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迎胜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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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史地丛书：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试读：
前言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蒙古族，是13～14世纪地跨欧亚的蒙元帝国的建立者。蒙古民族是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游牧部落之后形成的。在此之前，蒙古草原曾经经历了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回鹘的统治。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败亡于辖戛斯（Qrγz——其后裔为今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之后，操蒙古语的民族开始崛起。在辽、金时代，大漠南北与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的游牧民族究竟如何迁移，它们之间有着什么历史联系，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及草原各部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分化组合，成吉思汗其后裔所领导的军事远征的历史背景，这些重要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答案。
察合台汗国（aγatai Ulus）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其建立者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aγatai Ulus）。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γol Ulus）之后，按草原传统旧制对诸弟与诸子实行分封，察合台获得阴山（今天山）北麓东起今吐鲁番盆地，西至亦烈水（今伊犁河）的草原。此后在元世祖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战事中，通过侵夺朝廷在中亚的城郭农耕区而逐渐发展起来，与元太宗窝阔台后裔海都所领导的窝阔台汗国联合起来，与元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14世纪初海都死后，察合台汗国复与元朝达成和议，双方瓜分吞并了窝阔台汗国，使察合台汗国与术赤后裔控制的金帐汗国、旭烈兀后裔建立的伊利汗国一道，并为元帝国内的三大西北宗藩之国。其极盛时代，统治了包括我国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区、今独联体中亚、阿富汗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
当代学术界对元朝与西北三藩中的伊利汗国与金帐汗国研究较多，但有关察合台汗国的研究相形之下却稍觉不足，究其原因，盖因国内外研究元史与西北三藩的学者，知识结构有较大差异，分属不同的学界。关注元史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其所依据的主要是汉、蒙文史料，而保存至今的有关察合台汗国历史文献，除汉、蒙文文献之外，还包括不少穆斯林文字史料（主要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文献）。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察合台汗国的历史，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鲜为人知。
一百多年来，各国学者为整理、研究与注释上述各种文字的史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一位合格的史学家却不能将研究完全建立在他人翻译的基点之上，况且迄今尚有部分穆斯林史料并无任何其他通用文种的译本。由于深入钻研原始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且各文种材料之间往往互有歧异，因此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者不但应兼通汉文与穆斯林语文，且须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对比不同史料之间的异同，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同时，为能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研究者还应掌握几种主要的欧洲文字和日文、察合台汗国的著作。应该说，察合台汗国研究作为一门兼及元史、突厥史、蒙古史、中亚史的专题，在中国史领域属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
本研究以前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蒙古与欧亚草原及早期的察合台汗国为题，力图通过对每一个案的深入分析，在中国史、突厥/蒙古学与伊斯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重新构思与解说11～14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刘迎胜2011年10月27日
第一章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一 蒙古的族源
蒙古人在13世纪崛起，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成吉思汗死后，其帝位继承人的直接统治地域逐渐限于蒙古本土和汉地，在蒙古国领土西部，形成了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以及伊利汗国。后来窝阔台汗国灭亡，其领土大部分为察合台汗国吞并。蒙古帝国的崛起，震动了欧、亚、非三洲。13～14世纪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蒙古时代。14世纪下半叶以后，蒙古民族及其后裔继续在亚洲和东欧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欲知蒙古人是如何从一些弱小的、分散的和默默无闻的部落发展起来的，就不能不注意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蒙古民族（即广义的蒙古人）的起源，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那一支蒙古人（即狭义的蒙古人）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蒙古民族的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操蒙古语的各部落产生、发展的历史，其中包括了成吉思汗所出部落的历史。而“狭义的蒙古人”的起源这个课题，主要是研究从唐代蒙兀室韦到成吉思汗先祖时代蒙古部的历史。
