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黎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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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白话：中国当代诗歌访谈试读：
艾先访谈
艾先，男，苗族，《汉诗》编辑，现居武汉。
诗歌是否成功
中国当代诗歌最成功的是重新发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白话文的历史不过百年，而新诗的历史刚开始就被迫中断，即便如此，在最近几十年内，诗歌的发展却是突飞猛进的。
新诗的贡献
中国当代诗歌为现代汉语贡献了口语化、废话体、现代性这几个新的内容，它更可贵的是这些新内容都是针对汉字叙述习惯而做出的贡献。新诗的诞生离不开参照西方语系的过程，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自己的象形文字体系中来的，所以，基于我们汉字内部产生的变化和思考，尤为可贵。至于现代汉语和古白话的差别，估计要这方面的专家才能了解一些吧。
诗的命名
就叫汉诗不可以吗？哈哈。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首先，我不认为我们写了一百年，民国时期，写过二十年左右，四九年到七十年代，基本中断了，八十年代才又接续回来。最早写新诗的那批，在蓝棣之先生编选的《现代派诗选》里，有很多不错的诗人和作品，比如卞之琳，沈尹默。再就是八十年代，北岛、顾城、昌耀。朦胧诗之后就有更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出现了。关于诗歌的事件和言说，在我个人而言，印象蛮深的有两报一刊的诗歌大展，论坛关于乌青《对白云的赞美》的讨论（是在论坛那次，后面演变成公众事件是几年后的事了），杨黎和韩东在他们论坛关于诗歌的几次论谈，沈浩波的下半身主义，梨花体事件，杨黎的废话写作等等。
诗的标准
我个人认为诗歌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单向的，就是说，有差的标准，没有好的标准。我们起码要知道什么诗歌是差的。至于什么是诗？当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估计你什么都写不了了。
为什么写诗
为什么写诗？当你知道一束光照到你身上要经过多少光年，当你知道昨天的时间永远不会回来，当你看到生离死别总在上演，当你偶然来到这个世界而且还有话要说，你为什么不写诗？
诗和性
没有影响。
不识北访谈
不识北，男，一九八六年生人，诗人、设计师、剪辑师、导演、UPS测试工程师、又火锅创始人之一、橡皮双微运营人，暂居北京。出版有诗集《吃过1/3》。
诗歌是否成功
中国新诗非常热闹，流派四起，风云人物也不少，只是在这场百年繁华之后，我认为中国新诗只留下了一点，恰好这一点造就了新诗百年的成功：就是成熟的现代汉语的建立。其他的都不算什么，只有这一点，它让我写诗方便了太多。
新诗的贡献
可以大概来说一下。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相对而言，根据“五四”运动前后划分。古代汉语包括文言文和白话，文言文用来书面写作，白话主要用来口头说话，一般是书面语大多写来看，比较僵化、模式固定，白话大多用来说，也许会比较丰富，可是听到的少；而这两者没有什么交集——这也是它的最大问题所在。现代汉语在我看来就是普通话，我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写作方式都依赖普通话，自胡适以来到现在，现代汉语已经非常成熟，说、写、想趋于统一。这也就是它的成就了。
诗的命名
这个挺麻烦的。命名在于区别其他与彰显自己，比如新诗的提出来自于《新青年》，针对“五四”运动以前的旧体诗，主要彰显自己的新。现代诗歌是新诗发展到一定时间的总结性叫法，当代诗歌是当下时代人所写诗的叫法。新诗发展百年来，成功点在于另一种语言的建立，打通书面语（文言）与口头（白话）语的各为一体，让说、写、想统一从而更自由、方便，也就是有了成熟的现代汉语。至于白话，白话是针对文言的叫法，既然已经取消了书面、口头的区别，所以白话已经可以归为历史了。
这些所有的划分无非是时间属性的划分、语言媒介以及形式的划分。不管写的差的、不现代的、不新的，这百年来的努力，其实就是为了现代汉语诗歌。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胡适《两只黄蝴蝶》印象最深刻，百年新诗的第一首，第一往往都很容易记住，而且这首诗很短，我可以背过。冯至、何其芳、艾青这几个人我比较喜欢，其他的其实印象都不深，或者说之前有印象，在课本上都看过，但是现在完全谈不上喜欢。也就是新诗二三十年代的有一些我比较喜欢，也很明显的看到各种流派的执着点。四十至六十年代除了艾青之外几乎都没什么意义，至少对我如此。这之后就是朦胧诗、第三代等等一直到现在。关于诗的言说，从诗歌发展来说，《文学改良刍议》首先非常重要，它把整个诗歌史分为古诗和新诗；从诗歌本身来说，杨黎的《杨黎说：诗》非常有价值，他首先自觉地看到“诗”本身。关于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代诗歌群体大展、盘峰论战这些都很有价值。
诗的标准
有标准，古诗、新诗都有标准，也就是作为诗就有唯一的标准，不然为什么大家都把它称为诗呢，就算为了区分也不过是在诗这个字前面再加几个字。从技术方面不做讨论，从功能方便不做讨论，从题材方面不做讨论，从形式方面不做讨论，从这些方面讨论都无效，或者说都没有进入诗本身。从具体的诗歌文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1.诗看的是分行文字里有形的字、字所代表的意义，这些有的一面所写出来的无，也就是说诗是纠缠在有里面的无。2.古诗主要以韵律分，只不过是比较简单的规范的韵律；新诗之后从形式打破了这种规范，让韵律更自由，自由以致无穷，然而每一种独特的音节的排列都会显现出一个独特的诗人。所以说诗本质上都如1所说，它构成了标准；外在如2所说，它构成了丰富。
为什么写诗
关于为什么写诗可以分两次来谈。第一是上学的时候看到了诗，那么多人写诗，而我恰好对这些分行的文字还有些兴趣，或者说我天生对语言就感兴趣，所以我也就跟着写。第二就是上网，通过在网络写诗，我看到一些很好玩的人，在一种好玩的环境下写诗，并且竟然自觉地去写诗。语言的最大魅力在诗里，这让人着迷。而写诗也给我带来了非常实际的好处，比如带来了一些喝酒钱、一些姑娘甚至一些荣誉，更重要的是很多的朋友。我想如果我不写诗，可能永远也交不到这些好玩的朋友，那我的人生该多没意思啊。
诗和性
我会通过写诗去召唤一些我还没做过的性方面的事，有时候想想就算了，有时候会去实践。当然也有很多时候做了后才写。
陈亚平访谈
陈亚平，诗人，独立学者。
诗歌是否成功
