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历史视野中的诗学方案：比较视域下的时空体理论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鹏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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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历史视野中的诗学方案：比较视域下的时空体理论研究试读：

在中国，维谢洛夫斯基的名气可能还比不上上巴赫金、什克洛夫斯基等学者，但是，维谢洛夫斯基却是巴赫金、什克洛夫斯基的先驱。他所开创的历史诗学是一个影响深远，富有吸引力的诗学体系，对整个20世纪俄罗斯文艺思想产生了潜在而重要的思想影响。伊戈尔·奥列格维奇·沙伊塔诺夫就认为，包括形式主义者、巴赫金、维诺格拉多夫、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等在20世纪西方文艺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艺理论思想，都可以归到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创立的“历史诗学”名下，在历史诗学的方法影响下，“整个儿地改变了研究文学的方法，而在这一新方法的浪尖上出现了您提到的那些人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时这是那些观点上互有抵牾的人，但抵牾发生在历史诗学的空间内”。

巴赫金在自己的诗学著作中，多次提到了维谢洛夫斯基，对于维谢洛夫斯基兄弟所引领的诗学潮流，他是非常佩服的。在《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中，他提到了维谢洛夫斯基的《修饰语简史》的评价问题，称维谢洛夫斯基为实证主义中独树一帜的重要人物，认为：“他的在许多方面尚未完成的著作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的理解，总的说来，还没有起到我们认为应起的作用。形式主义者几乎没有与他进行论战。他们更多地是向他学习。但他们并没有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将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俄罗斯宗教诗研究》、《罗马尼亚、斯拉夫和希腊圣诞节祝歌》等作为重要的引文来看待，在全集第二卷中通过转引艾亨鲍姆的话强调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意义：“波捷布尼亚和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遗产传到学生们的手中，仍然是死的东西，是不敢触及的无价之宝。”对于维谢洛夫斯基研究过的古老作品，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另一部最古老的娱乐性作品（Jocamonachomm）（它产生于6至7世纪，源于拜占庭，从8世纪初起就在法国广为流传；在罗斯它有着自己的历史，A.h.维谢洛夫斯基和h.h.日丹诺夫曾研究过它的历史）。它较有分寸。这是一种令人开心的教义问答（手册），有一系列以圣经为题的玩笑问题；实际上，（Joca）也是一种令人开心的圣经游戏，尽管它比《基普里安的晚餐》更有分寸一些。

他对于维谢洛夫斯基的正面评价，是特别多的，这在巴赫金著作中，是少有的，巴赫金喜好争论，更喜欢直率地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对于学理性不强的论著的缺点，他从来是直言不讳的，但是，对于维谢洛夫斯基，他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高的，如他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是“巨大却未完成的历史诗学的殿堂”，又如他提到革命之前的拉伯雷研究史就以赞赏的口气说道：“上面提到的维谢洛夫斯基论拉伯雷的文章对于他那个时代（1878年）而言，具有绝对的学术意义。须知它是在法国展开严格的拉伯雷学术研究之前很久，在‘拉伯雷研究协会’成立前二十五年出现的。文章中包含有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极为宝贵和新的研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类型（体裁类型）的历史》中念念不忘维谢洛夫斯基所关注的“维谢洛夫斯基论传统的形象和个人的创造”问题，他写道：“维谢洛夫斯基论传统的形象和个人的创造。个人的影响和贯穿其中的不具名的传统，传统形象、情节、体裁的内在逻辑。作品任何时候都不是诞生在作者的头脑里，即使在写作它的时候，它也不是受诞生的其时其地所决定的。果戈理作品中这类千百年的传统形象，一直没人研究过。”这一段实际上涉及历史类型学的问题，涉及文学形象的历史发生问题，巴赫金试图为果戈理和所有作家的历史传统与文学形象找一个根，这种理论构建由于未得到展开，我们很难对之给予对或者不对的评价，但是巴赫金与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之间的继承关系，确实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他对于维谢洛夫斯基所引领的诗学方向，是非常认同的，他认为：“我们的文学理论具有巨大的潜力，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严肃认真而又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其中包括年青的学者，我们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包括过去的传统（波捷布尼亚、维谢洛夫斯基），也包括苏维埃时期的传统（蒂尼亚诺夫、托马舍夫斯基、艾亨鲍姆、古科夫斯基等），当然，还有发展文学理论所必须的外部条件（研究机构、教研室、财政拨款、出版能力等等）。”他非常肯定维谢洛夫斯基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只要想一下波捷布尼亚、特别是维谢洛夫斯基著作那种广阔的文化视野就一清二楚了。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问题，往往忘记了这些领域的界线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划分；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在我国的文学史著作中，通常要描述文学现象所处时代的特征，但这种描述，在多种情况下与通史毫无差别，没有专门分析文化领域及其与文学的相互作用。而且也还没有进行这种分析的方法。而所谓一个时代的文学过程，由于脱离了对文化的深刻分析，不过是归结为文学诸流派的表面斗争；对现代（特别是十九世纪）来说，实际上是归结于报刊上的喧闹，而后者对时代的真正的宏伟文学并无重大影响。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的潮流）却未得到揭示，有时研究者竟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于是文学本身就使人觉得是某种委琐，而不是严肃的事情。”“我所讲的这一任务，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时代作为文化统一体的边界问题，文化类型学问题等等），在讨论斯拉夫诸国的巴罗克文学时，特别在持续至今的关于东方各国的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的争论中，被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这里看得特别明显，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文学与一个时代的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维谢洛夫斯基著作中的广阔的文化视野，依旧是在某种理论无意识视野中建立的，在这里，巴赫金不仅肯定了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取向，而且对文学与广阔的文化视野相结合的方法给了巨大的肯定。

