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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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新常态2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读懂新常态2
作者：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2-01
ISBN：978750865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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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在世界变局中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
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阶段性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特点、新趋势，抓住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的新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中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是我们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关键所在。在世界格局调整中确立新优势
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差异，发展中国家以两倍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由1980年的25%上升到2014年的39%。在此过程中，我国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份额提高的14个百分点中，我国贡献了约11个百分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全球经济增速普遍降低的同时，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增速分化。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复苏，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欧盟和日本内部经济结构的根本性矛盾尚未消除，仍未完全摆脱危机阴影；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要好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基于不同经济状况出台的差异性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波动，各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
过去我国依托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通过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重大机遇，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相结合，创造了快速增长奇迹。当前，我国发展所依赖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其需要重视。
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速大幅下降。2012—2014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3年低于3%，年均增速仅为2.4%，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水平。危机前5年，贸易量增速约为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但目前已降为1∶1左右。贸易自由化安排也多表现为互惠性质，即排他性的区域贸易机制安排增多。
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加速弱化。原来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已不具优势。比如，印度、印尼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2，越南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3，柬埔寨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4。
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分工格局。智能制造、新型材料、3D打印、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价值链的一体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竞争力明显增强。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抓住新的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
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对合作伙伴有较强的吸引力。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8000多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等国2014年全年GDP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仍然拥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市场，成为吸引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丰富。我国每年的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700万，另有200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保持平稳发展。
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为我国带来低成本海外并购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尤为突出，导致大批拥有先进技术和国际品牌的外国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它们迫切需要有实力的合作者，这就为我国企业更好实现大规模“走出去”提供了机遇。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等，都是抢抓机遇的成功案例。在新常态下积极培育新动力
有关研究表明，经济高速增长无法永久维持，几乎所有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回落。比如，追赶历程和产业演进路径与我国相似的日韩等东亚经济体，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经济增速平均降幅在30%左右。目前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90年代初的韩国发展水平相当，正处于类似当年日韩等典型后发工业化经济体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回落的时间窗口。在后发经济体发展规律主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特征十分明显，与以工业化追赶为特征的高增长期不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
需求结构和动力不同以往。一是出口拉动作用减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低迷期，外部需求空间相对收缩。同时，由于要素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传统低成本优势削弱，出口两位数增长已成为历史，进入个位数增长时期，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二是高投资难以为继。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工业领域已经相对饱和，不少代表性工业产品产值到达或临近峰值，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投资效率持续走低。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房地产市场出现趋势性调整，新开工投资峰值已过。基础设施主要架构和干线建设基本完成，投资虽然尚有空间但拉动力已然下降。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集中爆发力减弱。过去以住宅、家电、汽车为主要拉动力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追求个性、高品质、安全、健康的新消费需求开始出现。
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劳动力供给格局变化。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预计整个“十三五”期间将呈现年均减少200万人的态势。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大幅下降。二是投资率降低。2015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0.7%，企业利润水平下降对投资产生了直接影响，投资率逐渐下降。三是土地资源约束日趋增强。我国国土辽阔，但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近几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价格上涨，导致一些地区房价、租金高企，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还有一些区域，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严重，环境承载力接近甚至达到极限。四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1978—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7%，但2009年以后增速明显回落，2009—2014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目前，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的空间明显收窄，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对效率提升的作用也在减弱。这一方面受制于技术追赶的特定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原有的生产率提升路径难以为继。供给条件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回应人民对良好安全环境的期待，满足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要求。
