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决定成败(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敬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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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决定成败试读：

前言

作风，是指一个人在工作或生活上一贯表现的态度、行为。重视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回顾我们党近一个世纪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无数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决定了党的事业的成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民主集中等优良作风，构筑出我们党的精魂，是我们党能够历经千难万险，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世变沧桑，岁月更迭，如今的中国，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肩负起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更加不容忽视。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被称为“三严三实”讲话。这是党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又一项新要求。“三严三实”的精神内核，来源于我们党关于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三严三实”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是贯彻“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是各级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从政之基、谋事之道和成事之要。每个党员干部要成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好干部，就必须把“三严三实”作为一堂永远的必修课，深而知之，勤而行之，在工作上、生活上始终保持优良的作风；要把“三严三实”的要求作为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是否做到了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要把践行“三严三实”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努力提高和改进自己的为人处世和为官从政的作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在工作中真抓实干，力求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方面出成绩、见实效。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准确地把握“三严三实”的内涵，充分认识“三严三实”对党员干部修身从政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帮助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作风决定成败》，以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借鉴和参考。本书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针对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的实际，用经典的论述、真实的案例，来阐述“三严三实”的深刻内涵，为读者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提供参考的事例。在选材方面，本书注重理论性、趣味性和操作性并存，力求让读者在快乐的阅读中得到思想的启示，加深对“三严三实”要求的认识，明确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着力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与每一名党员干部的作风息息相关。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首先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当先锋、作表率，以“三严三实”的要求约束自己、检验自己，这既是党中央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民族复兴的寄托、人民福祉的所在。希望我们这样一本小书，能为党员干部践行“三严三实”提供一些帮助。当然，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还望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批评指正！编者

第一章 严以修身：打铁还需自身硬

1912年10月，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题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文中说：学生读书的目的和任务不应为个人名利，而应为担负和完成“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把教育办好。老师非常欣赏这篇只有900多字的作文，并在评语中说：“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奉天教育成绩展览会把这篇文章作为甲等作文展出，上海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也收录了这篇作文。

这篇作文的作者，就是时年14岁的周恩来。在奉天读书期间，周恩来尽管还是髫龄少年，却已经显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高尚志向、出众才华和勤勉好学精神。有一次，兼任“修身”课的魏校长在课堂上问同学们：“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同学们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有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也有的说“为了家父而读书”。当魏校长问到周恩来时，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没想到，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怀有如此远大的抱负。他激动地对同学们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周恩来在奉天读书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学业上刻苦精进，成绩优异；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待人热情，团结同学，乐于帮助别人。一位同学因为有残疾，有时候会缺课，周恩来常常主动帮助他补课。一位姓吴的校工年纪大了，工作很辛苦，周恩来就常常早一点到校，帮助他扫地、烧水。一次这个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就把身上仅有的8个铜元送给他，帮他治病。

周恩来出生在南国水乡，到了寒冷、干燥的关外，身体在短时间内不大适应。但是，他以顽强的毅力“锤炼”自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学校附近的万泉河边跑步，持之以恒地坚持了3年。他还坚持徒步上学。到了冬天，他要冒着刺骨的寒风，走在冰天雪地里；在风沙天气，他要冒着扑面而来的风沙前行。艰苦的生活条件，砥砺了少年周恩来的意志，也帮助他锻炼出强健的体魄；远大的理想抱负，成为他修身成才的动力，涵养了他的品德，激发了他的才华。1962年8月，周恩来曾经在和亲属谈话时，回忆起这个时期的生活。他说：“到东北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把身体锻炼好了。在上小学时，无论冬天、夏天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胃肠，使身体能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什么是“修身”？古人说：凡立志，先修身。修身的基础，是一个人远大的理想抱负。修身不是让一个人“闭门思过”、“闭门修养”，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是让自己的道德修养日臻完善、让自己的本领日益提高、让自己的体魄日益强健的实践活动。少年周恩来在奉天读书时的修身生活，就是他一生严以修身的起点。

同时，我们必须知道，修身不是“一时”的事儿，而是“一生”的追求，是时时刻刻保持着的一种优良习惯。我们还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例：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学校以注重学生修身著称。学校门口有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教育家严范孙先生起草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周恩来不仅在学校期间，而且在一生之中，都用这短短几十个字的箴言，规范自己的衣着、仪表和一言一行。1916年，周恩来曾经撰写过《函索镜影》一文，记录了美国教育家格瑞里向南开学校索取镜子和“容止格言”照片的事，文中谈到，容止格言“为资警励全校师生之用”。容止格言的要求，周恩来严格恪守了一生。

1943年，周恩来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革命家、政治家。这年的3月18日，是他45岁（阴历）生日。当天，南方局的同志们准备为其祝寿，但他并没有出席，而是在办公室写下了一份《我的修养要则》，全文如下：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从这篇短短一百余字的修养要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对自己修身的标准之高、要求之严和持之以恒。今天，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是，我们从他一生治军理政的经历中，更可以看到一位从少年时期就怀抱远大的理想、树立救国救民的坚定信念、毕生严以修身的典范。他一生为中国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和他的理想信念、修身习惯与伟大实践是分不开的。

品读经典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刘少奇：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或者说得更近些，在近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得到了某些成就，爬上了当权的位置以后，就腐化堕落下去。这是由历代革命者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由过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结果总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由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代替。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然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阶级的革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它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经过这样的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来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从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分子（不管这种分子是作了多大的“官”），而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特点，无产阶级革命党的这一特点，是历代革命和历代革命党所没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节选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习近平：谈领导干部的修养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群众路线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必须做到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深深植根于思想中、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必须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业方方面面。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20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节选自《党史纵横》，2014年第2期）二、多读书，修政德

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古人讲，“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读书即是立德”，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为政以德、为政以廉、为政以民。“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读书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广大党员干部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使读书学习成为改造思想、加强修养的重要途径，成为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要真正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一切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会到我们的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拒腐蚀、永不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选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三、追求“慎独”的高境界《礼记》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党员干部要“慎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往往掌握一定的权力，不仅要主动接受组织、制度的监督，而且还要不断加强自律，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他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党员干部都要努力做到“慎独”。

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遵守鲜明的政治原则，珍惜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形成内在的“定力”。

其次，要时刻反躬自省，就像古人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洁身自好，存正祛邪，注重修身养德，增强防腐拒变的“免疫力”。

同时，还要办事公开透明。党员干部也是普通的人，难免存在各种弱点，会犯各种错误，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办事讲民主、讲程序、讲纪律，避免暗箱操作、上下其手，就能减少各种诱惑的“渗透力”，防腐拒变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选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春秋〕曾参：修身为本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选自《四书集注·大学》）

〔古希腊〕德谟克利特：人应当怎样活着

卑劣地、愚蠢地、放纵地、邪恶地活着，与其说是活得不好，不如说是慢性死亡。

追求对灵魂好的东西，是追求神圣的东西；追求对肉体好的东西，是追求凡俗的东西。

应该做好人，或者向好人学习。

使人幸福的并不是体力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

在患难时忠于义务，是伟大的。

害人的人比受害的人更不幸。

做了可耻的事而能追悔，就挽救了生命。

不学习是得不到任何技艺、任何学问的。

蠢人活着却尝不到人生的愉快。

蠢人是一辈子都不能使任何人满意的。

医学治好身体的毛病，哲学解除灵魂的烦恼。

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

人们在祈祷中恳求神赐给他们健康，不知道自己正是健康的主宰。他们的无节制戕害着健康；他们放纵情欲，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健康。

人们通过对享乐的节制和对生活的协调，才能得到灵魂的安宁。缺乏和过度惯于变换位置，将引起灵魂的大骚动。摇摆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安宁的。因此应当把心思放在能够办到的事情上，满足于自己可以支配的东西。不要光是看着那些被嫉妒、被羡慕的人，思想上跟着那些人跑。倒是应该将眼光放到生活贫困的人身上，想想他们的痛苦，这样，就会感到自己的现状很不错、很值得羡慕了，就不会老是贪心不足，给自己的灵魂造成苦恼。因为一个人如果羡慕财主，羡慕那些被认为幸福的人，时刻想着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不断搞出些新花样，由于贪得无厌，终于做出无可挽救的犯法行为。因此，不应该贪图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应该满足于自己所有的东西，把自己的生活与那些更不幸的人比一比。想想他们的痛苦，自己就会庆幸命运比他们的好了。采取这种看法，就会生活得更安宁，就会驱除掉生活中的几个恶煞：嫉妒、眼红、不满。

