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华日报编委会 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名家文萃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名家文萃
作者：新华日报编委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ISBN：9787214217233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序 立时代潮头 发思想先声◎李君如
看到面前“新华日报思想周刊文丛”五本精美的样书，我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意外之喜。这一年来，作为《思想周刊》期期必读的读者（偶尔也作为作者），我得以有情感、有机缘关注和见证这个周刊的成长。
2017年1月5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新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思想周刊》正式创刊，这是江苏深化思想理论“四大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华日报扩大理论宣传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后，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思践悟、知行合一，推动十九大的决策部署在江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对办好《思想周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份报纸办得好不好，不仅取决于新闻之新，更取决于有没有灵魂。报纸的灵魂，主要体现在理论和评论这“两论”上。有影响的报纸、大家喜欢看的报纸，都是能经常推出振聋发聩的理论评论力作的报纸。新华日报作为江苏省委机关报，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自觉主动开展理论宣传工作的创新探索，以创办《思想周刊》为平台，努力打造理论宣传高地。“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这是《思想周刊》发刊词提出的响亮口号，从中我们看到了省级党报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
一年来，《思想周刊》始终秉承这一发刊信念，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反映前沿思想学术动态；聚焦江苏样本，凝炼江苏经验，传递江苏声音，诠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江苏的生动探索，汇聚江苏改革发展的正能量。《思想周刊》邀请国内和本省的知名专家学者撰稿，广大干部群众也踊跃投稿，成为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阵地、领导干部交流实践经验的重要平台、推动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载体，得到中宣部和江苏省委的表扬和肯定，得到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好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同志在调研新闻宣传时，表扬《思想周刊》办得好，建议“编成集子”。《思想周刊》在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工作会议上介绍办刊经验，并作为中宣部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入选全国“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为什么《思想周刊》诞生仅一年就能成为品牌、赢得赞誉？据我观察，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坚持理论舆论同频共振。事实证明，只有不断促进理论和舆论深度融合，才能用舆论助推理论唱响党的好声音。在一年来的实践中，《思想周刊》这张思想纸不断传递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阐释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传播专家学者真知灼见；不断反映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感悟、实践思考、治理经验；不断汇聚各级智库、专家学者的资政建言、最新课题、研究成果；不断针对前沿话题、社会热点、舆论焦点推出独特而新锐的观点、评论、分析，有力地引导了舆论。
其二，坚持既接天线又接地气。接准天线，理论宣传才能全面、精准，才能不跑题、不走偏。同时，理论宣传只有接地气，学会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用百姓爱听易懂的语言来说话，才能更有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思想周刊》既登名家大家的重头文章，发挥讲真经、悟真理、求真知的作用，也发了几百篇江苏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心得、执政感悟，源自实践，给人启发。
其三，坚持既重政策又重对策。《思想周刊》在党报智库化上做出了积极探索。一方面，依托江苏9家首批高端智库、15家重点培育智库的专家团队，做了大量的主题策划，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各项宏观政策建言献策，引起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还积极探索智库平台、专家资源为地方发展服务，深受地方党委政府欢迎。
其四，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传播。当前，传媒生态和舆论格局正发生重大变革，探索新媒体呈现形式，已经成为理论宣传之必需。我们欣喜地看到，《思想周刊》携手理论之光网站、理论之光微信公众号、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新智库”栏目等新媒体平台，构建了全媒体理论宣传平台。
虽然身在北京，但《思想周刊》就如同我牵挂的一位老友。我为《思想周刊》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在新华日报创刊八十周年之际，将《思想周刊》所发文章集结成册，汇编成这套文丛，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我相信，《思想周刊》必将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继续前进，把理论宣传的品牌做得更响，把思想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思想周刊》以及这套文丛！2018年1月1日大家小文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的底气来自哪里◎何毅亭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观念，却能深刻影响有形的存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引领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发展、促进政治生态持续好转，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为全面从严治党注入了强大的持久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他在这里提出了重要的概念，就是“政党自信”“国家自信”“民族自信”，而在我们党的政党自信中，党内政治文化的自信是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高地，我们的底气和自信来自于真理的力量、道义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来自于我们信仰的主义，来自于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性提供了伟大样本。道义的力量来自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来自于我们党倡导和弘扬的核心价值观。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党应当备加珍惜的宝贵财富。
