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国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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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修订稿）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又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是否可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3年3月18日一当前改革要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三个关键性问题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在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机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推动了我国经济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在全部商品流通总额中，目前市场调节部分已占到90%以上。几年前有人估计，我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达到70%左右。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但是，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善，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此外，还有因经验不足、犯了市场幼稚病，从而导致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如在教育、医疗、住宅等不该市场化的领域也搞市场化，以至于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地步，带来不良后果。

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之后，市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充分展现出来。市场经济在发挥激烈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效率等优越性的同时，其自身固有的缺陷，经过三十几年的演变，也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在总量综合平衡、环境资源保护以及社会公平分配上引发的问题，在我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够解决的。因此，三十几年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出现新的矛盾，资源环境、分配民生等矛盾越积越多。这与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一定的关系。

本来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点在1992年就明确地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这些年来，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水平在不断进步，我们在短期经济波动的控制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紧缩两方面的一定经验。但是，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这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实效，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许多方面失衡。

现在是到了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的时候了。针对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状况，党的十七大就已经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八大报告应该进一步强调发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中的导向作用，现在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讲的那样“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而是计划与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结合。其主要表现：一是现在的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层面，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调节。二是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与不足的必要手段。三是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又要有必要的约束和问责的功能。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不能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关于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

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直到现在，党的文件一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文件不以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当然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要坚决贯彻落实的。

现在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不能只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只强调一个毫不动摇。

有人说公有制效率低，是官僚经济，是权贵经济，不是国家的财富，而是少数人的财富。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公有制并非注定效率低。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鞍钢宪法”，有很好的经验，日本等国有企业管理都吸收它的经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管得好的，并不是一概效率低。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内部管理也有问题。某些企业管理不善，将国有资产变为少数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财富变为私有财产；就算没有MBO，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在腐化变质，有的企业领导自定薪酬，几十万、几百万年薪的高工资，而普通职工月薪只有几百元、几千元。这些都不是公有制固有的属性。人家攻击我们国有经济已经不是公有制，并非完全虚指，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弊病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存在，是在市场化的改革以后才发生的，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国有企业本身应进一步改革，既不能变回到过去“大锅饭”的旧体制，也不能维持现在被扭曲的形象，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目前存在的行政性垄断和腐败问题，解决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问题；要使得国有企业既真正体现社会公平，同时又有激励机制。这种探索，西方国家不是没有先例。西方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家公务员，看看二者的收入比例，差距不会像我们现在拉得那么大。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能完全按照私有经济的法则办事。所以，国有企业管理腐败一定要治理。

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并非恢复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也不是恢复旧模式的国有经济，而是在保障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毫不动摇地保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到拉开收入差距，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勤劳先富起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以致贫富分化造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出现两极分化，就不对了。现在要让先富带后富，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其正面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效率，促进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过了这个阶段，贫富差距扩大，不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实现公平的目标，这个时候，就必须强调效率与公平二者同时并重，而且更加重视和强调社会公平。

淡化“优先、兼顾”提法，强调“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不是要回到过去，不是回到过去的“大锅饭”，不是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提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但是，人们常忽略了这个观点。在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举了很多缘由，如城乡差别扩大、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不一而足。这些缘由都能成立，但不是最主要的。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

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是收入差别的最大的影响因素。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三十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述一系列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显然有关。这种关系，被某些学者在分析收入差距原因时，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要多方入手。人们往往从分配关系入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所以，所有制发展上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发展公、私两种经济，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毫不动摇；要延缓“公”降“私”升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为私的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坚决制止目前借反垄断来瓜分国有企业的浪潮，才能最终避免两极分化的前途。

总之，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运行机制还是分配制度，都要坚持正确的发展观。倒退没有出路，也不会有回头路。不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没有出路；市场化走过了头，也没有出路。完全市场化，不要国家宏观计划调控；完全私有化，不要公有制为主体；完全的两极分化，不要社会公平；这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因此，改革开放必须走向更高阶段，不按这样的道路走，改革开放就会失败，按这样的道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光明灿烂。（此文摘自《人民论坛》2012年第3期载《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死路一条》一文）二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样死路一条

