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奎
出版社：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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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试读：
序言 开启新的经济科学理性时代
陆游有句至理名言：“汝若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各行各业，大千世界，概莫例外。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当今，正是交叉学科时代，大综合时代，不确定和高风险时代，要求系统科学思维，呼唤科学革命，企盼社会科学的真正理性时代。
经济学家自我陶醉、孤芳自赏，黑板经济学作业，伪统计经济计量，错误假定基础上翻天覆地的定理、证明、推导与判断，谬以千里的预测，无成本代价的伪数学经济变换等等，都在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的任何一头失去了立足之地，还不要说什么昔日的辉煌。
西方经济学家时代是工业革命，特别是西方经济霸权，他们打着现代化旗帜，企图征服世界知识界。经济学家的社会科学统治，经历了约250年，已经广受争议。
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部分说来就是所谓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提供了社会经济批判的广泛基础。非科班，不同职业、专业人士，在经济、金融、社会、文化、战略甚至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大显身手。这既有陆游的至理名言为根，又有时代背景为据。
高连奎邀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欣然应允。之前，我读过他的《中国大形势》，应该说是包含着诸多真知灼见，也显示出有良知、智慧和见地的青年学者风范。他的这部新作，是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的中国学者系列作。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和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都在中国掀起过狂飙巨澜。我在北大经济学院读书和任教期间，恰恰是这个历史时期。尘埃落定，未来学同经济学、金融学的命运几乎别无二致，但应当客观和公正。迄今为止的国际学术和社会背景在大体上证明，这两位国际知名作家既不是经济杀手，也同国际资本阴谋无关，而都是相对执著的独立学者。
高连奎的著述不但有的放矢，而且诸多见识切中时弊，剥离彻底，施政见解也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他对郎咸平的解读和把握是合情合理的，对陈志武的金融低级主张和经济学无聊“卖弄”，甚至对某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杀手学术包装的分析和透视是值得称道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学术、学理、学问，真正创新者，非早逝的杨晓凯和他的超边际主义经济学莫属。当然，他的宪政经济学和基督教经济学，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若说到他对“盎格鲁-撒克逊”一套游戏规则的顶礼膜拜，同他早期的风骨和学术见地就更是大相径庭。
连奎推崇国防经济学。其实，李斯特或德国政治经济学，就是地地道道的生产能力和国际贸易主导、占优经济学，连亚当·斯密都明确支持国防比财富重要。读一读重商主义，就知道真正导致大英帝国称雄的恰恰是国家管制经济和反自由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只有中国的不良和无知学者才装腔作势，把人家已经牢牢把握了的国际定价权、世界资本和产业脉络，可以遥控、解体世界，将全球化下世界财富任由组合、配置境遇下的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当成自己全方位开放的锦囊妙计。呜呼哀哉！难怪北大命题网上流传，“全世界都笑中国傻”。国际财富猎狗，金融大鳄，国内人民大众，人人都看清楚了，弄明白了；只有中国的那些号称“顶层设计”的蹩脚教授、精英、专家还在那里莫名其妙。
中国或许只有高铁、新能源还有生机与希望。产业集群、商业物流、科技专利、金融货币、汇率外汇储备，房地产经营，教育和文化，处处是危机和陷阱。忽悠中国在私有化下大肆强化信贷消费，就是让中国彻底患上美国病。美国梦早已名存实亡，但美国病却真真切切。中国梦加上美国病，全世界无药可救。连奎妙笔生花，破了题，明了势。剩下就看中国的决策者和行为者的选择与造化了。谭伟东（旅美知名人士、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第一章 经济基本面：生在中国，你了解中国吗？
中国处在什么时代？
郎咸平研究的是阴谋论吗？
陈志武的金融逻辑靠谱吗？
美国是靠消费强大的吗？
民主能促进经济发展吗？
谁为福利社会失败埋单？
中国长期通货膨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如何用供给学派治理“凯恩斯通胀”？
如何看待中国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及副作用？
为什么央行一直不加息？
中国货币政策能否实现多元平衡？
中国经济一直增长很快吗？
中国处在什么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其特征，了解其特征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了这个时代，才可能做出符合时代的决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是如此。
目前，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因此，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就必须“以金融经济时代”的视角来审视出现的问题。这个时代不同于自由主义时代，也不同于垄断主义时代，如果继续用前两个时代的经济学来指导经济政策，必然会犯大错误。中国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经济的新时代。中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经济时代，中国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已经讲得很清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也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关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像他们一样伟大的人物对其进行研究。
先锋学者的思想启蒙
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虽有郎咸平、刘军洛等学者不断对其他学者和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郎咸平甚至放弃了自己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公开媒体上给大家普及金融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刘军洛也一直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形势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但不幸的是，中国绝大部分学者的思维并没有彻底转换过来，还是喜欢用一些过时的、没用的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失控状态、中国铁矿石长期没有定价权等都是明显的失败案例。
中国的房价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不少专家还在用“供求关系”进行解释，还在高唱“加大供给来平抑房价”的陈词老调。殊不知，房价问题是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房子已经成为与股票、债券、基金等具有相同性质的金融产品，并且现在的购房者根本不用太多的自有资金，而是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杠杆融资。如果不把房价问题当成金融问题来解决，那么房价就不可能被控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破裂。
在中国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的问题上，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商的“垄断”。现在，铁矿石的定价问题早已经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而是呈现出了以三大矿商为首的产业资本和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共同操作价格的局面。因为铁矿石的长期价格要参考现货价格，现货价格又以期货价格为参考，而期货价格是受金融资本控制，根本不受现实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铁矿石的定价问题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本质性问题，那铁矿石没有定价权的局面将很难被打破。
金融经济的时代特征
自由资本主义是由唯利是图者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贪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垄断资本主义是由野心家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操纵、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金融经济则完全是由赌徒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豪赌、对赌、席卷、大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这是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其成本决定，商品的价格围绕着成本进行上下波动，不可能大幅度偏离成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价格已经偏离成本，完全由垄断者控制。这种垄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源垄断，另一种是技术垄断。因此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他们决定，但是垄断资本也不是漫天要价，它还受到供求关系的束缚。但在金融经济时代，价格完全由金融衍生品决定，金融衍生品定价完全脱离成本价值。由于投机分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巨大的虚拟需求，因此就摆脱了现实供求关系的束缚，完全由投机炒作决定。
垄断经济时代的代表为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金融经济时代的代表则是华尔街投行，这从人们对时代英雄的追捧中就可以窥见一斑。10年前人们还非常崇拜那些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但现在人们崇拜的是华尔街投行。10年前无论走到哪里，世界500强企业都会被奉为座上宾，而现在整个世界都要看华尔街的眼色行事。
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首先，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型特征更加明显。全球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不断下降，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这时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金融经济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又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
全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最主要原因，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人们能够为其定价。我们之所以将现在的经济称为金融经济，也就是因为定价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定价体系是市场经济核心的东西。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另外，信息革命也为普遍地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如今的金融行业实际上就是信息革命的产物。
不仅是这次科技革命，每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都与科技革命相伴随。第一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郎咸平研究的是阴谋论吗？
对于一个国家，观念的落后比技术的落后更可怕。当前，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刘军洛等学者们研究的不是战略学，更不是阴谋论，而是“经济国防学”。这是一门新兴学科，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我们要支持他们。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国防现实的需要。
对于一个时代，总是少数人站立于时代的潮头，他们最先感知到时代的变化。对于金融经济时代，只有那些金融学教授或相关从业者才可能了解清楚。看看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刘军洛等人的出身就可明晰这一点。郎咸平是研究公司金融的专家，公司金融其实就是华尔街的主要业务，郎咸平的学生大部分也都进入了华尔街投行。宋鸿兵供职于美国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家公司虽然都与房有关，但他们既不盖房也不卖房，只是专门做房地产贷款的资产证券化。如宋鸿兵的工作就是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MBS（资产抵押债券）的风险评估等，这些都是资产证券化最核心的业务。
迄今为止，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军事掠夺、对外贸易、跨国投资和金融交易。目前，跨国投资是国家间财富转移的主要形式，金融交易则是实现国家间财富转移的最危险形式。现在是金融经济时代，中国当前最严重的内忧与外患仍然在金融领域。金融市场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输钱清清楚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在金融市场上，输了只能怨自己倒霉。因为金融时代，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通过操作石油价格就可以赚全世界车主的钱，通过操纵铁矿石价格，就可以增加世界上所有钢铁企业的成本。当货车司机因高油价无法生存时，谁又会将这笔账算到华尔街头上呢？这个时代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或是签上几个合约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巨大转移。
金融战，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转移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又不被察觉。金融战已经取代了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还会引起主人的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主人的整个住房，主人却不觉心疼。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由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人控制。金融交易员轻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将一家百年银行弄个精光，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最直接的案例。在这些金融精英眼里，企业和老百姓都是为他们拼命挣钱的奴隶。
经济国防学是以国防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国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避免国家的财富损失。现代社会，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发生传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经济战争则成为跨国财富转移的核心形式。因此，经济国防学比传统的军事国防学更现实更重要。
目前，世界经济战呈现出贸易战、产业投资和金融交易混合出现的局面，如果国家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队伍”以及足够的“弹药”储备，那么在这些战争面前就只能被动挨打。
在国内，中国人一直期望经济学家充当社会的“良心”，这种想法太天真。在美国等国家，经济学家对内充当“打手”，对外充当“杀手”早已司空见惯。其充当“打手”就是专门为利益集团说话，如发布各种倾向性非常强的报告，或是炮制不真实、不全面的数据为利益集团张目。对外充当“杀手”则是以经济援助的名义，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各种不利于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等。
这些战争很多都是由民间完成的，政府并不直接出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实际历史上很多殖民地也是由东印度公司这些商人完成的。如中国的台湾曾经被荷兰殖民者占领过，但是在荷兰的正史上从不承认他们的国家殖民过中国台湾，他们只承认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过中国台湾，这就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典型的“商战亡国”案例。
金融战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如索罗斯1992年狙击英镑，1997年狙击东南亚各国货币，近年高盛狙击“金砖四国”和“钻石十一国”，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经济战早已打响，在这类战争中，中国已经输了好几阵。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战主要来自美国的商业界，一个小小的高盛就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整个美国，也就是“国防部+美联储+华尔街”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话，那后果将会怎样，大家可以去想象。这并非危言耸听，如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战沙盘推演。与战争推演不同，参与人员均为对冲基金经理、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这次是公开的推演，至于那些不公开的推演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美国是一个善于用战争摆脱危机的国家，在本次金融危机时，兰德公司也曾发表报告怂恿美国政府通过战争救市。
如果中国要在以后经济战中取得胜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笔者查阅了中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国目前还没有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学科，组织师资，编写教材，培训人员，可以说中国已经具备这个条件。首先，世界经济战给中国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其次，有像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这些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的学者，可以说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不能也不应该再空白下去。
经济国防学与传统学科国防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传统的国防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工具对传统国防进行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核扩散、资源争夺、环境外部性、种族冲突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经济国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跨国金融交易、世界汇率及利率政策的平衡等问题。因此，两者完全不同。经济国防学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全球一体化以来的现实需要。阿根廷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注重经济国防酿成的恶果。
经济国防学的概念虽然比较新颖，但这一命题自古有之。春秋时期“种桑亡国”的例子就是对经济国防学最好的案例。近代由郑观应最早提出，并由康有为进行完善的“商战”理论则是中国近代对经济国防学的研究记载。在当代，郎咸平、白益民、张宏良、宋鸿兵、刘军洛、时寒冰等学者的研究中也都带有经济国防学的成分。
为什么会被误解为阴谋论？
妒忌是最不健康的心态，妖魔化是最卑劣的攻击手段。郎咸平等学者的研究本来属于经济国防学的范畴，但是总被误解甚至被被妖魔化为“阴谋论”，特别是不少挂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人也这样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郎咸平是金融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并以此来否定郎咸平。但是我们要反问这些人一句，如果当代经济学家不懂金融，那他能算经济学家吗？可惜中国大部分所谓的经济学家都不懂金融，很多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在金融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储备接近零。实际上，他们妖魔化郎咸平更多的是因为妒忌，因为郎咸平抢了他们的风头。但是，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跟不上时代的人必然被赶下历史的舞台，这是正常现象。
要想说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经济学的发展来谈起。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阶段，进入了金融经济学的第三个阶段。当代的经济问题，只有从金融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才可以得出满意的解释。那些早期批评郎咸平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微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只能用他们那点可怜的微观经济学或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问题，因此，错漏百出也就不奇怪了。
