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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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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历史（1）试读：

内容提要

体育这个词在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是这一时期体育活动繁荣时期。由于铁器的出现和应用，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初步繁荣，促进了科学文化和体育的发展。在此时期内，除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中的身体活动外。城市居民中也开始流行各种游戏，导引和养生之类具有保健防病性质的方法，在内容和形式诸方面，均已初具规模。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里现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中，如孔子、墨子、荀子等对于体育都有一定见解。墨子（前480一前420）曾说过：“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荀子（前298一前238）针对“天命论”提出了他的体育观点：“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养护得法并经常运动，身体就能健康；不注重养护，又极少活动，自然要生疾病。“天”既不能降病于人，也不能保全人的健康。荀子的体育观，破除了对“天命”的迷信，是唯物主义的体育观。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体育，也是承袭了商周的做法，孔子办学实施的也是“六艺”教育。

古代体育，与军事有密切的联系，军事斗争促进体育内容和锻炼方法的革新，而体育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即增强了土兵体质，又为军事斗争服务。体育服务于军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连年战争，受地理条件限制较小的步战越来越显得重要，战争扩大到广阔的原野，骑兵也日益得到发展，战争规模的扩大，作战形式的变化、士兵的体质既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在励精图治，实行改革的同时，加强了军事体育训练。

春秋战国时期，在各诸侯国大小都邑中，民间健身娱乐活动也比较多见。

隋唐五代时期的体育概述

隋唐时期（581—907），是中国封建经济向上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盛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乱，中国终于又统一在一起。这一时期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特别是唐代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封建统治者对军事和科举（包括武举）制度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在开元天宝年代，出现了体育上的鼎盛局面。除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盛行的各种与体育有关的观赏娱乐性项目（如舞蹈、杂伎、围棋等）外，武艺、各种球戏、角抵及民间体育活动也得到复兴和明显的发展。五代时（907—960），军阀割据，连年战乱，体育活动逐渐衰退，但某些项目如击鞠、角抵等，仍然在流行。

远古时期体育著名的体育人物

造父

西周善御者。幸于周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干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见《史记·赵世家》。

古冶子

春秋时人。善游泳。《晏子春秋·内篇》：“古冶子，春秋人，以勇力事齐景公，公尝济于河，鼋衔左骖没，冶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卒杀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以为河伯。”后因骄横无礼，在一次景公迎宾的燕会中，晏子以“二桃杀三士”之计，激之自刎。

纪昌

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曾学射于飞卫，“尝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竿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见《列于·汤问》。

养由基

一作养游基。春秋时楚国大夫，著名射手。《战国策》：“养由基善射，去杨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鄢陵（今属河南）之战，战前与潘党试射，—发穿七层甲叶。战时晋将魏锜射中楚王眼睛，王令其回射，一箭射死魏锜，又连射连中，阻止晋军追击。见《左传·鲁成公十六年》。

越女

春秋时越国人。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有处女，出于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道，内实精神，外示定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一人当百，万人当万。’越王即加女号曰“越女”。越女论剑术，阐明了此术中动与静，快与慢，攻与防，虚与实，内与外，逆与顺，呼与吸等矛盾双方的关系。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剑伎一家，斗战必胜者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

孔子（前551一前479）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是宋国贵族。曾做过“委吏”（管仓库、司会计）、“乘日”（管畜牧），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字三月。以后周游卫、曹、宋、郑、陈、蔡等国，终不见用。晚年致力教育，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第子三千人，知名者七十二人。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见《论语·述而》），将教育科目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设置礼、乐、射、御、书、数等课程。其中射为射箭，御为驾御战车，也为其本人所擅长。《礼记·射义》：“孔子射于晏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论语，子罕》记其自述曰：“吾执御矣。”还注意卫生保健，主张“失饪不食”，“不时不食”，“食不语，寝不言”等（见《论语·乡党》）。身体强健，力量大，“劲能拓国门之关”（见《列子·说符》），又好钓鱼、田猎、登山等活动。其注意体育，往往以“仁”、“礼”为准绳，崇尚礼射，反对非仁、非礼的体育活动，本人“不肯以刀闻”，并认为射、御是六艺之卑，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见《史记·孔子世家》），则为其体育观的一个方面。

庄子（约前369一前286）

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任蒙漆园吏。楚威王曾厚币礼聘，不就，终身不仕。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强调事物自生自在。提出“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养生基本原则，“保身、全生、尽年”的养生目的，以达“形全精复”的“养神”为途径，以“坐忘”、“离形”为养生的基本方法，形成庄子养生思想体系。

赵武灵王（？—前295）

战国时赵国君。名雍。公元前325一前299年在位。前302年进行军事改革，采取西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学习骑射，史称“胡服骑射”。其服上褶下裤，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于骑射。这项改革，使赵国建立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民间骑射活动亦蔚然成风，军事体育得到进—步开展。军力增强后，陆续攻灭中山国，攻破林胡、楼烦，向北方辟地千里，国势大盛。后在内讧中被困于沙丘官，饿死。

弈秋

古代围棋名手。孟子称弈秋为“通国之善弈者”。所赞通国善弈，虽未明定专称，已类似后代所称国手，并成为象征性名词。后世称某高手为“当代弈秋”者，即意味着其水平与国手相当。

近代中期体育1912年—1937年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中国推翻了统治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一时期，曾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及中华民国成立等历史事件。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给开展体育运动造成种种限制与束缚。但是，时代在前进，体育运动也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在各个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20年代“五四运动”给中国体育带来新气象，中国体育正逐渐摆脱外国的操纵和控制，旧式体操体系（包括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日本式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等）在中国由盛而衰，英美竞赛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田径、球类等运动进一步开展，学校体育得以更新的时期。而30年代则是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体育运动相对高涨；体育体系形成；体育正逐渐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和其他体育方面的法令；成立了官方体育组织；在学校体育中修订了新学制和体育课程标准；传统体育得到发展；体育理论研究活跃；出版各种体育书刊；运动竞赛空前发展；体育设施较完备。这一时期体育的另一大发展，是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新兴的人民大众体育，它来源于群众，服务于群众，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体育教育的演进

辛亥革命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影响下，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法令，并于1912—1913年间颁布了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意欲对教育实行某些改革，体现了资产阶级科学与民主的教育思想。但这个学制仍是仿效日本制定的。在教育部所颁布的中小学“学校令”及其“施行规则”中，对各级学校进行了体操的规定，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一科，每周3学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军国民教育尤宜注重，这种情况仍沿袭清末的一些做法。

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获得总锦标，提高了广大青年学生对田径和球类项目的兴趣，但当时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多为教会学校师生，公立学校无法插足。在大多数人的要求下，同年，教育部指令公立学校“引导学生于体育正课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允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砺……”。自此以后，公立学校特别是普通中等学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阅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在课外活动中又开展一些田径、球类等竞赛性运动。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双轨制体育”。《壬子癸丑学制》及其他校令，对当时的学校体育正规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当时的环境影响，出现了一些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教育科学的进展和一些新的教育学说的流行，各国体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总的趋势是：以培养“军国宝”或“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渐次衰落，而新鲜、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运动、游戏则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此种变化在中国也很快出现。当时正在兴起的“五四运动”，加速了学校体育更新的步伐。1919年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指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和新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教育应加以改进。”此后，一些学校纷纷自行废止兵操。1922年11月1日北洋军伐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它是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的，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课）；规定体育课内容以田径、球类等运动、游戏为主，并一律剔除了兵操。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一大进步。20年代以后，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趋统一，竞赛性运动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展起来。许多学校都成立了运动部，建立了各种运动代表队，学校与学校之间经常进行比赛。但是，由于锦标主义的日益盛行，青年学生中受体育之益者并不很多。

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学校体育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体育在这时较北洋军阀政府时有了很大进步。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8年制订颁布了新学制，即《戊辰学制》。新学制虽然仍沿用1922年的《壬戌学制》的体系，但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做了一些修改，即在体育课程中中学以上的要进行军事训练。继而，又颁布了一些法令，如1929年《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法》、1932年《小学校法》、《中学校法》等等。专门制订了一些有关体育课程和体育教授的标准与细目，譬如，1931—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中学与小学的“体育课程标准”；1936年公布了《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随后又制定了中小学男女生《体育教授细目》。1940年公布了中小学和专科以上学校《体育实施方案》以及《各级学校设备暂行标准》等等。但由于这些文件本身不切合实际，加之贯彻不力，学校体育经费无保障等原因，它们在实施过程中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当时，各地学校在实施体育方面仍是各行其是、相当混乱。据1933年调查，北平、天津各大学中，有的有体育正课（如清华大学每周上4小时体育课），有的只有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如南开大学、北大工学院等校，实际参加者，全校数千人中只占几十人），有的则仅有短时间早操，至于中小学校，因绝大部分体育教师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实际上是会什么就教什么，许多学校的体育课都以“自由活动”或自由打篮球来搪塞。也有少数学校体育开展得较好。

