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德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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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与世界历史进程试读：
总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整体发展时期的产物。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引入战争与动荡时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导致世界历史的倒退。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又将人类从法西斯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为战后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产物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标志着世界历史从分散发展进入整体发展时期。但在整体世界刚刚形成之际，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关系面临着新的磨合，孕育着形成世界大战的各种因素。
第一，世界历史进入整体发展时期后，存在着引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起，历经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处于孤立的、分散的发展状态，各国各地区联系不紧密，即使爆发了大规模战争也不会发展成为世界大战。自15世纪始，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西欧发端，西欧各国采取重商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西欧各国先后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具有扩张性，资本主义发展本身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自哥伦布开辟大西洋航线之后，资产阶级开始向海外进军，开拓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样一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进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的需求更加迫切。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可以越过汪洋大海到达世界任何地方。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以坚船巨炮向世界其他地区发动疯狂的扩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各国先后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建立了殖民帝国主义统治的一统天下，将全世界变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2]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的论断十分深刻，帝国主义的形成也是整体世界形成的标志。世界历史进入整体发展时期后，地球逐步变成了“地球村”，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进入了全新时期，各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也进入了未曾有过的磨合期，全球性问题必然影响到世界每个角落，而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问题亦能牵动全球。因此，各国间的磨合如果处理得当，相互联系与合作不断加强，将会加快世界的发展步伐；但如果各国间的磨合处理不当，也可能引发战争，尤其是全球性的世界战争。
第二，帝国主义形成后，出现了全球性的世界基本矛盾。近代时期，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依靠征服与掠夺他国发展起来的，也就形成了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近代发展模式，简称侵略发展模式。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整体世界的形成，出现了全球性的世界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互相交织，日益尖锐，危机四伏，表明资本主义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模式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但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尤其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仍在追求和沿袭这种侵略发展模式。帝国主义是按照实力地位来划分势力范围的。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就是各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具有较强的跳跃性，从而导致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具有较大突变性。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使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能够迅速地追赶上甚至超过老牌殖民大国，但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国家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就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根源。
第三，经济与科技的迅猛发展为世界大战准备了物质条件。经济力量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规模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直接相关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欧洲、北美出现了以电力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由“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时代”，推动了欧美经济实力的提升，进而催生了军事工业化。军事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如连发步枪和机关枪成为步兵的主要武器，射击精确、射程远、射速快的新型火炮和观测仪器大大提高了炮兵的威力。随后，军队又有了威力更大的武器装备，如坦克、潜艇、飞机、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等，因此，相应出现了空军、装甲兵、空降兵、化学兵等新的军兵种，火力之强，破坏力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同时，交通运输网络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汽车和飞机的大量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作战方式从近代徒步、乘马和畜力牵引向机械化过渡，产生了极具摧毁力的新型作战方式——闪击战。特别是无线电报、电话的应用，大大改善了军队的通信联络，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极大地扩大了，战场从平面发展为立体，具备了世界性战争的物质基础。
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新秩序未能起到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所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据统计，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接近900万，受伤2000多万，因战争而饿死、病死者约10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1516亿美元，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出现了严重衰退。一战的惨祸在人们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烙印，于是，避免一战惨祸的重演，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便成为劫后余生的人们的共同呼声。