具体到金融，可以分为两部分。谈到金融，大家首先会想到我们传统观念中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这些可以算做金融；但是研究银行的学科更准确的说是“货币银行学”，真正的金融是公司金融和探讨公司融资问题的。货币银行学在美国对应的机构是美联储，在中国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司金融在美国对应的是华尔街，中国对应的沪深股市等机构。华尔街就是一个为公司融资的主要场所，郎咸平是研究公司金融的专家，其学生绝大部分都在华尔街就职，这也就是为什么郎咸平说起华尔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的原因。当前，世界经济很大部分受到华尔街的影响，因此华尔街一个投行的倒闭就可以导致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是翻遍传统经济学课本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也是传统经济学家所不能解释的。
还有人说郎咸平是财务专家，但是郎咸平研究的财务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务，而是上市公司的财务，实际就是公司金融；还有人将郎咸平称为“郎会计”，如果说财务与公司金融还沾点边的话，那会计与公司金融就已经相去甚远了，这些人简直是无知！
当代中国，甚至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的金融经济研究者虽然没有公开力挺郎咸平，但他们的观点与郎咸平并无二致。如黄明、向松祚、谢国忠、张庭宾、陈思进、宋鸿兵、刘军洛等，因为只要接受相同的教育，或是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从业背景的人，他们是思维方式上基本上是类似的。郎咸平的理论也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就在一年前，宋鸿兵、郎咸平还被称为“阴谋论”者，现在货币战争已经开始了，已经摆上了台面，现在谁还用“阴谋论”这个词必然被称为“老土”，被当做笑话，这就是中国的发展进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开始承认郎咸平的分析是正确的。郎咸平在中国就是充当的哥白尼、布鲁诺一类的人物。关于郎咸平的争议也会越来越小，这些人对待郎咸平是无知者无畏，郎咸平对待他们则是不知者不怪。
其实将郎咸平、宋鸿兵斥为“阴谋论”的人，就是在帮别人掩饰阴谋，掩饰阴谋的人就是充当着阴谋实施者的帮凶。当美国的阴谋败露遭到天下指责后，我们马上发现了一种奇怪论调，那就是“活该论”，他们的意思是华尔街没有阴谋，中国被骗了属于“活该”。中国为什么会被骗，还不是因为对游戏规则不熟悉，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向大家普及游戏规则，在别人普及游戏规则的时候帮忙打掩护，掩护别人的阴谋，当阴谋得逞后开始骂中国活该，这些人是多么的可恶。陈志武的金融逻辑靠谱吗？
说中国现在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是指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金融并不是从现在才有的，而是自古有之。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将《货币战争》当成了假想敌，如果说《货币战争》错误百出的话，那《金融的逻辑》则是逻辑混乱。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只是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中的一门学科，金融学更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现在陈志武想着用金融学来解释一切，乍一听很新鲜，但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基本上是错多对少。他来自海外，这会导致读者以为他们代表着西方主流思想。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即使在西方，他也是少数派，属于边缘。如果相信了他这些错误的金融逻辑，不但不能强国富民，反而会误国误民。我们可以通过还原下陈志武的逻辑来还原真实的金融逻辑。
信贷消费的负面效应
陈志武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美国青年人大卫的故事，这个故事与几年前在中国流行的“美国老太太对比中国老太太”的故事如出一辙。不幸的是，陈志武是金融学家而不是文学家。在故事中添油加醋不是他的长项，老太太已经进入天堂，陈志武讲的这个故事演绎出非常多的续集。如小伙子遇到经济危机长期失业，房子被银行收了回去，这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版本。人生无常，为什么小伙子就必须按陈经济学家的规划去过完一生，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还很长。陈志武讲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人们信贷消费多么好，可惜他的这种信贷消费普及教育在10年前已经有人完成了，在中国已经不新鲜了；并且书中对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20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来临前，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和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陈志武将这认为是信贷消费“在美国扎下根”的标志。殊不知，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说房子、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还有意义的话，那么洗碗机、吸尘器、收放机分期付款带来的纯粹是经济风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大萧条，关键就是经济危机前的信贷消费严重透支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导致了长期消费不足，才使得大萧条如此严重。
陈志武认为一个国家信贷消费越发达，经济也就越发达。他的这种说法完全不靠谱，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里面包含很多的外在因素，不是仅靠消费就能解决的。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进行对比一下。在中国，买汽车基本上是付全款；在印度，买条牛仔裤都分期付款。按陈志武的逻辑，那印度应该比中国发达，而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靠信贷消费强国实在可笑，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已经不少。
激增的信贷消费可以给经济带来短期繁荣，但绝不能给经济带来持续繁荣。
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在书中提出中国“钱多”的论调后，开始论证“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他认为“中国人钱多后，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反而可能对未来充满不安”，意思就是钱多没处花，所以不安。但实际情况是“钱多的”与“不安的”根本就不是一群人，“钱多的”是有钱人，“不安的”是穷人，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生活处境却有着天壤之别。
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因此在论证“钱多”时，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问题。
首先，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为什么钱多本身就不靠谱。资本化确实存在，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参照标准，按照陈志武的逻辑，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通速度没有美国快，所有总量要多一点。
其次，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主要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人掀起奢侈品购买狂潮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我们在看到富人“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这是没有看到另一面。
陈志武所谓的“资本化”实质就是私有化，资本化可以让中国钱多，因此他提出，为了更加有钱，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也造成了更多下岗职工的贫困，陈志武还在以“让中国人更有钱”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可见学者的“选择性失明”是多么的可怕。这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堆砌一些毫不相干或是片面之极的理由。
再次，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进行了资产投机。因此，中国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中国投机盛行的学术原因称为“流动性过剩”，但“流动性过剩”与“钱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钱太便宜而不是多，因为利率低，所以发生了银行存款大搬家，钱从银行流动到了投机市场。
消费多，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钱多”的假象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这几年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当然是以信贷消费为主的钱正是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主因。
解释清楚“钱多”的问题，也就基本上解释清了“钱多为什么还不安”的问题。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钱多花不了”，而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文明国家解决民众不安的措施主要是建立福利社会，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如北欧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新加坡为百姓提供住房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是让民众自己去买保险。
当然也有读者会认为西方的福利社会已经出了问题，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但却不知这都是媒体灌输给大家的“假象”。在后来的章节中，笔者还会单独讲福利社会的问题。福利社会本身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出现问题的是实行福利社会的政府不遵守财政纪律，这背后主要是政治因素。
陈志武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痴迷地沉浸于华盛顿共和的美梦当中。一场华尔街危机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他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常将美国与中国的大清朝对比来衬托美国是多么美好。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此人是老华侨，其实他是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国的，近年也主要在国内活动，对国内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了解。书中总是举出大清朝的例子，为什么不拿现在的中国与美国进行对比，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哪些差距，这样不是更有意义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书中将欧洲古代皇帝发行国债看成是西方人的聪明，这又是典型的西方人聪明，中国人愚蠢的论调。如果是夸耀西方真正的聪明之处也就算了，但却往往将不应该夸耀的地方拿来夸耀。欧洲皇帝发行国债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皇帝根本没有征税的权力。西方的中世纪与中国的周朝制度类似，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诸侯手里，国王打仗向诸侯借钱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陈志武将这种现象归为西方的智慧，显然对西方历史不了解。
陈志武在书中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负债发展模式”看做民主的保证，这是颠倒黑白。“负债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多党分赃”制度的必然产物。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每个新上台的政党都拼命地借债，这也是他们交出一份成绩单最快的方法。但这些债务基本上不需要在自己任期内偿还，也就是说这些人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还钱是下任政府的事情。因此，这些政客都非常喜欢借债，并且这些政府都常年维持着一定比例的负债，其实这都是追求短期利益，是对继任者及国家的不负责任，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客对国家缺乏长期忠诚度的表现。“负债发展”对国家或许有些好处，但这些好处并没有多么大，更没必要将其看做西方经济发展的“祖传秘方”到处吹嘘。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长期坚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得也非常好，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小虎”国家、非洲国家，都曾经大举借债，这些国家在短期的繁荣后都一蹶不振，其教训不可不吸取。另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美国、日本等都是债务高危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不仅威胁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连累了其他经济体，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
判断一个经济理论是否成立，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找出反例。无论是信贷消费，还是国家举债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有过惨败案例的发展模式，根本就不值得提倡。
书中甚至提出用金融来打倒“孔家店”的妙招，人们确实痛恨过“孔家店”，但那只是认识上的历史局限造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文化不会对发展经济造不成任何阻碍，反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人现在的主张是保护传统文化，而非什么“打到孔家店”。那么，他的思想为什么又转到了五四时代？况且打倒“孔家店”的不是金融，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则要小得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打败“孔家店”，“孔家店”是农业社会和家族社会的产物，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不打自倒。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可笑的。现代人能买养老保险，古代在没有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只要你有钱，照样不愁没法养老。
金融的运用也有副作用，那就是加大社会成本。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价钱的利息给了银行；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低。如果都通过买卖关系来实现，则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重讲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有意义
保险、债券等金融工具对社会的发展的确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其作用无限拔高。总之，金融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金融现象都是科技进步和国家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映，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金融万能论；发展金融、消费驱动更是谬论。金融的逻辑处处是漏洞，先有结论再找论据，罗列前后两个事实，未有任何因果阐述，却得出前一事实导致后一事实的结论。
陈志武、黄亚生、章家敦等都是一类人，他们痛恨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于是就颠倒黑白，罗列出一大堆问题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制度是坏的；与此同时，又罗列出一大堆不相干的理由证明西方的制度是多么好。他们这些人既丧失了学术道德，又有失专业水准，是中国民运势力、民逗分子的典型操作手法。思考中国问题，要以13亿中国人的福祉为出发点，不是凭对某一制度的个人厌恶或是某一集团的利益。另外，作为学者，最重要的是不能丧失专业水准。美国是靠消费强大的吗？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跌的这三跤分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发生的根源是相同的。
1929年的经济危机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也是家庭里的第一个“大件”。1855年，一台缝纫机要65美元～150美元，但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1856年美国人推出了分销付款销售缝纫机的商业策略，这个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大获成功。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了1719美元，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1913年，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1/4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清。此后，这个行业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1000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1919年，通用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成立了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得到了大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该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
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
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而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
信贷消费就是饮鸩止渴
首先，信贷消费大大透支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很多家庭为此负债累累。这样也就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经济稍微有些波动，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降低，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信贷消费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时企业产能大幅扩张，但是这种消费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一旦消费减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就马上暴露出来，20世纪的大萧条期间产能过剩是明显特征。
再次，信贷消费将金融机构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经济出现波动后很容易发生金融机构倒闭，最后信贷消费占有了大量的储蓄。这些储蓄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却导致企业后劲不足，由此看来，信贷消费是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时期，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因此凯恩斯主义想方设法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政府的需求。政府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投资需求，二是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罗斯福时代，政府做了很多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等工作，这些经济措施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实际上是为了花钱而花钱，实际上政府是在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罗斯福时代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好。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属于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将更多的钱用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政府消费需求，但将美国经济带进了滞胀。
到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政府支出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消费，则会对经济产生伤害。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先后经历了消费凯恩斯主义、投资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三个阶段，其中只有投资凯恩斯主义才对经济发展有利，消费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对经济都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实际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是美国没有实践的，那就是福利凯恩斯主义。福利开支也属于政府开支，北欧经济就是典型的福利凯恩斯主义，就北欧欧洲经济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他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开支直接用于民众福利，因此，政府开支越大说明民众享受到的福利越多，这与那些非福利性质的纯政府消费是截然不同的。福利凯恩斯主义能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还能让民众得实惠，这才是最值得提倡的方式。
