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绩效：资本主义的新精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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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绩效：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试读：

本书从资本主义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化过程中的新变化来研究整体绩效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分别从绩效的概念、服务业经济、工作关系的个人化、现代化国家的绩效、绩效与量化问题以及绩效体制的多样化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认为组织和国家与个体一样，都遵照整体绩效原则，而整体绩效则支配着个人行为与结果，并以此来影响和改良生产及其最终成果。

本书的思想对收入分配、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社会政策评估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担的国家外专局“教科文卫”外国高端专家项目“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成果和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成果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宏观经济与增长质量协同创新中心长江学者支持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2016年度校级青年项目中文版序以法国调节学派为借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任保平

法国调节学派是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流派之一，是马克思经济学阶段理论发展的产物，其学说的目的在于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走出危机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的理论进一步发展，被广泛运用到对转型经济、发展中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亚洲金融危机及拉美经济危机、国际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新问题的研究之中。调节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与范畴，同时，又从马克思理论中那些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分离出若干中间概念，用来解释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因此，系统梳理和评析法国调节学派的经济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调节学派的方法论与核心概念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马克思、凯恩斯和卡尔多经济理论的独特结合，并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和波拉尼、熊彼特的理论中汲取灵感，发展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演化的独特方法，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形成了法国的“调节”学派。调节学派自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形成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很大发展。

1．调节学派的方法论。调节学派的方法论特点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运用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方法来探索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二者关系所表现出的规律性的东西。他们积极运用多学科方法，主张充分利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调节学派认为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各种经济行为都是在密集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规定的网络框架中进行的。

2．调节学派的核心概念。调节学派在继承马克思经济学核心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核心概念有：①工业或科技生产范式。调节学派用这个概念来说明社会劳动分工的程度，其含义是指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和分工，主要用来进行微观层面的经济分析。②积累体制。调节学派认为，一个稳定的积累体制需要外在于经济的政治社会机制来调节，需要一种调节模式。积累体制的含义是指维持稳定经济生产与消费平衡类型的模式，这个概念主要用于宏观经济层次的分析，针对市场的稳定而建立，他们认为，稳定的积累体制的形成机制是大规模生产需要大批量消费来配合。③调节模式。这个概念指融合规范、制度、传统、组织形式、社会网络、行为类型等集合在一起的复合体，其功能在于使得行为人遵守规则，形成体制再生产的模式，从而维持积累体制的稳定。这个概念主要处于微观和宏观中间的社会制度层次。④发展模式。工业范式、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相互调整互补而能够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发展，这样的发展被称为发展模式。

3．调节学派的理论框架式。在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中，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和发展模式构成了其理论的概念基础。调节学派认为，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制度的组织一致性匹配推动了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匹配则产生了不稳定性、危机和宏观经济的衰退。在调节理论中，长期动态被看作是不连续的。当一种发展模式的潜力趋于耗尽时，从前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消失了，在新的连贯性出现之前，存在着不稳定和无序。这时，积累过程越来越与制度形式的稳定性不兼容，它无法完成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自我再生产，不平衡已达到这种程度：在给定的调节模式中，从前自我修正的机制变得无效，发展模式陷于危机之中，从而产生了缓慢增长、停滞和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的压力。二、调节学派的理论渊源（一）调节学派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调节学派坚持和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其学理基础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而不是以《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调节学派理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和范畴的继承。①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论述。调节学派核心概念间相互作用的机理遵循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论述。调节学派的工作始终围绕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每一个稳定的积累体系都一定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保持系统稳定性。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理论时，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进行改革，从而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代替。这些思想认识在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中都得到了继承。②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与范畴。虽然他们创造了一些概念和范畴，但是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的，如资本积累、利润率下降等。③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他们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时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坚持这一理论的同时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从各种制度结构及其功能入手，分析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动力、障碍因素及绩效。

2．调节学派理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发展。①调节学派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概念高度抽象，应该从中分离出若干中间概念，用来解释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在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上，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工资关系等概念。②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法国调节学派提出了内涵型积累和外延型积累等概念。③对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进行了解构。在马克思那里，再生产一方面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调节学派则不再强调这种二重性，而是用“调节模式”和“积累体制”这两个单独的概念来解释。对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环节，调节学派以工业生产范式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则以制度形式为分析对象。（二）调节学派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凯恩斯理论的关系

1．调节学派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关系。调节学派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对立的。新古典学派以经济行为的不变性为前提，不考虑任何时间和地点的特定性因素，它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不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

2．调节学派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调节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全球化经济。为了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变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中分离出若干中介概念（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等），用来解释经济主体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律，然后再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调节学派试图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把制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说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和制度的经济理论。调节理论以现实条件为基础，它认为，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必须把概念工具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不断创立新的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三、调节学派的其他经济理论