应当认定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便把国家治理好。决不能让争吵破坏公道，也不能让暴力损害公益。因为治理得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保证，一切都系于国家。国家健全就一切兴盛，国家腐败就一切完蛋。

内战对双方都有害，它使胜败双方同遭毁灭。

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办好大事，例如进行战争；不团结是办不到的。

法律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好。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使人们愿意幸福。对遵守法律的人，法律才是有效的。

应该洞察到人生是脆弱的、短促的、多灾多难的，所以应该只要一份中等财富，把大量努力用在最必需的事情上。（选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有删节）

故事里的事

自修、求学、交友、健身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那时住在湘乡会馆里。许多士兵也住在那里，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了。士兵袭击学生，要想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一九三四年卷款潜逃。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节选自〔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范仲淹刻苦自励

公讳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际，世家苏州，事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其地，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

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及公既贵，天子赠公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讳梦龄为太保，祖秘书监讳赞时为太傅，考讳墉为太师，妣谢氏为吴国夫人。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节选自〔宋〕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宋名臣轶事二则

先生因泛言交际之道，云：“先人曾有杂录册子，记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日复招饭，意瘽甚。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竟不往。后十年，二公果相继典乡郡。”先生因嗟叹前辈立己接人之严盖如此。方二公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谓言行必“稽其所终，虑其所敝”也。或言：“近有为乡邑者，泛接部内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无所不至。后来遇事入手，处之颇有掣肘处。”曰：“为邑之长，此等处当有限节。若脱略绳墨，其末流之弊，必至于此。包李之事，可为法也。”二、赵叔平黑豆白豆“赵叔平，乐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验心善恶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间置一虚器。才一善念动，则取白豆投其中；恶念动，则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则倒虚器中之豆，观其黑白，以验善恶之多少。初间黑多而白少；久之，渐一般；又久之，则白多而黑少；又久，则和豆也无了，便是心纯一于善矣。”或曰：“恐无此理。”曰：“前辈有一种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则不消如此心烦，自然当下便复于善矣。”（选自《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本朝三》，标题是编者加的）

曾国藩的修身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选自《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一》）

学做一个人

我要讲的题目是：《学做一个人》。要做一个整个的人，别做一个不完全、命分式的人。中国虽然有四万万人，试问有几个是整个的人？诸君，试想一想：“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整个的人？”《抱朴子》上有几句话：“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又次之；不生为下。”

但是何种人算不是整个的人呢？依我看来，约有五种：（一）残废的——他的身体有了缺欠，他当然不能算是整个的人。（二）依靠他人的——他的生活不是独立的；他的生活只能算是他人生活的一部分。（三）为他人当做工具用的——这种人的性命，为他人所支配，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四）被他人买卖的——被贩卖人口所贩卖的人，就是猪仔；或是受金钱的贿赂，卖身的议员，就是代表者。（五）一身兼管数事的——人的一分精神，只能专做一件事业，一个人兼了十几个差使，精神难以兼顾，他的事业即难以成功。结果是只拿钱不做事。

我希望诸君至少要做一个人；至多也只做一个人，一个整个的人。做一个整个的人，有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

我觉得中学生有一个大问题，即是“择业问题”。我以为择业时要根据个人的才干和兴趣。做事要有快乐，所以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兴趣来择业。但是我们若要做事成功，我们必要有那样的才干。

我曾作了一首白话诗，论人要有独立的职业：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现在我们专讲“学”和“做”二个字，要一面学，一面做。“学”和“做”要连起来。英语Learn by doing，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应用学理来指导生活，同时再以生活来印证学理。

将来诸君有的升学，有的就职业，但是为学的方法全要研究。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

我希望到会的个人，是四万万人中的一个人。诸君还要时常想：

中国有几个整个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整个的人？（选自《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涵养

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习孔子的涵养工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操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工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工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这个道理自然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那么，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性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谓能耐烦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象于啴子这样慢吞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末，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袞的《观微子》中说：“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谈涵养的工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选自邓拓著《燕山夜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修身历的故事

近读《东坡志林》，深感东坡不愧大家手笔，文笔极好，言简意赅，隽永有味，仅录一则如下，以告诸同好。

修身历。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复生，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可能有此效，既无反恶，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不下。”晁无咎言：“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予亦记前辈有诗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终身守之。

译成白话是：苏子由（苏东坡的弟弟）说：“有一个人死后又复生了，说他曾问阴间的官，要怎样做人，才能免受地狱的苦难。那官回答说：你应该准备一个日历，白天做了什么事，到了夜晚一定记下在日历上，如果是不能记下来的，都一定是些不可讲的说话，不可做的事情。不做亏心事，心情舒坦，过一日就象别人过两日。如果这生人都能象今日这样去处事，七十岁寿命，就相当一百四十岁寿命，在人间哪里去找到这样使人长寿的药，既不会使自己受人厌恶，又节省药钱。这个方子人人都可以收到，又做得。但却常常因没有好的水去煎服，使人难咽下肚啊。”晁无咎（宋朝文学家）也说：“司马光也说过，我并没有什么胜过别人的，只不过一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别人讲的。”我又记得前辈也有诗句：怕人知道的事千万不要动念头。这些都是至理名言，可以作为做人毕生的准则。

记得当年读毛主席的书的时候，十分有感于毛主席要做“五种人”的号召。毛主席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已是崇扬“只要你能说，不要你能干”的社会道德规范。但我仍然坚持按毛主席所说的“五种人”去“克己”“修身”。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五种人”。几十年来，就为了这种态度，惹来了不少同学、同事、领导以及亲人的非议。1970年，我的一位至亲在给我的来信中就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哪来那么多道理可说，要敢冲、敢砸，敢于批斗自己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不反省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只是去要求别人，批判别人，就能够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难怪现在的人们更多的是尽心去追求“物欲”的满足，或者只是侈谈两句“共产主义风格”，更没有人谈“修身”了。我想，谈谈“修身”也不见得会和现在的“建设双文明”的方针有何相悖之处吧。（选自伍庆禄著《汉镜堂文选》，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卡尔·马克思的自白

1910年夏天，我在德拉维依拉法格夫妇那里工作了几个星期。拉法格夫妇十分乐意地把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文献和书信交给我使用。劳拉·拉法格还热情地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我工作。办公室有很多优美的装饰品，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的一幅画像。这幅画像如今在美国社会党人斯巴戈所炮制的一本粗制滥造的马克思传里被复制的非常糟糕。马克思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带慈祥的笑容，微微地眯缝起眼睛，从墙上望着我们。既没有任何气宇轩昂的仪表，也没有任何庄严肃穆和令人起敬的仪态。这完全是另一个马克思，而不是一张众所周知的照片上所反映出的具有深刻思想家面容的那个马克思（据劳拉·拉法格说，这是许多照片中最好的一张）。可以认为，这位慈祥的老人完全掌握了“当外祖父”的艺术。这使我想起了李卜克内西向我们艺术地描绘的一幅生动情景：这位《资本论》的作者，肩上驮着心爱的外孙琼尼，在满屋子里来回乱跑。

我不记得一次我同劳拉究竟是由于什么而谈起了马克思，当时我表示遗憾地说，她父亲留下的纯粹关于个人的“自述”太少了。这时劳拉突然想起，有一次她和姐姐为了取乐向父亲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一份类似《自白》的东西。她把手稿上称之为《Confessions》（《自白》）的这份材料找了出来。于是，正是马克思的这份问答式的《自白》，现在我想介绍给俄国读者。我是根据劳拉·拉法格赠送给我的副本将其译成俄文的。提问和问答都是用英文写的。《自白》您最珍爱的品德一般人………………………………纯朴男人……………………………………刚强女人……………………………………柔弱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您最能原谅的缺点………………轻信您讨厌的人…………………………马丁·塔波尔您喜爱的做的事…………………啃书本您喜爱的诗人……………………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克、刻卜勒您喜爱的女英雄…………………甘泪卿您喜爱的花…………………………月桂您喜爱的颜色……………………红色您喜爱的名字……………………劳拉、燕妮您喜爱的菜…………………………鱼您喜爱的格言……………………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您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卡尔·马克思

