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珍仁,苏慧慧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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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宝·大连文物(品读大连·第一季)试读：
我爱大连
大连出版社将要编辑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我非常赞成。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曾经参与过这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领导人之一，我对大连总是有一种偏爱，总是觉得这个城市所蕴涵的文化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这套丛书动员十几位作者，分十几个专题对大连的文化现象进行挖掘和梳理，我认为这项工作十分有价值。
大连是一座充满活力、现代感非常强、文化不断创新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和个性的城市。因此，如何在新的时期找出大连的文化定位，挖掘大连的文化内涵，突出大连的城市性格，使城市的根和魂能不断通过文化来体现，并最终提炼出大连的城市精神，既是城市的管理者、建设者所要关注的，也是所有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很多城市面貌趋同，城市个性模糊。实际上，城市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单纯增长，文化内涵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竞争力将决定城市未来的竞争力。
因此，我觉得此次大连市委宣传部和大连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可谓正当其时。从多层面多角度挖掘、整理、总结、诠释大连的风物人情、文化脉络、人文价值，并以图书的形式把这些宝贵的非物质财富积累、沉淀下来，无论是对于大连这座年轻却饱经沧桑的城市来说，还是对于600万大连市民乃至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情。当然，在宣传城市、促进交流、满足各界人士阅读需求、提升市民文化素养、锻造城市品牌力等方面，也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大连人，我对这套丛书充满期待。
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大连建市时间较短，很多人以此认为她没有文化，甚至使用了“文化沙漠”这样的词汇来定义她，很多大连人往往也是一提到“文化底蕴”就没了自信。实际上，大连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她缺的不是文化，而是发现的眼睛、挖掘的意识、提炼的行动。这正是我们应该做并且正在做的。
最后，我想借用一句大连的流行语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爱大连，从未离开。
这句话揭示了每一个热爱故乡的大连人内心深藏的情感。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愿怀着赤诚之心为她作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战国虎钮于原始 落的余晖(上)——小珠山文化出土文物
在中国北方的版图上，辽东半岛宛如雄鸡之嘴，深深插入黄、渤海之间。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大连，三面临海，天生丽质，长期以来一直接受着海洋文明绵绵不绝的哺育和滋润。历史告诉我们，大连的远古文化正是从海洋中走来的。
在大连东面的黄海深处，有一片似银盘散落的岛屿，这就是长山列岛。人们曾在这里发现了数量甚多的贝丘遗址，这是原始人类把吃剩的贝壳抛弃后堆积形成的。真正敲开这里的历史文化大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有着特殊意义的“小珠山文化”。这个文化的时间跨度，经过科学的测定，约在7000年至4000年前。据亲历这次考古发掘的许明刚先生介绍，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原始人类，已经彻底摆脱旧石器时代那种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的状况，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学会了营造简单的居室。这里的居室呈半地穴状，方形圆角。屋内的面积一般在六七平方米左右。建筑结构比较简单，屋中有灶，四壁无柱。估计是因面积较小，无需立柱，而将房盖直接架于四壁之上。这些居室多建在靠近海边的高地山坡上，原因是这里比较干爽宜人，又便于捕捞获取食物。当这种居室建筑连片出现时，就形成了村庄。小珠山出土压印纹筒形罐小珠山出土陶器纹饰拓本
在小珠山村落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原始人类发明的石质生产工具，如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等，还有用于纺线的陶纺轮。至于生活中的陶器，更是形式多样，上面的纹饰图案五彩缤纷，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带有“之”字纹饰的器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大连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联系中，以同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而这种联系的主要通道就是黄、渤海，黄海之中的小珠山文化就成为大连地区接触中原文化的先端。这种交流和影响，则首先表现在对“之”字纹饰的理解和运用上。我们发现，“之”字纹饰在不同陶器的造型上，呈现出一种连续折弧线编织状。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弧线纹”，还有人称其为“篦纹”。有意思的是，这种“之”字纹饰并不仅仅存在于小珠山文化的早期阶段，在广袤的东北地区，甚至在华北平原和岭南地区都有发现。这一事实说明了华夏远古多元文化中的某种特殊的一致性。