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将古今中外政治文明的优质基因熔为一炉，我们的底气和自信来自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气质。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一种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吐故纳新的自信。我们党立足时代之潮头，发掘传统政治文明之幽光，熔铸现代西方文明之精华，彰显了大国大党的恢弘气度。我们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政党，我们党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政党，我们党不是因循守旧的保守政党。我们党始终跟上时代脚步，保持与时俱进，自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适应伟大斗争新特点，为党内政治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使党内政治文化始终成为引领时代发展、引领社会风尚的先进文化。
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主基调，我们的底气和自信来自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引领风尚的正能量。我们党生活在社会现实中，党内政治生态同社会生态一样，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污染；党内政治文化如同社会文化一样，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作用，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定力作为根本要求，推动管党治党取得重大成就，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呈现新气象。实践证明，党内政治生活能不能保持积极健康，党内政治生态能不能保持风清气正，关键在于能不能保持和发扬我们党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新华日报》2017年4月20日第11版）稳中求进，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王一鸣
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稳”，才能更好地“进”，更持久地“进”；“进”，才能更有效地保持“稳”，更高水平地实现“稳”。“稳”强调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稳”，“进”强调的是在“稳”的基础上的科学有序的“进”。
稳中求进，才能更好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从经济增长看，依靠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要求更加注重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这就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扭转拼速度、“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的传统做法，保持战略定力，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加注重从供给侧想办法、出政策，着力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使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平衡，为需求释放和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从结构调整看，依靠“铺摊子”扩大产能、推动经济增长受到产能过剩的约束，要求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这就要求我们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加尊重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通过市场价格调节供给和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迈向中高端水平，形成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调整。
从动力转换看，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条件深刻变化，要求更加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入新常态，支撑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市场倒逼下，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兴起，但新动力规模总体偏小，还无法完全对冲旧动力衰减的影响，旧动力“唱主角”的格局短期还难以改变。这就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旧动力有序接续、协同拉动的新局面。
稳中求进，才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虽有阶段性政策性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性问题。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找出路，想办法，通过深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增强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新平衡。
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拓展新领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限制信贷资金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加快研究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新华日报》2017年2月9日第20版）“文化自信”的潜在价值无法替代◎张 勇 胡福明
在迈入中等收入门槛以后，中国面临着很大挑战。为什么中国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之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文化价值体系建设没有到位，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体制认同感下降，也使改革缺乏可持续性动力。
从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关系来看，由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制度的选择和认可，因此，文化自信实际上形成了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支撑。文化和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是互动的、互为影响因子的。文化是影响制度的形成、价值取向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反过来又影响文化的性质和形态。
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体系，从而对制度选择、演进与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制度的确立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价值体系。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其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