1．调节学派的制度经济学理论。21世纪初，法国调节学派完成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新老交替。他们认为，“各个社会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会产生社会冲突，而制度就是为了调节社会冲突而产生的，是社会主体在社会冲突中相互妥协的产物，其中，制度形成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交换对于形成什么样的制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媒介的相互作用形(1)成了社会冲突调节的一般机制。”第二代学者继承了调节学派初建时期的方法论，继续强调调节理论的独特性，并在制度理论重建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自19世纪以来，如何把经济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一直是持久争论的主题。调节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任何时间和地点，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因而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演化过程；而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学虽然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积累过程的历史特定性，但他使用的概念过于抽象。因此，阿加利塔和博耶这些调节学派的创立者们认为，为了发展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演化的理论框架，“调节”方法应该从更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中找出中间概念和模式，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等，用来解释经济主体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律性，最后再与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相当细致的比较。调节学派试图通过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把制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开创一种不同于从前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经济理论。在调节学派制度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构成了调节理论的概念基础，当积累体系、调节模式和制度形式相互补充，一度足以确保资本主义扩张的长波所需的条件时，由此所产生的复杂体常常被综合性地分析为发展模式，调节学派运用上述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调节学派第二代的制度形成理论，在继承第一代学者理论的基础上，突出了其理论的特殊性，并表现出其理论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美国激进学派和法国公约经济学的理论。

2．调节学派的经济危机理论。调节学派不认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来冲击造成危机的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可以从不同层次来解释，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积累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的统一上把经济危机划分为五类，然后进行解释。第一类是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这类危机是因为某一既定实体的持续经济再生产受到阻碍，或者是与自然或天气灾害相关的短缺造成的，或者是由源于外部事件或战争而导致的经济垮台而造成的。这种危机既不是因为调节模式的正常运行出问题，也不是因为积累体制的衰竭而造成的。第二类是周期性危机，这种危机是在一个既定国家某个时期的主导调节模式内发生的，它只能部分且缓慢地影响主导制度形式，而且它是一个稳定发展模式中调节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三类是调解体系的危机。与主导调节模式相联系的机制被最终证明不能克服不利的短期趋势，那么，这样的时期就被定义为调节体系的危机。当局部不均衡逐渐聚集并不再能被现行社会经济程序予以处理的时候，调节体系的危机便出现了。第四类是发展模式的危机。这类危机是由达到最本质制度形式的极限以及这些制度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生来定义的。这类危机是由于最本质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导致的危机，比如生产组织、资本增值过程、价值分配以及社会需求的组成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从而导致了的危机。这类危机是由于经济再生产动态过程受阻的问题而形成的，因而是比较严重的危机。第五类是主导生产模式的终极危机。当一种经济结构达到一种制度形式安排的极限，对现行社会关系集合的最基本层面提出挑战时，这类危机便会发生。这类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危机较相似。

3．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调节学派作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派别，把分析重点从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转换的研究，转向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并运用制度层级、制度互补、协调机制等概念，对不同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调节理论保留了对资本主义长期演化的兴趣，但是调节理论不接受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坚持的宏大的(2)资本主义理论。”把研究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稳定存在条件及其发展阶段的转变作为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视为连续的阶段，为了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形式和发展阶段进行理论上的深入分析，调节理论通过一系列中等层次的模型来建立理论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它们提出了一系列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于实际历史中的中间概念，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制度和实践。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是在批判已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把资本主义多样性分析纳入调节学派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中向前推进的。四、调节学派的政策主张

法国调节学派从其基本理论出发，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国家与市(3)场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雇主与雇员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四大经济关系进行调节：

1．调节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虽然“调节学派在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持后凯恩斯主义观点”，但是他们强调了国家在积累体制中代表社会集体价值并对个人的意志和利益进行调节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社会和技术发展范式的内在要求以及各国经济发展依赖性的加强更加突出了国家干预的作用，主张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活动，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国家与市场相得益彰。

2．调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方式的转变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背景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破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国家调节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是改变战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适应新技术发展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需要。其特点是，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强调对资本的集约投资，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治理方面，强调内部监督机制；在企业效益评估标准方面，注重企业规模的扩大；在劳资关系方面采用，集体谈判方式决定国民工资标准；在市场竞争方面，强调产品价格由生产成本加边际成本来决定。

3．调节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调节学派认为，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对积累体制的稳定具有关键性作用。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调节包括雇佣关系的调节，劳动力使用和管理的调节，工资的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就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终身教育、分担失业的调节。为了确保由利润转化而来的投资增长与工人购买力增长相配合，需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主与雇员之间要建立起较长时期和稳定的合约关系。

