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 多元复合——东南亚历史发展纵横(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志明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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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 多元复合——东南亚历史发展纵横试读：

书名：源远流长 多元复合——东南亚历史发展纵横

作者：梁志明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4-08-01

ISBN：9787510083433

本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在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学朮研讨会上与同行学者在广西零点碑留影在越中友好年庆祝会上在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在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访问在中越学者学术研讨会上在中越建交60周年庆祝会上序

研究东南亚地区的学者一般都认定，东南亚是一个多样化发展的地区，但也存在相对统一的整体性。笔者近十多年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东南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11个国家。地理上介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它是两大洋（太平洋与印度洋）和两大洲（亚洲与大洋洲）的交通大道及交汇地，来自亚、澳两大陆的不同人种和文化在这里交织混合，有学者称之为“亚澳地中海文化”区域。

东南亚是人类起源的摇篮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就发现有原始人类的遗迹和史前文化的遗址。岩画、巨石文化和古铜鼓文化的发展，显示了东南亚拥有颇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历经原始社会、早期王国、中央集权王国的发展，进入近现代时期，东南亚由彼此分散的各个部分向日趋密切联系的整体转变，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灿烂辉煌，又各具特色。“差异大于类同的统一”，或者说在多样化中的一致是东南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趋势。

气候温热，植被茂盛的东南亚历来是大陆原始部落居民理想的移民之地，而流经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诸大江的河谷地带成为原始族群迁徙的天然走廊。这一广阔地区，民族众多，存在着多种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习俗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学者们形象地称它为“世界民族博物馆”。

公元前后，东南亚地区具有政权雏形的早期国家开始出现。10世纪前后，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先后建立与发展起来。中南半岛地区建立的国家大都位于大河中下游地带，它们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大规模的灌溉农业是它们兴旺发达的经济基础。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地中央集权王国的兴起，与红河、湄公河、湄南河、伊洛瓦底江流域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岛屿众多的海岛地区，尽管地理阻绝，也曾先后出现另一种类型的海上商业大国。以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是海岛地区控制海峡要道的第一个跨岛大国。13世纪，爪哇的麻喏巴歇帝国在鼎盛时期，几乎统治了现今整个印度尼西亚，并控制马来半岛的大部，其势力还远及菲律宾群岛。15世纪后，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海峡蜂腰部的马六甲王国凭借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为新的跨岛大国。

丰富的宗教文化是东南亚多元文化的突出特征。东南亚与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相邻，自古以来深受印度和中国文明的双重影响。先是印度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而后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在东南亚传播。同时，以儒、释（佛）、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输入越南，并占据了重要地位。东南亚又受到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这样，世界上各种主要宗教都在此流行。东南亚文明发展不仅打上了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印记，而且与东南亚国家固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本地化、民族化的东南亚文化。

东南亚是世界上华侨华人的最大聚居地。华侨华人移居当地，既建立华侨社会，又与当地居民通婚融合，源于中华文化的华人（华族）文化是东南亚国家多元复合文化的一部分。

几个世纪殖民主义的统治，一方面使东南亚陷入殖民地化和边缘化，另一方面带来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现代城市与现代文明兴起。作为殖民主义的对立面，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勃兴，诞生了一系列民族领袖，以民族独立、民主共和与国家统一为旗帜的民族意识也发展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区域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现代东南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特别是亚洲文明的一部分获得新发展。东南亚的发展虽不平衡，但其文明发展既吸纳了世界先进文化的精华，又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形成了有本地色彩的价值观念，并力求走一条适应本地区各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当代东南亚国家重建它们的传统联系。为了建立区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95年后，东盟扩大，目前正朝着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和传播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在世界文明的历史舞台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东南亚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地区，东南亚文化既存在某些整体性或同质性，更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研究东南亚历史，既必须注意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必须了解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特点，又不能忽视这一地区的相对一致性，应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考察。

2003年，笔者出版了《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一书，其中汇集了30多篇关于东南亚历史文化，尤其是越南历史与宗教文化，以及东南亚现代化的论文。从2002年后，笔者与北大的研究东南亚的一些教师组织了“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继续开展东南亚历史文化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2004年下半年，在东南亚学研究中心部分成员参与编著的《东南亚近现代史》即将付梓之时，中心开始酝酿开展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课题的设想，并成立了由笔者牵头的课题组，制定了计划。2005年5月，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办了“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关于古代东南亚历史研究：理论、分期、方法”、“外来文化与东南亚：传播与影响”、“东南亚古代史研究：事件与问题”等专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在这次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的基础上，2006年10月出版了《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学术论集。这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东南亚学界关于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成果。书的出版和课题项目的研究获得了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和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美国康德基金会对本课题的研究给予了慷慨的资助。此后十多年来，笔者与课题组的成员反复切磋研究，几易所撰书稿，经历了六载春秋的共同努力和多次修改，终于完成了70余万字的《东南亚古代史》全书的撰写。在完成这一课题的同时，笔者还兼顾东南亚近现代历史与现实性问题的研究。

本书是笔者近些年来关于东南亚与越南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论文的结集。全书结集的论文基本上仍保持发表和出版时的原貌，为满足出版的要求，笔者做了整理和系统化，企望从全球的视野和东南亚区域的角度，既概要地阐明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与内涵，又具体剖析各国丰富多彩的特色与风格，其中的个案尤侧重于东南亚和越南历史的研讨。

笔者愿将近些年的这些学习和研究的心得与体会献给我的母校老师，献给热情关怀自己的妻子、家人、亲友和同学们。

当代东南亚研究发展快速，笔者的研究水平有限，本书的不当之处，诚望读者和各位专家教正。本书的出版问世获得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赞助，特别是卢家彬副总经理、刘正武主任等人的热情帮助，谨表由衷的谢忱！梁志明2014年6月2日于北大承泽书屋

概论篇

东南亚的地理概貌和地理环境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东南亚”这个地名，东南亚指亚洲东南部地区，但在中外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名称。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先秦古籍或以“南海”为南方各族居地泛称，或有实际海域所指。秦置南海郡海疆面临南海。公元初南海才用以专指今日南中国海及周围一带海域，并包括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又名南洋群岛）。至明代，明成祖时（1403—1424年）三保太监郑和出使南海诸国七次，航行所历均在渤泥以西。1617年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考证以渤泥（今文莱）为界，将中国南方海域分为东西两洋，渤泥以东称东洋，以西为西洋。故史称“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自明代中叶至清初以来，东南亚地区乃有“南洋”与“东南洋”之称。

西方人曾把这一地区称为“远印度”、“外印度”或“东印度群岛”。因为西方人的东渐开始以印度为目标，其向东方的航行是为了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故他们的命名离不开印度。“东南亚”（Southeast Asia），这一名称最早见于1838年马尔科姆所著的《东南亚旅行记》一书，但它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为世界公认并广泛流行，始于二战期间。1943年8月，同盟国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建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后，“东南亚”一词逐步得到推广。1962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上，学者们一致同意采取“东南亚”作为本地区的地理名称。由此可知，东南亚作为地理名称有一个衍变过程，并非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地域却是源远流长，早已存在。二、东南亚地理概貌与重要地位

东南亚幅员辽阔，海陆范围共约1200万平方千米，总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及非洲海岸以北的广大地区。东南亚总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和东帝汶。其中东帝汶是经全民公决后，于2002年5月20日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的，是东南亚最年轻的新兴国家。

东南亚的陆地总面积为447万平方千米。总人口约5.3亿（2008年统计），大部分为黄种人，包括属于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多个民族。其中人口较多的有京族（越族）、泰族、老族、高棉族、缅族、马来族、爪哇族、他加禄族等。华侨、华人约3000万人，是世界华侨、华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聚居地区之一。新加坡的华人比例占70％以上，其次是马来西亚，约占30％。东南亚人口分布不均，主要集中于沿海平原、大河两岸平原、河口三角洲地区和岛屿，雨林地带人口稀少。

东南亚国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其陆地面积约有190.44万平方千米，人口2.3亿（2010年统计），是东南亚名副其实的大国，人口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面积最小的国家是新加坡，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其面积仅600多平方千米。新加坡虽然面积是最小的，但人口却约有400万，比拥有5765平方千米面积的文莱要多很多。文莱只有30多万人，是东南亚人口最少的国家。（一）战略位置

东南亚处于东经92°20′ 至141°05′，北纬28°31′ 至南纬11°15′ 之间，北接中国大陆，南望澳大利亚，东濒太平洋，西临印度洋，并与孟加拉、印度相毗邻。东南亚连接三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东北亚经过东南亚通往欧洲、非洲的海上最短航线和必经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东南亚地区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结合部的一部分，位于亚太地区的西南部，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称其为所谓的“新月形”地带，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地缘政治经济价值。学者指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须视为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的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区。”按照这种分析，东南亚正好处在缓冲地带，亦即边缘位置。无论人们怎样看待这种理论，它都早已为二战后美国在亚洲大陆边缘进行遏制的政策所实践，美国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苏联在越南的金兰湾基地隔着南中国海对峙便是明证。那么，进入冷战后时代，东南亚的战略重要性是否会降低呢？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冷战结束后，尽管东西方矛盾已消失，但传统的地缘优势争夺在大国之间仍激烈展开，大国对战略要地和海上通道的关注也未有丝毫松懈。在战略上，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因而，尽管冷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性质变了，但其战略要地的地位却不会改变。（二）海上生命线

南海是位于中国南方的陆缘海，为西太平洋的一部分。中国汉代、南北朝时称为涨海、沸海。清代以后逐渐改称南海。近代以来，国际上通称南中国海（The South Sea of China）。南海是中国的最大外海，平均深度是1212米，最深处有5567米。南海有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同时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命名，并长期持续行使主权管辖，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南海周边国家都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予以承认和尊重。南海历来是东西方和平自由交往的海上交通航道，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海上互助合作的一个渠道。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从未发生过南海主权争端。

但由于南海面向东南亚，以及南海周围各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的存在，它在地缘政治方面至关重要。从军事战略上而言，控制了南海岛礁，就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新加坡到香港、从我国广东到菲律宾马尼拉，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多数海上通道。

南海岛礁附近海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如渔业资源、航道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从航道上来讲，每年大约有4万艘船只经过南海海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90％以上的石油输入要依赖南海这个航道。就中国来讲，通往国外的近40条航线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航线经过南海。南中国海是世界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这一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7万艘次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中国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这条能源供应线对日本、韩国、中国最为重要，可以说是东亚各国的“海上生命线”，同时也是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的主航道。

由于南中国海海底地形极其复杂且海水极深，因此西方媒体曾有文章指出，如果在“斯普拉特利”（即中国的南沙群岛）有一艘核潜艇潜伏在深水中，就能抵消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的美国第七舰队部署的大部分实力，并且能够控制半径为4000千米，包括世界1/3人口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水深使得几乎不可能侦察到潜艇，因此也就无法采取反击行动。由此可见南中国海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而也就有了这样一种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命题：“控制南中国海的国家将控制东南亚”。除海上航道外，空中航道在南中国海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冷战后世界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日趋复杂，东南亚处在他所划分的世界可能出现的多极组群中的新月形区域组群，这个地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布热津斯基眼中，东南亚地区面积虽不大，却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处。按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划分文明的标准，东南亚地区主要文明就有两个，即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其中新加坡、越南属中华文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则属于这种文明的次文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文莱是典型的伊斯兰文明。而菲律宾则是多种文明的聚合地，几种文明不时发生碰撞，应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间的断裂带。不仅如此，外部大国的力量与利益也延伸到东南亚地区，美国不用说，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也都在该地区拥有重大利益，并辅之以力量显示。连远在西欧的大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也开始关注东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文明景观可以说是亨廷顿眼中的世界文明景象图的袖珍版。如此多的文明聚集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以至于可以把这一地区视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间的断裂带”，抑或是布热津斯基所谓的“激烈动荡的漩涡”。（三）资源争夺地

冷战结束后，一些被冷战所掩盖的领土争端逐渐显露出来，而领土争端的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对资源的争夺，体现为资源战争。据一些科学家估算，南中国海的油气储量堪与全球任何地区的最大储量媲美，尽管对于储量的估算差异很大。由于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地区每年使用的能源量相当于1.4亿吨（9.79亿桶）石油。东盟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到2020年，该地区的能源使用量将达4.6亿吨。正是因为东南亚地区具有丰富的资源，才使得南中国海领土、领海争端愈演愈烈。随着东南亚各国工业化的发展，对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争夺，再加上外来大国的介入，预示着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并且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三、地理构造与特点

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地理构造异常复杂。现今的东南亚是由一系列嵌入海洋中的半岛与岛屿组成的，但在远古时代，它是亚澳两大洲之间连接的大陆板块，中心部位为巽他台地，其周边大部分为浅海，称巽他大陆架。在冰川时期，大陆部分的动物和原始人类经过巽他台地组成的陆桥南下，迁移融合，有的远达澳大利亚大陆。大约到了距今2.5万年前，始因冰盖溶解，海平面上升，巽他台地的一部分被海水淹没，露出海平面的高地遂分成许多岛屿。巽他台地曾有地震和火山活动，但早已平静下来，而位于台地两侧的岛弧，构造尚不稳定，岛弧的各个地方造山运动一直在继续。从远古迄今，东南亚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是逐步变迁的，经过长时间的侵蚀与冲积，才形成现今的地形和地貌。

在地理区划上，东南亚的突出特征是明显地分为大陆（半岛）和海岛两大部分：（1）中南半岛是亚洲大陆南端伸向海洋的突出部分，处于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印度）之间，又称中印半岛或印度支那半岛。半岛的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千米，约占东南亚总面积的45％。这里多山脉、高原，地势大体北高南低，山脉呈北南走向。其北邻中国云南高原，与中国境内的山脉相连。其西部缅印边界的那加山脉和若开（阿拉干）山脉，为喜马拉雅山脉向南的延伸。若开山脉向南伸展入海，构成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并与马来半岛相连。

半岛东部山脉为中国岭南山脉的延伸。长山山脉沿越南西部与老挝、柬埔寨的边境由北向南绵延1000多千米。山体东坡陡峭，逼近南海，西坡缓斜，构成老挝境内的川圹高原、会芬高原、甘蒙高原、波罗芬高原和越柬之间的多乐高原。越南与老挝、柬埔寨合称“印度支那”或“印度支那三国”。

半岛中部为中国横断山脉向南的延续，在缅泰边界地区称登劳山脉、他念他翁山脉和比劳克东山脉，向南伸展则形成马来半岛、廖内群岛、林伽群岛、邦加群岛和勿里洞岛。

在老泰边界的山脉称銮山，向南延伸，在柬埔寨边界有扁担山，柬泰交界地区有豆蔻山脉。缅甸境内有东南亚地区面积最大的掸邦高原，而泰国东部则有著名的呵叻高原。

东南亚大陆（半岛）地区的大河，除湄南河外，大多发源于中国境内，由北向南流淌，上游部分穿过中国西南的峡谷，急流飞湍，惊涛骇浪，到中南半岛境内，流势逐渐平缓，蜿蜒曲折，分别注入南中国海和孟加拉湾。红河、湄公河、湄南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流域的下游和出海口地区泥沙长期淤积，形成广阔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这里土地肥沃，水源丰足，适宜植物生长和人类生存，众多的河流又便于人们的交往，因而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成为东南亚古代文明的摇篮。（2）马来群岛，包括马来半岛，又称南洋群岛，位于中南半岛的南面和东面，为分散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广阔海域上的众多岛屿。2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分布范围北起吕宋岛以北的巴坦群岛，南至罗地岛，西起苏门答腊岛，东至东南群岛。其陆地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千米，为世界上最大的岛群，又可具体分为大巽他群岛、努沙登加拉群岛、马鲁古群岛、苏禄群岛、西南群岛、东南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等群岛。这一岛弧地带火山活动频繁，爆发的熔岩覆盖于周围的土地上，经风化变为肥沃的土壤。

处于从东南亚大陆与海岛交接地的马来半岛，是大陆中南半岛西部向南延伸的部分，有的学者在地理上把马来半岛归属于中南半岛，但在社会历史方面又将其划入东南亚马来群岛行列，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西亚和南端的新加坡被视为海岛地区的国家。马来半岛中央为山脉，东西两侧为高出海面的丘陵与平原。地势北高南低。其北部属于泰国的克拉（Kra）地峡是半岛的最狭窄地带，仅50千米。古代为东西商旅越岛的交通要道，近现代以来一直有在这里修筑运河的提议。

马来半岛以南，隔马六甲海峡相望为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是东南亚海域的重要岛屿，面积43.4万平方千米，为世界第六大岛屿和东南亚的第二大岛。赤道贯穿岛屿，岛内多山，东部靠海有广袤的平原。巨港和占碑（巴邻邦地区）为岛上港口，古代这里曾是著名的王国统治中心。

苏门答腊岛东南面，隔着巽他海峡是爪哇岛。爪哇岛面积12.63万平方千米，是海岛地区开发最早的岛屿，发现有远古人类的遗迹和古人类聚落。岛上火山众多，火山爆发往往会带来灾难，但火山灰和火山喷出的熔岩含有很高的养分，有利于农作物的成长，岛上农业生产活动是在肥沃的火山土壤地带发展起来的。爪哇是连接印度尼西亚东西和南北诸岛的中心，被称“本岛”或“内岛”，处于统辖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主导地位。

爪哇以东，便是一衣带水的巴厘岛。这里风光秀丽，它保留有婆罗门教文化的诸多遗产，迄今仍为名闻遐迩的旅游胜地。

爪哇北面的婆罗洲，又称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大岛和东南亚最大的岛屿，面积73.6万平方千米。其地分属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其内地有茂密的森林，古代以盛产黄金和钻石著称，吸引了外来移民到此。渤泥（今文莱）王国曾在婆罗洲北部立国。

马鲁古群岛，又译摩鹿加群岛，以盛产香料闻名，又称香料群岛。在历史上曾崭露头角，古代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纷纷冒险远航前来寻觅香料和财富，16世纪后更成为西方殖民者争夺的要地。四、地理环境及影响

我国历来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关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问题，学术界早已有研讨。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的论述成为当时流行的主导观点，人们大多肯定或赞成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的论点，批判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讳言从正面肯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有关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进展，成果日益增多。有的学者认为，从本质和总体上讲，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社会保留着相当广泛的自由。因为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远远没有达到极限，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和文化就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这一论说从理论上肯定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制约作用与重大影响。那么，地理环境对东南亚的社会历史发展有哪些具体影响呢？

第一，东南亚国家版图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等原因，而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一般说来虽不一定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往往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可成为决定性因素。东南亚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整个地区被山川、海洋分割，没有像亚洲大陆那样连成一片，这种地理特征使东南亚在历史上难以出现整个地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甚至在半岛及海岛两个地区也未能产生统治全地区的帝国。在殖民时期，西方国家建立的殖民政权也大多限于东南亚各王国一国的范围之内。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海岛商道附近的国家首先遭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尽管日本占领时期，在军事上征服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但它仍然不得不在各国分别建立不同形式的统治。

第二，在山脉和丘陵众多的东南亚，许多地区含有矿藏，是世界上富矿带之一。古代东南亚曾被称为“黄金半岛”或“金地”。早在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所著的《地理学指南》中，就有“黄金半岛”的地图，后经人考证该半岛在下缅甸或马来半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关于东南亚也有“苏伐剌提波”（黄金半岛）、“苏伐剌蒲米”（金地）的记载，可见古代东南亚即以产金闻名于世。地理学家指出，从中国云南边界向南经过缅甸和马来半岛，直到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勿里洞岛，一个长约2880千米的地带，都蕴藏有丰富的锡、金、铜、锌、银、铅、铁、锰、铬、钴、钒、钼和钨矿。整个东南亚地区，还广泛分布有石灰石、氟石、高岭土、石膏、泥炭、石英砂和食盐等矿物。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盛产石油资源，越南东北的鸿基和婆罗洲北部蕴藏有煤矿。丰富的资源对东南亚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肥沃富庶的平原三角洲地区是东南亚古代文明的摇篮。在东南亚一些江河流域的中下游形成的平原三角洲，地势低平，面积较大。如中南半岛上的红河三角洲面积15000平方千米，湄公河三角洲44000平方千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32400平方千米，这些不断向海洋扩展的平原三角洲都是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它们还与中小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连成一片，如红河平原三角洲与南面清化的马江和朱江的平原三角洲相连，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与锡唐河三角洲相连，湄公河三角洲与同奈河三角洲相连，并与洞里萨湖平原连成一片，形成重要的稻谷产地。灌溉农业是古代中南半岛上诸王国兴起的经济基础，中南半岛上的诸王国就是在这些肥沃富庶的大江大河的中下游诞生、发育和壮大起来的。

第四，东南亚地区的海陆面积都很辽阔，海陆交错，海港众多，海岸线绵长且曲折，并拥有多条扼海上交通要冲的海峡，尤其是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长约900千米，是东亚通往欧洲、非洲的最便捷的海上航道，具有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海岛国家和半岛东南亚国家大都面向海洋，具有海洋性文化的风格与特征。由于海上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化和宗教的传播，处于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上的海岛地区在古代历史上曾兴起一些海上商业大国。掌控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贸易大权是东南亚海上跨岛大国强盛的关键。而海岛地区岛上的河川和江湾地区往往是古代王国的基地，那里海水相连，交通便捷、顺畅，有利于人员交往，便于商船停泊和对外贸易。公元4世纪的古戴国是在东加里曼丹马哈坎河的穆阿腊卡曼地区建立的。著名的室利佛逝王国建立在南苏门答腊的穆西河口的附近。而爪哇的布兰塔斯河对麻喏巴歇帝国的经济繁荣起过巨大的作用。

第五，热带的气候对于东南亚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地跨赤道，北至北纬28度多，南到南纬11度，属热带地区。高温多雨是其又一重要特点。除大陆半岛北部山区外，绝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雪，也不分春夏秋冬四季。中南半岛北部属亚热带森林气候，中部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温度在25—27℃之间。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和大陆的缅甸沿海主要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炎热多雨。赤道附近的海岛地区，气温的年较差（一年的最冷月和最热月）比日较差（一天24小时内的日夜温差）要小得多，往往不到2℃。这里每月的平均降雨量都在100毫米以上。

但决定东南亚气候的主要因素不是温度而是雨量。由于降雨量的季节变化，东南亚一年可分为旱季和雨季，旱季又可分为热季与凉季。但各个地区的季节划分，在时间上很不一致。北半球大致11月至第二年的2月为凉季，3—5月为热季，6—9月或10月间是雨季；赤道以南，凉季在6—9月或10月，雨季在11月至第二年的2月，热季仍在3—5月。热季的特征是高温少雨。中南半岛的内陆和山地背风坡，往往是降水量最少的干燥地区，如缅甸的中部。

在热带的气候条件下，东南亚形成了独特的热带农业、林业。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多种多样，稻米一年两熟或三熟，大米是东南亚在本地区的重要农产品和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东南亚盛产柚木、红树林木等名贵木材和胡椒、丁香、豆蔻等香料。古代东南亚农业开发和产品输出的历史悠久，水平较高，商品化农业发展较早，这与东南亚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

处于热带的东南亚，常受炽烈的阳光照射，但因属海洋性气候，有海风的调剂和雨水的滋润，气候不是十分炎热，生活在当地的人常说：“终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由于雨量充沛，草木茂盛，气候颇为宜人，适合各类作物生长，这里是移民的良好聚居地。炎热潮湿的气候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方式产生颇大影响，穿树皮衣、住高脚屋、使用铜鼓、喜食槟榔等在古代东南亚居民中流行。同时，季候的划分，对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军事上，旱季是发生大规模战斗的季节，而小型分散的游击战则往往在雨季进行。

第六，季风的形成和风向对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并对历史上的经贸交流与人员交往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亚洲处于广阔的季风气候区，印度、东南亚、中国、朝鲜和日本均在季风范围之内，介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东南亚恰在两洋季风的交替区。而交替区的中心在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之间。我们知道，由于亚洲大陆的炎热形成的北热带气团的压力，构成东北季风，又称东北信风，约在10月至第二年的3月，从东北刮向西南，自北回归线向赤道移动；而由于炎热的澳洲形成的南热带气团的影响，产生的西南季风，又称西南信风，约在4—9月，从西南吹向东北。这种季风的风向与东南亚的洋流方向相当一致，即洋流随风向的移动而移动。它们在季风的影响下，成季节性的漂流。这种定时定向的信风的风向和洋流的流向，对人类的海上交通具有重要的作用。季风又称贸易风，对古代东南亚和亚洲的经济贸易与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帆船时代，从印度和西洋来东南亚和中国的船只，或是从中国和东北亚经东南亚往印度的商船都是在季风的吹送下，利用风向与洋流往返航行的。

东南亚华侨史上的华商贸易往来也常借助季风的作用，宋代朱彧说：“北人（即华人）过海外，是岁不归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这些隔岁往返的商人就是乘季风顺风往来的。东南亚地区对这种逗留各地过一个冬天的现象，叫作“压冬”。

第七，我们还需提到东南亚地区每年都发生的“台风”及其难以避免的影响。台风是产生于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烈的热带气旋，只是发生地点不同，叫法不同。在北太平洋西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包括南中国海范围内发生的热带气旋称为台风；而在大西洋或北太平洋东部的热带气旋则称飓风，也就是说在美国一带称飓风，在菲律宾、中国、日本一带叫台风；在南半球及北印度洋称旋风。台风经过时常伴随着大风和暴雨天气。风向呈逆时针方向旋转。

东南亚地区的台风发生在菲律宾以东，并向西移动，经过南海最后在中国东南海岸、海南岛或越南地区登陆。台风多发生在7—11月。台风风速常每小时达到或超过140千米，其狂暴的风力给登陆地区带来暴风雨和严重灾害。越南中部沿海地区，在台风季节常发生房屋、堤坝、桥梁被冲毁，严重水涝使农田淹没，并引起水土流失。历史上台风吹沉了难以数计的商船、海舶。孟加拉湾也常在6—11月发生热带风暴，在西南季风后期，这种风暴有时袭击下缅甸沿海地带，往往暴雨成灾，造成严重灾害。

不过，台风也有另一方面的作用与好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南部、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台风降雨量约占这些地区总降雨量的1/4以上，如果没有台风，这些国家的农业困境不堪想象。此外，台风对于调剂地球热量、维持热平衡更是功不可没。热带地区太阳辐射热量最多，也最为炎热，而寒带地区正好相反。由于台风的活动，热带地区的热量被驱散到高纬度地区，从而使寒带地区的热量得到补偿。如果没有台风就会造成热带地区气候越来越炎热，而寒带地区越来越寒冷，自然地球上温带也就不复存在了，众多的植物和动物也会因难以适应环境而出现灭绝，那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景。五、结语

总之，人类的历史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东南亚的地理环境与东南亚的社会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上所述，东南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炎热，又处于季风地带，这种地理环境对东南亚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均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对人类社会主要是正面而有利的，但也存在不利的、有害的方面。但人类对地理环境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古代东南亚国家兴修水利，挖掘运河，修筑道路，发展交通，便是改善环境，建设统一的国家的重要措施。研究东南亚历史切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及其影响的问题。

论东南亚的多样性与相对统一性

研究东南亚学的学者认为，这个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相对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使它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同时又存在巨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说它具有相对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是指东南亚介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上说，来自亚、澳两大陆的不同人种和文化，以及动植物区系，也在这里交织混合。故有学者称之为“亚澳地中海文化”区域。

说它又存在巨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是指东南亚不仅在地理环境和地形结构上十分复杂多样，还表现为人种、民族、语言、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美国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卢西恩·W.派伊（Lucian W. Pye）指出：“东南亚是一个彼此之间具有极大差异和形成鲜明对比的地区，这一地区10个主要国家中每一个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与他国不同的传统。”一、东南亚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一）人种

东南亚很早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同时它又处于种族和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据学者考察，在远古时代，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如爪哇早就发现有原始人类的遗迹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从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始，东亚大陆的民族移动浪潮就已从不同路线接踵而至，迁移到东南亚，从而形成这一地区复杂多样的种族和民族。

东南亚最早的原始人群是爪哇猿人，在爪哇猿人之后，又发现有梭罗人和瓦贾克人。学者研究认为，东南亚的原始人为澳大利亚人种，或称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他们在原始社会时期居住在从印度尼西亚的新几内亚到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这一人种是迄今仍生活在东南亚丛林地带的尼格利陀人的祖先。

尼格利陀（Negrito）来自西班牙文，是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发现属于这一种族的民族时所取的名称，意为“矮小的黑人”。尼格利陀人的生理特征是头大，脸圆，头发卷黑，鼻扁平，唇厚，肤色深褐，因其体质壮实、身材矮小故名。他们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居民，在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迄今仍生活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的一些地区。（二）民族

距今约10000年前，东亚大陆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原始民族以采集、渔猎为生，居无定所。由于部落战争、天灾和疾病，不断向远方迁徙。气候温热，植被茂盛的东南亚成为大陆原始部落居民理想的移民之地。流经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诸大江河谷地带成为原始民族迁徙的天然走廊。中国南部的原始族群从陆路到海路，经过不同的路线，一批又一批地移居中南半岛，南下海岛地区，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原始民族结合，形成新的族群，在东南亚生息繁衍。

随着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从亚洲大陆进入东南亚的诸民族集团，都属于南蒙古利亚人种，按照语言分类可分为三大语系：（1）南岛语系，又称澳斯特洛尼西亚语系，或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2）南亚语系，也称澳斯特洛亚细亚语系；（3）汉藏语系。

最先到达东南亚的是属于南岛语系的民族，他们开始迁徙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持续至公元前1500年，首先是“原始马来人”，尔后到的称“开化马来人”或“新马来人”。开化马来人与原始马来人和一部分尼格利陀人等相融合，演化形成“现代马来人”。他们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海岛地区，现今三国大多数民族均属马来人血统，操“南岛语系”的语言。

属于南亚语系的诸民族约于公元前1000年进入中南半岛地区。孟-高棉民族属于这个语系，多数学者认为，他们来自中国南方，而非印度。孟族是中南半岛上许多早期国家的缔造者，而高棉族则是柬埔寨的主体民族。

在孟-高棉人迁入半岛的前后，属于汉藏语系的诸民族从大陆南下，在中南半岛各地定居下来。在半岛东部主要是属于越语族的越族（京族）、芒族、岱依族和侬族等；在中部主要有属于泰佬语族的泰族、老族和掸族；在西部有属于藏缅语族的缅族、克钦族、钦族、克伦族、拉祜族等。学者研究，越、泰等族源于古代华南的“百越人”系统，而缅族群属于中国古代氐羌人系统。