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培养大量体育师资力量，体育学校大量涌现。特别是20年代和30年代前半期，体育的专业教育发展较为迅速。在为数众多的体育系、科和学校中，办学较为正规而且历史较长的是南京和北平的两所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南京高师体育科于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体育科；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些体育校系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学制上很不统一，开设的课程上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与旧式体操学校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集中在江浙、上海一带，这也反映了旧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由于经费有限、设备差，他们有的办学十分困难，以至短时间内即停办。30年代，是体育发展相对稳定时期。派送留学生，是当时体育师资培训的一个主要途径，以赴美者居多，分公费、自费，这些人学成后回国成为体育界的中坚力量。这期间还开办了一些体育短期训练班，以补充师资培训。

先进思想影响下的体育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伟大的政治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在体育上的反映就是首先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中国人收回了体育主权，使中国近代体育史开始了历史性的演变。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等等。随着科学和民主思想影响的扩大，体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提倡男女平等，带动了女子体育的开展。在体育领域内部，隶属于军国民主义简单枯燥的兵式体操不受欢迎了；以强健身体为主要目的的活泼有趣的球类、田径等新鲜项目得到了推广。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人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科学地论述体育的文章。1917年4月，年轻的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用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全面论述了体育的目的、意义、科学价值和作用以及锻炼方法、注意事项等，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篇重要的体育科学论文。恽代英同年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的《学校体育之研究》，是另一篇科学的体育论文。它针对当时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正确地论述了体育的主要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1913年鲁迅先生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的《随感录》针对“国粹派”进行了批驳，表现出了鲁迅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体育注入了新的内涵。著名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如李大钊、陈独秀、邓仲夏、肖楚女等都把体育事业看作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撰写了许多文章阐述体育的重要性。

革命根据地体育活动

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的一些革命根据地，统称苏区。中央苏区非常重视体育活动，大力号召“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在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下，共青团、各级俱乐部和少先队的体育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等大力推行体育工作。

中央苏区有3000余所列宁小学，学生10万余人。在列宁小学与儿童团中开展了徒手操、表情歌舞、游戏、舞蹈、秋千、拍皮球、叠罗汉等多种体育活动。苏区的少先队设有中央总队部，由周恩来兼任党代表，总队部下设有专门的“体育训练委员会”少先队的任务是协助赤卫队保卫地方，站岗、放哨、当交通员，每人手持一根棍子，经常进行操练。每逢大的节日就举办各种体育比赛，如1933年先后在瑞金、宁都举行了“闽赣两省少先队军事体育比赛大会”（内容有步伐操练、散兵群、瞄准、投弹等）和“闽赣两省少先队运动会”（内容有篮球、足球及各种田径赛项目）。中央苏区曾创办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也广泛开展了体育活动。设在沙洲坝的苏维埃大学经常开展的体育项目有足球、篮球、乒乓球、单杠、双杠、赛跑、竞走等，还举行过有关体育活动的讨论会。在机关干部中盛行球类运动，不少机关部组织了球队，经常进行比赛。篮球以少共中央篮球队实力最强，该队曾在1933年“五卅”全中央苏区的运动大会上，打败了所有对手，取得大会篮球赛冠军。

在中央苏区，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以及“三·一八”、“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竞赛活动往往结合军事体育、政治教育和文娱表演进行。在举行各种田径、球类项目比赛时，常常有障碍跑、投弹、刺杀、马刀、抬担架、爬云梯等比赛。此外也进行游戏、跳舞、高跷、霸王鞭、表情歌舞等表演和比赛；儿童的比赛中有竹箭射击、打野外等项目。1933年“五卅”纪念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1次运动大会”，计有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少共中央队获蓝、排球冠军，红军学校队获足球冠军。这次运动会后还宣布成立革命根据地第1个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大会。

除中央苏区外，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如在方志敏领导下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于1931年曾在列宁公园附近修建游泳池，平整大操场。这里常开展田径、球类、游泳、军事体育以及秋千、举石担、爬山、武术等民间体育活动。每逢春、秋两季还召开“赤色运动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地苏区曾有工农红军30万人。红军是苏区的开拓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也是苏区体育的骨干和先行者。体育运动是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红军部队中，各种军事体育得到广泛开展。井冈山时期，红军领导人经常带领部队，结合练兵进行爬山、行军、打野外、做游戏等活动。当时常常把部队分成两支，集合在山下，一声令下就比赛爬山夺红旗，优胜者往往奖励3发子弹、两片烟叶或1双草鞋。在红一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中，结合练兵开展了射击、刺杀、劈刀（又叫“马刀花”）、爬山、跳障碍、爬云锑、木马、投手相弹、过独木桥等军体项目。红军部队普通采用“三操两讲堂”制（每天出3次操、上2次理论课）。上述军事体育项目，就是出操的主要内容。此外，跑步、爬绳、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投标枪等项目也是紧密结合战斗需要来开展的。另外，在连队俱乐部领导下，也开展了各种球类、单双杠、打秋千、舞蹈、游泳、棋类等文化活动。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娱乐部工作，作下列各种游艺：①捉迷藏；②玩足球；③音乐；④武术；⑤花鼓调；⑥旧剧等”。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红军中的各种军事技术比赛和体育比赛相当活跃。1933年定8月1日为建军节后，各部队在每年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中，几乎都有体育比赛。中央苏区的红军曾多次举行“八一运动会”。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们仍然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有的部队新到一地宿营，常常勘察江河、池塘，以进行游泳活动。长征到达遵义后，红一方面军战士曾同当地中学比赛过篮球。1936年4、5月间，朱德率部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炉霍县，准备过草地时，曾和战士们一起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运动；并于“五一”节召开了运动会。长征结束后，1936年在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军运动大会。1936年，红一军团曾举行了。“五·一”运动大会。同年5月，红十五军团也召开过运动大会为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这次运动会曾邀请国民党的东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运动项目有武装赛跑、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红军中的体育活动，体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其优良传统为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所继承和发扬。

西方近代体育对传统体育的影响

随着近代体育的演变、发展，人们对体育的作用、价值越来越明确。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文化氛围的差异，从西方传入的近代体育同传统的民间体育在一些城市附近的乡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样一来，引起了体育界人士对以健身术和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的重新认识。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对传统体育进行再检讨的同时，纠正片面地、狭义地视传统体育为单纯军事目的和纯属于个人娱乐的观点，开始给以健身术、武术等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赋于“体育”的含义。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流行，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特别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的冲击中，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重新认识和改造自己。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西方体育与传统体育在冲突与融汇中发展的重要时期。1915年，体育界一批有识之士，面对西方体育的传入，即开始对我国传统体育进行研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各国的体育运动，因其风俗和习惯等的不同，亦具其自身的特点，未必符合于我们的国情，因此，发展我国的体育，应从我国实际出发，注意国情。这种观点促使了体育界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并重新估价传统体育。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找出其在时间上、能力上、经济上都能合算的“适宜运动来”。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些体育界人士更著文称道传统体育“较诸新法各游戏（指西方近代体育）优点良多”。上述的认识和观点的出现，形成了当时一场关于西方近代体育与传统体育比较的大争论，将对传统体育的认识与反思推向了高潮。引起了人们对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视，加深了体育界人士对传统体育的再认识。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更由于提倡者大多末摆脱传统功利观念的影响，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对传统体育的整体把握。有的甚至认为西方近代体育在我国“古已有之”，它只不过是我国传统体育的余绪。这种思想倾向，尽管批驳了认为我国古代无体育的偏见，注意到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表现形式上的不同，但却抹煞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近代体育的差别，导致对传统体育的认识仅停留于具体方式的研究，而未能从总体上进行系统的、深刻的反思。从总体上来说，在这一对传统体育的再认识过程中，尽管有些观点带有片面性和肤浅性，但这毕竟是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通过对传统体育的再认识，人们对体育的作用、价值越来越明确，为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适应发展，为中国近代体育的逐渐成熟创造了条件。

传统健身术的改造与武术的演进

在对传统体育的再认识与改造中，人们不再单纯地从练兵、娱乐和礼教等意义上去认识和看待传统体育，而是认为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一样具有强身健体和教育等功能，应当受到重视。这样一来，对传统体育中的健身术和武术的研究与推进，成为这一时期近代体育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在对学校兵操与“选手制”体育的批判中，不少人开始转向我国传统的健身、保健方法及民族体育形式，企图从民族传统形式中寻求“尽善尽美”的体育手段，以实现所谓的“人的体育”的理想。1915年，王怀琪将传统健身术“八段锦”，按图中姿势编成了简明的方法，题名为“八段锦体操”，当时的《教育杂志》图文并载，推荐给高等小学及中学作为体育教材。不久，在江苏省立各学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上，八段锦体操的表演受到人们的欢迎，多数参观者认为，此种操法与米勒氏35分钟基本体操实为异曲而同工，应予推行。这种健身术式基本上是在继承传统导引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徒手体操的某些持点而加以创新的。