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的推动力。既可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民生目的，还可以扩大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是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及西欧开始了去掉福利化经济政策，北欧则实行了继续加大福利的经济政策。经过20年的发展，美国及西欧模式失败了，但北欧模式成功了。福利凯恩斯主义不是福利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主张将政府开支更多地用于社会福利以达到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经济目的，这是福利社会及凯恩斯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应该适度向福利凯恩斯主义方向靠拢，因为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永远是需求不足，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中国经济的秘诀
樊纲先生在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创造了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他说的“凯恩斯主义世界”是指中国政府对经济繁荣的成功管理。诚然，樊纲说的中国政府成功管理繁荣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不沾边。中国政府管理繁荣根据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原理，是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和原材料紧缺引起通胀，这才是根本，与凯恩斯主义关系不大。因此，樊纲或者是在错用，或是根本就不懂凯恩斯主义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的成功确实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但是这种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不是体现在管理繁荣上，而是体现在“投资凯恩斯主义”上。中国不遗余力地改善基础设施，对改善经济效益功不可没，这才是中国正确运用凯恩斯主义意义之所在。
近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中国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也更多地体现了出来。如果说政府要继续实行正确的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由投资凯恩斯主义过渡到“投资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凯恩斯主义”并重，这两样都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华尔街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高消费更加明显。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好。华尔街金融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因为买房本来就属于消费。
现在的美国可以说是个债务帝国，联邦、各州、企业、居民等都是债务累累，这些债务都是由过度消费造成的。如美国政府这些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美国的福利支出也没有增加，反而削减了很多，可奇怪的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竟然欠了大量的债务。学者预计2014年美国国债将达到美国GDP的140%。除了政府外，民众也开始高消费，家庭和个人债也是天文数字。据政府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这些国家债务产生的利息，再加上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所需要的开支，就将消耗美国政府截至2020年的联邦收入总额的80%，可见高消费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信贷消费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
美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是高消费导致的，可见高消费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高消费可以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其次，信贷消费又占用了银行中本来就不多的储蓄，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企业投资缺乏资金支持。企业一旦缺乏了投资资金，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美国高消费失败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是某些经济学家还在中国宣扬消费性社会，不知居心何在。
现在中国有一种理论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主张这个理论；而主张此理论的人，只是将美国看做是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的成功案例，并且将日本看做成功转型的案例；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确实是消费型国家，但是美国的高消费并没有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是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停歇，美国经济立马就出现危机，高消费只能对经济产生危害。再说日本的转型也不是成功的，而应该算是失败的。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道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高增长时期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如19世纪前20年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另一条道路是低储蓄、高消费、低增长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停滞甚至崩溃。中国应该选择前者。民主能促进经济发展吗？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凯恩斯是太自信了，影响政治家决策的只有利益，经济学思想哪里来的那么大作用。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所属政党的利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纯粹的一党制，他们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形式。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是极端多党制度。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客经济是西方多党分赃型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映，也是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所在。现在很多人喜欢从细节方面说明民主制度的优势，当然以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也确有很多细节优势，但这种制度的劣势却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战略上，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采取了这种制度之后反而没有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
1.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够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要说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就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就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但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般都是自己的政敌，可谓“一箭双雕”，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们顺理成章的选择。
为什么赤字财政不可取？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属于高盈利项目，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基本上是公共项目，盈利性不强。财政赤字必然意味着举债，举债必然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政府大量举债的结果最后就是还不起，因此赤字财政根本不可取，极个别学者将赤字财政当成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简直是“倒因为果”。
以前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赤字财政的弊端还暴露得不是那么明显。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这时赤字财政的风险将逐渐暴露出来，因此，这种发展方式就更加的不可取。
2.喜欢高汇率
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发展实体经济实现繁荣显然来得太慢。实行高汇率，首先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这些都是政客最喜欢的。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得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技术性因素，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贸易赤字的危害性，这些国家的人不会不知道，只是每个政府都自顾短期利益，不为国家的长期利益着想，并且都存在着侥幸心理，总以为麻烦不会那么快来临，结果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多种矛盾同时爆发，危机大得一发不可收拾。
货币升值这个词，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很多老百姓可能会认为货币升值好，手里的钱值钱了。但是，货币升值是针对外币说的，如果本国百姓不出国的话，那一点好处也没有，有好处的主要是外国人持有的本国货币升值了。货币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其实很多政客就喜欢用货币升值来糊弄不懂经济学的老百姓。
3.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最长为五六年，很多时候干满一年都非常地难。如近年的日本，10年换了7个首相，前一任首相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管理繁荣比处理危机要重要得多，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由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特别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因此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必须从管理经济繁荣入手。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中国相隔几年就来一次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宏观调控，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很少大起大落，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而在那些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如果幻想着那些政客对经济繁荣进行管理基本上的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那些实行了政党分赃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先是经济大发展，然后是经济大崩溃，然后从此一蹶不振的发展格局，像中国这样能够连续稳定发展30年以上的经济体，一个都没有。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会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这种经济奇迹也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4.喜欢低利率和印刷钞票
低利率对经济的危害非常明显，为了刺激经济各国政客很喜欢使用这一招。经济学者将其称为用泡沫掩盖萧条，或是用大泡沫掩盖小泡沫。总之，这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日本当年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坚持零利率，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也长期实行低利率，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又将利率降到了最低。低利率不是万能的，低利率使用不当只会诞生经济泡沫，不可能刺激到实体经济。
还有一招比实行最低的利率还狠，那就是直接印刷钞票，或是美其名曰“量化宽松”。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动了印钞机，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日本在零利率政策失败后也实行了量化宽松。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也实行了这种措施，一轮不行，两轮，两轮不行，三轮。到目前为止，这些开动印钞机来救经济的措施还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这些行为是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背后都是政党分赃制度在作怪。
5.喜欢激进的改革
对于改革，大家都知道，渐进式改革比激进式改革要好得多，但是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实行渐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实行政党分赃制度下，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可能完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激进式改革。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6.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除了以上缺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外，实行政党纷争制度的国家还存在着另外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西方政党分赃制度难以克服的，都能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极低，也都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走停停，都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上面提到的部分问题。因为本书并非政治学著作，只是点到为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相关知识。
知道又能怎么样？
郎咸平教授有句名言：“你都能想到的问题，美国能想不到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事情想到又能怎样？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现在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是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很粗浅的看法。在政治学家眼里，西方模式仍然是政党分赃，变化不大。目前，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以及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改善经济的主要阻碍，如凯恩斯主义是非常好的经济理论，但是政府却在滥用凯恩斯主义，甚至发展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怪相，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失败，纯粹是凯恩斯主义运用上的失败。在欧洲，欧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处理不好财政政策，导致欧元险些崩盘。蒙代尔学术功底再深厚，也左右不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克鲁格曼的思想再有前瞻性，也改变不了美国政府放任经济的本性。
西方国家如果不改变其多党分赃制度，其以上经济弊端将很难得到改善，这是模仿西方实行多党分赃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原因，更是发达国家从来不能避免大约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的原因。谁为福利社会失败埋单？
我是一个坚定的福利主义者，我认为现在西方国家所发生的“逆福利化”措施是不可取的，而且是反文明的。
福利社会是怎么来的？
福利社会理论早就诞生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已实行过福利政策，但是大规模的福利社会是从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开始的。
西方各国的政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前都比较小，各国都比较自由，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顽固的胡佛拒不救济贫民，而强调应由私人慈善机构来解决失业救济问题，并且接受大富豪摩根的建议，实行了现在听起来都很好笑的“邻居互助”计划，也就是强制那些有工作的人去帮助没有工作的邻居。这一计划当然是失败的。现在流传比较广的数据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饿死了800万人，这一数据是否确切不得而知，但是当时的惨状是确实存在的，而这样的情况竟然是发生在一个耕地过剩，粮食充足的国家。
1933年2月15日，还没有正式就职的罗斯福在佛罗里达州乘车行进在迈阿密的大街上。突然，一个人一边大喊“快要饿死的人太多了”，一边朝罗斯福的汽车开火。虽然罗斯福最终安然无恙，但是他明白，贫民用子弹向未来的总统倾诉饥饿意味着什么；而且当时的美国法西斯主义也已经开始泛滥，当时不少人宣称“美国只缺少一个希特勒”。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果断放弃了自由主义政府，加强政府救济，推出了大量的“以工代赈”的措施，美国的经济和民生才慢慢恢复。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才渐渐确立了福利社会的基础。可以说，美国福利制度是大萧条时期饿死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成果。在罗斯福新政取得成功效应的示范下，英国也开始实行了类似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措施。
政治因素加剧了政府“入不敷出”
欧洲福利社会的建立源于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当时欧洲还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威胁，可以算是被逼出来的。高福利必须以高税收为前提，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为了拉选票，肆意地推出各种不负责任的补贴措施，加上不遵守财政纪律，偷税漏税严重，都导致产生了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
基本上是极端多党制国家。
在这几种多党制中，最理性的是温和多党制，既可以保证民主又不至于权力过于分散；其次是一党独大制，一党独大制，政策连续性好，这个独大的政党在其他政党的监督之下也不敢懈怠；再次就是两党制，两党制虽算不上好，但仍可以勉强维持；最坏的政治体制就是极端多党制，希腊是这样，爱尔兰是这样，意大利也是这样，如希腊本届议会产生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该国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爱尔兰众议院共有6个政党享有席次，其分别为共和党、爱尔兰统一党、工党、绿党、新芬党以及进步民主党。成立于1926年的共和党是爱尔兰当今最大政党。意大利也同样是党派林立，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只有10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0年9月，意大利已更换了49届政府。这些政府的平均寿命只有10个月。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越差，财政纪律越差，国家欠债就越多。这是因为在多党制国家政府的欠债可以轻松地留给自己的下届，除非是实在拖不过去了，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
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福利有多高，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遵守财政纪律，高福利就要对应高税收。既想高福利，又不想高税收，还不想欠债，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因此西方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不是这一福利制度本身的失败，而是多重因素所致。当前的逆福利化只能是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真正的北欧福利国家，他们的福利是公认的世界最好，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欠债，在挪威甚至还有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可以从正面证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2011年7月22日，挪威发生了恐怖事件，但我们要搞清恐怖事件的性质，挪威恐怖事件的主犯是个宗教狂热主义者，自家拥有别墅，他主张纯净的欧洲，反对外来移民，因为挪威经济发展好，福利也好，招致每年有很多人移民到挪威，所以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挪威爆炸和伦敦骚乱是两个相反的性质，伦敦骚乱是穷人抗议福利削减，很多暴乱分子都是生活不下去的穷人，他们参与暴乱只是想给孩子抢几袋奶粉而已。