对这份《自白》，当然不能都a|a Lettre（按字面意义）来理解。这里我们毕竟看到了有开玩笑的色彩。但是由于这些回答是给予最亲近的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玩笑里包含着许多真理。（节选自〔前苏联〕瓦连京·奇金、〔前苏联〕达·梁赞诺夫著，彭卓吾译《马克思的自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富兰克林的道德准则

在我的阅读中，我发现在列举道德品质时，各家的分类多少有点分歧，因为对不同的作者同一个词的涵义可以或多或少。节制这个词，比方说，有人把它的意义限于饮食，但另外有人却使它的意义包括调节其他的快乐、欲望、癖好和肉体的或精神的情欲，甚至把它推广到贪婪和野心方面。为了明确起见，我主张宁可多设几个项目，每一项底下少包括一点涵义，不要项目少而涵义多。我提出了十三种德行，这是当时我认为是必需的或是相宜的全部德行名目，在每一项底下我加了一些简单的箴言，充分地说明了我认为该词涵义应有的范围。

这些德行的名目和它们的涵义如下：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二、沉默寡言。言必于人于己有益；避免无益的聊天。三、生活秩序。每一样东西应有一定的安放的地方；每件日常事务当有一定的时间。四、决心。当做必做；决心要做的事应坚持不懈。五、俭朴。用钱必须于人或于己有益，换言之，切戒浪费。六、勤勉。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动。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也要如此。八、公正。不做不利于人的事，不要忘记履行对人有益而又是你应尽的义务。九、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人若给你应得处罚，你当容忍之。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清洁。十一、镇静。勿因小事或普通的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十二、贞节。除了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起见，不常举行房事，切戒房事过度，伤害身体或损害你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十三、谦虚。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

既然我的目的是在养成这一切美德的习惯，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立刻全面地去尝试，以致分散注意力，最好还是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精力对付其中的一个。当我掌握了那个美德以后，接着就开始注意另外一个，这样下去，直等到我做到了十三条为止。因为先获得的一些美德可以便利其他美德的培养，所以我就按照这个主张把它们像上面的次序排列起来。我把节制放在第一，因为它可能使我头脑冷静，思想清楚。为了经常保持警惕，抵抗旧习惯不断的吸力和无穷无尽的试探的引诱，这种冷静的头脑和清晰的思想是必要的，在获得和养成了这一美德以后，沉默寡言就容易得多了。在改进我品德的同时我还想增进知识，我认为在谈话时与其用嘴还不如用耳朵更能增进知识，因此我想打破我当时正在形成的爱好喋喋不休、爱说俏皮话、爱戏谑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只能与轻浮的人交友，因此我给了沉默寡言第二位。在获得了这一项和下一项（生活秩序）的美德以后，我估计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执行我的计划来读书。养成了有决心这一习惯后，我就能更坚决地努力获得其余的美德了。俭朴和勤勉能使我还清债款的余数，会给我财富和产业，会使诚恳和公正的实践更加容易，等等等等。接着，按照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诗篇”里所提出的意见，我认为每日必须检查，因此我想出下面的方法来进行考查。

我做了一本小册子，每一美德分配到一页。每一页用红墨水画成七行，一星期的每一天占一行，每一行上注明代表礼拜几的一个字母。我用红线把这些直行画成十三条横格，在每一条横格的头上注明每一美德的第一个字母。在这横格的适当直行中，我可以记上一个小小的黑点，代表在检查当天该项美德时所发现的过失。

我决定给与每一项美德一个星期的严格注意，如此轮流替换。这样，在第一星期中，我密切预防关于节制的任何极细微的过失。其他的美德让它们像平时一样，只是每晚记下有关的过失。这样，假如在第一个星期中，我能使写着“节制”的第一行里没有黑点，我就以为这一美德已经加强了，它的相反方面已经削弱了，其程度也许足以使我扩大我的注意力到下面的一项，争取在下一周内在两行中都没有黑点。这样下去直到最后一项，我可以在十三个星期内完毕一个整个的过程，一年可以循环四次。一个人要替一个花园拔草，他不能企图一次就消灭所有的野草，这样做会超过他的能力，但是他在某一个时候只对付一个花坛，在拔完了第一个花坛以后，才动手第二个。像他一样，我希望我能令人快慰地在我的表格上看到我在品德上的进步，在逐步地清除了横行中的黑点之后，直到末了，在几个循环之后，在十三个星期的逐日检查以后，我会愉快地看到一本干净的簿子了。（选自〔美〕富兰克林著，姚善友译《富兰克林自传》，三联书店1986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编者小语

第二章 严以用权:用制度约束权力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的一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向中南、华南各地进军。这时，作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原来，他的家乡湖南解放以后，他在家乡的亲戚、故旧、朋友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甚至直接提出要到北京来。

和我们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三亲六眷，也有自己的亲朋故友，他更有着自己丰富的感情世界。因此，毛泽东接到这些信后，感觉有些棘手。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毛泽东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毛泽东考虑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给我过目就行了。实在不好解决的，再交给我。天天看信、天天回信，别的事我就不用干了。”

秘书问，这类信件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毋庸讳言，毛泽东已经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了。但是，他始终秉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人谋求私利。在这一点上，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就到北京来找毛泽东。从血缘关系来说，毛泽连和毛泽东的祖父是同胞兄弟，毛泽连的胞姐毛泽建，很小就过继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毛泽东的继妹。按照家族的排行，毛泽连称毛泽东为三哥，毛泽东称毛泽连为九弟。毛泽连十多年前就患了眼病，由于家境贫困，一直没有好好治疗，现在几乎要失明了。

毛泽东在住处热情接待了堂弟，毛泽东问：“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先写封信？”“我不会写字，家里也没人会写字，知道你不愿让人来，也就没敢告诉旁人。我眼睛一天比一天肿，怕瞎了，就偷偷地跑来了。”

毛泽东详细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吩咐工作人员给他找个住处，派毛岸英和秘书田家英帮助联系北京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让毛泽连住院治疗。毛泽连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视力有所恢复。在这期间，毛泽东还让女儿李敏、李讷等人到医院探望这位叔父。毛泽连住院的医药费总共花了人民币（旧币）10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这笔钱由毛泽东全部负担下来。

毛泽连出院后，又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与这位分别20多年的堂弟多次晤谈，感情很融洽。临别前，毛泽东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套衣服给他，并为他掏钱买了返程火车票，并特意嘱咐他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做田、种菜、喂猪稳当。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并告诫他要遵纪守法，毛泽东的亲戚应带个好头，凡事不能搞特殊化，以后要先经过他批准才能到北京来。此后，毛泽连十次到北京，或为治病，或探望毛泽东，毛泽东一概热情接待，但是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堂弟谋取半点私利。

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杨家不仅有恩于毛泽东，且有功于革命。但是，毛泽东对他也不准有特殊照顾。建国前夕，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想到北京来工作，希望毛泽东设法给安排一下。毛泽东回信婉言相劝：“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指杨展，杨开智的女儿——编者注）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致信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一天，毛泽东又就此事给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信，信中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由于毛泽东的严肃拒绝，杨开智最终按照毛泽东要求，在湖南本地就职。他是北京农业大学1925年的毕业生，湖南省政府按照他的专业和特长，安排他担任了省农业厅技师兼研究室主任，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少年时期，在湘乡县唐家坨外祖父家生活到8岁，与外祖父文家许多亲戚的感情很深。毛泽东幼时，外祖母为了让这个小外孙平安成长，还曾让他认七舅父文玉瑞为干爹。文玉瑞虽是农民，但是在当地有些声望。他教育子女严格，对毛泽东非常关怀和器重，视如己出。文玉瑞还把毛泽东与文家的子侄一起排行，毛泽东的排行为廿二。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清是一位乡间读书人，为人性格温和，以教书为业。毛泽东随文家的子侄一起随文玉清开蒙读书，由于天资聪颖，深得文玉清的喜爱。后来，毛泽东想到东山学堂读书，遭到父亲毛顺生的阻挠，也是他的这两位舅父出面，说服毛顺生，毛泽东才能走出韶山，接受新式教育。文玉清的次子文运昌，年长毛泽东9岁，与毛泽东的感情很好。毛泽东少年时期读到的《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就是文运昌借给他的，这两份书报对毛泽东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多次提到过文运昌，称赞他在引导自己接触新思想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