在他谈论到另一位知名的文论家的时候，他准确也不乏尖锐地指出：“什克洛夫斯基书中仅有的那点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从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中就已经了解了。这一非常精彩的材料，在什克洛夫斯基书里得到了广泛而又独到的利用。”对于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他是很赞同的，巴赫金指出，在谈到诗歌创作的独特范围时，维谢洛夫斯基问道，“每个新的诗歌时代不是在利用那些亘古不变的形象吗？不是只局限于这些形象的范围之内而仅仅重新组合旧的形象，给这些形象添加一些新的生活感受吗？”“我不想说，诗歌创作活动仅仅表现为典型情节的不断重复或重新组合。”而什克洛夫斯基则在认为：“你对时代了解得越透彻，你就会越加确信，你原以为是由某位诗人创造出来的形象，却是从别的诗人那里借用过来的，而且几乎是不加改动。种种诗歌流派的全部创作话动，只不过是积累和提示如何组织和加工语言材料的新手法，与其说是创造形象，不如说是配置形象。”巴赫金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疑问到了什克洛夫斯基那里就成了绝对的肯定；他当然是把思想内容的因素排除在外的，因为这在形式主义被视为异端。维谢洛夫斯基不愿说出来的话，什克洛夫斯基却十分乐意地，用一种极为随便的口气说了出来。他的独到之处，归根到底，也就表现在这里。”实际上，巴赫金在《周边集》也指出了维谢洛夫斯基作为形式主义的诗学导师的身份：“这也是A.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修饰语的历史》）同未来主义的宣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知识分子关于‘艺术和文化危机’的谈话的一种独特结合。同时，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未来的形式主义方法的基本原理的萌芽了。”这些看法，都是对维谢洛夫斯基的肯定评价。

实际上，引起巴赫金对维谢洛夫斯基的注意，可能与维谢洛夫斯基的继承人“希什马摩夫”有关，巴赫金在自己的访谈录中谈到希什马摩夫：“维谢洛夫斯基全不在了，但他们有继承人，例如希什马摩夫。有一阵子他担任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但时间很短。他回到了列宁格勒，在那里去世的。死前还争取出版了一本精彩的著作《拉丁日尔曼语文学引论》。”显然，对于维谢洛夫斯基兄弟的继承人，巴赫金是认可的。

此外，巴赫金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另一些继承人——日尔蒙斯基等俄罗斯比较文学学派的研究也相当感兴趣，当然，与维谢洛夫斯基相比，他对日尔蒙斯基等的研究保留的意见更多一点，尽管他认为日尔蒙斯基比形式主义高明太多，在论述审美客体这个概念的时候，日尔蒙斯基提到了“题材”概念，并引进了作品艺术人物的统一体、风格、风格体系等概念，这显然为巴赫金所认可，他认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对于克服‘形式主义世界观’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建立文学创作美学的科学方法论道路上也是重要的一步。”在另一个地方，巴赫金同样称赞日尔蒙斯基的诗学眼光：“不过还是有例外。近年来日尔蒙斯基与他所称的‘形式主义世界观’彻底决裂，倾向于较为准确系统地论证形式方法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研究对象（‘艺术作为手法’并且仅是‘手法’）。”当然，巴赫金依旧认为“日尔蒙斯基的题材概念似乎过窄。对于他来说，题材最终只是修辞学一部分”，他将日尔蒙斯基与形式主义者明确地分开来，在全集第一卷中，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者的理论使“诗学被束缚在语言学身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如大多数形式主义者及B.M.日尔蒙斯基），而有时干脆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如B.B.维诺格拉多夫）。”巴赫金能非常清楚地将日尔蒙斯基和形式主义流派区别开来，显示了一种极强的辨别力。

不管如何，巴赫金受维谢洛夫斯基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维谢洛夫斯基是巴赫金在著作中经常提到的名字，从《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到后期的《拉伯雷研究》，他都给予维谢洛夫斯基很高的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正是在历史诗学思想影响下写成的：时空体理论的重要文献《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副标题正是“历史诗学概述”。可以说，历史诗学正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

但是，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是在什么层面上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思想呢？难道仅仅是我们流行的认为“这种方法避免了理论诗学的研究方法中所不能克服的抽象性、静止性和形而上学性。它在历史的、动态的描述中，具体地展现了文学的发展规律，具有巨大的方法论上的价值”江珊：《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吗？我们肯定的认为，维谢洛夫斯基对于巴赫金诗学观点的形成，尤其用兼具形式和历史视野看待艺术作品问题，是有着很大影响，这是不能否定的，甚至，这些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入论证。不过，维谢洛夫斯基对巴赫金的影响仅仅如此吗？我们对于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丰富性是否有所忽视？我们以往对巴赫金与维谢洛夫斯基之间的诗学影响关系的认识是否有所偏差呢？我们还遗漏了什么东西呢？

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蕴涵丰富，甚至他的诗学思想本身所引申出来的各种思想也产生了“抵牾”，可见他的诗学有着多面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文艺学内涵丰富，包含“多源性”、“借用”、“汇流”、“类型学”和“个别阶段论”等重要比较文艺学理论。

很难说，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没有维谢洛夫斯基诗学的其他影响，但是，笔者以为：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受到维谢洛夫斯基诗学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没有被我们的学界研究揭示出来，这就是时空体理论的历史类型学维度，时空体理论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类型学思想的基础上，经过认识论的改造，“生发”出来一个极强的创新体系，这个创新体系是建立在维谢洛夫斯基历史类型学基础上的，是对维谢洛夫斯基历史类型学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类型学是理解文学史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在《历史诗学》中，维谢洛夫斯基从类型划分出发，以类型学为基础，对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探求文学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他通过归纳得出了不同民族文学，即使在时间、空间上彼此毫无关联的文学现象，也往往会由于社会发展的相同阶段的联系而产生某种类同的规律。而这种“同类性或相似性不能用借鉴来解释，而只能用生活习俗以及其中所积淀的心理过程的同类性来说明”。