4．调节国际经济关系。调节学派认为，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包括：市场调节保护正常情况下的市场资金的流动，保护消费者；确保银行支付能力，监督支付能力比率和内部控制；处理金融危机，解决银行破产问题，抑制系统传染。五、调节学派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借鉴

法国调节学派理论被引入中国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贾根良对学派的起源、研究纲领的形成、分析框架等进行了早期介绍。李其庆对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析。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中，在第9章中全面介绍了调节学派。北京工商大学的陈叶盛的著作《调节学派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归纳了从20世纪70年代调节理论诞生开始直到当今，调节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主要分析框架进行了概括，形成了完整的调节经济思想史概述。近年来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日益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目前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中，可以从法国调节学派中吸收思想并加以借鉴。

1．借鉴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

法国调节学派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发展而来的，他们依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问题，建立了调节学派的的基本理论。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机器大工业时期的欧洲为蓝本，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后，列宁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当时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研究社会主义如何代替资本主义。伴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完善。与经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相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矛盾。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对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解，必须在分清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题。借鉴调节理论，可以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2．借鉴调节学派的基本理论，概括总结新材料、新事实。

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重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材料、新事实的研究，进而概括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政治经济学是人们在占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透过经济现象而探讨其内在联系的科学。它以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其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我们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新材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理论探索上取得重大成果，形成了许多新材料。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对外开放、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等方面都形成了许多新材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概括和总结其中的规律性，进而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我们要研究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事实材料，如经济发展从高速向中高速的转换、“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五化”同步协调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需要系统概括总结这些新的事实材料，探索新常态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新规律，并把它们上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3．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提炼升华新理论新话语。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对实践经验的升华，理论必然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特定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普适的经济学。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特征，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实践，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广泛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要依据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和新事实，不断提炼形成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论和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理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当前，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尤须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构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其立场、方法论和世界观上，而不是一些具体论断上。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必须克服教条主义，适应时代变化，关注当代中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对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研究，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运行的事实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论断；概括提炼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制度和实践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和世界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论断和基本规律，形成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又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并能同世界对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六、《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译介

2013年，法国跳学界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学，做了三场报告，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价值，2014年法国调节学派的会议在巴黎召开，国内许多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参加了大会，我和康蓉老师也投了稿，文章入选了大会，但是由于其他事务的耽误未能成行，康蓉老师代替我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大会发言。从此，我们就和法国调节学派建立了联系。罗伯特•博耶教授退休以后，介绍了法国里尔一大的弗洛朗丝•雅尼－卡特里斯（Florence Jany－Catrice）教授和我们联系。雅尼－卡特里斯教授作为法国调节学派三大分支之一“政治经济”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作为法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近年的研究聚焦在法国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上，包括法国社会模式的转变、社会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不平等转化中的社会科学、社会再生产中的危机、通过社会创新实现社会转型、法国20世纪公共统计学和政治权利、数据中的权利等。雅尼－卡特里斯教授所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拥有三个分支，但其采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共同目的是系统性理解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聚焦于资本主义的转型。她在金融制度、竞争形式、工资制度、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学派的核心概念上均有建树。

雅尼－卡特里斯教授近年来有大量研究成果聚焦在统计政策与量化社会科学、从大数政治学到目标驱动的政治学和经济业绩评估与测度上。她根据法国的实际，对比分析了关于法国区域性福利测度指标的若干体系，研究测算和使用价格指数中的矛盾，评价了公共政策或测度公共服务的绩效，研究了国家的财富及福利水平测度、新的财富指标的关键创建与评价方法，建立了社会可持续发现的新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发展署的HDI、HPI指数、ISH指标、“生态足迹”指数及法国的“Bip40”指数，重点包括这些指标体系的产生背景、采用的主要测度要素，发布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研究人员做出的相应调整。她还是法国研究发布的“Bip40”指数的负责专家。

同时，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研究聚焦于服务经济学，她研究了在法国创建“个人服务”行业的可能性、服务业体系与就业体系的国际比较、技能低下的劳动力及性别问题研究。她的研究方向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二战后经历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变模式，她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服务业驱动增长的理论，而且梳理了各种模式对应的制度和文化框架。

2016年，我们通过国家外专局聘任雅尼－卡特里斯教授为我院的专家，在我院作了三次讲座，在讲座期间聘任她为我们的兼职教授，我和她就调节学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对话，期间她送给了我她的三部著作，我看了以后深受启发，于是萌生了翻译的想法，于是委托康蓉老师联系翻译事宜，经过紧张的工作，《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一书的翻译工作终于完成了。《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是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著作之一，也是我们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翻译的第二本著作，该著作主要是对探绩效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与个体一样，组织、国家都遵照整体绩效原则，整体绩效支配着个人行为与结果，并以此来影响、改良生产及其最终成果。绩效是一个协调生产要素并显示出强大影响力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由数字来量化，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每个个体都被要求遵照这一指导原则。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数字化标准在每个个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有机联系，从而指导个体行为。

