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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3 0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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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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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百年历程

中国经济发展:百年历程试读:

前言

1.目的和意义

自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通过几种形式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例如,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意味着美国结束了自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本土被袭击的历史,特别是袭击居然出现在纽约和华盛顿这两个象征着美国强大的城市,更加剧了它的威力。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遭遇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打击,被打击的也只不过是远离美国本土的属地—夏威夷(1959年才成为美国第50个州)。这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预言,也导致美国加大了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反恐的力度,从而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这既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扩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中国的崛起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在经历了长达15年之久的艰苦谈判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这给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经贸往来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从那时起,中国的商品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发展加速前行,经济规模于2008年超过德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很像20世纪后半叶日本于1967—1969年接连超过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而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形(当时苏联名义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种发展势头能够继续,那么有朝一日中国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不会太遥远。如果使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法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于2014—2015年超过美国。尽管由于种原因,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过去40多年中接近10%的年均增长速度,但中高速增长(6%~7%)或中速增长(4%~5%)是完全可能的。那么,不论是10年还是20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终究要超过美国,这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化。

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最后加入)]的兴起。在2001年首次出现这个概念之后,这几个国家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种力量,在很多有关全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发声。尽管这些国家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有的国家问题甚至比较严重,但由于它们处在世界经济的第二梯队,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因此会在很多问题上加强合作、互相配合。这些国家都很想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但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不过,在这当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变数,有的国家很可能被淘汰出局,也可能有其他国家异军突起,后来居上而加入其中,如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因此,“金砖国家”的说法也可能只是一种象征,并不一定会确保某些国家的成功。我认为世界经济需要第二梯队,也就是需要有国家向第一梯队发出挑战,警醒它们如果不能保持进步就会被超越,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格局。

作为第一梯队的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面临被超越和被挑战的压力,事实上也的确出现了很多不利于它们的情况。首先,美国不仅遭遇了“9·11”事件(2001年),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2008年),导致整个世界经济都受到严重冲击,至今未能从中走出来。其次,作为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泡沫破灭以来至今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找不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所谓“安倍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人口第一长寿国(2018年报告显示其平均预期寿命达84.2岁)和人口第一老龄化国(截至2019年9月15日,其老年人口占28.4%)这两顶帽子就够它“喝一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恐怕是未来几十年日本需要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再次,欧盟虽然不断扩充队伍,现在已经囊括了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成员国达到28个(截至2019年9月,英国尚未正式脱欧),但经济状况并没有因为它的体量增加而有所改善,而是长期受到高失业和低增长的困扰,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虽然这些发达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手中掌握着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端的人力资源以及其他软实力,包括操纵着国际组织和话语权,但是由于新兴国家的挑战以及某种自然规律,它们的地位日益受到威胁,它们的发言权早已不如从前。尽管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宣称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100年,但他也许只能开一张空头支票了。

世界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而出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自从欧盟开拓了欧洲一体化的先河之后,各类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尝试不断出现,包括东亚地区的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就目前看到的情况而言,很难说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尝试有多么成功,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带来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最为显眼的是美国与欧盟以及日本与欧盟之间开展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如果这些协定能够实现,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第一梯队国家为核心的两个互相联系起来的经济集团面对另一些没有联系的松散的国家群的局面。显然,联合起来的国家更有利,没有联合起来的国家则不利。特别是这些联合起来的国家中包含最发达国家,没有联合起来的国家则不包含,孰优孰劣,显而易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确够狠,也许有人会说这又是一次美国主导的阴谋。我们并不完全站在反对的立场上,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着,只要是公平、合理的变化,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的崛起不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吗?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存在着各种变数。

我们从上述动向中可以看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方面,发达国家有增长乏力的一面,需要更多地依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配合;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担心自身的地位不保,有排挤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倾向,上述重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向就包含着这种含义。相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面临种种矛盾。一方面,自身的发展需要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过于依赖发达国家会导致自身经济停滞不前,难以实现进一步的突破。现实的问题是,这些处于第二梯队或者第三梯队的国家难以抛开第一梯队国家单独发展,因为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依然掌握在它们手中。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变化中,中国应该如何巧妙地应对和发展就成了一个试金石。今天的形势已经不同于10年前,也不同于20年前,更不同于30年前。30年前世界处在冷战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面对的是苏联的战略威胁,这给中国提供了发展的机遇;20多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为中国的发展让出了时间;18年前美国遭遇“9·11”事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国际条件。今天则大不相同,中国面对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