谈论蒙古民族的历史，首先涉及蒙古民族的族源。根据学者的研究，蒙古的族源是东胡→鲜卑→室韦→达旦、蒙古。东胡是与匈奴大约同时见于史乘的民族集团。战国时期，东胡常与燕国争战，燕国筑长城以拒之。这道长城从造阳（今河北宣化）修到襄平（今辽宁辽阳）。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征服了东胡，把他们划归左贤王统治。
东胡是中原华夏人对今内蒙古东部族属相近或相同的各部落的总称。服虔说，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①这说明“东胡”并不是这个部落集团的自称。近代曾有些西方学者把东胡说成是“通古斯”的译音，这无根据的臆断，现在几乎已无人相信了。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及其后裔（鲜卑、契丹、室韦、达旦）为主体的，语言风俗相近的各个部落的居地。这里可称为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把这一历史民族区的各个主要民族共同体，当做一系列有历史继承关系的对象来把握，并以此线索来从事研究，是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开始的。他在《东胡民族考》这篇长文中，把东胡、乌桓、鲜卑、宇文、吐谷浑、乞伏、秃发、拓跋、地豆于、霫、室韦、羯、柔然、奚和契丹等衔接起来，当做前后继承的古蒙古人来考察。他在另一篇著作《室韦考》中，又指出室韦、达旦、阻卜都是对蒙古人的称呼。②白鸟氏的这些意见对研究蒙古族的族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他受自己制造的匈奴—蒙古说的束缚，把“匈奴别部”羯人也列入东胡系统，产生明显的漏洞。至于白鸟库吉对语言资料的处理，充斥着任意性，科学价值不大。③
自19世纪以来，有些语言学者把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语归入一个更大的语言集团——“阿尔泰语系”。后来又有学者把朝鲜语也划入此语系。当今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反对“阿尔泰语系”的理论。由于这一研究超出本书的论述范围，故略之。此处暂采取“阿尔泰语系”说。
东胡人的语言属于古老的阿尔泰语系。根据文献记载，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现今保留下来的有关东胡人的语言资料虽然为数不多，仍可使我们对东胡后裔的语言作大体判断。应该说，东胡后裔各族的语言，自成一个古老的语言体系，经历了已经无法确知的多次分化和融合过程。它曾有过鲜卑、拓跋、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但大都绝灭了。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只是从其中一两种语言、方言发展而来。如果把东胡后裔诸部的语言系统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其树干和许多枝梢已陆续枯死，只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地上，又长出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族。
东胡人就是乌桓（丸）人和鲜卑人。服虔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三国志》云：“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王沈的《魏书》亦曰：“乌桓者，古东胡也”；“鲜卑者，东胡之余种也。”④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东胡与乌桓、鲜卑之间有毋庸置疑的关系。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东胡的一支居于鲜卑山，因地得名。2世纪中叶，鲜卑乘匈奴衰败占据了蒙古高原，“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强盛一时。五胡十六国时期，许多鲜卑人进入内地，建立割据政权。后来拓跋鲜卑统一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南迁后，曾派人在其先人居地“旧墟石室”刻石纪念。据文献记载，“旧墟石室”在乌洛侯部之北。1980年，我国考古学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旗西北发现了这个石室及北魏时代祭祀祖先的刻石铭文。这个石室离蒙古部的祖先唐代蒙兀室韦居地今额尔古纳河不远。这从地望上证实了拓跋鲜卑与蒙古人祖先之间的密切关系。《隋书·经籍志》称“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从这段记载看来，北魏时“录其本言”，也即记录鲜卑语用的是汉字。《经籍志》著录了13种鲜卑语书籍，计有：《国语》15卷、《国语》10卷、《国语物名》4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10卷、《国语杂物名》3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1卷、《国语御歌》11卷、《国语号令》4卷、《国语杂文》15卷、《鲜卑号令》1卷（周武帝撰）及《杂号令》1卷，⑤惜今悉已不存；但仍有几个有明确释义的鲜卑语词汇，借其他汉籍而保存下来。唐代地理书《元和郡县志》中关内道云中县（今山西大同）项下记曰：“纥真山，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云中是拓跋鲜卑人4世纪时就已占据的地盘，所以这里提到的“虏语”只能是拓跋鲜卑语。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纥真”明显地与蒙古语基数词ghuchin“30”相同。另外《南齐书·魏虏传》记下了十三个表明身份、官职的拓跋鲜卑语名词，一律带有蒙古语式的后缀“真”：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⑥
在《元朝秘史》中，表明蒙古语身份、官职的后缀是-chi，而-chin是-chi的复数，意为“……者”。所以按元代蒙古语法解释，这十三个官称表示的都是复数。但我们下面还要提到鲜卑语阿干（兄）和蒙古语阿合（兄）之间同样只相差一个尾鼻音-n，使人相信，“真”（-chin）在六朝时代还是单数意义。⑦这十三个官职中有几个保存在13世纪的蒙古语中，例如，“曹局文书”的“比德真”，即必阇赤（bitekchi），书记者；“通事人”“乞万真”，即怯里马赤（kelemechi），译臣；“守门人”“可薄真”，即khapakhchi，门人；“诸州乘驿人”“咸真”即站赤（jamchi）；为“贵人作食”的“附真”，即保兀儿赤（ba’urchi）等。这十三个名词中有一些的词干可复原为突厥语，这说明拓跋鲜卑语中有相当多的突厥语借词，这应与拓跋鲜卑吸收了大量的操突厥语的人口有关。但后缀“真”对判别拓跋鲜卑语的族属有决定意义，因为它表示一种语言的词法特征，说明拓跋鲜卑使用的是一种与蒙古语有着共同祖先，并且有密切近亲关系的语言。