本书对绩效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确定一些社会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能够解释绩效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原因。这时候的绩效不仅是一种行为协调方式、组织参数和增值效应的认知机制、控制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信仰。另一方面，本书提供一个综合视角，把前人有关绩效的研究综合在一起。在整体绩效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本主义将整体绩效置于收益的核心位置，整体绩效成了资本主义新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了“绩效”一词的语义组成的多样性。从玛雅•巴卡奇•博瓦勒的《荒谬策略》第一次提出绩效概念，开启绩效时代开始，分析了绩效的概念和双重词源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绩效量化的重要性，同时分析了与绩效度量相关的制度变革和价值问题，以及调节学派最初的生产力概念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向绩效概念的转变。第二章主要研究服务业的绩效，包括第三产业的评定、现代经济中生产力增益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下降、服务产品的多维性。第三章主要研究工作关系的个人化与绩效。首先研究了工作关系的个人化，认为当今社会最大的悖论是一方面工作前所未有地持续分化，在所有经济系统的元素中创造出一种有机的统一，但另一方面，自治与个人化的趋势也前所未有地如火如荼。日益增长的个人化趋势首先依靠的是个人薪酬体系。与个人化相对应，产生了个体绩效。为了克服个体绩效的不足，于是出现了“总体绩效”。总体绩效是所有促进性因素的集合，对于这些因素没有人相信其效果，但所有人都在响应并且必须屈膝遵从。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总体绩效的方式、体制和管理，总体绩效和个人绩效的关系。本章的研究结论认为，整体机构不能被简化为个体的集合，同样，个人绩效不能保证总体绩效，从而将实现保护公共财产的社会政治条件放在首位。第四章主要研究“现代化”国家的绩效。本章从公共政策的“评估”或公共服务的“测算”入手，研究了公共政策的评估需求如何使追求绩效变得合理。此外，本章还研究了作为总体绩效机制的基准分析法。基准分析法是一种旨在把绩效差异数据化的机制，它鼓励将经济单位业绩表现最好的人作为“标杆”（Bruno，2008），作者又研究了这种构建评判标准的方法如何进入国家绩效测算领域。第五章主要研究绩效与量化问题。首先研究了数据所具有的奇异能力与权力，并论证其在个体的工作过程中如何取代原来的绩效。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研究了数据的社会性能，分析了数据在认识论上的中立性，数据如何消除了社会关系中的个性化以及数据本身所具有的直接性、快速性和简易性。最后，作者还研究了数据取代概念的发展趋势，认为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面，还是在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方面，概念都似乎在元叙事的背景下越来越不被看重了。相反，它越来越让位于指标清单。第六章主要研究了绩效体制的多样化，归纳了从评估标准上划分的单一维度绩效、多维度绩效以及从制定过程上所划分的规划式和协商式绩效体制。

总体来看，本书是从资本主义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化过程中的新变化入手来研究总体绩效问题。本书的思想对收入分配、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社会政策评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感谢雅尼－卡特里斯教授在版权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感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康蓉副教授、我们与调节学派的联系方面以及与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联系、国家外专局项目的申报，雅尼－卡特里斯教授的几次来访，她都做出了许多辛勤的工作。对译者周晓飞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西北大学学科办、外事处对此项工作的支持。2017年8月于西北大学(1)吕守军．法国调节学派的制度理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2)张旭．调节学派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及其启示［J］．山东社会科学，2016（2）．(3)李其庆．法国调节学派评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引言一、绩效是什么？“绩效”一词已经贯穿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一个使用方便的“混合词”，可以用来描述各种现实；但同时，它也是造成模糊与限制的源头。

就接受程度最高的定义来说，它源于管理学范畴，但也有人质疑这种说法（详见第一章）。根据这一定义，在可测量的范围内，绩效是结果与单一、确定的目标之间的量化比较。这一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测量方法既包括审计，也包括控制；同时，它也暗含着标准与要求。

这个由审计管理延伸出的定义是有其唯实主义方法论基础的，就(1)如阿兰•德波热艾尔（Alain Desposières）在2008年所说的那样：“绩效”的词源就已经包含一个假设——现实与结果先于测量而存在，又只能被测量所揭示。这个说法很犀利，透过业绩看到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认定的那样，业绩是由管理者创造出来，并最终会自动接近每个管理者自己思想与行为的效率。这个说法与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并不相同，并对设备与测量的构成主义表示否定。在本书中，我将会证明：没有对多种选择的揭示，尤其是先于绩效产生的众多“认知蒙太奇”（Desposières，2008），也就不会有针对绩效的深度讨论。绩效分析必须同时伴随着对绩效的产生、发展、用途所处的社会政治条件的清晰解释。二、研究的目的