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真正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把语言从诗歌工具的地位，解放了出来。这是“白话诗”运动开启的语言本身思考的序幕。因此当代诗歌，才有西方到东方的那一种：1.对全球语言普遍化的共同使用。2.让语言回归语言本身成为一种意识。本质上，“白话诗”运动让“西方话语主义”与“东方主义”的语言立场取消界限。至少是在东西方语言思想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白话诗”运动直接奠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最大成功处，是拯救语言。
新诗的贡献
中国当代诗歌究竟为现代汉语提供了：1.语言能指的最大自由机制。比如，音韵、排列……2.句法灵活、倒置。
现代汉语是西方语言形式演变而奠基的符号形式，它与中国古白话的本质区别在于：现代汉语是逻辑化形式，古汉语是去逻辑化形式或者非逻辑化形式。
诗的命名
我的建议是“新现代诗”的说法。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杨黎的诗歌“废话写作”的言说，是中国当代诗歌划时代的东亚思想方式的语言立场。“废话写作”的言说，代表了诗人空前的对语言回归本体问题方面的思考。例如，“废话语言观”就是对海德格尔“似乎一直在说，但他们其实什么都没说出，他们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人云亦云的‘闲话’”那一种反思。这里我提出，海德格尔谈语言“澄明与遮蔽”的追问关系，就是杨黎说的“诗歌与废话”的回问关系。“废话”对语言的误用与白用的深思，使他的语言“虚而上”哲学思辨无形中，通向了维特根斯坦的“看”和“显示”方式，也通向了禅宗“以势示禅”的悟语方式。因为西方的维特根斯坦和东亚的禅宗，同样知道语言的限度之所其然。这可能可作为对杨黎废话论的反面的理解。杨黎只不过是用“废话”来显示其“不可说”的反面，这就像禅宗必须得借助“不立文字”这四个字来“不离文字”这一相反而机的原理一样。
诗的标准
诗，已经天生的超世的“内”，在于诗本身。诗，不是在“诗本身”之外单极分化的所要还原回到什么的东西，诗，原本就属于对诗本身之外的不。诗，不是显异者，而就是显异本身。
但问题是：如果说一个诗人的诗作，在入思的说显中，达到了全诗状，就意味着一种元思的话，那诗人又有什么必要，还在诗作中显化那些对元思的剖思呢？
为什么写诗
我现在已经把“诗”，转化为“思”。因为它们天生就是有关联的。思想与诗化的结合（cohesion）看起来是如此地密切以至于思想家也不时地通过其思想的诗的特征而突出出来，而诗人，则只是通过他们对思想家的真实思想的接近才变成诗人。
诗和性
对真正的诗人来说，这个问题不用问也不用答。
春树访谈
春树，一九八三年出生于北京，当代女作家、女诗人。
诗歌是否成功
最大的成功？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成功”。也不知道“不成功”是什么意思。我写诗从来不思考成功不成功。正是生活里充满了这样的概念让我厌烦我才写诗。
新诗的贡献
当代诗歌与现代汉语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从来不忌惮用口语化、街头语和网络语言，只要它能让我的诗更丰满更生动。在这同时也许也为现代汉语拓宽了空间。
本质的差异不知道，我也喜欢看古白话。就说唐诗吧，李白的就离我很近，从心理感受来说，也是从他行文风格吧。有个诗人说李白就是当年的自拍诗人，我觉得对。
诗的命名
如果没有准确命名，就让后代命名吧。开拓者只考虑开拓。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惠特曼和狄金森，在他们的年代一辈子都没出头，不妨碍他们的伟大。你明白了吗，领先于时代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或根本没有名。你的诗会在你死后自己发言。
我认为所有成立了新流派的人都是在文学历史里有意义的，例子不举了。其次是在某流派中发扬光大、有自己特色不可替代的。
诗的标准
中国古代诗歌衡量的标准是什么？肯定是有标准的。现代诗只是换了一个白话语，标准仍在，而且不是我定也不是你定更不是群众定。艺术当然有标准，诗既然是艺术的一种，也不会逃脱被严格的审视。你说艺术的标准是什么？这得学习，有一套理论。我认为一首诗是有内核的，在这个基础上有语言的要求。形式内容完美结合，互为一体。
为什么写诗
我只是控制不住随时说出真理。这就是诗。写诗的好处太多了，一首诗顶一百片抗抑郁药片。
诗和性
敏感是会增加想象力，好坏都有可能。
大齐访谈
大齐，一九八六年生于安徽池州，现居上海，写小说，写诗。
诗歌是否成功
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是口语诗的繁荣，口语诗的繁荣也就是真实的繁荣。对诗歌来说，语言是真实的第一步。前人（当然还有很多今人）的诗歌写作最大的失败就在于虚伪的语言，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贡献了很多。
新诗的贡献
大众嘲笑现代诗是把好好的几句话断成几行。对，这就是当代诗歌对现代汉语的重大贡献。它捍卫了追求形式的自由。它以单句来达到形式感，比以往的诗歌更灵活更细致。
现代汉语和古白话的本质差异在于生命力。古白话太刻意了，现代汉语要自然得多，自然总是比刻意要有生命力。
诗的命名
命名不重要啦，没必要把百年来的所有诗歌用一个名称统一起来。我觉得现代诗这个称谓主要不是一个时间坐标上的称谓，而是观念或气质层面上的称谓。所以我觉得现代诗这个称谓相对准确。如果某首诗体现出的观念或气质土得掉渣或完全是古体诗，那即便是二一六年写的，也不能叫现代诗。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有价值的诗人很多啊，有价值的作品也太多了，说几个我名字记得很清楚的吧：《有关大雁塔》《饿死诗人》《再舒服一点》《一把好乳》《冷风景》。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尹丽川的一首诗——《妈妈》。“妈妈，还有谁比你更陌生。”写得多好啊。
诗的标准
无法确切给出诗的定义。似乎也没有必要纠结于定义。我只能给出基于我的诗歌写作与阅读所得来的感受（或者说是接近于定义的看法）：诗是一种极端的形式，它是言与不言之间的对弈，它起于言说欲却又是对言说欲的反动。
为什么写诗
因为想写啊。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因为你想问。
诗和性
写诗对我的性想象和性行为好像没有任何影响。
大头鸭鸭访谈
大头鸭鸭，本名魏理科，一九六九年六月生，现居湖北潜江。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开始习诗，后中断。二三年初进入“诗江湖”“或者”等网络论坛，重新开始写诗，同年九月创办并主持“新汉诗”论坛至二九年。迄今已在网络上发布诗歌逾六百首，二一三年成为湖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二一四年出版十年诗选《一个后湖农场的姑娘》。
诗歌是否成功
最大的成功是对自由的追求。自由带来美学上的突破、语言和形式上的突破，带来了多样性和个人化。诗写直抵生命的“存在”处境，闪耀着璀璨的心灵之光。