一战后，英法美等战胜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主观上希望能够通过新的国际秩序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本上还是一战前国际秩序的延续，主要体现在：一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秩序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未能获得独立；二是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模式仍无改变；三是帝国主义争霸称霸的争斗仍在继续。一战后，英法等老牌殖民大国无一不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残酷镇压，以维护其对殖民地的统治，它们是既得利益者，是维持现状派。而德意日等国，或是在一战后失去了殖民地，或是在一战后分赃不均愿望未能满足，无一不是企图以夺取殖民地来开拓“生存空间”，因而要求改变现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是打破现状派。由此可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追求侵略发展模式，世界三大矛盾依然尖锐。因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新的战争因素。一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一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尤其是对德国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制裁与剥夺，从而助长了整个德国的民族复仇主义，成为纳粹党崛起的社会基础，最终形成了新的欧洲战争策源地。二是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英、法、美是主要受益国，而日意等国的要求未能满足。意大利要求得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的部分领土，当未达到目的时，便对英法心生不满。日本对华盛顿会议限制其海军发展、令其退出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不满，暗暗准备同英美争夺亚太霸权。于是，意大利便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另一个成员国，而日本则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当这两类矛盾不可调和时，一有机会，便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1929～1933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给西方世界以沉重打击。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下降了近1/2，工业生产倒退了20～30年。危机期间，失业人口达4000万～4500万，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混乱，矛盾尖锐。继意大利法西斯在1922年上台后，1930年代，德日法西斯乘机崛起并夺取政权，形成了德意日国际法西斯集团。德意日等国或是殖民地被剥夺，或是不满足现有的殖民地，便以扩军备战、对外战争来发展军事经济，以摆脱经济危机。英法美等国为摆脱经济危机，便依托殖民地转嫁危机，相继形成了英镑集团、法郎集团、美元集团等，以度过危机。由于以上矛盾的存在与相互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难以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局部战争逐步发展为全面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枪，也打响了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第一枪。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发动了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7月，德意法西斯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佛朗哥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1936年11月，德日签订了《关于反共产国际的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加入了该协定），在反共的旗号下，建立了国际法西斯政治同盟，将东西方法西斯联成一气，标志着国际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初步形成，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战争必然升级。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精心策划了卢沟桥事件，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939年3月，德国“肢解”并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1年6月22日，德国闪击苏联，发动了苏德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将美国卷入了战争。至此，战争发展成为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世界历史进入整体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二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产物。如上所述，自15世纪始，资本主义相继在西欧兴起。哥伦布开辟大西洋航线后，资本主义开始向海外进军，开拓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特别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后，西方列强便以坚船巨炮和廉价商品向世界落后地区发动侵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各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重大转折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清之际，仍属封建社会繁荣时期。自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先后七次远航，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和文化交流关系。但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施恩布德”，宣扬国威，而不是开拓海外市场。当明王朝宣布停止官方海外航行后，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历史上孤立的一页。在明代中后期，以纺织、冶金、制瓷为代表的手工业空前发达，私人海上贸易异常活跃，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主要国家，世界市场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推动着中国封建社会孕育资本主义萌芽。但遗憾的是，明、清两朝均采取了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固守封建制度，错失发展机遇，开始落伍于世界。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的东侵，清王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以求封建制度的苟延残喘。闭关锁国政策实施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扼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二是清王朝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能吸纳世界的先进文明，故步自封。