慕容部和吐谷浑部都源于鲜卑人的另一支——东部鲜卑，而吐谷浑部是从慕容部分化出来的。据《旧唐书》卷198列传148《西戎·吐谷浑传》记载，“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今辽宁义县境），西晋永嘉年开始西迁。《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记西迁时，吐谷浑与其弟若洛廆⑧的使臣乙那楼之间的一段对话，提到了一句鲜卑语“处可寒”，并注明“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由此可知，慕容鲜卑语“处”，犹言你；而“可寒”即后世之可汗，原意为官家。
伯希和认为，这里的“处”，表示蒙古语之ci（你）或满语之si。⑨白鸟库吉则认为“处”为应答叹词，并比作《元朝秘史》的“者”（zhe，旁译那般者，应声）。亦邻真以为，“处”作蒙古语zhe十分牵强，鲜卑人的语言未必与后来的蒙古语近似到连叹词都是一样的程度；况且这类词并不能用来作判断语言关系的根据。⑩吐谷浑西迁后，若洛廆追思其兄，“作‘阿干之歌’。鲜卑语呼兄为‘阿干’”。学者们从“阿干”（兄）与蒙古语“阿合”（兄）的比较中，推测这两种语言有同源关系。而阿干的-n尾音，应当说反映了更古老的词法形式。实际上，元代一些蒙古语名词仍然保留着-n尾音，例如兀孙（usun），水；答剌孙（darasun），酒。但今天这些词汇的-n尾音已脱落，上述两词已分别变成us（水）和dars（酒）。亦邻真猜测，在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所使用的语言中，阿合这个词在六朝时代可能也曾有尾音-n。伯希和还注意到，《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云“‘莫贺’，宋言父也”。伯希和推测，“莫贺”应与蒙古语“阿八哈（abaqa）”相当，“犹言诸父”。他还注意到，吐谷浑诸可汗中，有两位可汗的名字以“豆”结尾，他提出此或为蒙语形容词接尾-tu之译音。
综上所述历史地理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使人相信，鲜卑人应是蒙古族的直系或旁系远祖。
室韦是鲜卑的后裔。说蒙古的族源可上溯至室韦，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室韦人都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也不一定凡是称为室韦的就必定族属相同。但可以肯定，室韦人的主要部分，使用的是东胡后裔诸语言。室韦初见于《魏书》，北魏时分布于契丹之北，靺鞨之西。对于鲜卑和室韦的族称，伯希和提出：“鲜卑所表示的原名，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相同，似为Serbi，Sirbi或Sirvi等。汉代用以-n收声的阳声字译写他族语言中含尾辅音-r的音节，后来改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
据此，“鲜”字以收-n声，似转写ser音节。汉代这种译例很多，如汉文史书称波斯Arsak王朝为“安息”，其都城Part则译为“番兜”。汉以后还有这种译例：摩尼教教主摩尼之母Marayam，在汉文摩尼教经典中作“满艳”。伯希和所谓具有齿音尾声之字，指室韦之“室”。室在《广韵》中属质韵部，以-et收声（齿音）。隋、唐时用以-t收声的入声字，转写他族语言以-r结尾的音节的例子很多。伯希和根据汉至魏晋时代，汉语音译他族文字中以-r收声的音节时，择字变化的规律，推测鲜卑和室韦是同一族名Serbi在不同时代的音译。如果伯氏的意见能够成立，那么造成Serbi一名两译的原因可能是，已经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允许当时仍留居今呼伦贝尔一带的，与自己有近亲关系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而用“室韦”来称呼他们。拓跋魏甚至不愿承认慕容、段氏这些地道的东部鲜卑是鲜卑人，而称之为“徒何”和“白部”，就是一个证据。
与室韦大致同时见诸于史籍的契丹也是鲜卑的一支。《隋书·北狄传》与《北史·室韦传》都说，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魏书·失韦传》和《北史·室韦传》还说室韦的语言同于契丹。现代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契丹语与古蒙古语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但是契丹人不是蒙古人的祖先，他们只是蒙古人的近亲。
隋、唐时代，室韦分布西至俱轮泊。唐人所记室韦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蒙兀室韦”，这是蒙古的名字首次见于史籍。《旧唐书·北狄传》记道：“今室韦最西北与回鹘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看来这里说的是回鹘汗国（745～840）时的情况；但在写到蒙兀室韦时，史文又说：
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
这里提到“突厥东北界”，又表明这里用的是745年后突厥汗国灭亡以前的材料。望建河，《新唐书》卷219作室建河，室字当讹。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为黑龙江上源支流。
今海拉尔河西流至新巴尔虎旗阿巴该图附近折向东北，称额尔古纳河。在洪汛期，额尔古纳河水向呼伦湖（俱轮泊）倒灌，河湖相通，且俱轮泊又在望建河上游方向，所以唐人记望建河源出俱轮泊。从两《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在突厥、回鹘统治漠北时期，蒙兀室韦还居于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他们进入蒙古高原，应当是840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的事。南宋初，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已明确指出蒙兀室韦与后来蒙古的关系，他说“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蒙兀部”。室韦人在隋、唐时隔俱轮泊与突厥为邻，并受其治，突厥设3吐屯总领其部。成吉思汗诸先祖中有名篾年土敦者。土敦即“吐屯”，篾年土敦的名字中包含有突厥语官号。
二 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及其他
达旦大致与蒙兀室韦同时见于史籍文献。正如突厥这个名称最初是阿史那及其近亲家族所出部落的名字，后来成为操突厥语民族的总称一样，达旦起初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称号。虽然在不同时代的非蒙文史料中曾有过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白达达、草头达靼、黑鞑、蒙鞑等部落或部落集团，但这些部落本身都有自己的历史，并不自混于达旦。在辽金时代，蒙古部之东有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名塔塔儿（Tatar），真正的达旦指的是他们。