文化不仅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效率，并进而通过制度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而且文化还会以其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制约和激励功能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可以说，文化对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说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中国梦的现实基础是持续提升经济社会的综合实力，而这种持续提升必须以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有力支撑。
首先，观念、信仰、道德、价值观等文化价值体系要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行为，产生约束、控制、激励等各种效果，进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次，从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起着基础性作用。再次，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和文化软实力的不足，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文化自觉带来的激励效应被单纯的制度效应所代替，社会创新活力下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影响。
我们一度误以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物质激励和制度建设可以解决所有管理问题，忽视了在物质激励和制度建设之外文化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潜在价值。实际上，经济条件、制度约束、物质激励并不能代替责任、使命、追求等精神和文化要素的作用。同时，要格外重视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带来的劳动激情、创新激励和社会凝聚力。如果没有人民文化层面的觉醒和参与，单纯依赖经济要素，必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难以解决。可以说，在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自觉，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有着更为鲜明的体现和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华日报》2017年3月23日第11版）澄清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误识◎石仲泉
如何正确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在部分人中还有一些误识需要澄清：“压力没完论”。意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压力太大，何时为尽头。有的人说，一听到“从严”二字就感到很紧张，何时能宽松一下？这完全是将属于指导理论层面的战略思想同工作安排层面的具体问题混为一谈了。如何管党治党？就是一个“严”字。全面从严治党，是从战略上讲的根本指导思想。历史的和现实的正反面经验都充分证明，在指导思想上不绷紧从严治党这根弦，结果必然是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纪律废弛，贪腐成风。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全面从严治党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它的先进性、纯洁性所要求的。至于日常的工作安排，还是坚持正常的作息制度，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并非要求“五加二、白加黑”成为工作常态。若有突击任务，需要加班加点，这种情况什么时候都有，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任何违纪违规违法行为，没有必要感到压力和紧张。“割韭无用论”。意即认为目前这样猛打老虎重拍苍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生贪腐现象的土壤，如同割韭菜，割了一茬还会长出新一茬的贪腐分子。这种看法没有正确认识目前所进行的反腐倡廉斗争，实际上是“一劳永逸论”思想的反映。习近平同志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就是治本之论。四年来，我们既取得了“打虎拍蝇”的显著战果，同时制度建设也有重大进展。也就是说，在“割韭菜”的同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努力治理产生贪腐现象的土壤。那种认为十八大以来没有治理产生贪腐现象土壤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对党中央在制度治党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缺乏应有认识。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重要文件，既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治理产生贪腐土壤的重大决策。它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征程。“割韭无用论”，低估了这两个文件对治理产生贪腐现象土壤的深刻意义。“无人干事论”。意即目前这样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党政机关有的工作人员不知如何是好，怕违纪犯规，不干事了。这种现象反映了有的同志不能正确认识党中央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所作的巨大努力。“无人干事论”反映的情况，说明部分人群还存在糊涂看法，对中央重大决策的认识存在误区。中央八项规定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不会产生无人干事问题。不干，正说明那些人不适合当领导。对党政机关触动较大的，主要是六条禁令和中纪委的相关通知。这些禁令非常具体明确，出台后不仅广大群众拥护，广大机关工作人员也非常拥护。这些举措深得党心民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决查处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常态化、长效化。“无人干事论”，可以休矣！（《新华日报》2017年6月1日第11版）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蔡 昉
明年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时候，应该比30年、20年、10年了解更多的信息，有更少的困惑。我们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靠什么推动的？当然是靠改革开放推动的。因为在解决了一系列的体制问题，清除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障碍，或者配置障碍的情况下，经济会改善。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在40年里实现9.7%、9.8%的高速经济增长？这其中应该有一些独特的东西要回答，因为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实现这么高的经济增长。
这个额外的经济增长来源是什么呢？除了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至少有一半的因素来自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把它叫做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们要看一看，投入驱动的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和生产率驱动的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首先，劳动力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很显然，劳动力短缺了，过快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所以做企业的人都会说，过去我们做什么，只要能够融到资，得到投资者的支持，就能赚钱。现在不差钱，但是我们的回报率不高，找什么项目都赚不到多少钱。这就是总体资本回报率下降，在所有行业中的一个基本表现。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消失是必然的。关于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我想也是逐渐在下降。