1840年，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以先进的炮舰击败了老大腐朽的清王朝，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继而西方列强蜂拥而至，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终于将中国变成西方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推翻西方列强的控制，摧毁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首要任务。深受西方列强和中国封建王朝双重压迫的农民阶级首举义旗，发动武装斗争，建立太平天国，但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图中国自强，兴起了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办工厂、兴学堂，希望在不触动西方列强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情况下，振兴中华。但其结果是治标不治本，中国依然未能自强。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打败了貌似强大的清政府，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宣告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一惨痛教训，使得一批志士仁人认为，日本学习西方进行明治维新，卓有成效，中国要强大起来，就要向日本学习。于是，1898年清政府进行了维新改革。但由于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维新只进行了百日便被守旧派所扼杀。1900年，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天津地区，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付出巨额赔款。19世纪末，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兴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政权落入西方列强所支持的军阀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仍是在国际上毫无地位、任人宰割的弱国。
1914～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夺取世界霸权，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依然维持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追逐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战后并没有改变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法西斯思潮和法西斯政党，并相继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夺取政权。法西斯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它不仅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妄图统治全世界。法西斯就是战争。法西斯国家的出现，就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必然爆发。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开辟了中国抗日战场，也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3]的抗战”。的确，中国抗日的战争是世界性的抗战。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战争准备战争，用局部战争准备全面战争，从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中日局部战争和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中日全面战争，与欧洲、非洲的局部战争一起，共同构成了二战的局部战争时期，是二战的必经阶段，也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中国抗战也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中国抗战代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成为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妄图通过战争称霸全世界。因此，法西斯便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最大威胁，法西斯侵略与反法西斯侵略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制止和抵抗法西斯侵略是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主要任务，谁抓住了这个大方向，谁就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谁就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但在二战中抓住了机遇，高举反法西斯大旗，站在了前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抗战代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方向。第三，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联手制日。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列强联手制华，共同镇压中国的反抗。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国际格局却发生了根本逆转：由于法西斯的侵略与威胁，中国抗战代表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在一起，便形成了与美英苏等世界大国联手制日的局面。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抗日战争也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抗日战场的持久抗战，在二战的局部战争时期和全面爆发时期，对遭受侵略的各国给予了宝贵支持，有利于这些国家重组力量，渡过难关，扭转战局，从而支持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1页。[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46页。第一章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悍然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的开端。自日本侵略开始，中国人民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并在世界范围内呼吁遏制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侵略行径。中国的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第一节中国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中国一方面呼吁国际社会在国际体制内制裁日本的侵华行为，开展了漫长的申诉外交；另一方面也积极抵御日本法西斯明火执仗的军事侵略，展开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部战争。不仅如此，中国人民还在国际上联合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力量，与反法西斯人士一道，开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一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政府的艰难应对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仅仅在3个月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其行为不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且包藏着打乱远东国际秩序，摧毁华盛顿体系，独霸亚太的野心。