与此同时，一套被称为“静坐法”的修炼术也风行一时，“静坐”这类带有传统文化待征的修炼术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健身方法，但提倡这种“静的体育”之际，正逢政治上的顽固保守派大喊“尊孔复古”、“保存国粹”的时候，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社会上反对新文化、固守旧文化的封建势力的政治需要，并以此抗衡近代体育的开展和传播，难免会遭到激烈的抨击和反对。因此，不论提倡者有多么良好的愿望，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了阻碍近代体育发展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风行军国民主义思潮，社会名流多倡导军国民主义教育，“强国强种”一时成为教育界响亮的口号，这样一来，以技击为特点的武术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首先，武术被引入学校体操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国民教育思潮逐渐衰落，随着美国自然主义体育的引进，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的传统武术，又面临着自然主义体育的冲击。在新的情况下，不少人更多地从强健体魄的角度来阐述武术的特殊作用，力图说明武术与近代体育的一致性。这样一来，以京律为代表的各校，聘请拳师，教习拳艺，使武术开始在较多的学校得到推行。早在1914年，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就曾建议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正课。1915年4月、北京体育研究社也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委托北京教育会代为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井得到了教育部的采纳，使武术被列为学校体育课程完全合法。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后提倡与推行武术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开始改变了社会对传统体育的偏见，并对武术教学、传统拳路的整理研究、武术教材的编写、理论的阐述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推动了武术学术研究的发展。

其次，社会上的武术会馆进一步更新。民国初年，在对武术的提倡与推广中，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武术组织。其中既有以推行或研究武术为宗旨的武术会馆，又有对原有的拳场、武馆进行改造的新组织。这些新兴的武术组织的形式与性质不同于农村的“掌场”和旧式的武馆，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研究型的学术机构，重在武术的整理、研究及出版刊物等；另一种是民间娱乐型、教育型的武术组织。前者如1912年冬成立的“体育研究社”，它们还出版发行了《体育季刊》杂志，并开设过体育讲习所；后者如1910年创立的上海精武体育会，于1915年为适应新的形式，新建了会址，改订了章程，并扩大会务范围，增加西方传入的近代体育项目，举办运动会等。孙中山就出席过1916年的秋季运动会，并发表了演讲。

这类民国以来在城市里建立的武术会馆，一般都有明确的宗旨，一定的章程与机构，会务人员由会员选举或推荐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私人授业和事师如父的封建宗法观念，按近代体育的组织形式进行建设或改进。虽然其中也有一些组织复杂的武术会馆混迹于内，但这些武术组织并不是武术发展的主流。

第三，武术教法得到新的改进。处在中国近代体育演变时期的传统武术，由于开始受到近代体育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或改进，其在教法方面也出现了某些革新。首先，武术家们注意到用近代体育运动的原理对传统拳术分门别类说明其锻炼价值和作用。它反映了人们武术观念的转变和西方近代体育对武术的影响。其次，一些担任军队武术教官或学校武术教员的武术家，开始改进传统武术的教学方法，其中包括传统拳路练习法的改进和对风格各异的传统套路规律性基本动作的归纳与整理。前者主要是变单人教练为团体教练，后者是以教材的形式把归纳与整理后的拳械套路推广向学校和军队的教学中，而其最具代表性的是1901年马良编著的《中华新武术》。这一教材包括摔跤、拳脚、棍术、剑术四科，在1919年秋，被国会批准列为全国学校正式体操教材。上述武术教法的革新，改变了传统武术单人教授所造成的不易推广的缺陷，开辟了武术发展的一个新途径，有利于武术的普及。然而，“新武术”在当时的提出，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马良又将其自称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并不断被一些封建的官僚、政客和“国粹派”教育家所利用，去与新文化运动思潮作对头。这就注定了它必然要遭到激烈的反对，其社会效果也是不会好的，表明武术的革新与发展还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在西方体育逐渐传入中国的同时，一批体育界人士宣传体育民族化，极力发掘传统体育活动的体育意义，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对我国以健身术和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活动进行了一些改造，为传统体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由于当时体育界缺乏对传统体育中存在的某些封建意识的批判，有的甚至加以宣扬，这就在政治上与当时尊孔复礼的旧势力形成遥相呼应的局面，因此，其不断受到当时进步人士的批判也是必然的。

北洋军阀时期，当时的教育当局虽然对武术采取了扶持态度，但对其他传统体育活动却少加过问，因此，直到本世纪30年代初，传统体育中许多项目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经过几十年的论争和体育界许多人士的努力，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教育当局对传统体育活动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逐渐容许甚至有限度地支持某些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当时，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有官方机构组织和民间自发组织。官方机构组织的传统体育活动，其方式一般是由体育场和民众教育馆负责，而以各种运动会的组织形式进行。这一类的运动会大多仿照近代运动会的形式，有一定的规则和裁判，并按省或市、县等行政区划为单位举行。这些运动会从内容来讲，主要有两类，一是单项目的运动会；一是多项目汇集的运动会。单项目的运动会，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3年3月至5月，各地举行的这类竞赛运动会即有济南踢毽子比赛、长沙市风筝比赛、宝山县风筝比赛、上海市踢毽子比赛、上海市儿童跳绳比赛反南京市踢毽子比赛等。这些比赛一般都是由该地体育场会同民教馆或国术馆等单位组织的。

1934年2月28日于河南省立体育场举行的河南省第一届民俗运动会，就届这一类。这届运动会上，共有旱船、龙灯、狮子、云龙、戏蝉、刺虎、捕蝶、打鬼、抖牛、打梭、放风筝、踢毽子、石锁、石扛、推小车、玩小驴、掷沙袋、弄流星、济公、二鬼摔跤等20余个民间武会赴会表演和竞赛。在大会组织的评议会对所有项目的评议中，除了少数项目无体育价值及艺术价值应予摈弃外，旱船、狮子、龙灯、刺虎、戏蝉、打鬼、沙袋、放风筝、踢毽、沙袋等项传统体育项目，均具体育及艺术价值，应该加以提倡或改进推广。从这里可以看出，官方机构组织的这类运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体育项目的普及和推广，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近代初期体育发展的社会背景

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一1860）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产生了“洋务派”。他们提倡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旨在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在洋务运动中，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被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而首先引进中国。例如兵式体操，从1862年起，清朝政府开始对部分军队实行西式编练，如曾国藩湘军中的水师、李鸿章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等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改习“洋枪”、“洋炮”“洋操”。当时的兵操，主要来自英式兵操，内容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但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洋务派的新式军队几乎损失殆尽。因此，战后清廷再重新组织新军时，改聘德国人为教练。如张之洞的“自强军”、胡燏棻的“定武军”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等，都先后以德国军官为教习。这些德国人除了把本国的军事理论和技能介绍到中国外，也把德国体操的许多内容直接传播到中国。对中国近代体育形成产生较大影响。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开办了一些以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学堂，例如：福建船政学堂等。这些近代早期的“新学堂”，也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教师或军事教练，其中尤以德、日教师居多。这些学堂从军事训练目的出发，开始设置体育课。《清续文献通考》记述了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除规定投以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在《光绪政要》一书中，反映出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活动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扛、双杠及爬山等。上述项目，一些属德国体操内容，一些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这同当时所聘用的多为德、日教师是分不开的。1872年开始清朝还在洋务派的奏请下陆续选派10余岁少年分4批共120名赴海外留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接受西方思想教育。所有以上这些对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日甲午战争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在改良派所提倡的新学中，包括了近代体育的思想内容。康有为（1858一1927）在其所著《大同书》“小学院”一章中说：“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体操场，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一章中，提出修建“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在“大学院”一章中也强调“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康有为还在长兴里自办“万木草堂”，并规定“枪”（兵操）、“体操”及“游历”为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年龄段，施以不同形式的教育。梁启超（1873一1927）在甲午战争之后所发表的教育论著中，主张教导学生“习体操”，提倡“耻文弱”的精神。1897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也注意对学生进行“体操锻炼”。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1853一1921）是中国早期接受西方思想教育的维新派，他根据进化论原理，主张运动强身，他在《原强》（修订稿）中写道：身体“逸则弱，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他吸收西方德智体三育并重的观点，认识体育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应用。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中国最早接受近代教育与体育思想的人物，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加速了封建社会的灭亡，其“尚武强国”的思想，对近代体育史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不仅传教，而且还开办教会学校。虽然在这些教会学校中没有开设体育课，但在课外，体育活动却开展的十分广泛，包括有田径、球类等，并经常举行校际比赛。所以教会学校也是传播西方体育主要途径之一。在中国近代体育萌芽阶段，基督教青年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创办体育刊物，修建运动场所，组织运动竞赛，培养体育工作者，从这一方面讲，促进了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引入和推广，而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基督教青年会大多由外国人把持，也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从文化上对中国的入侵及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近代学校体育的出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于1901年开始宣布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提倡实用科学，改书院为学堂教育。随后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堂章程，例如：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未及实施，翌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一章程是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的新教育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章程中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体操科”（体育课），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体操科”时间为2或3小时。内容主要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小学“体操要义”是：“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展，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对中学及师范学堂的“体操”，则强调“实用”，规定“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高等学堂的体操内容同样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奏定学堂章程》还强调，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科“宜以兵式体操”为主。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确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则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足见“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学校教育和体育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军国民主义”影响，清末至民初，各级学校的体操课内容，除一些徒手体操和轻器械体操外，多半是“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之类的兵式体操。因此人们把上体育课叫做“下操”。这种“体操课”呆板枯燥，锻炼身体的价值很小，不能适应青少年身心发育的特点，因而曾遇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这些学制的改革却标志着近代体育第一次被列入教育制度里，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在产生。