资源配置方式亟须深入调整。由于先行国家有成熟的经验、技术和产业发展路径可供直接学习借鉴，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努力与政府资源配置力相结合，就能够在追赶道路上释放出巨大能量。但随着我国不少领域逐渐接近世界前沿，现成的技术和经验会越来越少，就需要更好发挥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试错能力。同时，宏观调控中总需求管理的作用也会相对减弱，而更多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条件，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潜力和创新能力。
适应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经济中的巨大潜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力。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大，发展空间广阔。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54.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大约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2亿贫困人口（按世行标准）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二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巨大，不少领域仍存在开放不足、准入不公平的问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据相关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不少类别的规模达到全球领先。四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经济体，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带动、改造传统产业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将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五是我国具有全球最大、成长最快、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将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最好的空间。六是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我国将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分工，主动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改善，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中获取新的机遇，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只要我们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这些潜力必将变为现实，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力量。在新的开放条件下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度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变得空前紧密。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积极推进经济迈入更高阶段。实践证明，追赶型后发国家在经历高增长后，经济增速回落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在跨过高收入门槛，经济转入成熟阶段后的回落，如德国；另一种则是经济体在经历快速增长后，因为没有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条件和新情况，导致经济增长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引发社会冲突，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我们现在所处的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要清醒认识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会自然到来，结构优化升级会自动实现，经济风险会自行消化，经济发展会自动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也就是说，新常态阶段的调整变化并非指向唯一结果，经济成功迈向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是积极争取、努力作为的结果。
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虽然下来了，但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巨大，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实现质量效益更高、更有利于生产率提升、更有利于发展成果公平公正共享的发展。我们原有的发展模式存在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点，即企业盈利状况对高速度比较依赖，速度一旦降下来就会有大面积的企业亏损。而国际经验显示，增长速度降低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不能盈利。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由于部门间的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我国具有相对更大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空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决摒弃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抓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利用好自贸试验区这一开放平台。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仍是我们新时期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还不高，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应努力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加快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内要积极深化改革，为服务业松绑，对外要扩大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国内改革。当前我们对服务业领域先进的开放管理模式还不够了解和熟悉，自贸试验区就为学习借鉴国外服务业发展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允许我们在试验区内先行先试，再逐步向全国推广。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要注重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试验示范作用，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二是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地方特色，打造开放高地，发挥地区增长极作用。
积极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这项倡议很好地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覆盖面广，合作内容丰富，合作方式和路径多元，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理念极具亲和力，已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的大平台。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平台，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机制，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磋商，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开拓新兴市场，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我国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能力。第一章看清中国经济确立新常态的核心是提高增长质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对3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作为当前改革对象的原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和日本战后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的改革在一些方面可以相互借鉴。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1981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东亚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
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邓小平1978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于同年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商品经济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存在重大区别。日本的战后体制，是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和战后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从前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因此，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总体来说，日本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而中国始终是以国有经济为主要经济成分。