2012年2月初，许多媒体登载一条消息，引述邓小平同志20年前“南方谈话”中的一个断句，“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广泛注意，“大家备感振奋”；同时也引发了民间和网络议论纷纷。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力增进，无疑获得巨大成就。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浮现出来，日益突出。确实，只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化解风险，中国才有出路，才有前途。

改革有不同的方向。改革是按社会主义方向走，还是按资本主义方向走，大有讲究。

改革之初，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同等重要的两个“基本点”，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很拥护改革。

到现在，讲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少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提或者淡化了，有时一笔带过，不当一回事。所以，不少同志对现在的“改革”有些疑虑。

因此，重新强调“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看来很有必要。不过当前流行的“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说法，是不够精确，不够全面的。改革有不同的方向，改革到底是按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按资本主义方向，这个问题还是要讲清楚。戈尔巴乔夫也曾坚持改革，他把苏联改到什么地方去了。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随便把改革历史梳理一下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实施加速发展战略，接着是科技进步，然后是更多的民主，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最后就是消灭社会主义。”俄中友协主席米·列·季塔连科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名义上是改革，实际上是一项破坏苏联，瓦解苏联的计划”。邓小平更指出，“有一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准确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才是死路一条；坚持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不要简单地重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这个提法容易把改革引导到错误的方向。查一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关于“死路一条”的全面表述，原来并不是简单的“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而是先讲了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其全句是：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不应该口头上片面地引用邓小平讲话中的个别语句，而要全面地坚持邓小平讲话精神。在涉及改革开放的话题时，不讲或者淡化四项基本原则，不讲或者淡化、歪曲社会主义，而只讲“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那就是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邪路。

我希望十八大报告的写作班子能把这个精神讲清楚，不要再含含糊糊，给别有用心的人有钻空子的余地。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

不错，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改革。但是，从一开始我们也认定这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则，邓小平也讲得很清楚。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1]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2]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为实现这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要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3]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知，邓小平为什么多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当作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来反复强调。初步统计，他至少五次讲过：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不[4]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和这两个根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前引“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要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的论述，是邓小平独创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同时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十八大报告就应当按照这两个根本原则来判别改革方向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据此决定改革方向的取舍。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第一个根本原则，十八大报告在讲改革开放时，除了重申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应重申并强调《宪法》规定的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动摇；目前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营性资产总额中的比重远低于临界点，已经无优势可言，国家经济命脉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也已明显削弱的情势下，尤其要切实制止一切违反《宪法》的政策法令的推行，抵制和削减这类违宪言论主张的影响。如一批老共产党员和正直学者指出，国务院《非公36条》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国民经济命脉关键领域，是违反《宪法》的，全国人大应该撤销此文件，或者修改《宪法》，就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意见。又如，世界银行佐利克的报告，要求中国大规模缩减国有企业，据该报告英文版透露，国企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应由2010年的27%，压减到2030年的10%左右。实际上世行报告是国内极少数自由化官僚精英的主意，借助国际资本的力量，来压制国内反对私有化的浪潮。2012年3月17日国务院发展中心在北京钓鱼台召开高层论坛，就有特邀“著名学者”说，“我必须拥护世行的报告提出的一些建议，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障碍之一，未来希望五年到十年内，应该将国有企业比重降到10%左右”，比世行报告还要积极，提前十至十五年实现世行的目标。中外资产阶级右派精英为中国设计的私有化方案，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某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垄断资本曾经达到的比重还要低得多。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考察过法国的国企，当时法国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中占的比重是，营业额21%，增加值28%，工业中营业额占42%。由此比较，这些所谓的中外专家，想要把中国变颜色变到什么地步！中国政府的某些官员还把他们奉为上宾，开门揖盗。我想中国共产党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政党，十八大一定会对此类事情做出适当的清理。

