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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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试读：
第一章 拓跋弘生平
一、生平
中文名：拓跋弘
民族：鲜卑
出生日期：454年
逝世日期：476年
政权：北魏
庙号：显祖
諡号：献文皇帝
陵墓：云中金陵
年号：天安，皇兴
二、子女
孝文帝元宏，生母李夫人（追封思皇后）。
咸陽王元禧，生母封昭儀。
趙郡靈王元幹，生母韓貴人。
高陽文穆王元雍，生母韓貴人。
廣陵惠王元羽，生母孟椒房。
彭城武宣王元勰，生母潘貴人。
北海平王元詳，生母高椒房。
第二章 拓跋弘的主要事迹
一、北魏献文帝出生地
魏献文帝拓跋弘，为北魏第六位皇帝。其在位时，因亲自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女水之战而名著史册，关于其出生地，《魏书》说：“显祖献文皇帝讳弘，文成皇帝之长子也。兴光元年七月庚子（初五）日（公元454年8月14日）生于阴山之北。”至于生于阴山之北何处，史书语焉不详，始终是一个谜。本文试就献文帝拓跋弘出生地作一考释，并就教于方家。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于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建国，定都盛乐（今和林格尔土城子），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南迁都城于洛阳，在一个多世纪里，北魏王朝和北境外强敌——柔然始终处于严重对峙状态。柔然是一个以掳掠人财为专业的游牧国家。公元5世纪初，柔然崛起于漠北，兵强马盛，逐渐南侵，不断攻掠北魏北境，对北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抵御和防止柔然入侵，北魏除了在北境修筑了“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两千余里”的长城，设置了武川、怀朔等军镇“备置戍卫”和大举出兵追剿来犯之敌外，北魏诸帝还经常行幸作为北境天然屏障的阴山，以巩固和加强阴山防线。据《魏书》记载，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曾9次行幸阴山，仅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就两次巡幸阴山。拓跋焘死后，其长孙文成帝拓跋浚继位后，在位14年中，史书明确记载其“行幸阴山”就达8次之多，其中“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夏六月，行幸阴山”时，李贵人为其生长子拓跋弘。《魏书》说“献文皇帝讳弘”，“兴光元年七月生于阴山之北”。
魏帝频繁行幸阴山，而且在阴山停留时间很长，一般都在两三个月，有时会更长些。如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六月辛酉，行幸广德宫”，“冬十二月，皇太子朝于行宫”，在阴山行宫逗留半年之久。出于巡幸的需要，魏帝在阴山上建有行宫。魏帝行宫既是魏帝运筹帷幄、指挥军事行动的前线指挥部，也是魏帝及随行后妃生活起居之所在，而著名于史籍的阴山行宫只见于广德宫（亦称广德殿）。《魏书》载：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阴山北。六月丙戌，杨难当朝于行宫。先是，起殿于阴山北，殿成而难当至，因曰广德焉”。《魏书》继续写道：“六年夏八月，车驾幸阴山北，次于广德宫。”上述几段话明确指出：魏帝阴山行宫在阴山北，名曰广德宫。广德宫建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魏帝在行幸阴山北时，驻跸处即在广德宫。献文帝拓跋弘生于阴山北，亦当生在广德宫中。
二、北魏献文帝生平
献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个特殊皇帝，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既富有喜剧的色彩，又充满着悲剧的情调。他文武全才，十二岁继位就显露出了超人的才能和魄力。整顿内政，增强国力，四出征讨，致力于统一，俨然一副英明君主大有作为的架势。但是，在亲政五年以后，正当其统治事业进展顺利之际，他却突然将皇位让给了五岁的太子拓跋宏。
对拓跋弘的这种异常举动，《魏书·显祖纪》和《北史·魏本纪》的解释是，拓跋弘热衷于老庄、佛图之学，因此看破红尘，“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想抛开政务纷繁的皇位去过清静优雅的生活。而《魏书·天象志》却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这两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呢？