我们还可以举两个相反的例子，如美国和日本就欠下了一大堆债，但是这两个国家根本不是福利国家，美国欠债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两场战争，而日本欠债是因为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总之，一个国家只要不遵守最起码的财政纪律，即使是毫无福利，照样可能欠下巨债。
我们经常看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他们的出发点也是这样，因为政治家会为了自己的短期政治利益，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只要有政府存在，就不可能不对经济进行干预，我们只能希望政府对经济进行“好的干预”，但是多党制政府在这方面无疑是表现不佳的，因此西方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不是这一福利制度本身的失败，其失败的根源还在于政治制度上。
现在很多媒体和学者在不清楚事情真相的情况下，就盲目地批判福利制度，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对中国福利社会的建设是有害的，中国在社会福利方面还应该大大的改进。在此，我奉劝中国的哈耶克主义学者，不要盲目地批判福利社会，请你们先了解下福利社会再说，中国的媒体也要有社会正义感，不要盲目跟风，要敢于发出与社会主流舆论相反的文章，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中国长期通货膨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就像火山、地震一样，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爆发的规律性结果。中国进入的不是通货膨胀周期那么简单，而是进入了通货膨胀经济时代。
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跳跃式的，也就是一段时间是极其温和的通胀，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极其暴烈的通胀。如5元一碗的拉面，涨价只会是从5元直接涨到6元，而不是5.1元、5.2元、5.3元这样慢慢涨。
通货就是钱的意思，通货膨胀就是钱多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学术上的通货膨胀和现实中大家所讲的通货膨胀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大家平时所讲的通货膨胀是价格上涨的意思，其所根据的指标就是CPI,CPI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数据每月发布一次，数据出来之后，大家一看CPI上涨了，就高呼通货膨胀来了，平时所说的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以CPI上涨为标志的物价上涨与以货币超发为代表的通货膨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通货膨胀对应的是货币超发，但是物价上涨可以对应非常多的因素，如有需求拉升的价格上涨，如有成本上升带来的供给性价格上涨。总之，因素很多。提到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货币超发了，而且那些大力挞伐货币超发的评论家们往往也能获得更多的掌声，并且大家都喜欢引用佛里德曼“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说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说的正确吗？
需求拉升的价格上涨在中国是比较突出的，最典型的是1992年和2010年的通货膨胀。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思想进一步解放，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投资热，全国各地都争建经济开发区，因此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一时供应不上，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进行了四万亿的投资建设，也带来了大量的需求，因此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这都是需求性的通货膨胀。
什么是供给性的通货膨胀？供给是宏观经济学术语，供给性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大家通常听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就是商品生产成本升高了，其销售价格必然升高，中国现在很多生产资料都需要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会推动中国物价的上升，这种通货膨胀也通常被称为“输入性通货膨胀”。
一、地租性通胀是中国通胀的首因
除了需求拉升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的输入性通胀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地租性”通胀。确切地说，中国的地租级差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进入加速阶段则是从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开始的。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加剧了通胀程度。
中国本身就面临着地租级差化的问题，中国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化就是放大了这一因素。中国GDP七八年才翻1番，而近年的中国房价从1997年改革以来，已经翻了10翻左右，这对通货膨胀将是很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含商业地租和房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的偏离，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但正是这种偏离为日后房租的报复性上涨预留了空间。要么降房价，要么涨租金，如果房价在短期内降不下来，那么租金必然会涨上去，这将是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在经典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并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情况下，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胀膨胀的主要根源。其实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也都没有了地租这一章。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没有学者再从地租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这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必须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胀”这个概念，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
二、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所致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中国而论，所谓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系统，所谓现代经济部门就是现代工商业经济系统。只要传统经济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生计工资”即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劳动成本雇佣工人，而且“生计工资”将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点上。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拐点上。中国的农民工已经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仅仅生计工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近期弥漫全国的工资上涨也是这个大背景所致。这将是一个推动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
三、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人工成本提高
中国人工成本提高，除了上面的刘易斯拐点的因素，还有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劳动成本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因为一个工人的工资最终取决于他所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创造的价值越高，工资越高，创造的价值越低，工资越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也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的非常快，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因此中国的工人工资将实现非常大的飞跃式升高。这必然推动产品价格的上升。
通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深刻的时代大背景，如资产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可以预见，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长期性的高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可以说是不可治理的。就像火山、地震一样，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的规律性结果。
对于中国这种由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导致的通货膨胀，不能单单从货币政策上做文章，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收入跑赢通货膨胀才是正道。当前政府无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西方国家在处理20世纪的滞胀时也是通过采用“供给学派”的方法，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得以成功的，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被高估的输入性因素
输入性因素并不能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主因，实证检验表明很多情况下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下游制成品价格却保持相对稳定。如过去几年，石油价格从20美元/桶上涨到100多美元/桶，可下游塑料制品价格却没有同步上涨；再如铁矿石价格上涨了几倍，可汽车价格还在下跌……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传导到CPI之前要过四道关：原材料成本价格传导系数、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企业利润弹性、流通环节利润弹性。原材料成本可以分摊到整个产业链上的不同生产环节企业共同消化。假定原油价格上涨30%，该化工产业链上纵向有10个生产企业，每个产业链上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或者每个企业利润被挤压3%，就可以消化掉全部30%的原材料上涨压力，这也是上游大宗商品涨价，下游产品价格相对稳定的原因所在。
被误读的货币性因素
我认为货币对物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高估。我打个比喻，一个人身体比较强壮，常识会告诉这我们是长期锻炼的结果，而不是饮食量的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当前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过高，很多人都说是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但没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活跃的良好表现。M2的主要构成是存款，但这些存款中并非真正的居民和企业的原始存款，更多的是贷款转为存款的“派生存款”。中国M2高说明中国贷款活跃，贷款活跃则是经济向好的直接表现，这与货币发行的关系不大。一个经济体如果其投资不活跃，货币乘数过小，即使发行再多的货币，其M2都上不去，当前的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现在并没有将这种良好的经济现象进行正面看待，反而做了负面处理，其实质就像给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不断地减小饮食量一样可笑。
当然，中国M2过大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如不同国家对M2的定义不同，统计口径不同，这也是主要原因。中国很多学者经常引用不同国家M2与GDP比例数据也是极不靠谱的数据。M2还与一个国家的融资方式有很大关系。如果是直接融资为主则M2数据较小，但若是间接融资，则M2数据较大。这些都要具体考虑，纯粹炒作一个M2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将货币超发当成问题的根源，于是出现了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这样做很可能让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中国经济硬着陆就会出现很多烂尾工程，其危害比现在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要严重得多。这个后果我们一定要预想到。中国面临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因需求大于供给造成的“价格膨胀”，这背后很可能就是货币少发所致。
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属于需求，如中国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也就是创造了4万亿的需求，中国“扩大内需”的提法也就是这样来的，但实际需求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估计早已突破10万亿，这些都是在正常需求之外“扩大”出来的新增需求。
看完需求，再分析供给。中国供给的扩大主要靠产能的扩张，而产能扩张又主要靠银行的贷款，因此广义货币M2指标则可以作为最主要的参考指标，因为M2的增长速度关系到中国企业产能扩张的速度。因此，可以通过对这两个数据的比较来分别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中国价格上涨的根源。
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而当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比上年年末增长27.7%；
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同比增长23.8%，而当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比上年年末增长19.7%；
2011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5.6%，2011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5.9%。
通过对比以上三组数据，我们看到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一直小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这可以间接说明中国很多基础生产资料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这很可能就是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们习惯上将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进行比较，因此得出了货币超发的结论；若换一种思路，与投资进行比较，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货币少发。这种货币少发导致了中国生产资料供应不足，从而带动了价格上涨。中国主流的观点是中国面临通货膨胀，但笔者的观点是中国没有通货膨胀，只有价格膨胀。从理论上，中国投资增长率与货币投放增长率的缺口就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不仅要看宏观数据，更要研究结构问题，研究微观经济的变动，从微观层面来讲，中国在生产领域确实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中国当前的价格上涨主要就是这种供给不足造成的。
现实中货币紧缩造成供给紧张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每个破产的企业都代表着产能的下降。即使企业勉强不破产，也可能因货币紧缩造成供给紧张。如在钢铁行业，由于银行贷不到钱，使用“承兑汇票”结算的企业越来越多，不仅贸易商开始向钢铁产业支付“承兑汇票”，就连一些钢铁企业也开始向上游的煤炭和矿石企业使用这种支付工具。钢厂在制订钢材出厂价格的时候，就将承兑汇票的贴现利息计算到出厂价当中，目前在全国的钢材销售额中，有30%左右是通过承兑汇票结算的，导致一吨钢成本上升20元左右。行业内大部分投资项目都已经停了下来。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整个市场供给不足将会导致经济停滞，到时候“滞胀”就真的出现了。
靠提高供给来治理“通货膨胀”并非没有先例。中国价格改革初期的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引起的，后来通过加大对企业的贷款提高供给来解决。20世纪的美国，里根治理“滞胀”的时候，最开始也是采用货币学派的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衰退，后来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下实行措施后才力挽狂澜。这些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治理所谓“通货膨胀”的成功案例，足可以给我们当前经济以借鉴。如何用供给学派治理“凯恩斯通胀”？
我更愿意将当前中国的通胀称为“凯恩斯通胀”，这种通胀最根本的成因在于需求过大，而非因为货币超发。当前，中国的学者们并没有看透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凯恩斯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现实，论证需求不足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要采取措施刺激需求，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稳定，从而推翻了“新古典学派”的供给能够产生其自身的需求、市场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论点。
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定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取得了一定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供给）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1977年，肯普与参议员W.V.罗斯联名提出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的“需求会自行创造供给”的观点是错误的，凯恩斯所主张“需求管理政策”是造成“滞胀”的根源。这是因为，需求增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很可能只是单纯增加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这又必然引起利息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设备更新，技术变革的延缓。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然会出现停滞或下降，从而造成滞胀的局面。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归结为刺激需求，这是根本错误的。相反，促进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应是刺激国民收入核算方程式中的生产（供给）方面，强调“供给第一”，于是他们提出要回到“萨伊定律”那里去。在他们看来，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是真理。
萨伊定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供给是需求的唯一可靠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供给学派论述道：由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所以只要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至于通货膨胀，那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升降会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抑制对资本品的过度需求。现在由于政府采取了人为地刺激需求措施，干预利息率的变化，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能相适应。
所以，只要依据萨伊定律去做，制定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就会出现。这个学派之所以称为供给学派，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和凯恩斯相对立的，着眼于供给的观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也都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拉弗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因此，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供给学派看来，刺激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措施等，其中征税是最重要因素。因此，税率特别是边际税率，也就是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税率的高低，更是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是因为经济主体考虑是否增加活动，主要是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入是否合算来决定的。
供给学派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高税率财政政策，特别是攻击累进税率的高税率，认为这严重挫伤企业经营积极性，使储蓄减少，利息率上升。高利率必然使投资萎缩，导致生产增长缓慢，削弱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加剧通货膨胀。高利率是美国滞胀病的根源。