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但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的，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后来，甚至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也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半统制”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1世纪初期“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一个是粗放式的发展导致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即靠投资驱动的增长）向集约增长方式（即以效率提高为动力的增长）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期间（2001—2005），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发展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规划主线，但是没有能实现。到“十一五”规划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规划期间，经济转变仍然不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据了优势，到党的十八大前夕达到最高峰。但是，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这些要求提出的。确立“新常态”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增长质量
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在确立“新常态”的过程中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大决定。中国所谓的“新常态”并不是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的总裁M.埃里安所说的长期萧条的“新常态”。按照中国领导人历次讲话，“新常态”有两个特征：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二是“由粗放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方式”。这两个基本特征都用了“转向”的说法，但是“转”的进度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前一个GDP增速下降已经是既成事实，而后一个发展模式转变，或结构改善、效益提高，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是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提出来的，到2015年已经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总结“十五”计划时，我们曾经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所有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体制性障碍，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则是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很多具体表现。
我对媒体把“稳增长”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有些怀疑，我认为应该把依靠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首位。当然也要做到保底线，所谓的保底线是指，保持一定质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保底线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决的，现在有一个对业界和学界都很有影响的看法是，保增长底线还是要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或增加投资来解决，我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
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趋势性，而不是周期性的。野村证券辜朝明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各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缺陷，杠杆率太高。当泡沫不能支撑而破灭之际，就会出现流动性陷阱，于是货币流通速度大大降低。即使要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也很难收到提振经济的效果，我觉得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其实最近一年来，流动性是相当宽松的，当人们没有投资意愿，发行再多的货币都是往股市去，而没有投资于实体经济。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我赞同这个意见。但是，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脚到强化信心和提高投资积极性上，而不是单纯增加财政支出，用扩大需求去拉动经济增长。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以及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都对国有经济改革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调整。有关国企改革的决定在文字上保持了“以国有为主导”的提法，但对原来的提法作了新的解释，说明“主导”并不是处处都要控制。十五大的说法是，“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明确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有关决定要求按照上述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但是，2006年国资委发布了一个据说是国务院批准的文件，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在7个行业进行绝对控制，在9个行业保持较强的控制。这实际上是加强了国有经济，虽然国有企业已经上市，但还是按照国资监管条例执行——人、事和资产都是国资委来管理，高管也是国资委或中央组织部任命。
最近拉迪教授（N.Lardy）在新著里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今后这种主导地位还会不断增强。我觉得他可能过分注重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数量比重，忽略了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国有企业在数量上虽然比不上民营企业，但在重要部门占有绝对优势；二是大型私营企业也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甚至受到政府官员的控制。总之，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和解决根本性问题息息相关。
当然其他改革也很重要，比如法治。我认为不要把法治（Rule of Law）变成法制（Rule by Law），不过真正做到这点很不容易，牵涉很多问题。中国经济的下一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
关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第一个问题要从“新常态”谈起。我们对新常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了市场。比如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我们转入了中高速增长，这符合当前的中国实际情况。
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经济效益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是尽量地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牢记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第一，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策。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另外，也应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包括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加上地方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最大问题一个是造成消耗，另一个是浪费资源。前几年我们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没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要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今天我们的基数和10年前相比，是越来越大的，每增加1%，难度将更大，这样的状况不可持续，所以有一个递减的过程，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给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它们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我们低，但是它们的工资便宜。所以，我们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
第四，要明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想要扭转局面为何困难重重？结构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形成了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扭转过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进行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能不能忍受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坚持不下去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要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艰巨性。
第五，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能性急，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比如深圳的华为，华为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它现在是收成期了，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止步，还要继续创新。