面对如此深厚的感情，如何处理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任何人都将是一个挑战。但是，毛泽东自有他的原则。1949年，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随信还开列了一个14个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父家的亲戚，要求毛泽东帮助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学。毛泽东看过之后说：“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他在文运昌的名单上批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民会要说话的。”

1950年初，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致信毛泽东，要求毛泽东出面给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了，他在回信中说：“运昌兄给我多次信，……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在回信中，毛泽东还关切地问其他几位表兄的情况：“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对于文南松在信中反映的问题，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他说：“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这封言简意赅的回信，既坚持了原则，又情深意切。后来，文运昌通过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当上了县人大代表。1951年，他参加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向人民政府提供了几份珍贵的文物；1953年，他担任了湖南文史馆馆员。此后，文运昌曾6次赴北京探望毛泽东。

除了文运昌外，毛泽东外祖父家的其他亲戚，也曾分别多次到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概热情接待，但是绝不介绍工作。其中有个别人回去后，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知道了这种情况后，专门致信唐家坨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以权谋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对自己要求极严。在处理亲友关系方面，他始终本着三个原则：亲亲但不为亲友徇私，念亲但不为亲友谋利，济亲但不为亲友撑腰。但是，对其他同志面临的类似情况，毛泽东则比较宽容。一次，他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现在不少同志有亲友来探望，如果按毛泽东的原则办，大家觉得很为难。毛泽东听后，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啊。其他同志家有客人来，当然应该招待，只要合格，也可以参加机关工作。但我毛泽东不能这么干。我一干，就可能成为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作风，危害就大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自始至终，毛泽东都按自己立下的规矩办，从未违背过原则。

品读经典

〔德〕恩格斯：防止“公仆”变“主人”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指马克思著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编者注）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选自《〈法兰西内战〉一八九一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毛泽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选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选自《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习近平：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

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非“凡夫俗子”所能用。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身败名裂、事业损。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说：“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这些年有的领导干部犯错误，恰恰都与乱用权有关。各级领导干部对待权力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到慎用权、善用权、用好权，既要管好自己，又要防止他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要树立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经常想一想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自觉做到用权为公而不为私。要遵守权力使用的纪律规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讨论问题讲民主，进行决策讲程序，执行决议讲纪律。要牢记权力就是责任的理念，用权要接受监督，确保权力行使不偏离正确方向，确保权力行使的神圣性。（选自习近平著《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法〕密特朗、〔美〕维瑟尔：关于权力的对话

埃利·维瑟尔：您认为今天的政治权力需要进行制约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绝对需要。如果说某个社会需要一种真正的权力的话，那同时也应该有一种制约力量来限制——而不是摧毁——这种权力的作用。任何人都会走向权力的极端，例如行政权、司法权或新闻权。因此要设置限制性的栅栏，达到公正的平衡。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自己去限制他的权力。一个社会的自身结构的组织，应该能把重要的权力赋予那些能以社会的名义说话和行动的人，但社会还应该创造出用于制约他权力的机制。我认为，不建立这样的制度，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自由无法抵抗无政府主义乃至民众的单纯的善意。一旦建立起制度，就能对权力进行分级：政治的、行业的、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力——总之，只要结构巧妙，就在权力和制约之间保持平衡。人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可能会出现有利于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周期性冲动，但是，有了制度的平衡，这些权力就会自行调整。因此，我才相信法学家的作用。当然，作为共和国总统，我的有些权力只能取决于我的意愿：特赦权，使用或者不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权，解散国民议会的权力，等等。此时，这些权力都是不受控制的，完全是由一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当我要做出这种决定时，任何人都不能取代我，也不可能帮助我。

埃利·维瑟尔：对国家元首的这种意识能加以制约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据我所知只有两种：人民的制裁和对自身责任的认识。

埃利·维瑟尔：为什么创造力不适用同样的限制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因为性质不同。比方说，为什么要限制一个哲学家的权力呢？

埃利·维瑟尔：您说制度应该保证一个暴君不把他的法律强加于人。但怎样才能知道在某一时刻权力会转化为暴政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们是根据行为来评价权力的。在民主诞生及得到发展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习惯于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一个被授予绝对权力的人。

埃利·维瑟尔：在由一个人执掌的绝对权力和由一个群体执掌权力之间，有没有一种程度上或者内容上的区别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没有。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这其中包括一个政党，一种宗教，一个氏族或者一个种族。另外，这个团体一般总是服从于一种经常由一个个人体现的内部的权力。很少有例外的情况：威尼斯十人院提供了集体决定的一个典型。

埃利·维瑟尔：既然权力要通过行为来评价，那就应该有好的和坏的行为之分，而好的应该是人民接受的行为。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们不能预言一个行为是好是坏，我们只能等待行为的效果，然后才能评价：要么人类的痛苦更加剧了，要么是减少了，因为我们成功地创造出了更多的欢乐、自由、平衡、思考和认识的条件。除了检验结果，我们没有其他的标准可以用来评价一个权力。当制度出现危机时，应该加以改革。而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在刚开始时也可能有良好的愿望，但独裁者最终总是看不清自己权力的限制，而做出专制的行为来。

埃利·维瑟尔：当您取得权力后，事实是否和您想像中一致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对权力非常了解，足以产生相当正确的看法，但我还是没料到它是如此重要。在法国，自从1958年以来，共和国总统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可以在几乎所有领域里行使权力。对总统行为的唯一约束，只能产生于总统本人。我自觉地在运用权力时加以限制。但是，我认为，倾听机构的见解显然比自我评价更为明智。

埃利·维瑟尔：这么说，真正的权力是人们对自己行使的权力。您没有过焦虑和兴奋的时候吗？

弗朗索瓦·密特朗：如果焦虑占了上风，就会在行使权力时变得优柔寡断。在即将做出决定时表现出焦虑，这是一种很高尚的感情，但这会转而导致一种长期的矛盾。危险意识是一种重要的标准。我也有感到兴奋的时候，因为我正在行使一种能使我实现理想的权力：抨击某种组织结构，采取某种我认为能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方针，对某些社会团体表现得更为公正，等等。

埃利·维瑟尔：对于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还是他的言论。我想，历史将评价您的行为，但是，您本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出于不满足的性格，我认为我的行为还远未满足我的要求。总的说来，我认为人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哪怕是那些一厢情愿、完全错误地理解我的行为的反对派意见。当然，我的看法更加温和。我觉得，诋毁一切是不公平的。我衷心希望，要是哪一天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我的言论和文章以及我的行为里，找到一些对于人类命运、法国前途和欧洲建设的信念，这样就会理解我的若干思想和道德原则。

埃利·维瑟尔：您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是您使人民激奋和称颂的行为呢，还是因为您能这样说：“我在这里是失败了，但是我保持了我的人格”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我更关注的是我的某些书面言论和法案：取消死刑，地方分权后的法国新面貌，在某些重大场合保卫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还有就是有关欧洲建设的某些决定性措施。我认为，如果我想要引以为自豪的话，这就是我可以自豪的内容。

埃利·维瑟尔：换一句话说，您是在为团结和联合人民而努力。

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我的愿望就是如此。（选自〔法〕弗朗索瓦·密特朗、〔美〕埃利·维瑟尔著，胡洪庆译《两种声音的回忆：密特朗与维瑟尔的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故事里的事

延安五日记

在延安仅仅九十五小时，为的是接洽团结问题，并不是为了视察，如果为视察，这短短时间当然不够，单看延安市，也不够，就论延安市，我所看到，也不过一个角落罢了。同行六人各有各的接触，上文所记，也不过是我个人所见到，所听到罢了。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么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也许有人怀疑着：这样，中共不是开倒车了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许就是中了洋八股党八股的毒，像毛泽东所指斥的。我想不妨先请他把中共的整风文献研究一下再说。