首先,中国自身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等有利因素正在逐渐消失,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创新缺乏、经济改革不到位、人口老龄化等不利因素则与日俱增。其次,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但中国并不占据高端领域,在很多产业的技术上还依然依赖发达国家,难免受制于人。最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度缓慢,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球化的进展,这种体制会成为束缚和羁绊,从而导致低效率和缺乏竞争力。

当然,中国依然存在很多有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第一,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算很高(2018年约为9470美元),社会保障程度也较低,人们依然愿意努力工作,这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二,虽然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但是依然有大量年轻劳动力(中国每年新出生超过1500万人)加入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中国已经开始放开二孩政策,这一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这会给经济带来巨大动力。

不论怎样,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是最受关注的话题。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强大声势,国际上早就存在不同声音,其中既有“中国崛起论”,也有“中国威胁论”,当然还有“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论是正常看待中国发展的比较客观的观点;“中国威胁论”是由于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强大之后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而出现的论断;“中国崩溃论”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持该论断者希望中国失败或者分裂。后两种论调都明显带有主观偏见,既不新鲜也不成立,不值得一驳。

2.本书特色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引起了国际、国内众多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因此他们发表和出版了数不胜数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可以分成如下几种:第一,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评价中国经济的著作,包括一部分教科书。这类作品大多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也有将计划经济时期包含在内的研究。第二,比较集中于某个专业领域的研究,如人口、劳动力流动、金融、农业、民营经济、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地区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当然也有比较全面的研究。第三,追踪动态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如国有企业改革、新农村建设、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房地产市场、农民工问题。第四,经济史类的著作,包括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史,如新中国经济史,也有专门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如中国经济改革40年的经济史。

不过,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包含更多内容的全面反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研究著作,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时期应当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更长时期,如包括1912年以后的民国时期。这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这个时期中国已经被西方打开大门,西方的各种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已经进入近代社会,而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思想和新制度的传播和建立。二是受到第一点的影响,中国自身也的确做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具有近代特征的工作,如建立近代军队、开办近代工厂、创办近代教育、实行立宪。三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济方面不仅开办了军工、造船、矿山、钢铁等大型工厂和官营企业,民间也兴起了创办企业的热潮,缫丝、纺织、面粉、火柴、烟草乃至机械器具等工业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政治方面由于清王朝的衰落和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立宪下的选举制度。虽然现实中依然是军阀统治而且十分混乱,但已经不是昔日的皇权时代,而是各路势力重新洗牌。在社会方面由于封建统治的解体和新思想的吹入,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以后,自由、平等、科学、民主思想逐渐普及,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其次,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史,也不同于某个部门经济或地区经济,应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判断。例如,近代中国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日本就是在近代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加入所谓“列强”行列的。印度在近代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虽然有些进步,但步伐很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发展迅速,进而巩固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长达40年。中国虽然也有较快发展,但并没有追上日本,甚至被拉大了差距。印度更是如此,不仅没能实现快速增长,就连第三梯队的帽子也没有摘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一口气超过日本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则逐渐失去增长优势,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印度虽然也在改革,也有增长,但与中国相比则相去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他国家比较是十分有必要的,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史,需要用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而且还要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和工具进行量化分析,也就是利用理论和方法对某个时期经济的变化做出解释。例如,改革开放显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具体体现在哪?加入WTO对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和进一步的发展具有哪些意义?大量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乡镇企业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此种种都是经济发展需要研究的课题,而且大多数都能用经济学做出解释和分析,有些问题可能涉及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

最后,既要包含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要加入某些学者个人的独立见解和研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一个学者不可能对一本全面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著作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独立见解,更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有建树。然而,本书不是一本专门研究个别领域的著作,因此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一本著作中没有作者自身的独立见解和倾向性,则一定是失败的,因为那样只能是一本介绍性的读物。在一本比较全面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著作当中,作者要在其中某个部分持有独立的见解和观点实属不易,毕竟一个人不可能对什么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

3.本书结构

本书共分为4篇。第1篇“预备性考察”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包括2章。第1章“1949年以前的经济发展”主要讨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内容以1912—1949年民国时期为主,研究中国开启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第2章“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研究1949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这当中包含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两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和结构变化。