最近我把改革开放时期所赖以支持的生产率做了一些分解，它由哪些因素构成？我们发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体上支撑了中国经济的56%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44%就来自于三个产业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但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会显著下降。这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要下行。
在需求侧，也就是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过去40年多数时间里，我们是靠把穷人，把低收入者变成更高收入者的即以脱贫为主的改善方式。今后将越来越是一个稳定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其实这个定义是一个相对概念，不管你的收入多高多低，中间那段人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我们中国已经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了，它是动态的，平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这种中等收入群体，还不够稳固，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够充分，因此，这部分群体还有一个如何从人口意义上的中间层，转变成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如果转化了，他们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因此，从供给侧，我们看到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靠的是一个创新的机制。而中国消费需求侧的一个重大的源泉和潜力来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新华日报》2017年6月28日第11版）中国巨轮持续远行的“核动力”◎叶小文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的梦想越来越近。但正因越来越近，再往前走，每一步都是惊人一跳，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为此，更需要注入强大而有序的活力，保持持续而健康的动力。中国这一艘巨大的航船要想继续又快又稳、迎风破浪前行，需要巨大、安全的“核动力”。
这“核动力”哪里去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这样的基因，中华文明才能够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延续至今，不曾中断，一直延续着特定的文化活力与动力。但历史进程中，也充满挫折、焦虑与冲突。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一度衰落，就是因为在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我们传统文化的活力、动力机制出了大问题。但今天，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定的文化活力与动力相碰撞、相融合，则可以重新发掘、创造、聚合、爆发出“核动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动力机制，既可有效延续、继续扩大文艺复兴激发活力与动力的正能量，又能够以己所长，弥补西方现代性的先天不足，修正其负面效应。一方面，几千年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的历史，尤其是近代虽也曾一度衰落，但依然自强不息、自我振兴、再度崛起的历史，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以来，可以在新的时代重新激发、爆发出新的活力与动力。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因应“后文艺复兴时代”修正负面效应的要求。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而特别擅长、今天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又重放光芒的“独特思维方法”，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顶天立地；执“中”为度，以“和”为贵，求同存异。这种文化传承，这种思维方法，在今天依然能重新激发活力，并且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
快速崛起的中国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大力倡导并积极建设“一带一路”，要走出一条与世界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的新路。“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建设之路。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促使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满足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实现走出国与参与国的平等互利。而今天世界各国看好“一带一路”，不仅因为这条新路有互利共赢的经济愿景，还因为这条新路有互利共赢的信心保障。因为这一开放途径和模式所包含的文化底蕴，破解了“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的逻辑，走出了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必有一争甚至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气。穿过历史的烟云，顺应各方的期待，今天的“一带一路”应运而生，这一构想凝聚了几千年的东方智慧，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光辉，承载着沿线地区的复兴梦想，迈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步伐。（《新华日报》2017年7月12日第11版）“追赶型国家”需要“开放式创新”◎隆国强
后起国家如何创新？有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延续“进口替代”的思路，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开展创新，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践过；还有一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和条件下，用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政策，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全球市场来推动创新，称为开放式创新。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
为什么强调开放式创新？因为只有推进开放式创新，我们才能把握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战略性机遇。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追赶型经济体，特别是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往往会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通过引进、吸收，在此基础上推进创新，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比别人跑得快，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压缩式增长”。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技术，只有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才能通过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增长。因此，要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必须坚持开放，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能够实现持续几十年的高速、跨越式增长。
