瘦，眼神空洞而且充满恐惧，头发蓬乱肮脏，衣服到处是皱褶和污渍。“这俨然是疯人院被人遗忘的后院病房里的一个疯子的形象。”
她害怕死亡，更害怕镜中的自己。别无选择，她开始服用药物。这一用，就是一辈子。她曾多次试图减量直到戒断，但皆未成功。
住院期间，她无数次自残，用烟头、打火机、电炉、滚烫的水，烫灼自己。护士给她处理伤口时问她：“你不担心吗？夏天穿泳衣时，伤疤会露出来。”
她答：“我想你不明白，我活不过今年。”
住院四月，毫无进展。令她意外的是，精神分析竟然对她有效。
精神分析师告诉她，她必须说出她脑子里想出的所有事情，不管这些事有多么难堪，多么琐碎，或者看上去多么不恰当。
每周五次精神分析，她渐渐吐出了那些怪异想法：“我在控制这个世界。”精神分析师说：“你想要拥有控制感，因为事实上你感觉无助。”她说：“我梦见我用胎儿打高尔夫球。”精神分析师说：“你嫉妒你的弟弟们，嫉妒我的其他病人，你想揍他们。你想让你妈妈和我都只爱你一个人。”
之前，这些狂野幻想就是她脑海中的怪兽，她要用尽各种方法锁闭它们，这耗尽了她的力气，让她无力应对现实生活。而把怪兽一一从口中吐出，再由精神分析师说它们不过是伪装成大灰狼的小白兔。这令艾琳如释重负，她又可以读书写作，完成学业了。
1981年，来到牛津四年后，艾琳终于拿到硕士学位，论文被评审委员会认为“拥有博士论文的质量”。这四年来，她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比之前的预期多了一倍。她说：“我的疾病夺去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病：所有人都有疯狂一面，许多人都因一时愤激闯下滔天大祸，诗人在幻像里看到天国——我与他们有何不同？但也明白自己应付现实生活有困难，也许，终老于书斋、做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对她更加合适。她于是决定继续攻读下去。
回到美国后，她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离开她视为主心骨的精神分析师，她制不住脑中怪兽了。一天下午，与同学们在图书馆学习时，她开始胡思乱语：“你有没有杀过人？天堂，还有地狱，谁是什么，什么是谁。”她从窗子里钻到外面的平台上，扯下一根2米长的电话线绑在腰上，认为是条时髦的腰带，还拔下一根15厘米长的铁钉放进口袋里，作为防身武器。她像鸟一样挥着双手，唱着：“这才是真正的我！快来看佛罗里达的柠檬树！这里出产柠檬，这里也有恶魔。”病历女士，艾琳生命中的恶魔，掉落在世人面前。
在急诊室里，艾琳受到平生最粗暴的对待：几个大汉把她狠狠扔到铁床上，粗皮带绑住她的双手双脚，苦涩的液体往她嘴里强灌，她发出了一声半是呻吟、半是尖叫的声音。她在捆缚里无助地蠕动着，像一只被大头针钉住的小虫子，有人费尽心机要揪掉她的脑袋。
两度住院，第二次长达五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捆缚中度过的。医院认为她病情危重，需要特别护理，故而病历上特别注明：多使用束缚。
她拿塑料餐叉和医护人员开玩笑，被束缚；
她焦躁地在楼道里踱来踱去，被束缚；
她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被束缚；
她说出自己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幻觉，被束缚；
她曾被连续束缚超过30小时。手脚都被紧束着，胸前还罩着床单。
关于这段不堪往事，她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说道：“我没有打任何人，我没有害任何人，我没有直接威胁任何人。如果你没有被捆缚过，你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但其实糟透了，在美国，每周都有一至三个人死于这种束缚，他们吸入了自己的呕吐物，被窒息，心脏病发作……我非常赞同心理治疗，但极其反对强制型治疗。”
后来，她和一位心理健康专业的同事聊天时提起：“难道你不觉得被束缚很伤病人自尊吗？更何况很疼，令人恐惧。”