当达旦的名称最初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所立的阙特勤碑中出现时，已作为泛指名词使用，也就是说，所指的已不完全是，或不一定只是后来的塔塔儿部。达旦何时从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泛指名称，现已不得而知。该碑铭在言及阙特勤死后，前来送葬的列邦来宾时，提到汉人、吐蕃人、柔然人（Apar）、弗林人（Apurum）、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达旦人（Otuz Tatar）、契丹人、奚（Tababi）等。铭文在列数后突厥汗国的敌人时，又云：
南边桃花石（按，指唐）本吾仇敌，北方Baz可汗及九姓乌护本吾仇敌，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达旦（Otuz Tatar）、契丹及奚（Tatabi），皆向来敌视吾人者也。
三十姓达旦在此碑文中与吐蕃、九姓乌护、契丹等并提，说明它已十分强大，足以与后突厥汗国相抗衡。阙特勤碑文举出的这些民族，从黠戛斯开始，大致由西北向东南顺序排列。位于骨利干和契丹之间的是三十姓达旦，亦邻真教授认为，这里三十姓达旦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汉籍中记载的室韦人所占据的空间。我想这里反映出的三十姓达旦的居地，应大体上相当于蒙古高原的东部。
在突厥文碑铭中还出现了九姓达旦的名称。据《毗伽可汗碑》铭文，唐开元初年九姓乌护（Toquz Oghuz）曾联合九姓达旦抗击后突厥汗国；而据《磨延啜碑》铭文，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即位之初（747年即位），九姓达旦和八姓乌护共同抗击回纥，战于色楞格河等地。749年，达旦人进攻回纥失败，一半民众投降回纥。次年葛勒可汗又东征达旦。足见这时达旦已是漠北强大的游牧集团。
达旦的名字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汉文史料。贾耽的《边州入四夷道里》中述受降城至回鹘衙帐道里时，提到一个达旦泊：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鹈泉，又十里入碛……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
贾耽提到的这个位于回鹘衙帐东南数百里的达旦泊与九姓达旦的关系，可由王延德的记载证实。王延德提到在合罗川（即元之哈剌和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地之南，有“九族达靼之尤尊者”“达干于越王子族”。如果这里的九族达靼就是突厥文毗伽可汗碑铭中的九姓达旦的话，那么达旦泊应该就在这个达干于越王子族居地附近一带。
840年回鹘汗国土崩瓦解后，达旦作为漠北强部一再出现于汉籍。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5有《赐回鹘温没斯特勒（勤）等诏书》，其末云：“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王国维把黑车子和达怛点断，但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会昌二年（842），黠戛斯使臣踏布合祖至唐天德军云：“纥纥斯（黠戛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廷、达怛等五部落。”这里的达怛应当就是上文中与黑车子并提的达怛。五部落中可能包括了黑车子。黑车子在《会昌一品集》中多次被提及，仅一处与达旦并提，所以我想王国维把它与达旦点断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唐代突厥文、汉文史料中，已出现了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和达旦等名称。以后，达旦这个名称的使用范围又进一步扩大，甚至在和阗塞语文献中也出现其名称。我们可以设想，或许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蒙古高原东部诸部中塔塔儿人最强，臣服了许多邻近操蒙古语的部落，所以突厥人和回鹘人泛称他们的东邻为达旦。在这些臣属于达旦的部落中，估计有不少室韦人，所以“室韦”与“达旦”这两个称呼有时混用。《辽史》卷29《天祚纪》提到一个部落“阴山室韦”，这个部落在《史愿亡辽录》中则被称为“阴山鞑靼”。这是表明11世纪时，室韦和达旦两个名称有时互相混用的例子之一。但这种混用并不普遍，不能作为通例看待。据《旧五代史·外国传》记载，唐光启（885～887）中，契丹贵族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被他役使的既有达靼，也有室韦。这说明达靼和室韦的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汉族史家头脑中是并存的。所以达靼并不是突厥人对汉人称为室韦的那一部分人的称呼。
波斯史书《史集》曾这样解释众多的突厥、蒙古部落被称为达旦的原因：
塔塔儿人的“名称自古以来即闻名于世。从他们产生出许多分支”，“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由于［他们的］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称为人所知，全部被称为塔塔儿。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知于世”。
这段记载证明了我们上面关于为什么北方许多游牧部落被泛称为达旦的假设的合理性。
12世纪时，塔塔儿人的居地在俱轮泊一带，但是唐代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其中许多戴着达旦名号——已活动于突厥、回鹘人的地域大漠南北。除了九姓达旦之外，辽金时代的扎剌亦儿部，是“阻卜”中的大部。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叙述这个部落的历史时说：
人们常说，自古以来（qadima）他们的营地在哈剌和林。他们是那样地赤胆忠心，以至于一直把油脂供奉给畏兀儿的君主古儿汗的公驼群。
这里所说的无疑是回纥漠北汗国时期的情况。“古儿汗”可能是扎剌亦儿人对回纥可汗的称呼。这段记载证明8～9世纪，扎剌亦儿部的居地已在回纥汗廷附近，受制于回纥贵族。王延德亦提到回纥人役使达旦部落之事：“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我想，扎剌亦儿等操蒙古语诸部，也许就包括在这些受回纥役使的达旦部落中。
总而言之，这些带有“达旦”名号的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早已活动于蒙古高原的东部和中部，与操突厥语诸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兀室韦——蒙古近亲集团则不在其列。他们在金代被称为“黑鞑”，迁居蒙古高原是回鹘汗国灭亡以后的事。
三 骨利干和拔野古
除上述被称为达旦的部落之外，骨利干和拔野古也是与蒙古人有密切关系的部族。骨利干，多数学者已认为它就是10世纪以后生活在黠戛斯以东的昂可剌河（今安加拉河）流域的操蒙古语的豁里部落（Qori）。“骨利干”与“豁里”所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名称，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能满意地解释“骨利干”这个名称中的尾音“干”，到了“豁里”时代脱落的现象。《新唐书·回鹘传》记骨利干云：“骨利干地处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