上述族群经过长期的融合、分化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演变成为近现代东南亚各国的诸民族，使东南亚成为民族众多、语言复杂的地区。东南亚各国毫无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拥有100个以上的民族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缅甸则分别拥有90多个、50多个和30多个民族。（三）语言

民族众多的东南亚，语言十分复杂。不过主体民族的语言往往是一国的通用语言。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有马来语，或称马来-印度尼西亚语。这种语言及其变种（即某些方言），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的主要通用语。菲律宾南部、泰、柬和越南南部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与之相关。泰老语也较普及，不仅泰国的主要民族泰人讲这种语言，而且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龙族，越南西北的泰族，柬埔寨西部、东北部和马来半岛北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操这种语言。越芒语是越南的一种通用语，北方少数民族芒族也使用它。菲律宾是语言异常复杂的国家，但他加禄语为全国通用语言。

此外，由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与文化渗透，原宗主国语言——英语、法语等在东南亚成为近代时期的官方语言，各国独立后，在东南亚地区仍然广泛流行。

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带来了东南亚国家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彩，而且各具特色。它们互相吸收、融合而显得不单调。东南亚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固有文化，同时相继吸收了来自印度、中国、阿拉伯以及西方的文化，形成富有传统特色的地区多元复杂文化。（四）宗教信仰

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是东南亚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突出表现。世界各大宗教都在这里流行。除了神灵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印度教、犹太教以及道教、锡克教都在这里拥有信徒。现代东南亚可分为三大宗教区域：（1）以佛教为主的区域：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新加坡，其中越南、新加坡为大乘佛教、道教与儒教信仰区；（2）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区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南部；（3）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的区域：菲律宾北部和中部。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但何时传入东南亚已难以考证。至公元初年，已有确凿证据，表明佛教已在东南亚国家传播开来。佛教主要是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进入东南亚的，分为南传与北传两条路线。南面是海路，主要是经过锡兰（今斯里兰卡）从海上传入东南亚；北面是陆路，是经过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南下广州，进入越南，主要是大乘汉传佛教，突出的是禅宗佛教。此外，还有一条从印度东北，经过缅甸而入中南半岛的途径。古代东南亚佛教和婆罗门教—印度教昌盛，海岛地区的室利佛逝王国和麻喏巴歇王国有着高度发达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南传上座部佛教（又称小乘佛教）则经锡兰在缅、柬、泰、老等中南半岛诸国广泛流行，在中古时期，上座部佛教成为这些国家的国教，这个宗教信仰延续至今。

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商人和印度穆斯林商人传入东南亚的。13世纪以前，在北苏门答腊沿海地区已有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居住，逐步形成穆斯林社会。13世纪，伊斯兰教已在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建立了伊斯兰国家（占婆、苏门答腊西北部）。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兴起，成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中心，伊斯兰教获得广泛的传播，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岛以及菲律宾南部岛屿相继伊斯兰化。现在，马来西亚有半数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印度尼西亚约2.3亿人口中，86.9％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20％在东南亚，由此可见，在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

基督教是西方人东来后传入东南亚的。菲律宾是东南亚的主要基督教国家，由于受西班牙殖民者的影响，全国约有85％的人口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不少教徒。越南由于受法国的影响，天主教成为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信徒约占1/10。

此外，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地区性和国家的本土化宗教。如越南的和好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德教等。

东南亚文明的显著标志是宗教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有学者认为：东南亚文化的本质和特色是宗教文化。因为东南亚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文字无不打上宗教的印记，东南亚国家的对外关系与国际影响也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泰国著名学者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说：“从根本上来说，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这是因为一切艺术、文学、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都是围绕它的宗教而发展并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只是到了近代，其文化才有了某些变化。”

宗教与政治密切相关是东南亚宗教文化的显著特征。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级往往把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起来，甚至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利用宗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支柱。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则以宗教作为旗帜。殖民者以传教士作为先驱，而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又常以宗教作为反侵略的斗争武器。近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往往与宗教战争相结合。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蒂博·尼哥罗起义和亚齐战争，都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反殖民主义斗争。20世纪初，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第一批民族主义组织是宗教性组织，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联盟和缅甸佛教青年会等。同时有的改革运动也以宗教改革或教会改革为宗旨。宗教可以成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精神纽带，同时，复杂多样的宗教也可能导致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各教派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

从20世纪以来，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世界性热点问题，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分离问题往往以宗教冲突的形式出现，而宗教信仰的差异与教派之间的矛盾又加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因而研究东南亚宗教的发展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相对统一性与整体性的体现

上述东南亚社会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带来了东南亚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并造成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类型上的纷繁复杂。然而，我们在东南亚的多样性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统一性与整体性。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勃兴，一系列东南亚新独立国家诞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显著提高，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于1948年出版了《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这部书“头一次把东南亚早期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展示出来”。不过，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和菲律宾没有包括在此书内。必须指出的是英国学者D.G.E.霍尔的巨大贡献，他摒弃了东南亚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印度中心论”，坚持东南亚的主体性与统一性。他撰写的名著《东南亚史》，是第一部东南亚地区通史。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继承了霍尔的思想，他写的《东南亚历史发展》和《战后东南亚》，也不是对各个国家的历史做孤立的论述，而是两部互相衔接的关于东南亚历史发展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卡迪在《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个当前被称为东南亚的分布范围很广的地区，曾经有过一段相互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一点，从外表上看并不十分明显。也许，这一地区的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土壤和地形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发展水平。”他指出：“可以确认，有三个或四个因素在历史上把这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因素涉及地区内部的关系，起着一种连锁反应的作用。”那么，有哪些因素或者说从哪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各国互相联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呢？

第一，东南亚地区有它自己的固有文化。古代东南亚国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印度文化，而是有选择地主动吸收。毫无疑义，东南亚与印度和中国均有悠久密切的历史联系，并深受印度文化模式和中国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印度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不是文化的真空地带，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法国学者赛代斯在《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一书中，对东南亚早期固有文化的特征做过学界比较普遍认同的概括，指出在雅利安文明之前，东南亚文化的特征大约是：“从物质文化方面看，有水稻的耕作，黄牛和水牛的驯养，金属的初步使用和航海技术；社会结构方面，妇女和以母性为世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因灌溉耕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宗教方面，万物有灵论、崇拜祖先和土地神、修建在高地上的祭祀场所、石瓮葬和石棚葬；从神话方面看，皆为宇宙二元论，其中高山对大海、飞禽对水族，居住在山区的人与沿海的人相对。”

其他学者也曾先后对赛代斯所列举的特征做了过某些补充。比如，N.J.克罗姆指出，印度文化传入前的爪哇文化的特征有：（1）皮影戏；（2）佳美兰乐队；（3）蜡染法等。

第二，在外来文化传入后，东南亚本地的传统文化与之互相融合，有选择地吸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化。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灌溉农业延续下来，形成东南亚发达的农业文明，或称稻作文化；农村村社的长期保存与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此外，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与外来宗教相结合，使东南亚的宗教具有新的特色。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传入东南亚后，不再保持原来的形态，它们已本地化、民族化，因而能在东南亚国家扎下根来。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后，与当地的那特（Nat，来源于巴利语natha，意即保护者）信仰结合，吸收其精灵信仰，缅甸寺塔往往供奉各种那特的偶像，这是其佛教的一个特色。

东南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同样保持了传统的风格，并在吸收印度、中国及阿拉伯的文化营养后，获得新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的相对统一性与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历史、地理和文化相对独立的单元，即独立于东北亚、南亚及澳大利亚诸大陆，而且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印度、阿拉伯与中国、东亚诸国海上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后，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分别受到不同殖民国家的统治。在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平联系更为紧密。但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的经济、贸易与世界市场和商业贸易网络密切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初，东南亚世界，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联系空前增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兴起。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重建它们的传统联系。为了建立区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五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该组织。1995年后，东盟朝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目标加速发展，至1999年，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相继加入，东南亚10国组成“大东盟”。东盟的成立和扩大，标志着东南亚区域性联系有了新的发展。三、启示

综上所述，在文化上，东南亚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孕育着丰富多彩的灿烂文明。东南亚文化有其内在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共识，是具有文化内聚力的文化共同体。有学者指出，东南亚地区“不只气候、物产种类相近，而且人文发展也具有一体性”，“不论风俗民情，价值观念、语言文字及法律制度各方面均有近似之处，显现出独立文化区的特色”。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安东尼·瑞德说：“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描述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他指出，当把零碎的历史资料“集中起来一起研究时，展现东南亚整个地区生活方方面面的清晰画面也就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文化作为东亚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基本特征是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它在宗教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政法体制、心理与精神状态等方面有某些共同的相似的东西，即在“思想文化的最本质特征上”有相似之处，而与西方文化相区别。

从价值观方面来考察，其突出表现为当代一些东南亚国家所共同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有学者把它概括为五大原则：一是社会与国家比个人重要；二是国家之本在于家庭；三是国家要尊重个人；四是和谐比冲突有利于维持秩序；五是宗教界应互补，和平共处。

但东南亚又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地区，东南亚文化既存在某些同质性或一致性，更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事实上，世界各地区各国文化都不会是雷同的，而是有很多差异并各具特色。

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东南亚历史时，既不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必须了解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特点，又必须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相对统一性，应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考察。这些在学习和研究东南亚历史过程中常可见到。

中国东南亚学研究：进展与评估

国外学术界关于东南亚的研究，以前是置于东方学的范畴之内的。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过去主要是指“印度学”和“汉学”（即中国学），因为早期西方学者是从印度和中国的角度来研讨东南亚国家的，故长期以来，东南亚研究从属于“印度学”和“汉学”。

伴随西学东渐和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逐步加强了对东南亚的研究。从18—19世纪后，西方国家成立专门学术机构，开展了调查研究，出版了书刊，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二战前，西方的研究是以人文科学为主，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地理学等，文化史与文明史构成重要内容。西方学者还用科学的方法，开展考古发掘、田野调查和碑铭考证，进行史地考据、校勘与译注，在东南亚的考古和古代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绩。

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首先是在东南亚没有直接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的学者开始对东南亚地区做整体的考察和研究。1902年，奥地利皇家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弗朗茨·黑格尔（Frans Heger）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这部巨著，将东南亚地区的古代铜鼓进行分类，创立了“黑格尔分类法”。1923年，奥地利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海涅·革尔登（Heine Geldern）撰写了关于东南亚民族和文化的著作，指出了东南亚各民族在人种、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共同联系，阐述了他们的迁徙和彼此的影响。这是一部将东南亚作为整体考察的重要著述，由此，有些西方学术界人士将革尔登尊为东南亚学的创立者。

二战期间和战后，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日益推广，东南亚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且日益繁荣兴盛。战后东南亚学研究由西欧向美国转移，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东南亚研究中心，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成为重要的研究基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以及皇家亚洲学会的马来分会与暹罗分会的研究推陈出新。以巴黎为总部的法国远东学院逐步扩展，建立了覆盖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研究网络。富有传统的荷兰莱顿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战后国际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国别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区域性研究和整体性研究加强。《剑桥东南亚史》指出，二战前，东南亚史研究已有许多进展和成果，但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学界往往集中注意于各个东南亚国家的研究，而“没有形成把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概念”；

二是学者们大都“倾向于把该地区的历史视为由外来影响造就而不是源于当地动力的产物”；

三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外来观察者——欧洲人、中东人和亚洲人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地区的一些学者虽已开始出现，但这样一批学者“本身就是西方教育的产物”。

战前西方学者，特别是在东南亚有殖民地的国家的一些学者，将本国殖民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往往以国别为研究课题。国别研究是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程，没有扎实的国别研究，地区研究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是没有坚实基础的；但若囿于国别研究，视野则是狭窄而有局限的。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G. Coedès，又译戈岱司）于1944年所著的《远东印度化国家古代史》，后修订改名为《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中译本改名为《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从印度文化影响的角度开始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过没有包括今越南北方和菲律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独立和东盟建立以后，国际关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东南亚研究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东南亚学不仅研究内容从战前的文明史、文化史为主转向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为主，而且区域研究与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日益加强。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要求，人们的视野不限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地区，而扩大到从全球的整体来观察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战后各国学者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宗教、文化等著作，把东南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研究成为一种时尚。

战后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尔（D.G.E. Hall）于1955年出版的《东南亚史》是一部受到国际学术界重视的关于东南亚历史的权威著作，曾数次修订再版。霍尔的重大贡献就是坚持东南亚的统一性和自主性，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他批判东南亚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印度中心”等倾向，颇有见地地提出“看东南亚历史，要以其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其他观点”的新颖见解。此外，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John F. Cady）在先后出版的《东南亚历史发展》（1964年）和《战后东南亚史》（1974年）两部东南亚地区通史中，既对东南亚历史做了颇为全面的综合考察，又对各国发展的不同特点做了分析。卡迪的两部书不仅从经贸以及宗教、文化等方向阐明东南亚地区的相对统一性与相互的关联性，而且反映了东南亚各国的多样性特点。

有关东南亚地区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还有乔治·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形成》、戴维·乔尔·斯坦伯格的《东南亚探索》、布莱恩·哈里逊的《东南亚简史》等等。古代东南亚史的研究吸引了一些优秀学者的注意，例如O.W.沃尔特斯关于早期印度尼西亚贸易和室利佛逝王国的研究等等。1992年出版的由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两卷本，集合了一批研究东南亚的知名学者，试图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方面阐述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好评。

除欧美国家外，战后日本、澳大利亚的东南亚研究，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自身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在二战前，日本将东南亚研究作为“东洋学”的一部分，从20世纪20—30年代起对东南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水平的著作。

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建立了密切的特殊关系，日本对东南亚研究极为重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均设有东南亚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是日本研究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中心。日本学者池瑞雪浦、石井米雄、樱井由躬雄等编著的《东南亚史》多卷本，内有东南亚古代史，内容丰富，史料翔实。

邻近东南亚地区的澳大利亚也建立了颇具实力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拥有一些国际知名学者。例如，长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安东尼·瑞德教授在1988年和1993年先后出版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两卷）就是研究东南亚的一部力作，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安东尼·瑞德力图重新审视、撰写和构筑东南亚史，并将东南亚文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著作突出地显示了东南亚地区在15—17世纪时期世界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这两卷书出版后迅速成为东南亚文明史方面的经典性著作。

当前东南亚研究受到日益广泛重视，不但欧美国家重视东南亚研究，邻近东南亚的国家也十分重视东南亚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该地区各国研究蒸蒸日上，东南亚国家一些知名学者活跃在国际学术讲坛上，这是东南亚研究蓬勃兴起的重要标志。

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在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十分重视本国历史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各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已发展为国际上重要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越南的河内国家大学、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大学等均十分重视本地区和本国人文科学的研究与教学。南洋学会创始人之一、新加坡的华人学者许云樵教授在南洋史地方面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现今在新加坡从事研究工作的王赓武教授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们是海外华人学者群中的杰出代表。东南亚国家，以越南为例，在1945年独立后，曾相继建立文史地研究委员会、社会科学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开展了颇有规模的考古发掘，出版了一系列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近年来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先后召开了几届越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缅甸建立了缅甸历史委员会和考古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历史文化与考古著作。二、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东南亚与中国是近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国历来就有研究周边各邻国的优良传统，并建有机构，形成一定的制度。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和有关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著述，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历代保存下来、备受国际学术界赞赏的“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国的各种古籍，包括正史、官书、实录、丛书等等，堪称为研究亚洲邻国的历史、地理、民族、经贸、宗教与文化发展的“无价之宝”。国际上著名的东南亚学家如霍尔等人都非常重视中文史籍。陈序经先生说，欲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尤其是古代东南亚，须用中国史料。

但东南亚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研究，即用科学理论与方法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整体性的或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的学科，其创立和形成是在近现代时期。

中国东南亚研究是国际东南亚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的地区与国别的研究中，东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研究一直是一个富有研究传统、基础较好、力量较强而且成果较多的领域。

近现代中国东南亚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建国前后中国内地的东南亚研究

从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中国的地区与国别问题的研究开始转轨，中国的新学开始建立在近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工作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进入20世纪后，以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为起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华侨研究迈入了有组织的阶段。中国涌现了一批研究东南亚和南洋华侨史的大学者。老一辈学者大多有家学渊源和古文根底，又多出国留学，掌握了中外语言工具，他们博古通今，中西贯通，利用中国丰富的古籍资源进行考证，或对西方学者的著作进行翻译校注。他们所撰写的中外关系史、华侨史、海外交通史和史地考证等著作和译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术优势，道前人之未道，补研究领域之空白，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了一席重要的地位。现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汉译学术名著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国老一辈的许多学者就是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对亚非国家的研究，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研究空前加强，从此中国东南亚史学研究进入了更有组织和更为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东南亚研究包括史学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北京和东南沿海诸省，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在高等学校逐步成立。北大亚非研究所、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北大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就是中国北方进行亚洲研究包括东南亚教学研究的基地。而与东南亚毗邻的福建、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也以大学为依托先后建立了东南亚的学术机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56年）、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59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前身）（1960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组（1962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心。中国民间东南亚学术研究团体——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也于1962年成立。在“文革”前，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已有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队伍。这支队伍既有老一辈的学术带头人，又有在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不少是归国的华侨。上述学术机构均出版了学术刊物，或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作为交流。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创办的《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1960年更名为《东南亚研究资料》。厦大南洋研究所出版有《南洋问题研究》、《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季刊），并不定期出版《南洋研究所论文集刊》、《华侨问题资料》、《南洋问题文丛》、《南洋问题大事记》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出版有《东南亚问题》、《东南亚历史研究论丛》和《东南亚历史译丛》。它以东南亚历史研究为重点，出版有多种东南亚历史著作。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东南亚学术领域内的多数学者主要从事史学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与华侨史研究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项目。姚楠、陈序经、朱杰勤、陈碧笙、田汝康和韩振华等著名学者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东南亚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华侨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一些新的中青年学者也做出了许多成绩。

不过，当时的学术研究也受到“政治挂帅”氛围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干扰，一些著作与教材常常片面地突出政治斗争与革命运动，比较封闭，缺乏对外学术交流。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研究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东南亚研究

1978年后，中国东南亚研究有了巨大的变化和空前飞跃的发展。在“拨乱反正”的新氛围下，科学研究出现前所未见的勃勃生机。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30多年来东南亚学研究步入正轨，进展迅速，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实力增强。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队伍不到100人，专业学术团体不过五六家，主要在大专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政府所辖的研究部门。到20世纪90年代队伍扩大，拥有了10多个专门研究东南亚或含东南亚研究内容的学术机构，并有了研究东南亚的民间学术团体，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员有600余人，其中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近百人。南方沿海诸省的东南亚研究所恢复或创办起来，并出版了刊物，如厦门大学的《南洋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丛》，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学刊》（后改《亚太研究》），云南社科院东南亚所的《东南亚》（后改《东南亚南亚研究》），广西社科院东南亚所的《印度支那》（后改《东南亚纵横》）。此外，北京、上海、南京、郑州、开封、福州等地的有关刊物也经常刊登有关东南亚史研究的论文。例如社科院的《当代亚太》，北京大学的《北大亚太研究》（后改为《北大东南亚研究》）、《东方研究》、《亚太研究论丛》，郑州大学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以及江苏省历史学会东南亚分会的《东南亚之窗》等刊物，均刊载东南亚历史的论文和译文。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培养东南亚领域的研究生，年轻一代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归国留学生加入研究行列，且人数日益增多，逐步形成老中青三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研究结构的队伍。新加坡著名学者廖建裕教授按年龄段把中国大陆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划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代（出生于20世纪10—20年代之间），第二代（出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之间），第三代（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之间）。他认为第一代学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接受大学教育，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先驱，第二代学者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大学教育的，其中不少人是海外归侨。他们现今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一些研究机构里工作。这些人各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并出版有独立的专著。第三代学者都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大学里接受了基础教育。不过，他们很多人都有海外研究和留学的经历。他认为这一代学者的部分著作，学科性很强。由于第二代学者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第三代学者已经展现出他们的领导地位。廖教授所了解的中国东南亚学界的情况虽不很详尽，但他的分析与评估基本上符合实际。值得注意的是，眼下更为年轻的新一代已成长起来，有的开始崭露头角。

二是研究的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成果显著。改革开放的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内地的东南亚研究基本上仍是以历史研究为主要对象和内容，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国别史和华侨华人史，撰写的学术论文也以历史为主要选题。此时的重要著作有陈碧笙的《南洋华侨史》，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泰国史》，蒙文通的《越史丛考》，王任叔著、周南京等整理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下卷），温广益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李学民、黄昆章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黄滋生、何思兵的《菲律宾华侨史》，刘迪辉的《东南亚简史》和庄国土的《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等。

1984年北大历史系、东语系编著的《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等是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著述。特别是1987年周一良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包含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史的专题，均由当时学界著名学者执笔，内容丰富翔实。

南海诸岛问题研究是一个关系国家领海主权归属的重大课题。这一时期厦大南洋所韩振华、林金枝、吴凤斌等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查阅中外文献资料1000多种，开展实地考察，成果有《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和《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等。

此时出版了多部古籍校注和多种经过整理的史料汇编和调查报告，成绩显著。重要的有：江应樑的《百夷传校注》，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向达、陆峻岭的《〈西游录·异域志〉校注》，谢方点校的《东西洋考》，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和《“猪仔”华工访问录》，中国历史研究所编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郭振铎、吕殿楼、王晟主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资料汇编》，陈显泗、许肇琳等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景振国主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云南省历史所的《〈清实录〉有关东南亚史料》，郭明等的《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黄国安等的《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等等。此外，陈翰笙教授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中的第五辑“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汇集了研究东南亚华工的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学的独特贡献！

厦大林金枝教授等进行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的研究工程取得丰硕的成果。林金枝著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并与庄为玑主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广东卷、上海卷）共三卷，资料翔实，论证有力，在侨史界被公认为上乘之作。

20世纪8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多种东南亚史学著作，重要的有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的《东南亚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约翰·F.卡迪著、姚楠等译的《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和《东南亚历史发展》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周南京、梁英明选译的《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貌丁昂著、贺圣达译的《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著、马宁和段立生译的《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教育、民族、华人华侨与国际关系等领域，大大超过了以前限于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华侨史与史地考证的范围。东南亚现当代问题和区域合作研究成为热门。科研的成果多种多样，研究方法也趋向多样化，既有综合研究、地区研究，又有国别研究以及专题（事件与人物）的研究。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上大大超过以前，而且种类齐全，质量提高。这一时期在史学方面的著作数量的比重虽然相对下降，但中国学者撰写的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相继出版，华侨华人史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一些专著相继问世。（1）东南亚地区史有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梁英明、梁志明、周南京、赵敬合著的《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余定邦所著的《东南亚近代史》（贵州出版社，2003年），贺圣达等著的《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梁英明、梁志明等著的《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册（昆仑出版社，2005年），梁志明、李谋等著的《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梁英明所著的《东南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的《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等。（2）东南亚国别史有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贺圣达所著的《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任叔著、周南京整理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孙福生所著的《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显泗所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申旭所著的《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郭振铎、张笑梅所著的《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等，几乎包括东南亚各国。何平所著的《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东南亚古代社会的结构与性质做了比较深入的研讨。近年陆续出版的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学术论文集，汇集了我国一些东南亚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3）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历来是我国学者得天独厚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一时期有老一辈学者的新作问世，如朱杰勤所著的《东南亚华侨史》、陈碧笙所著的《世界华侨华人简史》；有中老年学者吴凤斌主编的《东南亚华侨通史》，李国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杨昭全、孙玉梅的《朝鲜华侨史》，杨昭全、何彤梅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下），温广益主编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林远辉与张应龙所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赵和曼所著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有青年学者黄小坚所著的《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等等。有关华侨华人史的专题研究日渐深入，例如周南京的《华侨华人问题概论》，丘立本的《从世界看华侨华人》，梁英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庄国土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庄国土等的《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庄国土、刘文正的《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庄国土、陈华岳等的《菲律宾华人通史》，薛君度、曹云华主编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林金枝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任贵祥与赵红英合著的《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李安山主编的《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等。侨汇侨批问题是一个侨史研究的新课题，学者从事调查，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林家劲所著的《近代广东侨汇研究》和袁丁所著的《近代侨政研究》是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论著。一些学者将历史研究与社会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华侨华人史，涌现了一批新的佳作。（4）东南亚国际关系史和海外贸易与交通史，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有一系列著作问世。如韩振华先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均是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专题考证与论著。李金明和廖大珂合著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陈希育的《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余定邦、喻常森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何芳川的《太平洋贸易网五百年》，聂德宁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高伟浓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余定邦、陈树森的《中泰关系史》，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黄国安等著的《中越关系史简编》，黄铮的《中越关系史研究辑稿》，张秀民的《中越关系史论文集》，王介南、王全珍的《中缅友好两千年》，林仁川的《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余思伟的《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廖大珂的《福建海外交通史》，李一平与庄国土主编的《冷战以来的东南亚国际关系》等，均是这方面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重要著作。

值得提出的是，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学者在中泰关系史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泰族起源和南诏国问题，历来是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中有争议和国际影响的问题，中国老一辈学者曾发表过自己研究的著述。20世纪70年代始，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学者们成立了研究组，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探讨了泰族起源和南诏国族属等问题。陈吕范等中国学者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泰族不是起源于阿尔泰山、川陕地区，并进一步论证了南诏国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中国《历史研究》发表了杜玉亭和陈吕范合撰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的学术论文，译成泰文，在泰国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泰国学者和有关人士纷纷发表评论，掀起了一个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热潮。此后，中泰两国学界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研究，国际泰学界也连续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泰族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中泰友好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研究课题。学术界对陆上丝绸之路已有较多的研究，对海上丝路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陈炎教授是研究这一新课题的学者之一。陈炎先生撰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文，收录于1996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论文集内。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炎文集》又完整地汇集了他的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备受重视，不少地区建有专门研究团体。江苏省的郑和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郑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郑和研究的学术论文。海洋出版社等出版有多种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论文集。1993年孔远志教授用印尼文撰写的《郑和与印尼》在雅加达出版。在2004年，为了纪念郑和远航即将600周年，北京、南京、昆明、福州等地都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专题论文集。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在海外引起关注。

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梁立基、李谋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梁立基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下），杨保筠的《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王介南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李谋、姜永仁合著的《缅甸文化综论》，梁敏和、孔远志合著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栾文华的《泰国文学史》，周伟民、唐玲玲的《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等等。陈玉龙先生在《汉文化论纲》一书中对中越文化交流史做了全面翔实而系统的论述。2008年，何芳川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下两卷本，内含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内容，是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东南亚问题的专题著作的问世是这一时期的新气象。例如，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内有东南亚的华人报刊；梁志明主编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杨保筠的《越南南方阮氏割据政权史研究（1600—1775）》（法文版）、张锡镇的《东南亚政治》、张旭东的《东南亚的中国形象》。东南亚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范宏贵所著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何平所著的《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是这方面的力作。东南亚宗教问题的研究有段立生主编的《东南亚宗教嬗变对各国政治的影响》、李晨阳所著的《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1962—2006）》、黄云静等著的《发展与稳定——反思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南部海域边疆和史地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尤其是关于中越边界问题有一系列论著，如李金明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和《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以及李国强、肖德浩、黄峥、曹云华和鞠海龙等撰写或主编的关于南海诸岛、北部湾和中越边界问题的论著。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努力吸收国际前沿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比较研究或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及口述调查方式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使用电脑搜集信息、资料和进行写作。攻读东南亚方向的一些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以其视野新颖、资料翔实，为我国东南亚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中青年学者的史学博士学位论文陆续出版，这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包茂红的《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张洁的《民族分离与国家认同——关于印尼亚齐民族问题的个案研究》、吴杰伟的《大帆船贸易与跨太平洋文化交流》、牛军凯的《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和刘志强的《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等。

东南亚中文古籍和史料整理是中国学者历来的强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一系列新作出版，如戴可来、杨保筠点校的《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萧德浩、黄铮主编的《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和余定邦等编校的中国古籍中关于缅甸、泰国和新加坡的资料汇编。厦门大学与莱顿大学合作的《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丛书：公案簿》已出版11辑，还将陆续出版。

历史工具书的出版为东南亚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参考书，这一时期有姚楠主编的《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1200多万字，内含东南亚华侨华人史词目，中国华侨出版社）等陆续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此外，北大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先后出版有研究丛书近40种，其中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研究占有颇大的比重。

外国史学名著翻译也有新的成就。例如，陈重金著、戴可来译的《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的《剑桥东南亚史》I、II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李谋等译注的缅甸古典历史名著《琉璃宫史》三卷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赛代斯著、蔡华和杨保筠译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08年），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的《泰国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安东尼·瑞德教授著，吴小安、孙来臣、李塔娜翻译审校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两卷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

30多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进展，不仅在成果的数量上超过了“文革”前的20多年，而且研究的范围空前扩大，质量日益提高。其中一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泰族起源问题、南海史地考证、华侨华人企业研究与华侨华人大型工具书的编撰等）。科研成果种类齐全，既有专著、论文、教材、译著和译文，又有丛书、古籍整理、资料汇编以及手册、概览、词典、百科全书和目录索引等工具书。

不过，笔者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以上列举一些代表性著作仅供参考，若有遗漏，还请谅解。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东南亚研究的方法与时俱进，研究视角与层面日益多样化。学者们坚持把理论与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既继续进行素有根基的国别研究和专业研究，又开展了综合性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学者们特别是青年专家都在努力吸收国际前沿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比较研究或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及口述调查方式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使用电脑搜集信息、资料和进行写作。攻读东南亚方向的一些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以其视野新颖、利用多种语言、资料翔实，获专家们肯定，为我国东南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

30多年来，中国大陆学者走出去，赴境外、国外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有些在读的研究生、博士生也出去访问，开展调查；同时中国内地与境外的学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日益频繁，有些还建立了定期交流的机制，这进一步打破学术“封闭”的状态，大大推动了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发展。值得提倡的是，一些中青年学者作为访问学者深入当地，扎到基层，开展田野调查，而不满足于蜻蜓点水式的短促访问或走马观花式的考察。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在推动学术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研究会成立后坚持增强学术研究与合作交流的宗旨，先后在厦门、昆明、广州、南宁、海口、北京、南宁、昆明等地召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同时主办或协办了多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各地学会组织也举办了一系列专题性研讨会。各种会议规模不同，形式多样。厦大、暨大、中大、云南、广西和南京的东南亚研究所研究会或中心的东南亚学术刊物和研究会委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越南研究所承办的《会讯》多年来坚持定期出版，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交流。三、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地区与国别的研究中，东南亚研究是基础较好、研究力量较强而且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但与国际先进的研究水平相比，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科学研究多出佳作、精品的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理论、方法与组织等方面的确存在不小差距。