仔细端详这些出土的陶器，我们不禁感叹小珠山人对线条得心应手的运用和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根根简单的线条，落在精致的陶器上，就能产生出动人的美感。那些呈连续状的几何纹饰，结构清晰，主次分明。除了这种线的混合交融外，小珠山人还开拓了对“点”的应用，以放射状压印纹为主要形制的纺轮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纺轮迅速旋转的时候，这些最简单的点线纹饰会给人们描绘出怎样的画面。众多的点与点之间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染力。它形成了一种难以表现的韵律，产生出一种高低、强弱、松紧、抑扬顿挫的旋律。
小珠山出土压印纹筒形罐小珠山出土陶纺轮小珠山出土玉斧
在小珠山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件非常罕见的古玉斧。此斧的玉料成色为青绿颜色，局部有褐色的浸斑，器形整体为长条形，呈弧圆状。玉斧的刃部由两面斜磨而成，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玉斧的发现震动了考古界，并引发了激烈争论，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古代玉器。既然是这样，那么，人们为之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原来，以现代人的眼光看，玉的质地当以透闪石为主要成分，玉的硬度也当在摩氏6度以上。然而在古时，人们对于玉的认识远不像现在这样，凡硬度超过摩氏4度的“石之美者”都有可能被古人视之为玉。测试发现，这件玉斧是以岫岩玉制成的，质地温润，且有一定的光泽感，硬度在摩氏4.5度以上，虽不及新疆和田玉那么坚硬，但被古人信奉为玉那已是绰绰有余了。从现代考古学角度看，在矿物学上被称为“蛇纹石”的岫岩玉一直是古人制作玉器的重要材料之一。人们在研究中发现，这件玉斧是用细小的砂石，即类似后人称作“解玉砂”的东西琢磨而成的，而不是像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那样打制而成的，正应验了那句“玉不琢不成器”的老话。所以，它应该被称为玉器，而绝不是普通的石器。
从这件玉斧的造型中，文物学家还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即一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用玉制作的工具和武器，多无使用的痕迹，且器薄体轻，体积亦多偏大，这种器物实际上多是部族首领的礼器，仅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而这件玉斧不仅略显厚重，而且还有使用过的痕迹，因此只能证明，最古老的玉器，也要经历实用这一重要的阶段。
这件玉斧除了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器外，也是人类开发岫岩玉最早的例证。正因为如此，它被收录于《中国美术全集·玉器篇》中，显示了古时的大连人对中华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当然，最令考古工作者关注的是，在小珠山人居住的房间里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猪骨架，还有已经非常艺术化的陶塑小猪。
从陶塑小猪的造型中，可以知道原始艺人对表现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大胆的艺术创造。他们从猪的体态特征入手，把一个短颈、体圆的小肥猪形象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出来。小猪吻部前突，颈上有鬃，虽整体仍有朴拙之气，但在局部细节上已经显现出精细之处，其艺术手法可算得上简洁、明快，给人以生动、质朴的感觉。
陶猪是原始人类在观察猪的形象后，运用艺术的思维而创作的。这种创作过程无疑是在仔细观察了猪的性格、形体、动作三大特征后，大胆取舍、大胆强调、大胆夸张的结果。这种夸张和变形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为了更加突出作品对象的特征和艺术创作者自身的情感。在今天，人们常说一个高明的艺术家总是用朴素的艺术手段来诱发鉴赏者共同完成创作任务，使被其简化、省略的地方能够留给鉴赏者以无限的遐想。小珠山原始人类所塑造的陶猪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黄海深处出现的陶猪，也许能够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人们，当年那里的原始饲养业已非常发达。从陶猪的形体来考察，这时家养的猪已完全脱离了野猪的阶段。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家”便是屋内有猪的形象传达。人们在讨论大连地区出土的汉代陶猪的种源时，判断其为华北小型猪种。小珠山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陶猪的原型,恐怕也正是这种华北小型猪的前身。小珠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猪，完全是作为一种陈设艺术品而存在的。从这种艺术现象来看，它反映出了原始人类对家畜饲养的高度重视和当时家畜饲养的兴旺发达及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小珠山出土陶猪小珠山遗址出土彩陶片图示
其实，在原始社会里，各种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人们的劳动实践。人们在狩猎生活的过程中，开始对各种兽禽有所了解，然后又根据这些兽禽的特点，塑造出生动的形象，使之成为有价值的艺术品。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捕获到一些幼兽幼禽，在食物较多的情况下留了下来，以待食物缺乏时食用，并逐步对这些兽禽进行驯养，使它们变成家畜家禽。家畜饲养业的兴起，与农业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为粮食产量的增加，农副产品也会相应增多，饲养家畜的饲料也就日渐丰富，为发展饲养业准备了物质条件。从中国原始文化的探觅中，人们发现，在六畜当中，猪的遗骸数量最多，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最为广阔。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小珠山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中，猪的饲养不仅极其普遍，而且还具有相当的规模，已经是家畜饲养业的主体。