汉文史料中的骨利干，相当于鄂尔浑突厥碑铭中出现的ch Qurqan（三姓骨利干）。当时的苏联学者认为，骨利干是“库鲁木琴文化”的代表者。库鲁木琴文化古迹地域，大致相当于骨利干及其后裔和近亲部落的居地。考古发掘表明，骨利干人已会冶铁和锻造。除了铁锅是从汉地输入以外，骨利干人用铁制造刀、箭镞、矛和其他器物。他们饲养的主要是马和牛。史书记载骨利干“产良马，首似橐它，筋骼壮大，日中驰数百里”。当地人也猎取野兽，骨利干人所绘壁画常常描绘围猎的场面。他们知农耕，在骨利干人安加拉河岸和库拉科沃附近居地，常发现有古代耕耘的痕迹——一排排平行的长垅。《新唐书·回鹘传》说其地“草多百合”，《太平环宇记》也说骨利干“地多百合草，人以为粮食”。人以百合为食，可见采集业在骨利干社会中地位之重要，同时也意味当地农业的规模是有限的。
据《新唐书》记载，骨利干有“胜兵五千人”，《唐会要》称其胜兵四千五百，口万余人，总之是个不大的部落集团。突厥文碑铭称之为ch Qurqan（三姓骨利干），说明骨利干是由三个部落或氏族组成的联盟。《新唐书·回鹘传》提到骨利干酋长“大俟斤”入唐献马事，而《太平环宇记》和《唐会要》则云该地有“二俟斤同居”。这些零星的史料似乎暗示，三姓骨利干各姓的首领是俟斤，而整个部落集团则由其中一姓首领领导，称大俟斤。唐初先后以其地为玄阙州、余吾州。
骨利干的名字在穆斯林地理著作中写作Quri（豁里）。10世纪末成书的波斯匿名作者的《世界境域志》说：“Fur是一个部落的名字，属于黠戛斯，居于其东，但不与黠戛斯的其他集团相混。”Fur这个名字的起首辅音字母F-显系波斯文字母Gh-音点缺漏所致。Fur应为Qur，即豁里。在骨利干人居地发现有古代卢尼字突厥文碑铭，这种文字与鄂尔浑突厥文很相近。所以一般把骨利干列入操突厥语的部落。但从元代保存的有关十二三世纪豁里部落的资料看，豁里无疑是蒙古部落。我还注意到，《世界境域志》提到，黠戛斯人不懂豁里人的语言，这与后来的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在其《报导的装饰》中记载的一致。他写道：“［豁里人］不与任何人结盟，既不知道任何其他人的语言，任何其他人都不懂他们的语言。”由此看来，骨利干可能至少在唐代已操蒙古语，并不是后来才蒙古化的。他们当时可能把卢尼字突厥文当做书面语使用。
至于拔野古（Bayirqu），学者们相信它就是蒙古巴儿忽惕部的祖先。隋唐史书都把它划入铁勒种类。《新唐书》记：“回纥，其先匈奴也……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凡十五种，皆散处碛北。”据《旧唐书》铁勒15部散居碛北事，在唐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初年。《隋书》亦记：“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乐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野古、覆罗并号俟斤。”根据其中拔野古等部“并号俟斤”的情节，可知此乃隋大业年间事。与《新唐书》所记时代相去未远。隋末、唐初以前，拔野古与铁勒诸部的关系，尚不清楚。从现存史料看，拔野古不属室韦，亦从不被称为达旦。
7世纪初叶以后，拔野古与薛延陀、回纥等部落共同组成了铁勒联盟。隋大业（605～615）中，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达曼残酷压迫铁勒诸部，引起诸部反抗，“韦纥乃并仆骨、同罗、拔野古叛去”，且“并号俟斤”。后拔野古附东突厥始毕可汗。贞观初，东突厥衰，转附薛延陀。铁勒诸部中虽先后有薛延陀、回纥称雄长，但其属部，包括拔野古皆“各有分地”。唐贞观二十年（646），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与铁勒诸部酋长一同入唐。次年，唐太宗以“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拔野古在《新唐书·回鹘传》中有附传，曰：“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为拔曳固，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骨东，邻于靺鞨，帐户六万，兵万人。”并称“风俗大抵铁勒也，语言少异”。高宗显庆五年（660），拔野古与驻于蒙古高原东部的思结、仆骨、同罗4部共同反唐，遭唐兵镇压。后突厥汗国时期，拔野古与回纥诸部均役属后突厥，这时它已十分强大。突厥文《阙特勤碑铭》数次提到突厥与拔野古部落的斗争。拔野古包括九个氏族（部落?），称“九姓拔野古”。开元四年（716），后突厥默啜可汗北讨九姓拔野古，双方会战于独乐河（今土拉河），拔野古战败。默啜因胜而不设备，反为拔野古袭杀。后突厥汗国灭亡后，回纥汗国代兴。回纥原包括药罗葛等九姓，后又收罗拔悉密、葛逻禄，总称11姓，但拔野古与其他蒙古高原东部仆骨、同罗等6部不在其列。
10世纪时，拔野古部曾至河西一带活动。在伯希和P.2471号和田塞语文书《使臣Thyai Pada-tsa向于阗朝廷的报告》第11、55、58行曾三次提及“突厥拔野古”（ttrruka bayarkata），同一个部名亦见于另一批于阗使臣Chika Gulai和Dum Samgalaka的书信稿第77行和“钢和泰卷子”第2部分于阗部分中之第31行。我们前面已提到伯希和的假设，把拔野古视为蒙古巴儿忽惕的唐代音译，并把拔野古视为混在铁勒诸部中的蒙古人。但上引《新唐书·回鹘传》中拔野古附传云拔野古“风俗大抵铁勒也，语言少异”，而这里和阗塞语卷子又反复称拔野古为“突厥拔野古”，由此似亦应考虑它是一个后来蒙古化的突厥部落的可能性。
四 尼鲁温蒙古与迭列列斤蒙古
（一）迭列列斤蒙古现在我们讨论一下“狭义的蒙古人”的早期历史。蒙古的名字最初指蒙古部，即唐代之蒙兀室韦。蒙古人有一种传说，即蒙古人有两种，其一为尼鲁温蒙古，其二为迭列列斤蒙古。拉施都丁的《史集》中保留了蒙古人口传的有关他们起源的历史：名称为蒙古的部落，在距13世纪约二千年前，曾同其他突厥部落作战，蒙古诸部战败，遭到屠杀，除二男二女之外均被除灭。这两个家庭逃入一个四周都是群山和丛林的地方，叫额儿古纳·昆（Arkuna Qun）。“昆”意为山腰；“额儿古纳”，意为窄的。额儿古纳·昆，即窄山腰。那两个家庭的名称分别为捏古思（Nikus）和乞颜（Qiyan）。由于人口增殖，地域对他们来说显得狭窄了，于是设法迁出。他们在山中找到铁矿。宰杀了七十头牛，以其皮制成风箱，在山坡下堆起木柴和煤，七十个风箱一起拉动，融化了山壁，开出了通路，才走出了额儿古纳·昆山隘。《史集》中提到的保存在蒙古人记忆中的祖居地额儿古纳·昆，与唐代史籍中提到的蒙兀室韦的居地望建河——今黑龙江上源之一额尔古纳河完全一致；而上述熔铁出山的故事，则明显地表现出突厥文化的影响。《周书》卷50《突厥传》记突厥起源传说云：突厥阿史那氏为邻国所破，其国尽灭，仅余一儿，弃草泽中，有牝狼饲之。后为避敌伤害，与狼一同逃往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子孙蓄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很清楚，拉施都丁所记蒙古起源故事，乃因袭突厥传说而成。不过蒙古部源出于望建河，故将从突厥人那里接受来的传说中的“先人穴”，置于自己的故土额儿古纳河流域群山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周书》所记突厥起源的传说，亦可从《魏书》卷103《高车传》的高车起源传说，甚至可以从《汉书》卷61《张骞传》中所记乌孙王幼年的故事中，找到其发展形成的线索。这是蒙兀室韦及其近亲部落从蒙古高原东部向西推进，接触到突厥和千百年来漠北游牧民族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影响的明证。