为了使美国经济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供给学派认为应对美国经济机制作出正确的分析。当前美国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则是储蓄不足引起投资不足，储蓄与投资不足又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只有大幅度减税以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储蓄和投资，刺激工作与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为市场生产的商品量。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信美国税制已进入禁区，并且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会消失。
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特点是首先减少所得税，而且是边际税率。因为他们认为富人的储蓄能力比穷人大得多，多削减富人纳税就会多增加储蓄。其次着重减免资本收益税来鼓励资本、房地产投资。拉弗甚至提出废止课征公司利润税。此外，要大幅度降低税率，至少要像《肯普-罗斯减税法案》那样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30%。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即使存在着“货币充斥而商品匮乏”的通货膨胀也会自然消失。这是因为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总产量。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与“收入均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因此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增加产量，而且还能扩大就业。
供给学派虽然承认减税刺激经济活动存在“时差”，但是坚信“时差”不会很长。一旦经济活动扩大后，政府增加的税收将超过减税开始时缩减的税收；而且认为减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总之，供给学派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从长期来考察，由于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都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所以减税政策就是长期地经济稳定政策。
1987年，美国开始实施号称“第二次美国革命”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就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主张的最大实践。其特点是大幅度降低税率，个人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低到28%，档次由14级（从11%到50%不等）简化为2级，即28%和15%。公司和企业最高税率从过去的46%降低到31%。同时，为了避免所谓合法的“偷税漏税”，减少或取消了许多减税优惠。这次税制改革，也把里根保守主义经济信条的实践推向一个高潮，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以至消费、储蓄、借贷、投资行为模式为之改观，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冲击。
供给学派认为，大幅度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减少，因此，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所以，供给学派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供给学派指责说，战后美国政府的所谓“转移性支付项目”，如食品券、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子女扶养津贴、劳动保险等等，这是为了把美国标榜为“福利国家”的一种装饰，实际上弊病无穷，不仅对生产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而且早已进入效果递减的境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举办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多余的福利项目。
供给学派对于每个经济滞胀的诊断分析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其“药房”并不好，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减税并不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说法不靠谱，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减税都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又导致了财政赤字，最终形成了高额的债务，这也是这些国家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原因所在。虽然供给学派强调平衡预算，但是政府支出是刚性的。一旦收入减少，平衡预算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供给学提出减税是为了刺激储蓄，但这在现实中也不成立，国人是否储蓄是与多种因素有关系的，而不仅是税收一种原因，因为供给学派用减税刺激储蓄的方法并没有效果，金融危机之前是美国历史上税收最低的时期，但也是美国历史上储蓄率最低的时期。
第三，就美国的问题来说，当时美国实行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这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停止军事凯恩斯主义。
就中国的问题来说，中国的企业税收并不重，中国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就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因为中国并不存在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需要，甚至中国经济也不需要刺激，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停滞，而只有通货膨胀。
当前中国的通胀和当时美国的通胀在原因上是相同的，都是因为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供给不足，不过中国只要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增加供给，从而消灭通货膨胀。笔者指出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就是不希望大家错用供给学派的药方。笔者虽然推崇供给学派的分析范式，但绝不主张对供给学派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
凯恩斯主义实行的是“需求管理”，可以称之为“需求学派”，它在立论基础上与供给学派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供给学派来根治凯恩斯学派的弊端是对症下药的。
目前危害中国经济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非法融资，非法融资已经演变成较为普遍的融资行为。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目前，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公益基金都参与到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之中。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
当前蔓延全中国的非法融资大约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非法融资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非法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当然这两种最终都要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宽松，这些都将演变成恶性事件，温州、宁波等地最近就接连出现企业老板“跑路”现象，大家都在等待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如果中小企业难以归还本息，资金链条就要断裂，风险就要爆发。从目前来看，巨额信贷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非法融资，最终不排除引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不是绝对真理，我们没必要将其奉为神明。今日中国，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高利贷面前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有数万亿的存款躺在央行“睡大觉”，这简直是人间最荒诞的事情。
当前的中国需要的是“扭转操作”，那就是同时采用“提高利率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提高利率属于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属于从宽的货币政策，两者同时进行，一松一紧，可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基调和力度都没有变化。但这样却可以释放出一定量的货币，缓解市场上的资金紧张，从而提高供给，消灭通胀。如何看待中国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及副作用？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欧洲拾起了哈耶克主义，美国拾起了货币主义，中国拾起了凯恩斯主义。结果3年下来，实行哈耶克主义的欧洲仍然岌岌可危，实行货币主义的美国毫无起色。实行凯恩斯主义的中国虽然有些通胀，但经济总体运行还算差强人意。当然还有一类国家真正地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如埃及、利比亚，这些国家则发生了政权更替。
美国已经在错误经济政策面前悬崖勒马，预期中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出台，取而代之的是总额4000亿美元的扭转操作，即在2012年6月底前买入4000亿美元剩余到期时间在6年至30年之间的国债，并卖出到期时间在3年或以下的国债。
中国的主流学者大都反对中国实行凯恩斯主义，但实行凯恩斯主义的中国民众大多都有工作，而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却出现了实质上高达两位数的高失业率，而且今日的美国6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靠向政府领取食品券维持生活，也就是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人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在中国，主流学者都信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信奉弗里德曼的美国人搞了两轮的货币宽松仍然没能挽救经济，货币主义已成“鸡肋”。奉行弗里德曼的中国几乎将货币政策拉到了有史以来最紧的程度，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通胀问题，现已证明弗里德曼失灵了，这样的主张我们信它何用？
中国主流学者一直非常迷恋哈耶克主义，欧洲更是坚定的哈耶克主义执行者，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大幅削减社会福利，铁腕镇压工会运动和民众的示威游行，继续推进公有资产的出售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结果欧洲经济也并没有出现起色，甚至根本看不到希望。中国有学者希望用哈耶克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但是欧洲有福利可削减，而中国的社会福利根本经不起削减，所以说，中国实行哈耶克主义根本就没有现实性。
中国能够实行凯恩斯主义有其现实原因。凯恩斯主义也是“奢侈型”经济调控方法，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实行的可能，如像美国、日本、“欧猪五国”这些已经负债到了破产边缘的国家是没有能力实行凯恩斯主义的，他们选择货币主义和哈耶克主义其实也带有非常被动的成分，这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政客型经济模式”，这些国家的政客早已出卖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民早已不知不觉地背上了百年都难以还清的债务。
中国能够实行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国有银行体制是能够实行反周期放贷的原因
首先，经济危机后，人们都奉行“现金为王”，这时候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储蓄变为现金，这也是每次经济危机时都会发生民众疯狂挤兑现金、银行倒闭情况的原因。中国实行的是国有银行制度，银行以国家信用做担保，民众不用担心银行发生倒闭，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挤兑现象，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放贷。
其次，在经济危机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不确定，银行一般都惜贷，因此越是经济危机时，企业贷款越困难；但中国是国有银行，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在经济危机时加大信贷投放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银行制度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做到反周期的经济调节。因此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不但没有发生信贷紧缩或信贷冻结，反而加大了信贷投放量，这是国家一直坚持国有银行制度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中国的高储蓄率让信贷投放成为“有源之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枪炮就没法打仗”，这些道理并不过时。干什么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肯定是银行储蓄。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了任何的储蓄，那它就失去了任何抵御经济危险的能力；只有银行有了储蓄，国家才可以实施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放宽存贷比限制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银行放贷开闸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是衡量银行放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工行、建行的存贷比都维持在50%多。去年底中行的存贷比达到了72%，接近75%的监管红线。比中行72%存贷比更刺眼的数据是，多家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甚至已经超过75%，其中深发展85%、中信银行83.1%、华夏银行76%。2009年全国一季度增量存贷比已达到81.2%的水平，仅低于1997年的99.7%和1993年的107.5%。
不仅各大银行充分放贷，中国中央银行也多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银行放贷，从2008年9月份到2008年12月份共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是衡量这个国家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主要标志。如果说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那么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经验与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清楚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才可以抵御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智慧的较量，而纯粹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比拼的是谁能动用的资金更多，考验的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量。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贸易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不足，甚至赶不上索罗斯所能调集到的资金量，因此他们并没有成功击退金融攻击者。中国利用自己的外汇拯救了香港。有人评论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实际上是想教训一下中国，然而他不但没有教训到中国，反而让中央政府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倒是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有储蓄才能抵御经济风险
2008年经济危机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储蓄，没有储蓄也就没有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没有储蓄，不得不请求中国购买其债券，也就是向中国人民借钱。在希腊，因为没有储蓄，也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而这些援助都带有非常苛刻的条件，都要承受非常高的利率，基本上相当于借高利贷，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有自己的银行储蓄，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2009年，世界各国的失业率都创了历史记录，中国则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已经停滞甚至为负增长，但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了8.7%，奠定这一切的是一揽子反危机经济措施。中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措施，一言以蔽之：中国有钱。这里的中国有钱，不是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不是指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指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
中国救市政策的副作用
其实任何救市政策都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不能同步复苏，因为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国救市最大的贡献在于解决了就业问题，最大副作用在于产生了通胀问题，但是我们接受到的错误观念往往是通货膨胀比通货紧缩更可怕；其实正好相反，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人类任何经济危机伴随的都是通货紧缩。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非常温和的，中国在如此大的经济危机下，发生了相对还算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通货膨胀也是有前面我们所讲的多种原因的，不能完全看做是救市所致。
现在人们认为中国当时推出4万亿的投资规模有些过高，但当时谁又能估算出准确的数字是3万亿还是3.5万亿。人为调控经济肯定会出现少量的误差，但这种误差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存在的。金融危机过去已经3年了，这次危机中美国基本上是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救市措施，但效果大家都看不到。现在的美国名义上有接近10%的失业率，但实质上失业率几乎在20%，这种情况在中国是绝不能发生的。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是所谓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研究的结论就是拯救大萧条必须采用“开直升机撒钱”的方法，因为别人给他送了个“直升机本”的绰号。以他为代表的自作聪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平时以批判罗斯福和凯恩斯为能事，我们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将美国带出这次经济危机。量化宽松已经进行了两轮，他们难道还要继续撒钱？
理解政府的指导行为
市场经济存在失灵的情况，市场失灵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中国学者向来都是宣传市场好的一面，而市场失灵的一面却很少提到，因此中国学者对政府的价格干预措施反对者多。但对于通货膨胀，对“通胀预期”管理，要比对通胀本身的管理重要得多。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其消费和投资行为，进一步加剧通胀，造成通胀螺旋式的上升。观察很多发展中国家高达两位数的通胀，很多都不是常规的通胀因素所致，而是对通胀预期缺乏管理所致。虽然我们反对盲目的进行价格干预，但是对于政府的通胀预期管理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为什么央行一直不加息？
管理股市是证监会的事情，但股民特别在意央行的动作。这是因为央行负责的是宏观调控，证监会负责微观调控。微观调控的作用面比较小，而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
央行的货币政策虽然是多方权衡，但其中通货膨胀和股市绝对是考虑最多的因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明确表示，“加息是两难选择，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尽量兼顾资本市场的反应。”他的表态是说，加息必然会打击股市，为了照顾股市，所以暂时不加息。
对于加息这个调控措施，如果不考虑外部条件，只考虑中国经济的周期，2010年中国经济应该是加息而非利用存款准备金回收流行性。因为在经济复苏期，经济尚不稳固，这时银行在货币数量应该坚持宽松政策，保证银行向实体经济进行充分的信贷投放，以保证各种反周期经济项目以及经济复苏所必需的项目有必要的资金。在价格控制方面及时加息是因为经济的低迷后的经济复苏，资产泡沫有可能抬头，这时提高货币使用价格，可以将资产泡沫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可以避免资产投机市场占用太多的资金。但是如果考虑到外部因素，情况就又另当别论。在这轮经济周期中，央行几乎是采取了相反的经济策略，非加息而是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种做法在保证中国经济免遭受外部资金冲击的情况下，却为国内积攒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房地产调控失效等。