早期体育师资助培训。1903年清廷学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各级各类学校急剧增多。这时体操教员的缺乏成为兴学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由于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当时各学堂的体操教员大多由中下级军官充任，这些人仅有一些兵式体操知识，所教体操，“既无初等、高等之区别，复无小学、中学之特殊”。这种状况，不仅妨碍学校体育的实施，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培训体育师资成为当时学界的急务。1906年，清廷学部（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省，于各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在此前后，赴日专攻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仿效日本某些体育学校的办法，在中国创办体育学校和体操专修科。1905年以后，除了一些短期体育训练班、传习所外，新创办的公立私立体育专门学校和体操专修科主要有：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1905）、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6）、四川体育专门学堂（1906）、王氏树人学堂体操科（1907）、四川耀梓体育学堂（1907）、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7）、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奉天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中国体操学校（1908）、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08）等。按所属性质分有官办、民办和党派办的体育学堂。这些体操学校和专修抖的教学内容主要有：教育学、体育学、解剖学、生理学、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等。上述体操学校和专修科，大多在辛亥革命前夕停办。办学最早的是大通师范，而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由留日归国学生徐一冰、徐傅霖和王季鲁3人创办于上海（1920年迁浙江吴兴县），修业年限两年。1924年校舍被战火焚毁，后又勉强支撑数年，于己于人1927年停办，毕业学生共36届。1500余学生。许多学生毕业后，又先后在上海、苏州、杭州、广东等地创办一些体育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也设在上海，第一任校长系徐傅霖之妻汤剑娥。该校后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停办，毕业学生共46届，1700余人。

清末相继创办的体育学校，为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为提高教学质量，学校间还不断举行各种校际运动竞赛，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这些体育学校的办学时间一般不长，招生数量又太少，加之各校大多采取一年、半年的短期培训的办法，学员的专业质量不高，因此，体育师资的培训还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

武术的发展

这一时期，传统武术虽然得到了推广和普及，但和当时其他文化一样，由于时代的局限，也被蒙上了一层封建迷信的色彩。如反动统治者利用武术镇压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并通过武术分裂和麻痹人民群众；武术界少数人顽固坚持门户之见互相排斥，甚至聚众斗殴等。这些弊端砧污了武术的声誉，违反了武德，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武术的健康发展。

除了武术之外，这一时期还流传有许多与武术有关的健身活动，主要有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等。八段锦起源于宋代，流传到近代，发展成多种多样。其本来有文武之分，明清时流行文八段，近人在原八段的基础上增加了四段，取名为十二段锦。光绪初年，无名氏对宋元时代的八段锦又进行了改编。改编后的动作简便易行，语言通俗，流传很广，并被纳入学校体育课教材。易筋经初见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的手抄本中，但直到清道光以后，才得到较广的流传。由于古本易筋经中许多与呼吸结合的方法杂有不少糟粕，因而近代流行的主要是易筋经的肢体运动部分。传为汉末华佗所创的五禽戏，是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动物的动作而编成的一套健身操。至近代，它已有多种多样，有的偏重外功，有的偏重内功，有的着重练“刚”劲，有的着重练“柔”劲。在锻炼目的上，有的以养生保健为主，有的以导引按摩为主，有的则侧重技击，其功效更为显著。以上几种与武术有关的健身形式，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近代民间的传统健身活动，还有杠子、皮条、石担、石锁等形式。扛子如同现今的“单杠”表演，皮条则与“吊环”相类，而石担、石锁则是以次数与重量相较的一种练力形式。这些场地易找、设施简单而又易于普及的健身活动，主要流行在乡间田野，具有相当的生命力，它们与传统武术一类的健身活动，成为当时民间常见的健身形式。

练武活动在清末的农民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开展。由于清政府荒淫腐败，使得觊觎中国多年的外国列强不断入侵、蚕食，逐渐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就开始进行不屈不饶、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次农民革命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列强欺负的顽强精神。在这不断的反抗斗争中，从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到太平天国革命，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国的农民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在这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农民反抗斗争中，传统的武艺在战斗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有些农民起义军，如小刀会、大刀会、长枪会、义和拳（团）等，都以民间武术的组织形式来集聚群众和训练队伍，使得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活动，成为他们的主要武装斗争手段。

清朝末年。广州三元里一带的民间，常常设有“更练馆”（农村武装操练处）和“武馆”，当地的乡民常在此习练武艺。素有习武传统的农民，经常手持刀矛锄耙，与从武馆中取出大刀、长矛、钯头的各行各业工人，和来犯的英军展开了肉搏战。在肉博中英军经常被打得“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梁廷捕《夷氛闻记》）。正是出于三元里人民平日养成的习练武艺的风气，使武术成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太平天国的许多著名将领都是臂力过人、精通武艺的。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翼王石达开，承相曾天养，英王陈玉成等人的高强武艺，都是当时著称的。如石达开在金田起义前，就慕游侠，好结纳，常常“日与健儿数十辈驰马、骑射、击剑、舞槊以为乐”。比武时，可力敌数人，擅长连续出脚踢人，名曰“连环鸳鸯步”。而英王陈玉成的武艺，更是受人称道，他自幼习武，14岁参加大平军，因其骁勇善战，长于指挥而屡建战功；又以“杀回马枪”驰名，在战场上常化被动为主动，克故制胜。太平天国也有不少能征惯战、武艺精通的女将，洪秀全之妹洪宣娇就是一个。清末的义和团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勇猛无畏的革命精神，凭着传统的武技，持着简陋的武器，同掌握洋枪洋炮的外国强盗，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尽管义和团在英、美、俄等八国侵略军和清廷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他们的英勇战斗，却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沉重地打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而在这一轰轰烈烈的伟大反帝爱国运动中，我国古老的体育遗产，又一次作为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的斗争武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以武术为主的传统武艺，在这一时期作为抗击强暴、保家为国的武器，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传统武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了更加深厚的基础。1900年，清朝统治者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对民间习武更加恐惧，限制更严。除严禁民间存置兵器外，连武术家传授拳法棍棒，也须经豪绅巨贾作保，否则不准传授。然而，为了反抗清廷压迫，许多民间组织和有志之士仍不受清廷禁令的约束，在进行秘密传授或习练武术，并借喜庆节日集会之际，从事武术表演和交流。因而这一时期的武术（尤其是套路）以及与武术相关的许多健身活动反而有所发展。

宋辽金元主要体育活动和体育组织

骑射

宋代统治者基于军事需要，重视射术和武艺。三月清明，“诸军排阵作迎敌之势……试弩射弓”（《梦梁录》）。宋元丰元年（1078）在宋神宗钦定的考核士卒武艺的标准《元丰格法》中，对步射、马射、弩射应达到的等级均有详细规定。挽弓、蹶弩既是军事技术演练，也是锻炼身体的有效方法。沈括《梦溪笔谈·辩证》谓：“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这表明，由于加强弓弩技术的训练，武卒的力量较战国时期的增大许多。

宋时民族矛盾尖锐，北地边民为抗御辽金南侵，组织了以习射为主（兼习诸般武艺）的“弓箭社”。北宋官府利用民间武力抗金，一律加以扶持。据《宋史·职官志》载：设“提举弓箭手，掌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团结、训练、赏罚之事。”又《宋史·兵志》载：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定州知州滕甫奏请“令寡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苏轼任定州知州时，肯定“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加以提倡。据苏轼于宋元佑八年（1093）所作调查，定、保两州就有“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共计三万一干四百一十一人”，约占该地总人口的1/7。

南宋时，临安也有弓箭社组织，据《梦梁录》载：“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社”。可见南宋和北宋，均有这种民间习射的社团。

辽金元统治者历来重视骑射，每逢重大节日，多举行各种骑射活动。据《续文献通考·乐考》载：辽时有“射兔”活动，以木雕刻一兔为靶，分两组驰马射之，先中组为胜，败组下马向胜组进酒。该书又谓，金有射柳之戏，“重五日，插柳球场为两行……驰至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