我常想：做人必须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依墙傍壁。人家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且必须服从真理，也许好之中有坏，坏之中有好，不宜有成见，必须真真切切地査明它的实在。可是，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节选自黄炎培著《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

国家主席的家务事

1959年国庆期间的一天，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附近的小会议室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正在主持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家庭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他自己的全家成员外，还有从外地来京的几个亲戚。

刘少奇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曾主持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可见我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会议的。”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为了什么事呢？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一点方便，给你们搞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所以找你们来开个会。”

原来，事情是这样引起的：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消息传到刘少奇的家乡，他的一些本家和亲戚便以为，刘少奇在北京当了大官，办事一定很容易，他们可以沾点光了。于是，他们通过写信、托人、找上门来等方式，要求刘少奇买东西、帮助安排工作或调个好单位等。国庆节前夕，刘少奇的侄女和几个亲戚又为一些事找到北京来了。

1959年的国庆，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国事活动特别繁忙。但是，当了解到这些本家、亲戚的不正确想法后，刘少奇感到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于是，刘少奇决定在国庆期间，抽出时间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这天一早，他就让秘书刘振德通知全家成员和来京的亲戚到他的小会议室。“现在解放了，当农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合理，现在还做不到。”刘少奇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原则，滥用手中的权力啊！”

屋里静悄悄，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见。刘少奇说着站起身来，一面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一面亲切地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随随便便，不好好工作。”

刘少奇又面向大家说：“在你们看来，帮助安排个工作，那是我一句话就可以办到的事。但是，这一句话我不说，也不能说。我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吃饱、穿暖，就该好好为国家工作，要为国家争气。”

刘少奇这些态度坚决而又语重心长的话，像一阵阵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大家的心坎，使到会的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亲戚和孩子们个个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意见，有的表示马上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他常说：“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报酬是人民的信任。”他从不滥用人民的信任，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

七姐刘少怡比刘少奇大两岁，姐弟俩从小就很亲近。

解放后，有一次，七姐去刘少奇家探望，曾笑着对刘少奇说：“别看你当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

这个姐姐嫁到地主家庭，早年曾阻拦刘少奇参加革命。土改后，必须自食其力，她感到很困难，就写信给刘少奇，抱怨说：“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

言外之意，是希望刘少奇帮忙说句话，特殊照顾一下。

收到信后，刘少奇马上复了信，信中说：“你三月初九日写来的信，我收到了并看懂了。”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写道：“二五减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办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

在信中，他向七姐明确指出了她们今后应走的路：“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种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今年如果佃户和农会愿意让几亩田给你们做，你们可以请求佃户和农会让出一点田做。如果农会不肯让，你们只有揽零工做，或将家中的肥料送给佃户，帮助佃户伙种，请求佃户把多种的粮食多分点给你们，作为你们肥料和人工的报酬。在今年分田以后，农会还会分几亩给你们自己做的。以后你们就做田吃饭。”

因为七姐信中说要去找刘少奇，刘少奇便劝阻说：“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

刘少奇还明确地告诉七姐：“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经给了我这个做你老弟的中央人民副主席以耻辱，也给了你的子女和亲戚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你以前那些错误的老观点，应完全改正过来。”

在这封信最后，刘少奇诚恳地劝导姐姐：“我回这封信给你，还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必须听我的话，老实照办，否则还是要讨苦吃的。对于过去，你们必须认错，请求农会原谅和教育你们。”

当时，只要刘少奇说一句话，他的姐姐就会受到照顾。

可是，刘少奇没有帮他姐姐说这句要求照顾的话，反而劝姐姐好好改造，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刘少奇曾对家里人说过，干革命“是六亲不认的，他超过了家庭范围，不讲情面的。我比你们早觉悟，但我受到家庭的阻拦，家里人都骂我。等我当了主席，他们又来捧我，我也没有对他们有过什么好处，该土地没收还是没收。从我这里得到特殊照顾是不行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为人民谋福利。”这就是一位人民领袖对于权力的认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十几年后，刘少奇回故乡时，曾去看望年已七旬的七姐。

他看到七姐的生活十分清苦，就自己花钱买了一些食品作为礼物送给七姐。他始终没有要求地方政府对七姐给予特殊的照顾。（选自冯世平主编《刘少奇的故事》，红旗出版社2011年版）

李朝隐谏皇帝依法用权

李朝隐，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举，拜临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龙年，功臣敬晖、桓彦范为武三思所构，讽侍御史郑愔奏请诛之，敕大理结其罪。朝隐以晖等所犯，不经推穷，未可即正刑名。时裴谈为大理卿，异笔断斩，仍籍没其家，朝隐由是忤旨。中宗令贬岭南恶处，侍中韦巨源、中书令李峤奏曰：“朝隐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一朝远徙岭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为闻喜令。

寻迁侍御史，三迁长安令，有宦官闾兴贵诣县请托，朝隐命拽出之。睿宗闻而嘉叹，廷召朝隐，劳曰：“卿为京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乃下制曰：“夫不吐刚而诌上、不茹柔而黩下者，君子之事也。践霤必绳、登车无屈者，正人之务也。长安县令李朝隐，德义不回，清强自遂，亟闻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县，有乖仪式，遂能责之以礼，绳之以愆。但阉竖之流，多有凭恃，柔宽之代，必弄威权。历观载籍，常所叹息。朕规诫前古，勤求典宪，能副朕意，实赖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称遗直，复见于今。思欲旌其美行，迁以重职，为时属阅户，政在养人，宜加一阶，用表刚烈。可太中大夫。特赐中上考，兼绢百匹。”七迁绛州刺史，兼知吏部选事。

开元二年，迁吏部侍郎，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降玺书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

四年春，以授县令非其人，出为滑州刺史，转同州刺史。驾幸东都，路由同州，朝隐蒙旨召见赏慰，赐衣一副、绢百匹。寻迁河南尹，政甚清严，豪右屏迹。时太子舅赵常奴恃势侵害平人，朝隐曰：“此而不绳，何以为政？”执而杖之。上闻，又降敕书慰勉之。

十年，迁大理卿。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

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生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餧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应敕决杖及有犯配流，近发德音，普标殊泽，杖者既听减数，流者仍许给程。天下颙颙，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岂于一人，独峻常典？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难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典，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选自《旧唐书·李朝隐传》，标题是编者加的）

佛塔上的老鼠

我年轻时有个朋友，与我分别在两个县的乡村做农民通讯员，因为经常往省报送报道稿，一来二去就熟了。过了些年，他被他那儿的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从此我们中断了联系。又过了很多年，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了。

他当领导当得极有魄力，主要表现是敢说敢为。比如，在他管辖的范围，他必须是各类丛书的总编、主编；必须是所有电视剧、舞台剧、大型晚会的总策划、总编剧、总导演；报纸和刊物连篇累牍地刊登他一个人的作品——自然不是当年的报道稿，而是“散文”，又连篇累牍地刊登他的下级对那些“散文”的赞誉；又让下属单位出资印刷他的作品集；又兴师动众地召开全国性的作品研讨会；又将“受到高度赞誉”的豪华作品集摊派到他权力所能达到的所有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因为觉得自己已成“著名作家”，属专家型领导，底气就很足，大会小会，张嘴就是国骂，而且成为每句话的后缀，咄咄逼人，让人无法忍受又不能不忍受；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让下属各单位轮流办饭局和舞会，喝红酒，唱红歌，并且要求必须有那些单位的美女参加。有些知道自重的女性会以自己并非“三陪”断然拒绝，自然也有顺竿子爬的就此成为他的“红颜知己”，他也皆不亏待，明里暗里让相关单位的领导给她们“压担子”，“委以重任”。

照说，那些事在官场上都是犯忌的，但是他毫不在乎。他知道有人在后面“搞他”，举报他是“领导干部流氓化”的标本。但他也知道，他在官场上有的是人脉，只要没有捉奸在床，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贪赃枉法，光凭那些“搞不倒他”。