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包括曾经希望的“以市场换技术”。在这方面，有成功的行业，也有不太成功的行业。实际上，通过开放，比引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示范、引进了竞争，让企业在先进技术和产品面前感受到竞争压力，迫使其通过学习、模仿与创新进行追赶。当前，“引进来”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因素就是人才。另外，我们观察到，中国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和全球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其中对我们的技术创新最有意义的，就是对于具有先进研发能力的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并购。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用一种开放的视野来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和市场资源，会使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势必需要有一套完整的适应新技术革命、适应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从根本上看，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所以我们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既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也是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的现实需要。因此，从宏观层面说，深化改革就是要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营造一个良好市场环境。改革的重点就是适应创新的需要，把这些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激发出来，使他们有更充足的动力推动创新。（《新华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15版）从供给侧打破“不可能三角”◎蔡 昉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2010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反弹，而要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自身也存在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内涵，即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 PM I）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新华日报》2017年10月11日第15版）手机理论在呼唤◎张首映
2010年，迈柯维公司提出三维数据概念，以此为标志，人类在观念层面告别互联网时代，进入大数据时代。我们在手机上浏览的中外理论，报刊、互联网上刚刊播的理论，人们发的和转发的理论，都属于大数据时代的理论。
手机理论是“海量”的，更标新立异，“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甚至“时时新”。同一个作者、同一个微信公号、同一天，可发几个不同领域不同新鲜话题的几万字文章；至少有一两篇，或关于南海的，或关于特朗普的，或关于朴槿惠的，或关于日本的，鞭辟入里，条分缕析，引人入胜，瞬间点赞人数达百万之多。背后肯定有“厨房”，那又怎样，世上能有几个这样的理论“厨师长”，一天端出这么多新鲜花样，让这么多人点赞，而且天天不重样，时时受点赞？手机理论已不只是一个“不创新，毋宁死”，或慢创新、少创新就能活的问题，而是只有快创新、多创新、看谁更创新又能吸引一些人，才能活。“海量”嘛，自然鱼龙混杂，频率超速导致良莠不齐。但是，手机理论跟着手机新闻走，追着手机热点论，有理论模样，也可归于舆论，从中能看到一些有思想有质量的文章。过去把计算机上的手机上的统统视为虚拟的，当中央提出“互联网+”“大数据+”并以此为新动能带动新产能时，才恍然大悟，它们可拉动GDP，可差人送货上门，天下哪有这等“虚拟”。社会形态与经济权重有关。农业社会农业占GDP比重高，工业社会工业占比多，信息社会信息业占比高，互联网、大数据及手机占GDP比重越来越重，怎一个“虚拟”了得。这样彰显高远立意、超凡思维、拨云见日的见解，且富于时效、实效和普惠，必然赢得受众、拓展用户。
用户是手机理论的基础。我国有超13亿手机用户。这意味着手机理论有条件有可能让每个中国人入目入耳入脑。手机理论拥有如此广袤的“大地”，不接“地气”，不深耕大地，不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结果可能很悲摧。手机理论还要冒热气、显热度，产生热效应。那些在“海量”上标举旗帜的，在大海上灯塔般闪耀真理光芒的，那些及时有效回应人民关切，理性反映人民心声的，那些用新理念解决现实问题，用新概念引领舆论的，具有时度效的，占据手机理论排名前列，推动热效应滚滚而来，决不会沉入海底或漂浮海上。
手机理论呼唤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说，干一辈子物理，原来世界可当一组数据；最小物质单位，最大物体宇宙，皆可为数据；我们在研究数据而已。手机理论是被数据化了的理论。手机理论具有快、新、实、广、短等特点，思想力求“干货”，引经据典越来越少；适合群众阅读，接地气、冒热气的话语越来越多，复句长句越来越少。当然，理论是理论工作者的作品，人各有志，各尽其力，无论何时何媒体，都得“内容为王”，更需在高原上创造高峰。不过，大师方家适当参阅手机理论，不无裨益。
大数据时代处于初级阶段。它和它的手机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是什么样子，未知大于已知。可预告的是，手机理论一定会比现在的更快、更鲜活、更解渴、更生动活泼。手机理论的创新及其传播看不到“终端”，永远在路上，得时刻准备着。（《新华日报》2017年1月5日第11版）学贯中西，更需系统创新◎张首映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经曾国藩等人帮助，清政府接受他的建议，于1871年开始官派赴美留学生，他因此成为中国赴美留学生之祖。1917年，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任北大教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动新文化运动，后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以西方哲学视角，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辟开一条新路。1925年，陈寅恪欧美游学后回国，任清华教授，运用世界多国语言文字，从民族、宗教、文化入手，研究中国历史尤其隋唐史，把中国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同时引向深入。
学贯中西一词，出自20世纪初《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属“小说家言”，却有一定标识性，表明20世纪中国学者探讨中国问题、研究古代思想文化，既可延续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大国纵向路径”，又可进入中西交往、交流、交锋、交融的“地球横向时代”。一些优秀留学生，在一个专业甚至多个领域，在一个方面甚至多个专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系统创新性研究，其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贡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给人一种“标识性”感觉，好像留学生就应这样，在某个领域获得系统的而不只是点滴的、系统创新的而不只是闪闪肩膀或“灵感”的绩效，才叫留学生。
