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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咸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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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海拉尔试读：

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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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小安应该是二〇〇一年，大约是元宵节过后不久，具体是哪一天我忘记了。上海的天气还冷，一连下了几天雨，马路上水渍渍的，走路时间一长，水就会浸到皮鞋里，那股湿意蹿到膝关节，就会引发关节炎，好像这里比身体的其他地方少穿了衣服，凉飕飕的，酸痛不已。这不是我即将见到小安的征兆，没有小安，我的膝盖也会酸痛。即使我的膝盖不酸痛，即使我那天不去上班，我也必定会见到小安。性格决定命运——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别人的性格决定的。

我走进单位大门，大约是十点钟，我习惯性地朝门房看一眼，隔着玻璃，看门的老政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冲我急速地摆了一下手，嘴巴也急速地翕张着，但说什么我听不到。他拉开了门房的玻璃窗。“等一等，王老师。”

我以为老政让我带邮件上去，没有问为什么就直接推开门房的门走了进去。门房里很暖和，氤氲着香烟的气味。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甫一进门，老政却夺门而出，背后留下一句话：“王老师，你别走啊。”

透过微微蒙着湿气的玻璃窗户，我看到老政三步两步就出了单位大门，在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往右一转，不见了踪影。

我正在发愣，老政又出现了，他一边往门房走，一边回头说着什么。片刻之后，一个背着一只破旧旅行包的年轻人出现了，样子像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好像是被老政的话牵着一样，亦步亦趋地跟着老政进了门房。“王老师来了，我把王老师给你找来了。”

老政一边推门进屋，一边说。脸虽然朝着我，话音却是往后的。年轻人湿乎乎地站在门口。他穿着灰白两色的夹克，已经很旧了，白色部分布满污痕，个头不高，头也不大，留个小分头，头发打着绺。脸是不规则的圆形，像一枚发育不好的蒜瓣。年轻人皮肤黝黑，但背挺得笔直，神态还比较自然，嘴角似乎挂着一丝微笑。“王老师，好。”他顺着老政的介绍说，说的是普通话，但发音很奇怪。“等你半天了。昨天他就来了，你们昨天不上班，我叫他今天再来。”老政说。

我终于明白老政又在替我找活了，这可不是第一次了。我含糊地冲年轻人点点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头点的是什么意思。“小伙子从云南来的，跟新疆一般远啊。一定要见见王老师。”老政说。老政是新疆回沪人员，什么事儿都要跟新疆联系一下。他做事有点先入为主的风格，好在他是热心肠，你也不好说什么。像他说“一定要见见王老师”的话肯定就是他自己的意思，因为我跟这个小伙子根本不认识。我也不是名人，人家也不会慕名来见我。但他这样说了，既把小伙子郑重地推荐给了我，也把我隆重地推了出来。我就不好再拒绝了。这就是老政“见过世面”的表现。

小伙子见我并不热情，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小伙子姓安，安全的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可不简单，家在农村还坚持写作，从云南来投稿，你给接待接待吧。”然后，他又转向小伙子说，“王老师可是博士毕业，是这里的大编辑，你把稿子交给王老师肯定没问题。”

小伙子羞赧地笑了一下。“谢谢政伯伯，麻烦你了。”

老政说：“没事。你主要是要麻烦王老师。”

我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想着该怎么打发这个小伙子。最好是他把稿子留给我，然后走人。等我以后“拜读”了他的作品再跟他联系。对这些作者我觉得最好是书面联系，麻烦少。“你作品带来了吗？”“带来了。”“哦，那你把作品交给我，等我读了以后再跟你联系好吧？”

他解下他的背包，从里面掏出一摞稿纸，足有一拃厚。稿子一掏出来，他的旅行包立刻就瘪了，好像里面就装了一摞稿子，其他什么也没有。也许他的行李放在旅馆里了。

稿子虽然掏出来了，但他似乎没有交给我的意思。“王老师，我想跟你谈谈我的作品。”他顿了一下，“另外，我还有事情请你帮忙。”

没有办法，传达室很狭窄，我们两个外人在里面一站，几乎把传达室塞满了，陆续有人进来取邮件，都得侧着身子通过。我只好把他带到编辑部办公室。

办公室的同事都在，有的在看稿子，有的在聊天，嘈杂的声音我们在走廊里就听到了。看到我领了这样一个带着旅行包的陌生人进来，他们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片刻安静了一下，又只管干自个的事，声音小了一些，但瞬间就又高了起来。

我让他在待客的沙发上坐下，然后替他倒了一杯水。他笑眯眯地看着杯子，接过去，说了声“谢谢”。

我先检查了一下我的桌子上有没有新邮件，然后给自己也泡了一杯茶，才拖了把椅子，坐在这位来访者的面前。

我说：“你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

他说：“就是昨天嘛。”

我微微一愣，觉得他的“嘛”字用得不对啊。“你以前来过上海吗？”“没有，我这是第一次来嘛。”“哦，你到上海就是为了送稿子吗？”“也不是嘛。”

我等着他说出来上海的目的，但他竟没有说下去的意思，端着茶并专注地看着它。一副有问必答、不问不答的样子。“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呢？”“我不回去了嘛。”“那你——？”“我想先在这里找个工作嘛。”“哦，那你住在哪儿啊？”“我还没有住嘛。”“你的行李呢？”“我就这些行李嘛。”“那你昨天晚上在哪儿过的夜啊？”“我就在你们单位门口过的嘛。”“昨天晚上不是下雨了吗？”“我不怕下雨嘛。”

他一口一个“嘛”，可能这是他的说话习惯，多听几个我也习惯了。想到他在潮湿的地上蹲了一夜，我的膝盖倒先有了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接待他这样的作者我都觉得有点尴尬。我们算是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对发表的作品有一定的质量要求。像他这样的农村作者，大概这辈子也与我们无缘了。但是，这样的真相是不可能跟作者说的。一是这样说比较残酷，二是还真不一定就能把事情说清楚。人一旦搞起文学来，总有点跟普通人不一样。我能做的就是郑重地听他谈论一下他对文学和自己创作的看法，让他相信我会认真地拜读他留下的稿子就可以了。当然，过一段时间，我还得把他的稿子给退回去。这是亲自来送稿子的作者的待遇。要是邮寄过来的，大多是发一封不刊用的通知。