第2篇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特征,包括8章。第3章“农业的发展和作用”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变化和作用。中国本来就是古老的农业国,由于种种原因即使到了现代乃至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依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任务艰巨。第4章“工业的发展和升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议题,重点讨论工业化的过程和特点。时至今日,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很多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粗放式增长和低效率问题依然严重。第5章“服务业的发展和意义”研究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状况。由于认识上和体制上的局限,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曾几何时,服务业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现在中国不仅认识到服务业的重要性,而且服务业已经成为与工业并列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第6章“人口变化和劳动供给”讨论在经济发展中人口的数量增加和结构变化。中国的人口变化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一方面,人口基数本来就大,体现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导向,在一段时间里人口出现了爆炸局面,而后又通过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将人口增长率降下来。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口变动的独特性,同时也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第7章“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侧面,即城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中国二者一直没有统一起来,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第8章“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讨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根据库兹涅茨著名的“倒U形假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距从比较小到比较大再到比较小的过程。中国目前基本符合这个规律,正处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第9章“物价变动和国民生活”讨论经济发展的结果和成就之一,即让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独特性。在计划经济时期,物价没有上涨但收入也没有提高;在改革开放时期正好相反,物价上涨很快,收入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第10章“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且呈现多样性的国家,一些地区临近海洋,另一些地区地处内陆;部分地区有广阔的平原,其他一些地区则布满高山和沙漠。这些因素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总体上弊大于利。

第3篇研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原因,包括8章。第11章“自然资源:发展和环境”讨论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问题。由于人口众多,也由于地理地貌,更由于其他因素,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即使没有今天这种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单纯从人口角度来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也不容易解决,我们对此任重而道远。第12章“资本形成:储蓄和投资”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遵循着储蓄=投资的规律,依靠较高的储蓄带来较多的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是普遍的,也是必需的,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会出现转变,边际收益递减规则会发挥作用。第13章“人力资源:教育和健康”讨论对经济增长来说重要性超过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人才培养和营养健康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的特殊情况也不容小视,因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但生活质量较低,这不仅影响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到社会进步,可以说人们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人力资源的差距。第14章“技术进步:引进和创新”研究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力之一即技术进步问题,中国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领域的基本技术和技能,但缺乏创新依然是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致命弱点。第15章“制度建设:政府和市场”讨论的是一个古老话题,这个话题虽然对发达国家也很重要,但对于市场不够完善、政府缺乏经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重要。中国正是这样的国家,因此如何建设一个有效率的和公平的制度,对于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在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第16章“宏观政策:财政和金融”讨论政府的财政和金融问题。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财政和金融同属于资金和货币问题,也是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这两种体制和手段的建立和健全不仅重要而且很有必要,但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这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中国也同样面对诸多问题,特别是制度改革和监管机制以及开放市场等问题。第17章“国际贸易:封闭和开放”重点讨论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的好处,在这方面中国是十分成功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后能较好地吸收引进技术,从而发挥了后发优势。第18章“直接投资:‘请进来’和‘走出去’”研究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外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中国经济的进步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对外投资也成为必然。不过,在这方面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跨国经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

第4篇“总结和展望”包括2章。在这一篇中我们首先研究经济发展中的挫折和失败,其次讨论一些其他问题和对未来进行展望。第19章“发展教训和周期变动”讨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决策失误和遭遇的挫折。另外,中国也存在经济周期现象,但其特征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在第20章“中国经验和未来展望”中除了总结全书并放眼未来之外,也指出某些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目前并不被人们充分认识的方面。除了提出部分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政策选择之外,该章还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4.感想和致谢

写这本书的缘由可以追溯到30多年以前的1988年。那时,我刚刚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进入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南亮进的门生,从硕士开始学习。入学不久,导师问我硕士学位论文想写什么题目,我说想写《日本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导师的脸色立刻变得很严肃,说:“等你出了名以后再写吧。”我当时一头雾水,不知所措。我去日本之前在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读硕士时的专业是日本经济。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向日本学习的风气比较浓厚,特别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式管理经验、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等更是讨论的中心话题。我当时也不知道选什么题目好,更不懂得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什么,只希望能借鉴日本高速增长的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参照。接着,导师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日本自行车产业史》,说:“自行车这个产业的发展很有特点,你先阅读这本书,看看能不能研究一下。”我当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觉得这个题目是不是太小了点儿,自己对产业经济学和产业史也一无所知。

自行车是德国人于1813年发明的,并于1818年在法国取得专利。当时的自行车是木制的,没有脚蹬,骑车人要一边推一边跑,靠惯性行驶。1839年英国人发明了脚蹬,才使得自行车真正成为能够“自行”的车。19世纪60—80年代人们研发了各种零部件,如车闸、车圈、车条、车胎、三角形车架、挡泥板、充气车胎、变速装置等,基本完成了现代自行车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开始对外开放,一些外国人将自行车带到日本,日本人开始接触到这种舶来品,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仿制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自行车产业。那些最先着手模仿生产自行车的人大多是铁匠,因为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技术上的关联——金属加工,导师推荐这个产业的目的就在于此。后来,《近代日本自行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就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并且发表在《社会经济史学》杂志上。再后来,沿着技术进步这条主线我将其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日本的技术创新:专利与经济发展》,2003年在日本出版,其内容也包含了自行车产业。