前面已经提到，根据波斯史籍记载，在辽金时代，东部蒙古人中存在着两个集团：“迭列列斤”蒙古和“尼鲁温”蒙古。迭列列斤，波斯文写作DRLKIN，拉施都丁未解释其意义。因为这个词中只有一个元音字母，各家读法遂有不同。多桑读作Durlukin，霍渥思（Howorth）读作Darlegin，伯希和读作Durlugin，当时的苏联科学院俄译本转写为Darlekin等。西德学者德福（G.Doerfer）认为，DRLKIN这个词他在任何蒙古文献中都查检不到，词源无法追寻；但他指出其尾音节-kin是氏族名称标志。亦邻真与伯希和的意见一致，认为，既然词中出现与前列元音相配的辅音字母-K-，这个词自然是柔性词（前列元音词），但他不同于伯希和把这个词的前两个元音读作第7元音（圆唇元音U）的复原法。他认为DRLKIN应读作Derelekin（迭列列斤），其词干应是derele-（动词，意为“枕”）。他与德福一样，把这个词的末音节-kin解释为蒙古语氏族名称常见的后缀（某处人，某种人），如那牙勤、主儿勤。动词derele-又有“沿、靠”的意思。《元朝秘史》第205、206节有“着孛斡儿出统管直至阿勒台的右手万户”和“着木华黎国王统管直至合剌温只敦的左手万户”的句子。其中derelekun，旁译“枕的”，是静动词现在将来时复数。据此，亦邻真把DRLKIN读作Derelekin（迭列列斤），表示“沿着山岭”那部分人的意思。
拉施都丁说，迭列列斤蒙古的意思，是普通的蒙古人，他接着说：
……那些人们称为迭列列斤蒙古的人，他们出自曾遁入额儿古纳·昆并繁衍起来的捏古思和乞颜蒙古部落的残余氏族，并在朵奔伯颜和阿兰豁阿以前的时代就存在了。
在叙述赤那思氏时，拉施都丁又说：
捏古思又用以称呼另一些部落，即属于特别的蒙古人的迭列列斤部落，而这个部落是从额儿古纳·昆出来的诸部的分枝。
根据这些解释可知：
1.迭列列斤蒙古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名称，在朵奔伯颜和阿兰豁阿时代以前已经存在。
2.迭列列斤蒙古是指源出于额儿古纳·昆的那些部落，在古代他们互为邻居。不是出自额儿古纳·昆的部落不称为迭列列斤。
3.迭列列斤蒙古诸部为传说中额儿古纳·昆山中两个古老氏族捏古思和乞颜，特别是捏古思氏族的后裔，他们之间一般有血缘或姻亲关系。
上述数点亦可视为迭列列斤蒙古的定义。以此复检《史集》可发现，拉施都丁在有关章节目次中，提到了八个迭列列斤蒙古部落：兀良哈、弘吉剌、斡罗纳兀特、许兀慎、速勒都思、亦勒都儿斤、巴牙兀惕和轻吉惕；而在实际内容的行文中，他提到了十八个部落。
在迭列列斤部落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兀良哈部。兀良哈人自称其祖先帮助并参加过点燃额儿古纳·昆的七十座炉子，拉过风箱。由于兀良哈部出自蒙古二始祖之一捏古思氏（一说出自乞颜的捏古思氏），他们属于迭列列斤蒙古部落是不容置疑的。拉施都丁注意到兀良哈人与其他蒙古人风俗上的差异：闪电大作时兀良哈人大喊大叫，咒骂上天，而其他蒙古人则不出帐幕，害怕地坐在家里。兀良哈人很早就与契丹人发生联系。兀良哈在辽代称为斡郎改或娘改。辽穆宗应历十三年（963），斡郎改部曾向辽廷进献“花鹿生茸”。这时的兀良哈已经居于蒙古高原。10世纪王延德使高昌时，曾于漠北回鹘故地历“卧梁该特族”居地。卧梁刻特即兀良哈。细读蒙元史籍可知，几乎所有迁出额儿古纳·昆的迭列列斤部落，在辽、金时代都分布在蒙古高原东部，而兀良哈却远远深入蒙古高原中部。兀良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蒙古迭列列斤部落。
排在第三位的斡罗纳兀特，以及拉施都丁顺便提到的晃忽坛、阿鲁剌特、斡罗纳兀特—乞里克纳特及嫩真等部，据《元朝秘史》和其他史籍，均为阿兰豁阿之后裔，应属于尼鲁温蒙古，不应属迭列列斤蒙古。《史集》在叙述土敦篾年事迹时，说扎剌亦儿属于迭列列斤部落。《元史·太祖纪》在叙述成吉思汗先祖历史时，讲到扎剌亦儿人与蒙古部之间的冲突，根据《史集·部族志·扎剌亦儿传》和《史集·土敦篾年纪》，我们知道，此次冲突发生于斡难水畔。这段记载恰恰对应于苏天爵所记木华黎“生于阿难水（按，即斡难河）东”。由此看来，扎剌亦儿人在迁出额儿古纳·昆以后，占据了斡难河流域。但这些记载与前面叙述三十姓达旦和九姓达旦时，我们曾提到在回鹘汗国时代扎剌亦儿人已驻牧于漠北的事实矛盾，而此时蒙兀室韦尚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所以扎剌亦儿人不属于原来意义上的迭列列斤部落。
虽然《史集》在叙述土敦篾年事迹时，提到扎剌亦儿是迭列列斤部落，但在《史集》列出的迭列列斤诸部目录中又没有它。关于扎剌亦儿人究竟原先就居住在漠北，还是回鹘汗国灭亡后才从额儿古纳·昆丛山中迁出来的，与古老的捏古思氏族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后来才被划入迭列列斤集团的，这一系列问题，我拟在一篇专文中讨论，此处不赘。
值得注意的是扎剌亦儿最显赫的木华黎家族，全无与成吉思汗氏族通婚的痕迹，即元明善所谓扎剌亦儿“亲连天家，世不婚姻”之说。但实际上扎剌亦儿是成吉思汗家族的世仆，不通婚姻是因为两个氏族之间地位过于悬殊，所谓“亲连天家”不过是这种主仆关系的粉饰之辞而已。元仁宗曾诏木华黎后裔拜住（联姻）宗室女，而拜住却（推辞）之，可能也是这个缘故。除了不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之外，扎剌亦儿与其他尼鲁温氏族，例如阿儿剌、忙兀、八邻和速勒都思等族婚姻并无障碍，有如其他迭列列斤部落一样。（二）尼鲁温蒙古
拉施都丁对于尼鲁温蒙古解释道：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伯颜死后所生三子的后裔形成的氏族，被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的意思是脊背，以此表明阿兰豁阿纯洁的腰脊。尼鲁温，波斯文写作NIRUN，应为蒙古语niruqun（腰脊）。
按照《史集》记载，迭列列斤是一般的蒙古人，尼鲁温则是阿兰豁阿的后裔。那么迭列列斤蒙古与尼鲁温蒙古在实质上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根据上面归纳的迭列列斤蒙古与尼鲁温蒙古的定义，我们发现：至少迭列列斤诸部形成在前，尼鲁温诸部形成在后，它们古老的程度不一样。但这样解释还不能完全概括两者之间的区别，需要进一步阐明。另外，迭列列斤蒙古、尼鲁温蒙古与额儿古纳·昆的两个古老氏族捏古思和乞颜又是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史集》也没有言明，我们只能从其行文中表露的一点蛛丝马迹中探寻。
邵循正先生讨论过蒙古诸部与捏古思（由于波斯文音点讹误他读帖古思）和乞颜两氏族之间的问题。他为论证弘吉剌部与蒙古部异源，引述《元朝秘史》第63节弘吉剌部那颜德薛禅对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说的一句话：“您乞牙惕（按，乞牙惕是乞颜的复数）百姓的吉兆。”他由此确定，也速该属于乞颜氏，而弘吉剌部不是乞颜氏。也速该的确属于尼鲁温的乞颜氏族。但拉施都丁已明确指出，古代乞颜氏族的名字，在朵奔伯颜之后已从蒙古人中消失。成吉思汗的四世祖合不勒的后裔又重新起名曰乞颜。与之相同的是，尼鲁温内部也重新出现了一个捏古思氏族：海都之子抄真所出的直拏思氏族（赤那思）的一部分，又称为捏古思。同样，《史集》也再三言明，这不是古代遁入额儿古纳·昆的那个捏古思。所以弘吉剌特薛禅称也速该为乞颜氏，指的只能是后来尼鲁温氏内部重新产生的乞颜氏，而不是古代的乞颜氏。