元以骑射立国，以弓矢为作战的重要武器，其骑技、射术又有发展。

由于骑射的发展，有关射术的著述颇多，仅《宋史·艺文志》所载，即有何珪《射经》、徐锴《射书》等13人所著15种，共37卷，反映出当时对射术研究的丰富成果。

蹴鞠

足球在唐代兴盛以后，到了宋朝足球更盛极一时。与唐朝不同的是，在宋朝足球踢法中，表演性、娱乐性的内容大大增加，而竞争性的却越来越少。宋代也有足球比赛，但是只有单球门的比赛，叫做“筑球”，即在比赛场地中间上方拉起一个高高的球网，在网上设置一个约一尺左右的洞，称为风流眼，这就是球门。比赛的双方各有12或16人，分别着红青二色锦袄，按照一定的位置分工分列在球门两边，将球踢过风流眼。每当皇宫举行宫廷宴会时就有这冲筑球表演。这种比赛用球门把竞赛的双方隔开，没有身体的接触和碰撞，大大减弱了足球运动的竞争性。但由于球门又高又小，踢球的技巧性又增强了。宋徽宗赵佶酷爱蹴鞠，他的两个宰相李邦彦和高俅均为蹴鞠能手。

到了宋代花式蹴鞠在技巧上比唐代又提高了许多。有利用身体多种部位的10种基本技术，即“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臁”称为“10踢”；还有针对10种踢法技术要领的“古十踢决”：“肩如手中提重物，用背慢下急回眸，拐要合膝折腰取，搭用伸脚不起头，控时必使双睛顾，捺来肩尖微皆辏，拽论且于身先倒，右膝左手露微高，胸拍使了低头现，臁辞远近看人骁。”（《蹴鞠谱》），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化，提高了蹴鞠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受到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喜爱。

由于宋代以表演踢球为生的艺人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人们对蹴鞠的喜爱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时出现了民间专练踢足球的群众社团——“齐云社”，也叫“圆社”。齐云社的会员们又称为“圆友”。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协会”。入会的既有民间的踢球艺人，也有喜好蹴鞠的富家子弟。社里定有各种规矩，从蹴鞠技艺、比赛规则、球的规定、运动服装到比赛道德，无所不有，并多以口诀形式流传下来。例如：注意照顾他人，注意自己姿势的格言：“身要直不要曲，手要垂不要飞，脚要低不要高，踢要迟不要疾。”对球的规定：“初场要添气，中场要哨水，末场要打散”。关于行为规范的“十紧要”，即要和气、要信实、要至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又有：“十禁戒”，即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宋朝时很多城市设有齐云社，这便于圆友们游走四方，切磋技艺。

在宋朝也有女子蹴鞠运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宋代铜镜中，多铸有男女相对踢球的纹饰。

捶丸

来源于唐代的“步打球”，与现代曲棍球十分相似。但到了宋朝，步打球由原来的对抗性竞赛逐渐演变为非对抗性比赛，取消了球门，该用球穴，球进穴得一分。竞赛形式变了，名称也随之改变了，叫“捶丸”。“捶”即击，“丸”即球。

在体育史界对高尔夫球的起源一直有很大争议，西方体育史家有些认为起源于苏格兰，有些起源于荷兰。但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间，有一位题其书房为“宁志斋”的老人，著《丸经》2卷共32章。他在肯定捶丸有“收其放心，养其血脉，怡怿乎精神”的作用，并视为“训将练兵之一伎”时，对捶丸活动的场地、设备、竞赛方式与裁判规则等，进行了详细记载。即根据地形选择场地，作球穴。球则用坚固的木料制成，棒用木竹合制。竞赛时人数可3—10人，双数可分成两班比赛。竞赛方法主要是以棒击球进穴，以筹计胜负等。因此，从《丸经》这一珍贵的体育专著中，可知在中国的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高尔夫球的运动了。

马球

宋朝的马球运动也很盛行。宋太宗曾下令制定出关于打马球的详细规则。规定每年三月“会鞠于大明殿”《宋史·礼志》。南宋宋孝宗赵昚思图统一南北大业，收复失去的北方领土，提倡武功，带头骑马打球，锻炼身体，演练军队。“躬御鞍马，以习劳事”《桯史》，且列击球为取士的考试科目之一。

宋朝时期，在东北的两个少数民族：契丹人（辽国）和女真人（金国），也流行马球运动，以马球训练武士。每年重五（阴历五月初五）、中元（阴历七月十五）和重九（阴历九月初九）都要举行隆重的拜天仪式，就举行射柳和马球比赛。

游泳和潜水

战争和生产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游泳技术的发展，人们凭借高超的水中技术，征服了大自然。钱塘江弄潮，是古代游泳健儿的壮举，每当八月涨潮，钱塘江都有盛大的游泳活动。宋朝周密在《武林旧事·观潮》中描述钱塘江弄潮时有几百善泅者手执大旗，迎着汹涌澎湃的怒潮，争先而上，在惊涛骇浪中腾身百变，表演各种动作，而手中的旗子却不曾沾湿一点，技艺和胆量令人钦佩。有诗曾赞叹“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全宋词》潘阆酒泉子其十）。这种活动后来变成一种商业性表演，成为这些弄潮儿的谋生手段。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写过“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中秋看潮五绝》）。

水战、水嬉

宋太祖赵匡胤重视水军训练，自建隆元年（960）即位后，“观习水战者二十有八”次。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元年（976）下令凿引金河水筑“金明池”，大练水军。次年于水殿观习水战时，“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此后金明池不仅作为训练水军之用，亦作为水嬉的场所。淳化三年（992），赵炅“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宋史·礼志》）。可见宋代水嬉盛况之一斑。

由于皇帝爱好水嬉，大臣间亦受影响，北宋时就有人修建用于娱乐的私人游泳池，宦官杨戬在自己家的“堂后作一大池”，经常“跃入池中游泳”（陆游《老学庵笔记》）。

水秋千

在宋代，水上运动成为一种表演活动，水秋千就是之一。水秋千指的是在大船上立一个高大的秋千，表演者在秋千荡到与秋千架一样高的瞬间从高空中一个跟头跳下来，扎入水中（《东京梦华录》）。秋千起到了活动跳台的作用。这是难度极大的跳水表演。

长跑

宋代时传令送信的邮递就是有名的长跑健将。宋代的文书邮递分为三等，有步递、马递和急脚递。宋代科学家沈括告诉我们，急脚递的速度最快。所谓急脚递就是指在战争时期设的用跑步接力的方式传递快件，一天可跑400里。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一1077年）还有种金字脾的急脚递，士兵手持红底金字的木牌，闪闪发光，行人望见，纷纷避路，驿卒飞身疾跑，如风驰电掣，一天可行500里（《梦溪笔谈》卷十一）。这种急脚递的驿卒应该说是最早的职业长跑家。急脚递的邮递方式后来也为金国和元朝所采用，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设置了“急递铺”，相当于今天的快件邮递业务，驿卒腰系银铃，千里拿着长枪，行人听到铃声即让开道，这样驿卒可以放开大步赶路，一天可以走300里（《金史·章宗本记》）。

在元朝的军队中，长跑是一项重要的训练内容。元世祖忽必烈用一种称为“贵由赤”的赛跑来考核士兵。蒙语意思是“快行者”，这种比赛由朝廷“监临官”进行监督和裁判，要求赛跑者全副武装在三个时辰（六个小时）内跑完从河西务（今河北省武清县西北）到大都（北京），或者从泥儿河（今河北省宣化县东15里）到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上都河岸）之间180里的路程。起跑时，在比赛者面前拉起一条起跑线，以避免“后先餐并之争”比赛结束时，皇帝亲临终点赏赐优胜者，第一名获银饼一个，第二名缎子四表里，第三名二表里，以下各一表里，众人“俯伏呼万岁”谢恩。这种比赛每年进行一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跳跃

在当时是一项娱乐活动，南朝的宋顺帝就曾经与他手下的人比赛跳高（《资冶通鉴》卷一三四）。《宋史》中有一段关于“天生”跳远的记述：有一位少年名叫天生，与同伴比赛跳远，看谁能够跳过一个二丈余宽的大坑，它的同伴都跳过去了，唯有天生掉进坑内。天生不服，竟削了许多锋利的竹剑插在坑内，邀同伴再跳，同伴胆怯了，唯独天生一跃而过，受到同伴的叹服。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中流行着一种跳骆驼的活动，这项活动首次见诸于史书，是与一个辽国青年将领萧忽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咸雍初（公元1065年），萧忽古随招讨使赵三去向抗命的番部问罪，使其投降，但其中有一善跳者，纵身跳上骆驼，神情傲慢，以挑衅的目光看着来使。赵三忙问左右，谁有此本领，只见萧忽古身披重甲纵身一跃，十分轻松地跳上高大的骆驼（《辽史·萧忽古传》）。金国的萧仲恭也有这种过人的跳高能力（《金史·萧仲恭传》）。