作为曾经的熟人，我在一旁看着一个曾经老实巴交、畏缩拘谨的乡村农民通讯员，变成了这样一个为所欲为、气焰嚣张的庸官，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只是为一个纯情少年的变异难过，更为造成这种毒害的权力生态难过。本想基于朋友的道义给他提个醒，但他那样气盛，不可能听进任何逆耳之言。能教训他的，只有他自己的生活了。

我的想法没有错。不久前他不能不退休了，很失落，原先满以为有把握的更高的位置没有得到不说，预先搭建好的“学会”、“研究会”之类可以继续“三公”消费、“发挥余热”的平台也根本不灵，先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鞍前马后的一帮精英名流勉强应付了几次也就风流云散，他曾经不避嫌疑大力呵护培养的美女也忽然个个“自重”起来，再不肯“三陪”了。他很是想不通，老喝酒，老醉，说胡话。终于病倒，至出院，忽见苍老不堪，与住院前判若两人。这样的情形在官场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依旧很感慨也很同情。不是因为他的失落，而是因为他的执迷不悟。方便的时候，我发了一则网上的现代寓言给他：

一只老鼠曾经在佛塔顶上安家，那些日子无比幸福。既可以在佛塔各层随意上下，又可以享受丰富的供品。有着别人所无法想象的特权，那些不为人知的典籍，它可以随意撕咬；人们不敢正视的佛像，它可以随意捉弄，兴起了，甚至在上面拉屎撒尿。每当看着善男信女烧香叩头，它就陶醉在缭绕的香烟雾气中，抽着鼻子暗笑：“可笑的人类，膝盖竟然这样软，说跪就对我跪下了！”

有一天，一只野猫闯了进来，向它扑去。“你不能吃我！你应该向我跪拜！我代表佛！”高贵的老鼠抗议道。“人们向你跪拜，是因为你所占的位置，不是因为你！”

野猫一边说着，一边一把将老鼠捏在爪子里。

我由衷希望这则寓言能够对他有所启发，从而回归常态的人生。（选自2012年5月3日《今晚报》，陈世旭/文）

狱吏之贵

西汉开国元勋周勃曾追随刘邦打天下，被封为绛侯，并先后担任太尉、丞相等要职。后周勃逐渐失宠于汉文帝，被迫回到封地绛县。在绛县时，每当郡守、郡尉前来巡行，周勃都生怕他们受皇帝之命前来捕杀自己，于是经常身穿铠甲、令家人手执兵器后才与郡守、郡尉相见。后有人以此告周勃欲谋反，被汉文帝逮捕下狱。

周勃在狱中惊恐不安无策应对。有一个狱吏对周勃百般凌辱，周勃给其送了千金，狱吏态度立转，并在木牍背面写了“以公主为证”几个字，暗示周勃让公主说情。公主是文帝女儿，周勃长子周胜之的妻子。公主将此事禀报了薄太后。薄太后怒责汉文帝说：“周勃当初在诛灭诸吕的时候，手持皇帝玉玺，统领北军将士，他当时都没有谋反，今天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汉文帝于是赦免了周勃，恢复他原有的爵位和封地。周勃获释之后感慨地说：“我曾经统率过百万雄兵，但怎么能知道一个小小狱吏的重要呢！”

狱吏是看管犯人的小官，属于比较底层的司法工作人员。这种人的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职位不高，手中权力也不大；二是与犯罪者近距离接触，对犯人的生存状况影响巨大；三是具有熟练的诉讼技巧，可以四两拨千斤地左右案件。周勃是汉初重臣，曾经统领过百万大军，辅佐刘邦抗击秦军、鏖战项羽，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曾经参与了剿灭韩信、诛杀诸吕等巩固中央政权的重大事件，并长期担任过太尉、丞相等显要职位，可谓久经沙场、久历宦海。但是一旦肇祸入狱，一个小小的狱吏就可以左右他的命运。在周勃案中，狱吏的险恶和阴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初入狱后对其百般欺侮、凌辱，足见其势利；周勃送与千金后，狱吏态度立转，足见其贪婪；周勃惶恐无措的时候，狱吏设计“裙带”妙计，足见其阴谋之深、能量之大。难怪带过百万雄兵的周勃要喟叹：“安知狱吏之贵乎！”

其实这样的“狱吏”在当今也为数不少地存在。比如有些办案人员虽然岗位并不很重要，看似手中无职无权，但他们与受害人、犯罪嫌疑人面对面打交道，当事人的诉求直接呈递给他们，并需要通过他们去实现。他们既是司法工作的窗口，也是司法机关与当事人联系的桥梁。实践中经常发现一些“狱吏”，在当事人面前耀武扬威，抖尽威风。他们对受害人漠然置之，随意呵斥，毫无同情心；对犯罪嫌疑人百般欺凌，刑讯逼供，肆意歪曲法规办案。有些公然地贪赃纳贿，利用手中权力左右形势，甚至利用一些小小的伎俩去操纵整个案件。这些权轻位卑的小“狱吏”或许仅仅是一滴水，但这滴水或清澈或混沌，却都在折射着司法机关的影子。

千万不要小瞧这些“狱吏”，他们虽然权力不显赫，但能量不小、祸害很大，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地搅黄一个案子，很容易把清清楚楚的一盆水搅成混汤。有时候一些位高权重者即使想施以劣行，也得假手他人才能实现，而这些职位不高的“狱吏”则完全可以上下其手，不露痕迹地实现其阴险目的。有些情况下，那些职权显赫者对某些手法老到的小狱吏也防不胜防，一些大人物未必有他们的能量大。

当前，在推进法治进程的道路上，必须治好这些“狱吏”，管理、监督好他们的行迹，提防这些小鬼们蚁穴溃堤。（选自2011年10月14日《检察日报》，姚宏科/文）

韩侂胄滥权用群丑

南宋宁宗时期的权臣韩侂胄，系北宋名臣韩琦的五世孙，宋高宗的皇后是他的姨母，他的侄孙女又是宋宁宗皇后。凭着层层皇亲国戚的关系，韩侂胄青云直上，官至太师，加封平原郡王。他在朝廷专权擅政，不但挖空心思排除异己，还采取种种不法手段卖官鬻爵，招降纳叛，搜罗和重用一批卑鄙无耻、献媚逢迎的小人，使南宋朝廷忠良丧失，群丑坐大。

太学生出身的陈自强，曾当过韩侂胄的老师，为了当官，竟称韩侂胄为恩王恩父，韩侂胄便视为心腹，一路把他由一名普通的官员提至宰相。有一次韩侂胄做生日，四方官员竞相送礼，官员许及之赶来送礼时已迟到，见韩府大门已关，便赶紧从府边的狗洞爬进去，不久便被提拔为尚书，被称为“由窦尚书”；两年后为升官又找韩侂胄，见面时膝盖故作弯曲状，升任知枢密院事后被称为“屈膝执政”。临安知府赵从善听说韩侂胄十多个爱妾喜欢北珠，便动用公款买来上百枚北珠送给韩侂胄，不久被提升为工部侍郎。钱塘县令程松寿想巴结韩侂胄却寻找无门，一日见韩侂胄把一爱妾驱逐出门，便花800钱把她买回供养在家，后韩侂胄又想找回这名爱妾，程松寿便恭敬献上，被升任为太府寺丞；不久后他又买一名美女，赐名“松寿”献给韩侘冑，说“很想让大王时时能听到并记住松寿的名字”，韩侂胄便又升他为同知枢密院事。

韩侂胄重用这批狐群狗党，活脱展现了一幅“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群丑图。那些奴颜婢膝者靠歪门邪道走上仕途后，便开始掠夺和盘剥下人。且看那个认学生为恩父的陈自强，上任后凡下面官员给他送信，信封上没注明“某物若干并献”，便一律不看。他一故旧的儿子想通过他求得一官半职，他充耳不闻，后见他花4000缗买一只金鼎送给他，便马上给他戴上了一顶乌纱。他们在朝廷狼狈为奸，祸国殃民，搞得骂声载道。韩侂胄最后被铁鞭结束了生命，其手下群丑也落了个“树倒猢狲散”的可悲下场。这说明凡是腐朽的东西，总不会持之于长久。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应以这批历史小丑为戒，以免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续演那种卖官鬻爵和“由窦尚书”“屈膝执政”的可悲角色！（选自张亚清著《读史札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尼克松为什么下台