可以说，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正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重要的理论渊源之一，对文学类型的研究归类，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最核心内容。事实上，作为时空体理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37-1938年的《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的最为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理论演绎与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对西方小说中的历史类型的变迁与时空体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与维谢洛夫斯基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巴赫金全盘接受了维谢洛夫斯基的所有思想。事实上，巴赫金的历史类型学思想，在方法论等方面与维谢洛夫斯基有着重要的差异。尽管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不拒绝形而上的思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历史诗学带有很浓厚实证主义色彩，这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主体可以看出，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对文学类型的“考古式”的探究，通过各种丰富的材料——其中甚至涉及许多地区的传说，涉及诸种语言，难度非常大——来推究不同文学形式的历史形成过程；通过对文学的类型学研究，尤其是通过大范围的归纳、比较，才谨慎地得出一些踏实的结论，从而使我们对文学的诸多重要问题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正如维谢洛夫斯基所说：“你可以重复运用这一工序来考察各种不同类型的事实，于是你获得了几组结论，并有可能使它们相互验证，有可能像你至今研究单纯的事实那样研究它们，把它在它们之中遇到的共同的、类似的东西提升为更为广阔的原则，并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达到第二层次的概括，不过需要经常用事实加以检验。”从整体上看，他对理论的演绎并不重视，相反，历史环境赋予他一种重视实证的科学精神，再加上他富有语言天赋，他的诗学侧重对文学事实作具体的归纳，多少算得上水到渠成，但巴赫金不同，尽管他也精通几种外语，但是他喜好思辨，所以他的时空体理论中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正是通过对康德的时空学说的改造，再结合他自己丰富的西方古典文学知识进行历史比较，也就是说结合归纳的方法，对“小说类型与时空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而显示出不同的面貌来。因此，如果说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类型学是俄罗斯比较文艺学思想的一种“经典形态”的话，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对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是有所发展的，是俄罗斯比较文艺学的一种“当代形态”。第2章康德与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

意义上的时空学说对时空体理论的影响《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的一个脚注向我们展示了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与康德哲学思想的直接联系，巴赫金这样写道：“康德在其先验美学（《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基本部分）里，把时间和空间界定为任何认识（从起码的知觉和表象开始）所必不可少的形式。我们采纳康德对这些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的评价；但同康德不同的是，我们不把这些形式看成是‘先验的’，而看作是真正现实本身的形式。我们将试图揭示这些形式在小说体条件下的具体的艺术认知（艺术观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与以往对巴赫金与康德之间关系的泛泛而谈不同，我们将更为深入地探讨康德哲学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之间更为具体的联系。以下问题是我们所要具体探讨的：康德的哲学是如何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产生影响的，在哪些层面上产生影响，康德的时空理论给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带来了什么影响，哪些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认识到的，哪些甚至不是属于康德的影响的？

康德是哲学史最重要人物之一，这位在寂寞小城度过一生的哲学家在哲学史上向来以开创了一个认识论转折著称，他将“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变为“我们如何认为某事物是美的”，和笛卡尔等人共同将世界真真切切地拖入真正的现代时期，在时空问题上，他更是别出心裁地将时空界定为我们认识的重要形式，从而补上了他认识论体系中的最重要一环，可以说，康德的时空学说是非常重要的，将时空界定为人认识的形式，实际上将时空与人的关系联系得更紧密了，这个学说影响是巨大的，康德之后的重要的时空研究者，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伯格森等人，都是在这个基础，也就是试图展现时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上展开思索的。

实际上，将时空研究转向“内部”，与人的“主体”联系起来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从康德开始。早在公元4-5世纪奥古斯丁就有非常独特的思考，这些思考恰是上述哲学思考的起源。与宇宙论的时空观不同，奥古斯丁眼中的时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的看法足以称得上是一种重要的变革。奥古斯丁认为我们一般认为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存在的，这种看法显得颇为古怪，“过去-现在-未来”何以不在？实际上，我们如果深入的了解奥古斯丁的解释，那么就会恍然大悟，奥古斯丁认为，之所以不存在着“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这些“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他认为，“过去-现在-未来”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现在的过去，现在的现在与现在的将来，也就是说，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以现在的方式存在着，或者我们可以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存在的只是在我们当前思想-意识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我们很可以理解奥古斯丁的这句话了：“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展呢？我不知道。但如果不是思想的伸展，则更奇怪了。”

可见，将时间空间与人的内在联系起来，与人的主体联系起来，这种看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条很值得重视的主线，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开始，以康德的认识论转折为主要标志，时空与人主体之间的关系研究绵延不断，持续深入，用文艺理论喜好的一个词语“向内转”来概括，还是颇为恰当的。

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路，也多多少少算得上是这条主线延伸出来的分支，将时空界定为人的认识的重要的形式，从而使时空问题与体裁问题联系起来，这恰恰是巴赫金的重要的思路。为什么时空问题与体裁能联系起来呢？这与巴赫金独特的文艺思想有关。在巴赫金看来，体裁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而时空则是认识的重要工具，那么用时空问题来划分体裁的不同类型的标准，显然颇具学理性，能使自己的理论从最开始的地方就起于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可以认识到，巴赫金也并不是完全地接受了康德的时空学说，更准确地说，他是接受了某种修正后的康德主义，换言之，巴赫金对时空的论述是一种修正后的康德主义上进行的，这种修正后的康德主义就是德国的新康德主义。