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第二个根本原则，十八大报告应针对时弊，分析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改革的大部分时间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放在做大蛋糕上，即GDP增长上，没有来得及放到分好蛋糕上，以至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们要克服这个缺陷，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着重点放在分好蛋糕上，即放在民生和分配上。为了显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的真诚决心，十八大报告宜重笔墨阐述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和不搞两极分化的多次论述，尤其是不要回避邓小平一再提出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的告诫。要支持在共同富裕方面推行和获得群众拥护的地方成功探索，使之得到发扬推广，不因人废言废事。在理论上，十八大报告还应超越已有的从收入和福利的分配和再分配着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地方成功探索，依据前述邓小平关于两个根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指出要扭转两极分化趋势和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不仅在收入和福利的分配和再分配上采取有效措施，而且还要从所有制结构和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回归到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来，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此文内容要点为2012年3月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7期，原题《端正改革的方向》）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23页。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23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页。

[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033、1069、1075、1078、1091页。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这次给《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一文授奖，笔者很感谢，也很惭愧，这篇文章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成果，而是对一本书稿的即兴评论。什么书稿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于2010年6月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三次送审稿，送来请提意见。笔者当时匆匆写了几条意见，回复“马工程办”，说因为“送审稿篇幅较长，所给时间有限，年纪大了精力较差，只读了一部分，随读随写了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主要是对社会主义部分写的”。“马工程办”主要负责人收到笔者的几点意见之后复信称，“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相信对该书稿质量提高一定会产生积极作用”。这当然是鼓励之词。这份“几点意见”后来被《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看到，要笔者按公开发表的要求略作修改，形成这篇文章。文章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这里只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问题，一个是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问题。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

教材书稿第388页，按党的文件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次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表明中央现在仍很重视这一矛盾。

不过，当前有一个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就是出现了“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现象，即国内生产能力大于国内需求，这种情况不但在经济周期上扬时期出现，而且在生产增长降温时更为突出。这好像同社会生产落后于社会需要的主要矛盾有点脱节，很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是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欲望，还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如果是前者，即主观欲望，那么社会生产总是赶不上欲望的需要，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前进。那就是这一矛盾永远是推动社会生产进步的矛盾，不单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如果“需要”是指后者，即有购买能力的需求，那么社会生产和人民消费需求的关系，就要看是什么社会制度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社会生产与有效需求的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制约，人民有效需求总是落后于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因此经常发生生产过剩并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再加上有计划的调节和综合平衡，一般不应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问题。但在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下，大锅饭、软预算体制，导致短缺经济现象，往往出现有效需求过多而生产供应不足。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缺陷。但这不是制度性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社会一般不应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与社会主义本质宗旨相扭曲的现象。问题在于现在初级阶段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还允许私企、外企等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包括劳动人民的收入消费赶不上社会生产的规律的作用就渗透到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中来，发生局部的生产过剩和内需不足的问题。对于这次世界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为什么被卷进去，为什么中国在这个危机中表现得比资本主义国家好些，也要从上述道理来解释，才讲得通。笔者在《求是内参》2009年第14期发表的《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一文中，讲了这个问题。