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国内正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首先，天灾严重。1931年夏、秋，中国遭遇持续时间长的全国性大水灾，长江中下游流域、淮河流域尤其严重，经济损失巨大，达22亿多元。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在救灾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其次，国内政治处于分裂状态。1931年5月，因“蒋、胡约法之争”引发了反蒋派的又一次联合，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冯玉祥派系也在西北策动对抗南京中央政府；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的阎锡山也在山西策划东山再起。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再次，国民政府正在集中兵力对长江流域的中央苏区和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以期消灭工农红军。国内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天灾肆虐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给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国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也很多。首先，日本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中国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都不足以与日本抗衡。其次，中国是受多个西方大国支配的弱国，各大国在中国的利益关系纵横交错。与各大国复杂的外交关系，对中国应对九一八事变产生着巨大影响。再次，从世界政治结构来说，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处于对立状态，而中国东北正处于日苏对立的中间地带，尽管华盛顿体系确立了在中国的反对特殊化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独占东北对英美诸国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但如何处理英美诸国与日本、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这两对矛盾的关系，则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中国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步履艰难，依赖国联调停便成为其应对日本侵略的首要政策选择。
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之前，这一阶段国民政府以申诉政策为中心，要求国际联盟强力制止日本的侵华行为。第二阶段是一·二八事变发生至《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署，国民政府以解决“沪案”为中心并强化申诉政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32年7月至1933年2月24日，国民政府应对东北问题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形成及其国联会议审查的阶段。三个阶段历时18个多月，发展变化曲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民众群情激愤，要求政府实施抵抗、对日宣战及请求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以阻止日本侵华。国民政府在确立暂时实施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也倾向于敦促英美等大国和国际社会积极干预，借助国际力量平息事态。1931年9月19日，外交部致电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包括所有公共机关，安东之占领亦已证实，希速……向国际联合会正式提出，……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本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1]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
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这一指示电文表明，中国政府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完全托付给国联。9月21日，依据外交部的指示，施肇基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照会：“兹遵本国政府训令，请贵秘书长注意后开事实，并请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由贵秘书长立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以便采取明敏有效之方法，俾国际和平，得以保持。……本代表奉本国政府训令，请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立采步骤，阻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2]之性质与数额。”
国联行政院在接到中国的申诉后，立即召开特别理事会。会上，[3]英国代表塞西尔表示“赞同行政院要求尽速撤兵”，并提议“即刻[4]恢复原状，并将此次会议录送美国”。会议根据这一精神，授权国联行政院主席勒乐代表国联与中日两国代表进行协商。勒乐22日致电中日两国政府，陈述国联的基本态度：“关于中国东省事件，中国政府要求援用国联章程第十一条，今特开会议，行政院一致通过，授权令余为下列行动：（一）对于中日两国政府发紧急通知，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动。（二）与中日两国代表协商一种确实办法，使两国立即撤兵，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三）行政院决定将关于本事件之会议记录，及其他文件，[5]通知美国。”
从由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会议的情况来看，首先，在未认定事变为侵略性质的前提下，国联希望日本撤兵，并控制事态的恶化，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其次，由于涉及华盛顿体系，国联希望美国参与，一起处理事变。再次，希望中日两国协商解决矛盾。从这些内容来看，既符合常规，也看似平稳谨慎，但对于经过日军深思熟虑而发动的、其目的在于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来说，这些办法都归于无效。勒乐的电报毫无效果，日军一如既往地在东北迅速扩大占领，形势日益严重。
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难，国民政府在竭力安抚民众要求抗日的激烈情绪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之上，而对日军日益扩大的侵占，仍持不抵抗和静待国联处置的政策，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认为立即抵抗有很多困难。内战不已，财政支绌，军队不行，没钱没枪，等等。此外，如果战败，必然会受日本要挟而丧权失地，赔偿签约。第二，对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真实意图和走向把握不准。国民政府内多数人只认为是一般的暴行。“这次日本的出兵，当然没[6]有永久性。”并且还认为，日本国内反陆军政策势力必将取代军部[7]势力，“继起执政”，“吾人须知将来对日外交必有办法”。第三，基于列强在中国的复杂矛盾关系，认为国际社会和国联会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做出强烈反应，联合一致对日本实施制裁。即如蒋介石所说，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皆各国为确保世界和平而订定。余敢信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字国，对于日本破坏条约之[8]暴行，必有适当之裁制”。基于上述诸方面的权衡，国民政府更为坚决地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处。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将申诉外交政策由行政渠道公诸国人，并要求民众配合这一国策的实施。同时，还严令，“断不容以任何意气情感，摇动中央所决定之方策与步骤，以影响一致救国之决心”。[9]
国联的调处实际上是多种势力的角力，中国、英法、美国、日本是主要的四方。中国竭力推动国联制裁日本；日本则将事件说成是“保护侨民”和一般纠纷，后又将“满洲国”说成是“满洲居民”反对“张家暴政”和清朝复辟运动的产物，淡化和掩饰其侵略目的。正因为如此，英法（主要是英国）、美国在调处中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左右着调处的状况和力度。其后，国联在九一八事变处理中所形成的三个决议，大体反映了各方力量的角力及其变化，也反映了国民政府申诉外交展开第一阶段的艰难性。