本书当然不是首次涉及绩效这个主题的著作。阿朗•爱伦伯格（Alan Ehrenberg）1991年就发表过一篇相关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阐释说：“围绕绩效而产生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崇拜是一系列交替转变的结果。”他一共指出了三种转变：行为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偏向于企业家；自我实现的转变——以对消费价值的无限信任为特征；精英价值观的转变——精英们更倾向于从竞技运动员身上吸取灵感。这些变化是为了激励每一个个体来提高绩效以生存。“绩效模式将行为（工作）和判罚（竞技体育）结合在一起，并使其带有个人生存风格（解放）。个人似乎已提前得知一些禁忌，并因此导致他无法完全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Ehrenberg，2004）。即使这些在社会总绩效体制建设中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变革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不足以形成完成一个符合集体标准的总绩效。

本书也将探求绩效的形成过程。探求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识别一些社会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能够解释绩效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原因。这时的绩效不仅是一种行为协调方式、组织参数和增值效应的认知机制、控制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信仰。其次，本书还将提供一个综合各种研究的视角。这些研究包括带来绩效的行为，已经被许多人的研究涉及，其中一些甚至被深入研究过。我认为正是这些研究综合在一起，才在实际行为中为我们带来总体绩效。

我支持下述论点：如同个体一样，组织、国家的行为都遵循整体绩效原则，这是一个结构性倾向。整体绩效支配着个人行为与结果，并以此来影响、改良生产及其最终成果。因此，它成为一个协调生产要素并显示出强大影响力的机制，这个机制可以由数字来表现出来。数字化既完全达到了“去背景化”的要求，又整体上被物质化手段持续表现出来（这是源于数字的特殊属性）。每个个体都需要遵照数字化这一指导原则。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数字化标准在每个个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象征性的有机联系。三、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的整体绩效机制并非一个偶然产生的事物，它与现代资本主义是同步的。然而，现代资本主义还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在经济与社会变革及其带来的危机发展节奏不断加快的条件下，界定“后福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结构性失调中，现代资本主义将整体绩效纳于工资比中。因此，整体绩效成为“新精神”的一部分（Boltanski & Chiapello，1999）。“新精神”打破了组织框架，鼓吹将个体的“本身优点”目标化。在确定经济指数所谓的中性价值特征上的合法性时，“新精神”显示出它的必然性，并能促进组织达成一致。

反对的声音也存在，且是通过多种渠道具体表现出来。有人甚至质疑整体绩效本身，并强烈要求在指数构建过程中对个体或者公民进行真正的咨询调查。还有人呼吁走出量化这一迷途，认为量化不仅没有正面作用，甚至还会起到破坏作用。四、研究框架

近二十年来，追求总体绩效作为一种机制在实践中并没有明显的魅力，还不足以让个人、组织、地域、国家必然为之折服。我也认同这种观点。在参考了“绩效”这一词语的语义组成的多样性之后（详见第一章），本书将会表明，当下的绩效追求是以与福特主义的妥协为前提的。为了达成妥协，生产过程中与产品有关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都要被一一考虑到。

在整个社会经济逐渐转向服务经济（详见第二章）的趋势下，“产出”本身也逐渐变得不确定了。“生产率”作为一种协调、激励和认可的机制，如果机械应用，就会变得棘手起来。因为此时的生产率还涉及服务行为的实施，尤其在服务行为是照料、陪伴、医疗、信息传输甚至是进行知识的积累与沟通的时候。对于“服务”的无知，也就是说，无视服务行为的做法以及服务业本身的难以量化，导致测量手段以工业化模式来给服务业定“规模”。

巩固整体绩效时代的第二个过程是工作关系和认可机制的个性化（详见第三章）。个性化获得合理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Boltanski & Chiapello，1999），然而，它的出现却巩固了总体绩效机制，并与总体绩效机制的团队信仰相伴而生。尽管个性化不是整体绩效和团队信仰的核心因素，但是它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二者的发展。