当前有一个话题是“互联网+创新”。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探索，谁都不知道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料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趋势，互联网作用巨大，会呈现出很多新技术，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但是否能拉动经济的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要坚持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思路上要坚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调重谈，经济的大起大落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还得讲宏观调控，着重放在定向调控上，因为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的调控，重视微调和预调，这样我们才能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未来，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
第三个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过去讲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多。这个观念在过去是符合情况的，因为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中国要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和高科技的发展，所以对当下来说，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最近我在企业考察，这个企业未来的厂长在工地上向我介绍，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我就问他，你增加了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我问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了，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效率是提高的，但不增加就业，原来年纪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纪轻一点的工人要再培训，进来以后首先得是一个技术工人，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我再问其他的企业，当前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说不是靠高投资解决，而是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创业，创业就增加了就业。还有的把企业很多部门分散开来，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创新单位，自己有一帮人在里面工作、发展、赚钱。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有所改变，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也不主张出去打工了。首先是学技术，之后就有更多的地方需要你，还可以创业，甚至回家去创业。所以，民间存在着极大的创业积极性，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有人预料，20年以后不需要写字楼，完全采取职员在家里办公，因此我们对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这就意味着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入。当然，尽管技术在改进，但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人力培训还是需要的。“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造成的
第四个问题，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是新观点。传统观念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导致的需求过大造成的，这种形势下，能够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生了滞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就是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于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按照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总需求扩大了就易引发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产生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并存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找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让他们想办法研究为什么有滞胀，结论是当时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它能控制工人的行动，它坚持一点就是工资必须刚性，就是只能升不能降，工资降了就罢工；还有一种垄断力量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价格是它控制的，所以它有价格的刚性，价格只能升不能降，哪怕将东西倒掉也不能下降。这两种刚性的同时存在，就像小孩玩跷板游戏，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小孩，如果两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工资和物价就跳不起来。其实，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他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措施，但是当后来搞不下去，尼克松的政策也就破产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由于问题出在供给上，所以通过创新产生更多新产品，集中创新成果就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于是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就摆脱了停滞状态，通货膨胀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目光不能短视。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之前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所以该投资的投资，银行该放低利率的放低利率，才能适应新经济增长。“钱荒”怎么来的？我在浙江专门为这个问题走了好几个市考察，它不是货币供应不足，M1（狭义的贷币，即现金+活期存款）、M2（广义的货币，即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的供应都挺多的。“钱荒”主要是贷款难，银行感到民营企业靠不住，贷款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所以就找信得过的国有大企业来贷款，可是这些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么多钱，贷款利率还低，那怎么办呢？把钱转放出去。
民营企业贷不到款，就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钱。另外，很多人贷不到就求助于自己人，于是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话“现金为王”，就是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现金拿在手里，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这样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最终，家家企业都是超正常储备，结果现金储备量大了，以至于M1、M2没变，但还是紧张。
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一定要多方面考虑。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第五个问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一个新命题。我在河北沧州考察，沧州的肃宁县专做裘皮，有些人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前裘皮主要卖给俄罗斯，但由于卢布没购买力了，所以肃宁裘皮即使比欧洲便宜得多，俄罗斯人也不买。最后，我给他们几句忠告：一是“让产品更具有个性化”。因为当前的消费和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90年代末都属于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的，但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消费是个性化的。二是“让服务更人性化”。你和顾客打交道，你板着脸，好像我是对你恩赐一样，那就错了。三是“把品牌打到国外”。目前中国的品牌还没完全建立起来，而品牌是靠多年的产品和质量建立起来的。四是“把消费者留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怎么还会出国去买？把消费者留在国内，这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现在的自贸区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常给研究生讲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各带一批样品到指定的和尚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卖掉，因为和尚说光头不需要梳子。第二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十把，他跟和尚们说梳子除了梳头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如刮头皮止痒、美容等，所以在和尚庙卖了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卖了几百把，他观察到庙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但香客们磕完头后头发有点乱，香灰掉到头发上有点脏，于是他就去找方丈，说庙里香火旺，香客这么热情，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在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感觉庙里关心他们，他们来得会更勤快。于是他卖出了几百把。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千把，他直接找方丈聊天，说庙里出去办事有人事关系要打通，木头梳子是最好的礼品，可以在木梳上刻上“佛在心中”“积善为本”，把它变成了庙里的名片，这样一来他卖出了几千把木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可以创造，市场创造以后产品功能发生了变化，用新功能代替旧功，就能创造市场。今天我们要走出去，一定要让产品增加新功能，让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样我们才能打开、创造新的市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人视角