他好像不急着发表他的创作谈，我也一时找不到话题谈，不免有些尴尬。好在他并不看我。大多时候他是看着手里的茶杯，脸上一直若隐若现地浮着一层微笑，好像是对周围的环境表示着一种会心的满意，又好像是沉浸在某件美妙的往事之中，让你觉得他人在此处，神已遨游八极。但是，你只要跟他一说话，他的灵神就会立刻回来，跟你做出恰当的回应。“你是少数民族吗？”“我是汉族。我们那里有很多少数民族，可我不是嘛。”“哦，你不是——”“我不是的，但我们那里确实有很多是少数民族嘛。”“哦，都有什么少数民族？”“有壮族、布依族、苗族，还有水族嘛。”“啊，水族……”但是我确实不想跟他谈论什么水族，尽管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民族。“是的，水族在我们那里有好几万人嘛……”“你先把你的作品交给我吧。”我打断他的话说。“好的。不过，我还想给你看看这个。”他说着，又从包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来，很郑重地递给我。我打开信一看，原来是北京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给他写的信。“这是李老师写给我的，他是出版社的副总编，他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嘛。”

这只是一封编辑写给作者的普通信件。大意是作品写得不错，但出版社还不能出书，鼓励他继续写作，云云。但一张信纸上确实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好像两个人的联系还不止一次。因为信中，这位副总编建议他不要太多地在外面流浪，要安心在家干活，心有余力再搞创作。

不得不说他这一手挺有用的，虽然这一封信无足轻重，也不管这位李老师是不是副总编，但至少是一封亲笔信，这位编辑的敬业精神让我稍稍收敛了一些我的不耐烦。“王老师，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有实际生活做基础，不是胡编乱造，我相信我写的东西别人都不会写的嘛。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路遥，他为农村人呐喊，现在的作家都不这样写了。我想请你帮我发表，我想发表以后肯定会产生很大的反响嘛……”“这个，得等我看了你的作品再说。”我冷静地说，没容他继续说下去，他说的话没有超出我的想象，只是他说话的方式比较奇特，像念书一样，没有轻重音节，也没有逗号句号的分别——说到“嘛”字的时候好像是个句号。他说的话既像深思熟虑的结果又像没有经过脑子完全是上嘴唇跟下嘴唇的机械运动。对付这样的人我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他们因为爱好文学但多是一知半解，往往非常自信，觉得自己的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谦虚一点的会说能得茅盾文学奖，不谦虚的可能会说要冲击诺贝尔奖。现在，我决不会嘲笑他们的自信了，当然，也不再会认真地跟他们分析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得奖了。否则，一旦讲起来，一天的工作就不用做了。而且，如果最终的结论是不能刊用他们的作品，他们会很生气地说：不用我的作品不是我的损失，而是你们的损失。“我晓得。”他干脆地说，却并没有过多的纠缠。

我觉得有个同事朝我们这边抬头看了一眼。我得赶紧结束跟他的谈话。今天是星期一，也许会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你在上海有老乡吗？”“没有嘛。”“哦，你联系过工作吗？”“还没有嘛。”“啊——那你怎么生活啊？”

他突然把两只手一摊，两眼盯着它们，平静而坚定地说：“我有两只手嘛。”

我“哦”了一声，很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因为他根本不和我的眼神交流，所以他对我的吃惊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又似乎我的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说实话，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么铿锵有力的话了。看来我对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大上海在他这句话后一下子也变得开阔起来，仿佛一扇沉重的大门突然吱扭一声打开了。我在上海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奇妙的感觉。只是，在他摊开的两只指甲垢重重的小手后面，繁华都市大上海倏忽之间好像变成了荒草丛生的美国大西部了。

2

中午在食堂吃过饭，我到门房去取邮件。

老政说：“王老师，坐一会儿呗。”

门房里装有一个窗式空调，因为门房面积很小，房间里十分暖和。老政递给我一支红双喜，是别人要进单位大院进贡的香烟。他自己只抽四块钱一包的红牡丹。但是，我不抽烟，他就把红双喜放在一边，自己再捏出一根牡丹来抽。

老政是个烟鬼，看他吸烟是一种享受，他能把烟吸到丹田里，然后再缓缓地吐出来。这也是他“见过世面”之后的一种后遗症。我猜想，一个普通的门房是不会有这种深沉的吸烟风格的。但是，从新疆回到上海，按照他的说法，等于要重新“投胎做人”，原来的都作不得数了。“他妈了个B”，当我们变得比较熟络之后，他觉得他有说脏话的权利了。所以经常会不自觉地蹦出这个词儿。这个词儿说得好，这既使他更像一个门房，又使他显得不像一个门房。他自己介绍，他在新疆曾经官居连长，手下也管过不少号人。但建设兵团的连长是个多大的职称，我没有概念。

老政还是个白癜风患者，脸上有好几处白斑，右手手背和手腕处是一片惨白。他既然开了仕途，却没有升上去，大概也跟这个有关系。

他把烟吸进去的时候，脸上的白癜风就微微发红，等他把烟雾缓缓吐出来的时候，白癜风又恢复正常。在白癜风的一红一白之间，传达室就充满了他的牡丹烟雾。“小伙子你给打发走了？”“走了。”我说。“怎么样啊？”

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我想到他放在我那里的一拃厚的小说稿，稿纸都被手摸黑了。不用看，我也知道那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发在我们刊物上的。过一段时间，看看开头结尾就把他的稿子给退回去，告诉他作品写得不错，但是还不到发表的程度，就像北京那个编辑干的那样。“小伙子挺可怜啊。在我们新疆管这种单身汉叫‘盲道’。”“怎么可怜？”我说。我想起他摊开的双手。“咦，可怜得很。昨晚就在咱们门外蹲了一宿，我让他进来坐会儿，他还不坐。他说要见巴金，要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巴金，巴金住在医院里呢，能见他吗？我就给他引见了你。给你添麻烦了，连我都看得出来，他能当作家吗？那世界上的人不都当作家了。”他停了一下，好像要表达歉意似的说，“但是，这孩子，眼巴巴地，你要不给他找个人看看，我估计他不会走的。”“老政，你还真行啊。”“能不行吗，在这里干时间长了，是什么人我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当门房学问也大着呢。”

他说完这句自夸的话，却突然又羞涩地一笑，说：“当然，跟你们没法比。”