相扑

宋代以前称为“角抵”或“角力”。到了宋时改称为“相扑”，有时还被称为“争跤”、“摔角”。宋代摔跤很盛行。唐朝时专职角力队伍叫“相扑朋”，而宋朝时则被称为“内等子”。队员多从御林军中选拔，共120人，其中除管理、教练四人外，分上、中相扑手各五对共20人，下等相扑手八对16人，剑棒手五对共10人，其余为预备队员。每三年考核一次，被选为角力的扑士，获胜者将给金银绢帛之类，并视其成绩优劣，分别提升，温州人韩福曾得到提升，任军佐之职。

在宋代，女子相扑的记载也很多。女相扑手穿着与男子一样的相扑服装，短袖无领，肩膀颈项裸露，进行表演和比赛。宋时的瓦市相扑，是“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瓦市的相扑，先以女相扑手（女飐）作数轮表演，以招引观众。宋仁宗在上元节（正月十八）让女相扑手为他表演“裸体相扑”。南宋临安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举行的相扑比赛，云集各地的高强相扑手。除男子外，还有像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等著名的职业相扑女将参加。元朝时曾到过中国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它的游记中写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他的侄儿有个女儿名叫爱扎路克（蒙语是“明月”的意思），她身强体壮，宣称凡是向她求婚的青年，都必须要与她摔跤，并要取胜于她，才配做她的丈夫。如果输给了她，不仅婚事不成，还要赔上一百匹骏马。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前来向“明月”求婚，然而都被控下阵来，爱扎路克先后赢得了一万匹好马，也就是说有上百名青年来向她求婚。后来普马儿的王子带着一干匹马前来与爱扎路克比赛，结果还是输了。这个故事，说明中国妇女，和男子一样具有勤劳、智慧、勇敢的品质，同样具有高强的运动才能。

宋代有很多相扑的民间艺人，这些民间的相扑艺人还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角抵社，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摔跤协会”了。宋朝调露子的《角力记》，是距今1000多年的角力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史著作。

随着中原内地相扑运动向表演化的发展，观赏性在增强，练武的作用却在降低。而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对相扑极为重视。统治元朝的蒙古族把射箭、骑马、摔跤看作是每一个男子汉必须掌握的技能，将其列为“那达慕”大会的主要内容。“那达慕”在成吉思汗时期，只是一种祭天的活动，设有射箭、骑马、摔跤三项比赛。后来发展成为蒙古族的传统盛会。

围棋和投壶

这一时期，围棋、投壶作为雅“戏”，仍受文人和统治阶级的重视，盛行不衰。《荆公诗注》有一段关于宋太宗与待诏贾元对弈的记述，太宗饶三子，元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榜汝’。既而满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诈也，更围一局，汝胜赐汝绯，不胜投汝泥中。既而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胜也‘。命左右抱投之水。（贾元）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南宋御书院棋待沼李逸民辑著《忘忧清乐集》，收有北宋张拟《棋经》13篇以及南宋初著名国手刘仲甫《棋诀》4篇等，为至今仅存的宋刻本棋著。

投壶继续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司马光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著《投壶新格》。序中说：“夫投壶细事，游戏之类，而圣人取之以为礼……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卫国，可以观人。”明确提出寓德育于体育之中的观点。概述还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等。司马光本人也十分喜爱投壶，居洛阳时，“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渑水燕谈录》）。

抗金名将岳飞，也“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宋史·岳飞传》）。元朝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宫名）小云石海涯”稍暇辄投壶雅歌（《元史·小云石海涯传》）。可见投壶在宋元时期，仍为上层社会常见的文娱活动。

养身术、行气术

从宋代开始，养生术有可贵的发展，改变了以前过于繁琐，不易学习掌握的不足，向精炼成套、简便易行的实用性方向发展。新的导引更让人容易掌握，并在社会上广泛推广。宋代出现了三种有很大影响的导引术。

第一种是宋初陈抟创编的一套“十二月坐功”，共24个术势，按照一年中24个节气进行练习。

第二种导引术是道士蒲虔贯创编的“小劳术”，是一种以按摩为主的健身方法。蒲虔君认为要保持健康，需要身体活动，但是运动量要小，不应该使人练得精疲力尽，“劳”是指身体活动，因此叫“小劳术”。这种用小运动量健身的理论，早在《内经·素问》中就有明确的论述，东汉时华陀的五禽戏也是坚持这一理论，经常运动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过分。这种健身观点几千年来一脉相承，成为中国养生术的一个重要准则。这套“小劳术”包括简单的体操和头面部、四肢和躯干的按摩，简单易行（蒲虔贯《保生要录》）。

第三种导引术是至今仍然广为流传的“八段锦”。“八段锦”究竟是谁创编的，史书中没有记载。从北宋末年它就在民间流传，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吸收了各种导引术和行气术的精华，凝集着无数人代养生家的心血，在流传中不断完善。有了便于记忆的套路歌诀，其中武八段的内容是：①仰手上举所以治上焦；②左肝右肺如射雕；③东西单托所以安其脾胃；④返而复顾所以以理其伤劳；⑤大小朝天所以通五脏；⑦咽津补气左右挑其手；⑦摆鲜之尾所以祛心疾；⑧左右攀足所以治其腰（南宋曾慥辑《道枢》）。

宋代大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十分推崇静功炼养，认为“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年，无不进者”。他自己“终日俨然，端坐一室”，形容庄重，动作舒缓而恭敬，坐则端庄正直。平时在家，天不亮即起，疲劳时就闭目静坐休息。如果夜里醒来，就“拥衾而坐，或至达旦”（《朱子行状》）。他还写了《调息箴》，对自己练功的体会作了生动的描述：“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倚，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已而吸，如百虫蜇。氤氲开阖，其妙无穷。”朱熹晚年还注解了气功内丹修炼经典著作《周易参同契》。但朱熹的精功也有其不足之处，因朱熹对“静”的重要性强调过头，一些读书人受他的影响，终日枯坐，未及中年，就筋疲骨软，萎顿不振，所以，动静应结合在一起，不可偏废。

在宋代许多热衷于气功修炼的士大夫中，苏轼是最突出的一个。苏轼不仅才华横溢，对气功养生十分推崇。在遭受磨难时，苏轼“闭邪存诚，炼气养精”，在气功中得到身体的安舒和心境的平和。苏轼不仅练功非常认真，而且重视气功理论。每有心得便记在笔记上。注意吸收有价值的资料。他的笔记既有胎息法，又有内丹术。最后他自己创编了一套包括自我按摩和吐纳行气的练功方法。

娱乐场所和民间社团

宋朝的由于手工业兴起，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集市贸易非常活跃，使城镇居民大量增加。为适应城市居民对文化的要求，娱乐场所应运而生。当时的娱乐场所叫“瓦肆”，也称“瓦舍”或“瓦市”，是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它可以提供各种服务。有杂技表演；设有棋园，有专职棋工陪游客对弈，有水的地力还出租游船以供湖上荡舟等。

宋朝还兴起一种类似今天约运动俱乐部，称为“社”。射箭的有“踏弩社”，打拳使棒的有“英略社”，踢足球的有“园社”“开云社”等，均属民间团体，入社的多为该项运动的佼佼者。这些“社”，担负组织该项竞赛，制订竞赛规程，技术标准，对引导、促进该项运动发展与提高起重要作用。“社”这种民间体育组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体育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体育活动

武艺的雏形

武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武术在最早时只能被称作武艺。五六十万年前，北京人已懂得使用砍砸器，木棍是简陋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防御野兽攻击的武器。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八九千年以前），以发明了农业和畜牧，生活资料有了较可靠的来源，开始定居生活，人类懂得如何使用石器、骨器，并把它们磨制的精致合用。原始社会的人们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不仅是用于生产，更多的是捕猎野兽，在与野兽的搏斗过程、逐渐积累使用器械的或徒手的格斗技术，当人类能有意识地练习拳打、脚踢、摔劈、砍刺、进退、躲闪等动作时，武艺就开始萌芽了。人类进化到以游戏的形式把这些使用器械的或徒手的生产技能传授给下一代的时候，武艺也就作为一种原始的教育内容同时又是作为原始的一项体育活动内容而开始产生了。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为了争夺黄河流域这片富饶的平原，曾经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部落争斗。使原来生产和军事不分家的生产工具，逐渐脱离生产活动而与军事结合。昔日为生产服务的功能转变为服务于军事战争的功能。战争的复杂化又推动着武器的演进，武艺的内容也随之日益丰富多采。