数千年前的小珠山村落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留下的这片宝贵的文化遗迹，让我们依稀可见当年热闹的生活场景。历史余晖的延续，恰似画家笔下的一抹夕阳飘逸在浩渺的大海之上。是那片湛蓝的海，让小珠山文化一直存续了下来。当我们驻足于小珠山遗址时，一种久远而亲切的情感，一种类似回归故乡的感觉，开始在自己的血液里涌动。当晨曦出现在极远极远的海平线上时，蓦然回首，分明故乡在招手。
大连，我们的故乡，您最早的起步，真的就是从我们面前的这片海开始的……恬静的大海原始 落的余晖(下)—— 郭家村遗址出土文物瑰宝·大连文物
在大连，说到“一山担两海”时，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它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三面环海，陆地为楔子状半岛，直入海洋中。西有渤海，与华北相望；东有黄海，远眺朝鲜半岛；山东半岛于南面隔海呼应。辽东、山东两个半岛呈掎角之势，共扼京津，有“京津门户”之称。
其实，这里的“一山”，说的是旅顺老铁山。老铁山主峰海拔465.5米，这里重峦叠嶂，起伏落差几乎与海拔高度近等，有一种半压沧溟半拂云之势，为辽南地区一大绝色。登上老铁山放眼望海，在阳光的衬映下，庙岛群岛乃至山东蓬莱仙山于雾气中忽隐忽现，景象壮观。明代诗人温景葵所作《金州观海》中有“极目南天纷瑞霭，乡人指点是蓬莱”的诗句，就是站在老铁山山顶远望他乡所发出的感慨。而“两海”则是指黄海和渤海。黄、渤两海在老铁山的岬角交融汇合，形成黄海与渤海的自然分界线。这里海沟的特殊构造，又使黄、渤两海海色在“泾渭分明”之中，彼此交融，和合共生。这种特殊的海洋现象也让这里诞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旅顺老铁山
20世纪初叶，在黄、渤海交际的岸边，老铁山的脚下，人们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遗址，这就是“郭家村遗址”。
关于郭家村原始人类的那一段生活，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给出形象而准确的描述，但仍不乏骚人墨客由此生发诸多天真烂漫的遐想。在旅顺博物馆的历史展览中，甚至还复原了当年人类劳作的生活场景。其实，现代考古工作者在郭家村遗址所发现的只是一座毗连一座的房屋残迹，以及在那红烧土中叠压着的渔猎和农耕生产用具，还有陶制生活器皿残片。
历史学家认为，农业生产的出现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现代考古学则认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所谓的“新石器”，就是为适应原始农业而出现的石器磨光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相随产生的其他工艺。如人们在需要翻挖砍伐树木时，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于是出现了磨制石斧；当人们的定居生活需要建筑房屋时，就产生了磨制的石锛和石凿；当农作物收割量日益增加时，就出现了磨制的石刀和石镰（因为海洋的惠赐，在郭家村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蚌刀、蚌镰）；收获的谷物需要去壳加工时，用于脱壳的石磨盘、石磨棒便应运而生。有人曾这样断言：以磨制技术为加工特点的各类石器是原始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郭家村遗址郭家村陶器残片拓本
看到郭家村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想象当年劳作的场景，耳边仿佛响起谷物脱壳时发出的“沙沙”声。它的使用方法，就是先将带壳的谷物置于磨盘上，然后用那条状的磨棒在谷物上连续不断地来回揉搓，以脱去谷物的壳。这种看似简单的劳动，其中所蕴含的智慧绝非是今天的人们所能体味到的。更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在这里的一所房址中还发现了一篓炭化的谷子。谷子的学名称为“粟”，据说是由野生狗尾草逐步培育成的，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的高纬度、高海拔地区。
在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生产和农业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原始农业不仅使到处迁徙的氏族能够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使粮食逐渐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食。由于农作物不能直接在火上烧烤食用，就必须用可容纳农作物的炊具达到蒸煮食物的目的，这时陶器便应运而生。古有“神农耕而作陶”之说，正是上述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原始人类利用自己日益丰富的用火经验，结合黏土经过烧烤会变硬的特殊性能，将黏土掺水相合，捏塑出各种形状不一的器皿，这些器皿用火烧过后能够变硬，而且使用方便，这就是人类发明的陶器。在郭家村遗址，陶器中造型趋于简单的罐类已退居到了次要位置，陶钵、陶豆、陶盘和三足陶器明显增多。郭家村出土炭化谷子
这种陶器种类增多和造型丰富的现象，说明此时大连沿海地区原始社会多元经济的发展，为满足原始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三足陶器的出现，突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简单对称的形式，在直观上使人感到均匀而不拥挤，灵活又趋于稳定。这种工艺的创新，可算得上是造型领域中的突破和进步。郭家村遗址出土的红陶鬶就是一件非常典型的珍贵文物。其整个器身呈壶形，小短颈，口边上有人工捏出的流口，平底、锥足，器身附有宽带鋬，鋬边饰有竖凸的弦纹，陶壶腹部饰有绳纹。类似的造型在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中可觅到初迹。郭家村遗址出土的文物说明，当年这里的人类文化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而这里所发现的袋足鬶、磨光蛋壳黑陶、扁凿足鼎、三环足器等，又明显带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征。郭家村出土牙刀郭家村出土双孔蚌刀