目前，国内东南亚研究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国内各研究部门和机构缺乏联络、通气。由于研究人员的理论水平、语言和业务能力的限制，以及出国考察和进行实地调查条件的困难，有些研究仍然存在着“闭门造车”的现象。学术成果与国际前沿差距甚大，而我们的学术交流仍有不少问题。穷尽史料、深入开展资料搜集和田野调研不够。我们的一些博士生和学者甚至未能访问自己研究的对象国家，难以及时了解和深入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信息与先进成果。因而加强联系，整合研究力量，是当务之急。（2）我们的著述出版数量迅速增长，但高质量的精品并不多。普及性、概况性的读物固然需要，但一些东南亚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需提到日程上来。在加强政治、经济与现状研究的同时，不可冷落基础理论与历史学的研究。在东南亚现状的研究方面，客观上还存在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我们仍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迄今我国学者还未能出版一部有国际水平的、高质量的、从古至今的东南亚通史。（3）我国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建立了与东南亚有关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设立了包括东南亚研究在内的博士后流动站，并开设了一系列的学位课程，但东南亚的教学和研究仍缺乏经验交流与合作，各高等院校的教学单位很少在一起开会研讨东南亚教学问题，包括教学计划、研究生培养等。（4）我国出版物的发行渠道仍不畅通，一些东南亚的书籍出版没有进入国家出版（新华出版社）的发行网，国外更罕见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著作与刊物。用外文写作与发表的东南亚著作会发生重大的国际影响，这方面的著作虽日渐增多，但仍可说是凤毛麟角。（5）双语种人才的培养十分紧要。国内外有成就的学者大都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除了英日等大语种外，有不少人懂对象国家的语言。我国台湾的学者一般从西方留学回来，他们英文、日文好，但多数不掌握东南亚语言，到北大访问，与会东南亚国家语言的老师们会面很有感触，说这是内地学者的长处。其实中国内地的学者在外语掌握上也有许多不足，我们在国际学术讲坛上和访谈中能胜任愉快地用外语交谈者并不多，对此我们应有紧迫感，年轻一代学者更是责无旁贷。

总之，以往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成绩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上述差距与问题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将我国东南亚学研究较快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此，第一，须从全球的视野和区域史的框架出发，开展理论建设，将东南亚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和统一的整体又具有多样性发展的地区进行研讨。在史学研究领域，我们应有一种开放性的心态，从东南亚的历史实际出发，运用新的理论架构、范式和比较研究方法，努力探索东南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的特点，而不要囿于过去研究的思维定势、传统的方法与模式。现在各国学者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以及将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中国文化延伸”的偏见和旧识，自觉地从东南亚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观察，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不可故步自封，而应更新观念，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

以撰写东南亚史为例，笔者认为既要发扬既有的优势，还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掘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本地的资料，包括考古发掘等原始资料，并通过集体的协作，取长补短地开展有组织的研究。

第二，将古代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历史发展为基本脉络，与文化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在论述古代东南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东南亚的古代文化，包括宗教的发展做必要的阐述，这样才能较为全面系统地勾画出古代东南亚社会发展的全貌。古代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发展灿烂辉煌，又各具特色，中国、印度和外部世界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频繁而多样。在撰写历史发展进程时增加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内容，将使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文化发展一般可纳入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撰写，有些也可以列为专题论述，使社会历史发展的叙述更为丰满。这可避免以往按王朝和国别的叙述方法撰写历史，又可避免将古代历史写成单线性的政治史、阶级斗争史或民族斗争史，而这些是过去历史著述中的偏向。

第三，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问题，或出版这方面的著作，必然要体现中国的特色。但在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如何体现中国的特色，中国对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客观地评价中国对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朝贡关系与宗藩体系如何评析，都是我们应重新研讨的重要问题。从中国的视角考察，并充分利用中国的史籍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认为针对长期影响东南亚研究的“欧洲中心论”而言，提出应撰写有中国特色的东南亚古代史的要求是必要的，但还须从东南亚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历史考察，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撰写中国与古代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扬弃传统的封建史观，以新的观念审视古籍的记载。

首先，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平友好是主流，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但不必回避古代宗藩关系的不平等性和历史上的矛盾与冲突，应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必要掩饰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对外战争，但要将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与人民之间的交往区别开来，做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实事求是的阐述。要看到，在古代历史上，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战争与军事冲突。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都未兵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至于对越南的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把“侵略者”的帽子一股脑儿全扣在中国头上。

其次，既要看到中越两国的关系与中国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越南是与中国接触最早，与中国长期结成宗藩关系，又是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国家，它同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区别，同时要看到越南也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与东南亚有密切的联系，要在东南亚地区文化的背景下考察越南文化及其特征。

再次，要坚持文化传播的双向性与互动性。中国与东亚（包括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具有互动性很强的特征。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当前，东南亚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区域合作进程加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和外交关系在不断发展，但制约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些因素、矛盾与竞争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的阴影仍影响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所有这一切向中国东南亚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课题，并告诉我们，东南亚史学研究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东南亚学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快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步伐，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发展和中国作为亚洲和世界大国的地位的需要。笔者曾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现在仍有这些想法：

第一，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重视学术质量，进一步树立精品意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科研成果的选题和研究力量的配置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当前的研究工作中，仍存在有急于求成、虚夸浮躁、抄袭作假等现象，坐不下来，钻不进去，浅尝辄止，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也阻碍了队伍优良素质的养成。尽管已不断推出许多科研成果，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并填补了一些空白的领域，但仍缺乏高水平的精品之作，尤其缺乏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流的传世之作。为此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提倡不同观点的争论，大力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评论，发挥集体智慧，加强协作，我们的学术才能繁荣昌盛，才会不断产生高水平的优秀著作。

第二，树立全球意识和问题意识，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外语水平和现代科研能力。这是赶上和达到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的关键。我们的研究应尽力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密切结合起来，既善于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探索东南亚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又能充分发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阐述与个案考察。研究课题应具有前沿性、开创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应在摸清国内外学术动态和学术史的基础上设计课题，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雷同。外语是研究工作的工具和学术交流的桥梁，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有待于外语的培训。特别是双语种的培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大语种的水平，让年青一代的学者能够自由地和外国学者进行对话交流，同时必须重视培养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小语种人才。

第三，重视东南亚教学和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东南亚教学研讨会应形成制度，定期召开，以加强国内各院校的交流合作，并组织编写有质量的教材。我们建议教育部应把东南亚教学列入大学本科教程。大学教师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把教学和培育人才放在第一位，将教学与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同样可以做出许多科研成果。

第四，加强应用研究，不可忽视基础研究。我们的研究仍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战略方针。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理所当然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但人文与历史、考古等基础学科不可忽视，学科建设需保持均衡、全面的发展态势，有重点，但不可偏废，不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将基础研究包括东南亚古代历史的研究边缘化，长此以往，将带来战略性的失误！

第五，加强东南亚学科建设，建立完整的东南亚研究体系。当前中国东南亚学的重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东南亚研究体系，并将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国际水平与雄厚实力的研究队伍，这是一项光荣而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一重担就落在我们从事东南亚学的教学研究人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肩上。为此应开展关于东南亚学科建设的讨论，深入研究东南亚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理论、方法、学风、学术规范等），群策群力，加快中国东南亚学的建设。

当代世界正处于科技革命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更新无比迅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创新。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正在开展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化和东亚区域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势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中国东南亚学界，必须增强紧迫感，而不能有丝毫自满与松懈；同时必须加强凝聚力，齐心协力地创造新的业绩。我们深信，伴随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一个文化与科学发展的高潮已经到来，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屹立于世界前列的宏大目标必将实现。

古代历史篇

东南亚古代地区史写作的一次探索与尝试

由于东南亚民族众多，语言和宗教文化多样，历史上又受多种外来文化影响，各国历史及其与东南亚整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关系相当复杂，尤其是保存下来的古代历史资料甚少，文字记载不详，因而东南亚古代史的写作研究难度颇大。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由我国学者编撰的东南亚地区史大多是在近现代史领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东南亚古代地区史著作出版。然而，不了解和不研究古代历史，就不可能对近现代的发展有深刻的认识，只有“厚今”而不“轻古”，才能推动我国东南亚学研究全面均衡地发展。

该书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掌握当地语言文字等有利条件，利用和发掘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资料，包括考古发掘等原始资料，并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东方文化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比较史学的方法，通过集体的协作，开展有组织的研究。经过6年多的共同努力和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东南亚古代史》的撰写。这部书既是地区史与国别史撰写相结合方式的一种尝试，也是将历史与文化发展相结合的写作尝试。

撰写一部富有研究性的东南亚古代史无疑具有学术价值与重要意义。毗邻中国南疆的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山水相连，有着悠久而亲密的历史联系。东南亚地处东西方交流的要道，历来是世界上的一个战略要地，其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总结东南亚古代历史的经验，也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当代东南亚的发展，并促进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增进我国与东南亚邻邦的睦邻友好关系。这将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意义，并可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通过《东南亚古代史》的撰写，我们有以下几点认知和体会：一、关于东南亚古代史历史分期的探讨

研究东南亚古代史必然会首先要论述历史分期问题，它涉及研究论著的基本发展轨迹，但古代东南亚史分期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难题，意见纷纭而莫衷一是。

以往史学著作的传统是以王朝的更迭断代为线索，采用王朝体系说；后来又依据社会进化论的学说，来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唯物史观的传入，以社会形态学说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日益流行。这一分期方式树立了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全方位的综合考察的新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在吸纳、借鉴国际学术界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文革”前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史学理论与范式。例如，吴于廑先生提出的世界史研究中的“从分散向整体的发展史观”，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他与齐世荣教授合作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突破了以往世界通史的模式，尤其是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在分期断代方面，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以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重大区别。在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罗荣渠先生剖析了“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单线范式，系统地探讨马克思以来的社会发展观，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有一条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但又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不同，经济与政治状况和文化与宗教的发展均有差异，呈现一元多线发展的态势。他阐释了“一元多线发展论”和多因素论，并将其建构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基础，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来看，东西方之间、各大文明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可用一种凝固的一线发展的范式来观察。我们认为东南亚也不应例外，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就很不平衡，用单线发展论的标准来划分世界各国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分期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

著名的东南亚研究专家陈序经先生在论说东南亚历史分期时曾说：“在东南亚历史上，有原始社会，有奴隶社会，也有封建社会，可是若把整个东南亚的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那也是困难的。因为除其早期历史都处在原始生活的状态以外，我们不易划分从某个时代到某个时代都是奴隶社会，从某个时代到某个时代都是封建社会。”他又指出：“不只整个东南亚的历史，难以这样划分，其实就是任何一个东南亚的国家，也难于这样的划分。”由于东南亚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带来东南亚历史分期的复杂性。我们认为陈先生的分析是中肯的。

在分期断代方面，从历史实际出发，没有采用社会形态变迁的传统分期方式，也没有采取有的西方学者的以“印度化王国”的建立和发展为标准的分期方式，而是采取以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兴衰来划分古代东南亚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

关于东南亚古代史的起点问题，中国学界的意见有基本相似的共识，均认为东南亚存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大约在公元前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而东南亚古代史止于16世纪初。这与国外史学界的划分是一致的。国际史学界一般是以1500年以前为世界古代史时期，其划分的基本依据是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第一次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了，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英国学者D.G.E.霍尔是以16世纪初叶为界划分的。他的《东南亚史》的第一部分为“16世纪初叶以前的时代”，而第二部分是“欧洲人扩展初期的东南亚”。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是东南亚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霍尔说：“亚洲感觉到欧洲统治的威胁是从1511年（马六甲被占）开始。”

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所著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则以15世纪为分界，从经济贸易发展史的视角出发，考察了15—17世纪东南亚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论述了这一时期东南亚社会的深刻转变。中国国内学者的著作与教材大多是以16世纪初叶为分界的，但也有学者主张以社会形态变化为标准，把19世纪作为东南亚由古代社会向近代殖民地社会转变为分界线。以上划分都有其依据与道理，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并参照国际学术界关于历史分期划分的论述，最终仍决定选择16世纪初作为东南亚古代史结束和向近代时期过渡的年代。

因为1511年，葡萄牙人以印度为基地，用火炮轰开一个东南亚国家——马六甲王国的大门，开始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时代。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侵入，东南亚殖民地化进程开始，这是从殖民主义历史来考察。但换一个视角，从东南亚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也可以看到，此时的东南亚国家处于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虽然东南亚整个地区社会状态尚未发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农村地区仍保持着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社会的基本面貌，但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输入和西学的东渐，东南亚地区已开始出现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的新变动，形成了由古代社会和向近世过渡的某些特征。

唯物史观指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组织。这说明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样，国家也必然伴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彻底消灭而自行消亡。这是国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东南亚各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而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和转折。东南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地理与区域的研究单位，在原始社会之后出现了众多的国家，鉴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受不同文化的影响的古代国家有不同类型，半岛地区与海岛地区的国家的形成、形态与发展各具特色。从地域性的氏族部落“国家”到早期王国，从君主集权国家向中央—帝制王国的演进，是东南亚国家发展的共同趋势，因而以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兴衰来划分古代东南亚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勾勒出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二、东南亚古代史发展阶段与内容概要

古代东南亚地区历经原始社会、早期王国、中央集权王国兴起、发展和兴衰的历程，因而该书将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设置了三编。

第一编 史前时代的东南亚，即原始时期（上古至公元前1世纪）

第二编 东南亚的早期国家（公元初至10世纪前后）

第三编 东南亚中央集权王国的兴起与更迭（公元10世纪前后至16世纪初）（一）从上古到公元初始前后是东南亚的史前时期

曾经有人认为古代东南亚地区文化滞后，东南亚文化是在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东南亚的原始社会史告诉我们，在外来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已有自己固有的独特文化，而且在史前时代已与中国华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从19世纪以来，东南亚就发现有一系列原始人类遗迹和史前文化遗迹。爪哇直立猿人和智人时期，东南亚地区处于旧石器时代。约在距今1万年前起始，东南亚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迹的发现，足以说明它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栽培农业的地区，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东南亚的岩画很有特色。各地岩画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论是岩画用的原料——红赭石，还是绘制的内容都很相近，使人联想到东南亚上古人群的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东南亚青铜时代的铜鼓文化与巨石文化则是这个地区的另一特色。学术界以前不承认东南亚地区自身存在过青铜时代，而将这里的青铜器归之为从外部传入的。近几十年来东南亚考古发掘的进展证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青铜器在东南亚北部地区普遍出现，铁器也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大量使用。令人瞩目的是，越南东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和东南亚不少地区发现了造型独特、纹饰繁茂的古代青铜鼓。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云南中西部地区是原生形态铜鼓的集中地。古代铜鼓广泛散布于中国西南各省和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它是青铜时代人类生产技术尤其是青铜工艺制造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铜鼓代表着东南亚青铜时代繁荣的顶峰，由于其所包蕴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内涵，成为东南亚早期文化的集大成者。东南亚的巨石文化与欧洲和拉丁美洲不同，但与亚太地区的巨石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它的宗教气息强烈，表现了人们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对男女生殖的崇拜，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繁衍的朴素认识和对生理现象的神秘心态。

位于南北东西交往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历来是各民族交汇的地方。东南亚的远古居民经历了三次大迁徙，从亚洲大陆腹地分批迁来，这一地区的原始居民不断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多民族和多元复合文化的分布格局。

该书第一编用较多的篇幅阐述了东南亚的原始社会的发展与文化，弥补了国内东南亚史著作中的薄弱点。该编“结语”对东南亚史前社会的文化特征有以下的概括：（1）栽培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稻作文化；（2）妇女和以母性为世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3）以太阳崇拜为主的自然崇拜以及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它同时指出：东南亚的史前文化的源头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本土，但它与中国南方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将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种种历史文化遗存与中国古代对应时代的历史古迹进行比较，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二）从公元初至10世纪前后是东南亚早期国家出现和发展的历史时期

公元初，在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东南亚半岛和海岛地区都出现了一些早期国家。该书作者将公元初年到10世纪前后的东南亚国家定位为属于次生形态的早期国家，认为它们的形成受外来文明的重要影响，但又具有浓厚的本土化因素。

古代东南亚早期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外来文化恰好符合其发展需要而被当地社会主动吸收，从而催生了东南亚早期古代国家的诞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是早期国家出现的最基本动力。

早期东南亚社会是在水稻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东南亚处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最早的东南亚王国可能主要是由贸易而非农业立国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约在公元前后，在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商品货物集散地，在贸易交往的港口、码头所在地或稻米的集中产地，开始出现被称为“印度化”的早期政权。这时东南亚一些小的“国家”，或称“氏族部落国家”，它们只具有国家政权的雏形。经过一段时间，在公元后几个世纪，在大河流域、平原和三角洲，凭借富庶的农业资源，形成了几个较为强大的早期王国。

东南亚早期国家是以生存于东南亚地区某个特定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们有高棉人的古国——扶南、真腊，占人的古国——占婆，孟人的古国——金邻、堕罗钵底，孟人、泰人混居的古国——哈里奔猜，骠人的古国——骠国，若开人的古国——维沙里和地处马来群岛的古国——古戴、达鲁玛、诃陵、前马达兰、室利佛逝等。

除了对这些古国的政治发展、经济状况进行了梳理外，该书着重对这些古国的社会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状况进行了阐述。其中有些结论，比如骠人的源流、哈里奔猜是孟人与泰人混居的国家等等都是有别于传统说法的。在论述早期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该编还着重论述了这一时期印度与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时间、途径与影响，同时对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影响的不同特点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是以官方为主，但也有民间的参与，特别是中国人侨居东南亚国家的历史非常悠久，平民百姓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早期国家之间的联系和文化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该编还专门研讨了菲律宾历史上的“巴朗盖”问题，分析了它的历史定位与特征，指出菲律宾巴朗盖的形成和存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东南亚其他地区开始出现规模不等的古代早期国家时，在菲律宾群岛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巴朗盖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尚处于部落、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巴朗盖可能是一个存在简单劳动分工、社会阶层、奴隶制度、神灵信仰的混合体。

第二编“结语”中，作者把东南亚早期国家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做了归纳，概括为：（1）水稻种植与产品交换：东南亚早期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2）村社：东南亚早期国家基层单位的广泛存在和持续发展。（3）曼陀罗制与神性国王：东南亚古代早期国家的政权体制。（4）庙宇网络：东南亚早期国家的社会控制和管理系统。（5）多元文化形态：印度宗教与本地原始宗教信仰的交织。它同时指出，东南亚早期国家与中央集权国家有承前启后的关联，东南亚早期国家为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经济、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基础。（三）公元10世纪前后至16世纪初叶是东南亚中央集权王国兴起与更迭的历史时期

该书对东南亚半岛与海岛地区出现的各中央集权王国的社会发展、历史传承和更迭做了系统的论述，重点阐述了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并对与之相联系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做了评介，深入地剖析了导致各中央集权王国兴衰的内外因素，指出到16世纪初叶东南亚中央集权王国大都发展到极盛，有的开始走向衰落，而此时西方势力和文化开始进入这一地区，但影响尚未能深入。

该书指出，东南亚中央集权国家以土地国有制或王有制为经济基础，普遍实行“租税合一”的赋税制，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是剥削的基本方式，而商业和外贸的垄断是东南亚国家的基本政策。在广大的农村，村社制普遍存在，同时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国王、王室、贵族、官僚为上层统治集团，广大村社的农民、农奴、奴隶和奴婢为下层被统治阶级。

东南亚的中央集权王国大约为两种类型：中南半岛地区的国家大都建于大河中下游地带，它们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大规模的灌溉农业是它们兴旺发达的经济基础。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地中央集权王国的兴起与红河、湄公河、湄南河、伊洛瓦底江流域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岛屿众多的海岛地区，尽管地理阻绝，也曾先后出现另一种类型的海上商业大国。

其一是柬埔寨吴哥王朝。公元9世纪初，由阇耶跋摩二世（公元802—835年在位）建立吴哥王朝，定都吴哥，至1181年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发展至最高峰，是柬埔寨历史上显赫的吴哥时期，历经多个世纪。吴哥诸王大力扩张，四处征战，其势力范围曾东邻南海，西达缅甸中部，南抵马来半岛，一度称雄于东南亚，并与中国王朝关系相当密切。吴哥王朝建有发达的灌溉系统，农业高度发展，贸易繁荣，创造了以其精美辉煌的建筑和雕刻艺术为代表的灿烂文化，著名的吴哥寺和吴哥城堪称人类的瑰宝。作者分析了以吴哥为中心的高棉帝国由盛而衰，走向分裂的多种原因。

其二是越南自主王朝。10世纪初，中国出现“五代十国”的割据纷争局面，为安南（今日越南北方一带）地方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时机。公元939年吴权称王揭开了越南独立自主建立集权王国的序幕。其后经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和胡朝，越南君主制国家走向统一，不但有了较完整的政治体制，而且疆域拓展，“南进”步伐加速。以源自中国的儒释道为核心的文化持续发展。喃字作品和《大越史记》的问世，体现了越南民族文化的繁荣。经历明朝短暂的统治后，1428年建立的后黎朝国力鼎盛，成为东南亚一个强盛的国家。但这种局面只维持近百年时间，16世纪后内部矛盾激化，南北分裂，走向衰落。作者依据中越文古籍资料，对越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的发展，如土地制度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

其三占城王国的兴衰。从10世纪后，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王国进入以佛逝为京都的时期，成为半岛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但它处于越南、吴哥两强之间，受到南北威逼夹击，与吴哥爆发百年战争，国力大损。从11世纪后，又与南下的越南战事不断，失地频频。14世纪后半叶占王制蓬峨在位期间，一度兴盛，但在制蓬峨阵亡后，一蹶不振。1471年，在越南后黎王朝的强大攻势下，佛逝王朝倾覆，只保持着一个存在着的名义而已。作者分析了占婆王国兴衰的内外因素，指出占婆国政权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占婆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又受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占城国家虽已不复存在，但其民族文化依然顽强地保持着。

其四是缅甸王朝的建立与分合。关于缅甸王朝建立与更迭，作者根据所掌握的缅甸本土文献及中国史料进行了对比分析，摒弃了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沿袭的西方学者的看法，采纳了缅甸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缅甸蒲甘王朝是从849年彬比亚王建成蒲甘城时开始，至第55代王苏蒙涅王1368年去世为止，共历519年。原认定蒲甘王朝的建国者阿奴律陀，实际只是一位王朝的中兴者。作者着重议论了三个人物：阿奴律陀、江喜陀和阿朗悉都的政绩。还用了较多的笔墨论述了蒲甘年代的经济与辉煌的蒲甘文化。在蒲甘王朝灭亡后缅甸进入了四族争霸的“战国时期”，这部分在传统的东南亚史、缅甸史中都很少提及。该书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补充，尤其在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方面。佛教传入缅甸后，蒲甘王朝时独尊上座部教派，使佛教在印度境外获得了大发展，为后来建成几乎遍布半岛地区的南传佛教文化圈立下了头功。留存于今世的“万塔之城”蒲甘的奇观就是一个重要的遗迹。

其五是泰人王国的建立与发展。该书着重阐述了兰那泰王国及其建立者孟莱，素可泰王国及其最主要的国王兰甘亨，阿瑜陀耶王朝前期及在这一时期中政绩斐然的两位国王拉玛铁菩提一世和戴莱洛迦纳王。有学者说13世纪是泰人的世纪，因为在13世纪中叶，在它北方中国元朝开始兴盛，而它以东的缅甸蒲甘王朝和以西的吴哥王朝双双败落，邻近它的孟泰人混居的哈里奔猜国势也开始下滑，这就使得兰那泰和在它以西的帕耀、素可泰几个泰族人的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1350年建立的阿瑜陀耶王朝则从开始就以一个强势国家的形象出现，使原来统治泰人国家的高棉人臣服，并对原本强大的西邻缅甸构成了威逼之势，1529年以后阿瑜陀耶才逐步走向衰亡。作者剖析了13世纪泰人崛起的历史条件，指出泰人国家是由泰国最北端的景线→清莱→清迈→素可泰→阿瑜陀耶，一直沿着湄南河谷地带逐步向南转移的，泰人的势力逐步南下。

其六是湄公河中上游老挝王国的兴起。法昂于1353年建立的澜沧王国，在东南亚中央集权国家中，是建立最晚的，但可视为泰老人崛起的又一重要表现。作者指出，澜沧王国一度成为中南半岛腹地颇具影响的中央集权王国。这一时期，老挝的版图大致形成，并创建了颇具特点的经济社会制度和宗教文化。

东南亚海岛地区各国的历史发展比较复杂，留下的文献资料甚少，该书作者尽力发掘和梳理，力求将这一地区的发展理出一个较清晰的脉络。这一时期，东南亚海岛也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跨岛大国，但与半岛地区有所不同，海岛地区大都是商业贸易王国。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海岛地区的中央集权王国比半岛地区出现得较晚。其中最重要的有室利佛逝、前马达兰王国、谏义里王国、新柯沙里王国、麻喏巴歇和渤泥王国等。15世纪后，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海峡蜂腰部的马六甲王国仰仗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为新的跨岛商业贸易大国。

一是7世纪建国的室利佛逝。它以苏门答腊岛为中心，几乎独霸了马来群岛的北部地区。其权力触角向北已伸至印度南部的锡兰岛（今斯里兰卡）、马来半岛甚至中南半岛东南部高棉人、孟人控制的地区。它向南则与爪哇古王国对峙。室利佛逝王国强盛时，全面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克拉地峡和巽他海峡，成为当时东南亚的海上强国和贸易中心，吸引了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等国众多商人来此经商或中转。

二是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间，以爪哇岛为中心的马来群岛南部地区的中央集权王国先后建立，有前马达兰王国、谏义里王国和新柯沙里王国等。为争夺东西方国际贸易航线在东南亚的控制权，马来群岛地区演变成强国争霸的局面。以苏门答腊南部为中心的室利佛逝起初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因南印度注辇王国加入控制这条商路的斗争中，它的实力逐步削弱。13世纪末叶以爪哇岛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王国——麻喏巴歇王国崛起，并陆续将周边诸国纳入其麾下。14世纪末，麻喏巴歇王国取代室利佛逝，成为了在马来群岛的一霸。

三是马六甲王国的兴起。位于马来半岛西南部的马六甲，扼守马六甲海峡，原是一渔村。离家出逃的室利佛逝王子拜里米苏拉来此立足，1403年建立马六甲王国。1414年其子即位，皈依伊斯兰教，凭借至关重要的战略位置，马六甲王国发展成为新的控制海上商业贸易的跨岛大国。15世纪中叶，马六甲王国进入鼎盛时期，势力范围达到加里曼丹岛，先后征服了马来半岛上诸国，迫使苏门答腊岛甘巴河、因德拉吉利河等流域的居民承认它的政权，并把影响扩展至米南加保和寥内地区。

此外，15世纪时先后曾为室利佛逝与麻喏巴歇属国的渤泥，依靠着与中国通好和与15世纪初建立并迅速强大的马六甲王国的联姻，在改宗伊斯兰教后，国势振兴。而偏离连接东西方海上主航道、处于东南亚地区东南角的菲律宾地区社会发展较滞后，直到10世纪后才出现了一些古国，如麻逸、吕宋、苏禄等。但这些小国远没有达到中央集权王国的规模与水平。

该编对10世纪至16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做了综合论述，对东南亚古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宗藩关系”与“朝贡关系”，学界已对其范围和实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并认为这在“更多的时候是中国朝廷的一厢情愿”），该书作者做了剖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和下西洋”是15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问题，作者认为除了要看这一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外，还应看郑和下西洋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限定在当时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且它是为帝王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因而郑和航行没有能开辟一个持续开放的新局面。随之而来却是明朝严厉的“禁海”政策，重新走上闭关锁国之路，这是历史的重大教训。

元朝对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征讨，具有牵涉范围广、涉及国家多、发兵规模大、发动战争时间集中的特点，因此，对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国家关系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造成了颇为重大的影响。元军在越南、占城、爪哇等地均因受到顽强抵抗铩羽而归，但在缅甸却是导致强盛一时的蒲甘王国覆灭的因素之一。当然这也是利于泰人崛起，导致这一地区国家关系格局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然而，西方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十三世纪危机论”，夸大了元军在这一历史变革中的影响力，特别是把它上升到使13世纪的东南亚因此产生“危机”的论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该书对此做了论证。

该编的“结语”论述10—16世纪初东南亚社会文化的变化与特征，指出这一时期东南亚社会政治体制与法律法规已日益本土化，栽培农业与贸易的地位提升，宗教信仰发生改变，突出的是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作者具体论述了民族文字的形成与民族文学的成熟，并阐述了长期融合而成的东南亚民族相似的民俗文化及其表现。

全书的“终章”即结束语，以

古代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

该书作者还拍摄和采集了有代表性的图片作为插图，绘制了考古发掘地点分布图和古国所在方位示意图，并编制了东南亚古代史大事记、文献资料书目、中英文名词对照和索引。三、《东南亚古代史》的写作视角与学术创新尝试

如上所述，《东南亚古代史》是研究和撰写东南亚古代地区史著作的一次探索。东南亚古代史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耕耘的领域，成果丰硕，该书在吸取国内外东南亚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突出中国东南亚古代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文献基础，做了一次较新的尝试。笔者认为，《东南亚古代史》的写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全球的视野和区域史的框架。该书写作从全球的视野和区域史的框架出发，将东南亚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和统一的整体，并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抑或“中国中心论”等偏见和旧识，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从东南亚的历史实际出发，探索东南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的特点，通过梳理东南亚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对东南亚诸王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做了一定的归纳与总结，并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给予了适当的评析。

与以往出版的国别史汇编不同，该书既有对地区历史发展的综合性整体论述，又有对各主要国家和重要事件的具体分析与专题研讨，这避免以往按王朝和国别撰写历史的方法。视角有新意、结构点面结合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是发掘和利用多种史料来源。该书的作者尽量发掘和利用了东南亚国家的史料与古籍文献。该书参考文献引用了多种东南亚国家语言的著作。以前中外学者对东南亚早期国家的了解大多依靠中国的古籍记载和西方文献与考古材料，而该书作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利用当地的文字材料与考古所得，并依靠当地和邻近国家及境外的文献来充实、互证与比对。如老挝的考古与历史的写作利用了越南文献资料，泰国史的写作利用了缅文文献资料。

第三是将历史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这是该书的又一个重要特色。该书在论述古代东南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东南亚的古代文化，特别是宗教的发展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对东南亚国家创造的以宗教文化为特色的蒲甘、吴哥、婆罗浮屠和巴厘等著名的文化古迹均有描述和评介，指出东南亚宗教、文化发展具有多样化和本土化的突出特征。同时，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和论述东南亚国家之间彼此的文化交流及其对该地区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影响。作者分析了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及其互动和结合，指出王权神化是古代东南亚国家带普遍性的政治统治形式，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统治者的王权甚至大于神权。这是东南亚地区颇有特色的政治文化。