进入硕士课程以后,我们在讨论班上学习导师的著作《日本的经济发展》。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中文、韩文等多种外文,影响广泛。导师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日本的长期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整理,综合了各家所说并独具匠心。书中既有理论解释又有实证分析,以实证分析为主,还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指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参加了这本书第二版的中文翻译工作(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2版.毕志恒,关权,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导师的意图和方法,并为导师深厚的研究功力所折服。从那时起我便产生了将来写一本类似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著作的念头,但由于当时忙于硕士和博士的学习和研究(当时的主攻方向是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不够深入,这个念头就被搁置下来了。这一搁置就是30多年,虽然我从未放弃过。

本书的写作带有些许交代的味道,也算是对本人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日本经济、中国经济、经济发展多年的一个总结。如果能获得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某种程度的认可,我就可以松一口气了,算是交上一份答卷,既不辜负师长,也对得起自己。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研究生张明霞、杜煜明、彭宇韬、王丽、尹斯斯等提供了大量参考文献,其中张明霞还帮我做了不少计量分析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志刚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周海文以及贵州省保险学会的孟皓琪阅读了全书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我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没有他们的积极推荐和认真审核,这本书恐怕不会问世。关权2019年9月

第1篇 预备性考察

第1章 1949年以前的经济发展

1﹒1 引言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根据定义,经济发展在狭义层面上通常包含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变化,在广义层面上甚至包括政治变[1]革和社会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与现代化这个概念相似。当然,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以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为核心内容,具体说就是长期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提高,是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时的痛快,是产业革命以后大量应用科学技术成果推动的以国家为单位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别地区的和局部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最先,西欧其他国家以及日本、北美、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跟进的发展过程和结果证实了这个定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大多数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所有人都接受了较高程度的现代正规教育,政治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公平,这些都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内涵。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则是相应的自然资源、更高水平的资本存量、丰富而优质的劳动力、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健全而公平的市场、灵活而有效率的政府,以及和平而公正的国际关系。

虽然真实的经济发展过程并不一定与上述条件完全一致,但是至少应该满足其中的大部分,如果存在严重缺陷则难以实现正常的经济发展。例如,通常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现代政治条件下的,至少目前获得成功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在封建专制和奴隶制条件下实现的,更不可[2]能发生在原始部落社会中。又如,如果没有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劳动力的素质就会很低,他们无法从事更加复杂的工作,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进程。此外,如果采取不恰当的发展战略,即使本来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白白浪费本来具备的比较优势,甚至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之中。

根据上面简单的解释,不论是从严格的定义还是从宽松的界定看,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而不是1949年以前。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通常需要一个启动的过程,这个过程被库兹涅茨称为“现代经济增长”,被罗斯托称为“经济起飞”,二者的内涵十分相似。关于这两个概念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时间等详细情况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里只指出1949年以前的中国还没有开启现代经济增长,也没有实现经济起飞。

当然,这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关注中国1949年以前,特别是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情况,因为虽然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整体上依然处在[3]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对于后来的经济发展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首先,中国在近代工业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包括纺织、缫丝、面粉、矿业、铁路、通信、海关、贸易,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较快增长也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条

[4]件。其次,如果说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则可以从中总结出某些经验教训,为之后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如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官员的腐败。最后,虽然1949年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与民国时期在制度上有所区别,但人口和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存量等社会资源是连续的和可以利用的,特别是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工厂和矿山(尽管已在战争中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以及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是可以利用的。

由于以上几个理由,本章重点讨论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民国以前的情况,因为1911年开始的辛亥革命不论其政治性质是什么,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这是划时代的变革,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从经济上说,虽然在19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也有了一些进步,如洋务运动中引进了军工厂、开设了矿山、修建了铁路,但总体上停留在官营工厂的层面,并没有发挥市场的作用。还有一个情况也很重要,就是之后的民国时期可以进行经济分析的统计数据相对较多,这也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越是传统社会,统计资料越缺乏,因为那时人们还不知道统计的意义,而且如果经济和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统计的意义并不很大。尽管民国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缺乏、质量也很差,但与之前的时代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统计的历史也是社会进步的历史。

1﹒2 经济发展的背景

本书之所以安排这一节,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特殊性。可能有人并不认同中国具有特殊性的观点,但我们有如下依据:第一,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而不是一个弱国,至少在西欧发生产业革命以前中国都是[5]世界强国。这说明中国曾经由一个强国衰败为弱国,而并非一个长期处于落后的国家,这一点十分重要。很多国家与中国不同,它们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只是到了近代遭遇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入侵才使得它们有了发展的机会。中国显然不是,而且在全世界也几乎找不到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家,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国之外都已面目全非,甚至新文明已经与当时的文明没有多少关系。