战争促使兵器多样化，后来形成了十八般武艺的说法。所谓十八般武艺，包括刀、枪、剑、戟、斧、钺、锤、叉、棍、棒、槊、镋、鞭、锏、铲、钯、戈、矛。春秋战国时期有所增加，有戈、矛、戟、殳、钺、斧、锤、刀、剑、锥、匕首等，从这些兵器来看，主要是武术中常见的一些长、短器械，远非武术器械中的全部，由此看来通常讲十八股武艺、就应理解为泛指内容丰富多采的各种器械武艺和徒手武艺了。在众多的武术器械中，受重视的有：刀、枪、剑、棍。矛的使用也很普遍。孔子的学生冉有手持长矛杀的齐军大败，就是当时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古代武术，既是战争的需要，又是强体健身的手段。冶炼技术发明以后，出现了青铜铸剑，约始于殷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武术中徒手的技法已经出现，即拳术。管仲在治理齐国时，曾下令各地把勇力过人者推举出来：“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管子·小匡》）。“拳勇”一词，即指拳斗。在长期的不断演练和实践过程中，武术器械套路以成模式。例如：剑术，古称剑道，春秋时期的越女就是当时的著名的击剑家。

射箭

弓箭的创造，是人类文明巨大进步的标志，思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箭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距今数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气候转暖，飞禽繁生，为了射杀飞禽，远古人类受大自然的启示，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创造了这种复杂的工具——弓箭。《古史考》有这样的记载：“木名拓树，枝长而鸟集，将飞枝弹鸟，鸟乃号飞，后故以拓树为弓，名曰鸟号”。这是古人受到弯曲的树枝弹起时击中飞鸟的自然现象的启发而创的一种生产工具。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今天的射箭运动，是从远古人类创造的生产工具中演变而来的。

古代战争中，“弓箭”是很有威力的远距离杀伤武器，所以，历代都把“射”列为学校军事体育内容。例如：春秋时楚国的养由机，战国时的赵伍灵王，都是那时因射箭出名的人物。

蹴鞠的产生

蹴鞠亦称蹋鞠，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足球。“鞠”是皮球，“以革为囊，实以毛发”。据有文字可查，我国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蹴鞠就很盛行。《史记·苏秦列传》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这段记载描述了当时齐国都城居民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其中包括蹴鞠之戏。一项运动的形成，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古代的足球就己诞生了。我国古代足球，从体育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华文化历史之悠久，华夏民族具有的高超智慧。战国时期的蹴鞠，以齐国最为普及。它是以行列来攻守的。刘向校的先秦文献《战国策·齐策》中称足球为“蹋鞠”，“蹋”字与“践”字同义，表示行列的意思，证明战国时代的足球竞赛是以行列进行攻守的。

除齐国外，战国时期的楚国也盛行足球活动。

围棋起源

围棋又名为“弈”，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很流行。传说围棋是古代贤明的君主尧舜创造的。尧舜时代，部落战争时有发生，在讨论研究仗怎样打的时候，就地画图，摆布兵力，布署作战意图。模仿这种攻守、围歼的作战游戏，可能就逐渐形成了最原始的围棋，后人不断加以完善。

围棋约起源于春秋时期，古时称为“弈”。由于两人对弈时，能起到一种思想交流的作用，故又称“手谈”。下围棋能陶冶性情，锻炼意志，古代把围棋作为教育的手段。《论语·阳货》就记载了孔子教育学生的一段话。孔子说，一个人游手好闲，不用心学习，那还不如去下围棋，学会围棋，还会使你增长才干。孟子也曾以围棋教育学生。战国时期还出现一位围棋高手弈秋。

围棋是我国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

象棋起源

正式记载见于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中提及“琨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文中所说的象棋、六博显然是两种游戏，三四两句形容象棋的下法，五六两句则是形容六博的玩法。又《说苑·善说》：雍门子周对孟尝君说，“足下千乘之君也……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以上两例，说明象棋的产生，当在战国时期或更早一些。春秋以来，我国的象棋有将（帅）、车、马、士、卒等，这些兵种与周代以来的兵制是一致的，当时的战争，有战车，有步兵，统领军队的称将帅，人们根据战争中人员的配置和作战工具，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这项活动。象棋是古代战争在棋盘上的形象反映。

举鼎、角力、相搏

举鼎是以举起重物比赛力量的活动。鼎为金属铸成，最早用于烹煮牲畜，以供祭祀。一般有大、中、小3种类型，举鼎所用多为中小型。据《史记·秦本级纪》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角力”包括摔跤和各种较力活动在内，东周时常见的相搏，亦属角力。

田猎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兴师动众的田猎已成为练兵习武的手段。因为平时以田猎方式“教民以战”，既能将百姓组成队伍，又能锻炼行军和骑射的军事技能。据《国语·其余》载：“春以搜振旅，秋以弥治兵。”即指齐国常以田猎活动进行练兵习武。当时田猎的规模很大，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足见当时赵王田猎之规模之大。

赛马

当时已有赛马的赌搏。而且在赛马中还学会了运用战术。如齐国的军事家孙膑，曾向田忌献计说：“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使田忌以二比一取胜，赢得千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牵钩

即今天的拔河运动。它起源很早，据说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次与越国在长江打仗，著名的木匠鲁班，为楚国设计了一种叫“钩强”的武器，使楚国人前进容易，后退比较难；越国人在下游，要前进比较难，后退较易，这种“钩强”就使楚军可以用来钩住越国的船只进行厮杀。出于实战需要，钩强便在军队中用来作为军事训练的项目，相互对拉，成为健身练武活动，后来演变为娱乐游戏在民间广泛流行。开始人们还在水中牵拉比赛，逐渐发展到在陆地上用绳子来做对拉游戏了。

竞渡

史书记载说战国后期楚国极有才华的大夫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面对楚国的衰弱，极为担忧，力主图治，但是被当时掌权的贵族排挤、诬陷，最后遭到楚王的流放。公元前278年夏历五月初五，他怀着悲愤的心情跳进汨罗江。当地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含着悲痛的心情驾着轻舟来搭救屈原，但没有成功。传说为了使屈原不被江里的鱼给吃了，每年在农历五月初五都划着船丢粽子到江里，以祭屈原，而小船也逐渐改成龙形，逐渐已竞渡形式来纪念屈原。龙舟竞渡这一体育活动被流传下来。其他还有一些传说，但流传不广。

奔走、窬高、投石、超距

中国古代军事训练中，很注意跑、跳、投等技能的训练。据《墨子·非攻》记载：“古者吴闽闾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战国时军事家吴起主张将“能窃窬高超远，轻足善走者”编成一队（《吴子·图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秦将王翦破楚时，见军中“方投石超距”，认为“士卒可用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可见古代名将很重视训练兵士的长跑、跳高、跳远、投石等技能。

游泳

很早以前是用于军事。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不乏水战，游泳则成了作战的本领，兵书《六韬》中说：“奇技者所以越泳水渡河也……”吴越地处南方，善于水战，齐国大臣管仲，为防备越军从水陆偷袭齐国，便“立沼池”，垒十仞之深渊，用于训练士兵的游泳技能和驾驶战船的本领。并用千金之赏以鼓励齐国百姓学习游泳，扩大兵源。

秦汉三国时期体育活动

蹴鞠（足球）

秦统一全国后，这种活动曾一度低落。到了汉代蹴鞠又逐渐兴盛起来。汉代的蹴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娱乐表演性质的花式蹴鞠，踢时不受场地的限制，表演者以自己的技巧踢出各种花样。从汉代的画像石（砖）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花式蹴鞠甚至可以与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难度很大、舞姿优美的足球舞。另一种就是在军中开展的，按照一定规则在球场上进行的对抗性比赛，这种比赛可以在官苑中专门建造的“鞠城”中进行，也可以在野外比较简陋的球场上进行，宫内的足球场，四周有围墙，所以叫做“鞠城”。

汉朝（公元前206—220年）的足球竞赛与现代的足球竞赛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东汉人李尤写的《鞠城铭》，虽然文字不多，却把当时的足球竞赛形式勾绘了出来。《鞠城铭》的原文是：圜鞠方墙，仿像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代足球比赛的模样，球是圆形的；场地是方形的，并且有围墙；六个“鞠域”（球门）相对，鞠域或称鞠室形如半月门洞；上场参赛的各方均为六名运动员，比赛双方会有一名队长；要有裁判，竞赛采用直接对抗的形式，有攻有守，有竞赛规则，以技术好，战术运用得当，射进鞠域球数本有为胜，这是一个常例；裁判员要秉公执法，不询私、不偏袒任何一方。而运动员，都要服从裁判，作风不可粗野，输了球不要埋怨责怪他人，做到“端心平意，竞怨其非”。最后两句“鞠政犹然，况乎执机”，是作者通过写足球进而对官府提出的箴言，足球比赛都要不徇私、偏袒；公平执法，何况官府不是更应严格秉公处事吗？《鞠城铭》是世界上最早论述足球裁判的着作，全文不过48字，却寓义丰富地告诉我们，汉朝的足球竞赛形式、裁判规则、竞赛用球和运动场地，都己开始走向规范化，李尤写的这篇珍贵的《鞠城铭》，可以说明我国古代足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处于领先地位。《鞠城铭》中提出的竞赛原则，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从中也可以看到我国古代体育的鲜明特点在汉代足球中就巳初见端倪。