看来，老政当门房是有点屈才。不过没有办法，重新投胎做人就得忍受新生活的痛苦。他觉悟晚，到了二十一世纪才想起来回沪，是老老实实干到退休以后才想起来的。没想到，这时候回沪的政策已很紧了，到现在户口还没有落实。新疆的工资也不能对付上海的消费。他有一个女儿，倒是先回来了，也出嫁了。但是女儿住在婆家，房子也是婆家的。指望老政的积蓄在上海买房子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没有房子就没有地方落户口。这事是老政的心病，提起这事他就会骂人。派出所里的人他都敢骂。我没有见过，都是他自己说的。他到派出所落户口，手续多得比出国还难，他叫政风兴，新疆方面开的户口证明上写成了政凤兴。派出所的同志让他回新疆重新开一张。他说你们帮我改一下不就行了嘛。他们就很严肃地向他强调户口的严肃性，对他的儿戏态度不屑一顾。他嘟囔了一句，派出所里的人不给他好脸色，说：“你买个房子就简单了。”他就跳起来开骂了。“老子去新疆的时候你还在你娘肚子里转筋呢。老子是正宗的上海人，支援新疆几十年，现在想回家都回不成了，妈了个B，上海是你们家的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他妈怕什么。”他这样解释。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是倚老卖老。不是有很多领导人退休以后突然开始说真话了吗？道理是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敢骂警察还是挺让人佩服的，只是他在转述他怎么骂警察的时候，好像把我当成警察了，指着我的鼻子，唾沫都溅到我的额头上了。好在老政还比较清醒，转述完了，没忘用袖子在我的额头上飞快地掠一下。

我临走，老政又叮嘱了一句，“王老师，不行，就把稿子给他退回去。让他死心。这个盲道很可怜的。”“没问题。”我说。

3

晚上六点钟，天已经黑了。我正和妻子一起吃晚饭，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我拿起电话机摁下通话键，问道：“哪一位？”“是我，王老师。”

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我一时辨别不出是哪一个，有点尴尬地打着哈哈。“我是小安。”“小安，你好。”我说，但是仍然不知道小安是谁，又不好意思往下追问，只好等着对方继续暴露身份。“王老师，我今天找了好多地方，我发现上海住的地方都太贵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嘛。”

啊，一听到这个“嘛”字，我立刻明白小安是谁来了，与此同时，我的膝关节豁豁地疼了一下，好像它对小安更敏感。“王老师，我能不能到你那里住一晚上，等我找到工作，我就——”“哦。”“给你添麻烦了嘛。”他说，但是他没说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在火车站嘛。”“好吧。”我像被逼上梁山一样只好做一次好汉，“你在火车站问一下9

4

我挂断了电话。我的妻子苏云嘴巴里含着一口饭愣愣地看着我。“一个作者要在我们家住几天。”我说，“从云南来的作者。”

苏云莫名其妙地点点头，直到我三下两下吃完饭，走出村子，坐上74路郊区公交车我都没有弄明白她点头的意思是什么。家里突然要来一个陌生人，谁大概都会愣上几分钟的。我住在郊区一幢农家院子里，有三上三下的房间，来一个客人要住，实在找不出没有房间这样的客观理由。况且也就是住几天，我想起他伸出的手臂、摊开的手掌，对他能在上海找一个工作还是抱有一定信心的。因为那时，上海已经取代了深圳，正在成为打工者的新天地。而且从遥远的云南跑到上海要来面见巴金的人至少算一个文艺青年，即使有点问题也大不了哪里去。况且他是个写小说的，而不是诗人，对生活的厌恶也好热爱也好，大概不会很极端。只是从我住的地方到我说的娄山关路，我必须要坐一小时的车才能到达。不过，什么941啊娄山关啊这些名词我在电话里只说了一遍，对于一个初闯上海滩的云南乡下青年来说，未免有点深奥，也许他一时不能领会，走到别处也未可知。

但是当我坐着即将被淘汰的双车厢公交车到达娄山关车站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个背着破旧旅行包的小安正静静地站在一群焦急的等车的人丛中，好像他不是从火车站坐过来的，而就是从这里给我打的电话。看来我低估了他的城市生存能力。

时间已经是八点多，下班高峰已经过去，我和小安在车厢的后排找到了座位。“我从家出来时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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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坐定，他就仔细地给我交代了他的花销，解释他为什么打搅我。我按照他说的暗暗地算了一下，觉得他身上应该还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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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说话，我低头沉思起来，他则抱着自己的旅行包，端正地坐着，没有一丝疲惫的迹象，眼睛朝着车头方向望着，对着陆陆续续从各个车站上来的站在他面前的乘客，他好像看见了，又好像没有看见。有一会儿我以为他睡着了，但昏黄的路灯光突然划过他的脸时，我看到他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是亮着的。4

就这样，小安在我家“暂住”了下来，我想最多住个一星期差不多了。像他这种流浪的人，谋生能力应该是蛮强的。

我和妻子白天去上班，小安出去找工作。有时候他回来得早，我们还没到，他就在村子里闲荡一会儿，他还因此认识了村里的一些人。有一次我们回家，天刚傍黑，他和一个陌生人就站在我们家门口聊天。他聊得很投入，一直等我们走近他才有所觉察，但还是把要说的话说完整，画上句号以后再跟我们打招呼。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两脚是平行站立，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做着手势，好像是一位老师在给群众上扫盲课。陌生人似乎也不是本地人，很认真地听他讲话。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为他配了一套大门和屋门的钥匙。如果他回来得早，可以先回家。但是，头几次他还是坚持等我们回来以后再进家。我们表示了对他的信任，他才使用起了自己的钥匙。

工作显然不好找，几天下来他都是空手而归。虽然大批打工者正在涌向上海，但是还没有到招工启事满天飞的地步。另外，打工也需要托关系，老乡帮老乡，比如玩具厂要进工人，工厂方面也希望从现有的工人的老乡中招募。还有一个原因，工厂新的一批工人在过完春节几天后就开始招工了，像他这种元宵节都过去了再来找工作的，显然错过了最佳时机。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住了几天之后，我才发现小安只有小学文凭，连初中都没上完。这意味着他只能干体力活。我认识一个修路工人，在接连失败以后，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他找到正在工地干活的那个人，问他工地上需不需要小工，结果他看了看小安，就摇了摇头。我明白他的意思，相对于抡铁锤挥铁楸这样的重活，小安的身体是太单薄了。

他参加过几次招工考试，都是头一个交卷，因为上面既没有《家》《春》《秋》的作者是谁这样的语文题，也没有15×4等于多少这样简单的算术。有一个工厂招工倒不需要任何考试，但是需交1000块钱的押金，而每月的工资只有300块钱，而具体做什么工作，厂方居然保密。

一个星期缓慢地过去了。小安次次失望归来，我的脑海里渐渐有了个四处碰壁的潦倒异乡青年的形象，他那双摊开的小手也慢慢地小到了无，变成了空气中轻轻颤抖的幻影。我不着急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奇怪的是小安也一点不着急，好像对眼前的处境他早有预料。而且他干脆不出去找工作了，竟然帮我们做起了晚饭。把苏云给吓了一跳，几乎是跑着到厨房里阻止了他的好意。“我反正没事干，就帮你们做做晚饭嘛，没有事的。你们早出晚归，很辛苦啊。”“不辛苦，不辛苦。你放下，我来做，你不熟悉。”“慢慢就熟悉了嘛。”“不慢慢，不慢慢。”苏云一急，组词的能力都没有了。