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东南亚地区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把历史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可避免把古代历史写成单线性的政治史或民族斗争史，从而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勾画出古代东南亚社会发展的全貌。

第四是对东南亚古代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在评议该书时写道：“作者们在东南亚古代史分期、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古代社会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均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见解。”

该书认为在外来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已有自己固有的独特文化，而且在史前时代已与中国华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作者指出东南亚各国由于其自身的传统与条件不同，各国文化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其文化发展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

第五是该书在研究和平发展的关系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关系。该书认为，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者发动过一些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2000多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在东南亚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纠纷和战争，其原因，主要是一个国家与王朝的兴起与繁荣，往往伴随着对外扩张，而战争则是对外扩张最重要的手段。掠夺人口和财富、扩张领土的欲望是爆发战争的重要根源。该书认为在拥有广袤的森林、无垠的土地，但人口短缺的东南亚，发动战争的基本目的都在于控制人力资源。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南亚国家之间虽频繁发生战争，但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在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各国之间的交流并未中止，而且日益密切，甚至战争有时也成为其相互交流的重要途径。

最后需要说的是，该书是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的“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课题组的集体成果。课题组成员由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国际关系学院和历史学系教师梁志明、李谋、杨保筠、梁敏和、赵敬、傅增有、吴杰伟组成，并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师牛军凯加盟。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任主编负责全书统稿。作者们既分工写作，又密切配合，既完成本人承担的写作任务，又对其他成员的写作提供资料与建议。全书的总体设计、大纲的拟订、综论部分以及各个章节的写作主要是执笔人的辛勤劳动，但又渗透了其他成员的心血与奉献。有些章节是多位作者参与修订完成的。可以说，该书是课题组成员之间精诚合作、集思广益的产物，是多学科互助、取长补短的集体协作工程。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年的撰写过程中，我们从中获益良多，同时深感东南亚古代史的著述实在不易。当前，东南亚古代史研究进展迅速，成果日益增多，而我们在理论研究、学术动态与资料的掌握方面均感欠缺，写作的难度大，需要研讨的问题很多。重新审视、重新编著一部全新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东南亚历史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力所能及的。这部书无论是在理论、观点、架构与体例，还是资料的收集与发掘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疏漏之处更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多予匡正。古代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东南亚古代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远古至16世纪初叶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地区史，它既是地区史与国别史撰写相结合方式的一种尝试，也是将历史与文化发展相结合的写作尝试。作者们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社会基本结构、早期国家的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与特征、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企望能为推进我国东南亚地区史的研究做一点奉献。

作为一个集体的研究工程，该书写作既有其特色，也有疏漏不妥之处，恳请教正。关于《东南亚古代史》的编撰，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认知与体会：一、颇具特色的东南亚史前文化

曾经有人认为古代东南亚地区文化滞后，东南亚文化是在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东南亚古代史告诉我们，在外来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已有自己固有的独特文化，而且在史前时代已与中国华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位于热带、亚热带地域范围内的东南亚，有适合于人类生存和繁殖的自然条件。从19世纪以来，就发现有一系列原始人类遗迹和史前文化遗迹。爪哇直立猿人和智人时期，东南亚地区处于旧石器时代，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上则是由血缘家族公社向氏族公社发展的时期。这些都证明东南亚在远古时代就有原始人群生存繁衍和史前文化。东南亚的原始人为澳大利亚人种，或称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这一人种是迄今仍生活在东南亚丛林地带的尼格利陀人的祖先，而尼格利陀人是东南亚古老的居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在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从中国南方迁徙来的南蒙古利亚人种诸族群在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南方史前文化与东南亚的文化有密切联系，它们实际上属于同一文化区域。考古材料表明，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是长江以南的百越民族创造的，它比东南亚发现的同一类型器物在年代上要早。据民族学家研究，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属于百越民族的族群不断迁徙入中南半岛，正是古代移民将此类器物传入东南亚的。学者们指出，至少在3000多年前，中国南方兴盛发达的几何印纹陶传播到了东南亚，给当地制陶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学术界以前不承认东南亚地区自身存在过青铜时代，而将这里的青铜器归之为从外部传入的。近几十年来东南亚考古发掘的进展证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青铜器在东南亚北部地区普遍出现，铁器也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大量使用。令人瞩目的是，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和东南亚不少地区发现了造型独特、纹饰繁茂的古代青铜鼓。已有的考古资料表明，云南中西部地区是原生形态铜鼓的集中地。古代铜鼓广泛散布于中国西南各省和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它是青铜时代人类生产技术尤其是青铜工艺制造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

东南亚的巨石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一直延续到金属时代。东南亚的巨石文化具有一股强烈的宗教气息，表现了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巧妙结合，而各个地区的形式多种多样，各有特点。原始岩画艺术、巨石文化和古铜鼓文化的发展，显示了东南亚拥有颇具特色的史前文化。

东南亚历来是大陆原始部落居民理想的移民之地。随着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和从亚洲大陆进入东南亚的诸民族集团的到来，属于南蒙古利亚人种的族群成为东南亚居民的大多数。东南亚的诸民族集团按照语言分类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汉藏语系。在这一广阔地区，民族众多，逐渐形成了多种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不同习俗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由此可知，在外来文化到来之前，东南亚并非文化的真空地带，它有着自己固有的独特文化。正如《剑桥东南亚史》所指出的：“早期的东南亚经济发展始于公元很久以前。在此期间的数个世纪中，东南亚已发展成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特征的地区。到了公元初，东南亚已拥有经验丰富的农人、乐师、冶金工匠和水手。尽管他们没有用于书写的文字，没有大型城市中心，以及没有治理范围得到认可的官僚‘政府’，但他们却是一个取得很高成就的人民，在东半球南部海域的文化发展方面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二、以灌溉农业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结构

公元前后，东南亚地区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一广阔地区的众多族群是东南亚早期王国的创立者。

东南亚早期国家是建立在农业、寺庙、贸易、早期城市、种族与社会差异等要素的基础之上的。古代东南亚社会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物质支撑：一个是源远流长的农业生产，另一个是广泛存在的贸易活动。东南亚农业历来流行两种耕作方式：一是高地的“刀耕火种”的烧荒轮垦制，二是低地的灌溉耕作制。从烧荒轮垦制的迁徙农业向灌溉耕作制的定居农业的发展是一种进步趋势。这种变化可能与人口的增长有关，更有可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影响的结果。一年可2—3次收获的水稻保证了粮食的供应，早期国家的农业生产就是以水稻为主要作物。从公元初年起，水稻种植便在东南亚地区普遍起来，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被学术界称为“稻作文化”。

土壤肥沃、降水量丰富的农业区域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东南亚各个地区。东南亚半岛的农业生产比海岛地区更为繁盛，因而在10世纪以前就在半岛地区出现了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在地理环境上，河流系统构成东南亚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南半岛地区建立的古代国家大都位于大河中下游地带，它们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地中央集权王国的兴起与红河、湄公河、湄南河、伊洛瓦底江流域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东南亚大陆的缅甸、泰国和越南后来逐步发展为世界最重要的稻米出口国。农业经济的兴衰与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演变同步进行，构成了大陆东南亚古代国家发展的一大鲜明特征。

灌溉农业的发展也是促进东南亚海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肥沃的布兰塔斯河与梭罗河流域是爪哇富庶的产稻地带，爪哇岛上一些王国的兴起不仅与海上贸易有关，也与这个地区水稻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在地域辽阔、岛屿众多的海岛地区，尽管地理阻隔，难以建立像半岛地区那样内部联系相对紧密的王国，但在这个地区曾先后出现另一种类型的大国——跨岛的海上商业大国。

贸易与港口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东南亚岛屿沿海国家来说，港口城市是早期王国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以贸易为依托、以沿海港口城市为中心的政体构成古代东南亚岛屿沿海国家的又一大鲜明特征。7世纪，以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是海岛地区的第一个跨岛大国。13世纪，爪哇的麻喏巴歇帝国在鼎盛时期，几乎统治了现今整个印度尼西亚，并控制马来半岛的大部，其势力还远及菲律宾群岛。15世纪后，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海峡蜂腰部的马六甲王国仰仗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为新的跨岛大国，并迅速崛起为贸易型强国。它们均以贸易作为建国的重要根基，随着贸易的兴盛而繁荣，也随着贸易的衰落而退出历史舞台。

地理位置偏离沟通东西方主航道的菲律宾群岛，海上贸易发展较迟，社会演进较缓慢，集权国家建立较晚。10世纪后，南海航线发生变动，除了经越南至渤泥（今文莱）、苏禄和吕宋岛的航线以外，从中国泉州至澎湖、台湾以及吕宋岛西岸、民都洛岛和巴拉望岛的新航道逐渐开通，这促进了菲律宾群岛社会的进步。10—14世纪，菲律宾出现称为“麻逸”、“吕宋”的国家。14世纪下半叶，苏禄王国成为南海地区的一个强国。15世纪末，在南部棉兰老岛上，建立了马巾达瑙苏丹王国。

古代东南亚地广人稀，至1600年，据估计仅2300多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7人，故人力资源的控制尤为重要，可以说，在东南亚历史上人力控制是“保持治理国家力量的根本”。但土地资源的掠夺亦不可忽视，尤其是大陆东南亚国家，社会结构以土地为中心，以土地国有制或王有制为基础。它们普遍实行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以及“租税合一”的赋税制，而商业和外贸的垄断则是东南亚古代国家的基本政策。在海岛地区国家，除农业为立国之基业外，商业贸易与海上掠夺在经济发展中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东南亚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基础，以村寨为基层单位。农村村社是东南亚古代社会结构的基层组织。在广大的农村，村社普遍存在，同时存在着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国王、王室、贵族、官僚为上层统治集团，广大村社的农民、农奴、奴隶和奴婢为下层被统治阶级。各地对村社组织形式称谓有所不同，但村社存在的时间很长，有的延续到近代，其影响流传至今。在菲律宾群岛，直到16世纪西班牙人建立殖民统治之前，普遍存在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仍是“巴朗盖”，而大督们握有大权。随着村社制社会系统的发展，范围不断扩大，村社首领和各种社会控制系统的领导者会逐渐超越旧有权力，要求更大的权威，从而逐渐产生了集权，国家政权由此应运而生。

在古代东南亚社会，妇女受到尊重，比亚洲其他地方或欧洲受到高得多的重视。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妇女地位明显较高，表现为妇女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家庭结构中男子入赘女家，婚后离异，女方受到更多的保护等。《剑桥东南亚史》指出：“早期东南亚社会—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实行父系和母系双重血缘制。”在遗产分配时，按母系和父系血缘关系进行公平分配。王位继承时，实行“双系继承制”。由此可知，村社的长期保存和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

东南亚古代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长期延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东南亚的古代社会结构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也为东南亚吸纳外来文化提供了一个合作交流的基础。三、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王国政治体制

古代东南亚早期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外来文化恰好符合其发展需要而被当地社会主动吸收，从而催生了东南亚早期古代国家的诞生。

公元前后到10世纪前后的东南亚国家属于次生形态的早期国家，它们的形成受外来文明的重要影响，但又具有浓厚的本土化因素。东南亚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按历史进程大致经历了地方性（local）、地区性（regional）与帝国性（imperial）三个阶段或层次。与之对应的国家形态分别为氏族部落国家（chieftaincy）、早期王国（early kingdom）和帝制王国（imperial kingdom）。

如上所述，早期东南亚社会主要是在水稻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东南亚处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最早的东南亚王国可能是由贸易而非农业立国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约在公元前后，在东西方海上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在贸易交往的孔道开始出现被称为“印度化”的早期政权。这时东南亚一些小的“国家”，或称“氏族部落国家”，它们只具有国家政权的雏形。经过一段时间，在公元后几个世纪，在大河流域、平原和三角洲，凭借富庶的农业资源，形成了几个较为强大的早期王国。

据中国史籍的记载，扶南王国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地区性早期王国，但扶南实际上是一个由众多的小王国组成的联合王国。早期王国的控制更多的不是靠制度，而是仰仗被宗教神化的国王的人格魅力和威权。扶南建国史说明古代东南亚的早期王国政权并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曼陀罗制”或“王圈制”国家。它们是在没有确切地理边界和一些小的政治中心为寻求其政治安全的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体制。在东南亚的历史上，扶南、占婆等政权都是典型的曼陀罗体制，其为联系松弛而非紧密的整体。这种“王圈”形态，其政治体制呈现了多级地方政治中心并存局面的特点。

约从9—10世纪开始，东南亚地区各早期王国分散而立的局面被打破，新的地区强国崛起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组成了若干个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由多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王朝。这表现为几个次地区强国共同控制整个地区的局面。9世纪的吴哥王朝、10世纪的大越王朝、11世纪后缅甸的蒲甘王朝接踵而起。13世纪，吴哥衰微，泰人王国素可泰王朝和阿瑜陀耶王朝在大陆东南亚崛起。14世纪，海岛地区的政治重心由苏门答腊向爪哇转移，麻喏巴歇王国成为跨岛的海上强国。这是东南亚由早期王国向中央集权王国发展演进的轨迹。

这些中央集权王国通过武力征讨和合并邻近的早期国家而形成较大的版图，并从中心对被兼并的领地实施控制。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岛地区的这些“帝国”，都拥有较前更严密完备的统治机构和强大的常备军，辅以兵农合一或“寓兵于农”的政策。它们推行中央集权统治政策，并以一定的宗教与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支柱。但比较起来，以农立国的大陆地区王国，基础较为稳固，内部联系比较紧密，海岛地区的商业大国虽拥有跨越岛屿的广阔领地和属国，但内部联系相对松散。东南亚古代“帝国”中央朝廷一般可掌控基本的统治区——“京畿”地区，国王遣派的王亲贵族则控制了畿外地区，中央朝廷还依靠武力并利用血缘关系，通过和亲或王室联姻的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属国进行羁縻。不过，中央朝廷对这些边远地区往往鞭长莫及，边远山区大都处于自治或半独立状态。民族分裂和地方割据的矛盾是东南亚中央集权国家面对的重要内部问题。

公元后古代东南亚历经早期王国（公元前后至10世纪左右）、中央集权王国发展和兴衰（公元10世纪至16世纪初）等几个时期，而神权与王权的结合是古代东南亚王国政体的基本特征。东南亚早期国家，接受了以印度教或佛教崇拜为特征的王权概念，一些国家表现为遵守印度教的神圣法典，特别是要遵守《摩奴法典》。日本学者和田久德说：“佛教及婆罗门教的政治理想与宗教美术，给东南亚各小国带来了国王的神圣化、阶层秩序观念、行政法典、梵文以及技术高超的建筑、雕刻和音乐等等，这对土著君主统治的基础正统化以及整顿和发展他们的国家都起了很大作用。”建于1世纪下半叶的扶南王国，国王与神相结合，以王权神授的思想为支柱，采用印度的法律“天竺法”进行治理，是受印度宗教文化影响的古代东南亚国家的范例。

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古代东南亚国家的王朝统治者们大多打起了“王权神授”的旗号，把宗教这顶大伞罩在自己头上，视之为自己的保护伞。国王用宗教神化自己，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些国家的王权甚至大于神权。宗教领袖、高级僧侣或祭司也以宗教的名义，对政治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僧侣们作为“神权”的代表，也在充分利用王权宣传推广本系统的教派。所以在东南亚地区的王国中，大多有某一教派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甚至被立为国教，得到全国民众的信赖与供奉。一些僧团领袖或婆罗门还会被国王立为国师，他们动用大量钱财、物力和劳动力，建造寺塔和庙宇。这些国家被称为“建造寺庙的国家”或“庙宇王国”。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出多种神祇甚至宗教信仰并存的现象。

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输入，对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地区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缅甸蒲甘王国是东南亚第一个输入上座部佛教并将其与国家政体紧密结合的中南半岛国家，也是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寺塔林立的国家。1044年阿奴律陀王即位后，独尊上座部教派，不惜发动宗教战争，征讨孟族古国直通，迎回三藏经，将信仰统一起来，利用神权以巩固王权，并开始在各地广建寺院。

13世纪后相继崛起的暹罗诸王朝，中央集权的君主制高度发展。它们的突出特点是都崇信上座部佛教，国王被视为“佛陀的化身”，是“万能之主”，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素可泰王朝建立时，实行军政合一的君主集权制度。兰甘亨王（1279—1299年在位）自任军队统帅，各地贵族首领，既是地方的行政官长，又是各地军队的统领。1350年建立的阿瑜陀耶王朝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15世纪中叶，戴莱洛迦纳王（1448—1488年）一改原有的军政合一制，实行军务与民政分开。政务大臣主管全国民政，军务大臣处理全国军务。中央行政机构分工明确，在东南亚王国中，其部门与职务分工方面走在了前列。

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后，15世纪的马六甲王国建立了以苏丹为元首的政教合一制，苏丹既是君主又是教主，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古兰经》成为处理国家事务的准则。

越南独立后，政治体制、典章制度仿效中国。15世纪后黎王朝的黎圣宗在位时期（1460—1497年），大力强化王权和国家机器，甚至废除宰相一职，皇帝权威“至高无上”，皇帝本人被神圣化为“天子”，是“真理”和“力量”的化身。皇帝不但统治百姓，甚至连对神仙都有奖惩的权力。其朝廷按中国的方式分文武两班，定官制、兵制、刑法和礼仪，并全面实行科举制，国家机构与行政制度空前完备，可以说是深受中国政体和文化影响的典型。四、东南亚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化特征

东南亚与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相邻，自古以来深受印度和中国文明的双重影响。印度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而后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在东南亚传播，同时，以儒、释（佛）、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输入越南，并占据了重要地位。13世纪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传播，15世纪海岛地区迅速伊斯兰化。16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传入东南亚。1521年第一批基督教徒踏上菲律宾的宿务岛，而后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进行传教活动。

按宗教文化划分，东南亚逐渐形成以下几个地区：（1）以上座部佛教为主的区域有中南半岛上的缅、泰、柬、老诸国；（2）以大乘佛教和儒教信仰为主的国家有越南；（3）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区域有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菲律宾南部；（4）基督教主要在菲律宾的北部和中部。

此外，婆罗门教长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流行，而原始的宗教信仰与各国主体宗教融合。原始的宗教信仰至今仍在各国的山区少数民族居住的边沿地带延续。

宗教对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创造了以宗教文化为特色的蒲甘、吴哥、婆罗浮屠和巴厘等著名的文化古迹。东南亚文明发展不仅打下了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多样化印记，而且与东南亚国家固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本地化、民族化的东南亚文化。

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突出表现为宗教的影响，这是由古代印度的历史特征决定的。古印度文明的显著特色是宗教的繁荣与发展。印度史上的政治、社会、文化无不打上宗教的印记，它的对外关系与国际影响也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东南亚早期流行多种多样的原始宗教，印度传入的新宗教容纳和融合当地原有的古老信仰和习俗，易于为当地人所接受。印度教的等级观念和繁文缛节的祭祀仪式又颇合古代东南亚土著贵族的需要。宣扬罪恶轮回、普度众生的佛教思想则更容易吸引东南亚的农民。这是印度宗教文化能广泛盛行于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原因。

来自印度的宗教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信仰，成为古代东南亚一些早期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为多数居民信仰。佛教与印度教，尤其是与湿婆信仰的融合，如同印度一样，在东南亚一些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霍尔指出：“这两种宗教在东南亚发展史中，要在它们之间划一道明显的界线，往往并非易事，特别是密宗佛教中表现有显著的印度教色彩，甚至有些时候，如爪哇在13世纪崇拜湿婆佛，无法作出严格的区分。”

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在宗教文化方面有悠久而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虽然不是宗教性的文化，但是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信仰对东南亚人民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儒教成为越南社会的正统思想。越南王朝沿用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儒家的伦理道德也成为越南社会、家庭与人际关系遵循的行为准则。越南的儒释道信仰和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西方势力介入这一地区之前的古代时期，这一特点尤其明显。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来自中国的移民增多，儒教也受到高度重视，成为重要的信仰之一。儒、释、道信仰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发展，不仅丰富了东南亚多样化的宗教信仰，也推进了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交流。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与佛教、印度教在东南亚传播的情况有所不同。伊斯兰教在7世纪初出现后，随着阿拉伯商人东来，尤其是12世纪末印度德里王朝改宗伊斯兰教后，大批印度商人也改宗成为穆斯林。在这些阿拉伯和印度商人以及穆斯林传教士的活动下，因商业利益的驱使，伊斯兰教迅速在东南亚的海岛地区和半岛的沿岸一带传播开来。到了13世纪中后期东南亚开始建立起伊斯兰国家。进入14世纪后，更加快了这一传播过程。多个伊斯兰苏丹国的建立除了有上述商业利益的因素外，还在于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既可使早先从印度传入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得以很好的延续，且能借以对抗原来信奉印度教或佛教的政权力量。

宗教的传播不仅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各国各地的政治和经济的更迭与发展，还进一步深入影响到建筑、雕塑、雕刻、铸造、装饰、绘画、舞蹈等造型艺术，影响到音乐艺术，影响到语言、文学，影响到民俗等多方面。由于传入东南亚的宗教多种多样，就使得这方方面面的影响更加斑斓多彩，绚丽多姿，丰富异常。

10—16世纪初叶是东南亚本土文化的成熟期。这一时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经过长期融合与交汇，日益本土化，演变为东南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央集权王国兴起与发展的时期，以各国主体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东南亚中央集权王国兴盛的重要标志。一是民族文字的创制，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首推书面文字的出现与运用；二是民族历史著作的编纂；三是民族化的文学艺术的日益繁荣；四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和雕刻艺术。具有本地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与外来的文化艺术的融合，形成了多元的东南亚文化，是古代东南亚民族自主意识增强的表现。

富有本土化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东南亚各民族在同一地域内长期共同生活和繁衍，在基本的衣、食、住等方面的民俗文化具有很多的相似性。

值得提出的是，东南亚是世界上华侨华人的最大聚居地。古代华侨华人移居当地，建立华侨社会，又与当地居民通婚融合，源于中华文化的华人（华族）文化是东南亚国家多元复合文化的一部分。

总之，在这一广阔地区，文化发展是多样的，不同地域各具特色，但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东南亚古代史》一书认为东南亚宗教、文化发展具有多样化和本土化的突出特征。五、和平交往与战争冲突交替的国际关系特征

古代东南亚的国际关系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与周边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印度和中国两大邻国之间的关系；二是东南亚本地区内诸国之间的关系。

东南亚处于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与商业贸易的枢纽地带。中印两国文化几乎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开始向这一地区传播。除越南北部和中部北区外，东南亚的广大地区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研究古代东南亚历史的学者对于印度的这种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1919年法国历史学家费琅（Ferrand）提出了印度人“殖民马来群岛”和“爪哇印度化”的观点。1923年他又指出，占婆和扶南是“印度移民繁殖之地”，并提出了“印度殖民时代”的概念，说苏门答腊古国的宗教与艺术，“文化之全部配置，皆由其母邦印度输入”。印度一些历史学家将费琅的上述观点加以引申，提出古代印度人不仅大量移居东南亚，而且印度移民及其后裔在扶南和东南亚早期文化中心建立“古代印度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这种观点在东南亚史学界一度广泛流行。1948年，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一书问世，明确提出古代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这一概念，他论证了印度文化移殖东南亚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关于古代东南亚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东南亚古代史》已有专章，不必赘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用“印度化国家”这一概念来表述印度宗教文化对古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深刻影响，或用以说明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未尝不可，但“印度化国家”既非印度人的移殖区，更非隶属于印度的殖民地。古代印度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主要是经贸关系与宗教文化的交流，而非政治隶属关系。

在古代东南亚历史上，与印度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突出的事例是南印度注辇（又译朱罗）王国与东南亚室利佛逝王国之间的对抗。11世纪初在南印度崛起的注辇王国，征服斯里兰卡，占领马尔代夫群岛，并与吴哥王朝、室利佛逝和蒲甘王朝建立有外交关系。它成为印度洋的海上强国后，积极向外扩张。当时，室利佛逝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其属国迦托诃也控制了横越克拉地峡的通道，为争夺海上商道，两国矛盾激化。11—13世纪，注辇曾多次出兵东征，进攻室利佛逝，并曾攻陷其首都。注辇与室利佛逝的战争对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局势发生过重大影响。

古代东南亚与中国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先秦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已有交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则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到唐宋时期，中国已使用罗盘指针，造船和航海技术大有提高。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璀璨辉煌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美的丝绸、瓷器，以及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向外远播，中外交流的规模随之日益扩大，层次提升。至元末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进一步发展。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包括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方式。其中所谓“朝贡”贸易只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官方经贸的一种形式，而边境贸易和海上的民间贸易则是更为持续开展的另一种方式。

有学者认为古代东亚地区曾建构有以中国为核心，以“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国际体系，或简称“朝贡”体系，这一体系被认为概括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体现。但有学者对其范围和实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并且认为这在“更多的时候是中国朝廷的一厢情愿”。《东南亚古代史》一书的作者认为，古代历史上，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曾互派使者，建立邦交，开展贸易，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中国王朝与邻邦特别是与朝鲜和越南确曾建立“朝贡”册封关系，并以“朝贡”方式开展了官方贸易，与东亚几个国家形成了中国文化圈，或称“汉文化圈”。但是，如果深入考察这种关系，可以看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四方来朝”的国际政治体系并非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而是中国朝廷好大喜功心理的表现。东南亚国家对这种“朝贡”关系的态度各异，有的确曾承认过这种关系的存在，目的在于通过“朝贡”册封来巩固与提高自身的政权地位；或通过“朝贡”贸易获得经济实利，表面上承认而已，大多数国家其实并不承认这种不平等的藩属关系。

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者发动过一些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2000多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古代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与军事冲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主要都发生在元朝时期。对越南的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做具体分析，历史上并非只有中国王朝侵略越南的战争。其实，在越南立国以后，中越两国间的战争年代加在一起是很短暂的。而且每次战争结束后，两国王朝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可见，在两国历史上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交往的主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平交往的过程中，最突出的、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5世纪初的“郑和七下西洋”。有人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武力的“西征”或“南海远征”，这种说法使人以为郑和航行是一种军事行动似的，历史实际并非如此。郑和是中国和平友好的使者。他的船队每到一个国家，首先进行和平外交访问，会见当地国王与官员，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贯串于船队活动的中心是和平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华侨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中国人南迁东南亚。古代中国移民是在东南亚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与桥梁，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开拓与文化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

古代东南亚的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层面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特点和趋势是由关系松散向联系日益密切的方向发展。安东尼·瑞德指出，海上交往一直把东南亚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甚至说：“在东南亚，各个地区之间的内部联系都要比它们和中国或印度的联系更加密切。”

在国家建立前的史前时代，东南亚原始人群是以氏族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分散地生活在各个地区的。这些分散的聚居点（或称聚落）虽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和隔绝的，但除族群移动和部落争斗外，基本上是相互闭塞的，横向联系与交往很少。随着早期王国的形成，原始氏族部落的狭小而孤立的状态被打破。从公元初期至10世纪的早期王国时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出现了较多的接触与联系，其中既有和平的交往，也有暴力的对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国家分分合合，约在10世纪，形成了几个大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统一王国。在大陆地区，扶南一国独大、多个小国臣服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伴随越族、缅族、泰族等民族的崛起，建立了以这些民族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时出现了几个较大的民族统治下的国家并存、征战和争雄的新局面。这一时期，由于10世纪独立的越南王朝对西部尤其是向南的扩张，占婆王国被吞并，中南半岛的政治版图改观。引人注目的是13世纪泰人王国的扩张，素可泰王朝和阿瑜陀耶王朝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使半岛地区原有的力量格局发生巨大变动。在海岛地区，以苏门答腊的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曾经显赫一时，其势力几乎覆盖东南亚过半地区。但是随着中爪哇前马达兰王国、新柯沙里王国和东爪哇麻喏巴歇王国的先后崛起，形成了以爪哇岛为中心的新的政治格局。

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经常发生纠纷和战争。这是由社会的性质和国家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在拥有广袤的森林、无垠的土地，但人口短缺的东南亚，发动战争的基本目的都在于控制人力资源。东南亚一些王朝的历史是贯穿着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与战争的历史，而抢夺性的远征是不断提高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东南亚各集权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频繁发生战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在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各国之间的交流并未中止，而且日益密切，甚至战争有时也成为其相互交流的重要途径。比如，在战争中，战胜国往往将所攻占国家的大量工匠掳回或强制迁移回国，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国家之间的和平交往或战争冲突，都引起了双方互动的加速，对东南亚国家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老挝的澜沧王国建立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与泰国境内诸邻国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桑森泰王（1374—1417年）曾同时迎娶兰那泰国公主和阿瑜陀耶王国的公主为妻。澜沧王国的王储加冕礼时，阿瑜陀耶国王曾赠送大批珍贵的贺礼。各国之间还在行政制度等方面相互沟通与交流。如建国较晚的暹罗曾效法柬埔寨吴哥王朝，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在经济方面，吴哥与暹罗之间的战争与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但彼此的经济交流没有中断。在宗教信仰方面，缅、泰、柬、老四国均信奉上座部佛教。13世纪，素可泰放弃了高棉人信奉的大乘佛教，改尊上座部佛教为国教，还向蒲甘王朝学习佛教经典。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又从柬埔寨传入老挝。半岛地区四国信奉共同的佛教派别，形成了小乘佛教文化圈。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南半岛各国的建筑、雕刻艺术都受到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们之间也互相交流。古代柬埔寨的建筑和雕刻艺术对中南半岛国家发生深刻影响。泰国阿瑜陀耶王朝时期，在继承素可泰艺术的基础上吸取柬埔寨的艺术特色，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阿瑜陀耶佛像艺术。阿瑜陀耶王朝初期的壁画，明显地受到柬埔寨艺术的影响，笔法生硬，气氛凝重，形象呆板，一般不使用红、黑、白三种色彩，如坐落在京城的拉查补那寺的壁画。

由此可见，古代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冲突的战争关系，又有和平的经济文化的交往关系。一方面，东南亚中央集权国家以开拓疆域、掠夺人口与财富、争夺地区霸权为目的的战争绵延不断，历时数百年，耗费国家资财，损伤国力元气，严重破坏地区各国的发展和稳定。半岛诸国之间的征战一直延续到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为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各族间的相互融合加速。越南的越族（京族）与占婆族，暹罗的泰族与孟族、高棉族，缅甸的缅族与孟族、高棉族、泰族互相融合，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在半岛各国各主要民族的文化之间类同大于差异，文化上显示出更多相似的特征。六、古代东南亚历史文化的重要地位