那位教授用貌似了解的眼神看着她。“艾琳，你不明白，”他心平气和地说，“那些人和你我不一样，束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和你没有什么不同，我不喜欢被束缚，正如你。”她说。
这次住院，给她开出的诊断为：伴有急性发作的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她早从图书馆借阅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读到恐怖的真相：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让人彻底丧失与现实联系的脑部疾病，且终生无法治愈。预后不佳，病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她可能无法与人交往，跟人保持友好关系，不会有人爱她，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事实上，一位医生曾经断言道：艾琳·萨克斯将永远只能在严密看管下生存，和一堆病人一起看看电视，就是她的结局。
某一瞬间，她认命了：“就这么着吧。做什么都没用了。”
父亲立刻制止她：“不要这么想。”这是父亲一生的准则，她已经听过许多遍，“这不是癌症晚期，即使是，许多人也顽强地挺过来了。只要你态度正确，你就能够战胜它”。
她痛恨父亲为她制订了一个她可能无法抵达的目标，但同时也是莫大的肯定——他坚信女儿能行。再一次，艾琳鼓起全部勇气，向命运说：我不放弃，我不认输。
在停学一年之后，艾琳重返耶鲁法学院，从此不曾在治学道路上停步过。一周五次精神分析，每天服用氨乙基纤维素，而她没有落下一堂课，聆听大师的指教，孜孜求学，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倾谈学业及人生……
精神病院中的噩梦之旅，令她亲身体验到在美国精神疾病患者的遭遇。其他同学去律所实习，她却选择了收容精神疾病患者的过渡疗所，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而她后半生的治学方向，也以精神疾病患者的法律权利和权限为主。嗣后又进修了精神分析。
毕业后，艾琳进入南加州大学任教，校方要求在四年内提交三篇长论文，才可谋取终身教职。但她，为自己预估的时间是：三年间完成四篇长论文。这背后是悲哀的自我计量——总得留出生病的时间呀，谁知道魔鬼几时来袭。
对药物，她始终抱着排斥心态。每次服药，都是一次小小的折辱，让她想起：自己是被那些聪明理性的人确诊的有病之人。每剂药都是在让步，都是难堪的屈服。她一次次自作主张减药量，渴望最终能摆脱药物，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完整，全靠自己的意愿生存。每次的停药尝试都变成浩劫，总在最后崩溃之前，她又捡起药片。
也好，朋友称她为无所不能的小引擎，每次被打倒，都能重新站起。
2001年，一种新出的抗精分药物“再普乐”对她产生奇效，她身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也终于令她真正接纳了自己的病症：既然药到病除，当然就证明了我确实是这种病。而令她意外的是，一旦接受现实，她反而不再焦虑矛盾了，她与精神分裂症的距离倒仿佛越来越远了。她终于在漩涡间找到了平衡，激流让她获得了自由。
而现在，她要做一件真正疯狂的事，那就是，告诉所有人，自己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多年来，这是她最深的秘密。她不敢告诉熟人们，怕他们排斥她，轻视她；她不敢告诉同事、同学们，怕任何她投稿的学术机构、她打算面试的单位都会直接拒绝她，学术生涯化为泡影。她怕路人的鄙视，怕身边人的厌恶，怕所有人离她而去，只剩她自己。