生产体制、消费以及社会关系的这种结构性变革，从长远来看，并未损耗掉影响整体绩效发展的所有积极要素。这种变革与政府实施“改革”的动力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正如文森特•德•高乐雅克（Vincent de Gaulejac）所提出的那样，与“量化症（参见美国社会学家皮提瑞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作品，他对这一概念有着权威的解释。）”的动机也密切相关。量化症是对数据与量化的一种狂热追求，是一种“测量上的病态执念”（Vincent de Gaulejac，2005?；2011，P．188）。在国家的“现代化”趋势（详见第四章）之后，与我们所料不同的是：多种态度交叉叠加的越发深入。寄希望于评估公共政策以带来良好效果的人，认为这具有程序性正确的特点；而与之相反，更看重效益及其指数的人则将其在公共行为选择之前或之后合法化。这种双重判断标准带来大量麻烦。对公共政策和绩效测度上的评估态度的矛盾，正是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观点产生差异和混乱的源头。这个矛盾一方面维护着测度观点上的非政府主义特点，另一方面又在个人问题还是集体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资本主义及其内部协调上的操盘手们（其中，经济学家与管理者是顶级操盘手）。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不时转换着观点。比如，他们提出个人绩效的积累可以产生社会和集体绩效，然而同时却忽视了公共财产的确认与维护问题。

第五章将继续做深度研究，并将揭示量化的普遍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从“估算时代”到“测度时代”的体制性转变中，量化伴随着测度的“数字时代”（Beau，Prévoste，2000）而发展。数字时代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数字应用到了人类生活中所遇到且要研究的“所有”问题：工作，业余活动，以及隐私、个人或公开场合的生活。

总体绩效机制的出现可能与四种同时产生的最为成功的变革相似。同时，总体绩效机制也逐渐替代了联合绩效、专项绩效与多元绩效，无论是在工作绩效评估方面（Dejours，2003），还是在公共政策绩效评估领域（Monnier，2002）。

然而这种发展新趋势，即我们所命名的总体绩效，与其他多种绩效机制是可以兼容并存的。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中一定会有所阐明。这种兼容并存一方面可能与过去机制（福特主义机制）的弹性相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改变中的该领域的抗拒性相关。与抗拒性相关的支持者至少暂时认为：一些效率或者绩效的评定模式应该被确认，有时甚至应该被鼓励。他们坚持这种抗拒性的发展趋势，是因为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绩效不应该被视为只具有单一模式，而应该被视为存在多样性（定义上的多样性、目标的多样性、接受目标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及从不同视角——如政治——看待问题；第二，已被确认的绩效模式的合法性应该取决于一个长期检验的过程。至此，绩效制度的定义包含了它所拥有的所有意项：它是一项社会建构中的成果，这项社会建构倚靠基于目标和实现方法的契约，倚靠测度和评估方式上的事先达成的协议。(1)Alain Desposières（1940—2013），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著名的统计史专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与统计学家。第一章　绩效及其词源

应该创立一套绩效模式，使之便于测量、审计，并能合法、合理、具体地与外部机构交流。（Power，2005）一、绩效

在2009年出版的《荒谬策略》中，作者玛雅•巴卡奇•博瓦勒（Maya Bacache－Beauvallet）深入细致地描写了绩效时代。我们在此引用一下这段描述：

事情发生在一所法国大学。不少学术权威和学术领军人物组成的科研小组莅临了现场。大会拖沓冗长，有的学生昏昏欲睡，有的只是假装倾听，和平时上课没什么区别。临近尾声，一位科研负责人问道：“哪所大学最具创新精神？”所有人笑而不语。于是他继续问道：“真的没有吗？像所有公司来说，假如我们要汲取灵感、促进学校发展，让没有创新力的大学重回创新方向，那么，知道哪一所大学最具创新精神就是很重要的。”于是，观众们明白了。笑声渐渐消退。有胆大的学生插嘴：“您想表达什么呢？是创新精神吗？”“创新精神取决于所在领域，取决于学生和老师。并不是有一张专利证就是创新。”另一位科研负责人及时平息了这场即将激化的辩论：“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建立一套评判标准。”“关于什么的标准？”“一个让不同学校的学生都能参与评定的创新等级标准，这样，就可以知道哪所大学最具创新精神。”所有人松了口气。没错，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套评判标准！……这时所有人看起来都似乎显得很专业了。言而总之，公司不就是这样管理他们员工的吗？不就是通过一套绩效评判指数吗？”

要衡量绩效，就当然要先评估工作。不是所有评估方式都能奏效，更别说面面俱到的方式了，要在数量基础上衡量工作效率和任务完成度。博努瓦•海勒布朗认为，绩效是指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独立控制事情进展的理想化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人成为一个控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该系统中，计划在目标的指引下稳步推进。然而，“绩效”和追求绩效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对于“鼓励机制”的主流概念，该采取何种批判制度呢？又应怎样建立一套公众认可的制度呢？二、双重词源概念