终于吃好了晚饭，大家端坐在饭桌前。沉默了一会儿，苏云终于小心翼翼地问道：“小安，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我想，我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嘛，我就要回云南去了。”他回答的迅速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这确实是他一贯的风格。他就像一口钟，你不敲，他不响，你还以为年久失修，失去声音功能了，但是，随你在任何时间，以任何角度，用再奇特的形式只要一敲他，他立刻在第一时间发出毫不含糊的混响。真是让你小看不得。

我们虽然都一愣，但是迅即浑身一松，有个东西从胸口掉到了丹田里。脸上顿时露出一种遗憾的表情，对大上海做出一副鄙夷的态度。但是，他随后说的话却让那个掉到丹田的东西又提了起来。“不过，我相信现在这个困难是暂时的，我并没有灰心，你们是好人，有你们的支持嘛，我相信这样的局面肯定会有改观。”“我觉得你能回去也不是坏事，如果有机会，再上两年学，拿到初中文凭，对于找工作来说比较有利。”我只好曲线救国。“这个，我晓得，但是我已经二十岁了嘛，不可能再回去上学了，再说，我相信我的能力并不比一个初中生差嘛。”“光初中生也不够嘛。”苏云脱口而出说，也学会了用“嘛”。“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个人嘛。我到上海来，是开拓一个新的天地，这肯定是有困难的，这个我在离家的时候就已经想过了。如果你们愿意，我想给你们背诵一段话——”“什么话啊？”我说。“苏老师肯定记得这段话。”“什么话啊？”苏云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他当场就这样背了起来，而且，当中一个“嘛”也没有。事后，苏云分析，他之所以背诵这篇文章，有很多原因，但肯定有一个原因是对我们小瞧他的一个报复。虽然他只上了小学，但他背诵的这一篇却是高中课文。不过，当时，我们只是对他的这种行为有点吃惊，也感到有点可笑。这篇励志的文章用在这里按道理是很贴切的，但他用他那没有高低音的云南普通话很严肃地背诵下来，总让人感觉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你觉得你是舜呢，还是傅说呢？”苏云有点冲动地说，连我也觉得有点过分了。

小安没有生气，依然很平静地说：“我不认为我是舜或者是傅说，我只是取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嘛。”“你说的有道理，我也相信你的能力，但是，现在这个社会重文凭不重能力，这也没有办法啊。现在这种社会——”我打圆场说。“我非常感谢你们，你们给我的帮助很大。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在上海连落脚之地也没有嘛。”“这个你不用放在心上。”我谦虚地说。“这个我一定会记牢，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嘛。这个我懂得。”

苏云开始起身去收拾碗筷。她是个高中语文老师，对付小学生显然缺乏手段。苏云本是个手脚麻利的人，干起厨房的活儿更是三下五除二。但是，今天洗了半天也不见她出来，她好像是在搞大扫除，乒乒乓乓的杯碗相碰之声不绝。她大概在擦冰箱，擦电饭煲，擦微波炉，擦水池，擦门把手……在她的小手下将诞生一个亮晶晶的好像从来没有用过的厨房新世界。

我和小安也一时找不到话说了，干坐着。那样子好像是在等苏云出来再散，而苏云又好像等我们散后再从厨房里出来。5

二〇〇一年据说是千禧年的开始，按基督教的说法遭到毁坏的地球将恢复到洪水以前，尤其是伊甸园时代。《以赛亚书》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而且还有更具体的细节描写：“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不过，这样的情境我还真是一点也没看到。反而一个世纪的开始，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人似乎变得有点晕乎乎的。晚上我躺在床上极力想想点什么心事，但猝不及防就睡着了，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心事好想。所谓想心事的努力只是想延长那入睡前迷迷糊糊悠悠荡荡的感觉。但睡眠总是来得过快，还没尝到一点滋味，我就进入了无知无觉的眠乡。我以前患有的严重失眠症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那些失眠的岁月里，我曾经从西医到中医，从药疗到功疗，百般折腾，不见功效。我终于对治疗失去了信心，以至于把它认作是我身体的属性之一，是我的天命，就任它发展吧。结果不治而愈，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一样。即使阴雨天气，我的右膝关节隐隐犯痛的时候，不仅没有影响睡眠，睡眠反而成了解脱。不管什么样的痛，往床上一躺，就睡过去了，疼痛就忘记了。而每次酣畅淋漓的睡眠之后，关节炎要么消失了，要么就减轻了，变得可以忍受了。有了良好的睡眠，我一天都能保证精神十足，心情愉悦。好像，我原来很多的不安和忧虑都是来源于睡眠不足。

在这种状态下，小安住在我的家里，确实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不便。二〇〇一年中国的经济还在奇怪地快速发展中，农民工进城还被看作是改善农民生存状况的好事情。虽然已有人惊呼土地荒芜了，对此表示担忧，但是土地养不富农民更养不富中国更是共识。不过小安到底算是一个农民工呢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呢，我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坐在书桌前，常常就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有时候，我会突然搞不清这是一种满足状态，还是一种迷茫状态，也可能潜意识里认为没有什么问题能解决吧。

但是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晕乎乎的，有点无所事事地度日，比如门房老政。我每次上班，老政几乎都要把我拉过去帮助他看文件，都是有关报户口的资料。开始是一张纸，说明老政的户口原在地，现迁往×××地。过了几天是两张纸，又多了一张说明他的户口原在地，×××时迁往户口现在地；过了半个月，资料已经有七八张了。过了半年，老政再让我看他的户口资料时已经使用了文件夹，资料有莫言的小说那么厚了。老政打开他的资料夹时比基督徒打开圣经还小心和虔诚。自从出了“风”和“凤”的风波后，这种小心和虔诚更是有增无减。每一张资料的丢失和出现其他的差错都可能是致命的，至少，会导致一场新疆和上海的长途往返，破财费力不说，时间拖长了，连工作也可能丢掉。“王老师，出去容易回来难啊。我这一辈子……”老政用抖动着的右手给他的一辈子做解释。老政的右手垂着抖，好像手上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那样抖着，终究不说他这一辈子怎么样了。

我是用一套厨房餐具换来了老政的信任的。有一年单位里面举行乒乓球比赛，凡是参加的都发一套厨房餐具。我因为家里都有了，就顺手送给了老政。从此老政总觉得我是“自家人”，有个什么文字工作就请我帮忙，有什么心里话也需要我去领会。我们之间，好像有了一种秘密约定，必须彼此信任，慢慢地也就成了好朋友。