而现在，她拥有了一份稳定的、不会失业的终身教职，深爱她的丈夫就在她的身边。没什么可怕的了，病历女士已经渐渐淡出，是时间让艾琳出来和大家见见面了。她就这样，站在了全世界的讲台上：“我是教授，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我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马索克曾勇敢地说：“我是变态，但我更是一个作家。”一模一样。这是对自己最深刻的肯定。
即使抛开她的疾病，她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她将此归因于：一、得到极好的治疗。每周四到五次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持续几十年。二、家人亲友的支持，他们令她的人生有意义与深度，帮助她找到生活的方向。三、身处一个支持她的环境。大学既满足她的各种需求，也刺激她思考。这一切，都是最强有力、最有依赖性的抵御。而她还要感谢父母经济上的鼎力相助，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大力帮助，以及令她缺乏女性魅力的、对她有益也同时有弊的倔强性格。
艾琳反复强调，全世界，像她一样受精神分裂症困扰、和魔鬼共处一身的人有2400万（另有数字认为是百分之一，也就是6000万），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邻居、朋友”。
在中国，他们都在哪里？
我的一位邻居，应该是精神分裂症。他刚发病的时候，大家还当笑话传：他如何向领导举报同事的莫须有罪行，他在盛夏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不让家人开空调……不知哪一天，他从生活中消失了，再回来，已经是一个苍白肥胖的老年人。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在院子里散步，呆滞冷漠的脸上有非人的迟钝。他从不和我打招呼，可能早就不认识我，虽然，我与他曾经是中学同学。
我的一位大学女同学，也许是精神分裂症。起先是言谈怪异，后来莫名其妙开始追逐某个貌不惊人的男生。该男生情急躲到卫生间里去，她就站在卫生间外等，脸上挂着恍恍惚惚的微笑，嘴里不知在说什么——全楼师生都被吓得只能去楼上解手。在我们当时的认知里，她被称为“花痴”。学期终了，她离开学校，从此再没听说过她的名字。
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他本是高材生，在科研单位工作，但越来越行事癫狂、语无伦次，自说自话辞了职，自认是国家特工，在行使伟大任务，妻儿都是敌国派来的，饭菜都要看着妻子吃一口，才肯动筷。送过医院，他竟能把医生辩得哑口无言，明知他有病，也不敢冒法律风险收留他，只能放他回家，他从此成为施施然的自由人。离婚是不可能的事，他的妻子，索性把生死置于度外了：你要杀我，就一了百了；你不杀——就这么着吧。日子继续过下去。
甚至，那人就是我自己：慵懒与低潮时时来袭；家人经常发现我处在自言自语、心不在焉的状态；我老听见有个严厉的男声在呵斥我——正如艾琳听见房子在说话——我一直以为那是我的良知之声，但或许那就是传说中的幻听？
我会不会像艾琳一样，有什么药令我豁然而愈，事后看看说明书：啊，原来我就是这个病！在想象里，我清清楚楚看到未来：新药物都是昂贵的，我怎么付得起？要变成家人的负担不如去死。
我曾以为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幸总会落在某人身上，宿命的残酷就是这样。总有些人生来残破，必将沦为被淘汰者，再爱他们再愿意帮助他们，也无能为力。
但看到艾琳·萨克斯的例子，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病患中，有多少人天赋聪颖，有多少人像艾琳一样与命运殊死搏斗过。是什么，令艾琳成为特例，而他们没有？
要说到全中国对精神疾病的无知，医疗保障系统的不得力，个人幸福的不被重视，以及贫穷——这万恶中的万恶，毒魔中的毒魔。
但我，还是对未来有结结实实的信心。首先，我至今还没疯掉，很可能就不会疯掉了。其次，中国始终在进步，精神疾病如抑郁症之类，已经得到了普遍重视。而最重要的，大概是去工作去爱，永不言败的决心。