最大的问题是诗歌的教育。课本上关于诗歌的教育，几乎都是种桎梏。
新诗的贡献
当代诗歌为现代汉语提供了一种“真实”：美学上的“真实”，存在的“真实”，生命的“真实”。现代汉语和古白话本质的差异，我觉得还是哲学上的差异。秦始皇之后，古白话时期的两千年，几乎没有像样的哲学。如果现代汉语没有经受西方各种思潮的洗礼，没有这份资助，我估计和古白话一样，不会有这么大的作为。
诗的命名
我觉得叫“自由诗”不错。“自由”既是其语言与形式的特征，是与古体诗最大的差别，同时“自由”一词，又契合了诗歌的精神指向。“自由诗”一百年，在这个大的命名下，再可以根据各种美学特征及言说的需要，分离出不同的名称。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我阅读的不多，北岛、顾城、海子、杨黎、韩东、于坚、王家新、伊沙、沈浩波、春树、宇向等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诗人。关于诗的言说，于坚的“拒绝隐喻”，杨黎的“拒绝比喻”及《杨黎说：诗》，伊沙的“事实的诗意”，我觉得都不错。而“下半身”诗歌运动，对我个人的影响最大，直接开启了我。我对杨黎的评价最高，认为是汉语诗歌史上的一代宗师，因为自《诗经》以来几千年写诗都是从“有”写，而他从“无”写，他说“诗啊，言之无物”——他为汉语诗歌打开了另一扇门。
诗的标准
十年前我试着为诗定义，叫“诗是通过语言展现的关于心灵的美学”。现在我觉得“诗是携带个人信息的一种语言游戏”。我认为诗歌是有标准的，通过以上两句话，我能提炼出的标准体现在这些方面的表现：语言的品质、呈现度、自由的心灵、审美、个人化、游戏性（修辞只是游戏中的一份）。
为什么写诗
我写诗还是为了表达自己。也许每个人都有表达需求，只是方式不一样罢了。而恰巧在诗歌这种表达方式上，你感觉还蛮适合自己，或者说因能力局限，你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所以就只有写诗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同时选用了很多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写诗对世俗生活，是有损害的，我感觉，人的精力有限，你在这里投入多了，在别处就少了。写诗的好处是提升了一个人的审美能力和自由思想，可以获得另外的愉悦。会拥有双重的生活：一份是生存的，一份是美学的。这两者既可以融合，彼此提升。但也有可能相互撕裂。
诗和性
我觉得唯一的影响是，有些性，得到了观照与追忆，甚至，通过诗写而成了一件“艺术品”。
道辉访谈
道辉，一九六五年生。一九九二年初创立“新死亡诗派”。
诗歌是否成功
最大的成功是语言仿写进入性情诗学与修辞批评的态度；没成功的话是未从栖居的形式迁移。
新诗的贡献
胡适的第一首诗破坏了中国人的情感或是思维的表述系统，为此生活着的人方才有着“诗意心灵”的随口说、随手写的切置能力，这即是现在诗歌与现在语言的紧密关系与肯定。那么，传统的背面仍还在历史的钩沉中存在着，所谓的“新机制降临”仍有着一种未曾彻底背弃过这一个生活本质上思考的误差，由于我们仍要在建构新的历史冶炼中确实又被一个无形的巨大无比的原生成缘力学掌控着，犹似生人，要为人父，但也是要簇拥他人为父相同，这，也是现代汉诗语境进入原生力尝试的由衷或是无奈。
诗的命名
指陈现代诗命名，同去指责批评人的失责及缺席一样，诗中确实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制来给诗写者们下定了必须去说“标准的北京普通话”一样，我们为此在从属于自我的地方特色和“百年白话诗”襁褓式的晃荡中对峙与迷茫了百年之多，在语境流离出口的普泛化情形下，诗学比较可把一百年的灵魂扩略化亦可把灵魂的恍惚生动性跳蚤化，诗学趋向人学的阐说并不可能使生命自身存在更具有鲜明荣辱的掠入意义，更为靠谱的应是自我寻找和见识的逗留。如是：我们意识上是把一个世界当做一个小地方，抑或在同一个村子内，把邻居当做另一个迥然存在的世界。我们虽是活在诗中，但仍还在毫无目的性的轨迹沿续上寻找——那能给生命结局有一个自圆其说的灵魂现身的可能性。在这里，现实社会的掠取值高于并淹没一切，失劫或是陷落，命名比之投石问路更为结巴无力，这即是批评人的咎由自取。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我曾在多个研讨场面上说过，在三十年前阅读到艾略特或意象派的诗，跟三十年后阅读到的，自己亲同感受或者由此习性衍化诗学的表达成见将是两码事。也可以这样，我若在一百五十年前创立“新死亡诗派”，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立的，这一种表达模式也确是这一“派系”的两码事，其栽种期望与收割效果，应有见识层面的天壤之别。由于自我经历过社会变迁动荡的盲失，问题一时也就无从头绪说起，就别说一个一百年的界限更别说在一个泱泱诗歌大国的诗歌或是语言学方面的指三道四了。价值体系千差万别，像从想象力抵达幻想之巢那般，我们往往望其项背而痒在触摸地土的脚趾底，一个贵族家门口的笼犬大抵得过几十个贫困百姓的命，在清寒辽阔的大地上仍有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仰望微弱的星光充饥止渴，这，是否归属于语言阅读的动机和遮蔽？就我个人而言，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免去谈论能读到哪一位诗人的书，恐怕，当时的生存困境要见得用上一扎方便纸都难，这，就很自在地在自己完全封闭窒息般的生存情形下，所有的情感、思想一节节一天天地枯卷腐烂掉。我们面对面阅读的应是自己的生命肉身是怎样活下来，却不是如何来享用一下诗意的美学的上升。可以说，在当下，一旦回顾自己文化层面的经历，也只有记住了寒酸和困苦、单一、混乱以及恐惧。
诗的标准
在前面我谈到仿写以及衍传的诗的说法，若拿来套用诗的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即是手艺匠打制出来的“一种弹簧模具”。新诗不止一个百年，应还有一千个百年，在这之间，我们截取于“一个标准”，那，以后如何延续和界定？今后的诗将都是分叉的吗？个人的信仰仍是以宗教为准则，那么有多少宗教派系就有多少标准；宗教最能代表叙指个人上升至精神的一种教义——善恶之分方可为上乘的标准，相当对等于个体生命行至诗歌吟唱转化布诵的岔口，这样的具有几千年宗教精神高度的东西也可能靠近了所谓的标准定性，当下新诗，似乎要定标准还为时尚早。对比之下，古诗的分野是较为明晰的，李杜历经政治和历史的修整与普泛化后是已堆积和耸立在中国人自学必修的精神的巅峰，他们，可能是较为有一个尺度地摆在日常课桌和传授食舍的“诗理”标准；而白话诗一百年，以谁为这一个诗理尺度的标准，胡适、艾青、舒婷的朦胧诗派等等，谁敢于评定他们为将是下启经典千年万世的中国新诗标准？！我认为，拿新诗来界定标准这个词，确实有着概念颠覆意义的“套玩”。且有着一点儿，自己来说“标准”，是想来树立“自己的标准”，在系统诗学或是人生阐释学确立不起来时，过早提出标准，实属割据、断裂和否定时间背景以及他人文化运动赎动沉寂空白的等量齐衡。
为什么写诗