每次我一进单位的大门，老政就会说：“王老师，抽一支。”而我是不抽烟的，他也知道，这只是他跟我打招呼的一种方式。这个时候的老政总是温和地一笑，或者冲我挤挤眼。对于这样的待遇，我常常觉得受之有愧。因为工作起来的老政是十分严肃的，甚至有点凶。他难得一笑，就是作家协会的领导来了，他也只是微微地点一下头，该给你开门就开门，该给你递文件就递文件，并没有多余的表情。我开始以为他是某个领导的亲戚。后来才知道他也就是通过职介所找到这个工作的。他在这里能干下去，大概归功于他工作的认真，单位大门把得绝对牢，绝不会让一个闲杂人等混进单位大院里。就是外国人来了，老政也要盘问个一清二楚：从哪里来的，到哪个部门去，你是谁？问完三个哲学问题，还要加一个“来做什么”。

据说单位大院解放前是上海一家火柴大王的别墅，解放后，主动把房子交给了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外籍华人以及外籍外人来此地参观怀旧。有一阵子听说这个资本家的后代正在四处活动准备收回这座豪宅。老政不知从哪里知道这个消息，竟然表现得比单位领导还紧张，见到外国人就挡，连某次法国友好作家访问团来访都被他挡住了，说什么也不给进。外事办主任说了半天才让老政明白法国友好作家们跟这座宅子没有关系。显然老政不是担心社会主义资产的流失，他担心这个房子要是归了美籍华人的话，他门房的工作就泡汤了。

老政热爱他的门房工作，因为除了看大门挣一份钱以外，还意味着“拥有”一个豪华、宽敞的大院——而且不是那种到处都是废铁烂钢的工厂大院，也不是火柴盒式的高楼大厦。这座原资本家的别墅对老政来说有特殊的意味。老政在这方面绝对是老上海人的做派，说起新富起来的人总有点鄙夷不屑，好像他做了这幢别墅的看门人，身上也有了“旧贵”的气息。据他自己偶尔透露一下家世，祖上也是住过徐家汇的，甚至官至“道台”。只是，从他的话里，我发现他们家很早就没落了，到他爷爷那里已经难提当年了。

当然，也不仅仅是别墅的缘故，还因为现别墅乃一正宗的国家单位所在地，单位的领导是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单位里都是文化人。老政到新疆去了几十年，骨子里还是崇拜文化。《水浒传》几乎是烂熟于心，不过，我猜是评书版的，而且讲窦娥冤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孟姜女。因为我自己不爱说话，所以养成了听人说话的习惯——因而能听到这么个耸人听闻的故事，窦娥要蒙冤，是她前世把长城给哭倒了。老政很认真而且以独得其秘的口气告诉我：“古人都不是瞎写的，什么事都有前因后果不是？”

老政喜欢我大概也不仅仅是一套厨房餐具的缘故，我对他这个打通上下一千年的说法，就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他觉得我是知音。

火柴大王的别墅虽然面积并不大——因为据老政说，他在新疆的房子加上院子就有一亩半地之多，而这座别墅显然还不到一亩，大概也就七八分吧——但是因为它坐落在上海的市中心，就显得意义非凡了。如果按地价算，老政新疆的房子加院子整个也不值火柴大王别墅的一平方米啊。对于老政这本来是一件心酸的事，但老政说起来却骄傲得很，好像新疆的房子是别人的，而火柴大王的别墅却是他自己的。在这一点上，连单位的党委书记也没有老政的这种天然的主人翁精神。

而老政虽然不时地对流放新疆有怨言，但显然又秉承了六七十年代爱厂如家的精神。对于单位大院的爱护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赤诚之心。每到夜晚，工作人员陆陆续续下班回家以后，院子里亮起昏暗的灯光，老政就把大门锁了，一个人在院子里巡逻，火柴大王的别墅到底属于谁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别墅里只有老政一个人。一个人的别墅，一个人的花园。院子里绿化很好，种植着四季常青的各种竹子，种植着高大的香樟树、银杏树、广玉兰，还有草皮和灌木。道路的两边即使冬天还开着猫脸花。院子中心有一个文艺女神的塑像，有喷泉围绕，泉水是从蛤蟆嘴巴里喷出来的。小路旁边，凌霄花架下有西式的有靠背的大理石长座。有一次，我晚上加班，临走的时候，发现他很悠闲地坐在这个长座上抽烟。我也走过去坐下来。虽然在这里工作了七八年，还真的没有在这个地方坐过。

老政巡逻的时候，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晃着一只加长的手电筒，雪亮的光扫视着大院里的每一个角落，突然的光亮常常罩住一只野猫，和老政对视着。老政冲它努努嘴，野猫冲它喵喵地叫几声，双方都没有显示什么恶意，老政就往下一个地方巡逻。

老政说他在新疆做到连长之职，手下也曾经有过百十号人马。但是，新疆的连长只是建设兵团的连长，百十号人说白了也大概就是百十号农民，说不定妇女儿童也包括在内。不过“连长”的称呼大概也会对人有影响吧。老政走路说话的气势却非一个普通的门房所能比。单位的小车渐渐增多，院子里常常车满为患，出不好出，进不好进。如果老政值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据每辆车的作息习惯，他调整每辆车停放的位置，而且指挥若定。只是，有时候他在指挥别人停车倒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叉起腰，那样子不像一个门房，倒真像一个“连长”了。领导们对他这种做派倒无所谓，倒是那些给领导开车的司机会看不惯，有时候会刺他几句。所以，只有单位的各种正式工作人员下班以后，他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叉起腰来，一边检查门窗的关闭情况，一边在幽静的院子里散步，看看樟树，看看月季，看看紫藤架下有没有什么可疑情况。单位大院不是什么经济重地，即使有危险也是小偷小摸，况且，房子里都装设了红外线监视器，直通附近派出所，有什么情况，说不定派出所比老政还知道得早。但是，老政只有觉得重任在身，才能觉得自己拥有这所院子，心里才踏实。所以晚上，睡到三四点钟，他就没来由地起床到院子里巡逻一番。

要不是有户口的问题，老政将度过一个美妙的晚年。

有时候老政说：“我也不是贪图上海的那点生活补助金，我本来就是上海人，总归要叶落归根吧。”但有时候老政又说：“新疆的生活补助一百块钱都不到，而上海三百多呢。”