每一种疾病，都是上帝的剥夺，但能不能，从上帝手里生拉死扯回一点儿？人的小宇宙能否与大宇宙对抗？这是必输的战役，但至少，要先试一试。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但我们努力地，带病生存，开出不完整的花朵，像缺口的碗，也能盛饭装水，甚至有别样的美。
桃源地狱，一线之隔
——让人脊背发凉的绑架与性虐图书馆藏书过千万，一张借书卡只能借四本书，在茫不知情的前提下，居然在同一批借走两本说着同一个主题的小说，这概率是多少？如果要与在青天白日，好端端被变态掳走的概率比较呢？
这两本小说一本叫《房间》，另一本叫《请你帮我杀了她》。后一个书名劲爆得很，书页也翻旧了，一看就知道是老少咸宜、居家必备的惊险推理；前者封面则是夏夜晴空的黝蓝，淡白线条画出寂寥的飞机、云彩和树，典型纯文学读物的拒人千里之外——我不希求你的随手翻阅，我只等待一个苦苦寻觅我的人。《房间》在欧洲文学架上，《请你帮我杀了她》在北美文学架上，隔了过道，更是山长水远，毫不相干。谁也不知道，藏在书里的，竟是极其类似的哭喊。《请你帮我杀了她》的女主角叫安妮，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天天要与看房子的陌生人打交道，倒也习以为常。她万万没想到，只是下班后多逗留五分钟推销房子，竟被伪装成客户的变态绑架，带到与世隔绝的小木屋。她经受百般虐待以及各种怪异的规矩，变态甚至逼她喝马桶里的水。在一次次的强暴后，她怀孕了。《房间》一开始，就是一个五岁小男孩杰克，与“妈”和一台电视机相依为命。“妈”是真的，每天偎在她怀里吃奶也是真的。但“爱探险的朵拉”是假的，人类是假的，药店、超市、滑滑梯，都是电视里的事物，也是假的。这个11尺乘以11尺的房间就是全世界。终于，“妈”艰难地说出真相：那年她20岁，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好心想救助路人的狗——狗是假的，路人是货真价实的豺狼。她已经被囚禁了七年，杰克的生父是谁，不问可知。
多么凄厉的小说，但真相比小说更恐怖。1984年，一位18岁的奥地利女子被父亲关进了地窖，开始了24年不见天日的囚禁生涯。其间，她被强暴三千次，七次怀孕，一次流产一次夭折，而另外五个孩子，没有名字，没有户籍，没上过学，没试过轮滑的御风快乐。他们是实验室的小白鼠，笼中生，笼中养，天花板、日光灯、解剖刀与死亡，就是真实宇宙。
1991年，一个11岁的美国小女孩在上学路上遭到绑架，被禁锢在一座有隔音设备的窝棚里。18年后，她终于获救，已是两子之母，却一直保留小女孩的发型和吱吱喳喳的样子。原来他是恋童癖，她害怕自己一旦长大，就会像失宠的洋娃娃，被抛弃被肢解，尸块扔得东一块西一块，于是努力地，不让自己长大。她是被冷冻的植物，不及开放就僵在含苞的状态。
更不用说洛阳性奴案，还有我一想起来就发抖的《盲山》：女子被拐到大山里，被卖给赤贫愚昧的农民当媳妇，毫不客气地沦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说白了，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性、生育和家务，是女人唯一的功能。一整座大山，一整个村子，人人都是禽兽和畜生，却心安理得，完全不自觉有何罪疚：他穷，他难道就不应该有个媳妇吗？妇道人家也许会哭会闹，打什么紧，女人也能算人吗？
回到小说的世界里，女主角们叫天不应叫地不理，脱逃无计自杀无方，求生本能令她们想方设计要活下去，以最柔顺的态度，假装已生是他的犬，死是他的死犬。而孩子来了，血里有原罪的小生命，是否真的无辜？不能问，也无人有回答的资格。
为自己的被迫受孕，安妮曾痛不欲生，但随着胎动、阵痛、分娩等一系列成为母亲的节奏，她竟渐渐爱上了这个撒旦之女。即将为人父，令魔鬼也似乎有绽放人性的可能性，但他很快烦了孩子的哭闹、畏惧，孩子重病，他置之不理，最后，才出生没几天的女孩夭折。身为母亲最强大的恨，令安妮逮着机会杀了男人，逃了出来。
而“妈”两次怀孕，其中一次死产——她的“狱卒”甚至不肯费心上网查查该为生育准备些什么。怕男人对小杰克下手，每次男人来的时候，就让孩子躲在衣柜里。地牢暗无天日，孩子像豆芽菜一般成长，为了不让孩子长成萝卜头，她用尽所有积累的心力和知识，带他在狭小房间里跑步，训练他刷牙，教他认字。最后，她设计让杰克装死，赌男人一眼也不会看这具“裹在毯子里的童尸”，就带出去掩埋。聪明的杰克跳车呼救，母子双双摆脱囹圄。