第六个问题，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问题。以前所有的经济学书本里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说人们是从最低成本、从最大收益考虑的，但今天的世界在发生变化，光讲经济人假设是不够的，社会人假设，就是人不完全从经济人角度考虑，也从社会人考虑。
比如说有A和B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在A投资利润高，成本小，在B投资利润没A那么高，成本还比A高，所以从经济人角度出发，人都会在A投资，但偏偏有人从B考虑，愿意在B投资。为什么在B投资呢？有各种理由。第一个理由是B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发展起来了，有钱了，可故乡还那么穷，我愿意在那里投资办厂，解决下岗问题，这是从故乡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人可能这么想：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上学、工作，人多瞧不起我，说我没出息，于是我离开那里创业了，现在有成绩了，我就回来给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你们眼里那样没出息，我回来办一个大企业，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或者还有一个人，过去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做过一些对不起人的事情，今天可能感到内疚、后悔了，而现在自己成功了，就在那里办一个厂，到当地赎罪。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人的想法会逐步增加，所以单纯从经济人角度考虑是有限的。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的力量
第七个问题，是发现和利用好第三种调节。我们过去讲的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用市场规律调节；后来是政府调节，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调节，用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呢？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部落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才产生了市场。政府调节更晚，有了国家和政府以后才会产生。但是人类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前，生存和繁衍都是靠道德力量在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在发挥作用，常言道“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乡下人往城里跑，投亲靠友，认为城里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城里人都往乡下跑，但是大乱的时候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还是存活下来了，社会还在继续发展。没有市场不要紧，没有政府也不要紧，因为还有道德力量调节存在。
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就是每个人都自律，都遵守公共规则。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都促进了人类道德力量的自律，这对我们今后很有用处。重视资源配置效应，让国有经济增值
第八个问题，是重视资源配置效应。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用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就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了，也是生产效率提高，所以生产效率是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调解一下效果也有了，就是用A方式配置产生M效应，用B方式配制产生M+1效应。这个观念出来以后，产生了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着重在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在宏观方面，宏观方面能够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所以我们今后更要重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国有资产外溢，效率有提高吗？能否把它配置得更好？换一个方式来配置，如果它的效率比现在提高的话，那会增加更多国有资产。
最后，关于经济的未来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它的变化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二是急剧变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料到30年，特别是50年以后的经济是什么样子。还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吗？货币的用处还有多大？企业的规模会不会变得很小？将来还有人会买汽车吗？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也要想，因为这种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可能最早就是异想天开的，但异想天开的事或许最终会成为事实。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还有优势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近年来，“新常态”是在中国整个媒体的交流当中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最早引起注意的是2014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考察提出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然后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几个特征作了一个全面的阐述，现在国内“新常态”被用到了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新常态”这个词其实最早是在美国使用的，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爆发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最严重的一场金融经济危机，2009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家就使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今天想跟各位谈一谈美国的“新常态”有什么特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跟我们国家的“新常态”有什么不同，以及在新常态下我们经济发展的态势到底会怎么样。“新常态”对各国分别意味着什么
美国在2009年开始用“新常态”这个词的时候，讲的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可能会经历一段时期，其间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而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风险会非常大，平均回报率也会相当高。2009年华尔街的金融家作出了这个判断以后，过去6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表现也就是这种特征。从美国来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是接近负增长，到了2013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9%，低于3%的增长率，2014年的时候大家觉得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年初的时候预计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2.8%，尤其是美国第二、第三季度的时候达到了4.7%，但是第四季度又降到了2.2%，2014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几，要比年初预计的2.8%还低了0.4%，美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经济增长率低，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失业率达到了11%甚至更高，现在统计失业率降到了5.7%，恢复到了危机以前的水平，我们知道这是“统计失业率”，因为在美国对失业的统计是这样：如果一个劳动者失业，一个月不找工作，就算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由于发生危机以后经济增长不好，很多人失业以后就不去找工作，导致美国的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过去相比少了差不多3个百分点，那些人不去找工作，所以实际上是失业的。如果把增加的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也作为失业率的话，分母变成分子，美国的失业率还是将近10%，这也是低增长、高失业。
美国是这样，欧洲大家也很清楚，欧洲国家在2009年的时候是负增长，在2010年的时候恢复到正增长，但是2012年的时候大家预计可能会恢复到1.1%的增长，实际上增长只有0.8%，相比年初预期少了0.3个百分点，而且也没有恢复到长期增长的3个百分点，没有出现危机之后应该有的常态。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了25个百分点，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50个百分点。
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一直非常疲软，也有“失去的20年”这样的说法，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希望能够给结构改革创造空间。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上任以后，2013年的增长率是1.5%，2014年初预计是1.3个百分点的增长，结果经济增长率只有0.2%，还是在衰退当中。失业率和欧美国家相比只有百分之五点多的失业率，但是日本长期的失业率只有1个百分点，（欧美国家）和日本相比是非常高的失业率，这也是新常态里面低增长高失业，为什么股票市场上面投资风险会非常大？因为失业率高的时候发达国家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所以政府社会保障金就多了，经济增长慢的时候政府的财政税收是减少的，支出增长非常快，政府财政积累赤字非常快。以日本为例，1991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60%，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属于最低水平，现在日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40%，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