国联针对九一八事变做出第一个决议的时间是9月30日，距离事变发生已有十多天。在这十多天里，美国一方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其所实施的政策是静待日本国内温和派势力抬头，甚至未向日本方面强调《九国公约》的有效性；对中国则只是强调不要动用武力而加[10]剧情势的恶化。英法两国对事变的态度是更相信日本对事变的解释，所关注的是国内问题，“好像是伦敦而不是满洲是国际舞台上最[11]危险的地方”。日本则强调事变仅仅是地方冲突，中日两国直接协商解决即可。这些对中国极为不利。尽管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反复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并强调中日双方直接交涉不妥，没有成效。为了有效控制事态的恶化，中国政府要求国联派出一个国际代表团，到东北调查事变的发生及其现实状况，向国联行政院报告。在英国看来，这一举措需要获得美国的同意和合作。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就此征询美国的意见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认为，“派遣调查[12]团的举动会使币原更难对日本陆军贯彻他自己的主张”，仍旧主张中日之间直接谈判，反对派遣调查团。
在这种情势之下，9月30日，国联通过一个无关痛痒的事变处理决议：（1）“行政院对于日本政府之声明，谓对于东省并无领土之意，认为重要。”（2）“行政院知悉日本代表之声明，谓日本军队业经开始撤退，日本政府当以日本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得有切实之保障为比例，仍继续将其军队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并希望从速完全实行此项意愿。”（3）“行政院知悉中国代表之声明，谓中国政府对于该区域以外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在日军继续撤退，中国地方官吏及警察再行恢复时，当负责任。”（4）“行政院深信双方政府均亟欲避免采取任何行动，足以扰乱两国间之和平及谅解者；并知悉中日代表已保证各该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防止事变范围之扩大或情势之[13]愈加严重。”
这份决议只是敦促中日两国政府履行各自代表在会议上所做出的承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给日军留下了很大的行动空间，使其侵略行径完全没有受到谴责和制止。这样一个决议既不能为中国伸张正义，也不能有效控制日本的侵略扩张，对事变的解决毫无帮助。
9月30日以后，日军继续进攻中国东北军，山城子、牛庄等地沦陷。与此同时，他们在上海、天津挑起事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14]还在沈阳宣称：“头颅可断，兵不可撤。”更有甚者，鼓煽成立所谓“独立政府”，成立吉林伪政权，其军事占领的企图昭然若揭。10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锦州。日军对国联决议置若罔闻，不断扩大事态的举动极大地震惊了世界，使得原来还指望日本政府会自我控制的英、法、美各国转而纷纷指责日本。美国和国联都采取了相应措施。
由于日本在中国东北进一步南下侵略，也促使美国向国联表达了某种合作要求，以期对日本有所制约。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电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强调“国联应在其职权范围内，绝不放松其审慎之监视”。同时表示：“对国联之作为，愿尽力援助，并愿明白宣示，彼对此案，有深切之利害关系，且不忘其在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下，对其他签约国应担负之义务，——如此案争执者所应负担者——如提[15]出是等义务之适当时机，已经来到。”美国不仅表示了愿意与国联合作，还派遣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伯特等参加国联理事会会议。
国联的态度此时也变得比以前强硬，在获悉日本在南满的军事行动后，致电中日两国政府，认为：“在满洲其他各地，正在发生刺激情绪并使事态更难解决之事件，在此情形之下，行政院之现任主席，曾对行政院保证两当事国家将不再有恶化事态之一切行为，故认为对该两国有唤起注意之义务”，“冀望双方当事国共同采取必要之措[16]施，以履行对行政院所作之保证”。敦促日本履行国联决议，并拒绝了日本代表以组织手续问题阻止美国代表参加国联有关会议的建议。同时，决定比原定开会时间提前一天再次就事变处理召开会议。
重新召开的国联行政院会议，对中日纠纷持更为重视的态度。各[17]国参加会议人员，“其资望实较从前之代表为重”。此次会议主席[18]白里安也表示，国联当以“必要之坚定力”履行责任。但此时美国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吉尔伯特在会上表示：“本国政府决不妨碍诸君依据国联盟约所拟采之办法，亦未便参加行政院各会员依据盟约，商讨平息两会员间争议之任何行动”，“对国联谋解决满洲不幸纠纷之努力，并以表明愿为道德上之援助”。但《非战公约》，“实足以领导世界舆论，对于国际纠纷只用和平解决方法，为之后盾。吾人感觉舆论之势力，不特于各国内政上占极大力量，且与国际社会各员[19]之相互关系上，渐形重要，并具势力”。美国的旁观态度完全回避其《九国公约》发起国的责任，仅仅强调道德和舆论的作用，使美国参加国联行政会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令所有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华的成员国家大为失望。尽管如此，国联10月24日还是通过了一个较为强硬的决议。该决议重要的内容有：（1）“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顺序进行将军队撤至铁路区域以内，俾在规定之下次开会日以前，完全撤退。”（2）“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其保护所有在东省日侨生命安全之保证，并采定办法于接收日兵撤退之各地时得能保证在各该地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并请中国政府，令因此事委派之中国官吏，会同各国代表，俾各该代表得观察此项办法之实行。”（3）“建议中日两国政府，立即指派代表，商定实行关于撤兵及接受撤退区域各事之细目，俾得顺利进行，不致延缓。”（4）“建议一俟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直接交涉两国之悬案，尤其因最近事件所发生之问题，及关于因东省铁路状况而发生之现有各项困难问题。为此目的，行政院提议双方设立调解委员会，或类此之永久机关。”（5）“决议延会至十一月十六日。届时行政院对于时局，将重予考量，但行政院[20]授权其主席，认为有必要时，得提早召集会议。”
这一决议的要点是：第一，限期撤兵。要求日本在规定的期限内，即11月16日以前完成撤兵事项。第二，恢复原状。要求中国政府派员立即接收日军退出区域，并切实保障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各国派代表观察中国军队接收地区的保侨落实情况。第三，纠纷调解。中日两国在日本撤兵之后建立有关东北事务的永久性调解机构，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悬案。此外，决议授权国联主席根据情况可提前召开会议，也是国联对事变处理积极态度的体现。但是，日本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按照国联全体一致的原则，日本这一举动使得该决议不具有[21]法律效力。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为完全实现侵占中国东北的企图，不惜与国际社会决裂的决心。
国民政府面对这一情况，深知国联对事变的处理也已力不从心，申诉政策至此已陷于僵局。政府内部一些人提出在日本不撤兵的情况下开始与日本交涉。但是，这一建议包含着十分危险的要素。在不抵抗的前提下与侵略者交涉，极易受其要挟，且丧权辱国、赔款失地之事难免出现。而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坚决不撤兵的态度，也使国民政府感觉难以掌控中日直接交涉的结果。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国民政府在[22]无奈之下，只好仍旧选择推动国联和美国发挥作用。更为严重的是，11月初，日军进攻嫩江桥，企图进占黑龙江，是为“江省事件”。日军的行动，表明其对国联10月24日决议的藐视和以武力压迫中国就范的企图。国民政府紧急致电国联，指出：“现在黑龙江省情形，异常紧张，日本之欲以武力占领齐齐哈尔，借以达到推翻东省北部现有政府，而扶持叛徒之目的，已暴露无遗，中国政府极盼各国政府速派代表，就地观察事实之真相，及日本违反决议案之证据。”要求国联及各会员国“以盟约所许最有效之方法，遏止日本之侵略行为，并令其切实履行决议案，……庶和平与公平，终赖国际联合会之[23]力，而得到最后之胜利也”。鉴于日军变本加厉的行为，国民政府甚至考虑过提请国联会员国对日实施经济制裁。