究竟应采用哪种观点，从哪一视角来考察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这是东南亚史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过去，受过印度学和汉学训练、或多或少都为欧洲殖民利益效劳的一些西方学者，往往从欧洲人的角度、殖民主义的观点观察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他们仅仅将东南亚看作欧洲对外扩张的一个延续部分、一个隶属于欧洲的地域，不适当地夸大了西方对东南亚的影响。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说，在往昔一些历史学者眼中，东南亚的历史“往往要么根本无视，要么只是简略地提及1500年以前的东南亚，而用浓墨重彩描述1500年以后欧洲人在那个地区的活动”。在他们看来，“东南亚人民只有在他们自身幼弱的文化与成熟的、生机勃勃的印度和中国文化嫁接之后才从愚钝之中苏醒”。他们不适当地夸大了外来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所谓“东印度”、“外印度”等名称，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因而他们所塑造出来的东南亚的历史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全面的图像。

霍尔及其名著《东南亚史》的巨大贡献之一，在于他开始摒弃上述偏见和陈旧的观点，指出“东南亚是一个凭它本身的条件就值得重视的地区，而不仅是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时才值得重视”。他明确提出，应以东南亚“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来研究东南亚历史，考察其文化。尽管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的许多章节的阐述中，自己也往往不能摆脱“欧洲中心”的束缚，但是他强调东南亚的主体性的上述看法是卓有见识的，是可取的。那么，东南亚历史文化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东南亚作为亚洲的一部分，其历史文化与亚洲邻国，特别是印、中两国具有紧密的联系。毫无疑义，古代东南亚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0世纪以前的越南曾经是隶属于中国的郡县，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同中国有更为紧密的联系。越南是东南亚地区的一部分，越南文化无疑也具有与东南亚类似的共同文化特征。东南亚作为一个历史单元，又有其发展的独特性和历史的延续性，有着自身固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价值。《东南亚古代史》一书的作者认为，我们也要注意“中国中心主义”的偏向。“看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也要客观来认识。不能把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扭曲为“中国中心主义”，那样也是错误的。研究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本地的视角来认识它，也就是从东南亚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它。

倘若我们从东南亚自身历史发展来观察，就可以了解到，古代东南亚国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外来文化，而是有选择地主动吸取。在其发展过程中，本地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往往互相融合，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化。东南亚各国由于其自身的传统与条件不同，各国文化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其文化发展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

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它扼两大洋和两大洲的交通要道及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在外来文化进入前就有其固有的独特文化。贡德·弗兰克说：“考古和历史资料都显示：在基督诞生之前和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广大的具有高度文明和生产力的东南亚地区。”他还说：“无论在东南亚陆地还是在附近的岛屿，早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二战后，研究东南亚的一些学者，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学者都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以及将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中国文化延伸”的偏见和旧识，自觉地从东南亚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观察，他们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以丰富的研究雄辩地证明东南亚地区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指出不应片面夸大外来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发展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东南亚文明是世界文明和亚洲文明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外来文化是影响东南亚历史进程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东南亚与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由于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接触的十字路口，东南亚国家还受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因此，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打下了亚洲两大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印记。因而拒不承认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古代东南亚文明走在了它的北方和西方邻居的前面，无疑也是违背迄今所知的历史事实的。

综上所述，东南亚文化是世界文明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中西方交通要道上的东南亚，既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又是中国、印度、阿拉伯和西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东南亚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统一的整体，又具有多样性发展的地区。东南亚曾拥有颇为发展的史前文化。从远古到16世纪初的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灿烂辉煌，亦各具民族特色，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分散走向日趋密切。东南亚文化在世界和亚洲文明舞台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东南亚古代史》一书的作者认为，应当重视东南亚历史的地位，重视研究东南亚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和更为准确地理解东南亚。

关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几个问题

关于新、旧石器时代划分的标准，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过去，一般认为主要在于石器的制作技术上，特别是表现为打制还是磨制上。然而有的学者强调陶器的出现。陶器的出现是在农业产生后，为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故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没有制作和使用陶器以炊烹食物的需要。新石器时代的最初阶段，人类食物来源仍以采集渔猎为主，农业虽已产生，但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还不十分迫切。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一些地区存在一个尚无陶器的阶段，学术界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因而，陶器出现固然重要，但并非划分新、旧石器时代的标准。不少学者认为应以栽培农耕技术的出现为主要标准。1926年，考古学家布基（M.C. Burkitt）在《我们的祖先》一书中综合各种意见，提出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划分的标准为四个方面：（1）农耕；（2）家畜的驯养；（3）制陶术；（4）磨光石器。有的学者说：“新石器异于旧石器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植物的种植、动物的豢养、陶器的制作和石斧的加柄。”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以农业、家畜饲养和磨制石器的产生作为主要标志的。”

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在中南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持续了7000—8000年，大部分地区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一千年纪之前。海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较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的新石器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四千年纪前后。

和平文化遗址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址，在和平文化基础上发展进步而来的北山文化，属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突出表现为磨制的掘土工具出现，而且有用手捏制的陶器，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进入原始农业时代。东南亚新石器时代中期包括分布于中南半岛和菲律宾及苏拉威西北部的文化遗址，出现有肩石斧文化；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迹遍布于整个地区，方角石锛和绳纹陶为其代表性器物，又可称为方角石锛文化。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中国长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又各具特色。

农业革命是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历史变迁，越南北部和泰国东北部原始栽培业的发现，标志着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社会的重大进步。史前岩画的发现则体现了当时人的审美观念，表明了原始艺术产生。一、和平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

越南发现的和平（Hoa Bing）文化遗址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址，学术界又称为“中石器时代文化”。它是东南亚考古学界人人皆知、具有代表性的石器时代重要文化。

和平文化是1926—1927年由法国女学者科拉尼（M. Colani）博士在越南北方和平省首先发现的，1932年在第一届远东史前学会上被正式定名为“和平文化”。科拉尼原是植物学家，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她在越南获得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所属地质研究机构的支持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她起先在红河三角洲的和平省调查研究岩棚、洞穴内保存下来的古代动物遗骨，进行考古发掘，而后又在清化、宁平、广平等进行调查发掘。越南的和平文化遗迹分布于北部红河平原的和平、宁平和中部清化、义安、广平一带，迄今已发现和发掘了70多处遗址。

和平文化最初发现的器物是越南北方石灰岩洞穴里的许多杏仁形、盘形工具和一些短斧，这些工具均由扁砾石简单加工而成，学者称为“苏门答腊式石器”（Sumatraliths）。和平文化的典型器物为打制的椭圆形石斧，其中期出现少量刃部磨制的石器。

后来每当发现砾石打制工具时，就都称为“和平型”的，或“属于和平文化的”。一些学者认为和平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不仅限于越南，而且广泛分布于中南半岛的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华南、印度的桑那、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和平文化”的概念越来越扩大，也日益模糊了。许多学者认为不能将“和平文化”的概念过分扩大，甚至将它“视为东南亚砾石文化的同义词”，他们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全东南亚的和平文化，更不可把凡是在洞穴中发现的砾石打制工具的地区，甚至把分布于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区的砾石文化遗迹统称为“和平文化”。

但从石器制作传统来考察，越南和平文化型遗址确有某些共同性。越南学者指出从和平文化的实物总体可以看出，在遗迹类型、文化堆积层的构造、技术传统、工具类型、经济类型和风俗习俗都有共同性特征：（1）均属洞穴人文化，是生活在石灰岩（喀斯特）山洞的原始人的文化；（2）其文化层由河螺壳、兽骨以及洞穴中的碎泥土等构成；（3）其技术传统是选择河床和溪流中的砾石打制成工具；（4）最基本最突出的工具类型是将砾石一面或两面略加打制而成的砍砸器、掏挖器，有的为杏仁形，有的为盘形，有的为短斧形；（5）出现了磨石、锯石技术和绳纹陶；（6）行屈肢葬，即上下肢曲折的墓葬习俗，还有在墓葬周围堆叠石块、墓底铺碎石的做法。

以上是越南北部各洞穴遗址的共同特点，老挝的上寮、中寮和泰国东北部有可能在和平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但当时东南亚地区实际上存在许多不同的文化，越南北方的和平文化只是其中之一。

和平文化的原始人以采集、狩猎为生，并开始使用粗糙的陶器。和平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一些遗骨，据认为是属于美拉尼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种。有的学者认为和平文化是由来自北面的美拉尼西亚人在迁徙中带给印度支那及其邻近地区的，故有人建议将和平文化统称为“美拉尼西亚人的文化”。但法国学者索兰和让-皮埃尔·卡伯内尔认为：“和平文化的石器是从当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直接发展来的。”

越南和平文化洞穴发掘的过程中，遇到文化层的土质松动、泥土下陷和渗水的现象，造成地层关系难以分清的问题。对这种情况，科拉尼已经注意。她在发掘中绘制了100多张清晰的器形图，并将和平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这具有学术价值，表明和平文化有一个由低而高的发展过程。

和平文化早期包括那些没有磨制工具和陶片的遗址。这里工具形状很不稳定，粗糙的砍砸器较多，形体大而重，仅略加敲击就算打出了刃部。用砾石片制成的切割器还占一定的数量。

和平文化中期没有或只有少量磨制工具，但各种杏仁形、盘形、短斧形工具已相当普遍。砍砸器的体积缩小，砾石片制成的切割器少多了。这是和平文化主要工具层的遗迹数量最多的一个阶段。和平文化晚期包括那些存有大量磨刃斧的遗址，这些遗址相当于越南北方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代表文化——北山文化阶段。二、北山文化：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

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是以部分磨光石器的出现为开端的。东南亚首先发现磨光石器的地方是越南的北山文化（Bacsonian Culture）遗址。它是由法国考古学家曼续伊（H. Munsuy）于1906年在越南北部谅山省北山县发现的。

北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和平、宁平、鸿基、清化、义安、广平等地区，共有45个遗址，在许多属于和平文化诸多遗址的中间文化层中出土了刃部磨制石器，曼续伊发现有近100件这种类型的石斧，这种被考古学家称为“北山斧”的器物是北山文化的代表性遗物。特威迪（Tweedie）指出，北山类型的石斧可能是刃部磨光，斧面经过敲琢，断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石斧的典型，从打制到通体磨光的石斧确实是从北山石斧的形状发展而来的。北山遗址中最重要的是平嘉庯遗址和立坡遗址。其出土遗物分为两层，下层与和平诸遗址的中层相似。有两类器物，一类是打制石器，另一类是刃部磨制石器。在清化发现的多处露天遗址，也出土许多粗糙的打制石器和一些刃部和表面略加磨光的石器，工具主要是“北山斧”。此外，在马来半岛的瓜克帕（Gua Kepah）露天遗址中也发现有刃部磨光或通体磨光的页岩有柄石斧。

除北山地区的文化遗址外，早在19世纪末，法国殖民军人、传教士和勘探者在越南南部的边和、西宁和西原，以及北部的高平地区就发现有一些暴露在地面上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尤其是有肩石斧。进入20世纪，在越南发现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既有露天遗址，也有岩洞遗址。

梅陂、巴社是谅山的两个重要遗址。梅陂洞穴距谅山市区仅1600米，1920年，法国一侨民勘查过这一遗址，并经过曼续伊研究。出土有梯形磨制石斧，比较特殊的用具是笲模制的陶器，器形秀丽且多样化。另一特点是一些器身有阴刻纹饰的小陶罐，边缘上有孔。人们断定为烧香用的炉子。在谅山周边的岩洞内也发现了许多类似的陶片。1925年，经曼续伊勘查的巴社遗址内，出土有磨制的石斧和石凿，器形细小，磨制极精。其梯形和有肩石斧，器身较薄。那里还发现有许多贝壳和装饰品，如石灰岩制成的石手镯和耳环，同时出土有少量笲模制的陶器残片。

山罗板门遗址发现的一些磨制的石器与巴社的相近似，特别是有肩石斧尤为相似。粗糙的陶器也有笲模或绳子印纹。另发现有一些铜器与铁器的残片。

广平的发现较为重要。在布泽县的馥淖、溪淙遗址发现的器物大多是磨制的有肩石斧和笲模制陶器。鸣琴遗址内典型的器物也是磨制的有肩石斧。瓢澛遗址出土有粗糙的磨制石刀和石斧，陶器装饰有阴刻花纹，或施以彩色图案。在德诗，陶器较为进步，可能是手制亦可能为轮制的，纹饰有简单的也有较复杂的。在德诗和深村遗址，除出土有石器和陶器外，人们还找到铁器、铁环和彩玉及许多装饰品。学者将这些遗址定性为新石器文化晚期遗址。

从以上遗址的发现可以看到，以北山文化为代表的越南新石器文化有如下特征：一是由火成岩制成的石器，器形精巧细致，通体磨光，甚为精细。二是石斧是梯形，刃部由单面或双面磨成，除梯形无肩石斧外，还有许多梯形有肩石斧。三是石凿与石斧形制雷同，但较小，并有一种弯刃石凿；石制装饰品有戒指、手镯、耳环等，制作精巧。四是陶器为手制，也有轮制的，器形精美，装饰以细致的阴刻几何形纹，说明当时的人已具有丰富的审美观。

此外，在义安省琼留县的海滨琼文村，发现有贝丘遗址，内有一套特殊的石器，包括磨石、杵、臼、单面刮削器、双面石斧、石核和许多石片工具。这些石器均不像其他和平与北山文化的遗物那样用砾石为原料，而是由天然的火成岩石块或石片制成的。这里没有出土北山型磨制石斧，但发现的一些圜底的粗劣陶器，大多为素面的，只有几件带有绳纹。厚达5米、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贝丘遗址蚌壳堆积如山，上部发现有30个圆形墓穴，死者葬式都为屈肢葬，并有石制工具和穿孔的蚌壳装饰品等殉葬物。墓主人属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近亲，还带有某些蒙古利亚人种的特点。越南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琼文文化”。苏联考古学家博里斯科夫斯基认为“琼文文化应系北山文化的沿海类型”。

西方研究者认为北山文化的磨制工艺是从海上传入的外来技术，但实际上北山文化的磨制石器有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北山文化是在和平文化基础上发展进步而来的。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和平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和平文化是指出现磨制石器之前的东南亚大陆中石器时代文化，相当于广义的和平文化的早期。广义的和平文化除包括狭义的和平文化外，还包括北山文化在内。北山文化内刃部磨光石器的出现相当于广义的和平文化的中期，而通体磨光石器和绳纹陶的出现则是广义的和平文化晚期的标志。北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其进步性不仅表现为磨制的掘土工具出现，而且有用手捏制的陶器，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进入原始农业时代。

越南学者认为，与和平文化（属中石器时代）和北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初期）衔接起来的越南打制石卵石技术和文化传统，距今约1万年。《越南历史大纲》的作者说，属于北山文化的谅山洞穴的碳14年代为距今11295±200年和9990±200年。但关于北山地区的北山文化的确切年代，西方学者认为“并没有得到新的结论”。

除北山文化外，红河三角洲地区发现有一些露天遗址，如文典（河内以北12千米）、冯原、昆仑岗（富寿省）、慈山（北宁省）、隆和（永福省），这四个遗址均出土有四棱矩形的石斧和石锛。20世纪60年代，越南考古学家在河内北面的富寿省冯原地区发掘一处遗址，面积为38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达0.8米。出土的工具有石斧、锄头等，陶器有粗大的釜、瓮、盆，既有手制的，又有轮制的。这是一些长期定居的人才能制造的工具与用具。越南学者声称，在冯原文化（Phungnguyenian Culture）时期，制造石器技术已达到“极盛阶段”，人们用磨、锯、钻等技术制成了大小不同的石斧、石凿等工具，还出现了精致的石手镯、石耳环等装饰品，发现了稻谷遗存，并有狗、猪、牛、鸡等家禽家畜的遗骸。陶器上的纹饰细腻，设计匀称和谐，从陶器上的痕迹上，能看出当时人们已可织布。冯原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一时期出现了青铜器。冯原遗址内发现有青铜的器皿和手镯的残件，故越南学者认为整个冯原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越南考古学家将冯原文化在内的整个红河三角洲的这些遗迹的年代断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之间，即距今约4000年。但越南学者的这一结论尚需进一步论证。三、中南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在中南半岛上的其他地区，约在距今1万年前，邻近越南的老挝步入新石器时代初期，当时老挝北部上寮地区发现有不少和平文化类型的遗迹。琅勃拉邦东北部的坦杭洞（Tam Hang）遗址曾发现许多和平文化型的砾石石器，如石片、苏门答腊式工具、扁盘形和一面磨制的尖端锋利的碟形工具、手斧和磨盘等，还找到一些骨器。在坦南安（Tam Nang Anh）岩洞遗址内，发现有用河卵石制成的手斧、刮挖器、三角形斧、磨光的短石斧、苏门答腊式工具等。在此还发现有北山型石斧。尽管北山型磨制石斧不多，但可看出，上寮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与越南的和平—北山文化属于同一类型。琅勃拉邦的上述遗址是法国考古学家索兰（E. Saurin）和福罗（J. Fromaget）主持发掘的。

川圹省的帕香通（Pa Xieng Thong）是石灰岩山脉，索兰在这里发现了露天居住遗址，出土了一些和平文化型石斧、苏门答腊式工具等。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和老挝的联合考古调查队在老挝北部也发现一些属和平文化型的考古遗址。1952年，索兰在中寮的甘蒙省发现了容马拉（Nhommalat）遗址，出土了相当多的尺寸细小的火成岩石器，它们与海岛地区的石器制作技术很相似。20世纪70年代初，在万象地区古河道的台地上发现一些属和平文化型的考古遗址。

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前，老挝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20世纪30年代，M.哥拉尼女士对老挝中部甘蒙进行勘察，她在马哈赛洞（Hang Mahaxay）内发现了30件有肩石斧或石锛以及一些石片，并找到少许绳纹陶片，同时发现了一些咸水和淡水的贝壳。在班当的大石洞（Hang Hoc da Ban Dang）内，哥拉尼发现了人的遗骨、29件有肩石斧或石锛、2件四角形石斧、许多有加工痕迹的蚌壳和少量陶片。这里的石斧都是尺寸较小的通体磨光的，其磨制技术高超。这种通体磨光的有肩石斧、石锛和方形石斧（锛）遍及万象、占巴塞。越南学者称这里发现的有肩石斧、石锛与越南中部广平省西部的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文化遗址的实物相近似。20世纪初以来老挝的考古发现和古文物搜集表明，北部的琅勃拉邦和中部甘蒙地区是老挝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两个中心。

在柬埔寨发现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柬埔寨西部马德望省的拉昂斯边（Laang-Spean）出土有大量和平文化型石器，并有陶器，年代断定在公元前4290年的地层里。柬埔寨北部姆吕波瑞（MluPrei）地区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通体磨光的圆形石斧。

位于柬埔寨洞里萨湖和洞里萨河交汇处的三隆盛（Somrongsen）是柬埔寨重要的文化遗址。早在法属时期，1876年法国考古学家就对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次年法国考古学家穆拉（Mourra）在此再做调查。1902年和1923年法国著名学者H.曼续伊曾两次在此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经过多年发掘，三隆盛出土了大量实物，其中有磨制的石斧和石锛，骨制的鱼钩、骨针、骨凿，手捏的陶器（陶壶、钵），还有陶纺轮，有些带绳席纹饰。出土的装饰品数量很多，有石制或贝制的耳环、手镯、脚圈和串珠等。三隆盛为贝丘遗址，在大量磨光石器出土的同时，发现有一些铜器（铜斧、铜镞、铜钟和钩具），内有红铜铸造的。曼续伊在遗址内找到一个铜铃。大量铜器是居民采集来的，贝丘厚度为5.7米，器物究竟出在哪一个文化层尚不清楚。考古学家将它定性为“金石并用时代”遗址，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铜器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址。

三隆盛贝丘遗址南北长350米，东西宽180—200米，在贝丘的1—1.5米深处取出的贝壳，经鉴定，年代为公元前1280年，即距今3200多年。由此可以推断，在深度为5.7米的最下层，年代将更为久远。

在三隆盛遗址东南30千米处，也发现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称为隆帕奥（又译龙甫劳）遗址。

在泰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获得显著成就。二战前，泰国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进展不大。战后，泰国史前社会考古逐步发展。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史前史专家卡尔·G.海德（Karl G. Heider）对泰国西部进行了考古勘察，调查了班告（Ban Kao）附近地区，发现了一些石器。1960—1962年，泰国和丹麦组成联合考察队，由丹麦考古学者艾吉尔·尼尔森（EIGIL Nielsen）博士任队长，对泰国西北部开展考察。曾于二战期间在泰国的荷兰考古学家希克伦博士（N.R. van Neekeren）也参加这次正规的考古调查活动。泰国和丹麦联合考古队对班告和赛育（Sai Yok）遗址进行了发掘。

20世纪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W.G.索尔海姆（Wilhelm G. Solheim）便大胆地宣布东南亚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早期人类文明的摇篮，他亲赴东南亚的丛林和稻田里，寻找有关史前农业的证据。他的大胆见解和搜寻证据的热忱吸引了他的一些学生，其中有C.F.戈尔曼（Chester F. Gorman）。1962年6月，W.G.索尔海姆向泰国艺术厅提出了一个在泰国东北部进行考古联合调查的计划，获得泰国考古学家、艺术厅厅长孔·清·犹地（Khun Chin You-di）等的支持，这为美泰考古调查合作开创了一个有利的局面。此后，泰国东北部的农诺他、西北部仙人洞（又译神灵洞）等著名的考古遗址相继被发现。1963年9月，切斯特·戈尔曼开始对泰国东北部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农诺他（Non Nok Tha）遗址；随后又对西北部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仙人洞（Spirit Cave）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当时轰动了东南亚史前史学界。

泰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

一是赛育遗址，它是泰国西北部北碧府的一个大岩棚。文化层厚达4.7米，出土有和平文化型遗物。从文化层的深度看，可能是东南亚和平文化延续时间最长久的一个遗址。

二是仙人洞（又译神灵洞）遗址。它被称为东南亚年代最早的泰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据对陶片的测定，遗址的年代为距今6800年到5700年，有的学者认为仙人洞的年代为距今10000年到6000年。但国际学术界对其年代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地层调查作为科学依据，有的学者对用热释光法来鉴定陶器有疑问。仙人洞的上层出土有与和平文化相似的器物，如磨光的绳纹陶、四棱石斧和刃部磨光的石刀。这种石刀类似于后来印度尼西亚用于稻谷栽培的工具。它最重要的发现是很多的植物遗存。据戈尔曼在1969年公布的报告说，从仙人洞的下层到上层出土的栽培作物的种子有：第四层：樱桃、榄仁、槟榔、菜豆、蔓豆、豌豆、菱向、葫芦。第四层和第三层之间：槟榔、胡椒、胡桃、橄榄、菜豆、罂子桐、蚕豆。第三层：橄榄、葫芦、黄瓜。第二层：槟榔、橄榄、黄瓜。

此外，仙人洞遗址出土的果核和动物的骨头还发现不少被火烧焦的痕迹，证明当时的原始人已懂得用火了。一些骨头被砍碎劈断，也许是当时人们为便于将其置放在竹筒内烧烤或煮熟。仙人洞遗址内发现许多烧烤食物遗留下来的竹灰。

三是班告遗址。它是泰国西北部北碧府的一个墓葬遗址。时间跨度大致为公元前2500—前1600年。遗址内发现有40多具人的骨架，多达20000块的陶片，完整的陶器有18件。陶器器形不一，有圈底深腹的陶缸、高足浅口的陶碗以及类似鼎的三足器。多数是黑色的，也有土红色和灰色的，一些是绳纹陶，有些是精致的素面陶器。出土的石器，主要是石斧，有100多件，伴有骨器和贝类制品。动物的骸骨很多，共2000多件。班告发现有陶纺轮，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有干栏式建筑的柱子。学者认为，班告人以渔猎为生，有了饲养业。

四是谷恰伦（Kok Charoen）遗址。其位于泰国中部偏东北，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000年。除有居住遗迹外，还有墓葬60多座。出土有陶器、石器，为泰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遗址。

上述泰国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在仙人洞发现的栽培作物的种子引起了东南亚考古学界的注意。

在缅甸境内，从缅甸最北端的克钦山脉到缅甸南部的丹老，从缅甸东部的掸邦高原到西侧若开邦海岸的丹兑都发现有新石器文化遗址。被人们称为雷石（Thunderbolt）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在缅甸几乎到处都有，而且并非深埋地下，有的就在地表，农民在地里耕作时不经意就会挖出这种石器。这种石器在缅甸的发现地点从北向南就有克钦山脉、蒙育瓦、敏建、良吴、蒲甘、卜巴、掸邦南部、稍埠、仁安羌、敏巫、马圭、德叶、卑谬、丹兑和丹老等多处。所发现的石器中以伐木者用的工具居多，有石斧、石锛、石楔、石凿等等，形状与今日铁制工具相同，还发现有环石和石槌。根据现在所获得的关于伊洛瓦底江和其他地区的一些资料和证据，可知当时这一带农业渔猎比较发达，人们也会伐木开荒。还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时人们的饮食烹饪、集体群居以及形成的某些习俗。当时人们已经熟悉制陶、结绳、染色、编席等工艺了。

石器时代的人们为了避免气候的侵袭与野兽的伤害也在大山石灰岩洞窟中生活。迄今在缅甸境内已发现的石灰岩洞窟遗址有貌达瓦窟、丁恩窟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勃达林窟。

勃达林窟位于掸邦东枝县育瓦安镇区良甲村东北6.44千米，耶勃老村以西1.61千米处，在掸邦高原西侧山麓，由地质工作者吴钦貌觉首先发现。1969年1月缅甸考古局、历史委员会和仰光大学的地质学系、人类学系、生物学系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察组对该地进行了考察发掘。石窟位于海拔304米的高原之上，窟口在高出地面15—24米朝南的山崖边，是石灰岩窟。一号窟的条件更适于原始人生活，该窟采光条件好，窟内空气流通，从窟口到窟北侧内壁仅有9—12米宽。距它以西约183米处有个二号窟，窟内面积非常大，光线黑暗且潮湿，到处布满了石钟乳和石笋。考察组对窟内的土层进行了有序的挖掘，得到了原始人在此生活过的可靠证据。

勃达林窟出土的石器共有500余件，其中有环石、石槌、无柄石锛、切割器和石器半成品，同时还发现在制作石器过程中产生的碎石与石屑以及废弃石器。这些石器的原材除了有洞窟附近能得到的石灰石外，还有此地没有的石英石、花岗石、砂石、火成岩和卵石。同时挖掘出土的还有：食后残留的兽骨、可能被认定是人骨的骨骼、炭屑、陶器碎片、绘制岩画用的红赭石、磨平石器用的石板等。

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制作石器的原料有劣质岩也有优质岩，成品中虽有新石器文化常见的环石，但粗糙的石器居多，精细的石器较少。窟内碎石、废弃石器、制作尚未完成的石器与制成的石器均有，说明勃达林窟是石器制造场所。石器的许多原材料不是当地产的，卵石就是河边才能找到的。出土的石器中有的刚刚开始加工尚未完成，有的已划上了要从某处弄断的痕迹，有的刚刚弄断或砍断，有的在刃口部位开始进行打磨。可以推断，这一石窟很可能是当时将其他地方产的石料运来此处加工的一个石器“作坊”。

虽然从勃达林窟出土的物品尚不能肯定当时已有畜牧业和农业，但是这些作为挖掘工具的环石和其他石器间接地证明，在一定的范围内，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进行生产某些食物的劳动，已从采集食品开始进步到可生产食品了。出土的残留兽骨、炭屑和陶器碎片表明，当时人们已知用火和使用陶器煮饭。据说，窟内所得骨骼、炭屑和土层都早已送往缅甸境外进行碳14年代测定，以便测知该窟存在的更加确切的年代。但至今尚未见有结果报告公布。

马来半岛上的新石器以磨光而锐利的方角石锛及绳纹陶与几何形陶为主。其石器的分布，大体循江河流播，故旧石器与新石器的遗址往往相覆盖。有系柄槽的两面对称的石斧和不对称的磨制石锛及石平凿，散见于马来半岛各地。1930年在彭亨双溪立卑发现巨大的石锛，收藏于英国伦敦大学博物馆内。在吉打的华玲则发现较小的石锛，似木匠使用的工具。吉兰丹的斜刃石锛形式多样。彭亨的淡柏林（Tembeling）河畔发现了一种新工具，既不是手斧，又不是石锛，而是用于剥切兽皮的石刀，称“单马令刀”。它与马来半岛新石器代表性器物方角石锛伴生在一起。马来亚发现的新石器中特有实物是，1940年，杜维棣在吉兰丹的瓜木桑（Gua Musang）发现的两个纺锭，表示当时已有纺织出现。

马来半岛出土不少陶器，但以陶片居多，且大多是绳纹陶和几何印纹陶。吉兰丹州瓜却（Gua Cha）岩洞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遗址。洞穴是由石灰岩峭壁构成的大岩洞，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就对这个遗址发生了兴趣，并历经多次发掘。1954年，在西维金（G. de G. Sieveking）博士的主持下开展了大规模发掘，获得许多有价值的遗物。有学者称它为和平文化类型的遗址，年代在10000年至3000年前。除磨制的石斧、石锛、石箭头以外，有大量陶器。最重要的发现为一对男女的骨骸，女的双手握有石环（或石镯），脚旁放置有几个陶罐，罐中有蚝壳，可能是作匙子用的。男的左手边有石锛及石珠，右臂套一石环，胸前和脚边有许多小陶罐，这些都是殉葬品。瓜却遗址出土的陶器有豆、碗、钵、罐等大小10多件，其制作比马来半岛以前出土的器物精致得多，是用转速很慢的陶轮制成的。马来半岛的陶器与中国东南出土的印纹陶十分相似。据学者研究，从石器的形制和陶器纹饰来考察，马来半岛发现的新石器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有密切的关系。四、东南亚海岛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东南亚海岛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较半岛地区晚一些。印度尼西亚大约在距今7000年到4000年（一说距今4500年到25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印度尼西亚诸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畜牧业和锄耕农业，岛屿之间的联系加强，海上交通得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爪哇、苏门答腊等海岛与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南方的文化交流密切。印度尼西亚的新石器分布非常广泛，几乎各大小岛屿均有发现，由于当时人们主要在平地生活，而非像中南半岛史前人类那样居住在洞穴内，因而大部分新石器实物是从地表面采集来的，经发掘而来的较少。

在爪哇，从地表面采集而得的新石器遍及全岛各重要地区，各地发现的器物都有方角石锛和鹤嘴石锛，大都是用玛瑙、玉髓、碧玉、矽化石灰岩和玄武岩制成的。此外，还有玉髓做的臂环、表面平滑而断面呈三棱形的磨石和多面柱形的石磨棒或磨石。梭罗地区发现经过双面凿制的翼形石镞，芝巴达地区发现有一件加工树皮的锤打器。