在大家看来，你都学贯中西了，从事系统创新，应职应份，比那些没有出国留学的更有条件和基础。20世纪以来的系统创新尤其最近几十年的系统创新，处于国际水平线上的系统创新，你有国际背景，在国外名牌大学学习过、做过研究，知道谁谁搞的专题处于世界前沿，谁谁的水平能够代表国际最高水平，谁谁的方法论体现出先进性，谁谁的研究能给中国某个行业带来启迪，哪个行业的国际战略能推进中国哪个行业的系统创新；你熟悉系统创新所需要的对象、关节、行情、脉络、路径，最有可能成为某个学科的带路人，如同做胸外手术，由中西医兼通、经验丰富的西医主刀，患者更放心。
曹聚仁在《我的读书经验》中写道，他的单不庵老师，“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的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水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系统创新是系统、子系统、分系统的集成创新，它们有其结构和功能，是系统、子系统、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立体交叉创新，也是思想和思维的创新，最应吸取这样的教训，努力说出前人没有或很少说出的新话，提炼出新概念、新思路、新方法、新论证、新表述，尽可能融建成一个新系统，展现出学贯中西、创新为体的优势和才华。即使“专营”一家一书、一城一池，也要理清头绪，挖掘其结构、功能等的新颖处，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使点面成线，把系统创新推向一个更高台阶。
钱学森先生了不起。在所研究的专业、主持的项目、推动的领域，他都进行了国内领先、扛鼎寰宇的系统创新，晚年集大成，上升到思想理论创新层次，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与贝塔朗菲、市川惇信提出的理论体系齐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等系统理论方面，思想境界又远高于他们。他把系统科学推向宇宙、社会、人生和思维四维普遍联系的系统哲学层次，伫立于人类系统思想理论的高峰。
南宋吕祖谦说：“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矣。”21世纪的学子们，以学贯中西之身，铸思想创新之魂，拿出更多更好系统创新成果，服务祖国，领跑世界学术科技吧！（《新华日报》2017年3月30日第11版）城镇化莫成“钢筋水泥化”◎仇保兴
城镇化的过程从硬件而言是钢筋水泥在祖国大地上进行铺设的过程，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犯了大的决策错误，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建筑和基础设施放错地方就会引发恶性循环，就像美国城镇化造成了城市的蔓延，后果至今仍难解决。因此健康的城镇化必须坚守五类底线：
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协调是我国重要的方针之一，实践证明，大中小城市在数量上应呈现金字塔式分布，这样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今天长三角就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典范，生产要素在上海与周边的城市之间双向流通，这种双向流通造就了地区的均衡发展。小城镇建设必须在人居环境上下功夫，而好的人居环境必须要有规划管理体系，必须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必须有一套非常好的绿色建筑，能够节能减排，能够让人舒适地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应该类同于大城市或者大中城市，这是四大需求。
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当城镇化率超过50%的时候，传统的农村乡土文化、田园风光、农业景观就会成为稀缺的资源，农村将成为一部分人口返乡的热土，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流通能造就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三农”问题解决越顺当，城乡的关系越能够健康发展。但我们不应该有过高的城镇化预期。国务院曾发文解决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实际问题，这也是给过高的城镇化预期打的“止痛针”。盲目的“生态移民”会把农村改成城市社区，造成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古村落消亡，这种建设模式要不得。
紧凑式城镇空间密度。城镇化一定要高度警惕城市蔓延，城镇化如果在土地制度、规划管理上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城市蔓延就会出现。城市蔓延一旦出现，后果就难以想象。所以应该要建立功能混合、人居环境良好的紧凑城市。这种紧凑的模式包含着人居环境品质要素，还要防止工矿建设用地粗放，纠正小产权房问题。
防止空城。某个城市只有四十几万人，但是所建成的新区可以居住一百四十几万人，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此外还有，已经到了城镇化中期之后，决策者误判还有很多农村人口要转移，其实已经没有了，所以出现“空城”“鬼城”。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可靠的人口来源，打着城镇化的旗号盲目开发房地产，最后沦为“空城”“鬼城”。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对生态的破坏，需要特别警惕。
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中国大多数城市都坐落在山环水绕的优美环境之中，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传承好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不仅是保留和展示城市特色、改善人居环境和修复生态环境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城市经济竞争力、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城市空间整体价值和文化自信心的必然选择。今后，一定要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的微更新来取代过去的大拆大建、大挖大填。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两类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绿色的高等资源。只要将它们妥为保护，就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用之不竭的宝贵资产。（《新华日报》2017年8月30日第11版）科技创新就要“高浓度”◎周其仁
现在看硅谷，公司、投资机构、中介组织、老师、同学、实验室，在不大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征。它的内核就是斯坦福大学，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现在它如日中天，经过一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硅谷就是以这个大学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
现在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公司1万家以上，创造了多少销售额、GDP、就业？我在考察中发现，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有多少专利？高校周边有多少企业？能不能跟斯坦福大学一样，画出一幅高校与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图来？这是值得探讨的好题目。
希腊人的学问最早就是在柏拉图创办的学院产生的，这个学院成为一个凝聚优秀学者、供学生讨论的地方，对整个人类影响非常大。中国与之类似的是山东。公元前300年，古代齐国首都临淄（今天的淄博）有当时最有名的学院——稷下学宫，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吵，各家各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后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人都出现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周围的几个村镇，那里就几条街。再往后是科学革命。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以后思想的聚集地就是英国的剑桥，剑桥就是在伦敦不远的小镇上。世界上科学和想法、思想都产生在不大的地方，那里的人高密度凑在一起。这种现象一再出现。