第二,很多国家在殖民时代被西方列强控制而成为殖民地,虽然在殖民地条件下也获得了一些发展,但由于没有主权或决策权,谈不上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印度就是这种国家的典型。由于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印度失去了独立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只能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通过独立运动获得自由,也逐渐具备了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的条件。其他如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很多国家也都是如此,只不过拉丁美洲国家独立的时间更早一些罢了。中国却不同,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虽然险些成为殖民地,或者有部分地区成了殖民地,但是中国不仅保持着主权,而且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的发展。

第三,与第一点相关,中国在前近代到底处于什么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争论,包括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在清朝“康雍乾”时期中国高度发达,只是在19世纪才逐渐衰落的;第二种观点是从明朝开始中国就逐渐走向衰落,清朝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仅仅是一个小阳春;第三种观点甚至认为中国从宋朝以后就开始走向衰落,至少在中国文化上出现了扭曲;第四种观点是中国的发展虽然缓慢,但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未衰落,完全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打乱了中国[6]的发展进程。

无论怎样,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介绍较早时期的状况,它属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或初始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不过,我们不能单纯介绍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参照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进行讨论。我们先介绍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主要环节,重点是1500年以后,原因是西方史学界大多以1500年为基准考察世界近现代史,与中国历来的分期不同。西方之所以将150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主要是考虑了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影响。它将世界联系为一个整体,尽管这种联系对于那些被联系的地区和民族是一种灾[7]难,殖民主义开始盛行,世界被列强瓜分。对于中国来说,1500年中国正处在明朝中期。不过,在不知不觉中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一不小心就落后了。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其实是大航海运动的先驱,但之后中国主动退出了。

这里,通过数据观察1500—1950年中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表1-1显示了中国人口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在世界的地位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先看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人口从1500年的23﹒5%上升到1820年的36﹒6%,之后开始下降,1950年是21﹒7%,呈现“倒U形”。也就是说,在1820年以前中国人口的增加速度快于世界人口的增加速度,此后则相反。其他国家和地区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倾向。西欧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在1820年以前长期维持在13%上下的水平上,而后上升到1870—1913年的接近15%。此后开始下降,1950年低于历史[8]上的常态,仅为12﹒1%。俄国(包括一段时间为苏联)、美国、拉丁美洲等地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都有了明显的上涨,特别是在1820年以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只有日本在1700年达到高点之后并没有出现上升,保持了比较平稳的状态。印度与中国比较相似,只是其人口的峰值出现在1700年而不是1820年,此后一直在下降。非洲整体上变化不大,但其人口在1820—1913年出现下降,1950年以后逐渐[9]恢复。表1-1 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

注:人均GDP的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是用多边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理论值,参见麦迪森(2003)。

资料来源:麦迪森(2008),265-271页。

再看GDP。中国GDP占世界的比例基本上与人口的变动相一致,只是数字上有所差异,特别是在1820年以后。1500—1820年中国的GDP占比几乎与人口占比一致,说明这个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有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并不比中国快,至少中国没有明显[10]落后。在1820年以后则出现了较大变化,中国GDP所占比例下降的速度远远超过人口下降的速度,从32﹒9%下降到1870年的17﹒[11]1%,1913年的8﹒8%,进而下降到1950年的4﹒5%。与人口的比例结合起来看,18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整体。[12]虽然有些武断,从这些数据或者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落后是从1820年前后开始的,而且与人口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下滑得更快。换言之,其他国家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而中国停滞不前,于是被超越就是正常的事了。至于1820年以前是不是中国发展得更好而其他国家更落后这里无法判断,因为那时整个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但可以看出,1500—1600年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没有那么快,只有西欧的人均GDP超过中国。也就是说,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看,除了西欧以外在1820年以前,特别是在1700年以前的世界应该处在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各国的发展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并不是天差地别,因为都处在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科学技术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政治没有实现变革,社会没有多大进步。中国也同样处在停滞状态。具体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西欧的发展从很早就开始加速,直到1913年都[13]保持了较高的份额,此后有所下降,显示了西欧作为产业革命发祥地的地位上升和后来的相对下降过程。俄国、美国、拉丁美洲经济[14]也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相同的上升倾向。印度和非洲则与中国的变化倾向相近,都是一路下降的,印度是从1700年以后开始下降[15]的,非洲则更早一些。