新康德主义对于巴赫金的影响是深远的，康德与新康德主义一直是巴赫金诗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巴赫金自己曾承认是“以二十世纪某种变化了的康德主义”为立场，可见这种对我国读者还算陌生的思想流派之魅力——能将自己的立场归到某种思想流派中，一直是那种特立独行思想家不愿意干的事情，除了极端的认同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来解释呢？巴赫金对新康德主义的接受，首先是与彼得堡哲学学会终身主席韦坚斯基有着很直接的关系。除此之外，巴赫金对新康德主义的爱好，与他的挚友卡甘（1889-1937）密不可分。事实上，巴赫金小组，在涅维尔的时候，主要探讨的是当时德国哲学主要潮流。而在那时的德国，新康德主义尽管已经受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的冲击，但是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仍然提醒我们新康德主义的巨大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哲学教席都由新康德主义者占据着。新康德主义在俄罗斯高校中风头似乎也不逊于德国：俄罗斯许多著名的高校中，尤其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地，新康德主义思想的风头十分强劲。

在《论行为哲学》等书中，巴赫金受新康德主义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李凯尔特等人的熟稔，对新康德主义哲学术语的大量运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赞赏的语气对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的援引，在《拉伯雷研究》中对卡西尔的大段引用，都说明了他的诗学思想与新康德主义的密切联系。

这一切都使我们不禁有些好奇？新康德主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流派？我们知道，作为德国哲学的重要的思想潮流，新康德主义是对康德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康德哲学自面世以来，虽多次遇到挑战，但一代一代的学者还是要回到康德的学说中，发掘可资发挥的养分。”但新康德主义对康德既有所继承，也有所发展，如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的认识重要一环，这在形形色色的康德主义者中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主要思想。但是，在一些新康德主义继承者如卡西尔看来，时间、空间还是世界与心灵之间的一座桥梁，从符号角度看，时间、空间还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认识框架。卡西尔试图将康德的时空学说作的一个扩展，对于巴赫金把握这种认识论潮流更为重要。

也就是说，对于巴赫金来说，时空体首先是一个康德认识论的概念，但是，巴赫金不仅继承了康德的基本观点，还在新康德主义更进一步，从而使时空体理路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意义：时空被视为连接世界与人之间的桥梁。不过，巴赫金对文学艺术中的时空问题的处理，不仅与新康德主义思想密切相关，而且与马克思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第3章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时空体理论的影响“米·巴赫金肯定读过而且集中精力研究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甚至巴赫金诗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是如此的浓厚，以致部分研究者将他的思想划分到马克思文论中来。事实上，这种划分是很成问题的，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巴赫金自己曾宣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表态是非常清楚的，考虑到巴赫金在前面试图将新康德主义作为自己的某种立场，我们认为，他自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应该被认可，一个人总不可能有两个立场吧？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因为某些原因，理论家模糊自己的立场，有时甚至否定、掩盖自己的立场，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巴赫金来说，表态自己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的时候，是具备自由言说的环境，而模糊马克思主义、凸显新康德主义的渊源，并不能给他带来“巴赫金更具创造性”的评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巴赫金的确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些学者尽管没有将巴赫金的诗学体系划归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中，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巴赫金诗学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如伯纳德就认为巴赫金诗学是一种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构起来的诗学体系。这种看法的确有些“狡猾”，不过，从事实上看，马克思主义诗学给了巴赫金巨大的启发，但是，巴赫金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诗学进行了自己的阐释和理解，有些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文艺思想，不过，他所秉承的立场与传统，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这种试图将巴赫金置于两种主义之间的看法，显然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不过，我们的说法，也并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巴赫金诗学的巨大影响，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巴赫金的影响是巨大的。

换言之，尽管巴赫金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巴赫金诗学的巨大影响，巴赫金在建立自己的体系的时候，的确汲取了诸多思想，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文艺学“明显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主义以及对语言进行社会文化学解释的可能性，吸引了他”，甚至，作为一名“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寻求建立一种在社会学方面比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都更为成熟的诗学”

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巴赫金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批评以及对社会文化的重视这两方面，当然，和其他思想渊源一样，巴赫金不仅继承了这些优秀的精神财富，而且都能进一步地发展它、丰富它。而这一切都是巴赫金与当时苏联主流的马克思文艺社会学的对话中完成的，正是通过与当时占据主流的马克思文艺社会学的商讨、质疑、讨论甚至争辩，巴赫金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刻洞见并能有所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文艺学来说，文学是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反映。但是，在文学作品是如何由周围经济体制的客观规律决定这一点上，一直是一个难以论述的难题。作为马克思被最广为接受的国度之一，“俄国作出了最持久的努力”。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重要的突破，普列汉诺夫发展了一种“中介论”，他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而，要评价一部艺术作品，批评家需要阐述它所表达的具体的社会或阶级意识内容。“革命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逐渐以文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闻名，这一观点由包括p.N.萨库林、V.M.弗里契和V.F.彼列维尔泽夫在内的人们所继承。”事实上，他们成为20年代马克思文艺社会学主要的代表人物，而此时还在彼得堡的巴赫金正处于学术中心，他与包括弗里契等人在内的主流马克思文艺学展开了一系列的对话。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一文中，巴赫金首先与萨库林等人展开了论争：“这不仅由于他是最老练的社会学批评家，而且由于他的《文学中的社会学方法》（1925年）一书尝试解答的问题也是巴赫金的问题，即‘如何将艺术置于书本之外的历史及社会经济的生活之流中，同时又不丧失艺术独立的审美方面’？”显然，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时有渊源。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被巴赫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整合进自己的文艺理论建构之中。就在时空体理论的开头，巴赫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对时空问题的社会历史阐述的兴趣：“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握展现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若断若续的。在人类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往往是学会把握当时所能认识到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些方面；为了反映和从艺术上加工已经把握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各种体裁形成了相应的方法。”也就是说，人们掌握艺术形式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正是在一个现实的社会基础上，人们对时空问题的认识才有所突破。对于巴赫金来说，这些阶段包括：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产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背景。对于巴赫金来说，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虚构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作品本身描绘的世界，一个是产生作品的世界。”尽管巴赫金认为虚构世界是有着自己的传统与建构法则，也很赞成这个虚构世界对现实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恰是从这个能创造和描绘地历史世界里种种现实的时空体中，才生发出作品所描绘的世界中那些被反映和被创作出来的时空体”。也就是说，一个统一的现实的但未完结的历史世界是产生一切文学世界的基础。在这思想的背后，是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文化阐释的深刻的肯定。第4章比喻意义上的爱因斯坦时空体一体论