世界发生了变化，是微信诗时代的降临，在微信上写诗，我说过一句话是一种“没有心脏跳动的人在写诗”。问我为什么写诗，有如下两点：一是以饱满的诗性语言来与隐秘的智慧和黑暗势力为对抗武器；二是自我情感内世界获得宣泄和快乐的一种通往条件。我从前写诗是，被他人说是在缺教养和缺食物的双空白纸上的爬行动物，但至少仍是有点墨水般地显露山水的遗迹，可供给后人拾页和编码，世界由此也有读万卷行万里的励志称号。但微信人电光一闪，世界浮光杂色集束于手指尖上，每人有每人大小快慢的手指，每人都顽执、癫疯、自觉、自奋，不顾及周遭、环境、他者什么的，世界，是否仍还保留有诗意可择取栖居的一个大踏步跨入门槛的世界？！
诗和性
性是否变化为可研磨进化的“人性”，便有着诗学美学上的双侧向阐叙，试论它的条理则明晰起来。在这儿，论性与诗的美学，对我而言，或许是产生灵感交被的一个连接通车的途径，很美好的很亢奋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犹似我们要寻找灵魂存在与否，来头磕墓砖求答案那般，一时把“死亡之身”当做是其包裹着的“鲜活人性”，可能的超出一般的诗学意味上的修辞之“性”了。自性与异性互动开启，承当了人的感官和欣赏的娱乐作品，比如是在肢体语言方面的，舞蹈、猎杀或古罗马时的角斗士行为等等，在这里说性，应是实指器官方面的，它，应是人自体更为深层上的触觉和欲望——一时尚可使人失体、恍惚和产生迷幻的注脚或是韵奏；性、阴、死亡，大阴、大性，在这里，我无意把“死亡”当做是人的真正本意层面的性，实属是关乎诗性仍是阴性的一个侵蚀部分的原生成想象力发掘的问题了。
朵渔访谈
朵渔，七后诗人。现居北京、天津两地，主持共同体出版工作室。
诗歌是否成功
相对于旧体诗，当代汉语诗歌最大的成功是拥有了一套相对自由的表达方式，可以更宽泛地容纳和自由地表达当代情感、思想、逻辑和困境；就其自身而言，当代汉语诗歌拥有了自己的语言机制和文体合法性，这是基于百年来的实践基础上的，是基于一大批相对成熟的经典诗人和作品基础上的；相对于其他门类的当代艺术，汉语诗歌在其创造性、思想性和精神气质上，都有过之。
新诗的贡献
如果我们狭义地去理解现代汉语，就是指的普通话。普通话就是现代官话，有其高度标准化的发音和语法系统，是现代官僚统治的工具之一。当代诗是对这一语言机制的丰富和制衡，它在丰富现代汉语的同时，也在挣脱它和解构它，同时建构起一种更为个人化的、自由言说的语言机制。我至今认为古代汉语中那种自由创造的、不被现代语法所规范的言说方式，依然是迷人而有效的。当代汉语诗歌不仅保留了汉语中最精微的神经元，保留了妙至毫巅的语感和优雅的汉语性，同时也保留了诗人个性化、人性化的东西，就像一种投放在汉语坩埚里的净化剂，不至被党化语言完全污染。
诗的命名
不同的说法，针对的是不同的言说对象。当我们叫它白话诗时，与之相对的是文言诗；与新诗相对的是旧体诗，现代诗对应的是古典诗，当代诗则是在当代性艺术的整体背景下提出的。不能说不具有当代性的诗就不是好诗，李白写的是好诗，但不是当代诗。当我们强调某一个面相时，就会将另外一个面相置于背景之上。当我们命名一种艺术面相时，事实上也将其对应的背景呼唤了出来。艺术的发展路径似乎总是在互为背景、面相转换之中完成的。因此，命名策略就是对艺术面相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个人化的（风格），也是具有时代性的（潮流）。个人化风格与时代性潮流互无必然关联，但万川皆入大海。从万古流的角度来看，能自由自在地流淌几年就很好了。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我们写的是一种诗吗？从潮流的角度讲，是；从风格的角度看，又不是。因此，我们虽然写了一百年“这种诗”，却也留下了各自不同的说法。我能坐在这里默念出来的：白话诗、我手写我口、戴着镣铐跳舞、全民写诗、新民歌体、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令人气闷的朦胧、三个崛起、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废话诗、下半身、口语、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这些说法各有其价值，都参与和影响了百年新诗进程，对汉语新诗而言，都是一种经验的积累。我比较烦那种罢黜百家独尊我术式的真理在握的架势。哪一条都很难说是方向，是真理。荒原径流而已，没那么牛逼。
诗的标准
这个问题多啰嗦几句。标，《说文》段注：木杪末也。杪末，谓末之细者也。古谓木末曰本标。标在上（古以聚物之聚为，上必有覆冒之也），故引伸之义曰标举。准，段注：平也。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水平谓之准。因之制平物之器亦谓之准。《汉志》：绳直生准。准者，所以揆平取正是也。因之凡平均皆谓之准。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新诗需要“标举”一个如水之平、如绳之直的“制平之物”吗？我觉得没必要。与其说需要一个标准，不如说需要一种诗歌教养，教养有了，一种自我标准也就自然生成了。事实上古诗也难说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诗式》《诗品》《文心雕龙》，也仅从风格上评判。《诗品》用“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论诗，也并没有提出一个“标准”，倒是对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类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当代人对新诗有一种“标准焦虑”，苦于“随其嗜欲，商确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希望能像“诗三百”那样，能一言以蔽之。但“诗三百”也就是“思无邪”而已，哪是什么标准。“标准”的焦虑源于评判和接受之难，谁都希望将“标准”握在自己手中，用一把自制的美学尺子去衡量天下，但环肥燕瘦、楚王好细腰的事情，怎好拿自己的尺子去量？如果将这把美学的尺子交给大众，诗歌会不会就此窒息而亡？我们也曾存在一种党派标准，但它已然失效。当然我认为还是存在一种“行业标准”的，这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某种共识。张木匠被甲夸上天，被乙贬入地，这样的事情也会在诗歌行会中出现，但大多数时候这不是一种美学失察，而是道德事故。“什么是诗”的焦虑则源于新诗文体的合法性。关于这个话题，我写过一篇长文《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摘录两段如下：诗在它最初的源头上与“神”相接，无论是在“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远古时代，还是荷马作为全体希腊人教师的时代，诗的合法性都建基于它是“神的语言”，它从“神”那里领受戒律，代替神说话。当中国进入礼乐轴心时代，西方进入柏拉图的“哲学王”作为立法者的时代，诗人或者成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城邦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属人的还是属神的传统，诗歌从神那里获得的合法性已渐渐消磨殆尽。