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很正确的。“经济建设”或“经济发展”要做什么事情？简单地说主要是两件事情，一是把GDP（或“蛋糕”）做大，经济实力做强；二是把GDP（蛋糕）分好，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从全局来看，当然要“做大”和“做好”两者并重；但在初级阶段确有先后次序，先做大蛋糕，然后分好蛋糕，也说得通；但到一定时候就要两者并重，甚至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注重”的地位，因为不这样做就难以进一步做大蛋糕。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在20世纪末初步达到[1]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是说，从世纪之交开始，我们就应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开始注意分好蛋糕，并把后者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地位。现在，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远比2000年时严重得多，更应把这一方面的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即中心的重点。当然，做大蛋糕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还不到日本的1/10，所以还要继续做大蛋糕，仍然包含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里面。不过中心的重点现在应当是分好蛋糕，更加重视社会公平。这是全体人民切身关心的问题，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宗旨。我认为，在以“做大蛋糕”为主的阶段可以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刺激GDP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高速增长。但在今后以“分好蛋糕”为主的阶段，“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重视公平”就应该成为合适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笔者在2011年写了一篇论国富民富和先富共富的文章，建议删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留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十八大报告正是这样写的。报告上还有一句“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心，并且澄清了十八大以前关于十八大报告起草时一位有影响人士攻击“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迷雾。但是十八大修改的党章中仍然保留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时口号，足见党内对这个问题仍有分歧。2.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在书稿第374页说，“社会主义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个定义就生产关系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释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2]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那次讲的社会主义本质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特征是“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确实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特征。而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则不能这么说，因为其他社会制度在成立的初期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述过资本主义制度初期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功绩，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3]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邓小平这次谈话之所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包括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是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还极其落后，而四人帮又在搞“贫穷的社会主义”，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社会主义更需要发展生产力，以克服贫穷落后的紧迫性。这样讲是必要的。如果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就不会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的说法，而只能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的地方并不多，他大量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原则”“两个最根本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两个非[4]常重要的方面”。概括起来，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反复地讲这两点，而这两点同1992年“南方谈话”所谈社会主义本质的生产关系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本质、性质、原则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东西，就是因为不同社会制度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不是在生产力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着眼于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上，主要的功夫应该下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它的根本原则在于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

事实上，不仅本书稿，而且别处许多教材在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分析上，对于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阐述也比较周详，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阐述偏弱，这是不足之处。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向？其原因大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实际上不能消除一切剥削，并且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向。书稿370页上说，一些就其性质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应该存在和发展。这是容许资本主义剥削因素存在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这样，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容忍剥削关系和它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后果，甚至谈论剥削关系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存在。但这是同社会主义本质论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矛盾，使得这个理论的阐述者只好强化它的生产力方面，弱化它的生产关系方面。这同我们主流社会理念都浸沉在“唯生产力论”、片面的“唯发展论”和埋头于闷声发财的气氛是相符的。但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核心，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然，为什么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5]我们就失败了”？这个理论上的假设，也是就生产关系来说的。“失败”是指在假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要遭受挫折，并不是指生产力。即使在那样假设的情况下，生产力短期内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呢？这是需要政治经济学来研究和解答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应根据前述邓小平在众多场合所讲的精神，恢复其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即生产关系方面的含义，而淡化他仅仅在一处（“南方谈话”）顺便提及的生产力方面的含义。当然发展生产力不论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来说，还是对于准备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来说，都[6]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对这些问题有多处丰富的论述。可以另辟一个范畴，用邓小平自己概括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来专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方面的问题，就如同本书稿已经做的那样；而让“社会主义本质论”专门论述生产关系的内涵。政治经济学就应当更加加重生产关系方面问题的阐述。

在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解决本质论与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本质是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包括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社会主义的主导因素包括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还必须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如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存在。因为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规律发生作用，所以必然有剥削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出现。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容许这些东西存在的，但在初级阶段一时还做不到，为了发展生产力，只能兼容一些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又是不能让剥削和两极分化过分发展的。所以要对资本主义因素加以适当的调节和限制。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我国的根本大法就会发现，《宪法》已经对这个事情有了规定和对策。就是对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对分配制度规定了按劳分配为主。这些规定就是为了节制私有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过度发展，使其不致超过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地位，并演变为私有化、两极分化和社会变质。问题在于是不是认真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去做。只有认真、坚决、彻底贯彻实行《宪法》的这两条规定，我们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证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真正实现。不然的话，就会发生前述邓小平假设的前景后果，那是我们必须防止出现的。（此文是作者于2012年1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评论”颁奖会上的发言）

[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43页。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4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7页。

[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33、1069、1078、1075、1091页等处。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7、199、157、225、227页等处。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

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大事，具有里程碑意义。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已经实行20年了。回顾和梳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和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纪念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出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参加了党的十四大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进行了专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报》：20年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创造性地提出来的？