我们已经分析了一个词语的现实重要性，还有必要追溯它的词源吗？目前看来是有必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绩效”的词源决定了它拥有多重含义；二是由于数据支持和这个词本身的多义属性带来了很多认识上的困难，我们很难把握它的准确含义。“绩效”的双重词源虽然容易解释但又模棱两可。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to perform”表示功绩或收益。它最初的修饰对象是动物和机器，现在引申为用来修饰所有的客观事物和情形。“to perform”有动态意义，是表示动作或结果的一种动词形式。我们通常把“performance”理解为一场戏剧（表演），或是一场音乐会（演奏）。

另一方面，拉丁词源更注重表意，含义往往偏积极，较之事物的表面，这种理想化的表达更适用于它的内在优点。“绩效”意在追求卓越品质，反映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等。根据这一词义，绩效更注重结果而不是动作或过程，从语法上说，就是“有效率”。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双重词源不仅适用于日常用语，还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此，在列举有关绩效问题的文献时（“生产力”渐渐成为“绩效”的替代词），我们发现现存最早的数据文献源于司法用语。霍华德•罗•瑞尤于1864年在《哈佛法律评论》发表了《相同绩效的持续保障》（Successive promises of the same performance）。文中，他界定了这个词的常用含义，并将其与“合同”自然而然地联系了起来。当人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在英文中签订合同即为“to perform a contract”），“performance”一词法律术语翻译不仅包含合同里承诺的东西，还包括了合同中需要实现的东西。“他有义务完成合同，他的协议方享有最终成果。”我们同时发现，在英文的表达中，“绩效”和“效率”都被赋予了现代含义，在此基础上，“perform”一词的阐释就已经引申出其他意义，无论是指结果还是效果。甚至可以说，“阐释一个现象就会导致一个现象的产生”。

总的来说，绩效不仅越来越倾向于表示结果，还表示达成结果的最佳过程，从而导致了其含义的模糊性。与此同时，词语的多义性越来越规范，反而导致含义翻倍。不过，在多种阐释中，数量化始终是大家都认可的。

当下，尽管“工作业绩”的概念已经非常普及，但在工作和招聘领域，“业绩”仍然保持了“绩效”的双重词义。“工作业绩”通常被认为是有偿劳动中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在人力资源管理工具中，薪酬激励制度就是以工作业绩为衡量尺度。这一衡量尺度同时伴随着个体双重薪资价值：自愿服务和强制合作。

在最新的几种绩效考核标准中，量化目标与考核参与者已经产生了必然的联系。这些目标将绩效置于远景比较中：既可以是历时性比较，绩效随时间而增长，因此被视为可无止境地提高；也可以是静态比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使用一些其他评判方式。比较中产生的这些评判有时会导致一些非常态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却是理想绩效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通常叫“最优化方法”或“基准点”）。这种绩效在劳动力市场上直接把参与者置于竞争意识状态，本身就具有竞争特征。三、量化的重要性

伊利茨（Illich）曾经写道：“处在由他人制定的某一度量体系——其作用为测量他们的个人发展——中的人，将很快就只知道乖乖就范，任人评判自己。没有必要将他们置于规定好的位置，因为他们会自动走过去，犹如小动物钻进自己的窝一样——发号施令者其实就是他们所接受的训练而已。”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会将自己的同类也引向他们的位置，“所有的物与人”必须“和谐地(1)聚在一起”。伊利茨阐明了量化发展的结果：绩效指标会成为达成业绩的标志。现在关于绩效的理念中，上述理念的重要性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将在本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呢？因为从绩效机制的实施状况来看，对个体、系统、土地或国家绩效的评定，只能通过量化数据来处理。原因有很多，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解释。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不论从被当作载体的含义来看，还是从我们赋予的用途来看，绩效的概念都是丰富多样且约定俗成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至少在二十年前就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这些指标体现了一些概念并且赋予了它们可行性，尽管这种可行性有时并不会存在。我们打算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由一套综合指数构或，或者是一套评估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套体系必然与集体惰性和奢望政府的高效运作方式有关，而政府却总是因循守旧的（并依赖一些只能提供没有意义的量化数据的智囊团）。因此，这种做法与我们所处的后民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毫无二致：协调迁就与信心破灭并行不悖，普遍存在着。

但是数据化信息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一个“黑匣子”。它的出处无所考察，似乎自身就可以构建某一真实存在的事实。这与公共统计数据完全相反。公共统计数据的出处都是由它们的产出机构所保障的（Desrosières，1993），这些机构同时也是这些数据完整性的担保人——使用绩效评定指数的社会政治条件却鲜少被公众所熟识，也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些状态，争论也就更不存在了。

与其他重要而有用的知识形式的标准不同，绩效指数一出现便被视为一份被确认的协议。似乎只要人们公布一个用来量化社会现实的数据，这份协议就会立即指向某一已经被接受的知识，而且该知识已经被清楚明白地阐述过了。