在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人道主义框架下，无论是康德所提倡的“无目的之合目的性”的美学标准，还是黑格尔所提倡的投身历史进程中去影响世界，艺术主体性的确立与扩张是一致的。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上帝缺席，诸神隐匿，海德格尔甚至完成了对诗歌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双重抽离，诗歌变得越来越无导向性，越来越虚无，成为游荡在这个民主制的现代世界的一个幽灵。“什么是诗？”即便我们回溯到诗的源头，依然无法解除我们心头的疑惑。在古典时期，无论是“言志”还是“神启”，诗都有一个独立的、坚实的基础和空间。当现代性将古典主义美学重新熔铸之后，当诗歌失去了神学的依托后，自柏拉图、贺拉斯以来的诗学理论顿时变得眩晕起来，“什么是诗”重新成为一个问题。孔子口中的“诗”与我们当下所写的诗还是一回事吗？柏拉图笔下的荷马还能称作所有诗人的老师吗？那堪称源头的古老教诲还能作为我们现代暗夜里的光源吗？经过现代性洗礼的诗歌，在取得了文体合法性的同时，却失去了可以评判的基础和标准，诗歌转过头来开始质问自身。诸神不在了，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了。“为所欲为”带来的后果却是“诗人何为”的深度困惑。如福柯所言，文学已经被置入“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当中。这是一个独属于现代人的新问题，“它几乎不比我们更老”，福柯说，“所以，关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正是随着马拉美的作品，它才进入了视野并得到了表达。但文学本身是没有年岁的，它和人类语言本身一样没有一个年代学或一种公民身份。”布朗肖则认为，当文学成为一个疑问时，文学的自我意识回归到文学本身，文学才真正产生了。也就是说，文学就产生于它失去源头和身份的那一刻，它孤立于这个现代性的世界，成为无法被招安的幽灵。而其所隐含的深度内涵，则是一种全盘否定人的主体性和人为万物尺度的冲动和倾向。
为什么写诗
面对杨黎的这个问题，我又认真问了一遍自己：你可不可以从此不再写诗？我的回答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首先是一种习惯，如同烟瘾酒瘾或性瘾，戒除很难，也很痛苦，会失去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乐趣，人生会变得无趣，了无生机。其次，写诗是一种无害的技艺，可以让我消磨掉不少光阴。人生无趣啊，老杨，而我又只精通这一门手艺，如同楔入体内的一根刺，现在，它已与我的肉体和心灵连为一体。第三，写诗是对我生命的一种牵引，一种朝向高出、信仰的牵引，如果失去了这种牵引，会带来一种绝望和虚无感，因为我觉得，我似乎已经看到了那个高度和光亮。这就很要命了。
诗和性
这个问题很本质，也很杨黎，赞。诗和性，天然不可分。我的写作，就是生、死、爱、欲，而性，我通常把它放在欲的观念里来观察。这是一个更为普遍、幽深的人性主题，是一个取之不尽的黑暗矿井，里面有一个黑上帝。想穷尽性，就如想穷尽人生一样艰难。当然，性总的来说是美好的，那些美好的性，像人间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我召唤它们来到我的诗里，如此新鲜，又如此生动。
而戈访谈
而戈，诗人，编剧，影视策划人，现居北京。已出版诗集《这是尾巴》《LIKE WHAT》。主要作品有《性压抑之诗》《大象》《别动：献给此刻的你》《我发光的朋友们》《麻木》，以及电影剧本《放飞鸽》等。
诗歌是否成功
我有一个判断标准：如有仅仅一个人一百米九秒跑完，那就说明人类已经达到百米九秒的速度，而有仅仅一个人吃不起饭，那说明人类依然吃不起饭。这是我的乐观和悲观，并建立一定的工作方法。以这样的判断方式，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是成功的，在于，这儿已经出现独立态度的言语。这种独立态度的言语意味着诗人已从公共（国家、民族）美学、公共（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等脱离，不依附任何话语体系，仅仅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并有能力对周围的现实事件作出准确反应，这是最大的成功。当然，我只强调反应的准确，而不是反应的正确。虽然这只在极为少数甚至罕见的诗人身上存在，但，它已经成为事实。
新诗的贡献
很难去确定一个新的机制，或者老的机制。从我个人的认识而言，我认为判断的方式从内部来看，是意识形态的完善，从外部来看是对于个体做出的反应的观察。从这个角度，当代诗歌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工作方向——优秀的意识形态提供准确反应的基础。至于当代诗歌给现代汉语提供新内容，如果是从题材角度那是低级的，从语言角度，我认为是提供了自由语言状态的样本。另外，认识的写作作为重要的属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且在更大的语境里，互联网之后，汉语作为一种方言，英语也是一种方言，都在同一个巴别塔语境里。最早的认定：诗是无法翻译的部分——这已经完全逆转，在巴别塔的写作语境里，诗是可翻译的部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汉语的新东西。
古白话语和身体是缺乏关系的，在做反应时，人是作为割裂的状态，也就是说，说古白话的人做出的反应是通用的语言系统做出的标准反应，而不是个体的。而现代汉语言说者做出的反应是统一的，是“我”做出的反应，而不是一个文化体系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做出的反应。在这里除了个体对于存在的感受发生很大变化之外，重要的是感知自由的概率提高，新的体验新的经验出现的概率提高。还有一点，就是普通话的普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别：文字的统一到语音的统一——这无疑是现代汉语非常伟大的一步。
诗的命名
命名总是相对的，大概关键在于这个命名要相对一个什么，或者，希望走向何处，关键还牵涉到是为一群人命名，这多少有些为民请命的感觉。对于我而言，我认为诗就是诗，就像数学就是数学，物理就是物理。作为一种职业，我认定我自己是一个写诗的，而不是一个写什么诗的。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如果是一群人写一种诗写了一百年，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而这又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意思是，我并不认为一种诗一些人来写了一百年，这场景想象起来都十分恐怖。白话语并不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改变，事实上在这儿到现在为止，都不存在主动选择的改变，都是被别人的先进，或者内部的崩溃逼迫做出改变。这种动因导致在做出改变的动作之后各种混乱，各种似是而非的标准以及各种理论。我认为是直到当代，才有了主动选择改变，把“诗”从一个混乱的意识形态语境里提纯出来，并建立个人形而上追求，这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的面貌。然而，这种结束仅仅在个体身上出现，并不是集体的，然而这才是有价值的。