2010年到2011年通货膨胀期间，美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么选择通货膨胀，要么选择人民币升值，但这纯粹是强盗逻辑。如果不是美国将自己的矛盾进行对外转嫁，而是实行所谓的量化宽松，即实际上是直升机撒钱的民族主义救市措施以及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民粹主义之举，中国早就开始加息了。这两个行为则是导致中国央行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如果被美国热钱“剪羊毛”，那还不如便宜了中国有产阶层，因为中国国内经济的失控行为毕竟是“楚人失之，楚人得之”，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美国这次比较客气的，如果当时美国政府选择了蓝德公司“战争救市”的馊主意，世界将变得更糟。
另外，不加息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热钱。热钱无所谓好坏，只要不进入投机领域掀起泡沫就行。热钱就是饿狼，是给狼一块肉让它老实吃着，还是将狼引入一个陷阱，将其关起来。后者虽然看似巧妙，但是狼会那么傻吗？
中国与其为热钱准备个池子，不如坚壁清野。也就是热钱即使来了也让其无利可图，自动退却。以此让热钱主动放弃对进入中国的打算，至少也可以让更少的热钱进入中国。
当代中国市场存在着不少让热钱获利的领域。中国也很喜欢将各个市场的泡沫归咎到热钱身上。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任何一领域泡沫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国内资金在作祟。炒楼如此，炒股如此，炒艺术品如此，炒农产品也是如此。如媒体披露在对某贪官抄家时，发现了两吨大蒜就是明证，热钱只不过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中国投机炒作的资金来源，郎咸平教授一直认为是制造业资金转移，笔者并不反对这种观点。笔者要补充的就是中国除了制造业资金外，仅仅普通居民的闲散资金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这些资金很容易就进入商品炒作的领域。
笔者曾经提出通过立法禁止炒作的建议。其根据如下：首先，现在是信息社会，就是普通人也很容易进入炒作领域；其次，社会上总是存在闲散资金，特别是中国这种贫富差距很大，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国家，这些资金即使是银行高利率的情况下，也是不安分于放在银行的，而是进入各种投资渠道；最后，炒作这个东西，没法疏导，只能是防堵。因此，中国对于投机炒作一定要保持高压态势，在这方面立法是非常必要的。
热钱涌入中国，显然就是冲着中国的股市去的。因此中国坚壁清野的重点就是股市。股市一旦成为了事实上的“小川池子”，那就等于用上好的大鱼大肉来款待豺狼！如果是这样，央行将被千夫所指，这是他们以及所有的股民都不希望看到的。这也是央行迟迟不加息的原因所在。中国货币政策能否实现多元平衡？
信息革命促进了金融便利化，群众性的经济投机似乎成为经济的常态。现在的各种经济问题只有从金融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或解决。在金融调控手段中，货币政策则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虽然每次货币政策的调整都是为了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是每次货币政策的制定却需要平衡多方面因素；而现在货币政策似乎面临着失灵的风险，这从2010年下半年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可以考虑实行“恒率储蓄制度”
这里笔者斗胆提出一个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那就是“恒率”储蓄制度。其实中国之前也是有过创新的，如“保值储蓄”制度，中国曾经两度推出过保值储蓄制度，分别是20世纪的50年代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两次推出保值储蓄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这算中国特色性的经济调控措施。
我所说的恒率储蓄制度，当然与保值储蓄不同。保值储蓄着眼于通货膨胀，“恒率储蓄制度”则是为央行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更大程度上降低经济调控的副作用。
恒率储蓄制度是指将储蓄利率保持不变。经济调控主要调控贷款利率，当前中国的货币调控起主要作用的也是贷款利率。储蓄利率和贷款利率进行对等调控无非是为了保证银行的利润而已。
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对等调控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降低贷款利率是为了促进投资，此时的低存款利率往往会导致储蓄大搬家酿成投机泡沫。因为投机泡沫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贷款利率太低，而是因为存款利率太低。因此我们在保持低贷款利率的同时，提高存款利率才可以控制住投资泡沫和通货膨胀。
实行恒率储蓄制度，将存款利率固定在一个中等水平必然带来银行利润平衡的问题。因为在低利率周期，如果实现高存款利率，则必然导致银行利润减少。在高利率周期则可能导致银行利润过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提出设立“银行利润平衡”基金。即在低利率时期对银行储蓄进行补贴，在高利率事情进行利润征税，这样可以保证银行利润长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也可以让基金长期运作下去。
当前的经济与20世纪出现了两个非常大的不同。首先，由于信息的便利化，群众性投机活动大大活跃；其次，全球一体化之后，热钱流动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增大，这些新问题都给经济调控带来了新课题、新风险。如果抱守旧的调控工具不加以创新，无异于坐以待毙。
人类经济危机都是旧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新发展的结果，当然每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每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过后都是经济学术创新最活跃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诞生了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派别。因此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时代大格局下，我们有引领世界经济学术创新的时代使命。中国经济一直增长很快吗？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即使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也有非常大的差距。中国不能再满足于高增长的虚幻，其实只要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同期情况进行一些比较，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想象的太不一样，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一定要选好参照国。中国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也不能与那些政治混乱，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比。一定要与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是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如果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期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但这是由于当时农业占比较大。如果单算工业经济增长率，应该在年均10%以上；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9.8%，这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如果采用美元计算，那么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这一数据要低得多。
日本的高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日本从1955年到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1%，而神武景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2%以上，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11.6%，可见日本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也在10%以上，且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非常多。如台湾在1964年到1987年的23年高速经济增长期中，有12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8年在11%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非常的少，即使超过10%，也只是刚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货币贬值陷阱
由于货币购买力下降非常快，中国的有钱人非常注重货币的保值，但银行存款利率非常低，显然不能达到保值的功能，因此中国有钱人都将自己的钱用于购买房地产，因为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房地产的保值功能是最好的。因此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也是中国炒房严重的重要推手，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推动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面临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买房保值-房地产价格飙升-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人民币总体贬值厉害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中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六七倍，也就是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下降了六七倍，美元自身也处在不断贬值的状态，如果将美元自身的贬值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货币贬值得更加厉害。
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货币升值，货币升值则意味着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以日本为例，日本的货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战后日元实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定价为360:1，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在90:1左右，因此日元已经累计升值近4倍。其他国家如德国、亚洲四小龙都存在货币升值现象。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比较，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这一点与民众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是导致货币贬值的根本因素
抛开人为对汇率的干预外，货币的升值实际是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排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只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有关。人民币不能与世界主要货币保持同步升值是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国际主要货币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在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在国际上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进入发展高潮，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都蓬勃发展，大规模应用，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非常快。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及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导致贸易平衡转变，但从背后深层次原因来看，实际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幅下滑直接导致了美元与黄金双挂钩体系本身缺陷的爆发，进而引起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同理，美元在1995年至2002年出现强势，这一时期的美元强势无论是利差还是贸易赤字均有变化。从根本上看，这段时间的美元强势是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致，因为美国1995年至2000年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2%，是20世纪30年代最高水平。
货币升值比GDP增长更重要
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1:1，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第二章 政经互释：经济决定政治，还是政治决定经济？
我是如何预测华尔街金融危机的？
为什么说阿拉伯革命实质为金融危机第三波？
什么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为什么美国会发生城市破产？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的政治行情？
为什么中国企业扎堆美国上市？
中国的区域竞争靠什么？
为什么深圳成了新改革时代的落伍者？
我是如何预测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有一个终身遗憾，那就是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大选。小布什上任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果他不想像他父亲那样留下遗憾，就必须在对外战争的同时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于是，小布什通过大规模减税和制造房地产泡沫来实现这一目的。
减税导致财政赤字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下降，到1999年实现首次财政盈余；但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小布什任内，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耗资巨大；再加上减税导致收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第二年财政赤字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了历史纪录。
财政赤字无法承担公共住房
高额的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因此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公共住房投入大幅削减。以“希望六号计划”为例，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希望六号计划”每年可用的资金为3亿～5亿美元，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主要措施。从2003年起，小布什就试图取消对“希望六号计划”的资助，希望六号项目的噩运也由此开始，此计划从2004年前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政年的1.43亿美元。
在任何国家，住房都是大问题。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纳入社会保障，由公共财政来解决。在社保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这是一个常识。
如果政府不履行住房保障责任，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这也是一个常识。之前，美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住房拥有率”当做政府的施政重点。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非常经典的概括。
全世界埋单
小布什多次强调要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但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到小布什时代得到了“巧妙”的解决，其后果就是让全世界人民饱受金融危机的折磨。
那么，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如何既能解决住房问题，又能通过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并且不需要政府付费呢？这种看来异想天开的事情，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了现实：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同时鼓励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
美国借助资产证券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不仅房屋数量快速增长，房屋住房面积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自有住房的面积从1973年的约142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的约204平方米。
当然，小布什的这项辉煌成就得益于他巧妙地转嫁了成本，通过金融衍生品之手，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梦埋单。
一场金融行动及其不可预料后果
事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美国穷人贷款买房欠下了那么多的债务，英雄的小布什还想在自己下台前再为美国人民做一件大事，那就是帮助美国人将债务赖掉。希特勒为了赖掉债务，不得不发动一场战争，美国则简单地多，于是一场新的布局开始了。布什请来了鲍尔森和伯南克这对黄金搭档，此二人一个是光头，一个是大胡子。首先本·伯南克急速提高利率，导致还不起房贷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美国就大肆炒作次贷危机概念，导致美国债券贬值，投资者损失巨大，这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本来美国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但是让小布什没有想到的是华尔街的内讧开始了，华尔街现在最有实力的当属高盛，而且高盛还掌握着政治权力。这时高盛的另一个阴谋开始了，那就是利用次贷危机将自己的竞争对手消灭，于是大家看到的结果出现了，雷曼兄弟倒掉了。雷曼兄弟破产后，其CEO曾经大声质问，为什么雷曼兄弟是美国唯一没有被救助的公司？其实原因他最清楚，那就是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是鲍尔森，这个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干了点私活。
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玩火自焚，美国受的是内伤
美国的设计本来天衣无缝，但百密一疏，一场金融大鳄之间的内讧毁掉了美国，这场内讧虽然在小布什的预料之外，但绝对在情理之中。很多忧国人士说，美国是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美国受的内伤。美国只想搞出个次贷危机，但次贷危机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美国预料之外的，纯属于玩火自焚。如果只是发生次贷危机，那美国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事态的性质就不同了，这让美国的支柱产业金融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美国救市加大了财政赤字，另外更大的损失在于美国国家形象受损，更重要的是美国模式及美国信誉的受损，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损失，这些损失很难用金钱弥补，美国二战以来积累的信誉可能因此被彻底挥霍掉。
我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预测
本文在美国财长保尔森上台的第二天即2006年6月8日发表于联合早报网的读者来信栏目，文章编号：【1275】
附文：《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节选）长久以来，小布什一直在寻找“鲁宾”式的财政部长，在经过小布什的三顾茅庐之后，亨利·保尔森，这位华尔街金融高手，这位“掌管着华尔街”、“华尔街最著名和最诡秘的公司”—高盛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终于同意出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也是小布什政府的第三位美国财政部长，小布什总统终偿所愿。保尔森在许多方面是与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是相得益彰的完美人选，被认为是克林顿时期财政部长鲁宾和格林斯潘组合的“翻版”，鲍尔森现在面临的局面与当年鲁宾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邀担任美国财长时类似，当时美国也是债台高筑、金融市场动荡。保尔森，在过去15年里访问中国不下70次，被认为是华尔街与中国最有缘的高层人士的“中国通”，他所供职的高盛集团曾协助多家中国公司在海外成功上市，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平安保险和中国银行等大型首次公开募股（IPO）等。在中国金融即将开放的时刻，这位与中国有密切往来的金融大师加入小布什内阁担任财长，是否意味着白宫对中国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大国在战略上会有什么变化。罗伯特·鲁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此同时我们亚洲却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美国直接导演了这场危机，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鲁宾、格林斯潘与索罗斯都与这场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最深重的国家更是深信这一观点。中国有句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金融也正逐步开放，此时布什邀请熟悉中国金融的人士出任财政部长，这是否意味着狼来了，东南亚经济危机那悲惨的一幕，是否会在中国上演，全球都在屏息注视，中国更应该高度戒备。