下面看人均GDP的变化,1500年只有西欧(771元)超过中国(600元),可以认为这时中国与西欧构成了世界的两极,虽然各不相干,但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落后。此后则不同,西欧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以及后来的产业革命,一路高歌猛进,而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1820年以后开始下降,到1950年甚至不如印度。根据上面对人口和GDP的观察,如果以1820年为界,这时已经有很多国家超过了中国,只有印度和非洲低于中国。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1820年以前就高于中国,主要是西欧国家;另一种是原来并不比中国高,但后来的增长率快于中国,如俄国(包括一段时间为苏联)、美国、拉丁美洲和日本的情况。在民国时期,1913—1950年只有中国和印度是下降的,即使观察1870—1913年,中国也仅有微小增长,不如同样微小增长的印度和非洲。

上面的数据并非十分准确,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为当时很多国家的GDP数据很难获得,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只有西欧、北美和日[16]本的数据相对准确。通过对历史资料和发展脉络的观察能大致了解这个时期各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是停滞不前的,至少不能说清末或在民国之前中国经济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如在后文将要讨论的,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总体上是停滞不前的。

1﹒3 经济发展的概况

1﹒3﹒1 经济增长率

近代中国经济到底是发展了还是没有发展?如果发展了,其增长率是多少?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研究,既有国内学者,的也有国外学者的,在观点上既有“停滞不前说”,也有“快速增长说”。这当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时间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是包含整个近代时期,还是只包括民国时期,或者只包括20世纪30年代,其结果是不同的。第二,资料问题。一般而言,关于近代中国的统计资料是不完整的,不足以计算出系列的长期经济总量,研究成果的准确度不够。第三,方法问题。由于部分时段的数据资料十分缺乏,很多学者不得不使用某些方法进行补充,包括填补和估计,依据的基础不同,计算出的结果也会不同。第四,范围问题。如果只包含近代行业,如矿山、纺织、面粉、军工、铁路等,其增长率比较高,但如果包含全部经济部门,就没有多少增长。

可以将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分成两种:一种是“快速增长说”,以罗斯基为代表,估计1914—1918年和1931—1936年[17]的增长率分别为1﹒4%和1﹒9%。叶孔嘉、帕金斯、刘佛丁等也属于这个范畴,他们计算的近代中国增长率分别为1﹒1%、1﹒4%、[18]1﹒45%。另一种是“停滞不前说”,如麦迪森、南亮进、牧野文夫,他们的估算虽然涉及的时期不同,但经济增长率都不超过1%,[19]甚至完全没有增长。南亮进、牧野文夫等测算的中国1932年和1940年实际GDP(按1933年价格)分别为222亿元和216亿元,分明[20]是下降了的,虽然1936年达到过242亿元。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的观点如下:第一,如果从清朝末期或19世纪中后期开始计算,中国经济是增长的,因为起点太低,自然是有了一些进步的。如果计算1912—1936年这段时间,增长率也比较高。但上述时期都缺乏确凿的计算经济总量的证据,很多资料都是十[21]分粗略的,如关于1850年、1887年、1914年国民收入的计算。如果只计算数据较全面的20世纪30年代,增长率不足1%。第二,如果只计算近代行业,增长率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些行业的生产率较高,[22]利润率也较高,加上市场逐渐扩大,增长是显著的;如果全面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则未必有明显增长。因为当时近代行业所占比例较小,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没有跳出自然经济的范畴。第三,如果考察从1937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的。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整体情况并不容易[23]把握,但根据1937年前后的数据可以窥见一斑。例如,麦迪森(2009)依据199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950年中国GDP是2 399﹒03[24]亿元,1938年是2 885﹒49亿元,最高的1936年是3 033﹒24亿元,不论与哪个年份相比,1950年都是下降的,可见战争的影响是严重负面的。

1﹒3﹒2 产业结构变化

讨论了经济增长率之后,再看看产业结构的变化。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总量当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不断上升。观察各国的发展经验,第一产业的比例从70%~80%下降至不足10%;第二产业从不足10%上升至30%~40%,然后下降至20%~30%;第三产业从20%左右逐渐上升至70%以上。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同样有这种趋势,只是比例的绝对值变化与GDP有所不同。第一产业比例高于GDP比例,第二产业低于GDP比例,因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英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例从1820年的26%下降至1944年的5%,法国从43%下降至20%,美国下降至8%,日本下降至20%。劳动力比例,英国下降至8%,法国下降至32%,美国下降[25]至22%,日本下降至36%。

那么,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是什么样的?这要看我们将它定位到什么时候。即使是近代社会的开始时间1840年、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也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完整的数据资料,具体说是没有三个产业的产出数据。从需求角度看,也没有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总额的完整数据。因此,这里只能做简单的描述。