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影响巴赫金强调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他认为：“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称之为时空体（xронотоп——直译为‘时空’）。”巴赫金揭示说，这个术语源自相对论，以爱因斯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事实上，正如物理学研究所言，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在狭义相对论看来，时间并不独立于空间，二者密切联系，构成四维的“时空连续体”，时空具有尺缩钟慢的效应；广义相对论则认为，引力具有使时间和空间弯曲的效应，时空的整体结构依赖于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这就彻底地抛弃了经典力学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相对论看来，时间、空间和物质并不是如牛顿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意义。并且，时间与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可分割。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巴赫金认为，时空体在相对论中具有的特殊含义，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是在比喻意义上将之借用到文学理论中来。如何理解巴赫金的这些论述呢？

众所周知，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目的上都有着重要的区别，简单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文科学上来，是不能真正的走向人文学科的最深处。作为一个对人文学科本性有着深刻的了解，并在晚年对人文学科的诸多问题写下了许多深邃见解的巴赫金，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以上的说法表明，巴赫金一方面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着一定的了解与认同；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将自然学科的理论完全照搬到人文科学之中的做法是并不赞同的。

因此，正是在比喻意义上援引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时空之理解的基础上，巴赫金对时间与空间之间关系给出了自己判定，巴赫金认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同时，巴赫金还很清楚地提出：“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

对于巴赫金来说，一个静止的事物是需要通过动态叙述而不是静态描写。也就是说，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内在转化，时间获得自己的“肉身”，空间中的物体则卷入到时间之流中去，这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巴赫金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文学作品中的时间、空间问题的实际的。这是他根据文学作品的实际灵活的处理援引理论的结果。第5章基督教哲学与东正教神学对

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影响巴赫金是一个宗教徒。他童年便受到俄国东正教的教育。早年接受宗教教育，后来与宗教背道而驰的，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巴赫金并不是其中一员，他满怀宗教热情，早在1918年，他在涅维尔的一个公开大会上参与了热烈公开讨论的时候，就对宗教作了正面的辩护。20年代左右，巴赫金及其朋友组成的“康德研究小组”，就早早确立了以宗教哲学与宗教道德问题为小组的研究重心。这个组成后来被称为“巴赫金小组”的俄罗斯年轻人们，因为学习与研究的热情，“在所谓的哲学家之夜”里，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从古希腊到康德和黑格尔’的主要哲学著作，或者是一些当代著作，或是一些宗教思想家的作品，如奥古斯丁，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作品”。显然，巴赫金对奥古斯丁等宗教哲学家是熟悉的，尽管后来巴赫金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的讨论宗教问题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俄罗斯，这样的讨论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将巴赫金视为东正教传统下的宗教哲学家，是苏联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现在的问题在于：具体到巴赫金诗学层面，哪些宗教哲学的思想对巴赫金诗学产生影响，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呢？

东正教对巴赫金的思想的影响，是潜在的却也深刻的，但是，就目前笔者有限的所知，主要集中在上帝形相抛弃论等宗教思想，以及宗教哲学对于上帝与我的思考等问题上。俄罗斯人承认基督肉身成人的巨大意义，巴赫金的神学正“根植于这样一种基督教传统上：尊崇现在、人性以及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种传统无法理解保罗主义对此时此地的轻视，这是一种对身体的厌弃。事实上，历史存在的直接性以及对物质的关注，这两方面长久以来一直是俄罗斯宗教思想的关键。如尼古拉·齐尔诺夫（Nicholas Zernov）所论述的：‘俄罗斯宗教精神的基础信念是承认物质潜在神圣性’”。关注身体的神圣性，表现出对基督神圣身体的迷醉，这一点在东正教传统中是很明显的，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基督不仅仅是一个神，更是一个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容易能够体会到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对身体问题的描述，以及对身体的“双重性”的一种表述了，如部分西方巴赫金研究者所言的那样，“道成肉身”“肉体神圣”的东正教思想与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有着重要的联系。也正如克拉克等人所说的：“这些思想与上帝形相抛弃论传统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有力地影响了巴赫金的思想。第一个概念是彻底的集体性；第二个是对日常经验的物质现实的深刻敬重。”这些思想，在巴赫金对拉伯雷小说时空体的研究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另一个与巴赫金的思想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我/他之间的概念，正如克拉克所言：“这些自我/他者的关系或创作者/人物的关系是一切宗教体系的首要问题，这暗含了宗教在巴赫金思想中的位置。他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影响。”托多洛夫同样指出：“巴赫金用于辨别作者的繁琐定义很适用于它的原始背景（比如让·司各特·埃里吉的作品）中的上帝，并且仅仅用于上帝。”就我们论述的内容而言，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难点——“作者时空体”问题就需要与巴赫金的宗教意识的联系中寻求部分答案。