在苏拉威西的中西部的卡拉马河流域，有两处遗址：一是位于右岸的锡肯登遗址，采集到大量的方角石锛与无纹陶片。二是位于卡拉马河上游90千米处的卡马锡山遗址，在高出河面14米的平顶小山上，发现有3类实物：（1）有肩石斧和侧面带柄的石锛或石斧。全部器物都是砾石石片扩制而成的，只有侧面带柄的石锛或石斧有刃口磨制的痕迹。（2）方角石锛。数量很多，尺寸大小不一，均以灰蓝色页岩制成。这里还发现有大小不一的石环，一件专作加工树皮的锤打器，和一个磨制的矛头。（3）磨出刃口的小石刀和经过磨制的舌形镞。苏拉威西发现的陶器有98％是素面无纹的，或仅有简单的纹饰，但也有部分陶片带有复杂的纹饰，内有长方形纹、正方形纹、螺旋纹、圆圈纹及玫瑰花纹。这些纹饰与柬埔寨三隆盛遗址上层出土的器物相似。

苏门答腊新石器工具的散布不如爪哇和苏拉威西那样广泛，品种也只有方角石锛和鹤嘴石锛，分布在苏门答腊西海岸和明古连。巨港和南榜发现较多。巨港的文加马斯发现有一处新石器制作工场。

巴厘岛发现大量方角石锛、断面呈凸镜的鹤嘴锛，以及一些断面呈圆形的大小石锛。佛罗伦斯岛、阿多纳腊岛、索洛岛均发现有少量方角石锛。帝汶岛、勒地岛和塔宁巴尔岛发现有圆斧。马鲁古群岛则发现有少量方角石锛和穹形石锛、少数圆斧，以及特别小而薄的石片。

加里曼丹岛的东北区发现有方角石锛、有肩石斧和圆斧，西南区则只有方角石锛和鹤嘴锛。

由此可见，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方角石锛。这种用于切割和挖凿的工具分布最广，与之并存的多数为鹤嘴锛。归于这一类的有段石锛与有肩石斧分布于苏拉威西。此外，有穹形石锛、小型石凿和细长圆凿则分布于加里曼丹岛、马鲁古群岛、塔宁巴尔岛等地。二是圆斧。这种工具广泛分布在苏拉威西全岛、北加里曼丹以及马鲁古群岛、佛罗伦斯岛、勒地岛、塔宁巴尔岛和苏门答腊的东海岸。双面刃口的圆斧是制造独木舟的最好工具，用它可便于挖空树身。三是石镞。这是一些三角形的尖状物，底面大部分内凹，呈翼形，有的底部外突。爪哇发现的石镞几乎全是矽化石灰岩制成的，技术颇为进步。石镞两面经过削制，一般长约6厘米，可用于射杀飞鸟。苏拉威西的托阿拉洞穴中发现的石镞边上带刺，与爪哇的石镞不同。

除了生产工具外，在印度尼西亚新石器时代，日常用具陶器也已出现，但均为捏制的粗陶，无纹饰或为刻纹陶。陶器的出现表示用火烹煮食物和栽培农业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群岛发现了一系列装饰品——石镯、贝镯和贝壳的串珠等，说明当时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开始讲究装饰了。

有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和中南半岛的移民向海岛迁移，海上交通工具日渐进步，不仅有了独木舟，而且出现一种新的船只。这种船是在独木舟的船身上加上几层船板，用藤条或其他绳子同独木舟穿孔缚住，再用树脂封住缝口，并搭起椰叶编成的船篷，或扯起椰叶编成的船帆，这样新石器时代的船民不仅可以划着独木舟沿岛际航行，而且可以驾驶挂帆加篷和有舷板的船只往大海中航行了。由于海上交通工具的改进，中国大陆、中南半岛与海岛地区之间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菲律宾的新石器时代约从公元前5000年或更早一点开始，而其结束时间则各地不同。根据已知资料，菲律宾的新石器时代可以公元前2000年为界限划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早期的石器仍以打制为主，但刃部磨利。在布拉干、巴丹、黎萨和八打雁等地发现很多，巴拉望也有一些。年代约在公元前第五千年纪，存在时间并不长久。到公元前4000年，出现了菲律宾早期新石器的代表性器物——刃部磨制的圆柱形石斧和石锛。

此时的主要遗址有：（1）杜容洞（又译杜羊洞）遗址。位于巴拉望岛里普恩角的杜容洞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迹，其文化特点为小石刀和石片工具制造。在杜容洞的底层还出土有大量海洋贝类软体动物的遗骸，说明洞穴主人向海洋觅食的倾向。杜容洞发掘一墓葬，墓主为20多岁的男青年，屈肢葬于泥土中。随葬物中除有几乎通体磨光的石锛（斧）、刃部磨制的椭圆形贝壳斧（贝锛）以外，还有几件贝壳装饰品，一件为耳饰，一件为胸饰。同时发现有一个盛有石灰的蚌壳，被认为是嚼槟榔用的。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680年。杜容洞里发现的居住遗址有炊火遗迹和蚌器等，年代测定为5680±80年前。（2）萨贡岩洞遗址。其位于巴拉望西南部。洞内出土硬度很高的玄武岩石器，其中有长约18厘米的石斧和磨制较细致的石锛。太平洋地区密克罗尼西亚、新赫布里底群岛的蚌器与菲律宾发现的贝锛和蚌器相类似，但年代较晚，考古学家认为菲律宾发现的蚌器是太平洋同类工具的原型，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菲律宾与大洋洲就有文化上的交往。

公元前2000年初，菲律宾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标志性器物是大量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在菲律宾各地出现。这种类型的器物在中国东南沿海，包括中国台湾，以及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和新西兰等地区均有发现。从其形式比较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亚太地区文化相互影响与传承。

菲律宾在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器、玉器和装饰品，陶器颇有特色。起初发现的是素面陶和挂红泥陶衣的光面陶。卡加延的图盖加拉奥东北部发掘出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4500年的素面陶，而卡加延河谷北端的岩棚遗址和吕宋东北海岸一处露天遗址则出土一批挂红泥陶衣的光面陶。在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花纹逐渐多样化，器物的实用功能与审美作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兰根岛的利塔利塔洞（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出土的陶器中，有一件动物造型的圈足贮水罐，口沿部位为动物张开的嘴，两旁有提耳，上方有白鼻、眼，造型生动，形象逼真，设计合理，可谓菲律宾新石器时代晚期器物的艺术珍品。

菲律宾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瓮棺葬和崖葬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菲律宾人已有一套埋葬死者的仪式。其主导思想是对祖骨的崇拜和灵魂崇拜，由此产生瓮棺葬和崖葬。二战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瓮棺葬是金属时代从外部传入的，战后新的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菲律宾瓮棺葬已在三描礼示、索索贡和巴拉望等多处出现，且遍及新怡诗夏省的卡朗格兰和高山省的邦都等内陆地区，分布颇为广泛。瓮棺主要是二次瓮棺葬时使用，仅小孩死亡时才用瓮棺进行一次葬。利塔利塔洞穴的墓葬有几种不同的葬式，除屈肢葬、包扎葬外，有置入陶瓮内的瓮棺葬，而瓮棺葬是二次葬。

有的研究者认为菲律宾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原始农业出现，著名的伊富高梯田是此时开始垒筑的。关于梯田兴建的年代，史学界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2000年梯田文化已从亚洲大陆随移民传入菲律宾群岛。后来学者一般认为，建成时间要放晚些，约建于公元前一千年。1973年，对伊富高地区早、中、晚期的梯田进行碳14年代测定，发现最早的梯田年代应为公元前1000±250年。那么可以确定，伊富高梯田工程起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筑成于金属时期，它是史前菲律宾先民的伟大创造。五、新石器时代革命与东南亚农业起源

由新石器时代取代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从采集和渔猎为生的“攫取性经济”向以农耕和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性经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巨大变革，一个人类历史上的转捩点。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 Childe）曾把这个大变化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或“农业革命”。

农业革命到来的主要标志，首先是从作物栽培开始的，其次是野生动物的饲养，再次是人类由游移不定的生活方式转向定居。作物栽培和动物的饲养使人类开始自己生产食品来取代自然提供的野生食物，从而结束了游猎和采集为生的时代，迈入定居的农业时代。

最早提出世界农业起源区域论的学者是瑞士植物学家阿·德·康尔多，他于1882年提出世界农业的起源不外三大区域，即中国、西南亚洲和热带美洲的观点。20世纪初叶以来，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生产性经济形态的出现问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古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特别关注。早在1928年，戈登·柴尔德在其名著《远古东方之新探索》中在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论的同时，指出：“由农耕、畜牧所导致的食物生产，是人类自掌握用火以来的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为后来的文明诞生创造了条件，这种革命唯有近代的工业革命才可比拟。”1978年11月，在丹麦奥尔胡斯市召开的题为“农业和工艺起源：西亚还是东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生产性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之开始的具体范围、原因，以及决定这一过程的一般历史规律。过去人们把这一形态的起源地区仅限于西亚（地中海东岸），这次会议根据新的发现把范围扩展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地区。许多报告论及东亚和东南亚生产性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美国戈尔曼教授的《从作物栽培到都市化：东南亚文化的年代、结构和变化》和瑞士B.马歇尔教授的《东南亚岛屿的远古农业和冶金业》等论文都阐述了东南亚原始农业的产生。

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不少学者论述了生产性经济形态起源的多中心性，并有一些学者根据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所发现的考古资料推断东南亚洲（包括华南）是世界农业作物起源地之一。1926年，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N.I. Vavilov）和他的同事曾在全世界做过许多植物调查，他在《人工栽培植物的渊源、变异、抗疫性和培植》一书中提出，无论动因如何，植物的发展由野生到家生这个过程，在全世界表现为八个中心。他主张最大也是最早的中心是中国中部、西部的山区以及附近的低地。在他的说法中，中国和东南亚是其中最重要的地区。二战后，1971年杰克·哈兰（Jack Harlan）提出一种较新的说法，认为全世界有三个农业栽培区域，并大致同时地独立发生。他主张中国和东南亚为三个区域之一。此外，1966年李惠林教授在《东南亚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将东亚人工栽培的植物划分为四个地带，并把起源于这四个地带的人工栽培的作物列有一张详细的表格，做了介绍：北华带：中国北部，黄河流域和东北南部，北到沙漠，南到秦岭；南华带：秦岭以南，长江流域及南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南亚带：缅甸、泰国、中南半岛，中国的海南岛、雷州半岛和云南部也在这个区域之中；南岛带：亚洲大陆南部的群岛和马来半岛。

研究人工植物栽培的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潮湿地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些地区是植物和动物首先得到栽培和驯化的地方。毋庸置疑，黍和粟在东亚是在中国华北首先发现的，但稻谷的起源情况复杂一些。有些学者认为东南亚是稻米产区，但其稻谷据称是从印度传入的。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于1952年在《农业的起源和传播》的专著中则提出一种假说，论定世界上的种植技艺最早都源于东南亚，起始于和平文化。他所说的东南亚包括华南地区，时间是在第四纪冰期的最后，即冰河融化、水分逐渐增多时期。他的这一论说颇具影响。

为什么恰恰在全新世的初始阶段，世界上一些地区人类社会开始选择农业呢？这是一个不能做简单回答而需认真研讨的课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W.G.索尔海姆、C.F.戈尔曼等将和平—北山文化一些遗址和中国台湾的一些有种植迹象的遗址做了比较，并根据泰国的仙人洞和班清等出土的植物种子遗存，进一步提出和平文化开始了种植业上限的观点。这一论断如果成立，那么在全新世开始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其中有东南亚）就迈进了农业创始的时期。

在泰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值得注意的是仙人洞的文化层中发现的植物种子。1965—1966年，索尔海姆率领美泰联合考古队在泰国北部孔敬府的侬诺他发掘时，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稻壳印痕，据碳14年代测定，距今5500年。索尔海姆的学生C.F.戈尔曼加入索尔海姆的考古队伍后，也前往泰国考察史前遗迹。1967—1968年，戈尔曼等与泰国考古学家在泰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仙人洞进行发掘。值得注意的是，仙人洞遗址的上层发现有10多种植物遗迹，诸如椰子、胡椒、瓜类和豆类等。这些植物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呢？戈尔曼认为可能是人工栽培的。果真如此，那么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泰国地区就越过单纯采集渔猎阶段，开始了植物栽培。

戈尔曼认为这表明在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000年之间，和平文化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大面积的繁荣景象，还说8000年前泰国已有了“超过简单的植物采集阶段的经济发展”，也即出现了农业经济，但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如此，这些发现只是暗示，索尔海姆以及其他人所坚持的观点，即史前的东南亚人已经实践过早期农业，在这里或许可以发现一些东西。然而，暗示毕竟只是暗示而已。也就是说，要确定上述植物属于人工栽培，证据尚不充足。《剑桥东南亚史》史前东南亚部分的作者贝尔伍德指出：“全新世早期神灵洞（即仙人洞）内发现的植物遗存中没有一种可以证明是经过人工培育的。”他并认为：“除中国南部外，可能还包括越南北部沿海地区，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证据表明出现过任何原始农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越南史学界提出地处热带自然环境的越南和东南亚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1972年出版的《越南历史》一书中说：“和平、北山和琼文文化的主人已经懂得驯养狗，懂得种植一些果树、块茎植物、蔬菜、瓜类等。一般说来，越南和东南亚是世界上出现栽培植物的中心之一。”东南亚考古学界尽人皆知，和平文化各遗址的地理状况和实物出土情况表明，采集和狩猎是当时的主要经济生活形态。但从收集的实物和和平文化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来看，和平文化时期除采集和狩猎经济外，人们很可能已学会种植一些作物了。越南考古学者黄春征认为，和平文化时期，采集和狩猎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种植业已经问世，但不过是处于种植瓜果、蔬菜阶段。和平文化时期的遗址发现了葫芦、各种豆类、黄瓜、橄榄、菱角等植物，但和平文化遗址内没有发现稻谷的种子，“这证明了和平文化人还不会种植稻谷”。不过和平文化时期在经济上已有重大的转变，即从占有天然产品的经济逐渐步入生产经济，证明了东南亚地区是古代的农业栽培中心之一。

20世纪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在中南半岛的越南北部和泰国东北部虽有原始栽培业的出现，但在全新世比较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稻谷首先是在中国长江以南的低地培育成功的。中国近30年的史前农业考古的一系列发现和研究的成果表明，在亚洲是中国最早种植了水稻，即亚洲栽培稻。1973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叶等堆积，最厚处有七八十厘米。出土了许多陶器，在陶胎中羼和有大量谷壳。据鉴定，稻谷属于栽培稻中的籼稻。它说明在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已进行人工栽培水稻。在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二期发掘中还发现薏仁米。在孢粉分析中发现豆科植物。饲养的家畜有狗和猪，可能还有水牛和羊。渔猎和采集虽在当时经济生活中仍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但稻作农耕经济却已开始。而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最古老的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的稻谷壳，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两遗址发现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出现的遗迹，均有10000年左右的历史，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稻实物遗存。2001年，浙江浦江发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山文化遗址是稻谷考古最新的实证。上山出土的夹炭陶片的表面，发现了较多的稻壳印痕，还出土了稻米遗存。这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为研究稻作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农业作物遗存，地点之多，数量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据20世纪90年代末对出土水稻遗存（包括炭化稻谷、稻米、印痕和种植硅石等）的不完全统计，共有遗址137处，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其中不少遗址的年代都早于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的亚洲栽培稻。公认的考古材料证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在东南亚半岛地区的越南北部和泰国东北部确有原始栽培业的出现，但中国长江流域地区则是世界上人工水稻的原生地之一，是亚洲栽培稻最早的起源地。

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文化与古代铜鼓

所谓“青铜时代”是人类以铜为主要原料用来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它是继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关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文化问题，学术界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由于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海岛地区没有或很少发现红铜或铜石并存的文化遗迹，因而学界一般认为东南亚没有经过红铜时代。对于这个地区是否经历了青铜时代也有不同意见。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东南亚地区考古发掘资料的丰富，出土的青铜器物日渐增多，许多学者认识到，东南亚地区虽然红铜遗迹发现很少，但确实存在一个青铜文化时代。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里有一个产铜地带。从中国的云贵高原到中南半岛，经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北部到马来半岛，伸展到邦加岛、勿里洞岛，进入加里曼丹等地区，都有丰富的铜矿和锡矿。近年来，在泰国湄公河畔的普能（Phu Lon）地区和呵叻高原的侬诺他（Non Nok Tha）地区发现有新的铜矿。这里是一个地球上不多见的铜、锡矿产区，因而古代在这一地区出现铜器文化是有物质基础的。一、东南亚的青铜时代与青铜文化遗迹

东南亚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是不平衡的，在时间上，中南半岛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最初可能于公元前第二千年的较早时期”，而“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从大约公元前500年以后青铜器和铁器才一起出现”。有的学者认为，公元前1500年东南亚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500年才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在地区上，大陆地区的泰国和越南有众多的遗址发现，而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海岛地区出土遗物较少。东南亚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内往往伴存有铁器，青铜器与铁器同时并用为其特点，故有些学者将之统称为“早期金属时代”，而不划出一个单独的青铜时代。

从20世纪20年代始，越南首先发现了著名的东山青铜文化遗址，进入60—70年代，在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地区也有许多发现。其中，关于越南的青铜文化和东山遗址将在下面介绍，现在我们先对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考古遗址分布与状况做一综述：

在东南亚，泰国的发现特别引人注目，而泰国的青铜文化的重要遗址首推班清（Ban Chieng）遗址。班清位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Ban）泰语意即“村子”，班清（Ban Chieng）即清村。现在它是一个有4000多居民的大村落。早在1957年，当地居民曾偶然发现一件完整的彩色陶罐，精美而古老，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欣赏，激起了自发的挖掘。1966年，一位名叫史蒂芬·扬（Stephen B. Young）的美国青年到班清村子参观时，在地上拾到几块精美而古老的陶片。他通过他的父亲（美国驻泰大使）的关系，将陶片送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检测。经碳14等科学方法测定，认为这些陶片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6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这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1967年，泰国艺术厅派出考古队在此首次进行发掘，出土一具人的骨骸、大量的彩陶、一些青铜器和铁器。此后1972年、1974年和1975年，以切斯特·戈尔曼为首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者与泰国艺术厅考古人员一起，对班清遗址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多学科的联合发掘，参加发掘工作的有一些美国和泰国的科学家。之后泰国又与新西兰奥塔格大学（University of Otage）的学者进行野外考察与合作发掘。1983—1985年，为寻找新的资料，泰国学者索姆素达·拉达尼（Soamsuda Rattanin）还到乌隆府西部进行考察与发掘。

班清是一个墓葬重叠的居住遗址，墓葬文化层厚4.5米，有7层（或6层）。出土的遗物装入集装箱内重达18吨。其中有许多青铜器物，如铜斧、铜镯、铜俑、铜矛、铜鱼钩等，重要的发现有铸铜的坩埚和熔渣，还有一面制作精美的小型铜鼓。班清遗址发现有数千件陶器，有陶缸、陶匙和陶纺轮，外表有黑陶、灰陶、米色陶器和粉红色陶器，上有漂亮的绳纹、锯齿纹和磨光装饰。陶缸器形独特，为高颈、深腹、圈底、圈足。此外，出土有铁器以及玻璃球、玉环和象牙手镯等饰物。墓葬有直肢葬和屈体葬，以及盛于陶瓮中的童葬。除出土有成百具人体遗骸外，还有狗、猪、牛、鹿等动物骸骨，以及用动物骨头刻制的男性生殖器。

班清遗址的彩陶十分闻名，现在对这些陶器的年代断定为两千年前。遗址下层的年代则定为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遗址中的青铜器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以后。班清文化遗址提供的重要信息是陶片上的稻草和已驯化的猪、狗、鸡和牛等动物的遗骨。学者认为这是稻作和驯养家畜的迹象，显示当时处于向农业转换的时期，这里的居民可能已在下游的和季节雨水冲积的土地上种植稻谷。然而，关于班清遗址的断代目前尚有争议，青铜器在泰国东北部出现的时间记录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后期到前1500年之间某个时期，但泰国铜冶金出现的准确时间仍无法确定。

泰国另一重要青铜文化遗址是位于东北部孔敬府普渊县的侬诺他遗址。1966年泰国政府艺术厅和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发掘了这一遗址，著名的索尔海姆教授的学生唐·贝亚德（Dan Bayard）主持发掘工作。侬诺他也是一个墓葬堆积遗址，文化层厚达1.4米，面积100×150平方米。侬诺他墓地出土有大量史前文物，包括人类遗骨和许多随葬品，其中陶器800多件。按墓穴的顺序，经仔细的挖掘、测定和分析后，唐·贝亚德将侬诺他居住遗址分为大体三个阶段的时间表。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500年至约公元前2000年。在这个早期阶段，出土了一件用红铜合金制作的工具，它有安装把柄的插孔，用途不明，也许是一种挖掘杆的金属尖头。第二阶段，出土有铜斧和铜手镯，还有浇铸时溅出的青铜小块，以及浇铸带插孔的铜斧所用的砂石铸模。在此阶段，没有发现铁器。第三阶段，即公元1000年期间，墓穴里存有铁器工具，表明此时已广泛使用铁器工具。侬诺他遗址的主人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从出土的青铜器物的分析中可以显示出，大多数青铜制品的锡含量基本都在10％—15％，这种比配是铜锡合金的最佳成分组合。它证实铜器文化是本地人自己创造的。贝亚德称赞东南亚人是“具有创造力的原住民”，他们主要依靠自己而掌握了金属冶炼加工技术，或者至少他们发展出属于自己具有地区特色的金属冶炼加工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青铜文化层前的纯新石器文化层中，在陶片上发现有稻壳。有的学者推断当时已出现水稻的种植，另外也发现牛的驯养。泰国侬诺他和班清最早发现的青铜器的地层，虽有一些碳14或热释光测定的年代数据，但国际上不少学者均对此持保留态度。

侬诺他文化在新石器文化遗存基础上，有一个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层，并进而过渡到铁器时代。它证明当地文化有一个连续发展的进程。此外，在泰国的其他地区，如东北部黎逸府的侬达（Non Dua）、敦达普（Don Tha Pan）和布普坎（Bo Phan Khan），能诺他附近的侬廊滴（Non Nong Chik）、北碧府的翁巴洞（Ongbab），都发现有铜器时代文化遗迹。

邻近泰国的柬埔寨，发现有著名的三隆盛贝丘遗址，其中有大量的磨光石器与铜器同出，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遗迹。但大部分铜鼓是当地居民采集而来的，地层关系不明。贝丘厚度为5.70米，这些器物究竟出自哪一层不清楚。法国考古学家H.曼续伊找到的一个铜铃和一个刀范也未标明文化层位。在三隆盛遗址中，从1—1.5米深处取出的贝壳，经鉴定，年代为公元前1280年。学者推断，在深度为5.70米的最下层，年代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在柬埔寨雅克以西的墓地中，发现有铜手镯和玻璃球。此外，在碧山西面的墓葬内，发现有不少磨制石器、青铜器和铁器，并发现有铸制铜器的范。这些遗址与纳里（Nari）以西的遗址，被认为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连续居住的文化遗址。其中磨光石器与铜器共存的现象是与三隆盛文化相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碧山以西的遗址内，坩埚和铸造斧、刀、镰的单、双范的发现，证实了柬埔寨本地青铜冶炼工艺的存在。

在老挝，金属时代考古开始于法属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两部关于琅勃拉邦地区青铜器的古董集。1888—1892年巴维（Pavie）使团成员马西克（M. Massic）的收藏集中，有青铜器20件，包括11把斧、2个鱼钩、1件尖头和1个铜工具。1920年法国远东学院H.曼续伊收集的古物集内，有6件青铜器物：3把斧、1杆矛、1个凿和1个鱼钩。在法国人所搜集的实物中，铜斧数量最多。铜斧为有把柄插管、斧刃对称，呈弯圆形或稍斜。插管上有2条平行的凸线。这些偶然收集的青铜器物虽地层关系不明确，但从型式上观察，与本地区泰、越、柬出土的铜斧近似，尤其是与侬诺他遗址的斧相似。

琅勃拉邦地区是老挝北部的一个金属时代的文化中心，人们不但在地面和湄公河的冲积平原里，找到很多铜斧、铜凿、铜镰、铜鱼钩和铜箭头，而且在琅勃拉邦市和芒外市之间的南乌河、南芽河和南博河的河谷地区的许多遗址内，发现了磨光石器和青铜制造的工具，不过迄今尚无详细的研究报告公布。1972年，老越联合研究调查团在琅勃拉邦收集了许多实物，其中有3件铜斧和1件铁斧。

老挝中部的甘蒙地区是老挝金属时代的另一个文化中心。重要的发现有，1951年法国学者埃德蒙·索兰（E. Saurin）在甘蒙的容马拉（Nhommalat）地区发现了一块单独藏在岩洞中的铸造铜斧的红色砂石范，石范长11.6厘米，宽10.6厘米。石范内铸造的一杆有把柄插管的铜斧，在插管上有三条平行的凸线。在容马拉附近，发现有铜、锡矿，这些证明了青铜冶炼技术在老挝的存在。1974年，在万象地区发现有丁洞（Hang Din）遗址，出土有绳纹陶锅和一些绳纹陶片，并发现有一件小的铜条，似人和动物的骨骸。这样，在老挝北部和中部均发现有金属时代的文化遗存。此外，老挝还发现古代铜鼓，我们将在以后述及。

在缅甸，古代蒲甘有一原名是Tampadipa，即我国《新唐书·骠国传》中所述，“凡部落二百九十八……曰擔泊者”。其巴利文原意是“铜都”。由此可推断当地金属时代曾较发达，但缅甸金属时代的考古材料尚很缺乏。迄今，缅甸境内各地仅零星出土了青铜斧钺等工具。此外，缅甸境内少数民族如克伦族、克耶族等的居住地区均发现古代铜鼓。

马来半岛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内，一般杂有铁器。一般认为马来半岛的青铜器是从中国华南与中南半岛输入的。1905年，马来亚铁道局在巴生附近发掘有三口铜钟。其中一口存于吡叻博物院，一口运到伦敦大英博物院，另一口遗失。两口现存铜钟的纹饰有一共同特点，即钟的底部均为齿形图像。陈列于大英博物院内的钟，钟面满布齿形格子的花纹，格子内为S形图像，或称雷纹。据研究，这几口铜钟为青铜时代的产物，是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的作品。

如前所述，东南亚海岛地区的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晚于半岛地区，在半岛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时，海岛地区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海岛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纪后半期，才出现青铜器物，其明显特征是铜器与铁器并存，或者是铁器紧随青铜器产生，有些史学家称之为“早期金属时代”或“铜铁时代”。《剑桥东南亚史》指出，根据对马来西亚、爪哇、菲律宾、帝汶岛和美拉尼西亚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诸遗址年代的测定，马来半岛和东南亚海岛地区的红铜器、青铜器和铁器一起出土似乎在公元前500年至前200年间。

据考古学的有关报道，印度尼西亚所有已发现的青铜器没有原始形态的，也没有发现黄（红）铜器，青铜器几乎都是成熟期的形态，而且都是同铁器同时发现的。人们将它称为铜铁器时代。印度尼西亚没有以产铜著名的地方，只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苏拉威西、帝汶和西伊里安发现少数铜矿。这不是古代印度尼西亚人所能利用的。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印度尼西亚的铜是从外部输入的。古代印度尼西亚的青铜器与越南的东山青铜器文化相联系，受到东山文化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的铜铁时代，社会已进入父系家长制时期，作为父系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标志，在铜器方面是铜钺（或称仪仗钺）和铜鼓的出现；在宗教文化方面，则表现为以石地坛（部落议事地与神社）为中心的巨石文化。

印度尼西亚的铜钺是一种很大的形式优雅而不匀称的斧，斧口薄脆，不切实用，仅用于祭奠仪式上。在爪哇的克拉旺、茂物、北加浪岸、南旺、杜板、万隆和苏甲巫眉等地均有发现，其中铜钺有7把，最大的长1337毫米，上刻各种纹饰。这些铜钺最初为部落军事首领的兵器，而后衍变为氏族部落首领的权杖。但罗蒂岛上发现的3把铜钺，其特点是斧刃有羽冠盛饰的人形假面，如孔雀开屏。专家研究认为，这种盛饰的羽冠的人形假面与太平洋上美拉尼西亚人的假面舞形象有些关系，从其形制上看来似有不同的社会意义。罗蒂岛上的铜钺更多地具有氏族部落原始的权杖意义，是一种集体权力的标志，而爪哇的铜钺则是部落首领个人权力上升的象征。

除铜钺外，体现印度尼西亚父权氏族部落生活面貌的还有古代青铜鼓。铜鼓在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巴厘、卡伊群岛中的库克岛等均有发现，这将在下面铜鼓部分介绍。

菲律宾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800年，其发展期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500年。另一说为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为菲律宾的早期金属时代。菲律宾本身不出产铜钖铁矿，不可能大批生产青铜器和铁器，因而在公元500年前，在菲律宾，铜和青铜的使用没有迈入主要技术阶段。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的过渡，石器仍占据主要地位。菲律宾最早的青铜器是巴拉望的杜容洞穴的瓮棺葬中出土的。包括有铜矛、铜刀和铜丝，并发现铸制铜斧的陶范及铜矿渣。据碳14测定为公元前800年，证实此时青铜器物和铸铜技术已传入菲律宾群岛。此外，在菲律宾的其他一些遗址，如八打雁也出土有一批铜斧和铜锛。

但到公元前200年，菲律宾进入发展的早期金属时代，此时不仅有青铜器，而且出现过铁器并逐渐普遍使用起来。巴拉望岛、八打雁、马斯帕特岛、内格罗斯岛等多处都发现有发达的早期金属时代的遗址，其中铁器与铜器、青铜器一起出土。菲律宾的早期金属时代的特征是除了青铜器物和铁器的引进外，是瓮棺葬的流行、陶器的多样化和彩陶的繁荣，以及玉石装饰。与其他东南亚地区不同的是，菲律宾群岛是唯一没有发现古代铜鼓的地方。二、越南的青铜文化遗址与东山文化