两千年来，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这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不是单个的厉害的头脑所能实现的。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一起吵，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互相激发。不能指望科学创新在整个国家都遍布，所有这些元素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来。要高密度、高浓度，要形成一个场。不光是每个元素很优秀，而且要每个元素进入到这个场里互相作用。
场是比单个元素重要的力量。这个场一定不能太大。反应堆、熔炉、高压、高温要凑到一起，要高频互动。很多想法讲一句也可以，讲完也就罢了；但如果一句接着一句讲，想法就可能变成行动。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个群里面集聚起来、凑到一起，好多潜在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这里头最重要的生产力不是单个人多聪明、多厉害，而是形成的那个氛围，谁也说不清这个氛围是什么。
中国古人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什么叫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条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变成产品？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去一个对的地方，这个地方怎么形成呢？哪里有希望呢？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新华日报》2017年1月12日第11版）创新需要正确的“思维方法”◎王泽山
有关“思维方法”等概念，已有专门的学者去研究。我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可能和其他学者有所出入，但这种“思维方法”在我的研究中确实发挥了作用。
恰当地评估自我能力和可以掌控的范围。有些人有头脑、能力强，思路清晰、帷幄自如，是在宽广的范围内具有掌控能力的帅才，而有些人掌控的能力和范围就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掌控范围，应该根据自身的能力，规范自己的行为。
根据社会、环境和自身“能力与范围”等多因素潜心思考后所确定的目标，是最容易实施的，所以我把“能力与范围”作为确定专业和研究方向的基础根据。大学选专业时，只有我一个人是自愿学火炸药的。这些年来，我很满意这一选择。对我，这是一个“社会需要、个人前途可能更灿烂、有能力胜任”的最佳选择。“选题”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它是做学问的要点。在“选题”时我认真考虑“能力与范围”，并形成选题原则：客观需要、国际前沿、有能力解决。在选题之初，就应将课题置于自己可以掌控的“能力与范围”之内。课题研究中，随时约束自己的行动，舍得丢弃。尽量减少和限制自己的社会、业余活动，对课题精心、执着、顽强地攻难关。
求本与拓展—收敛与发散的思考。华罗庚曾说过，“读书是从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过程”，可谓至理名言。读书是取其精华的过程，读书不一定要记住全书的内容甚至每一句话。但每读一次，要更接近其本质，理解其内涵，掌握其要领。
在名师的教导中，我逐步形成“追求本质”的思考习惯，提升了“求本”的能力。平时，我注意对思维方法的锻炼。对一个事情或者别人的一段话，都注意在众多方面的因素中，找到它的核心，并设法用几句话道出它的本质。在课题研究中，我就凭照“求本”的思路，一步一步试验验证效果、揭示事物本质。
在追求本质过程中，我的思想从不空白。有很多问题就是在潜心的思考中得到答案的。“求本”要有执着的精神，忌“轻浮”。有一些“很聪明”的同事，经常提出一些新的思维和似乎有价值的观点。常在研究高峰期间，突然提出更动人的见解和新的方向。他们立志快，转变快，回头看，其业绩平平。学术方向上的游摆和轻浮是和“求本”与执着的科学精神相悖的。
既要收敛思考、“追求本质”，也要“拓展”、发散思考。对于我这样的“教学与研究型”的治学人员，可以将推理与拓宽作为“追求本质”的后续工作，把点上成果拓展为面上成果，进行“拓展”式的转化。“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式。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问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很多人把它作为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为什么”有导向性、有启发性。应用它有助于理解问题，有助于查找事物的本质。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即“十万个为什么”。问过和思考过后，一方面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面是对问题的理解也愈加集中和深入了。“为什么”之后，过程往往还没完结。这时还要问“它还存在什么问题？”“能不能比它还好？”“怎么做才能比它更好？”要对事物本身提出怀疑或否定，也就是在“为什么”的基础上，上升到“怎么做”的层次。我将这种方式称为“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
在学习和研究中，我和学生曾一起用这种思考方式，发现一些现象，形成一些发明专利。其中，在“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模式中，“怎么做”是尤为重要的。往往在“怎么做”的思考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什么”的思考方法主要是理解和认识型的思考方法，“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是创造型的思考方法。我的20多项发明专利，多数是在创造型的思考中形成的。因此，我也在教学中，常用“为什么与怎么做”的思考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新华日报》2017年1月19日第11版）从“长个子”到“长精神”◎刘尚希
现阶段，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的特征要求各个维度都要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这种发展既有经济的发展也要有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是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其实都与社会化改革有内在关联。没有社会化改革，这些方面的问题都难以根本解决。
供给与需求脱节，仅仅从经济本身难以找到答案。这是因为，经济系统不是孤立的。经济主体、经济行为、企业家、投资者既在市场，也都嵌入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并受社会系统的深层影响。
市场通过竞争有一定的激励约束作用，但仅仅靠市场竞争不会自发产生安全有效的合意供给。纯粹的市场竞争，既不会自动产生道德和良心的约束，也不会自动产生规则、标准和法律。所以，真正安全有效的供给既来源于市场竞争本身，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对市场的约束，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监管。仅仅靠市场，不会产生安全、有效的供给，也无法解决供给与需求脱节的问题。