然而，如克拉克等人所言，巴赫金与一般东正教的宗教哲学家不同，巴赫金之所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意义，主要在于将宗教哲学与文学批评、语言学思想（主要是超语言学），以及哲学领域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在此方面，他与那个时期许多致力于宗教哲学的其他俄国人恰成对照。比如，L.p.卡尔萨温的《论人格》（1929年）虽与巴赫金的早期思想十分相近，但却无法将神学范畴转化为其他话语——巴赫金从未蹈此覆辙。因此，卡尔萨温在东正教神学的历史中仍是位小角色，而巴赫金却具有世界意义。因为他将社会学的、文学批评的以及语言学的语汇狂欢化了，方法是把它们各自的传统与一种激进的基督学熔为一炉。换句话说，使巴赫金卓然而立的不是他关于基督人格的理论，而是他运用这些观念更新了神学之外的领域。”此外，巴赫金具有世界性的原因还在于巴赫金的宗教思想也如一些现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一样，试图以宗教思想应对新的纷繁复杂的世界：如巴赫金对上帝与我之间的思考在其诗学理论中演绎成作者与主人公的主体性问题，复调小说中被“驱逐”的作者的思想无疑本身就具有一种现代性的诉求在里面。并且巴赫金对物质性、肉身性的强调同时也与现代性世俗主义的扩张有着重要的契合，或者说巴赫金对拉伯雷的解释的背后既有宗教因素，同时也有着现代性思想的潜在诉求。在时空体理论中的“作者时空体”问题更为吊诡，巴赫金对作者在时空体问题上的“积极性”的强调——在这种强调背后有着潜在的宗教情结——更成为一种“作者”的“主体性”的强调，更成为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本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巴赫金的思想中是有着宗教因素的影响的，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宗教哲学在巴赫金诗学中也有着更为广阔的意蕴，这是我们研究巴赫金时空体理论时需要注意的。事实上，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诗学建构必须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是巴赫金的诗学源头的确认，厘定。第二是巴赫金如何将这些诗学资源建构成自己的理论，甚至其中应该包括巴赫金本身的思想参与。在时空体问题上，巴赫金自己的很多思想，如喜欢对文本进行“修辞性阅读”，包括前期哲学著作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对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也很有影响。第6章《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1937-1938年）的逻辑起点：

历史类型学的“认识论突破”《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是一篇历史诗学问题，根据我们在上面的论述可知，它主要是在历史类型学的基础上推进自己的论述，但是，他跟传统的历史诗学不太一样，他综合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是在类型学的“认识论突破”上进行的，巴赫金是在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进行方法论上的改造的基础上，创造性完成了对历史诗学的理论突破。

关于这一点，要先从《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逻辑起点说起，《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认识论和类型学的“交叉地带”上，采用的是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类型学新方法。

在《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中，巴赫金对时空体与体裁之间的关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而且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

这段话是一个判断，巴赫金对“时空体与体裁之间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粗看来，巴赫金的语气看似有些武断，显然贸然断言“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似乎有些让人吃惊，不过，对于这一句话，许多研究者都没有认真地深究下去，如何理解体裁和体裁类别由时空体决定？换言之，如何看待巴赫金在后来提出的时空体具有的体裁意义呢？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正确的切入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只有将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逻辑起点论述清楚，揭示出其理论论述的逻辑起点，才能深刻地理解这句看起来有些武断但却绕不开的逻辑前提。

笔者以为，巴赫金在这里讨论的正是一个类型学的问题。换句话说，巴赫金将体裁视为一个小说类型问题，而小说的时空体正是决定小说亚类型的一个标准，巴赫金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而是奠基于历史类型学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类型学的认识论突破，巴赫金得出了这个看似有些奇怪却合乎情理的结论。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见，历史类型学是俄罗斯比较文艺学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他们认为，在不同民族的相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有时存在着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类同文学现象，因此，可以对这些文学现象（如体裁、风格、情节、主题、流派、思潮等）进行比较。如维谢洛夫斯基的未完成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之一是：“社会历史发展制约着文学的发展，文学发展的规律与历史规律相一致，而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结构相似性，因而文学发展及对其研究进行比较历史类型研究成为可能。”赫拉普钦科同样认为，文学类型学是“要求揭示那些能够使人们谈论某种文学的和审美的共同体、谈论某一现象属于一定类型和种类的原则和因素。这些从属关系经常也在文学事实互相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表现出来”。