考古学家在越南土地上最初发现的铜器是与磨制石器一起出土的。法属时期，研究史前学的学者曾在山萝省板门石器遗址内，发现了一件铜斧，在广平的德诗和深村遗址中又发现几件小型铜器和铁器，如鱼钩、钟、斧、凿。他们认为“印度支那的青铜器工艺开端于磨制石器工艺的全盛阶段”。由于当时人们在越南西北地区发现的铜器比东部和东南部所发现的铜器多得多，学者们认为铜器的工艺是从西北方，即富产铜、锡的云南传入越南的。法国殖民时期最初发现的许多器物是私人收藏品，由法国商人卖给法国远东学院，保存在路易·芬诺博物馆，即今河内博物馆，总目称之为达让斯（d’Argence）古董集。这些器物多发现于越南北部和中部北面平原诸省，是由乡民卖出来的。达让斯古董集所收藏的铜器有铜斧、铜刀、铜镞和一些独特的铜兵器，如铜盔和甲片，以及青铜用具铜壶等。

从20世纪初在清化发现东山文化以后，特别是越南独立以来，先后发现一系列青铜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越南北方经历了一个颇为发展的青铜时代，而河内北面红河中游的冯原地区，被认为是“开创了越南北部青铜器使用文化先河的地方”。

越南学者说，在越南北方的中游地区、北部平原和中部以北地区相继发现了经过冯原（青铜时代初期）、同豆（青铜时代中期）、么丘（青铜时代极盛期）和东山（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等阶段的相互连接的青铜时代的遗址。不过国际学界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冯原文化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从同豆文化始，才属于铜器文化时代的范畴。

冯原（Phung Nguyen）遗址位于越南北部永富省（原富寿省），于1958年发现，次年首次发掘。冯原文化阶段石器仍占优势，遗址内不仅出土了较高技术水平的磨制石器，而且发现大量纹饰精美多样的陶器。石器中有大件装饰品（如项链、手镯）和兵器，陶器多为烧制带足的，纹饰有S纹、C纹、模子纹和三角纹，并发现有编织的痕迹，如骨针、纺轮和陶纺锤。冯原文化后期出土有红铜器和青铜器物。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000年上半叶。

同豆（Dong Dau）遗址位于永富省安乐县，碳14测定年代为距1950年3070±100年，即公元前2000年下半叶。在同豆文化阶段，青铜器的比重已占39％，青铜工具开始取代石器，发现了牛拉用的铜犁。与冯原文化阶段比较，陶器的烧制温度和陶器的硬度要高一些，炼铜技术要进步一些。

么丘（Go Mun）遗址位于永富省峰州县，碳14测定年代为距1950年3045±120年，即公元前1000年上半叶。其特点为炼铜技术发达，青铜工具和武器种类多，在出土的全部器物中占了优势（52％）。陶器多是轮制、厚壁、深色，烧制的火候为800—900℃。

越南学者认为上述遗址的发现，证明距今4000年前始，在越南北方存在一个“红河文明”。从冯原文化始，青铜文化产生、发展与繁荣起来，并日益取代了石器时代。从此，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发展起来，除农业外，还存在有渔猎，同时手工业也日渐发展。而社会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东山（Dong Son）遗址位于清化省东山县东山乡。1924年，一名打鱼人在大雨冲刷过后的马江岸边偶然拾得一些露出地面的铜器，他卖给了清化省的一名税务官员巴诺（L. Pajot）。巴诺闻讯赶来开掘。获得法国远东学院的支持后，巴诺从1924—1928年在东山村进行了考古发掘，地点在马江右岸一块耕地上。他雇人发掘了许多埋葬较浅的古墓，收集了许多随葬品，共有489件铜器，还有少许石器、陶器与铁器。

1929年，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V.戈鹭波（Victor Goloubew）在《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一文中公布了巴诺在东山发现的这批古铜器，并结合已收藏在达让斯古董集内的青铜文物，做了阐述。他指出，东山发现的青铜器数量多，品种多。除了个别物品，其余的和达让斯的收藏品一样，看来是由当地冶金工场生产的。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戈鹭波将东山出土的铜器分为五大类：（1）铜鼓：东山出土的器物中，最独特的遗物。东山发现的铜鼓是越南第一次出土的，共达20多具。关于铜鼓，将在下一节做专题介绍。（2）武器、农具：出土中的器物大多数是兵器，有剑、刀、矛、匕首、箭镞和斧钺。值得注意的是一柄双刃剑，刃长60厘米，宽4.5厘米。柄较小，附圆环而易把握。剑末饰有边缘花样，刃部由两面钭削而成。人们认为这种剑与《周礼》中所描述的中国古剑属同一类型。斧钺形制多种多样，一般为方銎，像中国的匾，但刃阔，两边突出。另有钭刃斧，似近代皮革匠使用的切刀。铜甲片与达让斯古董集中的甲片颇为相似，一件呈方形，两件呈长方形。长方形有穿孔系绳，稍呈弯形；方形的则四角有穿孔，似为护胸之用。

另有几件铜器残片，疑为犁和铲。（3）容具：最多的是铜壶和铜簋。铜簋分为2类：一为大口小底，缘上附有两耳，簋足为平底，放置平稳。最大的簋高达5.2厘米，宽8厘米，口缘饰以圆圈纹与相间的横线垂纹。二是柱形簋，口稍大于足，附两耳，口缘亦饰以圆圈纹与相间的横线垂纹。此外有扁壶一件，与中国的扁壶相似。另有大壶一件，两侧附耳，此物恰如V.戈鹭波所推断的，属于中国汉朝的艺术品。（4）首饰：有铜耳环和铜手镯，还有铜带钩两件和铜泡数枚。一件带钩锁的刻镂很精致。（5）人俑：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有一件刃部残缺的匕首，柄部作双手叉腰直立的人状，带有耳环与手镯，头上包扎巾帻，着短裙，腹间又着一片襜子。V.戈鹭波认为，这如南洋一些部落战士战斗时的着装。另有一件园壶，直口高颈，作鸟颈状。鸟头上铸有一盘坐的人俑，长发梳髻于额上，额前包扎巾帻，巾帻结置于脑后，耳戴大圆环。鸟颈上铸有相似二人，并肩而坐。还有小铜俑一件，两人相背，背上一人作吹乐器状，头不着冠；底下一人作跳舞状，头上有冠，冠饰有角，似麒麟角状，可能是鸟嘴。两人脑后均有发髻，所吹乐器为笙。此铜俑疑为表现当时人伴乐起舞之状。

此外，还有一小类来自中国的青铜器。戈鹭波指出：“尽管其数量较少，但对我们来说却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依据。”东山遗址的发现向人们展示出越南北方确实存在一个青铜文化时代。

河内矿山监察总局化学实验室对东山出土的两件铜器样品进行分析，得出合金成分如下：表注：①痕量即数量微少。

化验结果显示，东山铜器中含有大量的铅，其含量甚至比锡还高，在青铜工艺中实属例外。越南学者陶维英说：“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铜，而与中国的铜绝然不同。”

V.戈鹭波发表的东山发掘材料，在世界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些出土材料成为此后国际史前史学界许多学者研讨这一问题的原始材料。法国学者和欧亚一些学者相继走上研究东山文化的道路。在法国学者中应提到著名的女考古学家哥拉尼。她在从事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过程中，当东山遗址开始发掘的那年，她在宁平一个洞穴内的石器与陶器堆中，找到一件形似锥子的青铜器物。1927年，在越南西北调查和平文化遗迹时，在山罗板门石屋顶下找到许多石器，并发现一件青铜斧和一块碎铜片。1935年，哥拉尼在修路民工的指引下，发现了广平的冈河遗址，并在洞海考察了一些青铜遗物。

1934年，著名的奥地利考古学家R.海涅·革尔登（R. Heine-Geldern）在一篇研究东南亚铜器文化的文章中建议将越南东山发现铜器文化命名为“东山文化”。海涅·革尔登所阐述的东山文化术语是一个地区文化传统或一种复合技术，它不仅包含印度支那地区，而且包括中国云南与印度尼西亚的铜器文化。这个术语一直使用至今。但随着东南亚各地区和越南金属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一些前东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山文化的概念有了变化，人们只将它特指越南北部和中北部的铜器文化，而越南学者将它划为青铜时代晚期、铁器时代初期的文化。

巴诺主持的第一轮东山发掘，虽颇有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巴诺不是考古学专家，在组织发掘东山遗址的过程中没有采取科学的方法，造成资料不全、器物缺侧面图形、出土实物和墓葬的地层关系不清晰等问题，因而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为此，巴诺的发掘方法受到学者们的尖锐批评。

从1935年到1939年，继巴诺之后，瑞典考古学家O.阳士（Olov Janse）应法国远东学院的邀请，并获得欧美一些博物馆和大学的资助，曾对东山遗址进行三次发掘，其规模和方法均比巴诺更为系统与科学。他共采集有200件铜器，并在清化、老街的一些地点调查和采集了许多铜器。1936年，阳士在巴诺发掘地点的近旁深2米处，掘获了高脚屋的残迹，有屋柱、木桩、竹子和木头，旁边有陶片、网坠、铜缸和牛骨。在二战前，O.阳士初步介绍了他的发掘结果，但正式报告直到战后才分三次（1947年、1951年、1958年）在题为《印度支那考古研究》（三集）中先后发表。他还提出越南是各民族各种文化汇合处的概括性意见。但越南学者认为，O.阳士发掘的铜器实物与巴诺基本相似，但不如巴诺丰富，并且大部分实物在二战前运到欧美去了。

在二战前的半个世纪内，越南铜器时代的遗迹和采集到的实物主要集中在北方，尤其是红河与马江流域。而东南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尚未发现重要的青铜文化遗迹。欧洲和日本等国一些学者对独具特色的东山文化开展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由于当时考古学水平的限制和研究者的学术思想受“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学者们对东山文化的本质问题，如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缺乏深入研究，而集中于年代确定、文化渊源和纹饰诠释几个问题上。在探讨东山文化起源问题时，西方学者都持东山铜器工艺技术是从外面输入的“文化外来说”。戈鹭波和阳士等认为是在中国战国或汉代时传入的，而革尔登认为是从欧洲输入的。

关于东山文化的年代，戈鹭波依据东山古墓出土实物中的汉代铜镜、铜剑和钱币为证，认为，真正铜器时代应在公元1世纪，即中国东汉时期。而革尔登在对东山铜器的花纹与欧洲和近东的铜器花纹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东山文化的年代应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瑞典学者高本汉（B. Karlgreen）则将东山铜器的花纹与准式铜器花纹进行比较，得出东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并延续至公元1世纪。阳士的意见前后不一，他原来同意戈鹭波的意见，后来认为东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一千年纪中期至公元后。

1945年越南独立后，特别是越南北方解放后，考古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东山文化的研究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58年，在中国考古学家的指导下，越南文化部文物保管司在东山遗址组织了考古实习。1959年在河内郊区的古螺城发现了成万枚铜箭头。从20世纪60年代起，越南考古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开展了更有组织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1960年，在苏联专家波里斯科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对清化省绍阳县的绍阳遗址进行了颇大规模的发掘。随后不久，1961年又对位于巴诺与阳士发掘地附近的东山遗址，进行新的发掘。这两次发掘，从一系列古墓中获得许多铜器、陶器和石器实物。

同时，越南考古队，在红河流域的安沛、永富、河西、海防市的越溪发现了不少遗址，在马江流域的清化省也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遗址。河静省还发现春安遗址。20世纪60年代是越南北方青铜时代考古工作丰收的年代，这个时期越南不但发现了许多新的东山文化前的考古遗址，而且在发现了一些居住遗址和墓葬地的基础上，获得了一些稀贵的青铜器。如1960年在安沛省镇安县陶盛乡发现的一具大铜缸，缸上装饰几何形、人形、船形、鸟形和鱼形花纹，缸盖上有人像。1961年，在海防市郊的越溪墓地遗址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具棺材，棺木成水槽形，一端大，一端小。两口棺材制作精巧，埋葬前用火熏过，呈棕黑色，可防腐烂。棺内发现100多件实物，多为铜器，还有少量漆器和木器，并有一些中国战国时期的珍贵器物。据研究，年代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5—前3世纪）。在田野发掘的基础上，越南考古学家撰写一些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1963年越南历史博物馆出版了关于《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的学术著作。

这样，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南的红河两岸到老街北部都发现有东山文化的器物。从越南北部的和平、山萝、太原和谅山到越南中部的清化、义安、河静与广平也先后发现了许多东山文化的遗存。上述新的发现，扩大了人们对东山文化分布范围的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初，越南已知的东山遗迹达到125个，其中有65个居住遗址、27个居住兼墓葬遗址、28个墓葬遗址，另有5个石装饰品制作工场遗址。其中有1/3的遗址已经发掘。作为东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古铜鼓也有了新的发现和研究。

1975年越南全国统一后，越南中部海滨发现了沙萤（Sa Huynh）文化，南部发现了同耐河流域文化。

东山遗址的再发掘和新的发现，使人们对这个过去认定为青铜文化的遗迹有了新的认识，由于东山遗址内除了发现有发达的铜器文化外，还发现有铁器，显示它是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文化。关于东山文化的年代，学术界亦逐步有了一些共识。它的起点（上限），曾有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00年和公元前350年三种说法，现在人们认为公元前600年较合适。东山文化的下限则划定为公元1世纪，即马援将军镇压二征起义的那一年——公元43年。三、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源流、分布与特征

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古代铜鼓由于其所包蕴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内容，成为东南亚早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尚未有文字记载的社会里，它成为研究东南亚青铜时代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标本”。海涅·革尔登说，它是“两千年来已消失的一种文化保存至今的、活生生的残留部分”。古代铜鼓不仅代表着东南亚青铜时代繁荣的顶峰，而且至今在东南亚社会仍可见其踪迹。可以说，古代铜鼓文化是东南亚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东方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

古代铜鼓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一种代表性文物。铜鼓，顾名思义，也就是一种用铜铸造的鼓。其特点可概括为：通体皆铜，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

一具铜鼓分为以下几个部位（见图）：

面——鼓的平面；

身——鼓的主体；

胴——鼓身上端较宽部分；

腰——鼓身中间收缩部分；

足——鼓身下端向外敞开部分；

耳——鼓身两侧供系绳悬挂的纽。

铜鼓始源于何物，众说纷纭，研究界有不同见解，有铜釜说、陶釜说、革鼓说等。源于皮革鼓者认为，铜鼓由南方少数民族如傣人的象脚鼓演化而来。但颇多学者认为由炊具铜釜（即铜锅）转化而来，而铜釜源自陶釜。这是由于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气候多雨潮湿，皮鼓受潮易疲软，敲击不响亮悦耳，故改用青铜铸鼓。有的学者提出铜鼓产生经历了陶釜—铜釜—铜鼓的路径。

已知的铜鼓大小不一，大型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仅10余厘米。一般的鼓有十几斤或数十斤，大的可达几百斤重。广西博物馆陈列有一具世界最大的铜鼓，重600斤，面径1.66米，号称世界“铜鼓之王”。

铜鼓造型精美，纹饰多样，它的铸造是古代青铜时代铸铜工艺技术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铜鼓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在于它与其他青铜器物不同，其鼓身、鼓面等部位均铸有繁茂的花纹图饰，因而备受学者的重视。丰富多样的纹饰是研究古代各有关民族社会的历史、社会制度、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和生活习俗的重要参考资料。

铜鼓的纹饰有3种：一是写实性图像，如干栏式房屋、舞蹈、舂米、划船、鹭鸟等，表现了社会生活与图腾崇拜。多人划船的图像，有人称为“龙舟竞渡图”，还有一种由头插羽毛或戴鸟头的多名羽人的划船图，似举行某种仪式，学者有不同解读。法国学者戈鹭波认为这种船为祭祀亡灵的“黄金船”，并推断此仪式为婆罗洲上达雅克人举行的一种被称为“替瓦”（Tiwah）的招魂仪式，表现了人们的灵魂崇拜。二是几何形或各种图案花纹。铜鼓鼓面中心突出的打击点为圆形，周边多有光芒，有8角者，有12角者，多的达16角。有学者称“星座纹”，更多的称为“太阳纹”，并与人们对太阳的崇拜联系起来。三是立体装饰。有蛙与蟾蜍雕塑，如大小蛙相负的“累蹲”蛙象，骑马武士象。此外，有牛头、象和棕榈叶的浮雕。我国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上，装饰有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立体人物图像，十分突出。研究铜鼓的学者考证，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文化创造。铜鼓纹饰中太阳纹、星座纹、云雷纹和水波纹等反映了人们对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蛙像装饰则表示了对雷公的信仰和对雨水的祈求，都与稻作农业有密切的关联，故一些地方称铜鼓为“蛙鼓”。

古代铜鼓用途广泛，具有多种社会功能。铜鼓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功能是祭祀仪式中的一种乐器，逐步发展为象征权威的神器，用于集合部众和号令战士出征，也可作为象征财富的重器以及赏赐品和殉葬品（明器鼓）等。在原始社会晚期，它是一种重要的器物。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节日、庙会时还敲打铜鼓。古铜鼓广泛使用和传播，前后绵延了20多个世纪，广泛渗入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时期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铜鼓文化。

中国古籍《后汉书》、《广州记》、《晋书》、《水经注》、《隋书》、《唐书》、《岭表录异》和《岭外代答》等等均有关于铜鼓的记载，对古代铜鼓做了生动的描述。《岭表录异》说：“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又说：“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中国封建王公、贵族和官吏往往以搜集、鉴赏铜鼓为乐。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骠国乐》中就有“铜鼓千击文身踊”的动人诗句。在中国南方有一些地方有以铜鼓命名的县、乡和山，对铜鼓的欣赏、重视和关于铜鼓的记述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越南历史学家陶维英说：“最先研究铜鼓的学者是中国人。”清代考古学家罗振玉曾注意到扬州李氏的一面铜鼓，鼓上“刻有大甲申亲卯岁十一月伍日造”。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西清古鉴》和《西清续鉴》两部书著录有铜鼓多面，是铜鼓见于图录之始，也是18世纪著录铜鼓最多的著作。

西方殖民者东来后，大力收集和掠夺中国和东南亚的文物。风格独特的古铜鼓引起了他们的关注。1682年，荷兰人鲁姆菲乌斯（C.E. Eumofius）从印度尼西亚带了一面铜鼓回欧洲，送给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公爵。1705年，他首先撰文介绍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上一面当地奉为神物的异型铜鼓，它被认为能像月亮一样地“发光”。造型别致、纹饰优美的铜鼓迅即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19世纪末，西方学术界开始了对古代铜鼓文化的源流、族属、分类、纹饰、功能和社会意义等多个方面的研究。1884年，德国人迈尔（A.B. Meyer）撰写的《东印度群岛的古代遗物》一书，在莱比锡出版，此后陆续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出版。1897年，迈尔和W.富耶（W. Foy）合著了《东南亚之青铜鼓》。西方汉学家F.夏德（F. Hirth）引记中国文献记载，论述了铜鼓。但对铜鼓起源和分类问题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是维也纳奥匈帝国皇家博物馆人类学、民族学学部主任弗朗茨·黑格尔（F. Heger）。1902年，他出版的《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专著，依据藏于世界各大都市，如柏林、汉堡、伦敦、巴黎、罗马、基辅、巴达维亚（雅加达）、曼谷、河内等博物馆所藏的165面铜鼓（其中22面为实物，143面为拓片或照片），按器物类型学的研究，将其分为4种主要类型和3种过渡型，并详细地描述、论证了形制和花纹的演化，对铜鼓的化学成分、冶铸方法也做了分析和论述。他认为各种类型鼓的地理分布不同。I型铜鼓大都在中国南方各省，还有一些出现于东京（今越南北部）和马来群岛，II型铜鼓分布在中国东南各省，III型铜鼓出现于缅甸的红、白克伦地区，IV型铜鼓只在中国发现，故称中国鼓。

弗朗茨·黑格尔认为I型铜鼓为基本型，说：“基本型I型是年代最早也是最原始的鼓，其他三个类型全部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他对各种类型的鼓分别做了具体描述：

I型（H1）铜鼓大都为大型或特大型鼓，鼓面中心星体一般是十二道芒，鼓面边缘大都有向上突出的四只单个的，或者图案装饰化程度高低不一的青蛙。有时还夹有两个骑手塑像。大多数鼓鼓面明显地突出体外部分，鼓身从上往下分为三节，上部凸出，中部凹陷，而下部垂直或者先收后张，形成一个向外斜的锥面。鼓耳一般为四只，它们成对排列。鼓耳上有编织状花纹。鼓体表面，大都有略为相间的有规律地排列着的纹饰，它们比其他类型鼓上的纹饰显得更为原始，其他类型鼓上的纹饰是从它这里演化出来的。

II型（H2）铜鼓差不多也大都为大型或特大型鼓，鼓面中心星体一般有八道芒，芒线纤细，鼓面边沿都有蛙饰，大多是六只，罕有四只的，且每只蛙背上又蹲有一只小蛙，这点与独特的III型鼓颇为近似。鼓面大于鼓身，鼓体外形简朴，没有大的起伏，但胸、腰、足三节相当分明。它们的四只鼓耳，成对地分列两边，每边的两只鼓耳挨得很近。鼓的装饰纹样特别，纹饰异常精美，图案化程度很高，几乎看不出它们的原始形态是出自I型鼓的，而且多是简洁的几何图案。

III型（H3）铜鼓亦可叫克伦型，式称“掸型”，大量材料说明这些鼓是掸邦制造的，在中国以及马来群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鼓。III型鼓一般为中等体型，个头小的也不少。鼓面明显地突出于鼓身之外，中心星体不是十二道芒就是八道芒。鼓面边缘总是四组青蛙，且一般是两三层，甚至四层的累蹲蛙，它们自上而下，一只比一只大。鼓体上部有一小节成圆柱形，往下陡然缩小，直到鼓的底部才又成圆柱形。这类鼓差不多分辨不出哪是鼓胸，哪是鼓腰和鼓足。鼓面和鼓体有为数众多的晕圈，充填晕圈的是许多风格鲜明的装饰性图案，还有飞鸟和立乌、鱼和蔷薇等动植物图形。鼓体有许多式样各异的动物塑像，有时也有植物浮雕。鼓耳细小而精美，呈带状，像多股精心编结的带子。这种编织带作为一种装饰常延伸到鼓体。

IV型（H4）铜鼓可将它称为中国鼓，但也不能绝对地说，它们全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范畴。在这类鼓中，大型鼓不多见，很少有超过中等体型的。鼓面星体大多为十二道芒，只有一面鼓可以看到凸起的蛙饰。鼓面和鼓身全都没有塑造的图像。鼓面大都直接与鼓身相连，鼓体只分两节，鼓胸与鼓腰融为一体。腰和足也没有明显的分界，因此鼓体轮廓为一条双弧线。鼓耳多为四只，成双成对地排列。鼓耳呈带状，其上常有编织纹和绳纹。鼓的装饰一般都是中国的图案和动物塑像（龙、鱼等类图形），有的鼓甚至有中国文字。这类鼓的数量最多。

弗朗茨·黑格尔的著作被认为是古代东南亚铜鼓研究的经典性巨著，他论述的分类标准，被西方学者奉为圭臬，迄今越南等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在铜鼓分类和研究中仍依据黑格尔的分类法。但黑格尔的著作问世以来，已过去100余年，随着考古学的飞跃发展，有关铜鼓的新资料不断涌现，有许多是黑格尔所未见过的。特别是其中一些出自墓葬中的铜鼓，有科学的记录，有大量的共存物可参证，使古代铜鼓的断代、分期和分类更为准确。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一些学者依据新发现的资料，提出自己的铜鼓分类法。

古代铜鼓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分布甚广。越南北部是东南亚古代铜鼓较为集中的地区。据越南考古界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越南发现有300多面铜鼓，其中已查明并分类的东山铜鼓有112面，尚无法分类的有19面，此外有尚未查实的鼓14面，明器鼓有99面。越南铜鼓数量之多仅次于中国。其中著名的有1924年在河内东南的南河省平禄县玉镂乡乡亭内发现的玉镂鼓，越南学者称玉镂鼓属于黑格尔I型（H1）铜鼓，并说以其“和谐对称的形状和密布于鼓体上最美的花纹”，扬名世界。此外，越南还发现有黄下鼓、古螺鼓和沱江鼓等I型（H1）铜鼓和其他类型鼓。并且说越南北方拥有100多面I型鼓，比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都要多。

东南亚其他地区，如缅甸的掸邦、泰国的东北部也发现有年代较早类型的铜鼓。铜鼓还广泛分布于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并流传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巴厘等岛，更远及大洋洲的新几内亚地区。据20世纪70年代越南铜鼓研究著述的统计，在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共有“东山型”鼓46面，分布如下：老挝：3面，在2个地点；柬埔寨：2面，在2个地点；泰国：9面，在6个地点；马来亚：6面，在4个地点；印度尼西亚：26面，在4个地点。

老挝出土的3面铜鼓中有2面是在沙湾拿吉以北40千米处的会万桑村发现的，另一面是修建巴色—乌汶公路时发现的，为“老挝1号鼓”，又称“农桑鼓”。新近的材料显示，老挝的铜鼓远不只4面，老挝南塔省的克木族人视铜鼓为珍贵文物，广为收藏。据统计，2002年前有铜鼓400面，2002年后仍有200面。但关于老挝铜鼓文化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柬埔寨仅知出土2面鼓，一面是在马德望省的特南蒙鲁塞（Thnom Mong Kussi）发现的，另一面是在磅湛省的托斯塔（Tos-Tak Tangplok）发现的，现存于金边博物馆。

泰国发现古铜鼓的数量高于上述统计。泰国先后共发现有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约16处，其中有23面铜鼓，最大的面径为91厘米，均为小型铜鼓。曼谷国家博物馆收藏有黑格尔I型（H1）铜鼓8面。1932年前在程逸府发现4面，其中一面有蛙饰。20世纪40年代，从避暑夏宫废墟中获得3面鼓。1960—1962年在北碧府翁巴洞发现了4面鼓，在此之前，翁巴洞已获2面。泰国北部的香麦也发现1面铜鼓。

马来亚发现的6面铜鼓有2面存于吉隆坡的博物院。据记载，1926年在彭亨河支流单马令河畔的盐砂岩出土有一面铜鼓的半个鼓面，直径为58.5厘米。鼓面有浮雕和凿痕。因磨蚀很久，花纹已不清晰。1944年，又在雪兰莪东部巴生河的支流罗扫河附近发现一面青铜鼓，高约35.5厘米，面径58.2厘米，但有些残破。鼓面中央的太阳纹有十道芒，太阳纹外边的晕圈有三道为几何形图案，第四晕有飞鹭纹。鼓身分3部，足部呈圆锥体形。连接胴部与鼓身处有两耳，另有两耳残失。1964年，在雪兰莪的甘榜双溪朗发现2面鼓，放在一块木板上，据碳14测定，年代从公元前485±95年到公元100±90年。1968年又在丁加奴的瓜拉丁加奴的墓葬中发现2面鼓。马来半岛所发现的铜鼓在形制、纹饰和化学成分与越南东山遗址发现的铜鼓相似。

东南亚海岛地区，主要是印度尼西亚群岛发现有一些古铜鼓，铜鼓发现最多的是爪哇、苏门答腊及附近一些岛屿。其分布如下：爪哇：9面，在7个地点；苏门答腊：4面，在4个地点；甘尼安：6面，在1个地点；罗地：1面，在1个地点；塞卢：1面，在1个地点；莱荻：1面，在1个地点；塞拉卢：1面，在1个地点；土瓦：2面，在1个地点；另一面出处不详，据说收藏于巴达维亚博物馆内。

印度尼西亚较早就发现有铜鼓，印度尼西亚的铜鼓有其独特的风格。在巴厘岛南面柏任村（Pejeng）发现的铜鼓通高186厘米，面径160厘米，除了中国广西的“铜鼓之王”外，它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铜鼓。巴厘鼓独具特色，形似印度尼西亚的摩果鼓（似象脚鼓）。鼓面中心有八道芒，鼓身上有四对美丽的假面图案。有学者认为属于黑格尔I型（H1）铜鼓，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把它划入黑格尔的任何一类型，而是与印度尼西亚的阿洛尔诸岛、弗洛勒斯诸岛的一种细长型铜鼓“摩科”相似，暂可合为一类，列入异型。这面鼓受巴厘人的崇拜，被认为是“月神之车”。王任叔认为：“印尼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初的文化，较多地受到中南半岛的东山文化的影响”，“所有青铜器都是成熟期的形态。铜鼓在当时主要是靠输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巴厘鼓不远的马努阿比地方，出土了制造这类鼓的石范断片3块，证明它是本地制造的。由此可知，印度尼西亚诸岛的铜鼓并非都是自外面输入的，除了在巴厘岛以外，万隆也发现有铸制铜鼓和铜器的石范和泥范的遗迹。

古铜鼓起源问题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中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各国学术界意见不一。中国学者历来主张古铜鼓是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创造的。1956年，越南历史学家陈文玾曾指出：“铜鼓不仅是古代越南独有的产品。人们不仅仅在交趾地区，而且在五岭以南的许多地区发现了许多各种形状的铜鼓。”他说：“俚人、佬人、壮人、傜人都铸造和使用铜鼓。”他认为：“铜鼓的分布范围包括中国的西南、中南至越南的清化。”按照陈文玾的看法，古铜鼓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越南北方古代居民共有的文物，而越南古代铸铜技术受到中国的影响。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有些越南学者在探讨古铜鼓起源问题时提出“古铜鼓在地理上起源于越南北方”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有的越南学者明确地肯定越南是铜鼓的故乡，而中国华南所有的铜鼓都是黑格尔I型鼓末期，年代相对较晚，并且摒弃了越南学者曾主张的越南北方和中国南方史前文化相互影响的观点。

关于铜鼓族属问题，两国学者的看法也不相同。越南学者称在越南发现的黑格尔I型铜鼓为“东山铜鼓”，又按族属称为“雒越铜鼓”。越南学者还将玉镂铜鼓誉为“世界上最美、最古老的铜鼓的代表”。有的西方学者也随之将东南亚地区的铜鼓文化称为“东山型文化”。

但实际上，中国发现和保存古代铜鼓数量最多。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于1980年的调查和统计，中国各省、各大城市的博物馆、文物保管机构与学校等共收藏有各种类型的铜鼓1360多面，分散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手中和埋藏在地下的铜鼓还有不少。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相继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发掘出大批铜鼓，极大地丰富了铜鼓研究的内容。特别是1961年和1975—1976年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出土的5面铜鼓，形制古朴，鼓面小，鼓胸部突出，素面无纹饰，其外壁都有很厚的烟炱，纹饰反而见于内壁上，证明早期铜鼓兼有铜釜（即铜锅）的功能，可作烹煮食物之用。可见，原生态的铜鼓实际上是由铜釜演化而来的，最初兼有釜的用途，这说明中国的万家坝型铜鼓是发轫型鼓。有些国外的学者认为年代最早的是越南发现的玉镂鼓、黄下鼓等铜鼓。但这些铜鼓形体较大，结构稳定，纹饰繁缛精细，制作工艺水平很高，应是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后才能制成的，不大可能是铜鼓的原生形态，因而中国研究古代铜鼓的专家普遍认为，迄至目前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云南中西部地区是原生形态铜鼓集中的地方。