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美国战后颇有才干的总统尼克松，在约翰逊后出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正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而前苏联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逼近美国。为摆脱困境，他毅然决定恢复中美关系，以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牵制前苏联。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到达北京。27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结束了长期以来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尼克松称这一周为“世界为之变化的一周”。回到华盛顿后，他受到英雄一样的欢迎。尼克松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在1972年与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限制反弹道导弹、利用外层空间等协定和条约。可以说，他任总统期间，取得了相当大的政绩。可是，这位杰出的总统，却因一次“小偷”行动而下了台。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尼克松为竞选连任，忙得不亦乐乎。以他的政绩，他完全可以竞选连任。可是，为帮助尼克松获胜而出尽全力的共和党“争取尼克松连任总统委员会”却画蛇添足。1972年6月17日深夜，他们派了五个携带照相机和电子窃听装备的人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水门大厦，进行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活动，被保安人员发现后被捕。被捕者中有一个詹姆士·麦科德是尼克松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里的安全工作负责人。接着警察又逮捕了直接指挥这一行动的前白宫助理利迪和亨德。由于真相未明，当时并未大肆声张，因此没有影响到尼克松的连选连任。

1973年1月，情况陆续公布于众，案情涉及到尼克松周围的一些亲信。法官赛里卡开始审理水门案件，要求作进一步调查。后来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1972年大选中的舞弊问题。3月23日，麦科德承认在审讯中作了伪证，还说被告人曾受到政治压力，让他们承认有罪然后保持沉默。后来与此案有关的迪安和马格鲁德不愿充当替死鬼，也交待实情。尼克松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改组白宫和政府。在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追查下，调查的中心转移到尼克松与水门事件有关人员的谈话录音带上，特别调查小组和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双方为录音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尼克松拒绝交出，后提出折衷方案，允许民主党参议员斯坦尼斯听录音带，但遭考克斯的反对。尼克松运用总统权力下令考克斯停止索取录音带，考克斯不服，尼克松即将考克斯撤职。司法部长因拒不执行撤职命令，与副部长拉克尔肖斯相继辞职。他们集体辞职这一事件被称为“星期六晚上的大屠杀”。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公众对尼克松的行径强烈批评，要求尼克松辞职。参议院开始提出弹劾案。慑于众怒，尼克松交出了部分录音带。然而有一段18分钟的关键内容被抹掉，加上不明账目等问题，激起了更大风暴。1974年3月，联邦大陪审团确认，尼克松为“参与阴谋者”。国会在调查尼克松罪证的过程中，还揭出尼克松的其他许多问题，即所谓“五大案件”。1974年7月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相继通过了三项对尼克松的弹劾案，指控尼克松在对水门事件进行掩盖的活动中阻挠司法工作等等。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为自身利益考虑，不为尼克松保驾，尼克松只得在8月9日宣布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9月8日，福特宣布赦免尼克松在其任期内的一切罪行。但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已经不得不宣告结束。

水门事件是一项广泛的竞选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由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及其他与白宫有关联的人物设计与操纵的，目的在于破坏民主党1972年的竞选活动。事件的初始发生是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为竞选总统而采取的行动，事件发生后，则引发了总统和司法部门的直接冲突。这次水门事件就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发生冲突的较典型的事例。行政最高首脑尼克松为阻挠司法部门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滥用了总统权力，导致司法部门乃至全国对尼克松的不满，共和党为了党派的声誉，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总统。事件的结局是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发生冲突，这两个系统的相互制约对保持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和平衡，起到了一定作用。（选自刘明辉著《领导活动案例评点·体制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

孔融“让梨”与罗尔斯“分粥”

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说的是孔子第三十二代嗣孙孔文举，年方四岁，就知逊让之礼。一次，邻居送来一筐梨，哥哥们争先恐后抢大的，独有孔融取一最小的。老父问他：“哥哥们都拣大的拿，为什么你却挑小的呢？”孔融答道：“我年纪小，理应吃小的。”

孔融乖。可惜人大十八变，小时候那么甜的一张嘴，以后做起文章来，却锋芒逼人，多讥嘲之词，终于触怒曹操，招致杀身之祸。

孔融曾任北海太守。想那孔融，既为圣人之后，从小又品性甚好，在一省之长的位置上，定然爱民如子，清正廉洁，深得百姓厚爱。但这时的孔融，已由“让梨”变成了“分梨”，地位变了；北海之“梨”，均由他做主决定如何分法（那个时代，断无“民主”一说），权力大了。不是低估孔太守，此时的他，决不会只拣小的拿了。否则，“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便难以保证。

既不愿自己饿肚子，又想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面对物质财富贫乏、北海之内人多“梨”少的境况，孔太守的眉头，一定比写文章时蹙得还要紧。直到被杀，孔融也没有想出两全的解决方法。

从那时到现在，古今中外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围绕着“梨”的分法，挖空心思，吵吵嚷嚷，提出无数种方案，假设、求证、实验，但结果大多不能令人满意。最具先进性的自然也有，比如“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以身作则”、“享受在后”以及“六提倡八严禁十不准”等。然而说归说，做的又是一套，一旦有权有势，巧取豪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你咋办？东方不亮西方亮，人不能叫尿憋死。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个叫罗尔斯的老外，写了一本书《正义论》。他把社会财富比作一锅粥——在咱们这里叫“大锅饭”，由此提出了五种分粥的方法。其中第五种方法，我认为能够解决孔融分“梨”中的难题。

那办法其实并无多少奥妙，就是让分粥者最后领粥，即要等其他人把粥领走了，自己才取剩下的那份。这就给分粥者提出了一个起码要求：每碗粥都要分得很均匀。道理极其简单，如果分得不匀，最少的那碗粥只好留给自己，只有分得平均合理，自己才不至于吃亏。这时，分粥者非但不需出以公心，仅为自己着想，结果也是公正、公平的。

我们对于腐败现象的根源，找得够多了，比如封建残余的影响，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官者对自己的放纵，社会财富的不丰等等。但最根本的，其实是分配机制有问题。为官者既有权决定财产的分配，又有权首先领取财富，这样一来，分配的公正、公平，只能建立在为官者的觉悟和良心之上。遇上个真正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者自然再好不过，倘若摊上个私欲膨胀、贪得无厌的货色，大多数人只有吃亏的份了。如果按照罗尔斯先生的“第五分粥法”，分粥的人只有权力分，但无权先拿，那么，再愚蠢的家伙——况且，分粥者没有一个愚蠢的——也知道公正、公平、公道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了。

党的领导干部一向被称作人民的“公仆”、“勤务员”，那好，就让公仆真正为主人服务一下，先把粥分好，让主人先拿，公仆暂且侍立一旁，等着吃最后一口，我相信，到那时，如果让群众投票的话，十个公仆中就有十个，百个公仆中就有百个，老百姓都会称他们为“人民的好公仆”。

因为，“让梨”不如“分粥”，制度比觉悟更管用。（选自1998年11月10日《文汇报》，孙贵颂/文）

孙武为什么要杀吴王美姬

列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即《孙子兵法》作者，也称孙子、孙武子）初见吴王，呈所著兵法十三篇，交谈演阵征战之术，曾说：“虽妇人女子，奉吾军令，亦可驱而用之。”吴王命以后宫宫女三百，交由孙武操练。《东周列国志》如此描述这段事例：

孙武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队长，然后号令方有所统。”吴王又宣宠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谓武曰：“此寡人所爱，可充队长乎？”孙武曰：“可矣。然军旅之事，先严号令，次行赏罚，虽小事，不可废也。请立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谕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锧刀戟，列于坛上，以壮军容。”吴王许于中军选用。孙武吩咐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右姬管辖右队，左姬管辖左队，各披挂持兵，示以军法：一不许混乱行伍，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故违约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场听操。