至于这一百年里的诗人或作品，我只能从我个人的写作认识出发，而不是从一个语言进化的角度去谈论每个贡献者的丰功伟绩。对我而言，杨黎的抒情抵达认识，方闲海的作品意识，以及张羞言说的姿势（姿态、形式），对我是构成丰富的营养的。而在我写作经历的认识来看，作为节点上的认识，我认为杨黎和于坚分别以口语和书面语的角度刷新了汉语，而我认为口语书面语的概念也是到他们为止。以他们为标准，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在各自工作的方向上工作量和工作品质都非常充分，还在于他们都有各自的认知系统并具备自洽的特质，这是我认为的作为完整的诗人成熟的标志。在他们之前，我认为汉语写作混乱不堪，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另外，我非常欣赏的另外一个诗人是于小韦，诗作为一种分行的工作，于小韦提供了发光的范本。
诗的标准
对于诗的界定，在前面的回答中，我强调了两点，一是诗是认识的，二是诗是分行的。认识是本质，分行是形式。然而在这儿，几千年来诗人并不把认识作为写作的最高标准，偶有认识为特征的作品显得凤毛麟角。在分行方面，这些年产生的各种标准，口语、语气、语感等等，无不在给分行工作作出界定，这其中包含着比较复杂的语言认识。
在中国古代，虽然意识形态低级，但它是完整的稳定的，写作者很容易在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写作的对话对象也很清晰，不是皇帝就是天地。白话语破除了之前低级的意识形态，但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各种稀奇古怪的意识形态疯狂抢夺话语权，在这种混乱中汉语的居民对于世界完全丧失反应的标准，因而一种普遍的“先验的迷惑”导致的“反应的混乱”成为事实。对于一个当下的诗人而言，作为一个形而上的工种，“陷入先验的迷惑”主要与诗人对自身工作的认识有关。这取决于诗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的诉求，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世界终极的预设，对于自身语言工作的规划设计。这其中充满悖论，一个人不知道一就没有二，不知道二就没有三，不知道三也没有一。谁能脱离这种悖论呢？到目前为止，汉语只给出一种答案：天才。
诗的标准我依然认为只对于诗人自己有效，对我而言，依然是强调感知自由的概率的增减为标准。至于下启万世……
为什么写诗
在我的诗集《like what》的自序里我也说到：写作的前提，是认识到自身对自由的感知存在缺陷，才付诸于写作这种劳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充自我对自由的知觉力。由此一切观察得以展开，探寻各种可能，写作也因此获得延伸，最终成为一种存在的形态。至于写诗的好处自序里也提到：我热衷一种创造的愉悦，那就是没有好诗，只有好诗留下的痕迹，我做的是捕捉痕迹的工作。总而言之，对我而言，写诗是关于自由的修行。
诗和性
是啊，性变成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糟糕的事实吧，无论在别处，还是在这儿。
法清访谈
法清，一九七年生，河南桐柏人，现居湖北。独立诗人和学者。曾创立垃圾派，后抛弃。现开创新型诗。著有诗集《沙滩上有沙》《诗人比武指南》《一定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文集《中国人的问题》，诗论集《一个人的写作》。“中国.成都芳邻旧事诗歌奖”获得者。
诗歌是否成功
诗歌是一种反叛，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东西，它可以对抗、消解、解构强权和某些庞然大物，大一统。所以，要说中国当代诗歌有所成功的话，那就是诗人中的傻X相对少些。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益于诗对语言的改造和主导。是诗人首先对抗和反对了某些词、句子、句式、说法和语法，进而颠覆了他们的语言，造就了一种新的汉语。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六十年来，权力对语言的污染，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种被污染了的语言统治着中国人的大脑和生活，统治着中国人的看和说，看见和想到，甚至梦境和性，也让中国人处于失语状态。诗清洗掉了这种污染，让语言回到朴素的自然的清新的纯粹的达意的能指的可以言说的状态。当然，这种对语言的改造和使用，还只是在部分诗人这个小圈子里悄悄进行着。圈外人、大众和某些老套诗人，对当代诗还有一些认知困难，读不懂，不知道当代诗人在干什么。而且总是以讥笑、嘲弄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新东西。这是正常的。传播、接受和改变，都需要时间。
新诗的贡献
诗确实和语言紧密联系。诗的变化，首先就是从语言的变化开始的。当代诗人受惠于西方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对语言的认知，已经非常深刻和成熟。这里不再一一赘言。中国当代诗人对语言探索的兴趣，也一再被引燃。每一个当代诗人，几乎都是从对语言的重新认知和探索开始，从而达到对诗的认知和探索的改变的。诗发明新词，诗发明新的句式，诗创造新的语言。
正像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所说，中国汉语，到上个世纪，已经被污染得面目全非，权力几乎渗透到每一个词上面，对词进行了异化、丑化和固化。词已经不能达意。人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正是中国当代诗歌，清洗了词上的污染，让词回到它的本初状态，身体的、可触摸的、日常的、非比喻的、人性的状态。这就是当代诗歌为汉语所提供的新内容。人们之所以现在能如此说话，全得自于当代诗人的努力和开拓。
现代汉语和古代白话，当然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知识型的不同。古代白话对应的是农业语境，它的词，都是类比的，农业的，熟人社会的，乡愁的，抒情的。而现代汉语对应的是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或者叫网络时代。它的词是工业的，消费的，陌生人之间的，精确的，非抒情的，异化的，变态的，心理学的，哲学的，或者是计量的。现代汉语和古白话，是两种人使用的语言，它们并不相通。