笔者认为，黑格尔的著作认为最早的I型铜鼓大都在中国南方各省，还有一些出现于东京（今越南北部）和马来群岛。这一论述虽比较宽泛，但是客观的。尽管中越两国研究者在古铜鼓的起源地、年代、族属和“谁影响谁”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但双方一致认为中越两国的古代青铜文化有密切的交流，又各具自己的特点。在研讨早期铜鼓源流与分布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除中国南方外，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北方和泰国是古青铜文化发展的两个中心。越南北方有成系列的古铜鼓文化，泰国的古铜鼓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以小型鼓为主，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出土的铜鼓晚一些，亦颇具特色。古代东南亚与中国南方，地理毗邻，气候环境相似，但又分为不同的地域，从新石器时代始，就有经济文化联系，通过民族迁徙，贸易往来，到青铜时代各地区之间交流更加频繁，铜鼓文化相互传播和影响日益密切是必然的。中越之间的铜鼓既有基本相似的共性，又具有不同特点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是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文化紧密联系的体现。

东南亚铜鼓文化从公元前600年起一直延续到公元1世纪。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古铜鼓不仅显示了东南亚原始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而且反映了当时东南亚居民的生存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从早期青铜文化的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可以看出，青铜时代的东南亚地区尚未在社会结构上出现重大变革，还看不出显著的贫富分化，人们尚未用青铜制成权杖或祭器等象征特殊身份的器物，表示当时的社会尚未最后脱离原始社会的范畴。卡尔·L.赫特勒从铜鼓在东南亚的传播，推断当时的东南亚已发展到高度酋长国阶段。他认为：“如果铜鼓的传播真的与贸易有关，那么本地社会一定要有高度的社会及经济能力才能消费这种高昂的商品。换言之，采集狩猎社会是无力购入铜鼓的，只有那些有社会动因促使人们集中财力的社会才会购买铜鼓，它们只能是以农业为主的高度酋长国社会了。”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在论述“雒越铜鼓”之后也得出结论说：铜鼓在部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方面，它可能表示权威。在社会生活方面，则用于祭祀、酋长的丧事、群众的集会。从这些用处上来看，我们认为铜鼓有两点最重要的用处：（1）铜鼓是表示酋长的权威；（2）铜鼓用于领导部落群众。鉴于现今仍在使用铜鼓的民族，其中大多数都还处于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因此我们推断铜鼓乃是原始公社瓦解阶段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标志。

古代铜鼓的分布显示，到公元前最后几百年时，东南亚大陆的南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小巽他群岛，部落和氏族国家已经发展或正在发展，并向公元后一千年纪国家形成的阶段过渡。而那些没有发现铜鼓的东南亚岛屿（婆罗洲、苏拉威西、菲律宾），表明这种层次的社会发展发生得更晚，特别是菲律宾。东南亚古代铜鼓分布图显示，出现铜鼓的地区，是当时东南亚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首先是越南北方，特别是红河流域，而后是泰国东北部、柬埔寨、缅甸以及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四、结语

关于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文化问题，学术界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以往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不承认这个地区经历了青铜时代，而是将东南亚地区青铜器的出现归之于外来因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东南亚地区考古发掘资料的丰富，出土的青铜器物日渐增多，学术界的看法改观，许多学者认识到，东南亚地区确实存在一个时间持续相当长、年代也较早的青铜文化时代。

但东南亚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发展很不平衡。东南亚大陆较早，特别是越南、泰国有年代较早且数量较多的遗物发现，海岛地区的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晚于半岛地区。在半岛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可能于公元前第二千年的较早时期，而海岛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纪后半期，才出现青铜文化。其明显特征是铜器与铁器并存，或者是铁器紧随青铜器产生。

东南亚青铜时代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古铜鼓的流传。古代铜鼓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分布甚广。越南北部和泰国是东南亚古代铜鼓较为集中的地区。铜鼓是东南亚原始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东南亚原始文化的集大成者。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所反映的早期东南亚居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原始宗教信仰以及铜鼓纹饰在艺术所达到的高度，都堪称东南亚“文化的早晨、宗教的源头、艺术的黎明”，并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后来的东南亚文化的发展。因此，研究东南亚的铜鼓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东方文化发展史的认识，而且对我们认识整个人类的史前史和史前文化史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进入青铜时代，东南亚地区进入农耕社会，生产力提高，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分工并发展起来。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部落与部落联盟建立与发展起来，氏族贵族权威得到确立，以祖先崇拜与万物有灵为主的原始宗教信仰发展到高度水平，原始社会走向瓦解，显示了东南亚正踏在阶级分化和国家形成的门槛上。

占城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15世纪初，明代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统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历经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与世界航海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盛举，已载入史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论著，从各个方面对郑和的航行进行了探讨。学者专家对郑和船队所经之处，如满刺加（马六甲）、爪哇国、旧港（苏门答腊）、古里国（南印度的卡利卡特）和锡兰国（斯里兰卡）以及西亚的阿丹国（亚丁）和东非的木骨都束（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及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国家和地区均做了介绍，尤其是南洋的满刺加（马六甲）、爪哇国等论述尤详，但对郑和七下西洋的首泊站——占城国却罕有论及，或论述不多。本文试对占城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明初中—占经贸与文化交流关系做一专题探讨。一、占城——郑和船队出航的第一停泊站

据《明史》和随同郑和出访的马欢、费信、巩珍等的有关著作记载，郑和船队出航每次必经占城，占城国乃郑和船队出航后首先访问的国家。《明史》记载，郑和的第一次出航为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船队从苏州刘家港（今浏河入长江处）启航，出长江口驶入东海，向南至福建长乐港停泊，以待风讯，然后由五虎门（今闽江口）扬帆穿越台湾海峡，破浪前进，进入南海，经过十来个昼夜的航行，便到达占城国的新州港（即今越南中南部的归仁）停泊。这里是郑和出航的第一中转站。此行历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等国家与地区，于永乐五年九月（1407年10月2日）还朝。此后郑和船队的历次航行，在进入南洋之前，都无一例外首先在占城国停留，然后才南下经爪哇、苏门答腊至满刺加等国，并穿越马六甲海峡向西洋进发。

马欢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随同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官员，担任“通事”，即翻译。他于永乐十六年著有《瀛涯胜览》一书。在所记郑和途经的诸国国名中，首先是“占城国”。他说：“其国南连真腊，西接交趾界，东北俱临大海。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舣泊登岸。岸有一寨，番名设比奈。以二马头（即头目）为主。番人五六十家，居内以守港口。去西南百里，到王居之城，番名曰占城。”此为马欢对占城国的地理位置及其港口情况的描述。

曾随同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也忠实地记载了沿岸所闻所见，在所撰《西洋番国志》的一书中，对郑和船队所访问的诸国均做了介绍，其中同样将“占城国”列为第一条。所记内容与马欢所述基本相同，可能是依据马欢等前人的著作。

费信是多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军官，曾于永乐七年（1409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四次随同郑和船队前往西洋诸国。1436年费信撰写的《星槎胜览》一书，具体记载了船队启航后的行程和到达占城国的情况，在该书前面集中所记叙的第一个国家也是“占城国”。费信写道：永乐七年，“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其国临海有港曰新州”。费信描述了郑和船队在占城所受到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场面：“宝船到彼，其酋长（即占城国王）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粧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随番兵五百余，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捶善鼓，吹椰笛壳筒。其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费信在《星槎胜览》所记的诸“番国”中，紧接占城国之后，提及宾童龙国和灵山。据考，宾童龙（Pandurnga），又译作宾膧胧、宾陀陵，位于占城南部，今越南的藩朗（Phanrang）地区，隶属于占城。而灵山位于华列拉岬（Cap Varella），费信说：“其国隶与占城，山地连接”，“气候之节、男女之规，与占城大同小异”，亦在占城国的南部地区。

明代《武备志》所载《郑和航海图》对郑和从宝船厂开航出海直抵外国的航行所经之地均有图示，共绘有地图20幅。其中指明，宝船从太仓港口开船出吴淞口，经福建，过琼州府（海南岛），渡交趾洋（今北部湾），往西南航行，在国外的第一停泊站便是占城国的新州港。图上绘有一塔，这与马欢《瀛涯胜览》和巩珍《西洋番国志》的记载完全一致。此外，郑和所立的江苏娄东刘家港的“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和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都记载有郑和下西洋航程所到之“番国”，也同样将“占城国”列于首位。如“天妃之神灵应碑”记载：“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由此可见，无论是马欢等三位随员的记述，还是郑和本人在国内所立碑铭的记载，都明确地表明，郑和船队七次出使西洋所到达的国家虽有不同，但七次出行的第一停泊地均为占城国的新州港。因而，我们把占城定位为郑和下西洋的第一停泊站和首先访问的国家，应是确无疑义的。二、占城成为郑和船队历次出航必经之地的原因考析

占城成为郑和船队出航的第一停泊站和历次出航的必经之地，不是偶然的。考其原因，除了其地理位置和海上航线的因素外，还有其历史背景与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等方面的因素。

首先，从地理和古代中国的海上航线的形成来看，越南的中南部海岸地区历来是中国至东南亚与南亚的海上交通的第一停泊站和历次出航的必经之地。早在中国打开从海上通向世界窗口的两汉时期，除开拓了从山东经黄海赴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东北亚航线外，便同时开拓了南下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和通往印度，进入西南亚的海上航线。在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发展的初始时期，向东南亚和南亚的海上航行的出发点，常常是从今雷州半岛的南部港口徐闻、合浦启航，其航线首先是沿北部湾南下至越南的中南部海岸地区，经暹罗湾、马来半岛，然后向西行至印度次大陆，最后抵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并从那里返航。《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这条从中国至东南亚与南亚的海上交通路线。汉时中国南方海上交通航线基本形成。据记载，当时的船舶首先停泊的地方为“都元国”，以往学者依据语言学上的对音方法考证，认定它位于马来半岛上，我国学者朱杰勤先生则以为此说不妥。据他分析，由于罗盘尚未发明，航海技术尚不发达，因而出海的船舶习惯沿海岸线而行，从华南出发的船舶必须经过越南、柬埔寨、暹罗，才能到达马来半岛；而且由徐闻、合浦直航，到马来半岛，要行驶1500里之遥，会冒很大风险，商船第一个访问的国家都元，不可能在马来半岛。他还认为如果把都元定位在马来半岛，那么跨过孟加拉湾就可到达终点地，不需要再航行8个月之久了。因此，他将都元定为沱灢（今越南中部岘港），认为沱灢在三国东吴时代即为越南一个繁盛的地方。按照朱杰勤先生的论证，在古代汉唐时期，中国商舶从两广南部港口出海，沿海岸南行，首先停泊的是越南中部的岘港。我国研究海外交通与贸易的著名学者韩振华先生也不同意都元位于马来半岛之说，据他考证，应在越南“南圻滨海之地”。中国海上交通史的发展表明，古代中国的海上交通到唐宋时期，已使用罗盘指针，造船和航海技术也大有提高，至元末明初，海外航行事业进一步发展，出航的范围空前扩大。虽然此时中国向西洋航行已有多个出发的海港，如广州、泉州、扬州、宁波等等，但中国向东南亚的海上航行通常是从广州沿岸南下，掠过海南岛东面海域驶往越南，而不再沿北部湾海岸梯航南行。中国多数学者认为，自古以来，今越南中部和南部滨海的港口历来是中国海上交通航线的首达停泊地与必经之地。14世纪越南人黎崱所撰《安南志略》说：“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马（码）头。”

奉旨出使的郑和船队并非一般商船队，而是由中央朝廷派遣的使团乘坐的海军舰队，因而大多是从明初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附近的苏州太仓出发。由于明初中国航海技术的空前发展，郑和船队的速航能力极强，大可不必照过去习惯沿海岸线航行，故它在南下掠过海南岛东南海域后，便横越北部湾，直达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国的港口——新州。

据中外历史学家的考证，昔日占城之新州，乃今越南的归仁。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指出，考赵汝适的《诸番志》卷一，占城国都名曰新州（Sin-tcheou）。据《东西洋考》卷九及《明史》卷三二四，此新州有时亦作新洲，乃指平定（Binh Dinh）的施耐港（Thi nai），即今日的归仁（Qui Nhon）。由于此时占城北部广南地区的沱灢港（即岘港）已成为越南的领地，因而新州（即今越南平定省的归仁港）取代了它。新州不但是位于南中海上的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口岸，而且是通向占城新迁的王都佛逝（Vijaya）的最近港口。这是新州成为郑和船队第一停泊站的地理与航线方面的原因。

其次，占城成为郑和船队每次出航的必经之地还有其历史与国际政治关系方面的因素。占城国在中国古籍《水经注》、《三国志》中被称为“林邑”，英国东南亚历史学家霍尔说，林邑与扶南（柬埔寨的古王国）是东南亚最早的国家，并说“它们在公元2世纪末叶就已经存在了”。这个位于中南半岛东南沿海地带，即今越南中部南区的古代国家，如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所说：“当时（即15世纪初），作为交趾布政司的安南是明朝的领土，因而与之南面相接壤的占城，是如文字所称的真正的邻国。”

占城（Champa）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简译为“占婆”。《剑桥东南亚史》说：“占婆的范围在最大时从现今越南北部的横山山岳沿着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相距近1000公里。”又指出：“占婆的民族有低地占族、高地埃地族和嘉莱族，他们在民族语言上属于马来语族。”其国划分为三区或四区：阿摩罗波胝为其北区，在今越南广南；毗阇耶（或称佛逝）为中区，在今越南平定；宾童龙为其南区，在今越南平顺、藩朗地区。此外，还有古竺罗，即今越南芽庄，亦属南区。

占城建国初年，一面与中国封建王朝有朝贡贸易关系，一面频繁向北方侵扰，多次与隶属中国的交州郡县发生边境战争。公元3—9世纪，其国势日盛，疆域扩大，成为中南半岛东部一个强国。它与邻近的柬埔寨（真腊国）相互角逐，并与10世纪兴起的越南封建国家发生冲突。越南王朝实行南进政策，向南扩张领土，屡次侵犯占城，并劫掠其王都，自此占城领土日益缩小。公元982年，越南前黎朝国王黎桓攻陷占城王都，占城被迫从广南地区的茶荞迁都平定的佛逝。陈朝后期，1360—1390年间占城势力转盛，占城国王制蓬峨曾屡败越军，并三次攻陷越京升龙（今河内）。1390年制蓬峨阵亡，占城国势更趋衰落。14世纪末15世纪初，陈朝外戚权臣胡季犛篡权，建立胡朝（1400—1407年）。胡季犛不仅恢复了对李朝、陈朝时期所占领的占城土地的控制权，而且“欲尽取占人之地”。1402年秋，胡朝军队大举入侵占城，击败占军，占王被迫献地求和，胡朝将所占之地设立升、华、思、义四州（今广南、广义地区），置“升华路安抚使副以辖之”。1403年，胡朝出动20万水步大军，攻入占城境内，围困占京阇盘城（即佛逝）达9个月之久，欲陷之。占城与越南关系进一步交恶，在这种形势下，占城求救于明朝，以阻止越南势力的南侵，因而欲与明朝建立友好的联系。

对于越占之间的争端和冲突，明太祖在位期间采取调解政策，力图不偏不倚地加以排解，并将越占两国均列为“不征”之国，希望南部边境和平稳定。但到成祖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越南胡朝与明朝的邦交发生了问题：一是广西边境领土争端加剧，明朝要求胡朝归还所占的广西思明府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而胡氏置之不理。二是明朝多次诏令越南停止入侵占城，但胡氏依然不断入侵，并拘留来中国朝贡后回国的占城使臣，夺走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因而引起明成祖的愤慨。当胡朝军围困占京时，明朝派出海船九艘往占城，并在海上与越军相遇时，告诫胡朝将领元瑰：“速班师，不可久留。”由于越军“绝粮，攻城不克”和明朝的干预，被迫从占城撤军。三是越南王朝更替的风波，引起了明朝与越南关系的剧变。

据中越史籍记载，1399年，胡季犛乘陈朝王室衰落之机篡夺政权，建立胡朝。1400年，胡季犛“遣使告明，称陈氏已绝”，由其子胡汉苍“暂权国事”。明成祖遂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1404年秋，逃亡老挝的陈朝王孙陈天平到达中国，胡氏夺权真相为明朝知晓。明永乐帝便遣使往谕胡汉苍“迎还天平，以君事之”。胡汉苍虽表示将“诚心迎还天平”，但在明军护送陈天平回越途中，劫走陈天平，后又将其凌迟处死。这一事件被明成祖视为“大逆不道”，1406年以“兴灭继绝”为名，兴师问罪，在击败胡朝军队后，于1407年在越南设“交趾布政使司”，建立郡县统治。明成祖发动的这场战争，引发了1418年黎利领导的抗明起义，直到宣德二年（1427年）明军撤出，越南黎朝建立，明朝与越南的关系才走向正常化。

我们可看到，14世纪末15世纪初，即郑和下西洋前夕，不但越占关系恶化，中越关系也一度处于紧张对立状况。中越占三国之间发生的这些事件，不能不对郑和船队的航行产生影响。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越南并入明朝版图，毗邻越南的占城国则成为明朝需要招徕与柔抚的最近的邻邦，明朝与占城关系遂更为紧密和加强。因而，新州港成为郑和船队的首泊之所，占城国成为郑和七下西洋的必经地，是当时中越占三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互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三、郑和下西洋与中国—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的重大影响突出表现为对中国与东南亚与西洋诸国经济文化关系的促进。郑和船队对占城的访问，时间虽较短暂，但每次都必在此停留和开展贸易，这对于增进中国与占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古代越南中南部的经济开发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建国于公元2世纪的占城国，经过好几个世纪的发展，其经济文化已有相当发展的水平，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落后。法国学者乔治·马司帛洛（Geoges Maspero）依据中越柬三国古籍和当地碑文石刻所提供的史料，系统地研究了占城国的历史沿革。他在《占婆史》中记述，“占人善航海，以渔为生”。又说占城土地“平原少，生活于海岸山地之中，以海事为业，求其所乏于国外”。又说“占人亦知开拓其利源。今日平顺一带平原尚存昔日灌溉之迹，可知其谙悉农圃。取乌木、香木于山，矿物于地，又可知其利用森林矿产。既习海航，故其舟常至中国、爪哇”。因而古代占城人除从事农耕外，还以海上捕鱼、手工纺织和中转商业贸易为业。占城人耕种的稻米，称为“占城稻”，又称“占城早”，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可见占城种植的稻谷曾输入中国内地。占城的纺织业、制陶业发达，占城商人与中、越、老、柬和爪哇等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

占城的古代文化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居民信仰印度教、佛教，崇拜湿婆，实行由印度传入的种姓制，文字同于天竺，并使用印度历数，采塞伽（Caka）纪年，被西方学者称为古代“印度教化王国”。在占城故地如茶荞、美山、同阳、芽庄和西原地区，即今越南中南部地区，至今仍保留许多表现古代占人文化和艺术特征的考古遗址，其庙宇、石塔和石像等具有占婆文化的独特建筑风格。受印度影响的占城音乐颇具特色，传入越南后，成为10—13世纪越南宫廷贵族的音乐。越史载：1060年李圣宗令播占城乐曲，命乐工演唱。1202年李高宗命乐工仿占城音乐制曲，“号占城曲，其声愁怨哀伤，闻者泣下”。

此外，伴随阿拉伯商人的东来，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占城地区，到9世纪末，有许多阿拉伯人在占城定居。占城南部的宾童龙已存在一个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区。《新五代史》和《宋史》均记载：占城的“风俗衣服与大食国相类”。占城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地区传播中的地位也不能忽视。厦门大学廖大珂教授认为：从公元10世纪至15世纪后期，“伊斯兰教在占婆社会广泛传播，并渗入国家政权”。这与郑和船队多次停留占城不无关系，但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尚待发掘。

明代以前，中国与占城之间就已有较密切的联系，政治上，两国建立了宗藩关系，经贸方面，双方主要是以“朝贡”和“赏赐”的方式进行的。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和维持朝贡贸易方式，在宁波、泉州、广州设市舶司，接待各国贡使和商人，管理海上贸易，并规定广州市舶司专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和二月，又连续两次派遣使者赴占城、爪哇等国颁赐玺书、大统历和其他礼品，以建立友好邦交。朱元璋确立对邻国的“怀柔”政策，规定“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并定诸国“三年一贡制”。占城开始“至时入贡”，并“载方物与中国贸易”。朱元璋将邻近15国列为“不征”之邦，占城在其列。他还诏谕福建行省：“占城海泊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但洪武年间明朝立国不久，社会经济刚开始恢复，明太祖又厉行“海禁”，禁止私人船舶出海贸易，洪武七年（1374年）又将三个市舶司停罢。因而洪武中后期对外贸易趋于停滞衰落，与占城的贸易也受到限制，数额有限，范围也较小。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国家统一，社会走向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为扩大海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永乐年间，海禁相对宽松，并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因外国贡使多附带货物来华贸易须有官员专门接待，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遂下令按洪武初年制，在福建、浙江和广东设置市舶提举司。永乐三年（1405年）又令福建、浙江和广东三市舶提举司分别设馆招待贡使，明朝与海外贸易关系迅速发展。此时，占城国王阇耶僧伽跋摩五世（Jaya Sinhavarman V，1400—1441年，明史称“占巴的赖”，越史称“巴的吏”）也实行对明朝友好亲善的政策，主动开展朝贡贸易，而郑和七下西洋更大大推动了中占经贸关系的发展。因而，明朝与占城的经贸关系进入鼎盛时期。在此期间，明朝与占城国之间的邦交和经贸关系有以下特点：（1）双方使者往来频繁，朝贡贸易空前发展。据《明实录》等史籍记载，明代占城入贡次数，以永乐年间最多。据统计，明太祖时期占城进贡19次，明成祖永乐年间占城进贡达18次。而明朝亦曾14次遣使访问占城，其中包括郑和七次下西洋时赴占城的访问，双方邦交关系达到空前紧密的高峰。1402—1424年，在东南亚诸国中，占城是中国使团访问次数最多和向明朝遣使次数较多的国家。请参见下表：中国—东南亚国家使团互访表（1402—1424年）资料来源：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论述》，载姚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34页。

按照“厚往薄来”方针，明朝对朝贡国的国王和使者的赏赐往往比贡品要丰盛许多倍。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八月，占城国王占巴的赖遣使，贡白象方物，且言安南侵掠其境土人民，请兵讨之。明成祖赐使者白金二百两，金织文绮、纱罗衣各二袭、钞百锭、文绮纱罗十四匹；赐随从钞币袭衣，并命礼部宴劳。同时遣内官马彬等前往占城，送去镀金银印及纱帽、金带、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金织文绮衣二袭，并锦绮、纱罗等物。又如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占王派遣王孙贡献方物，并进见明成祖。回国时明成祖赐银二百两，纻丝、纱罗十四匹，金织纱衣、文绮衣三袭。（2）双方以朝贡与赏赐形式开展贸易，做到了互通有无，有助于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占城的贡品主要有象牙、犀角、伽蓝香、番布、乌木、降真香等方物特产。明朝的赏赐主要有金织文绮、纱罗衣、瓷器、彩绢、黄金、白银、钞币、《大统历》等。关于郑和的传说中，有与占城国王互赠礼品的故事：郑和初至占城国，国王得悉中国船队前来亲善访问，亲自骑着大象，率领大小官员和500多人的欢迎队伍前往码头迎接。在码头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郑和呈递了国书，并向占城国国王转达了明成祖朱棣的亲善问候和致意。郑和向国王赠上丰厚的礼物。国王也回赠了当地出产的象牙、犀牛角、伽兰香等珍贵礼物。据传其中有一奇石名‘宝母’，于月之十五夜置于海边可招聚诸宝齐集；另有火、水两珠，前者若置于日午当天，晚上便可燎香烧纸；后者光莹无瑕，置于清水，杳无形影；投入浊水，其水立即澄清。其他尚有避寒犀角——装在金盘可使满室温暖；象牙箪席——用象牙抽成细丝编织而成，人睡其上，可祛除疾患……”

占城国物产丰富，当地多种特产为中国所需，双方贸易具有互补性。马欢说，占城“气候暖热，无霜雪，常如四五月之时，草木长青，山产乌木、伽蓝香、观音竹、降真香。乌木甚润黑，绝胜他国出者。伽蓝香惟此国一大山出产，天下再无出处，其价甚是贵，以银对换。观音竹如细藤棍样，长一丈七八尺，如铁之黑，每一寸有二三节，他所不出。犀牛象牙甚广”。（3）除朝贡贸易外，民间商业贸易也在进行。《瀛涯胜览》描述了交换的情况：“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西洋番国志》亦说：“其买卖交易，惟以七成色淡金使用。所喜者中国青瓷盘碗等器，及纻丝、绫绢、硝子珠等物，皆执金来转易而去。”中国的瓷器（特别是青瓷器）和丝绸织品的输出，不仅有助于促进占城手工业的发展，也开拓了中国的海外市场。（4）郑和的航行和双方的经贸交往对中国与占城的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据《瀛涯胜览》记载：占城“书写无纸笔，用羊皮捶薄，或树皮薰黑，摺成经摺，以白粉载字为记”。《星槎胜览》也记载：“其国无纸笔之具，但将羊皮捶薄薰黑，削细竹为笔，蘸白灰书字，若蚯蚓委曲之状。”郑和船队到占城时，带去了纸笔和墨，传授了造纸、制笔及做墨的技术，有益于占城文化教育的发展。

此外，明代《大统历》传入占城后，被普遍采用，对占城的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古代占人虽使用印度历数，但据马欢记载，占城人仍“不解正朔，但看月生为初，月晦为尽。如此十次盈亏为一岁。昼夜以善搥鼓十更为法。酋长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费信则说：“其日月之定无闰月，但十二月为一年，昼夜分为十更，用鼓打记。”明太祖时曾赠占城《大统历》，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明成祖又令郑和向占城国王赐《大统历》。

明代《大统历》是在元代郭守敬创制的中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整理而成的，它以365.2425日为一年，29.530593日为一月，一年分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置闰月。《大统历》是当时比较精确的历法，它的传入和采用，对占城的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助益。

郑和船队前往占城时，也曾把中国的农业耕作经验与技术传过去。传说中还有一则郑和教占城人民种地、造屋的故事，也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与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佐证。据传，地处亚热带的占城国，土地肥沃，过去每年庄稼只能一熟。郑和去后，对他们说明国家要富裕，种好田是基础，所以“富”字下面是个“田”字，并说该国只要人民勤劳，改进耕耘技术，一年可以收三熟。郑和派人教他们凿井，取水灌溉，沿山修造梯田，扩大种植面积，赠送中国犁，指导他们栽培方法。从此，占城国就以产米出名，逐步走向富庶。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明代中国与占城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关系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不仅表现为占城成为郑和船队航行的首泊站和必经之地，而且表现为双方使节的交往空前频繁和朝贡贸易十分密切。占城在郑和下西洋的航行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郑一钧先生在《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事业的贡献》一文指出，郑和下西洋在“南海一带，重点放在占城。占城是郑和船队离国后驻泊的第一个国家，是当时东南亚重要的贸易港，为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郑和船队曾在占城设立大本营，以制定并实施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并有助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郑和船队的远航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与大自然拼搏的大无畏精神。15世纪初中国与东南亚和西洋诸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大发展，则应归功于雄才大略的明成祖面向世界、重视海洋的胆识与对外开放的决策。研究华人与东南亚的学者王赓武说：“事实上，永乐帝是中国第一位愿对东南亚作出极大关注和决定中国与该地区诸国关系的模式和性质上采取主动的皇帝。”

虽然“宗藩关系”与“朝贡贸易”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从总体上来说，郑和的七下西洋，毕竟有力地推动了中占两国睦邻友好的发展，促进了占城国的经济开发、文化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通过互补性的经贸交往，占城国的物资和特产传入中国，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阮初经济恢复与中越经贸文化关系的发展（1802—1858年）

阮朝是越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王朝，对其评价，学术界的论说不一，甚至观点根本对立。2008年10月18—19日，在越南清化省会清化市召开的“16—19世纪越南历史上的阮主和阮氏王朝”学术研讨会开展专题研讨。本文拟对阮朝初年的经济重建，以及阮朝前期与清朝的经贸关系做一些阐述和评价。一、阮朝的建立及其初期的形势

从16世纪初开始，越南进入国土分裂、南北纷争时期。历经长期内乱与战争的阮氏王朝，在19世纪初刚建立时所面对的是经济百孔千疮、社会状况亟待整顿和振兴的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营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周边环境，是上台执政的阮朝帝王所面对的迫切任务。

阮朝的历史可分为前后两个阮时期：19世纪初至中叶为前期，阮朝前期历经嘉隆（阮福映，1802—1819年在位）、明命（阮福皎，1820—1840年在位）、绍治（阮福暶，1841—1847年在位）三位君主。经过嘉隆至明命时期的治理，阮朝前期，即19世纪上半叶，越南出现了国家空前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局面。

阮朝初年政治与经济的基本发展状态与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结束了国家南北分裂与战乱频仍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首都富春（顺化）为中心，阮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北到越中边境，南达湄公河三角洲，成为中南半岛上一个强大的王国。

二是构建了一个空前集权的专制政权，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经历长期内战与内争的阮氏，在镇压西山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吸取了以前诸封建朝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构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专制政权。阮朝皇帝拥有一切大权，不愿把权力分给任何人，也不许任何人冒犯自己的权威。为此，“嘉隆订立了‘四不’，即不设宰相，不选拔状元，不立皇后，不给皇族以外的人封王爵（而对于皇族也仅仅封给名誉爵位而已）”。

在政权组织方面，阮福映起初沿袭黎—郑时期的旧制，在朝廷设侍书院，作为机要部门，供皇帝咨询，并主管起草表、册、制、诰、章、奏、敕、命等文书。1820年明命进行改革，废除侍书院设文书房，1829年正式改组为内阁。商讨有关军国大事则有枢密大臣（四位大学士担任）。1834年后成立机密院。此外，建立尊人府，负责皇族内部事务。

中央官制大体沿袭后黎朝，仅废除相当于宰相的参从、陪从之职，仍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主持国家一般事务，五军都统府负责军务。各部以尚书为首，下设左右参知、左右侍郎及各下属官。六部之外，设都察院（即御史台），设年科，可劝谏皇帝并弹劾官吏。同时仍设有翰林院、内务府、国子监、太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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