表1-2显示了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从中可以粗略地观察到三个产业的基本比例。几个不连续的时间点显示的情况虽有差异,但总体上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特别是1940年以前。农业的份额占50%~71%,工业占9%~16%,服务业的比例是根据农业和工业的剩余计算的,占19%~36%。重要的是,在100多年中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至少没有出现明显的工业化迹象,即使有也十分微弱,而且应该发生在1910年以后,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表1-2 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 单位:%续前表

注:服务业份额是根据农业和工业加总之后的剩余计算的。 

资料来源:1887年、1914年、1936年②和1949年数据参见刘佛丁等(1999),其余数据参见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2000)。

当然,也不能根据这个指标就认定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没有发展,事实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的。据研究,中国经济1840—1949年的年均增长率为0﹒4%,其间1840—1911年为0﹒6%(其中1840—1894年为0﹒3%),1911—1936年为1﹒4%;1936[26]—1949年为-2﹒1%。另一种估计与其相似:1850—1887年为-0﹒64%(-0﹒38%),1887—1914年为1﹒0%(0﹒3%),1914—1936年为1﹒45%(0﹒92%),1936—1949年为-2﹒4%(-2﹒[27]87%),括号内为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虽然在100多年间经济增长率不算高,既不能与1949年以后相比,也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不过也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不同。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虽然经济的增长率不高,却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虽然引进了部分近代工业,但没有开始大面积的工业化,是以农业为主的增长。中国近代工业的引进和建立开始于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这时主要以官办工厂的形式从欧洲引进了军用工业,如军火厂、造船厂、炼铁厂;民营部门是从1912年进入民国时期开始陆续引进纺纱厂、火柴厂、卷烟厂、面粉厂等轻工业工厂的。因此,1912—1936年的经济增长[28]率较高,甚至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此后由于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经济遭受了重大打击,加上后来的解放战争,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出现下滑甚至倒退。

尽管不能凭借以上简单的数据得出结论,但大致可以认为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12—1936年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然而,由于内外干扰,中国没能顺利地启动现代经济增长,延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然,如果如罗斯托所说,经济起飞需要政治上的变革,民国时期也是不够的,如政府的治理能力、土地制度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表1-3显示了由另一组数据构成的部分时间点实际GDP总量及其产业结构。在1890—1933年的40多年中产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一直占约三分之二的比例,到了1952年才有所下降。手工业的比例也基本没有变化,一直保持在7%以上。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也没有什么变化,保持在9%左右。政府所占份额维持在固定水平(2﹒8%),这说明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占据更多资源。最重要的现代制造业,虽然长期看略有提升,但占比依然很低,仅从0﹒1%上升到4﹒3%。尽管这里的定义可能过于狭窄,其他属于制造业以及第二产业的行业都分离出去了,但总体看依然十分薄弱,因为即使加上那些行业(如采矿业、电力、建筑业)也是微不足道的。最后,这个时期的增长率都十分低下,GDP从1890年的212﹒83亿元增加到1933年的299﹒80亿元,40多年只增长了41%,年增长率仅为[29]0﹒95%。相比之下,日本的增长率高达3﹒6%。即使1952年中国GDP增加到了316﹒95亿元,平均增长率也仅为0﹒79%。当然,现代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增长率较快,一些产业属于从无到有,如电力、[30]采矿业、金融业。表1-3 近代中国GDP结构 单位:百万元(%)

注:表中数据按1933年价格计算。括号内为比例,总量为100。

资料来源:麦迪森(2008),48页,156页。

表1-4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GDP结构的变化,由于30年代的统计数据比较丰富,所以这个时期的信息更可靠一些。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占最大份额,而且几乎没有变化,接近60%。之后是服务业,占20%多的份额,还略有上升。工业略有下降,但可以看作稳定的。运输、通信业1940年明显下滑。其他产业的份额很小,变化也不大。矿业和电力、煤气略有上升,虽然上升幅度不大。教育和政府所占份额变化也不大。GDP总值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说明整个时期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各个部门的数值也同样,一些部门不仅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如农林牧渔、工业、建筑业、运输和通信业,只有服务业和矿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总之,虽然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36年以前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但依然没有明显显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只是个别行业有所增长,大多数行业是停滞不前的。如果这些数据是准确的,可以说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产业结构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就是[31]从发展的概念上看没有多大进步。表1-4 GDP结构的变化 单位:%

注:关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政府中包括为军队提供的经费。关于东北地区,原文中有两个政府和两个合计的数字,其中政府(1)中不包含为日本军队提供的经费而政府(2)中包含,合计(1)和合计(2)也是如此。这里采取后者,即包含军队开支的数据。 