诗的命名
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当代诗歌，每一个说法，都对应着一个小的时期或者分期，它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概念，并不能互相替换，也不能相互包括。比如白话诗，可能专指胡适那个时期的诗，它是相对于文言文而命名的。新诗，这个概念广一些，它能包括白话诗，但对当代诗歌来说，它又是一个旧概念。现代、当代，这两个概念本身就需要辨析。所以，也只能专指一个小的时期。以上五个概念，都不能用来命名一百年来的汉语诗歌。为一百年来的汉语诗歌找到一个名字，好像没有太大必要。我读到的几本文学史，好像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一百年来汉语诗歌本身就有一个变化过程，而且变化得还比较大。所以我建议诗歌史研究者，可以以小的分期，或者以流派来研究这一百年来的汉语诗歌史。
顺便植入一个广告，这就是我的专门用法，我把自己这些时期的诗，叫“新型诗”。所谓“新型诗”，是一个受福柯“知识型”启发而得到的概念。在我命名之前的所有汉语诗歌，我统统把它叫做旧型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以往的汉语诗歌，无论你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口语的。无论是学院的，还是民间的。其实他们是同一种诗，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语法是一样的，写作进路是一样的，背后的哲学是一样的。这种旧型诗表现为抒情的、乡愁的、农业的、隐喻的、现实主义的、类比的、中国式的。汉语需要一个结构或者语法上的彻底改变，改变成一种不同范型的或者不同文化的东西。用这种汉语所写的诗，才是“新型诗”。所以以我的分法，汉语诗歌只有两种，旧型诗和新型诗。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一百年来的汉语诗歌，我自己大体把它分成四个分期，分别是：开篇寻找合法身份期、探索成长期、沦为政治工具期、回归成熟期。这是个粗略的分期。第一期也就是胡适那一代，他们当然功不可没。第二期也就是合法身份初步确立之后，那一代诗人，也就是四九年之前的那一代诗人。这一代诗人所作的探索，已经有相当的成绩，闻一多、李金发等等，都可算大家。第三期可略过不提，因为没啥好提的，那是汉语诗歌的黑暗年代。第四期，就是第三代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汉语诗歌。这一时期可算一百年来汉语诗歌的最好时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语诗歌已经成熟，可比肩世界其他国家的诗歌。具体的人、事件、理论、诗歌文本，我就不一一列举，那样会搞得非常长。
诗的标准
我对诗的定义是，诗者诗也。诗就是它本身。这个定义看似同义反复，但它却别有深意。诗不是别的什么，诗就是它本身。这才让诗回到了它自身，而不再考虑诗的功用、诗的写法、诗与其他事物的关系。那么，什么是诗呢？回答是，诗就是诗。这就好像在问，杨黎是谁呀？我们当然可以说，杨黎是一个诗。杨黎是杨又黎的爸爸。杨黎有五十岁了。杨黎是那个正在谈恋爱的人。你看到没有？这都是以外在的东西，在谈论杨黎。那么，这时候那个听者，会不会知道杨黎是谁呢？我相信他不会知道。怎么办？把杨黎拉到他面前，告诉他，喏，这就是杨黎。他看一眼立马就知道了。所以，对杨黎是谁的最好回答，就是“杨黎就是杨黎”。诗是什么？什么是诗？诗就是诗啊。以语言、形式、语法、功用、体裁、阶层等等来谈论诗，都是诗外谈诗，都只是谈诗的某一个特征。一个事物不是它自身，还能是什么呢？只有认清了这一点，你才不会把诗绑架到别的方面去。虽然我再一次感觉到了语言的无能，面对这个问题我本应该沉默，但我还是说了一大通。诗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有，那就是它是诗的。
为什么写诗
为什么干某件事，其实有一千个理由，或者根本就没有理由。我们在做着它，自然而然地做着它。天长日久，人会反思，或者有人会来问，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呢？这时候，我们就装起来，要想一个高大上的理由，或者找一个看上去是那么回事的说法。这都是人性之劣，人的虚伪在作怪啊。回到问题上来，我为什么写诗呢？问题是，不写诗，我还能干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真的很无聊，我有大把的时间，我也有很多困惑，我还不想白白地活一生，我怎么办呢？我写诗！我无聊，我写诗！写诗写几十年后，我发现，还有一点点让我欣慰的地方，那就是，我的生命有所寄托，有了一点点存在感。这说起来都是泪啊。
诗和性
几乎没有。相对诗，我更爱美女，我喜欢做爱！我几乎没有写过爱情诗，直接写性的诗，也很少。
凡斯访谈
凡斯，男，一九五八年生于广东，祖籍湖南。自小喜欢画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出版过个人诗集《机器马》《肖像》和多部与他人合集，七十年代与诗歌同仁合办“地下刊物”《绿洲》，共九期，九十年代独自创办先锋诗歌民刊《原创性写作》，共出四期，垃圾运动发起人，二四年出版先锋诗歌民刊《垃圾运动（创刊号）》。
诗歌是否成功
最大的成功是让诗歌又开始能说人话。
新诗的贡献
上面说了，新诗的成功就在于让诗歌能说人话。我口写我心，证明语言与口有关，口与心有关，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诗都必须与心有关，它是感动层面，不是感知层面的呈现，也就是说，诗不是知识，是知觉。再说现代汉语和古白话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应该这么问：现代白话和古白话有什么本质差异。因为现代汉语包括了现代书面语和现代白话。
现代白话与古白话的本质差异是心的不同，相由心生，古人的心和现代人的心是有差异的，所以，心象必然有差异。另外，工具也会异化心灵。
诗的命名
我对这种叫法不是很在乎，约定俗成，只要大家都知道是指这种东西就行。
一个概念的形成它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所指的，是相对的，动态的，新对旧，古对今。我们说的古体诗涵盖了两三千年，甚至更久远，在这久远的时间里，并不是只产生同一种诗，楚骚、汉赋、唐诗、宋词都不是一类的东西，当时就没有古体诗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出现这种与过去不同的新诗体，一下就把这两三千年的不同诗歌装一筐里了，放大了它们的共性，抹杀了它们的差异性，统统都把它们叫古体诗了。