体育服务于军事这一点在汉朝表现尤为突出。汉朝为了解决与匈奴的民族矛盾，非常重视军事体育训练，特别是注重在军队中开展足球运动，以提高士卒的身体素质。《刘向别录》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汉武帝时，发兵攻打匈奴，派霍去病为将军，霍去病在行军途中，他很重视军中的体育活动，足球是集体项目，可以锻炼体质，又可培养作战配合的意识，他不仅提倡，而且还亲自参与士卒的足球活动，以振奋士卒的精神。汉军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的指挥下，打败匈奴征服了西域三十六国，从此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至今仍传为古代体育为军事斗争服务的一个典型事例。行军途中的足球比赛，不像宫苑鞠城那样有鞠室，只能在地上挖个小坑洞以充作鞠域（球门），即所谓：“穿域，穿地作鞠室。”球踢进小坑洞则算进球，以进球多者为胜。

历史上不少帝王将相，许多都是足球迷，懂得足球在军事训练中的良好作用，所以，大力倡导军中的足球运动，这就是“蹴鞠兵势也”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汉末年的大政治家曹操就很喜爱足球，《太平御览》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孔桂字叔林，好蹴鞠，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孔桂因足球技术好，曹操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可陪伴曹操踢球。曹操南征北战，不仅“以弓马为务”，也“以蹴鞠为学”，并且提倡士卒踢足球。

击鞠

即骑在马上持棍击球的运动（近似现代马球运动）。有关击鞠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3世纪曹植所写《名都篇》。诗中描写“京洛少年”身著鲜丽的衣装，挟弓佩剑，一清早就去郊外斗鸡玩乐，继而“走马长楸间”、“长驱上南出”行猎。猎罢归来即列坐长筵。之后，又“连骑击鞠壤”（在击鞠场地跑马），直至“白日西南驰”才停息。诗中还形容“京浴少年”们的骑术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意在讽刺曹丕恣意行乐的生活，其写作时间当在（公元220）前后。由此推知，击鞠这种活动至迟在东汉晚期已经出现。

百戏

又名“角抵戏”、“角抵奇戏”有时也简称“角抵”。它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体育的综合表现形式。其内容极为庞杂，举凡歌舞杂奏、杂技幻术、角力较武等等，均包括在内。西汉中叶以后，“百戏”十分盛行。

角抵本是双人角力的一种运动，发展到秦汉以后，角抵则与音乐、杂技交融在一起。还赋以一定的故事情节，并与戏剧、舞蹈同台表演，角抵表演时，先是擂起战鼓，造成紧张热烈的气氛，然后，角力手袒胸裸臂登台竞争斗力，以决胜负。汉武帝就非常喜好角抵，在他的提倡下，角抵又有更大的发展。在角抵表演过程中，配奏各地的优秀音乐，结合儿童化装的各种戏剧性表演，角抵的艺术观赏性大大增加了，汉朝时，角抵也就改为角抵戏了，亦称百戏。

百戏是汉代大型综合性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以后，实行“无为而治”，大力发展生产，营造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繁盛局面。这个时期，不论宫廷还是民间的文化娱乐活动都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百戏的内容便越来越丰富。比较定型化的项目主要有：绳技（又名走索、履索、高更）、缘竿、戴竿、戏车、舞轮、弄丸剑（又名跳丸剑）、扛鼎、转石、冲狭、燕濯、骑术、安息五案、掷倒叠案、鱼龙曼衍（包括鱼戏、龙戏、虎戏、舍利戏、大雀戏等等）、吞刀吐火，以及各色舞蹈。此外，“百戏”中也常有角力、摔跤一类竞技。亦称角抵戏。从健身的角度看，“百戏”中许多项目属于体育活动。如：绳技是一种高难度的平衡运动；缘竿可练习力量和灵巧；弄丸剑是抛接小球或短剑的游戏；扛鼎、转石是大力士表演；冲狭、燕濯是用鱼跃动作完成的；安息五案与掷倒叠案技是在多层的案上完成倒立和筋斗等动作。又如舞蹈中的巴俞舞、七盘舞、折腰舞等，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较高。而蹋鞠舞、剑戟舞等则类似体操、武术与舞蹈的结合。至于“百戏”中的骑术，角抵更是典型的运动项目。秦汉时代，角抵在各族人民中部有较普遍的开展。

百戏中的角抵不仅深为人民喜爱，历代长盛不衰，而且也成为帝王的娱乐项目。汉高祖刘邦曾下令禁止，可是罢而不绝，至汉武帝时，这种角抵戏比以前更为兴盛，角力已成为经常表演的竞技项目。汉朝时，由于内容丰富多采，影响之广，有“万人空巷”之势，《汉书》武帝本纪载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皆来观。”那年角抵戏表演，长安城周围三百里内外如此遏远路程的居民百姓都赶来观看。

西汉时期，举重仍很盛行，设有“武力鼎士”的称号，政府中设有“鼎官”。在汉朝的“百戏”节目中举重是很重要的一项，很受人欢迎。技巧运动在百戏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五禽戏

早在西汉时代就有以动物姿态命名的导引术式。东汉末，华佗在维承前人有关导引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编了“五禽戏”。五禽戏也称五禽气功、五禽操、百步汗戏，因系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神态和动作而得名。华佗编“五禽戏”的目的一是为了保健，而是为了治病。华佗所编“五禽戏”的动作早已失传，后世所传“五禽戏”为后人所编。然而华佗创编“五禽戏”的影响，却至今犹存。

武艺

秦汉三国时期，徒手或使用各种兵器的武艺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攻防格斗技能的提高，用于娱乐、健身的雏形套路陆续出现，一些武艺专著也先后问世。从体育的角度看，当时发展较显著，史籍记载较多的武艺项目，主要有手搏、剑术与射箭等。

手搏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拳勇”一词，但到秦汉三国时尚无“拳术”这一专门的名称，意思与之相近的有“卞”、“手搏”。《汉书·哀帝纪》中说：“孝哀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苏林注：“手搏为卞，角力武戏也。”可知手搏与角力并非一回事。《汉书·艺文志》的兵技巧类中，记有“手搏六篇”（已亡佚）。这说明，汉时手搏已发展为具有多种方法相搏的专门技能。手博，即徒手搏击之意，后世的拳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曹丕《典论·自叙》说：“宿闻（邓）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当时即有徒手与短兵交手的“空手入白刃”一项，可知其技艺已达到相当水平。

剑术

汉代以后，剑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为环柄长刀所代替，但剑术作为健身、竞技的武术项目，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比剑之风盛行。魏文帝曹丕是一位击剑能手，他在《典沦·自叙》里介绍了自己学剑的经过和东汉时代一些传剑的名师，同时还生动地记述了他同奋威将军邓展在一次宴会中的剑术比赛：“时酒酣耳热，方食竿蔗，便以为杖（以竿蔗代剑）。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踝，正截其颡，坐中惊视。”当时剑术之精妙，从曹丕这次比剑中可见一斑。两汉三国时，有关剑和刀等短兵交手的理论统称“剑道”。《汉书·艺文志》里记有“剑道三十八篇”，可惜早已失传。

射法

秦代以后，礼射渐衰，战射很受重视。汉时已有大量射法专著出现。仅《汉书·艺文志》就载八种之多：《逢门射法》20篇、《阴通成射法》11篇、《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篇、《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篇、《蒲苴子弋法》4篇。这些书虽已失传，但观其书名，可知为用于阵战的射法。两汉三国队精于射法的人很多。如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平时“专以射为戏”弦不虚发。史籍中还记载了董卓“左右驰射”，吕布“辕门射戟”，曹操“手射飞鸟”，曹丕“八岁能骑射”，太史慈“猿臂善射”等等。足见当时武勇人物多长于射法。

围棋

汉魏之时，文人学士中弈风渐盛，如冯翊、岐道、王九真、郭勃等，都是当时名手。史载：“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当时传为棋坛趣闻。

东汉人李尤在他《围棋铭》中说：“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分经纬，方错列张。”从汉墓出土的石制围棋盘看出，当时的棋盘已有纵横各17条线的。

围棋也是具有军事性质的游戏，东汉经学家马融写的《围棋赋》里就论述了围棋的军事性质，马融写道，许多军事家临危不惧，大兵压境也泰然镇静，与他们平日爱弈围棋，陶冶性格有密切关系。

投壶

西汉中叶以后，投壶进一步游戏化。箭已改用竹制，游戏规则，游戏方法也越来越完善，计分也越来越复杂。据《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他开始采用一种新投法，一是“以竹为矢，不用棘也”，二是壶中不盛小豆。这样，竹矢投入壶内，便立即反弹出来；投者接矢在手，继而再投入壶内。如此一投一反，连续不绝。这种方法打破了“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的限制，也取消了一些繁琐的礼节，大大增强了投壶的娱乐性，其难度也随之加大。

导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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