唯一提到尼鲁温氏与古代乞颜氏族关系的，是拉施都丁的一句话：“阿兰豁阿的丈夫朵奔伯颜（按，《元朝秘史》为孛儿只吉氏）出自乞颜氏族（az nasl-i qiyan buda）。”至于迭列列斤诸部与捏古思氏族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一段拉施都丁的记载：“捏古思又用以称呼另一些部落，即属于特别的蒙古人的迭列列斤部落，而这个部落是出自额儿古纳·昆的。”根据这两点线索，似可推测：古代额儿古纳·昆的两个古老氏族，其中捏古思氏繁衍成迭列列斤诸部，而乞颜氏的后裔中一支孛儿只吉氏的一部分，则形成后来的尼鲁温诸部。《史集》在说明朵奔伯颜出自乞颜氏族之后，接着说阿兰豁阿出自迭列列斤蒙古弘吉剌的分族豁罗剌思部，与《元朝秘史》第8节所言阿兰豁阿为统治豁里秃马惕部的豁里剌儿台（即豁罗剌思人）篾儿干之女相符合。这实际上提示我们，迭列列斤诸部与尼鲁温的祖先诸部（例如孛儿只吉氏）之间，承袭着捏古思氏与乞颜氏之间的婚姻关系。
比较困难的是解释蒙兀室韦（忙豁勒、蒙古）与迭列列斤和尼鲁温诸部的关系。下面的叙述是一种尝试：当回鹘汗国瓦解，乞颜、捏古思后裔诸部迁出额儿古纳·昆时，蒙兀室韦亦在其中。据《元朝秘史》，阿兰豁阿的丈夫朵奔篾儿干的祖父孛儿只吉歹（即孛儿只吉部人）篾儿干的妻子名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真，即蒙古部之女子。这是蒙兀室韦与乞颜氏后裔之一——尼鲁温氏的祖先孛儿只吉氏联姻的证据。邵循正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点；但他根据《史集》记载的朵奔伯颜祖先缺少孛儿只吉歹与忙豁勒真·豁阿夫妇一代这一点，认为《元朝秘史》所记是编造出来的。若以《元朝秘史》为基准，校之以《史集》，则可发现《史集》所记阿兰豁阿以前世系，缺载的并不只是孛儿只吉歹与忙豁勒真·豁阿这一代：
孛儿帖赤那六世孙撒里合察兀，《史集》缺漏。
从孛儿帖赤那九世孙合儿出——相当于《史集》之合里·合出（qali qaju），按此名《史集》卷1册1页7（汉译本）作合里·合儿出——至朵奔伯颜，《元朝秘史》为三代，而《史集》仅一代，竟缺漏二代，故此处宁取《元朝秘史》而舍《史集》。
按同族不婚的原则，孛儿只吉氏与蒙兀室韦只能互为异族，或互为已不受“同族不婚”的原则限制的远房同族。所以，我们猜测，蒙兀室韦（忙豁勒）是迭列列斤诸部的一支，可能是捏古思氏的同族。蒙兀室韦见于《旧唐书》，足见它在唐代已是一个室韦的强部，可能在额儿古纳·昆诸部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许是因为这一点，乞颜和捏古思氏诸后裔采用了它的名字。蒙兀室韦作为一个内部不能通婚的氏族集团，至少在朵奔伯颜的祖父时代还存在着，但到12世纪下半叶，忙豁勒已不再指某一个具体的氏族，它成了古老的乞颜氏与捏古思氏后裔诸部的总称。见于辽金时代各种史料的女真语读法的蒙古名称，例如蒙古斯（史愿《亡辽录》引《上两府札子》），萌古斯（金《完颜希尹神道碑》），萌骨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蒙古纪年》），萌古子（《三朝北朝会编》引《燕云奉使录》）等，从时代判断，可能都是迭列列斤与尼鲁温诸部的总称。（三）处于尼鲁温氏边缘的朵儿边等氏族《史集》中迭列列斤项下所列诸部，不可能全部都出自捏古思氏，其中必定有些是后来才进入迭列列斤集团的，这一点在《史集》中尚有痕迹可寻。蒙古诸部、诸氏族，由于血族的发展不断地衍生出新氏族。尼鲁温氏族一定有一些与自己一样同出于古老乞颜氏的兄弟氏族，朵儿边氏与其他尼鲁温诸部血缘关系最远。根据《元朝秘史》，朵儿边氏是阿兰豁阿的丈夫朵奔伯颜的兄弟都哇锁豁儿所生四子后裔形成的氏族，而据《史集》则是孛儿帖赤那之孙塔马察的四个兄弟后裔形成的氏族。按照《史集》所说阿兰豁阿丈夫死后所生三子后裔才属尼鲁温的定义，则朵儿边氏只能是尼鲁温氏的兄弟氏族，不属于尼鲁温氏。尼鲁温氏内部应不能自相婚娶，而据《史集》，元世祖忽必烈的一个妃子是朵儿边氏。西北叛王海都之妃，斡罗思的生母，波斯文写作DRNJYN，其中第三个字母-N-显系波斯文字-B-音点误置所致。故其名应写作DRBJYN，应读作Dörbjin，即朵儿伯真，意为朵儿边部的女子。这正说明朵儿边氏不属于尼鲁温氏族集团。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被排除出尼鲁温内部禁婚集团后进入迭列列斤序列的部落。《史集》把朵儿边这个原应属于迭列列斤的氏族，划入尼鲁温集团的原因看来只能是：《史集·部族志》资料的提供者博罗丞相，为了提高自己所出的朵儿边氏族的地位，强调朵儿边氏与成吉思汗血缘关系，自相矛盾地把朵儿边这个尼鲁温氏的兄弟氏族划入尼鲁温氏。不过这也说明，至少在成吉思汗时代，朵儿边氏尚处于尼鲁温氏的边缘，它与尼鲁温氏的血缘关系尚未被人们忘记，还时常被人们提起。
与朵儿边氏一样属于尼鲁温氏的兄弟氏族的，一定还有一些，但史料记载语焉不详。目前能够确定与尼鲁温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中，与尼鲁温氏血缘最远的是朵儿边氏。这说明在蒙古部古老的乞颜氏后裔已知来历的诸部中，朵儿边氏以前形成的氏族，在成吉思汗时代不但已绝不再划入尼鲁温集团，而且也不再计算与尼鲁温氏的血缘远近。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尼鲁温氏来说也不再受同族不婚的限制，已属于迭列列斤集团。
除了朵儿边氏以外，在拉施都丁给出的尼鲁温诸部中，还有一些实际上动摇在迭列列斤与尼鲁温之间，例如朵奔伯颜与阿兰豁阿所生二子的后裔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他们未被列入《史集·部族志》的尼鲁温氏族序列。但这位波斯史家在《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中提到：有人将他们算作尼鲁温部落，因为他们出自阿兰豁阿，也有人将他们列入迭列列斤，理由是只有阿兰豁阿在丈夫死后所生三子后裔才得称为尼鲁温。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与尼鲁温诸部的血缘关系要比朵儿边氏近些。它们是否属于尼鲁温集团尚有疑问，则朵儿边氏在成吉思汗时代已被排除在尼鲁温之外乃不言自明之事。排除出尼鲁温的氏族自然地成为迭列列斤部落。这大约是迭列列斤诸部中那些出自古老乞颜氏部落的来历。他们都是后来进入迭列列斤部落集团的。
与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血缘最近的是阿兰豁阿在丈夫死后所生三子：不端察儿以及其余二子的后裔撒勒只兀惕氏和合答斤氏。以尼鲁温氏族集团内成吉思汗这一代计算，与他们血缘最远的也是撒勒只兀惕氏和合答斤氏。在成吉思汗时代，撒勒只兀惕和合答斤这两个氏族还被明确地划在尼鲁温集团内。成吉思汗曾告诫：不要想撒勒只兀惕氏的姑娘，也不要把姑娘嫁给他们。尼鲁温内部不能通婚，这是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根据这一点，我们相信，尼鲁温蒙古的迭列列斤蒙古都是随时代而变动的概念。在成吉思汗父祖以前不久的时代，朵儿边氏和不古纳氏、别勒古纳氏一定与其他尼鲁温氏族共同组成过一个内部不能婚娶的血族集团。同样，在成吉思汗以后的某一代，撒勒只兀惕氏和合答斤氏也一定会被划出这个血族集团，列入迭列列斤集团。
尼鲁温在一开始只是一个附属于其他氏族集团（例如以朵奔伯颜的祖父孛儿只吉歹的名字所表示的孛儿只吉氏族集团）中的一个小小氏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从孛儿只吉氏中划分了出来。后来，尼鲁温内部又不断产生一些新的血缘集团。占据尼鲁温血族首领地位的阿兰豁阿五世孙海都的后裔形成了两大支系，泰赤兀惕氏（意为太子之部）和新乞牙惕氏。新乞牙惕氏中，又产生了新乞牙惕新孛儿只吉氏（成吉思汗父也速该的氏族）。这些新的支系都分别以自己为中心，来计算其他支系与自己血缘关系的远近。如果说，成吉思汗时代，尼鲁温氏族内部禁婚的集团，是以阿兰豁阿夫死以后所生三子后裔为限，朵奔伯颜与阿兰豁阿所生二子后裔不古纳氏和别勒古纳氏已有被划出尼鲁温集团的趋势的话，那么到成吉思汗后裔时代，又有更多的原先属于尼鲁温的支系被划出禁婚集团，列入迭列列斤集团。