老政最生气的是：“我他妈的按政策做，退休以后再申请回沪，结果还回不来。而那些偷着跑回来的早就报了户口。退休工资比我们高，医疗保险比我们高。”老政说到这块儿，突然就会很沮丧，很无奈地摇头。不过，沮丧很快就会过去，他的面前好像突然站着一个警察似的。“我们新疆人可不是好惹的，惹急了警察我也敢打。”这时的他，大概又想起户口问题了。为了证明他不是吹牛，他会再讲一遍他骂警察“在你娘肚子里转筋”的故事。有时候，他讲完了，他会自嘲地说：“你们知识分子是不会干这样的事的。我们大老粗，管他妈了个B，抓我进监狱我还省饭钱了。”

有一次老政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王老师，我带你去个地方，你敢去吗？”脸上是一副得意扬扬的教唆犯的样子。“是什么危险的地方？”我好奇地问。

没想到老政摇摇头，好像后悔自己一时冲动把一个什么秘密泄露了出来。“唉，那种地方你不去也好。”

我越发被他挑起了兴头。“我们新疆回沪的在搞静坐，每星期三，在汉口路。”老政压低了声音说，“有很多老外在拍照的，但是也有很多便衣。”6

从我书房的窗口望过去，隔着一条村街，正好看到一个老人坐在他家的门口或者屋角处。从我买房住到这个村子里时，他就好像已经在这两个地方坐了好多年了，我来之后，他还继续这样坐着。夏天穿得单薄一些，冬天穿得臃肿一些。但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手里永远拿着一根木头拐棍，即使坐着，也拄在手里。拐棍是原木色，被手摸得发亮，有微微的污痕。

我起初以为他的年纪大约七八十，但从他老婆的年纪看，他应该是六十岁不到的年纪。他缩着背，瘦小，五官紧凑得像一个孩子，看上去，略略有些滑稽。他的表情有些木，只是看到小孩在他旁边玩时，会“喔喔”几声。老伴经过他身边倒垃圾，孙子经过他身边去上学，儿子站在他旁边与邻居聊天，他都无动于衷。他只是看着眼前的路，路这边是一个池塘，天光云影在水面上荡漾，他似乎也是视而不见。有一条硕大的黑狗，有时候会躺在他脚边，他们好像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过，他的儿子一声呼哨，那只大黑狗就颠颠地跑走了。在狗的世界与人的世界里，还有这一声呼哨联系着，而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坐在门口或墙角，就像一棵枯树，无声无息，只存在着而已。他可能是生了某种大病，坐在那里只是等待死亡的到来。我觉得邻居们对在他周围谈话好像感到某种不安，说完什么就散，不在那里唠嗑。

另外，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妈妈还活着，像他一样，手里也拄着一根发亮的木头拐棍。她也很老了，是真正的老，满头灰白的头发，佝偻着背，脸上的五官都深深地隐藏在皱纹里。只是她很少坐着，她好像跟她的儿子作对一样，不是站着，就是走着，很少看到她坐在哪里。村里人她还都认识，或者说，她每天都走出来，将这些认识的人复习一遍，以免忘记。连我这个新来的外来户，她好像也认识，每当我路过她的身边时，她就冲我咧嘴一笑，点一点头，有时候还会说“回来了，下班了”之类的话。不过，我几乎也没见到她跟儿子说话的时候。

就在小安来前不久，坐着的老人终于过世了。从敞开的大门里，可以看到院子里搭起了帐篷，架起了大铁锅，新鲜的木柴堆成了垛。然后就是他家附近——他坐过的地方，没有坐过的地方，停了一溜儿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直系亲属的腰上缠了一圈崭新的白布，非直系亲属则简单地在胳膊上用别针别了一块黑布。锅底下燃起了熊熊火焰，菜下锅发出“哧啦”一声巨响，满村子都能听得到都来吃葬礼饭。小孙子门里门外地飞跑，儿子忙着招呼客人，整个院子里突然变得生机勃勃，好像这里不是在举办死者的葬礼，而是在办一场期待已久的婚礼。

那个家里只有一个人没有参与忙活，那就是死者的妈妈，那个一样也拄着一根发亮的拐棍的老太太。而且，老太太不仅没有参与忙活，她还一反常态突然像她儿子生前那样搬了个凳子坐在了门口。她不再像以前一样溜达，忙着跟人打招呼，而是呆呆地坐着，表情木然，来来往往的客人她浑然不觉，客人当然也不跟她打招呼，仿佛儿子的灵魂附到了她的身上。

到了夜里，葬礼上灯火通明，哭声却稀稀落落。晚上有道士念经，锣鼓声欢快地响了一个晚上。

一切都过去以后，那家门口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老太太代替逝者开始坚持不懈地在门口坐桩一样地坐着。二是突然又多了一只漂亮的大狗，样子像北极熊，很顺服，逝者的儿子站在哪里，北极熊狗就站在哪里，让蹲下就蹲下，让握手就抬起一只腿儿。他让别人试一试，但别人看着这只一米多高体形庞大的已经脱离狗形的动物，都是望而却步，只作远观。

另外一个变化是慢慢到来的。大约是过了半个多月，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隐隐约约的哭声。仔细地听，又好像没有，不去听，它又来了。哭声抽抽噎噎，有气无力，又绵延不断——那断了的地方只是声音太低，低到耳朵听不到，就像倒立的抛物线，那沉在下面的部分虽然不显露，但从那显露的地方你却能感受到不显露的部分的存在——一种更坚韧更揪心的存在。

三月初，就是小安住过来的时候，这哭声仍然时断时续地存在着，到了晚上，夜深人静，这哭声像扯在村子里的一根弦一样，风一吹就轻轻地颤动着。这是老太太在哭儿子，一边哭还一边在呼唤。虽然细听下来，声音苍老、沙哑，而且有点喘不过气，但是感情饱满，好像死去的儿子不是那个快六十岁的形容枯槁的老汉，而是一个孩子。大约在母亲的眼中，不管孩子长多大，长到六七十，都是孩子的模样吧。在她的哭泣声中，郊区的天空变得异常的高远空漠，树影幢幢，路上暗夜中还在赶路的人也仿佛成了来去无踪的鬼魅，令人起疑。