实际上，拓跋弘虽好老庄、佛图，但并不厌世，《魏书·显祖纪》说他“聪睿机悟”，从小就有君临天下的“济民神武之规”。他十二岁亲政以后，“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拔清节，黜贪污”，使北魏吏治面貌大为改观。本来北魏前期百官无俸禄，官吏贪污受贿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吏治的败坏，导致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拓跋弘用赏罚和黜陟的办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受贿问题，但也暂时收到明显的效果，“于是魏之牧守始有廉洁著闻者”（《魏书·显祖纪》）。这是自拓跋氏入主中原以来没有过的好现象，故不能不说拓跋弘有治国之术。他还根据中原的实际情况，改革赋税制度，“命因民贫富为三等输租之法，等为三品，上三品输平城，中输他州，下输本州”（《魏书·显祖纪》）。这样既不影响国家赋税的使用，又解决了广大贫苦百姓远途输赋、疲于赋役的问题，同时也使贫富有所差别。他又一改拓跋焘以来重征赋税的政策，在国家财政仍很紧张的情况下，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下诏免除了常赋之外的十五种杂调，减轻了中原人民的负担，缓和了民族矛盾。拓跋弘即位以来，军事上也取得很大胜利。对北，他亲自督率四路大军征讨柔然，斩首五万级，俘获万余人，得戎马器件不可胜计。柔然远遁，北边得以安宁。对南，重用大将尉元，降宋将毕众敬、张谠等，取得刘宋之徐州和兖州，拓宽了北魏的南疆。拓跋弘即位五年，内政、外交均取得如此大的显著成果，足以证明拓跋弘是个文能武练，既有雄心又有胆略的皇帝。
拓跋弘也具有政治家的刚严素质，他并没有被老庄、佛图理论束缚。为了进一步整治贪污受贿之风，他曾制定一条强硬的法律，“吏受所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魏书·显祖纪》），还进一步规定“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这条法律是十分苛刻的，充分体现了他不惜任何代价整治社会的决心。
对于不附于已，对统治不利的人，拓跋弘能断然采取措施，格杀勿论。慕容白曜是北魏有名的大将，他统率北魏大军与宋军多次作战，降城陷垒，夺得宋之青齐二州，扬魏威于东土。但是，由于他在拓跋弘刚即皇位时，曾附于太尉乙浑，乙浑因专擅朝权被诛杀，拓跋弘考虑到慕容白曜是乙浑党羽，怕他在南疆拥重兵，功高难制，便在慕容白曜取得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候，以谋反的罪名将他杀死，并杀了他的弟弟慕容如意。
拓跋弘具备君主的内外素质，他禅位之前的一切举动都没有表现出受老庄、佛图的任何影响。禅位之后，他也没有去过太上皇的清闲日子，更没有沉湎于老庄而避世无为。相反，仍是“国之大事咸以闻”（《魏书·显祖纪》），他还频频发布诏令，制定国策，并亲自带兵出征，实际上仍旧履行着皇帝的职责，发挥着皇帝的作用，丝毫没有“雅薄时务”的迹象。因此，说拓跋弘是因热衷老庄、佛图之学而禅位，显然有悖史实。
似乎《魏书·天象志》所谓“上迫于太后，传位于太子”的说法更切合实际。《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引用这条史料之后，曾以“冯太后若迫显祖传位，当夺其大政，安得犹总万机”为由，对此表示反对。显然，胡三省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迫于太后”这句话的含义了，认为它是指冯太后强行指令拓跋弘让出皇位，所以觉得于理难通。事实上，从冯太后的身份和地位及北魏宫廷中权力分配情况看，她也不具备这一条件。但是，冯太后是个既热衷于政治，又娴于权术的女人，她和拓跋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太后的地位和在宫中的便利条件，创造一种氛围，使拓跋弘处于一种被逼迫的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寻求解脱，让出皇位，这才是“迫于太后”的本意。
事实上，在拓跋弘突然禅位后又继续执政这些事件的背后，就隐藏着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政治斗争。