发达国家现在的政府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如果持续下去会步日本的后尘，为了降低政府还本付息的成本就把利率压得很低，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基本是零利率，发达国家基本也都是接近零利率，零利率怎么维持呢？那就是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非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就有非常多的流动性，到处是钱，但是在经济增长缓慢的状况之下，发达国家不容易找到好的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就会有这些金融家们开始做短期的投机，把钱投到股票市场当中。就以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为例，在危机前最高的是2007年13000点，当时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股票市场是有泡沫的，现在危机爆发了，美国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表面上看现在美国企业的利润在增加，因为资金不需要成本，增加的利润是从资金成本下降而来，倒并不是效率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从13000多点变成18000点，代表了泡沫更大，有的泡沫没有破灭，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破灭，因此通常情况下任何信息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场价格大涨大跌，平均回报率其实是低的。“新常态”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讲了九大特征，这里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以前我们有三大件的说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后来变成手机，每个新产品出来就带来了一个消费高潮，现在已经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新的增长热点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找到了。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大量的扩张把农村劳动力往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现在那些产业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
还有人口老龄化，以及环境的承载力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确实让我们告别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9.7%的增长，从过去基本上是两位数的增长往下调，但是调到什么样的点我们才会进入一个相对来讲可以支撑的、能够长期维持的增长率？我们从2007年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下滑，到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长只有7.3%，2015年前两个季度下滑的压力依然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判断中国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发明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从两个角度判断，一个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另一个是挖掘潜力变成实际增长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什么可以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一个产业里面的产品生产的效率可以更高，或者是同一个产业的产品可能更好，除了这个之外还要不断地出现一些附加价值比现在的产业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所以可以把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资源从现有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转移，这样做的话劳动效率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就可以不断增长。
这个道理不管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要维持长期的收入增长也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技术需要不断创新、产业需要不断升级，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术创新必须是自己发明的技术，它的产业升级也必须自己发明新的产业。我们知道发明有一个特性，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去当兵你能当上将军的话，扬名立万有地位有财富，但是成就一个将军可能要死掉一万个士兵。
技术升级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发明一个新技术需要大量地研发，但大部分的研发都是失败的，即使申请来了专利，真正有价值的也没有几个。当然了，如果你发明了一个新技术、造就了一个新产业，这个东西有市场机制的话，它的回报率就非常高，为了得到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需要大量投资没有这种回报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固然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的增长率即使是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增长率也就是3%。
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仍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发展中国家同样有技术创新，同样有产业升级。什么是创新？就是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鉴、模仿的空间，这样做的话创新的成本就低了，风险也就小了，升级的成本就低了。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差距，发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2～3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平均36年每年9.7%的增长，哪项技术真正是我们研发的？我不敢说没有，但是非常少，为什么我们增长的速度可以是美国的4倍？靠的就是这个后发优势。我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吗？
问题是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还有多少？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世界上真正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取得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主要是“亚洲四小龙”而已，它们通常利用这种后发优势在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放缓了，降到了7%以下，所以国内就有判断说，既然我们已经超常地利用了后发优势，我们现在已经是36年了，能够降到7%以下。我个人对这个看法不完全赞同。
看后发优势不是看过去的增长多快，而是现在平均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我们现在平均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标是看人均GDP的差距，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术和平均产业的附加价值。我们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2014年的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如果按照市场费率计算我们是13%左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4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但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代表我们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差不多1/4。
真正利用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人均收入是美国百分之二十几的时候，日本是在50年代初期，新加坡是在60年代中期，韩国是70年代中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20年左右8%～9%的增长，这个后发优势如果它们能够实现，就代表我们有这个潜力。我们应该还有20年左右8%增长潜力的可能，这代表了什么？即使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产能过剩还可以产业升级，但有潜力并不代表必然能够实现。经济减速与环境改善没有必然关系
现在有很多混淆是非的观点，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潜力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有人认为环境污染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太快，降低增长速度，则增长的质量会提高，环境也会变好，我想这个观点在社会上非常普遍，不能说我们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没关系，但我认为并不是经济增长慢，环境就自然会好。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和印度。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现在印度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1/4，过去36年我国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9.7%，印度的平均增长率不到6%，比我们低了将近4个百分点，但是从2012年世界上发布的权威研究来看，印度雾霾环境恶化的情形比我们还严重，为什么印度的问题这么严重，我们也这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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