由此可知，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虽隔有渤海海峡，但万顷碧波却把两地的文化一线连起，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或许早在5000年前，就有了第一次“闯关东”吧。在郭家村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种舟形陶器，器物呈灰褐色，表面虽然未经研磨有些粗糙，但造型却十分新颖，给人一种大海扁舟的真实感觉。
这件舟形陶器，既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表达了人们对于海洋的眷恋。郭家村出土罐形鼎郭家村出土盆形鼎
舟船是人类在“见窥木浮而知为舟”的认识基础上出现的。有了舟楫，方便了人们的海上作业，也使得人们跨海越洋的梦想得以实现。在这里，更因为有了舟船，才形成了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间的人文交流。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迁徙活动范围逐渐扩大，频率不断加快。
人们不仅仅沿着江河进行迁徙，沿着海岸线甚至跨海进行跳跃式迁徙活动也屡见不鲜。可以说，早期的大汶口人及稍晚的龙山人就是长期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乘舟弄潮的先民。随着他们早期的海上活动，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器物和生活习俗，从山东半岛经过黄海和渤海传播到了辽东半岛。在渤海及黄海北部的沿岸和岛屿上，由此留下了这些先民逐岛漂航前进的足迹。
历史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海洋具有连接陆地、资源丰富的经济社会属性，因而它与陆地一样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体。一旦海洋的“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特征被人们广泛地认知，海洋开发便会成为沿海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同样，海洋的开发，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也使沿海间的氏族文化融合有了客观的物质基础。旅顺郭家村遗址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恰恰起到了这种开发与融合的纽带作用。
郭家村出土石网坠郭家村出土舟形器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起1989年4月1日《大连日报》刊发的一篇散文，题目就叫《郭家村这片土地》。现在读起来，虽感其语言朴拙，但毕竟说出了一位史学工作者的感受。在此不妨照录于下，算做本节的结尾吧：
时间过得真快，当我再次来到这片曾流淌过汗水的土地——旅顺郭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村落遗址的时候，已距我第一次来这里十七年了。十七年，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唯有昔日在这块遗址上工作的情形仍是历历在目，就仿佛是一幅幅画面留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时，还是在1972年的初春。我们一群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在老一代专家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开始了我们第一次文物标本的采集。当采集到第一块陶片时，大家竟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看哪，我们采到了！”声音中颇有些自豪和得意。这声音在山间回荡，似乎要把还沉睡于安宁之中的这片土地唤醒。
两年后，我们在初冬时分来到了这里，开始了遗址的首次发掘工作。在老同志的指挥下，我们开了两个探方。遗址的发掘，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容不得半点儿急躁。我们用探铲一铲一铲地拨泥，八厘米、十厘米，一层一层地向下进行，就像医生在给伤员做手术一样。严格的纪律要求发掘者只能蹲着作业，蹲久了双腿麻木难忍。山里的早晨，透着袭人的凉意，我们此时都急切地盼着太阳早些从老铁山山头跳出。每当太阳出来时，大家就对着那火红的太阳发出一番诙谐的笑谈：“唉，太阳可真是个好东西。”累吗？苦吗？一切“苦累”都在同志们热忱的情绪中飞到了九霄云外。这次，我们在这里工作了半个月，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片土地对我们也更具吸引力了。
郭家村出土黑陶杯郭家村出土绿松石坠
1976年，我们再次来到这片土地，开始了第二次发掘工作。此时人也多了，条件似乎也比上一次好多了，工作的规模也扩大了。可这一次也是最费精力的，诸如土层的进展、标本的采集、登记编号、装袋记录等等……
郭家村出土绿松石串珠郭家村出土束发器郭家村出土小型玉璧
郭家村遗址的面纱被我们揭开了。她就像一位带有羞涩情意且亭亭玉立的少女，立即得到世人的瞩目。考古学家开始对她发表评论，历史学家开始对她娓娓叙情，甚至来自日本的学者也要面对她赞颂一番。谁说不是呢？五千年前的文化竟在这里引吭高歌，难道还不叫人感到惊讶吗！请看，那带有诗情画意的彩陶，那细得不能再细的骨针，那造型新颖的红陶鬶、罐形鼎，还有那些炭化了的谷子和为了脱壳用的石磨盘，那些至今不失风采的玉坠饰和带有灵气的陶塑艺术品……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今天，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不禁要大声地呼唤：“郭家村，了不起！你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同时你还送出了一群年轻的文博工作者。”郭家村出土绿松石玉坠高山积冢说春秋—— 大连地区的积石墓和石棚文化瑰宝·大连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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