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经过14年改革开放的探索而提出来的。1978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注重市场调节，走了一大段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一步。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指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国家、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的重点放在市场方面。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时清楚地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的手段，并重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前，起草小组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归纳了三种提法：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②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第一种提法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表述的综合和发展，第二种和第三种提法是新提出来的。十四大报告中用的是第三种简明扼要的说法。实际上，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等同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的关系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1]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

这样，十四大改革目标的精神就很完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之所以在改革目标的表述上没有用“有计划”三个字，主要是由于当时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还相当严重，而市场经济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为了提高市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推动市场经济概念为社会公众所接受，才没有用“有计划”三个字，但加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作为极有分量的定语，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既不迷信市场，也不迷信计划《中国社会科学报》：至今，我们的市场化发育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到了什么深度？

刘国光：前几年，有人估计，从总体上说，中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已达70%左右，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当然，目前市场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等，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位；也有因为经验不成熟而发生的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如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的问题都需要继续调整完善，但已不属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主流。至今，市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已经比较充分地显露出来。市场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而在总量平衡、环境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分配等方面，市场有其固有的缺陷，这些问题不是市场能够自行解决的，这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和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实行20年，计划离我们渐行渐远。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曾经过于相信计划经济。时过境迁，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迷信计划变为迷信市场，出现盲目崇拜市场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犯了市场幼稚病，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没有搞彻底。有人认为，我国市场化发育不够，国家干预过多；我国现在搞市场化改革，计划不值一提。更有人提出中国要效仿欧美自由市场模式，主张完全自由化。这些人不断叫卖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哈耶克反社会主义、反计划的观点。其实，计划和市场各有利弊。要尊重市场，而不要迷信市场；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

简单说来，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但是，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有这么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但是，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比如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一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局限性；二是由于客观信息不对称和搜集、传递、处理上的局限性；三是利益关系的局限性，即计划机构人员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受各种社会势力和利害关系的约束等。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所以，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改进我们的宏观计划管理工作，使之符合客观规律和情势的要求。

总之，我们要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要坚持宏观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我从1990年起一再提出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小平同志1992年谈话关于计划和市场都可以用的思想，而且是顺应前述十四大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精神实质的。计划与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实现计划和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呢？

刘国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就是“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它不等于传统的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30多年来，我们革除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病，适应初级阶段的国情，进行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在20年前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不能丢下公有制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加强国家计划对宏观调控的导向地位，就是为了践行这条规律。

党的十七大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有人认为这是恢复到过去的“传统计划经济”，这是一种误解。而实际上，这是计划与市场在改革的更高层次上的结合。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主要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不再是行政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就是说，也要有一定的指令内容，不是编制了以后就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了。

从目前来看，在经济工作的某些领域，有些地方的规划缺少约束性、问责性的指标任务；地方规划与中央规划脱节；规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在思想意识中，有些人的计划观念淡化了，这些问题需要解决。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心骨”《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有什么区别？

刘国光：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有人误解，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但是，宏观调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存在的。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都有，其本身并不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计划性方面，在于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方面。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具有导向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早在1985年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耐提出所谓的BⅡ模式，即“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模式”。当时，法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说，法国就是实行这种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少数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法国，设有“企划厅”之类的机构，编有零星的预测性计划。英、美等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没有采取计划手段来调控经济。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会同志在评述巴山轮会议的文章《经济体[2]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中指出，要划清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界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目标的体制模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即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同时绝不能把国家的计划指导抽象掉。所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还有一个国家计划指导手段。也就是说，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宏观调控中除了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外，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还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观调控中运用计划手段。因此，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时，我们还是保留了国家计划调控的功能，如编制年度计划、五年计划（目前改称为“规划”）等，保留了发改委这样庞大的机构。

十四大报告还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财政、货币、计划三者的关系中，计划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指导，财政、货币政策要有国家计划的导向。因此，国家计划与宏观调控是不可分离的，可以说，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心骨”。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地方。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根本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