11月16日，国联行政院复会。与此前不同，会议中充满着进退维谷的气氛。日本抓住这一时机，提出国联应该派遣调查团对满洲和中国整个局势进行调查的建议。会议接受这一提议，而中国要求停止侵略行为和撤兵的主张反而被漠视。在大国的高压之下，中国只得赞同派遣调查团的做法。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全体同意，通过了关[24]于向中国派遣调查团的决议案。该决议案在重申9月30日决议的有效性和敦促两国实施该决议之后，认为事态比10月24日时更为严重，决定派遣调查团，“就地研究任何情形影响国际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者，并报告于行政院”；但调查[25]团“对于任何一方之军事办法，无干涉之权”。
申诉政策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从这一阶段的情况来看，日本对蔑视国际组织、国际准则和侵占中国东北已执迷不化；英、法、美等大国在对日本侵华行为进行谴责和维护国际正义方面则不甚坚决，甚至迁就日本，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几乎一筹莫展。
国民政府申诉政策的第二阶段始于一·二八事变。日本为掩护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的非法行为，在上海挑起事变，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事变发生之时，国民政府正为日本进攻锦州而谋武力抵抗，在国联，中国代表谋求援引国联盟约第10、15条继续进行申诉，以避开第11条全体一致的原则。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确定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方针。在继续申诉的同时，也考虑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国际上，率先对事变做出反应的是美国。2月2日，美国正式复照中国政府，并以同文照会致达日本政府。其主要内容为：在停止冲突的前提下，设立中立区，中立国“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26]悬案之争议”。英、法、意、德2月3日在致中、日两国政府的照会中，表达了与美国2月2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相同的内容。同日，史汀生以致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的方式，表明了美国政府不承认违背《九国公约》所造成的任何局势的立场。这些情况对全面抑制日本侵华营造了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使整体上解决中日争议出现了难得的曙光。国民政府适时提出“沪案”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的外交方案。
但美、英、法、意、德等国起初提议的“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的一致主张，由于英日勾结，很快就发生分化。日本政府很快确立了在上海“及早脱身”与“分开解决”两项原则，准备在战场上挽回一些面子之后，接受列强的停战调停。随即运用了联英防美，带动意、[27]法的外交手段，使得局部解决上海事件的主张占据上风。英国有关官员不仅在上海的调停活动中袒护、迁就日本方面所要求的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分开的主张，还反对美国将东北问题与上海问题联系[28]在一起，推动实施中日争议解决的局部化。英国在国联的外交活[29]动中，还建议中国不提东北的争端问题，后又通过操纵国联，置东北问题于不顾。
在国内，“一并解决”的方案也遇到了阻力。何应钦2月8日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以及在上海的宋子文、孔祥熙、张静江、张群等党政要员，认为上海事件初期调停没有进展，是中国方面坚持“一并解决”所致，“目前沪事交涉，如诸同志坚持强硬，并依赖国际或列强之帮助，势必纡缓迁延，牺牲我十九路军净尽而后已，不但丧师，抑且失地”。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求停止战事。至于整个[30]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从军事出发，何应钦强调局部停火有利于保存实力。上海一些头面人物也害怕因战事拖延造成损失过大，而主张上海事件先行解决。
在这种背景之下，“沪案”沿着就地调停和向国联申诉两条线发展。国联特别大会于1932年3月4日通过决议，强调相关各方进行停[31]战调停和敦促日本从上海撤兵。国民政府在无力坚持“一并解决”的前提下，接受国联决议。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居中调停，9～10日，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和中国外交次长郭泰祺分别互换照会。14日，由蓝普森约请，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韦理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列席，郭泰祺和重光葵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晤。在经过两次预备会议后，3月24日，正式会谈开始。至5月5日《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通常称为《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时40日，会谈15次。用外交部的话来说，是“几经波折，数陷僵局，卒赖斡[32]旋代表之力，得告成立”。至此，日本“分开解决”的方式通过国联和上海的实际调停得以实现，而“满洲国”也于1932年3月成立。日本在国联体制和华盛顿体制的堂皇摆设之下，在国联调查团人员的眼皮底下，完成其非法占有中国领土的目标。
申诉政策第三个阶段的核心是国联审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工作进展十分迟缓，先是在欧洲与有关人士接触，后在日内瓦举行预备会议，直到1932年2月3日才启程赴远东地区。按既定行程安排，先赴日本。3月14日抵达上海，4月21日才到达沈阳。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发生已7个多月，距国联决议做出已4个多月，而距伪满洲国成立也已月余。
李顿调查团完成在东北的调查后，7月20日开始起草报告书，9月4日在北平签字完成报告书，10月2日发表，是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或称《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的内容，除绪论以外，共分十章。前八章是以调查团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叙述中日争议的事实，第九章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条件，第十章则是对国联行政院解决问题的建议。
报告书最为重要的是第九章、第十章。第九章所提出的解决原则和条件首先排除了恢复原状和维持伪满洲国两种方案。认为，“如仅恢复原状，并非解决办法”；“维持和承认满洲之现时组织，亦属同[33]样不适当”。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领土主权和行政权、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否定伪满洲国的前提下，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十个原则：（1）要符合中日双方利益；（2）要考虑苏俄利益；（3）要遵守现行之多方面条约；（4）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5）树立中日间之新条约关系；（6）制定切实规定解决纠纷之办法；（7）实行满洲自治；（8）满洲之内部秩序应以有效的地方宪警维持之；至对于外来侵略之保障，则须将宪警以外之军队，尽数撤退，并须由关系各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9）奖励中日间之经济协调；（10）以国际合[34]作，促进中国之建设。
上述十个原则，从外交角度来说，归结起来是在《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框架中，照顾相关各国（主要是中、日、苏）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使东北地区非武装化、自治化。然后，用新的多边条约与和解机制，将其制度化。在解决原则的第十项，提出所谓“圆满解决之最终要件”是，通过“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内部建设”。而“内部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是建成强有力之中央政府。这种理念实际上与华盛顿会议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毫无二致。因此，从解决矛盾冲突的角度来看，十项原则也可以用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东北地区通过非武装化、自治化，建立永久和解制度；东北以外的中国地区，通过国际合作，继续维护和强化《九国公约》的框架。