古体诗的概念是对应现代诗概念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并不代表这些诗当年的属性。现代诗概念的产生，代表的是当下诗歌的现代性，并不是指时间概念，譬如，唐朝时写楚骚汉赋，并不能将这些诗称为唐朝的“当代诗”或“现代诗”，又譬如现在的现代人新写格律诗，也不能说是现代诗或新诗，一切都约定俗成，现代诗讲的是现代性。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新诗百年其实是新诗的“学龄期”，或叫“习作期”，站在人类诗歌一线高度来讲，中国新诗刚刚毕业，还没成熟，还没代表当下人类上场，为诗歌打开新的空间，为人类诗歌提供新的生长点。换句话说，中国新诗一百年，还没进入“创作期”。
百年中国新诗，是一个诗歌舶来的百年，也是一个翻译诗歌的百年，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用一百年跟上人类的脚步。中国百年新诗中最优秀的诗人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北岛等等，都是翻译体，他们的贡献是把人类已经一次次打开的新空间，填上汉字。他们对中国百年新诗有贡献，对汉语诗歌有贡献，对人类最近百年诗歌没贡献。中国百年新诗没有产生全人类层面的诗人，也就是说，中国百年新诗没产生大师。
我对人不止一次说过，当下的中国诗人或艺术家是不幸的，他们再也不能用舶来的东西获得贡献，人类打开的任何艺术新空间都被人填满了汉字，他们和全人类一样迷茫，无路可走。但是，当下的中国诗人或艺术家又是万幸的，他们终于熬到了和全人类同在一个起跑线上，迈出的每一小步都代表全人类在艺术上的拓展。
诗人或艺术家与诗歌票友和艺术从业者的区别，就是在于诗人艺术家必须为诗和艺术打开一个新空间，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而诗歌票友和艺术从业者只需消费诗和艺术，在现有的诗歌艺术的空间里行走。
诗人和艺术家有为诗和艺术打开新空间，提供新的生长点的这一使命，所以，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诗人、艺术家，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观察世界、表述世界的角度，一种观察和表述世界的新的可能性，它和善恶无关，和真假无关，甚至和美丑也无关。
诗的标准
诗歌是有标准的，有唯一永恒的标准。不但古代诗歌有标准，现代诗歌也有标准，但它不是“兮”，不是“格律”，不是押韵，也不是白话口语，这些都是呈现心象的工具或载体。
诗就是相由心生的心象，它是心在感动层面而不是感知层面的折射。诗不是知识，不是学问，是智慧。诗不是哲学、宗教、政治、伦理道德，诗是哲学、宗教、政治、伦理道德的心在感动层面的折射。它不是告知你什么，而是让你感受到什么。
人心在变，材料和工具就会变。“兮”会死，“格律”会死，甚至哪天口语和白话也都会死，但诗不会死。只要心不死，诗就不死，它只是改变了它载体的形态。
为什么写诗
心在动，必折射成象，有感，必想发，它可以是分行的文字，可以是画笔下的图像，可以是一个到处喷的垃圾桶，可以是一段呈现心象的行为，如我们最近进行中的“诗行天下”，不管这个世界发生多大改变，它们都是诗。“写”诗的好处不但能给我有发泄的通道，还能有感动他人的快感，不但有感动他人的快感，还能让我有机会在某一天，能向全人类提供一种属于我名下的新的独特的观察世界和表述世界的角度，一种属于我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证明我活过。
说句时髦话说，我在刷存在感。
诗和性
回答杨黎先生这个问题，在我，这个问题你应该反过来问我。写诗与性，在我影响巨大，关系密切，不可或缺。在我，是性和性行为影响我的诗想象。
我十六岁开始写“诗”，那年是1974年，我性成熟得晚，当年性开始懵懂，我“诗”也懵懂，后来我性和性行为开始成熟，我才写出了我此生中的第一批诗，那是1980、81年，我的处男身也是这一阶段破的。所以在我，写诗，性绝对重要。
回答完毕，感谢杨黎你给我这废话的机会。
方闲海访谈
方闲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出生于浙江岱山。主要诗歌活动：二一三年担任第一届“橡皮文学奖”评委；二八年创立“黑哨诗歌出版计划”，推动中国非主流价值观诗歌的出版和传播；二八年出版个人诗集《今天已死》；二六年至二九年任《诗歌现场》编委；二一年以“口猪”为笔名，在中国最具先锋色彩的“诗江湖”网站发表诗歌，多次参与诗歌论战，并任网刊编辑。
诗歌是否成功
我无法以成功或不成功来思考当代诗歌的真相问题。
新诗的贡献
提供了什么？不知道，也不太关心。现代汉语和古白话，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关于人类沟通的科技，而科技总是在朝前发展。
诗的命名
觉得这是一种命名焦虑症。什么叫法甚至写法都可以自由存在，混沌的景观最迷人。最好少编教材。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我拒绝回答这个线性的问题，太功利。
诗的标准
永远反对诗歌的标准说。隐隐约约，诗，语言世界的密码。我觉得不存在——到底什么是“诗”？——的问题，只存在——诗是什么？
为什么写诗
说来话长。归根到底，是，诗在写我。我能有什么好处？
诗和性
七是我的幸运数字。七也包含了性。写诗是抢七。
高星访谈
高星：祖籍河北枣强，写诗，作画，旅行，收藏。出版图文书《向着西北走》《人往高处走》《中国乡土手工艺》1-3，诗集《转山》《壶言乱语》，评论集《镜与书》《夸夸其谈》。
诗歌是否成功
成功有三，割裂了中国传统诗意，呈多样性；语言开启无穷尽的可能性，全是废话；纯粹是个人化写作，作者读者统一。
新诗的贡献
各种言说的可能性和穷尽言说的自由。象征不再重要，白话不白。古代白话是文言的翻译，现代汉语的独立和自满自足。
诗的命名
其实所有的概念在对话者之间是心知肚明的，不管如何称呼，都言之有物。比如你问我现代诗，那就是我们关注写作的所谓第三代这类人群的这些诗。如果你问我口语诗，那就是阿坚、于坚、韩东、春树、伊沙等一些字面上可直接阅读的诗。如果你问我废话诗，那就是你、小竹及身边人的那些诗。如果用历史眼光命名，似乎涵盖一切，那就是诗歌文本，包括写古典诗词，包括写顺口溜、应景诗、汪国真。但其实我们身边有些朋友，是在这种圈子状态，但文本却是抒情或写实主义的，只是我们不能太苛刻挑明，或视而不见，比如巢哥、蓝石、苏历铭、中岛。所以过分纠缠概念的意义，只有在你研究谁时才有意义。
印象深的诗人和作品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没什么价值。这个问题是无法设定标准的，记住也是多种原因的。发展是和我自身写作发展有关，那肯定会有北岛的回答，韩东的大雁塔，杨黎的三张牌，西川的芳名……要说理论当属杨黎的废话，说是身体力行，且深入我心。当然，他也不会认可我的。
诗的标准
标准是同道人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抽象来说小孩的一句话也可能有伟大的诗意。总之诗是拥有语言的趣味变形，才脱离了直白，尽管废话说的是废话，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诗。
为什么写诗
在面对死的恐惧和爱的冲动及时间空间的无限与绝望时，诗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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