不过，一般我们也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带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喜欢一头扎进文学事实中，希望从纷繁复杂的诗学的比较归纳中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巴赫金却提供了另一条思路，这条路看起来有些奇怪，却是后来比较文学界，尤其是比较诗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趋势，那就是将哲学美学的思辨和文学的归纳结合起来，具体到时空体理论，那就是通过时空体与文学类型之间的一种逻辑的内在关系——这个内在的关系，建立在新康德主义的时空思想中——通过划定类型的标准，从而使这种类型上的划分，以及类型上的比较成为可能。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正是通过对康德认识论的创造性引用，加之对历史诗学的巧妙变通，巴赫金将小说时空体与小说的类型之间的关系巧妙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正如卡特琳娜·克拉克等人指出：“虽然巴赫金一般不太注意自己思想的师承关系，但是此文的开头的两个脚注却说明了他灵感的两个来源。”克拉克所提到的两个脚注一个是关于康德的，巴赫金写道：“康德在其先验美学（《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基本部分）里，把时间和空间界定为任何认识（从起码的知觉和表象开始）所必不可少的形式。我们采纳康德对这些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的评价；但同康德不同的是，我们不把这些形式看成是‘先验的’，而看作是真正现实本身的形式。我们将试图揭示这些形式在小说体条件下的具体的艺术认知（艺术观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康德看来，时间与空间是认识的基本形式，时间是内感觉的形式，所有思想和概念的活动都连续着在时间中运行；而空间是人的外感觉形式，一切外在经验中的对象都在空间中排列，延伸着。这已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康德基本思想。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认识论极富“唯心”色彩，较难为当时的研究界所认可，并且，巴赫金本人对于康德的时空学说也并不是全盘接受，毫无保留的。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与卡西尔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在巴赫金看来，时间空间是人的一种认识形式，但是这种认识形式并不是完全不变的，换言之，对于巴赫金来说，作为一个整体，时空体是一个生成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巴赫金认为，在心与物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沟通的桥梁。时空体对于巴赫金来说，不再是墙，而是沟通主体与世界的桥梁。

这样，康德时空研究中浓厚的“先验”色彩，被巴赫金巧妙地换了一个表述，不过，巴赫金借助新康德主义思想，对时空与世界的关系有所发展，但是他基本没有脱离康德的时空思想范围，在整体上，巴赫金还是采用了康德认识论中“时空作为人的认识过程的重要形式的说法”，尤其肯定了这些形式所具有的认识上的“框架”意义：“我们采纳康德对这些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的评价……”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将时空体与体裁联系起来了。

巴赫金看来，体裁是认识世界的一种形式，因此，时空作为认识的基本形式，就必然也要成为体裁判断的主要标准。

对于巴赫金来说，小说中决定体裁的时空体指的是在小说中占有主要地位，与小说的情节展开有着重要的联系的时间和空间的构成方式，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作者感受时间空间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在对体裁划分方法是有学理上的依据的。这是因为，正如康德所说的，时间和空间正是我们的认识形式之一，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我们认识上的相对稳定的认识“框架”，那么，将这些认识上稳定的框架作为我们划分不同体裁的依据，不是很有道理的吗？

正是在上面论述的基础上，巴赫金再结合维谢洛夫斯基的传统归纳的方法，对时空体与文学类型之间的关系做了确证。简单地说，巴赫金是运用了演绎和归纳的方法进行自己的“历史诗学”研究的。

我们已经提到，经典的历史诗学，主要指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他以历史比较的视野去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他的很多诗学思想，对当前的文艺学、比较文学研究都有所启发，如他的类型学给“如何比、怎样比”等问题拓展了思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受19世纪学术风气影响，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是在实证为基础上进行的，“它重事实，重实证，重归纳，着重考虑各种事实系列的连续性、重复性，从大量事实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因果性、规律性，并反复用新的可比系列来加以验证”。可以说，这种方法突破了传统的规范化的思辨诗学体系的模式。但是，正如刘宁先生所指出，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只有现象或事实是‘实证的东西’，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的定律，强调‘只要经常用事实来加以检验’，‘就会达到最终的、最充分的概括’。因此，他企图在排斥任何哲学和美学的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单凭对各种文学现象、经验事实的对比和归纳，揭示出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而这是根本违背‘从生动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一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的。”刘宁先生的归纳是正确的，亚·维谢洛夫斯基过分迷恋“事实”，从而迷失在“现象域”中，放弃了任何哲学和美学的理论指导，这种做法，固然有可能是面向事实本身，从而使他的探索成为使事物之真显现出来的寻真之旅，但同时也可能会走上一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失之途。

但巴赫金的时空体诗学是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类型学的突破，是历史诗学的“当代形态”的重要成果。表现在方法论上，是巴赫金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即在康德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对时空与体裁关系作深刻判定，又对各个不同时期文学的文学体裁与时空体之间事实联系进行详尽归纳，从而使历史归纳与理论判定成为一体。这种研究，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是深刻的，并且由于对康德思想的运用得当，从而使其诗学具有很深的内在说服力。这是埋头归纳的维谢洛夫斯基的诗学体系所难以达到的效果。概言之，巴赫金认为时空体成为体裁的划分标准的说法，是巴赫金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类型学的基础上，结合康德的认识论，所取得重要突破性论断。他的时空体理论蕴涵着浓厚思辩色彩，也基本符合文学的现实。巴赫金的时空体，是俄罗斯历史诗学理论与实践的新范例。

我们之所以翻来覆去地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逻辑起点进行论述，正是为了重构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那些跳跃缺失的论述环节，论述到此，我们对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逻辑起点已经有所了解，也正是在对类型学的认识论突破上，以及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结合上，巴赫金展开了对小说体裁的历史跟踪：“我们看到的是关于一种体裁的历史的优秀概述，它深入研究了小说中的一些最为重要的变体……主要的是——对小说体裁精神的阐释，这种阐释是通过时空关系的透镜折射出来的。”巴赫金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时空体是联系体裁的纽带，不同的时空体的运用意味着不同的体裁，而不同的体裁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的时空体。事实上，笔者以为，在上面的基础上，巴赫金实际上得出了小说体裁的历史“谱系”。第7章《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1937-1938年）的结论：小说体裁的历史类型学在类型学的认识论突破的基础上，在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基础上，巴赫金对小说的历史“谱系”作了论断。