报告书的审议从1932年11月21日开始，一直延续到1933年2月24日。1932年11月21日至28日，是国联审议报告书的第一阶段。由国联行政院对报告书进行审议，决定是否提交国联大会审议。1932年12月6日至1933年2月24日是国联大会对报告书的审议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阶段。
国民政府对报告书的审议采取了较为积极和强硬的外交姿态。此时中国的申诉外交，由于日本撤兵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外交上的顾虑更少。诚如蒋介石在对报告书的意见中所言：“中国纵表示愿意让步，仍无补于中日纠纷之解决，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35]且引起国内重大攻击”。正因为如此，以较前更为强硬的姿态和力争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决议结果投入国联审议报告书之中，不仅是中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也是外交上的最佳选择。国民政府就是在这样一种决策倾向下，参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审议的。经过国民政府各部门的配合和外交人员的努力，争取到了对中国相对有利的结果。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包括中国）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暹罗）通过了19国委员会拟就的《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该报告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前八章事实叙述的采用；第二部分是中日争端的历史叙述；第三部分是中日争端的特征概括；第四部分是解决中日争端的建议。该报告书亦可以认为是国联大会关于解决中国东北问题的决议。其所提出的解决原则依旧是《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提出的十项原则。《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审议结束，也标志着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的结束。随着国联调处的结束，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这不仅标志着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的失败，也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国联体制已不能有效地制止明目张胆的侵略，丧失了维护和平的机能，出现了全面危机。而国民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艰难应对的希望和失望、妥协、屈辱，其结果是民族危机更为严重。二 中国的局部抗战与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尽管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总体政策，但中国抗日军民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局部抗战。一方面，中国人民持续高涨的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率先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程，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日本侵华并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助长了国际范围内的法西斯势力的膨胀和进一步向外扩张，从而也引发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东北不少地方在未做任何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沦陷。最早的有组织、大规模的抵御日寇的战役是嫩江桥抗战。1931年10月，日伪军进攻黑龙江省，中国守将奋起抵抗。20日，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立即部署江桥防御。11月4日，日嫩江支队先遣中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江桥车站北进，通过嫩江桥后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中国军队阵地进攻。马占山部面对强敌进攻，实施防卫，打响嫩江桥抗战先声。自该日起一直到11月20日，黑龙江守军击退日军数次进攻，并取得歼敌6000余人的战绩。以此为起点，东北各地的抗日斗争普遍开展起来，人员众多。早期东北抗日义勇军有各自为战的特点，主要有马占山部、苏炳文部、邓铁梅部、王德林部、冯占海部、唐聚五部、李杜部等，他们多为东北军旧部，分散在东北各地。也有一些农民组织如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起来抗日。虽然他们互不统属，组织分散，但人数众多，约有四[36]五十万。由于没有统一组织，缺乏整体部署，因而很容易被日军击溃。1932年至1933年间，日军对其分化利诱和疯狂进攻，义勇军[37]受到严重打击，人数剧减，下降到7万人左右。从兴起到遭受挫折，尽管时间不到两年，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力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浪潮，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志，也显示了中国人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反法西斯潜力。
中国东北地区毗邻苏联、朝鲜半岛，日本入侵所带来的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不仅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更为直接地触及苏联的边境安全。
1932年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东方会议，会议讨论了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的形势，指出在满洲，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要激发人民的反日思想，开展反日民族革命运动，而不是像在关内一样，建[38]立苏维埃政权。8月，共产国际又召开第12次执委会全体会议，肯定了东方会议的基本观点。次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根据会议精神，基于东北已有的抗日基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1月26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两个文献都以抗日相号召。一·二六指示信还指出：日本把满洲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其目的是要进攻苏联和与美国“争夺太平洋上的霸权”，号召中韩蒙劳动者起来“共同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要求各级党部联合和发动在满洲的日本工人，[39]一起抗日。1933年底，共产国际又召开第13次执委会，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指出：日本法西斯继续侵略中国，英国也继续觊觎西藏，法国伸手云南，德国法西斯镇压国内工人，“新的世界大战底火焰，正在太平洋沿岸延烧起来”。因此，会议号召群众“起来和凶残[40]的法西斯蒂恐怖作斗争”。
在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具体指示下，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专门研究，确定具体任务是，改编党所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同时，注意团结和加强对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建立“抗日联合军司令部”作为反日统一战线的军事组织。以此为起点，遭受挫折的东北抗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以中共领导的抗联为中心的、以中国为主体的联合朝鲜族人民进行抗战的时期。