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后次贷危机爆发，两年后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损失数千亿美元。世界上准确预测到次贷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并非笔者一人，但他们都是从技术角度预测本次危机。与他们不同的是，笔者是从小布什的“人事布局”来预测此次危机，这也是笔者预测本次大危机的独到之处。因为任何一场伟大的政治行动都是从人事布局来开始的，人事的变化往往是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前奏。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经济行为，实际上被“幕后之手”操纵着，美国的政治人物都脱不了干系，即使他们没有做什么，“不作为”的放任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本次危机，中国也损失不小，最直接的是大型国企的套期保值损失，这些企业中一部分都是高盛将他们送到资本市场的，另外美国两房退市，中国债券失去了流动性，这在商业上看，似乎还不能定性为损失，但是如果从战略上看，中国则输了一阵，因为中国从此已经失去了中美战略对抗的主动权。中国的债权不能通过二级市场规避风险，中国债权能否收回来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政府的道德水平。为什么说阿拉伯革命实质为金融危机第三波？
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经历了第三波。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与暴乱则是金融危机第三波的主要表现，这也表明了华尔街金融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变成了政治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第一波主要发生在美国，其标志就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及投行破产；华尔街金融危机第二波主要发生在欧盟，其标志就是希腊、爱尔兰等国家的债务危机；第三波危机则是以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为标志开始的。这种政治危机因经济危机而起，其结束也必须依靠经济的好转。这次危机中各国的游行示威者大多是失业青年，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失业青年，如果没有经济的好转，这些失业状况很难得到改善。暴乱只能让所在国的民生更加困难。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冲突爆发的根源，是突尼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让人难以忍受的高通胀。尽管突尼斯是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北非小国，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都不错，长期以来经济平稳、社会安定，甚至一度被国际社会视为非洲和阿拉伯圈的发展典范。但突尼斯资源匮乏，为此政府近年来着重发展制造业，但这种需要低端劳动力的产业，却和本国发达的教育形成脱节，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对工作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市场狭小的突尼斯制造业受到剧烈冲击，失业率扶摇直上，导致更多社会矛盾。根据突尼斯政府公布的数据，2009年突尼斯失业率达到14%。本·阿里本人重视教育，培养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就业市场，反而造成了潜在的问题。突尼斯人推翻政府，在短期内并不能改善就业状况。
在埃及，全国近半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这些人都是靠向游客兜售些旅游纪念品维持生计。埃及暴乱后，游客大减，很多以旅游为生的人都出现了生存问题。作为金融危机第三波，美国对这次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美国的正确做法，应该是防止经济危机向其他国家蔓延，而不是将其他国家也拉下水。现在美国在这次阿拉伯国家革命中所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必然遭到阿拉伯人民的反对，因此“打到美帝国主义”也成为此次革命的鲜明特征之一。美国的如意算盘是扶植一个亲美的精英政府上台，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阿拉伯世界越民主，其反美倾向将越明显。美国在看到少数精英的亲美时，更应该看到更广大人民根深蒂固的反美倾向，美国也到了为其粗暴的阿拉伯战略埋单的时候了。
卡扎菲治理下的利比亚，从1951年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变为2009年人均GDP 16114美元，是非洲第一富国。在他任内，首先将石油收入的50%分给各家各户，然后再做国家预算。在利比亚剥削是不被允许的，店铺不允许有雇员，只能有参与分成的合伙人；国家输水工程惠及之处，那里的牧民就可以变成农民，农场、房屋和拖拉机无偿赠送；利比亚缺劳力和壮丁，就吸引邻国难民来效力，只要给钱，他们就忠心耿耿，更不要说自家部落的利益连带群体了。利比亚是高福利国家，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内治不了的病，就送到外国治，病人分文不出；一户只能有一套住房，多余的房子，谁住就归谁；国家对粮食、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在利比亚，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大型公交车，只有十几辆的面包车和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
目前，利比亚也在积极改善百姓的住房条件。在首都的黎波里和全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在建设数万套的安居住宅工程，这些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出资建设。由于项目还在建设中，政府还没有制订详细的分配计划。但是相关官员介绍，成立家庭之后的利比亚人均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这些房屋将由符合条件的家庭以十分低廉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获得。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完全免费的，手机话费价格也非常低廉，利比亚年轻人用的都是最新款的名牌手机。多年来，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103%。听到这个数字您不用困惑，利比亚目前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在利比亚，时常看到利比亚人手里拿着两个手机来回换着打。在利比亚一些行人比较集中的广场、街道行走，竟然没有一位城市流浪者或乞讨者，这可以算是世界奇迹。在社会方面，卡扎菲允许民间拥有武器、支持阿拉伯传统世俗化、支持男女平权。卡扎菲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真正支持非洲的自由与解放。
但如果仅仅看上面，利比亚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但是除此之外，却是另一番景象，利比亚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9%。利比亚失业率为30%。由于利比亚GDP严重依赖石油，使得该国无法消化新劳动力来刺激经济增长，利比亚的人口结构红利，反而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整天在街上晃悠。其实免费医疗有什么用，人们不能总住医院吧！免费教育有什么用，人们不能上一辈子学吧！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选举有什么用，那些可以选举的国家，大部分人从不投票，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可以没有免费医疗，可以没有免费教育，可以没有投票权，但是绝对不能没有工作，这就是穆巴拉克、卡扎菲们下台的原因。美国人在大萧条期间支持罗斯福独裁，就是因为罗斯福能给他们创造工作，即便是现实意义不大的植树造林、保持水土这样的工作，卡扎菲正是忽略了这一点。什么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伯南克是美国研究大萧条的专家，因鼓吹直升机撒钱的拯救经济危机理论而闻名。不知道是美国人预先知道了这次经济大萧条，还是巧合，反正伯南克成为了这次大萧条的“拯救者”。然而两轮量化宽松政策过去了，伯南克的措施并没有奏效，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舆论的众矢之的了，这是由于美国经济政策从总体思想上就是错误的。
拯救经济危机光靠货币政策肯定是不够的，也许需要财政政策，甚至是行政政策。美国两次量化宽松的拯救措施，实际上都被弱势美元政策抵消。量化宽松本身是正确的，如中国从某种程度上也实行量化宽松，其中不同的是美国购买国债，中国则是直接新增货币。同样的方法取得不同的结果，其根本的差异在于中国宽松的货币可以通过投资进入实体经济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美国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量化宽松能够取得成功，这里面有以下几大原因。首先是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在国家一声令下进行逆势投资，从而将整个经济激活，美国的私有企业则很难做到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使是能做到这一点，美国还有多少可以投资的行业呢？其次是美国银行是私有制，美联储宽松货币最终要通过金融机构进入经济，而美国的金融机构经过金融危机后已经不敢再大胆地将钱借给民众或是企业，因此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只能是滞留在金融机构中，而不能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第三，美国经济是消费经济，是服务型经济，这种经济的恢复首先是信心的恢复，美国如果没有信心的恢复，撒多少钱都没用，还很有可能因通胀预期更打击民众的信心，事实上美国的经济状况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美国的货币学派一直抱怨20世纪的大萧条时没有采取扩张货币的政策。在他们眼里，罗斯福新政是没必要的，凯恩斯主义也是不对的。只要按照他们的“直升机撒钱”方法就能走出危机。笔者并不质疑货币学派的方法有一定效果。因为经济危机期间，货币流动性变差，适当的扩大货币投放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会有助于经济摆脱危机，这在学理上也是站得住脚的。如果20世纪美国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也许可以让美国早点摆脱大萧条；但是对于当前的美国经济，当下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来救经济都是想当然。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首先美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从产业上已经不再是以制造业为主，而是以服务业为主。从宏观上不再是以投资为主，而是以消费为主。对于制造业和投资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扩大货币投放可以促进经济恢复，如中国就是这种情况。对于服务业和消费来说，在扩大货币投放的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美国经济现在需要的是信心。笔者应该认为，美国当务之急就是在国内实行低息政策的同时，实行强势美元政策，让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然后提振股市，股市财富效应出来后，民众才有意愿消费，这样才可以提振经济。当前，美国的政客们正在执行与经济常识相反的政策。
经济学家的智慧被政治绑架
在美国，民主党代表的是劳工阶层的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政策。然而美国的制造业占GDP不过13%，而里面还有近半是军工制造。奥巴马放着占美国经济80%以上的服务业不管，而去振兴制造业，于是出现了美元贬值以及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情况，这纯粹是政治的需要。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会赞同这样的做法。然而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商品价格提升，反而更不利于美国提升消费。美国现在的经济政策是既不利己，又不利人。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复苏，平衡预算，而不是平衡贸易。平衡贸易问题既缓解不了当时，并且与提高美国消费是对立的。因为平衡贸易需要的弱势美元政策，而提升股市、提升消费需要强势美元政策。美国现在在不重要的问题上紧紧纠缠，在重要的问题上却持续失分。为什么美国会发生城市破产？
经济危机具体可以分为四种：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爆发原因主要是科技革命导致产能大幅提高，而民众的收入并没有相应提高从而产能过剩导致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指的经济危机主要就是这种经济危机；第二种经济危机是投机泡沫导致的金融危机，如美国历史上的铁路泡沫、南海泡沫、互联网泡沫等都酿成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三种是货币危机，如阿根廷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危机等，这种危机有的是由于汇率高估造成的，如阿根延经济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有的是因为货币币值低估后大幅升值造成的，如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第四种是债务危机，这些危机以前主要爆发于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等。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从分类上也属于债务危机。美国城市纷纷破产则是这一世界性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入的结果，其本质并没有变化。
美国城市破产不是新鲜事。1937年以来，美国有约600个市、镇、县等申请破产；过去30年中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不到250个。两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有约15个城市申请破产。从规模上来讲，这一波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尤为严重。这两州的经济规模都超过希腊。由于面临结构性赤字，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经济几乎陷入瘫痪，美国出现城市破产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经济原因，格林斯潘时代的美国实现长期低利率政策，借债成本过低导致政府大量负债，从而为以后爆发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是根本原因。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则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房产税，而房产税与房价挂钩。华尔街危机后美国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政府的房产税收入大幅减少，入不敷出从而发生财务危机。
其次是政治原因。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公务员收入过高的问题。他们的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随政党进退，事务官则是常任文官。当代西方中产阶级大量破产，贫富分化严重，民众普遍缺乏政治热情，主要表现就是选举投票率过低，甚至很多选举选民总投票率都不到50%。在仅有的选民中，常任文官的投票热情最高。因此各个政党都将常任文官看做是自己的大票仓，争相向这些公务员允诺各种福利措施，长期以来导致公务员工资过高，机构臃肿的情况。如本次危机中英国的公务员裁减计划高达70万人，目前已经裁剪10万人。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各州及城市也将不可避免。
第三是多党制必然导致政府负债过重，每个政党上台后都拼命借债、花钱，还钱则是下任官员的事情。现代金融市场日益发达，债务融资相当便利，以至于很多政府都过度负债。任何债务都不是免费的午餐，借债就要付出成本。国际上一般规定“财政赤字不能超出财政收入的3%，政府负债不能超出GDP的60%”，一旦超出这个比例，政府就失去了还本付息的能力。不少国家或其地方政府其实都失去了还本付息的能力，破产只是早晚的事情，美国百大城市陷入破产危机的原因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本次债务危机是因为高福利，笔者是反对这种说法的。本次世界性债务危机受冲击的基本上没有高福利国家，反而是那些低福利国家。因为政府不遵守财经纪律才是问题的根本，与福利高低并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弥补债务，现在美国各州都在各想招数，只能是冻结工资、将房产税提高一倍，出手城市标志性建筑、文物和博物馆。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县，当地法官敦促市民携带枪支，因为当地治安办公室的一半员工停薪休假。许多地方政府被迫大幅削减预算。在底特律，包括警力、照明、道路维护和清洁等服务的预算，纷纷遭到削减，有多达20%的居民因此受到影响。不久前，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县2/3的图书馆分部可能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关闭。
另外在欧洲，佛罗伦萨、巴塞罗那和威尼斯等欧洲名城同样被债务危机困扰。首先，美国州政府是城市债务危机之火的防火墙。在美国，法律禁止允许州以下城市实行破产，并禁止各州申请破产。各州必须通过削减开支、增税来降低预算赤字。虽然很多州实际上已破产，但最终它们仍必须使收支相抵。因此，可以判定债务危机之火只能烧到市的规模而烧不到州的规模。
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会对市政债券市场提供的补贴和充裕的削减支出空间，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延期支付利息或进行重组债务，不至于陷入债务违约的境地。另外，也会通过提高房地产税收、出卖公共建筑，关闭部分公共设施等措施缩减开支和增加还债能力。
其次，即使是发生危机，对中国冲击也不会太大，我们不必过分的恐慌。华尔街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商家的“去库存化”，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与国内销售有很大的不同。国内销售库存周期短，而海外销售库存周期长，一般为三到六个月。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急速去库存化，导致中国企业在短期内订单数量大减，从而被牵连。2008年年底中国外贸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甚至出现破产情况，都是这个原因所致。金融危机即使发生第三波，其对欧美商家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小于第一波，因此像之前那种大规模的“去库存-补库存”经济周期现象不可能再次发生，因此中国不会因此受到太大冲击。
总之，这是一次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它不会很快过去；而且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面临着长期的“去债务化”的重任，这些风险只能由他们自己慢慢消化。从长期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中国现在要做的还是要是尽快开发国内需求以及新兴市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的政治行情？
财经行情事事都有根源，只有没有看透的行情，绝对没有毫无缘由的行情，贸易数据的变动，货币汇率的变动、股市的起伏都是如此。这种变动如果从经济基本面上不能找到原因的话，那基本上也可以从技术面或是心理面上找到原因，如果这些还不能解释的话，那必然是政治因素在作怪，我们上面所说的几个关联项目就属于这种情况，这里面的政治行情就是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货币汇率的态度，如果继续深挖的话，我们还会发现这背后还有美国的执政党因素、选举因素等，如果将视野再拓宽一些，我们还可能发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因素，当然笔者无意在这里进行展开。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政治行情，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投机获利路径，那就是：投机者首先预期到人民币即将升值的时间点，然后将投机资金以贸易顺差的形式进入中国，于是有了贸易大幅顺差，而只投机于人民币升值，显然还不符合投机者的胃口，如果能顺带着在股市上快进快出地赚上一笔，岂不是更妙，这就需要做空中国股价，于是就出现了人民币升值之前的股价下跌。而人民币升值之后，投机者们就会获得人民币升值与股市投机的双重收益。这听起来像是阴谋论，但哪个投机不是一场商业阴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金融投机本身就是个高智商的活儿，其次是暗地里下注的，这都符合阴谋的定义。我们一直都在谈的热钱套利，其实就是这样操作的。
对于投机者来说，投机本身不是难事，关键是机遇难得，而且要确保是机遇而不是陷阱，也就是以上所说的投机链条如果能够形成闭环的话，关键的就是人民币会升值，并且在重要时点快速升值，再加上投机者能吃准这样的时间点，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那么就可以构成一次完美的投机，相反就可能是陷阱。如本来海外投机者是压人民币升值的，结果人民币贬值了，那投机就失败了。不幸的是，这样的投机机会总是存在，每年都有那么几次，而且都是朝对投机者有利的方向发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关键还是现实的无奈。中美在经济政治博弈中，几乎形成了这样的默契，只要美国施压，中国都会象征性地做出一些让步，甚至重大的外交活动时，中国也许会做出一些礼仪性的让步，人民币汇率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海外投机者定期就要割的羊毛。这些时间点也非常有规律，或是美国通过某对人民币汇率方案之前的几天，或是中美举行战略对话之前，或是美国财政部公布半年汇率报告之前等。总之，都非常明显，只要稍微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都会猜得到，更何况是那些精明狡诈的国际投资大鳄呢！
不妨看下这一次次的情形，如近期的中美战略对话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5关口；如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6关口；如2010年9月，美国众议院计划对一项旨在对汇率低估国征收特别关税的法案进行表决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7关口；如2010年6月胡锦涛出席G20峰会前突破了6.8关口，如2008年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6.9关口，如2008年4月，西方G7会议召开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7.0关口。进入“6”时代，即使我们继续往前追溯也会发现类似的行情，即人民币每突破一个重大关口之前，肯定有一个美国即将对人民币施压的重大事件。