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儿术（孛斡儿出）为阿鲁剌氏，其始祖抄真斡儿帖该是成吉思汗六世祖伯升豁儿的兄弟。在《元朝秘史》中阿鲁剌氏属成吉思汗的近亲氏族，照例当时不能在尼鲁温集团内部通婚，而元代博儿术家族与成吉思汗家族之间已不禁婚。《元史·诸王表》广平王项下记有木剌忽驸马。木剌忽乃博儿术四世孙，既称驸马，可见得尚公主。按阎复记载，木剌忽在成吉思汗曾孙元成宗时，曾受诏娶皇室姻女八都马为妻，则尚公主应在此后。此时上距成吉思汗肇兴时代已逾百年。又博儿术生前曾受封右手万户，窝阔台丙申分户时，曾置右手万户三投下：孛罗台（博儿术之子孛栾台）、忒不台驸马及斡阔烈（博儿术之弟斡哥连）。屠寄认为，忒木台或为孛罗台之弟，并认为他就是《元史·诸公主表》中某某公主位下所记忒不歹驸马。不管屠寄的考证可信与否，这个忒木台无疑是博儿术的后人。由此可知阿鲁剌氏在窝阔台时代已不再被视为成吉思汗的近亲同族。
迭列列斤、尼鲁温的范围随时代变化的情况，在比《元朝秘史》晚出的《史集》中留有痕迹。《史集》把阿鲁剌及其兄弟氏族晃忽坛氏和斡罗纳氏等划入迭列列斤诸部，可能就是根据上述的尼鲁温氏的范围随时间变化的原则。此外，《史集·部族志》的主要资料提供者朵儿边氏博罗丞相，看来对与朵儿边氏血缘较远的抄真后裔氏族不很清楚，以致《史集》在言及赫儿帖干（斡儿帖该）和昔只兀惕（失主兀惕）两氏族的来源时屡屡出错。昔只兀惕氏（失主兀惕）为纳臣后裔，并非如《史集》所说那样出自海都。《史集》也根本未提到赫儿帖干（斡儿帖该）与阿鲁剌、晃忽坛和斡罗纳等族同出一源。这应是拉施都丁把阿鲁剌等族划入迭列列斤的另一个原因。钱大昕因时代所限，从同族不婚的观点出发，怀疑《元史》称博儿术四世孙为驸马的可信性；而拉施都丁关于阿鲁剌、晃忽坛和斡罗纳三族属于迭列列斤的记载，自哀德蛮译《史集》部族志后，已为中外许多学者引述过。萧启庆始注意到东西史籍在这一点上的歧异，并十分正确地指出了解释歧异的途径在于改变蒙古人的族系观念一成不变的观念。（四）再谈迭列列斤蒙古
上面进行的讨论使我们联想起其他一些迭列列斤部落，如伯岳吾、许兀慎、速勒都思（逊都思）等。这些部落是否在阿兰豁阿以前的某一个时代，与尼鲁温氏族集团的前身孛儿只吉歹氏属于同一个氏族集团?是否以后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被划入迭列列斤集团，他们与尼鲁温氏族的远缘亲属关系也不再被人们提起了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但由于记载阙如，追寻起来已十分困难。《史集》所举的一些尼鲁温部落，虽能在《元朝秘史》和其他汉文史籍中找到踪迹，但其间区别很大。照烈氏和扎答阑氏，在《元史》和《元朝秘史》中是两个部。照烈氏曾参与尼鲁温诸部祭祖，是同族，而扎答阑氏与其他尼鲁温氏没有血缘关系。辽末，扎答阑（茶只剌）已是强部；但《史集》却将两部混为一谈。按拉施都丁记载，尼鲁温集团相互血缘最近的主体氏族，如不答惕、巴鲁剌思、那牙勤、兀鲁兀、忙兀、朵豁剌等，大都是敦必乃的后裔，其形成时间大约在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时代，或此前不久；而据《元朝秘史》，这些氏族大都是土敦篾年的后裔，其形成时间约在敦必乃时代，比《史集》所记早了两代人。东西史籍的这些差异，是很好的研究课题。
亦邻真认为，由于迭列列斤的词干derele-又有“沿、靠”的意思，而尼鲁温niru’un这个词不只作腰脊解，也当山岭讲，所以尼鲁温可能指住在山岭上的蒙古人，而迭列列斤则可能是指居住在山岭下的蒙古人，这个看法把尼鲁温和迭列列斤看作自古以来就并存的两个部落集团，不符合《史集》的解释。
而按上述分析，我认为迭列列斤与尼鲁温，实际上是蒙古人内部的孛儿只斤—乞颜氏族以自己为核心而划分的血缘和婚媾集团。如果计算的中心线发生变化，则一切都将改变。由于成吉思汗建立了帝业，他的氏族自然成为蒙古人内部乞颜和捏古思后裔诸部区分血缘远近的中心，他们氏族的传说也较多地保存了下来。可以推想，其他各部，例如属于迭列列斤集团的翁吉剌惕和伯岳吾，以及迭列列斤集团以外的蔑儿乞、塔塔儿，甚至克烈等，也会以自己的统治氏族为中心来计算各亲族的血缘远近，也肯定有自己的部落历史传说。但因为他们沦为成吉思汗家族的臣民，有关资料也大部分随之湮没，只留下一点很难连缀的片断。
到成吉思汗父、祖的时代，蒙古的氏族社会已处于瓦解阶段。血缘相近的尼鲁温诸部并未结成牢固的集团。相反，他们内部为争夺牧场、财富和权力不断争斗残杀。同一血族的兄弟勾结外族祸害宗亲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一个旧时代行将结束的标志。注释
①《史记》卷110《匈奴传·索隐》。
②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页63～320；页339～473。
③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合刊，页1～32。本节以下亦参考此文。
④《史记》卷110《匈奴传·索隐》；《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正文及裴注。
⑤《隋书》卷32《经籍志》，中华书局标点本，页945、947。
⑥《南齐书》卷57，中华书局标点本，页985，此外，《魏虏传》还提到一个厨官名阿真（应由突厥语ash“食物”+6世纪蒙古语表示身份、职业的后缀-chin构成），见页984。
⑦见前引亦邻真文，注48。在《元朝秘史》中，除了赤—臣（……者）以-n区别单复数以外，以元音结尾的名词、形容词加上-n同样变为复数，见额尔登泰等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2～53。
⑧若洛廆，《从前燕录》作“弈洛廆”，见《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卷16，页2374校勘记（1）。
⑨《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原文载《通报》，1921年，汉译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
⑩见亦邻真前引文，注46。
同上注。《华夷译语·人物门》：“叔，阿巴合”。见涵芬楼秘籍，第4集，叶14。参见伯氏《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
伯希和《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见本文注⑨。
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载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75年，页79。
见本书第五章之八《关于失必儿与亦必儿族源的讨论》。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页171；并见亦邻真前引文。
清格尔泰等《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贾敬颜《契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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