而囚禁还没有结束，安妮根本不敢睡在床上，一晚晚蜷在衣柜里，任何风吹草动都让她觉得快要窒息。明知变态已死，仍不敢违背变态给自己制定的时间表。而最大的困局是，我是被随机选中的受害者吗？背后到底有没有更大的阴谋？“妈”在脱逃后第六天，勇敢地上电视代所有强暴受害人发声，却被主持人不怀好意的问题逼得崩溃，仰药自尽——地狱之外，也并非处处天堂，人的恶意无处不在。她幸而遇救。年方五岁的杰克，脱离她的保护，必须睁眼面对真实的、无遮无拦的世界。被称为“盆景男孩”的他，该如何长大，总有一天，他终将知道生命的另一半，来自最黑暗的罪恶。
自救何以完成？我想起又一部小说《魔鬼的羽毛》：战地女记者康妮身心俱疲地由伊拉克回到英格兰，发生过什么她绝口不提。有些事太可怕，是最污秽的记忆，她宁愿掩埋，成为心里的新坟。倾诉别无用处，亲人的冷漠、陌生人的好奇窥视，会更加雪上加霜。谜底一点一点揭开，一场无端绑架，几条馋涎滴滴的大狗，一个魔鬼般的男人——他竟然追上门了。再无退路，挺刀对决，康妮战胜了披着人皮的恶魔，也战胜了被囚禁被重创带来的巨大羞辱与挫折感。
我能胆大妄为说一句吗？也许被囚禁的女子，远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只不过大部分不是被拐走，而是自己心甘情愿投到不见底的深渊：被家暴、被欺凌、因男人的外遇酗酒吸毒赌博而伤心欲绝、日日夜夜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是什么困住了她们？枷锁并非有形，有时是经济困窘，有时是文化与谋生能力的低下，也有时，就是恐惧、惯性、自卑的混合，男人长期的羞辱嘲笑、耳提面命给她们洗了脑。语言毒品也会令人生理依赖，摆脱需要很多智慧、意志及外界的帮助。
小说里的变态者说：“我想你并没有感恩你在这儿过得有多好：在地面上，有自然光，有中央空调，新鲜水果，卫生纸。多少女孩会因为拥有这样的环境，这样一个安全的房子而感谢她们的幸运星。尤其是和孩子一起，不用担心碰到酗酒司机、毒贩子、变态狂。”另一个则说：“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让你的女儿远离了什么，疾病，毒品和满街乱跑的流氓。你应该问问什么，什么对她最好，什么对你最好。”
施虐者以恩人自居，受害者反而要心存感激。但你——是否觉得有些耳熟？有没有人这么告诉你，和他在一起，是你烧了高香，你这么矮这么胖这么丑，人见人烦，是他把你从男人的厌弃里拉拔出来。他给你一个“家”的幻象，有时候还大慈大悲，附加一个“妻子”的名分，于是就可以肆意践踏你的自尊，侮辱你的审美，剥夺你的自我空间，禁止你自行对人生做出决定。
在事后，你将觉得那是黑暗时光，在当时你只是渐渐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狭窄：与闺密们好久不见，因为与她们见面，要请示汇报受冷言冷语；父母每次来看望你，你都十分为难，你既怕他给老人家脸色，也怕父母说出心疼你的话；总有些事，你需要找他帮忙，但想到他的脸色，那些难听话，畏之再三，算了吧，你卷起袖子自己来了……
到最后，你的世界只有他。这是感情的桃花源吗？不，桃源地狱，一线之隔。
自由是人类永远的主题。每个故事都不过是人生的隐喻。所有被“爱”压得喘不过气的女子，都可以想一想：是否，你是在被囚禁中，只是不自知。要不要脱困，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书上说：如果把一只鸟在笼子里关了很久，再放出来的时候，它会忘记飞翔——没关系，它总会想起来的。
史上最伟大的脱困小说《基督山伯爵》，最后一句话：人生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自由多么宝贵，希望永生不死——不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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