冯太后是拓跋弘父亲文成皇帝拓跋濬的皇后，但非拓跋弘之母。她是个“猜忍多权数”（《资治通鉴》宋苍梧王元徽四年），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曾在拓跋弘刚即位居丧期间不能亲政时，临朝称制。这段时间内，她亲自策划诛杀了专权乱政的太尉乙浑，使举朝肃然。但是，冯氏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她的政治才能，就因拓跋弘居丧期满，不得不归政。她对政治一直兴趣浓厚，然而，风华正茂的拓跋弘亲政以后，治国有方，才能出众，使冯太后无法插手国事，于是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再加上冯氏与拓跋弘之间本无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的磨擦便逐渐加深。冯氏年轻寡居，“内行不正”（《魏书·皇后列传》），引起臣下窃讥，损害了拓跋弘统治者的形象。拓跋弘对此十分反感，他借故杀死了冯太后所宠幸的李奕，这一举动进一步将他们二人推到了敌对的地位。由于史料严重缺乏，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之间进行明争暗斗的具体过程。但从后来拓跋弘被毒死，冯太后执政，对继位的孝文帝施加种种迫害等事件中，完全可以推断出，冯太后当时正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与拓跋弘较量，她的力量正在逐渐壮大，拓跋弘看到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殊死斗争的倪端，也预感到了以后统治的艰难。也许是拓跋弘“仁孝纯至”（《魏书·显祖纪》）的性格所决定，或者是某种力量的制约，使得他没有先发制人，对冯太后采取措施，但他禅位之念实由此而生。
拓跋弘面对即将爆发的宫廷内讧，想以禅位来逃避斗争，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当时太子已立，他却并没有打算把皇位传给太子，而是首先选择了皇叔京兆王拓跋子推。拓跋弘认为，身为中都大官的拓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这样一个名望权力俱重的拓跋宗室成员，如能登上皇位，应该能够对付冯太后，保证北魏王朝的统治稳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皇统便转移，拓跋弘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冯太后算计。
但是，皇位的继承和转让乃是封建国家最为敏感和重要的政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由皇帝一人决定，而是由统治集团中之权力派共同决定的。况且，这种极为异常的禅位实属罕见，出人意料。故拓跋弘的想法一经提出，公卿们先是面面相觑，继而是强烈反对。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拓跋子推的弟弟任城王拓跋云，他说：“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且父子相传，其来久矣。陛下必欲委弃尘务，则皇太子宜承正统。”接着指出禅位于拓跋子推将导致的严重后果，“陛下若更受旁支”，必将“启奸乱之心，斯乃祸福之原，不可不慎也”（《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接着重臣源贺、宗室拓跋丕、尚书陆馛也纷纷表示反对，他们反对禅位的共同想法是，若禅位于皇叔则必然紊乱皇统秩序，启逆乱之心。退一步讲，若必禅位，应禅于皇太子，这是迎合众愿，稳定统治的最好选择。但是禅位于太子正是拓跋弘所忌，因为那样就失去了他禅位的意义。他听完群臣的发言后，变色作怒。他仍想从别处打开缺口，取得支持，于是又问身边的选部尚书赵黑，得到的回答是：“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汉族元老高允综合群臣意见后提出：“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辅成王之事。”大局已定，拓跋弘不得不接受众人意见，被迫说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这一过程已经很清楚地展示出，拓跋弘禅位是迫不得已的，而禅位于太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拓跋弘并没有真的把太子交给别人“使群公辅之”，也没有去享受他所谓“优游履道，颐神养性”（《魏书·显祖纪》）的太上皇生活，而是继续执政，且更加有志。这是由于拓跋弘感到，当时北魏的宗室和大臣，无一人能够如周公辅成王那样，有力地制约冯太后的力量，帮助小皇帝度过难关，顺利亲政。而且，如果拓跋弘不亲政，冯太后必然要临朝称制，这对小皇帝更加不利。在形势的逼迫之下，拓跋弘不得不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执政。
拓跋弘禅位后，为了成功地辅佐幼帝，给他打下坚实的基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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