乡下的夜晚安静，我因为熬夜，临到要熄灯睡觉时，就会突然发现周围万籁俱寂，风清月朗，不忍睡去。我住的这地方其实离城市并不远，因为被一条河阻断，发展缓慢。城市的灯光将远方的天空照得光灿灿的，连天上的白云黑云都看得清。即使在深夜，也有飞机远远地降落在这座城市的深处，它无声地飞过天空，前后的两盏灯闪烁着，慢慢地出现，慢慢地划过和消失。我喜欢这种夜深人静的感觉。但是自从老太太的哭声出现以后，这样的乐趣就没有了。开始还行，那哭声对我还有一种镇静的作用，就当听到了二胡，可以使我的心渐渐地往下沉，好像要与这寂静的世界融为一体了。但是，慢慢地，心沉得太深了，恍然不知所处。村里突然爆发出的一声狗吠，能让我毛骨悚然，陡然一惊。深夜里的安静不再是一种美，而是成了一种恐怖，我会没来由地想象屋檐上倒挂着一个戴面具的黑衣人。

倒是小安解了这暗夜的符咒，消除了我心境的幻象。

有一天，我们都在家里，我们是度周末，小安是一时没有方向。中午，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小安坐在他睡觉的房子里好像在写什么。不久他也从他的房间里出来，跟我一起晒太阳。“王老师，我的小说你看过了没有？”“还没有呢。”我说。“那你抽空帮我看一下嘛。”“嗯，我手头上有很多稿子要看，没有这么快啊。”“哦。”他顿了一下说，“我刚才写了一首诗，你帮我看一下吧。”

他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稿纸来递给我。我接过来，展开来一看，果然是一首诗——因为上面的汉字是分行写的。

诗的题目是：夜晚的哭声。字写得挺像出自一个小学生之手，横要往下耷拉一下，竖在拉到一半的时候会稍微扭一下腰，每一个字都像用纤细的芦柴棒搭凑起来的，但是虽然写得很不工整，可作者对这种字体显然已经非常熟练，写得非常顺手，横竖之间都有连笔。整个字体略显瘦，从书法的角度讲，其格瘦硬，实际上是有点僵硬，这总比软塌塌的那种字体好。一看题目，我就知道小安也被夜里老太太的哭声骚扰到了。随时随地地用诗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感受，他还真有点“文学家的气质”。夜晚啊，如此安静，突然响起了哭声。我独自在异乡飘零，这哭声听得分外清。

全诗共分三节，这是第一节，全部押韵。事实表达得准确，感受写得平静而自然，将哭声与自己的流浪结合起来，有凭有据，不是无病呻吟。我微微有点吃惊，几乎有点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不会吧，我抬头看了一眼小安，发现他站在我的面前，半笑不笑地也在看着我。好像对于我的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好像是母亲在呼唤儿子，悲悲啼啼一夜不停。美好的夜晚无法入眠，呜呼，谁家的妈妈如此苦命？

读到这里，我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我可以感受到他真挚而朴实的感情，但是没有什么奥妙，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小学生写不出这样的诗歌，但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学生写出这样的诗歌也属正常。我觉得小安半笑不笑看着我的样子并非像我想象的那样——暗含着一种得意，而是这本就是他的常态。但愿母亲把身体保重，不要学孟姜女哭倒长城。生活要记住一点——人死不能复生。

诗歌最后的升华虽然老生常谈，我觉得还过得去，但老太太的夜哭跟孟姜女哭倒长城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这样写确实有点语出惊人的效果，但也暴露了作者不牢靠的修辞训练和混乱的民间文学的教育。不过，他没有像老政那样从孟姜女再联想到窦娥就不错了。我无声地笑了——倒真值得一笑，然后摇摇头，又点点头，把那张薄薄的稿纸对半折好，递给小安。我说：“嗯，写得还是蛮好的。”小安把诗歌接过去，打开，又递到我的面前，说：“王老师，这首诗歌我是送给你的。你看，我上面写着呢。写得不好。”顺着他的手指，我看到在稿纸的最底端，有一行细小的字：此诗作于上海王老师家，赠送王老师留念。2001.4.5。

我只好重新把稿纸折叠好，放在哪里呢，我旁边只有窗台可放，但是放在那里肯定会忘记的，我只好把稿纸再对折一次，放进口袋里。我依旧坐在板凳上晒太阳，小安就在院子里站一站，走一走。院子里就这一只小凳子，有一级台阶倒也可以坐，但小安没有选择坐下，而是时而站时而走，以一种行家的眼光打量着我的院子，冬日温暖的阳光洒在院子里，晒得袖子热烘烘的。我们一直没有交谈。不是我不想跟他交谈，而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我劝他回去读书的话显然已经刺激了他的神经，背诵《孟子二章》在前，赠送诗歌在后。为了不至于他继续向我炫耀他的文化实力，看来我还是少说为妙。俗话说虾有虾道，蟹有蟹路，我认为走不通的地方，在别人未尝就没有希望。当然如果他不住在我的家里，我原本也不会关心什么小学中学的问题。我倒是满心希望出现一个什么奇迹，希望小安一头扎进茫茫上海滩，几年之后，上海冒出一个什么世纪之星什么的，再不济，冒出个平庸的腰缠万贯的小老板也行啊。只要他不一头扎进我的家里，从我这里开始他的征程，我是双手赞成。实际上也并不是我不想帮助他，而是我在这方面比他现实得多，要是我小学没毕业的话，我肯定只会在家里本分地劳动，娶一个连小学也没上过的老婆，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小安在院子里转悠了一会儿，突然就在我面前站住了，很严肃地说：“王老师，不知道有一句话，当讲不当讲嘛。”

我吃惊地看着他，难道我们对他的厌烦被他觑破了。我点点头，说：“你讲啊。”“我觉得像你这样有文化修养的人，还缺少一个东西啊。”“缺少什么？”“杜甫说破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你肯定读了不止万卷书，但是行万里路，肯定还没有嘛。”“我老家到上海一千公里，一个来回就两千，我一年回家一次，到现在也不止万里了啊。”“王老师开玩笑，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嘛。”“那你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南宋诗人陆游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全国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特点，有一份游历就会有一份收获，你们做编辑的，都是文学家，如果有丰富的旅游经验，对创作会大有好处嘛。”“我只是个编辑，不是文学家啊。”“王老师骗人。”“我为什么骗你啊？”“这是不可能的嘛。”“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也不知道嘛。”“你说得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这些说法不也是从纸上来的吗？”“我这个不是从纸上来的，我这个是我的社会经验，是我从旅游中得来的。在来上海之前，我已经去过广州、长沙，去年我到过北京，每一次旅游，我都有很大的收获，我这是经验之谈嘛。”

原来他真的到过北京，难道他也在那位给他写信的“副主编”家里住过？难怪那位副主编在信里会劝他不要到处流浪，安心在家。

他说话仍然不看人，但是话说得平静而坚定，有板有眼，至少在他的世界里纹丝不乱。我一时也找不到更有力的话来。我在阅读自由来稿的时候，也会经常读到这样的作品，他的语言也不错，故事也不错，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且主题也不错，人间需要真善美，自私是苦难的根源云云，都挑不出毛病，但毋庸置疑是一堆垃圾。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作者说意见，支支吾吾，妄想蒙混过关。自信的作者往往很生气，既然我的作品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发，看看你们杂志上发表的那些作品，一个比一个差啊。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世界上不仅存在着“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故事，秀才之间也有说不清的地方。