次日五鼓，宫女二队，俱到教场，一个个身披甲胄，头带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二姬顶盔束甲，充作将官，分立两边，伺候孙武升帐。武亲自区画绳墨，布成阵势。使传谕官将黄旗二面，分授二姬，令执之为前导。众女跟随队长之后，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要步迹相继，随鼓进退，左右回旋，寸步不乱。传谕已毕，令二队皆伏地听令。少顷，下令曰：“闻鼓声一通，两队齐起；闻鼓声二通，左队右旋，右队左旋；闻鼓声三通，各挺剑为争战之势。听鸣金，然后敛队而退。”众宫女皆掩口嘻笑。鼓吏禀：“鸣鼓一通。”宫女或起或坐，参差不齐。孙武离席而起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使军吏再申前令。鼓吏复鸣鼓。宫女咸起立，倾斜相接，其笑如故。孙武乃揎起双袖，亲操木包以击鼓，又申前令；二姬与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两目忽张，发上冲冠，遽唤：“执法何在？”执法者前跪。孙武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已约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于军法当如何？”执法曰：“当斩！”孙武曰：“士难尽诛，罪在队长。”顾左右：“可将女队长斩讫示众。”左右见孙武发怒之状，不敢违令，便将左右二姬绑缚。吴王派人持节驰救之。孙武曰：“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若徇君命而释有罪，何以服众？”喝令左右：“速斩二姬！”枭其首于军前。于是二队宫女，无不股栗失色，不敢仰视。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再申令击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战，鸣金收军。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中绳墨，毫发不差，自始至终，寂然无声。乃使执法往报吴王：“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后来吴王重用孙武为上将，一举灭亡西方强大的楚国。

孙武的演阵斩美姬，主要表明：领导人无权则无威，但有权不一定有威，唯有勇于用权、善于用权的领导才会以权树威，以威强权，威权并树，则领导人权威便立起来了。

一些领导人，身在高位，手握重权，该用权时不敢用权，敢用权时而不善用权（如孙武申令者三次，而后才用权；用权不尽斩宫女，而只斩队长。这就是善于用权），这样的领导人没有驾驭能力，甚至大权旁落、被架空、被推翻，就是在想象之中的事情了。

孙武演阵之例，还告诉人们：领导者该用权而用权时，务必坚决，不因各方干扰而犹疑不定。如孙武执法，即令吴王派人持节说情，也在所不顾，“将在军，虽君命不得受”。只有做到：（1）不该用权时不要用权，（2）该用权时要敢于用权，（3）该用权时要善于用权，（4）该用权时要坚定不移，领导者才能以权树威，以权威而驾驭部属。（选自刘海藩总主编、周振林等主编《领导全书·权力与权威卷》，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佚名/文）

编者小语

第三章 严以律己：常怀慎独之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上海市市长。第二年春天，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千里迢迢从四川老家来到上海，看望阔别20多年的儿子。陈毅见到久别的父母，自然非常高兴，安排父母在自己家住了下来。但是，陈毅作为一市之长，公务非常繁忙；陈毅的夫人张茜担任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的宣传股长，业余还要进修俄语，也没有多少空余时间。因此，二老到上海数日之后，才在一个星期天，由张茜陪同，在上海市内观光了大半天。后来，陈毅夫妇再没有时间了。

陈昌礼生性好动，天天待在家里，时间长了有点坐不住了。后来，老人想了个办法，每到星期六，就给在上海的侄子陈仁农打电话，请他陪同游览。陈仁农很乐意陪伯父在上海游览，因此接到电话就私下里让陈毅的秘书备好车，带着老人在市内各处看看。爷儿俩还约定：行动一定要保密，千万别让陈毅等人知道。就这样，这爷儿俩神不知鬼不觉地游玩了三次。

到第四个周六，伯侄二人又想约好出去观光。但是陈毅事先就给陈仁农打了电话，请他到家里吃晚饭。陈仁农知道，伯父和自己的“秘密行动”露馅了。吃晚饭的时候，陈毅尽量缓和气氛，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大家说：“我们开个家庭会吧，有些话我不得不讲一讲。上海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乱，一批批特务都暗暗对着我来。你们瞒着我私自外出是不对的，也给保卫人员增添了麻烦。要是遇上特务对你们下毒手，我都无法给你们开追悼会啊！因为那不利于安定民心呀！”

最后，陈毅对父母坦率地提出：“你们也要遵守革命纪律。我们来个‘约法三章’好不好？一、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二、不要借用我这个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三、没有特别的事，不要随意外出。”陈昌礼老人理解了儿子的心思，听罢一边叹息一边笑道：“我们‘遵命’就是了。只是你那第三条太厉害了！刚到这儿来实在不习惯。我在老家多自在，四川的茶馆是个最自由的天地。”

就这样，陈毅的父母在上海大约住了三个多月，一直遵守着儿子定下的“约法三章”。后来，二老见儿子和儿媳工作实在太忙，也不愿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同时，他们也确实不习惯上海的生活，便提出要回老家。在送别父母的时候，陈毅既风趣又认真地说：“你们回去了，以后随时还可以来。但这一次‘约法三章’的前两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改呀！记住，那可是支持儿子的工作啊！”陈昌礼也笑着说：“你娃放心吧，老子终生不给你丢脸就是了！”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从上海调往北京工作。不久，陈毅又把父母接到北京，和自己一起居住，希望能够侍奉双亲，让二老在北京养老。这一次，二老在陈毅家住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老人们眷恋故土，也不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生活，提出回家乡定居。1957年，陈毅遵照父母的要求，送二老回成都定居。

临别前，陈毅想到二老已经年迈，以后见面的机会恐怕不多了，不禁有些依依难舍，说了许多关切的话语。最后，陈毅对父母说：“别人都很尊重你们，把你们当作革命的老人。你们这次回去，我又想到三条，不知道能不能行？”陈昌礼理解儿子，笑着问道：“又有‘约法三章’？好，说给我们听听。”

陈毅开口直言：“一、回川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不惊动当地政府；二、做普通的公民，不惊动邻里；三、坚持原则，不为亲友的无理要求牵线搭桥。”二老听后不住地点头，齐声说道：“应该！应该！你娃就一百个放心吧！”

于是，陈毅安排把二老送回成都，托人在兴隆巷的一个大院里租了几间房子，由亲属帮助把老人安置下来。陈昌礼夫妇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年，除了探望的亲友外，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着陈毅的父母。

陈毅对自己的父母如此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一视同仁。建国初期，张茜的父亲从武汉赶到上海，看望女儿和女婿。陈毅把老人安排在家里住。当时，实行的还是供给制，所有干部的生活费用，都是由政府负担，陈毅作为市长也没有额外的收入。时间长了，陈毅考虑到岳父在这里久住影响不好，便动员老人早点回去。老人家开始不大理解，陈毅说：“我们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时，谁当了大官，亲戚朋友找上门来，都可以当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是共产党，职位越高，越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护我们，国家才能兴旺。”这一席话说得老人连连点头，高高兴兴地回老家去了。

对于子女，陈毅更是严格要求。他对家人也有个“约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给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车；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20世纪50年代，一位领导同志批评陈毅的秘书说：“陈毅同志的孩子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你这个秘书怎么当的？”秘书听后，只得笑笑，无言以对。1961年8月，陈毅给几个孩子写了两首诗，叮嘱他们：“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以此告诫子女不要忘了父辈创业的艰难，不要忘了人民的培养之恩。

陈毅一生严于律己，坚决反对以权谋私。对各种不良作风，他更是毫不容忍，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解放初期，陈毅的一位老部下进城后以功臣自居，带着一些干部住在招待所，工作无法分配。陈毅知道后很生气，严肃地说：“不像话，叫他来！”那位同志来到后，陈毅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带上人不服从分配！要不是革命把你带下山，你现在连黄包车都拉不上！”那位同志听了陈毅的批评后，心里很惭愧，表示坚决改正错误。身正则气足，正己可正人。陈毅自身正，作风硬，在不良现象面前有充足的“底气”。

品读经典

邓小平：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这个问题很重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现在，强调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必要。比如，调动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级干部不带头怎么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职，高级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也要高级干部带头。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近，不少单位领导干部开始下部队了，这是好现象。

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总之，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

今天，后勤会议的同志也在。我要讲一下，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要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在座的同志是责无旁贷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治委员要加强领导，亲自动手，狠抓落实。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全军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色，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节选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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