自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就持续不断。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大规模的反日示威“三一起义”，即独立运动，遭到镇压。其中很多运动的参与者流亡到中国东北境内，创立了一系列反日组织，继续从事反日斗争，但规模有限，其主要活动区域是东北的吉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利用群众普遍的反日情绪，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其中的有识之士，如金日成敏感地意识到联合中国抗日的必要性，多次冒险与抗日首领谈判，联合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参与东北义勇军打击日寇的行动。按照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要求，杨靖宇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与朝鲜共产党人李东光、李红光创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南满开展抗日斗争。在东满，中共东满特委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该军联合了活跃于吉林的朝鲜抗日组织，包括金日成的游击队。赵尚志在北满地区，与朝鲜共产党员李福林（崔东范）、金策、李启东、许亨植（李熙山）等创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中朝人民联合一起，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取得了丰硕战果。1936年后，东北人民革命军奉命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在东北进行抗战。抗联编制无论怎么变化，其主要成员均为中、朝共产党员和民族主义者。中国在东北的抗战激发了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两国人民团结在一起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与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相呼应，中国军民展开了一·二八上海抗战、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
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进攻京沪铁路车站，挑起上海战事。其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掩护其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的举动。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奋起还击。以此为起点，直至5月5日《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署，为时68天。中国方面约有6个师（十九路军3个师、第五军2个师、财政部税警总团、宪兵团）参战；日方先后有3个师团、一个旅团、海军陆战队、海军第三舰队等参战。日军总参战人数超过中方。中国军队基于战前日本占领我东北地区的民族义愤和日本人屡次在上海生事的愤怒，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不惧强敌，不畏牺牲；而上海市民的支援和全国各地的声援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坚强后盾。整个战事迫使敌方四次增兵，三易主帅，[41]毙伤日军一万多人。章太炎称赞其“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42]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除战场上的较量之外，淞沪抗战所掀起的反日高潮还包含着中国政府要求将上海战事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的外交内容，以及国内人民、全球华侨踊跃支持，各国舆论声援的特点。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29日、30日两天，中国外交部向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照会除将日本在上海的侵略行径通报各国外，还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行为“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要求国联会员国和有关条约签字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的神圣职责，采取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43]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和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国民政府代表颜惠庆在国联说明中国要求时强调，“上海对于中国，固属重要”，“但[44]满洲更为重要”。要求国际社会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考虑，整体解决，从而制裁日本法西斯的扩张行为。但是鉴于一·二八事变后于己不利的国际局势，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成功化解了中国政府要求将东北问题与上海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的提议，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列强的调停，实行停战。
日军进攻上海的暴行，引起了英、法、美等国的震惊。美、英、法先后增加了驻上海的舰艇和海陆军力量，舆论界要求严厉制裁日本[45]的呼声高涨。对于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行动，全国各界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有的还组织救护队支前，“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46]慰劳奖饰”。海外侨胞，无论旅居南洋的还是旅居欧美、澳大利亚的几乎都为淞沪抗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支持行动。仅旅美华侨捐款数[47]额就达到500万元，菲律宾侨胞捐献360余万元。
长城抗战是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继续向关内侵略扩张，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法等大国实行对日绥靖背景之下，国民政府以不惜一战的姿态进行的一场反法西斯抗战。战事以榆关之战开始，中方以不足2000人的队伍，抵抗陆海空配合的3000余众的日军，鏖战三日，最终日军以阵亡400余人的代价占领山海关。但热河守将汤玉麟不战而逃，致使热河在10余天内沦陷，长城一线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国民政府在调整了军事部署之后，以重兵守长城，从3月初到月底，打响长城东段的争夺战。其间，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喜峰口反击作战是长城抗战以来的一次大胜利。在20多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顶住了日军进攻。日军遂转而进攻中国军队侧背的滦东和南天门，其中，南天门之战和古北口之战，相持时间最长，战事最为激烈。长城抗战后期，双方争夺的地区主要是冀东，直至停战协定签署。
长城抗战得到了全国上下和海外侨胞的支持，与以往的抗战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对日作战，战事自1933年1月1日开始，至5月25日停战，历时近5个月。中国方面先后参战的有8个军团12个军，其成分主要是东北军、晋绥军、西北军，另有中央军3个师，共30余万人。日方先后参战的有第6、8师团和部分伪军，共25万余人（其中伪军10万[48]人）。战场较量结果，中国自损6.5万人，毙伤日伪军达4万人。其次，长城抗战也是国民政府第一次有计划的抗战。淞沪抗战是由日本的突然进攻引发，国民政府事先并未有主动抗击的计划，是被动的应战。长城抗战则不一样，1932年7月初，蒋介石就提出：“惟以内外[49]情势对热河问题，不得不从速解决，以后治乱关键全在乎此。”为此，蒋还曾为张学良做出了具体谋划：“先派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去察省，则汤必遵令，倭亦无法。”甚至强调，“宁可先占热河，而暂弃平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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