时空体（时间占主导地位）源头体裁与这种时空体有关后世体裁传奇时间希腊传奇教喻小说（全部的“希腊小说”或“诡辩小说”）骑士小说；瓦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17世纪的巴罗克小说传奇时间和世俗生活时间的结合（巴赫金主要还是突出世俗生活时间的意义）传奇世俗小说（属于这一类的，严格来说只有两部作品：彼特罗尼乌斯的《萨蒂里卡》和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与世俗生活时间有关的各种小说，如《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狄德罗德《宿命论者雅克》；博马舍的悲剧三部曲；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罗克萨娜》；索莱尔的《弗朗西昂》；巴尔扎克的作品；狄更斯、萨克雷、斯摩莱特等人作品续表

时空体（时间占主导地位）源头体裁与这种时空体有关后世体裁传记时间古希腊传记小说；柏拉图型：《苏格拉底申辩论》、《斐多篇》、《宴饮篇》、《斐德罗篇》；广场型时空体：《忏悔录》（奥古斯丁）歌德小说（成长小说）田园诗时空体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直至不久前所出现的田园诗的各种类型，如爱情田园诗、家庭田园诗、农事劳动田园诗、手工业田园诗、家庭田园诗以及一些混合类型。卢梭小说；地方乡土小说；歌德的教育小说（有关）；斯特恩式小说；家庭小说和家族小说（巴赫金举了几个例子，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古典型家庭小说，斯摩莱特《亨弗利·克林克》，狄更斯是欧洲家庭小说的最高成就）。

民间文学时空体民间文学拉伯雷小说

下面，我们针对上面的归纳展开具体论述。

对于巴赫金来说，小说的历史类型学是这样展开的。首先，主要在类型学的基础上，通过时空体将整个西方小说分为几种大的类型。这样，就带有一种总体文学的视野，使时空体理论成为辨析西方小说类型的工具。其次，巴赫金认为，这些小说的萌芽大部分在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甚至，部分小说，如传奇时间等已经发展的很完备了。因此，在巴赫金看来，对小说时空体（体裁）的论述就成了一种源与流的关系，结合前面的横向划分（小说类型），巴赫金就将小说时空体与体裁之间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巴赫金不仅从横的方面将小说划分为几个具体的类型，而且通过源与流的关系将小说历史类型的前后发展做出了深入阐释。“传奇时间”、“世俗时间”、“传记时间”、“田园诗时空体”、“民间文学时空体”是巴赫金对西方小说整体的划分，这几种小说类型，在巴赫金看来，在希腊-古罗马时期，都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备了，在这个基础上，巴赫金通过“经”、“纬”两个层面，将西方小说的源头及其发展，描述得格外清晰。需要指出的是，在巴赫金看来，希腊-古罗马小说中的几种小说类型具有原型意味，当然，这种原型意味的时空体诸多特征，是巴赫金通过认真细读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小说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正是在这个归纳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渊源关系，巴赫金对西方文学历史上的各种类型小说进行对照，进行归纳。“传奇时间小说类型”：

巴赫金认为，希腊的传奇教喻小说中的时空体主要由传奇时间构成的，他认为，这种传奇时间在希腊教喻小说不仅运用得“巧妙精细”，而且，这种传奇时间在希腊教喻小说中还称得上非常全面，以至以后的“纯粹传奇小说”在其后，甚至直到我们今天也再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建树。在巴赫金看来，传奇教喻小说有着极多的相似之处，“实质上是由相同的一些故事（成分）组成的”。因此，可以很容易编出一个综合的典型的情节公式：首先是一对男女一见钟情，势不可遏，但是双分不能马上完婚，于是因此一对恋人各自东西，相互寻找，经历过重重障碍后，小说以恋人的完婚的圆满结局告终。在巴赫金看来，尽管传奇时间在小说中过着看似紧张的生活，但是这些紧张的情节与突转却并没有对主人公的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主人公们是在适于婚嫁的年岁在小说开头邂逅的；他们又同样是在这个适于婚嫁的年岁，依然是那么年轻漂亮，在小说结尾结成了夫妻。”在产生恋情与满足恋情两个生理时间点之间，是超时间的空白。任何成长、变化的东西，在这类体裁中都找不到。

巴赫金认为，“骑士小说用的是传奇时间，而且基本上是希腊型的”。但是巴赫金同样认为，在骑士小说的传奇时间里，有着某种新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骑士小说的整个时空体既与希腊小说有着联系，同时整个时空体又产生了新的变化。“传奇时间里的奇特世界”是巴赫金对骑士小说时空体的命名。巴赫金认为，在一切传奇时间里，都存在着机遇、命运、上帝等的干预。但是，在骑士小说中，这样的“突然间”似乎变成了正常的事情，成为某种决定一切的因素、几乎是司空见惯的因素：“整个世界变得很奇特，而奇特本身变成了常规（还继续表现着奇特）。”因此，总是出人意料，这一点本身便不再出人意料了。其次，骑士小说的世界里正建立着功勋，主人公自己以功勋扬名，又以功勋赞颂别人，如自己的君主，自己爱慕着的贵妇人，功勋这个因素使骑士小说与希腊小说格格不入，而更接近史诗传奇。最后，巴赫金认为，主人公和他活动的奇特世界似乎是用一块整料雕出来的，两者之间没有裂痕。这个世界不再同希腊小说一样，是一个“抽象的别人的世界，是彻头彻尾的他人世界”。尽管骑士小说的世界“并不是祖国，它的任何地方都一样是他乡”，但是骑士并不强调这一点，而且，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世界却是统一的，主人公在这个世界里如同“在家里（但不是在故乡）”，他和这个世界一样的奇特：他的出身奇特，诞生的环境、童年少年奇特，他的生理素质奇特，如此等等。他同这个奇特的世界血肉相连，也是这个世界最好的代表。因此，在巴赫金看来，骑士小说既与希腊传奇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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