但是，可见性只是流通中某一可能存在的环节。希瑞尔•勒缪（Cyril Lemieux）于2007年曾经说道，正是由于可见性发挥了作用，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流通领域的社会学。我们感兴趣的是，流通可能会使评定标准受到争议，质疑它的稳定性，更甚者会摧毁它虚假的价值中立态度。在社会科学层面，在一些社会政治情况下，社会现实会被量化，这些情况的可见性并不会把量化的工作变得无效，但会把思考的方向引向预先设定的评估机制中，多种选择从源头上就已经可以自圆其说。同样的道理，绩效指数也完全可以这样自圆其说。

可以用失业率来为我们的话题做注释。这个指标作为一个被大众最为认可的绩效外在体现，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既是公众对发展进步进行集体评价的核心判断之一，也是形成评价判断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劳动组织对失业的定义基于三个准则：“没有工作”“正在找工作”“很快就可以找工作”。如今，这个定义已经逐渐被采(2)(3)用，正如布鲁诺•拉图尔和斯蒂夫•乌尔加所描述的第五种科技语言那样，“这是公认的说法，虽然不显山露水，但是应该注意到，并且把它们摆到明面上”。专题1.1　布鲁诺•拉图尔谈科技语言第一种科技语言指向简单的推测或者是思辨，我们一般可以在文章末尾或者交谈过程中看到；第二种科技语言包含有“模态”，也就是说，阐述者相对于自己的语言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比如“看起来似乎……”这些模态通常会以假设的形式出现，而假设将来必须要得到检验。第三种科技语言涉及到两种科技语言之间的假设关系，它们都在其他“模态”中有叠加的关系。第四种科技语言致力于描述一项已经被接受，并且已经被明确地表达过的知识。至于第五种科技语言，它们与一种被视为经验的事实相应和，并不经常出现，因为它们属于被默认的知识。从第一到第五种科技语言正好如爬台阶一样，逐渐由假象过渡到事实。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要将第一种科技语言变为其他种类，最终目标是产生尽可能多的第四种语言。引自：Latour，1998

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语言，这种现象则更加突出。因为这两个领域的语言可不是仅仅专家使用。它们在范围更大的圈子里传播。在这些圈子中，最高层次的位置由政治和媒体分别占据着一席之地。尽管失业指数成为集体评判的标志，但是与此同时，它也要与局势相挂钩。坦率来讲，政府每个月末登记的求职者数量的变化就是执政效果晴雨表。然而，只要不质疑失业这个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找到打开失业问题这个黑盒子的方法就变得很有意义了，正如2006年底“另类失业数据组织”（ACDC）公开做的那样，还有2009年洛林数据库组织（collectif Lorraine Data）所追求的那样。由民间团体“不公平现象警告网”所创立的ACDC一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政府措施以及它们的作用。在对失业所做的调查工作当中，作为例证，他们首先强调了个人在全民就业办事处注册的总体数字（2006年9月的统计数字为445万）和传统定义下失业者数字（仅为217.2万）之间的巨大(4)差别。这个差别说明“隐形失业”的数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攀升。

洛林数据库坚持将这项破除统计旧俗的工作不断深入，尤其反对政府对统计数据越来越多的“修补行为”。这些行为只不过是意在“阐释那些对（政府）目标有利的统计数据，致力于将数字化的统计指标变得扑朔迷离……或者对政府施压，以促使其编造出符合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数据”（洛林数据库，P7）。他们卓有成效的检举不仅立足于对失业数据处理方式的观察，还借助于购买力、贫困、教育、移民以及犯罪等因素。在这张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清单上，我们现在还可以添加上债务数据。对于添加债务数据的做法，本杰明•勒穆瓦（Benjamen Lemoine）曾经在一篇令人激赏的文章当中阐述过，文章的背景是针对财政部建立债务指数表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国民众的大争论。但是否应该也建立财富统计数据——这正是多米尼克•梅达强烈建议我们要做的事情，提出同样建议的还有20世纪90年代末(5)的FAIR？简单来说，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任何重大经济或社会问题都无法逃避量化统计。缺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将会引起统计与民主之间的统合问题。四、从估算到度量：制度的变革

理论上说，“度量”一词倾向于在可度量范围内表示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我们可以测出鲁昂第六座大桥——福楼拜大桥高86米。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度量单位基础上的，有了它，争议就会大大减(6)少，直至不足以引起注意。但当它（度量单位）被置于评估过程中，比如公共政策评估中时，度量就失去了中立性。此时，它失去了在其他领域的许多功能，或者是最小化了自己的功能——量化。

从1993年起，阿兰•德斯罗思尔（Alain Desrosières）不断反复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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