不过在小安和我之间，幸运的是我有家有工作，不用为衣食担忧，而且对于我的学识我也有我的信心。所以我能像小安平静地讲一样，我能平静地听。他那黑黝黝的脑壳看起来足够硬，我估计铁榔头也敲不开。不过，我有时会幻想铁榔头敲在上面的情景，那一定是金属碰金属的感觉，一定会发出铮铮的清脆而有质感的声音。

7

我的房子虽然是比较简陋的农家小院，但是足够大，而且还有两层，小安住下来后确实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而且，自从拜读了他的诗歌后，对面老人的哭泣再也没有影响我对夜晚的感受。这仅仅就是乡村的夜晚，不是世界黑暗的象征，也不可能唤出小偷强盗什么的。有时候我听不到她的哭声，我会故意静下心来去捕捉。虽然她的哭跟孟姜女的哭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从小安写了诗歌后，他们就有了关系。老太太的哭声变得有些滑稽了。

除了吃饭，我一般都在楼上活动，小安不出去的话一般也只待在他楼下的房间里，或者在院子里活动一下，有时候也到村子里逛逛。他很少到楼上去。去了，如果我不和他搭话，他就站在露台上，放眼望一望，待一会儿就会下去。他走路很轻，连上楼梯都听不到脚步声，他是本来就这样，还是他有意识这样做，我不太清楚。刚开始，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是，时间一长，不免也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我和苏云在楼上有个什么亲热动作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一个人影出现在窗户前面，自然要吓一跳。有时候，他下午从外面回来，可能顺便会买一些水果。他自己做主洗好以后，悄悄地给我们送上楼来，即使我们正好端坐在书桌前面，也会吓一跳，至少感到不自在。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小安，你以后上楼来把楼梯跺响一些。”所以，有一天苏云突发奇想说：“要是小安悄悄地把我们两个杀掉怎么办？”我吃惊地看着苏云说：“你脑子出问题了吧，他杀我们干什么？”苏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什么说法来，大概这个念头也是突然跑到她的脑海里的。她摇摇头也笑了说：“一种感觉。”我说：“不要瞎感觉啊。”苏云没有说什么。

但是自从苏云说出这种感觉以后，我们两个的生活也不自觉地发生了一点变化，即使在楼上，我们生活得也很严肃，甚至睡觉的姿势也一本正经的，我采取右侧卧式，右手枕在头下，左手搭在左髋骨上。她正好相反，采取左侧卧式。我们屁股对屁股，中间一大片开阔地。这样的姿势特别容易使心绪安定，快速进入睡眠。但是有一天，正当我们关了灯要睡觉的时候，发现窗外明月高悬，月光从窗户照进房间里，安静宜人。苏云突然戳了我一下说：“哎，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做爱了吧，你不喜欢我了？”“瞎说了吧。”我说。“事实嘛。”“要不我们现在就做。”我笑嘻嘻地说。

苏云好像也来了兴致，翻身过来抱住了我。但是很快她又停止了动作，接着又从床上坐起来，停了片刻。郊区的夜晚真的很安静，老太太也没有哭，偶尔有一两声狗叫，很远处似乎有一种隐隐的啸声，好像是火车穿过城市。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等着苏云躺下来，但是苏云好像一只灵敏的狗一样在安静中感受到了什么异常的动静。她竟然起身披了棉衣下床去了。她先是把半敞的窗帘拉严实，然后我以为她会回来了，结果，她又打开门走到门外面去了。

她回来时直接进了她的被窝，还嘟囔了一句：“下面的灯还亮着呢。”

8

自从老政说要带我去一个什么神秘的地方，我们之间的秘密就又加深了一步，显得更加亲近了。但这种亲近又非常含蓄，仔细想想又没有什么，也就是在我进门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个会心的微笑，眨眨眼什么的。做这种亲昵的举动使老政显得有点古怪，跟他那严肃的外表和领导般的神情不相契，我也觉得怪别扭的，不知道如何应对。他要带我去什么地方，也一直没再提起过。他不说我也不问，久而久之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了。而且，有了这种亲近以后，我们在门房里坐着时，突然间往往找不到什么话了。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不需要说什么话也可以坐在一起了。这确实是亲近的人才有的关系。不过，坐久了，我也想找个话头。话头很好找，只要问一下他户口的事，他就立刻说出一通话来。“倒霉啊，王老师，做人不能太老实。我吃亏就在什么都按照政策办事上了。”

我正在琢磨老政算不算老实人的时候，他果然又说道：“不过，这也是老子理直气壮的地方。有一次，嗨——”

一辆桑塔纳开进大门，老政突然拉开窗冲着司机大叫一声。桑塔纳应声停了下来。老政拉开门要出去，我正想借机走掉，没成想，老政故事没讲完，不甘心。“你等一下，王老师。”他说，才出去了。

我从窗户里看着老政跟那个司机说着什么，然后，桑塔纳就倒出去了。“想在这儿停车。这是什么地方啊，哪能说停就停。”他进来后嘟囔着说，“我刚才讲到哪里了？”“派出所。”我说。“对，派出所。”他说，“有一次，我跟派出所的一个副所长吵起来了，我去办户口，你猜这龟孙说什么话，他说：你以为上海是你想来就来，想进就进的。他妈的，这句话把我说恼了。但是，我也不着急，我走到他身边，一把拖住他的胳膊，就朝一辆出租车拖过去，这家伙蒙了，直往后躲，一边躲一边问：‘你把我往出租车上拖干什么啊？’我说：‘去人民政府。’这家伙更蒙了，‘去人民政府干什么啊？’‘干什么，去问问黄书记允不允许我来上海啊。’”讲到精彩处老政停了下来，拖着我胳膊的手也松开了，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脸上的白癜风皮肤白得发亮。“王老师，我给你讲，世界上当官的不可怕，这是我的生活经验，为什么？当官的头上有政策啊。他妈的，我在新疆也是做过领导的，不管你背地里干什么，当面是谁也不敢说违背政策的话的。从那以后，这个副所长再也不出面过问我的事儿了。”“那现在你的户口办得怎么样了？”我问，虽然老是在老政面前演反面角色，但是我还是很佩服老政。但是我这一问，立刻把老政打回了原型，脸上的得意劲儿倏地一下就不见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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