资料来源:南亮进、牧野文夫(2014),452页,516页。

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外)差异很大,农业的份额从一开始就低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到1940年下降到了22﹒58%,这相当于日本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也就是说,东北地区处在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与日本之间的水平,甚至达到了中国1990年前后的水平。工业的比例一开始很低,仅有4%,但在不到10年中上升到了1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相比,东北地区开始差距较大,后来居上,实现了赶超。矿业虽然所占份额不多,但发展迅速,从1﹒18%上升到了5﹒69%。运输、通信业的增长很快,在观察时期里翻了一番,这个部门所占份额本来就比较高。关于这一点值得特别指出,这个行业有这种份额是很特殊的,不仅中国其他地区无法相比,即使日本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日本这个行业的份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32]间最高,但也只有12﹒5%(1938年)。东北地区的电力、煤气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其他产业的发展,服务业的份额有所下降,这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下面研究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表1-5显示的是20世纪30年代按产业划分的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和东北地区的就业者人数和比例。从比例看,第一产业一贯处在绝对优势地位,大约雇用了80%的劳动力,而且没有随时间改变,这与GDP的情况相同。第二产业的就业者比例也没有变化,基本维持在10%的水平上。第三产业的比例略低于第二产业。就没有变化这一点来说,三个产业是相同的。虽然只有约十年的数据,但说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也就是没有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如果观察当今中国,就业者比例每十年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的40多年中变化巨大。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原地踏步或者虽有增长但没有结构变化,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表1-5 就业者人数和比例

资料来源:南亮进、牧野文夫(2014),362页,481-482页。

中国东北地区在就业者人数上无法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相比,大约是其十几分之一,但在产业结构上有所不同。农业的份额虽然也比较高,但比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要低一些,重要的是它是逐渐降低的,这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第二产业的比例为8%左右,略低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只是略有增加。第三产业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这主要在于第一产业份额的差异,而且在增加。总体来说,东北地区的就业结构略好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说明土地相对丰富,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力更多。这种比例关系大约相当于日本19世纪后期[33](如1888年)的水平,也相当于中国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34]总之,东北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好于中国其他地区(除东北地区外),但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并不高,参照产出结构,并没有显现出生产力的优势。

1﹒4 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处在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是十分特殊的,这种特殊性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首先,一方面它们互为近邻,历史上交往颇深,在很多方面是“剪不断”的关系;另一方面,彼此互为敌手,在相当多的方面是“理还乱”的关系。其次,两国在东亚地区一直是两强相争,造成了双方心理上的错觉和不信任,至今不能释怀。最后,在远离欧洲的国家中尽管也有几个互为[35]对手的大国相邻,但都不如中、日关系这么复杂和微妙。例如,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二者的分离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其他如东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大洋洲甚至北美洲都几乎不存在这种类似的关系。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从各个角度认真研究两国关系,从历史、文化到政治、经济、外交,希望从中找出对于两国关系具有启发作用的视角,促使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里,通过总结两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总体差距,联系现实做一些简单的讨论。我们简单对比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差距,也就是人均GDP的差距,表1-6显示了1820—1950年中、日两国的人均GDP以及二者之比。日本在近代以前(1820年)与中国相差无几,在近代以后则与中国拉开了距离,日本与中国人均GDP之比从1820年的1﹒12倍上升到1900年的2﹒17倍、1929年的3﹒61倍、1938年的4﹒36倍。中国人均GDP长期处于水平移动的状态,甚至还有所下降,从1820年的600元(国际元)下降到1900年的545元,此后长期水平移动,1950年甚至下降到了439元。同期日本从1820年的669元上升到1900年的1 180元,进而上升到1929年的2 026元、1938年的2 449元。可见,在近代一百多年的相当长时间里,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日本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则缓慢前行,结果被抛在了后面。表1-6 中国和日本人均GDP的变化

注:表中数据的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一种用多边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固定货币单位。

资料来源:麦迪森(2009),178-180页。

中、日之间的差距不止这些,两国还在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产品质量、社会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差距,这些问题还会在后面的讨论中提到,这里通过经济学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关于近代中、日两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和程度上的差异,可以利用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及[36]雷布津斯基定理进行解释。

图1-1显示了这种情况,左边的图1-1(a)显示的是近代日本工业发展的模式和形态,右边的图1-1(b)是中国的情况。对比二者可以看出,日本比中国多出两条生产可能性曲线,也就是发展阶段更高一些。假设两国在近代开始时都处于传统的农业国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在图中就是传统行业有比较优势,生产的数量较多,资源的投入也较多,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于横轴,这时的生产可能性区域是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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