事实上，实现创新驱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也离不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以及社会与市场关系的构建。在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很可能是“半拉子”的。经济创新要靠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是经济创新的上游，必须要有活力。唯有源头活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真正落地。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不可或缺。一方面，要避免认识上的两个误区。一是工程思维。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有像盖房子那样的工程思维，而要预计到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在等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依然要“摸着石头过河”。特别是，千万不能以为文件一发，改革的进程就可确定了，改革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二是上层设计等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真正内涵是：整体设计+上层设计。没有整体思维的顶层设计将会使改革部门化、碎片化，导致改革难以落地。在改革推进的实践过程中，改革不协调、不相容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不时存在。这是缺少整体思维、没有“总设计”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要回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总目标上来。改革，既要问题导向，也要目标导向，两者必须有机结合。如果只有问题导向，改革就会陷入碎片化，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只有回到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上来，我们才能把现有五花八门的改革理出一个头绪，形成一个“总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总目标，简化来说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意味着新时期的改革是国家治理的改革。国家治理的改革就是要重塑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使之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重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的脚长大了，但鞋子还是以前的，大脚穿一双小鞋走路，会很别扭，走不快也走不稳。需要打造一双“新鞋”。这双“新鞋”就是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问题是，国家治理结构究竟是什么呢？这要具体化，不能停留在一个抽象概念上。
谈到社会化改革，主要涉及社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互补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不难看出，政府与社会关系这个维度的改革太弱，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就难以深化。从整体观察，各个维度的改革是相互关联的。在改革发展新阶段，再沿着市场化改革发力的路径，是远远不够的。新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化改革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来重构国家治理结构。
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主要是在体魄上，主要是“长个子”，现在则不仅需要强健的骨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实现了“长个子”的目标。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此，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化改革，还需实现“长精神”的新目标，要以社会发育来促进市场健康，以社会理性来引领经济理性，以价值理性来引导工具理性。（《新华日报》2017年1月26日第11版）消除潜规则 改变逆淘汰◎季乃礼
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得邪恶，也可以使坏人变得善良。长期以来，官员特殊化、生活腐化以及贪污腐败是民众关注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以前，对此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治思想教育。与此前不同的是，现在强化了制度的建设，反映了党管理党员干部思路的重大改变。
但是制度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尽管在高压反腐的形势下，仍有一些党员阳奉阴违或态度消极，以“不出事”为原则，明哲保身。那么，问题出在哪？制度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必须与整个社会系统相协调，否则在实践中就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会扭曲。具体来说，党的各项制度能够顺利运行必须协调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制度与观念、制度之间、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
其一，制度与观念之间的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普通民众，已对许多观念达成了共识，这些共识同时也被世界认可。但是有些共识并没有在制度中体现出来，制度运行所体现的一些观念甚至与这些共识存在着张力。
其二，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矛盾。党员干部除了党的各项制度规定之外，还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以及各种行政规范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制度、规范的制定都是立足于为人民服务，从约束和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出发的，不存在大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却难免存在一些冲突，从而影响着实践的效果。从广义上来讲，潜规则也属于制度的一种，这些潜规则透射出的思想、理念，与党的各项制度规定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必然导致对党的各种条例、规则形成冲击。
其三，制度的实践与人性的矛盾。把党性与人性看作对立面，认为照顾到人性必然损害党性。这种看法导致了这些官员在工作的实践中紧紧把握党性，但由于忽略人性，导致人们把这些人以及他们代表的组织看作是冷冰冰的。
要使当前的各项制度能够顺利施行，大体上可以分为制度的修正、潜规则的消除和实践的人性化三方面。
其一，制度的修正。修正制度中存在问题的部分，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进：根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党中央的共识，对与观念不符的制度进行修正；对制度之间相互冲突的部分进行修正，或者在制度之间容易发生冲突的部分出台一些具体的实施细则。
其二，消除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消除主要在实践中，依靠政策的执行者来具体实施，也就是改变逆淘汰的现象。即让那些遵守各项制度规范的人能够得到奖励，甚至是升迁，而让那些熟谙潜规则的人在官场中没有市场。
其三，实践的人性化。可以说，党性与人性多数是和谐的，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兼得。不必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硬要制造矛盾，以此彰显自己的党性。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应该从制度上规范公私，即通过制度规定哪些属于私人利益，哪些属于公共利益。基于此，制度的规定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满足其基本的物质利益：二是限制其私利，防止其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侵犯公利。（《新华日报》2017年2月16日第11版）政商关系应走向“公共化”◎毛寿龙
何谓理想的政商关系？政治家、官员和企业家，在各自的扩展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