美国持续不断地逼迫人民币升值，这种孜孜不倦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也有相当的共识。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是互利共赢。目前中美经贸问题是结构性的，是全球化格局下国际产业分工不同造成的。另外，美国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经济危机毫无好处。美国是金融大国，需要的是强势美元，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需要的是弱势人民币。本来两者各取所需，相安无事，但美国的政客却喜欢拿此来做文章，每当选举时都会拿人民币做文章。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倾向，而民主党代表劳工利益很容易被这种民粹倾向所绑架。
这种利益一部分属于美国的产业资本，一部分属于美国的金融资本。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从政治上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国还不具备与美国正面对抗的能力，在某些重大节点适当做出些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对如此做法可能或是必然带来的巨大投机损失采取对策。在这里面，只要把握住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套利的空间应该不会很大，但股市的起伏则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要大得多，不能总让人家周期性的“剪羊毛”。如果要对此提出改善措施的话，我认为，首先央行不应该在人民币升值前出台对证券市场带有利空性质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另外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一只股市平准基金，每次人民币升值前入市保证股市不下跌，这样就不给投机者套利的机会。
中国股市本身就是个附和游戏，赔和赚并不对等。除了赢家的钱，投资大众还要养活几十万的证券从业人员（券商中介费、基金管理费），还要间接为上市公司输血（不良上市公司恶意圈钱），为国家财政贡献印花税，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大多数人必定是输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海外资金还定期的来“剪羊毛”，那中国股民简直惨得不可想象了。为什么中国企业扎堆美国上市？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如搭建公共融资平台，完善融资环境等，而以周小川为代表的金融官员从事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201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又达到了新的高峰，一共有34家赴美国IPO。而在之前的最高峰2007年是29家。这几年中国企业美国上市已经成为热潮，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我想联系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指出“真正的消费是企业家开发出来的，经济发展柳传志比周小川更重要”。第二是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首支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总规模达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正式成立，这个巨型国字头的母基金将专门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这也是全国社保基金之后第二家国字头母基金。目前，国内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基金管理公司们正因为国内缺乏大型机构投资者可募集人民币基金而苦恼，即使一些知名的PE/VC基金管理公司也只能从富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当中艰难的募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股权投资基金早已超越股票二级市场成为与银行、保险并列的三大金融业支柱之一。
这三件事情因“企业融资问题”互相关联。也许“企业融资”这个词过于文雅，我更喜欢称之为“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政府有责任帮助企业迅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中国成立“母基金”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一直缺乏创新型企业的根源也在这里。而张维迎强调企业家重要性的依据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即是财富创造来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提升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靠专业分工，分工靠市场，靠市场的规模。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细的分工，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因此企业家也就成为了这一切问题的源头。但张维迎始终忽视了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原始资本的积累才是最重要的。
当前，中国的创业板由于门槛较高，空有创业板之名而无创业板之实质。大洋彼岸却成了中国创业公司的乐土，纳斯达克与纽交所成为了中国未来特殊行业创新型公司的摇篮，这是不正常的事情，这也是中国长期只重视企业家而忽视政府金融公共服务的结果。如果这时候还是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而否定政府的作用，显然不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政府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两者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因此在当前中国政府公共服务偏弱的状况下，我们更要强调周小川们工作的重要性。
即使是斯密和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旗手人物都提到过市场缺陷的必然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除了融资之外，政府应在健全法制、尊重产权、稳定货币、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简化创业手续、减少交易障碍等六方面体现作用，由此才能让人力资源、资本、企业家、物质资源等因素在自由市场中较为充分发挥作用，这些早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中国的区域竞争靠什么？
做事情要想成功，必须借助两种能量：一种是势能，一种是技能；势能往往比技能更重要。本节就从势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的大形势。
古人认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也可以表述为近者为形，远者为势，势表示的是未来的趋向，“势”是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
古人对势有着非常多的研究，老子认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商鞅在变法时也强调乘势的重要性，“飞蓬遇飘风而至千里，乘风之势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以上讲的都是势的重要性。
关于势的运用，《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另外还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蓄势待发”“龙从云，虎从风，人乘势”等，可见，势作为中国古代战略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
今天，人们对势也很看重，清华大学教授韩秀云教授在其演讲中就说过：“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左右你的不是因为你没有读书，不是因为你没有读MBA（工商管理硕士），也不是你没有学会管理，而是你不会看宏观大势。”
中国的发展与借势分不开。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借助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势，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繁荣。因此从借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比较优势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借助世界产业转移大势的同时却忽略了自主创新这一更大的趋势，也算是“智者之失”吧。
中国地方的发展也与“借势”有关系，回顾一下广东的率先崛起和近年重庆的快速崛起也能让你明白了这一点。
当年的广东，不要说与上海、东北比，即便是四川，也望尘莫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广东有一大势可以借助，那就是人们的创业热情。当年，那些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们都怀着一颗战天斗地的心，但是计划经济却让人无用武之地。广东开放后国内各种各样野心勃勃的人，像狂飙突进一样，在广东大地上起了着创业大潮。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因此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占了先机。
20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开放，但是此时大环境早已不同。免费的资源没了，所有的资源都要花钱到市场上购买，因此长三角只能靠血汗工厂赚钱。
21世纪前10年，是天津大发展的时候，但是想创业的人都去深圳，制造业工厂都去了配套比较齐全的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天津不得不以国家大项目为主。
在以上几大地区取得发展的机遇后，很多地区都想做中国的第四增长极，如东北地区、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海西经济区、长株潭地区、武汉经济圈等，但这些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很好，主要是这些地区走的仍然是大兴土木和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对经济形成长时间的拉动，但招商引资又不是那么容易。
重庆地区蜗居西南一隅，又面临着成都的竞争，与以上地区比起来，不具备任何的优势，但是只有重庆成为了中国公认的第四经济增长极。那么重庆的发展是从何处借势呢？“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被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声情并茂地说出来，不知迷倒了多少的三国迷。在中国的区域经济争夺战中，重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四增长极，关键是占到了人和的优势。
重庆的人和优势并非自古就有，基本上属于“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毕竟成功了，重庆打造人和优势，主要是从大事上把握住了以下几点。
1.打造红色文化。重庆地区论文化并没有什么优势，历史上川渝地区自古匪患横行，重庆码头、袍哥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这一切都被突然崛起的红色文化给掩盖住了，人们提到重庆就会想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红色情结，红色意味着公平、和谐等，但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论文化民国文化比红色文化更多。重庆并没有打民国文化，而是打出了红色文化，可见很高明。
2.重庆大搞国有企业。工人经历了私有化的痛苦后，对变身国企员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如果这个时候，适当地扩大国企规模和国有经济的成分，那么能够重新进入国企工作的工人，必将激发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的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亡。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不仅仅是精神财富，更是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是国有企业巨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仅仅经过10年时间的操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锻炼出了超强的盈利能力，国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非常重视创新，与昔日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判若天壤。
3.低房价。重庆作为国家直辖市，其房价应该算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年轻人吃尽了高房价的苦，房价因素成为吸引年轻人的主要因素，重庆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以大力吸引人才，重庆在短期内对人才的吸引力虽然赶不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但是做得人才不外流是没有问题的。
可见，城市发展，除了招商引资和大兴土木外，还可以走其他路子。为什么深圳成了新改革时代的落伍者？
在中国深圳，不同的力量在这里集聚、暗战。商人希望运营商成本越来越低，民众希望房价不要再涨，自由主义者希望深圳成为中国自由社会、政治改革的试验田。
有自由主义学者撰文指出，深圳仍然处处存在着“权力的傲慢”。笔者认为，深圳比“权力的傲慢”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民生的漠视，深圳有理由成为有钱人的天堂，但没有理由成为穷人的地狱。
自由主义者给深圳指出了未来的改革之路，其“药方”是吃“政治改革”的红利，如这些人希望以后深圳的广场站着正在演说的“竞选者”，当然，旁边的街头也免不了散落着“游行的公民”。这些年深圳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行政三分”的试验，“大部制”、“独立人大代表”等，笔者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深圳的未来？深圳的目标是新加坡、香港，还是曼谷、台北、布宜诺斯艾利斯？真是让人费解！
与其说深圳30年的成功与其说是吃改革的红利，不如说是吃“人才”红利。人才因改革集聚深圳，才有了深圳今天的繁荣。今天的深圳，即使是华为的员工都很难买得起房，而富士康的员工更是面临着生存的危机。30年前的深圳成为中国的人才高地，今天的深圳成为人才的流出地。我们只以“人才”这一最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就能高下立现。我们不禁要问，深圳怎么了？政治体制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近年的深圳是悲情的，深圳人在羡慕国家给了天津好项目，给了上海好政策，给了重庆好官员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自问：你向国家争取了吗？正当其他地方如火如荼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深圳将太多的精力用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而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又因为不合现实而夭折。其实这些改革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这种失败不仅是在深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样。
2010年8月，深圳得到了“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城市”等几个白开水一样的称号。如果深圳自己不争气，不把核心精力放到建设与民生上，国家给你再多的定位又能怎么样？在笔者心目中，只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这样的称号才能配得上深圳，深圳也确实具备自己条件，深圳为什么不向国家申请这样的“定位”？如果深圳被定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城市”，那将得到的是真金白银的支持。深圳，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声音，你听不到吗？
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央制定出任何政策必定是经过千思百虑的，然而这些政策又有多少真正地被“深圳政府”执行到位？当代中国最大的“经”就是“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然而这些发展理念又有多少深入进了深圳官员的头脑，人民对重庆“模式”的拥护，其显示出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深圳的官员们，当你为桑拿酒店生意兴隆而高兴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企业家正在抱怨营销费用越来越高？当深圳的电子产品行销世界时，是否想到电子工厂的员工们正经历着加班的煎熬？当你们为华为向东莞发展而哀叹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们的员工为买不起房而苦恼？这些问题不正等着深圳去努力探索，找出解决方案吗？
深圳作为特区是国家政策的探索者，也是国家既定政策的率先执行者。30年前，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是这样，今天率先实践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理论也应该是这样，不要总想着“另起炉灶”，深圳仍然是中国的深圳，如果深圳能为科学发展的实行及和谐社会建设闯出一条新路，不是意义更大吗？笔者在这里只想弱弱地问一句：“深圳，中央的经你都念好了吗？”
第三章 经济安全：谁是中国经济崛起道路上的敌人？
比高盛更诡秘的产业大鳄是谁？
公共采购：肥肉入了谁的口？
如何看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负债表？
国际板的板子打在谁身上？
黄金价格谁决定？
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威胁是什么？
中国经济面临哪五大“政策性陷阱”？
比高盛更诡秘的产业大鳄是谁？产业大鳄潜伏在中国
它在中国比日本企业更低调，比华尔街投行更诡秘。这家企业不请明星代言人，不做广告，没有公共关系经理，不开新闻发布会，甚至中国公司连网站都没有，他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一件目的—赚钱。这就是江森自控，它是世界500强公司，也是上市公司，更是世界自动化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但与其他世界500强企业不同的是，这个每年在中国销售额可能在五六百亿元的企业，很多媒体从业人士竟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由此可见，这家企业在中国布局之广，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中国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然而这背后还有另一家公司比中国汽车企业更高兴，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从2006年起到现在，中国的汽车业进入了第二轮合资高潮；本次合资高潮的受益者竟然是同一家公司，那就是美国江森自控公司。
我们以前经常嘲笑中国汽车业是万国牌汽车，但是这种局面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中国制订了新能源汽车战略，并且开始了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而中国的汽车企业除了比亚迪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新能源技术积累。中国车企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届时中国的汽车不再是万国牌，他们将会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那就是美国江森牌新能源汽车。
中国的汽车企业是典型的市场换技术的失败案例，但合资与自主创新从来就势不两立。不幸的是，在新能源汽车这一中国人憋了很久的一个赶超机遇面前，中国的企业再次选择了与外国企业合作或合资，几乎是选择了同一家美国公司—江森自控。这家公司生产汽车座椅、电池、汽车驱动及控制系统等汽车核心零部件。
江森自控全面快速布局中国汽车业
2007年6月11日，北汽控股与江森自控签署了合资成立汽车电子公司的谅解备忘录。筹建中的合资公司将以生产车身电子部件为主，产品涉及仪表显示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载娱乐系统和蓝牙通讯系统等重要汽车部件。
2007年12月11日，一汽与江森自控合资成立长春一汽富维江森自控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双方各占50%股份。公司预计在2012年达到53万辆座椅骨架总成的生产能力，同时达到4.7亿的销售总额。
2008年4月14日在安徽芜湖，江森自控（芜湖）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开业。该公司是奇瑞与江森自控共同组建的首家专业汽车内饰系统以及汽车零部件合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内饰，产品包括仪表板和副仪表板、立柱护板和门护板等；并提供相关产品的研发服务。
2008年11月底，广汽与江森自控建立汽车合资公司，江森自控将控股合资企业52%，剩余48%归广汽部件所有。主要生产仪表板、副仪表板及其他汽车内饰产品。
至此，一汽、东风、北汽、广汽、奇瑞等几大汽车巨头均与江森自控建立合资公司，他们的产品范围基本都是以汽车电子为主的汽车核心零部件。
虽然其他汽车企业虽然没有与江森自控建立合资公司，但是他们使用的也是江森产品，如：2009年7月29日，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与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举行合资项目签约，组建南京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南京延锋江森汽车座椅合资项目将为上海大众南京分公司、南京名爵、南京依维柯及众泰公司提供汽车座椅总成配套，到2012年，合资公司将形成21.6万辆份座椅总成的总装能力，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2009年12月16日，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在北京与吉利集团签订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双方协定，江森自控将在全球范围内为吉利汽车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汽车零部件，双方将在汽车配件、新能源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