刘国光：首先，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基本经济制度不同。十四大报告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最根本的一面。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大量言论和事实表明，当前私有化的危险倾向确实存在。私有化的主张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领域，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让位给私人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作用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主要从事私有企业不愿意经营的部门、补充私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而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有经济就应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行业和领域应该有“绝对的控制力”“较强的控制力”，“国有资本要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以利于对国民经济有计划的调控。此外，国有经济还肩负着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济基础责任。对那些在政府调控经济中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对于保障公平正义非常重要的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也应该视同重要的和关键的领域，要力争搞好。

当然，竞争性领域应当对私营企业完全开放，尽量让它们相互竞争，并与国企平等竞争。要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保障和发挥私有经济在竞争性市场领域中的积极作用。应当充分肯定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私营经济具有两面性，它除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之外，还有剥削性的消极的一面。针对其两面性，除了引导它们在适当的行业合法经营、健康发展外，还要对其不合法、不健康的经营行为进行限制，对其经营领域进行节制。

应当明确的是，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一般来说，这些特殊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由私有制企业经营，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当然，行政性垄断的弊病是应当革除的。当前国企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焦点是，调整高管薪酬待遇，杜绝市场化改革以来国企利益部门化、私利化弊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弊病在市场化以前的原有体制中，并未见显现，这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一个问题。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强调，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时下重温这一论断，请您谈谈您的感触。

刘国光：理解伟人的话，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这是首要的问题。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死路一条”的表述，要注意到他的这一论断有着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原话是这样说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3]只能是死路一条。”可以看到，严格地讲，简单说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这种认识和理解是不准确的、片面的，实际上是没有全面坚持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应该说，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才是“死路一条”。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方向，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民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具体谈谈改革开放的方向问题。

刘国光：有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时刻要把握的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有一些人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与此同时，从一开始我们也认定，这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不止五次讲过，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而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现在，讲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少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提或者淡化了。有时候只是一笔带过。因此很有必要重申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两个根本原则。目前，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营性资本总额中的比重降低，国家经济命脉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也明显削弱。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考察过法国的国有企业。当时法国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中占的比重是，营业额是21%，增加值是28%，工业中营业额占42%。可以看到，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垄断资本曾达到的比重还要低。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大“蛋糕”上，没来得及分好“蛋糕”，以至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分好“蛋糕”放在经济建设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此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刊载于该报2012年9月12日A04版）

[1]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2页。

[2] 《刘国光文集》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32～234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页。五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编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文集之际，看到一篇文章：[1]《抛弃“唯市场经济论”》。这篇文章指出，极力鼓吹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某些人士，依据强加于邓小平头上的伪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推行实际上以削弱公有制经济为目的，全面实现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该文作者用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最集中、最明确的两处论述”为例，作了分析。第一处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二处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这两处分析，都“得不出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的结论”。“既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手段不是体制，所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违背邓小平原意的。”

该文作者认为，从邓小平上述两处集中论述市场经济的话语中，分析不出“社会主义一定要搞市场经济的结论”，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他又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违背邓小平的原意，则与事实不符。据《邓小平年谱》载，中共十四大前夕，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2]说，“如果大家都同意，十四大就以这个为主题”。10月19日，“看了中共十四大闭幕的有关报道后说：真是群情振奋！下午和出席十四[3]大的全体代表会面，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这些情况表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非违背邓小平的原意，而是在他积极支持下由十四大制定通过的。

这里要注意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点。即在邓小平所赞成的和十四大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前面，有一个极重要的定语：“社会主义”。上述文章的作者也认定，按照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来理解，首要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其次才是“市场[4]经济”，其目的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这个理解是正确的，本书作者赞同这一见解。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的前面要不要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关系到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的性质，关系到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有些人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搞市场经济好啊，可是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几个字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这句话是1994年12月一位中央领导人在天津考察工作时讲的，可是到现在，他指出的现象，还在不断地反反复复。有些人认定，市场经济就是普世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中国只要有“市场化改革”就行了，反对市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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